超级军网科幻已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8:24:37
作 者：朱步冲 陈赛 黄燕
类 别：科幻理论
出 处：《三联生活周刊》总404期(2006.10.16)
“作为人类窥视自身未来的多棱镜，科幻本身的前途在哪里？”美国流行文化批评家马里恩·巴尔在2003年出版的论文小说合集《科幻小说和下个千禧年》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在巴尔看来，科幻作品激发大众好奇心，进而引领技术与意识形态发展导向的黄金时代已经无可奈何地成为了历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可以被打上“《星际迷航》时代”的标签，它带来了肯尼迪政府对宇宙新边疆的探索，而“民权运动”和嬉皮士则折射了各类意识形态和平共处的太空时代乌托邦幻想。80年代则可以看作是“《星球大战》时代”，里根带来了类似“死星”的导弹防御系统，并热衷与苏联进行一场类似善恶“原力”之间的大决战。而此后呢？孩子们只想要来无影去无踪，类似好莱坞明星的“超级漫画英雄”，技术和人类未来被迫一起靠边站了。科幻作家们最后一次直接影响公众意识，恐怕还要追溯到20年前，当“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后，伊萨克·阿西莫夫、C.J.切瑞等54位科幻作家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致美国人民的一封信》，呼吁“纪念7位殉难宇航员的最好方式，就是全面恢复载人太空飞行探索计划”。
“尽管科幻文学几乎与电影、爵士乐同时兴起，并带有同样街头与廉价趣味的烙印，然而它对技术、人类命运的本质忧虑却决定了自身不可磨灭的精英小众气质。火箭、原子弹、潜水艇、计算机、青霉素乃至试管婴儿，这些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与世界外观的发明都首先是幻想的产物。”科幻小说家达克·苏文说。
1933年9月的一个黄昏，移居英国的匈牙利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博士在伦敦南安普敦大街上无所事事地闲溜达，突然想到了威尔斯的科幻小说《获得自由的世界》，小说中描述了原子裂变所释放的能量，使得人类企图把它当作毁灭敌人的终极武器，最终使几百座城市在“原子爆炸的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这个念头最终促使西拉德在一年后前往美国，说服爱因斯坦提醒美国总统罗斯福，原子裂变技术确实可能制造出威力强大的炸弹。不过今日这个在科幻爱好者心目中类似“牛顿与苹果”的故事更像一个传说而非现实，科幻与技术的蜜月已经结束:80年代初，由一群杰出的仿生专家，人工智能专家和工程天才，以及科幻小说作家组成的美国众议院技术评估委员会开始试图从科幻文学中汲取对未来科技发展趋势的灵感，并负责参与NASA等国家实验室新技术装备的研制。然而90年代中期，评估委员会被裁撤，理由是技术工程专家与未来学研究者之间，“在专业知识上的差距，导致了理念上不可弥合的分歧”。
“我们无比痛心地看见，在网络、生命科技飞速猛进的最近20年中，人们对科学幻想艺术的认识反而倒退了，感觉它就是外星人、机器人、激光枪加时空穿梭机的大杂烩。”堪萨斯大学科学幻想研究中心负责人克里斯托弗·麦基特里克在刚刚闭幕的第64届世界科幻大会上说。技术的发展，使得预言未来变成一件精深而专业的举动，技术专家和电影特技制造者，取代了科幻作家，成为技术文化教堂中的预言者祭司。在拍摄《星球大战前传3》时，卢卡斯动用了大约100个双核Opteron工作站来做视觉效果的渲染，然而《环形世界》的作者拉里·尼文认为，这些大吹大擂的技术炫技唯一值得夸耀的就是将一些诸如“超光速推进系统”等古老的科幻概念视觉化，让观众和作者一起迷失在视觉形象的洪流中，不想，也不能利用一个逻辑概念和词汇的内核去解释、质疑这些形象与产品。
曾经执导过《银翼杀手》的好莱坞著名导演雷德利·斯科特说:“电影就是20世纪的剧院，是21世纪的写作。”而在个人计算机和其他消费电子设备共同成长起来的孩子们看来，技术发展已经不再是玄奥的实验室产物，而是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这些“数字原住民”奠定了诸如“18个月淘汰原则”之类颇具未来色彩的生活原则，在8至18岁的美国青少年当中，平均每天耗费在形形色色的数字媒体前的时间大约是6.5小时。被英国科幻作家布莱恩·奥尔迪斯在半个世纪前津津乐道的“虚拟多感知媒体”终于成为了现实，然而这些新技术却在摧毁自己的预言者所依赖的叙述方式，也许会最终摧毁预言者本身存在的基础。
正如马里恩·巴尔在书中争辩的那样，在对于未来世界描摹话语权的争夺中，构思未来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的“软科幻”，仍然是这个被以几何级数发展的技术更新笼罩的社会保持清醒所必需的氧气面罩，想象力与对技术反乌托邦的忧虑仍然比一点计算机和生物学常识有效。尽管安东尼·伯吉斯、赫胥黎、威廉·巴勒斯并没有把自己定义为科幻作家，然而他们的《发条橙》、《美丽新世界》与《新星快车》，无一例外地可以被看作是伟大科学幻想预言。尼尔·波兹曼就在选入合集的论文《建造一座通往18世纪的桥梁》中，再次提醒在未来1000年中，我们仍然需要一批“形而上领域中的先知”。而数码朋克运动的先驱，在1973年就写出那部惊世骇俗的《欲望号快车》的J.G.巴拉德早就警告过我们:“未来的本质绝对不能用公式、图表和计算机程序去揭示。”
3年前，很多科幻论坛上都在流传一篇很好玩的小说——《关妖精的瓶子》。故事是这样的，一个有点冒傻气的妖精喜欢和物理学家打赌，如果赢了，物理学家的灵魂归他，如果输了，他终身做物理学家的仆人。妖精很倒霉，每次遇到的都是世上最聪明的物理学家。阿基米德说，我给你个支点，你去给我撬地球吧;爱因斯坦说，你追着这束光跑，能跑多快跑多快，等你追上它的时候别忘了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关妖精的瓶子》得了当年国内科幻小说的最高奖——银河奖，作者是一个叫夏笳的女孩，北大物理系的学生，生性贪玩，这个故事是当时她在一个科幻论坛上与一群坛友打擂台的游戏之作。在坛子上写东西，本来纯属玩闹，不料竟在科幻圈内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直到今天，还有人在骂，夏笳写的东西也算科幻吗？
