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国民党的抗日战略方针是速胜论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9 09:53:47
杨英法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但对于国民党的抗日战略方针，过去多认为是“速胜论”，其实不符合实际。国民党的抗日战略方针叫“持久战”或“持久消耗”。两种抗日战略方针，有很多相同相似之处，但又有许多不同之处。本文拟对二者作一初步比较。
一、国民党的抗日战略方针不是“速胜论”， 而是“持久战”或“持久消耗”
长期以来，史学界多认为，在抗战初期，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是亡国论者， 而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则是速胜论者， 而毛泽东则提出了正确的抗日战略方针——持久战理论。这种观点为绝大多数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教材所接受。如原国家教委社科司组编的《中国革命史》在论述持久战理论时，开首即写道：“抗战开始后，全国人民都盼望抗战的胜利，但抗战能不能胜利，以及怎样才能胜利，战争的进程会是怎样，是许多人感到困惑的问题。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以中国武器不如日本为由，鼓吹中国‘战必败，再战必亡’的亡国论；以蒋介石集团为首的国民党内的亲英美派，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外国援助上，宣扬‘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形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的速胜论。由于蒋介石集团是国民党内的当权派，说蒋介石集团是速胜论者，自然是说国民党的抗日战略方针即是速胜论。诚然，当时国民党内及广大民众中，确实存在速胜论者，他们往往是一些爱国志士，为了反驳亡国论，便找了些中国可以取胜的理由，但有时话说过了头，成了速胜论。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谈了亡国论时，紧接着说：“某些性急的朋友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乎费大力气”。当时的速胜论者不仅存在于国民党内、一般民众中，甚至共产党内也存在。在抗日战争的头半年内，党内有些人觉得日本不值一打。其根据并不是因为它们感觉自己的力量很大，他们知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民众有组织的力量在当时还是很小的， 而是因为国民党抗日了，他们感觉国民党有很大的力量，可以配合共产党有效地打击日本。
当时尽管存在速胜论，但并没占主导地位，蒋介石等人虽然把抗战的胜利较多地寄托在外国援助上，但并没有因此把速胜论定位战略方针，其抗日战略方针仍为“持久战”或“持久消耗”。毛泽东本人就说过蒋介石并非速胜论者。早在 1938年，毛泽东就说：“抗战初期之时，许多人不从敌我力量基本上的对比出发， 而从若干一时的与表面的现象出发，设想战争不久就可解决，速胜思想笼罩一时，然而蒋委员长在去年双十节即明白指出：‘此次抗战，非一年半载可了，必经非常之困苦与艰难始可获得最后之胜利’”。
国民党的抗日战略方针，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述。大本营训令称“持久战”。1937年8月20日，大本营发布第一号至第四号训令，其第一号称：“大本营对于作战指导，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第二号训令称：“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之基本主旨”。.但在许多场合，则表述为“持久消耗”。1937年8月7日晚开始，国民党连续召开国防会议于南京。这次会议在蒋介石主持下，讨论了《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制定了“抗战到底，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的方针，强调“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在此原则下，“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战力，侍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以达到最后胜利”。这期间，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也反复阐述“持久消耗战略”的道理，告诫部下：“对日作战，不经十年八年的艰苦，不会成功”。南京失守后，蒋介石连续召开军事会议，检讨前期抗战的得失，确定以后作战方针，并对“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做出具体解释。他说：“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一种夺得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然，在国民党内，确实有人持速胜论观点，但并未占主导地位；蒋介石在个别场合也表达过类似速胜论的观点，但并不代表其一贯观点。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的贡献，不在于独持或首先提出了持久战的观点， 而在于对持久战的观点做出了透彻的理论分析，找出了持久战的客观依据及进行持久战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正是在这些有关持久战的具体问题上，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尽管和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有着某些相同相似之处，但在许多方面却都显得逊色，从而显现出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重大贡献。
二、国共两党持久抗日战略方针的异同
国共两党的抗日战略方针都是持久战， 二者之间有很多相同相似之处，但又有很多差异。国民党的抗战方针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在许多方面都显得逊色。下面笔者从对抗日战争发展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对抗日战争发展阶段的认识及进行持久战的措施三方面加以比较。
（一）国共两党在对抗日战争发展客观规律性认识上的差别
