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李约瑟难题-----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伪问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2:11:31
“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
时至今日，在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同义词；也许认真阅读过李约瑟所主编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人只是少数，但我们都深信他的结论————中国科学技术曾经在很长时间处世界领先地位，只是到了近现代才落后于西方————为什么会落后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可能会令我们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近几年来，国内一些从事相关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纷纷对李氏的研究予以客观的认识，并逐步汇聚成一个声音：“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不成立的伪问题。
为什么说“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李约瑟研究的真正价值何在？重新评价李约瑟，给公众一个真实的李约瑟本身有什么意义？４月１７日，记者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教授。
媒体对李约瑟的“过滤”
记者：提起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自然就会想到李约瑟。几代人，包括学习过科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基本上都未怀疑过他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地位的结论，主要原因是什么？
江：自１９５４年在剑桥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起，在西方孤立中国的背景下，有李约瑟这样一位西方知名学者一卷卷地编写、出版弘扬中国文化的巨著，还为中英友好和交往而奔走，当然非常令人感激。但是关于李约瑟，多年来媒体给公众造成的印象并不正确，至少很不全面。
李约瑟的不足之处
记者：那么，冷静、理性地分析，李约瑟的研究及巨著在学术上有什么不足呢？
江：对于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本身，海内外许多学者曾指出各种具体错误，这些错误丝毫不能否定李约瑟的巨大成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是这样浩大的学术工程！
就全书整体而言，李约瑟出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热爱和迷恋，在不少问题上有对中国古代成就的拔高倾向。影响所及，难免造成国内一些论著在谈论祖先成就时夜郎自大般的虚骄情绪。如果说这种倾向在他本人尚不足为大病，那么近年坦普尔著书谈“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有很多穿凿附会的地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李约瑟和中国文化的渊源，从他和鲁桂珍相遇开始————有些学者还注意到当时鲁年轻貌美，此后他的思想和兴趣发生了巨大转变。鲁后来成为他终身的生活和工作伴侣，最终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他在《李约瑟文集》中文版序言中说：“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
记者：假如李约瑟没有与鲁桂珍相遇，假如鲁不是那么“年轻貌美”，那么这种“皈依”很可能就不会发生？
江：假如李约瑟不遇到鲁桂珍，这种“皈依”就不会发生，多半是可以断言的。至于“年轻貌美”起了多大作用，我们既不能起先哲于地下而问之，也就不必多加猜测了。
李约瑟对中国文明的热爱既已成为某种宗教式的热情，难免会对研究态度的客观性有所影响。而李约瑟的“硬伤”更具体的根源是他对中国道教及道家学说的过分热爱————热爱到了妨碍他进行客观研究、夸大道家在中国科技史中作用的地步。
李约瑟工作的另一个方面“硬伤”，可以参考我国台湾学者朱 源的意见：李约瑟虽然在生物化学方面早有成就，３７岁时便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但他并未受过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的专业训练，因此，未能把什么是科学加以定义成为李约瑟的一大困境。而实际上，李约瑟有时拔高古代中国人的成就，也和不对科学加以界定有关系。
朱 源指出：由于没有定义，哪些学问、哪些材料应该纳入，哪些不应该纳入，就没有客观的标准，从事抉择的时候，较难划定统一的范围。结果原来计划写一本书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要写几卷，再后来每卷又有分册，编撰工作摊子越铺越大，分册越出越多，达到７０多册；到李约瑟去世时，他的构想要想完成看来遥遥无期。
“李约瑟难题”到底成不成立
记者：说“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依据是什么？
江：如果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观照近现代科学的来龙去脉，不难发现，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中国“领先”又从何说起呢？这就好比一个人向东走，一个人向南走，你不能说向南走的人是落后还是领先向东走的人————只有两个人在同一条路上，并且向同一个方向走，才会有领先和落后之分。
记者：您的意思是，这种领先————譬如说，李氏在中文版序言中所提到的某类机械装置领先于欧洲的同类装置几个世纪————是没有意义的？
江：这倒不是。就某种具体的装置而言，比较先进落后，可以是有意义的（当然也要看怎么比法），因为这可以看成双方是在同一条路、同一方向上走。但某些具体装置或知识，不能等同于整体。如果找到若干具体装置方面中国领先的例子，就得出中国在整体上领先的结论，那么同样还有具体装置方面中国落后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在西方科学史家那里也多的是，只是我们通常绝口不提，比如有的科学史权威认为，机械钟表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有了），难道就要得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的结论吗？
记者：李约瑟在探讨近代科学何以不能在中国诞生时，比较强调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因素，如封建官僚制度的束缚及商业刺激的影响。他相信，假如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真的能出现与欧洲相对应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变化的话，那么某种形式的近代科学也会在那里出现。您认为这种探讨是否有意义？
江：我看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事实上这种社会变化和经济变化并未在古代中国出现。
不容否认，在唐朝时，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但在世界的历史长河中，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并不一定就是科技最领先的国家，两者不一定同步。
如果我们从今天世界科学的现状出发回溯，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古希腊的科学与今天的科学最接近———恩格斯曾经说过，当我们要讨论精密科学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这话至今仍是正确的。考察科学史可以看出，现代科学甚至在形式上都还保留着极强的古希腊色彩，而今天整个科学发现模式在古希腊天文学那里已经表现得极为完备。
记者：既然如此，那如何解释直到伽利略时代之前，科学发现基本上是缓慢进行的，至少没有以急剧增长或指数增长的形式发生？
江：这个问题涉及近来国内科学史界一个争论的热点。有些学者认为近现代科学与古希腊科学并无多少共同之处，理由就是古希腊之后为何没有接着出现近现代科学，反而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这一质问看上去好像非常雄辩，似乎一棍就可将对方打闷，其实只是不能伤人的虚招，用中国一句成语就可破解————枯木逢春。一株在漫长的寒冬看上去已经死掉的枯木，逢春而渐生新绿，盛夏而枝茂叶盛，你当然无法否认它还是原来那棵树，你怎么能质问：为什么寒冬时它不现新绿？
事物的发展演变需要外界的条件。中世纪欧洲遭逢巨变，古希腊科学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条件（限于篇幅，这个问题不作展开），直等到文艺复兴之后，才是它枯木逢春之时。
李约瑟在西方科学史界的遭遇
记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在西方已是成熟的学科，您已经提到西方学者普遍不同意李约瑟的一些观点，李约瑟在西方科学史界的真实地位如何呢？
江：对国内大部分公众来说，多年来媒体反复宣传造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李约瑟是国际科学史界的代表人物。这个概念其实有很大偏差。
真正的持平之论，出自李约瑟身边最亲近的人。鲁桂珍曾坦言：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
正因为如此，在西方“正统”科学史家———从“科学史之父”萨顿一脉承传———中的某些人看来，李约瑟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的，还不能算是科学史家共同体中的一员。李约瑟还曾抱怨：剑桥东方学院的学者不同他打交道，“一墙之隔”的剑桥大学科学史系也把他拒之门外，他感叹“这一现象何其怪异啊！”所以在西方科学史界，对李约瑟不那么尊敬的大有人在，甚至可以说，李约瑟在西方科学史界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排斥。
李约瑟的真正价值
记者：那么李约瑟的真正贡献是什么？李约瑟的真正贡献也有被“过滤”掉的吗？
江：穷数十年之功，研究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李约瑟贡献巨大，即使西方科学史界也不可能全部抹煞他的功劳。李约瑟贡献的一个最明显的方面是，在他的组织下，包括华人学者参与，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资料进行了规模宏大的发掘、整理，成就卓著，有目共睹。
李约瑟的巨著虽然得到中国学者普遍的赞扬，但并不是书中所有特色都为我们所热烈欢迎。
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至少在二三百年前就已开始。而李约瑟作为一个西方研究者，很自然地大量介绍和引用了西方汉学家的成果。可惜这一点至今仍然很少被国内学者所注意，他们对这些成果很少接触和引用。
李约瑟在著述时，经常能够浮现出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广阔背景，这就避免了一些国内研究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在这个基础上，李约瑟经常探讨和论证中国古代与异域科学技术相互交流影响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其笔下不免出现一些“西来说”。这类交流、影响和“西来说”都为国内许多学者所不喜爱————他们通常只字不提，只当李约瑟没说过。有的人士更是只挑选对自己有利的结论加以引用，少数学者甚至严重歪曲李约瑟的观点来证明自己说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今为止，在中国自己的专家学者中，还没有人展示过如此广阔的视野。李约瑟用他的著作架设起来一座桥梁————沟通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桥梁————这是李约瑟最重要的贡献。
为什么要重新评价李约瑟
记者：重新评价李约瑟及其研究，这一学术行为本身有什么意义？
江：以往的“过滤”之法，使国人普遍对中国科学技术历史、对李约瑟本人，对若干相关问题产生了不准确、不全面的认识，科学史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依据翔实的事实材料，给以重新评介。
至今仍有某些大众传媒，坚决地试图“过滤”关于李约瑟的真实材料，理由是“维护李约瑟的形象”。其实他们要维护的所谓形象，是“过滤”之后的形象，这并不是真实的形象，也不是李约瑟本人所希望向中国人呈现的形象。
当年一些英国的历史学家站在新教徒和辉格党人的立场上进行写作，将历史写成对自己政治理念的颂扬，或者至少是认可。这种做法被称为“辉格史学”。“辉格史学”的情结在许多中国人身上也是根深蒂固的，尽管他们不一定知道辉格党人。我认为，李约瑟本人绝对无意将他的巨著写成一部辉格式的科学史著作，但是许多中国人却戴着“辉格眼镜”去看待李约瑟，尽力将李约瑟的工作塑造成一个“辉格史学”的中国版本。我们今天尽可能客观地重新评价李约瑟及其工作，就是为了不再继续误导公众。 ——《南方周末》“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
时至今日，在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同义词；也许认真阅读过李约瑟所主编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人只是少数，但我们都深信他的结论————中国科学技术曾经在很长时间处世界领先地位，只是到了近现代才落后于西方————为什么会落后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可能会令我们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近几年来，国内一些从事相关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纷纷对李氏的研究予以客观的认识，并逐步汇聚成一个声音：“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不成立的伪问题。
为什么说“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李约瑟研究的真正价值何在？重新评价李约瑟，给公众一个真实的李约瑟本身有什么意义？４月１７日，记者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教授。
媒体对李约瑟的“过滤”
记者：提起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自然就会想到李约瑟。几代人，包括学习过科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基本上都未怀疑过他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地位的结论，主要原因是什么？
江：自１９５４年在剑桥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起，在西方孤立中国的背景下，有李约瑟这样一位西方知名学者一卷卷地编写、出版弘扬中国文化的巨著，还为中英友好和交往而奔走，当然非常令人感激。但是关于李约瑟，多年来媒体给公众造成的印象并不正确，至少很不全面。
李约瑟的不足之处
记者：那么，冷静、理性地分析，李约瑟的研究及巨著在学术上有什么不足呢？
江：对于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本身，海内外许多学者曾指出各种具体错误，这些错误丝毫不能否定李约瑟的巨大成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是这样浩大的学术工程！
就全书整体而言，李约瑟出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热爱和迷恋，在不少问题上有对中国古代成就的拔高倾向。影响所及，难免造成国内一些论著在谈论祖先成就时夜郎自大般的虚骄情绪。如果说这种倾向在他本人尚不足为大病，那么近年坦普尔著书谈“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有很多穿凿附会的地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李约瑟和中国文化的渊源，从他和鲁桂珍相遇开始————有些学者还注意到当时鲁年轻貌美，此后他的思想和兴趣发生了巨大转变。鲁后来成为他终身的生活和工作伴侣，最终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他在《李约瑟文集》中文版序言中说：“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
记者：假如李约瑟没有与鲁桂珍相遇，假如鲁不是那么“年轻貌美”，那么这种“皈依”很可能就不会发生？
江：假如李约瑟不遇到鲁桂珍，这种“皈依”就不会发生，多半是可以断言的。至于“年轻貌美”起了多大作用，我们既不能起先哲于地下而问之，也就不必多加猜测了。
李约瑟对中国文明的热爱既已成为某种宗教式的热情，难免会对研究态度的客观性有所影响。而李约瑟的“硬伤”更具体的根源是他对中国道教及道家学说的过分热爱————热爱到了妨碍他进行客观研究、夸大道家在中国科技史中作用的地步。
李约瑟工作的另一个方面“硬伤”，可以参考我国台湾学者朱 源的意见：李约瑟虽然在生物化学方面早有成就，３７岁时便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但他并未受过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的专业训练，因此，未能把什么是科学加以定义成为李约瑟的一大困境。而实际上，李约瑟有时拔高古代中国人的成就，也和不对科学加以界定有关系。
朱 源指出：由于没有定义，哪些学问、哪些材料应该纳入，哪些不应该纳入，就没有客观的标准，从事抉择的时候，较难划定统一的范围。结果原来计划写一本书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要写几卷，再后来每卷又有分册，编撰工作摊子越铺越大，分册越出越多，达到７０多册；到李约瑟去世时，他的构想要想完成看来遥遥无期。
“李约瑟难题”到底成不成立
记者：说“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依据是什么？
江：如果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观照近现代科学的来龙去脉，不难发现，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中国“领先”又从何说起呢？这就好比一个人向东走，一个人向南走，你不能说向南走的人是落后还是领先向东走的人————只有两个人在同一条路上，并且向同一个方向走，才会有领先和落后之分。
记者：您的意思是，这种领先————譬如说，李氏在中文版序言中所提到的某类机械装置领先于欧洲的同类装置几个世纪————是没有意义的？
江：这倒不是。就某种具体的装置而言，比较先进落后，可以是有意义的（当然也要看怎么比法），因为这可以看成双方是在同一条路、同一方向上走。但某些具体装置或知识，不能等同于整体。如果找到若干具体装置方面中国领先的例子，就得出中国在整体上领先的结论，那么同样还有具体装置方面中国落后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在西方科学史家那里也多的是，只是我们通常绝口不提，比如有的科学史权威认为，机械钟表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有了），难道就要得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的结论吗？
记者：李约瑟在探讨近代科学何以不能在中国诞生时，比较强调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因素，如封建官僚制度的束缚及商业刺激的影响。他相信，假如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真的能出现与欧洲相对应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变化的话，那么某种形式的近代科学也会在那里出现。您认为这种探讨是否有意义？
江：我看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事实上这种社会变化和经济变化并未在古代中国出现。
不容否认，在唐朝时，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但在世界的历史长河中，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并不一定就是科技最领先的国家，两者不一定同步。
如果我们从今天世界科学的现状出发回溯，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古希腊的科学与今天的科学最接近———恩格斯曾经说过，当我们要讨论精密科学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这话至今仍是正确的。考察科学史可以看出，现代科学甚至在形式上都还保留着极强的古希腊色彩，而今天整个科学发现模式在古希腊天文学那里已经表现得极为完备。
记者：既然如此，那如何解释直到伽利略时代之前，科学发现基本上是缓慢进行的，至少没有以急剧增长或指数增长的形式发生？
江：这个问题涉及近来国内科学史界一个争论的热点。有些学者认为近现代科学与古希腊科学并无多少共同之处，理由就是古希腊之后为何没有接着出现近现代科学，反而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这一质问看上去好像非常雄辩，似乎一棍就可将对方打闷，其实只是不能伤人的虚招，用中国一句成语就可破解————枯木逢春。一株在漫长的寒冬看上去已经死掉的枯木，逢春而渐生新绿，盛夏而枝茂叶盛，你当然无法否认它还是原来那棵树，你怎么能质问：为什么寒冬时它不现新绿？
事物的发展演变需要外界的条件。中世纪欧洲遭逢巨变，古希腊科学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条件（限于篇幅，这个问题不作展开），直等到文艺复兴之后，才是它枯木逢春之时。
李约瑟在西方科学史界的遭遇
