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在甲午战争中的抗日活动zt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3 14:46:03

1894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满族各阶层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不屈不挠地投入抗日活动，为打击日本侵略者，揭露并抵制清廷中的屈辱妥协投降言行，减轻国家和民族的损失，激发各民族的觉醒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有的论著忽视满族的抗日事迹，或把满族文官描绘成不关心战事，将领贪生伯死，甚至在前线坚持战守的长顺、依克唐阿也被说成“长(顺)瞎打，依(克唐阿)坐坡”，有失公允。本文试图扼要概述满族在战争期间的抗日活动，以正视听。
　　一、抗敌呼声
　　1894年（光绪二十年，明治二十七年）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以实现侵占朝鲜和中国的“大陆政策”。面对侵华，清廷中掌握大权的满族贵族态度不一，地方满族官员行动不同，广大八旗军民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当日本疯狂备战，难备对华发动突然袭击时，作为一国之君的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担忧日本侵华“将使大清国永不安宁”，故决定加强战备。自6月下旬至7月中旬，他多次颁谕，其要点之一是不能靠交涉阻止日本发动战争，指出“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要点之二是不能对外国“调停”抱幻想，认为“他国劝阻亦徒托空言”．并警告说“借助他邦，异日别生枝节”’ “将堕其术中”；要点之三是“势甚急迫”，应迅筹战备，不得“诿卸迁延”，“始误战机”1。上谕表明光绪帝站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严正立场上。
　　光绪帝的主战卫国态度，极大地鼓舞了很多满族官员，一些主战之满族官员在中日双方宣战前即上书光绪帝，抒发政见，极力主战，弹劾李鸿章。满洲镶红旗人礼部侍郎志锐颇具代表性。志锐是瑾、珍二纪的堂兄，与光绪帝思想感情比较接近，他态度明朗地站在主战立场上。7月17日，志锐在《奏倭人谋占朝鲜事机危急请速谋大计折》中，首先指出中朝唇亡齿寒的关系，如果日本“铁舰横行洋而，我则津沪不通”；陆军渡过鸭绿江“我则奉吉惧震，藩篱尽撤，盗贼纵横，拊背扼吭，将成巨患”。其次抨击李鸿章“因循玩误，辄藉口于衅端不自我开，希图敷衍了事”，专恃外国“调处”，不认真备战的行为，同时指斥直隶提督叶志超之陆军不占据汉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之海军不扼仁川，实是将“险要之地拱手而让之外人”的“首鼠不前，意存观望，纵敌玩寇”的表现。再次他在分析了侵略者的心态后指出： “我愈退，则彼愈进，我益让，则彼益骄”。妥协退让将造成“夷焰鸱张，贪婪无已，一误再误，则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第四，紧急呼吁“急治军旅”， “厚集兵力”，克期开赴前敌，使日军不敢猝发。最后建议及时查明军备情况，对“瞻徇畏缩”者予以重惩2。从整个奏折看，志锐的一片爱国之心，义形于色。当日，光绪帝阅折后即谕军机处“著李鸿章随时留心体察，毋得稍有疏忽，致误事机”3。
　　还有一些满族官员，对战争也十分关注。有的上奏详陈攻战机宜，有的据呈代奏，也有的积极以军械、后勤物资装备部队。翰林院侍读学士准良奏陈四条攻战机宜：一曰宣战，“以慑敌胆，而奋士气”；二日罢关，查封日货，遣使回国；三曰分水师以扰敌，“牵制敌兵，阻绝商路”，四曰出正兵以克敌4。这四项建议符合时机，大部分被采纳实施。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翰林院学士宗室麟书和工部尚书怀塔布、左侍郎凤鸣、右侍郎英年等则分别代曾广钧、端方奏败敌之策：诸如淘汰练军中“惰游”者，拔其骁健，进行训练，调派杰出将领到“根本之地”——吉奉主持战事，宽筹饷项，以备军需，严定功罪，以昭赏罚，洞明敌情，先发制人等5。均属结合当时局势，解决战备的一些重大问题，颇有见地。
