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圆明园灰烬，比石头更沉重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7:42:50
□朱大可
从来没有哪座花园像圆明园那样，承载了如此严峻的文化语义。它生前曾是皇帝私人享乐的喜剧，而在死后却转向了无尽的公共悲剧。
从花园的废墟里，诞生了崭新的国族信念，它逾越满汉之间的深仇大恨，转型为一种全新的大中华国族主义，进而成为20世纪后半叶的核心价值。
圆明园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在其鼎盛时期修筑的巨大的建筑拼盘，所有中世纪花园的总和以及帝国花园狂欢的历史巅峰。它征用了大量花园的蓝本——安澜园、寄畅园、如园、鉴园、狮子林等所有江南园林，加上由郎世宁等人设计的法国宫廷花园的摹本，混搭着东方和西方花园的诸多元素。皇帝在花园美学上的这种开放性，超出了我们的文化想象。雍正、乾隆和咸丰这三代皇帝，都热衷于花园话语的复制、抄袭和拼贴，显示其利用权力全盘吸纳汉文明的野心。通古斯人是汉文化遗产的采集者，他们延续了把珍兽放养在后院的习惯。圆明园就是这样的复合型文化圈栏，但它并非用来安顿野兽，而是用来寄养那些著名的南方名园。
圆明园里的那些园中之园，是空间的叠加，也是南方土地的象征。对它的占有慰藉了满人，令其产生占有南方文明的幻觉。他们象征性地践踏自己的领地，在其上居住、行走和纵欲，犹如它的亲密主人。这是权力象征游戏的一部分。皇帝及其家族在其间展开政治自慰。不仅如此，那些洛可可风格的建筑、路易十六时代的家具，以及自鸣钟、怀表、眼镜和钢琴之类的精细器具，还令其产生出拥有世界的幻觉。花园是帝国地理思想的逻辑起点。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的地图，无法改变这种顽强的国族想象。
这是女真人对汉文化的全面采集。花园与女人的古老逻辑关系得以延伸。咸丰皇帝，也就是慈禧的丈夫，在各地广征美女几十名，藏纳于圆明园内，分居在各个亭馆，其中最宠幸的有四人，咸丰赐其芳名，分别叫做牡丹春，杏花春，武林春和海棠春，俨然是妓女的艺名，而圆明园的另两座邻园——长春园和绮春园，则更像是民间春宫的称谓。而事实上，它的确是皇帝及其亲属的私人妓院。为了维系血统的纯粹性，满人拒绝汉女入宫，于是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夏宫，就成为一个情色外延的驿馆，用以储藏汉族美女，为皇室成员的合法猎艳提供场所。
除了那些美艳欲滴的女人，花园的物架上也陈列着年代悠久的玉器、瓷器和青铜器，此外还有朝珠、丝袍、绣襦、佩饰、字画和碑帖，其珍奇性和大数量，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入园抢劫时才曝光于天下。这是一切东方想象的焦点。狂热的征服者，意外地打开了梦寐以求的宝藏。那些宝物从前被汉明王朝弃置于库房，而后则成为通古斯人建构享乐空间的道具。它们玉立在紫檀木的支架上，散发出温润而幽远的气息。这也是一场浅薄的修辞运动。宝物和美女构成了一种密切的对喻关系。它们互相喻指着对方，又互相成为对方的所指，在狂欢的语境里，共同书写宫廷乌托邦的辞章。
花园的主人从一座花园走向另一座花园，穿越了不同质量、体量、语法、风格和气味的空间。这是组合型空间的魅力，它制造了跨越时空的幻觉。为衔接庞大的组合空间，复杂的亭式长廊被打造起来，成为迷宫里的结构基线。在敷设这些基线的进程中，花园的时间悄然涌现了，这其实就是迷宫的时间，每一条长廊和交叉小径，都延展了狂欢的刻度，向无聊的皇帝颁发岁月通行证。与其说那些长廊通往不同情妇的卧榻，不如说是通往那些秘不可知和令人期待的未来。这是私人幽会的未来，也寓示着帝国的昏暗前景。
然而，正是在奢华的花园，汉人的历史病毒迅速传染给了通古斯人。女人和珍宝只是腐化的开端。汉人的花园语法，越过秦汉以来的历史记忆，开始腐蚀通古斯人，把强悍的猎人帝国变成了不堪一击的王朝。就在圆明园营造的鼎盛时期，骠悍的通古斯人迅速虚弱下去，被汉人的园艺、美女和珍宝所败坏。那些美丽的事物是剧毒的，它们瓦解了征服者的意志。汉人先弄衰了自己，继而又弄衰了满人。这是历史自我转轨的诡异手法。圆明园极尽奢靡和豪华的风尚，变成腐化的中心，并且逐渐向外扩散，令整个帝国的官僚系统都变得病入膏肓。
早在夏商周和先秦，花园就已成为帝国的毒药。无数朝代断送在花园的废墟里。这方面的例证，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楚国与秦朝，还应当包括隋帝国和五代的几位君主，如此等等；就连历史学家最为青睐的盛唐，都差一点被玄宗的温泉花园(骊山温泉宫)所断送。温暖的泉水和丰腴肥润的妃子，从两个不同的向度，软化了皇帝的野心，令其沉迷于歌舞声色，以致沦为一场宫廷政变的牺牲品，甚至连整个王朝都有覆灭之危。而在苟延残喘的南宋，赵氏王朝也瘫痪在公共花园西湖的面前。越过烟雨迷蒙的湖岸，低回婉转的谣曲混杂着钟声，魅惑了偏安江南的君主和百官，把他们送入温柔的政治梦乡。
花园就此构成了一个意识形态骗局。它是农业帝国的最高形态，制造盛世的迷人幻象，也是帝国的终结者，它不仅消耗建材和人工，也消耗皇帝及其大臣的生命，把帝国拖向极度衰微的状态。更重要的是，所有的造园工程都根植于酷烈的盘剥和欺压，它们需要启动专制机器，强征劳役和赋税，并制造出深刻的社会仇恨以及大批消灭自身的敌人。
但花园的瑰丽形态欺骗了帝国领导人，他们以为权力可以制造一切奇迹，包括帝国的永生形态，但花园最终却成了标示帝国死亡的墓碑。在弃园逃命一年之后，年仅31岁的咸丰皇帝就在几百里外的避暑山庄吐血而死，成为这座超级花园的最高殉葬品。此后，守寡的王后叶赫那拉氏筹款再建颐和园，用以收集容貌英俊的男宠，并上演那些以她本人为主角的情色戏剧，而后者则更像是圆明园的低级版本，丧失了圆明园的复杂主体，却克隆了那些无限延展的回廊，重现着圆明园迷宫的特性。这个狂妄擅权的女人，重蹈其亡夫的覆辙，迷失在她自己的后院。
圆明园再现了阿房宫的焚毁命运。它拥有大面积的优美水体，却在1860年和1900年被两度焚烧。这跟项羽律令和农民复仇无关，而主要是外国军队惩戒中国皇帝的后果。放火者身份发生了戏剧性转变。但与此同时，许多中国人也加入焚毁的行列，甚至有传言说，一个名叫龚橙的中国人引领英国军队进入花园，并亲手点燃了第一道烈焰。此外，大批中国人参与抢劫行动，从中瓜分那些精美的战利品，更有许多中国人卷入廉价的宝物收购运动，贩卖着那些从圆明园流散到民间的器物。此后几十年间，这些从圆明园流出的宝贝，一直是琉璃厂古董贩子的重要货源。在某种意义上，琉璃厂就是圆明园乳汁喂大的文化婴儿。
这是比阿房宫更为嚣张的火焰，两次燃烧在紫禁城的西郊，俨然一曲反面的颂歌。火焰是优雅的，蔓延出无数灵巧的火舌，到处舔食着木质和石头的建筑，像花环一样缠绕在门框上，喊出花园死亡的噩耗。恭亲王奕忻在奏折里描述远眺大火时的反应：“目睹情形痛哭，无以自容。”咸丰在奏折上批复说：“览奏，何胜愤怒！”皇帝和大臣的悲愤，交织在这版简洁的奏本里，犹如帝国的凄凉回声。耐人寻味的是，北京士大夫竟然怀有跟皇帝一样剧烈的伤痛。当时正在酒楼里豪饮的汉族儒生陈宝箴，目睹圆明园的冲天大火，声泪俱下，痛不欲生。
我们已经看到，就在火焰叙写圆明园结局的同时，一种共同语法的政治叙事已经出现。尽管中国居民在焚毁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焚毁花园的罪责，还是全部被外推给了西方殖民者。他们是种族灾难的惟一制造者。从花园的废墟里，诞生了崭新的国族信念，它逾越满汉之间的深仇大恨，转型为一种全新的大中华国族主义，进而成为20世纪后半叶的核心价值。
这就是废墟所提供的政治契机。在花园焚烧的现场，升起了仇恨的火炬，它不仅要照亮昔日繁华的花园，还要照亮民族创伤的记忆，并从这种自我照耀中获得孤立的信念。那些花园建筑的碎片——拱门、断垣、石柱、雕梁和台阶，像梦境一样浮现在20世纪教科书上，象征着旧帝国的伟大梦想。从来没有哪座花园像圆明园那样，承载了如此严峻的文化语义。它生前曾是皇帝私人享乐的喜剧，而在死后却转向了无尽的公共悲剧。它遗落的灰烬，比石头更加沉重。
□朱大可
从来没有哪座花园像圆明园那样，承载了如此严峻的文化语义。它生前曾是皇帝私人享乐的喜剧，而在死后却转向了无尽的公共悲剧。
从花园的废墟里，诞生了崭新的国族信念，它逾越满汉之间的深仇大恨，转型为一种全新的大中华国族主义，进而成为20世纪后半叶的核心价值。
圆明园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在其鼎盛时期修筑的巨大的建筑拼盘，所有中世纪花园的总和以及帝国花园狂欢的历史巅峰。它征用了大量花园的蓝本——安澜园、寄畅园、如园、鉴园、狮子林等所有江南园林，加上由郎世宁等人设计的法国宫廷花园的摹本，混搭着东方和西方花园的诸多元素。皇帝在花园美学上的这种开放性，超出了我们的文化想象。雍正、乾隆和咸丰这三代皇帝，都热衷于花园话语的复制、抄袭和拼贴，显示其利用权力全盘吸纳汉文明的野心。通古斯人是汉文化遗产的采集者，他们延续了把珍兽放养在后院的习惯。圆明园就是这样的复合型文化圈栏，但它并非用来安顿野兽，而是用来寄养那些著名的南方名园。
圆明园里的那些园中之园，是空间的叠加，也是南方土地的象征。对它的占有慰藉了满人，令其产生占有南方文明的幻觉。他们象征性地践踏自己的领地，在其上居住、行走和纵欲，犹如它的亲密主人。这是权力象征游戏的一部分。皇帝及其家族在其间展开政治自慰。不仅如此，那些洛可可风格的建筑、路易十六时代的家具，以及自鸣钟、怀表、眼镜和钢琴之类的精细器具，还令其产生出拥有世界的幻觉。花园是帝国地理思想的逻辑起点。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的地图，无法改变这种顽强的国族想象。
这是女真人对汉文化的全面采集。花园与女人的古老逻辑关系得以延伸。咸丰皇帝，也就是慈禧的丈夫，在各地广征美女几十名，藏纳于圆明园内，分居在各个亭馆，其中最宠幸的有四人，咸丰赐其芳名，分别叫做牡丹春，杏花春，武林春和海棠春，俨然是妓女的艺名，而圆明园的另两座邻园——长春园和绮春园，则更像是民间春宫的称谓。而事实上，它的确是皇帝及其亲属的私人妓院。为了维系血统的纯粹性，满人拒绝汉女入宫，于是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夏宫，就成为一个情色外延的驿馆，用以储藏汉族美女，为皇室成员的合法猎艳提供场所。
除了那些美艳欲滴的女人，花园的物架上也陈列着年代悠久的玉器、瓷器和青铜器，此外还有朝珠、丝袍、绣襦、佩饰、字画和碑帖，其珍奇性和大数量，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入园抢劫时才曝光于天下。这是一切东方想象的焦点。狂热的征服者，意外地打开了梦寐以求的宝藏。那些宝物从前被汉明王朝弃置于库房，而后则成为通古斯人建构享乐空间的道具。它们玉立在紫檀木的支架上，散发出温润而幽远的气息。这也是一场浅薄的修辞运动。宝物和美女构成了一种密切的对喻关系。它们互相喻指着对方，又互相成为对方的所指，在狂欢的语境里，共同书写宫廷乌托邦的辞章。
花园的主人从一座花园走向另一座花园，穿越了不同质量、体量、语法、风格和气味的空间。这是组合型空间的魅力，它制造了跨越时空的幻觉。为衔接庞大的组合空间，复杂的亭式长廊被打造起来，成为迷宫里的结构基线。在敷设这些基线的进程中，花园的时间悄然涌现了，这其实就是迷宫的时间，每一条长廊和交叉小径，都延展了狂欢的刻度，向无聊的皇帝颁发岁月通行证。与其说那些长廊通往不同情妇的卧榻，不如说是通往那些秘不可知和令人期待的未来。这是私人幽会的未来，也寓示着帝国的昏暗前景。
然而，正是在奢华的花园，汉人的历史病毒迅速传染给了通古斯人。女人和珍宝只是腐化的开端。汉人的花园语法，越过秦汉以来的历史记忆，开始腐蚀通古斯人，把强悍的猎人帝国变成了不堪一击的王朝。就在圆明园营造的鼎盛时期，骠悍的通古斯人迅速虚弱下去，被汉人的园艺、美女和珍宝所败坏。那些美丽的事物是剧毒的，它们瓦解了征服者的意志。汉人先弄衰了自己，继而又弄衰了满人。这是历史自我转轨的诡异手法。圆明园极尽奢靡和豪华的风尚，变成腐化的中心，并且逐渐向外扩散，令整个帝国的官僚系统都变得病入膏肓。
早在夏商周和先秦，花园就已成为帝国的毒药。无数朝代断送在花园的废墟里。这方面的例证，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楚国与秦朝，还应当包括隋帝国和五代的几位君主，如此等等；就连历史学家最为青睐的盛唐，都差一点被玄宗的温泉花园(骊山温泉宫)所断送。温暖的泉水和丰腴肥润的妃子，从两个不同的向度，软化了皇帝的野心，令其沉迷于歌舞声色，以致沦为一场宫廷政变的牺牲品，甚至连整个王朝都有覆灭之危。而在苟延残喘的南宋，赵氏王朝也瘫痪在公共花园西湖的面前。越过烟雨迷蒙的湖岸，低回婉转的谣曲混杂着钟声，魅惑了偏安江南的君主和百官，把他们送入温柔的政治梦乡。
花园就此构成了一个意识形态骗局。它是农业帝国的最高形态，制造盛世的迷人幻象，也是帝国的终结者，它不仅消耗建材和人工，也消耗皇帝及其大臣的生命，把帝国拖向极度衰微的状态。更重要的是，所有的造园工程都根植于酷烈的盘剥和欺压，它们需要启动专制机器，强征劳役和赋税，并制造出深刻的社会仇恨以及大批消灭自身的敌人。
但花园的瑰丽形态欺骗了帝国领导人，他们以为权力可以制造一切奇迹，包括帝国的永生形态，但花园最终却成了标示帝国死亡的墓碑。在弃园逃命一年之后，年仅31岁的咸丰皇帝就在几百里外的避暑山庄吐血而死，成为这座超级花园的最高殉葬品。此后，守寡的王后叶赫那拉氏筹款再建颐和园，用以收集容貌英俊的男宠，并上演那些以她本人为主角的情色戏剧，而后者则更像是圆明园的低级版本，丧失了圆明园的复杂主体，却克隆了那些无限延展的回廊，重现着圆明园迷宫的特性。这个狂妄擅权的女人，重蹈其亡夫的覆辙，迷失在她自己的后院。
圆明园再现了阿房宫的焚毁命运。它拥有大面积的优美水体，却在1860年和1900年被两度焚烧。这跟项羽律令和农民复仇无关，而主要是外国军队惩戒中国皇帝的后果。放火者身份发生了戏剧性转变。但与此同时，许多中国人也加入焚毁的行列，甚至有传言说，一个名叫龚橙的中国人引领英国军队进入花园，并亲手点燃了第一道烈焰。此外，大批中国人参与抢劫行动，从中瓜分那些精美的战利品，更有许多中国人卷入廉价的宝物收购运动，贩卖着那些从圆明园流散到民间的器物。此后几十年间，这些从圆明园流出的宝贝，一直是琉璃厂古董贩子的重要货源。在某种意义上，琉璃厂就是圆明园乳汁喂大的文化婴儿。
这是比阿房宫更为嚣张的火焰，两次燃烧在紫禁城的西郊，俨然一曲反面的颂歌。火焰是优雅的，蔓延出无数灵巧的火舌，到处舔食着木质和石头的建筑，像花环一样缠绕在门框上，喊出花园死亡的噩耗。恭亲王奕忻在奏折里描述远眺大火时的反应：“目睹情形痛哭，无以自容。”咸丰在奏折上批复说：“览奏，何胜愤怒！”皇帝和大臣的悲愤，交织在这版简洁的奏本里，犹如帝国的凄凉回声。耐人寻味的是，北京士大夫竟然怀有跟皇帝一样剧烈的伤痛。当时正在酒楼里豪饮的汉族儒生陈宝箴，目睹圆明园的冲天大火，声泪俱下，痛不欲生。
我们已经看到，就在火焰叙写圆明园结局的同时，一种共同语法的政治叙事已经出现。尽管中国居民在焚毁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焚毁花园的罪责，还是全部被外推给了西方殖民者。他们是种族灾难的惟一制造者。从花园的废墟里，诞生了崭新的国族信念，它逾越满汉之间的深仇大恨，转型为一种全新的大中华国族主义，进而成为20世纪后半叶的核心价值。
这就是废墟所提供的政治契机。在花园焚烧的现场，升起了仇恨的火炬，它不仅要照亮昔日繁华的花园，还要照亮民族创伤的记忆，并从这种自我照耀中获得孤立的信念。那些花园建筑的碎片——拱门、断垣、石柱、雕梁和台阶，像梦境一样浮现在20世纪教科书上，象征着旧帝国的伟大梦想。从来没有哪座花园像圆明园那样，承载了如此严峻的文化语义。它生前曾是皇帝私人享乐的喜剧，而在死后却转向了无尽的公共悲剧。它遗落的灰烬，比石头更加沉重。
这是女真人对汉文化的全面采集。花园与女人的古老逻辑关系得以延伸。咸丰皇帝，也就是慈禧的丈夫，在各地广征美女几十名，藏纳于圆明园内，分居在各个亭馆，其中最宠幸的有四人，咸丰赐其芳名，分别叫做牡丹春，杏花春，武林春和海棠春，俨然是妓女的艺名，而圆明园的另两座邻园——长春园和绮春园，则更像是民间春宫的称谓。而事实上，它的确是皇帝及其亲属的私人妓院。为了维系血统的纯粹性，满人拒绝汉女入宫，于是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夏宫，就成为一个情色外延的驿馆，用以储藏汉族美女，为皇室成员的合法猎艳提供场所。
看到这段话,心里不怎么舒服,满清:Q
看到这段话,心里不怎么舒服,满清:Q
人家有的是钱.
