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嘉陵在《哲眼看中医》中的对话（zt)

毛嘉陵在《哲眼看中医》中的对话

　　

《哲眼看中医》由北京科技出版社在2005年中国图书博览会上隆重推出


　　主持人：“2004年中医药科学论坛”专家观点在中国中医药报上连载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同时，也有人对举办此次论坛提出异议，认为这种理论上的空谈对中医药的发展没有多少意义。作为这次论坛的具体组织策划者，对此您如何评价？


毛嘉陵：多年来我一直关注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也发表过不少观点。在“2004年中医药科学论坛”的会前会后都有人问我：“召开这个会讨论中医药的科学与哲学问题有什么意义？”、“对中医药发展能有多大的帮助？”、“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我可以回答的是，这种“务虚”的“高谈阔论”，不仅不能立即解决任何能够掂量出有几多价值的看得见的具体问题，而且也不敢说讨论了这些问题，就能直接使中医临床疗效提高多少个百分点，那么，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2004年中医药科学论坛”于2004年8月8日在北京御生堂博物馆举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振吉、人政司司长李大宁、国际合作司司长沈志祥以及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等专家出席了会议。主办方中国中医药报社社长陈贵廷和协办方天津天士力集团总裁闫希军、北京御生堂博物馆馆长柏杨参会。


这使我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末针对“两个凡是”的真理标准大讨论，那场也可以说是务虚的讨论所形成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等重要思想，最终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认识论基础，它的价值和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今天，中医药在现代科技文明和市场经济的“五彩缤纷”诱惑下，又一次站在了足以改变未来命运的十字路口上，中医药将何去何从，牵动着每一个岐黄传人的心。我希望通过这种形式的讨论，能够逐步理清以下问题：中医药到底是不是科学？其理论依据和哲学基础何在？当然，这种讨论不是一次两次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讨论的结果是否正确，还必须由实践来检验，但最后该怎么决策，又该怎么做，那就不是这些“高谈阔论”的专家们的事了。　


　主持人：“科学”一词自近代被引入中国以来，中医药就一直与“科学”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中医是不是科学？中医哪些部分是科学，哪些部分是糟粕？如何来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近几十年来，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很多问题至今仍模糊不清，就像是一个个难以避免的暗礁，阻碍着中医的发展。此次论坛专门就中医药的“科学”问题从哲学的视角展开讨论，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毛嘉陵：我们邀请这么多哲学界、科技界的专家学者来讨论中医药的科学问题，是因为20世纪以来，中医药在管理、医疗、教学、科研上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其深层次的原因，归根到底无不与“中医药学是否是科学”有关。


　　1905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其所译的《穆勒名学》按语中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他认为包括中医在内的九流之学，“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中对中医药进行了批判：“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为何物也！”从此，中医药的科学性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否定者认为中医连治病的机理都说不清楚(指用现代科技语言、逻辑来表述)，怎么会是科学呢？20世纪早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位重量级人物的观点就极具代表性：西医能说清楚道理，治不好病也是科学；中医不能说清楚道理，治好了病也不是科学。这种说法到现在也普遍存在在人们的头脑里。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对中医药予以了高度评价后，虽然大家在口头上都会说“中医药是一门伟大的传统医药科学”，但在实际工作以及一些管理部门制定政策中，却并没有将中医药作为科学、或一门虽然与西方科学不同但同样正确的知识体系来对待。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坚持用他们信奉的狭隘的科学观来评判中医药，如有人长期在网上发布“中医能治好病也是伪科学”、“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等所谓科学高见。2003年还有人在南方某报发表“中医是巫术，应该扬弃”的观点。

　　在社会观念西化、过度崇拜西式现代科技文明的背景下，如果一门学问不被认为是科学的，就意味着被沦为“非正确、非真理”。按照现在公认的西式“科学概念”来判别，中医药学科体系很难纳入其中，因为中医药学术形态、研究方法及价值观确实与现代科学不相一致，至少在目前还难以用现代科学术语来阐述中医药的治病机理。但出于求生存的本能反应，谁也不愿承认自己的学问不是科学，于是，在强大的现代科技的高压下，不少业内人士掉进了观念的陷阱中，要么“盲目地将西式科学的标签往自己身上一贴，就一口咬定说自己是科学”，这种没有哲学依据的结论未必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要么“用西医标准来检验中医学问，以此想提升中医药的科学地位”。由此造成的结果却是欲速而不达，欲生而不活，反而严重地制约和阻碍了中医药按其特有的发展规律而发展。

　　中医药的生存发展问题已讨论了几十年，总是陷入老调重弹的怪圈之中，十几、二十年前谈的问题，今天还在继续谈，照此下去，也许再过二、三十年，仍然还是谈这些永远都“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未能彻底解决好“在现代科技大背景下，到底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中医药这门独特的东方知识体系”、“中医药到底是不是科学”等核心的敏感问题。不摆脱唯西式科学主义的阴影，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医药事业的形象，也很难真正有效地促进中医药的学术发展。

　　这就涉及到了标准的评判问题。如果一个标准定得不符合实际情况，或者标准的价值取向不同，那么，即使具有极高实际使用价值的产品，也会被列为不合格。比如按照美国FDA的要求，中药新药的成份越简单就越容易获得通过，对此，他们还美其名曰这便于质量控制，其实真正原因是他们的检测手段局限，对像中药这样复杂的药品目前还束手无策，但又不愿承认这种不足，于是就给中药戴了一顶“质量不稳定难以控制”的帽子，当然也就难以获准上市。试想，如果完全按照这种观点来评判中药，那么，中医药最具特色的复方应用，就将全军“覆没”。