说起中国的科幻圈，也是一个江湖，并不险恶，只是比较狭窄。几十年来为了硬科幻、软科幻，伪科幻、正统科幻、边缘科幻，不知道吵了多少架。门户之见这样重，但只是关起门来吵，对圈外人来说，提起中国科幻小说，脑中能想到的，往往只是一个倪匡而已。偏偏这位唯一走入大众视野的科幻小说家也是被正统科幻迷诟病最多的，认为他的作品有太多怪力乱神的东西，实在不配冠以“科幻”二字。在他们眼中，科幻应该是纯粹的，以科学的精神和逻辑为灵魂，想象必须基于扎实的技术基础之上。
按照这样的标准，《关妖精的瓶子》当然也算不上科幻，它太过轻巧，顶多是一则披着科幻外衣的童话。正如一个科幻迷所说：“80后还有谁能写科幻吗？大家都是顶着科幻的名头写奇幻和魔幻的东西罢了。”
其实，在西方，科幻的概念早就已经模糊了，美国最重要的科幻小说奖“星云奖”就曾经颁给《卧虎藏龙》和《哈利·波特》，科幻包装的神话故事和鬼故事正是好莱坞最青眼有加的题材。但在中国，至少在以《科幻世界》为营养核心成长起来的铁杆科幻迷中间，科幻仍是一个值得坚守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而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方式，是背负了某种高尚使命的。像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所说的，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太过逼仄，又素来缺乏关注未来的兴趣和眼界，整个社会充斥着对宇宙的麻木感，因此需要科幻来拓宽和拉深人们的思想。“如果读者因一篇科幻小说，在下班的夜路上停下来，抬头若有所思地望了一会儿星空，这篇小说就是十分成功的了。”他写过一篇小说叫《朝闻道》，外星人驾临地球，愿意告诉人类关于宇宙的终极秘密，但必须以死亡为代价，否则这番真理传播到人类中间，会破坏历史的进程。于是全世界的科学家们都聚到一起，聆听他的教诲，然后一起幸福地死去。正所谓“朝闻道，夕可死也”。这样的故事渗透着对宇宙的敬畏，对人类的悲悯，华美的理想主义对年轻人来说有着极强的煽动力，看完之后令人热血沸腾。也许正因为如此，刘慈欣的小说尽管沉重严肃，在年轻人为主体的科幻小说迷中，仍然是绝对的“王道”。
但是，这样的“王道”能坚持多久，连刘慈欣本人也不敢断言。科幻的衰落是全球性的问题，有深刻的文化原因，个人的努力微不足道。即使在美国，科幻小说的读者也在死亡，他们都已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不过，美国的科幻影视正如日中天，虽然其表现方式都是黄金时代的传统风格，但毕竟是美国科幻文学的继承者。
中国科幻走到今天，也算经历了几番大起大落。按照《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的说法:“虽然与科幻迷的期望值相差甚远，但自中国有科幻起，现在其实是最好的时候。”科幻正在逐渐走向市场化，有新的科幻刊物产生，图书品种有大幅度的增加，去年的原创科幻小说《天意》卖了15万册，是1985年以来发行量最高的科幻小说。周星驰、张艺谋都传出拍科幻电影的消息。更重要的是，自90年代中期起，已经有一大批有才华的科幻小说家浮出水面。可惜的是，他们刚出水面就骑着扫帚写奇幻小说去了，一方面是经济压力，奇幻小说的市场比科幻小说要好得多，在中国能靠写科幻小说养家糊口的不超过5个人。另一方面也是题材的穷尽。很多科幻迷都埋怨江南——奇幻创作组“九州”的创始人，拐跑了科幻界最有灵气的作者潘海天。江南的解释是：“当我们写过了平行宇宙，写过了相对论，写过了量子论，写过了暗物质，写过了暗能量，写过了反物质，我们写过了行星探秘，我们也写过了UFO和外星人之后，那么是不是还真的有一个题材能够让我们眼前一亮呢？”既然如此，不如放开怀抱，写奇幻去吧。
江南是个有趣的人，他在美国读化学博士，却最擅长写言情，几年前曾凭一部《此间的少年》风靡全国。他偶尔也写科幻小说，但科幻对他来说，只是一种调味料，需要的时候撒一点，哄哄读者进入故事氛围，不需要的时候则大可以放手，从不执著。国内科幻小说家中，他欣赏刘慈欣，但对他的小说中所描述的科学技术不屑一顾。“我从来没感到过所谓科学的纯粹的美感，但我感动于他所营造的那种宏大的冲击感，一个全新的世界，好像宇宙中的斯巴达克思之旅。”
“我很清楚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读什么东西——青春、热血、爱情、理想、天马行空，但科学并不是第一位的。其实，中国人对科学一向没有多深的感情。即使在80年代，科学最受尊崇的年代，人人嘴上都挂着陈景润和他的哥德巴赫猜想，但真正感动他们的，并不是科学的伟大，而是个人英雄崇拜。”江南兴奋地提起最近看的一篇小说《周天》，在那里，周朝是一个神奇的朝代，又有科学又有巫术，想象周公驾驶着飞空舰艇，是一种很绚丽的感觉。很多人都对奇幻的流行感到不解。对此，资深科幻作家杨平有一个有趣观点：“如果我们探究人们对科学的感情会发现，这种感情同人们对巫术、魔法、神话、宗教等的感情十分类似。很多时候我们感叹科学的‘神奇’，正是这种‘神奇’使我们愿意对它顶礼膜拜。在意识的深处，我们实际上把科学看作了当代的魔法。”所以，奇幻小说的流行，正是金庸碰上魔兽，阿西莫夫遇见哈利·波特，科学、武侠、神话、巫术激荡在一起，后现代的一锅乱炖，在大众层面流行开来，自然不是什么虚妄的事情。就像初生牛犊的夏笳在硬科幻和软科幻之外自创一派“稀饭科幻”:科幻无他，好玩而已，“上一代人经历了很多事情，受的是比较压制的教育，他们写科幻，总是把很多沉重的思考放在里面。但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看科幻长大，又有动漫、电影、游戏、奇幻，整个世界很丰富了，我们的使命感不强，就是以玩乐为目标，去玩，去解构，为了开心”。
刘慈欣以一个工程师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他看到的是一个现实的宇宙，有它的运行规则。但现在年轻人看世界，世界观不止一个，宇宙可以有很多种方式运行。正如夏笳所说：“我们可以有很多个幻想的世界，这些幻想世界和我们身处的世界之间，界限是有点模糊的。哈利·波特也是一个世界，它可以通过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并行到现实世界。以前的科幻迷会为小说中某种新奇的科学或技术设想而激动，但对我来说，更富有魅力的是幻想世界的丰富感和混乱性，它可能不是自洽的，但非常让我着迷。”
（本文最后一部分是刘慈欣专访，但有删节。完整版另发一文，以刘慈欣博客上的版本为准。） 作 者：朱步冲 陈赛 黄燕
类 别：科幻理论