为什麽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呢？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⑦。由此出发，构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抗日战争就是中日双方这些特点的比赛。敌强我弱的特点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的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其它三个特点，特别是中国处在中国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进行的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有了无产阶级，有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有了已经觉悟和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这就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样，毛泽东把持久战的结论放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说明速胜论和亡国论都是错误的。
蒋介石、国民党虽然也认识到中日战争是持久消耗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其不懂得中日战争的时代特点，不懂得中日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仅把中国土广民众和敌小我大作为日本无法灭亡中国，中国抗战持久必胜的主要依据。蒋介石多次强调：“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说，已不是兴旺向上的国家， 而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 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相反，是如日方升的国家，中国已有了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和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特别是有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十七年的斗争经验。“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这构成了中国抗战持久必胜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出于阶级本性，蒋介石和国民党是认识不到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杨英法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但对于国民党的抗日战略方针，过去多认为是“速胜论”，其实不符合实际。国民党的抗日战略方针叫“持久战”或“持久消耗”。两种抗日战略方针，有很多相同相似之处，但又有许多不同之处。本文拟对二者作一初步比较。
一、国民党的抗日战略方针不是“速胜论”， 而是“持久战”或“持久消耗”
长期以来，史学界多认为，在抗战初期，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是亡国论者， 而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则是速胜论者， 而毛泽东则提出了正确的抗日战略方针——持久战理论。这种观点为绝大多数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教材所接受。如原国家教委社科司组编的《中国革命史》在论述持久战理论时，开首即写道：“抗战开始后，全国人民都盼望抗战的胜利，但抗战能不能胜利，以及怎样才能胜利，战争的进程会是怎样，是许多人感到困惑的问题。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以中国武器不如日本为由，鼓吹中国‘战必败，再战必亡’的亡国论；以蒋介石集团为首的国民党内的亲英美派，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外国援助上，宣扬‘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形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的速胜论。由于蒋介石集团是国民党内的当权派，说蒋介石集团是速胜论者，自然是说国民党的抗日战略方针即是速胜论。诚然，当时国民党内及广大民众中，确实存在速胜论者，他们往往是一些爱国志士，为了反驳亡国论，便找了些中国可以取胜的理由，但有时话说过了头，成了速胜论。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谈了亡国论时，紧接着说：“某些性急的朋友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乎费大力气”。当时的速胜论者不仅存在于国民党内、一般民众中，甚至共产党内也存在。在抗日战争的头半年内，党内有些人觉得日本不值一打。其根据并不是因为它们感觉自己的力量很大，他们知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民众有组织的力量在当时还是很小的， 而是因为国民党抗日了，他们感觉国民党有很大的力量，可以配合共产党有效地打击日本。
当时尽管存在速胜论，但并没占主导地位，蒋介石等人虽然把抗战的胜利较多地寄托在外国援助上，但并没有因此把速胜论定位战略方针，其抗日战略方针仍为“持久战”或“持久消耗”。毛泽东本人就说过蒋介石并非速胜论者。早在 1938年，毛泽东就说：“抗战初期之时，许多人不从敌我力量基本上的对比出发， 而从若干一时的与表面的现象出发，设想战争不久就可解决，速胜思想笼罩一时，然而蒋委员长在去年双十节即明白指出：‘此次抗战，非一年半载可了，必经非常之困苦与艰难始可获得最后之胜利’”。
国民党的抗日战略方针，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述。大本营训令称“持久战”。1937年8月20日，大本营发布第一号至第四号训令，其第一号称：“大本营对于作战指导，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第二号训令称：“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之基本主旨”。.但在许多场合，则表述为“持久消耗”。1937年8月7日晚开始，国民党连续召开国防会议于南京。这次会议在蒋介石主持下，讨论了《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制定了“抗战到底，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的方针，强调“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在此原则下，“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战力，侍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以达到最后胜利”。这期间，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也反复阐述“持久消耗战略”的道理，告诫部下：“对日作战，不经十年八年的艰苦，不会成功”。南京失守后，蒋介石连续召开军事会议，检讨前期抗战的得失，确定以后作战方针，并对“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做出具体解释。他说：“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一种夺得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然，在国民党内，确实有人持速胜论观点，但并未占主导地位；蒋介石在个别场合也表达过类似速胜论的观点，但并不代表其一贯观点。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的贡献，不在于独持或首先提出了持久战的观点， 而在于对持久战的观点做出了透彻的理论分析，找出了持久战的客观依据及进行持久战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正是在这些有关持久战的具体问题上，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尽管和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有着某些相同相似之处，但在许多方面却都显得逊色，从而显现出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重大贡献。