　　此外，按照现代药学的“科学检测”，很多中药都会被认定为“有毒”而被抛弃，要不了多久中医临床将无药可用。稍具中医药常识的人都知道，中药治病本身就是“聚毒药以供医事”，此话的意思就是用有性味偏差的毒药，去纠正人体气血阴阳的偏差，如果没有这个“毒性”，也就没有治疗作用了。很显然，关键是怎么样去合理应用，并不在于因为这些中药“有毒”就不能用、不敢用，例如砒霜是人人皆知的毒药，单独服用很小剂量也会中毒甚至死亡，但采用复方应用就可以有效地治疗癌症等疾病。

　　因此，要想跳出这个怪圈，实现中医药事业的振兴，我们必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中医药，从科学概念的认识观念上来一场革命，重新认识“科学”，重新定义“科学概念”，创立多形式的评价标准来认可多形式的知识体系。只有观念上的变化，才能从根本上纠正中医药发展中出现的不正确导向，中医药也才能享受到应有的科学地位和“独立人格”。否则，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知识创造，在永远不会被认可为西式“科学”的情况下，只有死路一条，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被人卡住喉咙的“苟延残喘”，或进入“安乐死”状态


主持人：“科学”一词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神圣的，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了“正确”和“真理”的代名词，而您现在却提出要“重新认识‘科学’，重新定义‘科学概念’”，是人们对科学真正内涵的认识发生了偏离吗？


　　毛嘉陵：是的。现在在知识领域有一种倾向，认为只有按西方观念和标准确认的“科学”，才是惟一正确的真理。人们以是否为科学来评判一门学科、一个知识体系的“正确性”、“合法性”，并以此来制定一系列管理政策和社会“游戏规则”。而什么是科学呢？《辞海》将其定义为：“发现和认识自然、社会、思维发生发展的知识体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则进一步认为：“对各种事实和现象进行观察、分类、归纳、演绎、分析、推理、计算和实验，从而发现规律，并对各种定量规律予以验证和公式化的知识体系”。这些权威观点强调的是必须符合以上条件的知识体系才能称为“科学”。　

　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影响下，“科学”被片面地置换为“惟一正确”、“绝对真理”的同义语，甚至上升到意识形态。一说到科学就要求大家要“信仰科学”，所谓“信仰”就是不管它对不对，也不管你理不理解，你都得信服它、崇拜它。由此，那些即使认识到了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也具有实践性、可验证性，但不按西式术语表述、不按西式逻辑构成的东方知识体系，以及由于现代科技手段的局限，一些暂时无法被现代科技所认识和解释的东西，就会被列为“待验证的”、“伪科学的”、“不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

　　这种把“科学”抬上神坛的做法，对以反宗教而生的科学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嘲讽。1926年3月，新文化运动大师梁启超因血尿，被协和医院动手术割掉了没有病变的右肾，由此引起社会很多议论。尽管梁先生后来知道“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但为了维护“科学”的尊严，仍然在6月2日《晨报》副刊上为协和进行了辩护：“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这虽然显示了梁先生的宽广胸怀和对科学的崇尚，但对这样一个明显的医疗事故，也为了科学的“面子”而不予承认，即使自己被错割了一个肾，还要如此“辩护”，同时也不忘批判中医药，这是否是我们所需要的科学精神呢？梁先生所认同的“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这实际上也承认了科学本身仍存在着诸多“缺陷”，并非大家想象的那样完美、神圣。


主持人：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的正确。让“科学”走下神坛，恢复“科学”的本来面目，不仅对中医药界，而且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都将会是深刻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科学”呢？

　　毛嘉陵： “科学” 的最早定义其实并不复杂。“科学”的英文“Science”源于拉丁文“Scientia”，最早的意思就是指“知识”、“学问”。17世纪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根据《礼记·大学》中“格物而后致知”(意即通过对事物的研究而获得知识)，将Science译为“格致”、“格知”。明治维新时，日本学术界认为Science是指“分科的学问”，故译为“科学”。1893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将其引入中国，而后才逐渐流行起来。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通的规律或结论”。我们一般比较强调科学的客观性(能确切地反映客观规律)、普遍性及可重复性(在一定范围内的广泛适应性)和系统性及逻辑性(知识的理论化体系化)等特性，但对科学知识本身的“相对正确性”认识不足，因为科学始终处于否定之否定的动态变化中，不同时期的科学只能作为那一个时期相对正确的认识，或更接近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是说任何最先进的科学都存在着一定的、或潜在的“错误”。今天正确的科学，在明天完全可能成为谬论。就是在今天的正确中，仍然会存在一定的误差。现代医学发展至今虽然已非常先进，但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仍有高达20%～30％的误诊率。美国科学哲学家夏皮尔曾告诫到：“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绝对的东西……无论我们对它有多么确定和完善的理由，原则上都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将来会产生怀疑和抛弃的理由”。

　　可见，科学的真实客观只能相对的“逼真”，科学的普遍性及可重复性只能体现在相对的时空“范围”内，科学的系统性及逻辑性只能相对的“完美”。这提示我们在崇尚科学、追求科学的同时，不能对科学过分地“顶礼膜拜”，更不能盲目迷信科学。有一位国外学者最近说：西方人早已没有把“科学”这个词等同于“正确”及“惟一”，而今天的中国人仍把“科学”当作一个判别是非的词语。


