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最乱时期军队是如何风雨飘摇和勉强维稳（转贴）

文革最乱时期军队是如何在风雨飘摇中勉强维持稳定（转贴）

“五一三”事件——一场大有来头的武斗   

　　“５·１３”事件是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３日发生在北京展览馆礼堂的一场
小型武斗。在“文化大革命”的成千上万场武斗中，它似乎算不上什么了不起
的事件，其实不然。这场军内两派群众组织的争斗，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
，与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着直接关联，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变化的
一个转折点。“无产阶级司令部”以此为契机，开始依靠“三军党委”和所谓
“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来左右文革的进程。

　　◇　复杂的上层背景

　　１９６６年冬至１９６７年春，在空军机关、海军机关、总后勤部机关和
它们所属的文体单位、院校，群众组织都分成两派。空军中保吴法宪（时任空
军司令——编注）的、海军中保李作鹏（时任海军政委——编注）的、总后中
保邱会作（时任总后勤部长——编注）的是一派，即所谓“保守派”，人数较
少。反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是一大派，即所谓“造反派”，人数较多。
当时的“造反”是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的。肖华（时任总政治部主
任——编注）、杨成武（时任代总参谋长——编注）随之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
这一大派。这一大派中有些群众组织（如后勤学院“星火燎原”、测绘学院“
革命造反团”、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的文章，可以在《解放军报》发表
（报社是根据上面的精神行事），在社会上有些影响。这一大派联合组成了“
斗罗（瑞卿）筹备处”。中央文革小组总的说来是支持造反的，但对于造吴法
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反还有些顾虑。吴、李、邱上有林彪在焉，中央文革小
组不能肆无忌惮。由于这种有所保留的态度没有明白地表示出来，也就未引起
造反派的注意，他们反对吴法宪、李作鹏，斗争邱会作，还是很残酷的。于是
吴、李、邱的日子也就很不好过，为避免揪斗，曾经藏起来。他们对这一大派
，既恨之人骨，又无可奈何。

　　这时，上层的分歧加剧，这又是一个重要背景。对于为“反修防修”而开
展“文化大革命”，中央领导层大体可以说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如此这般地
“革命”、“造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残酷、无情地打击老干部，
许多领导人是不赞成的。刘少奇、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
常委，但会后就在实际上陷于被批判的境地，没有发言权了。周恩来在１９６
６年春是支持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而在１９６６年夏秋之交就开始
抵制若干错误做法，被江青一伙指桑骂槐地攻击为“中庸之道”，陶铸在若干
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不同意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同意把“文
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到工厂、农村，不同意支持上海“工总司”，结果被江青
一伙“革”了他的“命”。

　　在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瘫痪、领导人员靠边以后，军队上层的态度就举足轻
重了。林彪在重大问题上都站在毛泽东一边。叶剑英、陈毅等几位老帅也是拥
护毛泽东的，虽然反对当时的种种错误做法，但把它们都归咎于中央文革小组
。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矛盾加剧，爆发了“二月抗争”，在“支左”问
题上，在支持还是搞垮肖华、刘志坚的问题上，叶剑英等老帅与中央文革小组
的态度截然不同。毛泽东的意图秘而不宣。老帅们难以捉摸，江青一伙则是相
当了然于胸的。

　　毛泽东实际是对老帅们不满，认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很不得力，但
毕竟感到他们既拥护自己，又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军队工作也离不开他们，
所以在若干问题上只好听任他们与中央文革小组对峙着。

　　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看来，绝大多数大军区的“支
左”都支错了。“支左”是毛泽东号召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作出的决定。但当时何为“左派”，谁也没有说过。既要求支持
“左派”，又不讲清楚何为“左派”，这实在是很滑稽的事。为什么不讲清楚
？根本原因是谁也弄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组就曾因把一个群众组织定为“右派
”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因此，负责执行“支左”任务的各大军区十分为难。
１９６７年４月，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就提出过
：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坚决拥护，但为了避免军队犯错误，建议中央
文革小组扩大一些，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以便给各地派出代表，直接领导三
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搞错。如果这个办法不行，由
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小组接受指示也好。这个登了会议简报的意见无疑是合理
的，而且有代表性，但“无产阶级司令部”未予采纳，大概一时也难以定夺，
或者是怕背上包袱。各大军区经过调查研究，陆续表态，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支
持了党团员多、出身于贫下中农和工人的多、复转退军人多、劳动模范多，并
且拥护军队、比较讲政策和守纪律的一大派（如武汉军区支持了“百万雄师”
）。但是，都被“无产阶级司令部”认为是支持错了。在“无产阶级司令部”
看来，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只能依靠激进的造反派。于是几乎每一
个大军区的负责人都向中央作了检讨。虽然负责人检讨一下并不困难，但要下
面广大指战员反对原来支持过的“战友”，转而支持原来反对自己而自己也反
对过的一派，这个弯子是很难转的。由于当时要借重军队搞“革命”，“无产
阶级司令部”对此不能不加以高度重视。

