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贴：我在山西的游历与黑砖窑问题分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4:07:14
首先要声明两点：第一，我对玄谈没有兴趣，对分析人性没有兴趣。因为以一个区域和 某一个人群为范围谈人性实际上包含种族歧视或者地域歧视。第二，我在山西看到的情况也是很有限的，很可能我的眼睛欺骗了我。第三，本文写作之前没有查任何资料，全靠作者记忆以及知识储备，有疏漏之处，请多包涵和指正。
我在太原生活过四年（2001-2005）。由于我来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于此地的江南都市，这里的一切都曾让我极度不适应，却也激发着我去了解山西人生活的兴趣。四年里我游历了山西省的如下地区：大同、朔州、晋中（榆次）、晋城、运城、临汾、忻州。其中在晋城、忻州、临汾、运城四地，我曾短期寄宿于当地农村。我看到很多令自己惊诧的事情，没有想到的是，给我留下很好印象的洪洞县等地的村庄，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黑砖窑”事件。
我不想一味抨击山西的“落后”，特别是这个不幸的地区在频传煤矿爆炸、私藏炸药爆炸、继而爆出奴隶劳工丑闻之后。一方面是因为别的省份也经常耳闻类似的事情（特别是河南、陕西）。另一方面，山西出产的煤炭占全国产量的1/3，这种开矿的普遍程度以及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对能源贪婪的需求，都决定了山西必然成为一个煤矿安全问题形势特别严峻的地方（就好像浙江是中国车祸最多的省份之一一样，很大原因在于它人均汽车保有量极高）。比如据我的调查，大同第二电厂就建在煤矿边上，发出的电一丝不漏地全部供应北京。中国东部绝大多数基础工业发展都由山西廉价的煤炭支撑着，尤其是那些拥有大型冶金企业、重型机械生产企业的省份。我们不能在享用山西人地下资源的同时，简单的咒骂当地人没人性。
但是疑问在于，第一，为什么事故频仍如斯。第二，为什么很多山西人为对自己的家园这么无情、对自己雇用的劳动力如此无情。
这两个问题牵扯到更大范围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背景以及我国制度建设问题。山西的情况基本上属于发展经济学上所说的增长而不是发展（具体概念如何读者自己查去，这里不赘述）。而出现单纯的增长，往往有很大的外因。我们以煤矿生产为例，计划经济时代（煤炭产业的计划经济时代至少要延续到上世纪末），山西被设计成一个煤炭出产基地，围绕这一基础建立重工业。产业结构不仅单一，而且都是高污染、高能耗、高事故率的单位。（太原钢铁厂附属医院，是中国最好的治疗烧伤的医疗机构之一，这真是带血泪的讽刺。）山西的煤炭，以成本价甚至低于成本价供应到中国各地。中国为此兴修了大同——秦皇岛的专线铁路，把秦皇岛打造成中国第一大煤炭输出港。这只有在国家行政命令式的规划下才能建成，因为山西的煤炭走同蒲铁路供应到华中市场（这里也需要煤炭）本是现成也成本更合理的运输路线，而非得专门弄到秦皇岛，就是为了方便海运到东南沿海。在逐渐施行承包过程中，山西的煤炭开始由当地村镇县级别的组织单位承包，不久，又有大量来自浙江的老板承包，这就促成所谓“小煤窑”的出现。并不是所有私人小煤窑都是非法的，某些私人煤矿甚至比国有煤矿还大，如2004年被温州人以竞标方式买断沁水煤田，这里是山西最后剩余的未遭受大规模采掘的富矿区。小煤窑的升温，是和中国1998年之后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越来越大的趋势分不开的。这一时期，国家进一步控制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抓大放小”，耗能产业呈现无序化发展（小炼钢厂等等也是在这时出现）。另一方面，国际石油价格起伏不定、国内石油供给不利，使得国家把煤炭视为在战略储备角度上看最有保证的能源，结果中国的煤炭消费不是随着现代化的加深而由石油消费替代，反而更加依赖于煤炭。由于长期的单一产业结构，山西许多地方可能赚钱的产业只有煤炭或其他矿产业，而外部市场也正渴求着煤炭，从而私挖乱采也就成为难以遏制的风气，除了部分露天煤矿，许多煤矿坐落在山村角落，本来就不为人关注，而负责管理的制度性组织单位级别很低，迅速沦为既得利益者，也就不可能起到真正意义的管理作用。很多小煤窑是在无意中把坑道拓展到正规大型煤矿的采掘面才被发现的。所以，山西的很多悲剧，是每个吃喝享用着现代生活的中国人都有责任的。 我在忻州东部的繁峙县经历的故事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这里是国家级贫困县，我住在经济条件相对好的紧挨县城的古家坪村（名字可能有误，笔记没在身边，一下子记不清了）。华北地区非常重要的大河滹沱河流经此村，可是我在2004年5月到达时，河水基本断流了。这里通火车，有乡村公交车开往县城。我同学陪我到县城逛了三天，几乎令我崩溃。这里唯一绿化带坐落在县政府周围，县政府大楼还是比较新的，可是周围全部都是灰土土的小楼房或平房。这里唯一的算得上繁华马路的名字，是以当地大富翁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县，靠出产铝、铁、金以及少量的煤炭维持。不久前，发生了县政府领导帮助出了事故的矿主杀人灭口的惨案，史称“繁峙金矿案”，据说是几名陕西籍民工死亡后，矿主把所有老乡都骗到一起准备集体灭口，县政府帮助缉捕“落网”者，还焚尸灭迹。情况可能被我说得简单了，但是这惊动了中央，这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分不清是黑社会渗透了政府还是政府变成了黑社会组织。临近的砂河镇矿区，有武装保安，火力据说不亚于公安机关，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中，民工们过得是怎样的生活。可是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很好，而且对这些事情非常麻木。招待我的村民是向导同学的姐姐，她家播种花生，把挑剩下的花生仁给我油炸了吃，据说这已经是很好的菜了。我到她家前，从出发地豆村镇（也就是著名的佛光寺所在的镇）买了60元钱的蔬菜和猪肉作为礼物送给她，很大程度上也是怕住在她家我吃不惯，这些菜和肉也改善我的伙食。可是她做得非常难吃，因为她很少有机会烹饪这些绿色商品蔬菜以及猪肉，经常吃的就是西红柿和豆腐，还有莜面。这家的电视机只有一半屏幕发光，只能收一个台——山西台，家里四口人，除了两个小孩偶尔在村里托儿所（五毛钱一天，随到随交钱），夫妻俩基本上是除了干农活就是操持家务。我很难想象这样的村民在日常生活之余会去关心周围受苦的民工，会有胆量和意识揭发不法分子。
