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摇篮里的新中国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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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国之初，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和部署下，新中国的外交队伍迅速组建起来，一大批经过战火考验的将军被任命为大使，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南京、上海、北京、延安从事外事工作的干部成为新中国外交官的生力军，一批地方干部被充实进外交部。新中国的外交官们以崭新的面貌昂首挺胸踏上国际舞台……
西柏坡部署新中国外交大计
1948年的一个秋日，周恩来在西柏坡召集中共中央外事组会议，就全国解放以后的外事工作作出具体部署。王炳南带领中央外事组科以上干部参加了这次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夜举行的重要会议，聆听了周恩来就新中国外交工作所作的第一次讲话。“人民解放军就要向天津发起总攻，大家应作好准备前往天津。”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中，周恩来首先介绍战场形势，接下来就详细谈到进城后如何做好外事工作。他特别强调了外事纪律：“外事干部尤其要注意纪律问题。遇事要多请示报告，外事干部就是文职解放军。外事工作对外影响大，所以外交无小事。外交大权在中央，各地不得擅自行事……”“一切涉外工作都必须请示中央！”“我们的外交队伍应该以新的政策思想和新的纪律、作风来开辟新的工作。”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热情挽留未来的新中国外交官们共进晚餐。一盘素炒菠菜博得了王炳南和其他与会者的啧啧称赞。
天津解放前夕，周恩来于1949年1月19日为党中央草拟了经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新中国的外交不受任何屈辱外交传统的束缚，不承认任何与我无外交关系的国家在中国的代表。
1949年春、夏之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3条方针，这是根据中国的历史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作出的重大决策。
1949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为新中国的诞生作最后的准备。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共同纲领》不但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而且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一些具体政策，包括把“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3大决策法律化。
中央人民政府率先任命外交部长
1949年10月1日下午开国大典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席以及包括周恩来、陈毅等人在内的56位委员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庄严宣布就职。在这次历史性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在任命各部部长以前，首先任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部长。
其实，在国民党时代驻重庆、南京大使馆工作了长达15年之久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尼•特•费德连科）博士早在抗战时期就为未来的新中国“物色”了外交部长。这位上个世纪30年代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中国系的著名汉学家，曾在“陪都”重庆很认真地对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说：“未来中共取得政权，您将是外交部长的最佳人选。”温文尔雅的周恩来谦和地笑笑答曰：“不敢当，不敢当。”事实上，在新中国诞生后不久，翩然飞来北京履新，出任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的费德林在一次宴会上面有赧色地向周恩来表示自己真诚的歉意：“请原谅我低估了您的才能，您不仅是最好的外交部长，而且也是最好的总理……”
10月1日，毛泽东还向全世界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各国政府庄严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发出第一份公函，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书。公函送达各国在北京旧领事馆领事，请其转交各国政府。在北京无领事馆，而在南京有大使馆或公使馆者，则送达南京各国旧大使馆或公使馆。
同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次会议通过政务院各部、会、院、署、行负责人人选，连同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次会议所任命的外交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副部长以上官员名单如下：
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副部长：王稼祥（原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克农（原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章汉夫（原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侨事务处处长）
1950年至1957年又相继任命了6位外交部副部长，他们是：
伍修权（1950年12月26日任命，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张闻天（1954年4月14日任命，名列王稼祥之前，兼驻苏联大使）；姬鹏飞（1955年1月）；袁仲贤（1956年1月）；曾涌泉（1957年2月）；罗贵波（1957年10月）。
外交部街33号的新主人
北京城东外交部街33号一度是中共进入北平后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外交部成立之初，分散在北京玉河桥、松树胡同办公，后迁入外交部街33号。外交部（东楼）设有办公和接待场所。建国初，曾在这里举行过招待会。举行招待会时，办公室被临时布置成接待室。
11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外交部街33号———晚清奕
讠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旧
址——仿德式高大建筑里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成立大会就在俗称“老部”的外交部礼堂举行。许多当年恭逢其会的资深外交官如温朋久、凌青清晰地记得周恩来气壮山河的重要演说：“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100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建部之初，外交部设有办公厅、苏联东欧司、亚洲司、西欧非洲司、美洲澳洲司、国际司、情报司、条约委员会、外交政策委员会9个司级单位。
1949年12月16日，政务院第11次政务会议通过外交部所属机构工作人员任命名单。18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一任命名单：
办公厅主任王炳南（曾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40岁）
副主任阎宝航（曾任辽北省人民政府主席，54岁）；董越千（曾任华北人民政府副秘书长，34岁）；赖亚力（时任中苏友协总会副总干事兼秘书处主任，38岁）
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参谋长，40岁）；亚洲司司长沈端先（夏衍）（时任上海军管会文化管理委员会副主任，48岁）；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曾任政协会议副秘书长，39岁）、副司长温朋久（曾任北方大学教授，43岁）；美洲澳洲司司长柯柏年（曾任中共中央外事组研究处处长，44岁）；国际司司长董越千（兼，34岁）、副司长龚普生（曾任联合国组织的专员；35岁）；情报司司长龚澎（曾任香港《中国文摘》主编，34岁）；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章汉夫（兼，42岁）；外交政策委员会主任委员周恩来（兼，50岁）；副主任委员乔冠华（曾任新华通讯社华南分社社长，35岁）；秘书主任杨刚（曾任上海《大公报》编辑，43岁）
年轻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刚“知天命”。“乔老爷”乔冠华30出头，他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最年轻的如乔夫人——外交部领导成员乔宗淮的母亲龚澎和当过白求恩大夫英文翻译的董越千才34岁。嗣后一人独领新闻司（情报司后更名为新闻司）风骚14年的龚澎比上世纪90年代初被传媒爆炒一时的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塔特怀勒还年轻！17位正副部长、司长平均年龄还不到42岁。
外交部建部初期各司、委均设科不设处，只有“庞然大物”的办公厅是个例外，下设行政、秘书、机要、人事、签证、交际6处。除秘书处外，其余5处稍后相继成为外交部的司、局级单位。如：行政处后为总务司、行政司，交际处后为礼宾司，签证处后为领事司，人事处后为人事司、干部司，机要处后为机要局。随着新中国外交业务的不断发展，外交部组织机构也进行了调整，到1955年底，共设有14个司局级单位。
将军大使奏出新中国外交部的“摇篮曲”
10月20日晚上22时，周恩来在出席了毛泽东为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举行的欢迎宴会后前往北京火车站为外交部副部长、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离京赴任送行。日理万机的堂堂一国总理亲自为驻外大使赴任送行，这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可是，王稼祥大使赴任，连护照都来不及办理。也就是说，以王稼祥为首的中国外交官一行前往莫斯科，行囊里居然没有红皮外交官护照，只有薄薄一纸“证明书”！
北京站的钟声催动了待发的列车。握别时，周恩来对王稼祥说：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派大使，搞外交，我们经验太少，你赴任后要多总结经验，推动我们外交工作的发展。
1949年深秋，一大批经历过长期战争岁月考验的将军，跨进国徽高悬的外交部大门。
以下是1950年4月至1951年5月我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10位将军大使（公使）：