二、国共两党持久抗日战略方针的异同
国共两党的抗日战略方针都是持久战， 二者之间有很多相同相似之处，但又有很多差异。国民党的抗战方针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在许多方面都显得逊色。下面笔者从对抗日战争发展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对抗日战争发展阶段的认识及进行持久战的措施三方面加以比较。
（一）国共两党在对抗日战争发展客观规律性认识上的差别
为什麽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呢？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⑦。由此出发，构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抗日战争就是中日双方这些特点的比赛。敌强我弱的特点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的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其它三个特点，特别是中国处在中国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进行的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有了无产阶级，有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有了已经觉悟和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这就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样，毛泽东把持久战的结论放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说明速胜论和亡国论都是错误的。
蒋介石、国民党虽然也认识到中日战争是持久消耗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其不懂得中日战争的时代特点，不懂得中日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仅把中国土广民众和敌小我大作为日本无法灭亡中国，中国抗战持久必胜的主要依据。蒋介石多次强调：“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说，已不是兴旺向上的国家， 而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 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相反，是如日方升的国家，中国已有了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和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特别是有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十七年的斗争经验。“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这构成了中国抗战持久必胜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出于阶级本性，蒋介石和国民党是认识不到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但对于国民党的抗日战略方针，过去多认为是“速胜论”，其实不符合实际。国民党的抗日战略方针叫“持久战”或“持久消耗”。两种抗日战略方针，有很多相同相似之处，但又有许多不同之处。本文拟对二者作一初步比较。
一、国民党的抗日战略方针不是“速胜论”， 而是“持久战”或“持久消耗”
长期以来，史学界多认为，在抗战初期，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是亡国论者， 而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则是速胜论者， 而毛泽东则提出了正确的抗日战略方针——持久战理论。这种观点为绝大多数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教材所接受。如原国家教委社科司组编的《中国革命史》在论述持久战理论时，开首即写道：“抗战开始后，全国人民都盼望抗战的胜利，但抗战能不能胜利，以及怎样才能胜利，战争的进程会是怎样，是许多人感到困惑的问题。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以中国武器不如日本为由，鼓吹中国‘战必败，再战必亡’的亡国论；以蒋介石集团为首的国民党内的亲英美派，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外国援助上，宣扬‘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形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的速胜论。由于蒋介石集团是国民党内的当权派，说蒋介石集团是速胜论者，自然是说国民党的抗日战略方针即是速胜论。诚然，当时国民党内及广大民众中，确实存在速胜论者，他们往往是一些爱国志士，为了反驳亡国论，便找了些中国可以取胜的理由，但有时话说过了头，成了速胜论。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谈了亡国论时，紧接着说：“某些性急的朋友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乎费大力气”。当时的速胜论者不仅存在于国民党内、一般民众中，甚至共产党内也存在。在抗日战争的头半年内，党内有些人觉得日本不值一打。其根据并不是因为它们感觉自己的力量很大，他们知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民众有组织的力量在当时还是很小的， 而是因为国民党抗日了，他们感觉国民党有很大的力量，可以配合共产党有效地打击日本。
当时尽管存在速胜论，但并没占主导地位，蒋介石等人虽然把抗战的胜利较多地寄托在外国援助上，但并没有因此把速胜论定位战略方针，其抗日战略方针仍为“持久战”或“持久消耗”。毛泽东本人就说过蒋介石并非速胜论者。早在 1938年，毛泽东就说：“抗战初期之时，许多人不从敌我力量基本上的对比出发， 而从若干一时的与表面的现象出发，设想战争不久就可解决，速胜思想笼罩一时，然而蒋委员长在去年双十节即明白指出：‘此次抗战，非一年半载可了，必经非常之困苦与艰难始可获得最后之胜利’”。