　　与此同时，盛京将军裕禄和钦差办理东三省练兵事宜帮办海军事务定安等则积极筹备战守。裕禄在中日战前屡饬各军认真备战。7月20日饬齐字营备齐军需器械，特别要求部队一律改用毛瑟枪，各营驻扎之地要“筑起墙壕，坚守营垒，不得任意散住，以肃军纪6”。并积极支持友邻省的战备，30日裕禄饬花翎尽先佐领防御兼云骑尉恩玉将已购之过山快炮、子弹火药，迅速解至黑龙江省。同时，奏请添募营勇，以防日军窜扰通商口岸——营口，截留山海关余存银13．5万余两，以充练饷和购订枪炮之款7。由于裕禄的战备观念较强，准备得比较认真，使东三省军队迅速进入战备状态。吉林将军长顺对战事也甚关注，他采取三项战备措施：第一，为保证战时通讯联络，提防“奸细损坏电杆，断我消息”，特“责成沿线路驻扎各队，并旗署兵役及地方乡约屯达，与各站一体巡查”；第二，奏请将骁勇营马步队所缺勇额添募足数，以厚兵力，第三，为防日军进犯， “俄暗相助”，调吉字军前往宁古塔等处防守8。
　　由于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制造的奋力抗敌舆论，符合中国社会各阶层图强御侮的愿望，因而举国上下形成—股抗日援朝，保国卫家的潮流，并以不可扼制的气势冲击着以慈禧太后、李鸿章为首的妥协投降派。正是在抗日战争呼声占上风的情况下，朝廷才敢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凶焰而不屈服发布对日宣战上谕。8月1日的上谕中首先说明中朝两国存在“藩属”关系，中国有“随时保护”朝鲜的义务。然后阐明中国抗日是正义之战9。义正辞严的宣战上谕，充分反映了光绪帝为首的满族上层主战派决心抗战的意志，表达了中华民族不甘屈辱的正义呼声，进而极大地激发和鼓舞了各阶层人民的抗敌热情。
　　二、积极备战
　　盛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省，地处国防前沿，三省满族官员中很多人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进犯，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其中主要是募兵、筹饷、备械。
　　（一）募兵。鉴于三省的兵力仅足维持地方秩序之用，1894年7月28日。长顺奏诸请招募并调练新军。他认为“添队之举，终不宜缓”10，并为防“俄暗相助”日本，拟加强珲春防御力量。同时令吉林军务马步全军翼长文元、富兴等筹议办理。为解燃眉之急，他们建议由省垣十旗挑练步队官兵1000名，各外城分练2000名， “作为守城之兵，先行排备齐楚，听候起练”11。8月4日，长顺奏请朝廷允准恢复已裁的376名，“以厚兵力”12后来又奏请恢复靖边防军， “以备防守”。清廷考虑三省防务之急需，降旨准予招募新军和恢复原兵额。
　　为迅速成营，长顺很快采取了招兵措施，今骁勇营统领丁春喜添募年力精壮队勇500名。依克唐阿则派“勇往直前，志趣远大”的统领二等侍卫荣和，分带花翎佐领博多罗投效等员克赴吉林东南山、烟集岗等处，恩玉和前花翎记名协领春海等径往伊通河山里、下站等处，骁骑校双寿和五品军功廖源前往长春府、农安县等处，各招募步队四营，每营500名，共6000名。协领全福会同吉林全营翼长从应征的十旗兵丹中挑选制兵417名，西丹583名，计1000名13。截至11月17日长顺、恩泽又在三岔河、阿勒楚喀等处招募步队九营、马队二营，计5000人，编为靖边新军。吉字营、齐宇营奉令出征时，兵额不足，经钦差大臣定安奏准，从奉天地区募补足额，即古字营募三营，齐字营募四营，每营250人，计1750人。应募者除满族人外，还有乌苏里江一带备枪械、善围猎，熟技艺者1000余名赫哲族人应征入伍。猎户首领李樾率领“火枪夙具”骁勇善战的长白山猎户2000人编入镇边军中14。
　　（二）筹饷。用兵之道，粮草为先。东三省各军原来因“节饷”而裁军。现在因战时急需而恢复原额，首先必须解决饷源。长顺添5000名兵，请拨饷银30万，却遥遥无期，只好由库司库存项下提借4万两，但是整个财政拮据，筹借维艰。甚至有的军队候饷待发，无饷兵则无法赴前线御敌，截至1894年9月，东三省盛字营出防2500人，吉字营出防1750人，齐字营出防1500人，计5750人，原规定每人每月银二两，如按神机营官兵出防章程，每人每月各加一两，每月需加油银5750两。为继续调往防队，“亦即照此一体加给，以免向隅”15。出征大员需日增加夫银价，“以利师行”，规定“每名日文银一钱，启行之日起，回营之日止”16。各军调防或开往前线要向旗、民户雇用车辆运送军装、锅帐、子母、饷银以及开花炮等均需支付银两，东三省军队之开支相当巨大。这笔巨款除国库拨给外，主要是三省将军及各副都统自行想方设法解决，但仍不敷所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争的胜利。