出 处：《三联生活周刊》总404期(2006.10.16)
“作为人类窥视自身未来的多棱镜，科幻本身的前途在哪里？”美国流行文化批评家马里恩·巴尔在2003年出版的论文小说合集《科幻小说和下个千禧年》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在巴尔看来，科幻作品激发大众好奇心，进而引领技术与意识形态发展导向的黄金时代已经无可奈何地成为了历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可以被打上“《星际迷航》时代”的标签，它带来了肯尼迪政府对宇宙新边疆的探索，而“民权运动”和嬉皮士则折射了各类意识形态和平共处的太空时代乌托邦幻想。80年代则可以看作是“《星球大战》时代”，里根带来了类似“死星”的导弹防御系统，并热衷与苏联进行一场类似善恶“原力”之间的大决战。而此后呢？孩子们只想要来无影去无踪，类似好莱坞明星的“超级漫画英雄”，技术和人类未来被迫一起靠边站了。科幻作家们最后一次直接影响公众意识，恐怕还要追溯到20年前，当“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后，伊萨克·阿西莫夫、C.J.切瑞等54位科幻作家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致美国人民的一封信》，呼吁“纪念7位殉难宇航员的最好方式，就是全面恢复载人太空飞行探索计划”。
“尽管科幻文学几乎与电影、爵士乐同时兴起，并带有同样街头与廉价趣味的烙印，然而它对技术、人类命运的本质忧虑却决定了自身不可磨灭的精英小众气质。火箭、原子弹、潜水艇、计算机、青霉素乃至试管婴儿，这些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与世界外观的发明都首先是幻想的产物。”科幻小说家达克·苏文说。
1933年9月的一个黄昏，移居英国的匈牙利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博士在伦敦南安普敦大街上无所事事地闲溜达，突然想到了威尔斯的科幻小说《获得自由的世界》，小说中描述了原子裂变所释放的能量，使得人类企图把它当作毁灭敌人的终极武器，最终使几百座城市在“原子爆炸的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这个念头最终促使西拉德在一年后前往美国，说服爱因斯坦提醒美国总统罗斯福，原子裂变技术确实可能制造出威力强大的炸弹。不过今日这个在科幻爱好者心目中类似“牛顿与苹果”的故事更像一个传说而非现实，科幻与技术的蜜月已经结束:80年代初，由一群杰出的仿生专家，人工智能专家和工程天才，以及科幻小说作家组成的美国众议院技术评估委员会开始试图从科幻文学中汲取对未来科技发展趋势的灵感，并负责参与NASA等国家实验室新技术装备的研制。然而90年代中期，评估委员会被裁撤，理由是技术工程专家与未来学研究者之间，“在专业知识上的差距，导致了理念上不可弥合的分歧”。
“我们无比痛心地看见，在网络、生命科技飞速猛进的最近20年中，人们对科学幻想艺术的认识反而倒退了，感觉它就是外星人、机器人、激光枪加时空穿梭机的大杂烩。”堪萨斯大学科学幻想研究中心负责人克里斯托弗·麦基特里克在刚刚闭幕的第64届世界科幻大会上说。技术的发展，使得预言未来变成一件精深而专业的举动，技术专家和电影特技制造者，取代了科幻作家，成为技术文化教堂中的预言者祭司。在拍摄《星球大战前传3》时，卢卡斯动用了大约100个双核Opteron工作站来做视觉效果的渲染，然而《环形世界》的作者拉里·尼文认为，这些大吹大擂的技术炫技唯一值得夸耀的就是将一些诸如“超光速推进系统”等古老的科幻概念视觉化，让观众和作者一起迷失在视觉形象的洪流中，不想，也不能利用一个逻辑概念和词汇的内核去解释、质疑这些形象与产品。
曾经执导过《银翼杀手》的好莱坞著名导演雷德利·斯科特说:“电影就是20世纪的剧院，是21世纪的写作。”而在个人计算机和其他消费电子设备共同成长起来的孩子们看来，技术发展已经不再是玄奥的实验室产物，而是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这些“数字原住民”奠定了诸如“18个月淘汰原则”之类颇具未来色彩的生活原则，在8至18岁的美国青少年当中，平均每天耗费在形形色色的数字媒体前的时间大约是6.5小时。被英国科幻作家布莱恩·奥尔迪斯在半个世纪前津津乐道的“虚拟多感知媒体”终于成为了现实，然而这些新技术却在摧毁自己的预言者所依赖的叙述方式，也许会最终摧毁预言者本身存在的基础。
正如马里恩·巴尔在书中争辩的那样，在对于未来世界描摹话语权的争夺中，构思未来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的“软科幻”，仍然是这个被以几何级数发展的技术更新笼罩的社会保持清醒所必需的氧气面罩，想象力与对技术反乌托邦的忧虑仍然比一点计算机和生物学常识有效。尽管安东尼·伯吉斯、赫胥黎、威廉·巴勒斯并没有把自己定义为科幻作家，然而他们的《发条橙》、《美丽新世界》与《新星快车》，无一例外地可以被看作是伟大科学幻想预言。尼尔·波兹曼就在选入合集的论文《建造一座通往18世纪的桥梁》中，再次提醒在未来1000年中，我们仍然需要一批“形而上领域中的先知”。而数码朋克运动的先驱，在1973年就写出那部惊世骇俗的《欲望号快车》的J.G.巴拉德早就警告过我们:“未来的本质绝对不能用公式、图表和计算机程序去揭示。”
中国科幻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
3年前，很多科幻论坛上都在流传一篇很好玩的小说——《关妖精的瓶子》。故事是这样的，一个有点冒傻气的妖精喜欢和物理学家打赌，如果赢了，物理学家的灵魂归他，如果输了，他终身做物理学家的仆人。妖精很倒霉，每次遇到的都是世上最聪明的物理学家。阿基米德说，我给你个支点，你去给我撬地球吧;爱因斯坦说，你追着这束光跑，能跑多快跑多快，等你追上它的时候别忘了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关妖精的瓶子》得了当年国内科幻小说的最高奖——银河奖，作者是一个叫夏笳的女孩，北大物理系的学生，生性贪玩，这个故事是当时她在一个科幻论坛上与一群坛友打擂台的游戏之作。在坛子上写东西，本来纯属玩闹，不料竟在科幻圈内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直到今天，还有人在骂，夏笳写的东西也算科幻吗？