国民党的抗日战略方针，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述。大本营训令称“持久战”。1937年8月20日，大本营发布第一号至第四号训令，其第一号称：“大本营对于作战指导，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第二号训令称：“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之基本主旨”。.但在许多场合，则表述为“持久消耗”。1937年8月7日晚开始，国民党连续召开国防会议于南京。这次会议在蒋介石主持下，讨论了《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制定了“抗战到底，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的方针，强调“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在此原则下，“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战力，侍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以达到最后胜利”。这期间，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也反复阐述“持久消耗战略”的道理，告诫部下：“对日作战，不经十年八年的艰苦，不会成功”。南京失守后，蒋介石连续召开军事会议，检讨前期抗战的得失，确定以后作战方针，并对“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做出具体解释。他说：“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一种夺得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然，在国民党内，确实有人持速胜论观点，但并未占主导地位；蒋介石在个别场合也表达过类似速胜论的观点，但并不代表其一贯观点。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的贡献，不在于独持或首先提出了持久战的观点， 而在于对持久战的观点做出了透彻的理论分析，找出了持久战的客观依据及进行持久战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正是在这些有关持久战的具体问题上，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尽管和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有着某些相同相似之处，但在许多方面却都显得逊色，从而显现出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重大贡献。
二、国共两党持久抗日战略方针的异同
国共两党的抗日战略方针都是持久战， 二者之间有很多相同相似之处，但又有很多差异。国民党的抗战方针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在许多方面都显得逊色。下面笔者从对抗日战争发展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对抗日战争发展阶段的认识及进行持久战的措施三方面加以比较。
（一）国共两党在对抗日战争发展客观规律性认识上的差别
为什麽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呢？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⑦。由此出发，构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抗日战争就是中日双方这些特点的比赛。敌强我弱的特点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的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其它三个特点，特别是中国处在中国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进行的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有了无产阶级，有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有了已经觉悟和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这就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样，毛泽东把持久战的结论放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说明速胜论和亡国论都是错误的。
蒋介石、国民党虽然也认识到中日战争是持久消耗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其不懂得中日战争的时代特点，不懂得中日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仅把中国土广民众和敌小我大作为日本无法灭亡中国，中国抗战持久必胜的主要依据。蒋介石多次强调：“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说，已不是兴旺向上的国家， 而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 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相反，是如日方升的国家，中国已有了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和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特别是有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十七年的斗争经验。“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这构成了中国抗战持久必胜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出于阶级本性，蒋介石和国民党是认识不到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杨英法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但对于国民党的抗日战略方针，过去多认为是“速胜论”，其实不符合实际。国民党的抗日战略方针叫“持久战”或“持久消耗”。两种抗日战略方针，有很多相同相似之处，但又有许多不同之处。本文拟对二者作一初步比较。
一、国民党的抗日战略方针不是“速胜论”， 而是“持久战”或“持久消耗”
