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真的不败而败吗？

战争和外交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要想处理好这两者关系，绝对需要非常高超的操控水平。



在中法之战中，清廷没有中断过和法国的谈判，这与其说是妥协投降，倒不如说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一种进步，一种大大的进步。只是，清廷还没有从国际政治学习中完全毕业，也没能拿到一个相对高的分数，这虽然让人觉得遗憾，但决不能说谈判就很丢脸。



事实上，中法战争爆发后，各方围绕“和战”问题的外交活动和秘密谈判几乎就没有停止过。打仗这东西，耗钱费力，毋庸多说，道光皇帝当年吃了败仗，很大原因其实也是因为不想多花钱。譬如这中法战争，这一仗下来，白花花的银子就花了一亿多两，可谓惊人。一百多年前也有愤青，他们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当然可以一路高喊奋战到底，不计成本，但这白花花的银子从哪里来，怎么花，作为大清帝国的董事长慈禧太后，就不得不仔细斟酌了。



打仗这件事，是最能花钱的。打赢了，不但可以收回成本，还能敲诈以笔；但要打输了，不但血本无归，还要倒赔战胜国的军费。这在十九和二十世纪那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里，也是通例。譬如，德国人在色当战役里打败了法国人，法国人不但损兵折将，还得赔偿50亿法郎并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给德国人。一战结束后，德国人被打败了，就得反过来赔偿1320亿马克给那些战胜国。德国人最后付不起，经过希特勒一嚷嚷，弄得德国人不干了，要重新打过。这不，二战就这样爆发了。从此以后，战胜国黄世仁向战败国杨白劳强索战争赔偿的事，也就收敛不少，要这杨白劳破罐子破摔，跟你玩命，也是件麻烦事。



且说镇南关大捷后，正当冯子材联合各路清军将领，准备分兵南下收复河内、太原的时候，1885年4月7日，清政府却突然于下达了“乘胜即收”、停战撤兵的命令。



命令来得太突然了，很多清军将士接令后，气得捶胸顿足，“拔剑所地，恨恨连声”，极为的痛心疾首。许多士兵甚至跑到将帅帐外，写血书，立军令状，“磨拳擦掌，同声请战”，“战如不胜，甘从军法”。冯子材、王德榜等清军将领在大胜之下，也不想轻易放弃扩大战果的机会，便联合起来致电上司两广总督张之洞，要求代奏清廷，诛杀议和之人，以振士气。



说到这里，当时人写诗讽刺清廷说：“十二金牌事，于今复见之。黄龙将痛饮，花目忽生期”，十二金牌的事，不就是当年南宋朝廷令岳飞从朱仙镇退兵的金牌诏吗。连清政府派赴广东会筹防务的彭玉麟也愤愤然的赋诗一首：“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但胳膊毕竟扭不过大腿，冯子材被迫遵旨撤军后，彭玉麟只能叹道，“老臣抗疏千行泪，一夜悲歌白发生！”



事实上，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即使在宣战以后，也始终在或明或暗地寻求和平活动。镇南关大捷本来使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都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但是，慈禧太后担心法国会“因愤添兵”，不断扩大战争，兵连祸结，这时李鸿章等人认为镇南关大捷是“乘胜即收”的好机会，慈禧太后便点头称是。



武人好战，情有可原，但大清帝国的董事长慈禧太后，考虑的可能要多一点。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虽然清军在镇南关、谅山等地大败法军，并在北越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但是，法国舰队当时也占领了澎湖，对台湾地区形成了封锁状态，中法在陆海两个战场上，双方互有胜负，总体上形成一种均势。



慈禧太后担心的是，法国人会因失败而愤怒，因愤怒而继续扩大战争。事实上，对于越南未来的战局，不要说慈禧太后没有十分的把握，恐怕前线将士心里也未必有底。冷静的说，镇南关大捷和临洮大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清军在人数上的压倒性优势所取得的，而双方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并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弥补的。



