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国民党落了消极抗日的骂名能怨谁？

转贴：国民党落了消极抗日的骂名能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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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出来的人，都知道”国民党不抗日”，以及”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可现在又有人说，这全是受了共产党的欺骗，事实上共产党才不抗日，而国民党是抗日的中坚。



大陆来的人，咋一听颇有新鲜感，再一听似乎也有些道理。

不是吗？大多数人谈到抗日战争，除了平型关大捷，就只剩下一连串电影了。从”平原游击队”和”铁道游击队”到”地道战”和”地雷战”，再加一个”狼牙山五壮士”。当然，”鸡毛信”和”小兵张嘎”在幼年的心灵中也曾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或许，至今那小妞甜甜的”嘎子哥”犹余音绕耳呢。



回想过去，我们至少对”台儿庄大捷”不甚了了，更没有听说过还有什么”昆仑关大捷”。再以抗战开始时全国陆军的兵力来看，近200个师中共军只不过占了3个，还有海军和空军呢？光凭着共军的那点儿兵就能抗日，也太托大了吧？



再说，连毛泽东也感谢日本的侵略，则共产党”不事抗日，专事乱中夺权”该是铁板钉钉，再不能翻身了。看来，反共人士对张学良的愤怒是有道理的。如果没有抗战，共党哪能坐大？如果没有抗战，大陆怎能沦陷？如果没有抗战...

但是仔细一回味，又不对了。”如果没有...如果没有...”，说穿了，不还是”抗日误国”，只能”不抵抗”吗？



一次在纽约欣赏”黄河大合唱”音乐会时，碰到一位来自台湾的文化界老人。说起”黄河大合唱”他特别激动，他第一次听到这曲子是在五十年前的抗战时期了，他的中学音乐老师教会了他。后来那位音乐老师去了延安，说到此，他不由得十分感叹地说，当年的好青年都是共产党啊！



其实同样意思的话，在刘宾雁先生那里早就读到了。那是他在忏悔早年受共产党欺骗而误入歧途时说的。他说，因为当时看到的只有共产党的书，所以云云(大意)。可见当时的共产党对青年人确实有吸引力。



对于红旗下长大的几代人，怪罪于共产党的欺骗当然毫无问题，然而认为三四十年代共产党的舆论也能一手遮天，那就不免自欺欺人了。



可惜的是，当年的国民党，就落了个”不抗日”的骂名，以至于国共再次合作一成功，大批的青年就从全国各地奔向延安。用现代的语言叫”用脚投票”。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边...”那伤感的歌声催人泪下。首开记录，使全国上下痛切体会到南京当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误国的是”九一八”事变。



1931年春以来，日本在东北地区相继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并公开在沈阳街头搞军事演习，其侵吞东北的野心昭然若揭。

可是，那位蒋先生想的却是：”今日中国唯一之敌人为赤匪。”(6月5日在南京立法院讲话)”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恐被共产党利用，...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7月蒋给张学良电)

因此，7月24日蒋发表《告国民书》称：”排日运动，荼毒国家，并损坏政府而已。”取缔了在南京等地举行的抗日集会。



然而，日本的侵略步伐并不因南京当局的妥协退让而稍缓。老蒋自己不抵抗，就只能依赖国联了。



8月1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发了铣电，声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9月12日，事变前夕，蒋介石特地前往石家庄召见张学良，当面指示：”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



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完全将东北军置于索手就戳的地步。

9月18日，柳条湖一带日军炸毁南满铁路的轰响刚过，南京军委会立即电示东北军当局，称：”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自动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阵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令。切切此令。”致使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坐以待旦，静候日军演习结束。



为了表示不抵抗之意，不仅张学良早就下令收缴军械入库，辽宁政府更于凌晨3时打开沈阳城门，以至于日军于破晓时分从洞开的城门堂而皇之入城。甚至当日军向北大营发起进攻时，荣臻还命令驻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鼓吹”以公理对强权”，”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使得日军在短短的4个多月中，侵占了东三省全境，32年3月1日，满洲国粉墨登场。



而蒋介石满怀期望的”国联”调停，最后却弄出一个《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该报告书纵容侵略，反对恢复九一八前的原状，主张东北实行自治，由国际共管。名义上虽属于中国，中国却不准在东北驻军。即使这样的调停最终也以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而不了了之。



当时，中国军队在东北地区占有明显的优势，在人数上8倍于日军。如果国民党当局全力支持东北军抗日，区区2万多日军是不难对付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方势力的一场军事冒险，正是国民党奉行的不抵抗主义使日本侵略者侥幸获胜。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宝孝良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就透露：”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及历次对中国军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利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控制，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于应付矣。”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无比愤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声名狼藉。张学良首当其冲，得了个”不抵抗将军”的美称；蒋介石难辞其咎，被迫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从此再无人敢公开鼓吹”不抵抗”。



国民党再次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出其不抗日的真面目是在次年发生的”一二八”事变。