说起中国的科幻圈，也是一个江湖，并不险恶，只是比较狭窄。几十年来为了硬科幻、软科幻，伪科幻、正统科幻、边缘科幻，不知道吵了多少架。门户之见这样重，但只是关起门来吵，对圈外人来说，提起中国科幻小说，脑中能想到的，往往只是一个倪匡而已。偏偏这位唯一走入大众视野的科幻小说家也是被正统科幻迷诟病最多的，认为他的作品有太多怪力乱神的东西，实在不配冠以“科幻”二字。在他们眼中，科幻应该是纯粹的，以科学的精神和逻辑为灵魂，想象必须基于扎实的技术基础之上。
按照这样的标准，《关妖精的瓶子》当然也算不上科幻，它太过轻巧，顶多是一则披着科幻外衣的童话。正如一个科幻迷所说：“80后还有谁能写科幻吗？大家都是顶着科幻的名头写奇幻和魔幻的东西罢了。”
其实，在西方，科幻的概念早就已经模糊了，美国最重要的科幻小说奖“星云奖”就曾经颁给《卧虎藏龙》和《哈利·波特》，科幻包装的神话故事和鬼故事正是好莱坞最青眼有加的题材。但在中国，至少在以《科幻世界》为营养核心成长起来的铁杆科幻迷中间，科幻仍是一个值得坚守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而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方式，是背负了某种高尚使命的。像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所说的，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太过逼仄，又素来缺乏关注未来的兴趣和眼界，整个社会充斥着对宇宙的麻木感，因此需要科幻来拓宽和拉深人们的思想。“如果读者因一篇科幻小说，在下班的夜路上停下来，抬头若有所思地望了一会儿星空，这篇小说就是十分成功的了。”他写过一篇小说叫《朝闻道》，外星人驾临地球，愿意告诉人类关于宇宙的终极秘密，但必须以死亡为代价，否则这番真理传播到人类中间，会破坏历史的进程。于是全世界的科学家们都聚到一起，聆听他的教诲，然后一起幸福地死去。正所谓“朝闻道，夕可死也”。这样的故事渗透着对宇宙的敬畏，对人类的悲悯，华美的理想主义对年轻人来说有着极强的煽动力，看完之后令人热血沸腾。也许正因为如此，刘慈欣的小说尽管沉重严肃，在年轻人为主体的科幻小说迷中，仍然是绝对的“王道”。
但是，这样的“王道”能坚持多久，连刘慈欣本人也不敢断言。科幻的衰落是全球性的问题，有深刻的文化原因，个人的努力微不足道。即使在美国，科幻小说的读者也在死亡，他们都已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不过，美国的科幻影视正如日中天，虽然其表现方式都是黄金时代的传统风格，但毕竟是美国科幻文学的继承者。
中国科幻走到今天，也算经历了几番大起大落。按照《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的说法:“虽然与科幻迷的期望值相差甚远，但自中国有科幻起，现在其实是最好的时候。”科幻正在逐渐走向市场化，有新的科幻刊物产生，图书品种有大幅度的增加，去年的原创科幻小说《天意》卖了15万册，是1985年以来发行量最高的科幻小说。周星驰、张艺谋都传出拍科幻电影的消息。更重要的是，自90年代中期起，已经有一大批有才华的科幻小说家浮出水面。可惜的是，他们刚出水面就骑着扫帚写奇幻小说去了，一方面是经济压力，奇幻小说的市场比科幻小说要好得多，在中国能靠写科幻小说养家糊口的不超过5个人。另一方面也是题材的穷尽。很多科幻迷都埋怨江南——奇幻创作组“九州”的创始人，拐跑了科幻界最有灵气的作者潘海天。江南的解释是：“当我们写过了平行宇宙，写过了相对论，写过了量子论，写过了暗物质，写过了暗能量，写过了反物质，我们写过了行星探秘，我们也写过了UFO和外星人之后，那么是不是还真的有一个题材能够让我们眼前一亮呢？”既然如此，不如放开怀抱，写奇幻去吧。
江南是个有趣的人，他在美国读化学博士，却最擅长写言情，几年前曾凭一部《此间的少年》风靡全国。他偶尔也写科幻小说，但科幻对他来说，只是一种调味料，需要的时候撒一点，哄哄读者进入故事氛围，不需要的时候则大可以放手，从不执著。国内科幻小说家中，他欣赏刘慈欣，但对他的小说中所描述的科学技术不屑一顾。“我从来没感到过所谓科学的纯粹的美感，但我感动于他所营造的那种宏大的冲击感，一个全新的世界，好像宇宙中的斯巴达克思之旅。”
“我很清楚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读什么东西——青春、热血、爱情、理想、天马行空，但科学并不是第一位的。其实，中国人对科学一向没有多深的感情。即使在80年代，科学最受尊崇的年代，人人嘴上都挂着陈景润和他的哥德巴赫猜想，但真正感动他们的，并不是科学的伟大，而是个人英雄崇拜。”江南兴奋地提起最近看的一篇小说《周天》，在那里，周朝是一个神奇的朝代，又有科学又有巫术，想象周公驾驶着飞空舰艇，是一种很绚丽的感觉。很多人都对奇幻的流行感到不解。对此，资深科幻作家杨平有一个有趣观点：“如果我们探究人们对科学的感情会发现，这种感情同人们对巫术、魔法、神话、宗教等的感情十分类似。很多时候我们感叹科学的‘神奇’，正是这种‘神奇’使我们愿意对它顶礼膜拜。在意识的深处，我们实际上把科学看作了当代的魔法。”所以，奇幻小说的流行，正是金庸碰上魔兽，阿西莫夫遇见哈利·波特，科学、武侠、神话、巫术激荡在一起，后现代的一锅乱炖，在大众层面流行开来，自然不是什么虚妄的事情。就像初生牛犊的夏笳在硬科幻和软科幻之外自创一派“稀饭科幻”:科幻无他，好玩而已，“上一代人经历了很多事情，受的是比较压制的教育，他们写科幻，总是把很多沉重的思考放在里面。但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看科幻长大，又有动漫、电影、游戏、奇幻，整个世界很丰富了，我们的使命感不强，就是以玩乐为目标，去玩，去解构，为了开心”。
刘慈欣以一个工程师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他看到的是一个现实的宇宙，有它的运行规则。但现在年轻人看世界，世界观不止一个，宇宙可以有很多种方式运行。正如夏笳所说：“我们可以有很多个幻想的世界，这些幻想世界和我们身处的世界之间，界限是有点模糊的。哈利·波特也是一个世界，它可以通过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并行到现实世界。以前的科幻迷会为小说中某种新奇的科学或技术设想而激动，但对我来说，更富有魅力的是幻想世界的丰富感和混乱性，它可能不是自洽的，但非常让我着迷。”
（本文最后一部分是刘慈欣专访，但有删节。完整版另发一文，以刘慈欣博客上的版本为准。）
类 别：科幻理论
出 处：《三联生活周刊》总404期(2006.10.16)