譬如在海战方面，中国的海军和法国舰队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这从马尾海战和浙江石浦中国两艘军舰被击沉，中国战舰在战争中避而不战，就可以看出问题所在。更让慈禧太后心烦意乱的是，法国舰队可能会对南方到北方的海上漕运构成威胁，甚至可能像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样，法国舰队北上进行骚扰，再度攻击京畿，这也导致清廷对持续作战底气不足。



海防空虚，加之战争耗费巨大，清政府在财力上难以支撑，也是停战求和的重要原因。中法战争总共耗资一亿多两白银，清政府并为此欠债达两千万两，其中相当部分还是以海关税收作为担保，向外国银行所借的债款。（1）慈禧太后是个极度抠门的人，这银子水一样的花出去，很难不对她的决策起到很大的心理作用。



再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虽然英美等国在战争期间保持中立，但战争的过分延长，往往会危及到这些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正因为如此，英美等国一直在给清廷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尽快对法妥协，早日结束战争。何况，英美等国并不希望中国取得对法战争的全面胜利，因为这可能会使得清廷对西方列强采取强硬措施，譬如英国外交大臣就曾说过，“中国的任何胜利，都会一般地对欧洲人发生严重后果”。



而中国的两个邻居，俄国和日本，也在虎视眈眈的看着战争的进程。拿俄国来说，早两年因强占伊犁的阴谋未能得逞，目前正企图利用中法战争，混水摸鱼，这也是俄国人的一贯本色。1884年9月，在法国突袭马尾港的福建水师之后不久，俄国报纸竟然声称：“中国伊犁背约，将来怯攻中国，俄亦欲夺疆土”。俄国人对土地的贪婪，的确让清廷头疼不已。



更为严重的是未来的中日冲突。中法战争期间，日本策动朝鲜的亲日派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遭到失败，也在不断的鼓吹武力侵朝，这对中国北方的安全形成了潜在的巨大威胁。1885年初，正当中法军队在北析激战之时，日本代表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谈判有关朝鲜“甲申政变”的善后事宜，却暗中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暗通来往。清廷当时最担心的就是，法国和日俄勾结，南北呼应，乘机在北方挑起事端，到时清廷根本无法同时应对。毕竟，以清廷当时的实力，打一场战争已经是够呛，怎么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呢？



此外，当时台湾仍受到法国舰队的严密封锁，形势比较险恶。而越南当局在中法战争中一味的妥协投降，甚至在法国人的胁迫下，公开断绝了同清廷的宗藩关系。越南的离心离德，也让清廷心灰意冷，失去了继续援越抗法的信心。



正是处于多种考虑，慈禧太后在权衡利弊后，决定舍越南而保台湾，承认越南沦为法国保护的现状。恰在此时，法国茹费理内垮台，政局的不稳定加上打远距离战争的困难，新的法国政府对持续的战争也感到不堪重负。正因为双方都不想再打下去，两国间已进行了多日的秘密谈判便开始走向互相妥协，彼此都表现出和平解决的意愿。



1885年1月，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插手干预下，清政府授权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英国人金登干作为中国代表，同法国外交部进行秘密谈判，大清帝国大概以为国际上也是熟人好办事，还真就放心大胆的使用外国专家了。



镇南关大捷后，主管谈判事务的李鸿章说，“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以胜求和，倒也是顺理成章。据此，清廷授权金登干于4月4日同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毕尔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又称《中法议和草约》）。



金登干签的只是初步的合作意向书，正式文本还要双方正式代表重新谈判拟定。这样，法国政府代表兼驻华公使巴德诺来到天津，和李鸿章进行谈判，以敲定和议最后的正式文本。1885年6月9日，中法双方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通常称《中法新约》），和约共十款内容。



到1886年到1888年，根据《中法新约》的约定，清政府又和法国签订了《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界务条约》、《中法续议商务专约》等后继条约，由此，法国终于打开了通往中国西南的商业之路。