袁仲贤（1950年4月1日出任驻印度大使，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代参谋长，45岁）
耿飚（1950年5月9日出任驻瑞典大使，1950年5月11日兼任驻丹麦公使，1950年10月28日兼任驻芬兰公使，第一野战军19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40岁）
黄镇（1950年6月1日出任驻匈牙利大使，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40岁）
谭希林（1950年6月8日出任驻捷克斯洛代克大使，第三野战军第32军军长兼青岛警备司令部司令员，41岁）
彭明治（1950年6月8日出任驻波兰大使，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第二副司令兼参谋长兼北平警备司令部副司令，44岁）
倪志亮（1950年8月5日出任驻朝鲜大使，辽北军区司令员，49岁）
王幼平（1950年9月8日出任驻罗马尼亚大使，第二野战军5兵团政治部代主任，39岁）
曹祥仁（1950年9月8日出任驻保加利亚大使，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兼二分局局长，35岁）
姬鹏飞（1950年9月21日出任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团长大使衔，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39岁）
韩念龙（1951年5月21日出任驻巴基斯坦大使，第三野战军33军政委，39岁）
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3月，前后5年半，中国所任命的30位驻外大使中，差不多有一半是威名远扬的战将。其实，1953年底以前任命的16位新中国特命全权大使，除吉雅泰、王任叔等人之外，几乎毫无例外拥有军旅生涯。
久经沙场的将军，兵团一级的干部还被任命为外交部的司局长，乃至副部长。
首任部长周恩来早在抗战初期就以中将军衔出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第2任部长，鼎鼎大名的陈毅元帅当年是驰骋江南的新四军军长。第3任部长姬鹏飞是陈毅麾下的一员骁将。3位外长执掌外交部前后四分之一世纪。1970年6月6日，在军委办事组建议调李耀文将军到外交部任军代表的报告上，周恩来亲笔批注：“至于（外交）部长，恐过半年仍需调黄镇同志回来担任。”如果此议得以付诸实施，中国外交部长中又将多一位将军。
新中国外交部建部之初，任命了3位副部长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其中两位是军人。李克农毋须多言，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组成中央3人军事小组。到延安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等职。
新中国成立至今的58年里，在已任命的66位副部长中，军人出身差不多就占了三分之一，其中将军就有13位：李克农、伍修权、姬鹏飞、袁仲贤、罗贵波、耿飙、黄镇、刘新权、韩念龙、李耀文、仲曦东、马文波和刘振华。军衔最高者为中共情报战线赫赫有名的李克农上将，以及李耀文上将、刘振华上将。他们之中除了李克农和马文波以外，皆有大使生涯。
最后选调的两位“将军大使”是1970年入部的李耀文和刘振华。1984年11月，丁国钰大使自开罗离任归来，至此，“将军大使”全部退出中国外交舞台。
角色转换：从“武装”到“文装”
王幼平还依然记得当年的“大使培训班”：“在我们赴任前，外交部为我们举行了培训班。主要请国内的学者专家如何思敬、王铁崖等给我们讲国际法，请胡济邦、阎宝航等老外交工作者讲外交文书和外交礼节，请国家各部门领导人介绍情况，毛岸英同志给我们讲了他在苏联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和体会。也请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匈牙利驻华大使爱夫朗可等介绍本国情况……学习跳舞，学习穿西装打领带。到北京饭店学吃西餐和摆台常识。顺便提一下，越南黄文欢同志也参加培训班，他自称姓蔡，住国际饭店。我从前门外到外交部听课时常顺路约他同行。”新中国建国之初，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和部署下，新中国的外交队伍迅速组建起来，一大批经过战火考验的将军被任命为大使，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南京、上海、北京、延安从事外事工作的干部成为新中国外交官的生力军，一批地方干部被充实进外交部。新中国的外交官们以崭新的面貌昂首挺胸踏上国际舞台……
西柏坡部署新中国外交大计
1948年的一个秋日，周恩来在西柏坡召集中共中央外事组会议，就全国解放以后的外事工作作出具体部署。王炳南带领中央外事组科以上干部参加了这次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夜举行的重要会议，聆听了周恩来就新中国外交工作所作的第一次讲话。“人民解放军就要向天津发起总攻，大家应作好准备前往天津。”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中，周恩来首先介绍战场形势，接下来就详细谈到进城后如何做好外事工作。他特别强调了外事纪律：“外事干部尤其要注意纪律问题。遇事要多请示报告，外事干部就是文职解放军。外事工作对外影响大，所以外交无小事。外交大权在中央，各地不得擅自行事……”“一切涉外工作都必须请示中央！”“我们的外交队伍应该以新的政策思想和新的纪律、作风来开辟新的工作。”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热情挽留未来的新中国外交官们共进晚餐。一盘素炒菠菜博得了王炳南和其他与会者的啧啧称赞。
天津解放前夕，周恩来于1949年1月19日为党中央草拟了经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新中国的外交不受任何屈辱外交传统的束缚，不承认任何与我无外交关系的国家在中国的代表。
1949年春、夏之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3条方针，这是根据中国的历史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作出的重大决策。
1949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为新中国的诞生作最后的准备。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共同纲领》不但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而且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一些具体政策，包括把“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3大决策法律化。
中央人民政府率先任命外交部长
1949年10月1日下午开国大典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席以及包括周恩来、陈毅等人在内的56位委员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庄严宣布就职。在这次历史性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在任命各部部长以前，首先任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部长。
其实，在国民党时代驻重庆、南京大使馆工作了长达15年之久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尼•特•费德连科）博士早在抗战时期就为未来的新中国“物色”了外交部长。这位上个世纪30年代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中国系的著名汉学家，曾在“陪都”重庆很认真地对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说：“未来中共取得政权，您将是外交部长的最佳人选。”温文尔雅的周恩来谦和地笑笑答曰：“不敢当，不敢当。”事实上，在新中国诞生后不久，翩然飞来北京履新，出任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的费德林在一次宴会上面有赧色地向周恩来表示自己真诚的歉意：“请原谅我低估了您的才能，您不仅是最好的外交部长，而且也是最好的总理……”
10月1日，毛泽东还向全世界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各国政府庄严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发出第一份公函，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书。公函送达各国在北京旧领事馆领事，请其转交各国政府。在北京无领事馆，而在南京有大使馆或公使馆者，则送达南京各国旧大使馆或公使馆。
同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次会议通过政务院各部、会、院、署、行负责人人选，连同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次会议所任命的外交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副部长以上官员名单如下：
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副部长：王稼祥（原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克农（原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章汉夫（原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侨事务处处长）
1950年至1957年又相继任命了6位外交部副部长，他们是：
伍修权（1950年12月26日任命，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张闻天（1954年4月14日任命，名列王稼祥之前，兼驻苏联大使）；姬鹏飞（1955年1月）；袁仲贤（1956年1月）；曾涌泉（1957年2月）；罗贵波（1957年10月）。
外交部街33号的新主人
北京城东外交部街33号一度是中共进入北平后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外交部成立之初，分散在北京玉河桥、松树胡同办公，后迁入外交部街33号。外交部（东楼）设有办公和接待场所。建国初，曾在这里举行过招待会。举行招待会时，办公室被临时布置成接待室。
11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外交部街33号———晚清奕
讠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旧
址——仿德式高大建筑里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成立大会就在俗称“老部”的外交部礼堂举行。许多当年恭逢其会的资深外交官如温朋久、凌青清晰地记得周恩来气壮山河的重要演说：“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100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建部之初，外交部设有办公厅、苏联东欧司、亚洲司、西欧非洲司、美洲澳洲司、国际司、情报司、条约委员会、外交政策委员会9个司级单位。
