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长征期间国共和谈秘闻：取消“蒋贼”称呼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2 23:16:27
1936年夏秋之际，尚未完成长征会师的各路红军还在与国民党军激烈交战，在南京扬子饭店、上海沧州饭店却出现了几位身着西装、貌似游客的国共两党代表，在密室中开始了一轮轮谈判。随着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结束长征，战场交锋和谈判席舌战都随之升温，直至发生称为“长征最后一仗”的山城堡之战，以及爆发“西安事变”，中华大地上国共两党的内战才得以停息。结束了长征的红军也迎来了国内团结抗战的新局面……“蒋贼”变“蒋总司令”意在传递信息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入侵威胁到南京政府及其后台英美的根本利益，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开始强硬，共产国际也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国共双方接触谈判有了基本前提。
1935年12月中旬，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聚集到在瓦窑堡镇内张闻天家的简陋窑洞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因蒋介石仍在“剿共”，中共中央没有改变“反蒋抗日”口号，不过已开始设想采取争取策略。12月9日，《救国时报》刊载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拟的中共宣言，将传统的“蒋贼”之称改为“南京蒋总司令”，并希望他的军队“马上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对蒋介石称谓的这一改变，实际传递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信息。
宋庆龄推荐密使带蒋介石条件到陕北
蒋介石看到中共传递的信息，马上作出了反应。多年“剿共”不能成功后，他也想试探一下和平解决方式。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询问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是不是确有谈判意愿。这位大使作出肯定答复后，蒋介石马上通知他的心腹、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潘汉年、王明先后会见了邓文仪，表示了愿意和谈，又说中共中央在国内，谈判应在国内进行。
接到邓文仪的报告后，不愿公开放弃“剿共”立场的蒋介石决定以中间人牵线方式进行接触试探。他知道自己的妻姐、孙中山的夫人“国母”宋庆龄同中共有密切关系，便派妻兄宋子文去表示愿意谈判之意。宋庆龄马上推荐有“红色牧师”之称的董健吾去陕北。董健吾出发前，蒋介石交代了与中共谈判的条件，即共产党可以合法身份参加政治活动，红军编入国防军到抗日前线。宋庆龄又交给董健吾一大包云南白药，因为她听说红军缺乏止血药，托他带给陕北，体现了对共产党人的深厚情谊。
1936年2月下旬，董健吾到达陕北。率红军东征山西的毛泽东得知此事，于3月4日回电表示“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毛泽东还提出“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等五项条件。蒋介石却只想收编红军，不同意政府改组和组织“联军”，双方条件的差距很大。5月间，中共中央结束东征后召开会议，决定采取“逼蒋抗日”，在政策上有了重大改变。
两广出事 蒋介石的态度积极起来
国民党当局伸出和谈触角时，中共中央也秘密派出代表周小舟，于1936年初至8月间四次赴南京，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商谈和平条件，还从衣服夹层中带去一批写在白绸上的信件，即毛泽东、周恩来等致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曾养甫、覃振的信。8月间，周小舟到陕北汇报，毛泽东因非常喜欢这位年仅24岁的同乡，留下他当了秘书。
6月间，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李宗仁的桂系以“北上抗日”为口号，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进兵湖南。蒋介石为稳住西北，对共产党的谈判态度一时积极起来。7月间，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共代表潘汉年应邀到达南京，同昔日隐蔽战线上的对手、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负责人张冲进行了会谈。8月上旬，潘汉年到陕北向中央汇报了接触情况，毛泽东将这位风度潇洒、如同小老板的上海人称为“小开”，这一称呼后来也成为他的代号。
