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红卫兵的文革回忆（转贴）

记那段动荡的岁月：我亲眼看到胡耀邦被批斗(图文)

霄云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那上万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热泪盈眶，欢呼跳跃的场景激动了整整一代的年青人。十六、七岁的娃娃成了毛泽东向他的旧友新敌开战的排头兵。毛泽东用他那诗人般的豪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的一张大字报，一句批示，一次检阅，一封家信可以让一个大国的十亿人为之疯狂，为之冲锋陷阵，可以让上至国家领导，下至街道居民引经据典，却无人可以预料什么是毛泽东的确定的终极目标。毛泽东的追随者们，曾艰苦卓绝从蒋介石手中夺下了江山，而一夜之间毛泽东让“大民主大自由”的群众运动去决定他们的生死存亡。毛泽东以他那伟人的风度“乱云飞渡仍从容”，却“搅得周天寒彻”。这种不惜翻江倒海的治国、治人的深谋大略和魄力堪称史无前例。

　　我当时在上海读高一。不上课，不考试，写大字报的日子让我们在这些历经寒窗苦的学生大感自由的释放。而北京红卫兵迈出校门、走上街头，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惊人创举受到毛泽东首肯，使每个人都嗅出了文化大革命已经超越了文教领域。一天几个同学约我同行去北京，说是当晚有首列免费的直达火车。一贯恪守严格家规的我居然悄悄地溜出家门，就背着一个书包上了火车，和满车厢的上北京朝圣的中学生站着挤着到了北京。在火车站我写了一封信给父母说，“想想您们当年离家参加革命的情景，不要责怪您们的女儿不辞而别”。在北京，我们睡在接待站或大学的长凳上，吃着免费供应的馒头或窝头，在红色风暴中度过了让人灵魂脱壳的一周。

　　当我回到一年前在北京读初中的那所曾负盛名的历史悠久的教会女中，有着歌德式建筑风格的礼堂已被木板封住，宽大的操场成了草场和垃圾场。那位找我谈过话的团委书记因为是军人出身，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却当上了校革委会主任。而原来受人尊崇的、曾是北京市模范教师的教导主任，却和许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教师同关在一个大大的教室，但被拦成的一个个小格子里。当我看到她胸前挂着大牌子，剃着阴阳头，用一副惊恐的眼神悄悄地瞄了我一眼时，我给吓坏了，我一个劲地问自己：“我过去为什么没看出她是一个坏人？”而丝毫不去怀疑她为什么会被看成坏人。当我参观北京市男六中──红卫兵武斗的首创地，我亲眼目睹了红色风暴的惨烈。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男孩子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一边就随意地用宽宽的军用皮带抽向一个蹲在地上的老师的头部。那皮带上的铜扣“叭”地让头顶冒出了血。周围那一声声的惨叫和金属击到骨质的抽打声此起彼伏，让人头晕目眩，毛骨悚然。我不知道这所学校的红卫兵用这种残暴的手段害了多少无辜的老师。那一场景让我一合眼就出现在眼前，吓得我不敢入睡。

　　在团中央的大院里，我亲眼看到胡耀邦被逼着从窗子里爬出来，戴着黑帮的高帽子，弯着腰，对着麦克风说：“我是牛鬼蛇神，我是反党分子。”每三十分钟出来表演一回，满足一批批“革命群众”的义愤和好奇心。

　　北京城内的每一个人都已经被贴上了标签或是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着被贴上标签。过去你是共产党员或劳动模范，可你也许并没有出身在工农家庭；你是工农出身，却有个远亲跑到了港台；你就是祖宗三代清白，但可能仍逃不脱“三名三高”腐化堕落，现行反革命……反正只要有人出来揭发你，有一个算一个。

