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身处逆境的朱德:江青的本事有多大

“要能忍耐才对”
   
    “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爷爷朱德虽身处逆境，仍关心着其他人的遭遇。
   
    1967年2月I7日，被周恩来总理安排到北京保护起来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给爷爷打来电话，意思是说，听到了爷爷也受到围攻的消息后，很为他老人家担心，想来看望一下。第二天，江渭清就来到了我家。
   
    他向爷爷讲述了江苏省“文革”运动的情况，说那里是“专抓革命，不搞生产，田里的稻谷没人收，工厂停工不生产”。爷爷听了，说：“停产闹革命并不是主席的意见，也不是中央的意见，这些都是造反派搞的！而且他们整人也整得很厉害。”谈话后，爷爷又留江渭清和我们全家一起吃饭。江渭清担心地问：“我是江苏‘最大的走资派’，在这里吃饭，会不会牵连到你？”爷爷说：“如果说吃顿饭就会受到牵连的话，我不知被牵连多少回了！”
   
    吃饭的时候，爷爷又对江渭清说：“渭清同志啊，你要能忍耐才对。俗话说的好，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不忍不耐，小事成大啊！”
   
    “文革”期间，爷爷奶奶的行动也受到了限制，与很多老同志间的消息都隔绝了。因为我和哥哥有许多同学是高干子女，我们孩子之间常常沟通各家家长的情况，谁谁家出了什么事马上就传开来，所以爷爷奶奶还不时地向我问起一些老同志的情况。他们不止一次地问过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谭震林、杨尚昆、李富春、林枫等人的情况。每当听到这些老同志的遭遇，爷爷的心情都很沉重，老半天默默无话。有时听我讲完，他还嘱咐说：“以后有机会，你可以带他们的子女到我们家里来玩！”
   
    林彪集团败露之后，家里的客人又多了。
   
    1972年除夕，王震约了王稼祥、廖承志，带着各自的夫人来到了我家。爷爷听了王震他们叙述“文革”以来各自的遭遇，笑着说：“林彪弄出来了，天又翻过来了，毛主席没有忘记你们大家，你们都是有功劳的好同志，很快就会给你们重新分配工作的。”
   
    爷爷若有所思地对在场的人说：“我们在一起干革命都有四五十年了，你们那时候都很年轻，只有二十多岁就身负重职了。我们在一起几十年，互相间都是很了解的。”爷爷停顿了一下，又感慨地说，“时间过得很快啊，如今我们的头发都白了。”
   
    王震笑着说：“朱老总，你是红军的创始人，德高望重啊。”又摸着自己的头发说，“你们看我的头发，比你们白得都快些。”
   
    廖承志对王震说：“你是白发童颜啊！”说得大家都开心地笑起来。
   
    请客看电影的深意
   
    林彪集团覆灭后，爷爷的处境好多了，他开始关心解放老干部这件事。因为经常有些老干部主动来家里看望爷爷，爷爷就利用这个机会和他们谈心，了解情况。
   
    我小学时有个同学叫程海峰，他爸爸程子华曾是红十五军团政委，七大的中央委员，“文革”前曾经任商业部长、中共西南局书记，“文革”开始后被林彪一伙打成了“走资派”，就失去了工作的机会。林彪摔死之后，虽然对他的问题有所松动，但那时还没有完全“解放”，为以后的工作，他想跟爷爷谈谈想法。我回去给爷爷一说，爷爷很痛快地说：“行，让他来吧！”
   
    见面后，爷爷亲切地握着程子华的手问：“现在生活怎么样？”
   
    程子华就说：“肯定我们都没事了嘛！林彪一死，我们的历史问题自然就清楚了。为什么还不给我分配工作？”爷爷说：“你别着急，党和人民是了解你的。你的工作也会有的。”
   