　　（三）购械。地处“龙兴之地”和国防前沿的东三省的练军和防军，除承担保卫地方义务外，有随时开赴前敌的可能。因此清廷十分重视东北地区军队装备之更新。中日战争前，东北军队的装备已逐渐更新，曾配备了一些新式快枪和火炮。战争爆发后，三省将军对军队装备更加重视。长顺指出：“目下用兵，全凭利器，若军火不济，即有利器，亦无所施”17。为解决武器弹药，一方面从国内军工厂调拨，其中包括吉林机器制造局的子母和弹药，另一方面从外国购买一部分洋枪洋炮。尽管如此，各部队还是新式武装少，约占40％左右，其余多为抬枪、鸟枪、大小洋炮18。1895年2月15日，署理宁古塔副都统吉林满洲镶黄旗花翎协领富凌阿致恩泽的密呈中说：宁古塔新练军“所使开斯、云切士得、马林枪者仅在十分之四，其余均使鸟枪器械，利器又少，兵力又单……不能不急图御侮之谋”19。当时库存枪炮亦少得可怜。战争中，部队常常弹药不足。晋昌电禀“前敌吃紧，军火将尽，请宪派人星夜解奉毛瑟、开斯子母，每项二百万粒，方足分布各营”。由于当时前线各部队请求弹药均十万火急，且需要量大，而库存有限，结果只拨给17万粒，即占请领数的4.2％。为了解决开赴前线部队急需优良武器和弹药，只好举借调换甚至截留。借枪弹的有定安，他在1894年7月24日向长顺“借拨马快枪二百枝并子药等项，俾资利用”20。长顺本人也出面借炮。换枪的有吉林全营翼长，他们要求双城堡协领迅将“由省关领云切士得、马林、哈乞开斯等枪四十六杆，替出洋炮四十六杆”。为了解决军队之急需，只好制造抬抢，短期内吉林官枪炉制造抬枪170杆，双城堡协领也令工匠制造抬枪。1894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满族各阶层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不屈不挠地投入抗日活动，为打击日本侵略者，揭露并抵制清廷中的屈辱妥协投降言行，减轻国家和民族的损失，激发各民族的觉醒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有的论著忽视满族的抗日事迹，或把满族文官描绘成不关心战事，将领贪生伯死，甚至在前线坚持战守的长顺、依克唐阿也被说成“长(顺)瞎打，依(克唐阿)坐坡”，有失公允。本文试图扼要概述满族在战争期间的抗日活动，以正视听。
　　一、抗敌呼声
　　1894年（光绪二十年，明治二十七年）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以实现侵占朝鲜和中国的“大陆政策”。面对侵华，清廷中掌握大权的满族贵族态度不一，地方满族官员行动不同，广大八旗军民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当日本疯狂备战，难备对华发动突然袭击时，作为一国之君的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担忧日本侵华“将使大清国永不安宁”，故决定加强战备。自6月下旬至7月中旬，他多次颁谕，其要点之一是不能靠交涉阻止日本发动战争，指出“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要点之二是不能对外国“调停”抱幻想，认为“他国劝阻亦徒托空言”．并警告说“借助他邦，异日别生枝节”’ “将堕其术中”；要点之三是“势甚急迫”，应迅筹战备，不得“诿卸迁延”，“始误战机”1。上谕表明光绪帝站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严正立场上。