学习一下 以后不拿鸡蛋去碰石头。。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知己知彼，百战不贻；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 孙子兵法 谋攻第三
知己知彼，百战不贻；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 孙子兵法 谋攻第三
太深奥了,王平兄弟的话,我已经无法与本文联系起来了.:')
MQ皇家大妓院+皇家大花园，最后便宜了洋毛子。
把男人的无能归为女人，鄙视！！！
历史上的称谓其实很有意思，除了清朝以外，没任何朝代带民族称谓的。只有满清而没有蒙元。
楼上的不妨用蒙元去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
你是是GOLO满蒙都能找出不少，我说的是历史。绝大部分人或记载还是元朝嘛。
家天下的悲剧....:L :L :L
MQ搜刮了无数中国人民的财富建成的花园，却被外夷给搜刮干净，悲哀。
本来想进来鄙视一下满清
但圆明园也是全中国的财产
可惜了。。。。。
啥都不说了[:a10:]
但圆明园也是全中国的财产
可惜了。。。。。
啥都不说了[:a10:]
原帖由 马甲1号 于 2007-9-3 14:19 发表
本来想进来鄙视一下满清
但圆明园也是全中国的财产
上面这句话用历史课本的语言说就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为什么中华民族的观念在近代以后逐步取代了汉族的观念，其实就这么回事。
樊美平
圆明园被说成是人民的“耻辱”，每到危机时刻就要往事重提。但我问过许多人，当年英法联军以什么理由或者说是以什么借口烧毁圆明园，却没有多少人答得上来，人们想当然的认为：帝国主义对外扩张血与火的本性决定了他们所到之处的野蛮行径。不过，难以想象的是，当英国及法国的道德水准只是停留在烧杀抢掠层次之上的时候，他们怎么可能创造出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如果他们真的只是象那些当年烧毁罗马的野蛮人一样随便在北京放火，很难想象在他们中间竟会产生出几乎是不可尽数的思想大师，深刻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我注意到，对于英法联军当年用于焚烧圆明园的借口，被小心翼翼的掩盖起来，似乎其中真有什么难言之隐。十多年前有一场火爆的电影，片名就叫《火烧圆明园》，里面的英国人莫明其妙就把圆明园给烧了。其实，对于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可耻借口，完全可以公开予以揭露，他们用以掩饰其滔天罪行的所谓理由，应该予以坚决驳斥。但在中国的历史著作当中，对此居然讳莫如深，最多也就只用几个字提及，一掠而过，好象是害怕泄露什么国家机密。当人们对事情经过知之甚少时，怎么就可以发表那么多的感概。
言归正传，再回到圆明园的问题上去。显然，有了前面的一段铺垫，我将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一段历史并提出新的解释。
被人们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那场战争，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话来说，本质上是一场文明的冲突。当时满清政府与英法两国激烈交涉的主要焦点是“公使驻京”一项，被清方列为谈判中的“第一要事”。至于在今天被人们所看重的“利益”，如开放外贸口岸、允许外国人内地旅游、协定关税、保护传教士、赔款、领事裁判权等等，对于手操生死予夺大权的皇帝来说，都是可以随意处置的小事一桩，双方很快就在这些小事上达成了协议。后来，皇帝还提出以向西方商人全免关税等更多优惠来换取英法两国取消“公使驻京”的要求。
在解释这些史实时，需要从中国传统的“天下一统”观念谈起，按照这一观念，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皇帝为天下共主，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有人见到皇帝都必须磕头表示臣服。但这一观念必须得到夷狄们的认同，所以，中国传统外交主题就是让夷狄们前来磕头，并由此建立了一套被费正清称为“朝贡体系”的完整外交模式，也可以更形象的称之为“磕头外交”。现在的麻烦在于，夷狄拒绝磕头，而且他们还要长驻北京。公使驻京必然导致觐见皇上，而对皇上不行跪拜之礼将在事实上促使“天下一统”观念的破产，而这种“天下一统”观念长期以来被人们广泛接受，与儒家“礼治”思想的结合，就汇成了古代中国独裁专制制度合法性的主要源泉。这一改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使合法性的来源逐步枯竭。如果有人---尽管是一些犬羊之性的夷狄，可以公然拒绝向皇帝本人磕头，其他人是否可以同样效法？如此推导下去皇帝天下共主地位就会摇摇欲坠，那他还能在金銮殿上稳坐多久？除此之外，公使长驻北京，又被看作是类同古代的“监国”，按照满清政府当时的理解，驻京外国公使可以在京城里任意收税，干涉政令，折迁民居衙署，建立高楼，布署各类武器，总之是如同太上皇似的为所欲为。中国沦为外夷监守，自然万不可行。
因此，拒绝公使驻京，就成了皇帝维护其磕头外交的第一道防线。当第一道防线被英法联军强大火力突破之后，皇帝又在“亲递国书”条文上设置了第二道防线，即使西方公使驻京，但不“亲递国书”，皇帝也不用与他们照面，自然不会涉及到磕头与否的问题。在前不久美国公使到达北京之后，清方坚持由他人代表皇帝接受了国书，这一重大的“外交胜利”曾让满清政府相信他们能够坚守住第二道防线。但在北京附近通州谈判的最后关头，英方在照会中坚持要向皇帝亲递国书，突破了皇帝的第二道防线，直达皇帝的第三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把磕头问题直接端上了谈判桌。
满清政府当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太平天国击溃江南大营，攻占苏州、常州，威胁上海，英法联军集结通州，随时可能进攻北京。可是满清政府却下定决心不在磕头问题上退让半步，他们的底牌是西方公使要么向皇帝磕头、要么不亲递国书，口气异乎寻常的强硬，毫无妥协余地。如果达不成协议，满清政府将不顾自己力量虚弱而背水一战，并调兵遣将，作好了开战的布署。
当时英方提出递交国书一项，只是按照西方的国际法惯例行事，并没有考虑到满清政府的特殊国情。当满清政府提出见皇帝需要磕头时，被他们以国家之间一律平等的理由加以拒绝。他们毫不理解磕头一事维系着满清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公开证明，就象皇帝弄不明白选票就是西方政府合法统治的公开证明一样。他们反而怀疑皇帝拒不接受国书里面包藏着巨大的阴谋，更加顽固坚持要亲递国书。
其实，在满清王朝的两百年历史当中，也有允许西方来使不向皇帝磕头的先例，而且还有皇帝与他们握手（行西礼）的记载，但那是在满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还没有受到广泛怀疑的时候。随着这种合法性的逐步丧失，任何诸如磕头之类的烦琐小事，只要看起来象是能够证明皇帝及满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都成了不惜为之一战的重大利益。皇帝害怕在这类事情上的让步就如同堤坝上的漏洞，最终会导致大河决堤，使大清江山毁于一旦。因此，当他得到英方拒不磕头的奏报之后，感到所有三道防线全被突破，忍无可忍，无处可退，立即作出开战的决定。
对于导致通州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亲递国书”一项，直到战后，满清政府才明白过来，这只是西方各国的通常作法，并没有特别要为难皇帝的意思，而且英法联军虽然在谈判中坚持要亲递国书，却并没有打算为此事开战。双方背后都没有阴谋。如此看来，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就是奉行“磕头外交”的满清政府与奉行国际法准则的英法两国在国与国之间行为方式上的冲突，这两种行为方式又根植于“天下一统”和“国家平等”这两套绝不相容的观念之中，在它们的后面，则是由不同文明所构成的知识背景。正是这种文明的差异，使得双方对于对方行为完全无法理解，只能按所谓“利益分析法”去猜测对方的动机与目的，最后得出错误的结论。
按照现在的认识，中英双方出现的种种争端，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中是十分正常的，应该通过双边协商谈判来加以解决，而标榜“鲜血凝成”、“同志加兄弟”、“巴依巴依”[②]似的国家关系才是荒谬绝伦的。但满清王朝尽管在第一次中英战争中惨败，仍然拒不承认英国的平等地位，拒绝与之谈判与协商。在他们眼里，天下只有中国一家，其余各国都只是中国的藩属国，根本就没有资格与中国平起平坐。叶名琛在广州对英方谈判修约的要求一概拒绝回答，甚至连英方谈判代表的面也不见。而英方代表在中国沿海到处递交信件，甚至北上白河，要求与中方谈判，又都被推至广州，英方自然感到被戏弄一场。蒋廷黻就此写道：“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了”[③]。当后来英国驻广州领事及香港总督不幸由巴夏礼、包令这样的强硬人物充任之后，他们便不顾英国外交部一再告诫，积极挑起事端。事情闹到伦敦以后，巴麦尊内阁面临的任务已不是决定大英帝国是否应该对华开战，而是大英帝国是否应该支持其在远东的代表未得到许可便已发动的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④]
公平的说，满清政府磕头外交的荒谬行为也受到了中国历史学家的批判，但这些批判所依据的却是西方的国际法行为准则，而中国为什么又要接受西方的国际法行为准则呢？从中国“天下一统”观念看过来，西方国际法中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才是荒诞可笑。因此，这就出现了两套用以判断国家对外行为的价值标准。用西方国际法行为准则去衡量满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对不符合它的那些观念和行为痛加批判，除了肤浅之外，还总有一种事后聪明的感觉。就如同当年的阿Q批评城里人错误的把“条凳”说成是“长凳”一样，他所依据的只是未庄的标准，并不足以作为凭据。理由在于：国际法并不因为它是国际法或者它今天流行就理所当然正确，它同样需要证明，同样需要我们去批判，而证明和批判都需要有一个更为基本的前提和标准。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和标准之上，我们才可能既判断满清政府“磕头外交”的观念和行为是否错误，也证明国际法的标准是否正确。如果有必要，甚至这样一个前提和标准也需要由一个更加基本的前提和标准来加以证明，通过这样层层递进，我们将会到达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就是我们用以证明国家所有观念及行为是否正确的基础。因此，更具体的说，要对“天下一统”观念及“磕头外交”的行为进行批判，需要最终深入到有关国家与个人（而不是“人民”）权利相互关系的层次上，需要解释有关国家形成的理论，需要实际上去分析整个统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这远不是那些肤浅的道德批判就能办到。这里只是提及而不赘述。
通州谈判破裂之后，按照事先的部署，清方当场拘禁了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使团共39人，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给巴夏礼等人定下的罪名，再好不过的说明了满清王朝所坚持的“天下一统”观念之荒谬。他们仍然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满清王朝的属国，因此，英法联军对中国的进攻并没有被看成是侵略、入侵或是战争，而是被当作是“叛乱”；满清政府对英法开战则被理直气壮的宣布为“剿夷”、“讨逆”。
满清政府一直把巴夏礼看着英法联军的最高统帅，根据“擒贼先擒王”的传统计谋，他们在通州谈判另外怀有的一个目的就是诱擒巴夏礼，期望巴夏礼就擒之后，英法联军群龙无首，必定自乱，然后乘机大举进剿，稳操胜券。当天中午，英法联军4000人就与清军精锐僧格林沁部近万人在通州张家湾交战，结果清军惨败。数日后双方在通州八里桥再次交战，英法联军约6000人大败清军精锐约30000人。皇帝闻讯后如惊弓之鸟，厚颜无耻的宣布“朕今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然后从圆明园苍皇出逃，从此再也不敢回到北京。
那些被逮捕的英法谈判代表则被解押到北京交刑部审问。据一个当时被监禁的英国外交官后来回忆：
沉重的监狱大门被打开，我被带了进去，大门在我身后又轰隆隆的关上。这时，我发现自己是在一群大约七八十个外表粗野的囚犯之中，像在中国的监狱里通常所能见到的那样，这些囚犯因为疾病和不卫生的环境，多数都极富攻击性。他们自然都带了焦虑的神情瞪视着我这新来者······
狱卒们把我放在一块囚犯睡觉用的垫起来的铺板上，并用另外一根粗大的铁链把我牢牢拴在头顶上的梁柱上。这根铁链既长又重，先从脖颈绕一圈，并固定在双脚上，双手被两条交叉的铁链和手铐紧紧捆住，双脚也是一样······
这里所关押的囚犯中，绝大部分都是犯有重罪的社会下层人物，包括杀人犯和夜间窃盗犯。监狱内的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犯人们面容憔悴，体弱多病，经常有被囚身亡者。[⑤]
这些西方外交官在监狱中还受到了残酷的心理折磨，满清政府通知巴夏礼等人中国决心死战，他们将被立即处死，给两小时写遗书。待巴夏礼等人写完遗书之后，又说将处死日期改在第二天，而第二天又没有行刑。行刑日期一拖再拖，对于已被宣布死刑的人来说，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满清政府对他们施加巨大心理压力的目的，是想迫使他们屈服之后再在狱中与之重开谈判。
尽管巴夏礼等人最后并没有被处死，但一个月后当满清政府被迫释放他们的时候，在被监禁的39人当中，已有21人被虐待致死，18人存活下来。英法两国被彻底激怒，可以说是怒不可遏，为了报复，英国专使额尔金准备烧毁紫禁城，后来为了照顾满清王朝脸面（当时英法正与清方谈判《北京条约》），才另外选择了圆明园。1860年10月18日，英军第一师约3500人奉命放火焚烧了圆明园。
在焚毁圆明园的前几天，英法联军要求清方交出北京安定门“代为看守”。英法联军分四批入城，并将司令部设在国子监。英法联军列队入城之时，清军士兵夹道跪迎，北京居民观者如市，这一场面后来被痛斥为“麻木”，通常也被好心的隐去。
对于当时的咸丰皇帝来说，圆明园被焚毁是他个人的屈辱，他生于斯、长于斯，一直把它看着是和紫禁城一样的圣地。当他听到圆明园被焚毁的噩耗之后，当场口吐鲜血，旧病复发，一年不到就死于热河。不过，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皇帝的那种感觉似乎离他们远了一点，他们每天为生计奔波，只盼望能有一个平安的日子。在专制极权制度之下生活的人们毫无任何尊严可言，他们每天都在屈辱中生活，早已感受不到屈辱，更不可能理解并去同情皇帝所遭受的屈辱。他们成群结队闯进已无人守卫的皇家禁苑，带走他们所能够找到的一切。他们的行为被说成是“盗贼”，而皇帝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建造圆明园以供淫乐的行径却是被冠冕堂皇的宣布为全国人民的崇高道德责任，今天把圆明园说成艺术精萃、辉煌瑰丽，皇帝的行径自然就是一项功彪史册的伟大成就。
皇帝的屈辱后来也被说成是人民的屈辱，圆明园成了人民和国家屈辱的象征，真是天大的笑话。皇帝的遭遇与中国人民有何相干，西方公使向皇帝磕头或不向皇帝磕头与中国人民有何相干？皇帝为了他所认为的屈辱而不惜一战，却是以国家的利益及人民的生命为代价，除了使他本人遭受到更大的屈辱之外，还使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最终丧失了150万平方公里领土，那是中国为了“以夷制夷”而向俄罗斯付出的代价，这样惨痛的损失永远也无法弥补。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一场代价最为昂贵、同时又最为无聊的战争。正如蒋廷黻教授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所写的那样：“当时我们与英、法所争的是什么呢？北京驻使，内地游行，长江通商，这是双方争执的中心。这些权利的割让是否比东北土地的割让更重要？大沽及天津的抵抗是否应移到黑龙江上去？我们一拟想这两个问题，就可以知道这时当政者的‘昏庸’。咸丰四年，西洋通商国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约的修改。彼时中国稍为通融，对方就可满意。清廷拒绝一切，偏信主张外交强硬论的叶名琛。叶氏反于全国糜烂的时候，因二件小事给英、法兴师问罪的口实。咸丰时代与民国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区别呢？”[⑥]不仅是民国，今天我们也可以同样自问，我们现在的所谓民意与咸丰时代又有多大区别呢？
最让人不解的是，如此被人焚毁的圆明园更进一步被贴上了爱国主义的醒目标识，当成了道德批判及政治动员永远新鲜的题材，尽管它只是皇帝们荒淫无耻、寻欢作乐之地。对圆明园的财宝也作了极尽夸张的描绘，字里行间却让人看出某种垂涎的神态，那些都是皇帝本人终生享用无尽的财宝，岂容他人染指。至于谈到圆明园的艺术成就，即使它被吹嘘成“万园之园”、“天上之园”、中西建筑合璧等等，从建筑学的角度看来，并没有太大价值。首先是它的中式那一部分建筑，所谓宫殿楼阁、亭台碑碣、桥廊水榭均为清代风格，较之中国古代如唐宋时期建筑，已经是一个大的倒退。更何况后来又新建了大同小异的颐和园，就更没有什么可希罕的了。而且，在园区的规划和布置中，各景区特点过份突出，比例笨重的官式建筑，往往不能和自然风光相调和，破坏了整个园林的风格。特别是圆明园中的西藏建筑和长春园中的欧式建筑，更是十足的败笔。再说圆明园中的欧式建筑，全都属于洛可可风格。这种在十八世纪演变形成的建筑风格最大的特点是：整个建筑的结构、尺度和质感完全淹没在琐碎的雕刻和花哨的装饰当中，没有任何分寸可言，因此，它只是代表了西方古典建筑中一个颓废的流派，艺术价值非常之低。二十世纪国际主义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对此类建筑从来就不屑一顾，甚至拒绝参观，说明它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卑下地位。不过，它却深得皇帝喜爱，上有好焉，下必甚焉，皇帝的个人好恶理所当然要演绎为时尚。于是，清代的艺术风格流行着同样是琐碎的雕刻和花哨的装饰，形成了一股到处泛滥的潮流。