　　此外，还有一些哲学家对“科学”赋予了太多甚至过分局限的定义，或将“科学”概念及评价标准过度地拔高，不切实际地使其高深化、复杂化、狭隘化。如果按 “只有精密的能够量化的知识才是科学”这种最新的“高标准”判定，不仅中医药不是科学，就是西医也不是科学，这些观点能否作为一种社会认识理念推广，值得学术界慎重研究。

　　我个人认为“科学就是在一定时期内相对正确的知识或学问”，这种粗浅认识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这种提法主要还是主张我们大家在面对科学时，能够真正回归到“科学”本来所具有的质朴而真切的本义上来，也许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正道。


主持人：既然“科学就是在一定时期内相对正确的知识或学问”，中医药传承了数千年，至今仍在发挥着不同于西医的治疗优势，她的科学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近现代采取西式科技标准来检验中医药的科学性，犹如用西洋美声唱法的标准来评判京剧——永远不是一个调。您刚才提到要“摆脱唯西式科学主义的阴影”，并“从科学概念的认识观念上来一场革命”指的是什么？这样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医的科学性问题吗？


毛嘉陵：我们不否认现代西方文明对当今世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正是这种贡献才使其在与东方文明的竞争中取得强势地位，但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文明仍不乏闪烁着科学智慧光芒的奇珍异宝。我们并没有认为现代的科学观不对，但却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不完善、不客观、不公平，因为它在有意无意间带上了“偏见”。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科学的标准，科学的模式，也应当是多形式的。东西方文化在认识论、方法论、思维学和价值评判标准上的差异性，决定了东西方知识体系不可能用统一的标准予以评价。对此，也有人认为只有文化才能搞多元化，科学不是文化，只能有一个标准，其实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使在西式的现代科技体系中，也难以用一种方式解决所有问题，就连大名鼎鼎的英国科学家霍金也承认：“不太可能建立一个单一的能协调和完善地描述宇宙的理论”。

　　目前仍有不少人想以一种医疗形式来一统天下，不承认非西医药治疗方法的疗效和学术地位。更有人认为即使中医药有疗效，也不能证明中医药就是科学，如此狭隘地理解科学，将科学挟持上了“窄船”，这本身就是科学的悲哀，同时，也暴露出那些科学“卫道士”严重的学术“霸权主义”思想。事实上，中医药对临床上不少疾病有非常好的疗效，而且对一些慢性病、疑难病的治疗，还可以发挥西医难以取代的作用。如果中医药学没有认识到疾病的诊疗规律，就不可能有疗效，有疗效至少就证明了这个知识体系的正确性、合理性。

　　在讨论中医药的科学性、科学价值问题时，我们不能忘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更不能忘了邓小平同志著名的“猫论”认识观：“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对医药卫生领域来说就是“不管中医西医，治得好病就是好医”。因此，我们希望能够从更广泛更现实的意义上来看待中医药的科学问题，“有疗效就是硬道理”。

　　既然“科学等同于正确和真理”这个观念已在社会上、学术界根深蒂固，并成为约定俗成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有的专家想另立与“科学”相对立的全新名词概念来表述中医药等东方知识体系，还有的专家认为中医药不一定非要进入科学体系，这些思路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来研究还是很有必要的，但似乎缺乏推广的现实性。比如，欧洲人不同于亚洲人，我们不能以欧洲人的蓝眼睛标准来评价亚洲人，认为没有蓝眼睛就不是“人”。亚洲人也没有必要为了与欧洲人区分，就放弃“人”的称谓和做人的尊严而另找“冠名”。对此，我们首先必须承认我们都是“人”，在此基础上再按人的不同“品种”进行细分，并相应地分为白种人、黄种人等等，这是谁都懂的再普通不过的道理。

　　因而，我们不能从“科学”的阵地上退出，必须围绕“科学”二字来做文章，在科学上实行“一科两制”，对这二字赋予新的含义和进行层次上的分解，使其能够涵盖东西方文明不同的知识体系，这也就是我所说的“要从科学概念的认识观念上来一场革命”。



  主持人：宇宙的无限性和大千世界的极端复杂性，决定了人类认识路径和认识方法的多样性，也决定了建立在这些认识方法上的知识体系的多形式。从“科学一元”论走向“科学多元”论，是人类认识走向成熟的表现，也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请您具体解释一下“一科两制”的涵义。


    毛嘉陵：“一科两制”即将“科学”分为两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个层面，即“基本形态”。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知识体系，只要它认识到了客观世界发生发展的规律，具有可验证性、可重复性、真实有效性，或者说是具有确切的实践性，就应认定它为“科学”，享受同等的学术地位。

　　第二个层面，即“多种形式”。基于以上第一个层面的认识，我们将世界上不同形态的知识体系，按其起源的地域性分为以下两大体系：

　　1．西方科学体系(简称西方科学)

　　西方科学起源和盛行于欧美等西方国家，影响世界各国，目前属于国际上的主流知识形态，也即现代主流观念所认可的“知识真理”。以现代逻辑思维方式为主，对客观物事进行分解、还原研究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强调可视的物质性、理化性、空间性、结构性，重视普遍规律性，具有微观化、定量化、标准化、统一化、机械化、线性化等特征。常常通过对低层次物质运动的研究来解释高层次的物质运动，但这种方式并不能解释所有高层次物质运动的问题，这也是它的局限所在。当然，新兴的现代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也在试图弥补这些不足。

　　2．东方科学体系(简称东方科学)

　　东方科学起源和盛行于中国，流行于亚洲地区的日本、韩国、朝鲜及东南亚等东方国家，目前处于弱势地位。以形象思维方式为主，对客观物事进行整体的形象概括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强调物事的整体性、类别属性、时间性、功能状态，重视个体特性，具有宏观化、定性化、非标化、个性化、随机化、非线性等特征。常常通过一些宏观的观念、经验和理论来诠释所有的物事变化，但也有部分知识来源于微观研究的认识。其中也存在一些较主观的臆想，这是它的不足之处。