　　光绪帝的主战卫国态度，极大地鼓舞了很多满族官员，一些主战之满族官员在中日双方宣战前即上书光绪帝，抒发政见，极力主战，弹劾李鸿章。满洲镶红旗人礼部侍郎志锐颇具代表性。志锐是瑾、珍二纪的堂兄，与光绪帝思想感情比较接近，他态度明朗地站在主战立场上。7月17日，志锐在《奏倭人谋占朝鲜事机危急请速谋大计折》中，首先指出中朝唇亡齿寒的关系，如果日本“铁舰横行洋而，我则津沪不通”；陆军渡过鸭绿江“我则奉吉惧震，藩篱尽撤，盗贼纵横，拊背扼吭，将成巨患”。其次抨击李鸿章“因循玩误，辄藉口于衅端不自我开，希图敷衍了事”，专恃外国“调处”，不认真备战的行为，同时指斥直隶提督叶志超之陆军不占据汉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之海军不扼仁川，实是将“险要之地拱手而让之外人”的“首鼠不前，意存观望，纵敌玩寇”的表现。再次他在分析了侵略者的心态后指出： “我愈退，则彼愈进，我益让，则彼益骄”。妥协退让将造成“夷焰鸱张，贪婪无已，一误再误，则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第四，紧急呼吁“急治军旅”， “厚集兵力”，克期开赴前敌，使日军不敢猝发。最后建议及时查明军备情况，对“瞻徇畏缩”者予以重惩2。从整个奏折看，志锐的一片爱国之心，义形于色。当日，光绪帝阅折后即谕军机处“著李鸿章随时留心体察，毋得稍有疏忽，致误事机”3。
　　还有一些满族官员，对战争也十分关注。有的上奏详陈攻战机宜，有的据呈代奏，也有的积极以军械、后勤物资装备部队。翰林院侍读学士准良奏陈四条攻战机宜：一曰宣战，“以慑敌胆，而奋士气”；二日罢关，查封日货，遣使回国；三曰分水师以扰敌，“牵制敌兵，阻绝商路”，四曰出正兵以克敌4。这四项建议符合时机，大部分被采纳实施。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翰林院学士宗室麟书和工部尚书怀塔布、左侍郎凤鸣、右侍郎英年等则分别代曾广钧、端方奏败敌之策：诸如淘汰练军中“惰游”者，拔其骁健，进行训练，调派杰出将领到“根本之地”——吉奉主持战事，宽筹饷项，以备军需，严定功罪，以昭赏罚，洞明敌情，先发制人等5。均属结合当时局势，解决战备的一些重大问题，颇有见地。
　　与此同时，盛京将军裕禄和钦差办理东三省练兵事宜帮办海军事务定安等则积极筹备战守。裕禄在中日战前屡饬各军认真备战。7月20日饬齐字营备齐军需器械，特别要求部队一律改用毛瑟枪，各营驻扎之地要“筑起墙壕，坚守营垒，不得任意散住，以肃军纪6”。并积极支持友邻省的战备，30日裕禄饬花翎尽先佐领防御兼云骑尉恩玉将已购之过山快炮、子弹火药，迅速解至黑龙江省。同时，奏请添募营勇，以防日军窜扰通商口岸——营口，截留山海关余存银13．5万余两，以充练饷和购订枪炮之款7。由于裕禄的战备观念较强，准备得比较认真，使东三省军队迅速进入战备状态。吉林将军长顺对战事也甚关注，他采取三项战备措施：第一，为保证战时通讯联络，提防“奸细损坏电杆，断我消息”，特“责成沿线路驻扎各队，并旗署兵役及地方乡约屯达，与各站一体巡查”；第二，奏请将骁勇营马步队所缺勇额添募足数，以厚兵力，第三，为防日军进犯， “俄暗相助”，调吉字军前往宁古塔等处防守8。
　　由于光绪帝为首的抵抗派制造的奋力抗敌舆论，符合中国社会各阶层图强御侮的愿望，因而举国上下形成—股抗日援朝，保国卫家的潮流，并以不可扼制的气势冲击着以慈禧太后、李鸿章为首的妥协投降派。正是在抗日战争呼声占上风的情况下，朝廷才敢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凶焰而不屈服发布对日宣战上谕。8月1日的上谕中首先说明中朝两国存在“藩属”关系，中国有“随时保护”朝鲜的义务。然后阐明中国抗日是正义之战9。义正辞严的宣战上谕，充分反映了光绪帝为首的满族上层主战派决心抗战的意志，表达了中华民族不甘屈辱的正义呼声，进而极大地激发和鼓舞了各阶层人民的抗敌热情。
　　二、积极备战
　　盛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省，地处国防前沿，三省满族官员中很多人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进犯，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其中主要是募兵、筹饷、备械。
　　（一）募兵。鉴于三省的兵力仅足维持地方秩序之用，1894年7月28日。长顺奏诸请招募并调练新军。他认为“添队之举，终不宜缓”10，并为防“俄暗相助”日本，拟加强珲春防御力量。同时令吉林军务马步全军翼长文元、富兴等筹议办理。为解燃眉之急，他们建议由省垣十旗挑练步队官兵1000名，各外城分练2000名， “作为守城之兵，先行排备齐楚，听候起练”11。8月4日，长顺奏请朝廷允准恢复已裁的376名，“以厚兵力”12后来又奏请恢复靖边防军， “以备防守”。清廷考虑三省防务之急需，降旨准予招募新军和恢复原兵额。