32年初，日本又在上海滋事，军队和装备源源不断运往上海，准备挑起战端。驻沪的十九路军积极布防，准备自卫。全国舆论也一致主张抵抗，而南京政府却仍无抵抗决心。此时蒋介石名虽下野，实际上仍然操纵着大计。一二八前夕，何应钦于1月24日赶到上海，要求十九路军按日方无理要求，后撤三十公里，且担心十九路军”行动越轨”急于下令该军换防调离。1月28日夜，日军向闸北驻军发动突然袭击，驻沪的十九路军奋起抗击，经过一昼夜的战斗，日军屡攻屡败，付出了伤亡800人的代价，被迫缩回租界。



淞沪战起，上海各界民众和国内外同胞冲破南京当局的种种限制，热情支援前线，各种战地服务队亲临前线，50多支义勇军共2万左右活跃在前线和后方协同作战。相反的是，十九路军不仅未得到军政部一枪一弹的补给，反而欠发十九路军军饷600余万达8个月之久，甚至要将国内外同胞的捐款抵充军饷。



十九路军一再要求南京政府增援，驻守京沪、京杭线的国民党军官兵也纷纷要求赴沪参战。何应钦却说：”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弄得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吗？这是不行的。”直至最后，仅有张治中获蒋介石批准于2月16日率领第5军投入战斗。2月21日军政部更通令各部队：”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致使京沪、沪杭线上国民党军6个师任凭十九路军苦战而坐视不救。



淞沪战争中，国民党海军更置身事外。驻沪海军居然按蒋介石授意，与日军达成互不侵犯条约：”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岂非咄咄怪事。使得日军的兵力和物资源源输沪，畅通无阻。



十九路军等部以装备简陋的7万之师，抗击优势配备的8万之敌达33天，迫使日军三易主帅。中国军人的爱国激情、牺牲精神和英勇战斗，在国际上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一位美国军官观战后评论：”果使中国军队一心一德，坚持到底，则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



3月初，十九路军终因后援不继，退守待援。



老蒋的希望仍然寄托于国联的调处，极力谋求对日妥协。3月2日，趁两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南京当局赶紧接受了停战条件，最后以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告终。从此上海成了不驻中国军队、不准有抗日组织和抗日活动，由英美法等列强共管的自由市。而违令抗日的十九路军被强令离开京沪，成为蒋介石整肃的对象，种下了以后福建事变的前因。



《淞沪协定》签字后，激起全国上下愤慨莫名。当天上海的《时事新报》评道：”国民主战而政府不战，国民激昂而政府卑怯，国民力援十九路军，而政府坐误戎机，国民纷纷组织义勇军，置身火线，而政府拥兵200万，参战者不过四十分之一，国民反对议和而政府毅然签字，则一切责任，显然独在当局。”“如此协定，谓未屈服不可得也！谓未辱国丧权不可得也！”



老蒋”不抵抗政策”连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依据遭人唾弃。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王造时撰文指出：”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



第三次是国民党当局自己不愿抗日，也不准别人抗日，以重兵压境破坏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



33年日本侵略之势直逼华北。热河之战，又以国民党当局妥协，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告终。5月，停战协定还在谈判时，日军侵占了察东多伦等地，全省危急。以冯玉祥为首一批爱国将领，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毅然与中共合作，在张家口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5月26日正式宣告成立，通电全国，誓师抗战。



6月21日方振武、吉鸿昌受命指挥北征军出发，义旗所指，所向披靡，出师后10天之内，连克察东3城。尤其是7月7日开始的多伦之战，吉鸿昌亲率敢死队，袒臂冲锋，血战5昼夜，伤亡官兵1600余，终于收复了察东重镇多伦。



抗日同盟军以新组的军队，残破的枪械，一举收复察东4县。捷报传来，全国振奋。



正当抗日同盟军为收复失地而浴血奋战时，蒋介石、汪精卫却在加紧策划扼杀抗日同盟军。他们一方面进行造谣中伤，诬蔑冯玉祥联俄投共，一方面调兵遣将，用武力胁迫。到7月底，共调集16个整师，与日伪对抗日同盟军形成夹攻之势。他们封锁平绥路，切断同盟军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给同盟军带来极大的困难。同时，他们还派出大批特务，在同盟军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和暗杀破坏工作。最终，冯玉祥不忍自相残杀，忍痛于8月撤销同盟军，部队接受改编。



一度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抗战被国民党当局扑灭了。冯玉祥重回泰山闭门读书，吉鸿昌、方振武先后被蒋介石杀害。



同时期签订的《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从此华北门户洞开，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全国各阶层人民，包括国民党爱国人士群起反对，谴责蒋介石当局卖国行为。天津《益世报》愤怒呼号：如此卖国协定”中国竟肯签字，竟敢签字！”



事不过三。到如此地步，国民党当局还能不落下”不抗日”的骂名，真要成为天下奇迹了。



而国民党当局却变本加厉，加紧迫害要求抗日的爱国同胞。他们杀”人权保障同盟”杨杏佛在先，囚救国会七君子在后。35年老同盟会员续范亭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不抗日，在南京中山陵剖腹明志，震动全国。36年张杨两将军被迫实行兵谏，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到此就完全破产了。



从31年到37年，许多国民党将士为了抵御暴日的侵略，浴血奋战。32年淞沪抗战，33年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36年绥远抗战，以及马占山、李杜等东北义勇军，却终不能洗脱国民党不抗日的恶名，盖因为老蒋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之故也！