　　◇　事件的简要经过

　　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０日（或２２日）晚，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接见北
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代表。肖华、杨成武在场，吴法宪和海军、北京军区的负责
人也在场。周恩来指示：五一节各文艺单位到公园演出，要由各种不同观点的
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演出。他说，你们联合演出我就去看，不联合我就不看。五
一演好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２５周年时还可以
继续演。于是总政文化部召开驻京各大单位文化部长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
布置了文艺团体的演出工作。战友文工团在５月１日按照这一指示，联合组织
了演出。周恩来看了演出，并且表扬他们联合起来演出好。

　　据当时担任林彪秘书的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记载：１９６７年４月
的一天，叶群告诉他：“徐秘书（即毛泽东秘书徐业夫）来，传‘一组’（即
毛泽东）的话。空军几个女演员为陪主席跳舞，经常出入中南海。她们在空军
内部是受压的少数派，要向主席反映情况。主席说，让叶群找她们谈谈。”这
显然是要叶群支持她们。亦即支持少数派。于是，叶群接见了刘素媛等几个女
演员。叶群问：“你们经常去中南海，没有问一下‘最高’（指毛泽东）是什
么态度吗？”小刘答：“主席说，我也是保吴法宪的。”又说：“文工团是演
出单位，现在什么也不排练了。”“我们想排点节目，争取在毛主席《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２５周年时演出，叶主任支持吗？”叶群说：“我
支持，林彪同志也支持。”“你们人少，可以找海军、北京军区、总后等单位
同一观点的串连一下，与他们联合演出。”（这是指同一观点的群众组织的联
合，不同于周恩来指示的不同观点的联合。）小刘等人经过串连，很快就和海
政文工团、战友文工团一些同观点的人联合排练了一些小节目。这些人后来被
称为“老三军”，他们的活动是空军、海军和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称
“三军党委”）支持的。他们计划５月１３日晚上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他
们的对立面，即后来来被称为“新三军”的一些群众组织，当即指责“老三军
”违背周恩来的指示，扬言要去冲击“老三军”的演出。

　　１９６７年５月９日，战友文工团的三个人找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
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反映另一派要冲他们５月１３日的演
出，要求支持。谢当时严肃地说：你们要按照总理关于联合起来的指示组织演
出，否则，总政和军委文革小组都不会支持你们；至于是否有人要冲击你们的
演出，我可以了解一下。

　　当天，谢了解到他们反映的情况属实，立即报告了肖华和徐立清。肖、徐
指示：仍要按照总理的指示执行。军委文革办公室随即转告海军、空军和北京
军区文革办公室，要他们采取措施，执行总理指示。

　　５月１２日深夜，海军领导机关中支持李作鹏的“红联总”的几百人，冲
进三座门军委文革办公室，抢走了一些文件和谢镗忠与文艺口同志谈话的记录
。这个“红联总”是“老三军”的“司令部”，人数众多，势力很大。

　　５月１３日，肖华打电话指示军委文革办：通知空军、海军、北京军区主
要负责人，请他们劝说一派演出的文艺团体不演出或者推迟演出，以免引起两
派群众之间的武斗；同时通知解放军艺术学院等单位反对演出的群众组织，命
令他们不准冲击演出会场。军委文革办当即执行了肖华的指示。

　　５月１３日下午，李作鹏在他家里召集了有海军“红联总”和海军各大部
“红联总”领导人参加的会议。“红联总”的顾问肖云和海政宣传部副部长范
丕忠、干部部副部长刘光、海司办公室李凯都参加了，王宏坤、张秀川也在座
。李作鹏首先说明肖华主任不同意一派演出，接着分析了形势。他说：如果我
们坚持演出，对立面可能要冲，以至发生武斗；如果我们不演了，对立面就会
骂我们是老保，看大家的意见到底演还是不演。由于这次演出早已作了准备，
而且有恃无恐，所以“红联总”的领导人一致认为还是要演。没有人提出不演
。最后李作鹏作结论说，今晚演出不变，但要作好两手准备：如果对立面来冲
击，发生武斗，我们就上去支援，准备好人员、车辆，一部份人在现场，一部
份人在海军大院待命；如果演出没有人看，那就把“红联总”的人员拉去看。

　　当日晚饭后，根据下午会议的分工，范丕忠和海军“红联总”的一些头头
去展览馆作了布置，李作鹏和“红联总”另一些头头在李家负责总的指挥。在
李家的还有王宏坤、张秀川、肖云、刘光等。演出前，一方面由李作鹏的妻子
、海司办公室副主任董其采与“林办”保持电话联系；一方面有人与范丕忠电
话联系。不久，现场指挥人员来电话说，礼堂人已坐满，演出已准备好，并说
肖华主任和陈伯达已经到了现场，肖华劝大家不演，陈则模棱两可，含含糊糊
。董其采与肖华夫人王新蓝通电话，王说，肖华的意思，为防止发生问题，还
是不演出为好。董又与叶群通话，叶群表示支持演出。不久，叶群又传来江青
的电话，也表示支持演出。最后。叶群又传达了林彪的指示：不要听肖华的，
你们演你们的，为什么不能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不能唱毛主席诗词、语录
歌？有什么可非难的呢！林彪还要卫戍区派部队保护演出。