这里我们还将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山西做活的民工，数量规模其实是不小的，因为忻州十个县，光繁峙县下面的一个村镇都有这么多矿。我从五台山折转到豆村镇，再从豆村坐乡间班车穿山绕地3个钟头到目的地，竟然路过了三四个国有矿企业。通过我在大同和临汾的游历我也了解到，除了一些大型国有矿井，一般矿井以及绝大多数作坊式工场劳力全部由外地人担当。山西人的保守主要不是体现在价值观上的，而是体现在人生观上的。许多山西农民是只要吃饱就绝对不考虑换一种生活方式的，他们不是没有接触到现代生活，而是接触了以后一方面羡慕，另一方面还是留在当地，选择一种绝对安全稳定的生活。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山西民工”这个名词。尽管山西人均收入是全国倒数的，可它的人均储蓄率是名列全国之前茅的。 下面谈谈我在临汾的经历。我在2003年3月到达临汾的洪洞县，目的是要看霍山以及苏三监狱。但我同学住在万安镇，于是我也有了一段与当地民众接触的经历。这个镇非常古老，现存还有一座元朝的古塔，塔顶被雷劈得只剩一半，而乡间有好多座明朝的牌坊。当地人的作息非常奇特，相当数量的人（包括接待我的同学她家）都是九、十点钟起床吃早饭，下午两点吃午饭，晚上九点吃晚饭，晚饭后就睡。当地的学校、邮局全部适应这种生活，洪洞高中就是九点钟安排吃早饭。据传说当地是尧的老家，南面的稷山（如果没记错的话）是舜的老家，大概在农历三月的某个时候，舜家乡的人要来当地赶集，当地人要免费接待食宿，有村镇上安排，我同学家就有一座小楼，能住下十二个人。而过些时候，当地人要去舜的老家赶集，待遇等同。所谓的名分就是，舜是尧的女婿。万安镇除了小店铺，相当多的人生活和当地煤矿联系在一起，也就不至于非得外出谋生。但他们也不下井，而是从事与煤矿有关的产业，比如卖生产工具、服装，而我同学家向矿区提供坑道搭架子用的木材，经济条件比较好。在这样的条件下，当地人根本不接触民工也无需考虑民工的生活，在他们看来，维持生活就是靠采矿，至于其它的都是次要的。
我还在广胜寺镇转了几天。这里就是黑砖窑虐工最恶劣的地区之一。可我当时的感觉是，当地人待客非常热情，而且遇到的黑车司机很讲诚信，我们没经验，包车时一口气把谈好的钱都给了他，而在我们上山玩了几个钟头下来，他还在山下等我们。很难说这个地方有大面积的人性堕落沉沦。我没有了解到这种作坊的黑暗，但是最困扰当地生活的，是煤炭炼焦产业，这项产业是高污染产业，不仅破坏水土，而且严重损害空气质量。当地主要的精力都被吸引到整治这项产业上，至于其它黑工的问题，似乎不是大家关心的问题。炼焦产业的整治在我走后的一年多里收到了一定成效，说明这个地方的行政效率也未见得是极其低的。
考虑黑砖窑的问题，应该从多个层次去看，管理上的漏洞当然是很直接的原因，但是更值得一个关注社会且不空谈哲学的人来反思的，或许还应是本文一开始强调的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背景。一块砖，几分钱，能有多大利润。可是我们可能想过，我国如此大规模的基建发展，需要多少建筑用砖？我们来分析一下。黑砖窑产的砖，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红砖、青砖，也就是实心粘土砖，一直是我们国家要求替换的建筑材料，因为生产这种砖，对粘土质土壤破坏很大。政府已经颁布过规定要使用空心砖，但没有真正落实。（现在北京这样的地方用砖多是空心砖，那是用废渣以及部分无肥力土壤混合压制而成，环保也结实，但是产地、产量都受限制，成本也高）。像山西这样的黄土高原地带，土壤肥力有限，却是烧砖的好场所，而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偏离某些中心城市的地区，对实心粘土砖的需求很大。此外，当地人除了采矿，没有什么更多的经济来源，而烧砖卖料是很对技术投资及设备投资要求都很低的产业，生产实心粘土砖也就很顺利成长的可以发展。黑砖窑分布山西西南偏南部地区绝非偶然。这里山地少，土层厚，煤炭产业不很发达，当地人在历史上更接近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农耕文化，既有人均生活水平相对高，可用于谋求经济增长的成本相对充实。可是烧砖卖料是平均利润很低的产业，只有靠规模效益以及降低劳动力成本来实现高利润率，从而赚取更多的钱。这就促成了砖窑对劳动力的压榨，而前面说了，当地人是很少外出打工或者参与这种强体力劳动的。结果，这就导致了有流散传统的河南民工、陕西东南部民工甚至安徽北部民工成为牺牲品。这些地区低龄青年外出务工是很常见的，甚至包括举家外出，结果部分人被拐卖也就更为容易。至于智障人士，更是成为绝好的压榨目标。由于市场需求很大，砖窑产品以低廉的价格供应给当地周边省份，根本不存在缩减产业规模的需要。所以尽管国家要求淘汰实心粘土砖，但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亟待上马的一个个项目工程，要得是最便宜最便于得到的建筑材料。从而注定了有一批人要成为这个绞肉机的祭品。这仅仅是山西人的耻辱吗？这是全中国人的悲哀，是我们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济规模越来越大而自豪。