　　在我童年度过最快乐时光的有上百人居住的清王府大院里也是草木皆兵。这家是叛徒，那家是黑帮，我连最好的朋友家也不能去。她的父亲已成了黑帮分子。我在一位站在了“无产阶级阵线”的过去常给父亲讲历史的叔叔家住了一晚。他让我不要接触任何人，因为阶级斗争复杂，阵线不分明，他告诉我回上海后要告诉父亲认清形势，早些站出来自我革命，并要我转告父亲，随他到上海的一位老秘书被揭出过去常常到黑帮家开黑会，很可能是黑邦分子派到父亲身边的眼线。我从小喜欢读侦探小说，而眼前的一切比侦探小说里的情节还要让我惊愕，不知何时何地会有特务钻出来，哪怕是那个打我五岁开始就给爸爸当秘书的、让我尊敬的叔叔。第二天，我在北京的一个哥哥赶来见我，塞给了我十元钱（我身无分文），要我赶快离开北京，他说他会给爸爸妈妈打招呼，保证不会骂我。

　　于是，我只身一人又乘上了拥挤的免费火车。我用哥哥给我的钱买了一些毛主席的像章，作为朝圣归来的赐物分给同学，那是像一分钱币那么大的文革中第一批铸制的像章，据说留到现在能当文物卖。

　　在火车上有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子坐在了我旁边，一见面就向我介绍是军干子弟，父亲是什么军衔，这在北京已成了“八旗子弟”的接头暗号。出身好就是免费的保险单，坐在她身边我内心踏实不少。不一会儿，一批红卫兵把车厢里的老头、老太太全押出去了，据说他们是从北京城遣返回乡的地富分子，也不知他们在乡下是否还有家。他们被押到车厢之间的过道上，从那里不时传来训斥和抽打的声音。当我去洗手间时，看到坐在地上东倒西歪的“地富分子”与屎尿汗臭混为一堆，没个人样儿。一路上他们被一站站地押下火车，过道上的人越来越少了。待我找到空隙回到原座，我旁边那个女孩儿不见了，我的衣服、书包，连同我买的那些像章都不见了。听人说红卫兵发现了那女子的父亲是受押解的地富分子，而她到处招摇撞骗，还把我的毛主席像章送给红卫兵。不知怎么她就露了马脚，被红卫兵一起押下了车，我的东西都随她走了。这又一次使我看到了自己的“阶级觉悟”如此迟钝。但在若干年以后，那女孩儿的境遇成了我若干问号中的一个，不知她会不会幸运地活到今天，给她的孩子讲“妈妈过去的故事”。

　　没有被“红色风暴”吓住的我，却从跨入家门起便战战兢兢。迎接我的第一道禁令是：不许出门，等父亲回来训话。我擅自离家自有过错，但让父亲愤怒的是我的名字居然上了市里的内参，说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上海领导干部的子女在北京参加武斗（当时上海唯恐北京的红色风暴会蔓延到上海，市委请求周总理出面保上海这个国家经济重镇）。尽管我为自己辩解：我只是看到了打人，但从没有打过人，但我仍被关在家里几天，学习中央文革的十六条规定。后来回到学校时，红卫兵早已成立。第一批戴红袖章的中学生都出身于“红五类”，“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了我们的红卫兵军歌，一个个耀武扬威。学校的礼堂成了大辩论的论坛，会场内外挤满了来自各校串联的学生。台上一句：“我们父辈创下的江山，能让资产阶级改变颜色吗？”台下齐鸣：“不能！不能！不能！”

　　不久，第一个联合的红卫兵组织──上海市红卫兵成立，也是后来被称为保皇派的红卫兵。总部设在人民广场内的市政府大楼内。总部的政体俨然象一个样样齐全的官僚机构：从司令部、政委到部、处长。由于权力分配的不公而带来的内部矛盾没几天就开始了。我被派到总部的红卫兵报编辑部当差。解放日报的印刷厂给我们排版、印刷。我最得意的是派给了一辆自行车，我可以不在爸爸妈妈的眼皮下受管束。几天下来，我把附近的街道全骑遍了，我的自行车技术就是在那段时间里练成的。