　　为迅速成营，长顺很快采取了招兵措施，今骁勇营统领丁春喜添募年力精壮队勇500名。依克唐阿则派“勇往直前，志趣远大”的统领二等侍卫荣和，分带花翎佐领博多罗投效等员克赴吉林东南山、烟集岗等处，恩玉和前花翎记名协领春海等径往伊通河山里、下站等处，骁骑校双寿和五品军功廖源前往长春府、农安县等处，各招募步队四营，每营500名，共6000名。协领全福会同吉林全营翼长从应征的十旗兵丹中挑选制兵417名，西丹583名，计1000名13。截至11月17日长顺、恩泽又在三岔河、阿勒楚喀等处招募步队九营、马队二营，计5000人，编为靖边新军。吉字营、齐宇营奉令出征时，兵额不足，经钦差大臣定安奏准，从奉天地区募补足额，即古字营募三营，齐字营募四营，每营250人，计1750人。应募者除满族人外，还有乌苏里江一带备枪械、善围猎，熟技艺者1000余名赫哲族人应征入伍。猎户首领李樾率领“火枪夙具”骁勇善战的长白山猎户2000人编入镇边军中14。
　　（二）筹饷。用兵之道，粮草为先。东三省各军原来因“节饷”而裁军。现在因战时急需而恢复原额，首先必须解决饷源。长顺添5000名兵，请拨饷银30万，却遥遥无期，只好由库司库存项下提借4万两，但是整个财政拮据，筹借维艰。甚至有的军队候饷待发，无饷兵则无法赴前线御敌，截至1894年9月，东三省盛字营出防2500人，吉字营出防1750人，齐字营出防1500人，计5750人，原规定每人每月银二两，如按神机营官兵出防章程，每人每月各加一两，每月需加油银5750两。为继续调往防队，“亦即照此一体加给，以免向隅”15。出征大员需日增加夫银价，“以利师行”，规定“每名日文银一钱，启行之日起，回营之日止”16。各军调防或开往前线要向旗、民户雇用车辆运送军装、锅帐、子母、饷银以及开花炮等均需支付银两，东三省军队之开支相当巨大。这笔巨款除国库拨给外，主要是三省将军及各副都统自行想方设法解决，但仍不敷所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争的胜利。
　　（三）购械。地处“龙兴之地”和国防前沿的东三省的练军和防军，除承担保卫地方义务外，有随时开赴前敌的可能。因此清廷十分重视东北地区军队装备之更新。中日战争前，东北军队的装备已逐渐更新，曾配备了一些新式快枪和火炮。战争爆发后，三省将军对军队装备更加重视。长顺指出：“目下用兵，全凭利器，若军火不济，即有利器，亦无所施”17。为解决武器弹药，一方面从国内军工厂调拨，其中包括吉林机器制造局的子母和弹药，另一方面从外国购买一部分洋枪洋炮。尽管如此，各部队还是新式武装少，约占40％左右，其余多为抬枪、鸟枪、大小洋炮18。1895年2月15日，署理宁古塔副都统吉林满洲镶黄旗花翎协领富凌阿致恩泽的密呈中说：宁古塔新练军“所使开斯、云切士得、马林枪者仅在十分之四，其余均使鸟枪器械，利器又少，兵力又单……不能不急图御侮之谋”19。当时库存枪炮亦少得可怜。战争中，部队常常弹药不足。晋昌电禀“前敌吃紧，军火将尽，请宪派人星夜解奉毛瑟、开斯子母，每项二百万粒，方足分布各营”。由于当时前线各部队请求弹药均十万火急，且需要量大，而库存有限，结果只拨给17万粒，即占请领数的4.2％。为了解决开赴前线部队急需优良武器和弹药，只好举借调换甚至截留。借枪弹的有定安，他在1894年7月24日向长顺“借拨马快枪二百枝并子药等项，俾资利用”20。长顺本人也出面借炮。换枪的有吉林全营翼长，他们要求双城堡协领迅将“由省关领云切士得、马林、哈乞开斯等枪四十六杆，替出洋炮四十六杆”。为了解决军队之急需，只好制造抬抢，短期内吉林官枪炉制造抬枪170杆，双城堡协领也令工匠制造抬枪。

三、英勇作战
　　日本侵略军分别自鸭绿江、花园口侵入中国领土后，气焰嚣张，对东北各族人民进行疯狂劫掠，残酷屠杀。日军的侵略行为和野蛮的暴行，激起满族备阶层人士极大愤慨，他们利用各种形式奋起抵抗，满族官兵在抗日卫国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辽东战场。