1949年12月16日，政务院第11次政务会议通过外交部所属机构工作人员任命名单。18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一任命名单：
办公厅主任王炳南（曾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40岁）
副主任阎宝航（曾任辽北省人民政府主席，54岁）；董越千（曾任华北人民政府副秘书长，34岁）；赖亚力（时任中苏友协总会副总干事兼秘书处主任，38岁）
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参谋长，40岁）；亚洲司司长沈端先（夏衍）（时任上海军管会文化管理委员会副主任，48岁）；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曾任政协会议副秘书长，39岁）、副司长温朋久（曾任北方大学教授，43岁）；美洲澳洲司司长柯柏年（曾任中共中央外事组研究处处长，44岁）；国际司司长董越千（兼，34岁）、副司长龚普生（曾任联合国组织的专员；35岁）；情报司司长龚澎（曾任香港《中国文摘》主编，34岁）；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章汉夫（兼，42岁）；外交政策委员会主任委员周恩来（兼，50岁）；副主任委员乔冠华（曾任新华通讯社华南分社社长，35岁）；秘书主任杨刚（曾任上海《大公报》编辑，43岁）
年轻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刚“知天命”。“乔老爷”乔冠华30出头，他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最年轻的如乔夫人——外交部领导成员乔宗淮的母亲龚澎和当过白求恩大夫英文翻译的董越千才34岁。嗣后一人独领新闻司（情报司后更名为新闻司）风骚14年的龚澎比上世纪90年代初被传媒爆炒一时的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塔特怀勒还年轻！17位正副部长、司长平均年龄还不到42岁。
外交部建部初期各司、委均设科不设处，只有“庞然大物”的办公厅是个例外，下设行政、秘书、机要、人事、签证、交际6处。除秘书处外，其余5处稍后相继成为外交部的司、局级单位。如：行政处后为总务司、行政司，交际处后为礼宾司，签证处后为领事司，人事处后为人事司、干部司，机要处后为机要局。随着新中国外交业务的不断发展，外交部组织机构也进行了调整，到1955年底，共设有14个司局级单位。
将军大使奏出新中国外交部的“摇篮曲”
10月20日晚上22时，周恩来在出席了毛泽东为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举行的欢迎宴会后前往北京火车站为外交部副部长、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离京赴任送行。日理万机的堂堂一国总理亲自为驻外大使赴任送行，这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可是，王稼祥大使赴任，连护照都来不及办理。也就是说，以王稼祥为首的中国外交官一行前往莫斯科，行囊里居然没有红皮外交官护照，只有薄薄一纸“证明书”！
北京站的钟声催动了待发的列车。握别时，周恩来对王稼祥说：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派大使，搞外交，我们经验太少，你赴任后要多总结经验，推动我们外交工作的发展。
1949年深秋，一大批经历过长期战争岁月考验的将军，跨进国徽高悬的外交部大门。
以下是1950年4月至1951年5月我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10位将军大使（公使）：
袁仲贤（1950年4月1日出任驻印度大使，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代参谋长，45岁）
耿飚（1950年5月9日出任驻瑞典大使，1950年5月11日兼任驻丹麦公使，1950年10月28日兼任驻芬兰公使，第一野战军19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40岁）
黄镇（1950年6月1日出任驻匈牙利大使，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40岁）
谭希林（1950年6月8日出任驻捷克斯洛代克大使，第三野战军第32军军长兼青岛警备司令部司令员，41岁）
彭明治（1950年6月8日出任驻波兰大使，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第二副司令兼参谋长兼北平警备司令部副司令，44岁）
倪志亮（1950年8月5日出任驻朝鲜大使，辽北军区司令员，49岁）
王幼平（1950年9月8日出任驻罗马尼亚大使，第二野战军5兵团政治部代主任，39岁）
曹祥仁（1950年9月8日出任驻保加利亚大使，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兼二分局局长，35岁）
姬鹏飞（1950年9月21日出任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团长大使衔，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39岁）
韩念龙（1951年5月21日出任驻巴基斯坦大使，第三野战军33军政委，39岁）
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3月，前后5年半，中国所任命的30位驻外大使中，差不多有一半是威名远扬的战将。其实，1953年底以前任命的16位新中国特命全权大使，除吉雅泰、王任叔等人之外，几乎毫无例外拥有军旅生涯。
久经沙场的将军，兵团一级的干部还被任命为外交部的司局长，乃至副部长。
首任部长周恩来早在抗战初期就以中将军衔出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第2任部长，鼎鼎大名的陈毅元帅当年是驰骋江南的新四军军长。第3任部长姬鹏飞是陈毅麾下的一员骁将。3位外长执掌外交部前后四分之一世纪。1970年6月6日，在军委办事组建议调李耀文将军到外交部任军代表的报告上，周恩来亲笔批注：“至于（外交）部长，恐过半年仍需调黄镇同志回来担任。”如果此议得以付诸实施，中国外交部长中又将多一位将军。
新中国外交部建部之初，任命了3位副部长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其中两位是军人。李克农毋须多言，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组成中央3人军事小组。到延安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等职。
新中国成立至今的58年里，在已任命的66位副部长中，军人出身差不多就占了三分之一，其中将军就有13位：李克农、伍修权、姬鹏飞、袁仲贤、罗贵波、耿飙、黄镇、刘新权、韩念龙、李耀文、仲曦东、马文波和刘振华。军衔最高者为中共情报战线赫赫有名的李克农上将，以及李耀文上将、刘振华上将。他们之中除了李克农和马文波以外，皆有大使生涯。
最后选调的两位“将军大使”是1970年入部的李耀文和刘振华。1984年11月，丁国钰大使自开罗离任归来，至此，“将军大使”全部退出中国外交舞台。
角色转换：从“武装”到“文装”
王幼平还依然记得当年的“大使培训班”：“在我们赴任前，外交部为我们举行了培训班。主要请国内的学者专家如何思敬、王铁崖等给我们讲国际法，请胡济邦、阎宝航等老外交工作者讲外交文书和外交礼节，请国家各部门领导人介绍情况，毛岸英同志给我们讲了他在苏联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和体会。也请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匈牙利驻华大使爱夫朗可等介绍本国情况……学习跳舞，学习穿西装打领带。到北京饭店学吃西餐和摆台常识。顺便提一下，越南黄文欢同志也参加培训班，他自称姓蔡，住国际饭店。我从前门外到外交部听课时常顺路约他同行。”
西柏坡部署新中国外交大计
1948年的一个秋日，周恩来在西柏坡召集中共中央外事组会议，就全国解放以后的外事工作作出具体部署。王炳南带领中央外事组科以上干部参加了这次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夜举行的重要会议，聆听了周恩来就新中国外交工作所作的第一次讲话。“人民解放军就要向天津发起总攻，大家应作好准备前往天津。”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中，周恩来首先介绍战场形势，接下来就详细谈到进城后如何做好外事工作。他特别强调了外事纪律：“外事干部尤其要注意纪律问题。遇事要多请示报告，外事干部就是文职解放军。外事工作对外影响大，所以外交无小事。外交大权在中央，各地不得擅自行事……”“一切涉外工作都必须请示中央！”“我们的外交队伍应该以新的政策思想和新的纪律、作风来开辟新的工作。”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热情挽留未来的新中国外交官们共进晚餐。一盘素炒菠菜博得了王炳南和其他与会者的啧啧称赞。
天津解放前夕，周恩来于1949年1月19日为党中央草拟了经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新中国的外交不受任何屈辱外交传统的束缚，不承认任何与我无外交关系的国家在中国的代表。
1949年春、夏之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3条方针，这是根据中国的历史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作出的重大决策。
1949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为新中国的诞生作最后的准备。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共同纲领》不但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而且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一些具体政策，包括把“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3大决策法律化。
中央人民政府率先任命外交部长
1949年10月1日下午开国大典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席以及包括周恩来、陈毅等人在内的56位委员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庄严宣布就职。在这次历史性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在任命各部部长以前，首先任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部长。
其实，在国民党时代驻重庆、南京大使馆工作了长达15年之久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尼•特•费德连科）博士早在抗战时期就为未来的新中国“物色”了外交部长。这位上个世纪30年代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中国系的著名汉学家，曾在“陪都”重庆很认真地对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说：“未来中共取得政权，您将是外交部长的最佳人选。”温文尔雅的周恩来谦和地笑笑答曰：“不敢当，不敢当。”事实上，在新中国诞生后不久，翩然飞来北京履新，出任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的费德林在一次宴会上面有赧色地向周恩来表示自己真诚的歉意：“请原谅我低估了您的才能，您不仅是最好的外交部长，而且也是最好的总理……”