　　简而言之，东西方两种科学体系的根本区别主要在于着眼点的不同，就如马戏团驯兽，既可以用“有形”的动作敲打它，也可以用“无形”的声音呵斥它，都能达到让动物按指令表演的目的。西方科学着重在具体的“物”(结构基础)，东方科学着重在无形的“意”(功能状态)。西方科学在“物”的研究上能够突飞猛进，势不可挡，而一旦涉及到了意识、精神、功能态时，往往就束手无策，因为这类东西并非具体的物质存在，也难以量化，比如谁能对疼痛、忧虑、烦躁、情感进行量化，用数字表示出来？东方科学则避开了对“物”的追求，选择了从类型属性和功能态的角度去把握世界，常常能出其不意地解决西方科学解决不了的难题。在认识清楚东西方这两种科学体系有着不同特性后，我们就应有针对性地实行两种不同的管理制度，这种做法可简称为“一科两制”。将其移植到医药上就是“一医两制”，这与现行的“中西医并重”有本质区别，因为在以西为主的“一制”之下，实际上是很难真正实现“并重”的，近几十年的实践正逐渐证实这种管理形式的不合理性。

　　通过对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在学科形态上的划分，可望避免中医药等东方传统知识体系，在与西式科学发生冲突后，被草率地划入到科学的对立面之中去。因此，我们要旗帜鲜明地肯定“东方科学”的学术社会地位，在科学上实行“一科两制”，中医药事业才可能重振雄风，更好地完成为人类健康服务的伟大使命。


主持人：以上从地域性角度对知识体系进行的分类，很便于大家的理解和这种观念的推广。但似乎还有些抽象，能否用更准确的术语来表述？



　　毛嘉陵：如果要更进一步解析和比较这两大类知识体系，在暂时找不到更好的词语时，姑且借用艺术上的“具象”和“意象”这两个相对对立且互有交叉的概念来表述：

　　①“具象”指对客观物事的构成进行“逼真”的表现，因西方科学、现代医学强调对有形的“物”的追求，可称其为“具象科学”、“具象医学”。该类知识体系不仅注重物质微观，也涉及对宏观的把握。

　　②“意象”指对客观物事的现象进行“概括”的表现，因东方科学、东方医学强调对无形的“功能态”的把握，可称其为“意象科学”、“意象医学”。该类知识体系虽然强调宏观，但并不排斥以微观为依据。


　　主持人：能否更详细地作一些介绍？这种分析比较能对中医药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毛嘉陵：在古代东西方医学都走过极其相似的发展道路。

　　一、微观具象的探索。

　　①在西方：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在《论心脏》中描述了心房和心室的功能。在古希腊亚历山大利亚时期，希洛菲利斯第一个公开对动物和人体进行解剖和实验生理学研究。古罗马的盖伦也极重视解剖知识对医学的重要作用，其研究非常细致，如他对脊椎的数目、形态做了正确的记载，对颅骨与骨缝命了名。

　　②在东方：《灵枢·骨度》系统地介绍了人体各个部位的尺寸、各骨节之间的距离。《灵枢·肠胃》记载：“胃长二尺六寸，…径五寸；…小肠长三丈二尺”。


　　二、宏观意象的概括

　　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都在不同程度上，将土、水、火、气、血等元素认定为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人体疾病就是这些元素失衡所致。而中国古代则认为万物由木、火、土、金、水组成，都受阴阳之气调节。人体是由脏腑经络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人体的阴阳失衡、五行失约则发生疾病。

?
　　一般来讲应该是先有微观研究、后有宏观研究，但有时候也可能是交替进行的，甚至也可能很难说清楚它们的先后，就像对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争论一样。

　　在此应当指出的是，宏观意象是比微观具象更高度概括、更灵活、更简约的一种理论知识体系，因此，它在知识的层面上高于微观具象，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据此认为中医的水平就高于西医呢？我认为不能这样简单地下这个结论，还必须详细分析这两种知识它所处的发展阶段。前面已经介绍了在古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医学科学，都在微观具象和宏观意象这两种层面进行过探索，但都属于早期的初级阶段。


　　到了近现代，西方医学完全抛弃了宏观意象模式，在近现代数理化生物等科技知识的强力推动下，走上了一条更加精细的微观具象的学术发展道路，形成了以实验研究、定量分析研究和现代逻辑为特征的现代医学体系，也可以说是现代高度发达的微观具象医学。我们再来看东方医学，它仍停留在古代的初级的宏观意象阶段缓慢地“爬行”，所依据的还是古代非常粗略的微观具象成果(请参见《东西方医学发展模型图》)。著名老中医邓铁涛也无可奈何地说：“无可否认，二千多年来中医学只在‘量变’中发展壮大，却未发生‘质’的飞跃”。

　　可见，即使中医学这种知识形态比现代医学的层次高，但却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因而也难与处于高度发展阶段的现代医学相抗争。通过这种比较我们可以从理论上为中医药现代化找到一种发展模式，这就是要以古代意象科学理念为基础，吸取现代具象科学的成果，为我所用，形成新的现代意象医学，这才是中医学发展的正确道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利用现代具象科学成果的方式，并不是简单地借用几个现代的名词术语，更不是用现代具象科学的评判标准来一番检验就算大功告成了。而是应当以现代具象科学成果为依据，按照东方医学的理念和知识表现形式，进行概括总结，升华原有的理论体系和认知方式。


