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世界六大国资源比较看中国可持续性发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15:11:00
世界六大国资源比较看中国可持续性发展
在全球六个国土面积超过７５０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中，中国的许多指数都居于“最后”――这就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家底。
“中国从上到下都认识到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选择这条道路的话，那么前景肯定不会很美妙。”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北京治理大气污染的成效又一次显现，窗外的天空一片蔚蓝。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让牛文元“不会很美妙”的假设失去了政策上的前提。但他的担忧依然存在。作为一个研究可持续发展多年的科学家，他的担忧首先从对六个大国之间资源地位和基本要素的比较开始。
牛文元所指的大国是全世界六个国土面积超过７５０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依其国土面积大小排列分别是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巴西和澳大利亚六国，它们分布于欧洲、北美、亚洲、南美和大洋洲。
“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背景分析中，我们有必要明确中国在世界主要大国中的资源地位和基本要素的比较，以便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家底以及步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
从对六个大国的比较中，牛文元得出了一个不太乐观的结论――中国的自然禀赋并不优越，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在如此自然条件的土地上生产和生活，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人为活动又对自然有很强的干扰，中国人只能“紧巴巴”地过日子。
绑着沙袋和别人竞走
没有人会否认，中华民族曾经在过去五千年的时间里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也很少有人会怀疑，这个民族一直拥有“地大物博”、“物阜人丰”这样厚实的“家底”；
只是，当古老的中华民族开始它的现代化进程时，“物阜”成为过去，“人丰”相反还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沉重负担。那些在创造农业文明时可资依赖的“家底”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面前显得越发轻薄。
“中国有６５％的国土面积为山地丘陵，３３％的国土面积为干旱区荒漠区，３５％的国土面积经受土壤侵蚀和荒漠化，３０％的耕地面积为ＰＨ值小于５的酸性土壤，２０％的耕地面积存在不同程度的盐渍化或海水入侵，７０％的国土面积每年受东亚季风强烈影响，１７％的国土面积构成了世界屋脊。”
牛文元一下子说出了这一连串的百分数，而这些数据的实质是――中国有５５％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的生活和生产。
“５５％，这个比例相当地高啊！”牛文元感叹道。
同时，中国大陆的平均高度是世界平均海拔高度的１．８３倍，因此，同样是修建公路，进行基础建设，开发矿山，建立城市，中国所需付出的代价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得多。
７０％的国土面积每年遭受东亚季风的强烈影响，也导致中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繁，一旦东亚季风到来的时间稍有不对，旱灾或水灾也会随之而来。这将意味着，中国每年需要为抵御自然灾害需要投入大量的公共财富。
以这样的现状和其他五个大国进行比较，中国的许多指数都达到了“第一”，但这些“第一”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却未必是什么“好消息”；和“第一”相对的，中国的许多指数居于“最后”，这些“最后”倒大多成了“坏消息”：
中国总劳动力在大国中居第一，但同时，中国的人口密度是六大国中人口密度最小者澳大利亚的５４．３倍。
中国所拥有的具备生产能力的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２７％，在六大国中居于第四位；然而，中国的人均成熟土地面积却最小，只占大国中人均数量最大者澳大利亚的６．６％。中国森林总面积居倒数第二，中国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也在六国中居后。
如果用两户人家来比喻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资源和人口状况，那么，这姓澳的人家就好比一个庄园主，家有良田１００亩，人口却只有两三个，而姓中的这家，只有７亩地，产出的粮食却要分给上百口人吃。如果说，在农业社会中，人丁兴旺还是一个家庭富足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科学技术极大地解放了人类手脚的今天，如此众多的家庭成员却只能给这个贫乏的大家庭加重负担。
此外，在水资源方面，中国的人均水资源量在大国中最小，１９９５年每人平均只拥有２２９２立方米，而加拿大的人均水资源量则达到９８４６２立方米，约是中国的５０倍。在安全饮用水的比较方面，中国居民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处于最后一位。
在环境污染方面，中国的化肥用量在大国中最高，是最小者的９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居大国中的第二位，人为的ＣＨ４排放总量也在六国中居于首位。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在六大国中居于第一位，但从人的素质角度看来，中国成年女性的识字率在六大国中处于最低水平，中国人文发展指数在六大国中居于最后，只能排到全世界第１１１位。
牛文元说，所有这些资源地位和基本要素中的劣势造成了中国较高的发展成本，如果将全世界的平均发展成本定为１，那么中国的发展成本就是１．２５，也就是说，花一美元可以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做到的事情，到了中国却要多拿出０．２５美元。“用竞赛术语来比喻，我们是腿上绑着沙袋和别人在跑道上竞走。”
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
绑着沙袋和别人竞走，是否就没有胜出的可能？牛文元回答，“有！”
