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奇鸟行状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3: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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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の記述通りの「上弦の月」です。
在厨房煮意大利面条的时候，一个电话打来。我正随着调频广播吹口哨，吹罗西尼的《贼喜鹊》。这乐曲特别适合用来煮意式面条。
听得电话铃响，我本想不予理睬。一来面条正煮在火候上，二来克劳迪奥·阿巴多正准备将伦敦乐团驱往乐章的峰巅。但终归我还是拧小煤气，去客厅拿起听筒。说不定有朋友打电话介绍新的工作，我想。
"10分钟，我需要10分钟。"女郎劈头一句。
我对于音色的记忆颇具信心。这却是个陌生的声音。
"请问，您这是在打给谁？"我客客气气地询问。
"打给您呀！只需10分钟，10分就行。那样，就会相互明白过来的。"女郎道。声音轻柔柔，飘忽忽。
"相互明白？"
"心情啊！"
我从门口探头看一眼厨房。面条锅白气蒸腾，克劳迪奥·阿巴多继续指挥《贼喜鹊》。
"对不起，我正在煮意大利面条，过会儿再打来可以吗？"
"意大利面条？"女郎惊愕地说，"上午10点30分煮面条？"
"这不碍你什么事吧！什么时候吃什么是我的自由。"我有点压不住火。
"那倒是的。"女郎以没了表情的干巴巴的声音说。看来感情稍一变化都会使其声调截然不同。"也好，过会儿再打就是。"
"等等，"我慌忙道，"您要是耍什么推销员手法，再打多少次也是枉然。眼下是失业之身，根本没有购置新东西的余地。"
"知道知道，放心好了。"
"知道？知道什么？"
"不就是失业期间吗？知道的，那点事儿。还是快煮你那宝贝面条去好了。"
"喂喂，您到底……"没待我说完，对方挂断电话，挂得甚为猝然。
我一时无所适从，望着手中的听筒。良久，才想起锅里的面条，遂走入厨房。我关掉煤气，把意式面条捞进抓篱。由于电话的关系，面条多少有点儿过火，好在还不至于无可救药。
相互明白？我边吃面条边想，能够充分明白双方的心情？我可是无法理解那女郎想说什么。很可能不过是捣乱电话，或许是一种新式推销招法。反正都与我无关。
话虽这么说，折回客厅坐在沙发看小说时，仍要不时觑一眼电话机，心里摘咕：女郎说10分钟即可相互明白指的是什么呢？10分钟到底可以明白什么呢？现在想来，10分钟是那女郎一开始便掐算好了的、对这10分钟推算似乎相当充满自信：9分钟太短，11分钟过长。恰如煮意大利面条的标准火候。
如此思来想去之间，早已没了看书心绪，于是想熨烫衬衫。每次心慌意乱，我都要熨烫衬衫，老习惯。我熨衬衫的工序分12道，由（1）领（前领）开始，至（12）左袖（袖口）结束。我逐一数着序号，有条不紊地熨烫下去，也只有这样方觉得心应手。
熨罢三件衬衫，确认再无皱纹，挂上衣架。然后关掉熨斗，连同熨衣板放进壁橱，思绪这才有了些条理。
刚要进厨房喝水，电话铃再次响起。我略一迟疑，还是提起听筒。若是那个女郎第二次打来，只消说正在熨衣服挂断即可。
不料打电话来的是久美子。时针正指在11点30分。
"可好？"她问。
"还好。"我答。
"干什么呢？"
"熨衣服。"
"出什么事了？"声音里略带紧张感。她知晓我心情不佳时便要熨衣服。
"熨熨衬衫，没什么。"我坐在椅子上，把听筒从左手换到右手。"有事？"
"你会写诗吧？"
"诗？"我愕然反问。诗？诗是什么？到底？
"熟人在的一家杂志社办了份面向年轻女孩的小说期刊，正在物色人评选和修改诗歌来稿，还要求每月写一首扉页用的短诗。事虽简单，报酬却不低。当然喽，也还超不出临时工标准。不过干得好，说不定有编辑工作落到你头上……"
"简单？"我说，"慢着，我要找的可是法律方面的工作。这诗歌修改却是从何而来？"
"你不是说高中时代修改过诗歌的吗？"
"那是小报，高中校刊！什么足球赛哪个班踢赢了，什么物理老师跌下楼梯住院了，全是些无聊透顶的玩艺儿。不是诗，诗我可写不来。"
"说是诗，不过是给女高中生看的。又不是让你写干秋传诵的名篇佳句，适当应付一下就行了。明白？”
"适当也罢什么也罢反正诗是绝对写不来。没写过，也没心思写。"我一口回绝。那东西如何写得来！
"噢---"妻透出遗憾，"不过法律方面的工作，可是不大好找的吧？"
"打过好些招呼，差不多到该有着落的时候了。万一不行，到时再作打算不迟。"
"是吗？那样也好。对了，今天星期几？"
"星期二。"我沉吟一下回答。
"那，能去银行交一下煤气费电话费吗?”
"快去买东西准备晚饭了，顺路去银行就是。"
"晚饭做什么？"
"还没定，买东西时再说。"
"我说，"妻一副郑重其事的语气，"我想了想，觉得你好像用不着那么急于找工作。"
"为什么？"我又是一惊。大约世界上所有女人都打电话来让我不得心宁。"失业保险也快到期了，总不能老这么游游逛逛吧？"
"反正我工资也提了，副业收入也一帆风顺，还有存款。只要不大手大脚，吃饭总没问题吧。或者说你不愿意像现在这样在家搞家务？对这种生活不感兴趣？"
"说不清楚。"我直言相告。是不清楚。
"那就慢慢考虑好了。"妻说，"对了，猫可回来了？"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从早上到现在全未想起猫来。"哪里，还没回来。"
"去附近找找可好？都不见一个多星期了。"
我含糊应着，把听筒又换回左手。
"我想可能在胡同里头那座空屋的院子里，就是有石雕鸟。那个院子。在那里见过几次来着。"
"胡同？"我问，"你什么时候去的胡同？这事你以前可一次都没…"
"对不起，电话得放下了。手头还有工作等着。猫的事儿拜托了。"
电话挂断。我又望了一会儿听筒，之后放下。
久美子何苦去什么胡同呢？进那胡同须从院里翻过混凝土预制块围墙，况且根本就没什么必要费此周折。
我去厨房喝罢水，走到檐廊看了看猫食碗。碗里的煮鱼干仍是昨晚的样子，一条也未减少：猫还是没有回来。我站在檐廊里眼望自家涌进初夏阳光的小院。其实望也望不出什么赏心悦目的景致。由于一天之中只很短时间有阳光照进来，土总是黑乎乎湿乎乎的。园木也仅有角落里两三丛不起眼的绣球花。而我又压根儿就不喜欢绣球花那种花。附近树上传来不规则的鸟鸣，吱吱吱吱的，简直同拧发条声无异，我们于是称其为"拧发条鸟"，是久美子命名的。真名无从知晓，连是何模样也不知道。反正拧发条鸟每天都飞临附近树上，拧动我们所属的这个静温天地的发条。
罢了罢了，竟忘了找猫。我一向喜欢猫，对这只猫也很喜欢。猫自有猫的生活方式。猫绝非等闲之辈。猫的失踪，不外乎意味猫想去某处。等它饿得饥肠辘辘，迟早自然返回。不过，归终我恐怕还是要为久美子找猫，除此别无事干。
我是4月初辞去已做了很久的法律事务所的工作的。没什么特殊缘由，也并非工作内容不合心意。虽说内容本身谈不上令人欢欣鼓舞，但薪水不薄，办公室气氛也够融洽。
谈起我在法律事务所的作用，简言之只是个专业性差役。可我觉得自己干得有声有色。自己说来未免不够谦虚---就履行那类事务性职责而言，我是相当精明强干的人选。头脑反应敏捷，动作雷厉风行，牢骚一句不发，想法稳妥现实。所以，当我提出辞职时，那位老先生也就是作为事务所主人的父子律师中的长者挽留说不妨加点工资。
然而我还是离开了那家事务所。倒也不是说辞职后有什么成竹在胸的蓝图宏志。至于再一次闭门不出准备应付司法考试，无论如何都没那份心机。更何况时至如今也并非很想当律师。只不过是我不打算在那家事务所长此以往，而若辞职，正可谓此其时也。倘旷日持久，我这一生势必在那里消耗殆尽。毕竟已年届三十。
晚餐桌上，我开口说想辞去这份工作。久美子应了一声"是吗"。这"是吗"是何含义，我一时吃不大透。她则再无下文。
我也同样不语。
"既然你想辞，辞也未尝不可嘛，"她说，"那是你的人生，尽可随心所欲。"如此说罢，便只顾用筷子将鱼刺拨往盘边。
妻在一家专门介绍健身食品和天然食品的杂志社当编辑，工资也还过得去，而且有在其它杂志当编辑的朋友委托搞一点图案设计（她大学时代一直学设计，目标就是当一名不隶属于人的图案设计专家），故而收入相当可观。而我失业之后又可以享受失业保险。再说，我若在家老老实实做家务，诸如外餐费洗衣费等开销即可节省下来，同我上班挣钱相比，生活水准当没甚差别。
这么着，我辞去了工作。
食品采购回来正往冰箱里塞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响得分外急迫。我把塑料盒只撕开一半的豆腐放在餐桌上，去客厅拿起听筒。
"意大利面条可结束了？"那个女郎问。
"结束了。"我说，"不过马上就得去找猫。"
"推迟10分钟也不要紧吧？找猫，又不是煮面条。"
不知为什么，我未能一下放下电话。女郎的语声像有一种什么东西吸引我。"也罢，要是仅仅10分……”我说。
"那样，我们就能互相明白唆，嗯?”女郎平静地说。那气氛，很可能在电话机的另一头稳稳当当坐在椅子上，且架起二郎腿。
"能不能呢？"我应道，"才10分钟。"
"10分钟说不定比你想的长咧。"
"真认得我？"我试探道。
"那当然，见过好几次的。"
"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某个时候，某个地点。"女郎说，"一五一十地跟你细说起来，10分钟可是不够的哟！重要的是此时此刻，对吧？"
"你得拿出个证据才行---认得我的证据。"
"例如？"
"我的年纪。"
"三十。"女郎应声回答，"三十岁零两个月。可以了吧？"
我默然。不错，她是晓得我。可是无论我怎么回想，记忆中都无此语声。
"那，这回你就对我想象一下如何？"女郎诱劝道，"根据声音想，想象我是个怎样的女人，如年纪多少，在哪里做着怎样的姿势…"
"想象不出。"我说。
"试试嘛！"
我觑了眼表：才1分零5秒。"想象不出。"我重复一句。
"那我告诉你就是，"女郎说，"我在床上呢，刚冲完淋浴，一丝不挂。"
哎呀呀，我想，岂不活活成了色情录音带！
"你说是穿三角裤好呢，还是长简袜合适？哪种性感？"
"哪种都无所谓，悉听尊便。想穿什么穿什么，不想穿就光着。抱歉，我没兴致在电话中谈这个。一来有事等着我做……"
"10分钟即可。为我消费10分钟，你的人生也不至于蒙受致命的损失，不是吗？总之回答我的提问：是赤身裸体的好，还是穿上什么好？我嘛，应有尽有，带黑色花边的三角裤啦……"
"就那样算了。"我说。
"赤身裸体的好喽？"
"是的，赤身裸体的好。"我说。4分钟。
"下面还湿着呢，"女郎说，"没使劲用毛巾擦，所以还湿着。暖融融湿乎乎的，柔软得很咧。很黑很黑，毛毛茸茸，摸一下……”
"喂对不起……"
"那里面要温暖得多哩，就像一块加热了的奶油糕，温乎乎暖乎乎的，不骗你。猜我现在什么姿势？右腿支起，左腿横摆，用时针打比方，也就10时5分左右吧。"
从语气听来，显然她并非说谎。她真的是两腿开成10时5分角度，下部温暖而湿润。
我再不言语，放下电话。随后倒在沙发上，望着座钟长吁了口气。电话中和那女郎大约谈了五六分钟。
10分钟后电话铃再度响起。这回我没提听筒。铃声响了15次，止息了。止息后，冰冷的沉默深深压将下来。
听得电话铃响，我本想不予理睬。一来面条正煮在火候上，二来克劳迪奥·阿巴多正准备将伦敦乐团驱往乐章的峰巅。但终归我还是拧小煤气，去客厅拿起听筒。说不定有朋友打电话介绍新的工作，我想。
"10分钟，我需要10分钟。"女郎劈头一句。
我对于音色的记忆颇具信心。这却是个陌生的声音。
"请问，您这是在打给谁？"我客客气气地询问。
"打给您呀！只需10分钟，10分就行。那样，就会相互明白过来的。"女郎道。声音轻柔柔，飘忽忽。
"相互明白？"
"心情啊！"
我从门口探头看一眼厨房。面条锅白气蒸腾，克劳迪奥·阿巴多继续指挥《贼喜鹊》。
"对不起，我正在煮意大利面条，过会儿再打来可以吗？"
"意大利面条？"女郎惊愕地说，"上午10点30分煮面条？"
"这不碍你什么事吧！什么时候吃什么是我的自由。"我有点压不住火。
"那倒是的。"女郎以没了表情的干巴巴的声音说。看来感情稍一变化都会使其声调截然不同。"也好，过会儿再打就是。"
"等等，"我慌忙道，"您要是耍什么推销员手法，再打多少次也是枉然。眼下是失业之身，根本没有购置新东西的余地。"
"知道知道，放心好了。"
"知道？知道什么？"
"不就是失业期间吗？知道的，那点事儿。还是快煮你那宝贝面条去好了。"
"喂喂，您到底……"没待我说完，对方挂断电话，挂得甚为猝然。
我一时无所适从，望着手中的听筒。良久，才想起锅里的面条，遂走入厨房。我关掉煤气，把意式面条捞进抓篱。由于电话的关系，面条多少有点儿过火，好在还不至于无可救药。
相互明白？我边吃面条边想，能够充分明白双方的心情？我可是无法理解那女郎想说什么。很可能不过是捣乱电话，或许是一种新式推销招法。反正都与我无关。
话虽这么说，折回客厅坐在沙发看小说时，仍要不时觑一眼电话机，心里摘咕：女郎说10分钟即可相互明白指的是什么呢？10分钟到底可以明白什么呢？现在想来，10分钟是那女郎一开始便掐算好了的、对这10分钟推算似乎相当充满自信：9分钟太短，11分钟过长。恰如煮意大利面条的标准火候。
如此思来想去之间，早已没了看书心绪，于是想熨烫衬衫。每次心慌意乱，我都要熨烫衬衫，老习惯。我熨衬衫的工序分12道，由（1）领（前领）开始，至（12）左袖（袖口）结束。我逐一数着序号，有条不紊地熨烫下去，也只有这样方觉得心应手。
熨罢三件衬衫，确认再无皱纹，挂上衣架。然后关掉熨斗，连同熨衣板放进壁橱，思绪这才有了些条理。
刚要进厨房喝水，电话铃再次响起。我略一迟疑，还是提起听筒。若是那个女郎第二次打来，只消说正在熨衣服挂断即可。
不料打电话来的是久美子。时针正指在11点30分。
"可好？"她问。
"还好。"我答。
"干什么呢？"
"熨衣服。"
"出什么事了？"声音里略带紧张感。她知晓我心情不佳时便要熨衣服。
"熨熨衬衫，没什么。"我坐在椅子上，把听筒从左手换到右手。"有事？"
"你会写诗吧？"
"诗？"我愕然反问。诗？诗是什么？到底？
"熟人在的一家杂志社办了份面向年轻女孩的小说期刊，正在物色人评选和修改诗歌来稿，还要求每月写一首扉页用的短诗。事虽简单，报酬却不低。当然喽，也还超不出临时工标准。不过干得好，说不定有编辑工作落到你头上……"
"简单？"我说，"慢着，我要找的可是法律方面的工作。这诗歌修改却是从何而来？"
"你不是说高中时代修改过诗歌的吗？"
"那是小报，高中校刊！什么足球赛哪个班踢赢了，什么物理老师跌下楼梯住院了，全是些无聊透顶的玩艺儿。不是诗，诗我可写不来。"
"说是诗，不过是给女高中生看的。又不是让你写干秋传诵的名篇佳句，适当应付一下就行了。明白？”
"适当也罢什么也罢反正诗是绝对写不来。没写过，也没心思写。"我一口回绝。那东西如何写得来！
"噢---"妻透出遗憾，"不过法律方面的工作，可是不大好找的吧？"
"打过好些招呼，差不多到该有着落的时候了。万一不行，到时再作打算不迟。"
"是吗？那样也好。对了，今天星期几？"
"星期二。"我沉吟一下回答。
"那，能去银行交一下煤气费电话费吗?”
"快去买东西准备晚饭了，顺路去银行就是。"
"晚饭做什么？"
"还没定，买东西时再说。"
"我说，"妻一副郑重其事的语气，"我想了想，觉得你好像用不着那么急于找工作。"
"为什么？"我又是一惊。大约世界上所有女人都打电话来让我不得心宁。"失业保险也快到期了，总不能老这么游游逛逛吧？"
"反正我工资也提了，副业收入也一帆风顺，还有存款。只要不大手大脚，吃饭总没问题吧。或者说你不愿意像现在这样在家搞家务？对这种生活不感兴趣？"
"说不清楚。"我直言相告。是不清楚。
"那就慢慢考虑好了。"妻说，"对了，猫可回来了？"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从早上到现在全未想起猫来。"哪里，还没回来。"
"去附近找找可好？都不见一个多星期了。"
我含糊应着，把听筒又换回左手。
"我想可能在胡同里头那座空屋的院子里，就是有石雕鸟。那个院子。在那里见过几次来着。"
"胡同？"我问，"你什么时候去的胡同？这事你以前可一次都没…"
"对不起，电话得放下了。手头还有工作等着。猫的事儿拜托了。"
电话挂断。我又望了一会儿听筒，之后放下。
久美子何苦去什么胡同呢？进那胡同须从院里翻过混凝土预制块围墙，况且根本就没什么必要费此周折。
我去厨房喝罢水，走到檐廊看了看猫食碗。碗里的煮鱼干仍是昨晚的样子，一条也未减少：猫还是没有回来。我站在檐廊里眼望自家涌进初夏阳光的小院。其实望也望不出什么赏心悦目的景致。由于一天之中只很短时间有阳光照进来，土总是黑乎乎湿乎乎的。园木也仅有角落里两三丛不起眼的绣球花。而我又压根儿就不喜欢绣球花那种花。附近树上传来不规则的鸟鸣，吱吱吱吱的，简直同拧发条声无异，我们于是称其为"拧发条鸟"，是久美子命名的。真名无从知晓，连是何模样也不知道。反正拧发条鸟每天都飞临附近树上，拧动我们所属的这个静温天地的发条。
罢了罢了，竟忘了找猫。我一向喜欢猫，对这只猫也很喜欢。猫自有猫的生活方式。猫绝非等闲之辈。猫的失踪，不外乎意味猫想去某处。等它饿得饥肠辘辘，迟早自然返回。不过，归终我恐怕还是要为久美子找猫，除此别无事干。
我是4月初辞去已做了很久的法律事务所的工作的。没什么特殊缘由，也并非工作内容不合心意。虽说内容本身谈不上令人欢欣鼓舞，但薪水不薄，办公室气氛也够融洽。
谈起我在法律事务所的作用，简言之只是个专业性差役。可我觉得自己干得有声有色。自己说来未免不够谦虚---就履行那类事务性职责而言，我是相当精明强干的人选。头脑反应敏捷，动作雷厉风行，牢骚一句不发，想法稳妥现实。所以，当我提出辞职时，那位老先生也就是作为事务所主人的父子律师中的长者挽留说不妨加点工资。
然而我还是离开了那家事务所。倒也不是说辞职后有什么成竹在胸的蓝图宏志。至于再一次闭门不出准备应付司法考试，无论如何都没那份心机。更何况时至如今也并非很想当律师。只不过是我不打算在那家事务所长此以往，而若辞职，正可谓此其时也。倘旷日持久，我这一生势必在那里消耗殆尽。毕竟已年届三十。
晚餐桌上，我开口说想辞去这份工作。久美子应了一声"是吗"。这"是吗"是何含义，我一时吃不大透。她则再无下文。
我也同样不语。
"既然你想辞，辞也未尝不可嘛，"她说，"那是你的人生，尽可随心所欲。"如此说罢，便只顾用筷子将鱼刺拨往盘边。
妻在一家专门介绍健身食品和天然食品的杂志社当编辑，工资也还过得去，而且有在其它杂志当编辑的朋友委托搞一点图案设计（她大学时代一直学设计，目标就是当一名不隶属于人的图案设计专家），故而收入相当可观。而我失业之后又可以享受失业保险。再说，我若在家老老实实做家务，诸如外餐费洗衣费等开销即可节省下来，同我上班挣钱相比，生活水准当没甚差别。
这么着，我辞去了工作。
食品采购回来正往冰箱里塞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响得分外急迫。我把塑料盒只撕开一半的豆腐放在餐桌上，去客厅拿起听筒。
"意大利面条可结束了？"那个女郎问。
"结束了。"我说，"不过马上就得去找猫。"
"推迟10分钟也不要紧吧？找猫，又不是煮面条。"
不知为什么，我未能一下放下电话。女郎的语声像有一种什么东西吸引我。"也罢，要是仅仅10分……”我说。
"那样，我们就能互相明白唆，嗯?”女郎平静地说。那气氛，很可能在电话机的另一头稳稳当当坐在椅子上，且架起二郎腿。
"能不能呢？"我应道，"才10分钟。"
"10分钟说不定比你想的长咧。"
"真认得我？"我试探道。
"那当然，见过好几次的。"
"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某个时候，某个地点。"女郎说，"一五一十地跟你细说起来，10分钟可是不够的哟！重要的是此时此刻，对吧？"
"你得拿出个证据才行---认得我的证据。"
"例如？"
"我的年纪。"
"三十。"女郎应声回答，"三十岁零两个月。可以了吧？"
我默然。不错，她是晓得我。可是无论我怎么回想，记忆中都无此语声。
"那，这回你就对我想象一下如何？"女郎诱劝道，"根据声音想，想象我是个怎样的女人，如年纪多少，在哪里做着怎样的姿势…"
"想象不出。"我说。
"试试嘛！"
我觑了眼表：才1分零5秒。"想象不出。"我重复一句。
"那我告诉你就是，"女郎说，"我在床上呢，刚冲完淋浴，一丝不挂。"
哎呀呀，我想，岂不活活成了色情录音带！
"你说是穿三角裤好呢，还是长简袜合适？哪种性感？"
"哪种都无所谓，悉听尊便。想穿什么穿什么，不想穿就光着。抱歉，我没兴致在电话中谈这个。一来有事等着我做……"
"10分钟即可。为我消费10分钟，你的人生也不至于蒙受致命的损失，不是吗？总之回答我的提问：是赤身裸体的好，还是穿上什么好？我嘛，应有尽有，带黑色花边的三角裤啦……"
"就那样算了。"我说。
"赤身裸体的好喽？"
"是的，赤身裸体的好。"我说。4分钟。
"下面还湿着呢，"女郎说，"没使劲用毛巾擦，所以还湿着。暖融融湿乎乎的，柔软得很咧。很黑很黑，毛毛茸茸，摸一下……”
"喂对不起……"
"那里面要温暖得多哩，就像一块加热了的奶油糕，温乎乎暖乎乎的，不骗你。猜我现在什么姿势？右腿支起，左腿横摆，用时针打比方，也就10时5分左右吧。"
从语气听来，显然她并非说谎。她真的是两腿开成10时5分角度，下部温暖而湿润。
我再不言语，放下电话。随后倒在沙发上，望着座钟长吁了口气。电话中和那女郎大约谈了五六分钟。
10分钟后电话铃再度响起。这回我没提听筒。铃声响了15次，止息了。止息后，冰冷的沉默深深压将下来。
快两点时，我翻过预制块院墙，跳进胡同。说是胡同，其实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胡同，不过是别无其他称呼的代名词罢了。准确说来，连道路都算不上的。道路乃是一种通道，有入口有出口，顺其而行即可抵达某一场所。然这条胡同却一无人口二无出口，两头不通，甚至死胡同都当之有愧。因为死胡同至少有个人口。附近人们只不过故且称其为胡同罢了。胡同飞针走线似地穿过各家后院，长约二百米。路面虽有一米多一点宽，但由于围墙外占，加之墙上放了诸多杂物，致使好几处须例起身子方得通过。
听人说---说的人是我舅舅，他以惊人低的租金将房子租给我们---胡同也曾有过入口出口，作为捷径发挥过连接此路与彼路的功能。但随着经济起飞，原为空地的地方建起了新的住宅之后，路面受压被挤，骤然变窄起来。而居民们也不喜欢别人在自家前檐后院出出入人，小径便被封死了。起始只是不甚起眼的掩体样的东西挡人视线，后来有户人家扩展院落，索性用预制墙将一端人口堵得严严实实，进而两相呼应似地另一端入口也被牢不可破的粗铁丝网封死，狗都休想通过。居民们本来就很少利用这条通道，堵住两端也无人说三道四，何况又利于防盗。因此，如今这条通道严然被废弃的运河无人光顾，唯一作用便是作为缓冲地带将住宅与住宅分隔开来，路面杂草丛生，处处挂满粘乎乎的蜘蛛网。
妻是出于什么目的数次出入这种地方的，我全然揣度不出，连我以前也仅仅踏入这"胡同"两次。再说久美子原本就讨厌蜘蛛。也罢，我想，既然久美子下令找猫，找就是。较之守在家中等电话铃响，如此在外面四下游逛要快活许多。
初夏异常亮丽的阳光，将头顶树枝的前影斑斑驳驳印在地上。无风，树影看上去竟如生来便固定于地表的斑痕。周围间无声息，仿佛草叶在阳光下呼吸的声音都可听到。天空漂浮着几片不大的云絮，鲜明而简洁，宛如中世纪铜版画上的背景。目力所及，所有物象无不历历然轮廓分明，竟使我感觉自家肉体似乎成了虚无缥缈的什么物件，且热得出奇。
我穿的是T恤，薄布裤和网球鞋。但头顶太阳行走多时，腋下胸口还是津津地沁出汗来。T恤和裤子都是早上从塞满夏令衣物的箱子刚刚拉出来的，卫生球味儿直呛鼻孔。
四周房屋有的是原有的，有的是新建的，二者判然有别。新房一般较小，院子也窄，晾衣竿有的甚至伸进胡同，须不时在毛巾衬衣床单的队列中穿梭般前行。房檐下间或清晰地传来电视和水冲厕所的声响，或飘来烧咖啡的气味。
相形之下，原有老房则几乎感受不出生活气息，院墙为掩人视线栽植的各种灌木和贝冢圆柏，搭配得恰到好处。透过间隙可以窥见精心修整过的舒展的庭园。
一家后院墙角孤零零扔着一棵早已枯焦的圣诞树。还有一家院里摆着种类齐全的儿童玩具：三轮车、套圈、塑料剑、皮球。鱼形偶人、小棒球棍，应有尽有，严然若干男女以此来传达他们对少年时光的留恋之情。也有的院子里安有篮球架。还有的摆有花园椅和瓷桌。白色的花园椅怕是闲置了好些个月（或好些年），上面满是灰尘。桌上粘着被雨打落的紫色的木兰花瓣。
还有一家，可以透过铝合金玻璃窗一览居室内部：一套皮沙发，一台大画面电视，一个博古架（上面有热带鱼水箱和两个什么奖杯），一盏装饰性落地灯，严然电视剧中一组完整的道具。另一院落里有座养大狗用的偌大狗舍，里面却不见有狗，门大敞四开。粗铁丝网胀鼓鼓的，大约有人从里面凭靠了数月之久。
久美子说的空屋在这有狗舍人家的稍前一点。是空屋这点一目了然，而且并非空两三个月那种一般的空。其实房子式样颇新，双层，唯独关得风雨不透的木板套窗显得格外旧，二楼窗外的铁栏杆也生出一层红锈。院落不大，安放着显然是展翅飞鸟形状的石雕。石雕鸟坐在齐胸高的台座上，周围是气势蓬勃的杂草，尤其是高个子的"长茎泡立草"，尖头已触到了鸟爪。鸟---是何种属我固然不晓；看上去是在为尽早尽快逃离这难受的场所而展翅欲飞。除此石雕，院里再无像样的装饰。房檐下堆着几把旧塑料花园椅。旁边，山杜鹃缀着色彩鲜艳但又无端缺乏实在感的红花。此外便是满目杂草了。
我靠着齐胸高的铁丝篱笆把这院子看了好一会。院子看来的确符合猫的口味，却不见猫，唯见房脊电视天线上落有一只鸽子在向四周播送单调的鸣声。石雕鸟则把姿影投在茂密的杂草叶片上，于是影子被弄得支离破碎。
我从衣袋掏出柠檬糖，剥开纸投进嘴里。烟固然借辞职之机戒掉了，结果这柠檬糖便不得离手。"柠檬糖中毒"，妻说，"几天就满口虫牙!”而我却欲罢不能。在我看院子时间里，鸽子始终站在天线上犹如办事员给一叠传票打编号一般以同样的调门有板有眼叫个不停。我已记不清在铁丝篱笆上靠了多久，只记得柠檬糖在口中变得甚是甜腻而被我将剩下的一半吐在地上。之后我重新将视线投回石雕鸟。这工夫，像有人从背后叫我。
一回头，见对面人家后院站着一个女孩，个子不高，头发梳成了马尾巴，戴一副米黄框深色太阳镜，穿一件天蓝色无袖T恤。从中探出的两条细细的胳膊，梅雨季节未过便已晒得完美动人。她一只手插进短裤袋，一只手扶着齐胸高的对开竹门并不安稳地支撑着身体，跟我相距不过一米左右。
"热啊！"女孩对我说。
"是热。"我附和道。
如此寒暄完毕，她以同样姿势看了我一会，然后从短裤袋掏出一盒短支"希望"，抽出一支叼在嘴上。嘴很小，上唇有点儿肿。她以熟练的手势擦了根火柴，点燃香烟。女孩低头时，可以清晰看到她的身形。身很漂亮，光溜溜的，仿佛刚刚生成。短短的茸毛在单薄的耳轮边缘闪着光。
女孩将火柴杆扔在地上，撅起嘴唇吐了口烟，突然想起似地抬眼看着我。镜片颜色太深，加上有反光功能，无法透视里边的眼睛。
"附近的？"女孩问。
"是啊。"我想指一下自家方位，却又搞不准究竟位于哪个方向。来时拐了好几个弯，且弯的角度均很奇妙。遂虚晃一枪，随便指了个方向。
"找猫。"我在裤子上蹭着出汗的手心，辩解似地说道，"一个星期没回家了。有人在这边看见过。"
"什么样的？"
"大公猫。褐色花纹，尾巴尖有点儿弯曲，还秃了。"
"名字？"
"阿升。"我回答，"绵谷·升。"
"就猫来说，名字倒蛮气派。"
"老婆哥哥的名字。感觉上类似，就开玩笑叫开了。"
"怎么个类似法？”
"反正有点类似。走路姿势啦，惺松的眼神啦……"
女孩这才好看地一笑。一笑，远比一开始的印象有孩子气，也就十五六岁吧。略微发肿的上唇以莫可名状的角度朝上翘起。于是我好像听到了那声"摸一下"。那是电话女郎的语声。我用指甲刮去额头的汗。
"褐色花纹，尾巴尖儿有点弯曲，是吧?”女孩确认似地重复，"可有项圈什么的？"
"有个防虱用的，黑色。"
女孩一只手仍扶着对开门，沉思了10至15秒，随后将吸短的香烟扔在脚下，用拖鞋底碾灭。
"那样的猫嘛，有可能见过。"女孩说，"尾巴怎么个弯法倒没看清，总之是虎皮色，大大的，项圈大概也戴着。"
"什么时候见的？"
呢，什么时候来着？也就是近三四天吧。我家院子成了附近猫们的通道，很多猫时常走来走去。全都从优谷家穿过我家院子，进到那边宫胁家院子去了。"
女孩说着，指了指对面空屋。石雕鸟仍在那里展翅欲飞，"长茎泡立草"仍在那里受用初夏的阳光，鸽子仍在电视天线上单调地鸣啾不已。
"暧，怎么样，不来我家院里等等？反正猫要穿过我家院子往那边去的。再说总在这里东张西望的，会被人看成小偷报告警察的哟！这以前都有过好几次了呢。"
我迟疑不决。
"不怕，家里就我一个，两人在院子里一边日光浴一边等猫不就行了！我嘛，眼睛好使，正派上用场。"
我看了看表。2时36分。今天未完成的工作，只剩天黑前将洗涤物收回和准备晚饭了。
我打开栅栏门进去，随女孩走上草坪。这时才发觉她右腿有点儿破。每走几步，女孩就停下回头看我。
"坐在摩托车后头甩下去摔的。"女孩无所谓似地说，"前不久的事儿。"
草坪边上有一棵大橡树，下面并放着两把帆布折叠椅。一把靠背上搭一条蓝色的大毛巾，另一把上面杂乱地放着一盒未开盒的"希望"、烟灰缸、打火机、大收录机和杂志。收录机扩音器正以低音传出节奏强烈的摇摆舞曲。女孩把帆布椅上散摆着的东西移到草坪上，叫我落座，关上收录机。坐在椅上，可以从树木空隙看到一胡同之隔的空房。石雕鸟、长茎草、铁丝网全部经入眼帘。女孩肯定坐在这里监视我来着。
院子蛮大，草坪呈徐缓的坡面舒展开去，到处点缀着树木。帆布椅左边有个相当大的混凝土水池，大约水已放空很久了，变成浅绿色的池底兀自对着太阳。身后树木的后边可以看到一座旧洋房式样的正房。房本身并不很大，结构也不显豪华。唯独庭院宽阔，修整得无微不至。
"这么大的庭院，修整起来怕是够辛苦的吧？"我环顾问道。
"辛苦吗?”女孩说。
"我过去给草坪修剪公司打过零工。"我说。
"噢。"女孩似乎并无兴致。
"总是你一个人？"我问。
"嗯，是啊。白天总我一个人在这儿。早晨和傍晚有个帮忙搞家务的老婆婆来，剩下时间就我一个。你，不喝点什么冷饮？啤酒也有的。"
"不，不必了。"
"真的，用不着客气。"
我摇摇头，"你不去上学？"
"你不去工作？"
"去也没工作。"
"失业？"
"算是吧，最近辞了。"
"辞之前做什么来着？"
"给律师跑腿学舌。"我说，"或去市里和中央部门收集各类文件，或整理资料，或核对案例，或办理法院事务性手续，尽一些杂事。"
"干吗不做了？"
"这个嘛……"
"太太工作？"
"工作。"我说。
对面房顶鸣叫的鸽子不知何时去了哪里。注意到时，已陷入沉寂----大约是沉寂。
"猫常从那里经过。"女孩手指草坪的那一端说，"看得见瀑布家院墙后面的焚烧炉吧？就从那旁边冒头，一直顺着这草坪走来，再钻过栅栏门，朝那边院子走去。路线就这一条。对了，那位瀑布先生，是位有名的插图画家呢，叫托尼瀑布。"
"托尼瀑布？"
女孩向我介绍起托尼瀑布来：本名叫瀑布托尼，专门画工笔插图，太太死于交通事故，只一人住在房子里，几乎闭门不出，同附近任何人都不往来。
"不是坏人，"女孩说，"话是没说过。"
女孩把太阳镜推上额头，眯细眼睛打量四周，又拉下太阳镜，吐了口烟。移开太阳镜时，见她左眼旁有条2厘米长的伤疤。很深，恐怕一生都难以平复。想必是为掩饰伤疤才戴眼镜的。脸形并不特别漂亮，但有一种吸引人的东西，大概来源于活泼的眼神和有特征的嘴唇。
"晓得宫胁先生？"
"不晓得。"我说。
"在那空屋里住过的，是所谓地地道道的人。两个女儿，都在一所有名的私立女校上学。户主经营两三家适合全家人聚餐的饭馆来着。"
"为什么人没了？"
女孩摄了撅嘴，像是说不晓得。
"怕是负债什么的吧。夜逃似的手忙脚乱地不见了，有一年了。杂草长得发疯，猫又多，怪吓人的，妈常发牢骚。"
"有那么多猫？"
女孩口叼香烟仰脸望天。
"好多种咧，秃毛的，单眼的……眼珠掉了，那儿成了个肉块。不得了吧？"
我点头。
"亲戚里还有六只指头的呢。是个比我年龄大点儿的女孩，小指旁又生出一只指头来，活像婴儿指头。不过平时总是灵巧地燃起，不细心发现不了。好漂亮的女孩呢！"
"晤"
"那东西你说可是遗传？怎么说呢……血统上。"
我说不大明白遗传上的事。
她默然良久。我一边含柠檬糖，一边盯盯注视猫的通道。猫一只也没露面。
"暧，你真的不喝点什么？我可要喝可乐喽。"女孩说。
我说不要。
女孩从帆布椅起身，轻轻拽着腿消失在树阴里。我拿起脚下一本杂志啪啪啦啦翻了翻。出乎意料，居然是以男人为对象的月刊。中间一幅摄影图片上，一个只穿三角裤隐约可见隐秘处形状和毛丛的女子坐在凳子上以造作的姿势大大张开两腿。罢了罢了！我把杂志放回原处，双臂抱在胸前，目光重新对准猫通道。
过了好些时间，女孩才拿可乐杯返回。这是个炎热的午后。如此在帆布椅上一动不动地晒太阳，脑袋不觉昏昏沉沉，懒得再去思考什么了。
"暖，要是你晓得自己喜欢的女孩有六只手指。你怎么办？"女孩继续刚才的话题。
"卖给马戏团！"我说。
"当真？"
"说着玩嘛，"我笑道，'哦想大概不会介意。"
"即使有遗传给后代的可能？"
我略一沉吟，"我想不至于介意。手指多一只也碍不了什么。"
"乳房要是有四个呢？"
我就此亦沉吟一番。"不知道。"我说。乳房有四个？看样子她还要絮絮不止，于是我转变话题："你十几？"
"十六岁。"女孩道，"刚刚十六岁。高一。"
"一直没去上学？"
"走远了脚疼，况且眼旁又弄出块伤疤。学校可烦人着呢，要是知道是从摩托车掉下摔的，又要给人编排个没完……所以嘛，就请了病假。休学一年无所谓，又不是急着上高二。话又说回来，你是说同六指女孩结婚没什么要紧，但讨厌有四个乳房的，对吧？"
"我没说讨厌，是说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呢？"
"想象不好嘛。"
"六只手指就能想象得好？"
"总可以的。"
"能有什么差别？六只手指和四个乳房？"
我想了想，但想不出合适的说法。
"哦，我是不是问多了？"
"给人这么说过？"
"有时候。"
我把视线收回猫通道。我在这里算干什么呢？我想。猫岂非一只也未出现！我双手叉在胸前，闭目20～30秒。紧紧合起眼睛，觉得身体没一个部位不在冒汗。太阳光带着奇异的重量倾泻在我的身上。女孩晃了下玻璃杯，冰块发出牧铃般的响声。
"困了你就睡。有猫来我叫你。"女孩小声道。
我仍闭着眼睛，默默点头。
没有风，四下万籁俱寂。鸽子大概早已远走高飞。我想起那个电话女郎。莫不是我真的认识她？从语声和语气都无从印证。而女郎却对我一清二楚。活像基里柯（意大利画家Giofgio de Chirico，1888－1978）画中的情景。女子唯独身影穿过马路朝我长长伸来，而实体却远在我意识之外。电话铃声在我耳畔响个不停。
"喂，睡过去了？"女孩问，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没有。"
"再靠近点可以？还是小声说话觉得轻松。"
"没关系的。"我一直闭着眼睛。
女孩把自己的帆布椅横向移过，像是紧贴在我的椅上，"哐"一声发出木框相碰的干响。奇怪！睁眼听得的女孩声调同闭眼听得的竟全然不同。
"稍说点什么好么？"女孩道，"用极小的声音说，你不应声也可以，听着听着睡过去也不怪你。"
"好的。"
"人死是很妙的吧？"
女孩在我耳旁说，话语连同温暖湿润的气息静静沁入我的肌体。
"什么意思？"我问。
女孩一只手指放在我唇上，像要封住我的嘴。
"别问，"她说，"也别睁眼睛，明白？"
女孩手指从我嘴唇移开，这回放在我腕上。
"我很想用手术刀切开看看。不是死尸，是死那样的块体。那东西应该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像软式棒球一样钝钝的、软软的，神经是麻痹的。我很想把它从死去的人身上取出切开看个究竟。里边什么样子呢，我常这样想。就像牙膏在软管里变硬，那里头会不会有什么变得硬邦邦的？你不这样认为？不用回答，不用。外围软乎乎的，只有那东西越往里越硬。所以，我想先将表皮切开，取出里面软乎乎的东西，再用手术刀和刮刀样的刀片把软乎乎的东西剥开。这么着，那软乎乎的东西越往里去越硬，最后变成一个小硬芯，像滚珠轴承的滚珠一样小，可硬着呢！你不这样觉得？"
我低声咳了两三下。
"最近我时常这么想，肯定每天闲着没事的关系。什么事都没得做，思想就一下子跑得很远很远。远得不着边际，从后面追都追不上。"
女孩把放在我腕上的手移开，拿杯子喝剩下的可乐。从冰块声响可以知道杯已经空了。
"猫给你好好看着呢，放心。绵谷升一亮相就马上报告，只管照样闭眼就是。这工夫，绵谷升肯定在这附近散步呢，一会儿保准出现。绵谷升穿过草地，钻过篱笆，时不时停下来嗅嗅花香，正步步朝这边走来；就这样想象一下。"
可我想象出来的猫，终不过是逆光照片般极为模糊的图像。一来太阳光透过眼睑将眼前的黑暗弄得摇摇颤颤，二来任凭我怎么努力也无法准确地想出猫之形象。想出来的话像一幅画得一塌糊涂的肖像画，不伦不类，面目全非。特征虽不离谱，关键部位却相去甚远，甚至走路姿态也无从记起。
女孩将手指再次放回我手腕，在上面画着变换不定的图形。而这样一来，一种和刚才不同种类的黑暗和图形与之呼应似地潜入我的意识。大概是自己昏昏欲睡的缘故，我思忖。我不想睡，又不能不睡。在这庭园的帆布椅上，我觉得自己身体重得出奇，如他人的死尸。
如此黑暗中，唯见绵谷升的四条腿浮现出来。那是四条安静的褐毛腿，脚底板软绵绵厚墩墩的。便是这样的脚无声无息地踩着某处的地面。
何处的地面？
只需10分钟！电话女郎说。不止，我想，10分钟并非10分钟，而可以伸缩，这骗不过我。
睁眼醒来，只剩找一人。旁边紧靠的帆布椅上已不见了女孩。毛巾、香烟和杂志倒是原样，可乐杯和收录机则消失了。
太阳略微西斜，橡树枝影探到了我的膝部。手表是4时15分。我从椅上欠身打量四周：舒展的草坪、无水的水池、石雕鸟、长茎草、电视天线。无猫，亦无女孩。
我仍坐在帆布椅上，眼盯猫通道，等女孩回来。10分钟过去了，猫和女孩均无动静。周围一切都静止了。睡过去的时间里，我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
我站起身，朝正房那边望去。同样一片沉寂，唯独凸窗玻璃在西斜阳光下闪闪耀眼。无奈，我穿过草坪，走进胡同，返回家来。猫没觅得，但觅的努力我已尽了。
回到家，马上把晾的衣物收回，为晚饭做了下准备。5时30分电话铃响了几次，我没拿听筒。铃声止后，余韵仍如尘埃在房间淡淡的晚照中游移。座钟则以其坚硬的指甲尖"嗑嗑嗑"击着浮于空间的透明板。
蓦地，我想不妨写一首关于拧发条鸟的诗。然最初一节怎么也抓挠不出。何况女高中生们不至于欢喜什么拧发条鸟诗。
久美子回来是7时30分。近一个月来，她回家时间一天迟于一天。时过8点已不足为奇，10点以后亦曾有过。也可能因为有我在家准备饭食而不急于返回。她解释说，原本人手不足，一个同事近来又时常请病假。
"对不起，工作者是谈不完。"妻说，"来帮工的女孩根本不管用。"
我进厨房做了黄油烤鱼、色拉和酱汤。这时间里妻坐在厨房桌前发呆。
"噢，5点30分时你可出去了？"妻问，"打电话来着，想告诉你晚点回家。"
"黄油设了买去了。"我说谎道。
"顺便到银行了？"
"当然。"我回答。
"猫呢？"