“两广事变”发生前，驻在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第一军有三十多个团，兵力超过6万人，是国民党军装备最好的德械部队。事变发生后，该部调往湖南，西北红军所受的压力减轻，红二、四方面军未遇拦阻通过草地进入甘南。当时中共中央决定联合东北军、西北军建立“西北大联合”局面，并打通与苏联的通道取得援助，再以实力地位争取建立全国抗日联合政府。
老蒋翻脸 态度蛮横 谈判破裂
一向只讲实力的蒋介石解决了陈济棠并迫使桂系妥协后，对共产党又强硬起来，胡宗南的第一军于9月间调回西安。10月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以胡宗南、关麟征部等中央军精锐为主的国民党军紧追过来并展开猛攻。国民党空军还将100余架战斗机（占其作战飞机半数）调到西安、洛阳机场，日日以轰炸扫射掩护地面部队推进。
在蒋介石展开军事进攻之际，11月10日，潘汉年又到上海沧州饭店谈判。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最多只能编三千人至五千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如回国，量才录用。”听到这一苛刻条件，潘汉年马上回答：“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的立场上的收编红军条件，不能说是合作抗日的谈判条件。”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于11月18日发布了“决战动员令”，号召三个方面军的部队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并着重打击胡宗南部。
打败胡宗南 张学良发贺电 老蒋态度又变
胡宗南率兵再返陕甘时，当年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修书一封给“宗南同学”，其中写道：“黄埔分手后，不想竟成敌对。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
周恩来在信中还希望胡宗南“立停内战，共谋抗敌”。这位黄埔一期生却忠实执行“校长”蒋介石的命令，率兵从甘肃中部大举向陇东和宁夏东南的红军进攻。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部队采取诱敌深入的方式，集中三个方面军于11月21日消灭了胡部孤军深入山城堡的丁德隆师一个旅，增援的一旅亦被红军击溃。胡宗南锐气大挫后被迫收缩，红军和东北军则受到鼓舞。
山城堡一战，显示了红军的战斗力。
张学良秘密向中共中央发来贺电，又表示说，胡宗南也不过一血性军人，对其不宜一味硬打，给以教训后亦应施以政治攻势。
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复电称：对胡宗南正用一切方法争取之，彼不再进决不打他，仅在彼向盐池进攻时准备消灭其一两个师，但打后仍进行统一战线政策。
当时中共中央强调说，无论对蒋、对胡，只有战争的刺激和教训才能使其悬崖勒马。毛泽东后来对此也形容说，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懂得礼让。
果然，蒋介石在秘密谈判中的条件很快有了改变。
12月初，陈立夫紧急电召在上海的潘汉年再去南京谈判，见面即说明，蒋先生已作出重要让步，不再坚持收编红军和师长以上干部出洋半年回国量才录用等条件，同意接受红军改编，并说明人数限制在3万以内。
边打边谈 实力说话
在红军长征结束前后，国共两党进行频繁谈判却迟迟达不成停战，关键是蒋介石想以对付旧军阀的“收编”方式吃掉红军，不同意建立合作抗日关系。“西安事变”爆发前两天，毛泽东致潘汉年的电报中明确说明：“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的让步。”事实证明，向对手显示出战斗实力是使其让步的最基本条件。蒋介石出于长期“剿共”不成功、国民党内又群起要求一致对外的无奈，才最终同意停止内战，而绝不是内心发了慈悲。中国共产党人开展统战工作的成功，恰恰是以红军的坚强战斗力作为基础1936年夏秋之际，尚未完成长征会师的各路红军还在与国民党军激烈交战，在南京扬子饭店、上海沧州饭店却出现了几位身着西装、貌似游客的国共两党代表，在密室中开始了一轮轮谈判。随着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结束长征，战场交锋和谈判席舌战都随之升温，直至发生称为“长征最后一仗”的山城堡之战，以及爆发“西安事变”，中华大地上国共两党的内战才得以停息。结束了长征的红军也迎来了国内团结抗战的新局面……“蒋贼”变“蒋总司令”意在传递信息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入侵威胁到南京政府及其后台英美的根本利益，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开始强硬，共产国际也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国共双方接触谈判有了基本前提。