在对圆明园被焚毁经过有了一个大致上的了解之后，我们的义愤填膺就不只是指向英法两国了。皇帝拘禁、虐杀英法外交官的行径，不仅违反西方的国际法，也同样违反中国自古以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行为准则，即使这一准则在中国几乎没有多少人遵守。额尔金勋爵在中国，最痛恨那些“把这一古老文明践踏在脚下的人”，由他来下令焚毁圆明园，不啻是历史的悲剧。但无论怎样，比起中国在那场战争中所丧失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皇帝的圆明园实在算不了什么。对圆明园的大肆渲染和对国土沦丧的只字不提或是轻描淡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英法联军放火报复的愤怒谴责与对专制制度野蛮暴行的有意隐瞒同样构成鲜明的对比，正是通过如此处理，圆明园才能在政治动员中发挥出巨大作用，除一般的激起狂热情绪之外，还能把社会舆论导向现实政治所需要的主题。
1999/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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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巴依巴依”是流行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一句政治口号，意指中国印度两国是兄弟。
[③]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要》、第25页，东方出版社。
[④]黄宇和：《包令爵士与广州入城问题》，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十辑，第56页。
[⑤]哈利·S·帕克斯（Harry S ·Parks）的回忆，原载1861年3月30日上海《北中国先驱》。
[⑥]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要》、第169页，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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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显然是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认为圆明园被烧不是中国的耻辱。
圆明园被说成是人民的“耻辱”，每到危机时刻就要往事重提。但我问过许多人，当年英法联军以什么理由或者说是以什么借口烧毁圆明园，却没有多少人答得上来，人们想当然的认为：帝国主义对外扩张血与火的本性决定了他们所到之处的野蛮行径。不过，难以想象的是，当英国及法国的道德水准只是停留在烧杀抢掠层次之上的时候，他们怎么可能创造出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如果他们真的只是象那些当年烧毁罗马的野蛮人一样随便在北京放火，很难想象在他们中间竟会产生出几乎是不可尽数的思想大师，深刻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我注意到，对于英法联军当年用于焚烧圆明园的借口，被小心翼翼的掩盖起来，似乎其中真有什么难言之隐。十多年前有一场火爆的电影，片名就叫《火烧圆明园》，里面的英国人莫明其妙就把圆明园给烧了。其实，对于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可耻借口，完全可以公开予以揭露，他们用以掩饰其滔天罪行的所谓理由，应该予以坚决驳斥。但在中国的历史著作当中，对此居然讳莫如深，最多也就只用几个字提及，一掠而过，好象是害怕泄露什么国家机密。当人们对事情经过知之甚少时，怎么就可以发表那么多的感概。
言归正传，再回到圆明园的问题上去。显然，有了前面的一段铺垫，我将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一段历史并提出新的解释。
被人们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那场战争，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话来说，本质上是一场文明的冲突。当时满清政府与英法两国激烈交涉的主要焦点是“公使驻京”一项，被清方列为谈判中的“第一要事”。至于在今天被人们所看重的“利益”，如开放外贸口岸、允许外国人内地旅游、协定关税、保护传教士、赔款、领事裁判权等等，对于手操生死予夺大权的皇帝来说，都是可以随意处置的小事一桩，双方很快就在这些小事上达成了协议。后来，皇帝还提出以向西方商人全免关税等更多优惠来换取英法两国取消“公使驻京”的要求。
在解释这些史实时，需要从中国传统的“天下一统”观念谈起，按照这一观念，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皇帝为天下共主，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有人见到皇帝都必须磕头表示臣服。但这一观念必须得到夷狄们的认同，所以，中国传统外交主题就是让夷狄们前来磕头，并由此建立了一套被费正清称为“朝贡体系”的完整外交模式，也可以更形象的称之为“磕头外交”。现在的麻烦在于，夷狄拒绝磕头，而且他们还要长驻北京。公使驻京必然导致觐见皇上，而对皇上不行跪拜之礼将在事实上促使“天下一统”观念的破产，而这种“天下一统”观念长期以来被人们广泛接受，与儒家“礼治”思想的结合，就汇成了古代中国独裁专制制度合法性的主要源泉。这一改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使合法性的来源逐步枯竭。如果有人---尽管是一些犬羊之性的夷狄，可以公然拒绝向皇帝本人磕头，其他人是否可以同样效法？如此推导下去皇帝天下共主地位就会摇摇欲坠，那他还能在金銮殿上稳坐多久？除此之外，公使长驻北京，又被看作是类同古代的“监国”，按照满清政府当时的理解，驻京外国公使可以在京城里任意收税，干涉政令，折迁民居衙署，建立高楼，布署各类武器，总之是如同太上皇似的为所欲为。中国沦为外夷监守，自然万不可行。
因此，拒绝公使驻京，就成了皇帝维护其磕头外交的第一道防线。当第一道防线被英法联军强大火力突破之后，皇帝又在“亲递国书”条文上设置了第二道防线，即使西方公使驻京，但不“亲递国书”，皇帝也不用与他们照面，自然不会涉及到磕头与否的问题。在前不久美国公使到达北京之后，清方坚持由他人代表皇帝接受了国书，这一重大的“外交胜利”曾让满清政府相信他们能够坚守住第二道防线。但在北京附近通州谈判的最后关头，英方在照会中坚持要向皇帝亲递国书，突破了皇帝的第二道防线，直达皇帝的第三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把磕头问题直接端上了谈判桌。
满清政府当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太平天国击溃江南大营，攻占苏州、常州，威胁上海，英法联军集结通州，随时可能进攻北京。可是满清政府却下定决心不在磕头问题上退让半步，他们的底牌是西方公使要么向皇帝磕头、要么不亲递国书，口气异乎寻常的强硬，毫无妥协余地。如果达不成协议，满清政府将不顾自己力量虚弱而背水一战，并调兵遣将，作好了开战的布署。
当时英方提出递交国书一项，只是按照西方的国际法惯例行事，并没有考虑到满清政府的特殊国情。当满清政府提出见皇帝需要磕头时，被他们以国家之间一律平等的理由加以拒绝。他们毫不理解磕头一事维系着满清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公开证明，就象皇帝弄不明白选票就是西方政府合法统治的公开证明一样。他们反而怀疑皇帝拒不接受国书里面包藏着巨大的阴谋，更加顽固坚持要亲递国书。
其实，在满清王朝的两百年历史当中，也有允许西方来使不向皇帝磕头的先例，而且还有皇帝与他们握手（行西礼）的记载，但那是在满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还没有受到广泛怀疑的时候。随着这种合法性的逐步丧失，任何诸如磕头之类的烦琐小事，只要看起来象是能够证明皇帝及满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都成了不惜为之一战的重大利益。皇帝害怕在这类事情上的让步就如同堤坝上的漏洞，最终会导致大河决堤，使大清江山毁于一旦。因此，当他得到英方拒不磕头的奏报之后，感到所有三道防线全被突破，忍无可忍，无处可退，立即作出开战的决定。
对于导致通州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亲递国书”一项，直到战后，满清政府才明白过来，这只是西方各国的通常作法，并没有特别要为难皇帝的意思，而且英法联军虽然在谈判中坚持要亲递国书，却并没有打算为此事开战。双方背后都没有阴谋。如此看来，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就是奉行“磕头外交”的满清政府与奉行国际法准则的英法两国在国与国之间行为方式上的冲突，这两种行为方式又根植于“天下一统”和“国家平等”这两套绝不相容的观念之中，在它们的后面，则是由不同文明所构成的知识背景。正是这种文明的差异，使得双方对于对方行为完全无法理解，只能按所谓“利益分析法”去猜测对方的动机与目的，最后得出错误的结论。
按照现在的认识，中英双方出现的种种争端，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中是十分正常的，应该通过双边协商谈判来加以解决，而标榜“鲜血凝成”、“同志加兄弟”、“巴依巴依”[②]似的国家关系才是荒谬绝伦的。但满清王朝尽管在第一次中英战争中惨败，仍然拒不承认英国的平等地位，拒绝与之谈判与协商。在他们眼里，天下只有中国一家，其余各国都只是中国的藩属国，根本就没有资格与中国平起平坐。叶名琛在广州对英方谈判修约的要求一概拒绝回答，甚至连英方谈判代表的面也不见。而英方代表在中国沿海到处递交信件，甚至北上白河，要求与中方谈判，又都被推至广州，英方自然感到被戏弄一场。蒋廷黻就此写道：“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了”[③]。当后来英国驻广州领事及香港总督不幸由巴夏礼、包令这样的强硬人物充任之后，他们便不顾英国外交部一再告诫，积极挑起事端。事情闹到伦敦以后，巴麦尊内阁面临的任务已不是决定大英帝国是否应该对华开战，而是大英帝国是否应该支持其在远东的代表未得到许可便已发动的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④]
公平的说，满清政府磕头外交的荒谬行为也受到了中国历史学家的批判，但这些批判所依据的却是西方的国际法行为准则，而中国为什么又要接受西方的国际法行为准则呢？从中国“天下一统”观念看过来，西方国际法中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才是荒诞可笑。因此，这就出现了两套用以判断国家对外行为的价值标准。用西方国际法行为准则去衡量满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对不符合它的那些观念和行为痛加批判，除了肤浅之外，还总有一种事后聪明的感觉。就如同当年的阿Q批评城里人错误的把“条凳”说成是“长凳”一样，他所依据的只是未庄的标准，并不足以作为凭据。理由在于：国际法并不因为它是国际法或者它今天流行就理所当然正确，它同样需要证明，同样需要我们去批判，而证明和批判都需要有一个更为基本的前提和标准。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和标准之上，我们才可能既判断满清政府“磕头外交”的观念和行为是否错误，也证明国际法的标准是否正确。如果有必要，甚至这样一个前提和标准也需要由一个更加基本的前提和标准来加以证明，通过这样层层递进，我们将会到达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就是我们用以证明国家所有观念及行为是否正确的基础。因此，更具体的说，要对“天下一统”观念及“磕头外交”的行为进行批判，需要最终深入到有关国家与个人（而不是“人民”）权利相互关系的层次上，需要解释有关国家形成的理论，需要实际上去分析整个统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这远不是那些肤浅的道德批判就能办到。这里只是提及而不赘述。
通州谈判破裂之后，按照事先的部署，清方当场拘禁了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使团共39人，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给巴夏礼等人定下的罪名，再好不过的说明了满清王朝所坚持的“天下一统”观念之荒谬。他们仍然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满清王朝的属国，因此，英法联军对中国的进攻并没有被看成是侵略、入侵或是战争，而是被当作是“叛乱”；满清政府对英法开战则被理直气壮的宣布为“剿夷”、“讨逆”。
满清政府一直把巴夏礼看着英法联军的最高统帅，根据“擒贼先擒王”的传统计谋，他们在通州谈判另外怀有的一个目的就是诱擒巴夏礼，期望巴夏礼就擒之后，英法联军群龙无首，必定自乱，然后乘机大举进剿，稳操胜券。当天中午，英法联军4000人就与清军精锐僧格林沁部近万人在通州张家湾交战，结果清军惨败。数日后双方在通州八里桥再次交战，英法联军约6000人大败清军精锐约30000人。皇帝闻讯后如惊弓之鸟，厚颜无耻的宣布“朕今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然后从圆明园苍皇出逃，从此再也不敢回到北京。
那些被逮捕的英法谈判代表则被解押到北京交刑部审问。据一个当时被监禁的英国外交官后来回忆：
沉重的监狱大门被打开，我被带了进去，大门在我身后又轰隆隆的关上。这时，我发现自己是在一群大约七八十个外表粗野的囚犯之中，像在中国的监狱里通常所能见到的那样，这些囚犯因为疾病和不卫生的环境，多数都极富攻击性。他们自然都带了焦虑的神情瞪视着我这新来者······
狱卒们把我放在一块囚犯睡觉用的垫起来的铺板上，并用另外一根粗大的铁链把我牢牢拴在头顶上的梁柱上。这根铁链既长又重，先从脖颈绕一圈，并固定在双脚上，双手被两条交叉的铁链和手铐紧紧捆住，双脚也是一样······
这里所关押的囚犯中，绝大部分都是犯有重罪的社会下层人物，包括杀人犯和夜间窃盗犯。监狱内的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犯人们面容憔悴，体弱多病，经常有被囚身亡者。[⑤]
这些西方外交官在监狱中还受到了残酷的心理折磨，满清政府通知巴夏礼等人中国决心死战，他们将被立即处死，给两小时写遗书。待巴夏礼等人写完遗书之后，又说将处死日期改在第二天，而第二天又没有行刑。行刑日期一拖再拖，对于已被宣布死刑的人来说，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满清政府对他们施加巨大心理压力的目的，是想迫使他们屈服之后再在狱中与之重开谈判。
尽管巴夏礼等人最后并没有被处死，但一个月后当满清政府被迫释放他们的时候，在被监禁的39人当中，已有21人被虐待致死，18人存活下来。英法两国被彻底激怒，可以说是怒不可遏，为了报复，英国专使额尔金准备烧毁紫禁城，后来为了照顾满清王朝脸面（当时英法正与清方谈判《北京条约》），才另外选择了圆明园。1860年10月18日，英军第一师约3500人奉命放火焚烧了圆明园。
在焚毁圆明园的前几天，英法联军要求清方交出北京安定门“代为看守”。英法联军分四批入城，并将司令部设在国子监。英法联军列队入城之时，清军士兵夹道跪迎，北京居民观者如市，这一场面后来被痛斥为“麻木”，通常也被好心的隐去。
对于当时的咸丰皇帝来说，圆明园被焚毁是他个人的屈辱，他生于斯、长于斯，一直把它看着是和紫禁城一样的圣地。当他听到圆明园被焚毁的噩耗之后，当场口吐鲜血，旧病复发，一年不到就死于热河。不过，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皇帝的那种感觉似乎离他们远了一点，他们每天为生计奔波，只盼望能有一个平安的日子。在专制极权制度之下生活的人们毫无任何尊严可言，他们每天都在屈辱中生活，早已感受不到屈辱，更不可能理解并去同情皇帝所遭受的屈辱。他们成群结队闯进已无人守卫的皇家禁苑，带走他们所能够找到的一切。他们的行为被说成是“盗贼”，而皇帝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建造圆明园以供淫乐的行径却是被冠冕堂皇的宣布为全国人民的崇高道德责任，今天把圆明园说成艺术精萃、辉煌瑰丽，皇帝的行径自然就是一项功彪史册的伟大成就。
皇帝的屈辱后来也被说成是人民的屈辱，圆明园成了人民和国家屈辱的象征，真是天大的笑话。皇帝的遭遇与中国人民有何相干，西方公使向皇帝磕头或不向皇帝磕头与中国人民有何相干？皇帝为了他所认为的屈辱而不惜一战，却是以国家的利益及人民的生命为代价，除了使他本人遭受到更大的屈辱之外，还使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最终丧失了150万平方公里领土，那是中国为了“以夷制夷”而向俄罗斯付出的代价，这样惨痛的损失永远也无法弥补。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一场代价最为昂贵、同时又最为无聊的战争。正如蒋廷黻教授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所写的那样：“当时我们与英、法所争的是什么呢？北京驻使，内地游行，长江通商，这是双方争执的中心。这些权利的割让是否比东北土地的割让更重要？大沽及天津的抵抗是否应移到黑龙江上去？我们一拟想这两个问题，就可以知道这时当政者的‘昏庸’。咸丰四年，西洋通商国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约的修改。彼时中国稍为通融，对方就可满意。清廷拒绝一切，偏信主张外交强硬论的叶名琛。叶氏反于全国糜烂的时候，因二件小事给英、法兴师问罪的口实。咸丰时代与民国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区别呢？”[⑥]不仅是民国，今天我们也可以同样自问，我们现在的所谓民意与咸丰时代又有多大区别呢？