    那天，爷爷还留程子华在家里吃了一顿饭。那时候，我们家里还请过杨尚昆、彭真等许多老同志。
   
    当时，我们家每个星期六都要放一场电影。在那个文化匮乏的年代，这是十分令人羡慕的。许多老干部和家属，也被请来一起看。人太多，坐不下，爷爷就让秘书去借用我们家对面中联部的礼堂，就这个礼堂也都坐得满满的。我记得邓小平家的子女，陈云家的子女，任弼时家、刘伯承家、李井泉家、王震家、王诤家等，凡是能找到我们的，爷爷都把他们请来看电影。其实，爷爷不是很爱看电影，而且他的作息时间非常严格，除非极特殊的情况，晚上10点之前，一定上床休息。所以，他看电影一般都是电影开头的时候来坐一下，电影开始不一会儿他就走了。我那时还不太明白爷爷为什么那么热心请老干部们吃饭、看电影。在爷爷去世之后，有一天我和奶奶讲起这些事时，奶奶说：“当时林彪虽然垮了，但‘四人帮’一伙还很猖狂，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工作困难重重。爷爷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给老干部们一些安慰，并造成一个影响，为解放老干部们营造一种政治氛围……”
   
    “江青的本事有多大？”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爷爷重新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的地位逐渐恢复，特别是开始履行一部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国家元首的职责，
   
    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党和国家的事务发生作用了。
   
    江青在同林彪集团矛盾激化和斗争激烈的时候，“文革”初那几年对老同志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她对爷爷的态度也明显好转。
   
    记得爷爷1971年夏天去北戴河度暑期时，江青也在北戴河，她主动给爷爷打电话问好，说她那里有内部放映的影片，要给爷爷送过来看。以后几年，不论是在北戴河还是在北京，江青时常给爷爷、奶奶打电话，说最近又审了什么新片，要送过来看看。有些刚从西方国家进口的影片，还没有译制，就让外文翻译跟过来，边放边译。
   
    我这里想说的是，江青对爷爷奶奶，还有另外的一面。其实在延安或西柏坡的时候，她对爷爷也是很尊重很亲近的，把爷爷看作是忠厚长者，知道奶奶也是十分朴实的人，她有什么心事，愿意跑到爷爷奶奶这里说说，特别是和主席有了什么不和谐需要调解的时候，常跑来找爷爷奶奶，确实爷爷奶奶能起到其他人起不了的作用。
   
    但人是变化的。江青的争强好胜，心胸狭隘乃至偏执，终于发展到了在政治上要“偶尔露峥嵘。”1974年1月下旬，江青在首都体育馆连续两天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奶奶参加大会回来，感到紧张。奶奶说：江青在会上讲话，耀武扬威地点郭沫若的名，迫使郭沫若在大会上站起来，还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另一个突出印象就是她把手伸到军队里去了，给军队又是写信又是寄书。
   
    爷爷听了奶奶的话，半晌，才稳稳当当地说：“你不要着急，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群众也是好的。江青的本事有多大，你不知道吗？”
   
    有一天，爷爷的秘书送来一封给爷爷的信，打开一看，是反映江青问题的。江青在1972年8月下旬曾接见一位美国女学者维特克，谈了一个星期，吹嘘自己。这在世界上影响很不好。爷爷看了信，感到问题性质严重，不能把问题压下来，就划了圈，写了：此事重大，须慎重处理，并报送主席。据说，毛泽东看后，气愤难抑。
   
    1974年，我还见过刚刚在十大当上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来看望爷爷，他在爷爷面前显得很谦虚、机敏，一口一个“前辈”、“老总”。有一次，我问爷爷：他是新选的接班人吗？爷爷说：“是不是接班人，要看能不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
   
    1976年的祖孙“密谈”
   
    19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之后，便从报纸上消失了。这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紧锣密鼓地展开。几乎就从这时起，爷爷的身体明显不如从前了。
   
    一年前，爷爷每天都要在万寿路的大院里转三大圈。除了散步活动，还有爷爷几十年来自己“发明”的一套健身操，从头到脚都可以活动开，最后还要双手叉腰地吹上几声口哨。这套健身操，爷爷每天都做，几乎是风雨无阻。但是到了1976年后，爷爷渐渐地做不动了，散步也渐渐地由三大圈变成了三小圈，后来又变成了一小圈。直到最后除了那口哨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大大地简化了。
   