10月1日，毛泽东还向全世界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各国政府庄严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发出第一份公函，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书。公函送达各国在北京旧领事馆领事，请其转交各国政府。在北京无领事馆，而在南京有大使馆或公使馆者，则送达南京各国旧大使馆或公使馆。
同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次会议通过政务院各部、会、院、署、行负责人人选，连同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次会议所任命的外交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副部长以上官员名单如下：
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副部长：王稼祥（原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克农（原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章汉夫（原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侨事务处处长）
1950年至1957年又相继任命了6位外交部副部长，他们是：
伍修权（1950年12月26日任命，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张闻天（1954年4月14日任命，名列王稼祥之前，兼驻苏联大使）；姬鹏飞（1955年1月）；袁仲贤（1956年1月）；曾涌泉（1957年2月）；罗贵波（1957年10月）。
外交部街33号的新主人
北京城东外交部街33号一度是中共进入北平后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外交部成立之初，分散在北京玉河桥、松树胡同办公，后迁入外交部街33号。外交部（东楼）设有办公和接待场所。建国初，曾在这里举行过招待会。举行招待会时，办公室被临时布置成接待室。
11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外交部街33号———晚清奕
讠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旧
址——仿德式高大建筑里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成立大会就在俗称“老部”的外交部礼堂举行。许多当年恭逢其会的资深外交官如温朋久、凌青清晰地记得周恩来气壮山河的重要演说：“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100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建部之初，外交部设有办公厅、苏联东欧司、亚洲司、西欧非洲司、美洲澳洲司、国际司、情报司、条约委员会、外交政策委员会9个司级单位。
1949年12月16日，政务院第11次政务会议通过外交部所属机构工作人员任命名单。18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一任命名单：
办公厅主任王炳南（曾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40岁）
副主任阎宝航（曾任辽北省人民政府主席，54岁）；董越千（曾任华北人民政府副秘书长，34岁）；赖亚力（时任中苏友协总会副总干事兼秘书处主任，38岁）
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参谋长，40岁）；亚洲司司长沈端先（夏衍）（时任上海军管会文化管理委员会副主任，48岁）；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曾任政协会议副秘书长，39岁）、副司长温朋久（曾任北方大学教授，43岁）；美洲澳洲司司长柯柏年（曾任中共中央外事组研究处处长，44岁）；国际司司长董越千（兼，34岁）、副司长龚普生（曾任联合国组织的专员；35岁）；情报司司长龚澎（曾任香港《中国文摘》主编，34岁）；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章汉夫（兼，42岁）；外交政策委员会主任委员周恩来（兼，50岁）；副主任委员乔冠华（曾任新华通讯社华南分社社长，35岁）；秘书主任杨刚（曾任上海《大公报》编辑，43岁）
年轻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刚“知天命”。“乔老爷”乔冠华30出头，他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最年轻的如乔夫人——外交部领导成员乔宗淮的母亲龚澎和当过白求恩大夫英文翻译的董越千才34岁。嗣后一人独领新闻司（情报司后更名为新闻司）风骚14年的龚澎比上世纪90年代初被传媒爆炒一时的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塔特怀勒还年轻！17位正副部长、司长平均年龄还不到42岁。
外交部建部初期各司、委均设科不设处，只有“庞然大物”的办公厅是个例外，下设行政、秘书、机要、人事、签证、交际6处。除秘书处外，其余5处稍后相继成为外交部的司、局级单位。如：行政处后为总务司、行政司，交际处后为礼宾司，签证处后为领事司，人事处后为人事司、干部司，机要处后为机要局。随着新中国外交业务的不断发展，外交部组织机构也进行了调整，到1955年底，共设有14个司局级单位。
将军大使奏出新中国外交部的“摇篮曲”
10月20日晚上22时，周恩来在出席了毛泽东为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举行的欢迎宴会后前往北京火车站为外交部副部长、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离京赴任送行。日理万机的堂堂一国总理亲自为驻外大使赴任送行，这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可是，王稼祥大使赴任，连护照都来不及办理。也就是说，以王稼祥为首的中国外交官一行前往莫斯科，行囊里居然没有红皮外交官护照，只有薄薄一纸“证明书”！
北京站的钟声催动了待发的列车。握别时，周恩来对王稼祥说：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派大使，搞外交，我们经验太少，你赴任后要多总结经验，推动我们外交工作的发展。
1949年深秋，一大批经历过长期战争岁月考验的将军，跨进国徽高悬的外交部大门。
以下是1950年4月至1951年5月我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10位将军大使（公使）：
袁仲贤（1950年4月1日出任驻印度大使，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代参谋长，45岁）
耿飚（1950年5月9日出任驻瑞典大使，1950年5月11日兼任驻丹麦公使，1950年10月28日兼任驻芬兰公使，第一野战军19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40岁）
黄镇（1950年6月1日出任驻匈牙利大使，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40岁）
谭希林（1950年6月8日出任驻捷克斯洛代克大使，第三野战军第32军军长兼青岛警备司令部司令员，41岁）
彭明治（1950年6月8日出任驻波兰大使，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第二副司令兼参谋长兼北平警备司令部副司令，44岁）
倪志亮（1950年8月5日出任驻朝鲜大使，辽北军区司令员，49岁）
王幼平（1950年9月8日出任驻罗马尼亚大使，第二野战军5兵团政治部代主任，39岁）
曹祥仁（1950年9月8日出任驻保加利亚大使，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兼二分局局长，35岁）
姬鹏飞（1950年9月21日出任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团长大使衔，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39岁）
韩念龙（1951年5月21日出任驻巴基斯坦大使，第三野战军33军政委，39岁）
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3月，前后5年半，中国所任命的30位驻外大使中，差不多有一半是威名远扬的战将。其实，1953年底以前任命的16位新中国特命全权大使，除吉雅泰、王任叔等人之外，几乎毫无例外拥有军旅生涯。
久经沙场的将军，兵团一级的干部还被任命为外交部的司局长，乃至副部长。
首任部长周恩来早在抗战初期就以中将军衔出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第2任部长，鼎鼎大名的陈毅元帅当年是驰骋江南的新四军军长。第3任部长姬鹏飞是陈毅麾下的一员骁将。3位外长执掌外交部前后四分之一世纪。1970年6月6日，在军委办事组建议调李耀文将军到外交部任军代表的报告上，周恩来亲笔批注：“至于（外交）部长，恐过半年仍需调黄镇同志回来担任。”如果此议得以付诸实施，中国外交部长中又将多一位将军。
新中国外交部建部之初，任命了3位副部长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其中两位是军人。李克农毋须多言，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组成中央3人军事小组。到延安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等职。
新中国成立至今的58年里，在已任命的66位副部长中，军人出身差不多就占了三分之一，其中将军就有13位：李克农、伍修权、姬鹏飞、袁仲贤、罗贵波、耿飙、黄镇、刘新权、韩念龙、李耀文、仲曦东、马文波和刘振华。军衔最高者为中共情报战线赫赫有名的李克农上将，以及李耀文上将、刘振华上将。他们之中除了李克农和马文波以外，皆有大使生涯。
最后选调的两位“将军大使”是1970年入部的李耀文和刘振华。1984年11月，丁国钰大使自开罗离任归来，至此，“将军大使”全部退出中国外交舞台。
角色转换：从“武装”到“文装”
王幼平还依然记得当年的“大使培训班”：“在我们赴任前，外交部为我们举行了培训班。主要请国内的学者专家如何思敬、王铁崖等给我们讲国际法，请胡济邦、阎宝航等老外交工作者讲外交文书和外交礼节，请国家各部门领导人介绍情况，毛岸英同志给我们讲了他在苏联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和体会。也请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匈牙利驻华大使爱夫朗可等介绍本国情况……学习跳舞，学习穿西装打领带。到北京饭店学吃西餐和摆台常识。顺便提一下，越南黄文欢同志也参加培训班，他自称姓蔡，住国际饭店。我从前门外到外交部听课时常顺路约他同行。”新中国建国之初，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和部署下，新中国的外交队伍迅速组建起来，一大批经过战火考验的将军被任命为大使，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南京、上海、北京、延安从事外事工作的干部成为新中国外交官的生力军，一批地方干部被充实进外交部。新中国的外交官们以崭新的面貌昂首挺胸踏上国际舞台……