最让人不解的是，如此被人焚毁的圆明园更进一步被贴上了爱国主义的醒目标识，当成了道德批判及政治动员永远新鲜的题材，尽管它只是皇帝们荒淫无耻、寻欢作乐之地。对圆明园的财宝也作了极尽夸张的描绘，字里行间却让人看出某种垂涎的神态，那些都是皇帝本人终生享用无尽的财宝，岂容他人染指。至于谈到圆明园的艺术成就，即使它被吹嘘成“万园之园”、“天上之园”、中西建筑合璧等等，从建筑学的角度看来，并没有太大价值。首先是它的中式那一部分建筑，所谓宫殿楼阁、亭台碑碣、桥廊水榭均为清代风格，较之中国古代如唐宋时期建筑，已经是一个大的倒退。更何况后来又新建了大同小异的颐和园，就更没有什么可希罕的了。而且，在园区的规划和布置中，各景区特点过份突出，比例笨重的官式建筑，往往不能和自然风光相调和，破坏了整个园林的风格。特别是圆明园中的西藏建筑和长春园中的欧式建筑，更是十足的败笔。再说圆明园中的欧式建筑，全都属于洛可可风格。这种在十八世纪演变形成的建筑风格最大的特点是：整个建筑的结构、尺度和质感完全淹没在琐碎的雕刻和花哨的装饰当中，没有任何分寸可言，因此，它只是代表了西方古典建筑中一个颓废的流派，艺术价值非常之低。二十世纪国际主义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对此类建筑从来就不屑一顾，甚至拒绝参观，说明它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卑下地位。不过，它却深得皇帝喜爱，上有好焉，下必甚焉，皇帝的个人好恶理所当然要演绎为时尚。于是，清代的艺术风格流行着同样是琐碎的雕刻和花哨的装饰，形成了一股到处泛滥的潮流。
在对圆明园被焚毁经过有了一个大致上的了解之后，我们的义愤填膺就不只是指向英法两国了。皇帝拘禁、虐杀英法外交官的行径，不仅违反西方的国际法，也同样违反中国自古以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行为准则，即使这一准则在中国几乎没有多少人遵守。额尔金勋爵在中国，最痛恨那些“把这一古老文明践踏在脚下的人”，由他来下令焚毁圆明园，不啻是历史的悲剧。但无论怎样，比起中国在那场战争中所丧失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皇帝的圆明园实在算不了什么。对圆明园的大肆渲染和对国土沦丧的只字不提或是轻描淡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英法联军放火报复的愤怒谴责与对专制制度野蛮暴行的有意隐瞒同样构成鲜明的对比，正是通过如此处理，圆明园才能在政治动员中发挥出巨大作用，除一般的激起狂热情绪之外，还能把社会舆论导向现实政治所需要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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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巴依巴依”是流行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一句政治口号，意指中国印度两国是兄弟。
[③]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要》、第25页，东方出版社。
[④]黄宇和：《包令爵士与广州入城问题》，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十辑，第56页。
[⑤]哈利·S·帕克斯（Harry S ·Parks）的回忆，原载1861年3月30日上海《北中国先驱》。
[⑥]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要》、第169页，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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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显然是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认为圆明园被烧不是中国的耻辱。
在对圆明园被焚毁经过有了一个大致上的了解之后，我们的义愤填膺就不只是指向英法两国了。皇帝拘禁、虐杀英法外交官的行径，不仅违反西方的国际法，也同样违反中国自古以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行为准则，即使这一准则在中国几乎没有多少人遵守。额尔金勋爵在中国，最痛恨那些“把这一古老文明践踏在脚下的人”，由他来下令焚毁圆明园，不啻是历史的悲剧。但无论怎样，比起中国在那场战争中所丧失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皇帝的圆明园实在算不了什么。对圆明园的大肆渲染和对国土沦丧的只字不提或是轻描淡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英法联军放火报复的愤怒谴责与对专制制度野蛮暴行的有意隐瞒同样构成鲜明的对比，正是通过如此处理，圆明园才能在政治动员中发挥出巨大作用，除一般的激起狂热情绪之外，还能把社会舆论导向现实政治所需要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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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 FLG或者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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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 FLG或者民运。
再谈林则徐：逆历史前进方向而动者究竟是英雄还是罪人？
文/亦忱
前言
上月27日，我在和讯网站的个人博客日志上，发表了拙作《换一种眼光读清史：我们从满清王朝的覆亡中汲取了教训吗？》（注）。在这篇写了10天，共13000余字的读史心得中，我以史实为基础，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对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公认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重新审视。我得出的结论是：“林则徐作为民族英雄被中国人长期极度拜膜的现象，其在文化上的意义是，我们这个民族一百多年来早已分不清什么是英雄壮举，什么是蠢汉胡来。中华民族迄今一直把昏聩蒙昧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作为自己的民族英雄对待，除了证明这个民族的思想境界依然停留在中世纪，其国民的思考能力与当今世界现代文明严重脱节之外，没有半点正面的价值。林则徐这个占据了中华民族英雄榜前排达百年之久的钦差大人，不仅是导致满清王朝最终覆灭的第一个罪人，其实他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有人非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也是个逆历史潮流乖谬背时，仅仅是他刚正清廉的人格值得后人敬仰而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愚蠢的民族英雄。未来的中国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这种昏聩蒙昧的民族英雄！如果中华民族继续产生这种昏聩愚昧的民族英雄，那么，这个民族将被再次证明是一个被坏制度彻底毒害而不可救赎的劣等民族，只配让现代的文明世界所淘汰。”
近日，我利用两天时间，用Google和百度两个网站的搜索功能，对我这篇小文被传播的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索，发现此文除了被网易、搜狐两大门户网站刊用外，还被不下100个专业网站和论坛所转载。在细读文章后面的读者留言时，确实触目惊心，深感我在文中的结论“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境界依然停留在中世纪，其国民的思考能力与当今世界现代文明严重脱节”所言不虚。例如，仅仅在门户网站“网易”用繁体字刊载这篇文章后面的留言就达3500条左右，其中，属于谩骂性质的留言将近占到90%以上，完全支持作者观点的读者估计也就在1%到2%之间，有所保留地支持作者观点的人，粗略统计不会超过5%。
看了这些蒙昧的同胞对一篇严肃讨论历史问题的文章如此粗暴对待，我从内心对我们这个民族充满了一种难以表达的绝望和悲哀。
因此，我更觉得很有必要再次深入地探讨鸦片战争的原因和林则徐究竟是民族英雄还是历史罪人的问题，以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观和罪人观正本清源。
一，关于鸦片与人类的关系及历史渊源
要真正说清楚林则徐这个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首先得把鸦片的来历先说一下。
所谓鸦片，其实是罂粟的初级产品，而鸦片高度提纯后的毒品则叫海洛英。罂粟，作为一种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据百科全书介绍，它有28属，250多种；其主要分布于北半球几乎整个温带和亚热带地区。据欧洲人在瑞士发掘的公元前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民居遗址中，考古学家们便发现了“罂粟”的种子和果实的遗迹，并且属于人工杂交种植的品种。到公元前3400年左右，如今伊拉克地盘的两河流域，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这种作物了。古巴比伦人甚至给它取了“快乐植物（joyplant）”的美名。据世界历史记载，至少在公元前2160年左右，鸦片已经成为兽医用药和妇科药品。在已经发掘的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墓葬中，“底比斯鸦片”已经属于高级品牌了。延续到公元前300年前后，古希腊人已经开始把鸦片作为普遍的饮料添加剂而享用。在西方世界的《圣经》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鸦片被描述成为“忘忧药”，上帝的信徒们广泛地使用它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了。至少在公元前二世纪，古希腊的名医加仑（Galen），就记录了鸦片可以治疗的疾病包括：头痛、目眩、耳聋、癫痫、中风、弱视、支气管炎、气喘、咳嗽、咯血、腹痛、黄疸、脾硬化、肾结石、泌尿疾病、发烧、浮肿、麻风病、月经不调、忧郁症、抗毒以及毒虫叮咬等众多疾病。
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完全可以说：鸦片几乎伴随着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的全部历史，不独是中国的先民们对鸦片情有独钟。例如，17世纪的英国医生、临床医学的奠基人托马斯•悉登汉姆（Thomas•Sydenham）在了解了鸦片的巨大药用价值后，这样歌颂鸦片：“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这个万物的制造者，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无论是从它能控制的疾病数量，还是从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来看，没有一种药物有鸦片那样的价值。”他甚至说过这样极端的话：“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这位医学大师因此也理所当然地获得“鸦片哲人”的雅号。
至于说到中国的先民和鸦片的渊源，我们的祖宗其实也早在不迟于2000年前，就开始熟悉和享用了鸦片这种神奇的物质了。据历史记载，至少在公元前139年张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开始从西方传到了中国。三国时，名医华佗就曾使用过大麻和鸦片作为麻醉剂；在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中国就有鸦片进口的记录，那时，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被定名为罂粟粟，这后一个“粟”当蒴果解。
大约1600年代，荷兰人通过台湾把北美印第安人的烟斗连同烟叶传入中国，中国开始有了吸烟者。其吸食烟草的广泛程度曾令中国的统治者们感到恐慌，崇帧皇帝为之下令禁过烟。那时，就曾经有人把鸦片混入烟草吸食，而初尝鸦片给人带来的毒品欣快感。然而，崇祯帝禁烟的举措带给中国社会始料不及的结果是，不但烟草在中国没有被禁绝，而且导致了吸食纯鸦片的泛滥。中国人关于吸食鸦片的完整而又详细的记载，直至18世纪中叶，才由清朝派驻台湾的官员黄喻普首次记录，是他最先详细记载了台湾人吸食鸦片的具体过程。此人了解了鸦片上瘾后的危害后曾断言：“除了杀掉吸食鸦片者，否则无法令其戒除恶习。” 其实，鸦片上瘾后是能够一次性彻底戒断烟瘾的，只不过比当今戒断香烟瘾要难一些，如中国著名的鸦片瘾君子张学良就一次性地戒断了自己的鸦片烟瘾。倒是鸦片高度提纯的毒品海洛英要一次性戒断，几乎难如登天，其毒瘾的复发率几近100%。
二，关于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兴起
据清史记载，17世纪末，康熙皇帝曾恩准外国人在广州经商，但附加了八项严苛的限制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必须经户部批准的“公行”方得以从事对外贸易，所谓“公行”，也就是官方特许的商行。“公行”制度的推行，使满清王朝的对外贸易，从一开始与官府的腐败而结缘。广东的地方官员和具有官家背景的人通过贿赂获得特许，而能够从事获利丰厚的对外贸易，户部官员则获得“公行”中人的贿赂而中饱私囊。
史载，在整个18世纪满清王朝对外贸易的交易对象，由英国人逐渐取代了葡萄牙人、荷兰人而成为外国对华贸易的主角，其贸易的范围和内容十分广泛：中国人一般以茶叶、糖、蚕丝、瓷器、纸张、珍珠母、樟脑、肉桂、铜、明矾、金银、丝制品、漆器、植物油、竹器、大黄等商品换回欧洲人带来的棉花、羊毛及制品、铁、铅锌、钻石、辣椒、钟表、珊瑚、琥珀、鱼翅、鱼、米等商品，其中，自然也包括该死的鸦片。但实事求是地说，那个时代的人对鸦片的认识，远没有达到今人把它当毒品来对待的程度，而与当今的西方人对香烟的危害认识差不多。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要更详细地说到。
满清王朝的对外贸易的发展，很自然地导致西方的文化、宗教、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也渗入中国。朝廷担心这会严重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动摇国本，加之当时的中国民间也对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教与文化发生抵触，于是，迂腐的满清皇室认定西方货物包含着“奇技淫巧”的诱惑，遂采取严厉的限制措施：一方面，严格控制外国商人仅限于在偏远的广东开设商铺；另一方面，则禁止以货易货贸易的实施。朝廷不是根据国民的需求，而是任由朝廷管事的官员们随心所欲的个人偏好，来选定并认可允许进口的货物，且规定出口必须换回金银，一如此前中国外汇管理局对出口商品必须凭外汇收入凭证来核销出口许可单证，否则，其出口权将被注销。由于朝廷实施的这种不对等的对外贸易政策，加之当时的中国是处于自然经济状态，英国货的不对路和衙门的严厉限制，英国那些少数能大量出口的货物，如呢绒和钟表等货物，在中国这个实行自然经济的社会里，根本就打不开市场。其结果是，在对华贸易中产生的严重收支逆差，使英国人为主的外商难以将正常的贸易搞下去。而与此同时，以英国商人为主的外商，在初尝对华贸易甜头后，则对中国广袤的内地市场垂涎三尺。
历史事实是，英国人虽然苦于贸易逆差的困扰，但它必须把对大清朝的贸易搞下去，因为产自中国的茶叶，一如鸦片同样也使英国人上了瘾，只是它不会给人带来危害而是带来益处而已。英国的商人们在用现银购买茶叶、瓷器等中国畅销货物导致巨额逆差，和内地市场严禁外商涉足导致有限的贸易额不足以弥补这个逆差的矛盾中，必须寻求良策。为了弥补这种逆差的英国商人们很快就发现，只有两种商品朝廷的官员们从不禁止进口：即棉花和鸦片。但棉花主要产出于埃及和印度，埃及产的棉花，由于运输成本过高而导致无利可图；印度产的棉花，虽然运费压力不大，可获利菲薄；而只有产于印度的鸦片才有暴利可图，加之中国的各级官员们也特别需要它来发财，鸦片在中国大行其道，便成为满清王朝的宿命。当时，虽然中国自己也盛产罂粟，但鸦片质量却不是印度鸦片可以比拟的，何况国产鸦片远不能满足民众的旺盛需求。
其实，在有清一代，朝廷对鸦片危害的认识和禁止吸食鸦片的举措从18世纪初就有所记载：雍正皇帝就曾在1729年下令禁止过鸦片贸易。处罚措施还相当的严厉，其中，对违禁者的处罚包括打100军棍、三个月戴枷囚禁、流放新疆直至处死。但是，这种处罚只针对国内生产鸦片者，而对吸食鸦片者却免于责罚，同时，也没有限制鸦片进口的任何规定。朝廷这种只禁自己人种植和生产鸦片的严厉查处，却不责罚吸食者和禁绝鸦片进口，无异于鼓励鸦片进口贸易。事实上，仅雍正皇帝颁布禁令的当年，就合法进口鸦片200余箱。到1767年增加到1000箱，到1790年便达4000箱。满清这种不可思议的禁烟措施，只能以朝廷的昏庸来解释。而且另一个原因显然是，进口鸦片要支付给朝廷执照税，朝廷珍惜这笔收入。这个税一直到1796年还在征收。 既然朝廷为鸦片贸易收税，则鸦片贸易在当时的中国是合法贸易，应该是一个可信的历史事实。
进口鸦片给清廷带来的最直接危害为朝廷所感知，是导致国库银两剧减。1799年嘉庆皇帝再次颁布了禁鸦片令，同时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但这道禁令最直接的打击对象，除了英国的鸦片贩子外，更使原来就依靠种植和加工鸦片而发财的满清皇室及官僚很伤脑筋。要严格执行这道禁令，无疑也断了他们的财路。于是，这些原本要严格执行这道禁令的各级官吏，便阳奉阴违，合谋欺骗朝廷，一方面隐秘地继续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另一方面借着禁止进口而加入走私，因为走私连税也不必交。到了1800年，至少西南各省自产鸦片就超过进口。到了1830年代，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官僚与皇室都掩护罂粟种植与加工，产量便大大增加。而进口鸦片被禁又使鸦片价格剧增，走私则使皇帝的禁烟令成为一张废纸，朝廷原来收取的税银也全部落入官员和买办的腰包。他们和英国的鸦片商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走私鸦片简直如入无人之境。