“作为人类窥视自身未来的多棱镜，科幻本身的前途在哪里？”美国流行文化批评家马里恩·巴尔在2003年出版的论文小说合集《科幻小说和下个千禧年》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在巴尔看来，科幻作品激发大众好奇心，进而引领技术与意识形态发展导向的黄金时代已经无可奈何地成为了历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可以被打上“《星际迷航》时代”的标签，它带来了肯尼迪政府对宇宙新边疆的探索，而“民权运动”和嬉皮士则折射了各类意识形态和平共处的太空时代乌托邦幻想。80年代则可以看作是“《星球大战》时代”，里根带来了类似“死星”的导弹防御系统，并热衷与苏联进行一场类似善恶“原力”之间的大决战。而此后呢？孩子们只想要来无影去无踪，类似好莱坞明星的“超级漫画英雄”，技术和人类未来被迫一起靠边站了。科幻作家们最后一次直接影响公众意识，恐怕还要追溯到20年前，当“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后，伊萨克·阿西莫夫、C.J.切瑞等54位科幻作家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致美国人民的一封信》，呼吁“纪念7位殉难宇航员的最好方式，就是全面恢复载人太空飞行探索计划”。
“尽管科幻文学几乎与电影、爵士乐同时兴起，并带有同样街头与廉价趣味的烙印，然而它对技术、人类命运的本质忧虑却决定了自身不可磨灭的精英小众气质。火箭、原子弹、潜水艇、计算机、青霉素乃至试管婴儿，这些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与世界外观的发明都首先是幻想的产物。”科幻小说家达克·苏文说。
1933年9月的一个黄昏，移居英国的匈牙利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博士在伦敦南安普敦大街上无所事事地闲溜达，突然想到了威尔斯的科幻小说《获得自由的世界》，小说中描述了原子裂变所释放的能量，使得人类企图把它当作毁灭敌人的终极武器，最终使几百座城市在“原子爆炸的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这个念头最终促使西拉德在一年后前往美国，说服爱因斯坦提醒美国总统罗斯福，原子裂变技术确实可能制造出威力强大的炸弹。不过今日这个在科幻爱好者心目中类似“牛顿与苹果”的故事更像一个传说而非现实，科幻与技术的蜜月已经结束:80年代初，由一群杰出的仿生专家，人工智能专家和工程天才，以及科幻小说作家组成的美国众议院技术评估委员会开始试图从科幻文学中汲取对未来科技发展趋势的灵感，并负责参与NASA等国家实验室新技术装备的研制。然而90年代中期，评估委员会被裁撤，理由是技术工程专家与未来学研究者之间，“在专业知识上的差距，导致了理念上不可弥合的分歧”。
“我们无比痛心地看见，在网络、生命科技飞速猛进的最近20年中，人们对科学幻想艺术的认识反而倒退了，感觉它就是外星人、机器人、激光枪加时空穿梭机的大杂烩。”堪萨斯大学科学幻想研究中心负责人克里斯托弗·麦基特里克在刚刚闭幕的第64届世界科幻大会上说。技术的发展，使得预言未来变成一件精深而专业的举动，技术专家和电影特技制造者，取代了科幻作家，成为技术文化教堂中的预言者祭司。在拍摄《星球大战前传3》时，卢卡斯动用了大约100个双核Opteron工作站来做视觉效果的渲染，然而《环形世界》的作者拉里·尼文认为，这些大吹大擂的技术炫技唯一值得夸耀的就是将一些诸如“超光速推进系统”等古老的科幻概念视觉化，让观众和作者一起迷失在视觉形象的洪流中，不想，也不能利用一个逻辑概念和词汇的内核去解释、质疑这些形象与产品。
曾经执导过《银翼杀手》的好莱坞著名导演雷德利·斯科特说:“电影就是20世纪的剧院，是21世纪的写作。”而在个人计算机和其他消费电子设备共同成长起来的孩子们看来，技术发展已经不再是玄奥的实验室产物，而是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这些“数字原住民”奠定了诸如“18个月淘汰原则”之类颇具未来色彩的生活原则，在8至18岁的美国青少年当中，平均每天耗费在形形色色的数字媒体前的时间大约是6.5小时。被英国科幻作家布莱恩·奥尔迪斯在半个世纪前津津乐道的“虚拟多感知媒体”终于成为了现实，然而这些新技术却在摧毁自己的预言者所依赖的叙述方式，也许会最终摧毁预言者本身存在的基础。
正如马里恩·巴尔在书中争辩的那样，在对于未来世界描摹话语权的争夺中，构思未来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的“软科幻”，仍然是这个被以几何级数发展的技术更新笼罩的社会保持清醒所必需的氧气面罩，想象力与对技术反乌托邦的忧虑仍然比一点计算机和生物学常识有效。尽管安东尼·伯吉斯、赫胥黎、威廉·巴勒斯并没有把自己定义为科幻作家，然而他们的《发条橙》、《美丽新世界》与《新星快车》，无一例外地可以被看作是伟大科学幻想预言。尼尔·波兹曼就在选入合集的论文《建造一座通往18世纪的桥梁》中，再次提醒在未来1000年中，我们仍然需要一批“形而上领域中的先知”。而数码朋克运动的先驱，在1973年就写出那部惊世骇俗的《欲望号快车》的J.G.巴拉德早就警告过我们:“未来的本质绝对不能用公式、图表和计算机程序去揭示。”
中国科幻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
3年前，很多科幻论坛上都在流传一篇很好玩的小说——《关妖精的瓶子》。故事是这样的，一个有点冒傻气的妖精喜欢和物理学家打赌，如果赢了，物理学家的灵魂归他，如果输了，他终身做物理学家的仆人。妖精很倒霉，每次遇到的都是世上最聪明的物理学家。阿基米德说，我给你个支点，你去给我撬地球吧;爱因斯坦说，你追着这束光跑，能跑多快跑多快，等你追上它的时候别忘了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关妖精的瓶子》得了当年国内科幻小说的最高奖——银河奖，作者是一个叫夏笳的女孩，北大物理系的学生，生性贪玩，这个故事是当时她在一个科幻论坛上与一群坛友打擂台的游戏之作。在坛子上写东西，本来纯属玩闹，不料竟在科幻圈内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直到今天，还有人在骂，夏笳写的东西也算科幻吗？
说起中国的科幻圈，也是一个江湖，并不险恶，只是比较狭窄。几十年来为了硬科幻、软科幻，伪科幻、正统科幻、边缘科幻，不知道吵了多少架。门户之见这样重，但只是关起门来吵，对圈外人来说，提起中国科幻小说，脑中能想到的，往往只是一个倪匡而已。偏偏这位唯一走入大众视野的科幻小说家也是被正统科幻迷诟病最多的，认为他的作品有太多怪力乱神的东西，实在不配冠以“科幻”二字。在他们眼中，科幻应该是纯粹的，以科学的精神和逻辑为灵魂，想象必须基于扎实的技术基础之上。