在自然禀赋并不优越，人的活动强度非常大的情况下，中国想要在国际竞争中胜出，“只有实施可持续发展这一条路可走。舍此无他。”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已经进行了１００多年，它们走的大多是一条先追求经济增长后追求经济活动和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弯路。有专家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社会中前期阶段，知识经济又初见端倪，仍然处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要比发达国家高得多。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是否势必要重复西方的弯路？
１９８５年至２０００年的１５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这期间，中国ＧＤＰ的平均年增长率为８．７％。但同时，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扩张型经济增长方式始终存在，能源浪费大、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日益凸显。据有关研究机构计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我国每年由生态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占ＧＤＰ的比重达到８％以上，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生态环境成本和牺牲后代的机会为代价的。
牛文元强调，十六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把原来单一化的对发展的理解扩大了，中国改革开放２０多年，一直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但增长和发展却并不是同一范畴里面的用语。
牛文元说，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同时面临工业化和信息化这两大任务，任务叠加了，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担子也更重了。但是，如果能够通过“政府推动、制度保障；企业行动，进一步改善生产方式；全民参与、公众理解”真正落实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政策，那么，即使绑着沙袋也不难在国际竞争中胜出。
超出国界的意义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参与竞争不得不走的一条道路。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作为一个拥有世界１／３人口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在世界各国大家庭中，又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成员。在牛文元看来，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行动，在２１世纪的世界发展中，将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并在以下五个方面表现出可以影响全球进程的作用和贡献：
中国人口政策的成功执行，将对全世界人口压力的缓解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国粮食供应的基本满足，将对全世界食物供需平衡和世界市场的稳定，有着极为敏感的作用。
中国能源和资源的消耗规模和消耗程度，将直接影响全球的实物形式和能量形成的流向和流速，从而对世界贸易的活力起到显著的制衡作用。
中国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劣，他的ＣＯ２排放量等将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图式乃至全球生活质量的提高，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必将对全世界的经济格局、发展选择、地缘政治、地缘环境和人类文明产生极为巨大的贡献。
“在中国这样的世界大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宏伟举措，其伟大意义早已超出国界的限制，它所表达的将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又一伟大贡献。”研究了一辈子科学的牛文元语气中充满了一个人文学者的激情。
“零增长”下的可持续
从中国的情况出发，牛文元等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通过研究认为，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就要依次实现三个“零增长”的台阶，即人口的自然增长逼近于零、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以及生态环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长。
早在１９７２年３月，一个由科学家米都斯领导的１７人小组耗资２５万美元作出了一篇研究报告，题为《增长的极限》。研究的最后结论是，地球是有限的，人类必须自觉地抑制增长，否则随之而来的将是人类社会的崩溃。这一理论又被称为“零增长”理论。
牛文元说，中国首先必须实现人口的自然增长逼近于零。而目前的现实是，中国现有人口１３亿人，这个人口列车的巨大惯性还在汹涌向前，每年新增人口１０００万到１２００万的趋势将继续多年，中国人口的三大高峰会在未来的２０到３０年相继来临。
人口的零增长实现之后才会有第二个零增长，即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经济要增长，能源消耗却不能同比增长，这就好比既要马儿跑，又不让马吃草，如何才能实现？
据预测，到２０２０年，我国能源消耗量将达２５亿～３３亿吨标准煤，之所以能源消耗量预测中存在８亿吨差额，取决于国家采取何种节能政策，若采取先进的节能技术则至少能多节约５亿吨标准煤。
随着工业集约化水平的提高，近年来，我国每创造单位ＧＤＰ，所需的能源和水资源是下降的。然而，即便是已经下降的水平，当前ＧＤＰ每增长一个单位，所需要花费的能源、水和原材料的用量依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４～５倍。
牛文元说，既要让ＧＤＰ增长达到７～８％，又不消耗更多的能源和资源，也就是用现有的资源来支撑ＧＤＰ的增长，就必须从科技进步、科技含量里要财富。他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肯定会在资源和能源消耗的总量上变化为零增长。
而只有在人口、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这两个方面的“零增长”依次实现的基础上，生态环境的退化速率才能实现零增长。牛文元说，这三大零增长的一次通过是一条必经之路。许多发达国家已经走过或者即将走过这条路。美国和日本从上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开始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经过２０多年的努力之后，从９０年代开始，两国的环境已经开始变好。