　　就在这时，军艺“星火燎原”的一些人联合清华、北大的造反派组织来冲
击演出，发生了武斗。李作鹏、肖云等随即乘车去现场。武斗双方都在调人增
援，李、肖坐的汽车陷在对立面的队伍中好长时间。他们到现场后，见到空军
政委余立金和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也在那里。卫戍区部队也去了，但在一个屋子
里没有出来。毕竟因为海军是有准备的，去的人多，不久就把冲击会场的一派
（以后人们又称之为“冲派”）赶走了。双方共伤５０多人。

　　当晚９时，李曼村在京西宾馆从军委文革办得知双方武斗，即遵照肖华的
指示，要文革办立即派人前往现场制止武斗。不料文革办张凤翠等三人赶到现
场后，当即被海军文工团的一些人抓去两人，带到海军大院扣押起来，被审问
了四天。

　　５月１４日，李曼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派军委文革办王承化到医院慰问
双方受伤人员。接着向总理写了报告，汇报了“５·１３”事件的经过和慰问
的情况。同日，“老三军”派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演出；在海军直属机关群众
大会上，被打伤的文工团员赵云卿进行了所谓“控诉”，点了肖华的名；林彪
派叶群带领空军、海军、二炮等单位的领导人，到医院慰问“老三军”派受伤
人员，还代表林彪赠送给他们语录本和毛主席像章。

　　接着林彪、叶群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中央文革小组告肖华的状。
叶群还对江青说，吴、李、邱对肖华意见很多，希望中央文革碰头会让他们三
人谈一谈。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中央文革开碰头会，让吴、李、邱参加了。出
席会议的有江青、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周恩来没有出席，叶
群也末到会。吴、李、邱在会上讲了对肖华的意见，江青表态支持批判肖华。
随后，关锋、戚本禹等到北京军区礼堂接见了“老三军”派文体人员，代表中
央文革表示支持和慰问。

　　按照叶群的布置，“老三军”派各文工团在京西宾馆批判肖华，批判了一
个星期。

　　５月２０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三军部份文体工作者。海军人员由
张秀川带队，“红联总”负责人谭安也去了。到会者要求批判肖华，周恩来未
予同意。当肖华讲话时，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干事董崇泉拍了桌子。周恩来为此
很生气，问了董的姓名和所在单位，当即写条子要张秀川严肃处理。但张根本
没有把周总理的指示当回事。“老三军”仍然遵照林彪、叶群的意图，把“５
·１３”事件归咎于肖华，掀起了打倒肖华的恶浪。

　　６月９日晚，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
谢富治、江青、杨成武、粟裕、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汪东兴、王新
亭、邱会作、叶群等在人大会堂观看了“老三军”派的演出。陪同观看的有驻
京陆海空三军负责人肖劲光、吴法宪、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李天焕、王
宏坤、陈先瑞、张秀川等。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作了报导。此举大长了“
老三军”的威风，大灭了“新三军”即北京军内造反派的志气。

　　在“５·１３”以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成了“林副主席支持的三
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５月１３日这一天，成了他们的纪念日

　　◇　一条秘而不宣的方针

　　有人说：“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３目的事件，完全是林彪、江青及其死党有
预谋、有组织地搞乱军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步骤。”有人说：“这实质上
是和周总理唱对台戏，向周总理示威，也是吴、叶、李、邱等人反对总政的罪
恶活动。”有人说：“林彪、叶群利用‘５·１３’事件作文章，如果以为他
们仅仅是为了搞垮肖华，那就不对了。他们挥动这个棒子真的‘打了一大片，
保了一小撮’。”“叶群十分得意。她经常在工作人员面前洋洋得意地吹嘘说
，解决军队内部这么大的乱局，首长（指林彪）没讲一句话。只看了一场戏，
就把那个‘冲派’压垮了。”这是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我以为这些说法不能
说没有道理，但还没有真正击中问题的症结。

　　事件发生以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称雄于首都（连当时红得发紫的
聂元梓也不得不奔走于它的门下；“红联总”的头头竟能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
群众大会，这更为历史所仅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更是飞黄腾达
。这自然都与林彪、叶群有关，他们确实是制造了、利用了这一事件。但更深
人一步地看，整个“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正是需要这样一个
事件。

　　感谢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提供了前引的珍贵历史线索。如今，毛泽
东己经仙逝，徐业夫也已辞世，叶群则已葬身荒漠，我们也许永远不可能知道
当时的全部情况了。但是，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徐业夫１９６７年４月
间赴毛家湾，是奉命向叶群面授机宜的。徐业夫平时极少外出传达毛泽东的指
示。如果只是为了向叶群说一句“主席说，让叶群找她们谈谈”，原本是没有
必要来到毛家湾的，电话上就完全可以讲清楚。一定要到毛家湾面谈，无疑有
其重要性和机密性。找的又是癖爱惹是生非的叶群而非林彪，这更有特异之处
。