　　满族将领开赴辽东战场的主要有依克唐阿、倭恒额、丰升阿、寿山、永山等。10月13日，依克唐阿奉令率师抵九连城驻守鸭绿江防线。24日上午，山县友朋率日军第一军大举进犯，受到驻守于安平河口的侍卫倭恒额齐字练军1500人的阻击，虽“屡次拒敌获胜，著有明效”，但当日午后日军增多时，安平遂失。翌日，依急派步队营官连科、马队营官托克托，26日派马队统领永山支援倭恒额，毙敌30余名，一度收复浦石河口和鼓楼子。当日，日军占领九连城等地，依军在“饷道不通，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迫退至宽甸、赛马集一带。依克唐阿为粉碎日军攻辽阳“取奉天度岁”的狂言，于11月25日与直隶提督聂土成在草河岭一带与日军激战，依“亲登山头指挥将士”勇敢作战，步队将土在侍卫永山带领下，“绕山越涧，披荆力战”，良战终日，击毙日军步兵大尉斋藤正，击伤炮兵大尉池田纲平和中尉关谷豁。12月初，依克唐阿和镇边军分统寿山、永山联合攻打凤凰城日军，双方展开炮战，“炮声如雷，声震山谷”21，激战三时许，依军退回草河口。12月12日晨，寿山、永山等率军收复风凰。部队临行，永山坚决表示“不取凤凰城，誓不复还”22。于14日凌晨在樊家台与日军开始激战，清军官兵在不得饮食的情况下，仍英勇顽强作战，当日军伏兵四起之时，永山不顾个人安危，挥刀断后，掩护队伍退却，脱离险境。退却战斗中，永山左臂、额颅均受伤，仍持枪击敌数名，随之前胸中弹，仍“坚不肯迟”，终因伤重，壮烈殉国。
　　辽东地区一些重镇相继失陷，但依克唐阿等满族官兵在辽东英勇作战的功绩是巨大的，尤其历经三月之久的十余次苦战，保住了摩天岭阵地，粉碎了日军由东路进犯奉天城的图谋。因此，那种责难、讽刺满族将领“一听枪响”即纷纷逃走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二）辽南战场
　　辽东半岛南部的金州、辽阳、海城等战略要地是日本必争之地，连顺、长顺、依克唐阿、丰升阿等满族将领在这里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日军第二军自10月23日开始从花园口登陆的消息，首先被驻扎于貔子窝的捷顺营马队营官荣安探知，25日他将情报告金州副都统连顺，连顺还从捕获的日本间谍口中得知日军将攻打金州、大连湾、旅顺口，于是急电李鸿章、旅顺口北洋前敌营各处龚照玙和盛京将军，请求支授，不果。11月1日连顺电盛宣怀请援，得到的是“无人可调”23的回答。由此可见，从地方到中央官吏均知道日军登陆的信息，只是未组织陆海军阻击而已。那种“日军登陆十四天之久竟无人知晓”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11月3日，日军第一师团进犯金州城时，防御清军有马步炮队七营、四哨计3000人，其中城外2300人，连顺所部700人守城，城墙上配备十余尊大炮，北门外遍敷地雷。6日日军抵三里庄，用36门大炮轰城，清军“殊死防战”24，用大炮回击，连顺身先士卒，“率旗民、地方官竭力堵守”，战斗中“衣被枪洞穿”25仍坚守阵地，日军冲入城中，清军与敌人巷战，伤亡甚重，连顺被迫突围至旅顺求援，以夺回金州，但毫无结果。
　　海城为“辽沈之门户，海疆之咽喉”26。12月13日日军占领海城，作为第一、二军的联络点。清军要在军事上得手，必须收复此城。经裕禄奏请，清廷调集依克唐阿、长顺、宋庆等军120余营自1895月1月17日至2月底进行了五复海城的战斗。每次进攻少则十几营数千人，多则百余营数万人。参战兵种有步兵、骑兵和炮兵，最后虽未收海城，但满族官兵在战斗中表现突出。镇边军统领荣和在收复海城时，奋不顾身，率队猛攻，左腿受伤，仍指挥所部进攻。二攻海城中，依克唐阿“亲冒子弹，率领各营复将濠贼诱出”，毙贼甚多。三攻海城时，分左中右三路进攻，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德英阿进驻大费屯，扎克丹布、博多罗扎小王屯、河沿等处，为四复海城奠定了基础。四攻海城自2月21日开始，持续五天，分别在海城、大平山战场进行。依克唐阿部将德英阿、乌勒兴额亲在的线督战，满族士兵英勇顽强，伤亡甚重。双方“死尸堆积成山，血流如注”27，结果海战未攻下，大平山沦陷。经过四攻海战，虽未克复，却使日军“凶锋已挫”28，依、长与宋庆、吴大澂从27日开始分二路五攻海城。依军的寿山、德英阿、乌勒兴额、扎克丹布、贵权诸将在大富屯一带血战，分统寿山负伤，仍“战至天明，毙贼不少，贼已败去，乃复添回犯”，直至黄昏，各自收队。依、长等满族将领及所部参加五复海城战斗，每战均身先士卒，有的轻伤不下火线，有的血洒疆场，士兵更是“奋勇当先”，不怕牺牲，功劳卓著，“实已大挫凶锋”。但终因各军配合不佳，未能收复海城。
　　满族官兵参加的另一次较大的战役是辽阳保卫战。正值清军合力围攻海城之际，日军第五帅团迅速西犯，占领吉洞峪，并摆出攻打辽阳的势态。裕禄等急向清廷告急。3月1、2日清廷令依、长等“力顾大局”29，迅速由海城外围撤下，驰接辽阳。16日，依派寿山率马队二营前往鞍山站等处，与日军接仗，寿山军勇敢善战，伤贼数名，日军退回鞍山站。为保卫辽阳，依与知州徐庆璋密切配合防守城内，致使日军未能向前推进。徐认为辽阳之所以安全无恙，主要是“由依、长二帅救援之力”30。