按照这样的标准，《关妖精的瓶子》当然也算不上科幻，它太过轻巧，顶多是一则披着科幻外衣的童话。正如一个科幻迷所说：“80后还有谁能写科幻吗？大家都是顶着科幻的名头写奇幻和魔幻的东西罢了。”
其实，在西方，科幻的概念早就已经模糊了，美国最重要的科幻小说奖“星云奖”就曾经颁给《卧虎藏龙》和《哈利·波特》，科幻包装的神话故事和鬼故事正是好莱坞最青眼有加的题材。但在中国，至少在以《科幻世界》为营养核心成长起来的铁杆科幻迷中间，科幻仍是一个值得坚守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而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方式，是背负了某种高尚使命的。像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所说的，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太过逼仄，又素来缺乏关注未来的兴趣和眼界，整个社会充斥着对宇宙的麻木感，因此需要科幻来拓宽和拉深人们的思想。“如果读者因一篇科幻小说，在下班的夜路上停下来，抬头若有所思地望了一会儿星空，这篇小说就是十分成功的了。”他写过一篇小说叫《朝闻道》，外星人驾临地球，愿意告诉人类关于宇宙的终极秘密，但必须以死亡为代价，否则这番真理传播到人类中间，会破坏历史的进程。于是全世界的科学家们都聚到一起，聆听他的教诲，然后一起幸福地死去。正所谓“朝闻道，夕可死也”。这样的故事渗透着对宇宙的敬畏，对人类的悲悯，华美的理想主义对年轻人来说有着极强的煽动力，看完之后令人热血沸腾。也许正因为如此，刘慈欣的小说尽管沉重严肃，在年轻人为主体的科幻小说迷中，仍然是绝对的“王道”。
但是，这样的“王道”能坚持多久，连刘慈欣本人也不敢断言。科幻的衰落是全球性的问题，有深刻的文化原因，个人的努力微不足道。即使在美国，科幻小说的读者也在死亡，他们都已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不过，美国的科幻影视正如日中天，虽然其表现方式都是黄金时代的传统风格，但毕竟是美国科幻文学的继承者。
中国科幻走到今天，也算经历了几番大起大落。按照《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的说法:“虽然与科幻迷的期望值相差甚远，但自中国有科幻起，现在其实是最好的时候。”科幻正在逐渐走向市场化，有新的科幻刊物产生，图书品种有大幅度的增加，去年的原创科幻小说《天意》卖了15万册，是1985年以来发行量最高的科幻小说。周星驰、张艺谋都传出拍科幻电影的消息。更重要的是，自90年代中期起，已经有一大批有才华的科幻小说家浮出水面。可惜的是，他们刚出水面就骑着扫帚写奇幻小说去了，一方面是经济压力，奇幻小说的市场比科幻小说要好得多，在中国能靠写科幻小说养家糊口的不超过5个人。另一方面也是题材的穷尽。很多科幻迷都埋怨江南——奇幻创作组“九州”的创始人，拐跑了科幻界最有灵气的作者潘海天。江南的解释是：“当我们写过了平行宇宙，写过了相对论，写过了量子论，写过了暗物质，写过了暗能量，写过了反物质，我们写过了行星探秘，我们也写过了UFO和外星人之后，那么是不是还真的有一个题材能够让我们眼前一亮呢？”既然如此，不如放开怀抱，写奇幻去吧。
江南是个有趣的人，他在美国读化学博士，却最擅长写言情，几年前曾凭一部《此间的少年》风靡全国。他偶尔也写科幻小说，但科幻对他来说，只是一种调味料，需要的时候撒一点，哄哄读者进入故事氛围，不需要的时候则大可以放手，从不执著。国内科幻小说家中，他欣赏刘慈欣，但对他的小说中所描述的科学技术不屑一顾。“我从来没感到过所谓科学的纯粹的美感，但我感动于他所营造的那种宏大的冲击感，一个全新的世界，好像宇宙中的斯巴达克思之旅。”
“我很清楚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读什么东西——青春、热血、爱情、理想、天马行空，但科学并不是第一位的。其实，中国人对科学一向没有多深的感情。即使在80年代，科学最受尊崇的年代，人人嘴上都挂着陈景润和他的哥德巴赫猜想，但真正感动他们的，并不是科学的伟大，而是个人英雄崇拜。”江南兴奋地提起最近看的一篇小说《周天》，在那里，周朝是一个神奇的朝代，又有科学又有巫术，想象周公驾驶着飞空舰艇，是一种很绚丽的感觉。很多人都对奇幻的流行感到不解。对此，资深科幻作家杨平有一个有趣观点：“如果我们探究人们对科学的感情会发现，这种感情同人们对巫术、魔法、神话、宗教等的感情十分类似。很多时候我们感叹科学的‘神奇’，正是这种‘神奇’使我们愿意对它顶礼膜拜。在意识的深处，我们实际上把科学看作了当代的魔法。”所以，奇幻小说的流行，正是金庸碰上魔兽，阿西莫夫遇见哈利·波特，科学、武侠、神话、巫术激荡在一起，后现代的一锅乱炖，在大众层面流行开来，自然不是什么虚妄的事情。就像初生牛犊的夏笳在硬科幻和软科幻之外自创一派“稀饭科幻”:科幻无他，好玩而已，“上一代人经历了很多事情，受的是比较压制的教育，他们写科幻，总是把很多沉重的思考放在里面。但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看科幻长大，又有动漫、电影、游戏、奇幻，整个世界很丰富了，我们的使命感不强，就是以玩乐为目标，去玩，去解构，为了开心”。
刘慈欣以一个工程师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他看到的是一个现实的宇宙，有它的运行规则。但现在年轻人看世界，世界观不止一个，宇宙可以有很多种方式运行。正如夏笳所说：“我们可以有很多个幻想的世界，这些幻想世界和我们身处的世界之间，界限是有点模糊的。哈利·波特也是一个世界，它可以通过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并行到现实世界。以前的科幻迷会为小说中某种新奇的科学或技术设想而激动，但对我来说，更富有魅力的是幻想世界的丰富感和混乱性，它可能不是自洽的，但非常让我着迷。”
（本文最后一部分是刘慈欣专访，但有删节。完整版另发一文，以刘慈欣博客上的版本为准。） 作 者：朱步冲 陈赛 黄燕
类 别：科幻理论
出 处：《三联生活周刊》总404期(2006.10.16)