记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在西方已是成熟的学科，您已经提到西方学者普遍不同意李约瑟的一些观点，李约瑟在西方科学史界的真实地位如何呢？
江：对国内大部分公众来说，多年来媒体反复宣传造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李约瑟是国际科学史界的代表人物。这个概念其实有很大偏差。
真正的持平之论，出自李约瑟身边最亲近的人。鲁桂珍曾坦言：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
正因为如此，在西方“正统”科学史家———从“科学史之父”萨顿一脉承传———中的某些人看来，李约瑟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的，还不能算是科学史家共同体中的一员。李约瑟还曾抱怨：剑桥东方学院的学者不同他打交道，“一墙之隔”的剑桥大学科学史系也把他拒之门外，他感叹“这一现象何其怪异啊！”所以在西方科学史界，对李约瑟不那么尊敬的大有人在，甚至可以说，李约瑟在西方科学史界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排斥。
李约瑟的真正价值
记者：那么李约瑟的真正贡献是什么？李约瑟的真正贡献也有被“过滤”掉的吗？
江：穷数十年之功，研究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李约瑟贡献巨大，即使西方科学史界也不可能全部抹煞他的功劳。李约瑟贡献的一个最明显的方面是，在他的组织下，包括华人学者参与，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资料进行了规模宏大的发掘、整理，成就卓著，有目共睹。
李约瑟的巨著虽然得到中国学者普遍的赞扬，但并不是书中所有特色都为我们所热烈欢迎。
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至少在二三百年前就已开始。而李约瑟作为一个西方研究者，很自然地大量介绍和引用了西方汉学家的成果。可惜这一点至今仍然很少被国内学者所注意，他们对这些成果很少接触和引用。
李约瑟在著述时，经常能够浮现出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广阔背景，这就避免了一些国内研究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在这个基础上，李约瑟经常探讨和论证中国古代与异域科学技术相互交流影响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其笔下不免出现一些“西来说”。这类交流、影响和“西来说”都为国内许多学者所不喜爱————他们通常只字不提，只当李约瑟没说过。有的人士更是只挑选对自己有利的结论加以引用，少数学者甚至严重歪曲李约瑟的观点来证明自己说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今为止，在中国自己的专家学者中，还没有人展示过如此广阔的视野。李约瑟用他的著作架设起来一座桥梁————沟通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桥梁————这是李约瑟最重要的贡献。
为什么要重新评价李约瑟
记者：重新评价李约瑟及其研究，这一学术行为本身有什么意义？
江：以往的“过滤”之法，使国人普遍对中国科学技术历史、对李约瑟本人，对若干相关问题产生了不准确、不全面的认识，科学史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依据翔实的事实材料，给以重新评介。
至今仍有某些大众传媒，坚决地试图“过滤”关于李约瑟的真实材料，理由是“维护李约瑟的形象”。其实他们要维护的所谓形象，是“过滤”之后的形象，这并不是真实的形象，也不是李约瑟本人所希望向中国人呈现的形象。
当年一些英国的历史学家站在新教徒和辉格党人的立场上进行写作，将历史写成对自己政治理念的颂扬，或者至少是认可。这种做法被称为“辉格史学”。“辉格史学”的情结在许多中国人身上也是根深蒂固的，尽管他们不一定知道辉格党人。我认为，李约瑟本人绝对无意将他的巨著写成一部辉格式的科学史著作，但是许多中国人却戴着“辉格眼镜”去看待李约瑟，尽力将李约瑟的工作塑造成一个“辉格史学”的中国版本。我们今天尽可能客观地重新评价李约瑟及其工作，就是为了不再继续误导公众。 ——《南方周末》
时至今日，在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同义词；也许认真阅读过李约瑟所主编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人只是少数，但我们都深信他的结论————中国科学技术曾经在很长时间处世界领先地位，只是到了近现代才落后于西方————为什么会落后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可能会令我们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近几年来，国内一些从事相关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纷纷对李氏的研究予以客观的认识，并逐步汇聚成一个声音：“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不成立的伪问题。
为什么说“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李约瑟研究的真正价值何在？重新评价李约瑟，给公众一个真实的李约瑟本身有什么意义？４月１７日，记者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教授。
媒体对李约瑟的“过滤”
记者：提起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自然就会想到李约瑟。几代人，包括学习过科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基本上都未怀疑过他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地位的结论，主要原因是什么？
江：自１９５４年在剑桥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起，在西方孤立中国的背景下，有李约瑟这样一位西方知名学者一卷卷地编写、出版弘扬中国文化的巨著，还为中英友好和交往而奔走，当然非常令人感激。但是关于李约瑟，多年来媒体给公众造成的印象并不正确，至少很不全面。
李约瑟的不足之处
记者：那么，冷静、理性地分析，李约瑟的研究及巨著在学术上有什么不足呢？
江：对于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本身，海内外许多学者曾指出各种具体错误，这些错误丝毫不能否定李约瑟的巨大成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是这样浩大的学术工程！
就全书整体而言，李约瑟出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热爱和迷恋，在不少问题上有对中国古代成就的拔高倾向。影响所及，难免造成国内一些论著在谈论祖先成就时夜郎自大般的虚骄情绪。如果说这种倾向在他本人尚不足为大病，那么近年坦普尔著书谈“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有很多穿凿附会的地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李约瑟和中国文化的渊源，从他和鲁桂珍相遇开始————有些学者还注意到当时鲁年轻貌美，此后他的思想和兴趣发生了巨大转变。鲁后来成为他终身的生活和工作伴侣，最终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他在《李约瑟文集》中文版序言中说：“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
记者：假如李约瑟没有与鲁桂珍相遇，假如鲁不是那么“年轻貌美”，那么这种“皈依”很可能就不会发生？
江：假如李约瑟不遇到鲁桂珍，这种“皈依”就不会发生，多半是可以断言的。至于“年轻貌美”起了多大作用，我们既不能起先哲于地下而问之，也就不必多加猜测了。
李约瑟对中国文明的热爱既已成为某种宗教式的热情，难免会对研究态度的客观性有所影响。而李约瑟的“硬伤”更具体的根源是他对中国道教及道家学说的过分热爱————热爱到了妨碍他进行客观研究、夸大道家在中国科技史中作用的地步。
李约瑟工作的另一个方面“硬伤”，可以参考我国台湾学者朱 源的意见：李约瑟虽然在生物化学方面早有成就，３７岁时便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但他并未受过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的专业训练，因此，未能把什么是科学加以定义成为李约瑟的一大困境。而实际上，李约瑟有时拔高古代中国人的成就，也和不对科学加以界定有关系。
朱 源指出：由于没有定义，哪些学问、哪些材料应该纳入，哪些不应该纳入，就没有客观的标准，从事抉择的时候，较难划定统一的范围。结果原来计划写一本书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要写几卷，再后来每卷又有分册，编撰工作摊子越铺越大，分册越出越多，达到７０多册；到李约瑟去世时，他的构想要想完成看来遥遥无期。
“李约瑟难题”到底成不成立
记者：说“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依据是什么？
江：如果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观照近现代科学的来龙去脉，不难发现，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中国“领先”又从何说起呢？这就好比一个人向东走，一个人向南走，你不能说向南走的人是落后还是领先向东走的人————只有两个人在同一条路上，并且向同一个方向走，才会有领先和落后之分。
记者：您的意思是，这种领先————譬如说，李氏在中文版序言中所提到的某类机械装置领先于欧洲的同类装置几个世纪————是没有意义的？
江：这倒不是。就某种具体的装置而言，比较先进落后，可以是有意义的（当然也要看怎么比法），因为这可以看成双方是在同一条路、同一方向上走。但某些具体装置或知识，不能等同于整体。如果找到若干具体装置方面中国领先的例子，就得出中国在整体上领先的结论，那么同样还有具体装置方面中国落后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在西方科学史家那里也多的是，只是我们通常绝口不提，比如有的科学史权威认为，机械钟表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有了），难道就要得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的结论吗？
记者：李约瑟在探讨近代科学何以不能在中国诞生时，比较强调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因素，如封建官僚制度的束缚及商业刺激的影响。他相信，假如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真的能出现与欧洲相对应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变化的话，那么某种形式的近代科学也会在那里出现。您认为这种探讨是否有意义？
江：我看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事实上这种社会变化和经济变化并未在古代中国出现。
不容否认，在唐朝时，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但在世界的历史长河中，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并不一定就是科技最领先的国家，两者不一定同步。
如果我们从今天世界科学的现状出发回溯，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古希腊的科学与今天的科学最接近———恩格斯曾经说过，当我们要讨论精密科学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这话至今仍是正确的。考察科学史可以看出，现代科学甚至在形式上都还保留着极强的古希腊色彩，而今天整个科学发现模式在古希腊天文学那里已经表现得极为完备。
记者：既然如此，那如何解释直到伽利略时代之前，科学发现基本上是缓慢进行的，至少没有以急剧增长或指数增长的形式发生？
江：这个问题涉及近来国内科学史界一个争论的热点。有些学者认为近现代科学与古希腊科学并无多少共同之处，理由就是古希腊之后为何没有接着出现近现代科学，反而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这一质问看上去好像非常雄辩，似乎一棍就可将对方打闷，其实只是不能伤人的虚招，用中国一句成语就可破解————枯木逢春。一株在漫长的寒冬看上去已经死掉的枯木，逢春而渐生新绿，盛夏而枝茂叶盛，你当然无法否认它还是原来那棵树，你怎么能质问：为什么寒冬时它不现新绿？
事物的发展演变需要外界的条件。中世纪欧洲遭逢巨变，古希腊科学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条件（限于篇幅，这个问题不作展开），直等到文艺复兴之后，才是它枯木逢春之时。
李约瑟在西方科学史界的遭遇
记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在西方已是成熟的学科，您已经提到西方学者普遍不同意李约瑟的一些观点，李约瑟在西方科学史界的真实地位如何呢？
江：对国内大部分公众来说，多年来媒体反复宣传造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李约瑟是国际科学史界的代表人物。这个概念其实有很大偏差。
真正的持平之论，出自李约瑟身边最亲近的人。鲁桂珍曾坦言：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
正因为如此，在西方“正统”科学史家———从“科学史之父”萨顿一脉承传———中的某些人看来，李约瑟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的，还不能算是科学史家共同体中的一员。李约瑟还曾抱怨：剑桥东方学院的学者不同他打交道，“一墙之隔”的剑桥大学科学史系也把他拒之门外，他感叹“这一现象何其怪异啊！”所以在西方科学史界，对李约瑟不那么尊敬的大有人在，甚至可以说，李约瑟在西方科学史界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排斥。
李约瑟的真正价值
记者：那么李约瑟的真正贡献是什么？李约瑟的真正贡献也有被“过滤”掉的吗？
江：穷数十年之功，研究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李约瑟贡献巨大，即使西方科学史界也不可能全部抹煞他的功劳。李约瑟贡献的一个最明显的方面是，在他的组织下，包括华人学者参与，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资料进行了规模宏大的发掘、整理，成就卓著，有目共睹。
李约瑟的巨著虽然得到中国学者普遍的赞扬，但并不是书中所有特色都为我们所热烈欢迎。
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至少在二三百年前就已开始。而李约瑟作为一个西方研究者，很自然地大量介绍和引用了西方汉学家的成果。可惜这一点至今仍然很少被国内学者所注意，他们对这些成果很少接触和引用。
李约瑟在著述时，经常能够浮现出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广阔背景，这就避免了一些国内研究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在这个基础上，李约瑟经常探讨和论证中国古代与异域科学技术相互交流影响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其笔下不免出现一些“西来说”。这类交流、影响和“西来说”都为国内许多学者所不喜爱————他们通常只字不提，只当李约瑟没说过。有的人士更是只挑选对自己有利的结论加以引用，少数学者甚至严重歪曲李约瑟的观点来证明自己说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今为止，在中国自己的专家学者中，还没有人展示过如此广阔的视野。李约瑟用他的著作架设起来一座桥梁————沟通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桥梁————这是李约瑟最重要的贡献。
为什么要重新评价李约瑟
记者：重新评价李约瑟及其研究，这一学术行为本身有什么意义？
江：以往的“过滤”之法，使国人普遍对中国科学技术历史、对李约瑟本人，对若干相关问题产生了不准确、不全面的认识，科学史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依据翔实的事实材料，给以重新评介。
至今仍有某些大众传媒，坚决地试图“过滤”关于李约瑟的真实材料，理由是“维护李约瑟的形象”。其实他们要维护的所谓形象，是“过滤”之后的形象，这并不是真实的形象，也不是李约瑟本人所希望向中国人呈现的形象。
当年一些英国的历史学家站在新教徒和辉格党人的立场上进行写作，将历史写成对自己政治理念的颂扬，或者至少是认可。这种做法被称为“辉格史学”。“辉格史学”的情结在许多中国人身上也是根深蒂固的，尽管他们不一定知道辉格党人。我认为，李约瑟本人绝对无意将他的巨著写成一部辉格式的科学史著作，但是许多中国人却戴着“辉格眼镜”去看待李约瑟，尽力将李约瑟的工作塑造成一个“辉格史学”的中国版本。我们今天尽可能客观地重新评价李约瑟及其工作，就是为了不再继续误导公众。 ——《南方周末》“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
时至今日，在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同义词；也许认真阅读过李约瑟所主编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人只是少数，但我们都深信他的结论————中国科学技术曾经在很长时间处世界领先地位，只是到了近现代才落后于西方————为什么会落后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可能会令我们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近几年来，国内一些从事相关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纷纷对李氏的研究予以客观的认识，并逐步汇聚成一个声音：“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不成立的伪问题。
为什么说“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李约瑟研究的真正价值何在？重新评价李约瑟，给公众一个真实的李约瑟本身有什么意义？４月１７日，记者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教授。
媒体对李约瑟的“过滤”
记者：提起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自然就会想到李约瑟。几代人，包括学习过科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基本上都未怀疑过他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地位的结论，主要原因是什么？
江：自１９５４年在剑桥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起，在西方孤立中国的背景下，有李约瑟这样一位西方知名学者一卷卷地编写、出版弘扬中国文化的巨著，还为中英友好和交往而奔走，当然非常令人感激。但是关于李约瑟，多年来媒体给公众造成的印象并不正确，至少很不全面。
李约瑟的不足之处
记者：那么，冷静、理性地分析，李约瑟的研究及巨著在学术上有什么不足呢？
江：对于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本身，海内外许多学者曾指出各种具体错误，这些错误丝毫不能否定李约瑟的巨大成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是这样浩大的学术工程！
就全书整体而言，李约瑟出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热爱和迷恋，在不少问题上有对中国古代成就的拔高倾向。影响所及，难免造成国内一些论著在谈论祖先成就时夜郎自大般的虚骄情绪。如果说这种倾向在他本人尚不足为大病，那么近年坦普尔著书谈“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有很多穿凿附会的地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李约瑟和中国文化的渊源，从他和鲁桂珍相遇开始————有些学者还注意到当时鲁年轻貌美，此后他的思想和兴趣发生了巨大转变。鲁后来成为他终身的生活和工作伴侣，最终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他在《李约瑟文集》中文版序言中说：“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
记者：假如李约瑟没有与鲁桂珍相遇，假如鲁不是那么“年轻貌美”，那么这种“皈依”很可能就不会发生？
江：假如李约瑟不遇到鲁桂珍，这种“皈依”就不会发生，多半是可以断言的。至于“年轻貌美”起了多大作用，我们既不能起先哲于地下而问之，也就不必多加猜测了。
李约瑟对中国文明的热爱既已成为某种宗教式的热情，难免会对研究态度的客观性有所影响。而李约瑟的“硬伤”更具体的根源是他对中国道教及道家学说的过分热爱————热爱到了妨碍他进行客观研究、夸大道家在中国科技史中作用的地步。
李约瑟工作的另一个方面“硬伤”，可以参考我国台湾学者朱 源的意见：李约瑟虽然在生物化学方面早有成就，３７岁时便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但他并未受过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的专业训练，因此，未能把什么是科学加以定义成为李约瑟的一大困境。而实际上，李约瑟有时拔高古代中国人的成就，也和不对科学加以界定有关系。
朱 源指出：由于没有定义，哪些学问、哪些材料应该纳入，哪些不应该纳入，就没有客观的标准，从事抉择的时候，较难划定统一的范围。结果原来计划写一本书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要写几卷，再后来每卷又有分册，编撰工作摊子越铺越大，分册越出越多，达到７０多册；到李约瑟去世时，他的构想要想完成看来遥遥无期。
“李约瑟难题”到底成不成立
记者：说“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依据是什么？