　　（三）群众的抗日活动
　　在满族官吏进行抗日活动同时，满族人民亦极为关心战争，不仅承担运送军用物资任务，还组织民团抗击日军，呈递奏章反对妥协投降活动。
　　战争开始后，前线急需大量军用物资装备，满族人民承担起运送任务。当时满族比较富裕，一般不承担杂役，此次抗敌卫国均愿尽力。1894年8月18日伯都纳（今扶余）同知怀辅致长顺呈文时即谈到“无分旗、民各户，一体雇拨”31，马队统领永山军的物资即由旗户车辆运送。9月初，为将黑龙江镇边军和军装、锅帐、子母、饷银以及开花炮等运往奉天32。开始在绥化准备席棚大车70辆和渡船若干。9月4日运抵呼兰，随后取道双城、吉林、长春到奉天。由于众车户在长途泥泞中行进，艰苦异常。为鼓励各族人民参与运送物资积极性，裕禄咨会吉林将军，令在原定每车车价东钱28千外，另发40千33。在每条运输线上，都有满族人民日夜操劳。总之，广大人民是运输军用物资的主力军，他们勇于克服各种困难，为支援清军抗日做出了应有贡献。
　　东北满族人民除参加运输外，还按照三省将军诏令举办抗日团练。兴办团练的目的是弥补兵力单薄，以便“遇警自御”。最早起练乡团的是吉林全营翼长文元等，主张在吉林省属西路各驿及南山一带村屯、集镇，长春属境四乡等处兴办。9月19日，吉林分巡道文韫、协领富顺、全福、富凌阿及佐领春海、德升阿、永贵等主张在全省建联庄会（即乡团）， “有事则大兵齐集以御侮，无事则散处田间以归农”34。所有联庄会归十旗界官督饬，乡团所需铅丸、火药等均由官府酌量发给。为鼓励举办乡团，10月14日长顺晓谕奖励办法，对同心合办，建立功勋者均予顶戴或事后保奏奖励35。23日长顺为加速团练兴办，令旗民各署“限以十日，各屯、镇均当办有成效”36。11月3日吉林兵司还转发了《劝办民团联庄会章程》，明确民团平时“保卫地方”，战时与“官兵相辅”，“随机进剿”37。由于兴办团练适应了满族人民保卫家园反抗侵略的愿望，得到热烈拥护相响应。各地民团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辽东、辽南各地满族人数甚多，有的地方“旗汉相等”38，均积极参加团练，几乎“无民不团”39。当日军入侵安东、大东沟、岫岩一带地方后，乡勇于11月中下旬奋起反抗，使“贼不敢授进”40。民团还在凤岫交界处击毙日军四、五百名41，并于1895年3月取得收复宽甸、长甸的胜利。
　　中日战争中，各族人民建立的民团，在反侵略斗争中，不畏强暴，勇敢战斗，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民团虽然带有分散性和自发性，缺乏统一领导机构，没有统一的行动纲领，但是这种斗争带有广泛性和群众性，它吸引了各阶层、各民族人民，并将其团结起来，对打击日本侵赂者起了一定作用。
　　四、反对投降
　　降，还是战；败后和，还是胜后和的论争，贯穿战争的始终。
　　战争前，清廷中的抵抗派和主和派围绕战与不战争论许久。战争开始后，分歧更加尖锐。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主和派随着战争不断遭到挫折，主和的心情日益迫切。在他们看来，只有妥协否则不能生存。 9月17日慈禧召见翁同龢，令其到天津与李鸿章商请俄使喀西尼“调停”事，翁当即直言不讳地反驳：现在“和局”必遭举世笑骂。慈禧却赶紧表白“吾非欲议和也，欲暂缓兵耳”42。当时的光绪帝是反对议和的。即使在辽东、辽南数城沦陷，美国公使田贝愿从中“调处”，奕訢、奕劻欲推进“议和”时，光绪帝仍抱定抗战卫国的决心。旅顺失后，光绪帝异常气愤，严责李鸿章“调度乖方，递职留任”43。光绪帝的做法使慈禧感到难堪，蓄意报复。首先于11月26日以瑾、珍二妃“干预朝政”为名降为贵人，接着又于12月4日将力主抗战的志锐撤职，并撤“满汉书房”，同日又实授奕訢为军机大臣。慈禧以不及掩耳之势打击光绪帝，震慑抵抗派，目的是为乞和扫清道路。