至于要说老蒋卖国，确实也有点冤枉他。可惜他的爱国方式是：”若与日战，5日即可亡国。”而满清遗老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就说得更明白了：”不用说东北军队，就是全国军队也难以打垮日本。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来了外患，都是在战争中打亡国的，没有谈判亡国的。”



乌呼，且不论”落后就要挨打”的正确性有多少，到了中国的腐朽分子那里，更变成为”落后只能挨打”了。从李鸿章下来，这倒是一脉相承的。想李鸿章以年迈之躯，不辞劳苦，孜孜为国与列强讨价还价，终不免以丧权辱国而载史册。后来的当政者，慎之！慎之！



国民党落了个”不抗日”的骂名能怨谁？(续)





由此看来，说国民党在37年以前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并没有冤枉了它。有人认为”不抵抗”不该是恶名，而应该是美名，我也懒得与之争辩。恶名也罢，美名也罢，总还是国民党自己挣来的，怪不得共产党栽赃。



37年前后，面对全国各阶层人民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怒潮和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国民党当局被迫改弦更张，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但是说国民党奉行的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大体上并没有冤枉它。



在七七事变后的一年多一点时间内，国民党的抗战还是比较积极的。对此，共产党并没有一笔抹杀。《毛泽东选集》总应该看过吧？其中是这样写的：”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论联合政府》，毛选一卷本P1037)”抗战以来全国军队的英勇牺牲，我们是十分敬佩的，但是需要从血战中得出一定的教训。”(《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P370)

因此毛泽东又指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从参战的成份说来则是片面的，因为抗战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是人民的抗战。几个月来许多土地的丧失，许多军队的失利，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同上，P365)”此外，军事上的错误，也是丧军失地的一个大原因。打的大半都是被动的仗，军事术语叫做'单纯防御'。这样的打法是没有可能胜利的。”(同上，P366)”如果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击战以辅助之，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同上，P369)



在这一阶段，国民党的问题虽然不在于不抗日，而在于片面抗日，但是国民党的失策造成的影响是及其恶劣的。

首先，国民党自己不发动群众，实行全民抗战，更害怕共产党发动群众，因而压制群众的抗日。38年6月，国民党西安当局逮捕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总队长。38年8月，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下令解散”民先队”、”青年救国团”等群众救亡团体，把要求抗日的民众推向共产党那边。

其次，”单纯防御”而不是机动作战使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优势火力下损失惨重。有时一天之内，竟有10团官兵葬身于日军的炮火之中，由此在国民党军队中造成了一种严重的失败情绪。而单纯的横向防御，往往一点遭突破后便引起全线崩溃，且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以至一溃千里。原先预设的二线阵地往往不起作用，如淞沪会战中，张治中率部花费数年功夫兴建的吴福线国防工事未经使用便放弃了。37年11月，抗战正式爆发后不过几个月时间，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了。



同时期，武器装备十分简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却逆向而上，杀向敌后。敌占区的广大民众，急切地盼望有人来组织和领导他们保家卫国。在共产党那里，他们看到了希望，各种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就以冀中根据地的开辟为例。37年10月，共产党员吕正操率领的原东北军53军388旅691团，拒绝与大部队一起往南长途竞逃，在晋县改称人民自卫军誓师抗日。他们与中共保属特委组织的河北游击军互相配合，在半年中控制了整个冀中平原，建立了38个县的抗日政权。38年4月，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一起粉碎了日军的第一次扫荡，在冀中打开了抗日的新局面。

再看地方政府，晋东北18个县的县长大多逃之夭夭，留下了五台县宋劭文和盂县胡仁奎两位县长，与共产党合作，参加了晋察冀边区的创建工作。

到38年10月，八路军在敌后创建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西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八路军从改编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15万多人，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坚。新四军也开辟了苏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从开始时的1万人发展到2万5千人。到38年底，与八路军和新四军作战的日军已经达到40多万，占侵华日军总数68万(东北地区除外)的58%，敌后根据地逐渐成为了抗日的主战场。



由于正面战场的抵抗和敌后战场的开辟，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美梦。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后，日军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转而将主要力量用于敌后，对付共产党的抗日武装。自38年11月到39年7月的9个月中，日军在8个月中以85%的兵力对敌后根据地进行扫荡，仅以1个月的时间用15%的兵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作局部进攻。

同时，日本对国民党加强了政治诱降，用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作为诱饵，企图实行其”以华制华”的目的。而英美对日采取绥靖政策，极欲作为调停者，不惜以牺牲中国抗战的代价来维持所谓和平。在此气候下，国民党开始转向。亲日派汪精卫公开投敌，而英美派蒋介石则走上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



39年1月，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上，确立了”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到了39年11月的五届六中全会上，国民党进而从”政治限共为主”转变为”军事限共为主”，并发出了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