1935年12月中旬，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聚集到在瓦窑堡镇内张闻天家的简陋窑洞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因蒋介石仍在“剿共”，中共中央没有改变“反蒋抗日”口号，不过已开始设想采取争取策略。12月9日，《救国时报》刊载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拟的中共宣言，将传统的“蒋贼”之称改为“南京蒋总司令”，并希望他的军队“马上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对蒋介石称谓的这一改变，实际传递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信息。
宋庆龄推荐密使带蒋介石条件到陕北
蒋介石看到中共传递的信息，马上作出了反应。多年“剿共”不能成功后，他也想试探一下和平解决方式。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询问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是不是确有谈判意愿。这位大使作出肯定答复后，蒋介石马上通知他的心腹、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潘汉年、王明先后会见了邓文仪，表示了愿意和谈，又说中共中央在国内，谈判应在国内进行。
接到邓文仪的报告后，不愿公开放弃“剿共”立场的蒋介石决定以中间人牵线方式进行接触试探。他知道自己的妻姐、孙中山的夫人“国母”宋庆龄同中共有密切关系，便派妻兄宋子文去表示愿意谈判之意。宋庆龄马上推荐有“红色牧师”之称的董健吾去陕北。董健吾出发前，蒋介石交代了与中共谈判的条件，即共产党可以合法身份参加政治活动，红军编入国防军到抗日前线。宋庆龄又交给董健吾一大包云南白药，因为她听说红军缺乏止血药，托他带给陕北，体现了对共产党人的深厚情谊。
1936年2月下旬，董健吾到达陕北。率红军东征山西的毛泽东得知此事，于3月4日回电表示“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毛泽东还提出“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等五项条件。蒋介石却只想收编红军，不同意政府改组和组织“联军”，双方条件的差距很大。5月间，中共中央结束东征后召开会议，决定采取“逼蒋抗日”，在政策上有了重大改变。
两广出事 蒋介石的态度积极起来
国民党当局伸出和谈触角时，中共中央也秘密派出代表周小舟，于1936年初至8月间四次赴南京，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商谈和平条件，还从衣服夹层中带去一批写在白绸上的信件，即毛泽东、周恩来等致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曾养甫、覃振的信。8月间，周小舟到陕北汇报，毛泽东因非常喜欢这位年仅24岁的同乡，留下他当了秘书。
6月间，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李宗仁的桂系以“北上抗日”为口号，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进兵湖南。蒋介石为稳住西北，对共产党的谈判态度一时积极起来。7月间，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共代表潘汉年应邀到达南京，同昔日隐蔽战线上的对手、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负责人张冲进行了会谈。8月上旬，潘汉年到陕北向中央汇报了接触情况，毛泽东将这位风度潇洒、如同小老板的上海人称为“小开”，这一称呼后来也成为他的代号。
“两广事变”发生前，驻在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第一军有三十多个团，兵力超过6万人，是国民党军装备最好的德械部队。事变发生后，该部调往湖南，西北红军所受的压力减轻，红二、四方面军未遇拦阻通过草地进入甘南。当时中共中央决定联合东北军、西北军建立“西北大联合”局面，并打通与苏联的通道取得援助，再以实力地位争取建立全国抗日联合政府。
老蒋翻脸 态度蛮横 谈判破裂
一向只讲实力的蒋介石解决了陈济棠并迫使桂系妥协后，对共产党又强硬起来，胡宗南的第一军于9月间调回西安。10月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以胡宗南、关麟征部等中央军精锐为主的国民党军紧追过来并展开猛攻。国民党空军还将100余架战斗机（占其作战飞机半数）调到西安、洛阳机场，日日以轰炸扫射掩护地面部队推进。