江：如果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观照近现代科学的来龙去脉，不难发现，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中国“领先”又从何说起呢？这就好比一个人向东走，一个人向南走，你不能说向南走的人是落后还是领先向东走的人————只有两个人在同一条路上，并且向同一个方向走，才会有领先和落后之分。
记者：您的意思是，这种领先————譬如说，李氏在中文版序言中所提到的某类机械装置领先于欧洲的同类装置几个世纪————是没有意义的？
江：这倒不是。就某种具体的装置而言，比较先进落后，可以是有意义的（当然也要看怎么比法），因为这可以看成双方是在同一条路、同一方向上走。但某些具体装置或知识，不能等同于整体。如果找到若干具体装置方面中国领先的例子，就得出中国在整体上领先的结论，那么同样还有具体装置方面中国落后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在西方科学史家那里也多的是，只是我们通常绝口不提，比如有的科学史权威认为，机械钟表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有了），难道就要得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的结论吗？
记者：李约瑟在探讨近代科学何以不能在中国诞生时，比较强调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因素，如封建官僚制度的束缚及商业刺激的影响。他相信，假如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真的能出现与欧洲相对应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变化的话，那么某种形式的近代科学也会在那里出现。您认为这种探讨是否有意义？
江：我看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事实上这种社会变化和经济变化并未在古代中国出现。
不容否认，在唐朝时，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但在世界的历史长河中，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并不一定就是科技最领先的国家，两者不一定同步。
如果我们从今天世界科学的现状出发回溯，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古希腊的科学与今天的科学最接近———恩格斯曾经说过，当我们要讨论精密科学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这话至今仍是正确的。考察科学史可以看出，现代科学甚至在形式上都还保留着极强的古希腊色彩，而今天整个科学发现模式在古希腊天文学那里已经表现得极为完备。
记者：既然如此，那如何解释直到伽利略时代之前，科学发现基本上是缓慢进行的，至少没有以急剧增长或指数增长的形式发生？
江：这个问题涉及近来国内科学史界一个争论的热点。有些学者认为近现代科学与古希腊科学并无多少共同之处，理由就是古希腊之后为何没有接着出现近现代科学，反而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这一质问看上去好像非常雄辩，似乎一棍就可将对方打闷，其实只是不能伤人的虚招，用中国一句成语就可破解————枯木逢春。一株在漫长的寒冬看上去已经死掉的枯木，逢春而渐生新绿，盛夏而枝茂叶盛，你当然无法否认它还是原来那棵树，你怎么能质问：为什么寒冬时它不现新绿？
事物的发展演变需要外界的条件。中世纪欧洲遭逢巨变，古希腊科学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条件（限于篇幅，这个问题不作展开），直等到文艺复兴之后，才是它枯木逢春之时。
李约瑟在西方科学史界的遭遇
记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在西方已是成熟的学科，您已经提到西方学者普遍不同意李约瑟的一些观点，李约瑟在西方科学史界的真实地位如何呢？
江：对国内大部分公众来说，多年来媒体反复宣传造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李约瑟是国际科学史界的代表人物。这个概念其实有很大偏差。
真正的持平之论，出自李约瑟身边最亲近的人。鲁桂珍曾坦言：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
正因为如此，在西方“正统”科学史家———从“科学史之父”萨顿一脉承传———中的某些人看来，李约瑟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的，还不能算是科学史家共同体中的一员。李约瑟还曾抱怨：剑桥东方学院的学者不同他打交道，“一墙之隔”的剑桥大学科学史系也把他拒之门外，他感叹“这一现象何其怪异啊！”所以在西方科学史界，对李约瑟不那么尊敬的大有人在，甚至可以说，李约瑟在西方科学史界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排斥。
李约瑟的真正价值
记者：那么李约瑟的真正贡献是什么？李约瑟的真正贡献也有被“过滤”掉的吗？
江：穷数十年之功，研究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李约瑟贡献巨大，即使西方科学史界也不可能全部抹煞他的功劳。李约瑟贡献的一个最明显的方面是，在他的组织下，包括华人学者参与，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资料进行了规模宏大的发掘、整理，成就卓著，有目共睹。
李约瑟的巨著虽然得到中国学者普遍的赞扬，但并不是书中所有特色都为我们所热烈欢迎。
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至少在二三百年前就已开始。而李约瑟作为一个西方研究者，很自然地大量介绍和引用了西方汉学家的成果。可惜这一点至今仍然很少被国内学者所注意，他们对这些成果很少接触和引用。
李约瑟在著述时，经常能够浮现出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广阔背景，这就避免了一些国内研究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在这个基础上，李约瑟经常探讨和论证中国古代与异域科学技术相互交流影响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其笔下不免出现一些“西来说”。这类交流、影响和“西来说”都为国内许多学者所不喜爱————他们通常只字不提，只当李约瑟没说过。有的人士更是只挑选对自己有利的结论加以引用，少数学者甚至严重歪曲李约瑟的观点来证明自己说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今为止，在中国自己的专家学者中，还没有人展示过如此广阔的视野。李约瑟用他的著作架设起来一座桥梁————沟通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桥梁————这是李约瑟最重要的贡献。
为什么要重新评价李约瑟
记者：重新评价李约瑟及其研究，这一学术行为本身有什么意义？
江：以往的“过滤”之法，使国人普遍对中国科学技术历史、对李约瑟本人，对若干相关问题产生了不准确、不全面的认识，科学史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依据翔实的事实材料，给以重新评介。
至今仍有某些大众传媒，坚决地试图“过滤”关于李约瑟的真实材料，理由是“维护李约瑟的形象”。其实他们要维护的所谓形象，是“过滤”之后的形象，这并不是真实的形象，也不是李约瑟本人所希望向中国人呈现的形象。
当年一些英国的历史学家站在新教徒和辉格党人的立场上进行写作，将历史写成对自己政治理念的颂扬，或者至少是认可。这种做法被称为“辉格史学”。“辉格史学”的情结在许多中国人身上也是根深蒂固的，尽管他们不一定知道辉格党人。我认为，李约瑟本人绝对无意将他的巨著写成一部辉格式的科学史著作，但是许多中国人却戴着“辉格眼镜”去看待李约瑟，尽力将李约瑟的工作塑造成一个“辉格史学”的中国版本。我们今天尽可能客观地重新评价李约瑟及其工作，就是为了不再继续误导公众。 ——《南方周末》
学界关于“李约瑟难题”的部分见解
中国科技落后的“两因论”
刘里远在《中西自然科学思想--中国古典自然科学思想与西方现代自然科学思想》（中国大地出版社1999年版）中认为，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纯科学真空和连续性破坏（即"两因论"）。中国近两千年来越来越缺乏对纯科学的研究，许多处于领先的学科属于工匠文明，最终停止了。明朝已经表现出自然科学兴盛的迹象，但随之而来是伴随三次内战的三次外敌入侵，将现代文明的火种彻底淹灭了，明、清、民国到共和国，环环脱节。作者具体剖析了中国科技落后的八大原因：（一）以瓷器、纺织、造纸、火药、农业、建筑为例，阐述中国文明停止在工匠文明和经验文明；（二）缺乏持续性发展--中华文明之光淹没在战火硝烟中；（三）缺乏纯科学研究--中华文明终止于工匠文明；（四）缺乏专利与股份--技术发明的催化剂与保护神；（五）缺乏古希腊科学哲学思想；（六）缺乏交流与交通--科学是交流的产物；（七）缺乏让大多数普通人中的优秀人才发挥潜力的机制--平等机会与天才的随机产生；（八）缺乏解放普通劳动者的发明思想--技术发明的引擎。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技术发明。而这些技术文明基本上都不是统治阶级有目的创造，而是普通民众的直接发明--工匠文明。没有系统理论和基础学科支撑的民间发明最终不能登上世界文明高速发展的跑道。总体来说，连续稳定的社会环境、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考试机制、刺激优秀人才从事发明创造的专利机制、让不同思想观念的人充分表达自己的机制，是发展的根本出路。
科学是否是普遍现象
吴国盛在论及科学是否是普遍现象时（《世纪之交话转折》，《科学》1999年第3期）指出， 科学究竟是特定历史时期占支配地位的一种特定文化现象，还是伴随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普遍现象？这是一个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由于秉承了现代主义设定的普遍主义的科学观，便会在研究非西方文化的科学时，出现极大的困惑。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李约瑟是一个例子。在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科学观的激励下，李约瑟穷毕生精力去发掘中国文明中的科学因素，以致他惊奇的发现，在17世纪以前的中国，是一个科学极为先进，远远超出西方世界的国度。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李约瑟终究不得不面对现代中国科学非常落后的现实，并且提出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既然古代中国科学那么发达，为何没有发生16、17世纪的欧洲科学革命，以致从那以后就日益沦于落后？这个难题本身是模糊不清的，正基于普遍主义的科学概念与近代科学革命之后特定的科学概念之间的某种混同，也与把历史看成一个可普遍化的因果链条有关。如果说中国古代有极度发达的科学，那么这里的“科学”就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科学”，因而很难说李约瑟难题是有意义的。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梨树结不出挑子，人们就很难认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普遍主义科学观的种种困境，显示出人们对“科学”的理解陷入一个误区，即现代（近代）科学为自己设定的“普遍性”误区。事实上，现代科学必须被看成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定现象，它在数百年的“现代”（modern age）中占据西方文化的主流和核心位置，但它过去不是主流和核心，将来也不会永远是主流和核心。经过20世纪的发展，科学从中心地位跌落的日子，如果不是遥遥在望也是可以想见了。
中国古代科技由盛转衰的原因
姜铁军、李成刚在《军事历史》（1999年第 3期）撰文分析中国古代科技由盛转衰的原因时认为，第一，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社会末期严重地阻碍了科技的发展；第二，封建社会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统治对科技的束缚愈来愈严重；第三，重文轻技和迷信落后思想阻碍了科技发展；第四，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是中国科技走向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五，科技结构自身缺陷制约着中国科技的发展，中国古代科技过分强调实用性，很少理论探讨，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科技的传播和发展是封闭的，以"祖传秘方"形式相传。
研究中国没有发展近代科学是徒劳的
美国的马绛（John S.Major）在《神话、宇宙观与中国科学的起源》（艾兰等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中认为，许多学者用了大量时间和文字去探讨（在本文作者看来是徒劳无功），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只有当我们对中国科学及其所由生的社会有了相当理解之后，才有可能得出有效的答案，甚至到那时提问的方式也会改变。尽管本文强调的是古代世界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用神话语言表达的大老宇宙观，但它有助于了解公元前四世纪左右西方学者如何大大改变了东西方曾经共同拥有的宇宙观，而使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科学永远分道扬镳。古代希腊和中国神话都包含有共同的宇宙观概念。但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从神话到自然哲学的转换，两个文化不同的宇宙神话导致了两个文化的自然科学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希腊观念以一个永恒的第一动因或外在的造物主为特点，所以希腊自然科学的动力就是去发现造物主设下的宇宙秩序的规律。中国的有机世界有宇宙演化论而不是第一动因或造物主，而且唯一的原则在功能上又等同于变易。所以中国自然哲学的主要动力是在系统内寻找有机联系，而任何外在的原因是很难设想的，从而导致中国对自然和谐与自然变化有深邃的哲学理解。但不幸的是对中国科学的未来，人们完全陷入宇宙的有机论的泥潭。因为一旦政治原则和道德价值开始被看作世界系统的不可或缺的部分，道的观念就妥协了，宇宙观不再是科学探索的基础，而成为统治阶级为其利益服务的工具。文艺复兴在科学上的巨大突破，部分是由于机械论在西方思想中处于中心地位，而机械论在中国不可能处于这样的地位。邹衍及其学派继承和改造的原则导致了中国有机论的科学和生态系统那样和谐有致的理想。
科学与技术、经验的关系
钱兆华的《科学·技术·经验——也谈“李约瑟难题”》（《大自然探索》1999年第 2期）着重阐述了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区别及其它们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同时还论述了经验技术和科学技术的不同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争论不休的"李约瑟难题"进行了剖析。他认为，科学和技术是两个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由于科学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因而它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而技术则不然；以经验为基础的经验技术与以科学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异。从以上三点出发，就不难对"李约瑟难题"进行分析。首先，李约瑟说"中国大约在16世纪前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西方"这句话就站不住脚。众所周知，在古代社会由于系统的实验方法还未出现，因此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独立完整的科学体系都未形成，科学只是以自然哲学的形式出现的。而自然哲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思辩知识，是一种自然观，根本不存在衡量谁是谁非，谁先进谁落后的客观标推。但从功效性出发，可以说位世纪前中国的技术领先于西方，这是因为评判技术的先进或落后，化或劣的共同标准是客观存在的。其次，为什么说近代科学技术诞生在西方面没有诞生在中国？这也要把科学和技术分开来讨论。西方近代科学在文艺复兴后一开始是以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复归形式出现的，因此它
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延续，它之所以中断了一千多年，完全是由于社会原因造成的。这就意味着，经过思想解放运动的文艺复兴的洗礼，近代科学的诞生是必然的到了19世纪，由于与科学结合在一起的西方技术在整个世界显示出了强大威力，因此它迫使我们中国人最终抛弃了我们传统的科学，而全盘接受了西方的科学。那么为什么近代技术设有诞生在中国，而且一向先进的中国技术为什么又突然落后了呢？技术有两个来源：经验和科学。西方的近代技术是以实证知识的科学作为基础的，它们之间的结合是由它们各自的本质所决定的。是一种必然趋势。近代中国既然没有出现实证知识的科学，当然也就不会出现以它为基础的技术——科学技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前生技术、多生技术、知识技术和突变技术，因而其发展速度明星呈加速趋势，这样一来，它在很短的时间里超过中国缓慢发展的传统经验技术，就不足为怪了。
数学对中西文化发展的影响
张维忠、倪明在《论数学对中西文化发展的影响》（《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 2期）一文中，对中国古代未能形成真正的科学的问题作了探索。他们通过文对教学文化史的研究发现，由于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使得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数学与以《几何原本》为代表的西方数学存在明显的差异，并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这种情况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导致了中西不同的自然观。这是因为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是直接奠基在自然的数学化这一信念基础上的。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以及伽利略、牛顿。事实上，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圣哲中也一直广泛存在着。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然而这种毕达哥拉斯式的思想始终未能在中国产生出教学化的自然观，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缺乏自然的数学化产生的三个前提：（１）西方文化中存在一位几何学家的上帝；（２）自然和人的分离，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分离：（３）数学柏拉图主义的复兴。结果使牛顿式的教学化的自然观始终未能产生，这就使得古代中国教学的认识功能始终未能得到正确的认识。这样，尽管数学作为一门"实用技艺"在古代中国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这又始终被看成一种"济世之术"而未能登上大雅之堂。进而，又正由于数学的认识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有机的自然观"就始终没有受到有力的冲击，而这又最终使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特别是，对自然界的研究始终只是停留于朴素的定性分析，没有能前进到精确的定量分析，从而也就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伟大贡献
蔡仲的《后现代科学与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9年第 3期）认为，后现代科学以怀特海的有机哲学为其理论基础：强调以"秩序"的观念代替"自然法则"、强调自然规律是一种进化习性产物、自然规律与社会法则的统一性、否认一个超自然的造物主、强调时间的不可逆性、有机的自决的因果观。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生态自然观、整体论的认识方法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特征。该文通过这种比较研究，想表明李约瑟的这样一种观点：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伟大贡献是通过恢复基于一切人类经验形式的人道主义准则，从而把西方世界从它陷入的机械唯物论以及唯科学主义的深渊中挽救出来。
东西文化差异的新视点
台湾周哲水在《世纪大预言——从台湾看东亚新思维》（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一书中，对东西文化的差异从外层文化及文化核心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东西方文化本质完全不一样，其根本差异据推论大概始自一万多年前。人类生理或人种的区分，是始自四万年前，而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则可能是始自一万年前含有具体思维的文化期间。当时，东西方人类思维都是属于类似"具体运思"（Concrete Operations），各种概念乃起自反复试验并能对具体事物进行思考，所以表层文化有一大部分也相似雷同。不过，二者的思路方式，已朝向分歧途径。在西元前5000年以后，二者的文化元素，从遗存上已发现有明显差别。最主要的，中国偏向图纹图案和祖先崇拜，埃及则趋向图形图案和自然崇拜。各代表着远古时候不同的智慧思维方式。后来，人类心智再提升到类似"抽象运思"（Formal Operations），采用分析研究等方法，有办法循某种思维方式，譬如：数学模式，去探索抽象事物的境界。那时候，彼此的分歧也就更大了。于是，双方便在旧大陆的两端各建构起不同的文化世界。按照科学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二大文化的确存在着很大差异，包括二者的外层文化及文化核心。这种差异，不是程度的高度，而是本质上的迥然不同。基本上，双方的文化元素是不相合的（Not Compatible），其所发展出来的体内工具，例如：语文、脑功能等，均表现出互不相容的格调。于是，西方特有的大我文化元素与小我个人心像，产生出具有化约式（Reduction）和推理式（Reasoning）的语文、数学等体内工具，进而产生出机械论的近代西方科学等，是属于西方起码一万多年传统的风貌。自史前原始社会开始，东西方就处于分歧方向的不同文化世界中。