随之就发生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其代表性事件是前期的五大血案和后期的三次进攻。39年4月30日发生博山血案，6月11日发生深县血案，6月12日发生平江血案，9月1日发生鄂东血案，40年1月11日发生确山血案，近3千八路军和新四军指战员(包括伤病员)及家属被惨杀。39年5月，国民党调集胡宗南部30万人从北、西、南三面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包围，以后就不断挑起摩擦，甚至大规模的进攻。到40年6月共侵占边区5个县城和6个区43个乡。39年12月山西的阎锡山制造了十二月事变，进攻新军和八路军，同时破坏地方抗日民主政权，大肆杀害地方政府人员和八路军后方医院伤病员，遇害者200多。39年5月到40年3月，国民党军队更对八路军前方总部和129师发动进攻。由于共产党适时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在军事上明确地采取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粉碎了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而使国民党在政治上完全陷入孤立的困境的是皖南事变。41年1月，皖南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奉命北移途中遭到国民党预设重兵的围歼，除了约2000人分散突出重围外，大部牺牲和被俘。事变发生后，全国震惊，海内外一致反对，各界人士纷纷开会和发表文章，谴责国民党的反共罪行。连英美也从自身利益出发，反对中国内战。蒋介石陷入了十分狼狈的境地，被迫在3月6日的参政会上保证：”以后决无剿共军事。”



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日军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主要进行局部的有限进攻，实施”政治和战略上”的压制性作战。每次作战通常在一个月之内，且往往在到达预定地区后即行停止或撤回。国民党军队则始终在战略上采取消极的防御作战，缺乏对敌军的主动进攻，因此在南昌、随枣、枣宜、豫南、上高、长沙等一系列会战中，尽管广大爱国官兵不乏英勇抗敌，壮烈牺牲，却往往不能打破日军的作战企图。

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了确保在中国的占领区，使之成为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和基地，对敌后根据地实施了更加残酷的大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对国民党则继续执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当日军使用在华总兵力的72%对敌后根据地进行以”三光”政策闻名的最惨无人道的大扫荡时，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反而沉寂了下来。



最能反映出国民党消极抗战的是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冲突。

欧战爆发后，英美对华支援转趋积极。40年10月，英国首先开放了封锁已达3个月的滇缅路，援华物质开始源源进入。41年11月，滇缅边境情况紧急，为了确保滇缅路国际交通线的通畅，决定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于是有42年初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由于各方面的原因，10万远征军作战5月有余，最终以损兵折将而告终。中国西南唯一的国际交通线被切断。

42年1月，同盟国正式组织中国战区，蒋介石任统帅，美国的史迪威出任参谋长。史迪威对中国的期望很大，上任不久就提出中国军东进夺还武汉和南进夺取河内的作战计划。罗斯福也希望蒋介石尽快在中国开辟第二战场，蒋介石则推说中国军队的装备落后，补给困难，要等打通印缅道路得到充分援助物质后，才能作战。

在开罗会议期间，在谈到对日作战问题时，蒋介石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罗斯福终于明白了：”中国军队一心只放在监视共产军上，根本无心和日军作战。”(据罗斯福的儿子艾利沃特的回忆录)

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分别退往云南和印度接受美械装备和训练。按照开罗会议的商议，中国军队将在1944年春季向缅甸日军发动进攻，可是届时中国军队却迟迟不动。罗斯福多次催促蒋介石出兵，蒋介石以美国不给10亿美元贷款为由，要把第二次缅甸战役推迟到1944年雨季以后。罗斯福被蒋介石的态度激怒，放出狠话：”如果阁下再不出兵，美国将断绝一切经济军事援助。”在罗斯福的强压下蒋介石才被迫出兵，1944年4月，何应钦率新军进入缅甸，开始了第二次缅甸战役。

史迪威对蒋介石只想得到武器装备却不愿作战的作法十分不满，几次要美援装备中共的军队，并提出按战斗力来分配援助物资。44年9月为解救在滇西龙陵的远征军，史迪威提出调围堵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大军南下作战。这下戳到了蒋介石的痛处，最终导致了史迪威的离任。从此罗斯福对中国军队的抗战彻底丧失了信心，连向中国军队提供武器的热情也冷却了。魏德迈上任后，向罗斯福提议用美式武器为中国军队装备三十六个师，并进行美式训练，被罗斯福搁置不理。



国民党的消极避战带来的是其军队的腐朽。

进入1943年后，美军于2月7日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胜利，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从此日军开始走下坡路。1943年春夏，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在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后，开始进行局部反攻。到43年底，基本恢复了原有的根据地面积。44年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反攻，大片国土被解放，日伪军龟缩到铁路沿线的狭小区域中。

与之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败退，海上运输线被美军切断，急须在中国大陆打通一条从满洲到越南的陆上通道，并攻占美军在中国大陆的军用机场。1944年春季，日军结集50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河南的汤恩伯守军40余万，面对5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前后不过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军占领。守军司令汤恩伯首先脱离战线逃走。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守军无心抵抗，军官们则忙著把自己的亲属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内地，在战场上甚至出现几百人的日军败走上万人中国军队的状况。在历时八个月的豫湘桂战役中，中国军队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军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在已成为强弩之末的日军面前，国民党军队遭此败绩，不由得蒋介石不感叹道：”国土丧失之广，战地同胞流离痛苦之深，国家所受的耻辱之重，实在是第二期抗战史中最堪悲痛的一页。”

结果是，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便在三年半的内战中输给了共产党。



还是引王造时的那句话：”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正是国民党当局先是”不抗日”，后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才导致人心丧尽，终于连安内也谈不上了。