在蒋介石展开军事进攻之际，11月10日，潘汉年又到上海沧州饭店谈判。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最多只能编三千人至五千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如回国，量才录用。”听到这一苛刻条件，潘汉年马上回答：“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的立场上的收编红军条件，不能说是合作抗日的谈判条件。”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于11月18日发布了“决战动员令”，号召三个方面军的部队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并着重打击胡宗南部。
打败胡宗南 张学良发贺电 老蒋态度又变
胡宗南率兵再返陕甘时，当年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修书一封给“宗南同学”，其中写道：“黄埔分手后，不想竟成敌对。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
周恩来在信中还希望胡宗南“立停内战，共谋抗敌”。这位黄埔一期生却忠实执行“校长”蒋介石的命令，率兵从甘肃中部大举向陇东和宁夏东南的红军进攻。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部队采取诱敌深入的方式，集中三个方面军于11月21日消灭了胡部孤军深入山城堡的丁德隆师一个旅，增援的一旅亦被红军击溃。胡宗南锐气大挫后被迫收缩，红军和东北军则受到鼓舞。
山城堡一战，显示了红军的战斗力。
张学良秘密向中共中央发来贺电，又表示说，胡宗南也不过一血性军人，对其不宜一味硬打，给以教训后亦应施以政治攻势。
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复电称：对胡宗南正用一切方法争取之，彼不再进决不打他，仅在彼向盐池进攻时准备消灭其一两个师，但打后仍进行统一战线政策。
当时中共中央强调说，无论对蒋、对胡，只有战争的刺激和教训才能使其悬崖勒马。毛泽东后来对此也形容说，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懂得礼让。
果然，蒋介石在秘密谈判中的条件很快有了改变。
12月初，陈立夫紧急电召在上海的潘汉年再去南京谈判，见面即说明，蒋先生已作出重要让步，不再坚持收编红军和师长以上干部出洋半年回国量才录用等条件，同意接受红军改编，并说明人数限制在3万以内。
边打边谈 实力说话
在红军长征结束前后，国共两党进行频繁谈判却迟迟达不成停战，关键是蒋介石想以对付旧军阀的“收编”方式吃掉红军，不同意建立合作抗日关系。“西安事变”爆发前两天，毛泽东致潘汉年的电报中明确说明：“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的让步。”事实证明，向对手显示出战斗实力是使其让步的最基本条件。蒋介石出于长期“剿共”不成功、国民党内又群起要求一致对外的无奈，才最终同意停止内战，而绝不是内心发了慈悲。中国共产党人开展统战工作的成功，恰恰是以红军的坚强战斗力作为基础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入侵威胁到南京政府及其后台英美的根本利益，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开始强硬，共产国际也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国共双方接触谈判有了基本前提。
1935年12月中旬，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聚集到在瓦窑堡镇内张闻天家的简陋窑洞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因蒋介石仍在“剿共”，中共中央没有改变“反蒋抗日”口号，不过已开始设想采取争取策略。12月9日，《救国时报》刊载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拟的中共宣言，将传统的“蒋贼”之称改为“南京蒋总司令”，并希望他的军队“马上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对蒋介石称谓的这一改变，实际传递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信息。
宋庆龄推荐密使带蒋介石条件到陕北
蒋介石看到中共传递的信息，马上作出了反应。多年“剿共”不能成功后，他也想试探一下和平解决方式。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询问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是不是确有谈判意愿。这位大使作出肯定答复后，蒋介石马上通知他的心腹、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潘汉年、王明先后会见了邓文仪，表示了愿意和谈，又说中共中央在国内，谈判应在国内进行。