据与林则徐同时代的魏源记载：广东水师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水师副将韩肇庆专门护送走私，走私鸦片干脆由水师包办运输，每万箱抽数百箱报功，韩竟因此“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福建水师居然全靠协办走私鸦片为业，甚至“夷船之鸦片一时不能进口，往往寄顿于炮台附近”。浙江官军也不甘落后，英国政府蓝皮书称：“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地默许，前任和现任巡抚都从中取利，听说北京的军机处也暗中允许。”“他们纵容烟贩从外国船上取走鸦片，有时甚至将官船借以转运。”当时，就连马克思也在报纸上发表评论：“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都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精神联系。”
鸦片之所以如此炙手可热，原因在于市场有巨大需求。据当时的士人蒋湘南调查和推测：京官中吸食鸦片者达十之一、二；幕僚吸食者达十之五、六；长随、吏胥不可胜数。就连林则徐也向朝廷报告：“衙门中吸食者最多，如幕友、宦亲、长随、书办、差役，嗜好者十之八、九。”1831年刑部甚至向朝廷奏称：“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之人，而各衙门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皇室内部也是鸦片鬼成群。神机营管理大臣桂祥便是著名的大烟鬼；甚至连慈禧太后本人也是鸦片吸食者。乃至清廷在禁烟措施中，不得不把一品以上官员、六十岁以上人士列入禁烟行列之外。甚至就在道光皇帝的心腹大臣中，以军机大臣穆彰阿、重臣琦善、耆英、伊里布等，都是鸦片走私的受益者。在当时的满清帝国，国民吸食鸦片就象现在的中国人抽香烟一样普遍，绝对是一幅真实的历史图景。
由于满清官府与军官的参与，走私鸦片的数量甚至比禁烟前的进口更甚。英商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印度的鸦片，他们运至珠江口的伶仃岛批发给中国有官府背景的走私商。据历史上不完全记载，在1790年代每年进口约4000箱鸦片，禁烟令以后1810年代达4494箱；1821-1828年扩展到9708箱；1828-1835年增加到18835箱；1835-1839年竟高达30000箱以上。又例如英资怡和洋行的郭士立医生（Dr•KarlGutzlaff）每年贿赂钦州官员2万美金，鸦片就得以长年累月平安登陆钦州港。走私导致鸦片输入大增，乃至东印度公司急忙扩大印度的罂粟种植，增加鸦片产量，否则就供不应求。
三，关于英国对鸦片贸易存废的争论
英国对鸦片贸易的态度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是举国一致拥护这种肮脏的鸦片贸易，同时，英国的鸦片贸易也并非只独家针对中国，在英国国内也一直能买到鸦片。鸦片贸易之所以在英国也有争议的情况下，能长盛不衰，是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不仅鸦片贸易是合法而且正常的，而且，也导源于人们对鸦片的危害认识没有象现代人这样到位。当然，最关键的原因还是中国对鸦片的市场需求巨大，导致贸易额和贸易利润直线上升，英国人凭此可以一举扭转贸易逆差。如1830年代，鸦片贸易收入竟然占到了英国对华贸易总额的一半，这种贸易对正处于对外扩张的英帝国而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唯利是图的英国政府不仅可以从鸦片对中国的出口获得巨额收入，而且，鸦片贸易在英国本土也属于正常贸易，只不过是英国的鸦片烟鬼没有中国那么普及，其吸食鸦片的市场微不足道而已。
史载，直至1868年英国才制定《毒品药店法案》。就是这个专门管理毒品法案，也只不过对英国本土的鸦片贸易给予一般性限制而已。英国真正的禁止鸦片法令颁布，一直拖到了1914年。历史上，英国甚至制造过相当多的含有鸦片成分的产品。例如一种常见的儿童鸦片糖“巴拉高利”（Balagoli），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是使婴儿安静的家常药物。而美国直到1885年，才立法禁止美国本土的鸦片贸易，但禁令并不严密。一个典型的事例是，著名的可口可乐饮料直至1903年尚含有微量可卡因。
虽然鸦片无论在英国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合法流通的商品，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国内就对鸦片贸易没有异议。其实，在英国，一直有许多有识之士反对鸦片贸易。早在1780年代就有人十分强烈地谴责并呼吁政府取缔鸦片贸易，而且这个呼声一直不断。如沙夫茨伯里伯爵（Shaftesbury）宣布：“我充分相信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托•阿诺德（T•Arnold）博士称英国允许鸦片贸易“如此邪恶以致它是最大的民族罪孽”；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格拉德斯通（Gladstone）说：“就我所知和我所读过的，这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一场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处理中英关系的官员乔治•斯当东勋爵（George•Staunton）也在国会声明：“我们不否认这个事实，要不是鸦片走私的话，就不会有战争。”就连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处经理赛蒙（Sam）也写道：“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哪里种植鸦片，那里的人就吸鸦片，种得越多，吸得越多。”但是，英国国内禁止鸦片贸易的主张没有获得政府的支持而成为国家政策和法律，因为多数英国人不赞成禁止鸦片贸易。其中，一些人属于对鸦片没有正确的认识；另一些人则完全因为鸦片带来的巨大利益。那时英国报纸对反对和拥护鸦片贸易的意见统计大约在1：5，于是，很自然的结果是，英国议会长期通不过禁烟法案。
四，关于林则徐和英国政府全权代表义律打交道的故事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和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事实是，率先指挥打响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政府全权代表查尔斯•义律(Charles•Elliont)，居然是一个坚决的鸦片贸易反对者。他原任英属圭亚那医疗舰《奴隶护神》号舰长。其前任英中联络官罗宾逊爵士也是鸦片贸易的反对者，他曾报告英国政府：“无论什么时候，英国政府要我们制止英国船只参与鸦片非法贸易，我们都能够完成。但更确实的办法是禁止英属印度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罗宾逊的这个建议导致印度当局的强烈反对，而终于被免职，临时才委任义律担当此职。
然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义律一上任就要求英国政府改变英商在中国从事贸易的基本方式，敦促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鸦片走私。他个人甚至认为，这种贸易是一种罪行，是大英帝国的耻辱。在给伦敦的报告中，义律写道：鸦片贸易“给打着天主教旗号的国民丢脸。”
按说，清廷的禁烟举措，有一个也主张禁烟的英国政府代表加以配合，满清的禁烟获得完全成功应该是能在和平的前提下实现的。
事实上，当1838年道光皇帝发现库银已从7000万两下降到不足1000万两，而启用林则徐任禁烟钦差大臣时，历史确实给了林则徐和平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机会。据历史记载，当林下令收缴鸦片时，义律竟然未经请示伦敦也没有和林则徐进行任何讨价还价就命令英国商人交出了所有存货20283箱鸦片，并代表英皇承诺赔偿英商的损失。此举令林则徐都感觉惊讶和喜出望外，但却令英国朝野感到愤怒。对这一历史事实，中国历来的历史著述，从来都不提义律个人在收缴鸦片的行动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而是把此人进行漫画式的处理，这可以从谢晋导演的电影《鸦片战争》中看出来。
林则徐于1839年5月18日收缴鸦片完毕；6月3日在虎门沙滩上掘池开始销毁。此时，英国停泊在中国海岸的二十余艘商船，由唯一的一艘小型护卫舰《英王拉尼》（HMSLarne）号保护。由于林则徐当时在收缴鸦片时，并没有坚持让这些英国的鸦片商人签署契约保证停止鸦片贸易，所以，当义律命令本国的商人按照中国官方要求缴出全部鸦片时，这些英国的鸦片商人就全部照办了。可是，当英商马地臣、查顿则通过广东衙门里的内线得知，林则徐禁烟的期望值，是只要能收缴到鸦片“六、七千箱就足矣”，遂对义律大为不满，便向英国政府告了义律的状。
据史载，在虎门销毁缴来的鸦片时，林则徐邀请了美国商人金（C•W•King）和美国传教士埃利加•布里奇曼（Elijah•Bridgman）到场观看。金告诉林则徐，英国正应那些商人的请求，派出的蒸汽炮舰已在前往中国的途中。林则徐对这个重要的情报居然一笑了之根本就没有引起重视的意思，既没有意识到他销毁的只是鸦片，并没有销毁中国巨大的鸦片市场，更没有意识到他根本就一点也没有销毁鸦片商们对暴利的渴望。尤其糟糕的是，林则徐也没有采取有效而又明确的措施，使进行正当贸易的商人与鸦片走私商分开，半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强力禁烟举措对一个奉行自由贸易原则的新兴帝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人们常说，一个偶然的事件往往会改变整个历史的走向。就象后来武昌军营里一个小排长侮辱自己的士兵，而导致辛亥年10月10日爆发武昌起义一样，1839年7月7日，几个英国水手上岸酗酒闹事，居然改变了满清王朝后来的命运。
史载，是年7月7日，一伙英国水手划船到九龙尖沙嘴的小酒馆酗酒后闹事，捣毁了村民的一座神龛，遂引发斗殴。结果当地村民林维喜伤重不治。这件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刑事案件，如果是发生在一伙中国人之间，中国的官府就象做1+1=2的算术一样好处理，可它却是发生在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国司法问题了，而和英国的法律及其文化背景有了必然的纠葛。
当时，在处理这一案件的指导思想上，林则徐按照通常的做法，要求义律按大清律将那些参与斗殴的水手，交出一人为死者偿命；而义律则同意赔偿死者家属，惩办所有参与滋事的水手，但拒绝只以其中一人被判极刑顶罪。在这一法律纠纷中，大清律与英国法律在此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它也是英国人后来坚持要从清廷获得治外法权的最初原因。
文/亦忱
前言
上月27日，我在和讯网站的个人博客日志上，发表了拙作《换一种眼光读清史：我们从满清王朝的覆亡中汲取了教训吗？》（注）。在这篇写了10天，共13000余字的读史心得中，我以史实为基础，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对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公认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重新审视。我得出的结论是：“林则徐作为民族英雄被中国人长期极度拜膜的现象，其在文化上的意义是，我们这个民族一百多年来早已分不清什么是英雄壮举，什么是蠢汉胡来。中华民族迄今一直把昏聩蒙昧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作为自己的民族英雄对待，除了证明这个民族的思想境界依然停留在中世纪，其国民的思考能力与当今世界现代文明严重脱节之外，没有半点正面的价值。林则徐这个占据了中华民族英雄榜前排达百年之久的钦差大人，不仅是导致满清王朝最终覆灭的第一个罪人，其实他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有人非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也是个逆历史潮流乖谬背时，仅仅是他刚正清廉的人格值得后人敬仰而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愚蠢的民族英雄。未来的中国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这种昏聩蒙昧的民族英雄！如果中华民族继续产生这种昏聩愚昧的民族英雄，那么，这个民族将被再次证明是一个被坏制度彻底毒害而不可救赎的劣等民族，只配让现代的文明世界所淘汰。”
近日，我利用两天时间，用Google和百度两个网站的搜索功能，对我这篇小文被传播的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索，发现此文除了被网易、搜狐两大门户网站刊用外，还被不下100个专业网站和论坛所转载。在细读文章后面的读者留言时，确实触目惊心，深感我在文中的结论“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境界依然停留在中世纪，其国民的思考能力与当今世界现代文明严重脱节”所言不虚。例如，仅仅在门户网站“网易”用繁体字刊载这篇文章后面的留言就达3500条左右，其中，属于谩骂性质的留言将近占到90%以上，完全支持作者观点的读者估计也就在1%到2%之间，有所保留地支持作者观点的人，粗略统计不会超过5%。
看了这些蒙昧的同胞对一篇严肃讨论历史问题的文章如此粗暴对待，我从内心对我们这个民族充满了一种难以表达的绝望和悲哀。
因此，我更觉得很有必要再次深入地探讨鸦片战争的原因和林则徐究竟是民族英雄还是历史罪人的问题，以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观和罪人观正本清源。
一，关于鸦片与人类的关系及历史渊源
要真正说清楚林则徐这个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首先得把鸦片的来历先说一下。
所谓鸦片，其实是罂粟的初级产品，而鸦片高度提纯后的毒品则叫海洛英。罂粟，作为一种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据百科全书介绍，它有28属，250多种；其主要分布于北半球几乎整个温带和亚热带地区。据欧洲人在瑞士发掘的公元前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民居遗址中，考古学家们便发现了“罂粟”的种子和果实的遗迹，并且属于人工杂交种植的品种。到公元前3400年左右，如今伊拉克地盘的两河流域，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这种作物了。古巴比伦人甚至给它取了“快乐植物（joyplant）”的美名。据世界历史记载，至少在公元前2160年左右，鸦片已经成为兽医用药和妇科药品。在已经发掘的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墓葬中，“底比斯鸦片”已经属于高级品牌了。延续到公元前300年前后，古希腊人已经开始把鸦片作为普遍的饮料添加剂而享用。在西方世界的《圣经》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鸦片被描述成为“忘忧药”，上帝的信徒们广泛地使用它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了。至少在公元前二世纪，古希腊的名医加仑（Galen），就记录了鸦片可以治疗的疾病包括：头痛、目眩、耳聋、癫痫、中风、弱视、支气管炎、气喘、咳嗽、咯血、腹痛、黄疸、脾硬化、肾结石、泌尿疾病、发烧、浮肿、麻风病、月经不调、忧郁症、抗毒以及毒虫叮咬等众多疾病。
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完全可以说：鸦片几乎伴随着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的全部历史，不独是中国的先民们对鸦片情有独钟。例如，17世纪的英国医生、临床医学的奠基人托马斯•悉登汉姆（Thomas•Sydenham）在了解了鸦片的巨大药用价值后，这样歌颂鸦片：“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这个万物的制造者，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无论是从它能控制的疾病数量，还是从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来看，没有一种药物有鸦片那样的价值。”他甚至说过这样极端的话：“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这位医学大师因此也理所当然地获得“鸦片哲人”的雅号。
至于说到中国的先民和鸦片的渊源，我们的祖宗其实也早在不迟于2000年前，就开始熟悉和享用了鸦片这种神奇的物质了。据历史记载，至少在公元前139年张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开始从西方传到了中国。三国时，名医华佗就曾使用过大麻和鸦片作为麻醉剂；在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中国就有鸦片进口的记录，那时，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被定名为罂粟粟，这后一个“粟”当蒴果解。
大约1600年代，荷兰人通过台湾把北美印第安人的烟斗连同烟叶传入中国，中国开始有了吸烟者。其吸食烟草的广泛程度曾令中国的统治者们感到恐慌，崇帧皇帝为之下令禁过烟。那时，就曾经有人把鸦片混入烟草吸食，而初尝鸦片给人带来的毒品欣快感。然而，崇祯帝禁烟的举措带给中国社会始料不及的结果是，不但烟草在中国没有被禁绝，而且导致了吸食纯鸦片的泛滥。中国人关于吸食鸦片的完整而又详细的记载，直至18世纪中叶，才由清朝派驻台湾的官员黄喻普首次记录，是他最先详细记载了台湾人吸食鸦片的具体过程。此人了解了鸦片上瘾后的危害后曾断言：“除了杀掉吸食鸦片者，否则无法令其戒除恶习。” 其实，鸦片上瘾后是能够一次性彻底戒断烟瘾的，只不过比当今戒断香烟瘾要难一些，如中国著名的鸦片瘾君子张学良就一次性地戒断了自己的鸦片烟瘾。倒是鸦片高度提纯的毒品海洛英要一次性戒断，几乎难如登天，其毒瘾的复发率几近100%。
二，关于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兴起