对于中国而言，三个“零增长”的依次实现是一件系统的工程。牛文元强调，秀美山川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拥有并非一二十年就能完成，实现这一梦想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世界六大国资源比较看中国可持续性发展
在全球六个国土面积超过７５０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中，中国的许多指数都居于“最后”――这就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家底。
“中国从上到下都认识到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选择这条道路的话，那么前景肯定不会很美妙。”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北京治理大气污染的成效又一次显现，窗外的天空一片蔚蓝。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让牛文元“不会很美妙”的假设失去了政策上的前提。但他的担忧依然存在。作为一个研究可持续发展多年的科学家，他的担忧首先从对六个大国之间资源地位和基本要素的比较开始。
牛文元所指的大国是全世界六个国土面积超过７５０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依其国土面积大小排列分别是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巴西和澳大利亚六国，它们分布于欧洲、北美、亚洲、南美和大洋洲。
“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背景分析中，我们有必要明确中国在世界主要大国中的资源地位和基本要素的比较，以便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家底以及步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
从对六个大国的比较中，牛文元得出了一个不太乐观的结论――中国的自然禀赋并不优越，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在如此自然条件的土地上生产和生活，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人为活动又对自然有很强的干扰，中国人只能“紧巴巴”地过日子。
绑着沙袋和别人竞走
没有人会否认，中华民族曾经在过去五千年的时间里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也很少有人会怀疑，这个民族一直拥有“地大物博”、“物阜人丰”这样厚实的“家底”；
只是，当古老的中华民族开始它的现代化进程时，“物阜”成为过去，“人丰”相反还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沉重负担。那些在创造农业文明时可资依赖的“家底”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面前显得越发轻薄。
“中国有６５％的国土面积为山地丘陵，３３％的国土面积为干旱区荒漠区，３５％的国土面积经受土壤侵蚀和荒漠化，３０％的耕地面积为ＰＨ值小于５的酸性土壤，２０％的耕地面积存在不同程度的盐渍化或海水入侵，７０％的国土面积每年受东亚季风强烈影响，１７％的国土面积构成了世界屋脊。”
牛文元一下子说出了这一连串的百分数，而这些数据的实质是――中国有５５％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的生活和生产。
“５５％，这个比例相当地高啊！”牛文元感叹道。
同时，中国大陆的平均高度是世界平均海拔高度的１．８３倍，因此，同样是修建公路，进行基础建设，开发矿山，建立城市，中国所需付出的代价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得多。
７０％的国土面积每年遭受东亚季风的强烈影响，也导致中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繁，一旦东亚季风到来的时间稍有不对，旱灾或水灾也会随之而来。这将意味着，中国每年需要为抵御自然灾害需要投入大量的公共财富。
以这样的现状和其他五个大国进行比较，中国的许多指数都达到了“第一”，但这些“第一”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却未必是什么“好消息”；和“第一”相对的，中国的许多指数居于“最后”，这些“最后”倒大多成了“坏消息”：
中国总劳动力在大国中居第一，但同时，中国的人口密度是六大国中人口密度最小者澳大利亚的５４．３倍。
中国所拥有的具备生产能力的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２７％，在六大国中居于第四位；然而，中国的人均成熟土地面积却最小，只占大国中人均数量最大者澳大利亚的６．６％。中国森林总面积居倒数第二，中国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也在六国中居后。
如果用两户人家来比喻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资源和人口状况，那么，这姓澳的人家就好比一个庄园主，家有良田１００亩，人口却只有两三个，而姓中的这家，只有７亩地，产出的粮食却要分给上百口人吃。如果说，在农业社会中，人丁兴旺还是一个家庭富足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科学技术极大地解放了人类手脚的今天，如此众多的家庭成员却只能给这个贫乏的大家庭加重负担。
此外，在水资源方面，中国的人均水资源量在大国中最小，１９９５年每人平均只拥有２２９２立方米，而加拿大的人均水资源量则达到９８４６２立方米，约是中国的５０倍。在安全饮用水的比较方面，中国居民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处于最后一位。
在环境污染方面，中国的化肥用量在大国中最高，是最小者的９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居大国中的第二位，人为的ＣＨ４排放总量也在六国中居于首位。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在六大国中居于第一位，但从人的素质角度看来，中国成年女性的识字率在六大国中处于最低水平，中国人文发展指数在六大国中居于最后，只能排到全世界第１１１位。
牛文元说，所有这些资源地位和基本要素中的劣势造成了中国较高的发展成本，如果将全世界的平均发展成本定为１，那么中国的发展成本就是１．２５，也就是说，花一美元可以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做到的事情，到了中国却要多拿出０．２５美元。“用竞赛术语来比喻，我们是腿上绑着沙袋和别人在跑道上竞走。”
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
绑着沙袋和别人竞走，是否就没有胜出的可能？牛文元回答，“有！”
在自然禀赋并不优越，人的活动强度非常大的情况下，中国想要在国际竞争中胜出，“只有实施可持续发展这一条路可走。舍此无他。”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已经进行了１００多年，它们走的大多是一条先追求经济增长后追求经济活动和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弯路。有专家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社会中前期阶段，知识经济又初见端倪，仍然处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要比发达国家高得多。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是否势必要重复西方的弯路？