如果我们不过高地估计自己的智力而贬低当时人的智力，则无论如何，国民党遭此结局都是咎由自取转贴：国民党落了消极抗日的骂名能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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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出来的人，都知道”国民党不抗日”，以及”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可现在又有人说，这全是受了共产党的欺骗，事实上共产党才不抗日，而国民党是抗日的中坚。



大陆来的人，咋一听颇有新鲜感，再一听似乎也有些道理。

不是吗？大多数人谈到抗日战争，除了平型关大捷，就只剩下一连串电影了。从”平原游击队”和”铁道游击队”到”地道战”和”地雷战”，再加一个”狼牙山五壮士”。当然，”鸡毛信”和”小兵张嘎”在幼年的心灵中也曾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或许，至今那小妞甜甜的”嘎子哥”犹余音绕耳呢。



回想过去，我们至少对”台儿庄大捷”不甚了了，更没有听说过还有什么”昆仑关大捷”。再以抗战开始时全国陆军的兵力来看，近200个师中共军只不过占了3个，还有海军和空军呢？光凭着共军的那点儿兵就能抗日，也太托大了吧？



再说，连毛泽东也感谢日本的侵略，则共产党”不事抗日，专事乱中夺权”该是铁板钉钉，再不能翻身了。看来，反共人士对张学良的愤怒是有道理的。如果没有抗战，共党哪能坐大？如果没有抗战，大陆怎能沦陷？如果没有抗战...

但是仔细一回味，又不对了。”如果没有...如果没有...”，说穿了，不还是”抗日误国”，只能”不抵抗”吗？



一次在纽约欣赏”黄河大合唱”音乐会时，碰到一位来自台湾的文化界老人。说起”黄河大合唱”他特别激动，他第一次听到这曲子是在五十年前的抗战时期了，他的中学音乐老师教会了他。后来那位音乐老师去了延安，说到此，他不由得十分感叹地说，当年的好青年都是共产党啊！



其实同样意思的话，在刘宾雁先生那里早就读到了。那是他在忏悔早年受共产党欺骗而误入歧途时说的。他说，因为当时看到的只有共产党的书，所以云云(大意)。可见当时的共产党对青年人确实有吸引力。



对于红旗下长大的几代人，怪罪于共产党的欺骗当然毫无问题，然而认为三四十年代共产党的舆论也能一手遮天，那就不免自欺欺人了。



可惜的是，当年的国民党，就落了个”不抗日”的骂名，以至于国共再次合作一成功，大批的青年就从全国各地奔向延安。用现代的语言叫”用脚投票”。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边...”那伤感的歌声催人泪下。首开记录，使全国上下痛切体会到南京当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误国的是”九一八”事变。



1931年春以来，日本在东北地区相继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并公开在沈阳街头搞军事演习，其侵吞东北的野心昭然若揭。

可是，那位蒋先生想的却是：”今日中国唯一之敌人为赤匪。”(6月5日在南京立法院讲话)”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恐被共产党利用，...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7月蒋给张学良电)

因此，7月24日蒋发表《告国民书》称：”排日运动，荼毒国家，并损坏政府而已。”取缔了在南京等地举行的抗日集会。



然而，日本的侵略步伐并不因南京当局的妥协退让而稍缓。老蒋自己不抵抗，就只能依赖国联了。



8月1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发了铣电，声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9月12日，事变前夕，蒋介石特地前往石家庄召见张学良，当面指示：”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



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完全将东北军置于索手就戳的地步。

9月18日，柳条湖一带日军炸毁南满铁路的轰响刚过，南京军委会立即电示东北军当局，称：”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自动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阵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令。切切此令。”致使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坐以待旦，静候日军演习结束。



为了表示不抵抗之意，不仅张学良早就下令收缴军械入库，辽宁政府更于凌晨3时打开沈阳城门，以至于日军于破晓时分从洞开的城门堂而皇之入城。甚至当日军向北大营发起进攻时，荣臻还命令驻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鼓吹”以公理对强权”，”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使得日军在短短的4个多月中，侵占了东三省全境，32年3月1日，满洲国粉墨登场。



而蒋介石满怀期望的”国联”调停，最后却弄出一个《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该报告书纵容侵略，反对恢复九一八前的原状，主张东北实行自治，由国际共管。名义上虽属于中国，中国却不准在东北驻军。即使这样的调停最终也以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而不了了之。



当时，中国军队在东北地区占有明显的优势，在人数上8倍于日军。如果国民党当局全力支持东北军抗日，区区2万多日军是不难对付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方势力的一场军事冒险，正是国民党奉行的不抵抗主义使日本侵略者侥幸获胜。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宝孝良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就透露：”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及历次对中国军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利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控制，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于应付矣。”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无比愤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声名狼藉。张学良首当其冲，得了个”不抵抗将军”的美称；蒋介石难辞其咎，被迫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从此再无人敢公开鼓吹”不抵抗”。



国民党再次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出其不抗日的真面目是在次年发生的”一二八”事变。