长期以来，史学界多认为，在抗战初期，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是亡国论者， 而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则是速胜论者， 而毛泽东则提出了正确的抗日战略方针——持久战理论。这种观点为绝大多数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教材所接受。如原国家教委社科司组编的《中国革命史》在论述持久战理论时，开首即写道：“抗战开始后，全国人民都盼望抗战的胜利，但抗战能不能胜利，以及怎样才能胜利，战争的进程会是怎样，是许多人感到困惑的问题。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以中国武器不如日本为由，鼓吹中国‘战必败，再战必亡’的亡国论；以蒋介石集团为首的国民党内的亲英美派，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外国援助上，宣扬‘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形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的速胜论。由于蒋介石集团是国民党内的当权派，说蒋介石集团是速胜论者，自然是说国民党的抗日战略方针即是速胜论。诚然，当时国民党内及广大民众中，确实存在速胜论者，他们往往是一些爱国志士，为了反驳亡国论，便找了些中国可以取胜的理由，但有时话说过了头，成了速胜论。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谈了亡国论时，紧接着说：“某些性急的朋友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乎费大力气”。当时的速胜论者不仅存在于国民党内、一般民众中，甚至共产党内也存在。在抗日战争的头半年内，党内有些人觉得日本不值一打。其根据并不是因为它们感觉自己的力量很大，他们知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民众有组织的力量在当时还是很小的， 而是因为国民党抗日了，他们感觉国民党有很大的力量，可以配合共产党有效地打击日本。
当时尽管存在速胜论，但并没占主导地位，蒋介石等人虽然把抗战的胜利较多地寄托在外国援助上，但并没有因此把速胜论定位战略方针，其抗日战略方针仍为“持久战”或“持久消耗”。毛泽东本人就说过蒋介石并非速胜论者。早在 1938年，毛泽东就说：“抗战初期之时，许多人不从敌我力量基本上的对比出发， 而从若干一时的与表面的现象出发，设想战争不久就可解决，速胜思想笼罩一时，然而蒋委员长在去年双十节即明白指出：‘此次抗战，非一年半载可了，必经非常之困苦与艰难始可获得最后之胜利’”。
国民党的抗日战略方针，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述。大本营训令称“持久战”。1937年8月20日，大本营发布第一号至第四号训令，其第一号称：“大本营对于作战指导，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第二号训令称：“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之基本主旨”。.但在许多场合，则表述为“持久消耗”。1937年8月7日晚开始，国民党连续召开国防会议于南京。这次会议在蒋介石主持下，讨论了《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制定了“抗战到底，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的方针，强调“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在此原则下，“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战力，侍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以达到最后胜利”。这期间，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也反复阐述“持久消耗战略”的道理，告诫部下：“对日作战，不经十年八年的艰苦，不会成功”。南京失守后，蒋介石连续召开军事会议，检讨前期抗战的得失，确定以后作战方针，并对“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做出具体解释。他说：“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一种夺得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然，在国民党内，确实有人持速胜论观点，但并未占主导地位；蒋介石在个别场合也表达过类似速胜论的观点，但并不代表其一贯观点。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的贡献，不在于独持或首先提出了持久战的观点， 而在于对持久战的观点做出了透彻的理论分析，找出了持久战的客观依据及进行持久战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正是在这些有关持久战的具体问题上，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尽管和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有着某些相同相似之处，但在许多方面却都显得逊色，从而显现出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重大贡献。
二、国共两党持久抗日战略方针的异同
国共两党的抗日战略方针都是持久战， 二者之间有很多相同相似之处，但又有很多差异。国民党的抗战方针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在许多方面都显得逊色。下面笔者从对抗日战争发展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对抗日战争发展阶段的认识及进行持久战的措施三方面加以比较。
（一）国共两党在对抗日战争发展客观规律性认识上的差别
为什麽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呢？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⑦。由此出发，构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抗日战争就是中日双方这些特点的比赛。敌强我弱的特点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的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其它三个特点，特别是中国处在中国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进行的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有了无产阶级，有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有了已经觉悟和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这就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样，毛泽东把持久战的结论放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说明速胜论和亡国论都是错误的。