１９８５年至２０００年的１５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这期间，中国ＧＤＰ的平均年增长率为８．７％。但同时，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扩张型经济增长方式始终存在，能源浪费大、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日益凸显。据有关研究机构计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我国每年由生态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占ＧＤＰ的比重达到８％以上，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生态环境成本和牺牲后代的机会为代价的。
牛文元强调，十六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把原来单一化的对发展的理解扩大了，中国改革开放２０多年，一直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但增长和发展却并不是同一范畴里面的用语。
牛文元说，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同时面临工业化和信息化这两大任务，任务叠加了，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担子也更重了。但是，如果能够通过“政府推动、制度保障；企业行动，进一步改善生产方式；全民参与、公众理解”真正落实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政策，那么，即使绑着沙袋也不难在国际竞争中胜出。
超出国界的意义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参与竞争不得不走的一条道路。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作为一个拥有世界１／３人口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在世界各国大家庭中，又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成员。在牛文元看来，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行动，在２１世纪的世界发展中，将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并在以下五个方面表现出可以影响全球进程的作用和贡献：
中国人口政策的成功执行，将对全世界人口压力的缓解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国粮食供应的基本满足，将对全世界食物供需平衡和世界市场的稳定，有着极为敏感的作用。
中国能源和资源的消耗规模和消耗程度，将直接影响全球的实物形式和能量形成的流向和流速，从而对世界贸易的活力起到显著的制衡作用。
中国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劣，他的ＣＯ２排放量等将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图式乃至全球生活质量的提高，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必将对全世界的经济格局、发展选择、地缘政治、地缘环境和人类文明产生极为巨大的贡献。
“在中国这样的世界大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宏伟举措，其伟大意义早已超出国界的限制，它所表达的将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又一伟大贡献。”研究了一辈子科学的牛文元语气中充满了一个人文学者的激情。
“零增长”下的可持续
从中国的情况出发，牛文元等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通过研究认为，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就要依次实现三个“零增长”的台阶，即人口的自然增长逼近于零、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以及生态环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长。
早在１９７２年３月，一个由科学家米都斯领导的１７人小组耗资２５万美元作出了一篇研究报告，题为《增长的极限》。研究的最后结论是，地球是有限的，人类必须自觉地抑制增长，否则随之而来的将是人类社会的崩溃。这一理论又被称为“零增长”理论。
牛文元说，中国首先必须实现人口的自然增长逼近于零。而目前的现实是，中国现有人口１３亿人，这个人口列车的巨大惯性还在汹涌向前，每年新增人口１０００万到１２００万的趋势将继续多年，中国人口的三大高峰会在未来的２０到３０年相继来临。
人口的零增长实现之后才会有第二个零增长，即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经济要增长，能源消耗却不能同比增长，这就好比既要马儿跑，又不让马吃草，如何才能实现？
据预测，到２０２０年，我国能源消耗量将达２５亿～３３亿吨标准煤，之所以能源消耗量预测中存在８亿吨差额，取决于国家采取何种节能政策，若采取先进的节能技术则至少能多节约５亿吨标准煤。
随着工业集约化水平的提高，近年来，我国每创造单位ＧＤＰ，所需的能源和水资源是下降的。然而，即便是已经下降的水平，当前ＧＤＰ每增长一个单位，所需要花费的能源、水和原材料的用量依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４～５倍。
牛文元说，既要让ＧＤＰ增长达到７～８％，又不消耗更多的能源和资源，也就是用现有的资源来支撑ＧＤＰ的增长，就必须从科技进步、科技含量里要财富。他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肯定会在资源和能源消耗的总量上变化为零增长。
而只有在人口、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这两个方面的“零增长”依次实现的基础上，生态环境的退化速率才能实现零增长。牛文元说，这三大零增长的一次通过是一条必经之路。许多发达国家已经走过或者即将走过这条路。美国和日本从上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开始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经过２０多年的努力之后，从９０年代开始，两国的环境已经开始变好。
对于中国而言，三个“零增长”的依次实现是一件系统的工程。牛文元强调，秀美山川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拥有并非一二十年就能完成，实现这一梦想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