从先秦矛盾律思想的角度看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影响
林鸿伟的《从先秦矛盾律思想的角度看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影响》（《哲学动态》1999年第 3期）认为，逻辑思想是整个文明与科学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他在与西方思维方式比较后指出了东方思维方式的弱点。首先，东方思维方式通常不注意思维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研究和系统锻造，而是注重工具的直接使用。西方思维则不同，他们固然注意术的研究，注意思维手段及其他手段运用的研究，但同时或更注重"学"的研究，即更注重工具的系统的锻造。正是这一特点，使得西方文明自亚里土多德逻辑学之后，产生出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其次，东方思维方式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其功利主义太强，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而西方思维方式则相反。再次，东方思维方式中，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
表面相似点的类比，而忽视了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西方思维方式同样与之相反。二者显示了不同思维水平的深度和高度。最后，东方思维方式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往往注重于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诠释，而缺乏理性的创新精神。西方思维方式表现出较多的冲破框框的创新精神，他们较少有以权威为当然依据的思维定势，而较多有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精神。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差别，使得西方的新科学层出不穷，而东方总是在西方的后面模仿学习。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何光武的《中国传统思维与近代科学》（《苇草集》三联书店1999年版）一文，就中外学者对"李约瑟难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思维方式"、"长于实际应用而拙于抽象思维"的求解逐一作了评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关于近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可从其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两方面来加以考察。就其物质方面的条件而言，它首先亦必须要和某个社会阶级的利益密切结合在一起，也即说这个阶级本身的利益需要科学。其次，科学必须受到现存政治社会体制的尊重和鼓励，亦即现存的政治社会体制必须能够把大量的聪明才智吸引到科学事业上面来。其思想条件。首先是它在世界观上必须以对一切人和物一律平等并且一视同仁的普遍的、铁的法则作为其思想前提。其次是真正的知识必须是人们进行有意识的、有系统的、有目的的观察和实验所得出的结果，因此，它就不能以信仰和教条为准，而必须以经验的事实为准。再次是，由观察和实验所得的结果必须概括为一个数学模型。此外，还应追溯东西方源远流长的不同的文化背景。
中国科技落后的“两因论”
刘里远在《中西自然科学思想--中国古典自然科学思想与西方现代自然科学思想》（中国大地出版社1999年版）中认为，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纯科学真空和连续性破坏（即"两因论"）。中国近两千年来越来越缺乏对纯科学的研究，许多处于领先的学科属于工匠文明，最终停止了。明朝已经表现出自然科学兴盛的迹象，但随之而来是伴随三次内战的三次外敌入侵，将现代文明的火种彻底淹灭了，明、清、民国到共和国，环环脱节。作者具体剖析了中国科技落后的八大原因：（一）以瓷器、纺织、造纸、火药、农业、建筑为例，阐述中国文明停止在工匠文明和经验文明；（二）缺乏持续性发展--中华文明之光淹没在战火硝烟中；（三）缺乏纯科学研究--中华文明终止于工匠文明；（四）缺乏专利与股份--技术发明的催化剂与保护神；（五）缺乏古希腊科学哲学思想；（六）缺乏交流与交通--科学是交流的产物；（七）缺乏让大多数普通人中的优秀人才发挥潜力的机制--平等机会与天才的随机产生；（八）缺乏解放普通劳动者的发明思想--技术发明的引擎。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技术发明。而这些技术文明基本上都不是统治阶级有目的创造，而是普通民众的直接发明--工匠文明。没有系统理论和基础学科支撑的民间发明最终不能登上世界文明高速发展的跑道。总体来说，连续稳定的社会环境、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考试机制、刺激优秀人才从事发明创造的专利机制、让不同思想观念的人充分表达自己的机制，是发展的根本出路。
科学是否是普遍现象
吴国盛在论及科学是否是普遍现象时（《世纪之交话转折》，《科学》1999年第3期）指出， 科学究竟是特定历史时期占支配地位的一种特定文化现象，还是伴随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普遍现象？这是一个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由于秉承了现代主义设定的普遍主义的科学观，便会在研究非西方文化的科学时，出现极大的困惑。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李约瑟是一个例子。在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科学观的激励下，李约瑟穷毕生精力去发掘中国文明中的科学因素，以致他惊奇的发现，在17世纪以前的中国，是一个科学极为先进，远远超出西方世界的国度。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李约瑟终究不得不面对现代中国科学非常落后的现实，并且提出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既然古代中国科学那么发达，为何没有发生16、17世纪的欧洲科学革命，以致从那以后就日益沦于落后？这个难题本身是模糊不清的，正基于普遍主义的科学概念与近代科学革命之后特定的科学概念之间的某种混同，也与把历史看成一个可普遍化的因果链条有关。如果说中国古代有极度发达的科学，那么这里的“科学”就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科学”，因而很难说李约瑟难题是有意义的。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梨树结不出挑子，人们就很难认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普遍主义科学观的种种困境，显示出人们对“科学”的理解陷入一个误区，即现代（近代）科学为自己设定的“普遍性”误区。事实上，现代科学必须被看成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定现象，它在数百年的“现代”（modern age）中占据西方文化的主流和核心位置，但它过去不是主流和核心，将来也不会永远是主流和核心。经过20世纪的发展，科学从中心地位跌落的日子，如果不是遥遥在望也是可以想见了。
中国古代科技由盛转衰的原因
姜铁军、李成刚在《军事历史》（1999年第 3期）撰文分析中国古代科技由盛转衰的原因时认为，第一，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社会末期严重地阻碍了科技的发展；第二，封建社会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统治对科技的束缚愈来愈严重；第三，重文轻技和迷信落后思想阻碍了科技发展；第四，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是中国科技走向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五，科技结构自身缺陷制约着中国科技的发展，中国古代科技过分强调实用性，很少理论探讨，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科技的传播和发展是封闭的，以"祖传秘方"形式相传。
研究中国没有发展近代科学是徒劳的
美国的马绛（John S.Major）在《神话、宇宙观与中国科学的起源》（艾兰等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中认为，许多学者用了大量时间和文字去探讨（在本文作者看来是徒劳无功），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只有当我们对中国科学及其所由生的社会有了相当理解之后，才有可能得出有效的答案，甚至到那时提问的方式也会改变。尽管本文强调的是古代世界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用神话语言表达的大老宇宙观，但它有助于了解公元前四世纪左右西方学者如何大大改变了东西方曾经共同拥有的宇宙观，而使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科学永远分道扬镳。古代希腊和中国神话都包含有共同的宇宙观概念。但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从神话到自然哲学的转换，两个文化不同的宇宙神话导致了两个文化的自然科学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希腊观念以一个永恒的第一动因或外在的造物主为特点，所以希腊自然科学的动力就是去发现造物主设下的宇宙秩序的规律。中国的有机世界有宇宙演化论而不是第一动因或造物主，而且唯一的原则在功能上又等同于变易。所以中国自然哲学的主要动力是在系统内寻找有机联系，而任何外在的原因是很难设想的，从而导致中国对自然和谐与自然变化有深邃的哲学理解。但不幸的是对中国科学的未来，人们完全陷入宇宙的有机论的泥潭。因为一旦政治原则和道德价值开始被看作世界系统的不可或缺的部分，道的观念就妥协了，宇宙观不再是科学探索的基础，而成为统治阶级为其利益服务的工具。文艺复兴在科学上的巨大突破，部分是由于机械论在西方思想中处于中心地位，而机械论在中国不可能处于这样的地位。邹衍及其学派继承和改造的原则导致了中国有机论的科学和生态系统那样和谐有致的理想。
科学与技术、经验的关系
钱兆华的《科学·技术·经验——也谈“李约瑟难题”》（《大自然探索》1999年第 2期）着重阐述了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区别及其它们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同时还论述了经验技术和科学技术的不同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争论不休的"李约瑟难题"进行了剖析。他认为，科学和技术是两个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由于科学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因而它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而技术则不然；以经验为基础的经验技术与以科学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异。从以上三点出发，就不难对"李约瑟难题"进行分析。首先，李约瑟说"中国大约在16世纪前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西方"这句话就站不住脚。众所周知，在古代社会由于系统的实验方法还未出现，因此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独立完整的科学体系都未形成，科学只是以自然哲学的形式出现的。而自然哲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思辩知识，是一种自然观，根本不存在衡量谁是谁非，谁先进谁落后的客观标推。但从功效性出发，可以说位世纪前中国的技术领先于西方，这是因为评判技术的先进或落后，化或劣的共同标准是客观存在的。其次，为什么说近代科学技术诞生在西方面没有诞生在中国？这也要把科学和技术分开来讨论。西方近代科学在文艺复兴后一开始是以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复归形式出现的，因此它
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延续，它之所以中断了一千多年，完全是由于社会原因造成的。这就意味着，经过思想解放运动的文艺复兴的洗礼，近代科学的诞生是必然的到了19世纪，由于与科学结合在一起的西方技术在整个世界显示出了强大威力，因此它迫使我们中国人最终抛弃了我们传统的科学，而全盘接受了西方的科学。那么为什么近代技术设有诞生在中国，而且一向先进的中国技术为什么又突然落后了呢？技术有两个来源：经验和科学。西方的近代技术是以实证知识的科学作为基础的，它们之间的结合是由它们各自的本质所决定的。是一种必然趋势。近代中国既然没有出现实证知识的科学，当然也就不会出现以它为基础的技术——科学技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前生技术、多生技术、知识技术和突变技术，因而其发展速度明星呈加速趋势，这样一来，它在很短的时间里超过中国缓慢发展的传统经验技术，就不足为怪了。
数学对中西文化发展的影响
张维忠、倪明在《论数学对中西文化发展的影响》（《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 2期）一文中，对中国古代未能形成真正的科学的问题作了探索。他们通过文对教学文化史的研究发现，由于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使得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数学与以《几何原本》为代表的西方数学存在明显的差异，并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这种情况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导致了中西不同的自然观。这是因为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是直接奠基在自然的数学化这一信念基础上的。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以及伽利略、牛顿。事实上，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圣哲中也一直广泛存在着。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然而这种毕达哥拉斯式的思想始终未能在中国产生出教学化的自然观，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缺乏自然的数学化产生的三个前提：（１）西方文化中存在一位几何学家的上帝；（２）自然和人的分离，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分离：（３）数学柏拉图主义的复兴。结果使牛顿式的教学化的自然观始终未能产生，这就使得古代中国教学的认识功能始终未能得到正确的认识。这样，尽管数学作为一门"实用技艺"在古代中国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这又始终被看成一种"济世之术"而未能登上大雅之堂。进而，又正由于数学的认识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有机的自然观"就始终没有受到有力的冲击，而这又最终使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特别是，对自然界的研究始终只是停留于朴素的定性分析，没有能前进到精确的定量分析，从而也就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伟大贡献
蔡仲的《后现代科学与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9年第 3期）认为，后现代科学以怀特海的有机哲学为其理论基础：强调以"秩序"的观念代替"自然法则"、强调自然规律是一种进化习性产物、自然规律与社会法则的统一性、否认一个超自然的造物主、强调时间的不可逆性、有机的自决的因果观。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生态自然观、整体论的认识方法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特征。该文通过这种比较研究，想表明李约瑟的这样一种观点：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伟大贡献是通过恢复基于一切人类经验形式的人道主义准则，从而把西方世界从它陷入的机械唯物论以及唯科学主义的深渊中挽救出来。
东西文化差异的新视点
台湾周哲水在《世纪大预言——从台湾看东亚新思维》（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一书中，对东西文化的差异从外层文化及文化核心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东西方文化本质完全不一样，其根本差异据推论大概始自一万多年前。人类生理或人种的区分，是始自四万年前，而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则可能是始自一万年前含有具体思维的文化期间。当时，东西方人类思维都是属于类似"具体运思"（Concrete Operations），各种概念乃起自反复试验并能对具体事物进行思考，所以表层文化有一大部分也相似雷同。不过，二者的思路方式，已朝向分歧途径。在西元前5000年以后，二者的文化元素，从遗存上已发现有明显差别。最主要的，中国偏向图纹图案和祖先崇拜，埃及则趋向图形图案和自然崇拜。各代表着远古时候不同的智慧思维方式。后来，人类心智再提升到类似"抽象运思"（Formal Operations），采用分析研究等方法，有办法循某种思维方式，譬如：数学模式，去探索抽象事物的境界。那时候，彼此的分歧也就更大了。于是，双方便在旧大陆的两端各建构起不同的文化世界。按照科学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二大文化的确存在着很大差异，包括二者的外层文化及文化核心。这种差异，不是程度的高度，而是本质上的迥然不同。基本上，双方的文化元素是不相合的（Not Compatible），其所发展出来的体内工具，例如：语文、脑功能等，均表现出互不相容的格调。于是，西方特有的大我文化元素与小我个人心像，产生出具有化约式（Reduction）和推理式（Reasoning）的语文、数学等体内工具，进而产生出机械论的近代西方科学等，是属于西方起码一万多年传统的风貌。自史前原始社会开始，东西方就处于分歧方向的不同文化世界中。
从先秦矛盾律思想的角度看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影响
林鸿伟的《从先秦矛盾律思想的角度看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影响》（《哲学动态》1999年第 3期）认为，逻辑思想是整个文明与科学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他在与西方思维方式比较后指出了东方思维方式的弱点。首先，东方思维方式通常不注意思维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研究和系统锻造，而是注重工具的直接使用。西方思维则不同，他们固然注意术的研究，注意思维手段及其他手段运用的研究，但同时或更注重"学"的研究，即更注重工具的系统的锻造。正是这一特点，使得西方文明自亚里土多德逻辑学之后，产生出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其次，东方思维方式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其功利主义太强，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而西方思维方式则相反。再次，东方思维方式中，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
表面相似点的类比，而忽视了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西方思维方式同样与之相反。二者显示了不同思维水平的深度和高度。最后，东方思维方式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往往注重于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诠释，而缺乏理性的创新精神。西方思维方式表现出较多的冲破框框的创新精神，他们较少有以权威为当然依据的思维定势，而较多有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精神。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差别，使得西方的新科学层出不穷，而东方总是在西方的后面模仿学习。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何光武的《中国传统思维与近代科学》（《苇草集》三联书店1999年版）一文，就中外学者对"李约瑟难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思维方式"、"长于实际应用而拙于抽象思维"的求解逐一作了评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关于近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可从其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两方面来加以考察。就其物质方面的条件而言，它首先亦必须要和某个社会阶级的利益密切结合在一起，也即说这个阶级本身的利益需要科学。其次，科学必须受到现存政治社会体制的尊重和鼓励，亦即现存的政治社会体制必须能够把大量的聪明才智吸引到科学事业上面来。其思想条件。首先是它在世界观上必须以对一切人和物一律平等并且一视同仁的普遍的、铁的法则作为其思想前提。其次是真正的知识必须是人们进行有意识的、有系统的、有目的的观察和实验所得出的结果，因此，它就不能以信仰和教条为准，而必须以经验的事实为准。再次是，由观察和实验所得的结果必须概括为一个数学模型。此外，还应追溯东西方源远流长的不同的文化背景。