"没找到。你说的那家空屋也去了，连个猫影也没摸着。怕是跑远了吧。"
久美子再没表示什么。
饭后我洗完澡出来，见久美子在熄掉灯的客厅黑暗中孤单单地坐着。穿灰色衬衫的她如此在黑暗中静静缩起身子，仿佛被扔错地方的一件行李。
我拿浴巾擦头发，在久美子对面沙发坐下。
"猫肯定没命了。"久美子小声道。
"不至于吧，"我说，"在哪里得意地游逛呢！肚子饿了就会回来的。以前不也同样有过一次吗？在高圆寺住时就……"
"这次不同，这次不是那样的，我知道的。猫已经死了，正在哪片草丛里腐烂。空屋院里的草丛可找过了？"
"喂喂，屋子再空也是人家的，怎么好随便进去呢！"
"那你到底找什么地方了？"妻说，"你根本就没心思找，所以才找不到！"
我叹了口气，又拿浴巾擦头。我想说点什么，知久美子哭了，逐作罢。也难怪，我想，这只猫是一结婚就开始养的，她一直很疼爱。我把浴巾扔进浴室农篓，进厨房从冰箱拿啤酒喝着。一塌糊涂的一天，一塌糊涂的年度中一塌糊涂的月份里一塌糊涂的一天。
绵谷升啊，你这家伙在哪呢？拧发条鸟已不再拧你的发条了不成？
简直是一首诗：
绵谷·升啊，
你这家伙在哪呢？
拧发条鸟已不再拧
你的发条了不成？
啤酒喝到一半，电话铃响了。
"接呀！"我对着客厅里的黑暗喊。
"不嘛，你接嘛！"久美子说。
"懒得动。"我说。
没人接，电话铃响个不停。铃声迟滞地搅拌着黑暗中漂浮的尘埃。我和久美于此时都一言未发。我喝啤酒，久美子无声地哭泣。我数至20遍，便不再数了，任铃声响去。总不能永远数这玩艺儿。
听人说---说的人是我舅舅，他以惊人低的租金将房子租给我们---胡同也曾有过入口出口，作为捷径发挥过连接此路与彼路的功能。但随着经济起飞，原为空地的地方建起了新的住宅之后，路面受压被挤，骤然变窄起来。而居民们也不喜欢别人在自家前檐后院出出入人，小径便被封死了。起始只是不甚起眼的掩体样的东西挡人视线，后来有户人家扩展院落，索性用预制墙将一端人口堵得严严实实，进而两相呼应似地另一端入口也被牢不可破的粗铁丝网封死，狗都休想通过。居民们本来就很少利用这条通道，堵住两端也无人说三道四，何况又利于防盗。因此，如今这条通道严然被废弃的运河无人光顾，唯一作用便是作为缓冲地带将住宅与住宅分隔开来，路面杂草丛生，处处挂满粘乎乎的蜘蛛网。
妻是出于什么目的数次出入这种地方的，我全然揣度不出，连我以前也仅仅踏入这"胡同"两次。再说久美子原本就讨厌蜘蛛。也罢，我想，既然久美子下令找猫，找就是。较之守在家中等电话铃响，如此在外面四下游逛要快活许多。
初夏异常亮丽的阳光，将头顶树枝的前影斑斑驳驳印在地上。无风，树影看上去竟如生来便固定于地表的斑痕。周围间无声息，仿佛草叶在阳光下呼吸的声音都可听到。天空漂浮着几片不大的云絮，鲜明而简洁，宛如中世纪铜版画上的背景。目力所及，所有物象无不历历然轮廓分明，竟使我感觉自家肉体似乎成了虚无缥缈的什么物件，且热得出奇。
我穿的是T恤，薄布裤和网球鞋。但头顶太阳行走多时，腋下胸口还是津津地沁出汗来。T恤和裤子都是早上从塞满夏令衣物的箱子刚刚拉出来的，卫生球味儿直呛鼻孔。
四周房屋有的是原有的，有的是新建的，二者判然有别。新房一般较小，院子也窄，晾衣竿有的甚至伸进胡同，须不时在毛巾衬衣床单的队列中穿梭般前行。房檐下间或清晰地传来电视和水冲厕所的声响，或飘来烧咖啡的气味。
相形之下，原有老房则几乎感受不出生活气息，院墙为掩人视线栽植的各种灌木和贝冢圆柏，搭配得恰到好处。透过间隙可以窥见精心修整过的舒展的庭园。
一家后院墙角孤零零扔着一棵早已枯焦的圣诞树。还有一家院里摆着种类齐全的儿童玩具：三轮车、套圈、塑料剑、皮球。鱼形偶人、小棒球棍，应有尽有，严然若干男女以此来传达他们对少年时光的留恋之情。也有的院子里安有篮球架。还有的摆有花园椅和瓷桌。白色的花园椅怕是闲置了好些个月（或好些年），上面满是灰尘。桌上粘着被雨打落的紫色的木兰花瓣。
还有一家，可以透过铝合金玻璃窗一览居室内部：一套皮沙发，一台大画面电视，一个博古架（上面有热带鱼水箱和两个什么奖杯），一盏装饰性落地灯，严然电视剧中一组完整的道具。另一院落里有座养大狗用的偌大狗舍，里面却不见有狗，门大敞四开。粗铁丝网胀鼓鼓的，大约有人从里面凭靠了数月之久。
久美子说的空屋在这有狗舍人家的稍前一点。是空屋这点一目了然，而且并非空两三个月那种一般的空。其实房子式样颇新，双层，唯独关得风雨不透的木板套窗显得格外旧，二楼窗外的铁栏杆也生出一层红锈。院落不大，安放着显然是展翅飞鸟形状的石雕。石雕鸟坐在齐胸高的台座上，周围是气势蓬勃的杂草，尤其是高个子的"长茎泡立草"，尖头已触到了鸟爪。鸟---是何种属我固然不晓；看上去是在为尽早尽快逃离这难受的场所而展翅欲飞。除此石雕，院里再无像样的装饰。房檐下堆着几把旧塑料花园椅。旁边，山杜鹃缀着色彩鲜艳但又无端缺乏实在感的红花。此外便是满目杂草了。
我靠着齐胸高的铁丝篱笆把这院子看了好一会。院子看来的确符合猫的口味，却不见猫，唯见房脊电视天线上落有一只鸽子在向四周播送单调的鸣声。石雕鸟则把姿影投在茂密的杂草叶片上，于是影子被弄得支离破碎。
我从衣袋掏出柠檬糖，剥开纸投进嘴里。烟固然借辞职之机戒掉了，结果这柠檬糖便不得离手。"柠檬糖中毒"，妻说，"几天就满口虫牙!”而我却欲罢不能。在我看院子时间里，鸽子始终站在天线上犹如办事员给一叠传票打编号一般以同样的调门有板有眼叫个不停。我已记不清在铁丝篱笆上靠了多久，只记得柠檬糖在口中变得甚是甜腻而被我将剩下的一半吐在地上。之后我重新将视线投回石雕鸟。这工夫，像有人从背后叫我。
一回头，见对面人家后院站着一个女孩，个子不高，头发梳成了马尾巴，戴一副米黄框深色太阳镜，穿一件天蓝色无袖T恤。从中探出的两条细细的胳膊，梅雨季节未过便已晒得完美动人。她一只手插进短裤袋，一只手扶着齐胸高的对开竹门并不安稳地支撑着身体，跟我相距不过一米左右。
"热啊！"女孩对我说。
"是热。"我附和道。
如此寒暄完毕，她以同样姿势看了我一会，然后从短裤袋掏出一盒短支"希望"，抽出一支叼在嘴上。嘴很小，上唇有点儿肿。她以熟练的手势擦了根火柴，点燃香烟。女孩低头时，可以清晰看到她的身形。身很漂亮，光溜溜的，仿佛刚刚生成。短短的茸毛在单薄的耳轮边缘闪着光。
女孩将火柴杆扔在地上，撅起嘴唇吐了口烟，突然想起似地抬眼看着我。镜片颜色太深，加上有反光功能，无法透视里边的眼睛。
"附近的？"女孩问。
"是啊。"我想指一下自家方位，却又搞不准究竟位于哪个方向。来时拐了好几个弯，且弯的角度均很奇妙。遂虚晃一枪，随便指了个方向。
"找猫。"我在裤子上蹭着出汗的手心，辩解似地说道，"一个星期没回家了。有人在这边看见过。"
"什么样的？"
"大公猫。褐色花纹，尾巴尖有点儿弯曲，还秃了。"
"名字？"
"阿升。"我回答，"绵谷·升。"
"就猫来说，名字倒蛮气派。"
"老婆哥哥的名字。感觉上类似，就开玩笑叫开了。"
"怎么个类似法？”
"反正有点类似。走路姿势啦，惺松的眼神啦……"
女孩这才好看地一笑。一笑，远比一开始的印象有孩子气，也就十五六岁吧。略微发肿的上唇以莫可名状的角度朝上翘起。于是我好像听到了那声"摸一下"。那是电话女郎的语声。我用指甲刮去额头的汗。
"褐色花纹，尾巴尖儿有点弯曲，是吧?”女孩确认似地重复，"可有项圈什么的？"
"有个防虱用的，黑色。"
女孩一只手仍扶着对开门，沉思了10至15秒，随后将吸短的香烟扔在脚下，用拖鞋底碾灭。
"那样的猫嘛，有可能见过。"女孩说，"尾巴怎么个弯法倒没看清，总之是虎皮色，大大的，项圈大概也戴着。"
"什么时候见的？"
呢，什么时候来着？也就是近三四天吧。我家院子成了附近猫们的通道，很多猫时常走来走去。全都从优谷家穿过我家院子，进到那边宫胁家院子去了。"
女孩说着，指了指对面空屋。石雕鸟仍在那里展翅欲飞，"长茎泡立草"仍在那里受用初夏的阳光，鸽子仍在电视天线上单调地鸣啾不已。
"暧，怎么样，不来我家院里等等？反正猫要穿过我家院子往那边去的。再说总在这里东张西望的，会被人看成小偷报告警察的哟！这以前都有过好几次了呢。"
我迟疑不决。
"不怕，家里就我一个，两人在院子里一边日光浴一边等猫不就行了！我嘛，眼睛好使，正派上用场。"
我看了看表。2时36分。今天未完成的工作，只剩天黑前将洗涤物收回和准备晚饭了。
我打开栅栏门进去，随女孩走上草坪。这时才发觉她右腿有点儿破。每走几步，女孩就停下回头看我。
"坐在摩托车后头甩下去摔的。"女孩无所谓似地说，"前不久的事儿。"
草坪边上有一棵大橡树，下面并放着两把帆布折叠椅。一把靠背上搭一条蓝色的大毛巾，另一把上面杂乱地放着一盒未开盒的"希望"、烟灰缸、打火机、大收录机和杂志。收录机扩音器正以低音传出节奏强烈的摇摆舞曲。女孩把帆布椅上散摆着的东西移到草坪上，叫我落座，关上收录机。坐在椅上，可以从树木空隙看到一胡同之隔的空房。石雕鸟、长茎草、铁丝网全部经入眼帘。女孩肯定坐在这里监视我来着。
院子蛮大，草坪呈徐缓的坡面舒展开去，到处点缀着树木。帆布椅左边有个相当大的混凝土水池，大约水已放空很久了，变成浅绿色的池底兀自对着太阳。身后树木的后边可以看到一座旧洋房式样的正房。房本身并不很大，结构也不显豪华。唯独庭院宽阔，修整得无微不至。
"这么大的庭院，修整起来怕是够辛苦的吧？"我环顾问道。
"辛苦吗?”女孩说。
"我过去给草坪修剪公司打过零工。"我说。
"噢。"女孩似乎并无兴致。
"总是你一个人？"我问。
"嗯，是啊。白天总我一个人在这儿。早晨和傍晚有个帮忙搞家务的老婆婆来，剩下时间就我一个。你，不喝点什么冷饮？啤酒也有的。"
"不，不必了。"
"真的，用不着客气。"
我摇摇头，"你不去上学？"
"你不去工作？"
"去也没工作。"
"失业？"
"算是吧，最近辞了。"
"辞之前做什么来着？"
"给律师跑腿学舌。"我说，"或去市里和中央部门收集各类文件，或整理资料，或核对案例，或办理法院事务性手续，尽一些杂事。"
"干吗不做了？"
"这个嘛……"
"太太工作？"
"工作。"我说。
对面房顶鸣叫的鸽子不知何时去了哪里。注意到时，已陷入沉寂----大约是沉寂。
"猫常从那里经过。"女孩手指草坪的那一端说，"看得见瀑布家院墙后面的焚烧炉吧？就从那旁边冒头，一直顺着这草坪走来，再钻过栅栏门，朝那边院子走去。路线就这一条。对了，那位瀑布先生，是位有名的插图画家呢，叫托尼瀑布。"
"托尼瀑布？"
女孩向我介绍起托尼瀑布来：本名叫瀑布托尼，专门画工笔插图，太太死于交通事故，只一人住在房子里，几乎闭门不出，同附近任何人都不往来。
"不是坏人，"女孩说，"话是没说过。"
女孩把太阳镜推上额头，眯细眼睛打量四周，又拉下太阳镜，吐了口烟。移开太阳镜时，见她左眼旁有条2厘米长的伤疤。很深，恐怕一生都难以平复。想必是为掩饰伤疤才戴眼镜的。脸形并不特别漂亮，但有一种吸引人的东西，大概来源于活泼的眼神和有特征的嘴唇。
"晓得宫胁先生？"
"不晓得。"我说。
"在那空屋里住过的，是所谓地地道道的人。两个女儿，都在一所有名的私立女校上学。户主经营两三家适合全家人聚餐的饭馆来着。"
"为什么人没了？"
女孩摄了撅嘴，像是说不晓得。
"怕是负债什么的吧。夜逃似的手忙脚乱地不见了，有一年了。杂草长得发疯，猫又多，怪吓人的，妈常发牢骚。"
"有那么多猫？"
女孩口叼香烟仰脸望天。
"好多种咧，秃毛的，单眼的……眼珠掉了，那儿成了个肉块。不得了吧？"
我点头。
"亲戚里还有六只指头的呢。是个比我年龄大点儿的女孩，小指旁又生出一只指头来，活像婴儿指头。不过平时总是灵巧地燃起，不细心发现不了。好漂亮的女孩呢！"
"晤"
"那东西你说可是遗传？怎么说呢……血统上。"
我说不大明白遗传上的事。
她默然良久。我一边含柠檬糖，一边盯盯注视猫的通道。猫一只也没露面。
"暧，你真的不喝点什么？我可要喝可乐喽。"女孩说。
我说不要。
女孩从帆布椅起身，轻轻拽着腿消失在树阴里。我拿起脚下一本杂志啪啪啦啦翻了翻。出乎意料，居然是以男人为对象的月刊。中间一幅摄影图片上，一个只穿三角裤隐约可见隐秘处形状和毛丛的女子坐在凳子上以造作的姿势大大张开两腿。罢了罢了！我把杂志放回原处，双臂抱在胸前，目光重新对准猫通道。
过了好些时间，女孩才拿可乐杯返回。这是个炎热的午后。如此在帆布椅上一动不动地晒太阳，脑袋不觉昏昏沉沉，懒得再去思考什么了。
"暖，要是你晓得自己喜欢的女孩有六只手指。你怎么办？"女孩继续刚才的话题。
"卖给马戏团！"我说。
"当真？"
"说着玩嘛，"我笑道，'哦想大概不会介意。"
"即使有遗传给后代的可能？"
我略一沉吟，"我想不至于介意。手指多一只也碍不了什么。"
"乳房要是有四个呢？"
我就此亦沉吟一番。"不知道。"我说。乳房有四个？看样子她还要絮絮不止，于是我转变话题："你十几？"
"十六岁。"女孩道，"刚刚十六岁。高一。"
"一直没去上学？"
"走远了脚疼，况且眼旁又弄出块伤疤。学校可烦人着呢，要是知道是从摩托车掉下摔的，又要给人编排个没完……所以嘛，就请了病假。休学一年无所谓，又不是急着上高二。话又说回来，你是说同六指女孩结婚没什么要紧，但讨厌有四个乳房的，对吧？"
"我没说讨厌，是说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呢？"
"想象不好嘛。"
"六只手指就能想象得好？"
"总可以的。"
"能有什么差别？六只手指和四个乳房？"
我想了想，但想不出合适的说法。
"哦，我是不是问多了？"
"给人这么说过？"
"有时候。"
我把视线收回猫通道。我在这里算干什么呢？我想。猫岂非一只也未出现！我双手叉在胸前，闭目20～30秒。紧紧合起眼睛，觉得身体没一个部位不在冒汗。太阳光带着奇异的重量倾泻在我的身上。女孩晃了下玻璃杯，冰块发出牧铃般的响声。
"困了你就睡。有猫来我叫你。"女孩小声道。
我仍闭着眼睛，默默点头。
没有风，四下万籁俱寂。鸽子大概早已远走高飞。我想起那个电话女郎。莫不是我真的认识她？从语声和语气都无从印证。而女郎却对我一清二楚。活像基里柯（意大利画家Giofgio de Chirico，1888－1978）画中的情景。女子唯独身影穿过马路朝我长长伸来，而实体却远在我意识之外。电话铃声在我耳畔响个不停。
"喂，睡过去了？"女孩问，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没有。"
"再靠近点可以？还是小声说话觉得轻松。"
"没关系的。"我一直闭着眼睛。
女孩把自己的帆布椅横向移过，像是紧贴在我的椅上，"哐"一声发出木框相碰的干响。奇怪！睁眼听得的女孩声调同闭眼听得的竟全然不同。
"稍说点什么好么？"女孩道，"用极小的声音说，你不应声也可以，听着听着睡过去也不怪你。"
"好的。"
"人死是很妙的吧？"
女孩在我耳旁说，话语连同温暖湿润的气息静静沁入我的肌体。
"什么意思？"我问。
女孩一只手指放在我唇上，像要封住我的嘴。
"别问，"她说，"也别睁眼睛，明白？"
女孩手指从我嘴唇移开，这回放在我腕上。
"我很想用手术刀切开看看。不是死尸，是死那样的块体。那东西应该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像软式棒球一样钝钝的、软软的，神经是麻痹的。我很想把它从死去的人身上取出切开看个究竟。里边什么样子呢，我常这样想。就像牙膏在软管里变硬，那里头会不会有什么变得硬邦邦的？你不这样认为？不用回答，不用。外围软乎乎的，只有那东西越往里越硬。所以，我想先将表皮切开，取出里面软乎乎的东西，再用手术刀和刮刀样的刀片把软乎乎的东西剥开。这么着，那软乎乎的东西越往里去越硬，最后变成一个小硬芯，像滚珠轴承的滚珠一样小，可硬着呢！你不这样觉得？"
我低声咳了两三下。
"最近我时常这么想，肯定每天闲着没事的关系。什么事都没得做，思想就一下子跑得很远很远。远得不着边际，从后面追都追不上。"
女孩把放在我腕上的手移开，拿杯子喝剩下的可乐。从冰块声响可以知道杯已经空了。
"猫给你好好看着呢，放心。绵谷升一亮相就马上报告，只管照样闭眼就是。这工夫，绵谷升肯定在这附近散步呢，一会儿保准出现。绵谷升穿过草地，钻过篱笆，时不时停下来嗅嗅花香，正步步朝这边走来；就这样想象一下。"
可我想象出来的猫，终不过是逆光照片般极为模糊的图像。一来太阳光透过眼睑将眼前的黑暗弄得摇摇颤颤，二来任凭我怎么努力也无法准确地想出猫之形象。想出来的话像一幅画得一塌糊涂的肖像画，不伦不类，面目全非。特征虽不离谱，关键部位却相去甚远，甚至走路姿态也无从记起。
女孩将手指再次放回我手腕，在上面画着变换不定的图形。而这样一来，一种和刚才不同种类的黑暗和图形与之呼应似地潜入我的意识。大概是自己昏昏欲睡的缘故，我思忖。我不想睡，又不能不睡。在这庭园的帆布椅上，我觉得自己身体重得出奇，如他人的死尸。
如此黑暗中，唯见绵谷升的四条腿浮现出来。那是四条安静的褐毛腿，脚底板软绵绵厚墩墩的。便是这样的脚无声无息地踩着某处的地面。
何处的地面？
只需10分钟！电话女郎说。不止，我想，10分钟并非10分钟，而可以伸缩，这骗不过我。
睁眼醒来，只剩找一人。旁边紧靠的帆布椅上已不见了女孩。毛巾、香烟和杂志倒是原样，可乐杯和收录机则消失了。
太阳略微西斜，橡树枝影探到了我的膝部。手表是4时15分。我从椅上欠身打量四周：舒展的草坪、无水的水池、石雕鸟、长茎草、电视天线。无猫，亦无女孩。
我仍坐在帆布椅上，眼盯猫通道，等女孩回来。10分钟过去了，猫和女孩均无动静。周围一切都静止了。睡过去的时间里，我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
我站起身，朝正房那边望去。同样一片沉寂，唯独凸窗玻璃在西斜阳光下闪闪耀眼。无奈，我穿过草坪，走进胡同，返回家来。猫没觅得，但觅的努力我已尽了。
回到家，马上把晾的衣物收回，为晚饭做了下准备。5时30分电话铃响了几次，我没拿听筒。铃声止后，余韵仍如尘埃在房间淡淡的晚照中游移。座钟则以其坚硬的指甲尖"嗑嗑嗑"击着浮于空间的透明板。
蓦地，我想不妨写一首关于拧发条鸟的诗。然最初一节怎么也抓挠不出。何况女高中生们不至于欢喜什么拧发条鸟诗。
久美子回来是7时30分。近一个月来，她回家时间一天迟于一天。时过8点已不足为奇，10点以后亦曾有过。也可能因为有我在家准备饭食而不急于返回。她解释说，原本人手不足，一个同事近来又时常请病假。
"对不起，工作者是谈不完。"妻说，"来帮工的女孩根本不管用。"
我进厨房做了黄油烤鱼、色拉和酱汤。这时间里妻坐在厨房桌前发呆。
"噢，5点30分时你可出去了？"妻问，"打电话来着，想告诉你晚点回家。"
"黄油设了买去了。"我说谎道。
"顺便到银行了？"
"当然。"我回答。
"猫呢？"
"没找到。你说的那家空屋也去了，连个猫影也没摸着。怕是跑远了吧。"
久美子再没表示什么。
饭后我洗完澡出来，见久美子在熄掉灯的客厅黑暗中孤单单地坐着。穿灰色衬衫的她如此在黑暗中静静缩起身子，仿佛被扔错地方的一件行李。
我拿浴巾擦头发，在久美子对面沙发坐下。
"猫肯定没命了。"久美子小声道。
"不至于吧，"我说，"在哪里得意地游逛呢！肚子饿了就会回来的。以前不也同样有过一次吗？在高圆寺住时就……"
"这次不同，这次不是那样的，我知道的。猫已经死了，正在哪片草丛里腐烂。空屋院里的草丛可找过了？"
"喂喂，屋子再空也是人家的，怎么好随便进去呢！"
"那你到底找什么地方了？"妻说，"你根本就没心思找，所以才找不到！"
我叹了口气，又拿浴巾擦头。我想说点什么，知久美子哭了，逐作罢。也难怪，我想，这只猫是一结婚就开始养的，她一直很疼爱。我把浴巾扔进浴室农篓，进厨房从冰箱拿啤酒喝着。一塌糊涂的一天，一塌糊涂的年度中一塌糊涂的月份里一塌糊涂的一天。
绵谷升啊，你这家伙在哪呢？拧发条鸟已不再拧你的发条了不成？
简直是一首诗：
绵谷·升啊，
你这家伙在哪呢？
拧发条鸟已不再拧
你的发条了不成？
啤酒喝到一半，电话铃响了。
"接呀！"我对着客厅里的黑暗喊。
"不嘛，你接嘛！"久美子说。
"懒得动。"我说。
没人接，电话铃响个不停。铃声迟滞地搅拌着黑暗中漂浮的尘埃。我和久美于此时都一言未发。我喝啤酒，久美子无声地哭泣。我数至20遍，便不再数了，任铃声响去。总不能永远数这玩艺儿。
一个人完全理解另外一个人果真是可能的吗？
也就是说，为了解某某人而旷日持久地连续付出实实在在的努力，其结果能使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触及对方的本质呢？我们对我们深以为充分了解的对象，难道真的知道其关键事情吗？
我认真思索这个问题，大约是从辞去法律事务所工作一周后开始的。而在此之前的人生旅途中，一次都未曾真正痛切地怀有此类疑问。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维持生计这一作业本身已足以使自己焦头烂额，而无暇考虑自身。
如同世上所有重要事物的开端无不大抵如此，使我怀有此类疑问的起因是极其微不足道的。久美子匆匆吃罢早餐出门之后，我把要洗的东西放进洗衣机。洗衣时整理床铺，刷盘洗碗，给地板吸尘。接下来便是和猫坐在檐廊里翻看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和减价商品广告。时至中午，随便弄一个人的午餐吃了，就去自选商场采购。买罢晚餐用料，在减价商品专柜买洗衣粉，买纸巾和卫生纸。然后回家为晚饭做好准备，便倒在沙发上边看书边等妻回来。
那还是刚失业不久的时候，那样的生活对我莫如说是新鲜的。再也不必挤电车去事务所上班，也不必见不想见的人。既无须接受某某的命令，也无须命令某某。用不着和同事一起在附近拥挤的餐馆吃什么份饭，用不着被迫听昨晚棒球比赛如何如何。读卖巨人队4号击球手二死满垒本打也罢三打也罢，早已与我了无干系。这委实令人惬意。更无比惬意的是可以在自己中意的时候着自己中意的书。至于这样的时光能维持多久我自是不知，反正一周来随心所欲的生活正合吾意，而尽可能不去考虑将来。这好比是自己人生当中的一种休假，迟早结束。但结束之前不妨尽情受用。
不管怎么说，纯粹出于自身兴趣看书尤其看小说是久违的享受了。这些年来看的书，不是法律方面的，便是通勤电车中可草草读毕的小开本，别无其他。倒也不是有人做出规定，但法律事务所里的人如若手捧多少有点看头的小说，纵然不被说成品行不端，亦被视为不宜之举。一旦此类书在自己公文包或抽屉中给人发现，人们势必视我如生癞的狗，并且无疑要说什么"嗬嗬，你喜欢小说，我也喜欢来着，年轻那阵子常看。"对他们来说，小说那东西是年轻时看的，犹如春天摘苹果秋季收葡萄。
然而，那天傍晚我却无法像往常那样沉浸在读书的愉悦中；久美子没有回来。她回家一般最晚不超过6点30分。若再推迟；即使推迟10分钟；必定先打招呼。这类事情上她一向循规蹈矩得甚至不无迂腐。不料这天7点都过了也没回来，且连个电话都没有。晚饭准备我早已做好，以便久美子一回来即可下锅。其实也没什么太麻烦的东西：将薄牛肉片和元葱青椒豆芽推进中国式铁锅用猛火混炒，再洒上细盐胡椒粉浇上酱油，最后淋上啤酒即可。独身时代常这样做。饭已煮好，酱汤热过，菜已整齐分列盘中只等下锅。可久美子就是不回来。我肚子饿了，很想做了自己那份光吃，却又不知何故提不起兴致。特殊根据自然没有，但总觉得此举不够光明正大。
我坐在餐桌前，喝了啤酒，嚼了几片餐橱残存的发潮的成苏打饼干。之后便茫然看着座钟，看钟的短针慢慢指向7时30分，又划过7时对分。
久美子回来9点都已过了。她满脸倦容，眼睛发红，充血一般。征兆不妙。她眼睛红时，必有糟糕事发生。我提醒自己：冷静些，多余的话一句别说，静静地，自然地，别刺激她！
"对不起，工作怎么也做不完。也想打个电话来着，结果这个那个没打成。"
"没关系，不要紧，别介意。"我若无其事地说。实际上我也没怎么心生不快。我也有过几次这样的体验。外出工作并不那么好玩，不如摘一朵院子里开得最鲜艳的蔷薇将其送至两路之隔的感冒卧床的老婆婆枕边从而度过一天那般平和那般美妙。有时还不得不同不地道的家伙一起干不地道的勾当。无论如何也抓不到往家里打电话机会的时候也是有的。"今天晚些回去"这样的电话30秒足矣，电话也无所不在，然而有时偏偏无可奈何。
我开始做饭。给煤气打火，往锅里倒油。久美子从冰箱取出啤酒，从餐橱拿下玻璃杯，检查一遍马上下锅的材料，然后一声不吭地坐在餐桌前喝啤酒。从其神情看，啤酒大概不甚可口。
"你先吃就好了！"她说。
"无所谓，又不是很饿。"我说。
我炒菜时，久美子起身进了卫生间，传来在洗漱台洗脸刷牙的响动。稍顷出来时，两手拿着件什么。原来是我白天在自选商场买的纸巾和卫生纸。
"怎么买这东西回来？"她声音疲惫地问。
我手端铁锅看久美子的脸，看她手里的纸巾盒和卫生纸卷。我揣度不出她想说什么。
"不明白，"我说，"不就是纸巾和卫生纸吗？没有了不好办吧？存货倒还有一点儿，可多一些也不至于腐烂嘛！"
"买纸巾和卫生纸是一点儿也不碍事的，还用说！我问的是为什么买蓝色的纸巾和带花纹的卫生纸。"
"我还是不明白，"我耐住性子，"不错，蓝色的纸巾和带花纹的卫生纸是我买的。两种都是便宜货。用蓝纸巾擦鼻子鼻子也不至于变蓝，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就不好嘛！我讨厌蓝纸巾和花纹卫生纸。不知道？"
"不知道。"我说，"讨厌可有理由？"
"理由不理由我也不清楚。"她说，"你不也是讨厌什么电话机罩什么花纹保温瓶什么带铆钉的喇叭筒牛仔裤么？我又不是讨厌染指甲，如何能一一道出理由，纯属个人好恶罢了。"
我自是可以阐释个中理由，当然我没阐释。"明白了，仅仅是你的好恶，完全明白了。不过，婚后六年时间难道就一次也没买过蓝色的纸巾和带花纹的卫生纸？”
"没有。"久美子一口咬定。
"真的？"
"真的。"久美子道，"我买的纸巾或是白色或是黄色，非白即黄；我买的卫生纸绝对不带花纹。你同我生活这么久就没注意到，怪事！"
对我也是怪事。六年时间里我居然一次也未用过蓝纸巾和花纹卫生纸！
"还有一点要说，"妻继续道，"我顶顶讨厌青椒炒牛肉，可知道?”
"不知道。"
"反正就是讨厌，别问理由。理由我也不知道。总之两样东西炒在一个锅里味道受不了。"
"这六年从来就没青椒牛肉一起炒过？"
妻摇头道："青椒色拉我吃，牛肉元葱可以一起炒，但青椒炒牛肉一次也没有过。"
"得了。"我说。
"你就一次也没纳问过？"
"根本就没留意嘛。"我说。我开始回想婚后至今是否吃过青椒炒牛肉，但想不起来。
"你人和我一起生活，可实际上几乎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不是吗？你活着每天只想你自己，肯定。"妻说。
我关上煤气，锅放回煤气灶。"喂喂，慢着漫着，别那么把所有东西都搅和在一起。不错，或许我没注意纸巾和卫生纸，没注意牛肉和青椒的关系。这点我承认。但我想这并不等于说我始终没把你放在心上。事实上纸巾色调之类我全无所谓。当然，要是一团黑纸巾放在桌上是会让人吓一跳。而白的还是蓝的，我则没有兴趣。牛肉和青椒也如此。对我来说，牛肉和青椒一起炒也罢分开炒也罢，怎么都没关系。即使青椒炒牛肉这一搭配从世界上永久消失，我也毫不理会。因为这同你这个人本质基本没有关系，不是吗？"
久美子再没开口，两口喝干杯里剩的啤酒，然后默然看着桌面的空瓶。
我将锅里的东西一古脑儿倒进垃圾箱。牛肉、青椒、元葱和豆芽就势蜷缩在那里。不可思议，刚刚还是食品来着，现在却成了垃圾，普通垃圾。我打开啤酒瓶盖，对着瓶嘴便喝。
"怎么扔了？"妻问。
"你讨厌嘛。"
"你吃不就行了？"
"不想吃，"我说，"再也不想吃什么青椒炒牛肉！"
妻缩缩脖子，道了声"请便"。
之后，妻把双臂放在桌上，脸伏在上面，如此静止不动。既非哭，亦非打盹。我望着煤气灶上空空的锅，望着妻，将所剩啤酒一饮而尽。乖乖，我想，这算怎么回事，不就是纸巾和卫生纸吗！
我还是走到妻身旁，手放在她肩上。"好了，明白了，再不买蓝色的纸巾和带花纹的卫生纸了，一言为定。已买回来的明天去商店换成别的就是。不给换就在院子里烧掉，灰扔到大海里去。青椒和牛肉已做了处理。味道或许还有一点，那也马上消失干净。所以，全都忘掉好了！"
妻仍旧一声不吭。我想她若出门散步一小时回来心情完全好转该有多妙。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是零。这是必须由我亲手解决的问题。
"你累了。"我说，"无休息一下，然后去附近小店吃比萨饼什么的，好久没吃了。海虾和元葱馅的，一人一半。偶尔到外面吃一次也遭不了什么报应的。"
然而久美子还是闷声不响，只管一动不动伏着脸。
我再无话可说，坐在餐桌对面，注视妻的头。短短的黑发间闪出耳朵。耳垂坠着我不曾见过的耳环，金的，小小的，鱼状。久美子何时在何处买的呢？我想吸烟。戒烟还不出一个月。我想象自己从衣袋掏出香烟和打火机，把一支过滤嘴香烟衔在嘴上点燃的情景。我大大往胸里吸了口气。混有青椒元葱炒牛肉的闷乎乎气味儿的空气直刺鼻孔。老实说，我肚子已彻底瘪了。
接下去，目光不由落在墙壁挂历上。挂历上有月亮圆缺标记。眼下正向满月过渡。这么说，妻怕是快来月经了，我想。
实在说来，结婚后我才得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属于居住在地球这个太阳系第三行星上的人类一员。我住在地球上，地球绕着太阳转，月亮绕着地球转。我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事情永远（相对于自己生命的长度而言，这里使用永远一词恐怕并无不可）如此。我的这一认识，始自妻大约每隔29天必来一次的月经，且其来临同月亮的圆缺巧妙地遥相呼应。妻的月经很厉害，来前几天精神便极不稳定，动辄极不耐烦。而对于我，虽是间接的，亦属相当重要的周期。我必须有所准备地处理妥当，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龈龋。结婚前我几乎未曾留神过月的圆缺。攀然看天偶尔也是有的，但月亮呈何形状同我毫不相干。而婚后，我脑海里基本印有月亮的形状。
婚前我同几个女孩有过交往，当然她们也分别受困于月经。或重，或轻，或三天退潮了事，或整整折腾一周，或按部就班该来即来，或姗姗来迟10天之久弄得我胆战心惊。既有极度烦躁的女孩，也有几乎不当回事的。但在同久美子结婚之前，我一次也没和女性共同生活过。对我而言，所谓自然周期无非季节的周而复始。冬天来了拿出大衣，夏天到了拿出拖鞋，如此而已。然而结婚却使我不得不和同居人一起面对月之圆缺这一新的周期概念。妻有好几个月没了周期性，那期间她怀了孕。
"原谅我，"久美子抬起脸道，"不是我存心跟你发火，只是有点儿累，心烦意乱的。"
"没事儿，"我说，"别介意。累的时候最好找人发发火，发出去就畅快了。"
久美子缓缓吸气，憋在肺里好一会儿，然后徐徐吐出。
"你怎么样？"她问。
"什么我怎么样？"
"你累的时候也不对谁发火是吧？发火的好像全是我，怎么回事呢？"
我摇下头："这我倒没注意。"
"你身上怕是有一眼敞开盖的深井什么的吧，只消朝里面喊一声'国王的耳朵是驴的耳朵'，就一切烟消云散了。"
我就她的话想了想，"或许。"我说。
久美子再次看起空瓶子来。看标签，看瓶口，捏着瓶颈来回转动。
"我，快来月经了，所以才心烦意乱的，我想。"
"知道的。"我说，"不用介意。受此困扰的也不就你一个。马也是每逢满月就死好多好多的。"
久美子把手从啤酒瓶拿开，张嘴看我的脸。"什么，你说？怎么突然冒出马来了？"
"近来看报看到的。一直想跟你说来看，忘了。是一个兽医接受采访时说的。说马是爱月亮圆缺影响非常大的动物，无论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随着满月的；临近，马的精神波变得异常紊乱，肉体也出现各种各样的障碍。每到满月之夜，必有许多马得病，死马的数量也远在平时之上。至于何以至此，谁也弄不明白。但统计数字确是这样显示的。专门医马的兽医一到满月那天就忙得连睡觉时间都没有。"
妻"唔"了一声。
"不过，比满月更糟的是日食。日食之日马们的处境更是悲剧性的。日全食那天有多少匹马死去，我想你肯定估算不出。总之我想说的是：此时此刻也有马在世界什么地方一匹接一匹死去。与此相比，你冲谁发发火又算得了什么呢！这种事用不着往心里去。想想死去的马好了：满月的夜晚在仓房稻草上横躺竖卧口吐白沫，痛苦地喘着粗气……"
她就仓房中死去的马们思索良久。"你的话的确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说服力，"她甘拜下风似地说，"无法不承认这点。"
"那好，换上衣服到外面吃比萨饼去!”我说。
夜里，我在熄了灯的卧室里躺在久美子身旁，看着天花板暗问自己对这个女子究竟了解多少。时钟已指向后半夜两点。久美子睡得正酣。我在黑暗中思考蓝色的纸巾、带花纹的卫生纸和青椒炒牛肉。我始终不知晓她忍受不了这种种物体。事情本身委实琐碎得不值一提，按理可以一笑置之，不值得大吵大闹。大概不出几天我们就会把这场无聊的口角忘得一干二净。
然而我对这件事甚是耿耿于怀。就像扎在喉头的小鱼刺使我浑身不自在。说不定这乃是致命之事，这是可以成为致命之事的。有可能这实际上不过是更为重大更为致命事件的开端。这仅仅是个人口而已。人口里面说不定横亘着我尚不知晓的仅仅属于久美子一个人的世界。这使我在想象中推出一个漆黑巨大的空间，我手里摸着小小的打火机置身其间。借打火机光所能看见的，只是房间小得可怜的一部分。
何时我才能把握其全貌呢？莫非到老都对她稀里糊涂并稀里糊涂地死去不成？果真如此，我这进行中的婚姻生活到底算什么呢？同这位并不了解的配偶朝夕相处，同床共寝的我的人生又算怎么回事呢？
以上便是那时我所考虑并且后来也一直断断续续考虑的。再后来我才明白，原来那时我的脚恰恰踏入了问题的核心。
也就是说，为了解某某人而旷日持久地连续付出实实在在的努力，其结果能使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触及对方的本质呢？我们对我们深以为充分了解的对象，难道真的知道其关键事情吗？
我认真思索这个问题，大约是从辞去法律事务所工作一周后开始的。而在此之前的人生旅途中，一次都未曾真正痛切地怀有此类疑问。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维持生计这一作业本身已足以使自己焦头烂额，而无暇考虑自身。
如同世上所有重要事物的开端无不大抵如此，使我怀有此类疑问的起因是极其微不足道的。久美子匆匆吃罢早餐出门之后，我把要洗的东西放进洗衣机。洗衣时整理床铺，刷盘洗碗，给地板吸尘。接下来便是和猫坐在檐廊里翻看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和减价商品广告。时至中午，随便弄一个人的午餐吃了，就去自选商场采购。买罢晚餐用料，在减价商品专柜买洗衣粉，买纸巾和卫生纸。然后回家为晚饭做好准备，便倒在沙发上边看书边等妻回来。
那还是刚失业不久的时候，那样的生活对我莫如说是新鲜的。再也不必挤电车去事务所上班，也不必见不想见的人。既无须接受某某的命令，也无须命令某某。用不着和同事一起在附近拥挤的餐馆吃什么份饭，用不着被迫听昨晚棒球比赛如何如何。读卖巨人队4号击球手二死满垒本打也罢三打也罢，早已与我了无干系。这委实令人惬意。更无比惬意的是可以在自己中意的时候着自己中意的书。至于这样的时光能维持多久我自是不知，反正一周来随心所欲的生活正合吾意，而尽可能不去考虑将来。这好比是自己人生当中的一种休假，迟早结束。但结束之前不妨尽情受用。
不管怎么说，纯粹出于自身兴趣看书尤其看小说是久违的享受了。这些年来看的书，不是法律方面的，便是通勤电车中可草草读毕的小开本，别无其他。倒也不是有人做出规定，但法律事务所里的人如若手捧多少有点看头的小说，纵然不被说成品行不端，亦被视为不宜之举。一旦此类书在自己公文包或抽屉中给人发现，人们势必视我如生癞的狗，并且无疑要说什么"嗬嗬，你喜欢小说，我也喜欢来着，年轻那阵子常看。"对他们来说，小说那东西是年轻时看的，犹如春天摘苹果秋季收葡萄。
然而，那天傍晚我却无法像往常那样沉浸在读书的愉悦中；久美子没有回来。她回家一般最晚不超过6点30分。若再推迟；即使推迟10分钟；必定先打招呼。这类事情上她一向循规蹈矩得甚至不无迂腐。不料这天7点都过了也没回来，且连个电话都没有。晚饭准备我早已做好，以便久美子一回来即可下锅。其实也没什么太麻烦的东西：将薄牛肉片和元葱青椒豆芽推进中国式铁锅用猛火混炒，再洒上细盐胡椒粉浇上酱油，最后淋上啤酒即可。独身时代常这样做。饭已煮好，酱汤热过，菜已整齐分列盘中只等下锅。可久美子就是不回来。我肚子饿了，很想做了自己那份光吃，却又不知何故提不起兴致。特殊根据自然没有，但总觉得此举不够光明正大。
我坐在餐桌前，喝了啤酒，嚼了几片餐橱残存的发潮的成苏打饼干。之后便茫然看着座钟，看钟的短针慢慢指向7时30分，又划过7时对分。
久美子回来9点都已过了。她满脸倦容，眼睛发红，充血一般。征兆不妙。她眼睛红时，必有糟糕事发生。我提醒自己：冷静些，多余的话一句别说，静静地，自然地，别刺激她！
"对不起，工作怎么也做不完。也想打个电话来着，结果这个那个没打成。"
"没关系，不要紧，别介意。"我若无其事地说。实际上我也没怎么心生不快。我也有过几次这样的体验。外出工作并不那么好玩，不如摘一朵院子里开得最鲜艳的蔷薇将其送至两路之隔的感冒卧床的老婆婆枕边从而度过一天那般平和那般美妙。有时还不得不同不地道的家伙一起干不地道的勾当。无论如何也抓不到往家里打电话机会的时候也是有的。"今天晚些回去"这样的电话30秒足矣，电话也无所不在，然而有时偏偏无可奈何。
我开始做饭。给煤气打火，往锅里倒油。久美子从冰箱取出啤酒，从餐橱拿下玻璃杯，检查一遍马上下锅的材料，然后一声不吭地坐在餐桌前喝啤酒。从其神情看，啤酒大概不甚可口。
"你先吃就好了！"她说。
"无所谓，又不是很饿。"我说。
我炒菜时，久美子起身进了卫生间，传来在洗漱台洗脸刷牙的响动。稍顷出来时，两手拿着件什么。原来是我白天在自选商场买的纸巾和卫生纸。
"怎么买这东西回来？"她声音疲惫地问。
我手端铁锅看久美子的脸，看她手里的纸巾盒和卫生纸卷。我揣度不出她想说什么。
"不明白，"我说，"不就是纸巾和卫生纸吗？没有了不好办吧？存货倒还有一点儿，可多一些也不至于腐烂嘛！"
"买纸巾和卫生纸是一点儿也不碍事的，还用说！我问的是为什么买蓝色的纸巾和带花纹的卫生纸。"
"我还是不明白，"我耐住性子，"不错，蓝色的纸巾和带花纹的卫生纸是我买的。两种都是便宜货。用蓝纸巾擦鼻子鼻子也不至于变蓝，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就不好嘛！我讨厌蓝纸巾和花纹卫生纸。不知道？"
"不知道。"我说，"讨厌可有理由？"
"理由不理由我也不清楚。"她说，"你不也是讨厌什么电话机罩什么花纹保温瓶什么带铆钉的喇叭筒牛仔裤么？我又不是讨厌染指甲，如何能一一道出理由，纯属个人好恶罢了。"
我自是可以阐释个中理由，当然我没阐释。"明白了，仅仅是你的好恶，完全明白了。不过，婚后六年时间难道就一次也没买过蓝色的纸巾和带花纹的卫生纸？”
"没有。"久美子一口咬定。
"真的？"
"真的。"久美子道，"我买的纸巾或是白色或是黄色，非白即黄；我买的卫生纸绝对不带花纹。你同我生活这么久就没注意到，怪事！"
对我也是怪事。六年时间里我居然一次也未用过蓝纸巾和花纹卫生纸！
"还有一点要说，"妻继续道，"我顶顶讨厌青椒炒牛肉，可知道?”