上毛嘉陵在《哲眼看中医》中的对话

　　

《哲眼看中医》由北京科技出版社在2005年中国图书博览会上隆重推出


　　主持人：“2004年中医药科学论坛”专家观点在中国中医药报上连载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同时，也有人对举办此次论坛提出异议，认为这种理论上的空谈对中医药的发展没有多少意义。作为这次论坛的具体组织策划者，对此您如何评价？


毛嘉陵：多年来我一直关注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也发表过不少观点。在“2004年中医药科学论坛”的会前会后都有人问我：“召开这个会讨论中医药的科学与哲学问题有什么意义？”、“对中医药发展能有多大的帮助？”、“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我可以回答的是，这种“务虚”的“高谈阔论”，不仅不能立即解决任何能够掂量出有几多价值的看得见的具体问题，而且也不敢说讨论了这些问题，就能直接使中医临床疗效提高多少个百分点，那么，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2004年中医药科学论坛”于2004年8月8日在北京御生堂博物馆举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振吉、人政司司长李大宁、国际合作司司长沈志祥以及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等专家出席了会议。主办方中国中医药报社社长陈贵廷和协办方天津天士力集团总裁闫希军、北京御生堂博物馆馆长柏杨参会。


这使我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末针对“两个凡是”的真理标准大讨论，那场也可以说是务虚的讨论所形成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等重要思想，最终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认识论基础，它的价值和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今天，中医药在现代科技文明和市场经济的“五彩缤纷”诱惑下，又一次站在了足以改变未来命运的十字路口上，中医药将何去何从，牵动着每一个岐黄传人的心。我希望通过这种形式的讨论，能够逐步理清以下问题：中医药到底是不是科学？其理论依据和哲学基础何在？当然，这种讨论不是一次两次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讨论的结果是否正确，还必须由实践来检验，但最后该怎么决策，又该怎么做，那就不是这些“高谈阔论”的专家们的事了。　


　主持人：“科学”一词自近代被引入中国以来，中医药就一直与“科学”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中医是不是科学？中医哪些部分是科学，哪些部分是糟粕？如何来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近几十年来，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很多问题至今仍模糊不清，就像是一个个难以避免的暗礁，阻碍着中医的发展。此次论坛专门就中医药的“科学”问题从哲学的视角展开讨论，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毛嘉陵：我们邀请这么多哲学界、科技界的专家学者来讨论中医药的科学问题，是因为20世纪以来，中医药在管理、医疗、教学、科研上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其深层次的原因，归根到底无不与“中医药学是否是科学”有关。


　　1905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其所译的《穆勒名学》按语中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他认为包括中医在内的九流之学，“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中对中医药进行了批判：“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为何物也！”从此，中医药的科学性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否定者认为中医连治病的机理都说不清楚(指用现代科技语言、逻辑来表述)，怎么会是科学呢？20世纪早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位重量级人物的观点就极具代表性：西医能说清楚道理，治不好病也是科学；中医不能说清楚道理，治好了病也不是科学。这种说法到现在也普遍存在在人们的头脑里。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对中医药予以了高度评价后，虽然大家在口头上都会说“中医药是一门伟大的传统医药科学”，但在实际工作以及一些管理部门制定政策中，却并没有将中医药作为科学、或一门虽然与西方科学不同但同样正确的知识体系来对待。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坚持用他们信奉的狭隘的科学观来评判中医药，如有人长期在网上发布“中医能治好病也是伪科学”、“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等所谓科学高见。2003年还有人在南方某报发表“中医是巫术，应该扬弃”的观点。

　　在社会观念西化、过度崇拜西式现代科技文明的背景下，如果一门学问不被认为是科学的，就意味着被沦为“非正确、非真理”。按照现在公认的西式“科学概念”来判别，中医药学科体系很难纳入其中，因为中医药学术形态、研究方法及价值观确实与现代科学不相一致，至少在目前还难以用现代科学术语来阐述中医药的治病机理。但出于求生存的本能反应，谁也不愿承认自己的学问不是科学，于是，在强大的现代科技的高压下，不少业内人士掉进了观念的陷阱中，要么“盲目地将西式科学的标签往自己身上一贴，就一口咬定说自己是科学”，这种没有哲学依据的结论未必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要么“用西医标准来检验中医学问，以此想提升中医药的科学地位”。由此造成的结果却是欲速而不达，欲生而不活，反而严重地制约和阻碍了中医药按其特有的发展规律而发展。

　　中医药的生存发展问题已讨论了几十年，总是陷入老调重弹的怪圈之中，十几、二十年前谈的问题，今天还在继续谈，照此下去，也许再过二、三十年，仍然还是谈这些永远都“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未能彻底解决好“在现代科技大背景下，到底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中医药这门独特的东方知识体系”、“中医药到底是不是科学”等核心的敏感问题。不摆脱唯西式科学主义的阴影，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医药事业的形象，也很难真正有效地促进中医药的学术发展。

　　这就涉及到了标准的评判问题。如果一个标准定得不符合实际情况，或者标准的价值取向不同，那么，即使具有极高实际使用价值的产品，也会被列为不合格。比如按照美国FDA的要求，中药新药的成份越简单就越容易获得通过，对此，他们还美其名曰这便于质量控制，其实真正原因是他们的检测手段局限，对像中药这样复杂的药品目前还束手无策，但又不愿承认这种不足，于是就给中药戴了一顶“质量不稳定难以控制”的帽子，当然也就难以获准上市。试想，如果完全按照这种观点来评判中药，那么，中医药最具特色的复方应用，就将全军“覆没”。