在全球六个国土面积超过７５０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中，中国的许多指数都居于“最后”――这就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家底。
“中国从上到下都认识到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选择这条道路的话，那么前景肯定不会很美妙。”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北京治理大气污染的成效又一次显现，窗外的天空一片蔚蓝。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让牛文元“不会很美妙”的假设失去了政策上的前提。但他的担忧依然存在。作为一个研究可持续发展多年的科学家，他的担忧首先从对六个大国之间资源地位和基本要素的比较开始。
牛文元所指的大国是全世界六个国土面积超过７５０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依其国土面积大小排列分别是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巴西和澳大利亚六国，它们分布于欧洲、北美、亚洲、南美和大洋洲。
“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背景分析中，我们有必要明确中国在世界主要大国中的资源地位和基本要素的比较，以便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家底以及步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
从对六个大国的比较中，牛文元得出了一个不太乐观的结论――中国的自然禀赋并不优越，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在如此自然条件的土地上生产和生活，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人为活动又对自然有很强的干扰，中国人只能“紧巴巴”地过日子。
绑着沙袋和别人竞走
没有人会否认，中华民族曾经在过去五千年的时间里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也很少有人会怀疑，这个民族一直拥有“地大物博”、“物阜人丰”这样厚实的“家底”；
只是，当古老的中华民族开始它的现代化进程时，“物阜”成为过去，“人丰”相反还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沉重负担。那些在创造农业文明时可资依赖的“家底”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面前显得越发轻薄。
“中国有６５％的国土面积为山地丘陵，３３％的国土面积为干旱区荒漠区，３５％的国土面积经受土壤侵蚀和荒漠化，３０％的耕地面积为ＰＨ值小于５的酸性土壤，２０％的耕地面积存在不同程度的盐渍化或海水入侵，７０％的国土面积每年受东亚季风强烈影响，１７％的国土面积构成了世界屋脊。”
牛文元一下子说出了这一连串的百分数，而这些数据的实质是――中国有５５％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的生活和生产。
“５５％，这个比例相当地高啊！”牛文元感叹道。
同时，中国大陆的平均高度是世界平均海拔高度的１．８３倍，因此，同样是修建公路，进行基础建设，开发矿山，建立城市，中国所需付出的代价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得多。
７０％的国土面积每年遭受东亚季风的强烈影响，也导致中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繁，一旦东亚季风到来的时间稍有不对，旱灾或水灾也会随之而来。这将意味着，中国每年需要为抵御自然灾害需要投入大量的公共财富。
以这样的现状和其他五个大国进行比较，中国的许多指数都达到了“第一”，但这些“第一”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却未必是什么“好消息”；和“第一”相对的，中国的许多指数居于“最后”，这些“最后”倒大多成了“坏消息”：
中国总劳动力在大国中居第一，但同时，中国的人口密度是六大国中人口密度最小者澳大利亚的５４．３倍。
中国所拥有的具备生产能力的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２７％，在六大国中居于第四位；然而，中国的人均成熟土地面积却最小，只占大国中人均数量最大者澳大利亚的６．６％。中国森林总面积居倒数第二，中国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也在六国中居后。
如果用两户人家来比喻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资源和人口状况，那么，这姓澳的人家就好比一个庄园主，家有良田１００亩，人口却只有两三个，而姓中的这家，只有７亩地，产出的粮食却要分给上百口人吃。如果说，在农业社会中，人丁兴旺还是一个家庭富足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科学技术极大地解放了人类手脚的今天，如此众多的家庭成员却只能给这个贫乏的大家庭加重负担。
此外，在水资源方面，中国的人均水资源量在大国中最小，１９９５年每人平均只拥有２２９２立方米，而加拿大的人均水资源量则达到９８４６２立方米，约是中国的５０倍。在安全饮用水的比较方面，中国居民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处于最后一位。
在环境污染方面，中国的化肥用量在大国中最高，是最小者的９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居大国中的第二位，人为的ＣＨ４排放总量也在六国中居于首位。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在六大国中居于第一位，但从人的素质角度看来，中国成年女性的识字率在六大国中处于最低水平，中国人文发展指数在六大国中居于最后，只能排到全世界第１１１位。
牛文元说，所有这些资源地位和基本要素中的劣势造成了中国较高的发展成本，如果将全世界的平均发展成本定为１，那么中国的发展成本就是１．２５，也就是说，花一美元可以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做到的事情，到了中国却要多拿出０．２５美元。“用竞赛术语来比喻，我们是腿上绑着沙袋和别人在跑道上竞走。”
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
绑着沙袋和别人竞走，是否就没有胜出的可能？牛文元回答，“有！”
在自然禀赋并不优越，人的活动强度非常大的情况下，中国想要在国际竞争中胜出，“只有实施可持续发展这一条路可走。舍此无他。”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已经进行了１００多年，它们走的大多是一条先追求经济增长后追求经济活动和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弯路。有专家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社会中前期阶段，知识经济又初见端倪，仍然处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要比发达国家高得多。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是否势必要重复西方的弯路？