"不知道。"
"反正就是讨厌，别问理由。理由我也不知道。总之两样东西炒在一个锅里味道受不了。"
"这六年从来就没青椒牛肉一起炒过？"
妻摇头道："青椒色拉我吃，牛肉元葱可以一起炒，但青椒炒牛肉一次也没有过。"
"得了。"我说。
"你就一次也没纳问过？"
"根本就没留意嘛。"我说。我开始回想婚后至今是否吃过青椒炒牛肉，但想不起来。
"你人和我一起生活，可实际上几乎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不是吗？你活着每天只想你自己，肯定。"妻说。
我关上煤气，锅放回煤气灶。"喂喂，慢着漫着，别那么把所有东西都搅和在一起。不错，或许我没注意纸巾和卫生纸，没注意牛肉和青椒的关系。这点我承认。但我想这并不等于说我始终没把你放在心上。事实上纸巾色调之类我全无所谓。当然，要是一团黑纸巾放在桌上是会让人吓一跳。而白的还是蓝的，我则没有兴趣。牛肉和青椒也如此。对我来说，牛肉和青椒一起炒也罢分开炒也罢，怎么都没关系。即使青椒炒牛肉这一搭配从世界上永久消失，我也毫不理会。因为这同你这个人本质基本没有关系，不是吗？"
久美子再没开口，两口喝干杯里剩的啤酒，然后默然看着桌面的空瓶。
我将锅里的东西一古脑儿倒进垃圾箱。牛肉、青椒、元葱和豆芽就势蜷缩在那里。不可思议，刚刚还是食品来着，现在却成了垃圾，普通垃圾。我打开啤酒瓶盖，对着瓶嘴便喝。
"怎么扔了？"妻问。
"你讨厌嘛。"
"你吃不就行了？"
"不想吃，"我说，"再也不想吃什么青椒炒牛肉！"
妻缩缩脖子，道了声"请便"。
之后，妻把双臂放在桌上，脸伏在上面，如此静止不动。既非哭，亦非打盹。我望着煤气灶上空空的锅，望着妻，将所剩啤酒一饮而尽。乖乖，我想，这算怎么回事，不就是纸巾和卫生纸吗！
我还是走到妻身旁，手放在她肩上。"好了，明白了，再不买蓝色的纸巾和带花纹的卫生纸了，一言为定。已买回来的明天去商店换成别的就是。不给换就在院子里烧掉，灰扔到大海里去。青椒和牛肉已做了处理。味道或许还有一点，那也马上消失干净。所以，全都忘掉好了！"
妻仍旧一声不吭。我想她若出门散步一小时回来心情完全好转该有多妙。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是零。这是必须由我亲手解决的问题。
"你累了。"我说，"无休息一下，然后去附近小店吃比萨饼什么的，好久没吃了。海虾和元葱馅的，一人一半。偶尔到外面吃一次也遭不了什么报应的。"
然而久美子还是闷声不响，只管一动不动伏着脸。
我再无话可说，坐在餐桌对面，注视妻的头。短短的黑发间闪出耳朵。耳垂坠着我不曾见过的耳环，金的，小小的，鱼状。久美子何时在何处买的呢？我想吸烟。戒烟还不出一个月。我想象自己从衣袋掏出香烟和打火机，把一支过滤嘴香烟衔在嘴上点燃的情景。我大大往胸里吸了口气。混有青椒元葱炒牛肉的闷乎乎气味儿的空气直刺鼻孔。老实说，我肚子已彻底瘪了。
接下去，目光不由落在墙壁挂历上。挂历上有月亮圆缺标记。眼下正向满月过渡。这么说，妻怕是快来月经了，我想。
实在说来，结婚后我才得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属于居住在地球这个太阳系第三行星上的人类一员。我住在地球上，地球绕着太阳转，月亮绕着地球转。我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事情永远（相对于自己生命的长度而言，这里使用永远一词恐怕并无不可）如此。我的这一认识，始自妻大约每隔29天必来一次的月经，且其来临同月亮的圆缺巧妙地遥相呼应。妻的月经很厉害，来前几天精神便极不稳定，动辄极不耐烦。而对于我，虽是间接的，亦属相当重要的周期。我必须有所准备地处理妥当，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龈龋。结婚前我几乎未曾留神过月的圆缺。攀然看天偶尔也是有的，但月亮呈何形状同我毫不相干。而婚后，我脑海里基本印有月亮的形状。
婚前我同几个女孩有过交往，当然她们也分别受困于月经。或重，或轻，或三天退潮了事，或整整折腾一周，或按部就班该来即来，或姗姗来迟10天之久弄得我胆战心惊。既有极度烦躁的女孩，也有几乎不当回事的。但在同久美子结婚之前，我一次也没和女性共同生活过。对我而言，所谓自然周期无非季节的周而复始。冬天来了拿出大衣，夏天到了拿出拖鞋，如此而已。然而结婚却使我不得不和同居人一起面对月之圆缺这一新的周期概念。妻有好几个月没了周期性，那期间她怀了孕。
"原谅我，"久美子抬起脸道，"不是我存心跟你发火，只是有点儿累，心烦意乱的。"
"没事儿，"我说，"别介意。累的时候最好找人发发火，发出去就畅快了。"
久美子缓缓吸气，憋在肺里好一会儿，然后徐徐吐出。
"你怎么样？"她问。
"什么我怎么样？"
"你累的时候也不对谁发火是吧？发火的好像全是我，怎么回事呢？"
我摇下头："这我倒没注意。"
"你身上怕是有一眼敞开盖的深井什么的吧，只消朝里面喊一声'国王的耳朵是驴的耳朵'，就一切烟消云散了。"
我就她的话想了想，"或许。"我说。
久美子再次看起空瓶子来。看标签，看瓶口，捏着瓶颈来回转动。
"我，快来月经了，所以才心烦意乱的，我想。"
"知道的。"我说，"不用介意。受此困扰的也不就你一个。马也是每逢满月就死好多好多的。"
久美子把手从啤酒瓶拿开，张嘴看我的脸。"什么，你说？怎么突然冒出马来了？"
"近来看报看到的。一直想跟你说来看，忘了。是一个兽医接受采访时说的。说马是爱月亮圆缺影响非常大的动物，无论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随着满月的；临近，马的精神波变得异常紊乱，肉体也出现各种各样的障碍。每到满月之夜，必有许多马得病，死马的数量也远在平时之上。至于何以至此，谁也弄不明白。但统计数字确是这样显示的。专门医马的兽医一到满月那天就忙得连睡觉时间都没有。"
妻"唔"了一声。
"不过，比满月更糟的是日食。日食之日马们的处境更是悲剧性的。日全食那天有多少匹马死去，我想你肯定估算不出。总之我想说的是：此时此刻也有马在世界什么地方一匹接一匹死去。与此相比，你冲谁发发火又算得了什么呢！这种事用不着往心里去。想想死去的马好了：满月的夜晚在仓房稻草上横躺竖卧口吐白沫，痛苦地喘着粗气……"
她就仓房中死去的马们思索良久。"你的话的确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说服力，"她甘拜下风似地说，"无法不承认这点。"
"那好，换上衣服到外面吃比萨饼去!”我说。
夜里，我在熄了灯的卧室里躺在久美子身旁，看着天花板暗问自己对这个女子究竟了解多少。时钟已指向后半夜两点。久美子睡得正酣。我在黑暗中思考蓝色的纸巾、带花纹的卫生纸和青椒炒牛肉。我始终不知晓她忍受不了这种种物体。事情本身委实琐碎得不值一提，按理可以一笑置之，不值得大吵大闹。大概不出几天我们就会把这场无聊的口角忘得一干二净。
然而我对这件事甚是耿耿于怀。就像扎在喉头的小鱼刺使我浑身不自在。说不定这乃是致命之事，这是可以成为致命之事的。有可能这实际上不过是更为重大更为致命事件的开端。这仅仅是个人口而已。人口里面说不定横亘着我尚不知晓的仅仅属于久美子一个人的世界。这使我在想象中推出一个漆黑巨大的空间，我手里摸着小小的打火机置身其间。借打火机光所能看见的，只是房间小得可怜的一部分。
何时我才能把握其全貌呢？莫非到老都对她稀里糊涂并稀里糊涂地死去不成？果真如此，我这进行中的婚姻生活到底算什么呢？同这位并不了解的配偶朝夕相处，同床共寝的我的人生又算怎么回事呢？
以上便是那时我所考虑并且后来也一直断断续续考虑的。再后来我才明白，原来那时我的脚恰恰踏入了问题的核心。
准备午饭时电话铃响了。
我在厨房里切面包夹黄油和芥末，再夹进西红柿片和奶酪片，之后放在菜板上准备用刀一切为二---正要切时电话打来了。
等电话铃响过3遍，我用刀把面包切下一半，放在盘子上，擦罢刀放进抽屉，又把热过的咖啡倒进杯子。
电话铃还是响个不停，估计响了七遍。只好拿起听筒。可能的话，真不想接，却又怕是久美子的。
"喂喂，"一个女子的声音。全然不曾听过。既非妻的，又不是最近煮意大利面条时打来奇妙电话的那个女郎，而是别的我不熟悉的女子的声音。
"请问是冈田·亨先生府上吗？"女子道。语调严然在照本宣科。
"是的。"
"您是冈田·久美子女士的夫君吗？"
"是的，冈田·久美子是我的妻子。"
"绵谷·升是您太太的兄长吗？"
"是的，"我耐住性子回答，"绵谷升的确是我妻子的哥哥。"
"我们姓加纳。"
我一声不响地等待下文。猝然冒出妻子哥哥的名字来使我很是警觉。我拿电话机旁的铅笔用笔杆搔了搔脖后。对方沉默了五六秒。不光语声，听筒中任何声音都听不到。女子正用手按着送话口 同近处什么人说话也未可知。
"喂喂，"我不安起来，招呼道。
"实在失礼了。那么，改时间再打给您。"女子突然说道。
"喂，等等，这---"但此时电话已经收线。我手握听筒，定定看了好一会儿，再次把听筒贴回 耳朵---毫无疑问，电话业已挂断。
我心里怅怅的，对着餐桌喝咖啡，吃三明治。我已记不起接电话前自己想什么来着。右手拿刀 正要切面包的时候，我确乎想了什么，且是事关重大的什么，是长期以来想也未曾想起的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在我要切面包时倏然浮上脑海，然而现在全然无从记起。我边吃三明治边努力回忆，但无济于事。记忆已返回其原来生息的意识王国黑暗的边缘。
吃罢午饭，刚收拾好碟碗，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我即刻抓起话筒。
"喂喂。"女子道。妻的声音。
"喂喂。"我应道。
"还好吗？午饭吃了？"妻说。
"吃了。你吃的什么？"我问。
"谈不上吃，"妻说，"一早就开始忙，吃东西工夫都没有。过会儿在附近买点三明治什么的吃。 你午饭吃的什么？"
我汇报了自己的食谱。她"唔"了一声，似乎不甚羡慕。
"忘说了一件事儿---早上就想跟你说来着---有个姓加纳的人今天应该有电话打给你。"
"已经打了，"我说，"刚刚。列举了我的你的你哥哥的名字，列举完什么事也没说就挂断了。到 底算什么呀，那？"
"挂断了？"
"嗯。说过会儿再打来。"
"那好，要是加纳再次打来，可要按她说的做哟，事关重大！说不定要去见见那个人的，我想。"
"见？今天就？"
"今天有什么安排或约会不成？"
"没有。"我说。昨天也罢今天也罢明天也罢，我都没什么安排没什么约会。"可那加纳究竟是什么人？找我究竟有什么事？不能告诉我？我也多少想知道什么事怎么样的嘛。要是跟我找工作有关， 我可不愿意在这上面跟你哥哥打交道，我想以前也向你说过的。"
"不是什么你找工作的事。"妻不无厌烦地说，"猫，猫的事。"
"猫的事？"
"跟你说，现在脱不开手，人家等着呢，电话勉强打的。不是说午饭还没吃么！放下可好？有空儿再打过去。"
"忙我知道。不过，突然把这莫名其妙的勾当推到我头上我可没兴趣哟！猫又怎么了？那个姓加纳的……"
"反正按那个人说的办好了，明白？这可不是开玩笑。好好在家等着，等那个人的电话。嗯？挂了！电话果然挂断。
两点半电话铃响时，我在沙发上迷迷糊糊打盹。起始我以为是闹钟响，伸手去按钟脑袋想止住铃声，但那里没闹钟。我躺的不是床，是在沙发上。时候也不是清晨，是午后。我爬起去接电话。
"喂喂。"我开口道。
"喂喂。"和午前打电话那个女子是同一声音，"请问是冈田·亨先生吗？"
"是，我是冈田亨。"
"我姓加纳。"
"刚才打来电话的那位？"
"是的，刚才太抱歉了，您今天往下有什么安排没有呢？"
"倒也没什么特殊安排。"我说。
"那么恕我冒昧，从现在开始可有同您见面的可能性？"女子道。
"今天，现在就？"
"不错。"
我看了下表---30秒前刚刚看过，并无必要再看，但出于慎重又看了一次---时间仍是午后2 时30分。
"要很多时间吗？"我试着问。
"我想不至于太长。但也可能比预想的要长。此时此刻我也无法说得很难，请原谅。"女子说。
问题是我已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即使时间花得再长。我想起电话中久美子的话。她让我按对方说的去做，并说事关重大。我只有言听计从而已。既然她说事关重大，那就一定事关重大。
"明白了。那，去哪里拜会您呢？"我问。
"知道品川站前那家太平洋宾馆吗？"
"知道。"
"一楼有间咖啡屋，4点我在那里等您。可以吗？"
"可以。"
"我三十一岁，头戴一顶红色的塑料帽。"她说。
哎呀呀，我不由叫苦。这女子说话方式颇有点奇特，刹那间就使得我陷入困惑。至于女子话中到底什么东西奇特，我却又说不清道不明。一个三十一岁的女人有什么理由非戴一顶红塑料帽不可呢！
"明白了。"我说，"应该能找到，我想。"
"那么，为慎重起见，可以把您的外部特征讲给我听一下吗？"
我开始归纳自己的外部特征。我究竟有何外部特征呢？
"三十岁。身高172厘米，体重63公斤，短发。没戴眼镜。"不不，这无论如何算不得特征，我边介绍边想。如此外表的人，品川太平洋宾馆咖啡屋里很可能有50人之多。以前我到过那里一次，是个十分宽敞的咖啡屋。恐怕要有较为不同寻常的醒目特征才行。可我又想不出任何那样的特征。我有迈尔斯·戴维斯签名的《西班牙素描》。脉搏跳动相当迟缓，1分钟通常47次，高烧38．5度时也 不过70次。失业。《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兄弟姓名记得滚瓜烂熟。然而这些当然从外表看不出。
"打算穿什么样的衣服呢？"女子询问。
"这个嘛……"我说。可我考虑不好。"说不准，还没走呢，事出突然嘛。"
"那就请系水珠形图案的领带来好了。"女子以一副不容分说的口气说，"水珠形图案的领带您是有的吧？"
"有的。"我说。我是有条带有奶油色小小水珠图案的领带，还是三年前过生日时妻送的。 "就请系那条领带。好了，4点钟见面。"言毕，女子放下电话。
我打开西服柜寻找水珠领带。不料领带架上没有水珠领带。我又拉开所有的抽屉，壁橱的衣箱也全部打开看了，但哪里都没有水珠领带。倘若那领带就在家中，我绝对可以找它出来。在衣服整 理方面久美子可谓一丝不苟，不能设想我的领带会被置于它平时所在场所以外的场所。西服---无论她的还是我的一-一如往常整理得井井有条。衬衫一道褶也没有地躺在抽屉里。塞满毛衣的箱子里密密麻麻摆满卫生球，稍一开盖都觉眼睛作痛。一个箱子里装有她学生时代的衣服，带花的小连衣裙、藏青色的高中校服之类归纳得严然旧日影集。我猜想不出她为何特意保存这些东西。或许始终没有扔弃的机会而随身带到现在。也可能打算某个时候捐给孟加拉国，或者留给将来作文化史料。 总之，我的水珠形图案领带是哪里也无从觅得。
我手扶西服柜拉门，回想最后一次系此领带是什么时候。可偏偏想不起来。那是一条蛮有品位的漂亮领带，在法律事务所系起来多少有点浪漫过头。若系那样的领带到事务所上班，保准有人午休时凑到我跟前说什么"好漂亮的领带嘛，色调好，视觉明快"，而且说个没完没了。然而那是一种警告。我所在的事务所，被人夸奖领带绝对不是光彩事。因而我不曾系那条领带上班。系那条领带时仅限于属私人性质且较为讲排场的场合，如去欣赏音乐或去吃正儿八经的西餐，亦即妻提议我"今天出门要好好打扮打扮"之时。机会诚然不多，但那种时候我系的便是这水珠领带。与藏青色西装相得益彰，妻也对这条领带青眼有加。而最后系这条领带是什么时候呢？我硬是全无记忆。
我再次检查一遍西服柜，然后作罢。看来水珠领带是因某种缘故下落不明了，于是我只好穿上藏青色西装，往蓝衬衫上系了一条斜纹领带。到时再说就是。也许她看不出我，但只要我发现一个戴红帽子的三十一岁女人，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一身西装坐在沙发上，盯视墙壁多时。实在有好久没穿西装了。一般说来藏青色西装这个季节穿来未免有点过热，所幸这天因下雨的关系，就6月来说还稍带凉意。我最后上班那天（4月间的事了）穿的即是这同一件西装。蓦地心里一动，逐个往衣袋里摸去。在内胸袋底端发现一张日期为去年秋天的收据。是在哪里搭出租车的收据。原本是可以向事务所报销的，现在则为时过晚。我将收据揉成一个球扔进垃圾箱。
辞去工作以来两个月时间里，西装竟一次也没上身。时隔许久穿起西装来，觉得自己的身体好 像被紧紧箍在什么异质物里面。沉沉的硬硬的，同身体格格不入。我立身在房间兜了一会儿，又去镜前拉了拉袖口和下襟。促使其同身体和平共处。我使劲伸直胳膊，使劲呼吸，弯腰屈体，检查这 两个月时间里体型是否有所变异。而后重新坐回沙发，可还是心神不定。
直到今年春天我还每天穿西装上班来着，并未曾因此而感到有什么别扭。我供职的事务所是个 对衣装相当挑剔的地方，就连我这等下级职员也被要求以西装革履。所以，我穿西装上班是极为顺理成章之举。
然而现在如此身着西装独自往客厅沙发一坐，竟觉得自己似乎是在搞什么违背规范的不良行为，有一种类似出于某种卑鄙目的伪造履历或偷偷男扮女装的负疚感，于是我渐渐呼吸不畅起来。
我走至门口，从鞋架里掏出褐色皮鞋，用鞋拔穿上。鞋面薄薄积了层白灰。
无须找那女子，女子先找见了我。我一进咖啡屋便环顾四周搜寻红帽子。但头顶红帽子的女人一个也没有。看表，到4点尚有10分钟。我在椅子上坐定，喝了口送来的白水，向女侍点了个咖啡。这当儿，一个女子语声从背后叫我的名字："是冈田事先生吧？"我愕然回头。距我环顾四周坐定还不到3分钟。
女子白外衣丝质黄衬衫，头上一项红塑料帽。我条件反射地站起身，同女子面面相觑。相对说来，女子还蛮漂亮。起码比我根据电话声想象的漂亮许多。身段苗条，化妆适可而止，穿着也无可挑剔。无论外衣还是衬衫都是手工考究的高档货，外衣领上羽毛状金饰闪闪生辉，纵然说是一流大公司的女秘书也未尝不可。唯独那红帽子无论如何都显得不伦不类。衣着上如此滴水不漏，何苦非特意冠以红塑料帽不可呢？我实在不明缘由。也可能每次与人约会都戴此红帽以为标识。主意似乎并不坏。就显眼与否而言，确实一目了然。
她在我对面坐下，我也重新落回自家座位。
"这么快就认出我了？"我不解地问，"水珠形图案领带没找到。绝对位于什么地方，就是找不出来。没办法，就系了条斜纹的。本想由我找你来着。可你是怎么认出是我的呢？"
"当然认得出。"女子道。她把手中的白漆皮手袋放在桌面，摘下红塑料帽扣在上面。手袋整个儿躲在了帽子底下。气氛活像要开始变什么戏法。莫非拿开帽子时下面的手袋不翼而飞……
"可领带图案变了啊！"我说。
"领带？"说着，她以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的领带，似乎在说瞧这人说的什么呀。尔后点了一下头："没关系的，那种事儿，别介意。"
那眼神甚是无可捉摸，我想。居然没有纵深感。那般美丽的眼睛，却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平板板的，犹如假目。可当然不是假目。无疑在动，在眨闪。
我全然不能理解她何以在如此混杂的咖啡屋一眼认出从未谋面的我来。偌大的咖啡屋差不多座 无虚席，而我这般光景的男人又比比皆是。我很想询问为什么能从这里边即刻辨出是我。但看情形还是少说废话为佳，所以我便没再问下去。
女子叫住忙得团团转的男侍，点了梨酒，男传说没有梨酒，说无色奎宁汽水倒是有的。女子略一沉吟，说那就要那个吧。无色奎宁汽水端来之前，女子一声不响，我也默然以对。 片刻，女子拿起桌面上的红帽，打开下面手袋的金属卡口，从里边取出一个尺寸比盒式磁带稍小些的黑色发亮的皮盒。名片盒。名片盒居然也带卡口。我还是第一次目睹所谓带卡口的名片盒。 女子有点舍不得似地从中拈出一枚递给我。我也想递名片，手插进西装袋后，方想起未带名片。
那名片是用薄薄的塑料制作的，像是微微漾出一股卫生香味儿。凑近鼻子一闻，卫生香味儿就更不容置疑了。确确实实是卫生香的气味儿。上面只以一行黑黑的小字印着姓名： 加纳马尔他
马尔他？
我又翻过来看。
背面什么也没写。
我开始反复思索这名片的含义。正思索间，男侍走来在她面前放了一个装有冰块的玻璃杯注入仅及半杯的奎宁水。杯中有切成楔形的柠檬片。其后，一名手端银色咖啡壶和浅盘的女侍近前，在我面前放下咖啡杯，斟上咖啡，旋即就像把一支不吉利的签硬塞给别人似地把传票往票插一插走了。
"什么也没写的。"加纳马尔他对我说。
我再次呆呆看着空无一字的名片背面。
"只有名字。电话号码和住址对我没有必要。因为谁也不给我打电话，而由我给别人打。"
"原来如此。"我说。这种无意义的腔调的附和像《格列佛游记》中悬浮空中的孤岛一样在桌面上方虚无地漂了好久。
女子双手支撑似地握住杯子，用吸管吸了小小一口，旋即皱起眉头，兴味索然地把杯子推到一边。
"马尔他不是我真正的名字，"加纳马尔他说，"真名叫加纳。马尔他是职业用名，取自马尔他岛。 冈田先生可去过马尔他？”
"没有，"我说。我没去过马尔他岛，近期内亦无去的安排，甚至没动去的念头。我关于马尔他岛的知识，仅限于哈布·阿尔巴特演奏的《马尔他岛的砂砾》。这曲子百分之百拙劣透顶。
"我在马尔他呆了三年。三年住在那里。马尔他是个水不好喝的地方，根本无法下咽，跟喝稀释过的海水似的。面包也咸滋滋的。倒不是因为加盐，水本来就是咸的。不过面包的味道不坏。我喜欢马尔他的面包。"
我点点头，呷了口咖啡。
"马尔他那地方尽管水那么难喝，但岛上特定地点涌出的水却对身体的构成有极好的影响。那是一种不妨称之为神秘之水的特殊水，而且只涌现在马尔他岛那一个地方。位于山中，从山麓下的村落爬到那里要好几个小时。"女子继续道，"水带不走。只消换个地方，水就完全失效。所以，必须本人去那里才能喝到。十字军时代的文献里都有关于那水的记载。他们称为灵水。艾伦·金斯伯格 就喝过那水，凯慈·理查德也去过。我在那里住了三年，在山脚下一个小村子里，种菜、学织布。 每天都去泉边喝水。从1976年喝到1979年。甚至一个星期什么也不吃只喝水的时候也是有的。一周时间里除了那水什么都不得人口。这种训练是必要的。我想不妨称为修行，就是说以此净化身体。 那实在是妙不可言的体验。这样，返回日本以后，我就选马尔他这个地名作为职业用名。"
"恕我冒昧，您从事的是怎样一种职业呢？"
加纳马尔地摇摇头道："准确说来不是职业，因为并非以此挣钱。我只是提供咨询，就身体的构成同大家交谈。也研究水，对身体有作用的水。钱不成问题。我有一定的财产。父亲经营医院，以生前赠送的形式转让给我和妹妹一些股票和不动产，由税务方面的专家代为管理。每年还有不少数目的收入。也写了几本书，虽然不多，却也带来部分进款。我关于身体构成的工作完全是无偿的。 所以没写电话号码和住址。由我打电话过去。"
我点下头，也唯有点头而已。她口中一词一句的意思我固然理解，但整体上意味什么，我则无从把握。
身体的构成？
艾伦·金斯伯格？
渐渐，我有些沉不住气。我绝非直感出类拔萃那一类型的人，但这里边绝对含有某种特异性纷争的征兆。
"对不起，能否多少说得条理清晰点儿？刚才听妻子说同您见面只是为了找猫。坦率地说，听您谈了这许多，我却还是弄不清事情的前后关联。莫非这同我家的猫有什么关系不成？"
"正是。"女子说，"但在此之前，有一点想向您交待一下。"
加纳马尔他再次打开手袋卡口，从中取出一个白色信封。信封中有张照片，女子递过，说是她妹妹的。彩色照片上有两个女子。一个是加纳马尔他，相片上也同样戴着帽子，是黄色针织帽，且同服装搭配得有欠吉利。那个妹妹---从其谈话发展来看应该是她妹妹---身穿颇似60年代初期流行的那种中间色西服套裙，戴一项颜色同套裙相吻合的帽子。我觉得人们似乎曾将这样的颜色称为 "果汁冰淇淋色调"。我猜测这对姐妹对帽子情有独钟。发型酷似身为总统夫人时代的杰奎琳·肯尼 迪，暗示出喷洒了相当用量的发胶。化妆多少有些浓艳，好在脸型本身端庄得堪称美貌，年龄约在 二十一至二十五之间。她将照片放回信封，装入手袋，对上卡口。
"妹妹比我小五岁。"加纳马尔他说，"妹妹被绵谷升先生玷污了，是被强奸的。"
我暗暗叫苦，恨不能马上默默离席而去，但不可能。我从衣袋摸出手帕，擦了下嘴角，又放回衣袋，故意咳了一声。
"详情我虽还不清楚，但若你妹妹因此受了伤害，作为我也深感痛心。"我开口了，"不过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同妻子的哥哥私人关系并不密切。所以，如果在这件事上……" "我不是因此责备您，"加纳马尔他语气很干脆，"假如应该有谁因此受到责备的话，那么第一个受责的应该是我。我没有充分提醒她。本来我必须全力保护妹妹，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未能尽到责任。听我说，冈田先生，这样的事是能够发生的。您也知道，这个世界是暴力性的、混乱的世界。其内侧有的地方就更有暴力性更加混乱，明白吗？发生过的事就是发生过了。妹妹应该可以从创伤从玷污中重新站立起来。庆幸的是那不是致命性质的。我跟妹妹也说了：情况原本是可以更惨的。在这里我最注重的是妹妹身体的构成。" "构成……"我重复道。看来她谈话的主题始终离不开身体的构成。
"至于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不可能一一介绍。说起来话长，又复杂。这么说或许失礼---在现阶 段您理解这样的事情的核心意义我想是有困难的。因为这是由我们专门处理的领域。因此，把您叫 出来并非为了向您发牢骚。您当然没有任何责任。我只是想请您知道，我妹妹的身体构成被绵谷先生玷污了，尽管是一时性的。我估计日后您有可能同我妹妹以某种形式发生往来。因为妹妹的工作类似当我的助手，这点刚才已说过了。在那种情况下，您大致明了绵谷先生与我妹妹之间有过什么事还是有益处的。我们想请您做好精神准备：那样的事是能够发生的。"
往下是短时间沉默。加纳马尔他完全陷入沉默，神情像是在说您思想上也要多少对此有所准备。 我就此稍加思考--关于绵谷升对加纳马尔他妹妹实施的强奸，关于强奸同身体构成的关联，关于 这些与我家猫之失踪的关系。
"就是说，"我战战兢兢地开口道，"您和妹妹都没有将此事捅给外界或找警察报案喽？"
"当然。"加纳马尔他面无表情地说，"正确说来，我们没有怪罪任何人。我们仅仅想更为准确地了解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如果不了解不加以解决，甚至有可能发生更糟糕的事情。"
听到这里，我多少有些释然。纵使绵谷升被逮捕判罪收监，我也是不以为然的，甚至觉得罪有应得。不过，由于妻的哥哥在社会上算是混得颇为得意的名流，势必惹出一条小小的新闻，而久美子无疑将因此受到打击。作为我，即便出于心理卫生的需要，也不希望弄到那个地步。
"今天见面纯粹是为了猫的事，"加纳马尔他说，"是为猫而接受您的咨询的。您的太太冈田久美子女士向她哥哥绵谷先生提起去向不明的猫，绵谷先生就此找我商量。"
原来如此，如此不难明白。她是有特异灵感的什么人物，就猫的下落提供咨询。绵谷一家以前笃信占卜、风水之类。那自然属于个人自由，想信什么信就是了。可是，为什么非特意强奸对方的妹妹不可呢？为什么非惹此不必要的麻烦不可呢？
"您专门寻找这类失物吗？"我试着发问。
加纳马尔他以其没有纵深感的眼睛盯视我的脸，仿佛从空屋窗外往里窥视。由眼神判断，她好像完全不能领会我发问的用意。
"你住在不可思议的地方啊！"她对我的问话置若罔闻。
"是吗？"我说，"到底怎么样地不可思议呢？"
加纳马尔他并不回答，将几乎没有碰的奎宁水又往一旁推了10厘米。"而且，猫那东西是极为敏感的动物。"
我同加纳马尔地之间笼罩了片刻沉默。
"我住的是不可思议的地方，猫是敏感的动物，这我明白了。"我说，"问题是我们已在此住了很久，我们和猫一起。为什么它如今才心血来潮地出走呢？为什么不早些出走呢？"
"这还不清楚，恐怕是水流变化造成的吧。大概水流因某种缘故受阻。"
"水流？"我问。
"猫是不是仍活着我还不知道，但眼下猫不在你家附近则是确切无疑的。因此不管您在家附近怎么寻找猫都出不来，是吧？"
我拿起杯，曝了口凉了的咖啡。可以看出玻璃窗外正飘着细雨。天空乌云低垂。人们甚为抑郁地打伞在人行桥上上下下。
"请伸出手。"她对我说。
我把右手心朝上伸在桌面。想必要看我手相。不料加纳马尔他对手似乎毫无兴致。她直刺刺地伸出手，将手心压在我手心上。继而闭起眼睛，一动不动保持这个姿势，仿佛在静静埋怨负心的情人。女侍走来，作出没有看见我和加纳马尔他在桌面默默合掌的样子往我杯里倒上新的咖啡。邻桌的人时而朝这边瞥上一眼。但愿没有哪个熟人在场才好。
"想出今天到这里之前看到的东西，一样即可。"加纳马尔他说。
"一样即可？"我问。
"一样即可。"
我想出妻子衣箱中那件带花纹的小连衣裙。不知为什么想出这个，反正蓦然浮上脑海。 我们的手心又默默对了5分钟。时间似乎极长。不光是因为顾虑周围人躲躲闪闪的目光，还因为她的对掌方式有某种令人心神不定的东西。她的手相当小，不凉也不热。感触既无情人小手那样的亲呢，也不带有医生之手那种职业功能。手的感触同她的眼神非常相似。我觉得自己成了一座四壁萧然的空屋---就像被她定定注视时的感觉一样---里面没有家具没有窗帘没有地毯，形同空空如也的壁橱。稍顷，加纳马尔他移开手，深深呼吸，频频点头。
"冈田先生，"加纳马尔他说，"您身上往后一段时间里我想将发生各种事情。猫恐怕仅仅是个开端。"
"各种事情？"我问，"是好事情吗？或者说是坏事情？"
加纳马尔他沉思似地略微歪了歪头。"好事情也有，坏事情也有的吧。既有初看上去是好事的坏事情，又有初看上去是坏事的好事情，大概。"
"这样的说法总的听来很有些笼统。"我想，"就没有稍具体点的信息？"
"如您所言，我所说的听起来确实都很笼统，"加纳马尔他接道，"不过，冈田先生，事情的本质那种东西，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只能笼统论之的，这点望您谅解。我们一不是算命先生，二不是预言家。我们所能谈论的仅仅限于这些空泛模糊的东西。很多时候那是无须特意叙说的理所当然的事情，有时甚至属于迂腐之论。但坦率说来，我们又只能进行到这一步。具体的事物或许的确光彩诱人，然而其大部分无非是鸡毛蒜皮的表象。也就是说类似某种不必要的捷径。而越是力图远观，事物便越是急剧变得笼统起来。"
我默然颔首，但我当然完全未能理解她话里的含义。
"可以再给您打电话吗？"加纳马尔他问。
"嗯。"我应道。老实说来，我是不愿意任何人来电话的。但我又只能以"嗯"作答。
她麻利地抓过桌面上的红塑料帽，拿起罩在下面的手袋立起身。我不知如何应对，兀自静坐不动。
"最后奉告一件无谓的小事，"加纳马尔地戴上红帽，鸟瞰般地看着我道，"你那条水珠形图案的领带，应该在您家以外的场所找到。"
我在厨房里切面包夹黄油和芥末，再夹进西红柿片和奶酪片，之后放在菜板上准备用刀一切为二---正要切时电话打来了。
等电话铃响过3遍，我用刀把面包切下一半，放在盘子上，擦罢刀放进抽屉，又把热过的咖啡倒进杯子。
电话铃还是响个不停，估计响了七遍。只好拿起听筒。可能的话，真不想接，却又怕是久美子的。
"喂喂，"一个女子的声音。全然不曾听过。既非妻的，又不是最近煮意大利面条时打来奇妙电话的那个女郎，而是别的我不熟悉的女子的声音。
"请问是冈田·亨先生府上吗？"女子道。语调严然在照本宣科。
"是的。"
"您是冈田·久美子女士的夫君吗？"
"是的，冈田·久美子是我的妻子。"
"绵谷·升是您太太的兄长吗？"
"是的，"我耐住性子回答，"绵谷升的确是我妻子的哥哥。"
"我们姓加纳。"
我一声不响地等待下文。猝然冒出妻子哥哥的名字来使我很是警觉。我拿电话机旁的铅笔用笔杆搔了搔脖后。对方沉默了五六秒。不光语声，听筒中任何声音都听不到。女子正用手按着送话口 同近处什么人说话也未可知。
"喂喂，"我不安起来，招呼道。
"实在失礼了。那么，改时间再打给您。"女子突然说道。
"喂，等等，这---"但此时电话已经收线。我手握听筒，定定看了好一会儿，再次把听筒贴回 耳朵---毫无疑问，电话业已挂断。
我心里怅怅的，对着餐桌喝咖啡，吃三明治。我已记不起接电话前自己想什么来着。右手拿刀 正要切面包的时候，我确乎想了什么，且是事关重大的什么，是长期以来想也未曾想起的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在我要切面包时倏然浮上脑海，然而现在全然无从记起。我边吃三明治边努力回忆，但无济于事。记忆已返回其原来生息的意识王国黑暗的边缘。
吃罢午饭，刚收拾好碟碗，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我即刻抓起话筒。
"喂喂。"女子道。妻的声音。
"喂喂。"我应道。
"还好吗？午饭吃了？"妻说。
"吃了。你吃的什么？"我问。
"谈不上吃，"妻说，"一早就开始忙，吃东西工夫都没有。过会儿在附近买点三明治什么的吃。 你午饭吃的什么？"
我汇报了自己的食谱。她"唔"了一声，似乎不甚羡慕。
"忘说了一件事儿---早上就想跟你说来着---有个姓加纳的人今天应该有电话打给你。"
"已经打了，"我说，"刚刚。列举了我的你的你哥哥的名字，列举完什么事也没说就挂断了。到 底算什么呀，那？"
"挂断了？"
"嗯。说过会儿再打来。"
"那好，要是加纳再次打来，可要按她说的做哟，事关重大！说不定要去见见那个人的，我想。"
"见？今天就？"
"今天有什么安排或约会不成？"
"没有。"我说。昨天也罢今天也罢明天也罢，我都没什么安排没什么约会。"可那加纳究竟是什么人？找我究竟有什么事？不能告诉我？我也多少想知道什么事怎么样的嘛。要是跟我找工作有关， 我可不愿意在这上面跟你哥哥打交道，我想以前也向你说过的。"
"不是什么你找工作的事。"妻不无厌烦地说，"猫，猫的事。"
"猫的事？"
"跟你说，现在脱不开手，人家等着呢，电话勉强打的。不是说午饭还没吃么！放下可好？有空儿再打过去。"
"忙我知道。不过，突然把这莫名其妙的勾当推到我头上我可没兴趣哟！猫又怎么了？那个姓加纳的……"
"反正按那个人说的办好了，明白？这可不是开玩笑。好好在家等着，等那个人的电话。嗯？挂了！电话果然挂断。
两点半电话铃响时，我在沙发上迷迷糊糊打盹。起始我以为是闹钟响，伸手去按钟脑袋想止住铃声，但那里没闹钟。我躺的不是床，是在沙发上。时候也不是清晨，是午后。我爬起去接电话。
"喂喂。"我开口道。
"喂喂。"和午前打电话那个女子是同一声音，"请问是冈田·亨先生吗？"
"是，我是冈田亨。"
"我姓加纳。"
"刚才打来电话的那位？"
"是的，刚才太抱歉了，您今天往下有什么安排没有呢？"
"倒也没什么特殊安排。"我说。
"那么恕我冒昧，从现在开始可有同您见面的可能性？"女子道。
"今天，现在就？"
"不错。"
我看了下表---30秒前刚刚看过，并无必要再看，但出于慎重又看了一次---时间仍是午后2 时30分。
"要很多时间吗？"我试着问。
"我想不至于太长。但也可能比预想的要长。此时此刻我也无法说得很难，请原谅。"女子说。
问题是我已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即使时间花得再长。我想起电话中久美子的话。她让我按对方说的去做，并说事关重大。我只有言听计从而已。既然她说事关重大，那就一定事关重大。
"明白了。那，去哪里拜会您呢？"我问。
"知道品川站前那家太平洋宾馆吗？"
"知道。"
"一楼有间咖啡屋，4点我在那里等您。可以吗？"
"可以。"
"我三十一岁，头戴一顶红色的塑料帽。"她说。
哎呀呀，我不由叫苦。这女子说话方式颇有点奇特，刹那间就使得我陷入困惑。至于女子话中到底什么东西奇特，我却又说不清道不明。一个三十一岁的女人有什么理由非戴一顶红塑料帽不可呢！
"明白了。"我说，"应该能找到，我想。"
"那么，为慎重起见，可以把您的外部特征讲给我听一下吗？"
我开始归纳自己的外部特征。我究竟有何外部特征呢？
"三十岁。身高172厘米，体重63公斤，短发。没戴眼镜。"不不，这无论如何算不得特征，我边介绍边想。如此外表的人，品川太平洋宾馆咖啡屋里很可能有50人之多。以前我到过那里一次，是个十分宽敞的咖啡屋。恐怕要有较为不同寻常的醒目特征才行。可我又想不出任何那样的特征。我有迈尔斯·戴维斯签名的《西班牙素描》。脉搏跳动相当迟缓，1分钟通常47次，高烧38．5度时也 不过70次。失业。《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兄弟姓名记得滚瓜烂熟。然而这些当然从外表看不出。
"打算穿什么样的衣服呢？"女子询问。
"这个嘛……"我说。可我考虑不好。"说不准，还没走呢，事出突然嘛。"
"那就请系水珠形图案的领带来好了。"女子以一副不容分说的口气说，"水珠形图案的领带您是有的吧？"
"有的。"我说。我是有条带有奶油色小小水珠图案的领带，还是三年前过生日时妻送的。 "就请系那条领带。好了，4点钟见面。"言毕，女子放下电话。
我打开西服柜寻找水珠领带。不料领带架上没有水珠领带。我又拉开所有的抽屉，壁橱的衣箱也全部打开看了，但哪里都没有水珠领带。倘若那领带就在家中，我绝对可以找它出来。在衣服整 理方面久美子可谓一丝不苟，不能设想我的领带会被置于它平时所在场所以外的场所。西服---无论她的还是我的一-一如往常整理得井井有条。衬衫一道褶也没有地躺在抽屉里。塞满毛衣的箱子里密密麻麻摆满卫生球，稍一开盖都觉眼睛作痛。一个箱子里装有她学生时代的衣服，带花的小连衣裙、藏青色的高中校服之类归纳得严然旧日影集。我猜想不出她为何特意保存这些东西。或许始终没有扔弃的机会而随身带到现在。也可能打算某个时候捐给孟加拉国，或者留给将来作文化史料。 总之，我的水珠形图案领带是哪里也无从觅得。
我手扶西服柜拉门，回想最后一次系此领带是什么时候。可偏偏想不起来。那是一条蛮有品位的漂亮领带，在法律事务所系起来多少有点浪漫过头。若系那样的领带到事务所上班，保准有人午休时凑到我跟前说什么"好漂亮的领带嘛，色调好，视觉明快"，而且说个没完没了。然而那是一种警告。我所在的事务所，被人夸奖领带绝对不是光彩事。因而我不曾系那条领带上班。系那条领带时仅限于属私人性质且较为讲排场的场合，如去欣赏音乐或去吃正儿八经的西餐，亦即妻提议我"今天出门要好好打扮打扮"之时。机会诚然不多，但那种时候我系的便是这水珠领带。与藏青色西装相得益彰，妻也对这条领带青眼有加。而最后系这条领带是什么时候呢？我硬是全无记忆。
我再次检查一遍西服柜，然后作罢。看来水珠领带是因某种缘故下落不明了，于是我只好穿上藏青色西装，往蓝衬衫上系了一条斜纹领带。到时再说就是。也许她看不出我，但只要我发现一个戴红帽子的三十一岁女人，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一身西装坐在沙发上，盯视墙壁多时。实在有好久没穿西装了。一般说来藏青色西装这个季节穿来未免有点过热，所幸这天因下雨的关系，就6月来说还稍带凉意。我最后上班那天（4月间的事了）穿的即是这同一件西装。蓦地心里一动，逐个往衣袋里摸去。在内胸袋底端发现一张日期为去年秋天的收据。是在哪里搭出租车的收据。原本是可以向事务所报销的，现在则为时过晚。我将收据揉成一个球扔进垃圾箱。
辞去工作以来两个月时间里，西装竟一次也没上身。时隔许久穿起西装来，觉得自己的身体好 像被紧紧箍在什么异质物里面。沉沉的硬硬的，同身体格格不入。我立身在房间兜了一会儿，又去镜前拉了拉袖口和下襟。促使其同身体和平共处。我使劲伸直胳膊，使劲呼吸，弯腰屈体，检查这 两个月时间里体型是否有所变异。而后重新坐回沙发，可还是心神不定。
直到今年春天我还每天穿西装上班来着，并未曾因此而感到有什么别扭。我供职的事务所是个 对衣装相当挑剔的地方，就连我这等下级职员也被要求以西装革履。所以，我穿西装上班是极为顺理成章之举。
然而现在如此身着西装独自往客厅沙发一坐，竟觉得自己似乎是在搞什么违背规范的不良行为，有一种类似出于某种卑鄙目的伪造履历或偷偷男扮女装的负疚感，于是我渐渐呼吸不畅起来。
我走至门口，从鞋架里掏出褐色皮鞋，用鞋拔穿上。鞋面薄薄积了层白灰。
无须找那女子，女子先找见了我。我一进咖啡屋便环顾四周搜寻红帽子。但头顶红帽子的女人一个也没有。看表，到4点尚有10分钟。我在椅子上坐定，喝了口送来的白水，向女侍点了个咖啡。这当儿，一个女子语声从背后叫我的名字："是冈田事先生吧？"我愕然回头。距我环顾四周坐定还不到3分钟。