李约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江晓原
摘要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方面的伟大成就，是毫无疑问的，是无法忽视的。但是多年来媒体宣传给公众造成的印象和观念并不正确。我们希望从李约瑟那里得到的东西，很可能并不是我们应该从他那里得到的。
关键词 李约瑟 媒体 道家 性 伪问题
一、大众心目中的李约瑟与中国科技史
由于多年来大众传媒的作用，李约瑟成了"中国科学史"的同义语。至少在大众心目中是如此。
通常，大众心目中的李约瑟，首先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因为他主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为我国的科学文化作了极好的宣扬"，[1] 为中国人争了光。这部巨著新近的"精彩的提炼"，则是R.K.G.坦普尔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由国内专家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的一部普及读物，其中共举出了100个"中国的世界第一"，以至于可以得出惊人的结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2]
由于中国至少一个多世纪以来一致处在贫穷落后的状态中，科学技术的落后尤其明显，公众已经失去了汉唐盛世的坦荡、自信心态。因此这些"世界第一"立刻被用来"提高民族自尊心、树立民族自信心"。从李约瑟的研究工作被介绍进来的一开始，就是按这样的逻辑来认识的：李约瑟作为一个外国人，为我们中国人说了话，说我们中国了不起，所以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媒体描述给公众的李约瑟，影响了公众心目中的中国科学史。
在许多公众心目中，中国科学史，就是搜寻、列举中国历史上各种发明、成就的，是寻找"中国的世界第一"的。或者干脆一句话：中国科学史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工具。这种观点深入人心，几乎成为普遍的共识 。
大众心目中的中国科学史又影响了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取向。
科学史到底该不该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工具，十几年前国内科学史界曾在一些会议上爆发过激烈争论。[3] 当时肯定的观点占据主流地位，只有一些年青人勇敢地对此表示了怀疑和否定。到今天，情形当然大有进步，相当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科学史同样是实事求是的、没有阶级性、不存在政治立场的学术研究。不过，缺乏这种认识的人士无疑更多。
二、对李约瑟的定位
对国内大部分公众而言，多年来媒体反复宣传的结果，给他们造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李约瑟是国际科学史界的代表人物。这个概念其实是有很大偏差的。和现今充斥在大众媒体中的往往片面和过甚其词的描述相比，鲁桂珍博士的《李约瑟小传》无疑要客观、全面得多。鲁桂珍在《李约瑟小传》中坦言：
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4]
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听课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5]
正因为如此，在西方"正统"科学史家──从"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博士一脉承传──中的某些人看来，李约瑟还不能算是他们"圈子"中，也许只能算是"票友"中的"名票"而已。至少他不是"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所以在西方科学史界，对李约瑟不那么尊敬的也大有人在。
另一方面，在西方，对中国古代文明史、科学史感兴趣的人，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史、科学史为职业的人，都还有许多。姑以研究中国科学史著称的学者为限，就可以列举出美国的席文（Nathan Sivin）、英国剑桥的何丙郁（现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日本的薮内清、山田庆儿等等十余人。至于研究其它各种文明史、科学史的西方学者，那就不胜枚举了。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开起年会来，与会者常数千人，尽管其中会有不少"票友"，但人数之多，仍不难想见。
对于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本身，海内外许多学者曾指出其中的各种错误，这些错误丝毫不能否定李约瑟的巨大成就，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是《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浩大的学术工程？李约瑟的研究和结论，当然也不可能没有失误。
失误本不足怪，问题是我们对此应该怎样去认识。诚如台湾大学刘广定教授最近在悼念李约瑟的文章中一段感慨所云∶"常把感情和政治因素掺杂到学术研究之中，可说是中国的大不幸"。这"大不幸"的背后，确实有着深层原因。事实上，媒体描绘给公众的李约瑟，是很不全面的。限于篇幅，下面无法详谈此事，只就一个方面举些例子以见一斑，表明李约瑟还有许多方面未被国内公众所了解。
三、李约瑟与道教学说及性
李约瑟自号"十宿道人"、"胜冗子"，足见他对中国道教学说之倾心。而道教学说是中国古代对性问题涉及最多、最直接的学说。对于道教的房中术及有关问题，李约瑟长期保持着浓厚性趣。可能是由于国人对性问题的忌讳（尽管这种忌讳如今已越来越少），不愿意将李约瑟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与性这种事情联系起来，所以李约瑟在这方面的论述一直不太为国内了解和注意。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李约瑟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时，见到高罗佩 （R.H.van Gulik）赠送给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自著《秘戏图考》，[6] 他不同意高氏将道教"采阴补阳"之术称为"性榨取"（sexual vampirism），遂与高氏通信交换意见。李约瑟后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述此事云：
我认为高罗佩在他的书中对道家的理论与实践的估记，总的来说否定过多；……现在高罗佩和我两人经过私人通信对这个问题已经取得一致意见。[7]
高氏似乎接受了李约瑟的意见，他在下一部著作《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序言的一条脚注中称："《秘戏图考》一书中所有关于'道家性榨取'和'妖术'的引文均应取消。"[8] 不过在正文中高氏对李约瑟的意见仍有很大程度的保留。二十年后，李约瑟又谈到高罗佩，以及他自己与高氏当年的交往，对高氏有很高的评价：
除了可敬的亨利·马伯乐（H.Maspero)之外，本学科（指"中国传统性学研究"）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是高罗佩。一九四二年的战争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他。作为荷兰的临时代办他正准备离开重庆，而我正去就任英国大使馆科学参赞的职位。后来，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在他和水世芳小姐的婚礼上，我们交谈过一次。……战后，我沉迷于道教和长寿术的研究，和他有过一段很长的通信联系。我使他相信，用道家的观点来叙述和规范性技巧没有任何异常和病理问题，这同他源自深厚的文学素养的信念相一致。[9]
水世芳是高罗佩所娶的中国妻子──令浸润中国传统文化甚深的高氏十分倾心的一位大家闺秀。
李约瑟说自己"沉迷于道教和长寿术的研究"，这毫不夸张。他热心收集房中术书籍，为在北京琉璃厂"一位出名女老板"那里买到了叶德辉编的《双梅景暗丛书》而欣喜不已，他称此书为"伟大的中国性学著作"。[10] 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关于房中术的章节，主要就是在叶德辉此书所提供的古代文献和高罗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李约瑟在书中讨论了"采阴补阳"、"还精补脑"、"中气真术"等房中学说。他对这些学说持相当欣赏的态度，认为它们"具有很大的生理学意义"。在谈到《素女经》、《玄女经》、《玉房秘诀》、《洞玄子》、《玉房指要》等古籍以及其中的各种告诫时，李约瑟说：
在成都有一位深研道教的人给我的回答使我难以忘怀；当我问他有多少人照此教诫行事时，他说："四川的士绅淑女或许有半数以上是这样做的。"[11]
他还从另外一些角度对道家的房中术大加赞赏：
承认妇女在事物体系中的重要性，接受妇女与男人的平等地位，深信获得健康和长寿需要两性的合作，慎重地赞赏女性的某些心理特征，把性的肉体表现纳入神圣的群体进化--这一切既摆脱了禁欲主义，也摆脱了阶级区分：所有这些向我们 再一次显示了道家的某些方面是儒家和通常的佛教所无法比拟的。[12]
尽管大部分房中术学说其实明显是男性中心主义的。
在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之后，李约瑟继续对性学史保持着浓厚兴趣，不久又"再度投身于这一论题的研究"。他密切注意着这方面新的研究成果，1972年，当华裔瑞典人张仲澜（Joland Chang）《阴阳之道--古代中国人寻求激情的方法》一书出版时，他对之大加赞赏，热情向读者推荐：
更光亮的明星出现在这片领域，他就是我们来自斯德哥尔摩的朋友张仲澜。我把他论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的性学著作推荐给不带偏见的读者。由于训练有素，他找到了独特的语汇用以解释现代社会男女以及中国文化在心灵、爱和性方面所显露的智慧。[13]张氏的书主要是根据古代房中术文献，结合现代社会情形讨论性技巧的，其中还包括许多他对自己性生活经历的现身说法。
中国古代房中术理论的主旨，不仅仅是帮助人们享受性爱，更重要的是认为房中术是一种健身、养生之术，甚至是一种长生（长生不老）之术。道教中的其它许多方术，如导引、行气、服食、僻谷等等，都有类似的主旨，以享受人生，长生可致为号召。对于这一点，李约瑟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相信的！他说：
因为中国炼丹术最重要的内丹部分和性技巧密切相关，就象我们所相信的，它能使人延年益寿，甚至长生不老。[14]
道教学说特别使他迷恋，因此他脑海中有时浮现出"长生不老"之类的信念，似乎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有人因此而将他引为近年某些招摇撞骗、别有用心的伪科学宣传的护法，则又是对李氏的大不敬了。李约瑟一生倾慕道家和道教，他坚信：道家有不少东西可以向世界传授，尽管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宗教，道教今天已经垂死或已死亡，但或许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哲学的。[15]
李约瑟也许正是抱着这样的美好信念走完他的人生历程。
四、李约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
李约瑟出生于1900年，37岁上就成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在生物化学和胚胎学方面的成名著作《化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都在40岁前问世。此后他的思想和兴趣发生了巨大转变。他在《李约瑟文集》中文本序言中说：
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象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16]
按李约瑟自己的说法，这"皈依"发生于1939年前后。
自1954年他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此后约二十年，正是中国在世界政治中非常孤立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有李约瑟这样一位西方成名学者一卷卷不断地编写、出版弘扬中国文化的巨著；更何况他还为中英友好和交往而奔走，甚至为证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而奔走，这当然令中国人非常感激，或者可以说是感激涕零。正如鲁桂珍在《李约瑟小传》中所说："当时中国多么需要有人支持，而李约瑟大胆给予了支持。"[17]但他对中国文明的热爱既已成为某种宗教式的热情，到时候难免会对研究态度的客观性有所影响。李约瑟的不少失误，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他对中国道教及道家学说的过分热爱──热爱到了妨碍他进行客观研究的地步。而他在给坦普尔《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的英文版序言中竟说：对于这样一项任务（按指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非常重要的不在于知之甚多，而在于对中国人民及其自古以来的成就怀有满腔热情。[18]
热情的重要性超过了知识本身，若仅就治学而论，后果曷堪设想？
当然，卷帙浩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即使有一千个错误，其成就和价值也是无与伦比的，这一点大家都很容易看到。然而李约瑟给中国人民、给中国科学史带来的最宝贵的礼物，反而常常被国人所忽视。
这礼物就是他的著作中宽广的视野──迄今为止中国自己的科学史专家中还没有人展示过如此宽广的视野。李约瑟著作中展现出东西方文明广阔的历史背景，而东西方科学与文化的交流及比较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
李约瑟曾说过，要想写好《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的著作，应满足如下六个条件：[19]
1、科学修养
2、科研经验
3、熟谙欧洲历史
4、在中国人民中生活的体验
5、通晓中国古今语文
6、获得中国学者的良好协助
他本人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满足了这六个条件。而在如今这个浮躁、奔竞、熙熙攘攘（庄子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时代，再想做到这一点简直就难如登天！要在中国学者中产生象《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伟大的著作，恐怕至少是许多年之后的事情。
最后我必须直言不讳地说，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领先"又从何说起呢？
参考文献：
1张孟闻编：《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页 1。
2R.K.G.Temple：《中国：发现与发明的国度》，陈养正等译，21世纪出版社，1995，页 11。
3 参见江晓原：爱国主义教育不应成为科技史研究的目的，《大自然探索》5
卷4期，1986。
4 《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节译本，见其书页7～8。
5 《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页15。
6 R.H.van Gulik：Erotic Colo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1951年由作者于东京私人印刷 50部，分赠世界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及研究单位。199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权的中译本， 其中所有的春宫图都已删去。
7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161。
8 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李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页11。
9 张仲澜：《阴阳之道--古代中国人寻求激情的方式》（The Tao of Love and Sex），王正华等译，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湾），1994，李约瑟序页110
10 《阴阳之道--古代中国人寻求激情的方式》，页1。
11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页162。
12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页165。
13 《阴阳之道--古代中国人寻求激情的方式》，页2。
14 《阴阳之道--古代中国人寻求激情的方式》，页1～2。
15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页166。
16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页1。顺便指出，本书的译文存在 不少问题，参见谭奇文：不能容忍的错误──请看一些"名译"的质量，载1987年12月10日《光明日报》。
17 《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页19。
18 《中国：发现与发明的国度》，页6。
19 《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页25。
摘要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方面的伟大成就，是毫无疑问的，是无法忽视的。但是多年来媒体宣传给公众造成的印象和观念并不正确。我们希望从李约瑟那里得到的东西，很可能并不是我们应该从他那里得到的。
关键词 李约瑟 媒体 道家 性 伪问题
一、大众心目中的李约瑟与中国科技史
由于多年来大众传媒的作用，李约瑟成了"中国科学史"的同义语。至少在大众心目中是如此。
通常，大众心目中的李约瑟，首先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因为他主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为我国的科学文化作了极好的宣扬"，[1] 为中国人争了光。这部巨著新近的"精彩的提炼"，则是R.K.G.坦普尔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由国内专家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的一部普及读物，其中共举出了100个"中国的世界第一"，以至于可以得出惊人的结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2]
由于中国至少一个多世纪以来一致处在贫穷落后的状态中，科学技术的落后尤其明显，公众已经失去了汉唐盛世的坦荡、自信心态。因此这些"世界第一"立刻被用来"提高民族自尊心、树立民族自信心"。从李约瑟的研究工作被介绍进来的一开始，就是按这样的逻辑来认识的：李约瑟作为一个外国人，为我们中国人说了话，说我们中国了不起，所以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媒体描述给公众的李约瑟，影响了公众心目中的中国科学史。
在许多公众心目中，中国科学史，就是搜寻、列举中国历史上各种发明、成就的，是寻找"中国的世界第一"的。或者干脆一句话：中国科学史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工具。这种观点深入人心，几乎成为普遍的共识 。
大众心目中的中国科学史又影响了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取向。
科学史到底该不该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工具，十几年前国内科学史界曾在一些会议上爆发过激烈争论。[3] 当时肯定的观点占据主流地位，只有一些年青人勇敢地对此表示了怀疑和否定。到今天，情形当然大有进步，相当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科学史同样是实事求是的、没有阶级性、不存在政治立场的学术研究。不过，缺乏这种认识的人士无疑更多。
二、对李约瑟的定位
对国内大部分公众而言，多年来媒体反复宣传的结果，给他们造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李约瑟是国际科学史界的代表人物。这个概念其实是有很大偏差的。和现今充斥在大众媒体中的往往片面和过甚其词的描述相比，鲁桂珍博士的《李约瑟小传》无疑要客观、全面得多。鲁桂珍在《李约瑟小传》中坦言：
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4]
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听课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5]
正因为如此，在西方"正统"科学史家──从"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博士一脉承传──中的某些人看来，李约瑟还不能算是他们"圈子"中，也许只能算是"票友"中的"名票"而已。至少他不是"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所以在西方科学史界，对李约瑟不那么尊敬的也大有人在。
