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李德对在华错误的一份检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23:48:38
作者:卢 弘
最近看到《中共党史资料》２００３年第２辑所载：《有关李德的两份重要档案文件》（马贵凡译），其中小题为《文件二：布劳恩（即李德———笔者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日期为“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２日于莫斯科”。这一《报告》的内容与我手头一份资料完全一致，实际是李德对自己在华所犯错误的检查。１９９５年我写作并出版《“洋钦差”（李德）外传》时，将这一资料在书中全文引用，开印前有关方面因这一资料当时尚未公布，让我从书中抽出并基本不提此事，我还曾以此写成一文，也未能发表。现在李德的这一“书面检查”已经全文正式公布，并且远比我原有的那份资料内容更具体、更详细，译文也更准确，确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件之一。这样，当年我奉命在书中删除的有关内容及未发的文章，其“禁令”就宣告解除了。
我重新核对了李德的“书面检查”和我手头的资料，后者原是一份电报译稿，我曾以为这是李德在华时写的，写出后交中央用电报发给共产国际。现在看来这是他回苏联后，应国际执委会要求写的，再由共产国际用电报发给延安，原件文前的“２２”，正是李德写成“检查”的日期，电报是当天由莫斯科发出，后来又由人译成中文，一直存档并“保密”至今，而今也该“解密”了。
上世纪３０年代间，一度成为中国红军以至中共中央“太上皇”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由于他脱离实际的瞎指挥，造成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进行长征转移。在遵义会议上，他拒绝批评，不肯认错，到晚年写回忆录时又为自己的错误翻案，还一再攻击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因此李德在人们的印象中以致在中共党史上，一直是一个拒不认错甚至死不改悔的“反面人物”。
但是，有一份档案资料却表明，李德对于自己当年的错误，至少有过一次认真地自我批评，其检查内容基本真实，认识态度也是基本真诚的。这份材料很可能是李德在华期间唯一一份较为全面的书面检讨，不仅证明了他曾经认错和悔改过，其资料本身也如实反映了一段历史，是一份难得的史料。
笔者接触这份资料是在１９９１年前后，当时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将一份新发现的档案资料送给伍修权同志，说这个材料看来与李德有关，由于伍老曾在李德身边工作过，是我国公认的关于李德的权威，想请他给“鉴定”一下并提供有关情况。伍老知道我正在搜集研究关于李德的资料，他看后将材料交给了我，并让我转告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说他认为这份材料是李德对自己在华期间所犯错误的一个检讨报告，写作时间大约在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３９年即李德离华前不久。伍老说他１９３８年以前与李德还有接触，从未见他，也未听说他写过这份检讨。１９３８年２月，伍老奉调去兰州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直到１９３９年８月李德从延安经过兰州返回苏联，他们才重新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那次李德也未说起过此事。因此伍老并未参与，也根本不知道李德写过这一检查，其中文译稿也肯定不是出自他笔下，他无法就此提供什么情况。不过他认为这份材料肯定是李德写的，并且是他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的，关于自己在华工作的一份总结性的检查报告，经人译成中文交给了中央，准备用电报发往共产国际。这一档案资料其实是一份电报稿。至于电报有否发出、何时发出，伍老就不得而知了。
我反复看了这份材料，同意伍老的判断，认为它确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历史资料，它不仅是几十年来所能见到的，仅有的一份李德自我检查，也反映出他对自己错误采取的态度和有过的认识，对于了解研究党和红军在长征前后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李德本人当年的活动与思想，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于１９９５年写作并出版的《“洋钦差”外传》一书中，原稿全文引用了这一资料，后又因故删去。但是这段史实是不应被埋没的，现在这里再另写专文将它介绍给有兴趣的读者及研究者。因其中文译稿充满了电报常用的简称略语，抄录打印中错漏不少，我在引用时特在原稿中用方括号加以注释补正，现将全文分段引录并另作说明如下（圆括号为原有的）：
德、报２２
甲 党犯错，我起很大作用，负责三点：
一、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之战争之军错
二、长征第一阶段———干至贵
三、陕北讨军之主张
第一行前二字看来是电头式的标题，意即“李德的报告”，其后“２２”看来是发报的日期，当时的电报常常不注年月。
“甲”后几行是全文的提要或主题，前一行用通常语言来说应为：党中央犯了错误，在三个问题上，“我起[过]很大作用”，应该由他“负责”。以下第“一”条是指当时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军错”意为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指导上的错误。第“二”的“干至贵”即长征初期从江西到贵州途中。第“三”的“陕北讨军”即渡河东征的那次讨论军事计划，他的“主张”即所提意见的问题。