　　周恩来的指示是合乎毛泽东本来的意图的。直到１９６７年９月，“无产
阶级司令部”还规定群众组织只有实现了大联合，其领导人才能参加人大会堂
的国庆宴会。林彪、叶群本来没有任何必要同周恩来唱对台戏，除非得到最高
方面的授意。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１９６７年５月。矛盾不是减少而是大为增加了，
不是缓和而是大为激化了。党内上层反对“文化大革命”者越来越多，特别引
人注目的是全国各地两大派的矛盾和争斗普遍加剧。这些矛盾和争斗，从根本
上说，本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本是号召全面夺权和划定
“左派”与“非左派”的产物；既然出现了这种情况，就严重妨碍了“大联合
夺权”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
对此关乎全局的情况绝不会掉以轻心。军队的动向无疑是毛泽东更为关注的，
他绝不会对大军区“支左”大都是所谓“支错了”无动于衷，他也会知道既然
“支错了”就很难转轨。

　　毛泽东也许会因此忧虑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局势如此严峻，毛泽东就在１
９６７年４月间定下了一个秘而不宣的方针：通过北京军区的稳定，以稳定全
军；通过军队的稳定，以稳定全国。其中心一环是重用吴法宪、李作鹏、邱会
作等人，便之形成相当强大的力量，借助他们来控制全军。这一切，都是符合
“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利益的。

　　这个方针，又是在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前提下制止混乱的方针。既
要坚持错误，彼时彼地就没有更好的选择。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此后
纵横捭阖，以严厉的甚至残酷的手段消灭了反对过他们的“冲派”（即使没有
参加冲击演出的“冲派”组织也毫无例外地被消灭），北京军内成了“三军无
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机构，几乎全部换成了“三军无
产阶级革命派”和拥护他们的人。后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迸入了中央
政治局，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论“功”行“赏”。

　　事实说明，这个方针后来大体上得到了实现。虽然步履艰难，全军还是逐
步走向了稳定，全国也逐步走向稳定，这才开成了“九大”。但是，既借重了
与江青一伙既有一致又有分歧的林彪一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的矛盾，酿
成了后来的事变。





稳定军队的军委“八条”来之不易（转贴）

　　１９６７年１月下旬以来，有关军队不稳的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传到林彪
耳朵里。

　　来自南京军区的报告说：军区领导机关受到严重冲击。少数军队院校的学
生在军区机关乱揪乱斗，军区有８个领导人被揪斗、被罚跪。军区司令许世友
的情绪很不好，经常喝酒，声言有人揪他，他就开枪！

　　来自沈阳军区的报告说：军区机关被“造反”的学生闹得无法工作。副司
令唐子安被揪去游街，还在肉体上受到严重迫害，而军区因得不到军委明确指
示，对此束手无策，只能听之任之。

　　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来电话告急：“首都三司”的学生到福建胡闹，战备
工作都无法搞下去了。他愤愤地说：“如果再这样乱下去，我只能上山打游击
去了。我怀疑毛主席身边有坏人，可要警惕啊！”

　　一向处变不惊的林彪，此刻如坐针毡。一天下午，林彪让秘书打电话，把
叶帅、聂帅、徐帅和杨成武代总长请到毛家湾，商量对策。他们商量之后，一
致认为应当以稳定军队为当务之急，再发一道军委命令。林彪打铃叫秘书。正
在值班的郭秘书上去后，林彪口述一句，他记下一句。林彪一共口授九条，让
郭连凯抄好后交给叶帅，准备拿到钓鱼台当晚即将举行的军委和中央文革联席
会议上讨论定稿，然后再请主席批示。这个“九条”的主要精神是：为了搞好
战备和保证文化大革命的健康发展，必须保证军队的绝对稳定。具体要求是：
不准随便揪斗军队领导人，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泄露军事秘密，不准影响
战备和正常工作，不准到基层部队“串连”，不准成立跨单位、跨地区的所谓
战斗组织，不准搞打、砸、抢等等，最后一条是部队搞“四大”必须加强党委
的领导。

　　当晚，钓鱼台举行有“文武”双方参加的联席会议，讨论军委命令草案。
一向积极列席中央文革会议的叶群，这次躲开了。她料到会议上将有一场激烈
的交锋，“九条”的后台是林彪。但它显然不合钓鱼台的胃口。叶群如果到场
，一旦发生争论，她将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第二天清晨，我正在值班。叶帅来电话，将当夜讨论的情况及时向林彪作
了报告，主要讲九条只通过了七条。

　　林彪用过早餐半小时后，我去向他报告叶帅来电的内容。他听后满意地点
点头，问：“通过的七条，退回来没有？”我说还没有。林彪交代：如果稿子
退回来，要及时向他报告，一刻也不能压。

　　中午，钓鱼台发来一份铅印的军委命令清样。这就是昨夜钓鱼台讨论通过
的那个“七条”。

　　林彪午休起床后，我及时向他作了报告。随后，林彪就叫车去了中南海。
林彪面见主席后，回来对我说：“主席已同意这七条，另又亲笔加上一条－－
加强对干部女子的教育。”