　　光绪帝和抵抗派官员抗敌方略，救国之策，一个个被慈禧等破坏，他们虽深感局势日危，但也只能“愤极愧极”而已。终于光绪帝又同意李鸿章赴日乞和。行前光绪帝召见李鸿章并恭亲王奕訢、礼亲王世铎以及刚毅等，讨论“议约”方针，李鸿章要求授予割地特权，翁同龢等主张宁可多赔偿也不割地。但最后光绪帝在慈禧、后党官僚的鼓动、压制下，既“予以商让土地之权”，又“令其斟酌重轻，与倭磋磨定议”44。慈禧表面宣称“一切遵上（光绪帝）旨”45，实则将可能引起后人斥责卖国的对象指向光绪帝。李鸿章到日本后，受伊藤博文软、硬两方面的压制，初步应允割地、赔款、开口岸等十款草案。至此，满族官员们虽不甘心割地赔款，却又拿不出新办法，他们只能请求光绪帝令李尽力减少损失，“敌所据处，争回一分是一分，其所未据处，丝毫断不放松也”46。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22日光绪帝见到条约文本，鉴于割地太多不想批准。特别是当时除主和派外，举国上下，包括清政府中的御史、翰林、宗室贝勒、王公大臣、疆臣大吏到社会上的“士庶”之众，乃至各地乡团、大刀会、哥老会等均激愤异常，反对投降条约，一致主张罢议，迁都再战。东三省将军特别主张充分发挥辽东兵力，与日军力战。这对光绪帝有一定影响。光绪帝在得知台湾“男女老少痛苦愤激，不甘自外于中国”，并“誓不从倭，百方呼吁”的消息后，曾于29日令李鸿章给伊藤一信，以便“详筹挽回万一之法”。翌日，李鸿章电复“改约电议”似太“盂浪”。光绪帝见后“甚怒”，并说“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但是光绪帝顶不住内部主和派的逼迫和外部的威胁，而于5月3日批准“和约用宝”47， 8月，在烟台换约。至此，满族和全国各族主战，反对投降签订和约的努力再次遭到失败。中国的半殖民地程度更加深一步，中华民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1　分别参见6月25日、7月1日、4月14日上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14。
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二），第623－624页。
3　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五日洋务档。
4、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续编（一），第25－26、15－22页。
6　《盛京将军裕禄饬齐字营备齐军需器械准备拨营照会》（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八日），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7　《盛京将军裕禄奏请添募营勇截留款项以供军需折》（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一日）宫中朱批奏折。
8、10、11、12、15、16、17、18、19、31、34　《吉林将军衙门档》。
9　《中日战争》（三）第16一17页。
13、32　《双城堡档》。
14、22、25、26、37　《清光绪期中日交涉史科》卷24、26、25、37、28
20、31、35、36　《甲午战专题档》，辽宁省档案馆。
21　川崎紫山《日清陆战史》，卷8，第438页。
33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册，第245、292页。
24　日本参谋本部：《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第18章54页。
27　《日清战争实记》、《中日战争》（—）第278页。
22、47　易顺鼎：《盾墨拾余》，卷5。
29　《中日战争》续编（二），第458页。
30、41　徐庆璋：《辽阳防守日记》。
38　白永贞：《辽阳县志》，卷24。
39　《清季外交史料》，卷106、109。
40、44　《中日战争》（一），第113、83页。
42　《翁文恭公日记》。
43　《清史稿·德宗本记》，第4册，908页。
45　《中日战争》（四），第540页。
46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20。

你可别忘了，当时辽东实行的可是军民分制啊（由中央任命的盛京将军统治，相当于现在的军区了），就是这样的纯军事化管理，也没有讨到便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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