蒋介石、国民党虽然也认识到中日战争是持久消耗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其不懂得中日战争的时代特点，不懂得中日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仅把中国土广民众和敌小我大作为日本无法灭亡中国，中国抗战持久必胜的主要依据。蒋介石多次强调：“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说，已不是兴旺向上的国家， 而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 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相反，是如日方升的国家，中国已有了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和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特别是有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十七年的斗争经验。“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这构成了中国抗战持久必胜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出于阶级本性，蒋介石和国民党是认识不到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
（ 二）国共两党对抗日战争发展阶段的认识上的不同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科学地预见了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他还指出，相持阶段时间相当长，遇到困难也最多，但它又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持久战，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中国将转弱为强，变劣势为优势，完成反攻的准备。
蒋介石、国民党对战争缺乏通盘的预见，开始对战争分期也说不清楚。抗战爆发后的国防会议仅言第一期为守势作战时期，以后的战争进程怎样，没有讲。直到1938年11月25日到28日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才对此问题有了统一认识，确定了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蒋介石在会以上首先明确抗战阶段的划分：“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撤军、岳州沦陷为止，这是我们抗战第一期”，“从今以后的战争，才是第二期”，从而统一了以往国民党军对战争阶段划分不一致的说法。其次，他提出了两期战略的区别:第一期为诱敌深入，消耗敌人，可以说是纯粹军事的行动；第二期则转败为胜、转守为攻，政治与军事同时进行。最后，蒋介石提出了“转败为胜”的 18项信条，诸如“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宣传重于作战”、“训练重于作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等等。
由此可见，国民党在思想上并没有将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两个阶段区分开来， 而将二者合而为一。两个阶段在战争目标、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及应采取的战略战术等方面都有重大区别，说明国民党对抗日战争进程的认识远不如共产党深刻、明晰。
（ 三）国共两党在进行持久战措施上的相似处
如果说国共两党的抗日战略方针，在对抗日战争发展客观规律性及对抗日战争发展阶段的认识上，更多的表现为差别的话，那麽，在进行持久战的措施上，则更多的表现为相似。其相似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共产党反对和敌人硬拚，主张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要勇敢地退却，保存军力，避免和敌人过早进行战略决战，执行“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政策”。国民党也强调不要在不利情况下与敌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要“以空间换时间”。徐州是为避免和敌人过早进行战略决战而主动放弃的典型例子，武汉等地也是在政策指导下而主动放弃的。
第二，共产党特别注重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在相持阶段中的战略地位。国民党也重视游击战的作用。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指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用于敌后”。并命令各战区划分若干游击区，指派部队担任游击，并且新组建了专门实施敌后游击任务的冀察、鲁苏两战区，还命令第一、 二、三、九各战区经常派10余个师进行游击，兵力占其战区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敌后游击区曾经发展到相当规模，先后开辟了冀察、鲁中、豫东、山西、浙西、 鄂豫皖边区、海南等多块游击区，人数多，地域广，一度成为日军重点进攻的对象，在抗战初期的对日作战中也还是比较努力的。
第三，共产党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抗日战争是消耗战”，“集合许多小胜化为大胜，则是正规战、游击战所共同的”。国民党也特别强调“消耗敌人”，“积小胜为大胜”。据白崇禧回忆，国民党在1937年冬天的武汉军事会议上“研讨对敌战法，于战略上国军采取持久消耗战，于战术上，我曾于大会中提议应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限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白崇禧的建议为蒋介石所采纳，它和共产党的主张是十分相近的。
第四，国共两党都认为，坚持持久战和夺取抗战的胜利应该主要依靠国内力量，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促使国际局势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关于国内力量，共产党主张全民抗战，实行人民战争；对于国民党，过去人们多认为它完全反对民众参加抗战。其实，国民党真正害怕的是民众跟着共产党走。如民众纯为抗日，不威胁其统治，有时还是支持和默许的。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抗战之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大会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就“民众运动”列出专门条款，强调要“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⒄。大会还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实施“二五减租”等措施。但是，也应看到，由于国民党因害怕民众运动威胁其统治，从而导致不敢充分发动民众和有效的组织民众，这正暴露出它的阶级本性和反人民的一面。
可见，在如何进行持久战的具体措施上，国共两党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然而，最终认识结果虽然相近，但在认识的瞻前性上却又有很大差别。共产党的认识具有瞻前性，能对战争做出预先的科学指导， 而国民党的认识却往往滞后，不能对战争做出预先指导。共产党的持久战战略在《论持久战》中已有明确、系统的论述， 而国民党的一系列主张并没有在一开始就系统的提出， 而是在以后逐步提出的，故而往往落后于现实的需要，使其抗战初期的对日作战缺乏明确指导，实际是便打便瞧、临时应付，成为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且其持久消耗战，在消耗日军的同时，也有消耗人民抗日武装，使国民党自己的力量单独发展，成为战后统治中国的唯一力量的企图。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科学地预见了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他还指出，相持阶段时间相当长，遇到困难也最多，但它又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持久战，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中国将转弱为强，变劣势为优势，完成反攻的准备。