　　一天听说我们红卫兵“警卫处”的伙计们抓到了一个在公开场合污辱妇女的流氓，正在一楼大厅里被“触及皮肉”，我赶去看热闹。只见一个最多20岁的很结实、英俊的大个子被十几个男生团团围住，他们有的轮流练“扫荡腿”，扫倒了，站起来，再扫。还有的用练刺杀的木枪直捅他的胸部，直到他趴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男生打够了，冲我们女生喊：“上！胆小鬼干不了革命！”几个女生有的上去踢一脚，有的用皮带去抽，我捡起一根草绳也在他背上抽了一下，遭到一阵嘲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了人，尽管被评为“对敌人恨之不深”，但我却永远不会忘记那场莫名其妙的仇恨阶级敌人的试验。后来听说派出所接到报告后前来收尸，那年头警察也不敢得罪红卫兵。至于那小伙子是不是流氓却无从查起，就活活给打死了。

　　由于父亲的反对和我对总部的失望，我辞去了那份差事回家。不久，与我们对立的造反组织冲垮了我们的总部，听说司令，一位高三的男生，抱着总部的牌子睡了十来天，也算是“牌子还在，阵地在。”可树倒猢狲散，一个月前还在争权夺利的大小“官员们”都弃阵地去外地串联去了。与保皇派对立的造反派成了毛泽东新战役的排头兵，他们的眼界比我们第一批红卫兵大多了，他们已不在乎内部的争权夺利，而是直接夺党政军大权。“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林彪这句绕口令是他们的斗争方向，而我们这些保革过命的人的保皇红卫兵纷纷中箭下马，成了比黑五类还要黑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孝子贤孙，被批判，被送进走资派子女学习班，有的还坐了牢。红色风暴在社会上狂刮了一阵之后，一个旋风转过来，把我们自己刮进了一个黑色的深渊。“革命”与“反革命”，“台上”与“台下”，“整人的”和“被整的”……这种向对立面转化的矛盾双方在十年中都尝试了人生的轮回，做过人也做过鬼，倒也算公平。(霄云《动荡岁月》)记那段动荡的岁月：我亲眼看到胡耀邦被批斗(图文)

霄云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那上万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热泪盈眶，欢呼跳跃的场景激动了整整一代的年青人。十六、七岁的娃娃成了毛泽东向他的旧友新敌开战的排头兵。毛泽东用他那诗人般的豪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的一张大字报，一句批示，一次检阅，一封家信可以让一个大国的十亿人为之疯狂，为之冲锋陷阵，可以让上至国家领导，下至街道居民引经据典，却无人可以预料什么是毛泽东的确定的终极目标。毛泽东的追随者们，曾艰苦卓绝从蒋介石手中夺下了江山，而一夜之间毛泽东让“大民主大自由”的群众运动去决定他们的生死存亡。毛泽东以他那伟人的风度“乱云飞渡仍从容”，却“搅得周天寒彻”。这种不惜翻江倒海的治国、治人的深谋大略和魄力堪称史无前例。

　　我当时在上海读高一。不上课，不考试，写大字报的日子让我们在这些历经寒窗苦的学生大感自由的释放。而北京红卫兵迈出校门、走上街头，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惊人创举受到毛泽东首肯，使每个人都嗅出了文化大革命已经超越了文教领域。一天几个同学约我同行去北京，说是当晚有首列免费的直达火车。一贯恪守严格家规的我居然悄悄地溜出家门，就背着一个书包上了火车，和满车厢的上北京朝圣的中学生站着挤着到了北京。在火车站我写了一封信给父母说，“想想您们当年离家参加革命的情景，不要责怪您们的女儿不辞而别”。在北京，我们睡在接待站或大学的长凳上，吃着免费供应的馒头或窝头，在红色风暴中度过了让人灵魂脱壳的一周。