西柏坡部署新中国外交大计
1948年的一个秋日，周恩来在西柏坡召集中共中央外事组会议，就全国解放以后的外事工作作出具体部署。王炳南带领中央外事组科以上干部参加了这次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夜举行的重要会议，聆听了周恩来就新中国外交工作所作的第一次讲话。“人民解放军就要向天津发起总攻，大家应作好准备前往天津。”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中，周恩来首先介绍战场形势，接下来就详细谈到进城后如何做好外事工作。他特别强调了外事纪律：“外事干部尤其要注意纪律问题。遇事要多请示报告，外事干部就是文职解放军。外事工作对外影响大，所以外交无小事。外交大权在中央，各地不得擅自行事……”“一切涉外工作都必须请示中央！”“我们的外交队伍应该以新的政策思想和新的纪律、作风来开辟新的工作。”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热情挽留未来的新中国外交官们共进晚餐。一盘素炒菠菜博得了王炳南和其他与会者的啧啧称赞。
天津解放前夕，周恩来于1949年1月19日为党中央草拟了经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新中国的外交不受任何屈辱外交传统的束缚，不承认任何与我无外交关系的国家在中国的代表。
1949年春、夏之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3条方针，这是根据中国的历史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作出的重大决策。
1949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为新中国的诞生作最后的准备。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共同纲领》不但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而且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一些具体政策，包括把“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3大决策法律化。
中央人民政府率先任命外交部长
1949年10月1日下午开国大典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席以及包括周恩来、陈毅等人在内的56位委员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庄严宣布就职。在这次历史性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在任命各部部长以前，首先任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部长。
其实，在国民党时代驻重庆、南京大使馆工作了长达15年之久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尼•特•费德连科）博士早在抗战时期就为未来的新中国“物色”了外交部长。这位上个世纪30年代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中国系的著名汉学家，曾在“陪都”重庆很认真地对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说：“未来中共取得政权，您将是外交部长的最佳人选。”温文尔雅的周恩来谦和地笑笑答曰：“不敢当，不敢当。”事实上，在新中国诞生后不久，翩然飞来北京履新，出任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的费德林在一次宴会上面有赧色地向周恩来表示自己真诚的歉意：“请原谅我低估了您的才能，您不仅是最好的外交部长，而且也是最好的总理……”
10月1日，毛泽东还向全世界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各国政府庄严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发出第一份公函，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书。公函送达各国在北京旧领事馆领事，请其转交各国政府。在北京无领事馆，而在南京有大使馆或公使馆者，则送达南京各国旧大使馆或公使馆。
同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次会议通过政务院各部、会、院、署、行负责人人选，连同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次会议所任命的外交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副部长以上官员名单如下：
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副部长：王稼祥（原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克农（原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章汉夫（原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侨事务处处长）
1950年至1957年又相继任命了6位外交部副部长，他们是：
伍修权（1950年12月26日任命，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张闻天（1954年4月14日任命，名列王稼祥之前，兼驻苏联大使）；姬鹏飞（1955年1月）；袁仲贤（1956年1月）；曾涌泉（1957年2月）；罗贵波（1957年10月）。
外交部街33号的新主人
北京城东外交部街33号一度是中共进入北平后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外交部成立之初，分散在北京玉河桥、松树胡同办公，后迁入外交部街33号。外交部（东楼）设有办公和接待场所。建国初，曾在这里举行过招待会。举行招待会时，办公室被临时布置成接待室。
11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外交部街33号———晚清奕
讠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旧
址——仿德式高大建筑里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成立大会就在俗称“老部”的外交部礼堂举行。许多当年恭逢其会的资深外交官如温朋久、凌青清晰地记得周恩来气壮山河的重要演说：“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100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建部之初，外交部设有办公厅、苏联东欧司、亚洲司、西欧非洲司、美洲澳洲司、国际司、情报司、条约委员会、外交政策委员会9个司级单位。
1949年12月16日，政务院第11次政务会议通过外交部所属机构工作人员任命名单。18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一任命名单：
办公厅主任王炳南（曾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40岁）
副主任阎宝航（曾任辽北省人民政府主席，54岁）；董越千（曾任华北人民政府副秘书长，34岁）；赖亚力（时任中苏友协总会副总干事兼秘书处主任，38岁）
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参谋长，40岁）；亚洲司司长沈端先（夏衍）（时任上海军管会文化管理委员会副主任，48岁）；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曾任政协会议副秘书长，39岁）、副司长温朋久（曾任北方大学教授，43岁）；美洲澳洲司司长柯柏年（曾任中共中央外事组研究处处长，44岁）；国际司司长董越千（兼，34岁）、副司长龚普生（曾任联合国组织的专员；35岁）；情报司司长龚澎（曾任香港《中国文摘》主编，34岁）；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章汉夫（兼，42岁）；外交政策委员会主任委员周恩来（兼，50岁）；副主任委员乔冠华（曾任新华通讯社华南分社社长，35岁）；秘书主任杨刚（曾任上海《大公报》编辑，43岁）
年轻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刚“知天命”。“乔老爷”乔冠华30出头，他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最年轻的如乔夫人——外交部领导成员乔宗淮的母亲龚澎和当过白求恩大夫英文翻译的董越千才34岁。嗣后一人独领新闻司（情报司后更名为新闻司）风骚14年的龚澎比上世纪90年代初被传媒爆炒一时的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塔特怀勒还年轻！17位正副部长、司长平均年龄还不到42岁。
外交部建部初期各司、委均设科不设处，只有“庞然大物”的办公厅是个例外，下设行政、秘书、机要、人事、签证、交际6处。除秘书处外，其余5处稍后相继成为外交部的司、局级单位。如：行政处后为总务司、行政司，交际处后为礼宾司，签证处后为领事司，人事处后为人事司、干部司，机要处后为机要局。随着新中国外交业务的不断发展，外交部组织机构也进行了调整，到1955年底，共设有14个司局级单位。
将军大使奏出新中国外交部的“摇篮曲”
10月20日晚上22时，周恩来在出席了毛泽东为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举行的欢迎宴会后前往北京火车站为外交部副部长、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离京赴任送行。日理万机的堂堂一国总理亲自为驻外大使赴任送行，这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可是，王稼祥大使赴任，连护照都来不及办理。也就是说，以王稼祥为首的中国外交官一行前往莫斯科，行囊里居然没有红皮外交官护照，只有薄薄一纸“证明书”！
北京站的钟声催动了待发的列车。握别时，周恩来对王稼祥说：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派大使，搞外交，我们经验太少，你赴任后要多总结经验，推动我们外交工作的发展。
1949年深秋，一大批经历过长期战争岁月考验的将军，跨进国徽高悬的外交部大门。
以下是1950年4月至1951年5月我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10位将军大使（公使）：
袁仲贤（1950年4月1日出任驻印度大使，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代参谋长，45岁）
耿飚（1950年5月9日出任驻瑞典大使，1950年5月11日兼任驻丹麦公使，1950年10月28日兼任驻芬兰公使，第一野战军19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40岁）
黄镇（1950年6月1日出任驻匈牙利大使，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40岁）
谭希林（1950年6月8日出任驻捷克斯洛代克大使，第三野战军第32军军长兼青岛警备司令部司令员，41岁）
彭明治（1950年6月8日出任驻波兰大使，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第二副司令兼参谋长兼北平警备司令部副司令，44岁）