　　此外，按照现代药学的“科学检测”，很多中药都会被认定为“有毒”而被抛弃，要不了多久中医临床将无药可用。稍具中医药常识的人都知道，中药治病本身就是“聚毒药以供医事”，此话的意思就是用有性味偏差的毒药，去纠正人体气血阴阳的偏差，如果没有这个“毒性”，也就没有治疗作用了。很显然，关键是怎么样去合理应用，并不在于因为这些中药“有毒”就不能用、不敢用，例如砒霜是人人皆知的毒药，单独服用很小剂量也会中毒甚至死亡，但采用复方应用就可以有效地治疗癌症等疾病。

　　因此，要想跳出这个怪圈，实现中医药事业的振兴，我们必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中医药，从科学概念的认识观念上来一场革命，重新认识“科学”，重新定义“科学概念”，创立多形式的评价标准来认可多形式的知识体系。只有观念上的变化，才能从根本上纠正中医药发展中出现的不正确导向，中医药也才能享受到应有的科学地位和“独立人格”。否则，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知识创造，在永远不会被认可为西式“科学”的情况下，只有死路一条，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被人卡住喉咙的“苟延残喘”，或进入“安乐死”状态


主持人：“科学”一词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神圣的，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了“正确”和“真理”的代名词，而您现在却提出要“重新认识‘科学’，重新定义‘科学概念’”，是人们对科学真正内涵的认识发生了偏离吗？


　　毛嘉陵：是的。现在在知识领域有一种倾向，认为只有按西方观念和标准确认的“科学”，才是惟一正确的真理。人们以是否为科学来评判一门学科、一个知识体系的“正确性”、“合法性”，并以此来制定一系列管理政策和社会“游戏规则”。而什么是科学呢？《辞海》将其定义为：“发现和认识自然、社会、思维发生发展的知识体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则进一步认为：“对各种事实和现象进行观察、分类、归纳、演绎、分析、推理、计算和实验，从而发现规律，并对各种定量规律予以验证和公式化的知识体系”。这些权威观点强调的是必须符合以上条件的知识体系才能称为“科学”。　

　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影响下，“科学”被片面地置换为“惟一正确”、“绝对真理”的同义语，甚至上升到意识形态。一说到科学就要求大家要“信仰科学”，所谓“信仰”就是不管它对不对，也不管你理不理解，你都得信服它、崇拜它。由此，那些即使认识到了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也具有实践性、可验证性，但不按西式术语表述、不按西式逻辑构成的东方知识体系，以及由于现代科技手段的局限，一些暂时无法被现代科技所认识和解释的东西，就会被列为“待验证的”、“伪科学的”、“不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

　　这种把“科学”抬上神坛的做法，对以反宗教而生的科学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嘲讽。1926年3月，新文化运动大师梁启超因血尿，被协和医院动手术割掉了没有病变的右肾，由此引起社会很多议论。尽管梁先生后来知道“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但为了维护“科学”的尊严，仍然在6月2日《晨报》副刊上为协和进行了辩护：“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这虽然显示了梁先生的宽广胸怀和对科学的崇尚，但对这样一个明显的医疗事故，也为了科学的“面子”而不予承认，即使自己被错割了一个肾，还要如此“辩护”，同时也不忘批判中医药，这是否是我们所需要的科学精神呢？梁先生所认同的“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这实际上也承认了科学本身仍存在着诸多“缺陷”，并非大家想象的那样完美、神圣。


主持人：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的正确。让“科学”走下神坛，恢复“科学”的本来面目，不仅对中医药界，而且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都将会是深刻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科学”呢？

　　毛嘉陵： “科学” 的最早定义其实并不复杂。“科学”的英文“Science”源于拉丁文“Scientia”，最早的意思就是指“知识”、“学问”。17世纪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根据《礼记·大学》中“格物而后致知”(意即通过对事物的研究而获得知识)，将Science译为“格致”、“格知”。明治维新时，日本学术界认为Science是指“分科的学问”，故译为“科学”。1893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将其引入中国，而后才逐渐流行起来。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通的规律或结论”。我们一般比较强调科学的客观性(能确切地反映客观规律)、普遍性及可重复性(在一定范围内的广泛适应性)和系统性及逻辑性(知识的理论化体系化)等特性，但对科学知识本身的“相对正确性”认识不足，因为科学始终处于否定之否定的动态变化中，不同时期的科学只能作为那一个时期相对正确的认识，或更接近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是说任何最先进的科学都存在着一定的、或潜在的“错误”。今天正确的科学，在明天完全可能成为谬论。就是在今天的正确中，仍然会存在一定的误差。现代医学发展至今虽然已非常先进，但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仍有高达20%～30％的误诊率。美国科学哲学家夏皮尔曾告诫到：“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绝对的东西……无论我们对它有多么确定和完善的理由，原则上都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将来会产生怀疑和抛弃的理由”。

　　可见，科学的真实客观只能相对的“逼真”，科学的普遍性及可重复性只能体现在相对的时空“范围”内，科学的系统性及逻辑性只能相对的“完美”。这提示我们在崇尚科学、追求科学的同时，不能对科学过分地“顶礼膜拜”，更不能盲目迷信科学。有一位国外学者最近说：西方人早已没有把“科学”这个词等同于“正确”及“惟一”，而今天的中国人仍把“科学”当作一个判别是非的词语。