　　军委在发布这一命令时，采用了非同寻常的行文格式：用整开白纸印成布
告，最上端用醒目的红字印上毛主席的批示：

　　“林彪同志，所拟八条很好，照发。

　　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文革最乱时期军队是如何在风雨飘摇中勉强维持稳定（转贴）

“五一三”事件——一场大有来头的武斗   

　　“５·１３”事件是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３日发生在北京展览馆礼堂的一场
小型武斗。在“文化大革命”的成千上万场武斗中，它似乎算不上什么了不起
的事件，其实不然。这场军内两派群众组织的争斗，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
，与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着直接关联，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变化的
一个转折点。“无产阶级司令部”以此为契机，开始依靠“三军党委”和所谓
“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来左右文革的进程。

　　◇　复杂的上层背景

　　１９６６年冬至１９６７年春，在空军机关、海军机关、总后勤部机关和
它们所属的文体单位、院校，群众组织都分成两派。空军中保吴法宪（时任空
军司令——编注）的、海军中保李作鹏（时任海军政委——编注）的、总后中
保邱会作（时任总后勤部长——编注）的是一派，即所谓“保守派”，人数较
少。反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是一大派，即所谓“造反派”，人数较多。
当时的“造反”是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的。肖华（时任总政治部主
任——编注）、杨成武（时任代总参谋长——编注）随之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
这一大派。这一大派中有些群众组织（如后勤学院“星火燎原”、测绘学院“
革命造反团”、高等军事学院“井冈山”）的文章，可以在《解放军报》发表
（报社是根据上面的精神行事），在社会上有些影响。这一大派联合组成了“
斗罗（瑞卿）筹备处”。中央文革小组总的说来是支持造反的，但对于造吴法
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反还有些顾虑。吴、李、邱上有林彪在焉，中央文革小
组不能肆无忌惮。由于这种有所保留的态度没有明白地表示出来，也就未引起
造反派的注意，他们反对吴法宪、李作鹏，斗争邱会作，还是很残酷的。于是
吴、李、邱的日子也就很不好过，为避免揪斗，曾经藏起来。他们对这一大派
，既恨之人骨，又无可奈何。

　　这时，上层的分歧加剧，这又是一个重要背景。对于为“反修防修”而开
展“文化大革命”，中央领导层大体可以说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如此这般地
“革命”、“造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残酷、无情地打击老干部，
许多领导人是不赞成的。刘少奇、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
常委，但会后就在实际上陷于被批判的境地，没有发言权了。周恩来在１９６
６年春是支持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而在１９６６年夏秋之交就开始
抵制若干错误做法，被江青一伙指桑骂槐地攻击为“中庸之道”，陶铸在若干
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不同意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同意把“文
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到工厂、农村，不同意支持上海“工总司”，结果被江青
一伙“革”了他的“命”。

　　在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瘫痪、领导人员靠边以后，军队上层的态度就举足轻
重了。林彪在重大问题上都站在毛泽东一边。叶剑英、陈毅等几位老帅也是拥
护毛泽东的，虽然反对当时的种种错误做法，但把它们都归咎于中央文革小组
。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矛盾加剧，爆发了“二月抗争”，在“支左”问
题上，在支持还是搞垮肖华、刘志坚的问题上，叶剑英等老帅与中央文革小组
的态度截然不同。毛泽东的意图秘而不宣。老帅们难以捉摸，江青一伙则是相
当了然于胸的。

　　毛泽东实际是对老帅们不满，认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很不得力，但
毕竟感到他们既拥护自己，又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军队工作也离不开他们，
所以在若干问题上只好听任他们与中央文革小组对峙着。

　　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看来，绝大多数大军区的“支
左”都支错了。“支左”是毛泽东号召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作出的决定。但当时何为“左派”，谁也没有说过。既要求支持
“左派”，又不讲清楚何为“左派”，这实在是很滑稽的事。为什么不讲清楚
？根本原因是谁也弄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组就曾因把一个群众组织定为“右派
”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因此，负责执行“支左”任务的各大军区十分为难。
１９６７年４月，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就提出过
：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坚决拥护，但为了避免军队犯错误，建议中央
文革小组扩大一些，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以便给各地派出代表，直接领导三
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搞错。如果这个办法不行，由
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小组接受指示也好。这个登了会议简报的意见无疑是合理
的，而且有代表性，但“无产阶级司令部”未予采纳，大概一时也难以定夺，
或者是怕背上包袱。各大军区经过调查研究，陆续表态，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支
持了党团员多、出身于贫下中农和工人的多、复转退军人多、劳动模范多，并
且拥护军队、比较讲政策和守纪律的一大派（如武汉军区支持了“百万雄师”
）。但是，都被“无产阶级司令部”认为是支持错了。在“无产阶级司令部”
看来，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只能依靠激进的造反派。于是几乎每一
个大军区的负责人都向中央作了检讨。虽然负责人检讨一下并不困难，但要下
面广大指战员反对原来支持过的“战友”，转而支持原来反对自己而自己也反
对过的一派，这个弯子是很难转的。由于当时要借重军队搞“革命”，“无产
阶级司令部”对此不能不加以高度重视。