清廷乘胜求和基本没有什么疑问，但中法战争到底是不是“不败而败”，学界也是一直争论不休。不如我们先来看看条约原文，逐一解读。



条约第一款和第二款，说的是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具体来说，就是规定越南境内的事情比如叛乱什么的，由法国自行弭乱安抚。中国境内的匪党等事情，由中国设法解决，不要弄到越南来。至于那些在越南的中国侨民，改由法国保护，一视同仁。无论遇有何事，法兵永不得过北圻与中国边界，法国并约明必不自侵此界，且保他人必不犯之。法国既担保边界无事，中国约明亦不派兵前赴北圻。



第二款说，法国与越南自立之条约，不管是已定的还是续立的，都请中国不要干涉，至于今后中越往来，也不要有碍中国的威望和体面。



说白了，越南以后是死是活，都改由法国来保护，清廷就别管了。反正大清帝国在越南也没有行使过什么实质性的权利，现在又无力承担义务，天朝的面子问题都是虚的，设法保全就是。至于第一款的后面规定，更像是中法互不侵犯条约。



第三款提出要勘测界址，划定中越国界。说句题外话，中国古代不存在什么具体的国界概念，“普天之下，尽是王土”，世界以中国为中心，还划什么界啊？但是，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兴起后，敲定双方的边界成为国际通常做法，划界也是迟早的事情，不提。



第四款讲的是对中越老百姓往来两国的边境管理，比如发放护照之类的，这些也是欧洲人搞的新鲜玩意，也算是学习了西方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了吧。



第五款说的是通商问题。中国与越南北圻陆路交界，允准法国商人及法国保护之商人并中国商人运货进出。通商处所在中国边界的指定两处：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可以在此居住，和其他通商口岸无异。中国应在此设关收税，法国亦得在此设立领事官，其领事官应得权利，与法国在通商各口之领事官无异。中国亦得与法国商酌，在越南北圻各大城镇拣派领事官驻扎。



第六款是对第五款的补充，商定以后具体讨论关于通商的章程和税收等问题，这就是后来签订的《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续议商务专约》。



上面这两款，原来的观点认为是侵犯了中国的权益，说是法国人打通了侵入中国西南的门户，被骂得很厉害。但以现在的观点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通商条款，从条约内容上来看，双方都是平等的，谈不上谁侵犯谁的问题。看来，教科书的老调子是跟不上时代潮流了。



第七款是关于修建铁路的，法国将在越南北圻一带开辟道路，鼓励建设铁路。“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其招募人工，法国无不尽力劝助”。但特别说明的是，“不得视此条系为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



从这条来看，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平等的，法国人已经特别说明了，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考虑和法国多合作，但没有规定这是法国独享的权利。事实上，战后中法两国和好如初，后来北洋舰队的船坞工程，和马味港一样，还是请的法国人承包建造呢！


第八款约定通商条款和将来的章程十年为期，期满可续修。这也是当时的国际惯例，不提。



第九款是法国撤兵的规定，规定条约彼此画押后，法军立即退出基隆，并除去在海面搜查等事。画押后一个月内，法兵必当从台湾、澎湖全行退尽。



第十款是关于双方换约的，不提。



条约就是这样。



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关于越南的保护问题，正如从中调停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所说，“中法争端是解决了，条件是所能希望中最易行的，简单的说，就是承认现状，这真是：‘谁能抢就抢，谁能抢到就算他的！’”



但是，笔者认为，关于越南沦为保护国，其主要责任不在清政府，而在越南阮氏王朝，退一万步来说，那也是实力问题，无可奈何的事情。据说，在李鸿章和福禄诺于1884年5月签订了《中法简明和约》后不久，越南阮氏王朝就在法国人的指使下，将清政府颁发的玉玺、封册等当众焚毁， 公开宣布断绝和中国的藩属关系，接受法国的保护。



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越南阮氏王朝公开投降法国的举动，事实上让中国军队援越抗法失去了基本前提和理论依据。而且，这还对后面的战局造成重大的影响。毕竟清军取得胜利的镇南关等地，都靠近中越边境，后勤保障和补给相对容易，而且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支持，但如果深入越南中部和南部，没有越方的支持，情况就很难预料了。