１９８５年至２０００年的１５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这期间，中国ＧＤＰ的平均年增长率为８．７％。但同时，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扩张型经济增长方式始终存在，能源浪费大、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日益凸显。据有关研究机构计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我国每年由生态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占ＧＤＰ的比重达到８％以上，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生态环境成本和牺牲后代的机会为代价的。
牛文元强调，十六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把原来单一化的对发展的理解扩大了，中国改革开放２０多年，一直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但增长和发展却并不是同一范畴里面的用语。
牛文元说，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同时面临工业化和信息化这两大任务，任务叠加了，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担子也更重了。但是，如果能够通过“政府推动、制度保障；企业行动，进一步改善生产方式；全民参与、公众理解”真正落实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政策，那么，即使绑着沙袋也不难在国际竞争中胜出。
超出国界的意义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参与竞争不得不走的一条道路。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作为一个拥有世界１／３人口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在世界各国大家庭中，又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成员。在牛文元看来，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行动，在２１世纪的世界发展中，将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并在以下五个方面表现出可以影响全球进程的作用和贡献：
中国人口政策的成功执行，将对全世界人口压力的缓解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国粮食供应的基本满足，将对全世界食物供需平衡和世界市场的稳定，有着极为敏感的作用。
中国能源和资源的消耗规模和消耗程度，将直接影响全球的实物形式和能量形成的流向和流速，从而对世界贸易的活力起到显著的制衡作用。
中国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劣，他的ＣＯ２排放量等将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图式乃至全球生活质量的提高，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必将对全世界的经济格局、发展选择、地缘政治、地缘环境和人类文明产生极为巨大的贡献。
“在中国这样的世界大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宏伟举措，其伟大意义早已超出国界的限制，它所表达的将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又一伟大贡献。”研究了一辈子科学的牛文元语气中充满了一个人文学者的激情。
“零增长”下的可持续
从中国的情况出发，牛文元等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通过研究认为，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就要依次实现三个“零增长”的台阶，即人口的自然增长逼近于零、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以及生态环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长。
早在１９７２年３月，一个由科学家米都斯领导的１７人小组耗资２５万美元作出了一篇研究报告，题为《增长的极限》。研究的最后结论是，地球是有限的，人类必须自觉地抑制增长，否则随之而来的将是人类社会的崩溃。这一理论又被称为“零增长”理论。
牛文元说，中国首先必须实现人口的自然增长逼近于零。而目前的现实是，中国现有人口１３亿人，这个人口列车的巨大惯性还在汹涌向前，每年新增人口１０００万到１２００万的趋势将继续多年，中国人口的三大高峰会在未来的２０到３０年相继来临。
人口的零增长实现之后才会有第二个零增长，即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经济要增长，能源消耗却不能同比增长，这就好比既要马儿跑，又不让马吃草，如何才能实现？
据预测，到２０２０年，我国能源消耗量将达２５亿～３３亿吨标准煤，之所以能源消耗量预测中存在８亿吨差额，取决于国家采取何种节能政策，若采取先进的节能技术则至少能多节约５亿吨标准煤。
随着工业集约化水平的提高，近年来，我国每创造单位ＧＤＰ，所需的能源和水资源是下降的。然而，即便是已经下降的水平，当前ＧＤＰ每增长一个单位，所需要花费的能源、水和原材料的用量依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４～５倍。
牛文元说，既要让ＧＤＰ增长达到７～８％，又不消耗更多的能源和资源，也就是用现有的资源来支撑ＧＤＰ的增长，就必须从科技进步、科技含量里要财富。他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肯定会在资源和能源消耗的总量上变化为零增长。
而只有在人口、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这两个方面的“零增长”依次实现的基础上，生态环境的退化速率才能实现零增长。牛文元说，这三大零增长的一次通过是一条必经之路。许多发达国家已经走过或者即将走过这条路。美国和日本从上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开始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经过２０多年的努力之后，从９０年代开始，两国的环境已经开始变好。
对于中国而言，三个“零增长”的依次实现是一件系统的工程。牛文元强调，秀美山川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拥有并非一二十年就能完成，实现这一梦想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世界六大国资源比较看中国可持续性发展