女子白外衣丝质黄衬衫，头上一项红塑料帽。我条件反射地站起身，同女子面面相觑。相对说来，女子还蛮漂亮。起码比我根据电话声想象的漂亮许多。身段苗条，化妆适可而止，穿着也无可挑剔。无论外衣还是衬衫都是手工考究的高档货，外衣领上羽毛状金饰闪闪生辉，纵然说是一流大公司的女秘书也未尝不可。唯独那红帽子无论如何都显得不伦不类。衣着上如此滴水不漏，何苦非特意冠以红塑料帽不可呢？我实在不明缘由。也可能每次与人约会都戴此红帽以为标识。主意似乎并不坏。就显眼与否而言，确实一目了然。
她在我对面坐下，我也重新落回自家座位。
"这么快就认出我了？"我不解地问，"水珠形图案领带没找到。绝对位于什么地方，就是找不出来。没办法，就系了条斜纹的。本想由我找你来着。可你是怎么认出是我的呢？"
"当然认得出。"女子道。她把手中的白漆皮手袋放在桌面，摘下红塑料帽扣在上面。手袋整个儿躲在了帽子底下。气氛活像要开始变什么戏法。莫非拿开帽子时下面的手袋不翼而飞……
"可领带图案变了啊！"我说。
"领带？"说着，她以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的领带，似乎在说瞧这人说的什么呀。尔后点了一下头："没关系的，那种事儿，别介意。"
那眼神甚是无可捉摸，我想。居然没有纵深感。那般美丽的眼睛，却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平板板的，犹如假目。可当然不是假目。无疑在动，在眨闪。
我全然不能理解她何以在如此混杂的咖啡屋一眼认出从未谋面的我来。偌大的咖啡屋差不多座 无虚席，而我这般光景的男人又比比皆是。我很想询问为什么能从这里边即刻辨出是我。但看情形还是少说废话为佳，所以我便没再问下去。
女子叫住忙得团团转的男侍，点了梨酒，男传说没有梨酒，说无色奎宁汽水倒是有的。女子略一沉吟，说那就要那个吧。无色奎宁汽水端来之前，女子一声不响，我也默然以对。 片刻，女子拿起桌面上的红帽，打开下面手袋的金属卡口，从里边取出一个尺寸比盒式磁带稍小些的黑色发亮的皮盒。名片盒。名片盒居然也带卡口。我还是第一次目睹所谓带卡口的名片盒。 女子有点舍不得似地从中拈出一枚递给我。我也想递名片，手插进西装袋后，方想起未带名片。
那名片是用薄薄的塑料制作的，像是微微漾出一股卫生香味儿。凑近鼻子一闻，卫生香味儿就更不容置疑了。确确实实是卫生香的气味儿。上面只以一行黑黑的小字印着姓名： 加纳马尔他
马尔他？
我又翻过来看。
背面什么也没写。
我开始反复思索这名片的含义。正思索间，男侍走来在她面前放了一个装有冰块的玻璃杯注入仅及半杯的奎宁水。杯中有切成楔形的柠檬片。其后，一名手端银色咖啡壶和浅盘的女侍近前，在我面前放下咖啡杯，斟上咖啡，旋即就像把一支不吉利的签硬塞给别人似地把传票往票插一插走了。
"什么也没写的。"加纳马尔他对我说。
我再次呆呆看着空无一字的名片背面。
"只有名字。电话号码和住址对我没有必要。因为谁也不给我打电话，而由我给别人打。"
"原来如此。"我说。这种无意义的腔调的附和像《格列佛游记》中悬浮空中的孤岛一样在桌面上方虚无地漂了好久。
女子双手支撑似地握住杯子，用吸管吸了小小一口，旋即皱起眉头，兴味索然地把杯子推到一边。
"马尔他不是我真正的名字，"加纳马尔他说，"真名叫加纳。马尔他是职业用名，取自马尔他岛。 冈田先生可去过马尔他？”
"没有，"我说。我没去过马尔他岛，近期内亦无去的安排，甚至没动去的念头。我关于马尔他岛的知识，仅限于哈布·阿尔巴特演奏的《马尔他岛的砂砾》。这曲子百分之百拙劣透顶。
"我在马尔他呆了三年。三年住在那里。马尔他是个水不好喝的地方，根本无法下咽，跟喝稀释过的海水似的。面包也咸滋滋的。倒不是因为加盐，水本来就是咸的。不过面包的味道不坏。我喜欢马尔他的面包。"
我点点头，呷了口咖啡。
"马尔他那地方尽管水那么难喝，但岛上特定地点涌出的水却对身体的构成有极好的影响。那是一种不妨称之为神秘之水的特殊水，而且只涌现在马尔他岛那一个地方。位于山中，从山麓下的村落爬到那里要好几个小时。"女子继续道，"水带不走。只消换个地方，水就完全失效。所以，必须本人去那里才能喝到。十字军时代的文献里都有关于那水的记载。他们称为灵水。艾伦·金斯伯格 就喝过那水，凯慈·理查德也去过。我在那里住了三年，在山脚下一个小村子里，种菜、学织布。 每天都去泉边喝水。从1976年喝到1979年。甚至一个星期什么也不吃只喝水的时候也是有的。一周时间里除了那水什么都不得人口。这种训练是必要的。我想不妨称为修行，就是说以此净化身体。 那实在是妙不可言的体验。这样，返回日本以后，我就选马尔他这个地名作为职业用名。"
"恕我冒昧，您从事的是怎样一种职业呢？"
加纳马尔地摇摇头道："准确说来不是职业，因为并非以此挣钱。我只是提供咨询，就身体的构成同大家交谈。也研究水，对身体有作用的水。钱不成问题。我有一定的财产。父亲经营医院，以生前赠送的形式转让给我和妹妹一些股票和不动产，由税务方面的专家代为管理。每年还有不少数目的收入。也写了几本书，虽然不多，却也带来部分进款。我关于身体构成的工作完全是无偿的。 所以没写电话号码和住址。由我打电话过去。"
我点下头，也唯有点头而已。她口中一词一句的意思我固然理解，但整体上意味什么，我则无从把握。
身体的构成？
艾伦·金斯伯格？
渐渐，我有些沉不住气。我绝非直感出类拔萃那一类型的人，但这里边绝对含有某种特异性纷争的征兆。
"对不起，能否多少说得条理清晰点儿？刚才听妻子说同您见面只是为了找猫。坦率地说，听您谈了这许多，我却还是弄不清事情的前后关联。莫非这同我家的猫有什么关系不成？"
"正是。"女子说，"但在此之前，有一点想向您交待一下。"
加纳马尔他再次打开手袋卡口，从中取出一个白色信封。信封中有张照片，女子递过，说是她妹妹的。彩色照片上有两个女子。一个是加纳马尔他，相片上也同样戴着帽子，是黄色针织帽，且同服装搭配得有欠吉利。那个妹妹---从其谈话发展来看应该是她妹妹---身穿颇似60年代初期流行的那种中间色西服套裙，戴一项颜色同套裙相吻合的帽子。我觉得人们似乎曾将这样的颜色称为 "果汁冰淇淋色调"。我猜测这对姐妹对帽子情有独钟。发型酷似身为总统夫人时代的杰奎琳·肯尼 迪，暗示出喷洒了相当用量的发胶。化妆多少有些浓艳，好在脸型本身端庄得堪称美貌，年龄约在 二十一至二十五之间。她将照片放回信封，装入手袋，对上卡口。
"妹妹比我小五岁。"加纳马尔他说，"妹妹被绵谷升先生玷污了，是被强奸的。"
我暗暗叫苦，恨不能马上默默离席而去，但不可能。我从衣袋摸出手帕，擦了下嘴角，又放回衣袋，故意咳了一声。
"详情我虽还不清楚，但若你妹妹因此受了伤害，作为我也深感痛心。"我开口了，"不过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同妻子的哥哥私人关系并不密切。所以，如果在这件事上……" "我不是因此责备您，"加纳马尔他语气很干脆，"假如应该有谁因此受到责备的话，那么第一个受责的应该是我。我没有充分提醒她。本来我必须全力保护妹妹，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未能尽到责任。听我说，冈田先生，这样的事是能够发生的。您也知道，这个世界是暴力性的、混乱的世界。其内侧有的地方就更有暴力性更加混乱，明白吗？发生过的事就是发生过了。妹妹应该可以从创伤从玷污中重新站立起来。庆幸的是那不是致命性质的。我跟妹妹也说了：情况原本是可以更惨的。在这里我最注重的是妹妹身体的构成。" "构成……"我重复道。看来她谈话的主题始终离不开身体的构成。
"至于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不可能一一介绍。说起来话长，又复杂。这么说或许失礼---在现阶 段您理解这样的事情的核心意义我想是有困难的。因为这是由我们专门处理的领域。因此，把您叫 出来并非为了向您发牢骚。您当然没有任何责任。我只是想请您知道，我妹妹的身体构成被绵谷先生玷污了，尽管是一时性的。我估计日后您有可能同我妹妹以某种形式发生往来。因为妹妹的工作类似当我的助手，这点刚才已说过了。在那种情况下，您大致明了绵谷先生与我妹妹之间有过什么事还是有益处的。我们想请您做好精神准备：那样的事是能够发生的。"
往下是短时间沉默。加纳马尔他完全陷入沉默，神情像是在说您思想上也要多少对此有所准备。 我就此稍加思考--关于绵谷升对加纳马尔他妹妹实施的强奸，关于强奸同身体构成的关联，关于 这些与我家猫之失踪的关系。
"就是说，"我战战兢兢地开口道，"您和妹妹都没有将此事捅给外界或找警察报案喽？"
"当然。"加纳马尔他面无表情地说，"正确说来，我们没有怪罪任何人。我们仅仅想更为准确地了解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如果不了解不加以解决，甚至有可能发生更糟糕的事情。"
听到这里，我多少有些释然。纵使绵谷升被逮捕判罪收监，我也是不以为然的，甚至觉得罪有应得。不过，由于妻的哥哥在社会上算是混得颇为得意的名流，势必惹出一条小小的新闻，而久美子无疑将因此受到打击。作为我，即便出于心理卫生的需要，也不希望弄到那个地步。
"今天见面纯粹是为了猫的事，"加纳马尔他说，"是为猫而接受您的咨询的。您的太太冈田久美子女士向她哥哥绵谷先生提起去向不明的猫，绵谷先生就此找我商量。"
原来如此，如此不难明白。她是有特异灵感的什么人物，就猫的下落提供咨询。绵谷一家以前笃信占卜、风水之类。那自然属于个人自由，想信什么信就是了。可是，为什么非特意强奸对方的妹妹不可呢？为什么非惹此不必要的麻烦不可呢？
"您专门寻找这类失物吗？"我试着发问。
加纳马尔他以其没有纵深感的眼睛盯视我的脸，仿佛从空屋窗外往里窥视。由眼神判断，她好像完全不能领会我发问的用意。
"你住在不可思议的地方啊！"她对我的问话置若罔闻。
"是吗？"我说，"到底怎么样地不可思议呢？"
加纳马尔他并不回答，将几乎没有碰的奎宁水又往一旁推了10厘米。"而且，猫那东西是极为敏感的动物。"
我同加纳马尔地之间笼罩了片刻沉默。
"我住的是不可思议的地方，猫是敏感的动物，这我明白了。"我说，"问题是我们已在此住了很久，我们和猫一起。为什么它如今才心血来潮地出走呢？为什么不早些出走呢？"
"这还不清楚，恐怕是水流变化造成的吧。大概水流因某种缘故受阻。"
"水流？"我问。
"猫是不是仍活着我还不知道，但眼下猫不在你家附近则是确切无疑的。因此不管您在家附近怎么寻找猫都出不来，是吧？"
我拿起杯，曝了口凉了的咖啡。可以看出玻璃窗外正飘着细雨。天空乌云低垂。人们甚为抑郁地打伞在人行桥上上下下。
"请伸出手。"她对我说。
我把右手心朝上伸在桌面。想必要看我手相。不料加纳马尔他对手似乎毫无兴致。她直刺刺地伸出手，将手心压在我手心上。继而闭起眼睛，一动不动保持这个姿势，仿佛在静静埋怨负心的情人。女侍走来，作出没有看见我和加纳马尔他在桌面默默合掌的样子往我杯里倒上新的咖啡。邻桌的人时而朝这边瞥上一眼。但愿没有哪个熟人在场才好。
"想出今天到这里之前看到的东西，一样即可。"加纳马尔他说。
"一样即可？"我问。
"一样即可。"
我想出妻子衣箱中那件带花纹的小连衣裙。不知为什么想出这个，反正蓦然浮上脑海。 我们的手心又默默对了5分钟。时间似乎极长。不光是因为顾虑周围人躲躲闪闪的目光，还因为她的对掌方式有某种令人心神不定的东西。她的手相当小，不凉也不热。感触既无情人小手那样的亲呢，也不带有医生之手那种职业功能。手的感触同她的眼神非常相似。我觉得自己成了一座四壁萧然的空屋---就像被她定定注视时的感觉一样---里面没有家具没有窗帘没有地毯，形同空空如也的壁橱。稍顷，加纳马尔他移开手，深深呼吸，频频点头。
"冈田先生，"加纳马尔他说，"您身上往后一段时间里我想将发生各种事情。猫恐怕仅仅是个开端。"
"各种事情？"我问，"是好事情吗？或者说是坏事情？"
加纳马尔他沉思似地略微歪了歪头。"好事情也有，坏事情也有的吧。既有初看上去是好事的坏事情，又有初看上去是坏事的好事情，大概。"
"这样的说法总的听来很有些笼统。"我想，"就没有稍具体点的信息？"
"如您所言，我所说的听起来确实都很笼统，"加纳马尔他接道，"不过，冈田先生，事情的本质那种东西，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只能笼统论之的，这点望您谅解。我们一不是算命先生，二不是预言家。我们所能谈论的仅仅限于这些空泛模糊的东西。很多时候那是无须特意叙说的理所当然的事情，有时甚至属于迂腐之论。但坦率说来，我们又只能进行到这一步。具体的事物或许的确光彩诱人，然而其大部分无非是鸡毛蒜皮的表象。也就是说类似某种不必要的捷径。而越是力图远观，事物便越是急剧变得笼统起来。"
我默然颔首，但我当然完全未能理解她话里的含义。
"可以再给您打电话吗？"加纳马尔他问。
"嗯。"我应道。老实说来，我是不愿意任何人来电话的。但我又只能以"嗯"作答。
她麻利地抓过桌面上的红塑料帽，拿起罩在下面的手袋立起身。我不知如何应对，兀自静坐不动。
"最后奉告一件无谓的小事，"加纳马尔地戴上红帽，鸟瞰般地看着我道，"你那条水珠形图案的领带，应该在您家以外的场所找到。"
回到家时，久美子情绪蛮好，甚至可以说极好。我见罢加纳马尔他回到家已快6点钟，没时间在久美子下班前充分准备晚餐，便用冷冻食品简单做了一顿。两人边喝啤酒边吃。她像平日高兴时那样谈起工作，如这天在办公室见了谁，做了什么，哪个同事有能力哪个相反等等。
我边听边随口附和。话固然只听进去一半，但对听本身并不生厌。话的内容无所谓，我喜欢的是她在餐桌上热心谈论工作的神情举止。家！在这里我们履行着分到自己头上的职责。她谈单位里的事，我准备晚饭并当听众。这同我婚前在脑海里粗线条描绘的家庭场景相当地不同。但不管怎样，是我自己的选择。不用说，小时候也拥有自己自身的家，但那并非自行选择的，而是先天的、不由分说分配给自己的。相反，现在我是置身于以自己意志选定的后天性天地中。我的家！当然很难说是完美无缺的家。但无论面临怎样的问题，我基本上还是主动接受这个家的。因为说到底这是我自身的选择。假如里边有什么问题，那也应该属于我自身在本质上包蕴的问题本身，我认为。
"对了，猫怎么样？"她问。
我简单说了在品川那家宾馆面见加纳马尔地时的情形，说了水珠领带，说了水珠领带不知何故未从西服柜里找到，说了尽管如此加纳马尔他仍然在人头攒动的咖啡屋一眼将我认出，说了她打扮怎样言谈如何等等。久美子对加纳马尔他那顶红塑料帽很有兴致，但对于猫的下落未得到明确回答似乎很有些失望。
"就是说，那个人也不晓得猫怎么样了？"她脸上多云地问道，"晓得的仅仅是猫不在家附近是吧？"
"噢，怕是这样的吧。"我说。至于加纳马尔他指出我们居住的是所谓水流受阻之地一事有可能同猫的走失有关这点，我则隐去未谈。因我担心她对此耿耿于怀。我委实不想再增添麻烦。倘若她提出既然此地不妙那就搬家可不好办。以我们眼下的经济实力，根本别想搬去别处。
"猫已不在这附近---那个人就这么说的。"
"那么说，猫是再不能回家的了？"
"那我不知道。"我说，"说法非常暧昧，全都是暗示性的。倒是还说得知详情再联系来着。"
"你觉得可以信赖，那个人？"
"那可看不明白。这方面我是十足的门外汉。"
我给自己的杯倒上啤酒，看着泡沫慢慢老实下来。这时间里久美子在桌面支颐坐着。
"钱呀什么的，人家不接受所有形式的酬谢。"
"那好，"我说，"那就不存在任何问题。钱不要，灵魂不要，小公主也不领走，一无所失。"
"希望你意识到：那猫对我的确是举足轻重的存在。"妻说，"或者说，对我们的确是举足轻重的存在，我想。那猫是我们婚后第二周两人一起发现的。还记得吗？捡猫时的情景。"
"记得，当然记得。"我说。
"还是个小猫崽，给雨打得湿淋淋的。那是个大雨天，我去车站接你，拿着伞。回来路上在小酒店旁边发现一只小猫被扔在啤酒箱子里。那就是我生来第一次饲养的猫。对我来说，它简直像是个重要的象征。所以我不能失去那只猫。"
"这我十分理解。"我说。
"问题是无论怎么找---无论怎么请你找就是找不到。丢了都10天了，这才不得不给哥哥打电话，问他熟人里边有没有能卜善算或有特异灵感的人可以帮助找到猫。你也许不愿意求我哥哥帮忙，可他毕竟得到我父亲的遗传，对这类事详细得很。"
"家庭传统。"我以荡过海湾的晚风般沉静的声音说，"可绵谷升同那女子究竟是怎么一种关系的熟人呢？"
妻耸了耸肩，"肯定在什么地方碰巧认识的么。近来好像交游很广。"
"或许。"
"哥说那个人虽然本领十分高强，人却是相当与众不同。"妻一边用叉子机械地戳着奶汁通心粉一边说，"叫什么来着，那人的名字？"
"加纳马尔他，"我说，"在马尔地岛修行过的加纳马尔地。"
"噢，是那么个加纳马尔他。你怎么看的，对她？"
"这个---"我注视自己桌面上的手，"至少同她交谈并不无聊，不无聊可是不错的哟！反正莫名其妙的事这世上多的是，而且必须有人来填这个空白。既然必须有人来填，那么不无聊的人来填就比无聊的人好得多。是吧？比如本田先生那样的。"
听着，妻开心地笑了："你说，那个人你不觉得是好人？我可是挺喜欢本田先生的。"
"我也是。"我说。
婚后大约一年时间里，我们每月去一位姓本田的老人家里一次。他是得到绵谷家高度评价的"神灵附体者"之一，耳朵严重失聪，听不大清我们说的什么。助听器固然戴了，还是几乎听不清楚。由此之故，我们必须用差不多震得窗纸发颤那么高的声音跟他说话。我曾想聋到那个地步岂非神灵之言都听不清么，或者说耳朵不好反而容易听清也未可知。老人耳朵的不好使，是打仗负伤造成的。他曾作为关东军下级军官参加了1939年发生于诺门坎的战役，在中国东北与外蒙古接壤地带同苏蒙联合部队作战时被大炮或者手榴弹震坏了耳膜。
我们之所以去见本田，倒不是因为什么相信特异神通。我对这东西并无兴趣。久美子对这种超自然能力的信仰也比其父母兄长远为淡薄，她有某种程度的迷信心理，遇到不吉利的预言也郁郁寡欢，但她不愿意主动介入。
我们去见本田，是秉承她父亲的旨意。话又说回来，这本是他同意我们结婚的交换条件。作为结婚条件可谓相当奇特，但为避免无谓的纠葛，我们应允下来。老实说，我也好久美子也好都没以为她父母会如此轻易同意我们的婚事。她父亲是官吏，出身于新泻县一个不算富裕的农家，且是次子，但本人争得奖学金以优异成绩从东京大学毕业出来，当上运输省精英官僚。若仅仅如此，我也自是心悦诚服。然而正如此类人物每每流露出来的那样，他自视甚高，独断专行，习惯于下达命令，对自己所属世界的价值观丝毫不加怀疑。对他来说，等级制度就是一切，对高于自己的权威自然唯命是从，而对美芙众生则毫不犹豫地践之踏之。我和久美子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如此人物会慨然接受我这等既无地位钱财又无可炫耀的门第、学历也不过硬、前途亦几乎不见光明、而且身无分文的二十四岁青年作为其千金的结婚对象。我们原本打算遭到父母强烈反对时擅自结婚，不同他们发生关系。我们深深相爱，都还年轻，坚信纵然同家人绝交，纵然一文不名，两个人也可以幸福生活下去。
实际上我去她家求婚时，她父母的反应也是极其冷淡的，就像世界上所有冰箱同时大敞四开。随后他们就我的家庭背景进行彻底调查。我家不好也不坏，没有任何值得大书特书的家庭背景，因而调查也是徒然落得费时费钱。在那之前我全然不晓得自己的先祖在江户时期干了些什么事。据他们调查，我的先祖总的倾向以僧侣和学者居多。教育程度虽然整体上很高，但不甚具有现实功利性（即掘金才能），既无堪称天才之人，又没有作案犯罪分子，没人捞得勋章，也没人同女演员视死如归。其中仅有一人属"新撰组"成员，名字虽全然不见经传，却是明治维新之际因忧虑日本国前途而在某处寺院门口剖腹自杀的志士。这是我先祖中最具光彩的人物。不过，他们似乎没从我的诸位先祖身上得到特别美好的印象。
那时我已在法律事务所工作。他们问我是否打算参加司法考试。我说有此念头。事实上当时尽管相当犹豫，毕竟学了一场，也还是打算多少挣扎一下争取中榜的，然而若查阅我在大学的成绩，中榜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这点一目了然。总之，我是不适合同他们女儿结婚的人选。
但他们终归---尽管很不情愿---同意了我的求婚。这一近乎奇迹的转折得归功于本田先生。本田先生在听取有关我的各种情况之后，断言若府上千金结婚，此人乃无与伦比的最佳郎君，既然千金本人有意，万万反对不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久美子父母当时百分之百信赖本田先生，自然唱不得反调，于是无可奈何地接受我为他们女儿的丈夫。
但归根结蒂，对他们来说我属于进铝门槛的局外人，是未被邀请的来客。同久美子结婚当初，半是义务性地每月去他们家聚餐两次。那乃是介于毫无意义可言的苦行与残忍的拷问的正中间的一种行为，委实令人难以忍受。吃饭时间里，感觉上他们用的好像是足可与新宿站等量齐观那么长的餐桌。桌的另一端他们在吃着什么说着什么。而我这一存在由于相距甚远，在他们眼里无疑相当渺小。婚后大约一年，我同她父亲惊天动地吵了一架，此后再未见面。我因此总算从心里往外舒了口长气。再没有比无意义且不必要的努力更使人心力交瘁的了。
不过婚后起始那一段时间，我还是尽我所能，努力同妻的家人尽量保持良好关系。在诸多努力当中，每月一次同本田先生的见面显然是痛苦最少的。
付给本田先生的酬金全部由妻的父亲出。我俩只消提一瓶一升装白酒，每月去坐落于目黑的本田家拜访一次即算完事。听他说话，听完回家，仅此而已。
而且我们很快喜欢上了本田先生。除去耳聋总是把电视机开到最大音量（那实在吵得很）这点之外，他是位十分和蔼可亲的长者。喜欢酒，我们拿一瓶去，便显出乐不可支的样子。
我们去本田家一般在上午。无论冬夏，本田先生总是坐在客厅坑式地炉旁。冬天上面蒙上棉被下面生火，夏天则没有棉被也不生火。他虽说是很有名气的算卦先生，但生活极其简朴，莫如说近乎隐士生活。房子很小，门口空地仅可容一个人脱鞋穿鞋。榻榻米磨花了，打裂的玻璃窗上粘着胶带。房子对面是汽车修理厂，经常有人大声哈欠。身上穿的是既像睡衣又像工作服那样的东西，几乎找不出不久前洗涤过的痕迹。一个人生活，每天有个女佣前来清扫和做饭。不知何故，他好像坚决拒绝别人洗自己的衣服。瘦削的脸颊上稀稀落落长着不修剪的白胡须。
室内陈设多少像模像样的，是那台不无威严之感的超大型彩电。荧屏上显示的总是NHK节目。不知是本田先生特别钟爱NHK，还是仅仅因为懒得转换频道抑或电视机特殊而只能接收NHK，总之我无从判断。
我们去时，他正面对壁龛里的电视坐着，在地炉上横七竖八地摆弄卜签。同一时间里，NHK分秒不停地大音量播送烹调讲座、盆栽花木修剪技巧、定时新闻和政治座谈会等等。我向来就怎么也听不惯NHK播音员的腔调，因此每次去本田家都有些烦躁。一听NHK播音员开口，就觉得好像某人试图通过人为地消耗人们的正常感觉来将社会的不健全性施与他们的种种痛楚消除掉似的。
"你恐怕不大适合搞法律。"本田先生一天对我说---也许是对后面20米开外的一个人说。
"是吗？"我问。
"法律这东西，一言以蔽之，是司掌人间事象的。这个世界里，阴即阴，阳即阳，我即我，彼即彼。所谓'我即我被即彼，秋日正西垂'。可是，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属于的是：其上或其下。"
"其上或其下，哪个好些呢？"我出于单纯的好奇心问。
"不是哪个好些的问题。"本田先生说，然后咳嗽了好一阵子，"呸"一声在粉草纸上吐了口痰。他盯视一会自己的痰，团了草纸扔在垃圾箱里。"不是哪个好哪个坏那种性质的东西。不要逆流而动，该上则上，该下则下。该上之时，瞄准最高的塔上到塔尖；该下之时，找到最深的井下到井底。没有水流的时候，就老实待着别动。若是逆流而动，一切都将干涸。一切都干涸了，人世就一片漆黑。'我即被彼即我，春宵何悠悠'。舍我方有我。"
"现在是没有水流的时候吗？"久美子问。
"什么？"
"现在是没有水流的时候吗？"久美子大吼大叫。
"现在没有，"本田先生径自颔首道，"所以乖乖待着别动即可，什么都不用做。只是最好注意水。你这人往后很可能在水方面遇到麻烦。该有水的地方没有，不该有的地方有了。一句话，最好多注意水。"
久美子在旁边神情极其肃然地点头，但我知道她是强忍住笑。
"什么水呢？"我试着问。
"不知道，水就是了。"本田说。
电视荧屏上一所大学的老师正在讲什么日语文法的混乱同生活方式的混乱步调一致地里应外合，"准确说来不能称之为混乱。所谓文法，可以说和空气是同一道理，纵使有人在上面决定以后应如何如何，也不可能乖乖就范。"这话题听来蛮有意思，而本田则继续谈水。
"说实话，我也曾被水搞得好苦。"本田先生说，"诺门坎根本就没有水。战线错综复杂，给养接续不上。没有水，没有粮食，没有绷带，没有弹药。那场战役简直一塌糊涂。后方的官老爷只对快点攻占某地某处感兴趣，没有一个人关心什么给养。一次我差不多三天没喝到水。清早把毛巾放在外面沾一点露水，拧几滴润润嗓子，如此而已。此外根本不存在算是水的东西。那时候真想一死了之。世上再没有比渴更难受的了。甚至觉得渴到那个程度还不如被一枪打死好受。腹部受伤的战友们喊叫着要水喝，有的都疯了。简直是人间地狱。眼前就淌着一条大河，去那里水多少都有，但就是去不成。我们同河之间一辆接一辆排列着苏联的大型坦克，都带有火焰喷射器。机关枪阵地就像针扎地一般排列着。山岗上还有一手好枪法的狙击兵。夜里他们接二连三打照明弹。我们身上只有三八式步枪和每人25发子弹。然而我的战友还是有不少去河边取水，实在渴得忍无可忍，但没有一个生还，都死了。明白吗？该老实别动的时候，就老实待着别动。"
他拿起一块粗草纸换了把鼻涕，又对着鼻涕审视一会儿，团了团扔了。
"等待水流出现诚然不是个滋味，但必须等待的时候就只能等待，权当那时间里死过去就是。"
"就是说，我在一段时间里最好就当自己死过去吧？"我问。
"什么？"
"我在一段时间里最好就当自己死过去呀？"
"对对，"他说，"死而后生！诺门坎！"
往下一个小时他讲的仍全是诺门坎，我们只管听着。每月去一次本田家，持续去了一年。但我们几乎没得到他的"指示"。他几乎没怎么卜算，对我们讲的差不多全是诺门坎之战---什么身旁一个中尉的脑袋给炮弹削去半边，什么扑上去用火焰瓶烧苏联坦克，什么众人围追射杀误入沙漠的苏联飞机领航员，如此不一而足。故事固然每一个都妙趣横生惊险刺激。但作为人之常情，任何故事反复听上七八遍，其光度也未免有所黯然，更何况并非"讲故事"用的普通音量。那感觉，就像风大之日冲着悬崖对面大发雷霆似的，或者说犹如在城郊简陋电影院最前排看黑泽明早期电影一般。我们走出本田家好些时候耳朵都几乎听不清什么。
不过，我们、至少我是乐意听本田先生说话的。那些话超越我们想象的范围。虽说大部分带有血腥味，但从一个一身脏衣服仿佛奄奄一息的老人嘴里听得一场战役的来龙去脉，便觉得有些难以置信，近乎一个童话。而半个世纪前他们的确在中国东北与外蒙交界地带围绕一片几乎寸草木生的荒野展开过激战。在听本田先生讲起之前，我对诺门坎几乎一无所知。然而那确是一场根本无从想象的酷烈的做战。他们几乎赤手空拳地扑向苏军精锐的机械化部队，被其碾为肉饼。几支部队零落不堪以至全军覆没。为避免全军覆没而下令后撤的指挥官被上级强迫自杀死于非命。为苏军俘虏的士兵们大多因惧怕被问以临阵逃脱罪而在战后拒绝作为交换俘虏返回，将骨头埋在蒙古荒原。本田先生则因听觉受损退伍回来，成了算卦先生。
"但从结果上看，也许这倒不坏。"本田先生说，"如我耳朵不受伤，很可能被派往南洋群岛死在那里。事实上，诺门坎战役死里逃生的大部分人都在南洋没命了。因为诺门坎之战对帝国陆军是活活受辱的战役，从那里活下来的官兵势必被派往最凶险的战场，简直等于叫人去那里送死。在诺门坎瞎指挥的参谋们后来爬到了中央，有的家伙战后甚至成了政治家。而在他们下面死命拼杀的人却十有八九硬是给弄死了。"
"为什么诺门坎战役对陆军就是奇耻大辱呢？"我问，"将士们不都打得很卖命很勇敢么，不是死了很多人么，为什么生还的人非受那样的歧视不可呢？"
但我的提问未能传到他耳朵。他重新哗哗啦啦摆弄起卜签来。
"注意水为好。"他说。
这是这天最后一句话。
同妻的父亲吵架之后，我们便再也没去本田先生那里。酬金是由妻的父亲支付的，自然不便持续下去；而若由自己支付（还真估计不出究竟多大数目），经济上又没有那样的余地。我们结婚时的经济景况，仅能维持两人从水面勉强露出脑袋。这么着，不久我们就把本田先生忘了，如同大多数年轻而忙碌的人不觉之间忘掉大多数老人那样。
上了床我还在想本田先生，将本田先生关于水的告诫同加纳马尔他关于水的说法捏在一起。本田先生叫我注意水。加纳马尔地为研究水而在马尔他岛修行不懈。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双方都对水甚是关心。苏联坦克机关枪阵地，对面流淌的河水，忍无可忍的极度口渴。黑暗中我真真切切地听到了河水的流声。
"喂，"妻低声说，"还没睡？"
"没睡。"我说。
"领带嘛---，总算想起来了。那条水珠形图案的领带是去年末送去洗衣店的。皱皱巴巴，想拿去熨烫一下。结果一直忘记取回。"
"去年末？"我问；"半年都过了！"
"嗯。这种事本不该有的。你知道我的性格吧？这样的事原本绝对不至于忘的。可惜，好漂亮的一条领带来着。"她伸手碰了下我的臂。"站前那家洗衣店，你说还能有么？"
"明天去看看，也许还有。"
"为什么以为还有？都过去半年了。一般洗衣店三个月不来取就处理了，那是正常的。为什么觉得还能有？"
"加纳马尔他说不要紧的。"我说，"说领带大概在家以外的地方找到。"
黑暗中我感觉出妻朝这边转过脸来。"你相信？相信她说的？"
"好像可以相信。"
"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也会同我哥哥谈得拢哩。"妻用不无欣慰的语气说。
"或许。"我说。
妻睡过去后我还在想诺门坎战场。所有士兵长眠在那里。头上满天星斗闪烁，地上无数蟋蟀齐鸣。我还听到了河水的流声，就在这水流声中睡了过去。
我边听边随口附和。话固然只听进去一半，但对听本身并不生厌。话的内容无所谓，我喜欢的是她在餐桌上热心谈论工作的神情举止。家！在这里我们履行着分到自己头上的职责。她谈单位里的事，我准备晚饭并当听众。这同我婚前在脑海里粗线条描绘的家庭场景相当地不同。但不管怎样，是我自己的选择。不用说，小时候也拥有自己自身的家，但那并非自行选择的，而是先天的、不由分说分配给自己的。相反，现在我是置身于以自己意志选定的后天性天地中。我的家！当然很难说是完美无缺的家。但无论面临怎样的问题，我基本上还是主动接受这个家的。因为说到底这是我自身的选择。假如里边有什么问题，那也应该属于我自身在本质上包蕴的问题本身，我认为。
"对了，猫怎么样？"她问。
我简单说了在品川那家宾馆面见加纳马尔地时的情形，说了水珠领带，说了水珠领带不知何故未从西服柜里找到，说了尽管如此加纳马尔他仍然在人头攒动的咖啡屋一眼将我认出，说了她打扮怎样言谈如何等等。久美子对加纳马尔他那顶红塑料帽很有兴致，但对于猫的下落未得到明确回答似乎很有些失望。
"就是说，那个人也不晓得猫怎么样了？"她脸上多云地问道，"晓得的仅仅是猫不在家附近是吧？"
"噢，怕是这样的吧。"我说。至于加纳马尔他指出我们居住的是所谓水流受阻之地一事有可能同猫的走失有关这点，我则隐去未谈。因我担心她对此耿耿于怀。我委实不想再增添麻烦。倘若她提出既然此地不妙那就搬家可不好办。以我们眼下的经济实力，根本别想搬去别处。
"猫已不在这附近---那个人就这么说的。"
"那么说，猫是再不能回家的了？"
"那我不知道。"我说，"说法非常暧昧，全都是暗示性的。倒是还说得知详情再联系来着。"
"你觉得可以信赖，那个人？"
"那可看不明白。这方面我是十足的门外汉。"
我给自己的杯倒上啤酒，看着泡沫慢慢老实下来。这时间里久美子在桌面支颐坐着。
"钱呀什么的，人家不接受所有形式的酬谢。"
"那好，"我说，"那就不存在任何问题。钱不要，灵魂不要，小公主也不领走，一无所失。"
"希望你意识到：那猫对我的确是举足轻重的存在。"妻说，"或者说，对我们的确是举足轻重的存在，我想。那猫是我们婚后第二周两人一起发现的。还记得吗？捡猫时的情景。"
"记得，当然记得。"我说。
"还是个小猫崽，给雨打得湿淋淋的。那是个大雨天，我去车站接你，拿着伞。回来路上在小酒店旁边发现一只小猫被扔在啤酒箱子里。那就是我生来第一次饲养的猫。对我来说，它简直像是个重要的象征。所以我不能失去那只猫。"
"这我十分理解。"我说。
"问题是无论怎么找---无论怎么请你找就是找不到。丢了都10天了，这才不得不给哥哥打电话，问他熟人里边有没有能卜善算或有特异灵感的人可以帮助找到猫。你也许不愿意求我哥哥帮忙，可他毕竟得到我父亲的遗传，对这类事详细得很。"
"家庭传统。"我以荡过海湾的晚风般沉静的声音说，"可绵谷升同那女子究竟是怎么一种关系的熟人呢？"
妻耸了耸肩，"肯定在什么地方碰巧认识的么。近来好像交游很广。"
"或许。"
"哥说那个人虽然本领十分高强，人却是相当与众不同。"妻一边用叉子机械地戳着奶汁通心粉一边说，"叫什么来着，那人的名字？"
"加纳马尔他，"我说，"在马尔地岛修行过的加纳马尔地。"
"噢，是那么个加纳马尔他。你怎么看的，对她？"
"这个---"我注视自己桌面上的手，"至少同她交谈并不无聊，不无聊可是不错的哟！反正莫名其妙的事这世上多的是，而且必须有人来填这个空白。既然必须有人来填，那么不无聊的人来填就比无聊的人好得多。是吧？比如本田先生那样的。"
听着，妻开心地笑了："你说，那个人你不觉得是好人？我可是挺喜欢本田先生的。"
"我也是。"我说。
婚后大约一年时间里，我们每月去一位姓本田的老人家里一次。他是得到绵谷家高度评价的"神灵附体者"之一，耳朵严重失聪，听不大清我们说的什么。助听器固然戴了，还是几乎听不清楚。由此之故，我们必须用差不多震得窗纸发颤那么高的声音跟他说话。我曾想聋到那个地步岂非神灵之言都听不清么，或者说耳朵不好反而容易听清也未可知。老人耳朵的不好使，是打仗负伤造成的。他曾作为关东军下级军官参加了1939年发生于诺门坎的战役，在中国东北与外蒙古接壤地带同苏蒙联合部队作战时被大炮或者手榴弹震坏了耳膜。
我们之所以去见本田，倒不是因为什么相信特异神通。我对这东西并无兴趣。久美子对这种超自然能力的信仰也比其父母兄长远为淡薄，她有某种程度的迷信心理，遇到不吉利的预言也郁郁寡欢，但她不愿意主动介入。
我们去见本田，是秉承她父亲的旨意。话又说回来，这本是他同意我们结婚的交换条件。作为结婚条件可谓相当奇特，但为避免无谓的纠葛，我们应允下来。老实说，我也好久美子也好都没以为她父母会如此轻易同意我们的婚事。她父亲是官吏，出身于新泻县一个不算富裕的农家，且是次子，但本人争得奖学金以优异成绩从东京大学毕业出来，当上运输省精英官僚。若仅仅如此，我也自是心悦诚服。然而正如此类人物每每流露出来的那样，他自视甚高，独断专行，习惯于下达命令，对自己所属世界的价值观丝毫不加怀疑。对他来说，等级制度就是一切，对高于自己的权威自然唯命是从，而对美芙众生则毫不犹豫地践之踏之。我和久美子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如此人物会慨然接受我这等既无地位钱财又无可炫耀的门第、学历也不过硬、前途亦几乎不见光明、而且身无分文的二十四岁青年作为其千金的结婚对象。我们原本打算遭到父母强烈反对时擅自结婚，不同他们发生关系。我们深深相爱，都还年轻，坚信纵然同家人绝交，纵然一文不名，两个人也可以幸福生活下去。
实际上我去她家求婚时，她父母的反应也是极其冷淡的，就像世界上所有冰箱同时大敞四开。随后他们就我的家庭背景进行彻底调查。我家不好也不坏，没有任何值得大书特书的家庭背景，因而调查也是徒然落得费时费钱。在那之前我全然不晓得自己的先祖在江户时期干了些什么事。据他们调查，我的先祖总的倾向以僧侣和学者居多。教育程度虽然整体上很高，但不甚具有现实功利性（即掘金才能），既无堪称天才之人，又没有作案犯罪分子，没人捞得勋章，也没人同女演员视死如归。其中仅有一人属"新撰组"成员，名字虽全然不见经传，却是明治维新之际因忧虑日本国前途而在某处寺院门口剖腹自杀的志士。这是我先祖中最具光彩的人物。不过，他们似乎没从我的诸位先祖身上得到特别美好的印象。
那时我已在法律事务所工作。他们问我是否打算参加司法考试。我说有此念头。事实上当时尽管相当犹豫，毕竟学了一场，也还是打算多少挣扎一下争取中榜的，然而若查阅我在大学的成绩，中榜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这点一目了然。总之，我是不适合同他们女儿结婚的人选。
但他们终归---尽管很不情愿---同意了我的求婚。这一近乎奇迹的转折得归功于本田先生。本田先生在听取有关我的各种情况之后，断言若府上千金结婚，此人乃无与伦比的最佳郎君，既然千金本人有意，万万反对不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久美子父母当时百分之百信赖本田先生，自然唱不得反调，于是无可奈何地接受我为他们女儿的丈夫。
但归根结蒂，对他们来说我属于进铝门槛的局外人，是未被邀请的来客。同久美子结婚当初，半是义务性地每月去他们家聚餐两次。那乃是介于毫无意义可言的苦行与残忍的拷问的正中间的一种行为，委实令人难以忍受。吃饭时间里，感觉上他们用的好像是足可与新宿站等量齐观那么长的餐桌。桌的另一端他们在吃着什么说着什么。而我这一存在由于相距甚远，在他们眼里无疑相当渺小。婚后大约一年，我同她父亲惊天动地吵了一架，此后再未见面。我因此总算从心里往外舒了口长气。再没有比无意义且不必要的努力更使人心力交瘁的了。
不过婚后起始那一段时间，我还是尽我所能，努力同妻的家人尽量保持良好关系。在诸多努力当中，每月一次同本田先生的见面显然是痛苦最少的。
付给本田先生的酬金全部由妻的父亲出。我俩只消提一瓶一升装白酒，每月去坐落于目黑的本田家拜访一次即算完事。听他说话，听完回家，仅此而已。
而且我们很快喜欢上了本田先生。除去耳聋总是把电视机开到最大音量（那实在吵得很）这点之外，他是位十分和蔼可亲的长者。喜欢酒，我们拿一瓶去，便显出乐不可支的样子。
我们去本田家一般在上午。无论冬夏，本田先生总是坐在客厅坑式地炉旁。冬天上面蒙上棉被下面生火，夏天则没有棉被也不生火。他虽说是很有名气的算卦先生，但生活极其简朴，莫如说近乎隐士生活。房子很小，门口空地仅可容一个人脱鞋穿鞋。榻榻米磨花了，打裂的玻璃窗上粘着胶带。房子对面是汽车修理厂，经常有人大声哈欠。身上穿的是既像睡衣又像工作服那样的东西，几乎找不出不久前洗涤过的痕迹。一个人生活，每天有个女佣前来清扫和做饭。不知何故，他好像坚决拒绝别人洗自己的衣服。瘦削的脸颊上稀稀落落长着不修剪的白胡须。
室内陈设多少像模像样的，是那台不无威严之感的超大型彩电。荧屏上显示的总是NHK节目。不知是本田先生特别钟爱NHK，还是仅仅因为懒得转换频道抑或电视机特殊而只能接收NHK，总之我无从判断。
我们去时，他正面对壁龛里的电视坐着，在地炉上横七竖八地摆弄卜签。同一时间里，NHK分秒不停地大音量播送烹调讲座、盆栽花木修剪技巧、定时新闻和政治座谈会等等。我向来就怎么也听不惯NHK播音员的腔调，因此每次去本田家都有些烦躁。一听NHK播音员开口，就觉得好像某人试图通过人为地消耗人们的正常感觉来将社会的不健全性施与他们的种种痛楚消除掉似的。
"你恐怕不大适合搞法律。"本田先生一天对我说---也许是对后面20米开外的一个人说。
"是吗？"我问。
"法律这东西，一言以蔽之，是司掌人间事象的。这个世界里，阴即阴，阳即阳，我即我，彼即彼。所谓'我即我被即彼，秋日正西垂'。可是，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属于的是：其上或其下。"
"其上或其下，哪个好些呢？"我出于单纯的好奇心问。
"不是哪个好些的问题。"本田先生说，然后咳嗽了好一阵子，"呸"一声在粉草纸上吐了口痰。他盯视一会自己的痰，团了草纸扔在垃圾箱里。"不是哪个好哪个坏那种性质的东西。不要逆流而动，该上则上，该下则下。该上之时，瞄准最高的塔上到塔尖；该下之时，找到最深的井下到井底。没有水流的时候，就老实待着别动。若是逆流而动，一切都将干涸。一切都干涸了，人世就一片漆黑。'我即被彼即我，春宵何悠悠'。舍我方有我。"
"现在是没有水流的时候吗？"久美子问。
"什么？"
"现在是没有水流的时候吗？"久美子大吼大叫。