当时的大清帝国，在西方列强面前，远谈不上是什么大国，在自己国力并不强大，且万事待兴的情况下，去保卫一个没有太多利益且已经单方面宣布中断传统关系的藩属国，未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越南的情况，和后来的保卫朝鲜，情况还不完全一样。



从战略上来说，做出一个决策，我们必须要界定自己的威胁是什么，利益在哪里，在怎样的资源条件下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在大清帝国实力有限的情况下，去保一个对自己没什么实质意义的藩属国，正如李鸿章认为的，避重就轻，意义不大。何况，当时最可怕的敌人其实应该是日本，李鸿章敏锐的意识到这一点，并为之做了准备，可惜最后还是功亏一篑。



如果按这样的思路的话，中法和谈如能早日实现，反倒是件好事。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徐中约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的，“事实证明，清廷的优柔寡断和举棋不定造成了灾难。坚定的作战政策本来可能制止法国的侵略；如果坚持和平政策，本来也可以保住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坞。可是，庸碌无能的领导层却毁了这两者，而且还丧失了安南这一朝贡国。清流党意气用事，无补于事，因此对这些后果应负大部分责任。”（2）



做决策，最可怕的就是首鼠两端，举棋不定，最后弄得两头落空，损失惨重。这些损失，和慈禧太后的意气用事是分不开的。至于《中法新约》，就条约本身而言，不但不能说是失败，相反，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尽管后人大都认为清廷腐败无能，但对于《中法新约》，我们似乎没有必要不妄自菲薄，更不能因此而认为它是卖国条约，尽管它有着这样或者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注：（1）、参看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2）、（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1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本章参考书目：



1、张壮强：《广西近代援越抗法战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廖宗麟著：《中法战争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3、周志初：《不败而败：中法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5、（清）罗惇曧：《中法兵事始末》，选自《罗瘿公历史笔记辑》。

6、郑师渠：《中国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7、郑彭年：《甲申甲午风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8、《中法战争》，（三）、（五），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战争和外交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要想处理好这两者关系，绝对需要非常高超的操控水平。



在中法之战中，清廷没有中断过和法国的谈判，这与其说是妥协投降，倒不如说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一种进步，一种大大的进步。只是，清廷还没有从国际政治学习中完全毕业，也没能拿到一个相对高的分数，这虽然让人觉得遗憾，但决不能说谈判就很丢脸。



事实上，中法战争爆发后，各方围绕“和战”问题的外交活动和秘密谈判几乎就没有停止过。打仗这东西，耗钱费力，毋庸多说，道光皇帝当年吃了败仗，很大原因其实也是因为不想多花钱。譬如这中法战争，这一仗下来，白花花的银子就花了一亿多两，可谓惊人。一百多年前也有愤青，他们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当然可以一路高喊奋战到底，不计成本，但这白花花的银子从哪里来，怎么花，作为大清帝国的董事长慈禧太后，就不得不仔细斟酌了。



打仗这件事，是最能花钱的。打赢了，不但可以收回成本，还能敲诈以笔；但要打输了，不但血本无归，还要倒赔战胜国的军费。这在十九和二十世纪那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里，也是通例。譬如，德国人在色当战役里打败了法国人，法国人不但损兵折将，还得赔偿50亿法郎并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给德国人。一战结束后，德国人被打败了，就得反过来赔偿1320亿马克给那些战胜国。德国人最后付不起，经过希特勒一嚷嚷，弄得德国人不干了，要重新打过。这不，二战就这样爆发了。从此以后，战胜国黄世仁向战败国杨白劳强索战争赔偿的事，也就收敛不少，要这杨白劳破罐子破摔，跟你玩命，也是件麻烦事。