接到邓文仪的报告后，不愿公开放弃“剿共”立场的蒋介石决定以中间人牵线方式进行接触试探。他知道自己的妻姐、孙中山的夫人“国母”宋庆龄同中共有密切关系，便派妻兄宋子文去表示愿意谈判之意。宋庆龄马上推荐有“红色牧师”之称的董健吾去陕北。董健吾出发前，蒋介石交代了与中共谈判的条件，即共产党可以合法身份参加政治活动，红军编入国防军到抗日前线。宋庆龄又交给董健吾一大包云南白药，因为她听说红军缺乏止血药，托他带给陕北，体现了对共产党人的深厚情谊。
1936年2月下旬，董健吾到达陕北。率红军东征山西的毛泽东得知此事，于3月4日回电表示“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毛泽东还提出“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等五项条件。蒋介石却只想收编红军，不同意政府改组和组织“联军”，双方条件的差距很大。5月间，中共中央结束东征后召开会议，决定采取“逼蒋抗日”，在政策上有了重大改变。
两广出事 蒋介石的态度积极起来
国民党当局伸出和谈触角时，中共中央也秘密派出代表周小舟，于1936年初至8月间四次赴南京，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商谈和平条件，还从衣服夹层中带去一批写在白绸上的信件，即毛泽东、周恩来等致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曾养甫、覃振的信。8月间，周小舟到陕北汇报，毛泽东因非常喜欢这位年仅24岁的同乡，留下他当了秘书。
6月间，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李宗仁的桂系以“北上抗日”为口号，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进兵湖南。蒋介石为稳住西北，对共产党的谈判态度一时积极起来。7月间，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共代表潘汉年应邀到达南京，同昔日隐蔽战线上的对手、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负责人张冲进行了会谈。8月上旬，潘汉年到陕北向中央汇报了接触情况，毛泽东将这位风度潇洒、如同小老板的上海人称为“小开”，这一称呼后来也成为他的代号。
“两广事变”发生前，驻在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第一军有三十多个团，兵力超过6万人，是国民党军装备最好的德械部队。事变发生后，该部调往湖南，西北红军所受的压力减轻，红二、四方面军未遇拦阻通过草地进入甘南。当时中共中央决定联合东北军、西北军建立“西北大联合”局面，并打通与苏联的通道取得援助，再以实力地位争取建立全国抗日联合政府。
老蒋翻脸 态度蛮横 谈判破裂
一向只讲实力的蒋介石解决了陈济棠并迫使桂系妥协后，对共产党又强硬起来，胡宗南的第一军于9月间调回西安。10月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以胡宗南、关麟征部等中央军精锐为主的国民党军紧追过来并展开猛攻。国民党空军还将100余架战斗机（占其作战飞机半数）调到西安、洛阳机场，日日以轰炸扫射掩护地面部队推进。
在蒋介石展开军事进攻之际，11月10日，潘汉年又到上海沧州饭店谈判。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最多只能编三千人至五千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如回国，量才录用。”听到这一苛刻条件，潘汉年马上回答：“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的立场上的收编红军条件，不能说是合作抗日的谈判条件。”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于11月18日发布了“决战动员令”，号召三个方面军的部队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并着重打击胡宗南部。
打败胡宗南 张学良发贺电 老蒋态度又变
胡宗南率兵再返陕甘时，当年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修书一封给“宗南同学”，其中写道：“黄埔分手后，不想竟成敌对。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
周恩来在信中还希望胡宗南“立停内战，共谋抗敌”。这位黄埔一期生却忠实执行“校长”蒋介石的命令，率兵从甘肃中部大举向陇东和宁夏东南的红军进攻。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部队采取诱敌深入的方式，集中三个方面军于11月21日消灭了胡部孤军深入山城堡的丁德隆师一个旅，增援的一旅亦被红军击溃。胡宗南锐气大挫后被迫收缩，红军和东北军则受到鼓舞。
山城堡一战，显示了红军的战斗力。
张学良秘密向中共中央发来贺电，又表示说，胡宗南也不过一血性军人，对其不宜一味硬打，给以教训后亦应施以政治攻势。
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复电称：对胡宗南正用一切方法争取之，彼不再进决不打他，仅在彼向盐池进攻时准备消灭其一两个师，但打后仍进行统一战线政策。