"现在没有，"本田先生径自颔首道，"所以乖乖待着别动即可，什么都不用做。只是最好注意水。你这人往后很可能在水方面遇到麻烦。该有水的地方没有，不该有的地方有了。一句话，最好多注意水。"
久美子在旁边神情极其肃然地点头，但我知道她是强忍住笑。
"什么水呢？"我试着问。
"不知道，水就是了。"本田说。
电视荧屏上一所大学的老师正在讲什么日语文法的混乱同生活方式的混乱步调一致地里应外合，"准确说来不能称之为混乱。所谓文法，可以说和空气是同一道理，纵使有人在上面决定以后应如何如何，也不可能乖乖就范。"这话题听来蛮有意思，而本田则继续谈水。
"说实话，我也曾被水搞得好苦。"本田先生说，"诺门坎根本就没有水。战线错综复杂，给养接续不上。没有水，没有粮食，没有绷带，没有弹药。那场战役简直一塌糊涂。后方的官老爷只对快点攻占某地某处感兴趣，没有一个人关心什么给养。一次我差不多三天没喝到水。清早把毛巾放在外面沾一点露水，拧几滴润润嗓子，如此而已。此外根本不存在算是水的东西。那时候真想一死了之。世上再没有比渴更难受的了。甚至觉得渴到那个程度还不如被一枪打死好受。腹部受伤的战友们喊叫着要水喝，有的都疯了。简直是人间地狱。眼前就淌着一条大河，去那里水多少都有，但就是去不成。我们同河之间一辆接一辆排列着苏联的大型坦克，都带有火焰喷射器。机关枪阵地就像针扎地一般排列着。山岗上还有一手好枪法的狙击兵。夜里他们接二连三打照明弹。我们身上只有三八式步枪和每人25发子弹。然而我的战友还是有不少去河边取水，实在渴得忍无可忍，但没有一个生还，都死了。明白吗？该老实别动的时候，就老实待着别动。"
他拿起一块粗草纸换了把鼻涕，又对着鼻涕审视一会儿，团了团扔了。
"等待水流出现诚然不是个滋味，但必须等待的时候就只能等待，权当那时间里死过去就是。"
"就是说，我在一段时间里最好就当自己死过去吧？"我问。
"什么？"
"我在一段时间里最好就当自己死过去呀？"
"对对，"他说，"死而后生！诺门坎！"
往下一个小时他讲的仍全是诺门坎，我们只管听着。每月去一次本田家，持续去了一年。但我们几乎没得到他的"指示"。他几乎没怎么卜算，对我们讲的差不多全是诺门坎之战---什么身旁一个中尉的脑袋给炮弹削去半边，什么扑上去用火焰瓶烧苏联坦克，什么众人围追射杀误入沙漠的苏联飞机领航员，如此不一而足。故事固然每一个都妙趣横生惊险刺激。但作为人之常情，任何故事反复听上七八遍，其光度也未免有所黯然，更何况并非"讲故事"用的普通音量。那感觉，就像风大之日冲着悬崖对面大发雷霆似的，或者说犹如在城郊简陋电影院最前排看黑泽明早期电影一般。我们走出本田家好些时候耳朵都几乎听不清什么。
不过，我们、至少我是乐意听本田先生说话的。那些话超越我们想象的范围。虽说大部分带有血腥味，但从一个一身脏衣服仿佛奄奄一息的老人嘴里听得一场战役的来龙去脉，便觉得有些难以置信，近乎一个童话。而半个世纪前他们的确在中国东北与外蒙交界地带围绕一片几乎寸草木生的荒野展开过激战。在听本田先生讲起之前，我对诺门坎几乎一无所知。然而那确是一场根本无从想象的酷烈的做战。他们几乎赤手空拳地扑向苏军精锐的机械化部队，被其碾为肉饼。几支部队零落不堪以至全军覆没。为避免全军覆没而下令后撤的指挥官被上级强迫自杀死于非命。为苏军俘虏的士兵们大多因惧怕被问以临阵逃脱罪而在战后拒绝作为交换俘虏返回，将骨头埋在蒙古荒原。本田先生则因听觉受损退伍回来，成了算卦先生。
"但从结果上看，也许这倒不坏。"本田先生说，"如我耳朵不受伤，很可能被派往南洋群岛死在那里。事实上，诺门坎战役死里逃生的大部分人都在南洋没命了。因为诺门坎之战对帝国陆军是活活受辱的战役，从那里活下来的官兵势必被派往最凶险的战场，简直等于叫人去那里送死。在诺门坎瞎指挥的参谋们后来爬到了中央，有的家伙战后甚至成了政治家。而在他们下面死命拼杀的人却十有八九硬是给弄死了。"
"为什么诺门坎战役对陆军就是奇耻大辱呢？"我问，"将士们不都打得很卖命很勇敢么，不是死了很多人么，为什么生还的人非受那样的歧视不可呢？"
但我的提问未能传到他耳朵。他重新哗哗啦啦摆弄起卜签来。
"注意水为好。"他说。
这是这天最后一句话。
同妻的父亲吵架之后，我们便再也没去本田先生那里。酬金是由妻的父亲支付的，自然不便持续下去；而若由自己支付（还真估计不出究竟多大数目），经济上又没有那样的余地。我们结婚时的经济景况，仅能维持两人从水面勉强露出脑袋。这么着，不久我们就把本田先生忘了，如同大多数年轻而忙碌的人不觉之间忘掉大多数老人那样。
上了床我还在想本田先生，将本田先生关于水的告诫同加纳马尔他关于水的说法捏在一起。本田先生叫我注意水。加纳马尔地为研究水而在马尔他岛修行不懈。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双方都对水甚是关心。苏联坦克机关枪阵地，对面流淌的河水，忍无可忍的极度口渴。黑暗中我真真切切地听到了河水的流声。
"喂，"妻低声说，"还没睡？"
"没睡。"我说。
"领带嘛---，总算想起来了。那条水珠形图案的领带是去年末送去洗衣店的。皱皱巴巴，想拿去熨烫一下。结果一直忘记取回。"
"去年末？"我问；"半年都过了！"
"嗯。这种事本不该有的。你知道我的性格吧？这样的事原本绝对不至于忘的。可惜，好漂亮的一条领带来着。"她伸手碰了下我的臂。"站前那家洗衣店，你说还能有么？"
"明天去看看，也许还有。"
"为什么以为还有？都过去半年了。一般洗衣店三个月不来取就处理了，那是正常的。为什么觉得还能有？"
"加纳马尔他说不要紧的。"我说，"说领带大概在家以外的地方找到。"
黑暗中我感觉出妻朝这边转过脸来。"你相信？相信她说的？"
"好像可以相信。"
"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也会同我哥哥谈得拢哩。"妻用不无欣慰的语气说。
"或许。"我说。
妻睡过去后我还在想诺门坎战场。所有士兵长眠在那里。头上满天星斗闪烁，地上无数蟋蟀齐鸣。我还听到了河水的流声，就在这水流声中睡了过去。
吃罢早餐收拾好，我骑自行车来到站前洗衣店。店主是个四十五六岁的瘦男人，正在用货架上的收录机听The Percy Faith交响乐团的磁带。那是个配有低音专用扩音器的JVC大型收录机，旁边一堆磁带。管弦乐队正驱使华丽的管弦乐器演奏《Tara's Theme》，店主在里边一面随音乐吹着口哨一面欢快地用蒸气熨斗熨烫衬衣。我在柜台前站定，招呼说"对不起，去年年底送来一条领带一直忘取了"。对于他那清晨9时30分静谧的小天地来说，我的出现无异于希腊悲剧中带来不幸消息的使者。
"当然是没有取货单的喽？"洗衣店主人发出极其缺乏重量的语声。他并非对我说，是对着柜台一头墙上的挂历说的。挂历6月份彩照是阿尔卑斯风光。上面翠绿的峡谷，牛群悠悠然啃着青草。远处马特霍恩山或勃朗峰上飘浮着明快的白云。随后，店主浮现出像是说要是忘了就一直忘着该有多好的表情看我的脸，表情甚是不加掩饰的斩钉截铁。
"去年年末？那怕不好办。半年前的事了嘛，找找倒可以找找。"
他关掉蒸气熨斗，立在熨衣板上，随磁带吹着《夏日之恋》口哨，在里面房间货架上搜寻着。
那部电影我是高中时代同女朋友两人一起看的。影片有特罗伊·德纳休和山德拉·迪出场。旧片重映，大约是同克尼·弗朗希思的《诱惑少年》（"Boy Hunt"）两部连起来放的。在我记忆中，《避暑地奇遇》并非怎么出色的电影。但相隔13年在洗衣店柜台前听到这首主题音乐，浮上心头的则是当时快乐的回忆。看罢电影，两人走进公园自助餐馆喝咖啡、吃点心。既然《避暑地奇遇》同《诱惑少年》两部影片一起重映，那应该是暑假里的事。餐馆有小蜂，两只小蜂落在她的点心上---我记起了小蜂微弱的振翅声。
"喂，说的是水珠形图案的蓝色领带？"洗衣店主人问，"可姓冈田？"
"是是。"我应道。
"你运气不错。"他说。
回到家马上给妻单位打电话。"领带好端端的呢！"我说。
"不简单嘛！"妻说。
妻的语气听起来带有人工味儿，像在夸奖拿回好成绩的孩子。这使我有点儿不是滋味。看来电话还是等到午休时间打就好了。
"找到就放心了。哎，现在腾不出手，突如其来的电话嘛。中午重新打来可好？抱歉。"
"中午再打。"我说。
放下电话，我拿起报纸走进檐廊，一如往常全身放松地趴在那儿打开招聘广告版，不慌不忙地看这充满不可思议的暗号和暗示的广告，连角落都不放过。世界上存在着囊括所有门类的职业，把个报纸版面弄得活像新辟墓地分配图布满井然有序的条条块块。可我觉得从中发现适合自己的职业又几乎没有可能。因为，那些条条块块诚然在传达信息传达事实--尽管支离破碎---但那些信息那些事实终究未同远景图像邂逅在一起。密密麻麻罗列的名字、记号和数字由于过于零敲碎打过于分崩离析，在我眼里竟成了永远无法复原的动物骨骸，久久目不转睛盯视招聘广告的时间里，我开始产生某种常有的类似麻痹的感觉。自己现在到底在寻求什么呢？往下到底想去哪里呢？或者不想去哪里呢？对此我愈发糊涂起来。
照例，听得拧发条鸟在某处树上一连声鸣叫：吱吱吱吱吱吱。我放下报纸爬起身，靠在柱子打量小院。须臾，鸟又叫了一遍：吱吱吱吱吱吱吱。声音是从隔壁院松树上头传来的。我凝目细望，但找不出鸟影，唯独鸣声一如既往。总之全世界一日量的发条俱被如此拧紧了。
快10点时下起了雨。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雨，细细微微，几乎分不出下还是不下。仔细看去，才晓得的确在下。世界上有下雨的情况和不下雨的情况，二者须在某处有条分界线才是。于是我在檐廊坐下，许久盯现某处应有的分界线。
接着，我开始犹豫，不知去附近区营游泳池游到午饭时间好呢，还是该去胡同找猫。我背靠檐廊立柱，一边眼望院子里下的雨一边举棋不定。
游泳池/找猫
终归，我决定去找猫。加纳马尔地宣称猫已不在附近，但这天早上我还是觉得应该找猫。找猫已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说久美子若知我出去找猫，情绪也许好些。我披上薄薄的雨衣---不带伞---蹬上网球鞋，把房门钥匙和柠檬糖揣进雨衣袋走出门去。穿过院子把手搭在围墙上时，听得有电话铃响。我便以如此姿势侧耳倾听，但分辨不出是自家电话铃响，还是别人家的。电话铃这种声响，只消离家一步，听起来全都一样。我不再听了，翻墙下到胡同。
草软绵绵的，网球鞋薄薄的鞋底感受得出。胡同比往常安静。我在那儿站一会儿，屏息细听。不闻任何声响。电话铃亦已止息。不闻鸟鸣，不闻街上的噪音。天空被整个涂得一色灰，无一分间隙。我思忖如此天气的日子里大概云把地表所有声响都吸了进去。不止，它们吸的不仅仅是音响，还包括其他好些东西，甚至包括感觉之类。
我手插雨衣袋穿过狭窄的胡同，侧起身子钻过被晾衣架挤窄了的院墙间的空隙，通过一户人家的房檐，在这犹如被废弃的运河船的路上蹑手蹑脚走着。网球鞋胶底在草地上全无一丝声响。其间有一家开着收音机，是我听到的唯一算是声音的声音。收音机播放的是人生咨询节目。一个中年男人的语声，在列举其岳母的种种不是。我只听得只言片语。似乎岳母六十八岁，被赛马迷得魂不守舍。走过这家之后，收音机渐次变小，俄而消失。也不光是收音机声，原本应存在这世界某处的中年男子和赛马狂岳母也好像一点点依稀莫辨，了无踪影了。
不多时，我来到空房跟前。空房依旧静悄悄坐落在那里。木板套窗钉得风雨不透的这座二层楼房，以摇摇欲坠的灰色雨云为背景，心事重重地矗立不动。看上去仿佛很久以前一个暴风雨之夜在海湾触礁而就势被抛弃的货轮。倘若不是院里的杂草比上次看时长高，即使说时间由于某种原因而单单在此停滞不前我或许也会相信。几天持续不断的梅雨，使得草叶闪着鲜亮的绿光，向四周释放出唯独植根于泥土的生物方能释放的肆无忌惮的气味。草浪正中间位置，石雕鸟仍以上次那个姿态展翅欲飞，但它当然已不存在飞的可能性。这点我明白，鸟也明白。鸟已被固定在那里，等待它的或是被搬或是被毁，此外它甭想离开这院子。若说还有动的东西，便是草尖上往来彷徨的落后于季节的白粉蝶。白粉蝶很像一个找东西却找着找着忘了找什么的人。大约迷迷糊糊找了5分钟后，蝶不知去了哪里。
我口含柠檬糖，靠着铁丝篱笆观望一会院子。没有猫出现的动静，任何动静都没有。仿佛有一种强大的力将自然移动的水流不容分说堵塞在了这里。
蓦地，我感觉背后好像有人。回头看时，却谁也没有。有隔着胡同的对面人家的院墙，有一扇小门，就是上次那个女孩扶手的门。门扇关着，墙内院里亦无人影。一切一切都噙着微微的潮气，悄无声息。杂草和梅雨味儿。我身上雨衣味儿，舌头底下溶化了一半的柠檬糖。每当大口吸气时，各种味儿便合而为一。我再次环顾四周，还是空无一人。侧耳谛听，远处传来直升机沉闷的声响。它们大概在云层上面飞行。这声响也慢慢远逝，俄顷又被笼罩在原来的沉默中。
空屋四周的铁丝篱笆门扇也是铁丝网做的。试着一推，没费力就开了，简直像要请我进去。门仿佛在对我说：无所谓，容易得很，偷偷进来就行了嘛！不过，即便再是空屋，擅自踏入别人的房基地也属于违法行径。这点无须端出我不厌其详积蓄了将近八年的法律知识我也知晓，假如附近居民发现我在空屋院里而心生诧异报告警察，警察马上就会前来盘问。而我大概回答是在找猫，养的猫下落不明了，在附近转圈找一找。估计警察还将问我的住址和职业。那一来，我势必交待正在失业。而这一事实肯定使对方提高警惕。警察最近为极左恐怖分子搞得甚为神经兮兮。他们坚定地认为东京无处不有恐怖分子的庇护所，地板下藏着一批批来复枪和手制炸弹。弄不好甚至有可能往委单位打电话核实我所言的真伪。万一如此，久美子想必十分心烦意乱。
可我还是走进院子，用手麻利地带好门。管它呢！发生什么发生时再说。要是想发生什么，就请发生好了！管它那么多！
我一边观察周围动静一进缓缓穿越院子。踩草的网球鞋仍无一点足音。有几棵叫不出名的矮果树，有一方相当大的长势旺盛的草坪。但现在一切被草淹没，几乎分辨不出什么是什么。果树中有两棵给丑陋的转心莲缠得脱身不得，真担心就那么被缠死。沿铁丝网长成一排的金桂被虫卵污染得浑身雪白。小小的飞虫在耳畔令人心烦地嗡嗡了许久。
我从石雕鸟旁穿过，来到房檐下一排白塑料圆榜前，拿起椅看了看。最上面的满是泥污，而隔一把下面的则没那么脏。我用手拂去表面灰尘，在这椅上落下身来。由于这位置有茂密的荒草掩护，从胡同看不见我。且在屋檐下面，不用担心淋雨。我坐在这儿，一边观望菲菲细雨中的院落，一边低声吹着口哨。好半天没意识到吹的什么曲子。但那是罗西尼的《贼喜鹊》序曲。莫名其妙的女郎打来电话时我边煮面条边吹的，也是这支曲。
如此坐在谁也没有的院子里眼望杂草和石雕鸟吹起这不怎么拿手的口哨，觉得好像返回儿童时光。我置身于谁也不知道的场所，谁也看不见我。想到这里，心情变得格外宁静，很想往哪里抛块石子，瞄准什么扔一颗石子过去。打石雕鸟恐怕正合适。扔时不要用劲，打中也只是"咕"一声低响。小时候常常一个人玩这游戏。远远放一个空罐，往里边扔石子扔满为止。我可以百扔不厌地扔好几个小时。可现在脚下没有石子。应有尽有的场所根本不存在。
我把脚搬到椅上，弓膝支着下巴，尔后闭目良久。依然不闻音响。闭目时的黑暗颇似布满阴云的天空，但发的色调较之浓些，而且每隔几分钟便有人前来改涂感觉上略为不同的灰色。有间杂金色的灰，有加进绿色的灰，有红色明显的灰。想不到竟存在这许许多多的灰。人这东西真是不可思议。只要闭目十来分钟，即可看到如此种类齐全的灰色。
就这样，我一边欣赏灰色的样品，一边不假思索地吹着口哨。
"喂！"有人叫了一声。
我赶忙睁眼，向一旁探出身子，透过杂草浓荫往铁丝网门口看去。门开了，大敞四开。有人随我进来。心跳陡然加快。
"喂！"又是一声。女人的声音。她从石雕鸟背后闪身朝我走来。原来是上次在对面人家院子里晒太阳那个女孩。女孩上身同样是天蓝色阿迪达斯T恤，下面一条短裤，轻拽着一只脚。跟上次不同的是没戴太阳镜。
"嗳，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呀？"她问。
"找猫。"我说。
"真的？"她说，"我看不像。再说，在这种地方呆呆坐着闭眼吹口哨，猫又怎么找得到呢？"
我有点儿脸热。
"我倒怎么都无所谓，可给陌生人看见你这德性，怕是以为你是不是变态了。当心点哟！"她说，"不是变态吧，你？"
"我想不是。"我说。
她走到我身边，从檐下一排圆椅中花时间排了一把污痕少的，又仔细检查一遍，这才放在地面坐下。
"还有，什么曲子不知道，可你那口哨，怎么也听不出旋律来。对了，你不至于是什么同性恋者吧？"
"我想不是。"我说，"怎么问起这个？"
"听说同性恋者吹不好口哨。那，可是真的？"
"是不是呢？"我说。
"你是同性恋者也好，变态者也好，什么我都不在乎。"她说，"你叫什么名字？不知名字不好称呼。"
"冈田·亨。"我回答。
她在口中重复了几遍我的名字。"名字不怎么响亮，是不？"
"可能。"我说，"不过冈田·亨这名字，很有点战前外务大臣的味道。"
"那种事我可不明白，历史我不拿手。算了算了，这个。可你还有什么外号没有，冈田·亨先生？有没有容易上口的什么回……"
我想了想，外号却是一个也想不出来。生来至今，从来没被人取过外号。为什么呢？
"没有。"我说。
"例如黑熊啦青蛙啦？"
"没有。"
"瞧你瞧你，"她说，"就想一个嘛！"
"拧发条鸟。"我说。
"拧发条鸟？"她半张着口看我的脸，"'什么呀，那是？"
"拧发条的鸟嘛，"我说，"每天早上在树上拧世界上的发条，吱吱吱吱吱吱地。"
女孩再次凝视我的脸。
我叹了口气。"忽然想起的罢了。而见那鸟每天都来我家附近，在邻居树上吱吱吱吱吱吱地叫。不过还没有人看见过它什么样。"
"唔--"她说，"也好。也够拗口的了，但总比冈田亨强好多，拧发条鸟！"
"谢谢。"我说。
她把腿提到椅上，下颏搭于膝盖。
"那么你的名字呢?”我问。
"笠原May"她说，"5月的May。"
"5月出生的？"
"还用说！要是6月出生的，取个5月份名字，岂不多此一举！"
"那倒是。"我说，"你还没到学校去！"
"一直在观察你呢，拧发条鸟。"笠原May所答非所问。"从房间里用望远镜看你打开铁丝门进这院子来着。我手上总带一个小望远镜，监视这胡同里的一切。你或许不晓得，其实这里有不少人出出入人呢。不光人，动物也不少。你一个人坐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呀，到底？"
"闲得无聊。"我说，"想想往事，吹吹口哨。"
笠原May咬了下指甲："你是有点怪。"
"没什么怪，人人如此。"
"也许。不过没人特意进到附近空屋院子里吹什么口哨。只是闲得无聊，只是想回想往事，想吹口哨的话，在自家院里不也可以的么？"
的确言之有理。
"不管怎样，绵谷升猫还没有回家呀？"她问。
我摇摇头说："你就没有看见我家的猫，那以后？"
"茶色带花纹尾巴尖有点弯曲的家伙吧？一次也没看见。一直留神看来着。"
笠原May从短裤袋里掏出短支"希望"，拿火柴点燃，不声不响吸一会烟，然后盯住我问："你头发没有变稀？"
我下意识地摸了下头发。
"不对，"笠原May说，"不是那儿，是额头上边。你不觉得后退得过分了？"
"没太注意。"
"肯定从那儿秃上去，知道的，我。你这种情况，要这样一步步向后发展。"她一把抓起自己头发往后拽着，把露出的白额头对着我。"最好注意些。"
我试着把手放在自己额头上边那儿。经她如此一说---也许神经过敏---额上的头发是好像比以前多少有所后退。我有点沉不住气。
"叫我注意，可怎么个注意法呢？"
"噢，实际上也是没办法注意的。"她说，"没有针对秃头的对抗性措施。秃的人秃，秃的时候秃。就是说，无可抗阻。不是常说精心护理就可以不秃的么？纯属扯谎骗人！不信你去新宿站观察一下那里横躺竖卧的流浪汉伯伯好了，一个秃的都没有。你以为那些人会每天每日用什么克里尼克什么萨森洗发香波？会每天每日咋嗤咋嗤涂什么护发剂？那玩艺儿不过是化妆品厂家花言巧语存心用来从头发稀少人口袋里掏钱罢了。"
"说的是。"我心悦诚服，"不过你对秃头怎么了解得这么详细？"
"我嘛，近来一直在假发公司打临时工。反正不上学，有时间。征询意见搞调查什么的。所以对秃脑瓜的人相当详细，情报无所不有。"
"呃"
"不过嘛，"说着，她把烟蒂扔在地上，用鞋底碾灭，"我打工的那家公司绝对不允许使用'秃'这个词儿。我们必须说'头发简约者'。这'秃'字，喏，是歧视性字眼。一次我开玩笑说了句'头发不如意者'，结果给狠狠训了一顿。告诉我这种事可开不得玩笑。大家都在非常非常认真地工作。知道不？世上的人基本都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哟！"
我从衣袋里掏出柠檬糖，投一块进嘴，并问笠原May要不要，她摇摇头，又掏出烟来。
"嗳，拧发条鸟，"笠原May说，"你是失业了吧？还在失业？"
"还失业。"
"可有认真工作的打算？"
"有啊。"但我对自己的话有些没有信心，"不清楚。"我改口道，"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恐怕需要思考的时间。自己都稀里糊涂，所以说不好的。"
笠原May一时间边咬指甲边看我的脸。
"哎，拧发条鸟，可以的话，下回和我一起去那家假发公司打零工可好？工钱虽不怎么样，但很轻松，时间上也相当随便。所以嘛，别想那么多，偶尔做点这样的事打发时光。说不定那时间里很多事情会变得明朗起来呢，又可换换空气。"
不坏，我想。"主意不坏。"我说。
"OK，下次去接你。"她说，"你家在哪儿？"
"不大容易说清，反正顺这胡同往前走，拐几个弯，左边有户人家停着一辆红色的思域牌本田汽车，车的前保险杠贴一道"祈愿世界和平"字样的不干胶标语。再往前一户就是我家。没门对着胡同，得翻过预制块围墙。墙倒是比我稍矮一点儿。"
"不怕，那样的墙保准一越而过。"
"脚不痛了？"
她发出叹气似的声音，吐了口烟。"放心。是我不愿上学故意装瘸的。在父母面前摆摆样子罢了。岂料不知不觉之间成了习惯，没人看的时候和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竟也那么装起病来。我嘛，是完美主义者。要欺骗他人，必须先欺骗自己，是吧？拧发条鸟，你算是有勇气的？"
"没有多少。"我说。
"过去就一直没有？"
"过去一直没有，以后怕也一如既往。"
"好奇心有吗？"
"好奇心倒多少有一点。"
"勇气和好奇心不是彼此彼此的么？"'
笠原May说："有勇气才有好奇心，有好奇心才有勇气，是不？"
"或许。确实像有类似的地方。"我说，"在某种情况下，很可能像你说的那样，好奇心和勇气彼此难分难解。"
"例如悄悄进入别人家院子的时候。"
"是的，"我把柠檬糖在舌面上打个转，"悄悄送入别人家院子这种情况，看上去是好像好奇心和勇气同时付诸行动。有时候，好奇心掘起甚至驱使勇气。但是好奇心这东西稍纵即逝，而勇气则必须坚持走完漫长的路程。好奇心这玩艺儿同嘴上说得好听而实际上靠不住的朋友一个样，甚至有时候把你煎熬得死去活来，之后伺机逃得无影无踪。那样一来，往下你就必须一个人收拾自己的勇气拼搏下去。"
笠原May沉思有时。"是啊，"她说，"事情的确可以这样想。"然后从椅子起身，用手拍拍短裤屁股沾的灰，朝下看我的脸说："嗳，拧发条鸟，不想看吗？"
"井？"我问。"井？"
"有一眼枯井，这里。"她说，"我比较中意那井。你不想看看？"
井在穿过院子再拐过空屋山墙往里的地方。是直径1．5米左右的圆形并，上面盖着厚墩墩的圆木板盖。盖上作为镇石压着两个水泥块。高出地面一米多的井裙旁，有一株老树摆出井之卫士样的架势。像是裸什么果树，名字不得而知。
井亦如这房子所属的其他物件，看上去已被搁置以至弃置相当之久，令人产生一种不妨称为"灭顶式无感觉"的感觉。当人们不再投以视线的时候，无生物说不定变得更具无生物性质。假如以"被废弃的房子"为题将这儿的房子收进一幅画，这口井恐怕是省略不得的。看来它同塑料圆椅、石雕鸟、褪色板窗一样，在被人遗忘、废弃的时间里沿着时间缓缓的斜面朝着命中注定的毁灭无声无息地滑落下去。
但我近前仔细看时，原来这并实际上要比周围物件的制作年代久远得多。大概还没有房子的时候井便早早存在于此了。就盖板来说都已十分古色古香。井壁虽然牢不可破地抹了水泥，但那似乎是在原有的什么壁面上---想必为了加固后抹上去的。就连井旁矗立的树都严然在强调自己比其他树资格老得多。
搬去水泥块，撤掉两块半月形木板中的一块，手扶井裙探身往里俯视。但怎么也看不到井底，并看来不是一般的深，没等到底便被黑暗整个吞没了。我嗅了嗅，多少有股霉味儿。
"没有水的，"笠原May说，"没有水的井。"
不能飞的鸟，没有水的井，我想，没有出口的胡同，加上……
女孩儿拣起脚前小砖头，投下井去。过一会儿才"砰"一声传出低沉而干涩的声音，只此一声。声音干干巴巴，简直可以放在手心搓碎。我直起身看着笠原May道："怎么会没有水呢？干涸的，还是谁埋的？"
她耸了下肩。"要是谁埋的，还不全埋上？这样半途而废只留个井口有什么意思，人掉下去岂不危险？你不这么认为？"
"的确。"我承认。"那恐怕还是因为什么变故干涸的吧！"
我忽然想起以前本田先生的话：该上之时，瞄准最高的塔上到塔尖；该下之时，找到最深的井下到井底。井姑且在这里找到一眼了，我想。
我再次弯下腰，不自禁地静静俯视里边的黑暗。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大白天，竟有这般深沉的黑暗！我咳嗽一声，吞了口口水。咳嗽声在黑暗中发出仿佛他人咳嗽的回响。口水则残留有柠檬糖味儿。
我把井盖盖回井口，水泥块也照原样压回去。快11点30分了，午间须给久美子打个电话。
"差不多该回家了。"我说。
笠原May略微签下眉头，说："可以的，拧发条鸟，就回家好了。"
我们穿过院子时，石雕鸟仍旧以干枯的眼睛瞪视天空。天空依然灰云密布，不见一丝空隙，雨早已停了。笠原May揪一把草叶，撕碎抛向空中。无风，碎叶又按原路一片片落回她脚下。
"咳，这往下到天黑可还有好长时间哟！"她并不看我地说。
“是有好长。”我说。
"当然是没有取货单的喽？"洗衣店主人发出极其缺乏重量的语声。他并非对我说，是对着柜台一头墙上的挂历说的。挂历6月份彩照是阿尔卑斯风光。上面翠绿的峡谷，牛群悠悠然啃着青草。远处马特霍恩山或勃朗峰上飘浮着明快的白云。随后，店主浮现出像是说要是忘了就一直忘着该有多好的表情看我的脸，表情甚是不加掩饰的斩钉截铁。
"去年年末？那怕不好办。半年前的事了嘛，找找倒可以找找。"
他关掉蒸气熨斗，立在熨衣板上，随磁带吹着《夏日之恋》口哨，在里面房间货架上搜寻着。
那部电影我是高中时代同女朋友两人一起看的。影片有特罗伊·德纳休和山德拉·迪出场。旧片重映，大约是同克尼·弗朗希思的《诱惑少年》（"Boy Hunt"）两部连起来放的。在我记忆中，《避暑地奇遇》并非怎么出色的电影。但相隔13年在洗衣店柜台前听到这首主题音乐，浮上心头的则是当时快乐的回忆。看罢电影，两人走进公园自助餐馆喝咖啡、吃点心。既然《避暑地奇遇》同《诱惑少年》两部影片一起重映，那应该是暑假里的事。餐馆有小蜂，两只小蜂落在她的点心上---我记起了小蜂微弱的振翅声。
"喂，说的是水珠形图案的蓝色领带？"洗衣店主人问，"可姓冈田？"
"是是。"我应道。
"你运气不错。"他说。
回到家马上给妻单位打电话。"领带好端端的呢！"我说。
"不简单嘛！"妻说。
妻的语气听起来带有人工味儿，像在夸奖拿回好成绩的孩子。这使我有点儿不是滋味。看来电话还是等到午休时间打就好了。
"找到就放心了。哎，现在腾不出手，突如其来的电话嘛。中午重新打来可好？抱歉。"
"中午再打。"我说。
放下电话，我拿起报纸走进檐廊，一如往常全身放松地趴在那儿打开招聘广告版，不慌不忙地看这充满不可思议的暗号和暗示的广告，连角落都不放过。世界上存在着囊括所有门类的职业，把个报纸版面弄得活像新辟墓地分配图布满井然有序的条条块块。可我觉得从中发现适合自己的职业又几乎没有可能。因为，那些条条块块诚然在传达信息传达事实--尽管支离破碎---但那些信息那些事实终究未同远景图像邂逅在一起。密密麻麻罗列的名字、记号和数字由于过于零敲碎打过于分崩离析，在我眼里竟成了永远无法复原的动物骨骸，久久目不转睛盯视招聘广告的时间里，我开始产生某种常有的类似麻痹的感觉。自己现在到底在寻求什么呢？往下到底想去哪里呢？或者不想去哪里呢？对此我愈发糊涂起来。
照例，听得拧发条鸟在某处树上一连声鸣叫：吱吱吱吱吱吱。我放下报纸爬起身，靠在柱子打量小院。须臾，鸟又叫了一遍：吱吱吱吱吱吱吱。声音是从隔壁院松树上头传来的。我凝目细望，但找不出鸟影，唯独鸣声一如既往。总之全世界一日量的发条俱被如此拧紧了。
快10点时下起了雨。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雨，细细微微，几乎分不出下还是不下。仔细看去，才晓得的确在下。世界上有下雨的情况和不下雨的情况，二者须在某处有条分界线才是。于是我在檐廊坐下，许久盯现某处应有的分界线。
接着，我开始犹豫，不知去附近区营游泳池游到午饭时间好呢，还是该去胡同找猫。我背靠檐廊立柱，一边眼望院子里下的雨一边举棋不定。
游泳池/找猫
终归，我决定去找猫。加纳马尔地宣称猫已不在附近，但这天早上我还是觉得应该找猫。找猫已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说久美子若知我出去找猫，情绪也许好些。我披上薄薄的雨衣---不带伞---蹬上网球鞋，把房门钥匙和柠檬糖揣进雨衣袋走出门去。穿过院子把手搭在围墙上时，听得有电话铃响。我便以如此姿势侧耳倾听，但分辨不出是自家电话铃响，还是别人家的。电话铃这种声响，只消离家一步，听起来全都一样。我不再听了，翻墙下到胡同。
草软绵绵的，网球鞋薄薄的鞋底感受得出。胡同比往常安静。我在那儿站一会儿，屏息细听。不闻任何声响。电话铃亦已止息。不闻鸟鸣，不闻街上的噪音。天空被整个涂得一色灰，无一分间隙。我思忖如此天气的日子里大概云把地表所有声响都吸了进去。不止，它们吸的不仅仅是音响，还包括其他好些东西，甚至包括感觉之类。
我手插雨衣袋穿过狭窄的胡同，侧起身子钻过被晾衣架挤窄了的院墙间的空隙，通过一户人家的房檐，在这犹如被废弃的运河船的路上蹑手蹑脚走着。网球鞋胶底在草地上全无一丝声响。其间有一家开着收音机，是我听到的唯一算是声音的声音。收音机播放的是人生咨询节目。一个中年男人的语声，在列举其岳母的种种不是。我只听得只言片语。似乎岳母六十八岁，被赛马迷得魂不守舍。走过这家之后，收音机渐次变小，俄而消失。也不光是收音机声，原本应存在这世界某处的中年男子和赛马狂岳母也好像一点点依稀莫辨，了无踪影了。
不多时，我来到空房跟前。空房依旧静悄悄坐落在那里。木板套窗钉得风雨不透的这座二层楼房，以摇摇欲坠的灰色雨云为背景，心事重重地矗立不动。看上去仿佛很久以前一个暴风雨之夜在海湾触礁而就势被抛弃的货轮。倘若不是院里的杂草比上次看时长高，即使说时间由于某种原因而单单在此停滞不前我或许也会相信。几天持续不断的梅雨，使得草叶闪着鲜亮的绿光，向四周释放出唯独植根于泥土的生物方能释放的肆无忌惮的气味。草浪正中间位置，石雕鸟仍以上次那个姿态展翅欲飞，但它当然已不存在飞的可能性。这点我明白，鸟也明白。鸟已被固定在那里，等待它的或是被搬或是被毁，此外它甭想离开这院子。若说还有动的东西，便是草尖上往来彷徨的落后于季节的白粉蝶。白粉蝶很像一个找东西却找着找着忘了找什么的人。大约迷迷糊糊找了5分钟后，蝶不知去了哪里。
我口含柠檬糖，靠着铁丝篱笆观望一会院子。没有猫出现的动静，任何动静都没有。仿佛有一种强大的力将自然移动的水流不容分说堵塞在了这里。
蓦地，我感觉背后好像有人。回头看时，却谁也没有。有隔着胡同的对面人家的院墙，有一扇小门，就是上次那个女孩扶手的门。门扇关着，墙内院里亦无人影。一切一切都噙着微微的潮气，悄无声息。杂草和梅雨味儿。我身上雨衣味儿，舌头底下溶化了一半的柠檬糖。每当大口吸气时，各种味儿便合而为一。我再次环顾四周，还是空无一人。侧耳谛听，远处传来直升机沉闷的声响。它们大概在云层上面飞行。这声响也慢慢远逝，俄顷又被笼罩在原来的沉默中。
空屋四周的铁丝篱笆门扇也是铁丝网做的。试着一推，没费力就开了，简直像要请我进去。门仿佛在对我说：无所谓，容易得很，偷偷进来就行了嘛！不过，即便再是空屋，擅自踏入别人的房基地也属于违法行径。这点无须端出我不厌其详积蓄了将近八年的法律知识我也知晓，假如附近居民发现我在空屋院里而心生诧异报告警察，警察马上就会前来盘问。而我大概回答是在找猫，养的猫下落不明了，在附近转圈找一找。估计警察还将问我的住址和职业。那一来，我势必交待正在失业。而这一事实肯定使对方提高警惕。警察最近为极左恐怖分子搞得甚为神经兮兮。他们坚定地认为东京无处不有恐怖分子的庇护所，地板下藏着一批批来复枪和手制炸弹。弄不好甚至有可能往委单位打电话核实我所言的真伪。万一如此，久美子想必十分心烦意乱。
可我还是走进院子，用手麻利地带好门。管它呢！发生什么发生时再说。要是想发生什么，就请发生好了！管它那么多！
我一边观察周围动静一进缓缓穿越院子。踩草的网球鞋仍无一点足音。有几棵叫不出名的矮果树，有一方相当大的长势旺盛的草坪。但现在一切被草淹没，几乎分辨不出什么是什么。果树中有两棵给丑陋的转心莲缠得脱身不得，真担心就那么被缠死。沿铁丝网长成一排的金桂被虫卵污染得浑身雪白。小小的飞虫在耳畔令人心烦地嗡嗡了许久。
我从石雕鸟旁穿过，来到房檐下一排白塑料圆榜前，拿起椅看了看。最上面的满是泥污，而隔一把下面的则没那么脏。我用手拂去表面灰尘，在这椅上落下身来。由于这位置有茂密的荒草掩护，从胡同看不见我。且在屋檐下面，不用担心淋雨。我坐在这儿，一边观望菲菲细雨中的院落，一边低声吹着口哨。好半天没意识到吹的什么曲子。但那是罗西尼的《贼喜鹊》序曲。莫名其妙的女郎打来电话时我边煮面条边吹的，也是这支曲。
如此坐在谁也没有的院子里眼望杂草和石雕鸟吹起这不怎么拿手的口哨，觉得好像返回儿童时光。我置身于谁也不知道的场所，谁也看不见我。想到这里，心情变得格外宁静，很想往哪里抛块石子，瞄准什么扔一颗石子过去。打石雕鸟恐怕正合适。扔时不要用劲，打中也只是"咕"一声低响。小时候常常一个人玩这游戏。远远放一个空罐，往里边扔石子扔满为止。我可以百扔不厌地扔好几个小时。可现在脚下没有石子。应有尽有的场所根本不存在。
我把脚搬到椅上，弓膝支着下巴，尔后闭目良久。依然不闻音响。闭目时的黑暗颇似布满阴云的天空，但发的色调较之浓些，而且每隔几分钟便有人前来改涂感觉上略为不同的灰色。有间杂金色的灰，有加进绿色的灰，有红色明显的灰。想不到竟存在这许许多多的灰。人这东西真是不可思议。只要闭目十来分钟，即可看到如此种类齐全的灰色。
就这样，我一边欣赏灰色的样品，一边不假思索地吹着口哨。
"喂！"有人叫了一声。
我赶忙睁眼，向一旁探出身子，透过杂草浓荫往铁丝网门口看去。门开了，大敞四开。有人随我进来。心跳陡然加快。
"喂！"又是一声。女人的声音。她从石雕鸟背后闪身朝我走来。原来是上次在对面人家院子里晒太阳那个女孩。女孩上身同样是天蓝色阿迪达斯T恤，下面一条短裤，轻拽着一只脚。跟上次不同的是没戴太阳镜。
"嗳，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呀？"她问。
"找猫。"我说。
"真的？"她说，"我看不像。再说，在这种地方呆呆坐着闭眼吹口哨，猫又怎么找得到呢？"
我有点儿脸热。
"我倒怎么都无所谓，可给陌生人看见你这德性，怕是以为你是不是变态了。当心点哟！"她说，"不是变态吧，你？"
"我想不是。"我说。
她走到我身边，从檐下一排圆椅中花时间排了一把污痕少的，又仔细检查一遍，这才放在地面坐下。
"还有，什么曲子不知道，可你那口哨，怎么也听不出旋律来。对了，你不至于是什么同性恋者吧？"
"我想不是。"我说，"怎么问起这个？"
"听说同性恋者吹不好口哨。那，可是真的？"
"是不是呢？"我说。
"你是同性恋者也好，变态者也好，什么我都不在乎。"她说，"你叫什么名字？不知名字不好称呼。"
"冈田·亨。"我回答。
她在口中重复了几遍我的名字。"名字不怎么响亮，是不？"
"可能。"我说，"不过冈田·亨这名字，很有点战前外务大臣的味道。"
"那种事我可不明白，历史我不拿手。算了算了，这个。可你还有什么外号没有，冈田·亨先生？有没有容易上口的什么回……"
我想了想，外号却是一个也想不出来。生来至今，从来没被人取过外号。为什么呢？
"没有。"我说。
"例如黑熊啦青蛙啦？"
"没有。"
"瞧你瞧你，"她说，"就想一个嘛！"
"拧发条鸟。"我说。
"拧发条鸟？"她半张着口看我的脸，"'什么呀，那是？"
"拧发条的鸟嘛，"我说，"每天早上在树上拧世界上的发条，吱吱吱吱吱吱地。"
女孩再次凝视我的脸。
我叹了口气。"忽然想起的罢了。而见那鸟每天都来我家附近，在邻居树上吱吱吱吱吱吱地叫。不过还没有人看见过它什么样。"
"唔--"她说，"也好。也够拗口的了，但总比冈田亨强好多，拧发条鸟！"
"谢谢。"我说。
她把腿提到椅上，下颏搭于膝盖。
"那么你的名字呢?”我问。
"笠原May"她说，"5月的May。"
"5月出生的？"
"还用说！要是6月出生的，取个5月份名字，岂不多此一举！"
"那倒是。"我说，"你还没到学校去！"
"一直在观察你呢，拧发条鸟。"笠原May所答非所问。"从房间里用望远镜看你打开铁丝门进这院子来着。我手上总带一个小望远镜，监视这胡同里的一切。你或许不晓得，其实这里有不少人出出入人呢。不光人，动物也不少。你一个人坐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呀，到底？"
"闲得无聊。"我说，"想想往事，吹吹口哨。"
笠原May咬了下指甲："你是有点怪。"
"没什么怪，人人如此。"
"也许。不过没人特意进到附近空屋院子里吹什么口哨。只是闲得无聊，只是想回想往事，想吹口哨的话，在自家院里不也可以的么？"
的确言之有理。
"不管怎样，绵谷升猫还没有回家呀？"她问。
我摇摇头说："你就没有看见我家的猫，那以后？"
"茶色带花纹尾巴尖有点弯曲的家伙吧？一次也没看见。一直留神看来着。"
笠原May从短裤袋里掏出短支"希望"，拿火柴点燃，不声不响吸一会烟，然后盯住我问："你头发没有变稀？"
我下意识地摸了下头发。
"不对，"笠原May说，"不是那儿，是额头上边。你不觉得后退得过分了？"
"没太注意。"
"肯定从那儿秃上去，知道的，我。你这种情况，要这样一步步向后发展。"她一把抓起自己头发往后拽着，把露出的白额头对着我。"最好注意些。"
我试着把手放在自己额头上边那儿。经她如此一说---也许神经过敏---额上的头发是好像比以前多少有所后退。我有点沉不住气。
"叫我注意，可怎么个注意法呢？"
"噢，实际上也是没办法注意的。"她说，"没有针对秃头的对抗性措施。秃的人秃，秃的时候秃。就是说，无可抗阻。不是常说精心护理就可以不秃的么？纯属扯谎骗人！不信你去新宿站观察一下那里横躺竖卧的流浪汉伯伯好了，一个秃的都没有。你以为那些人会每天每日用什么克里尼克什么萨森洗发香波？会每天每日咋嗤咋嗤涂什么护发剂？那玩艺儿不过是化妆品厂家花言巧语存心用来从头发稀少人口袋里掏钱罢了。"
"说的是。"我心悦诚服，"不过你对秃头怎么了解得这么详细？"
"我嘛，近来一直在假发公司打临时工。反正不上学，有时间。征询意见搞调查什么的。所以对秃脑瓜的人相当详细，情报无所不有。"
"呃"
"不过嘛，"说着，她把烟蒂扔在地上，用鞋底碾灭，"我打工的那家公司绝对不允许使用'秃'这个词儿。我们必须说'头发简约者'。这'秃'字，喏，是歧视性字眼。一次我开玩笑说了句'头发不如意者'，结果给狠狠训了一顿。告诉我这种事可开不得玩笑。大家都在非常非常认真地工作。知道不？世上的人基本都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哟！"
我从衣袋里掏出柠檬糖，投一块进嘴，并问笠原May要不要，她摇摇头，又掏出烟来。
"嗳，拧发条鸟，"笠原May说，"你是失业了吧？还在失业？"
"还失业。"
"可有认真工作的打算？"
"有啊。"但我对自己的话有些没有信心，"不清楚。"我改口道，"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恐怕需要思考的时间。自己都稀里糊涂，所以说不好的。"
笠原May一时间边咬指甲边看我的脸。
"哎，拧发条鸟，可以的话，下回和我一起去那家假发公司打零工可好？工钱虽不怎么样，但很轻松，时间上也相当随便。所以嘛，别想那么多，偶尔做点这样的事打发时光。说不定那时间里很多事情会变得明朗起来呢，又可换换空气。"
不坏，我想。"主意不坏。"我说。
"OK，下次去接你。"她说，"你家在哪儿？"
"不大容易说清，反正顺这胡同往前走，拐几个弯，左边有户人家停着一辆红色的思域牌本田汽车，车的前保险杠贴一道"祈愿世界和平"字样的不干胶标语。再往前一户就是我家。没门对着胡同，得翻过预制块围墙。墙倒是比我稍矮一点儿。"