“作为人类窥视自身未来的多棱镜，科幻本身的前途在哪里？”美国流行文化批评家马里恩·巴尔在2003年出版的论文小说合集《科幻小说和下个千禧年》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在巴尔看来，科幻作品激发大众好奇心，进而引领技术与意识形态发展导向的黄金时代已经无可奈何地成为了历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可以被打上“《星际迷航》时代”的标签，它带来了肯尼迪政府对宇宙新边疆的探索，而“民权运动”和嬉皮士则折射了各类意识形态和平共处的太空时代乌托邦幻想。80年代则可以看作是“《星球大战》时代”，里根带来了类似“死星”的导弹防御系统，并热衷与苏联进行一场类似善恶“原力”之间的大决战。而此后呢？孩子们只想要来无影去无踪，类似好莱坞明星的“超级漫画英雄”，技术和人类未来被迫一起靠边站了。科幻作家们最后一次直接影响公众意识，恐怕还要追溯到20年前，当“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后，伊萨克·阿西莫夫、C.J.切瑞等54位科幻作家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致美国人民的一封信》，呼吁“纪念7位殉难宇航员的最好方式，就是全面恢复载人太空飞行探索计划”。
“尽管科幻文学几乎与电影、爵士乐同时兴起，并带有同样街头与廉价趣味的烙印，然而它对技术、人类命运的本质忧虑却决定了自身不可磨灭的精英小众气质。火箭、原子弹、潜水艇、计算机、青霉素乃至试管婴儿，这些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与世界外观的发明都首先是幻想的产物。”科幻小说家达克·苏文说。
1933年9月的一个黄昏，移居英国的匈牙利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博士在伦敦南安普敦大街上无所事事地闲溜达，突然想到了威尔斯的科幻小说《获得自由的世界》，小说中描述了原子裂变所释放的能量，使得人类企图把它当作毁灭敌人的终极武器，最终使几百座城市在“原子爆炸的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这个念头最终促使西拉德在一年后前往美国，说服爱因斯坦提醒美国总统罗斯福，原子裂变技术确实可能制造出威力强大的炸弹。不过今日这个在科幻爱好者心目中类似“牛顿与苹果”的故事更像一个传说而非现实，科幻与技术的蜜月已经结束:80年代初，由一群杰出的仿生专家，人工智能专家和工程天才，以及科幻小说作家组成的美国众议院技术评估委员会开始试图从科幻文学中汲取对未来科技发展趋势的灵感，并负责参与NASA等国家实验室新技术装备的研制。然而90年代中期，评估委员会被裁撤，理由是技术工程专家与未来学研究者之间，“在专业知识上的差距，导致了理念上不可弥合的分歧”。
“我们无比痛心地看见，在网络、生命科技飞速猛进的最近20年中，人们对科学幻想艺术的认识反而倒退了，感觉它就是外星人、机器人、激光枪加时空穿梭机的大杂烩。”堪萨斯大学科学幻想研究中心负责人克里斯托弗·麦基特里克在刚刚闭幕的第64届世界科幻大会上说。技术的发展，使得预言未来变成一件精深而专业的举动，技术专家和电影特技制造者，取代了科幻作家，成为技术文化教堂中的预言者祭司。在拍摄《星球大战前传3》时，卢卡斯动用了大约100个双核Opteron工作站来做视觉效果的渲染，然而《环形世界》的作者拉里·尼文认为，这些大吹大擂的技术炫技唯一值得夸耀的就是将一些诸如“超光速推进系统”等古老的科幻概念视觉化，让观众和作者一起迷失在视觉形象的洪流中，不想，也不能利用一个逻辑概念和词汇的内核去解释、质疑这些形象与产品。
曾经执导过《银翼杀手》的好莱坞著名导演雷德利·斯科特说:“电影就是20世纪的剧院，是21世纪的写作。”而在个人计算机和其他消费电子设备共同成长起来的孩子们看来，技术发展已经不再是玄奥的实验室产物，而是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这些“数字原住民”奠定了诸如“18个月淘汰原则”之类颇具未来色彩的生活原则，在8至18岁的美国青少年当中，平均每天耗费在形形色色的数字媒体前的时间大约是6.5小时。被英国科幻作家布莱恩·奥尔迪斯在半个世纪前津津乐道的“虚拟多感知媒体”终于成为了现实，然而这些新技术却在摧毁自己的预言者所依赖的叙述方式，也许会最终摧毁预言者本身存在的基础。
正如马里恩·巴尔在书中争辩的那样，在对于未来世界描摹话语权的争夺中，构思未来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的“软科幻”，仍然是这个被以几何级数发展的技术更新笼罩的社会保持清醒所必需的氧气面罩，想象力与对技术反乌托邦的忧虑仍然比一点计算机和生物学常识有效。尽管安东尼·伯吉斯、赫胥黎、威廉·巴勒斯并没有把自己定义为科幻作家，然而他们的《发条橙》、《美丽新世界》与《新星快车》，无一例外地可以被看作是伟大科学幻想预言。尼尔·波兹曼就在选入合集的论文《建造一座通往18世纪的桥梁》中，再次提醒在未来1000年中，我们仍然需要一批“形而上领域中的先知”。而数码朋克运动的先驱，在1973年就写出那部惊世骇俗的《欲望号快车》的J.G.巴拉德早就警告过我们:“未来的本质绝对不能用公式、图表和计算机程序去揭示。”
中国科幻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
3年前，很多科幻论坛上都在流传一篇很好玩的小说——《关妖精的瓶子》。故事是这样的，一个有点冒傻气的妖精喜欢和物理学家打赌，如果赢了，物理学家的灵魂归他，如果输了，他终身做物理学家的仆人。妖精很倒霉，每次遇到的都是世上最聪明的物理学家。阿基米德说，我给你个支点，你去给我撬地球吧;爱因斯坦说，你追着这束光跑，能跑多快跑多快，等你追上它的时候别忘了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关妖精的瓶子》得了当年国内科幻小说的最高奖——银河奖，作者是一个叫夏笳的女孩，北大物理系的学生，生性贪玩，这个故事是当时她在一个科幻论坛上与一群坛友打擂台的游戏之作。在坛子上写东西，本来纯属玩闹，不料竟在科幻圈内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直到今天，还有人在骂，夏笳写的东西也算科幻吗？
说起中国的科幻圈，也是一个江湖，并不险恶，只是比较狭窄。几十年来为了硬科幻、软科幻，伪科幻、正统科幻、边缘科幻，不知道吵了多少架。门户之见这样重，但只是关起门来吵，对圈外人来说，提起中国科幻小说，脑中能想到的，往往只是一个倪匡而已。偏偏这位唯一走入大众视野的科幻小说家也是被正统科幻迷诟病最多的，认为他的作品有太多怪力乱神的东西，实在不配冠以“科幻”二字。在他们眼中，科幻应该是纯粹的，以科学的精神和逻辑为灵魂，想象必须基于扎实的技术基础之上。