在全球六个国土面积超过７５０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中，中国的许多指数都居于“最后”――这就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家底。
“中国从上到下都认识到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选择这条道路的话，那么前景肯定不会很美妙。”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北京治理大气污染的成效又一次显现，窗外的天空一片蔚蓝。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让牛文元“不会很美妙”的假设失去了政策上的前提。但他的担忧依然存在。作为一个研究可持续发展多年的科学家，他的担忧首先从对六个大国之间资源地位和基本要素的比较开始。
牛文元所指的大国是全世界六个国土面积超过７５０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依其国土面积大小排列分别是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巴西和澳大利亚六国，它们分布于欧洲、北美、亚洲、南美和大洋洲。
“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背景分析中，我们有必要明确中国在世界主要大国中的资源地位和基本要素的比较，以便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家底以及步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
从对六个大国的比较中，牛文元得出了一个不太乐观的结论――中国的自然禀赋并不优越，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在如此自然条件的土地上生产和生活，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人为活动又对自然有很强的干扰，中国人只能“紧巴巴”地过日子。
绑着沙袋和别人竞走
没有人会否认，中华民族曾经在过去五千年的时间里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也很少有人会怀疑，这个民族一直拥有“地大物博”、“物阜人丰”这样厚实的“家底”；
只是，当古老的中华民族开始它的现代化进程时，“物阜”成为过去，“人丰”相反还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沉重负担。那些在创造农业文明时可资依赖的“家底”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面前显得越发轻薄。
“中国有６５％的国土面积为山地丘陵，３３％的国土面积为干旱区荒漠区，３５％的国土面积经受土壤侵蚀和荒漠化，３０％的耕地面积为ＰＨ值小于５的酸性土壤，２０％的耕地面积存在不同程度的盐渍化或海水入侵，７０％的国土面积每年受东亚季风强烈影响，１７％的国土面积构成了世界屋脊。”
牛文元一下子说出了这一连串的百分数，而这些数据的实质是――中国有５５％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的生活和生产。
“５５％，这个比例相当地高啊！”牛文元感叹道。
同时，中国大陆的平均高度是世界平均海拔高度的１．８３倍，因此，同样是修建公路，进行基础建设，开发矿山，建立城市，中国所需付出的代价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得多。
７０％的国土面积每年遭受东亚季风的强烈影响，也导致中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繁，一旦东亚季风到来的时间稍有不对，旱灾或水灾也会随之而来。这将意味着，中国每年需要为抵御自然灾害需要投入大量的公共财富。
以这样的现状和其他五个大国进行比较，中国的许多指数都达到了“第一”，但这些“第一”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却未必是什么“好消息”；和“第一”相对的，中国的许多指数居于“最后”，这些“最后”倒大多成了“坏消息”：
中国总劳动力在大国中居第一，但同时，中国的人口密度是六大国中人口密度最小者澳大利亚的５４．３倍。
中国所拥有的具备生产能力的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２７％，在六大国中居于第四位；然而，中国的人均成熟土地面积却最小，只占大国中人均数量最大者澳大利亚的６．６％。中国森林总面积居倒数第二，中国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也在六国中居后。
如果用两户人家来比喻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资源和人口状况，那么，这姓澳的人家就好比一个庄园主，家有良田１００亩，人口却只有两三个，而姓中的这家，只有７亩地，产出的粮食却要分给上百口人吃。如果说，在农业社会中，人丁兴旺还是一个家庭富足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科学技术极大地解放了人类手脚的今天，如此众多的家庭成员却只能给这个贫乏的大家庭加重负担。
此外，在水资源方面，中国的人均水资源量在大国中最小，１９９５年每人平均只拥有２２９２立方米，而加拿大的人均水资源量则达到９８４６２立方米，约是中国的５０倍。在安全饮用水的比较方面，中国居民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处于最后一位。
在环境污染方面，中国的化肥用量在大国中最高，是最小者的９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居大国中的第二位，人为的ＣＨ４排放总量也在六国中居于首位。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在六大国中居于第一位，但从人的素质角度看来，中国成年女性的识字率在六大国中处于最低水平，中国人文发展指数在六大国中居于最后，只能排到全世界第１１１位。
牛文元说，所有这些资源地位和基本要素中的劣势造成了中国较高的发展成本，如果将全世界的平均发展成本定为１，那么中国的发展成本就是１．２５，也就是说，花一美元可以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做到的事情，到了中国却要多拿出０．２５美元。“用竞赛术语来比喻，我们是腿上绑着沙袋和别人在跑道上竞走。”
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
绑着沙袋和别人竞走，是否就没有胜出的可能？牛文元回答，“有！”
在自然禀赋并不优越，人的活动强度非常大的情况下，中国想要在国际竞争中胜出，“只有实施可持续发展这一条路可走。舍此无他。”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已经进行了１００多年，它们走的大多是一条先追求经济增长后追求经济活动和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弯路。有专家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社会中前期阶段，知识经济又初见端倪，仍然处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要比发达国家高得多。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是否势必要重复西方的弯路？