    我在北戴河当兵，奶奶向有关的领导打了招呼，我每个月都回家几次看望爷爷。我的本子记着这年3月18日至4月6日，爷爷和我的几次谈话，从这些谈话中，可以了解爷爷当时的内心世界。他说：“‘文化大革命’，涉及到很多人，也涉及到了我，这些你都很清楚。这里面有林彪一伙搞的，也有其他原因。老干部进城了，薪水高了，房子住得好，这些比人家特殊，人家不满意，说我们做官当老爷，说得对嘛。我不是经常和你们讲，你们属于贵族子弟吗？论生活，论条件，都比一般工人农民优越嘛！不能认为这些是合理的、是正常现象。这些东西对你们并没有什么好处！”
谈到这，爷爷有些激动地说：“当前的斗争还是一个权力的问题。这是问题的实质。他们制造舆论说老同志思想跟不上了，要换掉，通过斗争换掉，是为他们夺取最高权力扫清道路。民主革命有同路人，社会主义革命也有同路人嘛！王、关、戚，蒯大富、聂元梓不就是同路人！他们投机革命，是想当官，想搞特权，要看透他们！”
   
    清明节前后，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外面谣言四起，传说纷纭。广播里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黑后台”，爷爷对此不屑一顾，他轻声地问奶奶：“你知道邓小平同志住哪里吗？”
   
    奶奶说：“不知道。”
   
    爷爷愤愤地说：“现在，他连自由都没有，他出得来吗？说他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碰到鬼了！”
   
    1976年4月7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据当年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吴德回忆说：“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对于毛主席的两项提议，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谁都不说话，政治局当即拟定了文字稿。我还记得，朱老总戴上老花镜，拿起文稿看了一下，心情很沉重，一言未发。”
   
    1976年6月，也就是爷爷住院的前几天，我母亲从天津来看望他。当时“四人帮”正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政治形势十分紧张。在谈话中，爷爷进一步流露出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担忧，他说：“有的人就是有野心，想当皇上，这些人搞的不是社会主义，他们要把国家搞乱，想夺取中央的权，你们一定要坚信，只要毛主席和老一辈都健在，权是不会让他们夺走的。”
   
    7月初，爷爷病危。到7月6日下午，他就离开了我们。奶奶康克清把爷爷的两万多元存款全部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爷爷没给子孙留下什么财产，但留下了比什么都宝贵的精神财富。
   
    (摘自《永久的记忆》朱和平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8月版)“要能忍耐才对”
   
    “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爷爷朱德虽身处逆境，仍关心着其他人的遭遇。
   
    1967年2月I7日，被周恩来总理安排到北京保护起来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给爷爷打来电话，意思是说，听到了爷爷也受到围攻的消息后，很为他老人家担心，想来看望一下。第二天，江渭清就来到了我家。
   
    他向爷爷讲述了江苏省“文革”运动的情况，说那里是“专抓革命，不搞生产，田里的稻谷没人收，工厂停工不生产”。爷爷听了，说：“停产闹革命并不是主席的意见，也不是中央的意见，这些都是造反派搞的！而且他们整人也整得很厉害。”谈话后，爷爷又留江渭清和我们全家一起吃饭。江渭清担心地问：“我是江苏‘最大的走资派’，在这里吃饭，会不会牵连到你？”爷爷说：“如果说吃顿饭就会受到牵连的话，我不知被牵连多少回了！”
   
    吃饭的时候，爷爷又对江渭清说：“渭清同志啊，你要能忍耐才对。俗话说的好，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不忍不耐，小事成大啊！”
   
    “文革”期间，爷爷奶奶的行动也受到了限制，与很多老同志间的消息都隔绝了。因为我和哥哥有许多同学是高干子女，我们孩子之间常常沟通各家家长的情况，谁谁家出了什么事马上就传开来，所以爷爷奶奶还不时地向我问起一些老同志的情况。他们不止一次地问过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谭震林、杨尚昆、李富春、林枫等人的情况。每当听到这些老同志的遭遇，爷爷的心情都很沉重，老半天默默无话。有时听我讲完，他还嘱咐说：“以后有机会，你可以带他们的子女到我们家里来玩！”
   
    林彪集团败露之后，家里的客人又多了。
   
    1972年除夕，王震约了王稼祥、廖承志，带着各自的夫人来到了我家。爷爷听了王震他们叙述“文革”以来各自的遭遇，笑着说：“林彪弄出来了，天又翻过来了，毛主席没有忘记你们大家，你们都是有功劳的好同志，很快就会给你们重新分配工作的。”
   