　　此外，还有一些哲学家对“科学”赋予了太多甚至过分局限的定义，或将“科学”概念及评价标准过度地拔高，不切实际地使其高深化、复杂化、狭隘化。如果按 “只有精密的能够量化的知识才是科学”这种最新的“高标准”判定，不仅中医药不是科学，就是西医也不是科学，这些观点能否作为一种社会认识理念推广，值得学术界慎重研究。

　　我个人认为“科学就是在一定时期内相对正确的知识或学问”，这种粗浅认识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这种提法主要还是主张我们大家在面对科学时，能够真正回归到“科学”本来所具有的质朴而真切的本义上来，也许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正道。


主持人：既然“科学就是在一定时期内相对正确的知识或学问”，中医药传承了数千年，至今仍在发挥着不同于西医的治疗优势，她的科学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近现代采取西式科技标准来检验中医药的科学性，犹如用西洋美声唱法的标准来评判京剧——永远不是一个调。您刚才提到要“摆脱唯西式科学主义的阴影”，并“从科学概念的认识观念上来一场革命”指的是什么？这样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医的科学性问题吗？


毛嘉陵：我们不否认现代西方文明对当今世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正是这种贡献才使其在与东方文明的竞争中取得强势地位，但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文明仍不乏闪烁着科学智慧光芒的奇珍异宝。我们并没有认为现代的科学观不对，但却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不完善、不客观、不公平，因为它在有意无意间带上了“偏见”。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科学的标准，科学的模式，也应当是多形式的。东西方文化在认识论、方法论、思维学和价值评判标准上的差异性，决定了东西方知识体系不可能用统一的标准予以评价。对此，也有人认为只有文化才能搞多元化，科学不是文化，只能有一个标准，其实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使在西式的现代科技体系中，也难以用一种方式解决所有问题，就连大名鼎鼎的英国科学家霍金也承认：“不太可能建立一个单一的能协调和完善地描述宇宙的理论”。

　　目前仍有不少人想以一种医疗形式来一统天下，不承认非西医药治疗方法的疗效和学术地位。更有人认为即使中医药有疗效，也不能证明中医药就是科学，如此狭隘地理解科学，将科学挟持上了“窄船”，这本身就是科学的悲哀，同时，也暴露出那些科学“卫道士”严重的学术“霸权主义”思想。事实上，中医药对临床上不少疾病有非常好的疗效，而且对一些慢性病、疑难病的治疗，还可以发挥西医难以取代的作用。如果中医药学没有认识到疾病的诊疗规律，就不可能有疗效，有疗效至少就证明了这个知识体系的正确性、合理性。

　　在讨论中医药的科学性、科学价值问题时，我们不能忘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更不能忘了邓小平同志著名的“猫论”认识观：“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对医药卫生领域来说就是“不管中医西医，治得好病就是好医”。因此，我们希望能够从更广泛更现实的意义上来看待中医药的科学问题，“有疗效就是硬道理”。

　　既然“科学等同于正确和真理”这个观念已在社会上、学术界根深蒂固，并成为约定俗成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有的专家想另立与“科学”相对立的全新名词概念来表述中医药等东方知识体系，还有的专家认为中医药不一定非要进入科学体系，这些思路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来研究还是很有必要的，但似乎缺乏推广的现实性。比如，欧洲人不同于亚洲人，我们不能以欧洲人的蓝眼睛标准来评价亚洲人，认为没有蓝眼睛就不是“人”。亚洲人也没有必要为了与欧洲人区分，就放弃“人”的称谓和做人的尊严而另找“冠名”。对此，我们首先必须承认我们都是“人”，在此基础上再按人的不同“品种”进行细分，并相应地分为白种人、黄种人等等，这是谁都懂的再普通不过的道理。

　　因而，我们不能从“科学”的阵地上退出，必须围绕“科学”二字来做文章，在科学上实行“一科两制”，对这二字赋予新的含义和进行层次上的分解，使其能够涵盖东西方文明不同的知识体系，这也就是我所说的“要从科学概念的认识观念上来一场革命”。



  主持人：宇宙的无限性和大千世界的极端复杂性，决定了人类认识路径和认识方法的多样性，也决定了建立在这些认识方法上的知识体系的多形式。从“科学一元”论走向“科学多元”论，是人类认识走向成熟的表现，也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请您具体解释一下“一科两制”的涵义。


    毛嘉陵：“一科两制”即将“科学”分为两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个层面，即“基本形态”。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知识体系，只要它认识到了客观世界发生发展的规律，具有可验证性、可重复性、真实有效性，或者说是具有确切的实践性，就应认定它为“科学”，享受同等的学术地位。

　　第二个层面，即“多种形式”。基于以上第一个层面的认识，我们将世界上不同形态的知识体系，按其起源的地域性分为以下两大体系：

　　1．西方科学体系(简称西方科学)

　　西方科学起源和盛行于欧美等西方国家，影响世界各国，目前属于国际上的主流知识形态，也即现代主流观念所认可的“知识真理”。以现代逻辑思维方式为主，对客观物事进行分解、还原研究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强调可视的物质性、理化性、空间性、结构性，重视普遍规律性，具有微观化、定量化、标准化、统一化、机械化、线性化等特征。常常通过对低层次物质运动的研究来解释高层次的物质运动，但这种方式并不能解释所有高层次物质运动的问题，这也是它的局限所在。当然，新兴的现代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也在试图弥补这些不足。

　　2．东方科学体系(简称东方科学)

　　东方科学起源和盛行于中国，流行于亚洲地区的日本、韩国、朝鲜及东南亚等东方国家，目前处于弱势地位。以形象思维方式为主，对客观物事进行整体的形象概括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强调物事的整体性、类别属性、时间性、功能状态，重视个体特性，具有宏观化、定性化、非标化、个性化、随机化、非线性等特征。常常通过一些宏观的观念、经验和理论来诠释所有的物事变化，但也有部分知识来源于微观研究的认识。其中也存在一些较主观的臆想，这是它的不足之处。