另一方面，在西方，对中国古代文明史、科学史感兴趣的人，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史、科学史为职业的人，都还有许多。姑以研究中国科学史著称的学者为限，就可以列举出美国的席文（Nathan Sivin）、英国剑桥的何丙郁（现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日本的薮内清、山田庆儿等等十余人。至于研究其它各种文明史、科学史的西方学者，那就不胜枚举了。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开起年会来，与会者常数千人，尽管其中会有不少"票友"，但人数之多，仍不难想见。
对于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本身，海内外许多学者曾指出其中的各种错误，这些错误丝毫不能否定李约瑟的巨大成就，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是《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浩大的学术工程？李约瑟的研究和结论，当然也不可能没有失误。
失误本不足怪，问题是我们对此应该怎样去认识。诚如台湾大学刘广定教授最近在悼念李约瑟的文章中一段感慨所云∶"常把感情和政治因素掺杂到学术研究之中，可说是中国的大不幸"。这"大不幸"的背后，确实有着深层原因。事实上，媒体描绘给公众的李约瑟，是很不全面的。限于篇幅，下面无法详谈此事，只就一个方面举些例子以见一斑，表明李约瑟还有许多方面未被国内公众所了解。
三、李约瑟与道教学说及性
李约瑟自号"十宿道人"、"胜冗子"，足见他对中国道教学说之倾心。而道教学说是中国古代对性问题涉及最多、最直接的学说。对于道教的房中术及有关问题，李约瑟长期保持着浓厚性趣。可能是由于国人对性问题的忌讳（尽管这种忌讳如今已越来越少），不愿意将李约瑟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与性这种事情联系起来，所以李约瑟在这方面的论述一直不太为国内了解和注意。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李约瑟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时，见到高罗佩 （R.H.van Gulik）赠送给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自著《秘戏图考》，[6] 他不同意高氏将道教"采阴补阳"之术称为"性榨取"（sexual vampirism），遂与高氏通信交换意见。李约瑟后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述此事云：
我认为高罗佩在他的书中对道家的理论与实践的估记，总的来说否定过多；……现在高罗佩和我两人经过私人通信对这个问题已经取得一致意见。[7]
高氏似乎接受了李约瑟的意见，他在下一部著作《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序言的一条脚注中称："《秘戏图考》一书中所有关于'道家性榨取'和'妖术'的引文均应取消。"[8] 不过在正文中高氏对李约瑟的意见仍有很大程度的保留。二十年后，李约瑟又谈到高罗佩，以及他自己与高氏当年的交往，对高氏有很高的评价：
除了可敬的亨利·马伯乐（H.Maspero)之外，本学科（指"中国传统性学研究"）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是高罗佩。一九四二年的战争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他。作为荷兰的临时代办他正准备离开重庆，而我正去就任英国大使馆科学参赞的职位。后来，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在他和水世芳小姐的婚礼上，我们交谈过一次。……战后，我沉迷于道教和长寿术的研究，和他有过一段很长的通信联系。我使他相信，用道家的观点来叙述和规范性技巧没有任何异常和病理问题，这同他源自深厚的文学素养的信念相一致。[9]
水世芳是高罗佩所娶的中国妻子──令浸润中国传统文化甚深的高氏十分倾心的一位大家闺秀。
李约瑟说自己"沉迷于道教和长寿术的研究"，这毫不夸张。他热心收集房中术书籍，为在北京琉璃厂"一位出名女老板"那里买到了叶德辉编的《双梅景暗丛书》而欣喜不已，他称此书为"伟大的中国性学著作"。[10] 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关于房中术的章节，主要就是在叶德辉此书所提供的古代文献和高罗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李约瑟在书中讨论了"采阴补阳"、"还精补脑"、"中气真术"等房中学说。他对这些学说持相当欣赏的态度，认为它们"具有很大的生理学意义"。在谈到《素女经》、《玄女经》、《玉房秘诀》、《洞玄子》、《玉房指要》等古籍以及其中的各种告诫时，李约瑟说：
在成都有一位深研道教的人给我的回答使我难以忘怀；当我问他有多少人照此教诫行事时，他说："四川的士绅淑女或许有半数以上是这样做的。"[11]
他还从另外一些角度对道家的房中术大加赞赏：
承认妇女在事物体系中的重要性，接受妇女与男人的平等地位，深信获得健康和长寿需要两性的合作，慎重地赞赏女性的某些心理特征，把性的肉体表现纳入神圣的群体进化--这一切既摆脱了禁欲主义，也摆脱了阶级区分：所有这些向我们 再一次显示了道家的某些方面是儒家和通常的佛教所无法比拟的。[12]
尽管大部分房中术学说其实明显是男性中心主义的。
在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之后，李约瑟继续对性学史保持着浓厚兴趣，不久又"再度投身于这一论题的研究"。他密切注意着这方面新的研究成果，1972年，当华裔瑞典人张仲澜（Joland Chang）《阴阳之道--古代中国人寻求激情的方法》一书出版时，他对之大加赞赏，热情向读者推荐：
更光亮的明星出现在这片领域，他就是我们来自斯德哥尔摩的朋友张仲澜。我把他论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的性学著作推荐给不带偏见的读者。由于训练有素，他找到了独特的语汇用以解释现代社会男女以及中国文化在心灵、爱和性方面所显露的智慧。[13]张氏的书主要是根据古代房中术文献，结合现代社会情形讨论性技巧的，其中还包括许多他对自己性生活经历的现身说法。
中国古代房中术理论的主旨，不仅仅是帮助人们享受性爱，更重要的是认为房中术是一种健身、养生之术，甚至是一种长生（长生不老）之术。道教中的其它许多方术，如导引、行气、服食、僻谷等等，都有类似的主旨，以享受人生，长生可致为号召。对于这一点，李约瑟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相信的！他说：
因为中国炼丹术最重要的内丹部分和性技巧密切相关，就象我们所相信的，它能使人延年益寿，甚至长生不老。[14]
道教学说特别使他迷恋，因此他脑海中有时浮现出"长生不老"之类的信念，似乎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有人因此而将他引为近年某些招摇撞骗、别有用心的伪科学宣传的护法，则又是对李氏的大不敬了。李约瑟一生倾慕道家和道教，他坚信：道家有不少东西可以向世界传授，尽管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宗教，道教今天已经垂死或已死亡，但或许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哲学的。[15]
李约瑟也许正是抱着这样的美好信念走完他的人生历程。
四、李约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
李约瑟出生于1900年，37岁上就成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在生物化学和胚胎学方面的成名著作《化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都在40岁前问世。此后他的思想和兴趣发生了巨大转变。他在《李约瑟文集》中文本序言中说：
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象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16]
按李约瑟自己的说法，这"皈依"发生于1939年前后。
自1954年他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此后约二十年，正是中国在世界政治中非常孤立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有李约瑟这样一位西方成名学者一卷卷不断地编写、出版弘扬中国文化的巨著；更何况他还为中英友好和交往而奔走，甚至为证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而奔走，这当然令中国人非常感激，或者可以说是感激涕零。正如鲁桂珍在《李约瑟小传》中所说："当时中国多么需要有人支持，而李约瑟大胆给予了支持。"[17]但他对中国文明的热爱既已成为某种宗教式的热情，到时候难免会对研究态度的客观性有所影响。李约瑟的不少失误，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他对中国道教及道家学说的过分热爱──热爱到了妨碍他进行客观研究的地步。而他在给坦普尔《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的英文版序言中竟说：对于这样一项任务（按指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非常重要的不在于知之甚多，而在于对中国人民及其自古以来的成就怀有满腔热情。[18]
热情的重要性超过了知识本身，若仅就治学而论，后果曷堪设想？
当然，卷帙浩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即使有一千个错误，其成就和价值也是无与伦比的，这一点大家都很容易看到。然而李约瑟给中国人民、给中国科学史带来的最宝贵的礼物，反而常常被国人所忽视。
这礼物就是他的著作中宽广的视野──迄今为止中国自己的科学史专家中还没有人展示过如此宽广的视野。李约瑟著作中展现出东西方文明广阔的历史背景，而东西方科学与文化的交流及比较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
李约瑟曾说过，要想写好《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的著作，应满足如下六个条件：[19]
1、科学修养
2、科研经验
3、熟谙欧洲历史
4、在中国人民中生活的体验
5、通晓中国古今语文
6、获得中国学者的良好协助
他本人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满足了这六个条件。而在如今这个浮躁、奔竞、熙熙攘攘（庄子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时代，再想做到这一点简直就难如登天！要在中国学者中产生象《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伟大的著作，恐怕至少是许多年之后的事情。
最后我必须直言不讳地说，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领先"又从何说起呢？
参考文献：
1张孟闻编：《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页 1。
2R.K.G.Temple：《中国：发现与发明的国度》，陈养正等译，21世纪出版社，1995，页 11。
3 参见江晓原：爱国主义教育不应成为科技史研究的目的，《大自然探索》5
卷4期，1986。
4 《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节译本，见其书页7～8。
5 《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页15。
6 R.H.van Gulik：Erotic Colo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1951年由作者于东京私人印刷 50部，分赠世界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及研究单位。199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权的中译本， 其中所有的春宫图都已删去。
7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161。
8 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李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页11。
9 张仲澜：《阴阳之道--古代中国人寻求激情的方式》（The Tao of Love and Sex），王正华等译，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湾），1994，李约瑟序页110
10 《阴阳之道--古代中国人寻求激情的方式》，页1。
11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页162。
12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页165。
13 《阴阳之道--古代中国人寻求激情的方式》，页2。
14 《阴阳之道--古代中国人寻求激情的方式》，页1～2。
15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页166。
16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页1。顺便指出，本书的译文存在 不少问题，参见谭奇文：不能容忍的错误──请看一些"名译"的质量，载1987年12月10日《光明日报》。
17 《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页19。
18 《中国：发现与发明的国度》，页6。
19 《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页25。
李约瑟给我的影响·黄仁宇
李约瑟博士于 3 月 24 日黄昏逝世于剑桥，享年九十四岁。《纽约时报》 3 月27日所登载的讣文说他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生前不只一次对我说过：“我的宗教观念不容许我尊奉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确曾自认为“左派”。有一次他在剑桥演讲，他说及听众可以视他为“毛派基督徒”，或为“道家社会主义者”，各随尊便。这也就是说除了硬性教条主义之外，他甚可以翱翔出入于诸子百家各种政治思想理论之间，表示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自由主义者。
我作此文时面前堆放着李公与我来往函件，内有他近三十年致我的缄柬约四十件。长信超过三五千字，短柬只数行，他对我的影响无法言喻。假使不是他或者我未曾与他接触的话，我的半生行止很可能与现状有甚大的差别。
初识与交谊
我第一次与他接触是在1967年的夏天。我刚完成哥大一年的工作，准备秋间赴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副教授的新职，我的孩子培乐英文名杰佛逊（Jefferson）也在当年7月诞生。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长信，签名人自称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即《中国科学与文明》）的作者，他又很谦逊地问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我们数年来出版的系列书刊否？”他从富路德教授（L. Carrington Goodrich）处得悉我的姓名住址（事前富公未曾向我提及）和所作的研究工作。写信的目的，则是探询数年之后我是否可能前往剑桥做合作者（collaborator）的工作。所属是《科技史》的卷七，针对中国社会经济背景与科技的影响。他更向我解释：他自己的研究证实中国在14个世纪之前就很有成效地将自然的知识施用于人类，满足人类的需要，胜过于欧洲。为何现代科学出现于欧洲，而不创始于中国？是否社会经济的条件，有特殊促进科技和迟滞科技的影响？
信中又说及：他需要的帮助不在一朝一夕，大概总在70年代，因为他刻下还在作《科技史》的卷四之第三部分。但是根据经验要及早绸缪。
我尚未阅及全文就向格尔呼唤着：“嘿，有人请我们到欧洲去！英国剑桥！”
我回信给他的时候即比较沉着。我知道他是左派；这对我无所忌畏，因为我年轻时从军之前也和不少左派人士交往。倒因为我自己在国军服务逾十年，不知对方如何看法，与其日后生出波折，不如开门见山立即提出。我在信中尚说及我曾毕业于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在旁人看来也可以算是“右派”。我又提到我的长处是能在短时间浏览大块文章，勾画其重点，但是生性鲁莽，不计细节，“极度精微之琢磨非我特长”。至于听说过《科技史》与否，则是毋庸提出的问题，我在教书的时候早已宣扬过李约瑟之大名。《科技史》中精义，譬如15、16世纪之交中西科技尚在并驾齐驱的地位，日后欧洲突飞猛进，方使中国相形见绌，又如道家则在尚未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来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如此之警句也已在我的学生之前交代得明白。
我当时除了教书之外，尚在做研究明史的工作。我有总揽明代财政税收及有关明代最后一个户部尚书倪元潞的思想之论文各一篇，已经在学界宣读即将收入专书；此后两三年内，尚望将税收一部分扩展为单行书刊。所以他需要的工作最早也在三年之后，对我的环境更为合适。
我再接到李公回信之后，好像诸事定妥。他说我的习惯个性与观感都符合《科技史》的要求，我一定可以帮助他替卷七打草稿，今后我不断地收到他寄来的书刊文字。现在看来他在这段时间给我以越洋的训练，使我熟悉于他的历史观，我注意着他在写作中同情于中共之作为并非支持共产主义，而是中国的工业化采取集体行动“避免西方工业化所犯的错误”，亦即在初期存积资本时不用贩卖奴隶、虐待重工、构成贫民窟（slum）的方法行之。这一点我至今无法忘却，也已收入我的论文之内。
其实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初期，自反对越南战事到尼克松之“开放中国”，早已将西方“左”“右”的观念重新订正。李约瑟在1950年间尚被视作叛徒，至此则被尊为有先见之明。1972年我用参加李约瑟所著《科技史》之工作请求支援时，各文化基金有求必应。 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及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将我提出的预算全部批准，使我只能根据章程自动将重复一部分备案删除，自此之后再无此好运也。
所以为尼克松再次竞选，涉及水门事件，奥林匹克竞技在慕尼黑举行，发生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进入选手村绑架以色列选手时，我已实现李约瑟之五年计划，全家横渡大西洋，卜居于古色古香之剑桥。李公给我的指示则是他的书籍档案之中有无数资料涉及中国历史与科技的关系，我不妨全部翻阅一遍。他的宗旨乃是“不让一块石头不翻转”（leave no stone unturned）。 这对我而言当然是绝好的读书机缘。我对他惟一的交代乃是每星期六下午陪他往剑河河畔散步，讨论读书心得。当日没有看出：如此安排日后对我著书大有裨益，远逾于我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贡献。
喜居领导地位爱排场
然自1966年（我和他开始通讯之前一年）始，李约瑟为凯思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之院长（Master）。剑桥大学的体系，本身可算国立，爱丁堡公爵为名誉校长，校本部也由国家预算开销，可是大学只主持教室演讲、统筹考试、委任教授、颁给学位文凭。其他管理事项概属此间之三十个书院。书院可算私立，各有其基金，其创建远者已数百载，近者乃本世纪产物，各悬挂其院旗院徽，个别之私人教堂更不可少，当然也各有其传统与章程，凡学生入剑大，概由书院申请录取。因此书院具有宿舍餐厅、图书室及运动场所，也维持纪律，主持个人教读。院长每周与院自治会（College council） 集会一次，他享有院长官邸（Master's Lodge），不仅厅房俱全，而且有男女佣工、厨师、园丁侍候。
李公对访问者言及，他做院长担当了不少枯燥冗长的工作，也见于《纽约时报》的讣文。我想这只半系由衷之言。院长对外接待宾客， 对内主持仪节宴会（凡研究员（fellows）每学期必被邀一次，一般学生三年之内最少被邀宴一次，教职员也经常饮酒聚餐，由院长以拉丁文作颂词）。李公喜居领导人地位，爱排场。他做院长期间正是全世界学生造反期间，但是他连续的被选连任，并且在法定年龄外得破例连任两次，必有他掌握着年轻人的魅力，也不能与他左派的声名无关。所以我不能想像此公对做院长全无兴趣，只是院长是一个专任之职位，十年时间确是耗用他不少可以做研究工作的精力。
我自1972年秋天和他见面后不久即称他为Master，这倒是门徒对老师之尊敬，以后也为格尔及杰佛逊沿用，垂二十年。老实说，我初入凯思书院时觉得非常孤单，也非常畏怯。此间人士外表非常轻松随便，可是处处都有成规，又无人详细指点，故不知成规在什么地方，也不知何处的洗手间我能用，何处不能用。一方面即门房（head porter） 也一身哗叽服装，须发修饰，态度文雅，大有权威模样；对面来的一位有博士学位之专家却又开领敞袖，手挽头盔，似乘机车而来，反具劳工色彩，见面时亦不知如何招呼或索性互不理睬。而且他们在大大小小会议全部人员袍服登场，这已经令人眼目昏淆，而这时期最令人害怕的还是李约瑟本人。
李公平日在院长书房工作；在二楼，我只去过一次，内中只有少数现用参考书籍。另有研究员书房二间，分别标明K-1及K-2，每间约十八英尺见方， K-1所容纳为社会科学书籍与一般参考资料，二十四史及李自己所著书也容纳在内。这一年内， K-1成了我的书房，对面 K-2所置多自然科学书籍，为他的书伴鲁桂珍博士所用，桂珍这时在帮助他完成《科技史》中的医药部分，有时李公也往K-2和她对着古籍商讨。
当李博士交结我K-1 的钥匙的时候，他尚没有言明，后来从桂珍处听到钥匙绝不能遗失。如果遗失学院内的一把钥匙，则整个庭院的门锁都要重换，可能花费数百镑。我的性情不能在斗室内长坐，几十分钟后必往庭院，或用洗手间，或只是闲步侧面观察旅游者。（凯思书院每日总有旅游团体一二十人一群的来观光，一望即知属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本身即是有趣的观察之对象。）也不愿来去每次锁门用钥。每在早上进室之后，即将弹簧锁上弹簧扣住，原来此亦是这种锁钥设计之妙，可以暂时废而不用。不料这也犯规矩，鲁博士告诉我，弹簧锁不能扣上，因为进时扣上，出时忘记放松，锁钥形同虚设，非此间法度。自此之后，我每一进室即把自己锁入K-1， 以后再进出三五次，免不得用钥匙三五次。