１９８５年至２０００年的１５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这期间，中国ＧＤＰ的平均年增长率为８．７％。但同时，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扩张型经济增长方式始终存在，能源浪费大、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日益凸显。据有关研究机构计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我国每年由生态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占ＧＤＰ的比重达到８％以上，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生态环境成本和牺牲后代的机会为代价的。
牛文元强调，十六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把原来单一化的对发展的理解扩大了，中国改革开放２０多年，一直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但增长和发展却并不是同一范畴里面的用语。
牛文元说，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同时面临工业化和信息化这两大任务，任务叠加了，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担子也更重了。但是，如果能够通过“政府推动、制度保障；企业行动，进一步改善生产方式；全民参与、公众理解”真正落实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政策，那么，即使绑着沙袋也不难在国际竞争中胜出。
超出国界的意义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参与竞争不得不走的一条道路。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作为一个拥有世界１／３人口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在世界各国大家庭中，又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成员。在牛文元看来，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行动，在２１世纪的世界发展中，将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并在以下五个方面表现出可以影响全球进程的作用和贡献：
中国人口政策的成功执行，将对全世界人口压力的缓解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国粮食供应的基本满足，将对全世界食物供需平衡和世界市场的稳定，有着极为敏感的作用。
中国能源和资源的消耗规模和消耗程度，将直接影响全球的实物形式和能量形成的流向和流速，从而对世界贸易的活力起到显著的制衡作用。
中国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劣，他的ＣＯ２排放量等将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图式乃至全球生活质量的提高，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必将对全世界的经济格局、发展选择、地缘政治、地缘环境和人类文明产生极为巨大的贡献。
“在中国这样的世界大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宏伟举措，其伟大意义早已超出国界的限制，它所表达的将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又一伟大贡献。”研究了一辈子科学的牛文元语气中充满了一个人文学者的激情。
“零增长”下的可持续
从中国的情况出发，牛文元等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通过研究认为，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就要依次实现三个“零增长”的台阶，即人口的自然增长逼近于零、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以及生态环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长。
早在１９７２年３月，一个由科学家米都斯领导的１７人小组耗资２５万美元作出了一篇研究报告，题为《增长的极限》。研究的最后结论是，地球是有限的，人类必须自觉地抑制增长，否则随之而来的将是人类社会的崩溃。这一理论又被称为“零增长”理论。
牛文元说，中国首先必须实现人口的自然增长逼近于零。而目前的现实是，中国现有人口１３亿人，这个人口列车的巨大惯性还在汹涌向前，每年新增人口１０００万到１２００万的趋势将继续多年，中国人口的三大高峰会在未来的２０到３０年相继来临。
人口的零增长实现之后才会有第二个零增长，即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经济要增长，能源消耗却不能同比增长，这就好比既要马儿跑，又不让马吃草，如何才能实现？
据预测，到２０２０年，我国能源消耗量将达２５亿～３３亿吨标准煤，之所以能源消耗量预测中存在８亿吨差额，取决于国家采取何种节能政策，若采取先进的节能技术则至少能多节约５亿吨标准煤。
随着工业集约化水平的提高，近年来，我国每创造单位ＧＤＰ，所需的能源和水资源是下降的。然而，即便是已经下降的水平，当前ＧＤＰ每增长一个单位，所需要花费的能源、水和原材料的用量依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４～５倍。
牛文元说，既要让ＧＤＰ增长达到７～８％，又不消耗更多的能源和资源，也就是用现有的资源来支撑ＧＤＰ的增长，就必须从科技进步、科技含量里要财富。他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肯定会在资源和能源消耗的总量上变化为零增长。
而只有在人口、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这两个方面的“零增长”依次实现的基础上，生态环境的退化速率才能实现零增长。牛文元说，这三大零增长的一次通过是一条必经之路。许多发达国家已经走过或者即将走过这条路。美国和日本从上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开始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经过２０多年的努力之后，从９０年代开始，两国的环境已经开始变好。
对于中国而言，三个“零增长”的依次实现是一件系统的工程。牛文元强调，秀美山川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拥有并非一二十年就能完成，实现这一梦想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居安思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