　　简而言之，东西方两种科学体系的根本区别主要在于着眼点的不同，就如马戏团驯兽，既可以用“有形”的动作敲打它，也可以用“无形”的声音呵斥它，都能达到让动物按指令表演的目的。西方科学着重在具体的“物”(结构基础)，东方科学着重在无形的“意”(功能状态)。西方科学在“物”的研究上能够突飞猛进，势不可挡，而一旦涉及到了意识、精神、功能态时，往往就束手无策，因为这类东西并非具体的物质存在，也难以量化，比如谁能对疼痛、忧虑、烦躁、情感进行量化，用数字表示出来？东方科学则避开了对“物”的追求，选择了从类型属性和功能态的角度去把握世界，常常能出其不意地解决西方科学解决不了的难题。在认识清楚东西方这两种科学体系有着不同特性后，我们就应有针对性地实行两种不同的管理制度，这种做法可简称为“一科两制”。将其移植到医药上就是“一医两制”，这与现行的“中西医并重”有本质区别，因为在以西为主的“一制”之下，实际上是很难真正实现“并重”的，近几十年的实践正逐渐证实这种管理形式的不合理性。

　　通过对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在学科形态上的划分，可望避免中医药等东方传统知识体系，在与西式科学发生冲突后，被草率地划入到科学的对立面之中去。因此，我们要旗帜鲜明地肯定“东方科学”的学术社会地位，在科学上实行“一科两制”，中医药事业才可能重振雄风，更好地完成为人类健康服务的伟大使命。


主持人：以上从地域性角度对知识体系进行的分类，很便于大家的理解和这种观念的推广。但似乎还有些抽象，能否用更准确的术语来表述？



　　毛嘉陵：如果要更进一步解析和比较这两大类知识体系，在暂时找不到更好的词语时，姑且借用艺术上的“具象”和“意象”这两个相对对立且互有交叉的概念来表述：

　　①“具象”指对客观物事的构成进行“逼真”的表现，因西方科学、现代医学强调对有形的“物”的追求，可称其为“具象科学”、“具象医学”。该类知识体系不仅注重物质微观，也涉及对宏观的把握。

　　②“意象”指对客观物事的现象进行“概括”的表现，因东方科学、东方医学强调对无形的“功能态”的把握，可称其为“意象科学”、“意象医学”。该类知识体系虽然强调宏观，但并不排斥以微观为依据。


　　主持人：能否更详细地作一些介绍？这种分析比较能对中医药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毛嘉陵：在古代东西方医学都走过极其相似的发展道路。

　　一、微观具象的探索。

　　①在西方：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在《论心脏》中描述了心房和心室的功能。在古希腊亚历山大利亚时期，希洛菲利斯第一个公开对动物和人体进行解剖和实验生理学研究。古罗马的盖伦也极重视解剖知识对医学的重要作用，其研究非常细致，如他对脊椎的数目、形态做了正确的记载，对颅骨与骨缝命了名。

　　②在东方：《灵枢·骨度》系统地介绍了人体各个部位的尺寸、各骨节之间的距离。《灵枢·肠胃》记载：“胃长二尺六寸，…径五寸；…小肠长三丈二尺”。


　　二、宏观意象的概括

　　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都在不同程度上，将土、水、火、气、血等元素认定为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人体疾病就是这些元素失衡所致。而中国古代则认为万物由木、火、土、金、水组成，都受阴阳之气调节。人体是由脏腑经络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人体的阴阳失衡、五行失约则发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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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讲应该是先有微观研究、后有宏观研究，但有时候也可能是交替进行的，甚至也可能很难说清楚它们的先后，就像对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争论一样。

　　在此应当指出的是，宏观意象是比微观具象更高度概括、更灵活、更简约的一种理论知识体系，因此，它在知识的层面上高于微观具象，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据此认为中医的水平就高于西医呢？我认为不能这样简单地下这个结论，还必须详细分析这两种知识它所处的发展阶段。前面已经介绍了在古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医学科学，都在微观具象和宏观意象这两种层面进行过探索，但都属于早期的初级阶段。


　　到了近现代，西方医学完全抛弃了宏观意象模式，在近现代数理化生物等科技知识的强力推动下，走上了一条更加精细的微观具象的学术发展道路，形成了以实验研究、定量分析研究和现代逻辑为特征的现代医学体系，也可以说是现代高度发达的微观具象医学。我们再来看东方医学，它仍停留在古代的初级的宏观意象阶段缓慢地“爬行”，所依据的还是古代非常粗略的微观具象成果(请参见《东西方医学发展模型图》)。著名老中医邓铁涛也无可奈何地说：“无可否认，二千多年来中医学只在‘量变’中发展壮大，却未发生‘质’的飞跃”。

　　可见，即使中医学这种知识形态比现代医学的层次高，但却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因而也难与处于高度发展阶段的现代医学相抗争。通过这种比较我们可以从理论上为中医药现代化找到一种发展模式，这就是要以古代意象科学理念为基础，吸取现代具象科学的成果，为我所用，形成新的现代意象医学，这才是中医学发展的正确道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利用现代具象科学成果的方式，并不是简单地借用几个现代的名词术语，更不是用现代具象科学的评判标准来一番检验就算大功告成了。而是应当以现代具象科学成果为依据，按照东方医学的理念和知识表现形式，进行概括总结，升华原有的理论体系和认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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