倪志亮（1950年8月5日出任驻朝鲜大使，辽北军区司令员，49岁）
王幼平（1950年9月8日出任驻罗马尼亚大使，第二野战军5兵团政治部代主任，39岁）
曹祥仁（1950年9月8日出任驻保加利亚大使，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兼二分局局长，35岁）
姬鹏飞（1950年9月21日出任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团长大使衔，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39岁）
韩念龙（1951年5月21日出任驻巴基斯坦大使，第三野战军33军政委，39岁）
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3月，前后5年半，中国所任命的30位驻外大使中，差不多有一半是威名远扬的战将。其实，1953年底以前任命的16位新中国特命全权大使，除吉雅泰、王任叔等人之外，几乎毫无例外拥有军旅生涯。
久经沙场的将军，兵团一级的干部还被任命为外交部的司局长，乃至副部长。
首任部长周恩来早在抗战初期就以中将军衔出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第2任部长，鼎鼎大名的陈毅元帅当年是驰骋江南的新四军军长。第3任部长姬鹏飞是陈毅麾下的一员骁将。3位外长执掌外交部前后四分之一世纪。1970年6月6日，在军委办事组建议调李耀文将军到外交部任军代表的报告上，周恩来亲笔批注：“至于（外交）部长，恐过半年仍需调黄镇同志回来担任。”如果此议得以付诸实施，中国外交部长中又将多一位将军。
新中国外交部建部之初，任命了3位副部长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其中两位是军人。李克农毋须多言，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组成中央3人军事小组。到延安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等职。
新中国成立至今的58年里，在已任命的66位副部长中，军人出身差不多就占了三分之一，其中将军就有13位：李克农、伍修权、姬鹏飞、袁仲贤、罗贵波、耿飙、黄镇、刘新权、韩念龙、李耀文、仲曦东、马文波和刘振华。军衔最高者为中共情报战线赫赫有名的李克农上将，以及李耀文上将、刘振华上将。他们之中除了李克农和马文波以外，皆有大使生涯。
最后选调的两位“将军大使”是1970年入部的李耀文和刘振华。1984年11月，丁国钰大使自开罗离任归来，至此，“将军大使”全部退出中国外交舞台。
角色转换：从“武装”到“文装”
王幼平还依然记得当年的“大使培训班”：“在我们赴任前，外交部为我们举行了培训班。主要请国内的学者专家如何思敬、王铁崖等给我们讲国际法，请胡济邦、阎宝航等老外交工作者讲外交文书和外交礼节，请国家各部门领导人介绍情况，毛岸英同志给我们讲了他在苏联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和体会。也请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匈牙利驻华大使爱夫朗可等介绍本国情况……学习跳舞，学习穿西装打领带。到北京饭店学吃西餐和摆台常识。顺便提一下，越南黄文欢同志也参加培训班，他自称姓蔡，住国际饭店。我从前门外到外交部听课时常顺路约他同行。”
不过他也澄清了一个“趣闻”：“现在社会上一些书刊发表的文章说我们这些大使曾演习如何呈递国书，有些文章甚至指名道姓说×××扮演大使，王幼平扮演国王。这完全是杜撰，根本没有这回事。”
1950年7月12日下午，周恩来召集即将赴任的大使黄镇、耿飚、谭希林、王幼平、彭明治等开会，商量与大使出国相关的一些问题。
会上，周恩来向大使们细细叮嘱交代：“你们这些同志，中央选了又选。现在你们脱下军装搞外交，武仗不打了，文仗还要打。”所以当时有外交官是“文装的将军”一说。
毛泽东说得非常坦率：“你们都是老战士，虽然不大会搞外交，还是要你们去干。因为你们不会跑。”周恩来提醒各位将军大使必须注意队伍建设，特别强调外交工作的特殊性：“任何外交政策的提议必须要向我请示，必要时我再向毛主席请示或交中央讨论。技术的可由外交部办公厅处理，组织的与政策的要向上级请示。新的问题要经过讨论，有旧案可循的可当即答复。”说到这里，周恩来语重心长地笑着说：“出去代表国家，你们千万不要闹出笑话来。”
周恩来对将军大使的叮咛真是细致入微：“中山装好，毛主席也穿中山装去赴宴。便装不要太鲜艳，可以以西服为便装……”“夫人们以旗袍为主。总之，出去要整齐些，因为你是代表国家。服装以整齐朴素为原则……”
根据毛泽东外交队伍“另起炉灶”的指导思想，中央从部队中抽调了大量干部。
从部队调来的师、团级干部，外交部大多安排担任驻外使馆政务参赞和一、二等秘书。1950年11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59次会议通过报请任命的新中国第一批驻外使馆公使衔参赞、政务参赞，除申健、温朋久等人以外，绝大多数是部队师级干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59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的24位参赞级外交官，军人占到三分之二，共计16名。
中共早期外交的“旧班底”
新中国外交官的第二个重要来源是抗日战争期间以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内战爆发以前在重庆、南京、上海、北平、延安等地从事过外事工作的干部，如：李克农、章汉夫、耿飚、伍修权、黄镇、韩念龙、柴成文、王炳南、乔冠华、龚澎、陈家康、章文晋、董越千、黄华、韩叙等。他们原先大多来自南方局、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延安中央军委外事组、南京中共代表团、北平军调部及各地执行小组、解放区救济总会（解总）。
1938年4、5月间，中共长江中央局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同时设置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此为南方局外事组的前身）。当时宣传组的任务是向外翻译毛泽东著作、抗日文章及八路军战报，为国际刊物撰稿，以及与外国友人进行联络。毛泽东《论持久战》等著作最早就是由这个小组翻译的。1939年4月，根据周恩来指示，叶剑英代表南方局宣布正式成立对外宣传小组，由王炳南任组长，陈家康任副组长，组员有乔冠华、龚澎、李少石、章文晋等人。1940年12月后，改称外事组。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外事组积极开展工作，冲破了国民党一党办外交的局面，并获得英、法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40年代初，周恩来与在重庆的美国官员接触中一再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代表访问延安和敌后解放区。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也倡议向延安派遣军事代表团。在罗斯福总统的压力下，蒋介石勉强同意，遂成立“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即“迪克西使团”）。1944年7月22日、8月7日，以包瑞德上校为首的美军观察组18人分两批相继飞抵延安。
这是中共第一次和美国政府建立的直接的、半官方联系。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此为中共外交之真正肇始。美军观察组中有美国国务院代表、驻重庆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毛泽东曾向这位在成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后代提议：美国可否在延安设立领事馆。为专事接待美军观察组，中央决定设立军委外事组。毛泽东、周恩来提议杨尚昆兼任组长。杨尚昆以军委秘书长的身份出面。军委外事组实际上就是做美军观察组的接待工作。
未来外交官在北平军调部“热身”
1945年12月12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启程来华调停国共冲突。次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协定。国、共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周恩来和马歇尔组成三人委员会（即“三人会议”）。
国共《停战协定》正式签订后，由国共美3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北平军调部”或“北平执行部”）于13日傍晚在北平协和医院正式成立。
北平军调部从成立到撤消历时1年又17天，但是军调部中共方面各委员会、处负责人，各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却得到了很好锻炼。特别是有了美国人的参加“助兴”，使得军调部内各执行小组的各种交涉实际上成了模拟外交谈判，无形之中给中共代表带来一次次“热身”的绝佳机会。解放之后，他们当中不少人投身外交界。
1947年春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胡宗南部随即大举进攻延安。中央撤离延安。在全面内战的硝烟里，周恩来已预见到革命即将胜利，他认为，从重庆、南京、上海撤退回来这批干部有一些外事经验，也懂一点外文。周恩来说：这些人今后是新中国搞外交的骨干，不要走散了，走散了再召集起来就困难了。他指示一定要成立个机构，把这批人保留下来。
1947年3月上旬末，就在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前夜，周恩来在王家坪召集南京办事处外事组、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同志们开会，动员撤出延安，宣布外事人员编成一个队，队长薛子正，副队长黄华，党支部书记王炳南，4月过黄河到晋绥地区的山西临县。
1947年的5月1日，根据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外事组正式成立，叶剑英兼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下设研究处、新闻处、编译处（后改为国际宣传处）3处。由柯柏年、董越千、徐永火英（化名徐大年）分任处长。中央外事组几乎囊括了从北平（军调部）、南京（南京局外事委员会）、上海（中共驻沪办事处）等地撤回的外事精英人物。
中央外事组实际上是为新中国储备外交干部的“人才库”，庶几新生共和国外交部的“雏形”。1948年4月，中央外事组迁至西柏坡，主任改由周恩来兼任。
“海外兵团”与未名湖畔孕育出来的外交官
再有就是在国统区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以及统战、情报工作的一些干部。如阎宝航、宦乡、赖亚力、胡济邦等。还有一些长期在海外以各种身份从事革命活动的干部、留学生、华侨，如唐明照和张希先夫妇、毕季龙、熊向晖、申健和熊友榛夫妇、浦寿昌、冀朝铸、李肇基等。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夜开始，他们陆续回国。