据清史记载，17世纪末，康熙皇帝曾恩准外国人在广州经商，但附加了八项严苛的限制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必须经户部批准的“公行”方得以从事对外贸易，所谓“公行”，也就是官方特许的商行。“公行”制度的推行，使满清王朝的对外贸易，从一开始与官府的腐败而结缘。广东的地方官员和具有官家背景的人通过贿赂获得特许，而能够从事获利丰厚的对外贸易，户部官员则获得“公行”中人的贿赂而中饱私囊。
史载，在整个18世纪满清王朝对外贸易的交易对象，由英国人逐渐取代了葡萄牙人、荷兰人而成为外国对华贸易的主角，其贸易的范围和内容十分广泛：中国人一般以茶叶、糖、蚕丝、瓷器、纸张、珍珠母、樟脑、肉桂、铜、明矾、金银、丝制品、漆器、植物油、竹器、大黄等商品换回欧洲人带来的棉花、羊毛及制品、铁、铅锌、钻石、辣椒、钟表、珊瑚、琥珀、鱼翅、鱼、米等商品，其中，自然也包括该死的鸦片。但实事求是地说，那个时代的人对鸦片的认识，远没有达到今人把它当毒品来对待的程度，而与当今的西方人对香烟的危害认识差不多。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要更详细地说到。
满清王朝的对外贸易的发展，很自然地导致西方的文化、宗教、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也渗入中国。朝廷担心这会严重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动摇国本，加之当时的中国民间也对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教与文化发生抵触，于是，迂腐的满清皇室认定西方货物包含着“奇技淫巧”的诱惑，遂采取严厉的限制措施：一方面，严格控制外国商人仅限于在偏远的广东开设商铺；另一方面，则禁止以货易货贸易的实施。朝廷不是根据国民的需求，而是任由朝廷管事的官员们随心所欲的个人偏好，来选定并认可允许进口的货物，且规定出口必须换回金银，一如此前中国外汇管理局对出口商品必须凭外汇收入凭证来核销出口许可单证，否则，其出口权将被注销。由于朝廷实施的这种不对等的对外贸易政策，加之当时的中国是处于自然经济状态，英国货的不对路和衙门的严厉限制，英国那些少数能大量出口的货物，如呢绒和钟表等货物，在中国这个实行自然经济的社会里，根本就打不开市场。其结果是，在对华贸易中产生的严重收支逆差，使英国人为主的外商难以将正常的贸易搞下去。而与此同时，以英国商人为主的外商，在初尝对华贸易甜头后，则对中国广袤的内地市场垂涎三尺。
历史事实是，英国人虽然苦于贸易逆差的困扰，但它必须把对大清朝的贸易搞下去，因为产自中国的茶叶，一如鸦片同样也使英国人上了瘾，只是它不会给人带来危害而是带来益处而已。英国的商人们在用现银购买茶叶、瓷器等中国畅销货物导致巨额逆差，和内地市场严禁外商涉足导致有限的贸易额不足以弥补这个逆差的矛盾中，必须寻求良策。为了弥补这种逆差的英国商人们很快就发现，只有两种商品朝廷的官员们从不禁止进口：即棉花和鸦片。但棉花主要产出于埃及和印度，埃及产的棉花，由于运输成本过高而导致无利可图；印度产的棉花，虽然运费压力不大，可获利菲薄；而只有产于印度的鸦片才有暴利可图，加之中国的各级官员们也特别需要它来发财，鸦片在中国大行其道，便成为满清王朝的宿命。当时，虽然中国自己也盛产罂粟，但鸦片质量却不是印度鸦片可以比拟的，何况国产鸦片远不能满足民众的旺盛需求。
其实，在有清一代，朝廷对鸦片危害的认识和禁止吸食鸦片的举措从18世纪初就有所记载：雍正皇帝就曾在1729年下令禁止过鸦片贸易。处罚措施还相当的严厉，其中，对违禁者的处罚包括打100军棍、三个月戴枷囚禁、流放新疆直至处死。但是，这种处罚只针对国内生产鸦片者，而对吸食鸦片者却免于责罚，同时，也没有限制鸦片进口的任何规定。朝廷这种只禁自己人种植和生产鸦片的严厉查处，却不责罚吸食者和禁绝鸦片进口，无异于鼓励鸦片进口贸易。事实上，仅雍正皇帝颁布禁令的当年，就合法进口鸦片200余箱。到1767年增加到1000箱，到1790年便达4000箱。满清这种不可思议的禁烟措施，只能以朝廷的昏庸来解释。而且另一个原因显然是，进口鸦片要支付给朝廷执照税，朝廷珍惜这笔收入。这个税一直到1796年还在征收。 既然朝廷为鸦片贸易收税，则鸦片贸易在当时的中国是合法贸易，应该是一个可信的历史事实。
进口鸦片给清廷带来的最直接危害为朝廷所感知，是导致国库银两剧减。1799年嘉庆皇帝再次颁布了禁鸦片令，同时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但这道禁令最直接的打击对象，除了英国的鸦片贩子外，更使原来就依靠种植和加工鸦片而发财的满清皇室及官僚很伤脑筋。要严格执行这道禁令，无疑也断了他们的财路。于是，这些原本要严格执行这道禁令的各级官吏，便阳奉阴违，合谋欺骗朝廷，一方面隐秘地继续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另一方面借着禁止进口而加入走私，因为走私连税也不必交。到了1800年，至少西南各省自产鸦片就超过进口。到了1830年代，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官僚与皇室都掩护罂粟种植与加工，产量便大大增加。而进口鸦片被禁又使鸦片价格剧增，走私则使皇帝的禁烟令成为一张废纸，朝廷原来收取的税银也全部落入官员和买办的腰包。他们和英国的鸦片商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走私鸦片简直如入无人之境。
据与林则徐同时代的魏源记载：广东水师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水师副将韩肇庆专门护送走私，走私鸦片干脆由水师包办运输，每万箱抽数百箱报功，韩竟因此“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福建水师居然全靠协办走私鸦片为业，甚至“夷船之鸦片一时不能进口，往往寄顿于炮台附近”。浙江官军也不甘落后，英国政府蓝皮书称：“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地默许，前任和现任巡抚都从中取利，听说北京的军机处也暗中允许。”“他们纵容烟贩从外国船上取走鸦片，有时甚至将官船借以转运。”当时，就连马克思也在报纸上发表评论：“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都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精神联系。”
鸦片之所以如此炙手可热，原因在于市场有巨大需求。据当时的士人蒋湘南调查和推测：京官中吸食鸦片者达十之一、二；幕僚吸食者达十之五、六；长随、吏胥不可胜数。就连林则徐也向朝廷报告：“衙门中吸食者最多，如幕友、宦亲、长随、书办、差役，嗜好者十之八、九。”1831年刑部甚至向朝廷奏称：“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之人，而各衙门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皇室内部也是鸦片鬼成群。神机营管理大臣桂祥便是著名的大烟鬼；甚至连慈禧太后本人也是鸦片吸食者。乃至清廷在禁烟措施中，不得不把一品以上官员、六十岁以上人士列入禁烟行列之外。甚至就在道光皇帝的心腹大臣中，以军机大臣穆彰阿、重臣琦善、耆英、伊里布等，都是鸦片走私的受益者。在当时的满清帝国，国民吸食鸦片就象现在的中国人抽香烟一样普遍，绝对是一幅真实的历史图景。
由于满清官府与军官的参与，走私鸦片的数量甚至比禁烟前的进口更甚。英商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印度的鸦片，他们运至珠江口的伶仃岛批发给中国有官府背景的走私商。据历史上不完全记载，在1790年代每年进口约4000箱鸦片，禁烟令以后1810年代达4494箱；1821-1828年扩展到9708箱；1828-1835年增加到18835箱；1835-1839年竟高达30000箱以上。又例如英资怡和洋行的郭士立医生（Dr•KarlGutzlaff）每年贿赂钦州官员2万美金，鸦片就得以长年累月平安登陆钦州港。走私导致鸦片输入大增，乃至东印度公司急忙扩大印度的罂粟种植，增加鸦片产量，否则就供不应求。
三，关于英国对鸦片贸易存废的争论
英国对鸦片贸易的态度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是举国一致拥护这种肮脏的鸦片贸易，同时，英国的鸦片贸易也并非只独家针对中国，在英国国内也一直能买到鸦片。鸦片贸易之所以在英国也有争议的情况下，能长盛不衰，是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不仅鸦片贸易是合法而且正常的，而且，也导源于人们对鸦片的危害认识没有象现代人这样到位。当然，最关键的原因还是中国对鸦片的市场需求巨大，导致贸易额和贸易利润直线上升，英国人凭此可以一举扭转贸易逆差。如1830年代，鸦片贸易收入竟然占到了英国对华贸易总额的一半，这种贸易对正处于对外扩张的英帝国而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唯利是图的英国政府不仅可以从鸦片对中国的出口获得巨额收入，而且，鸦片贸易在英国本土也属于正常贸易，只不过是英国的鸦片烟鬼没有中国那么普及，其吸食鸦片的市场微不足道而已。
史载，直至1868年英国才制定《毒品药店法案》。就是这个专门管理毒品法案，也只不过对英国本土的鸦片贸易给予一般性限制而已。英国真正的禁止鸦片法令颁布，一直拖到了1914年。历史上，英国甚至制造过相当多的含有鸦片成分的产品。例如一种常见的儿童鸦片糖“巴拉高利”（Balagoli），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是使婴儿安静的家常药物。而美国直到1885年，才立法禁止美国本土的鸦片贸易，但禁令并不严密。一个典型的事例是，著名的可口可乐饮料直至1903年尚含有微量可卡因。
虽然鸦片无论在英国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合法流通的商品，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国内就对鸦片贸易没有异议。其实，在英国，一直有许多有识之士反对鸦片贸易。早在1780年代就有人十分强烈地谴责并呼吁政府取缔鸦片贸易，而且这个呼声一直不断。如沙夫茨伯里伯爵（Shaftesbury）宣布：“我充分相信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托•阿诺德（T•Arnold）博士称英国允许鸦片贸易“如此邪恶以致它是最大的民族罪孽”；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格拉德斯通（Gladstone）说：“就我所知和我所读过的，这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一场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处理中英关系的官员乔治•斯当东勋爵（George•Staunton）也在国会声明：“我们不否认这个事实，要不是鸦片走私的话，就不会有战争。”就连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处经理赛蒙（Sam）也写道：“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哪里种植鸦片，那里的人就吸鸦片，种得越多，吸得越多。”但是，英国国内禁止鸦片贸易的主张没有获得政府的支持而成为国家政策和法律，因为多数英国人不赞成禁止鸦片贸易。其中，一些人属于对鸦片没有正确的认识；另一些人则完全因为鸦片带来的巨大利益。那时英国报纸对反对和拥护鸦片贸易的意见统计大约在1：5，于是，很自然的结果是，英国议会长期通不过禁烟法案。
四，关于林则徐和英国政府全权代表义律打交道的故事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和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事实是，率先指挥打响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政府全权代表查尔斯•义律(Charles•Elliont)，居然是一个坚决的鸦片贸易反对者。他原任英属圭亚那医疗舰《奴隶护神》号舰长。其前任英中联络官罗宾逊爵士也是鸦片贸易的反对者，他曾报告英国政府：“无论什么时候，英国政府要我们制止英国船只参与鸦片非法贸易，我们都能够完成。但更确实的办法是禁止英属印度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罗宾逊的这个建议导致印度当局的强烈反对，而终于被免职，临时才委任义律担当此职。
然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义律一上任就要求英国政府改变英商在中国从事贸易的基本方式，敦促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鸦片走私。他个人甚至认为，这种贸易是一种罪行，是大英帝国的耻辱。在给伦敦的报告中，义律写道：鸦片贸易“给打着天主教旗号的国民丢脸。”
按说，清廷的禁烟举措，有一个也主张禁烟的英国政府代表加以配合，满清的禁烟获得完全成功应该是能在和平的前提下实现的。
事实上，当1838年道光皇帝发现库银已从7000万两下降到不足1000万两，而启用林则徐任禁烟钦差大臣时，历史确实给了林则徐和平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机会。据历史记载，当林下令收缴鸦片时，义律竟然未经请示伦敦也没有和林则徐进行任何讨价还价就命令英国商人交出了所有存货20283箱鸦片，并代表英皇承诺赔偿英商的损失。此举令林则徐都感觉惊讶和喜出望外，但却令英国朝野感到愤怒。对这一历史事实，中国历来的历史著述，从来都不提义律个人在收缴鸦片的行动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而是把此人进行漫画式的处理，这可以从谢晋导演的电影《鸦片战争》中看出来。
林则徐于1839年5月18日收缴鸦片完毕；6月3日在虎门沙滩上掘池开始销毁。此时，英国停泊在中国海岸的二十余艘商船，由唯一的一艘小型护卫舰《英王拉尼》（HMSLarne）号保护。由于林则徐当时在收缴鸦片时，并没有坚持让这些英国的鸦片商人签署契约保证停止鸦片贸易，所以，当义律命令本国的商人按照中国官方要求缴出全部鸦片时，这些英国的鸦片商人就全部照办了。可是，当英商马地臣、查顿则通过广东衙门里的内线得知，林则徐禁烟的期望值，是只要能收缴到鸦片“六、七千箱就足矣”，遂对义律大为不满，便向英国政府告了义律的状。
据史载，在虎门销毁缴来的鸦片时，林则徐邀请了美国商人金（C•W•King）和美国传教士埃利加•布里奇曼（Elijah•Bridgman）到场观看。金告诉林则徐，英国正应那些商人的请求，派出的蒸汽炮舰已在前往中国的途中。林则徐对这个重要的情报居然一笑了之根本就没有引起重视的意思，既没有意识到他销毁的只是鸦片，并没有销毁中国巨大的鸦片市场，更没有意识到他根本就一点也没有销毁鸦片商们对暴利的渴望。尤其糟糕的是，林则徐也没有采取有效而又明确的措施，使进行正当贸易的商人与鸦片走私商分开，半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强力禁烟举措对一个奉行自由贸易原则的新兴帝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人们常说，一个偶然的事件往往会改变整个历史的走向。就象后来武昌军营里一个小排长侮辱自己的士兵，而导致辛亥年10月10日爆发武昌起义一样，1839年7月7日，几个英国水手上岸酗酒闹事，居然改变了满清王朝后来的命运。
史载，是年7月7日，一伙英国水手划船到九龙尖沙嘴的小酒馆酗酒后闹事，捣毁了村民的一座神龛，遂引发斗殴。结果当地村民林维喜伤重不治。这件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刑事案件，如果是发生在一伙中国人之间，中国的官府就象做1+1=2的算术一样好处理，可它却是发生在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国司法问题了，而和英国的法律及其文化背景有了必然的纠葛。
当时，在处理这一案件的指导思想上，林则徐按照通常的做法，要求义律按大清律将那些参与斗殴的水手，交出一人为死者偿命；而义律则同意赔偿死者家属，惩办所有参与滋事的水手，但拒绝只以其中一人被判极刑顶罪。在这一法律纠纷中，大清律与英国法律在此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它也是英国人后来坚持要从清廷获得治外法权的最初原因。
在这个案件的处理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林则徐非常愤怒，遂向所有“海外夷人”发布通告，命令他们必须顺从天朝。8月15日，林则徐进一步将冲突升级，下令禁止一切对外贸易活动，封锁外国在广州的全部企业，并派兵开进澳门。而义律则避其锋芒，命令香港、澳门的英国商人及其家属全部登船，并驶离海岸；随后，林则徐进一步发布命令，严禁所有村民供应英船任何日用品，并且派战船封锁英船，一旦发现上岸的外国人，一律就地正法。
9月5日，义律派英商郭士立作为特使，交给林则徐一封信件，主要是要求他下令解除对英国船只的封锁，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同时，还要求他下令制止村民在英船取得淡水处投放污垢物甚至毒物。而林则徐却断然拒绝了义律的要求。是日下午两点，义律发出最后通牒，得到的响应是置之不理。三点，英国军舰向封锁英国船队的中国战船开火，以图突破封锁。虽然《时代周刊》将此称之为鸦片战争第一枪，但其实这顶多只是一场局部的武装冲突，称不上任何意义上的战争。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林则徐这个民族英雄，原本是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成就他禁烟的伟业，然而，由于他的颟顸愚蠢，其发布的一系列毫无技术含量和无视现代文明基本准则的政令，基本上堵死了和义律这位原本可以和他联手完成禁烟伟业的英国人进行任何合作的可能。
历史事实非常清楚地表明，是林则徐，代表昏聩的满清王朝为英国人选择了战争。
关于义律，有一件事必须提到他：要求清廷割让香港，就是出自他的主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完第一阶段，林则徐已经被道光皇帝革职后，义律在向清廷新的钦差大臣琦善提交《穿鼻条约》文本时，又是未经伦敦的批准而擅作主张。这个条约的主要要求是：a，将香港让与英国；b，赔款六百万元（这是琦善主张的数目）；c，英中官员平等相待；d，限于（1841年）春节后十日内恢复广州贸易。该条约琦善仅以割让香港须皇帝批准，其他照准。而英国政府却并不满意，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打开中国的贸易封锁，获得在中国全境自由贸易的权利。1841年8月，义律终于被免职，而由璞鼎查（HenryPottinger）接任。维多利亚女王在事后这样评价义律：“一位完全不遵守指令而努力争取最短任期的人。”义律最后被调往北美得克萨斯任英国代办，这也算是与林则徐被贬谪新疆扯平了。