    爷爷若有所思地对在场的人说：“我们在一起干革命都有四五十年了，你们那时候都很年轻，只有二十多岁就身负重职了。我们在一起几十年，互相间都是很了解的。”爷爷停顿了一下，又感慨地说，“时间过得很快啊，如今我们的头发都白了。”
   
    王震笑着说：“朱老总，你是红军的创始人，德高望重啊。”又摸着自己的头发说，“你们看我的头发，比你们白得都快些。”
   
    廖承志对王震说：“你是白发童颜啊！”说得大家都开心地笑起来。
   
    请客看电影的深意
   
    林彪集团覆灭后，爷爷的处境好多了，他开始关心解放老干部这件事。因为经常有些老干部主动来家里看望爷爷，爷爷就利用这个机会和他们谈心，了解情况。
   
    我小学时有个同学叫程海峰，他爸爸程子华曾是红十五军团政委，七大的中央委员，“文革”前曾经任商业部长、中共西南局书记，“文革”开始后被林彪一伙打成了“走资派”，就失去了工作的机会。林彪摔死之后，虽然对他的问题有所松动，但那时还没有完全“解放”，为以后的工作，他想跟爷爷谈谈想法。我回去给爷爷一说，爷爷很痛快地说：“行，让他来吧！”
   
    见面后，爷爷亲切地握着程子华的手问：“现在生活怎么样？”
   
    程子华就说：“肯定我们都没事了嘛！林彪一死，我们的历史问题自然就清楚了。为什么还不给我分配工作？”爷爷说：“你别着急，党和人民是了解你的。你的工作也会有的。”
   
    那天，爷爷还留程子华在家里吃了一顿饭。那时候，我们家里还请过杨尚昆、彭真等许多老同志。
   
    当时，我们家每个星期六都要放一场电影。在那个文化匮乏的年代，这是十分令人羡慕的。许多老干部和家属，也被请来一起看。人太多，坐不下，爷爷就让秘书去借用我们家对面中联部的礼堂，就这个礼堂也都坐得满满的。我记得邓小平家的子女，陈云家的子女，任弼时家、刘伯承家、李井泉家、王震家、王诤家等，凡是能找到我们的，爷爷都把他们请来看电影。其实，爷爷不是很爱看电影，而且他的作息时间非常严格，除非极特殊的情况，晚上10点之前，一定上床休息。所以，他看电影一般都是电影开头的时候来坐一下，电影开始不一会儿他就走了。我那时还不太明白爷爷为什么那么热心请老干部们吃饭、看电影。在爷爷去世之后，有一天我和奶奶讲起这些事时，奶奶说：“当时林彪虽然垮了，但‘四人帮’一伙还很猖狂，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工作困难重重。爷爷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给老干部们一些安慰，并造成一个影响，为解放老干部们营造一种政治氛围……”
   
    “江青的本事有多大？”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爷爷重新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的地位逐渐恢复，特别是开始履行一部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国家元首的职责，
   
    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党和国家的事务发生作用了。
   
    江青在同林彪集团矛盾激化和斗争激烈的时候，“文革”初那几年对老同志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她对爷爷的态度也明显好转。
   
    记得爷爷1971年夏天去北戴河度暑期时，江青也在北戴河，她主动给爷爷打电话问好，说她那里有内部放映的影片，要给爷爷送过来看。以后几年，不论是在北戴河还是在北京，江青时常给爷爷、奶奶打电话，说最近又审了什么新片，要送过来看看。有些刚从西方国家进口的影片，还没有译制，就让外文翻译跟过来，边放边译。
   
    我这里想说的是，江青对爷爷奶奶，还有另外的一面。其实在延安或西柏坡的时候，她对爷爷也是很尊重很亲近的，把爷爷看作是忠厚长者，知道奶奶也是十分朴实的人，她有什么心事，愿意跑到爷爷奶奶这里说说，特别是和主席有了什么不和谐需要调解的时候，常跑来找爷爷奶奶，确实爷爷奶奶能起到其他人起不了的作用。
   