当时中共中央强调说，无论对蒋、对胡，只有战争的刺激和教训才能使其悬崖勒马。毛泽东后来对此也形容说，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懂得礼让。
果然，蒋介石在秘密谈判中的条件很快有了改变。
12月初，陈立夫紧急电召在上海的潘汉年再去南京谈判，见面即说明，蒋先生已作出重要让步，不再坚持收编红军和师长以上干部出洋半年回国量才录用等条件，同意接受红军改编，并说明人数限制在3万以内。
边打边谈 实力说话
在红军长征结束前后，国共两党进行频繁谈判却迟迟达不成停战，关键是蒋介石想以对付旧军阀的“收编”方式吃掉红军，不同意建立合作抗日关系。“西安事变”爆发前两天，毛泽东致潘汉年的电报中明确说明：“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的让步。”事实证明，向对手显示出战斗实力是使其让步的最基本条件。蒋介石出于长期“剿共”不成功、国民党内又群起要求一致对外的无奈，才最终同意停止内战，而绝不是内心发了慈悲。中国共产党人开展统战工作的成功，恰恰是以红军的坚强战斗力作为基础1936年夏秋之际，尚未完成长征会师的各路红军还在与国民党军激烈交战，在南京扬子饭店、上海沧州饭店却出现了几位身着西装、貌似游客的国共两党代表，在密室中开始了一轮轮谈判。随着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结束长征，战场交锋和谈判席舌战都随之升温，直至发生称为“长征最后一仗”的山城堡之战，以及爆发“西安事变”，中华大地上国共两党的内战才得以停息。结束了长征的红军也迎来了国内团结抗战的新局面……“蒋贼”变“蒋总司令”意在传递信息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入侵威胁到南京政府及其后台英美的根本利益，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开始强硬，共产国际也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国共双方接触谈判有了基本前提。
1935年12月中旬，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聚集到在瓦窑堡镇内张闻天家的简陋窑洞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因蒋介石仍在“剿共”，中共中央没有改变“反蒋抗日”口号，不过已开始设想采取争取策略。12月9日，《救国时报》刊载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拟的中共宣言，将传统的“蒋贼”之称改为“南京蒋总司令”，并希望他的军队“马上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对蒋介石称谓的这一改变，实际传递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信息。
宋庆龄推荐密使带蒋介石条件到陕北
蒋介石看到中共传递的信息，马上作出了反应。多年“剿共”不能成功后，他也想试探一下和平解决方式。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询问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是不是确有谈判意愿。这位大使作出肯定答复后，蒋介石马上通知他的心腹、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潘汉年、王明先后会见了邓文仪，表示了愿意和谈，又说中共中央在国内，谈判应在国内进行。
接到邓文仪的报告后，不愿公开放弃“剿共”立场的蒋介石决定以中间人牵线方式进行接触试探。他知道自己的妻姐、孙中山的夫人“国母”宋庆龄同中共有密切关系，便派妻兄宋子文去表示愿意谈判之意。宋庆龄马上推荐有“红色牧师”之称的董健吾去陕北。董健吾出发前，蒋介石交代了与中共谈判的条件，即共产党可以合法身份参加政治活动，红军编入国防军到抗日前线。宋庆龄又交给董健吾一大包云南白药，因为她听说红军缺乏止血药，托他带给陕北，体现了对共产党人的深厚情谊。
1936年2月下旬，董健吾到达陕北。率红军东征山西的毛泽东得知此事，于3月4日回电表示“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毛泽东还提出“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等五项条件。蒋介石却只想收编红军，不同意政府改组和组织“联军”，双方条件的差距很大。5月间，中共中央结束东征后召开会议，决定采取“逼蒋抗日”，在政策上有了重大改变。
两广出事 蒋介石的态度积极起来
国民党当局伸出和谈触角时，中共中央也秘密派出代表周小舟，于1936年初至8月间四次赴南京，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商谈和平条件，还从衣服夹层中带去一批写在白绸上的信件，即毛泽东、周恩来等致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曾养甫、覃振的信。8月间，周小舟到陕北汇报，毛泽东因非常喜欢这位年仅24岁的同乡，留下他当了秘书。