"不怕，那样的墙保准一越而过。"
"脚不痛了？"
她发出叹气似的声音，吐了口烟。"放心。是我不愿上学故意装瘸的。在父母面前摆摆样子罢了。岂料不知不觉之间成了习惯，没人看的时候和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竟也那么装起病来。我嘛，是完美主义者。要欺骗他人，必须先欺骗自己，是吧？拧发条鸟，你算是有勇气的？"
"没有多少。"我说。
"过去就一直没有？"
"过去一直没有，以后怕也一如既往。"
"好奇心有吗？"
"好奇心倒多少有一点。"
"勇气和好奇心不是彼此彼此的么？"'
笠原May说："有勇气才有好奇心，有好奇心才有勇气，是不？"
"或许。确实像有类似的地方。"我说，"在某种情况下，很可能像你说的那样，好奇心和勇气彼此难分难解。"
"例如悄悄进入别人家院子的时候。"
"是的，"我把柠檬糖在舌面上打个转，"悄悄送入别人家院子这种情况，看上去是好像好奇心和勇气同时付诸行动。有时候，好奇心掘起甚至驱使勇气。但是好奇心这东西稍纵即逝，而勇气则必须坚持走完漫长的路程。好奇心这玩艺儿同嘴上说得好听而实际上靠不住的朋友一个样，甚至有时候把你煎熬得死去活来，之后伺机逃得无影无踪。那样一来，往下你就必须一个人收拾自己的勇气拼搏下去。"
笠原May沉思有时。"是啊，"她说，"事情的确可以这样想。"然后从椅子起身，用手拍拍短裤屁股沾的灰，朝下看我的脸说："嗳，拧发条鸟，不想看吗？"
"井？"我问。"井？"
"有一眼枯井，这里。"她说，"我比较中意那井。你不想看看？"
井在穿过院子再拐过空屋山墙往里的地方。是直径1．5米左右的圆形并，上面盖着厚墩墩的圆木板盖。盖上作为镇石压着两个水泥块。高出地面一米多的井裙旁，有一株老树摆出井之卫士样的架势。像是裸什么果树，名字不得而知。
井亦如这房子所属的其他物件，看上去已被搁置以至弃置相当之久，令人产生一种不妨称为"灭顶式无感觉"的感觉。当人们不再投以视线的时候，无生物说不定变得更具无生物性质。假如以"被废弃的房子"为题将这儿的房子收进一幅画，这口井恐怕是省略不得的。看来它同塑料圆椅、石雕鸟、褪色板窗一样，在被人遗忘、废弃的时间里沿着时间缓缓的斜面朝着命中注定的毁灭无声无息地滑落下去。
但我近前仔细看时，原来这并实际上要比周围物件的制作年代久远得多。大概还没有房子的时候井便早早存在于此了。就盖板来说都已十分古色古香。井壁虽然牢不可破地抹了水泥，但那似乎是在原有的什么壁面上---想必为了加固后抹上去的。就连井旁矗立的树都严然在强调自己比其他树资格老得多。
搬去水泥块，撤掉两块半月形木板中的一块，手扶井裙探身往里俯视。但怎么也看不到井底，并看来不是一般的深，没等到底便被黑暗整个吞没了。我嗅了嗅，多少有股霉味儿。
"没有水的，"笠原May说，"没有水的井。"
不能飞的鸟，没有水的井，我想，没有出口的胡同，加上……
女孩儿拣起脚前小砖头，投下井去。过一会儿才"砰"一声传出低沉而干涩的声音，只此一声。声音干干巴巴，简直可以放在手心搓碎。我直起身看着笠原May道："怎么会没有水呢？干涸的，还是谁埋的？"
她耸了下肩。"要是谁埋的，还不全埋上？这样半途而废只留个井口有什么意思，人掉下去岂不危险？你不这么认为？"
"的确。"我承认。"那恐怕还是因为什么变故干涸的吧！"
我忽然想起以前本田先生的话：该上之时，瞄准最高的塔上到塔尖；该下之时，找到最深的井下到井底。井姑且在这里找到一眼了，我想。
我再次弯下腰，不自禁地静静俯视里边的黑暗。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大白天，竟有这般深沉的黑暗！我咳嗽一声，吞了口口水。咳嗽声在黑暗中发出仿佛他人咳嗽的回响。口水则残留有柠檬糖味儿。
我把井盖盖回井口，水泥块也照原样压回去。快11点30分了，午间须给久美子打个电话。
"差不多该回家了。"我说。
笠原May略微签下眉头，说："可以的，拧发条鸟，就回家好了。"
我们穿过院子时，石雕鸟仍旧以干枯的眼睛瞪视天空。天空依然灰云密布，不见一丝空隙，雨早已停了。笠原May揪一把草叶，撕碎抛向空中。无风，碎叶又按原路一片片落回她脚下。
"咳，这往下到天黑可还有好长时间哟！"她并不看我地说。
“是有好长。”我说。
我没有兄弟，很难想象已经成人并各自开始独立生活的兄弟姐妹是以怎样的心情相互交往的。久美子提到绵谷升时，脸上每每现出不无奇妙的表情，就好像误吞了什么怪味东西。至于那表情背后潜伏怎样的感情，我自然揣度不出。久美子知道我对她哥哥算是没有一丝一毫堪称好感的感情，并认为实属理所当然。就她本身而言，也绝对不欣赏绵谷升其人。所以，假如她同绵谷升之间不存在兄妹血缘关系，我想两人亲密交谈的可能性基本是零。但实际上两人是兄妹，遂使事态表现得有点复杂。
时下，久美子同绵谷升极少有实际见面的机会。我同妻的家人全无往来。前面说过，我是同久美子父亲吵了一架而彻底决裂的，吵得相当激烈。有生以来我同人吵架次数极其有限，但一旦交锋就十分投入，中间无法收兵。奇怪的是，在一吐为快之后，对她父亲倒没什么气了，只有如释重负---旷日持久的重负之感。憎恶也罢气愤也罢尽皆荡然无存，甚至觉得他的人生---不管采取在我看来如何不快如何愚昧的形式--恐怕也是相当不易的。'"再也不见你父母了，"我对久美子说，"你想见是你的自由，与我无关。"冈久美子也无意去见。"也好，无所访的。这以前原本也不是因为想见才见的。"久美子说。
绵谷升当时已经同父母住在一起，但丝毫没有参与我同其父亲的争吵，超然物外地遁去了哪里。这也不足为怪：绵谷升对我这个人根本就不怀有兴趣，拒绝同我发生个人关系，除非迫不得已。故而，在同妻娘家中断往来之后，我和绵谷升见面的起因就不复存在了。久美子也是同样。他忙，她也忙。况且两人的兄妹关系本来就不甚亲密。
尽管如此，久美子还是不时往学校研究室打电话找绵谷升说话。绵谷升也不时有电话打到她单位（往我们家是绝对不打的）。久美子每每向我汇报，什么今天给哥哥那里打电话啦，什么今天哥哥往自己单位打电话来啦之类。但我不知晓两人电话里谈的什么。我不特别问，她没必要也不特别说。
我并非对妻同绵谷升间的谈话内容有什么兴致，也并非对妻同绵谷升用电话交谈有什么不快。毋庸讳言地说，只是有点费解。久美子同绵谷升这两个无论怎么看都说不到一块儿的人之间究竟能有什么话题可谈呢？抑或那话题是通过所谓兄妹特殊血缘的过滤网方得以成立的不成？
我的妻同绵谷升虽是兄妹，但年龄相差九岁之多。也是因为久美子从小被祖父母领去抚育了好几年，两人之间看不出有什么类似兄妹亲情的东西。
本来不单是绵谷升和久美子兄妹两人的，中间还有一个算是久美子姐姐的女孩，大久美子五岁。就是说原是兄妹三人。但久美子三岁时以近乎寄养的形式离开东京去了父亲的父母家，由祖母一手抚养。后来她被告知，寄养的原因是由于她天生身体不大好，而空气新鲜的乡下对发育有益处。但久美子对此则不大想得通。因为她并非那么弱不经风，未曾患过什么大病，在乡下期间也不记得周围有人特别注意她的身体。"无非借口罢了，想必。"久美子说。
时隔很久才从一个亲戚口里得知，原来久美子祖母同久美子母亲长期严重不和，久美子的寄养于新温老家，类似双方间的临时和约。久美子双亲暂时把她送过去来平息祖母的愤怒，而祖母也大概因将一个孙女留在身边而得以具体确认自己同儿子（即久美子父亲）间的纽带。久美子等于成了人质。
"况且，"久美子说，"已经有了哥哥和姐姐，没我一个也没什么不便。当然父母不是要把我扔掉，但以为我还小没什么要紧那种无所谓的心情我想是有的，所以才把我让了出去。这恐怕在多种意义上对大家都是最省事的方案。那种说法能让人相信？什么原因找不知道，反正那些人根本就不明白，不明白那将给小孩子带来多么糟糕的影响。"
她在新渴祖母膝下从三岁长到六岁。那绝非扭曲不幸的岁月。久美子是在祖母的溺爱下生长，且较之同年龄有距离的哥哥姐姐一起，同年龄相仿的堂姐妹一块儿玩耍反倒更为快活自在。直到该上小学年龄时她才终于返回东京。当时父母对久美子长期不在身边渐渐感到不安，便趁所谓为时不晚的时候硬把她领回东京。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晚了。定下返京前几星期时间里，祖母气急败坏，情绪亢奋到了极点。绝食，几乎通宵失眠。时而哭，时而大发脾气，时而一声不吭。有时候把久美子一把搂紧不放，却又突然拿尺子狠命打她胳膊、打得蚯蚓似地一道道肿起，继而对着久美子恶狠狠咒骂她母亲如何不是好东西。一会儿说不愿意放你走，看不见你还不如一死了之；一会儿又说再不愿见你，赶快滚到什么地方去！甚至拿出剪刀要扎自己的手腕。久美子全然闹不清自己周围到底要发生什么。
那时久美子所做的，便是把心一时封闭起来，断绝同外界的联系，不再想什么不再期待什么。事态的发展已远远超出她的判断能力。久美子闭起眼睛，塞起耳朵，停止思考。此后几个月的事她几乎全无记忆。她说不记得那期间发生了什么，一样也不记得。总之等她意识到时，她业已在新家里了。这是她本该在的家。这里有父母，有哥哥和姐姐。但又不是她的家，仅仅是新环境。
久美子尽管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使自己离开祖母而被领回这里的，但她本能地意识到已不可能重回新调那个家。问题是这新环境对于六岁的久美子几乎是她智能上无从理解的世界。同她迄今所在的世界相比，这个世界一切都面目全非，即使看上去相似的东西，动起来也截然不同。她无法把握这个世界赖以成立的基本价值观和原理，甚至不能同这个新家里的人交谈。
在这样的新环境中久美子长成一个沉默寡言不易接触的少女。她分辨不出谁可以信任准可以无条件地依赖，偶尔被父母抱在膝上心也松不开来。父母身上的气味是她陌生的东西。是那气味使她极度惶惶不安，甚至有时她憎恨那气味。家里边唯一能勉强使她敞开心扉的是姐姐。父母对久美子的难以接近感到困惑，哥哥甚至当时便已开始对她的存在采取近乎漠视的态度。唯独姐姐知道她不知所措，知道她静静呆坐在孤独之中。姐姐极有耐心地照料她。同她在一个房间睡觉，同她一点点这个那个说话，同她一起上学，放学回来看她做功课。每当久美子一个人躲在房间角落一连哭几个小时，姐姐总是在身旁静静抱紧她。姐姐是想尽可能打开一点妹妹的心。所以，假如姐姐不是在她回家第二年死于食物中毒，想必很多情况便明显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要是姐姐一直活着，我想我们一家会多少融洽些的。"久美子说，"姐姐当时虽是小学六年级，但已成为我们家的中枢性存在。如果她不死活到现在，我们很可能都比现在地道些。起码我比今天多少活得轻松。嗯，明白？从那以来我就始终在家人面前有一种负罪感，暗想自己为什么就没替姐姐死去呢？反正我这样活着也对谁都没有帮助，不能使任何人开心。而我父母也好哥哥也好，明明觉察到我有这种想法，也从没对我说一句叫人心暖的话。不仅如此，还每有机会就提起死去的姐姐。说她如何漂亮，如何聪明伶俐，如何惹人喜爱，如何懂得体贴人，如何会弹钢琴。知道么，也让我学钢琴来着。因为姐姐死后留一架钢琴在家里。可我对钢琴连兴趣都谈不上。我晓得自己不可能有姐姐弹得好，也不愿意一一证明自己所有方面都比姐姐低能。我当不了谁的替身，也不想当。但我的话家人压根儿就听不进去，我的话谁也不听的。所以，我至今都一看见钢琴就头疼，看见弹钢琴的人也头疼。"
从久美子口里听得这些话时，我对她家人气愤起来---气愤他们对久美子有过的行为，气愤他们对久美子没有过的行为。那时我们还没结婚，相识也不过才两个月多一点点。那是一个周日宁静的早晨，两人躺在床上。她像解绳疙瘩似地一个个慢慢摸索着讲起自己的少女时代，如此长时间谈自己对久美子来说还是第一次。那以前我对她的家她的生长过程几乎一无所知。对久美子我所知道的仅仅是她的沉默寡言，她的喜欢绘画，她笔直泻下的一头秀发，以及她左肩肿骨上的两颗痣。此外，对她来说，同我这次是第一次性体验。
说着说着，久美子轻轻哭了。我完全体会得出她想哭的心情。我抱着她，抚摸她的头发。
"要是姐姐还活着，我想你也肯定喜欢她。任何人都会看一眼就喜欢上她的。"久美子说。
"也可能那样，"我说，"但我反正就是喜欢你。这事再简单不过。这是我和你的事，同你姐姐毫不相关。"
之后，久美子好一会儿紧闭着嘴静静思索什么。星期天早上7点30分，所有声响都含有柔和而虚幻的韵味。我听得宿舍屋脊上有鸽的足音，听得远处有人呼唤狗的名字。久美子盯视天花板的某一点，实在盯视了许久。
"你喜欢猫？"久美子问。
"喜欢的，"我说，"非常喜欢。小时就一直养猫，跟猫一块儿玩，睡觉也一起睡来着。"
"那有多好啊！我小时候也很想养猫，想得不行。可就是不让养。妈讨厌猫。活这么大，真正想得到的东西还一次也没到手过，一次也没有哟！不相信吧？你肯定想不出那是怎样的人生。而人对自己总是求不得这样的人生一旦习惯了，久而久之，甚至对自己真正需求什么都渐渐糊涂起来。"
我拉过她的手。"过去或许的确是那个样子。但你已不是小孩，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想养猫，选择可以养猫的人生就是。简单得很。你有这样的权利。是吧？"我说。
久美子凝眸注视我的脸，"是啊。"她说。
几个月后，我和久美子商量结婚。
如果说久美子在这个家庭里送走了曲折复杂的少女时代，绵谷升则在另外意义上度过了扭曲变形的少年岁月。他的双亲溺爱这个独生子。但并非仅仅是疼爱，还同时对他提出极多的要求。父亲的信念是：为了在日本这个社会中过上像样的生活，就必须极力争取优异成绩，极力把更多的人挤到一边去。这是他唯一的信念，对此深信不疑。
还是婚后不久从岳父口中直接听来的：人生来就谈不上什么平等，他说，所谓人人平等，不过是学校里教的官样文章，纯属梦吃。日本这个国家体制上固然是民主国家，但同时又是极度弱肉强食的等级社会。若不成为精英，在这个国家几乎就谈不上有什么生存意义，只能落得在石磨缝里被慢慢挤瘪碾碎，所以人们才往梯子上爬，哪怕多爬一格也好。这属于极为健康正常的欲望。一旦人们失去这种欲望，这个国家便只有坐以待毙。对岳父这个见解我未发表任何感想。他也并非要征求我的意见或感想，而仅仅是倾吐自己万世不变的信念。
那时我心想，此后很长时期自己都恐怕不得不在这个世上同这般人物呼吸相同的空气。这是第一步，而这一步不知将多少遍重复下去。想到这里，我从骨髓里产生一种疲惫感。这乃是浅薄的可怖的不可一世的哲学。其视野中不存在真正从根本上支撑这个社会的无名众生，缺乏对于人的内心世界、人生意义的观感察，缺乏想象力，缺乏怀疑的目光。然而此人由衷相信自己正确，无任何东西能撼动他的信念。
岳母是在东京山手养尊处优中长大的高级官僚之女，不具有足以反驳丈夫意见的见解和人格。至少依我的观察，她对于大凡超越自己自力所及范围的事物（实际上她也是高度近视）不具有任何见解。在需要就相对广大的世界表达自己看法时，他总是借用丈夫的意见。或许这样可以免使她给任何人添加麻烦。而她的缺点--如此类女性常常表现的那样---就是无可救药的虚荣。既然不具备自己的价值观，那么便只有借助他人的尺度和视角方能确定自己立足的位置。支配她头脑的仅仅是"自己在别人眼里如何"，如此而已。这样，她便成了心目中只有丈夫在省内地位和儿子学历的心胸狭窄的神经质女人。而大凡未进入她视野的，对于她便毫无意义可言、对于儿子，要求他进最有名的高中上最有名的大学。至于儿子作为一个人其少年时代是否幸福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怎样的人生观，则远在她想象力之外。如果有人对此流露出哪怕半点怀疑，她恐怕都将认真地气恼一番。在她听来，那无异于无端的人身侮辱。
就这样，父母往绵谷升幼小的脑袋里彻底灌满了他们大成问题的哲学和畸形世界观。两人的关心集中于儿子纲谷升一人身上。父母绝对不允许绵谷升甘拜任何人下风。在班级和学校这种狭小的空间都不能排名第一之人，如何能在更广阔的世界里独占鳌头呢！父亲如此训导。父母总是请最好的家庭教师，不懈地敲打儿子屁股。若是拿回优异成绩，作为奖赏儿子要什么买什么。儿子因此送走了物质上得天独厚的少年时代。但在这人生最为多愁善感的阶段，他无暇找女朋友，无暇跟同学纵情厮欢。他必须为继续保持第一名---仅仅为这一个目标而拼出吃奶力气。至于这样的生活绵谷升是否喜欢，我不得而知，久美子也不知晓。对她也好对父母也好以至对任何人也好，绵谷升都不会和盘托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不过，无论他喜欢还是不喜欢，恐怕除了这种生活他也别无选择。某种思维程序将因其片面性和单纯性而变得无可反驳，我认为。但不管怎样，绵谷升从名牌私立高中考入东大
父亲期望他大学毕业后当官或进入某大企业．但他选择了留校当学者的道路。绵谷升并不傻，较之踏入现实社会在集体中行动，还是留在需要系统性处理知识的技能和相对注重个人才学的天地里于自己更为适合。他去耶鲁的研究生院留学两年后返回东大研究生院。回国后不久依照父亲安排相亲结了婚，结果婚姻生活两年便告结束。离婚后他索性回家同父母住在一起。我第一次见到时，绵谷升业已成了一个相当奇妙的令人不快的角色。
距今三年前，即他三十四岁时写出一大本厚书出版了。书是经济学专著。我也拿到手翻过，老实说，完全如坠云雾。可以说每一页都令我不知所云。甚至文字本身都莫名其妙，无法卒读。不知是内容本身难以理解，抑或仅仅行文法屈资牙，总之叫人摸不着头脑。不料此书在专家中间却成了不大不小的话题。几个译论家写了书译，推崇备至，说该书是"以全新观点撰写的全新品种的经济学"。而对于我，就连书评所云何物都全然不得其解。不久，传播媒介开始将他作为新时代的宠儿加以介绍，甚至出现了几本专门阐释他这本书的书。他在书中使用的所谓"性经济与排泄经济"竟成了当年的流行语。报纸杂志为此发了专版专刊，将其捧为新时代的智囊人物之一。但我无论如何都不认为他们理解得了绵谷升这本经济学专著的内容，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翻开过一次。但对于他们这是无关紧要的。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绵谷升年轻并独身，脑袋聪明得写出了一本莫名其妙的书。
总之该书的出版使得绵谷升声名鹊起。他开始为五花八门的杂志写评论样的文章。还上电视充任经济、政治问题评论员。又过不久居然成了"焦点访谈"节目的正式聘员。绵谷升周围的人（也包括我和久美子）谁都没以为他会适合干如此风光无限的活计。大家认为他相对有些神经质，属于仅对专业性问题感兴趣的学者型人物。岂料一旦登上舆论宣传这方舞台，他居然将派给自己的角色演得直令人叹为观止。面对摄像机比面对现实世界远为显得游刃有余。我们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绵谷升如此神速的蜕变。出现在电视荧屏上的绵谷升身上包装着一看便知是价格昂贵做工考究的西装，扎着相得益彰的领带，架着文质彬彬的金丝眼镜，发型也变得新潮起来。想必身边有服装发型方面的专门顾问。因为这以前从来没见他穿过什么像样的衣服。不过，纵令是去电视台等场所的临时装扮，他也算是一拍即合地习惯了这种装扮了，就差没宣称自己一向如此风流倜傥。当时我暗忖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本来面目到底何处去了呢？
摄像机前他莫如说表现得沉默寡言。被问及意见时他使用的是浅显的词句和平明的逻辑，简明而扼要。人们高声争辩时他也总是那么沉着恬淡。不主动挑衅，让对手畅所欲言，最后才将对手论点一语击溃。神情和悦，语声安详，诸如给对方后背以致命一击的诀窍。而见反映在电视画面上时，不知何故，看上去他远比"实物"富有才气堪以信赖。长相虽算不得英俊潇洒，但身材颀长，显得发育极佳。一句话，绵谷升在电视这一舆论阵地找到了绝对适合自己的位置。传播媒介欢喜地接受了他，他也欢喜地接受了传播媒介。
然而我是讨厌读他的文章，讨厌在电视上看见他。他确实有才华有能力。我也承认。他能够用简短的语句在短暂的时间里将对方一拳击倒在地，具有瞬间捕捉风向的动物性直感。但若留心听他的意见看他写的东西，便不难发现其中缺乏连贯性。他不具有植根于深层信念的世界观。他所有的不过是将片面性思维系统进行整合组装而形成的货色。他可以根据需要刹那间将这一组装品改头换面。那是思维序列的巧妙组合，称为一门艺术亦未尝不可。但让我来说，那玩艺儿纯属儿戏。如果说他的见解有连贯性可言，其连贯性无非是"他的见解始终没有连贯性"；如果说他尚有世界观可言，其世界观不外乎"自己不具有世界观"。但反过来说，此类缺点甚至又是他的睿智性资产。所谓连贯性及稳固的世界观这种劳什子，对于传播媒介---将世间切成细小条块的传播媒介上的随机应变的机动战是不必要的。而无须背负这样的重荷于绵谷升便成了一大优势。
他没有任何需要保护的东西。故而可以调动全副神经投入纯粹的战斗行为。他只消进攻即可，只消打翻对手即可。在这个意义上，绵谷升堪称头脑敏捷的变色龙。根据对手颜色改变自身颜色，随时随地炮制出行之有效的逻辑，并为此动员所有的修辞手段。修辞手段大多是从某处炒买来的，在某种场合显然空洞无物。但他常如魔术师一般迅速而巧妙地取之于空中，当场指出其空洞无物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即使人们偶尔窥觉其逻辑的蒙骗性，也还是认为要比其他多数人阐述的正论（正论或许的确纯正地道，无奈要旨推进缓慢，大多情况下只能给视听众以平庸印象）远为新鲜，远为引人入胜。如此招法究竟得自何处我无从推测，但他确实熟知直接操纵民众感情的诀窍。大多数人易受何种逻辑驱使，他完全了如指掌。准确地说，这里无须逻辑，只要乔装打扮成逻辑即可。关键在于其能否调动民众的情绪。
他可以根据需要将深奥的学术用语之类的玩艺儿源源不断地排列出来。当然几乎任何人都全然不懂其正确含义，而他却能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出"如果你们不懂，责任在于不懂的你们"这样的空气。也有时接二连三兜售一串串数字。这些数字已一一铭刻在他脑子里，而数字自是极具说服力的。但事后细想，数字的出处果真是公正的吗？或者说根据果真是可信赖的吗？对此从来没有过认真的讨论。数字那东西，或立或卧完全取决于引用方式。这点尽人皆知。然而由于其战术的天衣无缝，多数人都不可能轻易发觉其危害性。
如此巧妙的战术使我十分不快，但我无法将这不快恰如其分地讲给别人。我没有办法加以论证，恰如同不具实体的幽灵较量拳击，无论怎样出手都只能扑空。因为那里压根儿就没有实实在在的对手。我瞠目结舌地看着即使相当博学多识的人亦受其蛊惑。我为之不可思议为之坐立不安。
如此一来二去，绵谷升得以被视为最有才气的人物之一。对世人来说，连贯性那东西大约早已变得可有可无。人们追逐的是电视画面上展开的学识性击剑比赛，人们想看的是那上面灿然流动的鲜血。纵令同一人星期一和星期四所云牛头不对马嘴，恐也无人理会。
我同绵谷升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和久美子决定结婚的时候。我打算见她父亲之前见一次绵谷升。因我以为儿子自然比父亲同自己年龄接近，事先疏通一下，说不定能为我们周旋一二。
"我看还是别指望他好，"久美子有些难以启齿地说，"说我是说不好，总之他那人不是那种类型。"
"反正早晚得见面的吧？"我说。
"那倒是，倒的确是那样的……"久美子道。
"那就不妨试试，凡事试在先嘛！"
"怕也是，也许真的可行。"
打电话过去，绵谷升似乎对同我见面不大感兴趣。但还是说如果无论如何都想见，30分钟左右总可抽得出来。于是我们约定在御茶水站附近一家咖啡馆碰头。当时他还是没写出什么书的大学普通助教，衣着也不怎么光鲜。茄克口袋因长期插手而胀鼓鼓地平不下去，头发也长了两个星期的生长量。荠茉色港衫配蓝灰色苏格兰花呢茄克，颜色根本不谐调，完全是哪所大学都有的年轻助教那副寒酸相。大约他一大早就在图书馆查阅资料而现在稍稍抽身出来，眼睛似有些倦意。但仔细看去，眼底深处则透出锐利而冷峻的光。
自我介绍后，我说不久打算同久美子结婚。我尽可能坦诚地告诉他：自己时下在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准确说来这并不符合自己的理想，尚处于自身摸索阶段。我这样的人要同久美子结婚也许近乎非分之想，但我爱她，自以为可以使她幸福，我们可以相互安慰，相互鼓励。
然而我的话似乎几乎未被绵谷升所理解。他抱着胳膊，不声不响听我叙说，我说完他也良久一动未动，仿佛在沉思其它什么。
在他面前，一开始我就感到甚不舒坦。想必是自己所处位置的关系。实际上对着初次见面之人开口就说想同你妹妹结婚也的确不可能令人心里舒坦。但在同他面对面时间里，我渐渐越过不舒坦之感而变得不快起来，一如释放酸臭气味儿的异物一点点沉积在胃底。并不是说他的言行举止刺激了我，我厌恶的是绵谷升这个人的这张脸。当时我直观地觉得此人脸上蒙着一层别的什么。脸出了差错，不是他真正的脸，我觉得。
可能的话，很想当下离席而去。但既然话已开头，便不能如此不了了之。于是我呷着凉了的咖啡，就此打住，等他开口。
"直率地说，"他以严然节约能源般低小的声音开腔了，"对你刚才所说的，我觉得一不很理解，二不太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种类不同的东西。但我想你恐怕又不理解也不感兴趣。从结论上简而言之，既然你想同久美子结婚，久美子想同你结婚，那么我对此既无反对的权利，又无反对的理由。所以不反对。也无须考虑。但希望此后不要对我抱有任何期待，不要再剥夺我个人的时间---这对我是再重要不过的。"
旋即他觑了眼表，欠身立起。也许他说法上多少有所不同，我未能连具体词句也一一记住。但毫无疑问，这是他当时发言的核心，十分简明扼要。没有多余部分，没有欠缺之处。对他要表达的我已豁然领悟，对他对我这个人有怎样的印象也大致了然。
我们就此告别。
同久美子结婚使我成了此人的妹夫，自然此后亦有几次同绵谷升交谈的机会。其实那也算不上交谈。两人之间确如他所说不存在共同基盘。所以不论怎么谈也不成其为交谈。我们似乎分别用完全不同的语种说话。较之我们的所谓交谈，Eric Dolphy用低音单簧管音色的变化来向行将就木的达赖喇嘛讲解选择汽车发动机油的重要性或许多少有益且有效一些。
因同某人交往而情绪长期遭受干扰的情况在我几乎是没有的。由于心情不快而为某人感到气愤或焦躁当然也有，但都时间不长。我有能力（我想不妨称为能力。非我自吹，这绝不是轻易之举）将自身与他人作为分属截然不同领域的存在区别开来。就是说，当自己心生不快或焦躁不安之时，便将对方暂且移往同自己个人没有关系的另一领域。继而作如是想：好咧！今天我是不愉快不释然来着，但其原因已不在这里而打发去了别处，等以后慢慢查证慢慢处理好了！从而得以将自己的情绪暂时冻结起来。事后解冻慢慢查证过程中，情绪的确还有时受其困扰。但这已近乎例外。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大多东西都会挥发掉毒气而成为无害物，我自然迟早将其忘去脑后。
在已然过往的人生途中，我运用这种情感处理方式避免了许许多多不必要的麻烦，使我自身世界得以处于较为安详稳定的状态。以致我对自己拥有如此有效的方式感到不无自豪。
然而用在绵谷升身上，这一方式可以说全不奏效。我无法将绵谷升其人一举打入"与已无关的领域"，甚至适得其反，而由绵谷升将自己本身轻易打入"与己无关的领域"。这一现实使我焦躁不安。不错，久美子父亲是傲慢是令人不快，但他终归是固守单一信念的视野狭隘的小人物，所以我可以将他忘得一干二净。但绵谷升不同。他清楚地觉悟自己是怎样的存在，并且可能对我这个人的内涵亦有相当精确的了解。若他有意甚至足以把我打得体无完肤。他之所以未这样做，不外乎由于他对我毫无兴趣。我之于他，乃是个不值得他花费时间和精力打击的对手。我想我对绵谷升感到无奈和不安的原因即在这里。本质上他是卑鄙的小人，是个华而不实的利己主义者，然而显然比我本领高强。
同他见面之后好一段时间我都排遣不掉一种作呕感，就像嘴里硬是被人塞进一团催人反胃的毛毛虫。虫固然吐了，但感触仍留在口中。一连数日我一直在想这个绵谷升。努力去想别的也还是非转回他身上不可。我去听音乐会，去看电影，和单位同事一起去看棒球比赛，喝酒，看一直想看而留着没看的书，然而绵谷升仍旧赖在我的脑海里。他抱着双臂，以泥沼样粘滞不祥的目光看着我。这使我烦躁不安，使我立足的地基剧烈地震荡。
其后见久美子时，久美子问我对她哥哥感觉如何。但我不可能直言相告。我很想向久美子问个水落石出，问他无疑罩在脸上的假面具，问其藏在假面具后面的扭曲变形的什么东西。我恨不得一吐为快，吐出心中的块垒和迷乱。但归终只字未吐。因我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是说不明白的，况且即使说得明白，恐也不宜对她说。
"的确有点和一般人不同。"我说。我本想再适当补充一句，却未想出。久美子也没有再问，只是默然点头。
我对于绵谷升的心情，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至今仍对他感到一如当初的无奈和不安，犹如低烧不肯退去。我家里没有电视机。但奇怪的是，每当我在什么场所无意中看一眼电视，里面未尝不有正在侃侃而谈的绵谷升；每当在哪里的休息室拿本杂志一翻，上面未尝不有绵谷升的照片不有绵谷升的文章。简直就像绵谷升埋伏在世界各个拐角处等着我，我甚至觉得。
OK，让我老实承认吧：或许我憎恶绵谷升。
时下，久美子同绵谷升极少有实际见面的机会。我同妻的家人全无往来。前面说过，我是同久美子父亲吵了一架而彻底决裂的，吵得相当激烈。有生以来我同人吵架次数极其有限，但一旦交锋就十分投入，中间无法收兵。奇怪的是，在一吐为快之后，对她父亲倒没什么气了，只有如释重负---旷日持久的重负之感。憎恶也罢气愤也罢尽皆荡然无存，甚至觉得他的人生---不管采取在我看来如何不快如何愚昧的形式--恐怕也是相当不易的。'"再也不见你父母了，"我对久美子说，"你想见是你的自由，与我无关。"冈久美子也无意去见。"也好，无所访的。这以前原本也不是因为想见才见的。"久美子说。
绵谷升当时已经同父母住在一起，但丝毫没有参与我同其父亲的争吵，超然物外地遁去了哪里。这也不足为怪：绵谷升对我这个人根本就不怀有兴趣，拒绝同我发生个人关系，除非迫不得已。故而，在同妻娘家中断往来之后，我和绵谷升见面的起因就不复存在了。久美子也是同样。他忙，她也忙。况且两人的兄妹关系本来就不甚亲密。
尽管如此，久美子还是不时往学校研究室打电话找绵谷升说话。绵谷升也不时有电话打到她单位（往我们家是绝对不打的）。久美子每每向我汇报，什么今天给哥哥那里打电话啦，什么今天哥哥往自己单位打电话来啦之类。但我不知晓两人电话里谈的什么。我不特别问，她没必要也不特别说。
我并非对妻同绵谷升间的谈话内容有什么兴致，也并非对妻同绵谷升用电话交谈有什么不快。毋庸讳言地说，只是有点费解。久美子同绵谷升这两个无论怎么看都说不到一块儿的人之间究竟能有什么话题可谈呢？抑或那话题是通过所谓兄妹特殊血缘的过滤网方得以成立的不成？
我的妻同绵谷升虽是兄妹，但年龄相差九岁之多。也是因为久美子从小被祖父母领去抚育了好几年，两人之间看不出有什么类似兄妹亲情的东西。
本来不单是绵谷升和久美子兄妹两人的，中间还有一个算是久美子姐姐的女孩，大久美子五岁。就是说原是兄妹三人。但久美子三岁时以近乎寄养的形式离开东京去了父亲的父母家，由祖母一手抚养。后来她被告知，寄养的原因是由于她天生身体不大好，而空气新鲜的乡下对发育有益处。但久美子对此则不大想得通。因为她并非那么弱不经风，未曾患过什么大病，在乡下期间也不记得周围有人特别注意她的身体。"无非借口罢了，想必。"久美子说。
时隔很久才从一个亲戚口里得知，原来久美子祖母同久美子母亲长期严重不和，久美子的寄养于新温老家，类似双方间的临时和约。久美子双亲暂时把她送过去来平息祖母的愤怒，而祖母也大概因将一个孙女留在身边而得以具体确认自己同儿子（即久美子父亲）间的纽带。久美子等于成了人质。
"况且，"久美子说，"已经有了哥哥和姐姐，没我一个也没什么不便。当然父母不是要把我扔掉，但以为我还小没什么要紧那种无所谓的心情我想是有的，所以才把我让了出去。这恐怕在多种意义上对大家都是最省事的方案。那种说法能让人相信？什么原因找不知道，反正那些人根本就不明白，不明白那将给小孩子带来多么糟糕的影响。"
她在新渴祖母膝下从三岁长到六岁。那绝非扭曲不幸的岁月。久美子是在祖母的溺爱下生长，且较之同年龄有距离的哥哥姐姐一起，同年龄相仿的堂姐妹一块儿玩耍反倒更为快活自在。直到该上小学年龄时她才终于返回东京。当时父母对久美子长期不在身边渐渐感到不安，便趁所谓为时不晚的时候硬把她领回东京。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晚了。定下返京前几星期时间里，祖母气急败坏，情绪亢奋到了极点。绝食，几乎通宵失眠。时而哭，时而大发脾气，时而一声不吭。有时候把久美子一把搂紧不放，却又突然拿尺子狠命打她胳膊、打得蚯蚓似地一道道肿起，继而对着久美子恶狠狠咒骂她母亲如何不是好东西。一会儿说不愿意放你走，看不见你还不如一死了之；一会儿又说再不愿见你，赶快滚到什么地方去！甚至拿出剪刀要扎自己的手腕。久美子全然闹不清自己周围到底要发生什么。
那时久美子所做的，便是把心一时封闭起来，断绝同外界的联系，不再想什么不再期待什么。事态的发展已远远超出她的判断能力。久美子闭起眼睛，塞起耳朵，停止思考。此后几个月的事她几乎全无记忆。她说不记得那期间发生了什么，一样也不记得。总之等她意识到时，她业已在新家里了。这是她本该在的家。这里有父母，有哥哥和姐姐。但又不是她的家，仅仅是新环境。
久美子尽管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使自己离开祖母而被领回这里的，但她本能地意识到已不可能重回新调那个家。问题是这新环境对于六岁的久美子几乎是她智能上无从理解的世界。同她迄今所在的世界相比，这个世界一切都面目全非，即使看上去相似的东西，动起来也截然不同。她无法把握这个世界赖以成立的基本价值观和原理，甚至不能同这个新家里的人交谈。
在这样的新环境中久美子长成一个沉默寡言不易接触的少女。她分辨不出谁可以信任准可以无条件地依赖，偶尔被父母抱在膝上心也松不开来。父母身上的气味是她陌生的东西。是那气味使她极度惶惶不安，甚至有时她憎恨那气味。家里边唯一能勉强使她敞开心扉的是姐姐。父母对久美子的难以接近感到困惑，哥哥甚至当时便已开始对她的存在采取近乎漠视的态度。唯独姐姐知道她不知所措，知道她静静呆坐在孤独之中。姐姐极有耐心地照料她。同她在一个房间睡觉，同她一点点这个那个说话，同她一起上学，放学回来看她做功课。每当久美子一个人躲在房间角落一连哭几个小时，姐姐总是在身旁静静抱紧她。姐姐是想尽可能打开一点妹妹的心。所以，假如姐姐不是在她回家第二年死于食物中毒，想必很多情况便明显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要是姐姐一直活着，我想我们一家会多少融洽些的。"久美子说，"姐姐当时虽是小学六年级，但已成为我们家的中枢性存在。如果她不死活到现在，我们很可能都比现在地道些。起码我比今天多少活得轻松。嗯，明白？从那以来我就始终在家人面前有一种负罪感，暗想自己为什么就没替姐姐死去呢？反正我这样活着也对谁都没有帮助，不能使任何人开心。而我父母也好哥哥也好，明明觉察到我有这种想法，也从没对我说一句叫人心暖的话。不仅如此，还每有机会就提起死去的姐姐。说她如何漂亮，如何聪明伶俐，如何惹人喜爱，如何懂得体贴人，如何会弹钢琴。知道么，也让我学钢琴来着。因为姐姐死后留一架钢琴在家里。可我对钢琴连兴趣都谈不上。我晓得自己不可能有姐姐弹得好，也不愿意一一证明自己所有方面都比姐姐低能。我当不了谁的替身，也不想当。但我的话家人压根儿就听不进去，我的话谁也不听的。所以，我至今都一看见钢琴就头疼，看见弹钢琴的人也头疼。"
从久美子口里听得这些话时，我对她家人气愤起来---气愤他们对久美子有过的行为，气愤他们对久美子没有过的行为。那时我们还没结婚，相识也不过才两个月多一点点。那是一个周日宁静的早晨，两人躺在床上。她像解绳疙瘩似地一个个慢慢摸索着讲起自己的少女时代，如此长时间谈自己对久美子来说还是第一次。那以前我对她的家她的生长过程几乎一无所知。对久美子我所知道的仅仅是她的沉默寡言，她的喜欢绘画，她笔直泻下的一头秀发，以及她左肩肿骨上的两颗痣。此外，对她来说，同我这次是第一次性体验。
说着说着，久美子轻轻哭了。我完全体会得出她想哭的心情。我抱着她，抚摸她的头发。
"要是姐姐还活着，我想你也肯定喜欢她。任何人都会看一眼就喜欢上她的。"久美子说。
"也可能那样，"我说，"但我反正就是喜欢你。这事再简单不过。这是我和你的事，同你姐姐毫不相关。"
之后，久美子好一会儿紧闭着嘴静静思索什么。星期天早上7点30分，所有声响都含有柔和而虚幻的韵味。我听得宿舍屋脊上有鸽的足音，听得远处有人呼唤狗的名字。久美子盯视天花板的某一点，实在盯视了许久。
"你喜欢猫？"久美子问。
"喜欢的，"我说，"非常喜欢。小时就一直养猫，跟猫一块儿玩，睡觉也一起睡来着。"
"那有多好啊！我小时候也很想养猫，想得不行。可就是不让养。妈讨厌猫。活这么大，真正想得到的东西还一次也没到手过，一次也没有哟！不相信吧？你肯定想不出那是怎样的人生。而人对自己总是求不得这样的人生一旦习惯了，久而久之，甚至对自己真正需求什么都渐渐糊涂起来。"
我拉过她的手。"过去或许的确是那个样子。但你已不是小孩，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想养猫，选择可以养猫的人生就是。简单得很。你有这样的权利。是吧？"我说。
久美子凝眸注视我的脸，"是啊。"她说。
几个月后，我和久美子商量结婚。
如果说久美子在这个家庭里送走了曲折复杂的少女时代，绵谷升则在另外意义上度过了扭曲变形的少年岁月。他的双亲溺爱这个独生子。但并非仅仅是疼爱，还同时对他提出极多的要求。父亲的信念是：为了在日本这个社会中过上像样的生活，就必须极力争取优异成绩，极力把更多的人挤到一边去。这是他唯一的信念，对此深信不疑。
还是婚后不久从岳父口中直接听来的：人生来就谈不上什么平等，他说，所谓人人平等，不过是学校里教的官样文章，纯属梦吃。日本这个国家体制上固然是民主国家，但同时又是极度弱肉强食的等级社会。若不成为精英，在这个国家几乎就谈不上有什么生存意义，只能落得在石磨缝里被慢慢挤瘪碾碎，所以人们才往梯子上爬，哪怕多爬一格也好。这属于极为健康正常的欲望。一旦人们失去这种欲望，这个国家便只有坐以待毙。对岳父这个见解我未发表任何感想。他也并非要征求我的意见或感想，而仅仅是倾吐自己万世不变的信念。
那时我心想，此后很长时期自己都恐怕不得不在这个世上同这般人物呼吸相同的空气。这是第一步，而这一步不知将多少遍重复下去。想到这里，我从骨髓里产生一种疲惫感。这乃是浅薄的可怖的不可一世的哲学。其视野中不存在真正从根本上支撑这个社会的无名众生，缺乏对于人的内心世界、人生意义的观感察，缺乏想象力，缺乏怀疑的目光。然而此人由衷相信自己正确，无任何东西能撼动他的信念。
岳母是在东京山手养尊处优中长大的高级官僚之女，不具有足以反驳丈夫意见的见解和人格。至少依我的观察，她对于大凡超越自己自力所及范围的事物（实际上她也是高度近视）不具有任何见解。在需要就相对广大的世界表达自己看法时，他总是借用丈夫的意见。或许这样可以免使她给任何人添加麻烦。而她的缺点--如此类女性常常表现的那样---就是无可救药的虚荣。既然不具备自己的价值观，那么便只有借助他人的尺度和视角方能确定自己立足的位置。支配她头脑的仅仅是"自己在别人眼里如何"，如此而已。这样，她便成了心目中只有丈夫在省内地位和儿子学历的心胸狭窄的神经质女人。而大凡未进入她视野的，对于她便毫无意义可言、对于儿子，要求他进最有名的高中上最有名的大学。至于儿子作为一个人其少年时代是否幸福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怎样的人生观，则远在她想象力之外。如果有人对此流露出哪怕半点怀疑，她恐怕都将认真地气恼一番。在她听来，那无异于无端的人身侮辱。