　　当我回到一年前在北京读初中的那所曾负盛名的历史悠久的教会女中，有着歌德式建筑风格的礼堂已被木板封住，宽大的操场成了草场和垃圾场。那位找我谈过话的团委书记因为是军人出身，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却当上了校革委会主任。而原来受人尊崇的、曾是北京市模范教师的教导主任，却和许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教师同关在一个大大的教室，但被拦成的一个个小格子里。当我看到她胸前挂着大牌子，剃着阴阳头，用一副惊恐的眼神悄悄地瞄了我一眼时，我给吓坏了，我一个劲地问自己：“我过去为什么没看出她是一个坏人？”而丝毫不去怀疑她为什么会被看成坏人。当我参观北京市男六中──红卫兵武斗的首创地，我亲眼目睹了红色风暴的惨烈。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男孩子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一边就随意地用宽宽的军用皮带抽向一个蹲在地上的老师的头部。那皮带上的铜扣“叭”地让头顶冒出了血。周围那一声声的惨叫和金属击到骨质的抽打声此起彼伏，让人头晕目眩，毛骨悚然。我不知道这所学校的红卫兵用这种残暴的手段害了多少无辜的老师。那一场景让我一合眼就出现在眼前，吓得我不敢入睡。

　　在团中央的大院里，我亲眼看到胡耀邦被逼着从窗子里爬出来，戴着黑帮的高帽子，弯着腰，对着麦克风说：“我是牛鬼蛇神，我是反党分子。”每三十分钟出来表演一回，满足一批批“革命群众”的义愤和好奇心。

　　北京城内的每一个人都已经被贴上了标签或是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着被贴上标签。过去你是共产党员或劳动模范，可你也许并没有出身在工农家庭；你是工农出身，却有个远亲跑到了港台；你就是祖宗三代清白，但可能仍逃不脱“三名三高”腐化堕落，现行反革命……反正只要有人出来揭发你，有一个算一个。

　　在我童年度过最快乐时光的有上百人居住的清王府大院里也是草木皆兵。这家是叛徒，那家是黑帮，我连最好的朋友家也不能去。她的父亲已成了黑帮分子。我在一位站在了“无产阶级阵线”的过去常给父亲讲历史的叔叔家住了一晚。他让我不要接触任何人，因为阶级斗争复杂，阵线不分明，他告诉我回上海后要告诉父亲认清形势，早些站出来自我革命，并要我转告父亲，随他到上海的一位老秘书被揭出过去常常到黑帮家开黑会，很可能是黑邦分子派到父亲身边的眼线。我从小喜欢读侦探小说，而眼前的一切比侦探小说里的情节还要让我惊愕，不知何时何地会有特务钻出来，哪怕是那个打我五岁开始就给爸爸当秘书的、让我尊敬的叔叔。第二天，我在北京的一个哥哥赶来见我，塞给了我十元钱（我身无分文），要我赶快离开北京，他说他会给爸爸妈妈打招呼，保证不会骂我。

　　于是，我只身一人又乘上了拥挤的免费火车。我用哥哥给我的钱买了一些毛主席的像章，作为朝圣归来的赐物分给同学，那是像一分钱币那么大的文革中第一批铸制的像章，据说留到现在能当文物卖。

　　在火车上有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子坐在了我旁边，一见面就向我介绍是军干子弟，父亲是什么军衔，这在北京已成了“八旗子弟”的接头暗号。出身好就是免费的保险单，坐在她身边我内心踏实不少。不一会儿，一批红卫兵把车厢里的老头、老太太全押出去了，据说他们是从北京城遣返回乡的地富分子，也不知他们在乡下是否还有家。他们被押到车厢之间的过道上，从那里不时传来训斥和抽打的声音。当我去洗手间时，看到坐在地上东倒西歪的“地富分子”与屎尿汗臭混为一堆，没个人样儿。一路上他们被一站站地押下火车，过道上的人越来越少了。待我找到空隙回到原座，我旁边那个女孩儿不见了，我的衣服、书包，连同我买的那些像章都不见了。听人说红卫兵发现了那女子的父亲是受押解的地富分子，而她到处招摇撞骗，还把我的毛主席像章送给红卫兵。不知怎么她就露了马脚，被红卫兵一起押下了车，我的东西都随她走了。这又一次使我看到了自己的“阶级觉悟”如此迟钝。但在若干年以后，那女孩儿的境遇成了我若干问号中的一个，不知她会不会幸运地活到今天，给她的孩子讲“妈妈过去的故事”。