且说镇南关大捷后，正当冯子材联合各路清军将领，准备分兵南下收复河内、太原的时候，1885年4月7日，清政府却突然于下达了“乘胜即收”、停战撤兵的命令。



命令来得太突然了，很多清军将士接令后，气得捶胸顿足，“拔剑所地，恨恨连声”，极为的痛心疾首。许多士兵甚至跑到将帅帐外，写血书，立军令状，“磨拳擦掌，同声请战”，“战如不胜，甘从军法”。冯子材、王德榜等清军将领在大胜之下，也不想轻易放弃扩大战果的机会，便联合起来致电上司两广总督张之洞，要求代奏清廷，诛杀议和之人，以振士气。



说到这里，当时人写诗讽刺清廷说：“十二金牌事，于今复见之。黄龙将痛饮，花目忽生期”，十二金牌的事，不就是当年南宋朝廷令岳飞从朱仙镇退兵的金牌诏吗。连清政府派赴广东会筹防务的彭玉麟也愤愤然的赋诗一首：“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但胳膊毕竟扭不过大腿，冯子材被迫遵旨撤军后，彭玉麟只能叹道，“老臣抗疏千行泪，一夜悲歌白发生！”



事实上，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即使在宣战以后，也始终在或明或暗地寻求和平活动。镇南关大捷本来使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都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但是，慈禧太后担心法国会“因愤添兵”，不断扩大战争，兵连祸结，这时李鸿章等人认为镇南关大捷是“乘胜即收”的好机会，慈禧太后便点头称是。



武人好战，情有可原，但大清帝国的董事长慈禧太后，考虑的可能要多一点。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虽然清军在镇南关、谅山等地大败法军，并在北越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但是，法国舰队当时也占领了澎湖，对台湾地区形成了封锁状态，中法在陆海两个战场上，双方互有胜负，总体上形成一种均势。



慈禧太后担心的是，法国人会因失败而愤怒，因愤怒而继续扩大战争。事实上，对于越南未来的战局，不要说慈禧太后没有十分的把握，恐怕前线将士心里也未必有底。冷静的说，镇南关大捷和临洮大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清军在人数上的压倒性优势所取得的，而双方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并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弥补的。



譬如在海战方面，中国的海军和法国舰队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这从马尾海战和浙江石浦中国两艘军舰被击沉，中国战舰在战争中避而不战，就可以看出问题所在。更让慈禧太后心烦意乱的是，法国舰队可能会对南方到北方的海上漕运构成威胁，甚至可能像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样，法国舰队北上进行骚扰，再度攻击京畿，这也导致清廷对持续作战底气不足。



海防空虚，加之战争耗费巨大，清政府在财力上难以支撑，也是停战求和的重要原因。中法战争总共耗资一亿多两白银，清政府并为此欠债达两千万两，其中相当部分还是以海关税收作为担保，向外国银行所借的债款。（1）慈禧太后是个极度抠门的人，这银子水一样的花出去，很难不对她的决策起到很大的心理作用。



再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虽然英美等国在战争期间保持中立，但战争的过分延长，往往会危及到这些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正因为如此，英美等国一直在给清廷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尽快对法妥协，早日结束战争。何况，英美等国并不希望中国取得对法战争的全面胜利，因为这可能会使得清廷对西方列强采取强硬措施，譬如英国外交大臣就曾说过，“中国的任何胜利，都会一般地对欧洲人发生严重后果”。



而中国的两个邻居，俄国和日本，也在虎视眈眈的看着战争的进程。拿俄国来说，早两年因强占伊犁的阴谋未能得逞，目前正企图利用中法战争，混水摸鱼，这也是俄国人的一贯本色。1884年9月，在法国突袭马尾港的福建水师之后不久，俄国报纸竟然声称：“中国伊犁背约，将来怯攻中国，俄亦欲夺疆土”。俄国人对土地的贪婪，的确让清廷头疼不已。



更为严重的是未来的中日冲突。中法战争期间，日本策动朝鲜的亲日派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遭到失败，也在不断的鼓吹武力侵朝，这对中国北方的安全形成了潜在的巨大威胁。1885年初，正当中法军队在北析激战之时，日本代表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谈判有关朝鲜“甲申政变”的善后事宜，却暗中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暗通来往。清廷当时最担心的就是，法国和日俄勾结，南北呼应，乘机在北方挑起事端，到时清廷根本无法同时应对。毕竟，以清廷当时的实力，打一场战争已经是够呛，怎么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呢？