历史，在这里跟林则徐和义律开了个玩笑事小，但却因林则徐拒绝和义律协商处理两国的贸易纠纷，而开启了战争的大门，乃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我们现在说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是鸦片，这应该是不错的。但这次战争被引发的本质却并非鸦片。鸦片只是一个由头，它把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及其腐败无能暴露无遗；同是，鸦片又是腐蚀剂，使这个本来就已经腐败不堪的专制王朝更加腐败。恰如马克思所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刚直清廉之士，虽然忧患于朝廷、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敢做敢当，但是却由于其颟顸愚蠢地逆历史前进方向的倒行逆施，终于把原本可以避免的战火，从南中国点燃而延烧到南京，最后以该死的中英《南京条约》而划上了一个逗号。
五，关于鸦片战争过程中一些被忽略的历史事实
话说林则徐和义律在1839年9月5日的武装冲突结束之后，满清对外贸易仰或鸦片走私，即使就在林则徐主政广东期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其与禁烟之前的区别仅在于规模缩小了许多，交易更加隐蔽而已。一个合乎经济学规律的现象是，林则徐销毁鸦片制造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导致鸦片价格飚升，铤而走险的人不仅大有人在，而且更加变本加厉。
后来的历史事实是，林则徐和义律的纠纷也从此陷入僵局，被僵持数月而没有得到任何解决。这种解决问题的僵局，除了导致英国军舰陆续到达以增强实力并准备一战而解决问题之外，还被英国那些反对禁止鸦片贸易的势力所利用，致使英国国内冀望武力解决问题的人及其主张逐渐占了上风。1839年11月4日，英国军舰与中国水师在穿鼻、官涌海面开始武装冲突，至13日，此类冲突共发生六次，双方各有损失。对这些冲突，连同9月5日那一次冲突在内，林则徐给朝廷的奏报中则称之为“七战七捷”，从而完全误导了清廷的君臣，给昏聩的道光皇帝及其臣子们虚幻的胜利感。据史载，道光皇帝接报后大喜，遂在朝廷昏官们一片对林则徐的赞扬声中，道光皇帝于1839年12月下令禁止广东口岸的全部对外贸易。林则徐于1840年初奉命正式封港，断绝了中外之间全部贸易往来。
这种全面的禁止一切贸易的政策一直持续了四个多月。此时，满清王朝和英国的矛盾焦点，已经不再是鸦片贸易的纠纷问题了，而是满清要闭关锁国与英国要进行自由贸易的冲突。事态的发展终于在林则徐的一手导演下，腐败僵化的满清王朝与实行炮舰政策的英国政府的冲突，已经到了非要用战争方式才能解决分歧的地步。
即使是战争就要迫在眉睫的形势下，林则徐与义律之间的函件往来其实也一直并没有中断。义律在开战之前，曾向林则徐提出了包括运输、贸易以及限制鸦片的各种解决纠纷的方案。遗憾的是，林则徐坚持除林维喜案的要求外，其他一概不予理会。这种僵持的局面一直拖延至1840年5月。此时，抵达珠江口的英国军舰已达48艘，大炮540门，军队25000人。英军开始有实力反向封锁珠江口。5月9日夜，林则徐派火舟10艘主动出击，焚毁英国小艇11艘；而义律并不在防备森严的广州还击，却率舰40艘北上，攻厦门、陷定海，于7月12日抵大沽口讹诈清廷。道光皇帝眼瞧英舰威胁京畿，连忙派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赴天津大沽议和，并下诏曰：“禁烟措置失当，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定能代伸冤抑。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
琦善明确对义律表示只要英舰返还广州，朝廷一定查办林则徐、邓艇桢等。英国军舰于是掉头南下。8月，道光帝委任琦善为钦差，9月28日革林则徐、邓廷桢职，11月29日琦善抵达广州。义律提出赔偿战费及没收商品包括鸦片损失费；重开商埠；给予英商专用码头；规定税则；改革行商制度以及治外法权的14点要求。琦善答复赔偿六百万元；除广州外另开一处商埠。英方坚持在福建、浙江、江苏另选两处商埠。琦善奏报道光皇帝后，道光皇帝大怒。他原本以为革林则徐职、重开贸易即可解决问题，如今英国人却得寸进尺，决意要打开中国自由贸易的大门，这是绝无可能、也绝对不可容忍的。于是，1841年1月20日，皇帝急令琦善，立即停止谈判，并调湘、川、黔诸省兵丁驰援广州，准备一战；同时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见英船即开炮，痛加剿洗。
1月6日，义律获知中国将拒绝英方要求，马上照会琦善，一切待战后再商。并命令英国军舰挂红旗准备出战。琦善见状急忙复照义律，警告英军勿轻举妄动，否则一切已答应之要求将化为乌有。7日英舰20只、兵员1500余人，进攻沙角、大角两处炮台。清军二千人不敌，两处炮台均陷落。20日，义律停止作战并通过澳门当局致琦善《穿鼻条约》草案，要求割让香港。琦善于正月初三签订该条约，但保留待上奏批准后方有效的尾巴，道光皇帝得奏后嗤之以鼻，斥为“一片呓语”。26日，英军不等皇帝批复，即遣《硫磺号》军舰登陆香港，并发文告称香港居民为英国子民。广东巡抚怡良2月10日报告朝廷，其实道光皇帝已经于1月27日诏告中外，义正词严地对英国宣战了。此时再闻报，即授喻内阁：“琦善擅与香港，辜恩误国，著即革职锁拿，押解来京严讯，所有家产查抄入官。”
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军事冲突升级为两国战争。义律立即于2月26日进攻虎门；27日进攻乌涌。至3月3日，英军已经兵临广州城下。腐败的清朝政府，公开宣战之后一个多月，非但没有战争准备，就连委派接任的官员亦未到任。3月5日，接替琦善的大臣之一杨芳始抵广州；18日，义律委托美国领事提议调停，杨芳同意，双方于20日结束战事恢复贸易。杨芳与广东巡抚怡良奏报：“虎门既已失守，近省猎德、大黄滘等处亦被闯入，省城别无屏障可以控御。陆续调到之官兵虽有八千，但皆不习水战。旬月以来，英军所以没有攻打广州，实恋通商。英货船有九只满载洋米九万担，粤东产米无多，可见英人并非包藏祸心，莫如权作变通，允许英商到广州贸易。”道光皇帝答复：“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4月18日将杨芳、怡良革职交部严处。没几天，23日，又谕革职留任。
4月14日，接任琦善的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抵广州，经过一番谋划，从5月10日起开始进攻英军，至21日夜，烧毁英船两只，英军退守南岸。杨芳与义律经营的停战、恢复贸易局面亦不复存在。已经停下来的战争进一步升级。22日英军开始反攻，清军伤亡惨重，至24日上午，广州城郊各据点系数被英军占领，广州完全暴露于英军火力之下。尽管三元里等地百姓自发参战，并杀伤英军一支登陆部队几十人，但终究难挽战况急转直下的颓势。于是，便于27日签署了《广州和约》，缴纳“赎城费”六百万元、赔偿英商损失三十万元，清军撤离广州六十里，英军亦退返海上。
但是，这样的战争结果与英国的期望值相距太远。英国政府对于其全权代表义律的举措并不满意，是年5月3日，林则徐离开广东被贬谪流放新疆，随后，义律也被英国政府免职。接任义律的璞鼎查，按照英国政府的要求，指挥英国军舰北上，要一鼓作气彻底打开中国的大门，在厦门、宁波、定海、镇海、吴淞、上海、宝山、镇江等地连续打败清军，1842年8月，英国军舰溯长江而上兵临南京城下；29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开篇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一，中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二，割让香港；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四，协定关税，即英国进出中国海关货物之税率，要由两国共同议定；五，中、英两国商人可以自由贸易。无可否认，这个条约远比当初义律起草的《穿鼻条约》和《广州条约》苛刻得多。
《南京条约》尚不是鸦片战争的全部结局，1843年7月的《五口通商章程》及10月的《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又增加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六，关于鸦片战争后果的思考
我们纵观整个鸦片战争的前因、过程及后果，不难看出，林则徐查禁鸦片而引起纠纷，并非导致战争的核心原因。所谓万恶的“鸦片贸易”并不是英国人最先带进中国的罪恶，它早在英国人成为最大的鸦片贩子之前，就在中国存在着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广大的消费市场。如果说鸦片是毒死满清王朝的毒品，事实上，不是因为鸦片才导致满清王朝的腐败，而是满清王朝的腐败才造就了巨大的鸦片市场；反过来，鸦片又进一步促进和加速了王朝的腐败。
事实上，在那个因鸦片贸易纠纷而最终引发一场战争的年代，无论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其对鸦片的认识远不同于今日。当时的世界各国，其中也包括英国本土在内，都没有对鸦片贸易设立过什么限制。真正的问题在于，只有那时的中国社会才有众多的人吸食鸦片而泛滥成灾，乃至于形成巨大的暴利市场，并进一步开始动摇满清王朝的国本。而英国商人只不过是如同追逐腐尸的邋狗，循着鸦片的暴利逐利而来。如果没有中国官员的配合，英国鸦片商人跟本就无法从事走私鸦片的任何活动。
在此问题上，近代中国人中有一个以讹传讹的说法，是关于“黄祸”的传言。其实，那最初是西方人所说的黄种人因吸食鸦片而成为“鸦片鬼”，而给世界带来的祸害，根本就不是我们现在某些人所想象的、如同成吉思汗那样的野蛮入侵欧洲而来的祸害。
关于“黄祸”的传言来历，其大致情形是：大约从1820年代起，广东、福建沿海的华工（苦力）便以一定规模开始输往海外。当时的俗称是“卖仔”，后来更被贬为“卖猪仔”。他们中约95%属于契约劳工，其待遇是非人的，在遭受层层盘剥之余，他们还必须偿还国内“蛇头”的欠款。这些命运悲惨的华工，在流落海外期间，为了解除烦恼，从中国带去了吸食鸦片的恶习。虽然在东南亚一带吸食鸦片，不是华人的首创，却因大批华人抵达而扩大了这种嗜好。例如，在19世纪后半叶，华人占95%以上的新加坡，一度有三分之一男人吸鸦片上瘾；菲律宾有190余家鸦片馆，只为华人服务；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内，吸食鸦片成了广泛的消遣方式，乃至于导致这些国家的白人排斥华人甚至包括那些亲近华人的白人妇女。1888年一艘叫“阿富汗”的船只抵达墨尔本，当地居民居然自发组织纠察队不许船上250名华人下船，理由仅为抵制鸦片侵入墨尔本；在美国，因为南北战争大量使用鸦片作为医治伤员的药物，鸦片已经被广泛使用。华工的到来使之更趋严重。凡中国社区必有中国人开的鸦片烟馆，它使华工收入的几乎一半消费在鸦片烟里。1885年一项调查显示，仅旧金山唐人街便有26家鸦片烟馆，每馆可以同时容纳24人吸食。不止吸食鸦片，赌博、卖淫、高利贷都在这些烟馆里蔓延开来；在秘鲁，鸦片与华工同时输入，那些发现暴利唾手可得的中国商人很快就构筑了一条把中国鸦片经美国运到秘鲁的黄金途径。
鸦片战争一个彻底败坏中国人声誉的糟糕结果，是中国从单纯的鸦片输入国居然一度变成了鸦片的输出国，它与中国苦力同时输出到世界各地。随后，这些伴随着华人而来逐渐成为鸦片消费国的国家，分布于全世界。例如，1888年，澳洲的鸦片输入便达17684磅，到1890年4月，仅维多利亚一个州，欧洲裔鸦片吸食者便达700余名；1875年《旧金山晚邮报》统计，全美共计有12万鸦片的“瘾君子”。该报特别声明：此数据尚不包括华裔在内。1885年输入美国的鸦片达208152磅。美国之所以一度制定并实施排华法案，中国人到处传播鸦片如果不是最根本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对此，美国参议院牧师纽曼博士（J•P•Newman）1874年的演说具有代表性：“中国人作为家仆、洗衣工、体力劳动者、矿工等大批到来。我们尽我们所能使他们文明和基督化（我们给他们学习的学校和宗教的殿堂）。但他们到来时都已经虚弱不堪，鸦片使他们浑身无力。我们需要他们做体力劳动者；我们需要他们做仆人；我们需要他们做市民。因为从密苏里到金门的广阔土地上，只有不到100万白种居民。我们欢迎他们，但如果他们是鸦片吸食者，我们无法欢迎他们。”
也许鸦片的祸害才是导致用全球化的视角解决国际问题的先声。毒品，对全人类都是一视同仁的，它不会只伤害一个民族或一个人种，而给另外一个民族或人种以免疫力。1898年美国打败西班牙获得菲律宾的统治权，那里的鸦片泛滥使美国占领者头疼不已，于是一个委员会于1903年成立，采取了取缔烟馆、禁止输入鸦片的强制性政策。是美国人最先认识到，如果没有全世界的共同行动，鸦片是禁不住的。1906年这个委员会的布伦特主教致函罗斯福总统，美国正式开始号召全世界起来反对鸦片走私及其他毒品。1909年2月，人类首次禁毒的国际会议在上海召开，13个国家参加这次国际鸦片委员会会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会议因对慈禧太后驾崩表示尊重而延期一个月，可慈禧却是一个世界知名的鸦片鬼。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实质上的制约能力，但它毕竟是人类首次国际意义上共同讨伐毒品的宣战：“国际鸦片委员会渴望能力促各国政府在自己的领土内采取措施，控制吗啡及其他或能带来相似结果的鸦片衍生物的生产、出售和分销。”
1924年出版的英国女作家艾伦•拉•莫特（Allen•La•Mott）在《鸦片民族》一书中，她强烈谴责了殖民国家对待毒品的态度之后，又预言：“假设鸦片是为了东方而生产，可是多余的产出必然会回流到欧洲和美洲。”后来比鸦片的毒性强过百倍都不止的海洛英流毒世界历史的无情事实，证实了她当年无心的预言，这是否证实了这样一个哲理：任何针对部分人类的歧视与伤害，都是对全人类的伤害？或者用简单的中国俗话表述：害人终害己。这个毒品之害，延续至今也为祸不浅，成了人类文明的恒久之痛。
结束语
平心而论，谈论林则徐在160多年前面对一种新的人类文明挑战而彻底失败的历史，是一个极为沉痛的话题。尤其是要按照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把一个自己敬仰了几十年的民族英雄还原于历史罪人的本来面目，就象要把自己从“龙的传人”还原为“猪的传人”而一样难以接受。但是，无情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不管林则徐的人品有多高尚，其为官有多清廉，其性格有多刚毅，其抵御外辱的态度有多决绝，可他在处理攸关国家、民族和社稷命运的国家大事时的昏聩蒙昧，悖逆历史前进方向而做出的一系列颟顸愚蠢的错误决断，陷国家和民族于万劫不复的深渊而不可自拔，其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英雄，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极端愚蠢的英雄形象。
在我看来，林则徐这样的蠢人被当今中华民族作为自己的民族英雄来推崇，可以说，正是这个不长记性的民族最大的悲哀和不幸之所在。这，就是我之所以把林则徐称之为成为历史罪人的主要原因。
中国，中华民族，无论是为了你不重蹈满清王朝的覆辙，还是为了你有个美好未来，你都要把林则徐从英雄榜上还原为一个民族罪人。
（200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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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人总是批判中国人的思维太极端非黑即白，但从他们的文章来看同样不是英雄就是罪人。
9月5日，义律派英商郭士立作为特使，交给林则徐一封信件，主要是要求他下令解除对英国船只的封锁，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同时，还要求他下令制止村民在英船取得淡水处投放污垢物甚至毒物。而林则徐却断然拒绝了义律的要求。是日下午两点，义律发出最后通牒，得到的响应是置之不理。三点，英国军舰向封锁英国船队的中国战船开火，以图突破封锁。虽然《时代周刊》将此称之为鸦片战争第一枪，但其实这顶多只是一场局部的武装冲突，称不上任何意义上的战争。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林则徐这个民族英雄，原本是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成就他禁烟的伟业，然而，由于他的颟顸愚蠢，其发布的一系列毫无技术含量和无视现代文明基本准则的政令，基本上堵死了和义律这位原本可以和他联手完成禁烟伟业的英国人进行任何合作的可能。
历史事实非常清楚地表明，是林则徐，代表昏聩的满清王朝为英国人选择了战争。
关于义律，有一件事必须提到他：要求清廷割让香港，就是出自他的主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完第一阶段，林则徐已经被道光皇帝革职后，义律在向清廷新的钦差大臣琦善提交《穿鼻条约》文本时，又是未经伦敦的批准而擅作主张。这个条约的主要要求是：a，将香港让与英国；b，赔款六百万元（这是琦善主张的数目）；c，英中官员平等相待；d，限于（1841年）春节后十日内恢复广州贸易。该条约琦善仅以割让香港须皇帝批准，其他照准。而英国政府却并不满意，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打开中国的贸易封锁，获得在中国全境自由贸易的权利。1841年8月，义律终于被免职，而由璞鼎查（HenryPottinger）接任。维多利亚女王在事后这样评价义律：“一位完全不遵守指令而努力争取最短任期的人。”义律最后被调往北美得克萨斯任英国代办，这也算是与林则徐被贬谪新疆扯平了。