按照这样的标准，《关妖精的瓶子》当然也算不上科幻，它太过轻巧，顶多是一则披着科幻外衣的童话。正如一个科幻迷所说：“80后还有谁能写科幻吗？大家都是顶着科幻的名头写奇幻和魔幻的东西罢了。”
其实，在西方，科幻的概念早就已经模糊了，美国最重要的科幻小说奖“星云奖”就曾经颁给《卧虎藏龙》和《哈利·波特》，科幻包装的神话故事和鬼故事正是好莱坞最青眼有加的题材。但在中国，至少在以《科幻世界》为营养核心成长起来的铁杆科幻迷中间，科幻仍是一个值得坚守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而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方式，是背负了某种高尚使命的。像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所说的，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太过逼仄，又素来缺乏关注未来的兴趣和眼界，整个社会充斥着对宇宙的麻木感，因此需要科幻来拓宽和拉深人们的思想。“如果读者因一篇科幻小说，在下班的夜路上停下来，抬头若有所思地望了一会儿星空，这篇小说就是十分成功的了。”他写过一篇小说叫《朝闻道》，外星人驾临地球，愿意告诉人类关于宇宙的终极秘密，但必须以死亡为代价，否则这番真理传播到人类中间，会破坏历史的进程。于是全世界的科学家们都聚到一起，聆听他的教诲，然后一起幸福地死去。正所谓“朝闻道，夕可死也”。这样的故事渗透着对宇宙的敬畏，对人类的悲悯，华美的理想主义对年轻人来说有着极强的煽动力，看完之后令人热血沸腾。也许正因为如此，刘慈欣的小说尽管沉重严肃，在年轻人为主体的科幻小说迷中，仍然是绝对的“王道”。
但是，这样的“王道”能坚持多久，连刘慈欣本人也不敢断言。科幻的衰落是全球性的问题，有深刻的文化原因，个人的努力微不足道。即使在美国，科幻小说的读者也在死亡，他们都已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不过，美国的科幻影视正如日中天，虽然其表现方式都是黄金时代的传统风格，但毕竟是美国科幻文学的继承者。
中国科幻走到今天，也算经历了几番大起大落。按照《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的说法:“虽然与科幻迷的期望值相差甚远，但自中国有科幻起，现在其实是最好的时候。”科幻正在逐渐走向市场化，有新的科幻刊物产生，图书品种有大幅度的增加，去年的原创科幻小说《天意》卖了15万册，是1985年以来发行量最高的科幻小说。周星驰、张艺谋都传出拍科幻电影的消息。更重要的是，自90年代中期起，已经有一大批有才华的科幻小说家浮出水面。可惜的是，他们刚出水面就骑着扫帚写奇幻小说去了，一方面是经济压力，奇幻小说的市场比科幻小说要好得多，在中国能靠写科幻小说养家糊口的不超过5个人。另一方面也是题材的穷尽。很多科幻迷都埋怨江南——奇幻创作组“九州”的创始人，拐跑了科幻界最有灵气的作者潘海天。江南的解释是：“当我们写过了平行宇宙，写过了相对论，写过了量子论，写过了暗物质，写过了暗能量，写过了反物质，我们写过了行星探秘，我们也写过了UFO和外星人之后，那么是不是还真的有一个题材能够让我们眼前一亮呢？”既然如此，不如放开怀抱，写奇幻去吧。
江南是个有趣的人，他在美国读化学博士，却最擅长写言情，几年前曾凭一部《此间的少年》风靡全国。他偶尔也写科幻小说，但科幻对他来说，只是一种调味料，需要的时候撒一点，哄哄读者进入故事氛围，不需要的时候则大可以放手，从不执著。国内科幻小说家中，他欣赏刘慈欣，但对他的小说中所描述的科学技术不屑一顾。“我从来没感到过所谓科学的纯粹的美感，但我感动于他所营造的那种宏大的冲击感，一个全新的世界，好像宇宙中的斯巴达克思之旅。”
“我很清楚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读什么东西——青春、热血、爱情、理想、天马行空，但科学并不是第一位的。其实，中国人对科学一向没有多深的感情。即使在80年代，科学最受尊崇的年代，人人嘴上都挂着陈景润和他的哥德巴赫猜想，但真正感动他们的，并不是科学的伟大，而是个人英雄崇拜。”江南兴奋地提起最近看的一篇小说《周天》，在那里，周朝是一个神奇的朝代，又有科学又有巫术，想象周公驾驶着飞空舰艇，是一种很绚丽的感觉。很多人都对奇幻的流行感到不解。对此，资深科幻作家杨平有一个有趣观点：“如果我们探究人们对科学的感情会发现，这种感情同人们对巫术、魔法、神话、宗教等的感情十分类似。很多时候我们感叹科学的‘神奇’，正是这种‘神奇’使我们愿意对它顶礼膜拜。在意识的深处，我们实际上把科学看作了当代的魔法。”所以，奇幻小说的流行，正是金庸碰上魔兽，阿西莫夫遇见哈利·波特，科学、武侠、神话、巫术激荡在一起，后现代的一锅乱炖，在大众层面流行开来，自然不是什么虚妄的事情。就像初生牛犊的夏笳在硬科幻和软科幻之外自创一派“稀饭科幻”:科幻无他，好玩而已，“上一代人经历了很多事情，受的是比较压制的教育，他们写科幻，总是把很多沉重的思考放在里面。但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看科幻长大，又有动漫、电影、游戏、奇幻，整个世界很丰富了，我们的使命感不强，就是以玩乐为目标，去玩，去解构，为了开心”。
刘慈欣以一个工程师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他看到的是一个现实的宇宙，有它的运行规则。但现在年轻人看世界，世界观不止一个，宇宙可以有很多种方式运行。正如夏笳所说：“我们可以有很多个幻想的世界，这些幻想世界和我们身处的世界之间，界限是有点模糊的。哈利·波特也是一个世界，它可以通过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并行到现实世界。以前的科幻迷会为小说中某种新奇的科学或技术设想而激动，但对我来说，更富有魅力的是幻想世界的丰富感和混乱性，它可能不是自洽的，但非常让我着迷。”
（本文最后一部分是刘慈欣专访，但有删节。完整版另发一文，以刘慈欣博客上的版本为准。）
不接触文字，似乎已经很久了
只要人类还在思考，科幻就不会S吧。
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爆发之前，科幻始终都会处在低潮期~~
我想说的是,银河奖的评选,不是完全以水平决定高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