以后有机会，还要讲讲我在运城看到的一些东西，在晋城山区农村看到的景象，我要证明的是，中国每个地方出现的问题，都和我们国家的大局面有关，和我们每个人有关，不是靠枪毙掉几个人，批判某一群人能解决的。当前令人感到痛苦的许多现象是，让许多人分享一种快乐，快乐还是只有一种；让很多人分担一种困难，结果造成很多重困难。首先要声明两点：第一，我对玄谈没有兴趣，对分析人性没有兴趣。因为以一个区域和 某一个人群为范围谈人性实际上包含种族歧视或者地域歧视。第二，我在山西看到的情况也是很有限的，很可能我的眼睛欺骗了我。第三，本文写作之前没有查任何资料，全靠作者记忆以及知识储备，有疏漏之处，请多包涵和指正。
我在太原生活过四年（2001-2005）。由于我来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于此地的江南都市，这里的一切都曾让我极度不适应，却也激发着我去了解山西人生活的兴趣。四年里我游历了山西省的如下地区：大同、朔州、晋中（榆次）、晋城、运城、临汾、忻州。其中在晋城、忻州、临汾、运城四地，我曾短期寄宿于当地农村。我看到很多令自己惊诧的事情，没有想到的是，给我留下很好印象的洪洞县等地的村庄，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黑砖窑”事件。
我不想一味抨击山西的“落后”，特别是这个不幸的地区在频传煤矿爆炸、私藏炸药爆炸、继而爆出奴隶劳工丑闻之后。一方面是因为别的省份也经常耳闻类似的事情（特别是河南、陕西）。另一方面，山西出产的煤炭占全国产量的1/3，这种开矿的普遍程度以及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对能源贪婪的需求，都决定了山西必然成为一个煤矿安全问题形势特别严峻的地方（就好像浙江是中国车祸最多的省份之一一样，很大原因在于它人均汽车保有量极高）。比如据我的调查，大同第二电厂就建在煤矿边上，发出的电一丝不漏地全部供应北京。中国东部绝大多数基础工业发展都由山西廉价的煤炭支撑着，尤其是那些拥有大型冶金企业、重型机械生产企业的省份。我们不能在享用山西人地下资源的同时，简单的咒骂当地人没人性。
但是疑问在于，第一，为什么事故频仍如斯。第二，为什么很多山西人为对自己的家园这么无情、对自己雇用的劳动力如此无情。
这两个问题牵扯到更大范围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背景以及我国制度建设问题。山西的情况基本上属于发展经济学上所说的增长而不是发展（具体概念如何读者自己查去，这里不赘述）。而出现单纯的增长，往往有很大的外因。我们以煤矿生产为例，计划经济时代（煤炭产业的计划经济时代至少要延续到上世纪末），山西被设计成一个煤炭出产基地，围绕这一基础建立重工业。产业结构不仅单一，而且都是高污染、高能耗、高事故率的单位。（太原钢铁厂附属医院，是中国最好的治疗烧伤的医疗机构之一，这真是带血泪的讽刺。）山西的煤炭，以成本价甚至低于成本价供应到中国各地。中国为此兴修了大同——秦皇岛的专线铁路，把秦皇岛打造成中国第一大煤炭输出港。这只有在国家行政命令式的规划下才能建成，因为山西的煤炭走同蒲铁路供应到华中市场（这里也需要煤炭）本是现成也成本更合理的运输路线，而非得专门弄到秦皇岛，就是为了方便海运到东南沿海。在逐渐施行承包过程中，山西的煤炭开始由当地村镇县级别的组织单位承包，不久，又有大量来自浙江的老板承包，这就促成所谓“小煤窑”的出现。并不是所有私人小煤窑都是非法的，某些私人煤矿甚至比国有煤矿还大，如2004年被温州人以竞标方式买断沁水煤田，这里是山西最后剩余的未遭受大规模采掘的富矿区。小煤窑的升温，是和中国1998年之后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越来越大的趋势分不开的。这一时期，国家进一步控制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抓大放小”，耗能产业呈现无序化发展（小炼钢厂等等也是在这时出现）。另一方面，国际石油价格起伏不定、国内石油供给不利，使得国家把煤炭视为在战略储备角度上看最有保证的能源，结果中国的煤炭消费不是随着现代化的加深而由石油消费替代，反而更加依赖于煤炭。由于长期的单一产业结构，山西许多地方可能赚钱的产业只有煤炭或其他矿产业，而外部市场也正渴求着煤炭，从而私挖乱采也就成为难以遏制的风气，除了部分露天煤矿，许多煤矿坐落在山村角落，本来就不为人关注，而负责管理的制度性组织单位级别很低，迅速沦为既得利益者，也就不可能起到真正意义的管理作用。很多小煤窑是在无意中把坑道拓展到正规大型煤矿的采掘面才被发现的。所以，山西的很多悲剧，是每个吃喝享用着现代生活的中国人都有责任的。 我在忻州东部的繁峙县经历的故事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这里是国家级贫困县，我住在经济条件相对好的紧挨县城的古家坪村（名字可能有误，笔记没在身边，一下子记不清了）。华北地区非常重要的大河滹沱河流经此村，可是我在2004年5月到达时，河水基本断流了。这里通火车，有乡村公交车开往县城。我同学陪我到县城逛了三天，几乎令我崩溃。这里唯一绿化带坐落在县政府周围，县政府大楼还是比较新的，可是周围全部都是灰土土的小楼房或平房。这里唯一的算得上繁华马路的名字，是以当地大富翁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县，靠出产铝、铁、金以及少量的煤炭维持。不久前，发生了县政府领导帮助出了事故的矿主杀人灭口的惨案，史称“繁峙金矿案”，据说是几名陕西籍民工死亡后，矿主把所有老乡都骗到一起准备集体灭口，县政府帮助缉捕“落网”者，还焚尸灭迹。情况可能被我说得简单了，但是这惊动了中央，这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分不清是黑社会渗透了政府还是政府变成了黑社会组织。临近的砂河镇矿区，有武装保安，火力据说不亚于公安机关，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中，民工们过得是怎样的生活。可是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很好，而且对这些事情非常麻木。招待我的村民是向导同学的姐姐，她家播种花生，把挑剩下的花生仁给我油炸了吃，据说这已经是很好的菜了。我到她家前，从出发地豆村镇（也就是著名的佛光寺所在的镇）买了60元钱的蔬菜和猪肉作为礼物送给她，很大程度上也是怕住在她家我吃不惯，这些菜和肉也改善我的伙食。可是她做得非常难吃，因为她很少有机会烹饪这些绿色商品蔬菜以及猪肉，经常吃的就是西红柿和豆腐，还有莜面。这家的电视机只有一半屏幕发光，只能收一个台——山西台，家里四口人，除了两个小孩偶尔在村里托儿所（五毛钱一天，随到随交钱），夫妻俩基本上是除了干农活就是操持家务。我很难想象这样的村民在日常生活之余会去关心周围受苦的民工，会有胆量和意识揭发不法分子。