这还不算，李约瑟也偶尔来K-1 查考资料，我知道他手中总是挟有书籍文稿，既听得门上钥匙转动，不免跳离座椅前往帮他开门。只是这样也犯禁忌。原来李公规矩：凡读书必集精聚神，不顾侧右。他自己既有另一钥匙，又何必我来协助？要是一见面即起身问好，家人无恙，国事如何，那又如何能在每一小时充分地利用到六十分钟？以后我从侧面观察：他和桂珍每日开始工作都很晚，不到九时半或十时不开工。一动手之后即再不放松。固然下午的茶点也很重要（我未被邀入，因为不属于他们的时间集团），但也不超二十分钟，以后即工作至深夜。如果工作八小时，即有如机器开动持续八小时。
李约瑟博士于 3 月 24 日黄昏逝世于剑桥，享年九十四岁。《纽约时报》 3 月27日所登载的讣文说他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生前不只一次对我说过：“我的宗教观念不容许我尊奉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确曾自认为“左派”。有一次他在剑桥演讲，他说及听众可以视他为“毛派基督徒”，或为“道家社会主义者”，各随尊便。这也就是说除了硬性教条主义之外，他甚可以翱翔出入于诸子百家各种政治思想理论之间，表示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自由主义者。
我作此文时面前堆放着李公与我来往函件，内有他近三十年致我的缄柬约四十件。长信超过三五千字，短柬只数行，他对我的影响无法言喻。假使不是他或者我未曾与他接触的话，我的半生行止很可能与现状有甚大的差别。
初识与交谊
我第一次与他接触是在1967年的夏天。我刚完成哥大一年的工作，准备秋间赴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副教授的新职，我的孩子培乐英文名杰佛逊（Jefferson）也在当年7月诞生。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长信，签名人自称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即《中国科学与文明》）的作者，他又很谦逊地问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我们数年来出版的系列书刊否？”他从富路德教授（L. Carrington Goodrich）处得悉我的姓名住址（事前富公未曾向我提及）和所作的研究工作。写信的目的，则是探询数年之后我是否可能前往剑桥做合作者（collaborator）的工作。所属是《科技史》的卷七，针对中国社会经济背景与科技的影响。他更向我解释：他自己的研究证实中国在14个世纪之前就很有成效地将自然的知识施用于人类，满足人类的需要，胜过于欧洲。为何现代科学出现于欧洲，而不创始于中国？是否社会经济的条件，有特殊促进科技和迟滞科技的影响？
信中又说及：他需要的帮助不在一朝一夕，大概总在70年代，因为他刻下还在作《科技史》的卷四之第三部分。但是根据经验要及早绸缪。
我尚未阅及全文就向格尔呼唤着：“嘿，有人请我们到欧洲去！英国剑桥！”
我回信给他的时候即比较沉着。我知道他是左派；这对我无所忌畏，因为我年轻时从军之前也和不少左派人士交往。倒因为我自己在国军服务逾十年，不知对方如何看法，与其日后生出波折，不如开门见山立即提出。我在信中尚说及我曾毕业于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在旁人看来也可以算是“右派”。我又提到我的长处是能在短时间浏览大块文章，勾画其重点，但是生性鲁莽，不计细节，“极度精微之琢磨非我特长”。至于听说过《科技史》与否，则是毋庸提出的问题，我在教书的时候早已宣扬过李约瑟之大名。《科技史》中精义，譬如15、16世纪之交中西科技尚在并驾齐驱的地位，日后欧洲突飞猛进，方使中国相形见绌，又如道家则在尚未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来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如此之警句也已在我的学生之前交代得明白。
我当时除了教书之外，尚在做研究明史的工作。我有总揽明代财政税收及有关明代最后一个户部尚书倪元潞的思想之论文各一篇，已经在学界宣读即将收入专书；此后两三年内，尚望将税收一部分扩展为单行书刊。所以他需要的工作最早也在三年之后，对我的环境更为合适。
我再接到李公回信之后，好像诸事定妥。他说我的习惯个性与观感都符合《科技史》的要求，我一定可以帮助他替卷七打草稿，今后我不断地收到他寄来的书刊文字。现在看来他在这段时间给我以越洋的训练，使我熟悉于他的历史观，我注意着他在写作中同情于中共之作为并非支持共产主义，而是中国的工业化采取集体行动“避免西方工业化所犯的错误”，亦即在初期存积资本时不用贩卖奴隶、虐待重工、构成贫民窟（slum）的方法行之。这一点我至今无法忘却，也已收入我的论文之内。
其实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初期，自反对越南战事到尼克松之“开放中国”，早已将西方“左”“右”的观念重新订正。李约瑟在1950年间尚被视作叛徒，至此则被尊为有先见之明。1972年我用参加李约瑟所著《科技史》之工作请求支援时，各文化基金有求必应。 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及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将我提出的预算全部批准，使我只能根据章程自动将重复一部分备案删除，自此之后再无此好运也。
所以为尼克松再次竞选，涉及水门事件，奥林匹克竞技在慕尼黑举行，发生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进入选手村绑架以色列选手时，我已实现李约瑟之五年计划，全家横渡大西洋，卜居于古色古香之剑桥。李公给我的指示则是他的书籍档案之中有无数资料涉及中国历史与科技的关系，我不妨全部翻阅一遍。他的宗旨乃是“不让一块石头不翻转”（leave no stone unturned）。 这对我而言当然是绝好的读书机缘。我对他惟一的交代乃是每星期六下午陪他往剑河河畔散步，讨论读书心得。当日没有看出：如此安排日后对我著书大有裨益，远逾于我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贡献。
喜居领导地位爱排场
然自1966年（我和他开始通讯之前一年）始，李约瑟为凯思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之院长（Master）。剑桥大学的体系，本身可算国立，爱丁堡公爵为名誉校长，校本部也由国家预算开销，可是大学只主持教室演讲、统筹考试、委任教授、颁给学位文凭。其他管理事项概属此间之三十个书院。书院可算私立，各有其基金，其创建远者已数百载，近者乃本世纪产物，各悬挂其院旗院徽，个别之私人教堂更不可少，当然也各有其传统与章程，凡学生入剑大，概由书院申请录取。因此书院具有宿舍餐厅、图书室及运动场所，也维持纪律，主持个人教读。院长每周与院自治会（College council） 集会一次，他享有院长官邸（Master's Lodge），不仅厅房俱全，而且有男女佣工、厨师、园丁侍候。
李公对访问者言及，他做院长担当了不少枯燥冗长的工作，也见于《纽约时报》的讣文。我想这只半系由衷之言。院长对外接待宾客， 对内主持仪节宴会（凡研究员（fellows）每学期必被邀一次，一般学生三年之内最少被邀宴一次，教职员也经常饮酒聚餐，由院长以拉丁文作颂词）。李公喜居领导人地位，爱排场。他做院长期间正是全世界学生造反期间，但是他连续的被选连任，并且在法定年龄外得破例连任两次，必有他掌握着年轻人的魅力，也不能与他左派的声名无关。所以我不能想像此公对做院长全无兴趣，只是院长是一个专任之职位，十年时间确是耗用他不少可以做研究工作的精力。
我自1972年秋天和他见面后不久即称他为Master，这倒是门徒对老师之尊敬，以后也为格尔及杰佛逊沿用，垂二十年。老实说，我初入凯思书院时觉得非常孤单，也非常畏怯。此间人士外表非常轻松随便，可是处处都有成规，又无人详细指点，故不知成规在什么地方，也不知何处的洗手间我能用，何处不能用。一方面即门房（head porter） 也一身哗叽服装，须发修饰，态度文雅，大有权威模样；对面来的一位有博士学位之专家却又开领敞袖，手挽头盔，似乘机车而来，反具劳工色彩，见面时亦不知如何招呼或索性互不理睬。而且他们在大大小小会议全部人员袍服登场，这已经令人眼目昏淆，而这时期最令人害怕的还是李约瑟本人。
李公平日在院长书房工作；在二楼，我只去过一次，内中只有少数现用参考书籍。另有研究员书房二间，分别标明K-1及K-2，每间约十八英尺见方， K-1所容纳为社会科学书籍与一般参考资料，二十四史及李自己所著书也容纳在内。这一年内， K-1成了我的书房，对面 K-2所置多自然科学书籍，为他的书伴鲁桂珍博士所用，桂珍这时在帮助他完成《科技史》中的医药部分，有时李公也往K-2和她对着古籍商讨。
当李博士交结我K-1 的钥匙的时候，他尚没有言明，后来从桂珍处听到钥匙绝不能遗失。如果遗失学院内的一把钥匙，则整个庭院的门锁都要重换，可能花费数百镑。我的性情不能在斗室内长坐，几十分钟后必往庭院，或用洗手间，或只是闲步侧面观察旅游者。（凯思书院每日总有旅游团体一二十人一群的来观光，一望即知属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本身即是有趣的观察之对象。）也不愿来去每次锁门用钥。每在早上进室之后，即将弹簧锁上弹簧扣住，原来此亦是这种锁钥设计之妙，可以暂时废而不用。不料这也犯规矩，鲁博士告诉我，弹簧锁不能扣上，因为进时扣上，出时忘记放松，锁钥形同虚设，非此间法度。自此之后，我每一进室即把自己锁入K-1， 以后再进出三五次，免不得用钥匙三五次。
这还不算，李约瑟也偶尔来K-1 查考资料，我知道他手中总是挟有书籍文稿，既听得门上钥匙转动，不免跳离座椅前往帮他开门。只是这样也犯禁忌。原来李公规矩：凡读书必集精聚神，不顾侧右。他自己既有另一钥匙，又何必我来协助？要是一见面即起身问好，家人无恙，国事如何，那又如何能在每一小时充分地利用到六十分钟？以后我从侧面观察：他和桂珍每日开始工作都很晚，不到九时半或十时不开工。一动手之后即再不放松。固然下午的茶点也很重要（我未被邀入，因为不属于他们的时间集团），但也不超二十分钟，以后即工作至深夜。如果工作八小时，即有如机器开动持续八小时。
[争鸣]“李约瑟难题”（5）：相关著作
《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附书序言：
回归学术轨道的“李约瑟难题”研究
“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演变及其历史背景
英国李约瑟博士（1900～1995）是大家熟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专家，以撰著多卷本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文通常译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SCC）著称于世。长期以来，“李约瑟”在中国几乎成了“中国科技史”的代名词，而最近20余年来，求解“李约瑟难题”的热潮更有水涨船高之势。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既见之于严肃的学术刊物，也频频出现在流行的大众读物上。据一项初步统计，从1980年以来，国内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已发表论文不下260余篇，出版著作达30余种。参与讨论者，既有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学者，也有科技界、经济界、教育界等方面的人士。几乎可以说，凡是关心中国的前途和未来的人，都对这个问题抱有或多或少的兴趣。
不管后人怎样看待李约瑟的研究，他的工作都是20世纪的一座学术丰碑；不管对“李约瑟难题”如何挑剔和解构，它在科学史编史学上的地位已不容置疑。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知识界对李约瑟及其著名问题的巨大热情，同我们对中外古今相关文献的漠视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正是促使我们将涉及“李约瑟难题”的若干基本文献整理或翻译出来，并以文集的形式介绍给广大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约瑟难题”或称“李约瑟问题”（Needham Problem，或Needham Question）、“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李约瑟命题”（Needham Thesis）等等，所有这些名目都译自于英文。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有证据表明，早在上一世纪30年代末，当李约瑟开始认真地思考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时就产生了类似的思想；1942年来华以后，通过同大批中国一流学者的接触和相互启发，这一思想开始变得更加清晰。20世纪的50－60年代，李约瑟在不同的著作中和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了这一历史问题的重要意义。但是直到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才明确提出“李约瑟难题”这一说法；再经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雷斯蒂沃的归纳和科学史家席文等人的质疑辨难，“李约瑟难题”一说遂不胫而走，不久就传入中国并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我国学界常常把“李约瑟难题”理解为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这一历史现象的探索。这虽然增强了问题的现实意义，却也使人们在试图回答这个历史问题时常常与出于现实考虑的种种因素纠缠在一起。
中国悠久的科学文化传统，在最近的100多年经历了一个再发现的过程。鸦片战争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曾被西方人视为不开化的国家，更不用说有科学文明。清末的中国人，虽然也有人不服气，对萌发于明末的西方科学在中国古已有之的“西学中源”之说加以极大的发挥；但是到了20世纪之初，在引进西方科学的大潮之中，中国古老的科学传统已被当时主流的科学家所完全遗忘，于是出现了所谓“中国无科学”之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在最近的50余年，包括李约瑟在内的海内外中国科技史专家揭示了中国科学技术的悠久历史和传统，不仅改变了西方人过去的片面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当代中国人作为东方古老文明传承者的自信；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技术今日已作为昭示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一个样板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因此李约瑟的贡献无论如何也不应低估。
同时，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仍然相当落后，这也是100多年来几代中国人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现实问题。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有识之士始终将科学技术置于重要的位置。从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中的“求强求富”，以至严复等人提出的“西学格致救国”论和20世纪初叶的“科学救国”思潮，乃至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四个现代化”和今天的“科教兴国”政策，无不寄托着现代中国人对发展科学技术、以求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渴望。因此，很自然地，我们在探讨中国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的时候，不免带有一种现实的紧迫感，从而使我们对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含义。
这样虽然能够促进有关问题的讨论，但有时也不免将一些非学术的因素掺杂到讨论中来。至于无所依傍，信口开河，在学术事业尚欠发达，学术规范尚不健全的今日，也是司空见惯，勿需深论。所以，当准备编选一本“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文集时，编者的立意并不是想为已很热烈的求解难题之风添柴助势，而是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之内，为读者提供尽量多的基本学术信息和新的研究成果，因此选编的重点放在了反映国外学者的代表性研究以及我国学者的一些早期论述上。下面就让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
《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研究的学术回顾
文集收入的第一组论文，或者文章本身、或者文中涉及到的讨论，都在李约瑟提出他的著名历史问题之前。“李约瑟难题”并不是李约瑟所首创，这是最近的研究揭示出来的一个事实。早在16世纪末，第一个把西方科学传统介绍到中国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在考察当时的中国科学之后，就发出了中国的天文历算何以停滞不前的疑问，并从中国的社会习俗和科举制度方面来探讨其原因。清代中期，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对中国科学停滞的原因作过较深入的分析，欧洲启蒙时代的一些思想家也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清末学者在论述“西学中源”说时，也有人指出，科学为中国人创其法，西人发扬光大使之超迈前古，而中国人创其法之后就不屑从事罢了。这种极端的精神胜利法当然不属于学术探讨之列，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李约瑟难题”所涵盖的要旨，即西方科学技术的优越地位仅仅始于近代而对此现象需要追究原因。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杂志的创刊号上著文《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揭开了近代中国学者讨论这一问题的序幕。20世纪二三十年代，竺可桢等科学前辈，开始认真探讨“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化学肇始在中国何故后世反衰落”等问题，已经提出了与后世所谓“李约瑟难题”极其相似的问题。
德国人魏特夫所著《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于1931年出版不久就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并对李约瑟产生过较大影响，文集选入了一篇40年代中国学者从其书中摘译出的文字，标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韩琦的近作则对17、18世纪欧洲人关于中国科学停滞原因的论述作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
第二组论文直接讨论和介绍“李约瑟难题”。为了展示李约瑟本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文集收入了他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通常学界公认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经典表述就出自该文。这一组论文还收入了李约瑟与日本两位著名科学史家的对谈录，通过与他们的思想交流，李约瑟简要阐述了自己的思路。一般人们期望，“李约瑟难题”的最终答案将在SCC的第七卷“结束篇”给出。编者很荣幸得到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的许可，在这里发表他的一篇新作，介绍即将问世的这一分册的内容，其中透露了些许人们期待已久的SCC版的谜底。同时，这一组还收入了几位西方著名学者研究“李约瑟难题”的经典文献。第三组是属于解答李约瑟难题的一组论文。其中，我国著名心理学家陈立的《我国科学不发达原因之心理分析》和著名哲学家唐君毅的《中国科学与宗教不发达之古代历史的原因》，写作于50余年以前，却是两篇很有分量的论述，然而它们被人阅读的机会不如被人引用得多。看到这两篇前辈的论述，今日的学人实在应该对近年来出现的那些拾人余唾的文字或种种空泛之作予以反思。另一方面，金观涛等人20多年前发表的长篇论文《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在当时特定的社会
文化氛围中曾经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至今仍不失其价值。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不同于大多数历史学者和科学史学者的见解，饶有新意，是文集收入的近年来求解难题的唯一一篇国内学者的著作。与国内热衷于回答“李约瑟难题”不同，国外学者很少以解题为宗旨展开自己的探讨。本文集收入的著名汉学家伊懋可的一篇新作，探讨中国古代没有产生或然率思维的原因，与我们常见的论述视角大异其趣。
第四组论文的主题是“李约瑟难题与科学编史学”。其中，席文的论文早已闻名中外，对中国科学史界求解和质疑“难题”有一定的影响，现在收入的是其1992年改订本，与中国学界熟悉的旧版有不少差别。卜鲁曾经长期担任李约瑟的秘书，他的文章分析了李约瑟从事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多方面的背景及其成就和价值。安特·埃岑加运用近年来科学史学、后现代理论和科学的文化研究等新的学术理论分析了“李约瑟难题”内在理路。罗杰批评了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的“科学与文明”分析框架所具有的局限，并利用新的科学论说理论提出了新的研究分析架构。范岱年把80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分为四个阶段，范本人在其中的后两个阶段中都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因此他的论述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具有史料价值。董英哲和吴国源合作的论文则对近年来质疑“李约瑟难题”的倾向，从辩证思维的立场提出了有说服力的批评。