32年初，日本又在上海滋事，军队和装备源源不断运往上海，准备挑起战端。驻沪的十九路军积极布防，准备自卫。全国舆论也一致主张抵抗，而南京政府却仍无抵抗决心。此时蒋介石名虽下野，实际上仍然操纵着大计。一二八前夕，何应钦于1月24日赶到上海，要求十九路军按日方无理要求，后撤三十公里，且担心十九路军”行动越轨”急于下令该军换防调离。1月28日夜，日军向闸北驻军发动突然袭击，驻沪的十九路军奋起抗击，经过一昼夜的战斗，日军屡攻屡败，付出了伤亡800人的代价，被迫缩回租界。



淞沪战起，上海各界民众和国内外同胞冲破南京当局的种种限制，热情支援前线，各种战地服务队亲临前线，50多支义勇军共2万左右活跃在前线和后方协同作战。相反的是，十九路军不仅未得到军政部一枪一弹的补给，反而欠发十九路军军饷600余万达8个月之久，甚至要将国内外同胞的捐款抵充军饷。



十九路军一再要求南京政府增援，驻守京沪、京杭线的国民党军官兵也纷纷要求赴沪参战。何应钦却说：”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弄得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吗？这是不行的。”直至最后，仅有张治中获蒋介石批准于2月16日率领第5军投入战斗。2月21日军政部更通令各部队：”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致使京沪、沪杭线上国民党军6个师任凭十九路军苦战而坐视不救。



淞沪战争中，国民党海军更置身事外。驻沪海军居然按蒋介石授意，与日军达成互不侵犯条约：”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岂非咄咄怪事。使得日军的兵力和物资源源输沪，畅通无阻。



十九路军等部以装备简陋的7万之师，抗击优势配备的8万之敌达33天，迫使日军三易主帅。中国军人的爱国激情、牺牲精神和英勇战斗，在国际上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一位美国军官观战后评论：”果使中国军队一心一德，坚持到底，则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



3月初，十九路军终因后援不继，退守待援。



老蒋的希望仍然寄托于国联的调处，极力谋求对日妥协。3月2日，趁两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南京当局赶紧接受了停战条件，最后以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告终。从此上海成了不驻中国军队、不准有抗日组织和抗日活动，由英美法等列强共管的自由市。而违令抗日的十九路军被强令离开京沪，成为蒋介石整肃的对象，种下了以后福建事变的前因。



《淞沪协定》签字后，激起全国上下愤慨莫名。当天上海的《时事新报》评道：”国民主战而政府不战，国民激昂而政府卑怯，国民力援十九路军，而政府坐误戎机，国民纷纷组织义勇军，置身火线，而政府拥兵200万，参战者不过四十分之一，国民反对议和而政府毅然签字，则一切责任，显然独在当局。”“如此协定，谓未屈服不可得也！谓未辱国丧权不可得也！”



老蒋”不抵抗政策”连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依据遭人唾弃。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王造时撰文指出：”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



第三次是国民党当局自己不愿抗日，也不准别人抗日，以重兵压境破坏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



33年日本侵略之势直逼华北。热河之战，又以国民党当局妥协，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告终。5月，停战协定还在谈判时，日军侵占了察东多伦等地，全省危急。以冯玉祥为首一批爱国将领，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毅然与中共合作，在张家口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5月26日正式宣告成立，通电全国，誓师抗战。



6月21日方振武、吉鸿昌受命指挥北征军出发，义旗所指，所向披靡，出师后10天之内，连克察东3城。尤其是7月7日开始的多伦之战，吉鸿昌亲率敢死队，袒臂冲锋，血战5昼夜，伤亡官兵1600余，终于收复了察东重镇多伦。



抗日同盟军以新组的军队，残破的枪械，一举收复察东4县。捷报传来，全国振奋。



正当抗日同盟军为收复失地而浴血奋战时，蒋介石、汪精卫却在加紧策划扼杀抗日同盟军。他们一方面进行造谣中伤，诬蔑冯玉祥联俄投共，一方面调兵遣将，用武力胁迫。到7月底，共调集16个整师，与日伪对抗日同盟军形成夹攻之势。他们封锁平绥路，切断同盟军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给同盟军带来极大的困难。同时，他们还派出大批特务，在同盟军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和暗杀破坏工作。最终，冯玉祥不忍自相残杀，忍痛于8月撤销同盟军，部队接受改编。



一度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抗战被国民党当局扑灭了。冯玉祥重回泰山闭门读书，吉鸿昌、方振武先后被蒋介石杀害。



同时期签订的《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从此华北门户洞开，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全国各阶层人民，包括国民党爱国人士群起反对，谴责蒋介石当局卖国行为。天津《益世报》愤怒呼号：如此卖国协定”中国竟肯签字，竟敢签字！”



事不过三。到如此地步，国民党当局还能不落下”不抗日”的骂名，真要成为天下奇迹了。



而国民党当局却变本加厉，加紧迫害要求抗日的爱国同胞。他们杀”人权保障同盟”杨杏佛在先，囚救国会七君子在后。35年老同盟会员续范亭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不抗日，在南京中山陵剖腹明志，震动全国。36年张杨两将军被迫实行兵谏，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到此就完全破产了。



从31年到37年，许多国民党将士为了抵御暴日的侵略，浴血奋战。32年淞沪抗战，33年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36年绥远抗战，以及马占山、李杜等东北义勇军，却终不能洗脱国民党不抗日的恶名，盖因为老蒋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之故也！