就这样，父母往绵谷升幼小的脑袋里彻底灌满了他们大成问题的哲学和畸形世界观。两人的关心集中于儿子纲谷升一人身上。父母绝对不允许绵谷升甘拜任何人下风。在班级和学校这种狭小的空间都不能排名第一之人，如何能在更广阔的世界里独占鳌头呢！父亲如此训导。父母总是请最好的家庭教师，不懈地敲打儿子屁股。若是拿回优异成绩，作为奖赏儿子要什么买什么。儿子因此送走了物质上得天独厚的少年时代。但在这人生最为多愁善感的阶段，他无暇找女朋友，无暇跟同学纵情厮欢。他必须为继续保持第一名---仅仅为这一个目标而拼出吃奶力气。至于这样的生活绵谷升是否喜欢，我不得而知，久美子也不知晓。对她也好对父母也好以至对任何人也好，绵谷升都不会和盘托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不过，无论他喜欢还是不喜欢，恐怕除了这种生活他也别无选择。某种思维程序将因其片面性和单纯性而变得无可反驳，我认为。但不管怎样，绵谷升从名牌私立高中考入东大
父亲期望他大学毕业后当官或进入某大企业．但他选择了留校当学者的道路。绵谷升并不傻，较之踏入现实社会在集体中行动，还是留在需要系统性处理知识的技能和相对注重个人才学的天地里于自己更为适合。他去耶鲁的研究生院留学两年后返回东大研究生院。回国后不久依照父亲安排相亲结了婚，结果婚姻生活两年便告结束。离婚后他索性回家同父母住在一起。我第一次见到时，绵谷升业已成了一个相当奇妙的令人不快的角色。
距今三年前，即他三十四岁时写出一大本厚书出版了。书是经济学专著。我也拿到手翻过，老实说，完全如坠云雾。可以说每一页都令我不知所云。甚至文字本身都莫名其妙，无法卒读。不知是内容本身难以理解，抑或仅仅行文法屈资牙，总之叫人摸不着头脑。不料此书在专家中间却成了不大不小的话题。几个译论家写了书译，推崇备至，说该书是"以全新观点撰写的全新品种的经济学"。而对于我，就连书评所云何物都全然不得其解。不久，传播媒介开始将他作为新时代的宠儿加以介绍，甚至出现了几本专门阐释他这本书的书。他在书中使用的所谓"性经济与排泄经济"竟成了当年的流行语。报纸杂志为此发了专版专刊，将其捧为新时代的智囊人物之一。但我无论如何都不认为他们理解得了绵谷升这本经济学专著的内容，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翻开过一次。但对于他们这是无关紧要的。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绵谷升年轻并独身，脑袋聪明得写出了一本莫名其妙的书。
总之该书的出版使得绵谷升声名鹊起。他开始为五花八门的杂志写评论样的文章。还上电视充任经济、政治问题评论员。又过不久居然成了"焦点访谈"节目的正式聘员。绵谷升周围的人（也包括我和久美子）谁都没以为他会适合干如此风光无限的活计。大家认为他相对有些神经质，属于仅对专业性问题感兴趣的学者型人物。岂料一旦登上舆论宣传这方舞台，他居然将派给自己的角色演得直令人叹为观止。面对摄像机比面对现实世界远为显得游刃有余。我们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绵谷升如此神速的蜕变。出现在电视荧屏上的绵谷升身上包装着一看便知是价格昂贵做工考究的西装，扎着相得益彰的领带，架着文质彬彬的金丝眼镜，发型也变得新潮起来。想必身边有服装发型方面的专门顾问。因为这以前从来没见他穿过什么像样的衣服。不过，纵令是去电视台等场所的临时装扮，他也算是一拍即合地习惯了这种装扮了，就差没宣称自己一向如此风流倜傥。当时我暗忖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本来面目到底何处去了呢？
摄像机前他莫如说表现得沉默寡言。被问及意见时他使用的是浅显的词句和平明的逻辑，简明而扼要。人们高声争辩时他也总是那么沉着恬淡。不主动挑衅，让对手畅所欲言，最后才将对手论点一语击溃。神情和悦，语声安详，诸如给对方后背以致命一击的诀窍。而见反映在电视画面上时，不知何故，看上去他远比"实物"富有才气堪以信赖。长相虽算不得英俊潇洒，但身材颀长，显得发育极佳。一句话，绵谷升在电视这一舆论阵地找到了绝对适合自己的位置。传播媒介欢喜地接受了他，他也欢喜地接受了传播媒介。
然而我是讨厌读他的文章，讨厌在电视上看见他。他确实有才华有能力。我也承认。他能够用简短的语句在短暂的时间里将对方一拳击倒在地，具有瞬间捕捉风向的动物性直感。但若留心听他的意见看他写的东西，便不难发现其中缺乏连贯性。他不具有植根于深层信念的世界观。他所有的不过是将片面性思维系统进行整合组装而形成的货色。他可以根据需要刹那间将这一组装品改头换面。那是思维序列的巧妙组合，称为一门艺术亦未尝不可。但让我来说，那玩艺儿纯属儿戏。如果说他的见解有连贯性可言，其连贯性无非是"他的见解始终没有连贯性"；如果说他尚有世界观可言，其世界观不外乎"自己不具有世界观"。但反过来说，此类缺点甚至又是他的睿智性资产。所谓连贯性及稳固的世界观这种劳什子，对于传播媒介---将世间切成细小条块的传播媒介上的随机应变的机动战是不必要的。而无须背负这样的重荷于绵谷升便成了一大优势。
他没有任何需要保护的东西。故而可以调动全副神经投入纯粹的战斗行为。他只消进攻即可，只消打翻对手即可。在这个意义上，绵谷升堪称头脑敏捷的变色龙。根据对手颜色改变自身颜色，随时随地炮制出行之有效的逻辑，并为此动员所有的修辞手段。修辞手段大多是从某处炒买来的，在某种场合显然空洞无物。但他常如魔术师一般迅速而巧妙地取之于空中，当场指出其空洞无物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即使人们偶尔窥觉其逻辑的蒙骗性，也还是认为要比其他多数人阐述的正论（正论或许的确纯正地道，无奈要旨推进缓慢，大多情况下只能给视听众以平庸印象）远为新鲜，远为引人入胜。如此招法究竟得自何处我无从推测，但他确实熟知直接操纵民众感情的诀窍。大多数人易受何种逻辑驱使，他完全了如指掌。准确地说，这里无须逻辑，只要乔装打扮成逻辑即可。关键在于其能否调动民众的情绪。
他可以根据需要将深奥的学术用语之类的玩艺儿源源不断地排列出来。当然几乎任何人都全然不懂其正确含义，而他却能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出"如果你们不懂，责任在于不懂的你们"这样的空气。也有时接二连三兜售一串串数字。这些数字已一一铭刻在他脑子里，而数字自是极具说服力的。但事后细想，数字的出处果真是公正的吗？或者说根据果真是可信赖的吗？对此从来没有过认真的讨论。数字那东西，或立或卧完全取决于引用方式。这点尽人皆知。然而由于其战术的天衣无缝，多数人都不可能轻易发觉其危害性。
如此巧妙的战术使我十分不快，但我无法将这不快恰如其分地讲给别人。我没有办法加以论证，恰如同不具实体的幽灵较量拳击，无论怎样出手都只能扑空。因为那里压根儿就没有实实在在的对手。我瞠目结舌地看着即使相当博学多识的人亦受其蛊惑。我为之不可思议为之坐立不安。
如此一来二去，绵谷升得以被视为最有才气的人物之一。对世人来说，连贯性那东西大约早已变得可有可无。人们追逐的是电视画面上展开的学识性击剑比赛，人们想看的是那上面灿然流动的鲜血。纵令同一人星期一和星期四所云牛头不对马嘴，恐也无人理会。
我同绵谷升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和久美子决定结婚的时候。我打算见她父亲之前见一次绵谷升。因我以为儿子自然比父亲同自己年龄接近，事先疏通一下，说不定能为我们周旋一二。
"我看还是别指望他好，"久美子有些难以启齿地说，"说我是说不好，总之他那人不是那种类型。"
"反正早晚得见面的吧？"我说。
"那倒是，倒的确是那样的……"久美子道。
"那就不妨试试，凡事试在先嘛！"
"怕也是，也许真的可行。"
打电话过去，绵谷升似乎对同我见面不大感兴趣。但还是说如果无论如何都想见，30分钟左右总可抽得出来。于是我们约定在御茶水站附近一家咖啡馆碰头。当时他还是没写出什么书的大学普通助教，衣着也不怎么光鲜。茄克口袋因长期插手而胀鼓鼓地平不下去，头发也长了两个星期的生长量。荠茉色港衫配蓝灰色苏格兰花呢茄克，颜色根本不谐调，完全是哪所大学都有的年轻助教那副寒酸相。大约他一大早就在图书馆查阅资料而现在稍稍抽身出来，眼睛似有些倦意。但仔细看去，眼底深处则透出锐利而冷峻的光。
自我介绍后，我说不久打算同久美子结婚。我尽可能坦诚地告诉他：自己时下在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准确说来这并不符合自己的理想，尚处于自身摸索阶段。我这样的人要同久美子结婚也许近乎非分之想，但我爱她，自以为可以使她幸福，我们可以相互安慰，相互鼓励。
然而我的话似乎几乎未被绵谷升所理解。他抱着胳膊，不声不响听我叙说，我说完他也良久一动未动，仿佛在沉思其它什么。
在他面前，一开始我就感到甚不舒坦。想必是自己所处位置的关系。实际上对着初次见面之人开口就说想同你妹妹结婚也的确不可能令人心里舒坦。但在同他面对面时间里，我渐渐越过不舒坦之感而变得不快起来，一如释放酸臭气味儿的异物一点点沉积在胃底。并不是说他的言行举止刺激了我，我厌恶的是绵谷升这个人的这张脸。当时我直观地觉得此人脸上蒙着一层别的什么。脸出了差错，不是他真正的脸，我觉得。
可能的话，很想当下离席而去。但既然话已开头，便不能如此不了了之。于是我呷着凉了的咖啡，就此打住，等他开口。
"直率地说，"他以严然节约能源般低小的声音开腔了，"对你刚才所说的，我觉得一不很理解，二不太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种类不同的东西。但我想你恐怕又不理解也不感兴趣。从结论上简而言之，既然你想同久美子结婚，久美子想同你结婚，那么我对此既无反对的权利，又无反对的理由。所以不反对。也无须考虑。但希望此后不要对我抱有任何期待，不要再剥夺我个人的时间---这对我是再重要不过的。"
旋即他觑了眼表，欠身立起。也许他说法上多少有所不同，我未能连具体词句也一一记住。但毫无疑问，这是他当时发言的核心，十分简明扼要。没有多余部分，没有欠缺之处。对他要表达的我已豁然领悟，对他对我这个人有怎样的印象也大致了然。
我们就此告别。
同久美子结婚使我成了此人的妹夫，自然此后亦有几次同绵谷升交谈的机会。其实那也算不上交谈。两人之间确如他所说不存在共同基盘。所以不论怎么谈也不成其为交谈。我们似乎分别用完全不同的语种说话。较之我们的所谓交谈，Eric Dolphy用低音单簧管音色的变化来向行将就木的达赖喇嘛讲解选择汽车发动机油的重要性或许多少有益且有效一些。
因同某人交往而情绪长期遭受干扰的情况在我几乎是没有的。由于心情不快而为某人感到气愤或焦躁当然也有，但都时间不长。我有能力（我想不妨称为能力。非我自吹，这绝不是轻易之举）将自身与他人作为分属截然不同领域的存在区别开来。就是说，当自己心生不快或焦躁不安之时，便将对方暂且移往同自己个人没有关系的另一领域。继而作如是想：好咧！今天我是不愉快不释然来着，但其原因已不在这里而打发去了别处，等以后慢慢查证慢慢处理好了！从而得以将自己的情绪暂时冻结起来。事后解冻慢慢查证过程中，情绪的确还有时受其困扰。但这已近乎例外。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大多东西都会挥发掉毒气而成为无害物，我自然迟早将其忘去脑后。
在已然过往的人生途中，我运用这种情感处理方式避免了许许多多不必要的麻烦，使我自身世界得以处于较为安详稳定的状态。以致我对自己拥有如此有效的方式感到不无自豪。
然而用在绵谷升身上，这一方式可以说全不奏效。我无法将绵谷升其人一举打入"与已无关的领域"，甚至适得其反，而由绵谷升将自己本身轻易打入"与己无关的领域"。这一现实使我焦躁不安。不错，久美子父亲是傲慢是令人不快，但他终归是固守单一信念的视野狭隘的小人物，所以我可以将他忘得一干二净。但绵谷升不同。他清楚地觉悟自己是怎样的存在，并且可能对我这个人的内涵亦有相当精确的了解。若他有意甚至足以把我打得体无完肤。他之所以未这样做，不外乎由于他对我毫无兴趣。我之于他，乃是个不值得他花费时间和精力打击的对手。我想我对绵谷升感到无奈和不安的原因即在这里。本质上他是卑鄙的小人，是个华而不实的利己主义者，然而显然比我本领高强。
同他见面之后好一段时间我都排遣不掉一种作呕感，就像嘴里硬是被人塞进一团催人反胃的毛毛虫。虫固然吐了，但感触仍留在口中。一连数日我一直在想这个绵谷升。努力去想别的也还是非转回他身上不可。我去听音乐会，去看电影，和单位同事一起去看棒球比赛，喝酒，看一直想看而留着没看的书，然而绵谷升仍旧赖在我的脑海里。他抱着双臂，以泥沼样粘滞不祥的目光看着我。这使我烦躁不安，使我立足的地基剧烈地震荡。
其后见久美子时，久美子问我对她哥哥感觉如何。但我不可能直言相告。我很想向久美子问个水落石出，问他无疑罩在脸上的假面具，问其藏在假面具后面的扭曲变形的什么东西。我恨不得一吐为快，吐出心中的块垒和迷乱。但归终只字未吐。因我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是说不明白的，况且即使说得明白，恐也不宜对她说。
"的确有点和一般人不同。"我说。我本想再适当补充一句，却未想出。久美子也没有再问，只是默然点头。
我对于绵谷升的心情，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至今仍对他感到一如当初的无奈和不安，犹如低烧不肯退去。我家里没有电视机。但奇怪的是，每当我在什么场所无意中看一眼电视，里面未尝不有正在侃侃而谈的绵谷升；每当在哪里的休息室拿本杂志一翻，上面未尝不有绵谷升的照片不有绵谷升的文章。简直就像绵谷升埋伏在世界各个拐角处等着我，我甚至觉得。
OK，让我老实承认吧：或许我憎恶绵谷升。
我将久美子的衬衫和裙子拿去站前的洗衣店。平时我是把要洗的东西送往附近一家洗衣店的。并非出于偏爱，只是因为离家近。而站前的洗衣店妻上班路上时常利用。上班途中交出，回家路上捎回。她说价钱虽贵一点儿，但工夫比家附近的考究。于是大凡自己珍惜的衣服，即使麻烦些她也拿去站前。所以这天我才决定专门骑自行车跑一次站前。料想她对我把她衣服送去那里是乐意的。
我穿上薄些的绿色棉布裤，蹬上网球鞋，套上久美子从哪里拿回来的为唱片公司做广告用的巴·海伦黄色T恤，抱起衬衫裙子走出家门。洗衣店的主人仍用上次那般大的音量听JVC收录机。今早听的是安迪·威廉斯的磁带。我推开门时《夏威夷婚曲》刚完，正接着放《加拿大落日》。店主一边用圆珠笔往本子上一个劲写着什么，一边合着旋律很幸福地吹口哨。货架上堆积的盒式音乐磁带中可以看清部分曲名，如《塞吉奥·梅迪斯人《贝尔特·肯裴飞》和《101弦乐》。他大概是轻音乐的狂热爱好者。我不由心想，难道真有Albert Ayler、Don cherry和Cecil Taylor的热烈追随者成为站前商业街洗衣店主人这类故事吗？有也未可知。只是他们恐怕不大可能成为幸福的洗衣店主。
我把绿花衬衫和鼠尾草色喇叭裙放在柜台上。他马上打开粗粗看了一遍，以工整的字体在传票写上衬裙字样。我喜欢字迹工 整的洗衣店主。此外若再爱好安迪·威廉斯，简直无可挑剔。
"是冈田先生吧？"他问。我说是的。他写上我的名字，把复写的那张撕下递给我。"下周二来取，这回请别忘取哟。"他说，"太太的衣服？"
"嗯。"我应道。
"蛮漂亮的颜色嘛。"他说。
天空阴沉沉的。天气预报说有雨。现在9时30分都过了，仍有拿着公文包和折叠伞上班的人朝车站楼梯快步赶路。怕是上班时间迟些的工薪阶层吧。早晨就很闷热，但他们对此无动于衷，全都煞有介事地裹着西装，煞有介事地扎着领带，煞有介事地穿着黑皮鞋。我见到不少同我年龄相仿的职员模样的人，却没有一个人身穿巴·海伦T恤。他们西装领上别着公司徽章，腋下挟着《日本经济新闻》。月台铃响了，几个人跑上楼梯。我已经好久没目睹这类人的身影了。想来，这一个星期我只在家和自选商场和图书馆和附近区营游泳池之间走来走去。这星期我所见到的，全是主妇和老人和孩子和若干店主。我在这里站立片刻，怔怔打量穿西装扎领带的人们。
好容易出来一次，我思忖是否该进站前的咖啡馆受用一杯早咖啡什么的，又嫌嚷嚷作罢。其实也并非很想喝咖啡。我看了看自己映在花店橱窗里的姿影，T恤下襟不知什么时候染了番茄汁上去。
骑自行车回家途中，我情不自禁地用口哨吹起了《加拿大落日》。
11时，加纳马尔他打来电话。
"喂喂。"我拿起听筒。
"喂喂，"加纳马尔他道，"是冈田先生府上吗？"
"是的，我是冈田亨。"第一声就听出打来电话的是加纳马尔他。
"我叫加纳马尔他，上次失礼了。访问，您今天下午有什么安排吗？"
我说没有。如候鸟没有用来抵押的资产，我也没有所谓安排。
"那样的话，今天1点我妹妹加纳克里他去府上拜访。"
"加纳克里他？"我以干涩的声音问。
"我妹妹，前几天给您看过照片的，我想。"
"呢，你妹妹我倒是记得。不过……"
"加纳克里他是我妹妹的名字。妹妹作为我的代理前往拜访，1点钟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
"那就这样吧。"加纳马尔他放下电话。
加纳克里他？
我拿出吸尘器吸地板，整理房间。把报纸归在一处，用绳子捆了扔进壁橱。将散乱的音乐磁带放到架上排列好。在厨房把要洗的东西洗了。然后淋浴，洗头，换上新衣服。又新煮了咖啡，吃了奶油三明治和煮鸡蛋。吃罢坐在沙发上翻看《生活指南》，考虑做何晚餐。我在"羊栖菜·豆腐色拉"那里划了个记号，在采购备忘录上写下所需材料。打开调频收音机，迈克尔·杰克逊正在唱正在《比利·金》。我开始想加纳马尔地，想加纳克里他。见鬼，这不简直成了相声搭档！加纳马尔他、加纳克里他。
毫无疑问，我的人生是在朝奇妙的方向发展。猫跑了。莫名其妙的女郎打来莫名其妙的电话。同一个不可思议的女孩相识并开始在胡同一座空屋进进出出。绵谷升强奸了加纳克里他。加纳马尔他预言领带失而复得。妻告诉我不工作也未尝不可。
我关掉收音机，把《生活指南》放回书架，又喝了杯咖啡。
一时整，加纳克里他按响门铃。果然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个儿不高，年纪大约不超过二十五岁，样子很文静，而且一看即知她惟妙惟肖地保持着60年代初期打扮。如果以日本为舞台拍摄《美国怀旧》，加纳克里他想必可以凭这副打扮被评选为特约演员。她一如照片上那样头发蓬蓬松松，发端略微上翘。脑后的头发被紧紧拽往脑后，卡了一把闪烁光辉的发夹。黑色的眉毛用眉笔勾勒得跃然脸上，染睫毛油渲染出不无神秘意味的眼影，口红也恰到好处地再现当时的流行色。若让她拿起麦克风，很可能径自唱起《安琪儿乔尼》。
当然，她的衣着要比其化妆简朴得多普通得多，甚至可以说是事务性的。上身是式样简单的白衬衫，下身是同样简单的绿色紧身裙，饰物之类一概没有。腋下一个白色的漆皮包，脚上是白色的尖头船形鞋。是小号的，后跟尖尖细细如铅笔芯，同玩具鞋无异。我不由大为折服：穿这样的东西居然也能走到这里来。
较之照片，真人远为漂亮，漂亮得说是模特都不为夸张。看见她，恍若在看往日的东宝电影：加山雄三和星由里子出场了，汤本九郎扮演送外销饭的伙计，这当儿戈吉拉扑上前来……
不管怎样，我把克里他让进家中，请她在客厅沙发坐下，热了咖啡端上。我问她吃了午饭没有。因看上去她总好像还空着肚子。她说还没吃。
"不必介意，"她慌忙补充道，"不用管我的，午间一般只吃一点点"
"真的？"'我说，"做三明治不费什么事，用不着客气。这类小东西我早已做惯了，手到擒来。"
她轻轻摇了好几下头，说："谢谢您的好意。真的没有关系，请别再张罗。咖啡就足可以了。"
但我还是在碟子里装了巧克力小甜饼端出来。加纳克里他吃了四个，看上去吃得很香。我也吃了两个，喝了咖啡。
吃罢饼干喝完咖啡，她多少显得舒缓下来。
"令天我是代替姐姐来的。"她说，"我自忖加纳克里他，加纳马尔他的妹妹。当然这不是我的原名，原名叫加细节于。现在的名字是给姐姐当帮手之后才启用的。怎么说呢，算是职业用名吧，和克里他岛没什么关系，也没去过克里他岛。只是姐姐用了马尔他那个名字，就适当选了个相关的称呼。克里他这个名字是马尔他给选的。对了，冈田先生您去过克里地岛吗？"
很遗憾，没去过，我回答。没去过，短时间也没有去的打算。
"克里他岛迟早要去一次。"她说，旋即以甚为一本正经的神情点了下头。"克里他是希腊距非洲最近的海岛，是个大岛，古代文明很发达。姐姐马尔他也到了克里他岛，说那里好极了。风大，蜂蜜特别香甜。我特别喜欢蜂蜜。"
我点头。我不怎么喜欢蜂蜜。
"今天来有一事相求，"加纳克里他说，"请允许取一点府上的水。"
"水？"我问，"你是说自来水？"
"自来水就行。此外如果这附近有井，也想取一点井水。"
"我想附近没有井。但在别人家院子里倒是有一眼，不过干了出不来水。"
加纳克里他以颇有些复杂的眼神看着我，"那并真的出不来水么？的确是那样的？"
我想起女孩往井里扔砖块时那"砰"一声干巴巴的声响，说："的确干涸了，没错儿。"
"也罢。那就取府上自来水好了。"
我领她走进厨房。她从白漆皮包里拿出两个小瓶样的容器，往一个里装满自来水，小心翼翼拧紧盖子。然后她说想去浴室。我把她领进浴室。浴室晾满妻的内衣裤和长筒袜，加纳克里他并不介意，拧开水龙头往另一瓶里灌了水。拧好瓶盖。倒迹素看是否漏水。两个瓶盖颜色不同，以区别浴室水和厨房水。装辑室水那个是蓝色，装厨房水那个是绿色。
折回客厅，她把两个小药瓶塞进小小的塑料冷藏盒，封好拉链式盒盖，很珍贵似地收入白漆皮包。随着"咋"一声脆响，皮包卡口合上。看那手势，不难知道同样作业她不知重复过多少次。
"这就行了？"我问。
"嗯，现在这就行了。"说罢，加纳克里他理一下裙摆，做出要挟包从沙发立起的姿态。
"等等，"我说，我全然没料到她将如此唐突地离去，很有点狼狈，"请等一下，猫的下落那以后怎么样了？老婆很想知道。不见都快两个星期了，要是有一点点线索，务请指点才好……"
加纳克里他生怕人抢走似地挟着漆皮包注视我的脸，随后微微点了几下头。一点头，下端卷起的头发像60年代初期流行的那样蓬蓬松松地摇摇颤颤。而一眨眼，又黑又长的假睫毛便如黑奴手上的长柄扇慢慢一上一下。
"直言相告，姐姐说这话讲起来恐怕比眼睛看到的还要长。"
"比眼睛看到的还要长？"
"还要长"这一说法，使我联想起一望无际且一无所有的旷野上唯一高高耸立的木桩。随着太阳的西斜，桩影迅速伸长，前端早已肉眼看不见了。
"是的。因为这不仅仅限于猫的失踪。"
我有些困惑。"可我只是希望弄清猫的下落。仅此一点。猫找到就可以了。如果死了，我想核实一下。这怎么会变得还要长呢？我不明白。"
"我也不大明白。"说着，她把手放在头上闪闪发光的发夹上，稍稍往后推了推。"但请你相信我姐姐。当然不是说姐姐无所不知。不过既然姐姐说'讲起来话长'，那么那里边就的确应有'讲起来话长'的情由。"
我默然颔首，再无话可说。
"您现在忙吗？往下可有什么安排？"加纳克里他以郑重其事的语调问。
"一点也不忙，什么安排也没有。"我说。犹如切根虫夫妇不具有避孕知识，我也不具有什么安排。不错，我是打算在妻回来之前去附近自选商场买几样东西，做"羊栖菜·豆腐色拉"和里加托尼虾番茄酱。但一来时间绰绰有余，二来并不是非做不可。
"那么，就稍说说我自身的事好么？"加纳克里他道。她把手里的白漆皮包放在沙发上，手交叉置于绿色紧身裙的膝部，两手的指甲染成好看的粉红色。戒指则一个也没戴。
就请说吧，我说。于是我的人生---加纳克里他按门铃时我便已充分预料到了---愈发朝奇妙的方向伸展下去。
我穿上薄些的绿色棉布裤，蹬上网球鞋，套上久美子从哪里拿回来的为唱片公司做广告用的巴·海伦黄色T恤，抱起衬衫裙子走出家门。洗衣店的主人仍用上次那般大的音量听JVC收录机。今早听的是安迪·威廉斯的磁带。我推开门时《夏威夷婚曲》刚完，正接着放《加拿大落日》。店主一边用圆珠笔往本子上一个劲写着什么，一边合着旋律很幸福地吹口哨。货架上堆积的盒式音乐磁带中可以看清部分曲名，如《塞吉奥·梅迪斯人《贝尔特·肯裴飞》和《101弦乐》。他大概是轻音乐的狂热爱好者。我不由心想，难道真有Albert Ayler、Don cherry和Cecil Taylor的热烈追随者成为站前商业街洗衣店主人这类故事吗？有也未可知。只是他们恐怕不大可能成为幸福的洗衣店主。
我把绿花衬衫和鼠尾草色喇叭裙放在柜台上。他马上打开粗粗看了一遍，以工整的字体在传票写上衬裙字样。我喜欢字迹工 整的洗衣店主。此外若再爱好安迪·威廉斯，简直无可挑剔。
"是冈田先生吧？"他问。我说是的。他写上我的名字，把复写的那张撕下递给我。"下周二来取，这回请别忘取哟。"他说，"太太的衣服？"
"嗯。"我应道。
"蛮漂亮的颜色嘛。"他说。
天空阴沉沉的。天气预报说有雨。现在9时30分都过了，仍有拿着公文包和折叠伞上班的人朝车站楼梯快步赶路。怕是上班时间迟些的工薪阶层吧。早晨就很闷热，但他们对此无动于衷，全都煞有介事地裹着西装，煞有介事地扎着领带，煞有介事地穿着黑皮鞋。我见到不少同我年龄相仿的职员模样的人，却没有一个人身穿巴·海伦T恤。他们西装领上别着公司徽章，腋下挟着《日本经济新闻》。月台铃响了，几个人跑上楼梯。我已经好久没目睹这类人的身影了。想来，这一个星期我只在家和自选商场和图书馆和附近区营游泳池之间走来走去。这星期我所见到的，全是主妇和老人和孩子和若干店主。我在这里站立片刻，怔怔打量穿西装扎领带的人们。
好容易出来一次，我思忖是否该进站前的咖啡馆受用一杯早咖啡什么的，又嫌嚷嚷作罢。其实也并非很想喝咖啡。我看了看自己映在花店橱窗里的姿影，T恤下襟不知什么时候染了番茄汁上去。
骑自行车回家途中，我情不自禁地用口哨吹起了《加拿大落日》。
11时，加纳马尔他打来电话。
"喂喂。"我拿起听筒。
"喂喂，"加纳马尔他道，"是冈田先生府上吗？"
"是的，我是冈田亨。"第一声就听出打来电话的是加纳马尔他。
"我叫加纳马尔他，上次失礼了。访问，您今天下午有什么安排吗？"
我说没有。如候鸟没有用来抵押的资产，我也没有所谓安排。
"那样的话，今天1点我妹妹加纳克里他去府上拜访。"
"加纳克里他？"我以干涩的声音问。
"我妹妹，前几天给您看过照片的，我想。"
"呢，你妹妹我倒是记得。不过……"
"加纳克里他是我妹妹的名字。妹妹作为我的代理前往拜访，1点钟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
"那就这样吧。"加纳马尔他放下电话。
加纳克里他？
我拿出吸尘器吸地板，整理房间。把报纸归在一处，用绳子捆了扔进壁橱。将散乱的音乐磁带放到架上排列好。在厨房把要洗的东西洗了。然后淋浴，洗头，换上新衣服。又新煮了咖啡，吃了奶油三明治和煮鸡蛋。吃罢坐在沙发上翻看《生活指南》，考虑做何晚餐。我在"羊栖菜·豆腐色拉"那里划了个记号，在采购备忘录上写下所需材料。打开调频收音机，迈克尔·杰克逊正在唱正在《比利·金》。我开始想加纳马尔地，想加纳克里他。见鬼，这不简直成了相声搭档！加纳马尔他、加纳克里他。
毫无疑问，我的人生是在朝奇妙的方向发展。猫跑了。莫名其妙的女郎打来莫名其妙的电话。同一个不可思议的女孩相识并开始在胡同一座空屋进进出出。绵谷升强奸了加纳克里他。加纳马尔他预言领带失而复得。妻告诉我不工作也未尝不可。
我关掉收音机，把《生活指南》放回书架，又喝了杯咖啡。
一时整，加纳克里他按响门铃。果然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个儿不高，年纪大约不超过二十五岁，样子很文静，而且一看即知她惟妙惟肖地保持着60年代初期打扮。如果以日本为舞台拍摄《美国怀旧》，加纳克里他想必可以凭这副打扮被评选为特约演员。她一如照片上那样头发蓬蓬松松，发端略微上翘。脑后的头发被紧紧拽往脑后，卡了一把闪烁光辉的发夹。黑色的眉毛用眉笔勾勒得跃然脸上，染睫毛油渲染出不无神秘意味的眼影，口红也恰到好处地再现当时的流行色。若让她拿起麦克风，很可能径自唱起《安琪儿乔尼》。
当然，她的衣着要比其化妆简朴得多普通得多，甚至可以说是事务性的。上身是式样简单的白衬衫，下身是同样简单的绿色紧身裙，饰物之类一概没有。腋下一个白色的漆皮包，脚上是白色的尖头船形鞋。是小号的，后跟尖尖细细如铅笔芯，同玩具鞋无异。我不由大为折服：穿这样的东西居然也能走到这里来。
较之照片，真人远为漂亮，漂亮得说是模特都不为夸张。看见她，恍若在看往日的东宝电影：加山雄三和星由里子出场了，汤本九郎扮演送外销饭的伙计，这当儿戈吉拉扑上前来……
不管怎样，我把克里他让进家中，请她在客厅沙发坐下，热了咖啡端上。我问她吃了午饭没有。因看上去她总好像还空着肚子。她说还没吃。
"不必介意，"她慌忙补充道，"不用管我的，午间一般只吃一点点"
"真的？"'我说，"做三明治不费什么事，用不着客气。这类小东西我早已做惯了，手到擒来。"
她轻轻摇了好几下头，说："谢谢您的好意。真的没有关系，请别再张罗。咖啡就足可以了。"
但我还是在碟子里装了巧克力小甜饼端出来。加纳克里他吃了四个，看上去吃得很香。我也吃了两个，喝了咖啡。
吃罢饼干喝完咖啡，她多少显得舒缓下来。
"令天我是代替姐姐来的。"她说，"我自忖加纳克里他，加纳马尔他的妹妹。当然这不是我的原名，原名叫加细节于。现在的名字是给姐姐当帮手之后才启用的。怎么说呢，算是职业用名吧，和克里他岛没什么关系，也没去过克里他岛。只是姐姐用了马尔他那个名字，就适当选了个相关的称呼。克里他这个名字是马尔他给选的。对了，冈田先生您去过克里地岛吗？"
很遗憾，没去过，我回答。没去过，短时间也没有去的打算。
"克里他岛迟早要去一次。"她说，旋即以甚为一本正经的神情点了下头。"克里他是希腊距非洲最近的海岛，是个大岛，古代文明很发达。姐姐马尔他也到了克里他岛，说那里好极了。风大，蜂蜜特别香甜。我特别喜欢蜂蜜。"
我点头。我不怎么喜欢蜂蜜。
"今天来有一事相求，"加纳克里他说，"请允许取一点府上的水。"
"水？"我问，"你是说自来水？"
"自来水就行。此外如果这附近有井，也想取一点井水。"
"我想附近没有井。但在别人家院子里倒是有一眼，不过干了出不来水。"
加纳克里他以颇有些复杂的眼神看着我，"那并真的出不来水么？的确是那样的？"
我想起女孩往井里扔砖块时那"砰"一声干巴巴的声响，说："的确干涸了，没错儿。"
"也罢。那就取府上自来水好了。"
我领她走进厨房。她从白漆皮包里拿出两个小瓶样的容器，往一个里装满自来水，小心翼翼拧紧盖子。然后她说想去浴室。我把她领进浴室。浴室晾满妻的内衣裤和长筒袜，加纳克里他并不介意，拧开水龙头往另一瓶里灌了水。拧好瓶盖。倒迹素看是否漏水。两个瓶盖颜色不同，以区别浴室水和厨房水。装辑室水那个是蓝色，装厨房水那个是绿色。
折回客厅，她把两个小药瓶塞进小小的塑料冷藏盒，封好拉链式盒盖，很珍贵似地收入白漆皮包。随着"咋"一声脆响，皮包卡口合上。看那手势，不难知道同样作业她不知重复过多少次。
"这就行了？"我问。
"嗯，现在这就行了。"说罢，加纳克里他理一下裙摆，做出要挟包从沙发立起的姿态。
"等等，"我说，我全然没料到她将如此唐突地离去，很有点狼狈，"请等一下，猫的下落那以后怎么样了？老婆很想知道。不见都快两个星期了，要是有一点点线索，务请指点才好……"
加纳克里他生怕人抢走似地挟着漆皮包注视我的脸，随后微微点了几下头。一点头，下端卷起的头发像60年代初期流行的那样蓬蓬松松地摇摇颤颤。而一眨眼，又黑又长的假睫毛便如黑奴手上的长柄扇慢慢一上一下。
"直言相告，姐姐说这话讲起来恐怕比眼睛看到的还要长。"
"比眼睛看到的还要长？"
"还要长"这一说法，使我联想起一望无际且一无所有的旷野上唯一高高耸立的木桩。随着太阳的西斜，桩影迅速伸长，前端早已肉眼看不见了。
"是的。因为这不仅仅限于猫的失踪。"
我有些困惑。"可我只是希望弄清猫的下落。仅此一点。猫找到就可以了。如果死了，我想核实一下。这怎么会变得还要长呢？我不明白。"
"我也不大明白。"说着，她把手放在头上闪闪发光的发夹上，稍稍往后推了推。"但请你相信我姐姐。当然不是说姐姐无所不知。不过既然姐姐说'讲起来话长'，那么那里边就的确应有'讲起来话长'的情由。"
我默然颔首，再无话可说。
"您现在忙吗？往下可有什么安排？"加纳克里他以郑重其事的语调问。
"一点也不忙，什么安排也没有。"我说。犹如切根虫夫妇不具有避孕知识，我也不具有什么安排。不错，我是打算在妻回来之前去附近自选商场买几样东西，做"羊栖菜·豆腐色拉"和里加托尼虾番茄酱。但一来时间绰绰有余，二来并不是非做不可。
"那么，就稍说说我自身的事好么？"加纳克里他道。她把手里的白漆皮包放在沙发上，手交叉置于绿色紧身裙的膝部，两手的指甲染成好看的粉红色。戒指则一个也没戴。
就请说吧，我说。于是我的人生---加纳克里他按门铃时我便已充分预料到了---愈发朝奇妙的方向伸展下去。
"我生于5月29日。"加纳克里他开始讲述，"二十岁生日的晚上，我决心中断自己的生命。"
我把换上新咖啡的咖啡杯放在她面前。她往里放进牛奶，用羹匙缓缓搅拌，没加糖。我像平日那样不加糖也不放奶，干喝一口。座钟发出"嗑嗑嗑"干涩的声音叩击时间的墙壁。
加纳克里他目不转睛地逼视我说："还是按顺序从更早一点讲起吧，也就是从我的出生地、家庭环境讲起，好吗？"
"请随便讲好了。无拘无束地、水到渠成地。"
"我们兄妹三人，我是老三。"加纳克里他说，"姐姐马尔他上边有个哥哥。父亲在神奈川县开一家医院。家庭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一个普普通通的随处可见的家庭。父母崇尚勤劳，做人十分认真。对我们管教虽严，但在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情况下，小事情上我觉得还是允许我们有一定自主性的。经济上比较宽裕，但父母的方针是不铺张浪费，不给孩子不必要的钱，过的是莫如说更接近简朴的生活。
"姐姐马尔他比我大五岁，她从很小时候就多少有与人不同的地方。她可以说中很多事情：刚才几点几点病房有患者去世啦，不见了的钱包掉在哪里哪里啦，简直百发百中。起始大家觉得有趣，如获至宝似的，但不久就渐渐有点害怕起来。父母告诉她不可在别人面前说（那种没有确切根据的事）。况且父亲身为医院的院长，从这个角度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女儿具有这种超自然能力。从那以来马尔他就紧紧闭上了嘴巴，不仅不说（那种没有确切根据的事），就连家常话也几乎不参与了。
"只是，马尔他对我这个妹妹畅所欲言。我们姐妹很要好。她先说千万别跟别人说哟，然后悄悄告诉我什么附近不久会有火灾啦，住在世田谷的婶母病情要不妙啦等等。实际上也给她说中了。我还是个孩子，觉得好玩得不得了，根本就没感觉什么不是滋味什么不寒而栗。从我刚一懂事，就一直跟马尔他形影不离，一直听她的（预言）。
"马尔他这种特殊能力，伴随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强。但她不懂得如何对待自己身上的这种能力，不懂得如何发挥，始终为此感到烦恼。她不能找人商量，不能请人指教。在这个意义上，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她是个非常孤独的人。马尔他必须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解决这一切，必须自己一个人找出所有答案。在我们家里，马尔他生活得绝不幸福，心情一刻也松弛不下来。她必须抑制自己的能力，躲开别人的注意。正像一棵总想往大长的植物被按在小花盆里栽培。这是不自然的，错误的。马尔他只明白一点，就是自己必须尽早尽快脱离这个家。她开始认为世界某处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正常天地，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过他必须乖乖忍到高中毕业。
"走出高中，马尔他没上大学。她决心单独去外国另辟新路。但我的父母过的都是极其常规的人生，不可能轻易答应她。于是马尔他千方百计攒钱，瞒着父母偷偷远走高飞。她先到夏威夷，在考爱岛住了两年。因为她从一本书上得知考爱岛北海岸有个水较好的地方。马尔他从那时就对水怀有极浓的兴趣。她坚信水的成份对人的存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决定在考爱岛生活。考爱岛里边当时还有个不大的嬉皮士团体，她就作为团体的一员生活在那里。那里的水给马尔他的灵性很大的影响。她可以将水纳入体内从而使肉体与灵性'更加融合起来'。她写信告诉我那里实在妙不可言，我读了也十分高兴。但过了不久，她就不很满足于那个地方了。那里确实美丽而平和，人们摈除物欲追求精神的恬适。然而人们又过于依赖致幻剂和性的放纵。而这是加纳马尔他所不需要的。于是两年后她离开了考爱岛。
"接着她到了加拿大，在美洲北部各处转了转，然后去了欧洲大陆。她每到一地都喝那里的水，发现好几处出水极好的地方。但都不是完全的水。马尔他就这样不断旅行。钱用完了，就占卜算卦，从失物和寻人的人手里取得酬金。她并不喜欢拿取酬金。将天赋能力换为物质决不是好事。但当时她别无谋生手段。马尔他的卜算在哪里都得到好评，弄钱没费多少时间。在英国还帮了警察的忙，找出埋藏一个失踪小女孩尸体的场所，还在那附近找到犯人掉下的手套。结果犯人被捕，很快招供，还上了报纸呢！下次有机会给您看看那块剪报。就这样她在欧洲四处流浪，最后来到马尔他岛。到马尔他已是她离开日本第五个年头了。那是她找水的最后一站。那儿的情况您一定听马尔他讲过了吧？"
我点下头。
"马尔地流浪期间给我写信---因故写不成的时候除外---一般每星期都写一封长信来。写她现在哪里干什么。我们是对十分要好的姐妹。虽说天各一方，但信使我们息息相通，在某种程度上。信写得真好，您读了也会了解到马尔他是何等难得可贵的好人。我通过她的信了解了世界的丰富多彩，知道了形形色色有趣的人物。姐姐的信就是这样给我以鼓励，帮助我成长。在这点我深深感谢姐姐，不想否认。不过，信总归是信。在我一二十岁最艰难的阶段最需要姐姐在身边的时候，姐姐始终远在天边。伸手摸哪里也没有姐姐。在家中我孤零零一人。我的人生是孤独的。我送走了充满痛苦的---这痛苦一会儿再细说--青春时代，没有人可以商量。在这个意义上我和姐姐同样孤独。假定那时有马尔他在旁边，我想我的人生肯定同现在多少有所不同。她会提供中肯的建议，把我救出困境，可现在再怎么说也是没用的了。正如马尔地必须自己一个人寻求自己的出路，我也必须自己一个人找到自己的归宿。二十岁时我决心自杀。"
加纳克里他拿起咖啡杯，喝里边剩的咖啡。
"好香的咖啡嘛！"她说。
"谢谢。"我装作不经意地说，"有刚煮好的鸡蛋，可以的话，尝尝好么？"
她略一迟疑，说那就吃一个吧。我从厨房拿来煮蛋和盐末，往杯里倒咖啡。我和加纳克里他慢慢剥鸡蛋吃，喝着咖啡。这时间电话铃响了，我没接。响了15或16次后蓦然而止。加纳克里他看上去根本就没意识到电话铃响。
吃罢鸡蛋，加纳克里他从白色的漆皮包里掏出小手帕拭下嘴角，还拉了拉裙摆。
"下决心死后，我准备写遗书。我在桌前坐了一个多小时，想写下自己寻死的原因。我要留下话说自己的死不怪任何人，完全由于我自身的缘故。我不希望自己死后有人误以为是自己的责任。
"然而我没能把遗书写完。我反复改写了好多次。但无论怎么改写，都觉得十分滑稽好笑。甚至越是认真地写，越觉得滑稽。最终，决定什么也不写。考虑死后如何又有什么用呢！我把写坏的遗书统统撕得粉碎。
这其实很简单，我想，不外乎因为自己对人生失望罢了。我无法继续忍受自己的人生持续施与自己的种种样样的痛苦。20年时间里我始终遭受这些痛苦。我的所谓人生，无非长达20年痛苦的连续。而在那之前我一直努力忍受痛苦。对努力我绝对怀有自信，我可以拍着胸口在这里断言：我努力的程度敢和任何人相比。就是说我没有轻易放弃抗争。可是在迎来20岁生日那天我终于这样想道：实际上人生并不具有我付出如此努力的价值，20年简直活得一文不值，这些痛苦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
她一时沉默下来，摆正膝上白手帕的四个角。垂头时，黑黑的假睫毛便在她脸上投下安详的阴影。