历史，在这里跟林则徐和义律开了个玩笑事小，但却因林则徐拒绝和义律协商处理两国的贸易纠纷，而开启了战争的大门，乃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我们现在说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是鸦片，这应该是不错的。但这次战争被引发的本质却并非鸦片。鸦片只是一个由头，它把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及其腐败无能暴露无遗；同是，鸦片又是腐蚀剂，使这个本来就已经腐败不堪的专制王朝更加腐败。恰如马克思所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刚直清廉之士，虽然忧患于朝廷、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敢做敢当，但是却由于其颟顸愚蠢地逆历史前进方向的倒行逆施，终于把原本可以避免的战火，从南中国点燃而延烧到南京，最后以该死的中英《南京条约》而划上了一个逗号。
五，关于鸦片战争过程中一些被忽略的历史事实
话说林则徐和义律在1839年9月5日的武装冲突结束之后，满清对外贸易仰或鸦片走私，即使就在林则徐主政广东期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其与禁烟之前的区别仅在于规模缩小了许多，交易更加隐蔽而已。一个合乎经济学规律的现象是，林则徐销毁鸦片制造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导致鸦片价格飚升，铤而走险的人不仅大有人在，而且更加变本加厉。
后来的历史事实是，林则徐和义律的纠纷也从此陷入僵局，被僵持数月而没有得到任何解决。这种解决问题的僵局，除了导致英国军舰陆续到达以增强实力并准备一战而解决问题之外，还被英国那些反对禁止鸦片贸易的势力所利用，致使英国国内冀望武力解决问题的人及其主张逐渐占了上风。1839年11月4日，英国军舰与中国水师在穿鼻、官涌海面开始武装冲突，至13日，此类冲突共发生六次，双方各有损失。对这些冲突，连同9月5日那一次冲突在内，林则徐给朝廷的奏报中则称之为“七战七捷”，从而完全误导了清廷的君臣，给昏聩的道光皇帝及其臣子们虚幻的胜利感。据史载，道光皇帝接报后大喜，遂在朝廷昏官们一片对林则徐的赞扬声中，道光皇帝于1839年12月下令禁止广东口岸的全部对外贸易。林则徐于1840年初奉命正式封港，断绝了中外之间全部贸易往来。
这种全面的禁止一切贸易的政策一直持续了四个多月。此时，满清王朝和英国的矛盾焦点，已经不再是鸦片贸易的纠纷问题了，而是满清要闭关锁国与英国要进行自由贸易的冲突。事态的发展终于在林则徐的一手导演下，腐败僵化的满清王朝与实行炮舰政策的英国政府的冲突，已经到了非要用战争方式才能解决分歧的地步。
即使是战争就要迫在眉睫的形势下，林则徐与义律之间的函件往来其实也一直并没有中断。义律在开战之前，曾向林则徐提出了包括运输、贸易以及限制鸦片的各种解决纠纷的方案。遗憾的是，林则徐坚持除林维喜案的要求外，其他一概不予理会。这种僵持的局面一直拖延至1840年5月。此时，抵达珠江口的英国军舰已达48艘，大炮540门，军队25000人。英军开始有实力反向封锁珠江口。5月9日夜，林则徐派火舟10艘主动出击，焚毁英国小艇11艘；而义律并不在防备森严的广州还击，却率舰40艘北上，攻厦门、陷定海，于7月12日抵大沽口讹诈清廷。道光皇帝眼瞧英舰威胁京畿，连忙派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赴天津大沽议和，并下诏曰：“禁烟措置失当，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定能代伸冤抑。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
琦善明确对义律表示只要英舰返还广州，朝廷一定查办林则徐、邓艇桢等。英国军舰于是掉头南下。8月，道光帝委任琦善为钦差，9月28日革林则徐、邓廷桢职，11月29日琦善抵达广州。义律提出赔偿战费及没收商品包括鸦片损失费；重开商埠；给予英商专用码头；规定税则；改革行商制度以及治外法权的14点要求。琦善答复赔偿六百万元；除广州外另开一处商埠。英方坚持在福建、浙江、江苏另选两处商埠。琦善奏报道光皇帝后，道光皇帝大怒。他原本以为革林则徐职、重开贸易即可解决问题，如今英国人却得寸进尺，决意要打开中国自由贸易的大门，这是绝无可能、也绝对不可容忍的。于是，1841年1月20日，皇帝急令琦善，立即停止谈判，并调湘、川、黔诸省兵丁驰援广州，准备一战；同时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见英船即开炮，痛加剿洗。
1月6日，义律获知中国将拒绝英方要求，马上照会琦善，一切待战后再商。并命令英国军舰挂红旗准备出战。琦善见状急忙复照义律，警告英军勿轻举妄动，否则一切已答应之要求将化为乌有。7日英舰20只、兵员1500余人，进攻沙角、大角两处炮台。清军二千人不敌，两处炮台均陷落。20日，义律停止作战并通过澳门当局致琦善《穿鼻条约》草案，要求割让香港。琦善于正月初三签订该条约，但保留待上奏批准后方有效的尾巴，道光皇帝得奏后嗤之以鼻，斥为“一片呓语”。26日，英军不等皇帝批复，即遣《硫磺号》军舰登陆香港，并发文告称香港居民为英国子民。广东巡抚怡良2月10日报告朝廷，其实道光皇帝已经于1月27日诏告中外，义正词严地对英国宣战了。此时再闻报，即授喻内阁：“琦善擅与香港，辜恩误国，著即革职锁拿，押解来京严讯，所有家产查抄入官。”
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军事冲突升级为两国战争。义律立即于2月26日进攻虎门；27日进攻乌涌。至3月3日，英军已经兵临广州城下。腐败的清朝政府，公开宣战之后一个多月，非但没有战争准备，就连委派接任的官员亦未到任。3月5日，接替琦善的大臣之一杨芳始抵广州；18日，义律委托美国领事提议调停，杨芳同意，双方于20日结束战事恢复贸易。杨芳与广东巡抚怡良奏报：“虎门既已失守，近省猎德、大黄滘等处亦被闯入，省城别无屏障可以控御。陆续调到之官兵虽有八千，但皆不习水战。旬月以来，英军所以没有攻打广州，实恋通商。英货船有九只满载洋米九万担，粤东产米无多，可见英人并非包藏祸心，莫如权作变通，允许英商到广州贸易。”道光皇帝答复：“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4月18日将杨芳、怡良革职交部严处。没几天，23日，又谕革职留任。
4月14日，接任琦善的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抵广州，经过一番谋划，从5月10日起开始进攻英军，至21日夜，烧毁英船两只，英军退守南岸。杨芳与义律经营的停战、恢复贸易局面亦不复存在。已经停下来的战争进一步升级。22日英军开始反攻，清军伤亡惨重，至24日上午，广州城郊各据点系数被英军占领，广州完全暴露于英军火力之下。尽管三元里等地百姓自发参战，并杀伤英军一支登陆部队几十人，但终究难挽战况急转直下的颓势。于是，便于27日签署了《广州和约》，缴纳“赎城费”六百万元、赔偿英商损失三十万元，清军撤离广州六十里，英军亦退返海上。
但是，这样的战争结果与英国的期望值相距太远。英国政府对于其全权代表义律的举措并不满意，是年5月3日，林则徐离开广东被贬谪流放新疆，随后，义律也被英国政府免职。接任义律的璞鼎查，按照英国政府的要求，指挥英国军舰北上，要一鼓作气彻底打开中国的大门，在厦门、宁波、定海、镇海、吴淞、上海、宝山、镇江等地连续打败清军，1842年8月，英国军舰溯长江而上兵临南京城下；29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开篇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一，中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二，割让香港；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四，协定关税，即英国进出中国海关货物之税率，要由两国共同议定；五，中、英两国商人可以自由贸易。无可否认，这个条约远比当初义律起草的《穿鼻条约》和《广州条约》苛刻得多。
《南京条约》尚不是鸦片战争的全部结局，1843年7月的《五口通商章程》及10月的《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又增加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六，关于鸦片战争后果的思考
我们纵观整个鸦片战争的前因、过程及后果，不难看出，林则徐查禁鸦片而引起纠纷，并非导致战争的核心原因。所谓万恶的“鸦片贸易”并不是英国人最先带进中国的罪恶，它早在英国人成为最大的鸦片贩子之前，就在中国存在着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广大的消费市场。如果说鸦片是毒死满清王朝的毒品，事实上，不是因为鸦片才导致满清王朝的腐败，而是满清王朝的腐败才造就了巨大的鸦片市场；反过来，鸦片又进一步促进和加速了王朝的腐败。
事实上，在那个因鸦片贸易纠纷而最终引发一场战争的年代，无论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其对鸦片的认识远不同于今日。当时的世界各国，其中也包括英国本土在内，都没有对鸦片贸易设立过什么限制。真正的问题在于，只有那时的中国社会才有众多的人吸食鸦片而泛滥成灾，乃至于形成巨大的暴利市场，并进一步开始动摇满清王朝的国本。而英国商人只不过是如同追逐腐尸的邋狗，循着鸦片的暴利逐利而来。如果没有中国官员的配合，英国鸦片商人跟本就无法从事走私鸦片的任何活动。
在此问题上，近代中国人中有一个以讹传讹的说法，是关于“黄祸”的传言。其实，那最初是西方人所说的黄种人因吸食鸦片而成为“鸦片鬼”，而给世界带来的祸害，根本就不是我们现在某些人所想象的、如同成吉思汗那样的野蛮入侵欧洲而来的祸害。
关于“黄祸”的传言来历，其大致情形是：大约从1820年代起，广东、福建沿海的华工（苦力）便以一定规模开始输往海外。当时的俗称是“卖仔”，后来更被贬为“卖猪仔”。他们中约95%属于契约劳工，其待遇是非人的，在遭受层层盘剥之余，他们还必须偿还国内“蛇头”的欠款。这些命运悲惨的华工，在流落海外期间，为了解除烦恼，从中国带去了吸食鸦片的恶习。虽然在东南亚一带吸食鸦片，不是华人的首创，却因大批华人抵达而扩大了这种嗜好。例如，在19世纪后半叶，华人占95%以上的新加坡，一度有三分之一男人吸鸦片上瘾；菲律宾有190余家鸦片馆，只为华人服务；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内，吸食鸦片成了广泛的消遣方式，乃至于导致这些国家的白人排斥华人甚至包括那些亲近华人的白人妇女。1888年一艘叫“阿富汗”的船只抵达墨尔本，当地居民居然自发组织纠察队不许船上250名华人下船，理由仅为抵制鸦片侵入墨尔本；在美国，因为南北战争大量使用鸦片作为医治伤员的药物，鸦片已经被广泛使用。华工的到来使之更趋严重。凡中国社区必有中国人开的鸦片烟馆，它使华工收入的几乎一半消费在鸦片烟里。1885年一项调查显示，仅旧金山唐人街便有26家鸦片烟馆，每馆可以同时容纳24人吸食。不止吸食鸦片，赌博、卖淫、高利贷都在这些烟馆里蔓延开来；在秘鲁，鸦片与华工同时输入，那些发现暴利唾手可得的中国商人很快就构筑了一条把中国鸦片经美国运到秘鲁的黄金途径。
鸦片战争一个彻底败坏中国人声誉的糟糕结果，是中国从单纯的鸦片输入国居然一度变成了鸦片的输出国，它与中国苦力同时输出到世界各地。随后，这些伴随着华人而来逐渐成为鸦片消费国的国家，分布于全世界。例如，1888年，澳洲的鸦片输入便达17684磅，到1890年4月，仅维多利亚一个州，欧洲裔鸦片吸食者便达700余名；1875年《旧金山晚邮报》统计，全美共计有12万鸦片的“瘾君子”。该报特别声明：此数据尚不包括华裔在内。1885年输入美国的鸦片达208152磅。美国之所以一度制定并实施排华法案，中国人到处传播鸦片如果不是最根本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对此，美国参议院牧师纽曼博士（J•P•Newman）1874年的演说具有代表性：“中国人作为家仆、洗衣工、体力劳动者、矿工等大批到来。我们尽我们所能使他们文明和基督化（我们给他们学习的学校和宗教的殿堂）。但他们到来时都已经虚弱不堪，鸦片使他们浑身无力。我们需要他们做体力劳动者；我们需要他们做仆人；我们需要他们做市民。因为从密苏里到金门的广阔土地上，只有不到100万白种居民。我们欢迎他们，但如果他们是鸦片吸食者，我们无法欢迎他们。”
也许鸦片的祸害才是导致用全球化的视角解决国际问题的先声。毒品，对全人类都是一视同仁的，它不会只伤害一个民族或一个人种，而给另外一个民族或人种以免疫力。1898年美国打败西班牙获得菲律宾的统治权，那里的鸦片泛滥使美国占领者头疼不已，于是一个委员会于1903年成立，采取了取缔烟馆、禁止输入鸦片的强制性政策。是美国人最先认识到，如果没有全世界的共同行动，鸦片是禁不住的。1906年这个委员会的布伦特主教致函罗斯福总统，美国正式开始号召全世界起来反对鸦片走私及其他毒品。1909年2月，人类首次禁毒的国际会议在上海召开，13个国家参加这次国际鸦片委员会会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会议因对慈禧太后驾崩表示尊重而延期一个月，可慈禧却是一个世界知名的鸦片鬼。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实质上的制约能力，但它毕竟是人类首次国际意义上共同讨伐毒品的宣战：“国际鸦片委员会渴望能力促各国政府在自己的领土内采取措施，控制吗啡及其他或能带来相似结果的鸦片衍生物的生产、出售和分销。”
1924年出版的英国女作家艾伦•拉•莫特（Allen•La•Mott）在《鸦片民族》一书中，她强烈谴责了殖民国家对待毒品的态度之后，又预言：“假设鸦片是为了东方而生产，可是多余的产出必然会回流到欧洲和美洲。”后来比鸦片的毒性强过百倍都不止的海洛英流毒世界历史的无情事实，证实了她当年无心的预言，这是否证实了这样一个哲理：任何针对部分人类的歧视与伤害，都是对全人类的伤害？或者用简单的中国俗话表述：害人终害己。这个毒品之害，延续至今也为祸不浅，成了人类文明的恒久之痛。
结束语
平心而论，谈论林则徐在160多年前面对一种新的人类文明挑战而彻底失败的历史，是一个极为沉痛的话题。尤其是要按照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把一个自己敬仰了几十年的民族英雄还原于历史罪人的本来面目，就象要把自己从“龙的传人”还原为“猪的传人”而一样难以接受。但是，无情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不管林则徐的人品有多高尚，其为官有多清廉，其性格有多刚毅，其抵御外辱的态度有多决绝，可他在处理攸关国家、民族和社稷命运的国家大事时的昏聩蒙昧，悖逆历史前进方向而做出的一系列颟顸愚蠢的错误决断，陷国家和民族于万劫不复的深渊而不可自拔，其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英雄，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极端愚蠢的英雄形象。
在我看来，林则徐这样的蠢人被当今中华民族作为自己的民族英雄来推崇，可以说，正是这个不长记性的民族最大的悲哀和不幸之所在。这，就是我之所以把林则徐称之为成为历史罪人的主要原因。
中国，中华民族，无论是为了你不重蹈满清王朝的覆辙，还是为了你有个美好未来，你都要把林则徐从英雄榜上还原为一个民族罪人。
（200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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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人总是批判中国人的思维太极端非黑即白，但从他们的文章来看同样不是英雄就是罪人。
阎会长在谈到圆明园被烧时痛哭流涕,悲痛欲绝.
原帖由 梦回秦汉 于 2007-9-1 22:52 发表
太深奥了,王平兄弟的话,我已经无法与本文联系起来了.:')
君上次暗喻在下为红PP的猴子~
俺不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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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不解的是，如此被人焚毁的圆明园更进一步被贴上了爱国主义的醒目标识，当成了道德批判及政治动员永远新鲜的题材，尽管它只是皇帝们荒淫无耻、寻欢作乐之地。对圆明园的财宝也作了极尽夸张的描绘，字里行间却让人看出某种垂涎的神态，那些都是皇帝本人终生享用无尽的财宝，岂容他人染指。至于谈到圆明园的艺术成就，即使它被吹嘘成“万园之园”、“天上之园”、中西建筑合璧等等，从建筑学的角度看来，并没有太大价值。首先是它的中式那一部分建筑，所谓宫殿楼阁、亭台碑碣、桥廊水榭均为清代风格，较之中国古代如唐宋时期建筑，已经是一个大的倒退。更何况后来又新建了大同小异的颐和园，就更没有什么可希罕的了。而且，在园区的规划和布置中，各景区特点过份突出，比例笨重的官式建筑，往往不能和自然风光相调和，破坏了整个园林的风格。特别是圆明园中的西藏建筑和长春园中的欧式建筑，更是十足的败笔。再说圆明园中的欧式建筑，全都属于洛可可风格。这种在十八世纪演变形成的建筑风格最大的特点是：整个建筑的结构、尺度和质感完全淹没在琐碎的雕刻和花哨的装饰当中，没有任何分寸可言，因此，它只是代表了西方古典建筑中一个颓废的流派，艺术价值非常之低。二十世纪国际主义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对此类建筑从来就不屑一顾，甚至拒绝参观，说明它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卑下地位。不过，它却深得皇帝喜爱，上有好焉，下必甚焉，皇帝的个人好恶理所当然要演绎为时尚。于是，清代的艺术风格流行着同样是琐碎的雕刻和花哨的装饰，形成了一股到处泛滥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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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真是非把圆明园贬低到一文不值来显示他的艺术修养超凡脱俗?还是想证明烧了园明圆没什么大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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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真是非把圆明园贬低到一文不值来显示他的艺术修养超凡脱俗?还是想证明烧了园明圆没什么大不了的?
撞塌了世贸大楼，布什为什么要打阿富汗呢？不是吃饱了撑的？照楼主转贴的文章作者来说这两栋大楼不过是私有财产，连总统官邸都算不上呐，布什恼怒个屁！:D
原帖由 梦回秦汉 于 2007-9-1 22:52 发表
太深奥了,王平兄弟的话,我已经无法与本文联系起来了.:')
大概是指清朝不知彼不知己，所以与西洋列强冲突必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