    但人是变化的。江青的争强好胜，心胸狭隘乃至偏执，终于发展到了在政治上要“偶尔露峥嵘。”1974年1月下旬，江青在首都体育馆连续两天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奶奶参加大会回来，感到紧张。奶奶说：江青在会上讲话，耀武扬威地点郭沫若的名，迫使郭沫若在大会上站起来，还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另一个突出印象就是她把手伸到军队里去了，给军队又是写信又是寄书。
   
    爷爷听了奶奶的话，半晌，才稳稳当当地说：“你不要着急，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群众也是好的。江青的本事有多大，你不知道吗？”
   
    有一天，爷爷的秘书送来一封给爷爷的信，打开一看，是反映江青问题的。江青在1972年8月下旬曾接见一位美国女学者维特克，谈了一个星期，吹嘘自己。这在世界上影响很不好。爷爷看了信，感到问题性质严重，不能把问题压下来，就划了圈，写了：此事重大，须慎重处理，并报送主席。据说，毛泽东看后，气愤难抑。
   
    1974年，我还见过刚刚在十大当上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来看望爷爷，他在爷爷面前显得很谦虚、机敏，一口一个“前辈”、“老总”。有一次，我问爷爷：他是新选的接班人吗？爷爷说：“是不是接班人，要看能不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
   
    1976年的祖孙“密谈”
   
    19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之后，便从报纸上消失了。这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紧锣密鼓地展开。几乎就从这时起，爷爷的身体明显不如从前了。
   
    一年前，爷爷每天都要在万寿路的大院里转三大圈。除了散步活动，还有爷爷几十年来自己“发明”的一套健身操，从头到脚都可以活动开，最后还要双手叉腰地吹上几声口哨。这套健身操，爷爷每天都做，几乎是风雨无阻。但是到了1976年后，爷爷渐渐地做不动了，散步也渐渐地由三大圈变成了三小圈，后来又变成了一小圈。直到最后除了那口哨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大大地简化了。
   
    我在北戴河当兵，奶奶向有关的领导打了招呼，我每个月都回家几次看望爷爷。我的本子记着这年3月18日至4月6日，爷爷和我的几次谈话，从这些谈话中，可以了解爷爷当时的内心世界。他说：“‘文化大革命’，涉及到很多人，也涉及到了我，这些你都很清楚。这里面有林彪一伙搞的，也有其他原因。老干部进城了，薪水高了，房子住得好，这些比人家特殊，人家不满意，说我们做官当老爷，说得对嘛。我不是经常和你们讲，你们属于贵族子弟吗？论生活，论条件，都比一般工人农民优越嘛！不能认为这些是合理的、是正常现象。这些东西对你们并没有什么好处！”
谈到这，爷爷有些激动地说：“当前的斗争还是一个权力的问题。这是问题的实质。他们制造舆论说老同志思想跟不上了，要换掉，通过斗争换掉，是为他们夺取最高权力扫清道路。民主革命有同路人，社会主义革命也有同路人嘛！王、关、戚，蒯大富、聂元梓不就是同路人！他们投机革命，是想当官，想搞特权，要看透他们！”
   
    清明节前后，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外面谣言四起，传说纷纭。广播里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黑后台”，爷爷对此不屑一顾，他轻声地问奶奶：“你知道邓小平同志住哪里吗？”
   
    奶奶说：“不知道。”
   
    爷爷愤愤地说：“现在，他连自由都没有，他出得来吗？说他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碰到鬼了！”
   
    1976年4月7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据当年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吴德回忆说：“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对于毛主席的两项提议，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谁都不说话，政治局当即拟定了文字稿。我还记得，朱老总戴上老花镜，拿起文稿看了一下，心情很沉重，一言未发。”
   
    1976年6月，也就是爷爷住院的前几天，我母亲从天津来看望他。当时“四人帮”正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政治形势十分紧张。在谈话中，爷爷进一步流露出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担忧，他说：“有的人就是有野心，想当皇上，这些人搞的不是社会主义，他们要把国家搞乱，想夺取中央的权，你们一定要坚信，只要毛主席和老一辈都健在，权是不会让他们夺走的。”
   
    7月初，爷爷病危。到7月6日下午，他就离开了我们。奶奶康克清把爷爷的两万多元存款全部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爷爷没给子孙留下什么财产，但留下了比什么都宝贵的精神财富。
   
    (摘自《永久的记忆》朱和平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