我清清嗓子，很想说点什么，又不知说什么好，遂默然不语。远处传来拧发条鸟的鸣声。
"我决心死完全由于痛苦。由于疼痛。"加纳克里他说，"但我所说的痛不是精神上的痛，不是比喻性质的痛，我说的痛纯粹是肉体上的痛，单纯的、日常的、直接的、物理的、因而实实在在的痛。具体说来，有头痛、牙痛、月经痛、腰痛、肩酸、发烧、筋肉痛、烫伤、冻伤、扭伤、骨折、跌伤……就是这类痛。我远比别人频繁而强烈得多地体验这种种痛苦。例如，我的牙似乎生来就有毛病，一年到头总有地方痛。即使刷得再仔细次数再多再少吃甜东西，也还是无济于事。无论怎么预防都必得虫牙。加之我又属于麻醉药不大见效的体质，看牙医对我真就像是噩梦。那实在是无可形容的痛苦，是恐怖！此外月经痛也非同小可。我的月经极端地重，整整一个星期下腹部都像有锥子往里钻似地痛。还有头痛。您恐怕很难明白，那实在痛得叫人掉泪。每个月都有一个星期遭受这严刑拷打般的痛苦。
"坐飞机时，气压的变化总是把脑袋弄得像要裂开似的。医生说大概是耳朵结构的问题，说如果内耳结构对气压变化敏感，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乘电梯也经常如此。所以即使上很高的楼我也不乘电梯。一乘脑袋就痛得像要四分五裂像血要从里边喷出。另外，一周还至少有一次胃痛，一绞一绞地痛，早上简直起不来床。去医院查了几次，都查不出原因。医生说可能是精神因素造成的。不管什么原因，反正痛是照样痛。然而在那种情况下我也坚持上学。因为要是一痛就不上学，差不多就别想上学了。
"撞上什么东西，身体必定留下痕迹。每次对浴室镜子照自己身体时，都恨不得哭上一场，身上就像开始腐烂的苹果，到处黑一块紫一块。所以我不愿意在人前穿游泳衣，懂事后就几乎没去游过水。脚的大小左右不一样，每次买新鞋都伤透脑筋，很难买到左右差那么多的。
"这么着，我极少参加体育活动。上初中时一次硬给别人拉去溜了一次冰，结果滑倒跌伤了腰，那以来每到冬天那个部位就一剜一剜地痛得厉害，就像一根粗针猛扎进去一样。从椅子起立都跌倒好几次。
"还严重便秘，三四天排一次，除了痛苦没别的。肩酸也非比一般。酸起来肩简直硬成一块石头，站都站不稳，可躺下也还是受不了。过去从什么书上得知中国有一种刑罚，把人好几年关在狭窄的木笼里。我想那个痛苦大概就是这种滋味。肩酸最厉害时几乎气都喘不上来。
"此外不知还能举出多少自己感受过的痛苦。不过没完没了尽说这个您怕也觉得枯燥，还是适可而止吧。我想告诉您的是：我的身体百分之百是一部痛苦记录簿。所有所有的痛苦都降落在我头上。我想自己是在被什么诅咒。无论谁怎么说，我都认为人生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假如全世界的人都同我一样背负痛苦活着，我也未尝不能忍受。可是并非如此。痛是非常不公平的东西。关于痛我问过很多很多人，但谁都不晓得真正的痛是怎么回事。世上大多数人平时都几乎感觉不到什么痛。得知这点（明确认识到是在刚上初中的时候）我悲伤得差点儿落泪。为什么单单我一个人非得背负如此残酷的重荷活下去不可呢？可能的话，真想一死了之。
"但同时我也这么想来着：不怕，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肯定哪天早上醒来时痛苦会不告而辞地突然消失，而开始无忧无虚无苦无痛的全新的人生，可我毕竟对此没有足够的信心。
"我一咬牙如实告诉了姐姐。说自己不情愿活得这么辛苦，问到底怎么办才好。马尔他想了一会，对我这样说道：我也觉得你确实出了什么差错。至于错在哪里，我还弄不清楚，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还不具有做出那种判断的能力。我能说的只是--无论如何你都最好等到二十岁，熬到二十岁再决定各种事情。'
"这样，我就决定死活熬到二十岁再说。可好几年过去，情况半点也不见好转。不但不好转，反而痛得变本加厉。我明白过来的只有一点，就是'伴随身体的长大，痛苦的量也相应增大'。但8年时间我都挺过来了，我尽量注意去发掘人生美好的一面。我已不再对任何人发牢骚，再痛苦我也总是努力面带微笑。哪怕痛得站立不稳我也迫使自己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反正哭也罢发牢骚也罢都减轻不了痛苦，而徒然使自己更加窝囊委屈。通过这样的努力，我开始受到很多人喜欢。人们认为我是个老实和气的姑娘。比我大的人信赖我，同年龄的人不少和我成了朋友。要是没有痛苦，我的人生我的青春真可能充满阳光。可惜痛苦总跟着我，就像我的影子。每当我稍稍开始忘记的时候，痛苦就马上赶来猛击我身体某个部位。
"上大学后我有了个恋人，大学一年级时失去了处女的贞洁。但那对我---当然在预料之中---彻头彻尾是一种痛苦。有过体验的女友告诉我忍耐一段时间就习惯了，习惯了就不痛了，不要紧。然而事实上忍耐多久痛苦都不肯离去。每次和恋人睡我都痛得直流泪，对性交也就完全没了兴致。一天我对恋人说我固然喜欢你，但这种痛我再不想遭受第二次了。他大为意外，说哪有这么荒唐的事，'肯定是你精神上有什么问题，'他说，'放松一点就行了，痛就没有了，甚至觉得舒坦。大家不都在干么，怎么可能就你干不了呢！你努力不够，说到底是太姑息自己了。你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罪于疼痛。呷噱这个强调那个又顶什么用呢！'
"听他这么说，以前的忍耐一下子山洪暴发：'开什么玩笑！'我说，'你懂得什么叫痛苦！我感到的痛可不是一般的痛，我知道大凡所有种类的痛。我说痛时就真正地痛！接着我一古脑儿说了以前自己体验过的所有的痛。但他似乎一样也理解不了。真正的痛这东西，没有体验的人是绝对理解不了的。就这样我们分了手。
"随后我迎来了20岁生日。我苦苦忍耐了20年，总以为会有一个根本上的光辉转折，然而不存在那样的奇迹。我彻底绝望了，后悔不如早死！我不过绕着弯路延长自己的痛苦罢了。"
一气说到这里，加纳克里他深深吸了口气。她面前放着蛋壳盘子，和喝光了的咖啡杯。裙子膝部放着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她陡然想起似地觑了眼搁板上的座钟。
"抱歉，"加纳克里他用低涩的声音说，"话比预想的长多了。再占用时间恐怕您也为难。废话连篇，不知怎么道歉才好……"
说着，她抓起白漆皮包带，从沙发站起。
"请等等，"我慌忙劝阻。不管怎样，我不愿意她这么有头无尾地就此结束，"如果介意我的时间，没有那个必要。反正今天下午空闲，既然说到这里了，就请最后说完如何？还有很长没说吗？"
"当然很长。"加纳克里他站着俯视我道。她双手紧授包带。"不妨说，这还只算是序言吧。"
我请她稍等一下，走进厨房。对着洗碗池做两次深呼吸，从餐橱拿出两个玻璃杯，放冰块进去，斟上冰箱里的橙汁，将两个林放到小托盘上，端起折回客厅。这些动作是慢慢花时间进行的。但折回时见加纳克里他仍凝然仁立未动。当我把橙汁杯放在跟前时，她这才转变主意似地在沙发坐下，皮包放在旁边。
"真的不要紧吗？"她确认似地问，"把话彻底讲完？"
"当然。"我说。
加纳克里他把橙汁喝了一半，开始继续下文。
"不用说，我没有死成。我想您也知道，要是死成了，根本就不可能这么坐在这里喝橙汁。"说罢，加纳克里他盯视我的眼睛。我微笑表示同意。她继续说："我要是按计划死去，问题也就最后解决了。死了，永远没了意识，也就再感觉不出疼痛了，而这正是我希望的。不幸的是我选择了错误的方法。
"5月29日晚上9点，我去哥哥房间提出借车用一下。刚买的新车，哥哥脸色不大好看。我没管那么多。买车时他也向我借了钱，没办法拒绝。我接过车钥匙，钻进那辆闪闪发光的丰田MRZ，开车跑了30分钟。新车，才跑1，800公里。轻快，一踩
加速板忽地冲上前去，正合我意。快到多摩川大堤的时候，我物色到一堵看上去坚不可摧的石墙。那是一座公寓楼的外墙，又碰巧位于丁字路口的横头。为了加速，我保持足够的距离，而后将加速板一踩到底，驱车一头扎向墙壁。我想时速应有150公里。车头撞墙的一瞬间，我失去了知觉。
"然而对我不幸的是，墙壁远比外表酥软得多。大概工匠偷工减料没打好墙基，墙壁倒塌，车头一下成了馅饼。但仅此而已。墙壁不够硬，承受不住车撞。而且，也许我脑袋乱套了---竟忘了解安全带。
"这样，我剩了条命。不光命剩了，身上还几乎完好无损。更奇怪的是，痛也几乎没有感到。真有点儿鬼使神差。我被送去医院，折断的一条肋骨很快接好了。警察来医院调查，我说什么也不记得。只是说也许把加速板错当刹车板踩了。警察对我的话全部信以为真。毕竟我才二十岁，拿驾驶执照还不过半年。再说表面上我怎么也不像想自杀那种类型，何况根本就没有系着安全带自杀的。
"但出院后有几个伤脑筋的现实问题等着我。首先我必须代还那辆报废MRZ车的分期付款。糟糕的是由于同保险公司在手续上有一点出入，车还没进保险范围。
"早知如此，借保险手续完备的外租车就好了！但当时没想到什么保险，更不至于想到哥哥找辆傻车没人保险而自己又自杀未遂。毕竟以150公里时速冲向石墙，能这么活下来已很是不可思议。
"不久，公寓管理协会来单讨修墙费。付款通知单上写着1，364，294日元。这个我必须支付，须用现金马上支付。无奈，我向父亲借钱付了。但父亲这人在金钱上一丝不苟，叫我分期偿还。他说事故说到底是你惹出来的，钱要一元不少地好好还回！实际上父亲也没什么钱。医院当时扩建，他也正为筹款伤脑筋。
"我再次考虑去死，这回一定死得利利索索。我打算从大学主楼15层跳下，死保准不成问题。我查看了好几次，找准一个可以下跳的窗口。说实话，我真险些从那儿跳下。
"但当时有什么把我制止了，有什么发生变异，有什么爬上心头。'有什么'在紧急关头恰如从后面拦腰抱住我似地将我制止。但我意识到这'有什么'到底是什么却花了相当长时间。
"疼痛没有了。"
"自那次事故住院以来，我几乎感觉不到疼痛。事情一个接一个，一时天昏地暗，致使我未能觉察到。但疼痛那东西的确认我身上不翼而飞了，头痛没有了，胃痛也没有了。连折断的肋骨也差不多感觉不出痛。我闹不清发生了什么。总之所有疼痛都消失了。
"于是我想暂且活着试试。我来了兴致，想多少体味一下没有疼痛的人生是怎么一码事。死反正随时可死。
"但对我来说，活着不死也就意味着还债。债款总共超过300万日元。这样，为还债我当了妓女。"
"当妓女？"我愕然。
"是的，"加纳克里他满不在乎地说，"我要在短时间内搞到钱。我想尽快还清债款，而此外我又别无立竿见影的弄钱手段。这完全没有什么好踌躇的。我认真地想死过，而且迟早也还是要死。那时也无非是对于没有疼痛的人生的好奇心使我暂且活着。同死相比，出卖肉体算不得什么。"
"那倒也是。"
加纳克里他用吸管搅拌着冰已溶化的橙汁，呷了一小口。
"问个问题可以吗？"我问。
"可以，请说好了。"
"你没有就此跟姐姐商量过么？"
"马尔他那时一直在马尔他岛修行。修行期间姐姐绝对不告诉我她的地址，怕分散注意力，妨碍修行。所以，姐姐在马尔他三年时间，我几乎没能给她写信。"
"是这样。"我说，"不再喝点咖啡？"
"谢谢。"加纳克里他说。
我去厨房热咖啡。这时间我望着排气扇，做了几次深呼吸。咖啡热好后，倒进杯子，同装有巧克力饼干的碟子一起放在盘上端回客厅。我们吃饼干喝了会咖啡。
"你想自杀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我问。
"20岁时，距今6年前，也就是1978年5月的事。"加纳克里他回答。
1978年5月是我们结婚的月份。其时正值加纳克里他要自杀，加纳马尔他在马尔他岛修行。
"我到热闹场所跟合适的男人打招呼，谈好价，就去附近旅馆上床。"加纳克里他说，"对性交我再也感觉不到任何肉体痛苦。不痛了，不像以前。快感也丝毫没有，但痛苦没有了，只是肉体的动作罢了。我为钱性交，对此没有任何负罪感。我被一种深不见底的麻木感笼罩着。
"进款非常可观。第一个月我就存了差不多100万。如此持续三四个月，应该绰绰有余还完债。大学上课回来，傍晚上街，最迟不超过10点干完回到家里。对父母我说是在饭馆当女侍。谁也没有怀疑我。一次还钱太多难免惹人生疑，我就1个月只还10万，其余存入银行。
"不料一天晚上，我仍像往常那样在车站附近正要向男人打招呼时，胳膊突然从背后被两个男的抓住。我以为是警察。但细看之下，原来是这一带的地痞。他们把我拉进小胡同亮出匕首样的东西，直接把我带到附近事务所。他们将我推进里边一个房间，扒光绑了，然后慢慢花时间强奸我，并把整个过程用摄像机录下来。那时间里我紧闭眼睛，尽量什么也不想。这不难做到。因为既无痛感又无快感。
"之后，他们给我看了录像，说若我怕被公开，就得加入他们团伙。他们没收我钱包里的学生证，说要是说个不字，就把录像带拷贝寄到我父母那儿，把钱统统榨干。我别无选择。我说无所谓，照你们说的做就是。当时我真的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不错，加入到我们团伙里边做，或许到手的钱少些'，他们说，'因为我们拿进款的七成。但你省去拉客时间，也不用担心给警察抓走，还给你找品质好些的客人。像你这样没个分晓地向男人打招呼，早晚要给人勒死在旅馆里！'
"我再不用站街头了。只消傍晚到他们事务所报到，按他们说的去指定旅馆就行。他们给我找的确实是上等客。为什么不晓得，反正我受到特殊对待。外表上我看上去怯生生的，还似乎比其他女孩有教养。想必有不少客人喜欢我这种类型。别的女孩一天一般至少接三个客，我一天一两个也可以的。别的女孩手袋里装有BP机，一听事务所叫必须急忙赶到哪里一座低档旅馆，同来路不明的男人上床。而我大体上都是事先约好了的，场所也基本上是一流旅馆。也有时去哪座公寓一个套间。对象大多是中年人，个别时候也有年轻人。
"每星期去事务所领一次钱。款额是没有以前多，但若加上客人单独给的小费，也还是够可以的。提出格要求的客人当然有，但我什么都不在乎。要求越是出格，他们给的小费就越多。有几个客人好几次指名要我。他们通常都是出手大方的人。我把钱分存在几家银行里。实际上那时候钞票已不在话下了，不过是数字的罗列罢了。我大约只是为确认自己的麻木感而一天天活着。
"早上醒来，躺在床上确认自己身上是否有可以称为疼痛的感觉。我睁开眼睛，慢慢集中注意力，从头顶到脚尖依序确认自己肉体的感觉。哪里也不再痛。至于是疼痛不存在，还是疼痛本身存在而我感觉不到，我无由判断。但不管怎样，疼痛消失了。不仅痛感，任何种类的感觉都荡然无存。确认完起床，去卫生间刷牙。我脱掉睡衣，光身用热水淋浴。我觉得身体轻得很，轻飘飘的，感觉不出是自己的身体。就好像自己的灵魂寄生于不属于自己的肉体。我对着镜子照了照，但照在里边的人仿佛距自己很远很远。
"没有疼痛的生活---这是长期梦寐以求的。然而实现之后，我却不能够在新的无痛生活中很好找到自己的位置。里边有一种类似错位---显然是错位---的东西。这使我不知所措。我觉得自己这个人好像同世界的任何场所都格格不久。以前我对这个世界深恶痛绝，日甚一日地憎恶它的不公平不公正。然而至少在那里边我是我，世界是世界。可现在呢，世界甚至不成其为世界，我也甚至不成其为我了。
"我开始变得好哭。白天一个人去新宿御苑或代代木公园，坐在草坪上哭。有时一哭就是一两个小时。甚至哭出声来。往来的人直盯盯看着我也不在乎。我后悔那时没有死成。要是5月29日晚上一死了之该有多妙！而眼下在这麻木感的笼罩中，我连自行中断生命的气力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有的只是麻木不仁。我甚至不是我自己了。"
加纳克里他深深吸了口气，拿起咖啡杯，往杯里俯视有时。尔后轻轻摇下头，把杯放回托碟。
"见绵谷升先生也是那期间的事。"
"见绵谷升？"我一惊，"作为客人？"
加纳克里他静静点头。
"可是，"我停了一会，默默斟酌词句，"不好明白啊！你姐姐跟我说你好像是被绵谷升强奸了的。莫不是另外一回？"
加纳克里他拿起膝上的手帕，再次轻擦一下嘴角，继而窥视似地看我的眼睛，瞳仁里有一种让我困惑的东西。
"对不起，能再来一杯咖啡？"
"好的好的。"说着，我把茶几上的杯撤到盘里，去厨房热咖啡。我双手插进裤袋，倚着控水台等咖啡煮沸。当我手拿咖啡折回客厅时，沙发上的加纳克里他不见了，她的皮包她的手帕一切都不见了。我去门口看，她在那里的鞋也不见了。
糟糕！
我把换上新咖啡的咖啡杯放在她面前。她往里放进牛奶，用羹匙缓缓搅拌，没加糖。我像平日那样不加糖也不放奶，干喝一口。座钟发出"嗑嗑嗑"干涩的声音叩击时间的墙壁。
加纳克里他目不转睛地逼视我说："还是按顺序从更早一点讲起吧，也就是从我的出生地、家庭环境讲起，好吗？"
"请随便讲好了。无拘无束地、水到渠成地。"
"我们兄妹三人，我是老三。"加纳克里他说，"姐姐马尔他上边有个哥哥。父亲在神奈川县开一家医院。家庭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一个普普通通的随处可见的家庭。父母崇尚勤劳，做人十分认真。对我们管教虽严，但在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情况下，小事情上我觉得还是允许我们有一定自主性的。经济上比较宽裕，但父母的方针是不铺张浪费，不给孩子不必要的钱，过的是莫如说更接近简朴的生活。
"姐姐马尔他比我大五岁，她从很小时候就多少有与人不同的地方。她可以说中很多事情：刚才几点几点病房有患者去世啦，不见了的钱包掉在哪里哪里啦，简直百发百中。起始大家觉得有趣，如获至宝似的，但不久就渐渐有点害怕起来。父母告诉她不可在别人面前说（那种没有确切根据的事）。况且父亲身为医院的院长，从这个角度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女儿具有这种超自然能力。从那以来马尔他就紧紧闭上了嘴巴，不仅不说（那种没有确切根据的事），就连家常话也几乎不参与了。
"只是，马尔他对我这个妹妹畅所欲言。我们姐妹很要好。她先说千万别跟别人说哟，然后悄悄告诉我什么附近不久会有火灾啦，住在世田谷的婶母病情要不妙啦等等。实际上也给她说中了。我还是个孩子，觉得好玩得不得了，根本就没感觉什么不是滋味什么不寒而栗。从我刚一懂事，就一直跟马尔他形影不离，一直听她的（预言）。
"马尔他这种特殊能力，伴随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强。但她不懂得如何对待自己身上的这种能力，不懂得如何发挥，始终为此感到烦恼。她不能找人商量，不能请人指教。在这个意义上，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她是个非常孤独的人。马尔他必须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解决这一切，必须自己一个人找出所有答案。在我们家里，马尔他生活得绝不幸福，心情一刻也松弛不下来。她必须抑制自己的能力，躲开别人的注意。正像一棵总想往大长的植物被按在小花盆里栽培。这是不自然的，错误的。马尔他只明白一点，就是自己必须尽早尽快脱离这个家。她开始认为世界某处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正常天地，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过他必须乖乖忍到高中毕业。
"走出高中，马尔他没上大学。她决心单独去外国另辟新路。但我的父母过的都是极其常规的人生，不可能轻易答应她。于是马尔他千方百计攒钱，瞒着父母偷偷远走高飞。她先到夏威夷，在考爱岛住了两年。因为她从一本书上得知考爱岛北海岸有个水较好的地方。马尔他从那时就对水怀有极浓的兴趣。她坚信水的成份对人的存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决定在考爱岛生活。考爱岛里边当时还有个不大的嬉皮士团体，她就作为团体的一员生活在那里。那里的水给马尔他的灵性很大的影响。她可以将水纳入体内从而使肉体与灵性'更加融合起来'。她写信告诉我那里实在妙不可言，我读了也十分高兴。但过了不久，她就不很满足于那个地方了。那里确实美丽而平和，人们摈除物欲追求精神的恬适。然而人们又过于依赖致幻剂和性的放纵。而这是加纳马尔他所不需要的。于是两年后她离开了考爱岛。
"接着她到了加拿大，在美洲北部各处转了转，然后去了欧洲大陆。她每到一地都喝那里的水，发现好几处出水极好的地方。但都不是完全的水。马尔他就这样不断旅行。钱用完了，就占卜算卦，从失物和寻人的人手里取得酬金。她并不喜欢拿取酬金。将天赋能力换为物质决不是好事。但当时她别无谋生手段。马尔他的卜算在哪里都得到好评，弄钱没费多少时间。在英国还帮了警察的忙，找出埋藏一个失踪小女孩尸体的场所，还在那附近找到犯人掉下的手套。结果犯人被捕，很快招供，还上了报纸呢！下次有机会给您看看那块剪报。就这样她在欧洲四处流浪，最后来到马尔他岛。到马尔他已是她离开日本第五个年头了。那是她找水的最后一站。那儿的情况您一定听马尔他讲过了吧？"
我点下头。
"马尔地流浪期间给我写信---因故写不成的时候除外---一般每星期都写一封长信来。写她现在哪里干什么。我们是对十分要好的姐妹。虽说天各一方，但信使我们息息相通，在某种程度上。信写得真好，您读了也会了解到马尔他是何等难得可贵的好人。我通过她的信了解了世界的丰富多彩，知道了形形色色有趣的人物。姐姐的信就是这样给我以鼓励，帮助我成长。在这点我深深感谢姐姐，不想否认。不过，信总归是信。在我一二十岁最艰难的阶段最需要姐姐在身边的时候，姐姐始终远在天边。伸手摸哪里也没有姐姐。在家中我孤零零一人。我的人生是孤独的。我送走了充满痛苦的---这痛苦一会儿再细说--青春时代，没有人可以商量。在这个意义上我和姐姐同样孤独。假定那时有马尔他在旁边，我想我的人生肯定同现在多少有所不同。她会提供中肯的建议，把我救出困境，可现在再怎么说也是没用的了。正如马尔地必须自己一个人寻求自己的出路，我也必须自己一个人找到自己的归宿。二十岁时我决心自杀。"
加纳克里他拿起咖啡杯，喝里边剩的咖啡。
"好香的咖啡嘛！"她说。
"谢谢。"我装作不经意地说，"有刚煮好的鸡蛋，可以的话，尝尝好么？"
她略一迟疑，说那就吃一个吧。我从厨房拿来煮蛋和盐末，往杯里倒咖啡。我和加纳克里他慢慢剥鸡蛋吃，喝着咖啡。这时间电话铃响了，我没接。响了15或16次后蓦然而止。加纳克里他看上去根本就没意识到电话铃响。
吃罢鸡蛋，加纳克里他从白色的漆皮包里掏出小手帕拭下嘴角，还拉了拉裙摆。
"下决心死后，我准备写遗书。我在桌前坐了一个多小时，想写下自己寻死的原因。我要留下话说自己的死不怪任何人，完全由于我自身的缘故。我不希望自己死后有人误以为是自己的责任。
"然而我没能把遗书写完。我反复改写了好多次。但无论怎么改写，都觉得十分滑稽好笑。甚至越是认真地写，越觉得滑稽。最终，决定什么也不写。考虑死后如何又有什么用呢！我把写坏的遗书统统撕得粉碎。
这其实很简单，我想，不外乎因为自己对人生失望罢了。我无法继续忍受自己的人生持续施与自己的种种样样的痛苦。20年时间里我始终遭受这些痛苦。我的所谓人生，无非长达20年痛苦的连续。而在那之前我一直努力忍受痛苦。对努力我绝对怀有自信，我可以拍着胸口在这里断言：我努力的程度敢和任何人相比。就是说我没有轻易放弃抗争。可是在迎来20岁生日那天我终于这样想道：实际上人生并不具有我付出如此努力的价值，20年简直活得一文不值，这些痛苦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
她一时沉默下来，摆正膝上白手帕的四个角。垂头时，黑黑的假睫毛便在她脸上投下安详的阴影。
我清清嗓子，很想说点什么，又不知说什么好，遂默然不语。远处传来拧发条鸟的鸣声。
"我决心死完全由于痛苦。由于疼痛。"加纳克里他说，"但我所说的痛不是精神上的痛，不是比喻性质的痛，我说的痛纯粹是肉体上的痛，单纯的、日常的、直接的、物理的、因而实实在在的痛。具体说来，有头痛、牙痛、月经痛、腰痛、肩酸、发烧、筋肉痛、烫伤、冻伤、扭伤、骨折、跌伤……就是这类痛。我远比别人频繁而强烈得多地体验这种种痛苦。例如，我的牙似乎生来就有毛病，一年到头总有地方痛。即使刷得再仔细次数再多再少吃甜东西，也还是无济于事。无论怎么预防都必得虫牙。加之我又属于麻醉药不大见效的体质，看牙医对我真就像是噩梦。那实在是无可形容的痛苦，是恐怖！此外月经痛也非同小可。我的月经极端地重，整整一个星期下腹部都像有锥子往里钻似地痛。还有头痛。您恐怕很难明白，那实在痛得叫人掉泪。每个月都有一个星期遭受这严刑拷打般的痛苦。
"坐飞机时，气压的变化总是把脑袋弄得像要裂开似的。医生说大概是耳朵结构的问题，说如果内耳结构对气压变化敏感，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乘电梯也经常如此。所以即使上很高的楼我也不乘电梯。一乘脑袋就痛得像要四分五裂像血要从里边喷出。另外，一周还至少有一次胃痛，一绞一绞地痛，早上简直起不来床。去医院查了几次，都查不出原因。医生说可能是精神因素造成的。不管什么原因，反正痛是照样痛。然而在那种情况下我也坚持上学。因为要是一痛就不上学，差不多就别想上学了。
"撞上什么东西，身体必定留下痕迹。每次对浴室镜子照自己身体时，都恨不得哭上一场，身上就像开始腐烂的苹果，到处黑一块紫一块。所以我不愿意在人前穿游泳衣，懂事后就几乎没去游过水。脚的大小左右不一样，每次买新鞋都伤透脑筋，很难买到左右差那么多的。
"这么着，我极少参加体育活动。上初中时一次硬给别人拉去溜了一次冰，结果滑倒跌伤了腰，那以来每到冬天那个部位就一剜一剜地痛得厉害，就像一根粗针猛扎进去一样。从椅子起立都跌倒好几次。
"还严重便秘，三四天排一次，除了痛苦没别的。肩酸也非比一般。酸起来肩简直硬成一块石头，站都站不稳，可躺下也还是受不了。过去从什么书上得知中国有一种刑罚，把人好几年关在狭窄的木笼里。我想那个痛苦大概就是这种滋味。肩酸最厉害时几乎气都喘不上来。
"此外不知还能举出多少自己感受过的痛苦。不过没完没了尽说这个您怕也觉得枯燥，还是适可而止吧。我想告诉您的是：我的身体百分之百是一部痛苦记录簿。所有所有的痛苦都降落在我头上。我想自己是在被什么诅咒。无论谁怎么说，我都认为人生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假如全世界的人都同我一样背负痛苦活着，我也未尝不能忍受。可是并非如此。痛是非常不公平的东西。关于痛我问过很多很多人，但谁都不晓得真正的痛是怎么回事。世上大多数人平时都几乎感觉不到什么痛。得知这点（明确认识到是在刚上初中的时候）我悲伤得差点儿落泪。为什么单单我一个人非得背负如此残酷的重荷活下去不可呢？可能的话，真想一死了之。
"但同时我也这么想来着：不怕，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肯定哪天早上醒来时痛苦会不告而辞地突然消失，而开始无忧无虚无苦无痛的全新的人生，可我毕竟对此没有足够的信心。
"我一咬牙如实告诉了姐姐。说自己不情愿活得这么辛苦，问到底怎么办才好。马尔他想了一会，对我这样说道：我也觉得你确实出了什么差错。至于错在哪里，我还弄不清楚，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还不具有做出那种判断的能力。我能说的只是--无论如何你都最好等到二十岁，熬到二十岁再决定各种事情。'
"这样，我就决定死活熬到二十岁再说。可好几年过去，情况半点也不见好转。不但不好转，反而痛得变本加厉。我明白过来的只有一点，就是'伴随身体的长大，痛苦的量也相应增大'。但8年时间我都挺过来了，我尽量注意去发掘人生美好的一面。我已不再对任何人发牢骚，再痛苦我也总是努力面带微笑。哪怕痛得站立不稳我也迫使自己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反正哭也罢发牢骚也罢都减轻不了痛苦，而徒然使自己更加窝囊委屈。通过这样的努力，我开始受到很多人喜欢。人们认为我是个老实和气的姑娘。比我大的人信赖我，同年龄的人不少和我成了朋友。要是没有痛苦，我的人生我的青春真可能充满阳光。可惜痛苦总跟着我，就像我的影子。每当我稍稍开始忘记的时候，痛苦就马上赶来猛击我身体某个部位。
"上大学后我有了个恋人，大学一年级时失去了处女的贞洁。但那对我---当然在预料之中---彻头彻尾是一种痛苦。有过体验的女友告诉我忍耐一段时间就习惯了，习惯了就不痛了，不要紧。然而事实上忍耐多久痛苦都不肯离去。每次和恋人睡我都痛得直流泪，对性交也就完全没了兴致。一天我对恋人说我固然喜欢你，但这种痛我再不想遭受第二次了。他大为意外，说哪有这么荒唐的事，'肯定是你精神上有什么问题，'他说，'放松一点就行了，痛就没有了，甚至觉得舒坦。大家不都在干么，怎么可能就你干不了呢！你努力不够，说到底是太姑息自己了。你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罪于疼痛。呷噱这个强调那个又顶什么用呢！'
"听他这么说，以前的忍耐一下子山洪暴发：'开什么玩笑！'我说，'你懂得什么叫痛苦！我感到的痛可不是一般的痛，我知道大凡所有种类的痛。我说痛时就真正地痛！接着我一古脑儿说了以前自己体验过的所有的痛。但他似乎一样也理解不了。真正的痛这东西，没有体验的人是绝对理解不了的。就这样我们分了手。
"随后我迎来了20岁生日。我苦苦忍耐了20年，总以为会有一个根本上的光辉转折，然而不存在那样的奇迹。我彻底绝望了，后悔不如早死！我不过绕着弯路延长自己的痛苦罢了。"
一气说到这里，加纳克里他深深吸了口气。她面前放着蛋壳盘子，和喝光了的咖啡杯。裙子膝部放着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她陡然想起似地觑了眼搁板上的座钟。
"抱歉，"加纳克里他用低涩的声音说，"话比预想的长多了。再占用时间恐怕您也为难。废话连篇，不知怎么道歉才好……"
说着，她抓起白漆皮包带，从沙发站起。
"请等等，"我慌忙劝阻。不管怎样，我不愿意她这么有头无尾地就此结束，"如果介意我的时间，没有那个必要。反正今天下午空闲，既然说到这里了，就请最后说完如何？还有很长没说吗？"
"当然很长。"加纳克里他站着俯视我道。她双手紧授包带。"不妨说，这还只算是序言吧。"
我请她稍等一下，走进厨房。对着洗碗池做两次深呼吸，从餐橱拿出两个玻璃杯，放冰块进去，斟上冰箱里的橙汁，将两个林放到小托盘上，端起折回客厅。这些动作是慢慢花时间进行的。但折回时见加纳克里他仍凝然仁立未动。当我把橙汁杯放在跟前时，她这才转变主意似地在沙发坐下，皮包放在旁边。
"真的不要紧吗？"她确认似地问，"把话彻底讲完？"
"当然。"我说。
加纳克里他把橙汁喝了一半，开始继续下文。
"不用说，我没有死成。我想您也知道，要是死成了，根本就不可能这么坐在这里喝橙汁。"说罢，加纳克里他盯视我的眼睛。我微笑表示同意。她继续说："我要是按计划死去，问题也就最后解决了。死了，永远没了意识，也就再感觉不出疼痛了，而这正是我希望的。不幸的是我选择了错误的方法。
"5月29日晚上9点，我去哥哥房间提出借车用一下。刚买的新车，哥哥脸色不大好看。我没管那么多。买车时他也向我借了钱，没办法拒绝。我接过车钥匙，钻进那辆闪闪发光的丰田MRZ，开车跑了30分钟。新车，才跑1，800公里。轻快，一踩
加速板忽地冲上前去，正合我意。快到多摩川大堤的时候，我物色到一堵看上去坚不可摧的石墙。那是一座公寓楼的外墙，又碰巧位于丁字路口的横头。为了加速，我保持足够的距离，而后将加速板一踩到底，驱车一头扎向墙壁。我想时速应有150公里。车头撞墙的一瞬间，我失去了知觉。
"然而对我不幸的是，墙壁远比外表酥软得多。大概工匠偷工减料没打好墙基，墙壁倒塌，车头一下成了馅饼。但仅此而已。墙壁不够硬，承受不住车撞。而且，也许我脑袋乱套了---竟忘了解安全带。
"这样，我剩了条命。不光命剩了，身上还几乎完好无损。更奇怪的是，痛也几乎没有感到。真有点儿鬼使神差。我被送去医院，折断的一条肋骨很快接好了。警察来医院调查，我说什么也不记得。只是说也许把加速板错当刹车板踩了。警察对我的话全部信以为真。毕竟我才二十岁，拿驾驶执照还不过半年。再说表面上我怎么也不像想自杀那种类型，何况根本就没有系着安全带自杀的。
"但出院后有几个伤脑筋的现实问题等着我。首先我必须代还那辆报废MRZ车的分期付款。糟糕的是由于同保险公司在手续上有一点出入，车还没进保险范围。
"早知如此，借保险手续完备的外租车就好了！但当时没想到什么保险，更不至于想到哥哥找辆傻车没人保险而自己又自杀未遂。毕竟以150公里时速冲向石墙，能这么活下来已很是不可思议。
"不久，公寓管理协会来单讨修墙费。付款通知单上写着1，364，294日元。这个我必须支付，须用现金马上支付。无奈，我向父亲借钱付了。但父亲这人在金钱上一丝不苟，叫我分期偿还。他说事故说到底是你惹出来的，钱要一元不少地好好还回！实际上父亲也没什么钱。医院当时扩建，他也正为筹款伤脑筋。
"我再次考虑去死，这回一定死得利利索索。我打算从大学主楼15层跳下，死保准不成问题。我查看了好几次，找准一个可以下跳的窗口。说实话，我真险些从那儿跳下。
"但当时有什么把我制止了，有什么发生变异，有什么爬上心头。'有什么'在紧急关头恰如从后面拦腰抱住我似地将我制止。但我意识到这'有什么'到底是什么却花了相当长时间。
"疼痛没有了。"
"自那次事故住院以来，我几乎感觉不到疼痛。事情一个接一个，一时天昏地暗，致使我未能觉察到。但疼痛那东西的确认我身上不翼而飞了，头痛没有了，胃痛也没有了。连折断的肋骨也差不多感觉不出痛。我闹不清发生了什么。总之所有疼痛都消失了。
"于是我想暂且活着试试。我来了兴致，想多少体味一下没有疼痛的人生是怎么一码事。死反正随时可死。
"但对我来说，活着不死也就意味着还债。债款总共超过300万日元。这样，为还债我当了妓女。"
"当妓女？"我愕然。
"是的，"加纳克里他满不在乎地说，"我要在短时间内搞到钱。我想尽快还清债款，而此外我又别无立竿见影的弄钱手段。这完全没有什么好踌躇的。我认真地想死过，而且迟早也还是要死。那时也无非是对于没有疼痛的人生的好奇心使我暂且活着。同死相比，出卖肉体算不得什么。"
"那倒也是。"
加纳克里他用吸管搅拌着冰已溶化的橙汁，呷了一小口。
"问个问题可以吗？"我问。
"可以，请说好了。"
"你没有就此跟姐姐商量过么？"
"马尔他那时一直在马尔他岛修行。修行期间姐姐绝对不告诉我她的地址，怕分散注意力，妨碍修行。所以，姐姐在马尔他三年时间，我几乎没能给她写信。"
"是这样。"我说，"不再喝点咖啡？"
"谢谢。"加纳克里他说。
我去厨房热咖啡。这时间我望着排气扇，做了几次深呼吸。咖啡热好后，倒进杯子，同装有巧克力饼干的碟子一起放在盘上端回客厅。我们吃饼干喝了会咖啡。
"你想自杀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我问。
"20岁时，距今6年前，也就是1978年5月的事。"加纳克里他回答。
1978年5月是我们结婚的月份。其时正值加纳克里他要自杀，加纳马尔他在马尔他岛修行。
"我到热闹场所跟合适的男人打招呼，谈好价，就去附近旅馆上床。"加纳克里他说，"对性交我再也感觉不到任何肉体痛苦。不痛了，不像以前。快感也丝毫没有，但痛苦没有了，只是肉体的动作罢了。我为钱性交，对此没有任何负罪感。我被一种深不见底的麻木感笼罩着。
"进款非常可观。第一个月我就存了差不多100万。如此持续三四个月，应该绰绰有余还完债。大学上课回来，傍晚上街，最迟不超过10点干完回到家里。对父母我说是在饭馆当女侍。谁也没有怀疑我。一次还钱太多难免惹人生疑，我就1个月只还10万，其余存入银行。
"不料一天晚上，我仍像往常那样在车站附近正要向男人打招呼时，胳膊突然从背后被两个男的抓住。我以为是警察。但细看之下，原来是这一带的地痞。他们把我拉进小胡同亮出匕首样的东西，直接把我带到附近事务所。他们将我推进里边一个房间，扒光绑了，然后慢慢花时间强奸我，并把整个过程用摄像机录下来。那时间里我紧闭眼睛，尽量什么也不想。这不难做到。因为既无痛感又无快感。
"之后，他们给我看了录像，说若我怕被公开，就得加入他们团伙。他们没收我钱包里的学生证，说要是说个不字，就把录像带拷贝寄到我父母那儿，把钱统统榨干。我别无选择。我说无所谓，照你们说的做就是。当时我真的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不错，加入到我们团伙里边做，或许到手的钱少些'，他们说，'因为我们拿进款的七成。但你省去拉客时间，也不用担心给警察抓走，还给你找品质好些的客人。像你这样没个分晓地向男人打招呼，早晚要给人勒死在旅馆里！'
"我再不用站街头了。只消傍晚到他们事务所报到，按他们说的去指定旅馆就行。他们给我找的确实是上等客。为什么不晓得，反正我受到特殊对待。外表上我看上去怯生生的，还似乎比其他女孩有教养。想必有不少客人喜欢我这种类型。别的女孩一天一般至少接三个客，我一天一两个也可以的。别的女孩手袋里装有BP机，一听事务所叫必须急忙赶到哪里一座低档旅馆，同来路不明的男人上床。而我大体上都是事先约好了的，场所也基本上是一流旅馆。也有时去哪座公寓一个套间。对象大多是中年人，个别时候也有年轻人。
"每星期去事务所领一次钱。款额是没有以前多，但若加上客人单独给的小费，也还是够可以的。提出格要求的客人当然有，但我什么都不在乎。要求越是出格，他们给的小费就越多。有几个客人好几次指名要我。他们通常都是出手大方的人。我把钱分存在几家银行里。实际上那时候钞票已不在话下了，不过是数字的罗列罢了。我大约只是为确认自己的麻木感而一天天活着。
"早上醒来，躺在床上确认自己身上是否有可以称为疼痛的感觉。我睁开眼睛，慢慢集中注意力，从头顶到脚尖依序确认自己肉体的感觉。哪里也不再痛。至于是疼痛不存在，还是疼痛本身存在而我感觉不到，我无由判断。但不管怎样，疼痛消失了。不仅痛感，任何种类的感觉都荡然无存。确认完起床，去卫生间刷牙。我脱掉睡衣，光身用热水淋浴。我觉得身体轻得很，轻飘飘的，感觉不出是自己的身体。就好像自己的灵魂寄生于不属于自己的肉体。我对着镜子照了照，但照在里边的人仿佛距自己很远很远。
"没有疼痛的生活---这是长期梦寐以求的。然而实现之后，我却不能够在新的无痛生活中很好找到自己的位置。里边有一种类似错位---显然是错位---的东西。这使我不知所措。我觉得自己这个人好像同世界的任何场所都格格不久。以前我对这个世界深恶痛绝，日甚一日地憎恶它的不公平不公正。然而至少在那里边我是我，世界是世界。可现在呢，世界甚至不成其为世界，我也甚至不成其为我了。
"我开始变得好哭。白天一个人去新宿御苑或代代木公园，坐在草坪上哭。有时一哭就是一两个小时。甚至哭出声来。往来的人直盯盯看着我也不在乎。我后悔那时没有死成。要是5月29日晚上一死了之该有多妙！而眼下在这麻木感的笼罩中，我连自行中断生命的气力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有的只是麻木不仁。我甚至不是我自己了。"
加纳克里他深深吸了口气，拿起咖啡杯，往杯里俯视有时。尔后轻轻摇下头，把杯放回托碟。
"见绵谷升先生也是那期间的事。"
"见绵谷升？"我一惊，"作为客人？"
加纳克里他静静点头。
"可是，"我停了一会，默默斟酌词句，"不好明白啊！你姐姐跟我说你好像是被绵谷升强奸了的。莫不是另外一回？"
加纳克里他拿起膝上的手帕，再次轻擦一下嘴角，继而窥视似地看我的眼睛，瞳仁里有一种让我困惑的东西。
"对不起，能再来一杯咖啡？"
"好的好的。"说着，我把茶几上的杯撤到盘里，去厨房热咖啡。我双手插进裤袋，倚着控水台等咖啡煮沸。当我手拿咖啡折回客厅时，沙发上的加纳克里他不见了，她的皮包她的手帕一切都不见了。我去门口看，她在那里的鞋也不见了。
糟糕！
先贴到这里 -。- 恐怕要回家后才能继续了。
10号坐火车从西安回苏州。
10号坐火车从西安回苏州。
村上春树，这个在我那个年代是XX的代名词
这个，看是看了，就是，这是科幻小说吗？我知道三体一开始也好像是人文主义的文革小说，要到很后面才是科幻的，这篇文章也是这样的吗？感觉有点像是存在主义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