这里我们还将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山西做活的民工，数量规模其实是不小的，因为忻州十个县，光繁峙县下面的一个村镇都有这么多矿。我从五台山折转到豆村镇，再从豆村坐乡间班车穿山绕地3个钟头到目的地，竟然路过了三四个国有矿企业。通过我在大同和临汾的游历我也了解到，除了一些大型国有矿井，一般矿井以及绝大多数作坊式工场劳力全部由外地人担当。山西人的保守主要不是体现在价值观上的，而是体现在人生观上的。许多山西农民是只要吃饱就绝对不考虑换一种生活方式的，他们不是没有接触到现代生活，而是接触了以后一方面羡慕，另一方面还是留在当地，选择一种绝对安全稳定的生活。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山西民工”这个名词。尽管山西人均收入是全国倒数的，可它的人均储蓄率是名列全国之前茅的。 下面谈谈我在临汾的经历。我在2003年3月到达临汾的洪洞县，目的是要看霍山以及苏三监狱。但我同学住在万安镇，于是我也有了一段与当地民众接触的经历。这个镇非常古老，现存还有一座元朝的古塔，塔顶被雷劈得只剩一半，而乡间有好多座明朝的牌坊。当地人的作息非常奇特，相当数量的人（包括接待我的同学她家）都是九、十点钟起床吃早饭，下午两点吃午饭，晚上九点吃晚饭，晚饭后就睡。当地的学校、邮局全部适应这种生活，洪洞高中就是九点钟安排吃早饭。据传说当地是尧的老家，南面的稷山（如果没记错的话）是舜的老家，大概在农历三月的某个时候，舜家乡的人要来当地赶集，当地人要免费接待食宿，有村镇上安排，我同学家就有一座小楼，能住下十二个人。而过些时候，当地人要去舜的老家赶集，待遇等同。所谓的名分就是，舜是尧的女婿。万安镇除了小店铺，相当多的人生活和当地煤矿联系在一起，也就不至于非得外出谋生。但他们也不下井，而是从事与煤矿有关的产业，比如卖生产工具、服装，而我同学家向矿区提供坑道搭架子用的木材，经济条件比较好。在这样的条件下，当地人根本不接触民工也无需考虑民工的生活，在他们看来，维持生活就是靠采矿，至于其它的都是次要的。
我还在广胜寺镇转了几天。这里就是黑砖窑虐工最恶劣的地区之一。可我当时的感觉是，当地人待客非常热情，而且遇到的黑车司机很讲诚信，我们没经验，包车时一口气把谈好的钱都给了他，而在我们上山玩了几个钟头下来，他还在山下等我们。很难说这个地方有大面积的人性堕落沉沦。我没有了解到这种作坊的黑暗，但是最困扰当地生活的，是煤炭炼焦产业，这项产业是高污染产业，不仅破坏水土，而且严重损害空气质量。当地主要的精力都被吸引到整治这项产业上，至于其它黑工的问题，似乎不是大家关心的问题。炼焦产业的整治在我走后的一年多里收到了一定成效，说明这个地方的行政效率也未见得是极其低的。
考虑黑砖窑的问题，应该从多个层次去看，管理上的漏洞当然是很直接的原因，但是更值得一个关注社会且不空谈哲学的人来反思的，或许还应是本文一开始强调的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背景。一块砖，几分钱，能有多大利润。可是我们可能想过，我国如此大规模的基建发展，需要多少建筑用砖？我们来分析一下。黑砖窑产的砖，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红砖、青砖，也就是实心粘土砖，一直是我们国家要求替换的建筑材料，因为生产这种砖，对粘土质土壤破坏很大。政府已经颁布过规定要使用空心砖，但没有真正落实。（现在北京这样的地方用砖多是空心砖，那是用废渣以及部分无肥力土壤混合压制而成，环保也结实，但是产地、产量都受限制，成本也高）。像山西这样的黄土高原地带，土壤肥力有限，却是烧砖的好场所，而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偏离某些中心城市的地区，对实心粘土砖的需求很大。此外，当地人除了采矿，没有什么更多的经济来源，而烧砖卖料是很对技术投资及设备投资要求都很低的产业，生产实心粘土砖也就很顺利成长的可以发展。黑砖窑分布山西西南偏南部地区绝非偶然。这里山地少，土层厚，煤炭产业不很发达，当地人在历史上更接近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农耕文化，既有人均生活水平相对高，可用于谋求经济增长的成本相对充实。可是烧砖卖料是平均利润很低的产业，只有靠规模效益以及降低劳动力成本来实现高利润率，从而赚取更多的钱。这就促成了砖窑对劳动力的压榨，而前面说了，当地人是很少外出打工或者参与这种强体力劳动的。结果，这就导致了有流散传统的河南民工、陕西东南部民工甚至安徽北部民工成为牺牲品。这些地区低龄青年外出务工是很常见的，甚至包括举家外出，结果部分人被拐卖也就更为容易。至于智障人士，更是成为绝好的压榨目标。由于市场需求很大，砖窑产品以低廉的价格供应给当地周边省份，根本不存在缩减产业规模的需要。所以尽管国家要求淘汰实心粘土砖，但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亟待上马的一个个项目工程，要得是最便宜最便于得到的建筑材料。从而注定了有一批人要成为这个绞肉机的祭品。这仅仅是山西人的耻辱吗？这是全中国人的悲哀，是我们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济规模越来越大而自豪。