蒋介石、国民党对战争缺乏通盘的预见，开始对战争分期也说不清楚。抗战爆发后的国防会议仅言第一期为守势作战时期，以后的战争进程怎样，没有讲。直到1938年11月25日到28日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才对此问题有了统一认识，确定了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蒋介石在会以上首先明确抗战阶段的划分：“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撤军、岳州沦陷为止，这是我们抗战第一期”，“从今以后的战争，才是第二期”，从而统一了以往国民党军对战争阶段划分不一致的说法。其次，他提出了两期战略的区别:第一期为诱敌深入，消耗敌人，可以说是纯粹军事的行动；第二期则转败为胜、转守为攻，政治与军事同时进行。最后，蒋介石提出了“转败为胜”的 18项信条，诸如“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宣传重于作战”、“训练重于作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等等。
由此可见，国民党在思想上并没有将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两个阶段区分开来， 而将二者合而为一。两个阶段在战争目标、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及应采取的战略战术等方面都有重大区别，说明国民党对抗日战争进程的认识远不如共产党深刻、明晰。
（ 三）国共两党在进行持久战措施上的相似处
如果说国共两党的抗日战略方针，在对抗日战争发展客观规律性及对抗日战争发展阶段的认识上，更多的表现为差别的话，那麽，在进行持久战的措施上，则更多的表现为相似。其相似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共产党反对和敌人硬拚，主张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要勇敢地退却，保存军力，避免和敌人过早进行战略决战，执行“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政策”。国民党也强调不要在不利情况下与敌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要“以空间换时间”。徐州是为避免和敌人过早进行战略决战而主动放弃的典型例子，武汉等地也是在政策指导下而主动放弃的。
第二，共产党特别注重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在相持阶段中的战略地位。国民党也重视游击战的作用。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指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用于敌后”。并命令各战区划分若干游击区，指派部队担任游击，并且新组建了专门实施敌后游击任务的冀察、鲁苏两战区，还命令第一、 二、三、九各战区经常派10余个师进行游击，兵力占其战区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敌后游击区曾经发展到相当规模，先后开辟了冀察、鲁中、豫东、山西、浙西、 鄂豫皖边区、海南等多块游击区，人数多，地域广，一度成为日军重点进攻的对象，在抗战初期的对日作战中也还是比较努力的。
第三，共产党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抗日战争是消耗战”，“集合许多小胜化为大胜，则是正规战、游击战所共同的”。国民党也特别强调“消耗敌人”，“积小胜为大胜”。据白崇禧回忆，国民党在1937年冬天的武汉军事会议上“研讨对敌战法，于战略上国军采取持久消耗战，于战术上，我曾于大会中提议应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限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白崇禧的建议为蒋介石所采纳，它和共产党的主张是十分相近的。
第四，国共两党都认为，坚持持久战和夺取抗战的胜利应该主要依靠国内力量，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促使国际局势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关于国内力量，共产党主张全民抗战，实行人民战争；对于国民党，过去人们多认为它完全反对民众参加抗战。其实，国民党真正害怕的是民众跟着共产党走。如民众纯为抗日，不威胁其统治，有时还是支持和默许的。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抗战之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大会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就“民众运动”列出专门条款，强调要“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⒄。大会还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实施“二五减租”等措施。但是，也应看到，由于国民党因害怕民众运动威胁其统治，从而导致不敢充分发动民众和有效的组织民众，这正暴露出它的阶级本性和反人民的一面。
可见，在如何进行持久战的具体措施上，国共两党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然而，最终认识结果虽然相近，但在认识的瞻前性上却又有很大差别。共产党的认识具有瞻前性，能对战争做出预先的科学指导， 而国民党的认识却往往滞后，不能对战争做出预先指导。共产党的持久战战略在《论持久战》中已有明确、系统的论述， 而国民党的一系列主张并没有在一开始就系统的提出， 而是在以后逐步提出的，故而往往落后于现实的需要，使其抗战初期的对日作战缺乏明确指导，实际是便打便瞧、临时应付，成为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且其持久消耗战，在消耗日军的同时，也有消耗人民抗日武装，使国民党自己的力量单独发展，成为战后统治中国的唯一力量的企图。
解释一下淞沪会战吧，不是速胜论，怎么会那样排并部阵？解释一下第一次远征吧，为什么会盲目急进，一字长蛇，前不瞻后不顾的？
持久战是战略问题,不是战术问题.
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是也不是！
gcd的历史就是这样的！
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是也不是！
gcd的历史就是这样的！
战略问题体现在战术问题里，不采取相应的战术，你的战略能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