　　◇　事件的简要经过

　　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０日（或２２日）晚，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接见北
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代表。肖华、杨成武在场，吴法宪和海军、北京军区的负责
人也在场。周恩来指示：五一节各文艺单位到公园演出，要由各种不同观点的
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演出。他说，你们联合演出我就去看，不联合我就不看。五
一演好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２５周年时还可以
继续演。于是总政文化部召开驻京各大单位文化部长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
布置了文艺团体的演出工作。战友文工团在５月１日按照这一指示，联合组织
了演出。周恩来看了演出，并且表扬他们联合起来演出好。

　　据当时担任林彪秘书的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记载：１９６７年４月
的一天，叶群告诉他：“徐秘书（即毛泽东秘书徐业夫）来，传‘一组’（即
毛泽东）的话。空军几个女演员为陪主席跳舞，经常出入中南海。她们在空军
内部是受压的少数派，要向主席反映情况。主席说，让叶群找她们谈谈。”这
显然是要叶群支持她们。亦即支持少数派。于是，叶群接见了刘素媛等几个女
演员。叶群问：“你们经常去中南海，没有问一下‘最高’（指毛泽东）是什
么态度吗？”小刘答：“主席说，我也是保吴法宪的。”又说：“文工团是演
出单位，现在什么也不排练了。”“我们想排点节目，争取在毛主席《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２５周年时演出，叶主任支持吗？”叶群说：“我
支持，林彪同志也支持。”“你们人少，可以找海军、北京军区、总后等单位
同一观点的串连一下，与他们联合演出。”（这是指同一观点的群众组织的联
合，不同于周恩来指示的不同观点的联合。）小刘等人经过串连，很快就和海
政文工团、战友文工团一些同观点的人联合排练了一些小节目。这些人后来被
称为“老三军”，他们的活动是空军、海军和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称
“三军党委”）支持的。他们计划５月１３日晚上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他
们的对立面，即后来来被称为“新三军”的一些群众组织，当即指责“老三军
”违背周恩来的指示，扬言要去冲击“老三军”的演出。

　　１９６７年５月９日，战友文工团的三个人找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
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反映另一派要冲他们５月１３日的演
出，要求支持。谢当时严肃地说：你们要按照总理关于联合起来的指示组织演
出，否则，总政和军委文革小组都不会支持你们；至于是否有人要冲击你们的
演出，我可以了解一下。

　　当天，谢了解到他们反映的情况属实，立即报告了肖华和徐立清。肖、徐
指示：仍要按照总理的指示执行。军委文革办公室随即转告海军、空军和北京
军区文革办公室，要他们采取措施，执行总理指示。

　　５月１２日深夜，海军领导机关中支持李作鹏的“红联总”的几百人，冲
进三座门军委文革办公室，抢走了一些文件和谢镗忠与文艺口同志谈话的记录
。这个“红联总”是“老三军”的“司令部”，人数众多，势力很大。

　　５月１３日，肖华打电话指示军委文革办：通知空军、海军、北京军区主
要负责人，请他们劝说一派演出的文艺团体不演出或者推迟演出，以免引起两
派群众之间的武斗；同时通知解放军艺术学院等单位反对演出的群众组织，命
令他们不准冲击演出会场。军委文革办当即执行了肖华的指示。

　　５月１３日下午，李作鹏在他家里召集了有海军“红联总”和海军各大部
“红联总”领导人参加的会议。“红联总”的顾问肖云和海政宣传部副部长范
丕忠、干部部副部长刘光、海司办公室李凯都参加了，王宏坤、张秀川也在座
。李作鹏首先说明肖华主任不同意一派演出，接着分析了形势。他说：如果我
们坚持演出，对立面可能要冲，以至发生武斗；如果我们不演了，对立面就会
骂我们是老保，看大家的意见到底演还是不演。由于这次演出早已作了准备，
而且有恃无恐，所以“红联总”的领导人一致认为还是要演。没有人提出不演
。最后李作鹏作结论说，今晚演出不变，但要作好两手准备：如果对立面来冲
击，发生武斗，我们就上去支援，准备好人员、车辆，一部份人在现场，一部
份人在海军大院待命；如果演出没有人看，那就把“红联总”的人员拉去看。

　　当日晚饭后，根据下午会议的分工，范丕忠和海军“红联总”的一些头头
去展览馆作了布置，李作鹏和“红联总”另一些头头在李家负责总的指挥。在
李家的还有王宏坤、张秀川、肖云、刘光等。演出前，一方面由李作鹏的妻子
、海司办公室副主任董其采与“林办”保持电话联系；一方面有人与范丕忠电
话联系。不久，现场指挥人员来电话说，礼堂人已坐满，演出已准备好，并说
肖华主任和陈伯达已经到了现场，肖华劝大家不演，陈则模棱两可，含含糊糊
。董其采与肖华夫人王新蓝通电话，王说，肖华的意思，为防止发生问题，还
是不演出为好。董又与叶群通话，叶群表示支持演出。不久，叶群又传来江青
的电话，也表示支持演出。最后。叶群又传达了林彪的指示：不要听肖华的，
你们演你们的，为什么不能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不能唱毛主席诗词、语录
歌？有什么可非难的呢！林彪还要卫戍区派部队保护演出。