至于要说老蒋卖国，确实也有点冤枉他。可惜他的爱国方式是：”若与日战，5日即可亡国。”而满清遗老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就说得更明白了：”不用说东北军队，就是全国军队也难以打垮日本。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来了外患，都是在战争中打亡国的，没有谈判亡国的。”



乌呼，且不论”落后就要挨打”的正确性有多少，到了中国的腐朽分子那里，更变成为”落后只能挨打”了。从李鸿章下来，这倒是一脉相承的。想李鸿章以年迈之躯，不辞劳苦，孜孜为国与列强讨价还价，终不免以丧权辱国而载史册。后来的当政者，慎之！慎之！



国民党落了个”不抗日”的骂名能怨谁？(续)





由此看来，说国民党在37年以前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并没有冤枉了它。有人认为”不抵抗”不该是恶名，而应该是美名，我也懒得与之争辩。恶名也罢，美名也罢，总还是国民党自己挣来的，怪不得共产党栽赃。



37年前后，面对全国各阶层人民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怒潮和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国民党当局被迫改弦更张，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但是说国民党奉行的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大体上并没有冤枉它。



在七七事变后的一年多一点时间内，国民党的抗战还是比较积极的。对此，共产党并没有一笔抹杀。《毛泽东选集》总应该看过吧？其中是这样写的：”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论联合政府》，毛选一卷本P1037)”抗战以来全国军队的英勇牺牲，我们是十分敬佩的，但是需要从血战中得出一定的教训。”(《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P370)

因此毛泽东又指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从参战的成份说来则是片面的，因为抗战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是人民的抗战。几个月来许多土地的丧失，许多军队的失利，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同上，P365)”此外，军事上的错误，也是丧军失地的一个大原因。打的大半都是被动的仗，军事术语叫做'单纯防御'。这样的打法是没有可能胜利的。”(同上，P366)”如果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击战以辅助之，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同上，P369)



在这一阶段，国民党的问题虽然不在于不抗日，而在于片面抗日，但是国民党的失策造成的影响是及其恶劣的。

首先，国民党自己不发动群众，实行全民抗战，更害怕共产党发动群众，因而压制群众的抗日。38年6月，国民党西安当局逮捕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总队长。38年8月，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下令解散”民先队”、”青年救国团”等群众救亡团体，把要求抗日的民众推向共产党那边。

其次，”单纯防御”而不是机动作战使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优势火力下损失惨重。有时一天之内，竟有10团官兵葬身于日军的炮火之中，由此在国民党军队中造成了一种严重的失败情绪。而单纯的横向防御，往往一点遭突破后便引起全线崩溃，且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以至一溃千里。原先预设的二线阵地往往不起作用，如淞沪会战中，张治中率部花费数年功夫兴建的吴福线国防工事未经使用便放弃了。37年11月，抗战正式爆发后不过几个月时间，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了。



同时期，武器装备十分简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却逆向而上，杀向敌后。敌占区的广大民众，急切地盼望有人来组织和领导他们保家卫国。在共产党那里，他们看到了希望，各种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就以冀中根据地的开辟为例。37年10月，共产党员吕正操率领的原东北军53军388旅691团，拒绝与大部队一起往南长途竞逃，在晋县改称人民自卫军誓师抗日。他们与中共保属特委组织的河北游击军互相配合，在半年中控制了整个冀中平原，建立了38个县的抗日政权。38年4月，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一起粉碎了日军的第一次扫荡，在冀中打开了抗日的新局面。

再看地方政府，晋东北18个县的县长大多逃之夭夭，留下了五台县宋劭文和盂县胡仁奎两位县长，与共产党合作，参加了晋察冀边区的创建工作。

到38年10月，八路军在敌后创建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西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八路军从改编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15万多人，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坚。新四军也开辟了苏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从开始时的1万人发展到2万5千人。到38年底，与八路军和新四军作战的日军已经达到40多万，占侵华日军总数68万(东北地区除外)的58%，敌后根据地逐渐成为了抗日的主战场。



由于正面战场的抵抗和敌后战场的开辟，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美梦。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后，日军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转而将主要力量用于敌后，对付共产党的抗日武装。自38年11月到39年7月的9个月中，日军在8个月中以85%的兵力对敌后根据地进行扫荡，仅以1个月的时间用15%的兵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作局部进攻。

同时，日本对国民党加强了政治诱降，用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作为诱饵，企图实行其”以华制华”的目的。而英美对日采取绥靖政策，极欲作为调停者，不惜以牺牲中国抗战的代价来维持所谓和平。在此气候下，国民党开始转向。亲日派汪精卫公开投敌，而英美派蒋介石则走上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



39年1月，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上，确立了”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到了39年11月的五届六中全会上，国民党进而从”政治限共为主”转变为”军事限共为主”，并发出了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