此外，当时台湾仍受到法国舰队的严密封锁，形势比较险恶。而越南当局在中法战争中一味的妥协投降，甚至在法国人的胁迫下，公开断绝了同清廷的宗藩关系。越南的离心离德，也让清廷心灰意冷，失去了继续援越抗法的信心。



正是处于多种考虑，慈禧太后在权衡利弊后，决定舍越南而保台湾，承认越南沦为法国保护的现状。恰在此时，法国茹费理内垮台，政局的不稳定加上打远距离战争的困难，新的法国政府对持续的战争也感到不堪重负。正因为双方都不想再打下去，两国间已进行了多日的秘密谈判便开始走向互相妥协，彼此都表现出和平解决的意愿。



1885年1月，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插手干预下，清政府授权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英国人金登干作为中国代表，同法国外交部进行秘密谈判，大清帝国大概以为国际上也是熟人好办事，还真就放心大胆的使用外国专家了。



镇南关大捷后，主管谈判事务的李鸿章说，“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以胜求和，倒也是顺理成章。据此，清廷授权金登干于4月4日同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毕尔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又称《中法议和草约》）。



金登干签的只是初步的合作意向书，正式文本还要双方正式代表重新谈判拟定。这样，法国政府代表兼驻华公使巴德诺来到天津，和李鸿章进行谈判，以敲定和议最后的正式文本。1885年6月9日，中法双方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通常称《中法新约》），和约共十款内容。



到1886年到1888年，根据《中法新约》的约定，清政府又和法国签订了《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界务条约》、《中法续议商务专约》等后继条约，由此，法国终于打开了通往中国西南的商业之路。



清廷乘胜求和基本没有什么疑问，但中法战争到底是不是“不败而败”，学界也是一直争论不休。不如我们先来看看条约原文，逐一解读。



条约第一款和第二款，说的是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具体来说，就是规定越南境内的事情比如叛乱什么的，由法国自行弭乱安抚。中国境内的匪党等事情，由中国设法解决，不要弄到越南来。至于那些在越南的中国侨民，改由法国保护，一视同仁。无论遇有何事，法兵永不得过北圻与中国边界，法国并约明必不自侵此界，且保他人必不犯之。法国既担保边界无事，中国约明亦不派兵前赴北圻。



第二款说，法国与越南自立之条约，不管是已定的还是续立的，都请中国不要干涉，至于今后中越往来，也不要有碍中国的威望和体面。



说白了，越南以后是死是活，都改由法国来保护，清廷就别管了。反正大清帝国在越南也没有行使过什么实质性的权利，现在又无力承担义务，天朝的面子问题都是虚的，设法保全就是。至于第一款的后面规定，更像是中法互不侵犯条约。



第三款提出要勘测界址，划定中越国界。说句题外话，中国古代不存在什么具体的国界概念，“普天之下，尽是王土”，世界以中国为中心，还划什么界啊？但是，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兴起后，敲定双方的边界成为国际通常做法，划界也是迟早的事情，不提。



第四款讲的是对中越老百姓往来两国的边境管理，比如发放护照之类的，这些也是欧洲人搞的新鲜玩意，也算是学习了西方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了吧。



第五款说的是通商问题。中国与越南北圻陆路交界，允准法国商人及法国保护之商人并中国商人运货进出。通商处所在中国边界的指定两处：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可以在此居住，和其他通商口岸无异。中国应在此设关收税，法国亦得在此设立领事官，其领事官应得权利，与法国在通商各口之领事官无异。中国亦得与法国商酌，在越南北圻各大城镇拣派领事官驻扎。



第六款是对第五款的补充，商定以后具体讨论关于通商的章程和税收等问题，这就是后来签订的《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续议商务专约》。