第五组为“中国科学与世界科学”，阐述世界科学史视野中的中国传统科学。有关这方面的文献很多，但由于篇幅所限，编者只选了三篇论文。日本著名科学史家山田庆儿的论文，对中国独特的科学思想进行了独到而深入的分析。这一论文虽然早就被译介过来了，但显然还没有为新近的中国无科学论者注意。美国社会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斯蒂文·富勒从元历史学的角度对李约瑟命题进行了重新诠释，提出了一种新的世界科学史论。两位印度学者则分析了李约瑟的科学史方法在处理印度文明的编史学时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从而回答为什么没有出现李约瑟式的印度科学史。
如上所见，许多学者将“李约瑟难题”视同一个关于科学革命命题的等价物。因此，文集的最后一部分选编了几篇关于近代欧洲科学革命的论文，以期为有关中国科学革命问题的讨论提供参照。其中两篇分别是关于哥白尼革命和17世纪科学革命的概要论述，一篇是著名的科学史家亚历山大·柯瓦雷的经典性论文。编者还选译了曾经给予李约瑟影响和启发的奥地利科学史家齐塞尔的著名论文《科学的社会学起源》，科学史研究中的“齐塞尔命题”就是因为这篇论文而得名的。
全书收入论文32篇。其中属于解答“李约瑟难题”之作，仅有5篇。这似乎与人们求解难题的热望相左。但我们编选本书的初衷，主要是为“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些基本的文献，并不打算对近20余年来国内的求解“难题”热进行归纳和总结。在此，我们想对这股求解“李约瑟难题”热提出——
一点也许是不合时宜的看法
今天很多中国人前仆后继地投身于“李约瑟问题”，企图对中国古代何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一古怪命题给出一个又一个特解，就象数学家企图求解“费尔马大定理”一类的数学难题一样。他们大多把“李约瑟问题”理解为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何以落后”这一现象的探索，虽然增强了问题的现实意义，却容易使人忽略这一问题蕴涵的深刻编史学意义，而在“就事论事”的叙述中又常常同各种出于现实考虑的因素纠缠在一起。本来中国有过辉煌的昨天，近几个世纪以来却被远远地抛在世界潮流的后面，这种背景很容易影响求解人的心态，似乎找到了这一问题的某一“特解”，就发现了“落后”的症结之所在，并可以为当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但是不客气地说，答卷中很多是重复性的论述，有些甚至重复二、三百年前的论断。不少论者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或不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因此，多数答卷就像那些业余数学家解答“费尔马大定理”和“哥德巴赫猜想”一样，还没有进入学术研究的层次。为了使我们对“李约瑟难题”的探讨建立在较高的学术层面上，考察和反思“李约瑟难题”的学术内涵和意蕴就显得很有必要。在这一方面，本书展示的海内外相关研究已经显示了较高的学术深度，是我们所不应该忽视的。
当代中国的“李约瑟难题”热，使人想起将近半个世纪前我国史学界盛极一时的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当时被誉为史学研究中的“五朵金花”之一，曾几何时，即不复有人问津。“李约瑟难题”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应该说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之间甚至可以说还有一定的联系。关于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其立论基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脱离了明清历史的实际，因此虽然一时促进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但终于随着史学研究的进步而被抛弃了。在我们看来，“李约瑟难题”也存在着与之相似的立意在先的问题。也许，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研讨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既不会有“中国无科学”之论，也无须信从“中国在16世纪之前的一千余年间科学技术为西方所望尘莫及”之说。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当然可以从历史上去追溯，但更应该从近100多年的历史进程来探讨。近代科学的确只是在西欧产生了，但并不妨碍它在其他许多科学的后进或者后发地区得到健康成长。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对“李约瑟难题”的探讨就会回归学术研究的轨道，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内的问题了。
《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附书序言：
回归学术轨道的“李约瑟难题”研究
“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演变及其历史背景
英国李约瑟博士（1900～1995）是大家熟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专家，以撰著多卷本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文通常译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SCC）著称于世。长期以来，“李约瑟”在中国几乎成了“中国科技史”的代名词，而最近20余年来，求解“李约瑟难题”的热潮更有水涨船高之势。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既见之于严肃的学术刊物，也频频出现在流行的大众读物上。据一项初步统计，从1980年以来，国内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已发表论文不下260余篇，出版著作达30余种。参与讨论者，既有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学者，也有科技界、经济界、教育界等方面的人士。几乎可以说，凡是关心中国的前途和未来的人，都对这个问题抱有或多或少的兴趣。
不管后人怎样看待李约瑟的研究，他的工作都是20世纪的一座学术丰碑；不管对“李约瑟难题”如何挑剔和解构，它在科学史编史学上的地位已不容置疑。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知识界对李约瑟及其著名问题的巨大热情，同我们对中外古今相关文献的漠视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正是促使我们将涉及“李约瑟难题”的若干基本文献整理或翻译出来，并以文集的形式介绍给广大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约瑟难题”或称“李约瑟问题”（Needham Problem，或Needham Question）、“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李约瑟命题”（Needham Thesis）等等，所有这些名目都译自于英文。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有证据表明，早在上一世纪30年代末，当李约瑟开始认真地思考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时就产生了类似的思想；1942年来华以后，通过同大批中国一流学者的接触和相互启发，这一思想开始变得更加清晰。20世纪的50－60年代，李约瑟在不同的著作中和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了这一历史问题的重要意义。但是直到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才明确提出“李约瑟难题”这一说法；再经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雷斯蒂沃的归纳和科学史家席文等人的质疑辨难，“李约瑟难题”一说遂不胫而走，不久就传入中国并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我国学界常常把“李约瑟难题”理解为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这一历史现象的探索。这虽然增强了问题的现实意义，却也使人们在试图回答这个历史问题时常常与出于现实考虑的种种因素纠缠在一起。
中国悠久的科学文化传统，在最近的100多年经历了一个再发现的过程。鸦片战争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曾被西方人视为不开化的国家，更不用说有科学文明。清末的中国人，虽然也有人不服气，对萌发于明末的西方科学在中国古已有之的“西学中源”之说加以极大的发挥；但是到了20世纪之初，在引进西方科学的大潮之中，中国古老的科学传统已被当时主流的科学家所完全遗忘，于是出现了所谓“中国无科学”之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在最近的50余年，包括李约瑟在内的海内外中国科技史专家揭示了中国科学技术的悠久历史和传统，不仅改变了西方人过去的片面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当代中国人作为东方古老文明传承者的自信；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技术今日已作为昭示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一个样板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因此李约瑟的贡献无论如何也不应低估。
同时，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仍然相当落后，这也是100多年来几代中国人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现实问题。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有识之士始终将科学技术置于重要的位置。从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中的“求强求富”，以至严复等人提出的“西学格致救国”论和20世纪初叶的“科学救国”思潮，乃至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四个现代化”和今天的“科教兴国”政策，无不寄托着现代中国人对发展科学技术、以求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渴望。因此，很自然地，我们在探讨中国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的时候，不免带有一种现实的紧迫感，从而使我们对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含义。
这样虽然能够促进有关问题的讨论，但有时也不免将一些非学术的因素掺杂到讨论中来。至于无所依傍，信口开河，在学术事业尚欠发达，学术规范尚不健全的今日，也是司空见惯，勿需深论。所以，当准备编选一本“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文集时，编者的立意并不是想为已很热烈的求解难题之风添柴助势，而是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之内，为读者提供尽量多的基本学术信息和新的研究成果，因此选编的重点放在了反映国外学者的代表性研究以及我国学者的一些早期论述上。下面就让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
《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研究的学术回顾
文集收入的第一组论文，或者文章本身、或者文中涉及到的讨论，都在李约瑟提出他的著名历史问题之前。“李约瑟难题”并不是李约瑟所首创，这是最近的研究揭示出来的一个事实。早在16世纪末，第一个把西方科学传统介绍到中国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在考察当时的中国科学之后，就发出了中国的天文历算何以停滞不前的疑问，并从中国的社会习俗和科举制度方面来探讨其原因。清代中期，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对中国科学停滞的原因作过较深入的分析，欧洲启蒙时代的一些思想家也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清末学者在论述“西学中源”说时，也有人指出，科学为中国人创其法，西人发扬光大使之超迈前古，而中国人创其法之后就不屑从事罢了。这种极端的精神胜利法当然不属于学术探讨之列，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李约瑟难题”所涵盖的要旨，即西方科学技术的优越地位仅仅始于近代而对此现象需要追究原因。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杂志的创刊号上著文《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揭开了近代中国学者讨论这一问题的序幕。20世纪二三十年代，竺可桢等科学前辈，开始认真探讨“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化学肇始在中国何故后世反衰落”等问题，已经提出了与后世所谓“李约瑟难题”极其相似的问题。
德国人魏特夫所著《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于1931年出版不久就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并对李约瑟产生过较大影响，文集选入了一篇40年代中国学者从其书中摘译出的文字，标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韩琦的近作则对17、18世纪欧洲人关于中国科学停滞原因的论述作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
第二组论文直接讨论和介绍“李约瑟难题”。为了展示李约瑟本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文集收入了他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通常学界公认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经典表述就出自该文。这一组论文还收入了李约瑟与日本两位著名科学史家的对谈录，通过与他们的思想交流，李约瑟简要阐述了自己的思路。一般人们期望，“李约瑟难题”的最终答案将在SCC的第七卷“结束篇”给出。编者很荣幸得到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的许可，在这里发表他的一篇新作，介绍即将问世的这一分册的内容，其中透露了些许人们期待已久的SCC版的谜底。同时，这一组还收入了几位西方著名学者研究“李约瑟难题”的经典文献。第三组是属于解答李约瑟难题的一组论文。其中，我国著名心理学家陈立的《我国科学不发达原因之心理分析》和著名哲学家唐君毅的《中国科学与宗教不发达之古代历史的原因》，写作于50余年以前，却是两篇很有分量的论述，然而它们被人阅读的机会不如被人引用得多。看到这两篇前辈的论述，今日的学人实在应该对近年来出现的那些拾人余唾的文字或种种空泛之作予以反思。另一方面，金观涛等人20多年前发表的长篇论文《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在当时特定的社会
文化氛围中曾经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至今仍不失其价值。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不同于大多数历史学者和科学史学者的见解，饶有新意，是文集收入的近年来求解难题的唯一一篇国内学者的著作。与国内热衷于回答“李约瑟难题”不同，国外学者很少以解题为宗旨展开自己的探讨。本文集收入的著名汉学家伊懋可的一篇新作，探讨中国古代没有产生或然率思维的原因，与我们常见的论述视角大异其趣。
第四组论文的主题是“李约瑟难题与科学编史学”。其中，席文的论文早已闻名中外，对中国科学史界求解和质疑“难题”有一定的影响，现在收入的是其1992年改订本，与中国学界熟悉的旧版有不少差别。卜鲁曾经长期担任李约瑟的秘书，他的文章分析了李约瑟从事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多方面的背景及其成就和价值。安特·埃岑加运用近年来科学史学、后现代理论和科学的文化研究等新的学术理论分析了“李约瑟难题”内在理路。罗杰批评了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的“科学与文明”分析框架所具有的局限，并利用新的科学论说理论提出了新的研究分析架构。范岱年把80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分为四个阶段，范本人在其中的后两个阶段中都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因此他的论述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具有史料价值。董英哲和吴国源合作的论文则对近年来质疑“李约瑟难题”的倾向，从辩证思维的立场提出了有说服力的批评。
第五组为“中国科学与世界科学”，阐述世界科学史视野中的中国传统科学。有关这方面的文献很多，但由于篇幅所限，编者只选了三篇论文。日本著名科学史家山田庆儿的论文，对中国独特的科学思想进行了独到而深入的分析。这一论文虽然早就被译介过来了，但显然还没有为新近的中国无科学论者注意。美国社会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斯蒂文·富勒从元历史学的角度对李约瑟命题进行了重新诠释，提出了一种新的世界科学史论。两位印度学者则分析了李约瑟的科学史方法在处理印度文明的编史学时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从而回答为什么没有出现李约瑟式的印度科学史。
如上所见，许多学者将“李约瑟难题”视同一个关于科学革命命题的等价物。因此，文集的最后一部分选编了几篇关于近代欧洲科学革命的论文，以期为有关中国科学革命问题的讨论提供参照。其中两篇分别是关于哥白尼革命和17世纪科学革命的概要论述，一篇是著名的科学史家亚历山大·柯瓦雷的经典性论文。编者还选译了曾经给予李约瑟影响和启发的奥地利科学史家齐塞尔的著名论文《科学的社会学起源》，科学史研究中的“齐塞尔命题”就是因为这篇论文而得名的。
全书收入论文32篇。其中属于解答“李约瑟难题”之作，仅有5篇。这似乎与人们求解难题的热望相左。但我们编选本书的初衷，主要是为“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些基本的文献，并不打算对近20余年来国内的求解“难题”热进行归纳和总结。在此，我们想对这股求解“李约瑟难题”热提出——
一点也许是不合时宜的看法
今天很多中国人前仆后继地投身于“李约瑟问题”，企图对中国古代何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一古怪命题给出一个又一个特解，就象数学家企图求解“费尔马大定理”一类的数学难题一样。他们大多把“李约瑟问题”理解为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何以落后”这一现象的探索，虽然增强了问题的现实意义，却容易使人忽略这一问题蕴涵的深刻编史学意义，而在“就事论事”的叙述中又常常同各种出于现实考虑的因素纠缠在一起。本来中国有过辉煌的昨天，近几个世纪以来却被远远地抛在世界潮流的后面，这种背景很容易影响求解人的心态，似乎找到了这一问题的某一“特解”，就发现了“落后”的症结之所在，并可以为当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但是不客气地说，答卷中很多是重复性的论述，有些甚至重复二、三百年前的论断。不少论者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或不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因此，多数答卷就像那些业余数学家解答“费尔马大定理”和“哥德巴赫猜想”一样，还没有进入学术研究的层次。为了使我们对“李约瑟难题”的探讨建立在较高的学术层面上，考察和反思“李约瑟难题”的学术内涵和意蕴就显得很有必要。在这一方面，本书展示的海内外相关研究已经显示了较高的学术深度，是我们所不应该忽视的。
当代中国的“李约瑟难题”热，使人想起将近半个世纪前我国史学界盛极一时的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当时被誉为史学研究中的“五朵金花”之一，曾几何时，即不复有人问津。“李约瑟难题”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应该说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之间甚至可以说还有一定的联系。关于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其立论基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脱离了明清历史的实际，因此虽然一时促进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但终于随着史学研究的进步而被抛弃了。在我们看来，“李约瑟难题”也存在着与之相似的立意在先的问题。也许，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研讨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既不会有“中国无科学”之论，也无须信从“中国在16世纪之前的一千余年间科学技术为西方所望尘莫及”之说。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当然可以从历史上去追溯，但更应该从近100多年的历史进程来探讨。近代科学的确只是在西欧产生了，但并不妨碍它在其他许多科学的后进或者后发地区得到健康成长。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对“李约瑟难题”的探讨就会回归学术研究的轨道，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内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