随之就发生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其代表性事件是前期的五大血案和后期的三次进攻。39年4月30日发生博山血案，6月11日发生深县血案，6月12日发生平江血案，9月1日发生鄂东血案，40年1月11日发生确山血案，近3千八路军和新四军指战员(包括伤病员)及家属被惨杀。39年5月，国民党调集胡宗南部30万人从北、西、南三面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包围，以后就不断挑起摩擦，甚至大规模的进攻。到40年6月共侵占边区5个县城和6个区43个乡。39年12月山西的阎锡山制造了十二月事变，进攻新军和八路军，同时破坏地方抗日民主政权，大肆杀害地方政府人员和八路军后方医院伤病员，遇害者200多。39年5月到40年3月，国民党军队更对八路军前方总部和129师发动进攻。由于共产党适时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在军事上明确地采取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粉碎了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而使国民党在政治上完全陷入孤立的困境的是皖南事变。41年1月，皖南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奉命北移途中遭到国民党预设重兵的围歼，除了约2000人分散突出重围外，大部牺牲和被俘。事变发生后，全国震惊，海内外一致反对，各界人士纷纷开会和发表文章，谴责国民党的反共罪行。连英美也从自身利益出发，反对中国内战。蒋介石陷入了十分狼狈的境地，被迫在3月6日的参政会上保证：”以后决无剿共军事。”



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日军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主要进行局部的有限进攻，实施”政治和战略上”的压制性作战。每次作战通常在一个月之内，且往往在到达预定地区后即行停止或撤回。国民党军队则始终在战略上采取消极的防御作战，缺乏对敌军的主动进攻，因此在南昌、随枣、枣宜、豫南、上高、长沙等一系列会战中，尽管广大爱国官兵不乏英勇抗敌，壮烈牺牲，却往往不能打破日军的作战企图。

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了确保在中国的占领区，使之成为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和基地，对敌后根据地实施了更加残酷的大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对国民党则继续执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当日军使用在华总兵力的72%对敌后根据地进行以”三光”政策闻名的最惨无人道的大扫荡时，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反而沉寂了下来。



最能反映出国民党消极抗战的是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冲突。

欧战爆发后，英美对华支援转趋积极。40年10月，英国首先开放了封锁已达3个月的滇缅路，援华物质开始源源进入。41年11月，滇缅边境情况紧急，为了确保滇缅路国际交通线的通畅，决定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于是有42年初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由于各方面的原因，10万远征军作战5月有余，最终以损兵折将而告终。中国西南唯一的国际交通线被切断。

42年1月，同盟国正式组织中国战区，蒋介石任统帅，美国的史迪威出任参谋长。史迪威对中国的期望很大，上任不久就提出中国军东进夺还武汉和南进夺取河内的作战计划。罗斯福也希望蒋介石尽快在中国开辟第二战场，蒋介石则推说中国军队的装备落后，补给困难，要等打通印缅道路得到充分援助物质后，才能作战。

在开罗会议期间，在谈到对日作战问题时，蒋介石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罗斯福终于明白了：”中国军队一心只放在监视共产军上，根本无心和日军作战。”(据罗斯福的儿子艾利沃特的回忆录)

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分别退往云南和印度接受美械装备和训练。按照开罗会议的商议，中国军队将在1944年春季向缅甸日军发动进攻，可是届时中国军队却迟迟不动。罗斯福多次催促蒋介石出兵，蒋介石以美国不给10亿美元贷款为由，要把第二次缅甸战役推迟到1944年雨季以后。罗斯福被蒋介石的态度激怒，放出狠话：”如果阁下再不出兵，美国将断绝一切经济军事援助。”在罗斯福的强压下蒋介石才被迫出兵，1944年4月，何应钦率新军进入缅甸，开始了第二次缅甸战役。

史迪威对蒋介石只想得到武器装备却不愿作战的作法十分不满，几次要美援装备中共的军队，并提出按战斗力来分配援助物资。44年9月为解救在滇西龙陵的远征军，史迪威提出调围堵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大军南下作战。这下戳到了蒋介石的痛处，最终导致了史迪威的离任。从此罗斯福对中国军队的抗战彻底丧失了信心，连向中国军队提供武器的热情也冷却了。魏德迈上任后，向罗斯福提议用美式武器为中国军队装备三十六个师，并进行美式训练，被罗斯福搁置不理。



国民党的消极避战带来的是其军队的腐朽。

进入1943年后，美军于2月7日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胜利，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从此日军开始走下坡路。1943年春夏，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在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后，开始进行局部反攻。到43年底，基本恢复了原有的根据地面积。44年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反攻，大片国土被解放，日伪军龟缩到铁路沿线的狭小区域中。

与之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败退，海上运输线被美军切断，急须在中国大陆打通一条从满洲到越南的陆上通道，并攻占美军在中国大陆的军用机场。1944年春季，日军结集50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河南的汤恩伯守军40余万，面对5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前后不过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军占领。守军司令汤恩伯首先脱离战线逃走。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守军无心抵抗，军官们则忙著把自己的亲属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内地，在战场上甚至出现几百人的日军败走上万人中国军队的状况。在历时八个月的豫湘桂战役中，中国军队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军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在已成为强弩之末的日军面前，国民党军队遭此败绩，不由得蒋介石不感叹道：”国土丧失之广，战地同胞流离痛苦之深，国家所受的耻辱之重，实在是第二期抗战史中最堪悲痛的一页。”

结果是，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便在三年半的内战中输给了共产党。



还是引王造时的那句话：”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正是国民党当局先是”不抗日”，后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才导致人心丧尽，终于连安内也谈不上了。

如果我们不过高地估计自己的智力而贬低当时人的智力，则无论如何，国民党遭此结局都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