　　没有被“红色风暴”吓住的我，却从跨入家门起便战战兢兢。迎接我的第一道禁令是：不许出门，等父亲回来训话。我擅自离家自有过错，但让父亲愤怒的是我的名字居然上了市里的内参，说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上海领导干部的子女在北京参加武斗（当时上海唯恐北京的红色风暴会蔓延到上海，市委请求周总理出面保上海这个国家经济重镇）。尽管我为自己辩解：我只是看到了打人，但从没有打过人，但我仍被关在家里几天，学习中央文革的十六条规定。后来回到学校时，红卫兵早已成立。第一批戴红袖章的中学生都出身于“红五类”，“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了我们的红卫兵军歌，一个个耀武扬威。学校的礼堂成了大辩论的论坛，会场内外挤满了来自各校串联的学生。台上一句：“我们父辈创下的江山，能让资产阶级改变颜色吗？”台下齐鸣：“不能！不能！不能！”

　　不久，第一个联合的红卫兵组织──上海市红卫兵成立，也是后来被称为保皇派的红卫兵。总部设在人民广场内的市政府大楼内。总部的政体俨然象一个样样齐全的官僚机构：从司令部、政委到部、处长。由于权力分配的不公而带来的内部矛盾没几天就开始了。我被派到总部的红卫兵报编辑部当差。解放日报的印刷厂给我们排版、印刷。我最得意的是派给了一辆自行车，我可以不在爸爸妈妈的眼皮下受管束。几天下来，我把附近的街道全骑遍了，我的自行车技术就是在那段时间里练成的。

　　一天听说我们红卫兵“警卫处”的伙计们抓到了一个在公开场合污辱妇女的流氓，正在一楼大厅里被“触及皮肉”，我赶去看热闹。只见一个最多20岁的很结实、英俊的大个子被十几个男生团团围住，他们有的轮流练“扫荡腿”，扫倒了，站起来，再扫。还有的用练刺杀的木枪直捅他的胸部，直到他趴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男生打够了，冲我们女生喊：“上！胆小鬼干不了革命！”几个女生有的上去踢一脚，有的用皮带去抽，我捡起一根草绳也在他背上抽了一下，遭到一阵嘲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了人，尽管被评为“对敌人恨之不深”，但我却永远不会忘记那场莫名其妙的仇恨阶级敌人的试验。后来听说派出所接到报告后前来收尸，那年头警察也不敢得罪红卫兵。至于那小伙子是不是流氓却无从查起，就活活给打死了。

　　由于父亲的反对和我对总部的失望，我辞去了那份差事回家。不久，与我们对立的造反组织冲垮了我们的总部，听说司令，一位高三的男生，抱着总部的牌子睡了十来天，也算是“牌子还在，阵地在。”可树倒猢狲散，一个月前还在争权夺利的大小“官员们”都弃阵地去外地串联去了。与保皇派对立的造反派成了毛泽东新战役的排头兵，他们的眼界比我们第一批红卫兵大多了，他们已不在乎内部的争权夺利，而是直接夺党政军大权。“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林彪这句绕口令是他们的斗争方向，而我们这些保革过命的人的保皇红卫兵纷纷中箭下马，成了比黑五类还要黑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孝子贤孙，被批判，被送进走资派子女学习班，有的还坐了牢。红色风暴在社会上狂刮了一阵之后，一个旋风转过来，把我们自己刮进了一个黑色的深渊。“革命”与“反革命”，“台上”与“台下”，“整人的”和“被整的”……这种向对立面转化的矛盾双方在十年中都尝试了人生的轮回，做过人也做过鬼，倒也算公平。(霄云《动荡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