6月间，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李宗仁的桂系以“北上抗日”为口号，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进兵湖南。蒋介石为稳住西北，对共产党的谈判态度一时积极起来。7月间，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共代表潘汉年应邀到达南京，同昔日隐蔽战线上的对手、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负责人张冲进行了会谈。8月上旬，潘汉年到陕北向中央汇报了接触情况，毛泽东将这位风度潇洒、如同小老板的上海人称为“小开”，这一称呼后来也成为他的代号。
“两广事变”发生前，驻在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第一军有三十多个团，兵力超过6万人，是国民党军装备最好的德械部队。事变发生后，该部调往湖南，西北红军所受的压力减轻，红二、四方面军未遇拦阻通过草地进入甘南。当时中共中央决定联合东北军、西北军建立“西北大联合”局面，并打通与苏联的通道取得援助，再以实力地位争取建立全国抗日联合政府。
老蒋翻脸 态度蛮横 谈判破裂
一向只讲实力的蒋介石解决了陈济棠并迫使桂系妥协后，对共产党又强硬起来，胡宗南的第一军于9月间调回西安。10月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以胡宗南、关麟征部等中央军精锐为主的国民党军紧追过来并展开猛攻。国民党空军还将100余架战斗机（占其作战飞机半数）调到西安、洛阳机场，日日以轰炸扫射掩护地面部队推进。
在蒋介石展开军事进攻之际，11月10日，潘汉年又到上海沧州饭店谈判。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最多只能编三千人至五千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如回国，量才录用。”听到这一苛刻条件，潘汉年马上回答：“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的立场上的收编红军条件，不能说是合作抗日的谈判条件。”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于11月18日发布了“决战动员令”，号召三个方面军的部队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并着重打击胡宗南部。
打败胡宗南 张学良发贺电 老蒋态度又变
胡宗南率兵再返陕甘时，当年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修书一封给“宗南同学”，其中写道：“黄埔分手后，不想竟成敌对。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
周恩来在信中还希望胡宗南“立停内战，共谋抗敌”。这位黄埔一期生却忠实执行“校长”蒋介石的命令，率兵从甘肃中部大举向陇东和宁夏东南的红军进攻。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部队采取诱敌深入的方式，集中三个方面军于11月21日消灭了胡部孤军深入山城堡的丁德隆师一个旅，增援的一旅亦被红军击溃。胡宗南锐气大挫后被迫收缩，红军和东北军则受到鼓舞。
山城堡一战，显示了红军的战斗力。
张学良秘密向中共中央发来贺电，又表示说，胡宗南也不过一血性军人，对其不宜一味硬打，给以教训后亦应施以政治攻势。
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复电称：对胡宗南正用一切方法争取之，彼不再进决不打他，仅在彼向盐池进攻时准备消灭其一两个师，但打后仍进行统一战线政策。
当时中共中央强调说，无论对蒋、对胡，只有战争的刺激和教训才能使其悬崖勒马。毛泽东后来对此也形容说，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懂得礼让。
果然，蒋介石在秘密谈判中的条件很快有了改变。
12月初，陈立夫紧急电召在上海的潘汉年再去南京谈判，见面即说明，蒋先生已作出重要让步，不再坚持收编红军和师长以上干部出洋半年回国量才录用等条件，同意接受红军改编，并说明人数限制在3万以内。
边打边谈 实力说话
在红军长征结束前后，国共两党进行频繁谈判却迟迟达不成停战，关键是蒋介石想以对付旧军阀的“收编”方式吃掉红军，不同意建立合作抗日关系。“西安事变”爆发前两天，毛泽东致潘汉年的电报中明确说明：“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的让步。”事实证明，向对手显示出战斗实力是使其让步的最基本条件。蒋介石出于长期“剿共”不成功、国民党内又群起要求一致对外的无奈，才最终同意停止内战，而绝不是内心发了慈悲。中国共产党人开展统战工作的成功，恰恰是以红军的坚强战斗力作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