被誉为中共隐蔽战线“后三杰”的熊向晖、申健和陈忠经由胡宗南决定去美国留学深造。1946年6月10日，周恩来和董必武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会客室接见熊向晖时，周恩来对还是中共秘密党员的熊向晖说：“胡宗南保荐你去美国留学，中央也同意……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你，得益的是我们。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结局肯定是惨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顾以佶。她与胞姐林如彤（顾以佩）在40年代初从淮南、华中根据地抵达延安。顾以佶先入中央党校。适逢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顾以佶因一口流利的英语而进入军委外事组，参加接待工作。抗战胜利后，她和俞沛文前往大洋彼岸深造。
与此同时，外交部也从北京以及上海、浙江等各地高校，特别是北京大学和一些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陆续抽调了不少年轻大学生。
令燕京大学创办者司徒雷登始料不及的是，这所美国教会大学无意之中给新中国的外交部培养了一个“方面军”：孟用潜、杨刚、黄华、龚普生、龚澎、柯华、陈浩、韩叙、凌青、李肇基、周南、齐宗华……这还是不完全统计，但在各教会大学却名列前茅。
1946年11月，国共和谈行将破裂，周恩来曾在离南京返延安以前宴请司徒雷登，同时还邀请了中共代表团里原先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与会。周恩来微笑地感谢这位自诩“既爱美国也爱中国”的博士：“这些青年都是你培养的学生，你是燕京大学的校长，可是却为我们共产党培养了人才。”当周恩来向司徒雷登一一介绍昔日门生的时候，这位美国最后一任驻旧中国大使尴尬地耸耸肩膀，“请周先生多加管教。”稍后，周恩来还委托中共代表团外事委员会秘书长王炳南将一仿明五彩人物敞口瓷瓶赠与司徒雷登大使。1988年5月26日，珍藏近半个世纪的瓷瓶又由司徒雷登先生私人秘书傅泾波之女傅海澜亲手送还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
地方干部“三足鼎立”外交部
建国初筹组外交部时，特别强调了从事外交工作的干部必须无限忠诚于党和国家的利益。周恩来在一次会议曾经讲到：我们新中国的外交队伍，主要是由3部分人组成的。首先是长期在部队工作的老将军们，他们在政治上是完全可靠的。第二部分是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一些同志，他们的知识比较丰富，也经受过考验，在政治上也是可靠的。第三部分是一些长期在解放区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他们有实际经验，在政治上同样是可靠的。
“婴儿”时期的外交部也有相当一部分干部来自地方。比如张闻天、李一氓、夏衍、阎宝航、吉雅泰、董越千、陈叔亮、宫达非等。
与廖承志齐名的“日本通”夏衍30年代曾说：“将来如果能当上驻日本的大使，就心满意足了。”一边说一边比划着日本的仁丹胡子。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外交部负责工作人员的第一批任命名单中，夏衍的名字赫然在列，他是亚洲司司长。如果中日邦交正常化提前20年，除了廖承志，夏衍当是出使东京的最佳人选。
1954年到1955年，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相继召开。新中国外交的拓展，需要更多的外交人才。1954年，各大行政区撤销，给了外交部一次极好的“招兵买马”机会，陆续调入外交部的有：何伟、陈楚、潘自力、柯华、刘晓……这些正、副部长级的“封疆大吏”大部分是选调来当大使的。同时，也调入一部分司局级乃至处、科级干部。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外交部的大规模选调干部工作一直进行。特别是1964－1965年，其调动的规模与1954－1955年相仿，但范围进一步拓展。60年代调入外交部的地方干部，加上50年代选调的地方干部，前后共计有120余位外交官成为驻外大使，其中不少还成了外交部的领导骨干，副部长级以上的干部也不在少数。
1954年，外交部正式筹建外交学院
为应急需，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所设专修科8个班中专门设立外交班，培训外交干部。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所设8个本科系里面也有外交系。外交系是外交部委托人民大学培养外交干部的基地。到1955年夏秋外交学院正式成立前，该系为外交部培养了不少特命全权大使（自1952级起该系全部转入外交学院）。在这些人员中，除少部分青年学生，还有相当部分是1954年前后调入外交部的地方年轻干部。
1951年8月，周恩来提出外交部干部要“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这16字方针被数代中国外交官奉为“圭臬”。周恩来在1953年亲笔批改的《关于今后培养外交干部的几项建议初稿》中特别指出：“希望从全国各大学之政法、史地与外文各系每年毕业学生中能审选其中优秀的合乎条件的干部到外交部及外事处工作”，但“必须绝对可靠”。
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中国代表团去了180多人，正是在新中国参加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后，鉴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周恩来和有关方面认真讨论了如何更好地培养外交人才问题。1954年10月，外交部正式筹建外交学院。
1955年9月，在周恩来总理倡议下，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外交学院在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基础上正式成立。建院50多年来，从这里先后走出了245位驻外大使（外交学院校友从1952级算起，截止到2006年10月1日）。其中有：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现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戴秉国，还有前外交部副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刘华秋等。
新中国成立前后，开始大规模选拔、培养外交人员最初还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北京外国语学校。230多位驻外大使出自“北外”。截至到2007年4月20日胡锦涛主席任命前外交部司长高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5任驻挪威王国特命全权大使的58年间，中国有924位高级外交官出任各建交国家特命全权大使。与上述外交学院毕业的240余位驻外大使相加，就占到了迄今为止新中国诞生58年来所有驻外特命全权大使的50％以上。
1954年9月1日，经高教部报政务院批准，北京外国语学校正式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
板门店：共和国外交官的“培训班”
如果说北平军调部是新中国诞生前夜年轻外交官的一次“热身”，那么，风雪弥漫、硝烟未退的板门店等地就是“襁褓”之中的新中国外交部培训见习的最佳基地，“教官”便是“山姆大叔”。美国人在鸭绿江畔玩火，当他们打不赢的时候，一大批英气逼人的中国军人，刚刚跨入外交部的年轻官员，匆匆走出“北外”校园的风华正茂的学生，纷纷跨过鸭绿江……
据统计，外交部成立时，干部总共只有248人，科以上干部47人，一般干部201人。但是参加朝鲜停战谈判工作的外交部官员，从“北外”抽调入朝的青年学生，以及后来进入外交界的各级干部，竟有70余人。主要有：李克农、乔冠华、边章五、丁国钰、柴成文、黄华、毕季龙、凌青、浦寿昌、冀朝铸、过家鼎、符浩、韩念龙、周南、温业湛、柯柏年等。
1950年7月12日下午，周恩来召集即将赴任的大使黄镇、耿飚、谭希林、王幼平、彭明治等开会，商量与大使出国相关的一些问题。
会上，周恩来向大使们细细叮嘱交代：“你们这些同志，中央选了又选。现在你们脱下军装搞外交，武仗不打了，文仗还要打。”所以当时有外交官是“文装的将军”一说。
毛泽东说得非常坦率：“你们都是老战士，虽然不大会搞外交，还是要你们去干。因为你们不会跑。”周恩来提醒各位将军大使必须注意队伍建设，特别强调外交工作的特殊性：“任何外交政策的提议必须要向我请示，必要时我再向毛主席请示或交中央讨论。技术的可由外交部办公厅处理，组织的与政策的要向上级请示。新的问题要经过讨论，有旧案可循的可当即答复。”说到这里，周恩来语重心长地笑着说：“出去代表国家，你们千万不要闹出笑话来。”
周恩来对将军大使的叮咛真是细致入微：“中山装好，毛主席也穿中山装去赴宴。便装不要太鲜艳，可以以西服为便装……”“夫人们以旗袍为主。总之，出去要整齐些，因为你是代表国家。服装以整齐朴素为原则……”
根据毛泽东外交队伍“另起炉灶”的指导思想，中央从部队中抽调了大量干部。
从部队调来的师、团级干部，外交部大多安排担任驻外使馆政务参赞和一、二等秘书。1950年11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59次会议通过报请任命的新中国第一批驻外使馆公使衔参赞、政务参赞，除申健、温朋久等人以外，绝大多数是部队师级干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59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的24位参赞级外交官，军人占到三分之二，共计16名。
中共早期外交的“旧班底”
新中国外交官的第二个重要来源是抗日战争期间以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内战爆发以前在重庆、南京、上海、北平、延安等地从事过外事工作的干部，如：李克农、章汉夫、耿飚、伍修权、黄镇、韩念龙、柴成文、王炳南、乔冠华、龚澎、陈家康、章文晋、董越千、黄华、韩叙等。他们原先大多来自南方局、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延安中央军委外事组、南京中共代表团、北平军调部及各地执行小组、解放区救济总会（解总）。
1938年4、5月间，中共长江中央局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同时设置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此为南方局外事组的前身）。当时宣传组的任务是向外翻译毛泽东著作、抗日文章及八路军战报，为国际刊物撰稿，以及与外国友人进行联络。毛泽东《论持久战》等著作最早就是由这个小组翻译的。1939年4月，根据周恩来指示，叶剑英代表南方局宣布正式成立对外宣传小组，由王炳南任组长，陈家康任副组长，组员有乔冠华、龚澎、李少石、章文晋等人。1940年12月后，改称外事组。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外事组积极开展工作，冲破了国民党一党办外交的局面，并获得英、法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40年代初，周恩来与在重庆的美国官员接触中一再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代表访问延安和敌后解放区。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也倡议向延安派遣军事代表团。在罗斯福总统的压力下，蒋介石勉强同意，遂成立“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即“迪克西使团”）。1944年7月22日、8月7日，以包瑞德上校为首的美军观察组18人分两批相继飞抵延安。