　　就在这时，军艺“星火燎原”的一些人联合清华、北大的造反派组织来冲
击演出，发生了武斗。李作鹏、肖云等随即乘车去现场。武斗双方都在调人增
援，李、肖坐的汽车陷在对立面的队伍中好长时间。他们到现场后，见到空军
政委余立金和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也在那里。卫戍区部队也去了，但在一个屋子
里没有出来。毕竟因为海军是有准备的，去的人多，不久就把冲击会场的一派
（以后人们又称之为“冲派”）赶走了。双方共伤５０多人。

　　当晚９时，李曼村在京西宾馆从军委文革办得知双方武斗，即遵照肖华的
指示，要文革办立即派人前往现场制止武斗。不料文革办张凤翠等三人赶到现
场后，当即被海军文工团的一些人抓去两人，带到海军大院扣押起来，被审问
了四天。

　　５月１４日，李曼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派军委文革办王承化到医院慰问
双方受伤人员。接着向总理写了报告，汇报了“５·１３”事件的经过和慰问
的情况。同日，“老三军”派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演出；在海军直属机关群众
大会上，被打伤的文工团员赵云卿进行了所谓“控诉”，点了肖华的名；林彪
派叶群带领空军、海军、二炮等单位的领导人，到医院慰问“老三军”派受伤
人员，还代表林彪赠送给他们语录本和毛主席像章。

　　接着林彪、叶群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中央文革小组告肖华的状。
叶群还对江青说，吴、李、邱对肖华意见很多，希望中央文革碰头会让他们三
人谈一谈。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中央文革开碰头会，让吴、李、邱参加了。出
席会议的有江青、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周恩来没有出席，叶
群也末到会。吴、李、邱在会上讲了对肖华的意见，江青表态支持批判肖华。
随后，关锋、戚本禹等到北京军区礼堂接见了“老三军”派文体人员，代表中
央文革表示支持和慰问。

　　按照叶群的布置，“老三军”派各文工团在京西宾馆批判肖华，批判了一
个星期。

　　５月２０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三军部份文体工作者。海军人员由
张秀川带队，“红联总”负责人谭安也去了。到会者要求批判肖华，周恩来未
予同意。当肖华讲话时，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干事董崇泉拍了桌子。周恩来为此
很生气，问了董的姓名和所在单位，当即写条子要张秀川严肃处理。但张根本
没有把周总理的指示当回事。“老三军”仍然遵照林彪、叶群的意图，把“５
·１３”事件归咎于肖华，掀起了打倒肖华的恶浪。

　　６月９日晚，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
谢富治、江青、杨成武、粟裕、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汪东兴、王新
亭、邱会作、叶群等在人大会堂观看了“老三军”派的演出。陪同观看的有驻
京陆海空三军负责人肖劲光、吴法宪、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李天焕、王
宏坤、陈先瑞、张秀川等。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作了报导。此举大长了“
老三军”的威风，大灭了“新三军”即北京军内造反派的志气。

　　在“５·１３”以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成了“林副主席支持的三
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５月１３日这一天，成了他们的纪念日

　　◇　一条秘而不宣的方针

　　有人说：“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３目的事件，完全是林彪、江青及其死党有
预谋、有组织地搞乱军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步骤。”有人说：“这实质上
是和周总理唱对台戏，向周总理示威，也是吴、叶、李、邱等人反对总政的罪
恶活动。”有人说：“林彪、叶群利用‘５·１３’事件作文章，如果以为他
们仅仅是为了搞垮肖华，那就不对了。他们挥动这个棒子真的‘打了一大片，
保了一小撮’。”“叶群十分得意。她经常在工作人员面前洋洋得意地吹嘘说
，解决军队内部这么大的乱局，首长（指林彪）没讲一句话。只看了一场戏，
就把那个‘冲派’压垮了。”这是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我以为这些说法不能
说没有道理，但还没有真正击中问题的症结。

　　事件发生以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称雄于首都（连当时红得发紫的
聂元梓也不得不奔走于它的门下；“红联总”的头头竟能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
群众大会，这更为历史所仅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更是飞黄腾达
。这自然都与林彪、叶群有关，他们确实是制造了、利用了这一事件。但更深
人一步地看，整个“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正是需要这样一个
事件。

　　感谢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提供了前引的珍贵历史线索。如今，毛泽
东己经仙逝，徐业夫也已辞世，叶群则已葬身荒漠，我们也许永远不可能知道
当时的全部情况了。但是，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徐业夫１９６７年４月
间赴毛家湾，是奉命向叶群面授机宜的。徐业夫平时极少外出传达毛泽东的指
示。如果只是为了向叶群说一句“主席说，让叶群找她们谈谈”，原本是没有
必要来到毛家湾的，电话上就完全可以讲清楚。一定要到毛家湾面谈，无疑有
其重要性和机密性。找的又是癖爱惹是生非的叶群而非林彪，这更有特异之处
。