以后有机会，还要讲讲我在运城看到的一些东西，在晋城山区农村看到的景象，我要证明的是，中国每个地方出现的问题，都和我们国家的大局面有关，和我们每个人有关，不是靠枪毙掉几个人，批判某一群人能解决的。当前令人感到痛苦的许多现象是，让许多人分享一种快乐，快乐还是只有一种；让很多人分担一种困难，结果造成很多重困难。
我在太原生活过四年（2001-2005）。由于我来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于此地的江南都市，这里的一切都曾让我极度不适应，却也激发着我去了解山西人生活的兴趣。四年里我游历了山西省的如下地区：大同、朔州、晋中（榆次）、晋城、运城、临汾、忻州。其中在晋城、忻州、临汾、运城四地，我曾短期寄宿于当地农村。我看到很多令自己惊诧的事情，没有想到的是，给我留下很好印象的洪洞县等地的村庄，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黑砖窑”事件。
我不想一味抨击山西的“落后”，特别是这个不幸的地区在频传煤矿爆炸、私藏炸药爆炸、继而爆出奴隶劳工丑闻之后。一方面是因为别的省份也经常耳闻类似的事情（特别是河南、陕西）。另一方面，山西出产的煤炭占全国产量的1/3，这种开矿的普遍程度以及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对能源贪婪的需求，都决定了山西必然成为一个煤矿安全问题形势特别严峻的地方（就好像浙江是中国车祸最多的省份之一一样，很大原因在于它人均汽车保有量极高）。比如据我的调查，大同第二电厂就建在煤矿边上，发出的电一丝不漏地全部供应北京。中国东部绝大多数基础工业发展都由山西廉价的煤炭支撑着，尤其是那些拥有大型冶金企业、重型机械生产企业的省份。我们不能在享用山西人地下资源的同时，简单的咒骂当地人没人性。
但是疑问在于，第一，为什么事故频仍如斯。第二，为什么很多山西人为对自己的家园这么无情、对自己雇用的劳动力如此无情。
这两个问题牵扯到更大范围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背景以及我国制度建设问题。山西的情况基本上属于发展经济学上所说的增长而不是发展（具体概念如何读者自己查去，这里不赘述）。而出现单纯的增长，往往有很大的外因。我们以煤矿生产为例，计划经济时代（煤炭产业的计划经济时代至少要延续到上世纪末），山西被设计成一个煤炭出产基地，围绕这一基础建立重工业。产业结构不仅单一，而且都是高污染、高能耗、高事故率的单位。（太原钢铁厂附属医院，是中国最好的治疗烧伤的医疗机构之一，这真是带血泪的讽刺。）山西的煤炭，以成本价甚至低于成本价供应到中国各地。中国为此兴修了大同——秦皇岛的专线铁路，把秦皇岛打造成中国第一大煤炭输出港。这只有在国家行政命令式的规划下才能建成，因为山西的煤炭走同蒲铁路供应到华中市场（这里也需要煤炭）本是现成也成本更合理的运输路线，而非得专门弄到秦皇岛，就是为了方便海运到东南沿海。在逐渐施行承包过程中，山西的煤炭开始由当地村镇县级别的组织单位承包，不久，又有大量来自浙江的老板承包，这就促成所谓“小煤窑”的出现。并不是所有私人小煤窑都是非法的，某些私人煤矿甚至比国有煤矿还大，如2004年被温州人以竞标方式买断沁水煤田，这里是山西最后剩余的未遭受大规模采掘的富矿区。小煤窑的升温，是和中国1998年之后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越来越大的趋势分不开的。这一时期，国家进一步控制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抓大放小”，耗能产业呈现无序化发展（小炼钢厂等等也是在这时出现）。另一方面，国际石油价格起伏不定、国内石油供给不利，使得国家把煤炭视为在战略储备角度上看最有保证的能源，结果中国的煤炭消费不是随着现代化的加深而由石油消费替代，反而更加依赖于煤炭。由于长期的单一产业结构，山西许多地方可能赚钱的产业只有煤炭或其他矿产业，而外部市场也正渴求着煤炭，从而私挖乱采也就成为难以遏制的风气，除了部分露天煤矿，许多煤矿坐落在山村角落，本来就不为人关注，而负责管理的制度性组织单位级别很低，迅速沦为既得利益者，也就不可能起到真正意义的管理作用。很多小煤窑是在无意中把坑道拓展到正规大型煤矿的采掘面才被发现的。所以，山西的很多悲剧，是每个吃喝享用着现代生活的中国人都有责任的。 我在忻州东部的繁峙县经历的故事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这里是国家级贫困县，我住在经济条件相对好的紧挨县城的古家坪村（名字可能有误，笔记没在身边，一下子记不清了）。华北地区非常重要的大河滹沱河流经此村，可是我在2004年5月到达时，河水基本断流了。这里通火车，有乡村公交车开往县城。我同学陪我到县城逛了三天，几乎令我崩溃。这里唯一绿化带坐落在县政府周围，县政府大楼还是比较新的，可是周围全部都是灰土土的小楼房或平房。这里唯一的算得上繁华马路的名字，是以当地大富翁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县，靠出产铝、铁、金以及少量的煤炭维持。不久前，发生了县政府领导帮助出了事故的矿主杀人灭口的惨案，史称“繁峙金矿案”，据说是几名陕西籍民工死亡后，矿主把所有老乡都骗到一起准备集体灭口，县政府帮助缉捕“落网”者，还焚尸灭迹。情况可能被我说得简单了，但是这惊动了中央，这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分不清是黑社会渗透了政府还是政府变成了黑社会组织。临近的砂河镇矿区，有武装保安，火力据说不亚于公安机关，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中，民工们过得是怎样的生活。可是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很好，而且对这些事情非常麻木。招待我的村民是向导同学的姐姐，她家播种花生，把挑剩下的花生仁给我油炸了吃，据说这已经是很好的菜了。我到她家前，从出发地豆村镇（也就是著名的佛光寺所在的镇）买了60元钱的蔬菜和猪肉作为礼物送给她，很大程度上也是怕住在她家我吃不惯，这些菜和肉也改善我的伙食。可是她做得非常难吃，因为她很少有机会烹饪这些绿色商品蔬菜以及猪肉，经常吃的就是西红柿和豆腐，还有莜面。这家的电视机只有一半屏幕发光，只能收一个台——山西台，家里四口人，除了两个小孩偶尔在村里托儿所（五毛钱一天，随到随交钱），夫妻俩基本上是除了干农活就是操持家务。我很难想象这样的村民在日常生活之余会去关心周围受苦的民工，会有胆量和意识揭发不法分子。