上面这两款，原来的观点认为是侵犯了中国的权益，说是法国人打通了侵入中国西南的门户，被骂得很厉害。但以现在的观点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通商条款，从条约内容上来看，双方都是平等的，谈不上谁侵犯谁的问题。看来，教科书的老调子是跟不上时代潮流了。



第七款是关于修建铁路的，法国将在越南北圻一带开辟道路，鼓励建设铁路。“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其招募人工，法国无不尽力劝助”。但特别说明的是，“不得视此条系为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



从这条来看，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平等的，法国人已经特别说明了，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考虑和法国多合作，但没有规定这是法国独享的权利。事实上，战后中法两国和好如初，后来北洋舰队的船坞工程，和马味港一样，还是请的法国人承包建造呢！


第八款约定通商条款和将来的章程十年为期，期满可续修。这也是当时的国际惯例，不提。



第九款是法国撤兵的规定，规定条约彼此画押后，法军立即退出基隆，并除去在海面搜查等事。画押后一个月内，法兵必当从台湾、澎湖全行退尽。



第十款是关于双方换约的，不提。



条约就是这样。



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关于越南的保护问题，正如从中调停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所说，“中法争端是解决了，条件是所能希望中最易行的，简单的说，就是承认现状，这真是：‘谁能抢就抢，谁能抢到就算他的！’”



但是，笔者认为，关于越南沦为保护国，其主要责任不在清政府，而在越南阮氏王朝，退一万步来说，那也是实力问题，无可奈何的事情。据说，在李鸿章和福禄诺于1884年5月签订了《中法简明和约》后不久，越南阮氏王朝就在法国人的指使下，将清政府颁发的玉玺、封册等当众焚毁， 公开宣布断绝和中国的藩属关系，接受法国的保护。



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越南阮氏王朝公开投降法国的举动，事实上让中国军队援越抗法失去了基本前提和理论依据。而且，这还对后面的战局造成重大的影响。毕竟清军取得胜利的镇南关等地，都靠近中越边境，后勤保障和补给相对容易，而且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支持，但如果深入越南中部和南部，没有越方的支持，情况就很难预料了。



当时的大清帝国，在西方列强面前，远谈不上是什么大国，在自己国力并不强大，且万事待兴的情况下，去保卫一个没有太多利益且已经单方面宣布中断传统关系的藩属国，未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越南的情况，和后来的保卫朝鲜，情况还不完全一样。



从战略上来说，做出一个决策，我们必须要界定自己的威胁是什么，利益在哪里，在怎样的资源条件下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在大清帝国实力有限的情况下，去保一个对自己没什么实质意义的藩属国，正如李鸿章认为的，避重就轻，意义不大。何况，当时最可怕的敌人其实应该是日本，李鸿章敏锐的意识到这一点，并为之做了准备，可惜最后还是功亏一篑。



如果按这样的思路的话，中法和谈如能早日实现，反倒是件好事。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徐中约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的，“事实证明，清廷的优柔寡断和举棋不定造成了灾难。坚定的作战政策本来可能制止法国的侵略；如果坚持和平政策，本来也可以保住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坞。可是，庸碌无能的领导层却毁了这两者，而且还丧失了安南这一朝贡国。清流党意气用事，无补于事，因此对这些后果应负大部分责任。”（2）



做决策，最可怕的就是首鼠两端，举棋不定，最后弄得两头落空，损失惨重。这些损失，和慈禧太后的意气用事是分不开的。至于《中法新约》，就条约本身而言，不但不能说是失败，相反，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尽管后人大都认为清廷腐败无能，但对于《中法新约》，我们似乎没有必要不妄自菲薄，更不能因此而认为它是卖国条约，尽管它有着这样或者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注：（1）、参看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2）、（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1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本章参考书目：



1、张壮强：《广西近代援越抗法战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廖宗麟著：《中法战争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3、周志初：《不败而败：中法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5、（清）罗惇曧：《中法兵事始末》，选自《罗瘿公历史笔记辑》。

6、郑师渠：《中国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7、郑彭年：《甲申甲午风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8、《中法战争》，（三）、（五），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