　　周恩来的指示是合乎毛泽东本来的意图的。直到１９６７年９月，“无产
阶级司令部”还规定群众组织只有实现了大联合，其领导人才能参加人大会堂
的国庆宴会。林彪、叶群本来没有任何必要同周恩来唱对台戏，除非得到最高
方面的授意。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１９６７年５月。矛盾不是减少而是大为增加了，
不是缓和而是大为激化了。党内上层反对“文化大革命”者越来越多，特别引
人注目的是全国各地两大派的矛盾和争斗普遍加剧。这些矛盾和争斗，从根本
上说，本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本是号召全面夺权和划定
“左派”与“非左派”的产物；既然出现了这种情况，就严重妨碍了“大联合
夺权”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
对此关乎全局的情况绝不会掉以轻心。军队的动向无疑是毛泽东更为关注的，
他绝不会对大军区“支左”大都是所谓“支错了”无动于衷，他也会知道既然
“支错了”就很难转轨。

　　毛泽东也许会因此忧虑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局势如此严峻，毛泽东就在１
９６７年４月间定下了一个秘而不宣的方针：通过北京军区的稳定，以稳定全
军；通过军队的稳定，以稳定全国。其中心一环是重用吴法宪、李作鹏、邱会
作等人，便之形成相当强大的力量，借助他们来控制全军。这一切，都是符合
“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利益的。

　　这个方针，又是在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前提下制止混乱的方针。既
要坚持错误，彼时彼地就没有更好的选择。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此后
纵横捭阖，以严厉的甚至残酷的手段消灭了反对过他们的“冲派”（即使没有
参加冲击演出的“冲派”组织也毫无例外地被消灭），北京军内成了“三军无
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机构，几乎全部换成了“三军无
产阶级革命派”和拥护他们的人。后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迸入了中央
政治局，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论“功”行“赏”。

　　事实说明，这个方针后来大体上得到了实现。虽然步履艰难，全军还是逐
步走向了稳定，全国也逐步走向稳定，这才开成了“九大”。但是，既借重了
与江青一伙既有一致又有分歧的林彪一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的矛盾，酿
成了后来的事变。





稳定军队的军委“八条”来之不易（转贴）

　　１９６７年１月下旬以来，有关军队不稳的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传到林彪
耳朵里。

　　来自南京军区的报告说：军区领导机关受到严重冲击。少数军队院校的学
生在军区机关乱揪乱斗，军区有８个领导人被揪斗、被罚跪。军区司令许世友
的情绪很不好，经常喝酒，声言有人揪他，他就开枪！

　　来自沈阳军区的报告说：军区机关被“造反”的学生闹得无法工作。副司
令唐子安被揪去游街，还在肉体上受到严重迫害，而军区因得不到军委明确指
示，对此束手无策，只能听之任之。

　　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来电话告急：“首都三司”的学生到福建胡闹，战备
工作都无法搞下去了。他愤愤地说：“如果再这样乱下去，我只能上山打游击
去了。我怀疑毛主席身边有坏人，可要警惕啊！”

　　一向处变不惊的林彪，此刻如坐针毡。一天下午，林彪让秘书打电话，把
叶帅、聂帅、徐帅和杨成武代总长请到毛家湾，商量对策。他们商量之后，一
致认为应当以稳定军队为当务之急，再发一道军委命令。林彪打铃叫秘书。正
在值班的郭秘书上去后，林彪口述一句，他记下一句。林彪一共口授九条，让
郭连凯抄好后交给叶帅，准备拿到钓鱼台当晚即将举行的军委和中央文革联席
会议上讨论定稿，然后再请主席批示。这个“九条”的主要精神是：为了搞好
战备和保证文化大革命的健康发展，必须保证军队的绝对稳定。具体要求是：
不准随便揪斗军队领导人，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泄露军事秘密，不准影响
战备和正常工作，不准到基层部队“串连”，不准成立跨单位、跨地区的所谓
战斗组织，不准搞打、砸、抢等等，最后一条是部队搞“四大”必须加强党委
的领导。

　　当晚，钓鱼台举行有“文武”双方参加的联席会议，讨论军委命令草案。
一向积极列席中央文革会议的叶群，这次躲开了。她料到会议上将有一场激烈
的交锋，“九条”的后台是林彪。但它显然不合钓鱼台的胃口。叶群如果到场
，一旦发生争论，她将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第二天清晨，我正在值班。叶帅来电话，将当夜讨论的情况及时向林彪作
了报告，主要讲九条只通过了七条。

　　林彪用过早餐半小时后，我去向他报告叶帅来电的内容。他听后满意地点
点头，问：“通过的七条，退回来没有？”我说还没有。林彪交代：如果稿子
退回来，要及时向他报告，一刻也不能压。

　　中午，钓鱼台发来一份铅印的军委命令清样。这就是昨夜钓鱼台讨论通过
的那个“七条”。

　　林彪午休起床后，我及时向他作了报告。随后，林彪就叫车去了中南海。
林彪面见主席后，回来对我说：“主席已同意这七条，另又亲笔加上一条－－
加强对干部女子的教育。”

　　军委在发布这一命令时，采用了非同寻常的行文格式：用整开白纸印成布
告，最上端用醒目的红字印上毛主席的批示：

　　“林彪同志，所拟八条很好，照发。

　　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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