这里我们还将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山西做活的民工，数量规模其实是不小的，因为忻州十个县，光繁峙县下面的一个村镇都有这么多矿。我从五台山折转到豆村镇，再从豆村坐乡间班车穿山绕地3个钟头到目的地，竟然路过了三四个国有矿企业。通过我在大同和临汾的游历我也了解到，除了一些大型国有矿井，一般矿井以及绝大多数作坊式工场劳力全部由外地人担当。山西人的保守主要不是体现在价值观上的，而是体现在人生观上的。许多山西农民是只要吃饱就绝对不考虑换一种生活方式的，他们不是没有接触到现代生活，而是接触了以后一方面羡慕，另一方面还是留在当地，选择一种绝对安全稳定的生活。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山西民工”这个名词。尽管山西人均收入是全国倒数的，可它的人均储蓄率是名列全国之前茅的。 下面谈谈我在临汾的经历。我在2003年3月到达临汾的洪洞县，目的是要看霍山以及苏三监狱。但我同学住在万安镇，于是我也有了一段与当地民众接触的经历。这个镇非常古老，现存还有一座元朝的古塔，塔顶被雷劈得只剩一半，而乡间有好多座明朝的牌坊。当地人的作息非常奇特，相当数量的人（包括接待我的同学她家）都是九、十点钟起床吃早饭，下午两点吃午饭，晚上九点吃晚饭，晚饭后就睡。当地的学校、邮局全部适应这种生活，洪洞高中就是九点钟安排吃早饭。据传说当地是尧的老家，南面的稷山（如果没记错的话）是舜的老家，大概在农历三月的某个时候，舜家乡的人要来当地赶集，当地人要免费接待食宿，有村镇上安排，我同学家就有一座小楼，能住下十二个人。而过些时候，当地人要去舜的老家赶集，待遇等同。所谓的名分就是，舜是尧的女婿。万安镇除了小店铺，相当多的人生活和当地煤矿联系在一起，也就不至于非得外出谋生。但他们也不下井，而是从事与煤矿有关的产业，比如卖生产工具、服装，而我同学家向矿区提供坑道搭架子用的木材，经济条件比较好。在这样的条件下，当地人根本不接触民工也无需考虑民工的生活，在他们看来，维持生活就是靠采矿，至于其它的都是次要的。
我还在广胜寺镇转了几天。这里就是黑砖窑虐工最恶劣的地区之一。可我当时的感觉是，当地人待客非常热情，而且遇到的黑车司机很讲诚信，我们没经验，包车时一口气把谈好的钱都给了他，而在我们上山玩了几个钟头下来，他还在山下等我们。很难说这个地方有大面积的人性堕落沉沦。我没有了解到这种作坊的黑暗，但是最困扰当地生活的，是煤炭炼焦产业，这项产业是高污染产业，不仅破坏水土，而且严重损害空气质量。当地主要的精力都被吸引到整治这项产业上，至于其它黑工的问题，似乎不是大家关心的问题。炼焦产业的整治在我走后的一年多里收到了一定成效，说明这个地方的行政效率也未见得是极其低的。
考虑黑砖窑的问题，应该从多个层次去看，管理上的漏洞当然是很直接的原因，但是更值得一个关注社会且不空谈哲学的人来反思的，或许还应是本文一开始强调的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背景。一块砖，几分钱，能有多大利润。可是我们可能想过，我国如此大规模的基建发展，需要多少建筑用砖？我们来分析一下。黑砖窑产的砖，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红砖、青砖，也就是实心粘土砖，一直是我们国家要求替换的建筑材料，因为生产这种砖，对粘土质土壤破坏很大。政府已经颁布过规定要使用空心砖，但没有真正落实。（现在北京这样的地方用砖多是空心砖，那是用废渣以及部分无肥力土壤混合压制而成，环保也结实，但是产地、产量都受限制，成本也高）。像山西这样的黄土高原地带，土壤肥力有限，却是烧砖的好场所，而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偏离某些中心城市的地区，对实心粘土砖的需求很大。此外，当地人除了采矿，没有什么更多的经济来源，而烧砖卖料是很对技术投资及设备投资要求都很低的产业，生产实心粘土砖也就很顺利成长的可以发展。黑砖窑分布山西西南偏南部地区绝非偶然。这里山地少，土层厚，煤炭产业不很发达，当地人在历史上更接近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农耕文化，既有人均生活水平相对高，可用于谋求经济增长的成本相对充实。可是烧砖卖料是平均利润很低的产业，只有靠规模效益以及降低劳动力成本来实现高利润率，从而赚取更多的钱。这就促成了砖窑对劳动力的压榨，而前面说了，当地人是很少外出打工或者参与这种强体力劳动的。结果，这就导致了有流散传统的河南民工、陕西东南部民工甚至安徽北部民工成为牺牲品。这些地区低龄青年外出务工是很常见的，甚至包括举家外出，结果部分人被拐卖也就更为容易。至于智障人士，更是成为绝好的压榨目标。由于市场需求很大，砖窑产品以低廉的价格供应给当地周边省份，根本不存在缩减产业规模的需要。所以尽管国家要求淘汰实心粘土砖，但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亟待上马的一个个项目工程，要得是最便宜最便于得到的建筑材料。从而注定了有一批人要成为这个绞肉机的祭品。这仅仅是山西人的耻辱吗？这是全中国人的悲哀，是我们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济规模越来越大而自豪。
以后有机会，还要讲讲我在运城看到的一些东西，在晋城山区农村看到的景象，我要证明的是，中国每个地方出现的问题，都和我们国家的大局面有关，和我们每个人有关，不是靠枪毙掉几个人，批判某一群人能解决的。当前令人感到痛苦的许多现象是，让许多人分享一种快乐，快乐还是只有一种；让很多人分担一种困难，结果造成很多重困难。首先要声明两点：第一，我对玄谈没有兴趣，对分析人性没有兴趣。因为以一个区域和 某一个人群为范围谈人性实际上包含种族歧视或者地域歧视。第二，我在山西看到的情况也是很有限的，很可能我的眼睛欺骗了我。第三，本文写作之前没有查任何资料，全靠作者记忆以及知识储备，有疏漏之处，请多包涵和指正。