这是中共第一次和美国政府建立的直接的、半官方联系。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此为中共外交之真正肇始。美军观察组中有美国国务院代表、驻重庆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毛泽东曾向这位在成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后代提议：美国可否在延安设立领事馆。为专事接待美军观察组，中央决定设立军委外事组。毛泽东、周恩来提议杨尚昆兼任组长。杨尚昆以军委秘书长的身份出面。军委外事组实际上就是做美军观察组的接待工作。
未来外交官在北平军调部“热身”
1945年12月12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启程来华调停国共冲突。次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协定。国、共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周恩来和马歇尔组成三人委员会（即“三人会议”）。
国共《停战协定》正式签订后，由国共美3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北平军调部”或“北平执行部”）于13日傍晚在北平协和医院正式成立。
北平军调部从成立到撤消历时1年又17天，但是军调部中共方面各委员会、处负责人，各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却得到了很好锻炼。特别是有了美国人的参加“助兴”，使得军调部内各执行小组的各种交涉实际上成了模拟外交谈判，无形之中给中共代表带来一次次“热身”的绝佳机会。解放之后，他们当中不少人投身外交界。
1947年春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胡宗南部随即大举进攻延安。中央撤离延安。在全面内战的硝烟里，周恩来已预见到革命即将胜利，他认为，从重庆、南京、上海撤退回来这批干部有一些外事经验，也懂一点外文。周恩来说：这些人今后是新中国搞外交的骨干，不要走散了，走散了再召集起来就困难了。他指示一定要成立个机构，把这批人保留下来。
1947年3月上旬末，就在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前夜，周恩来在王家坪召集南京办事处外事组、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同志们开会，动员撤出延安，宣布外事人员编成一个队，队长薛子正，副队长黄华，党支部书记王炳南，4月过黄河到晋绥地区的山西临县。
1947年的5月1日，根据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外事组正式成立，叶剑英兼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下设研究处、新闻处、编译处（后改为国际宣传处）3处。由柯柏年、董越千、徐永火英（化名徐大年）分任处长。中央外事组几乎囊括了从北平（军调部）、南京（南京局外事委员会）、上海（中共驻沪办事处）等地撤回的外事精英人物。
中央外事组实际上是为新中国储备外交干部的“人才库”，庶几新生共和国外交部的“雏形”。1948年4月，中央外事组迁至西柏坡，主任改由周恩来兼任。
“海外兵团”与未名湖畔孕育出来的外交官
再有就是在国统区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以及统战、情报工作的一些干部。如阎宝航、宦乡、赖亚力、胡济邦等。还有一些长期在海外以各种身份从事革命活动的干部、留学生、华侨，如唐明照和张希先夫妇、毕季龙、熊向晖、申健和熊友榛夫妇、浦寿昌、冀朝铸、李肇基等。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夜开始，他们陆续回国。
被誉为中共隐蔽战线“后三杰”的熊向晖、申健和陈忠经由胡宗南决定去美国留学深造。1946年6月10日，周恩来和董必武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会客室接见熊向晖时，周恩来对还是中共秘密党员的熊向晖说：“胡宗南保荐你去美国留学，中央也同意……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你，得益的是我们。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结局肯定是惨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顾以佶。她与胞姐林如彤（顾以佩）在40年代初从淮南、华中根据地抵达延安。顾以佶先入中央党校。适逢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顾以佶因一口流利的英语而进入军委外事组，参加接待工作。抗战胜利后，她和俞沛文前往大洋彼岸深造。
与此同时，外交部也从北京以及上海、浙江等各地高校，特别是北京大学和一些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陆续抽调了不少年轻大学生。
令燕京大学创办者司徒雷登始料不及的是，这所美国教会大学无意之中给新中国的外交部培养了一个“方面军”：孟用潜、杨刚、黄华、龚普生、龚澎、柯华、陈浩、韩叙、凌青、李肇基、周南、齐宗华……这还是不完全统计，但在各教会大学却名列前茅。
1946年11月，国共和谈行将破裂，周恩来曾在离南京返延安以前宴请司徒雷登，同时还邀请了中共代表团里原先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与会。周恩来微笑地感谢这位自诩“既爱美国也爱中国”的博士：“这些青年都是你培养的学生，你是燕京大学的校长，可是却为我们共产党培养了人才。”当周恩来向司徒雷登一一介绍昔日门生的时候，这位美国最后一任驻旧中国大使尴尬地耸耸肩膀，“请周先生多加管教。”稍后，周恩来还委托中共代表团外事委员会秘书长王炳南将一仿明五彩人物敞口瓷瓶赠与司徒雷登大使。1988年5月26日，珍藏近半个世纪的瓷瓶又由司徒雷登先生私人秘书傅泾波之女傅海澜亲手送还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
地方干部“三足鼎立”外交部
建国初筹组外交部时，特别强调了从事外交工作的干部必须无限忠诚于党和国家的利益。周恩来在一次会议曾经讲到：我们新中国的外交队伍，主要是由3部分人组成的。首先是长期在部队工作的老将军们，他们在政治上是完全可靠的。第二部分是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一些同志，他们的知识比较丰富，也经受过考验，在政治上也是可靠的。第三部分是一些长期在解放区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他们有实际经验，在政治上同样是可靠的。
“婴儿”时期的外交部也有相当一部分干部来自地方。比如张闻天、李一氓、夏衍、阎宝航、吉雅泰、董越千、陈叔亮、宫达非等。
与廖承志齐名的“日本通”夏衍30年代曾说：“将来如果能当上驻日本的大使，就心满意足了。”一边说一边比划着日本的仁丹胡子。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外交部负责工作人员的第一批任命名单中，夏衍的名字赫然在列，他是亚洲司司长。如果中日邦交正常化提前20年，除了廖承志，夏衍当是出使东京的最佳人选。
1954年到1955年，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相继召开。新中国外交的拓展，需要更多的外交人才。1954年，各大行政区撤销，给了外交部一次极好的“招兵买马”机会，陆续调入外交部的有：何伟、陈楚、潘自力、柯华、刘晓……这些正、副部长级的“封疆大吏”大部分是选调来当大使的。同时，也调入一部分司局级乃至处、科级干部。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外交部的大规模选调干部工作一直进行。特别是1964－1965年，其调动的规模与1954－1955年相仿，但范围进一步拓展。60年代调入外交部的地方干部，加上50年代选调的地方干部，前后共计有120余位外交官成为驻外大使，其中不少还成了外交部的领导骨干，副部长级以上的干部也不在少数。
1954年，外交部正式筹建外交学院
为应急需，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所设专修科8个班中专门设立外交班，培训外交干部。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所设8个本科系里面也有外交系。外交系是外交部委托人民大学培养外交干部的基地。到1955年夏秋外交学院正式成立前，该系为外交部培养了不少特命全权大使（自1952级起该系全部转入外交学院）。在这些人员中，除少部分青年学生，还有相当部分是1954年前后调入外交部的地方年轻干部。
1951年8月，周恩来提出外交部干部要“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这16字方针被数代中国外交官奉为“圭臬”。周恩来在1953年亲笔批改的《关于今后培养外交干部的几项建议初稿》中特别指出：“希望从全国各大学之政法、史地与外文各系每年毕业学生中能审选其中优秀的合乎条件的干部到外交部及外事处工作”，但“必须绝对可靠”。
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中国代表团去了180多人，正是在新中国参加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后，鉴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周恩来和有关方面认真讨论了如何更好地培养外交人才问题。1954年10月，外交部正式筹建外交学院。
1955年9月，在周恩来总理倡议下，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外交学院在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基础上正式成立。建院50多年来，从这里先后走出了245位驻外大使（外交学院校友从1952级算起，截止到2006年10月1日）。其中有：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现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戴秉国，还有前外交部副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刘华秋等。
新中国成立前后，开始大规模选拔、培养外交人员最初还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北京外国语学校。230多位驻外大使出自“北外”。截至到2007年4月20日胡锦涛主席任命前外交部司长高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5任驻挪威王国特命全权大使的58年间，中国有924位高级外交官出任各建交国家特命全权大使。与上述外交学院毕业的240余位驻外大使相加，就占到了迄今为止新中国诞生58年来所有驻外特命全权大使的50％以上。
1954年9月1日，经高教部报政务院批准，北京外国语学校正式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
板门店：共和国外交官的“培训班”
如果说北平军调部是新中国诞生前夜年轻外交官的一次“热身”，那么，风雪弥漫、硝烟未退的板门店等地就是“襁褓”之中的新中国外交部培训见习的最佳基地，“教官”便是“山姆大叔”。美国人在鸭绿江畔玩火，当他们打不赢的时候，一大批英气逼人的中国军人，刚刚跨入外交部的年轻官员，匆匆走出“北外”校园的风华正茂的学生，纷纷跨过鸭绿江……
据统计，外交部成立时，干部总共只有248人，科以上干部47人，一般干部201人。但是参加朝鲜停战谈判工作的外交部官员，从“北外”抽调入朝的青年学生，以及后来进入外交界的各级干部，竟有70余人。主要有：李克农、乔冠华、边章五、丁国钰、柴成文、黄华、毕季龙、凌青、浦寿昌、冀朝铸、过家鼎、符浩、韩念龙、周南、温业湛、柯柏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