我在太原生活过四年（2001-2005）。由于我来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于此地的江南都市，这里的一切都曾让我极度不适应，却也激发着我去了解山西人生活的兴趣。四年里我游历了山西省的如下地区：大同、朔州、晋中（榆次）、晋城、运城、临汾、忻州。其中在晋城、忻州、临汾、运城四地，我曾短期寄宿于当地农村。我看到很多令自己惊诧的事情，没有想到的是，给我留下很好印象的洪洞县等地的村庄，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黑砖窑”事件。
我不想一味抨击山西的“落后”，特别是这个不幸的地区在频传煤矿爆炸、私藏炸药爆炸、继而爆出奴隶劳工丑闻之后。一方面是因为别的省份也经常耳闻类似的事情（特别是河南、陕西）。另一方面，山西出产的煤炭占全国产量的1/3，这种开矿的普遍程度以及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对能源贪婪的需求，都决定了山西必然成为一个煤矿安全问题形势特别严峻的地方（就好像浙江是中国车祸最多的省份之一一样，很大原因在于它人均汽车保有量极高）。比如据我的调查，大同第二电厂就建在煤矿边上，发出的电一丝不漏地全部供应北京。中国东部绝大多数基础工业发展都由山西廉价的煤炭支撑着，尤其是那些拥有大型冶金企业、重型机械生产企业的省份。我们不能在享用山西人地下资源的同时，简单的咒骂当地人没人性。
但是疑问在于，第一，为什么事故频仍如斯。第二，为什么很多山西人为对自己的家园这么无情、对自己雇用的劳动力如此无情。
这两个问题牵扯到更大范围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背景以及我国制度建设问题。山西的情况基本上属于发展经济学上所说的增长而不是发展（具体概念如何读者自己查去，这里不赘述）。而出现单纯的增长，往往有很大的外因。我们以煤矿生产为例，计划经济时代（煤炭产业的计划经济时代至少要延续到上世纪末），山西被设计成一个煤炭出产基地，围绕这一基础建立重工业。产业结构不仅单一，而且都是高污染、高能耗、高事故率的单位。（太原钢铁厂附属医院，是中国最好的治疗烧伤的医疗机构之一，这真是带血泪的讽刺。）山西的煤炭，以成本价甚至低于成本价供应到中国各地。中国为此兴修了大同——秦皇岛的专线铁路，把秦皇岛打造成中国第一大煤炭输出港。这只有在国家行政命令式的规划下才能建成，因为山西的煤炭走同蒲铁路供应到华中市场（这里也需要煤炭）本是现成也成本更合理的运输路线，而非得专门弄到秦皇岛，就是为了方便海运到东南沿海。在逐渐施行承包过程中，山西的煤炭开始由当地村镇县级别的组织单位承包，不久，又有大量来自浙江的老板承包，这就促成所谓“小煤窑”的出现。并不是所有私人小煤窑都是非法的，某些私人煤矿甚至比国有煤矿还大，如2004年被温州人以竞标方式买断沁水煤田，这里是山西最后剩余的未遭受大规模采掘的富矿区。小煤窑的升温，是和中国1998年之后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越来越大的趋势分不开的。这一时期，国家进一步控制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抓大放小”，耗能产业呈现无序化发展（小炼钢厂等等也是在这时出现）。另一方面，国际石油价格起伏不定、国内石油供给不利，使得国家把煤炭视为在战略储备角度上看最有保证的能源，结果中国的煤炭消费不是随着现代化的加深而由石油消费替代，反而更加依赖于煤炭。由于长期的单一产业结构，山西许多地方可能赚钱的产业只有煤炭或其他矿产业，而外部市场也正渴求着煤炭，从而私挖乱采也就成为难以遏制的风气，除了部分露天煤矿，许多煤矿坐落在山村角落，本来就不为人关注，而负责管理的制度性组织单位级别很低，迅速沦为既得利益者，也就不可能起到真正意义的管理作用。很多小煤窑是在无意中把坑道拓展到正规大型煤矿的采掘面才被发现的。所以，山西的很多悲剧，是每个吃喝享用着现代生活的中国人都有责任的。 我在忻州东部的繁峙县经历的故事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这里是国家级贫困县，我住在经济条件相对好的紧挨县城的古家坪村（名字可能有误，笔记没在身边，一下子记不清了）。华北地区非常重要的大河滹沱河流经此村，可是我在2004年5月到达时，河水基本断流了。这里通火车，有乡村公交车开往县城。我同学陪我到县城逛了三天，几乎令我崩溃。这里唯一绿化带坐落在县政府周围，县政府大楼还是比较新的，可是周围全部都是灰土土的小楼房或平房。这里唯一的算得上繁华马路的名字，是以当地大富翁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县，靠出产铝、铁、金以及少量的煤炭维持。不久前，发生了县政府领导帮助出了事故的矿主杀人灭口的惨案，史称“繁峙金矿案”，据说是几名陕西籍民工死亡后，矿主把所有老乡都骗到一起准备集体灭口，县政府帮助缉捕“落网”者，还焚尸灭迹。情况可能被我说得简单了，但是这惊动了中央，这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分不清是黑社会渗透了政府还是政府变成了黑社会组织。临近的砂河镇矿区，有武装保安，火力据说不亚于公安机关，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中，民工们过得是怎样的生活。可是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很好，而且对这些事情非常麻木。招待我的村民是向导同学的姐姐，她家播种花生，把挑剩下的花生仁给我油炸了吃，据说这已经是很好的菜了。我到她家前，从出发地豆村镇（也就是著名的佛光寺所在的镇）买了60元钱的蔬菜和猪肉作为礼物送给她，很大程度上也是怕住在她家我吃不惯，这些菜和肉也改善我的伙食。可是她做得非常难吃，因为她很少有机会烹饪这些绿色商品蔬菜以及猪肉，经常吃的就是西红柿和豆腐，还有莜面。这家的电视机只有一半屏幕发光，只能收一个台——山西台，家里四口人，除了两个小孩偶尔在村里托儿所（五毛钱一天，随到随交钱），夫妻俩基本上是除了干农活就是操持家务。我很难想象这样的村民在日常生活之余会去关心周围受苦的民工，会有胆量和意识揭发不法分子。
这里我们还将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山西做活的民工，数量规模其实是不小的，因为忻州十个县，光繁峙县下面的一个村镇都有这么多矿。我从五台山折转到豆村镇，再从豆村坐乡间班车穿山绕地3个钟头到目的地，竟然路过了三四个国有矿企业。通过我在大同和临汾的游历我也了解到，除了一些大型国有矿井，一般矿井以及绝大多数作坊式工场劳力全部由外地人担当。山西人的保守主要不是体现在价值观上的，而是体现在人生观上的。许多山西农民是只要吃饱就绝对不考虑换一种生活方式的，他们不是没有接触到现代生活，而是接触了以后一方面羡慕，另一方面还是留在当地，选择一种绝对安全稳定的生活。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山西民工”这个名词。尽管山西人均收入是全国倒数的，可它的人均储蓄率是名列全国之前茅的。 下面谈谈我在临汾的经历。我在2003年3月到达临汾的洪洞县，目的是要看霍山以及苏三监狱。但我同学住在万安镇，于是我也有了一段与当地民众接触的经历。这个镇非常古老，现存还有一座元朝的古塔，塔顶被雷劈得只剩一半，而乡间有好多座明朝的牌坊。当地人的作息非常奇特，相当数量的人（包括接待我的同学她家）都是九、十点钟起床吃早饭，下午两点吃午饭，晚上九点吃晚饭，晚饭后就睡。当地的学校、邮局全部适应这种生活，洪洞高中就是九点钟安排吃早饭。据传说当地是尧的老家，南面的稷山（如果没记错的话）是舜的老家，大概在农历三月的某个时候，舜家乡的人要来当地赶集，当地人要免费接待食宿，有村镇上安排，我同学家就有一座小楼，能住下十二个人。而过些时候，当地人要去舜的老家赶集，待遇等同。所谓的名分就是，舜是尧的女婿。万安镇除了小店铺，相当多的人生活和当地煤矿联系在一起，也就不至于非得外出谋生。但他们也不下井，而是从事与煤矿有关的产业，比如卖生产工具、服装，而我同学家向矿区提供坑道搭架子用的木材，经济条件比较好。在这样的条件下，当地人根本不接触民工也无需考虑民工的生活，在他们看来，维持生活就是靠采矿，至于其它的都是次要的。
我还在广胜寺镇转了几天。这里就是黑砖窑虐工最恶劣的地区之一。可我当时的感觉是，当地人待客非常热情，而且遇到的黑车司机很讲诚信，我们没经验，包车时一口气把谈好的钱都给了他，而在我们上山玩了几个钟头下来，他还在山下等我们。很难说这个地方有大面积的人性堕落沉沦。我没有了解到这种作坊的黑暗，但是最困扰当地生活的，是煤炭炼焦产业，这项产业是高污染产业，不仅破坏水土，而且严重损害空气质量。当地主要的精力都被吸引到整治这项产业上，至于其它黑工的问题，似乎不是大家关心的问题。炼焦产业的整治在我走后的一年多里收到了一定成效，说明这个地方的行政效率也未见得是极其低的。
考虑黑砖窑的问题，应该从多个层次去看，管理上的漏洞当然是很直接的原因，但是更值得一个关注社会且不空谈哲学的人来反思的，或许还应是本文一开始强调的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背景。一块砖，几分钱，能有多大利润。可是我们可能想过，我国如此大规模的基建发展，需要多少建筑用砖？我们来分析一下。黑砖窑产的砖，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红砖、青砖，也就是实心粘土砖，一直是我们国家要求替换的建筑材料，因为生产这种砖，对粘土质土壤破坏很大。政府已经颁布过规定要使用空心砖，但没有真正落实。（现在北京这样的地方用砖多是空心砖，那是用废渣以及部分无肥力土壤混合压制而成，环保也结实，但是产地、产量都受限制，成本也高）。像山西这样的黄土高原地带，土壤肥力有限，却是烧砖的好场所，而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偏离某些中心城市的地区，对实心粘土砖的需求很大。此外，当地人除了采矿，没有什么更多的经济来源，而烧砖卖料是很对技术投资及设备投资要求都很低的产业，生产实心粘土砖也就很顺利成长的可以发展。黑砖窑分布山西西南偏南部地区绝非偶然。这里山地少，土层厚，煤炭产业不很发达，当地人在历史上更接近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农耕文化，既有人均生活水平相对高，可用于谋求经济增长的成本相对充实。可是烧砖卖料是平均利润很低的产业，只有靠规模效益以及降低劳动力成本来实现高利润率，从而赚取更多的钱。这就促成了砖窑对劳动力的压榨，而前面说了，当地人是很少外出打工或者参与这种强体力劳动的。结果，这就导致了有流散传统的河南民工、陕西东南部民工甚至安徽北部民工成为牺牲品。这些地区低龄青年外出务工是很常见的，甚至包括举家外出，结果部分人被拐卖也就更为容易。至于智障人士，更是成为绝好的压榨目标。由于市场需求很大，砖窑产品以低廉的价格供应给当地周边省份，根本不存在缩减产业规模的需要。所以尽管国家要求淘汰实心粘土砖，但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亟待上马的一个个项目工程，要得是最便宜最便于得到的建筑材料。从而注定了有一批人要成为这个绞肉机的祭品。这仅仅是山西人的耻辱吗？这是全中国人的悲哀，是我们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济规模越来越大而自豪。
以后有机会，还要讲讲我在运城看到的一些东西，在晋城山区农村看到的景象，我要证明的是，中国每个地方出现的问题，都和我们国家的大局面有关，和我们每个人有关，不是靠枪毙掉几个人，批判某一群人能解决的。当前令人感到痛苦的许多现象是，让许多人分享一种快乐，快乐还是只有一种；让很多人分担一种困难，结果造成很多重困难。
仔细看了,有些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