从这一段看，李德将自己的错误归纳为“三点”，即第五次反“围剿”中和“长征第一阶段”的军事指挥，以及在东征时的反对意见。应该认为，以上概括符合实际，他承认这“三点”也是对的。
电文以下为具体内容，原文及说明如下：
１９３３－３４年军事
主要是犯着军事战略与军事指挥之错[误]。我明白不是单纯技术问题，而是遵义会议的决议指出，我错是党整个政治、战略[下的]局部错误。是由[于]如对中国环境是右倾观点，在：
１．对五次[反]围剿之错误，有以下两点：
a．战场指挥错误，不能粉碎围剿，如黎川诸役
b．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参加少（没参加）。主要由博[古]恩[来]负责，因此：
其第一自然段说明，李德只承认他的错误是在当时党的整个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的一个局部的“右倾”错误，这是符合遵义会议的决议的。这又说明，李德作此检讨时已经看过“遵义会议决议”，由此就否定了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实际上，我在中国逗留期间，以及回到苏联之后，都没有看到过这份《决议》，直到１９６７年我才得到一份俄译本，１９７０年得到一份英译本”。“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我可以肯定地说有博古———也不得不等到３０年代末才拿到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是如此。”
李德说他“实际上”没有看到“遵义会议决议”，也可以理解为他是非正式地看到的，当时博古应该已经有此文件，因此李德有可能是从博古那儿看到的。此事此处暂不考证，仍说李德的检讨报告。他在下文接着写道：
一、中央要我负责军事原在申[即上海]与博[古]接洽好。如是将军权完全握在我手，我贪权，结果，全归我指挥，表面我权不大。我声明只是顾问（国际指示只充顾问，无决定权，应服[从]中央）实际独裁，有我的独[断意]见，至贵州止，一切均由我解决。我的意见只和博[古]恩[来]商定。如此，破坏集体领导，并直[接]干涉参[谋]部工作，但又缺东方军事实验，应学不应当领导。
二、为了[坚持]己见，一切强逼他人实行，其他意见，均被我压下去，战场指挥员的意见，虽提议也是不顾及的。[毛泽]东、洛[甫]不主张浒湾、广昌战斗很对，我坚决不采纳、不顾及旧的好经验。
三、己见是发展了，政[治策]略军[事战]略都依我，因此弄成大错了。五[次]围[剿]前经验告诉我们，[我]军弱纯靠运动战胜敌，而我在敌围时的口号不失寸土，一切为前线，并发展[为]理论，积部分之胜为大胜，用短促突击，来分散自己兵力，客观上失去自动性。博[古意]见只要停敌进[攻]，不需去打敌人，是机会主义。恩[来]意要我主力与敌竞赛。敌太[强]大，因而我不能持久。这是一。短促突击，我特别应负责。我的出发点，是只想[乘]敌脱离堡垒，就可给大打击。结果不来，反助敌围我，逐步前进，是第二。对敌堡垒主义，我是全线死守，但我原反福力特（申军）[即国际驻上海军事代表弗雷德]主张从赣州到抚州建整个战线，客观上则已执行。因用大力保守之是第三。因短促突击就分散了兵力，无法集中兵力，就不能胜敌是第四。受敌挑拨，乱调部队，结果，疲劳自己，成为被动无法胜敌。这是五。在敌玩攻，冒险击敌，亦是我之错误表现，这是六。
四、闽变[即福建事变]原是我转变时期，但又动摇不决。如苏[区党]中[央]与申局[即中央上海局]政见不同，军事各一，发生矛盾，又如福力特[弗雷德]主[张]照军事配备执行。一切力量集中干[赣]江攻南昌，军委决定去助闽攻宁[南京政府]。军委是对的。固[因]动摇未成，已至[以致]失败。
以上是大的错过，以下还有小错：
（１）[１９]３３[年]扩红多，组[建]四新兵D[师]。没很好训练，不能成劲旅。在３２年军训也不后。我[原]去办学校，训新军，独这时又放松了。
（２）固[因]我错误理论，干部标准降低了，个人虽做了一点事，整个犯了错误，也需负责。
以上是这一材料中的主体部分，事实确如上文所说，李德终于承认他缺少在“东方”即在中国作战的实践经验，本来应该先来学习而不是一到就“当领导”，但是“我贪权”，对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又“坚决不采纳，不顾及旧的好经验”，反而提出了一大套不切实际的方针及其战略战术，结果“因此弄成大错”，“还有小错”。这与历史结论和人们的共同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如果这不是李德仅仅为了“过关”的违心之言，应该认为他对自己问题的认识已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可惜他不仅只到此为止，后来反而不再认账，以致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过去的一切特别是自己的错误来了个颠倒事实的“反攻倒算”。对此将另加评析，这里再引录“检讨”原文：
长征错误
１．因前阶段错误所影响，３４年夏，提出讨论，有两项意见：一是主[张防]守，另一则主[张]退出，结果采取后者，但时第一，带着笨重的东西行军，影响了军事，开始我主[张]减少，后想是如军时旅行，未曾估计我苏区行军困难，至听其自然。第二，后方单位太大，常被敌来捷[截击]，落伍掉队很多，损失大。第三，没有真实目的地，我意最好不战，直往贵州，因此，有利战不打，失去很多好机会。因上述错，损失大，疲劳军队，未能[与]二六军[团会]合。
２．给以[转]移军解释：a、[１９]３３[年]秋的战略计划，党中[央]秘[书]有[应为“书记处”]处决议，其他不知。不仅不向群众解释。连党内都不知。这不在我，其他我负责。b、在技术方面并不坏，冲破了敌四[道包]围线算成功。但上二点不能解释我总的错误。
这些说法也与遵义会议对他的批评基本一致，承认在长征问题上犯了毛泽东等人指出的“大搬家”式的错误，结果造成损失又丢失了战机。李德又认为转移出发前没有向干部战士作动员解释，责任“不在我”，长征初期突破敌军四道封锁等等“并不坏”，“算成功”，但还是承认了“我总的错误”。应该说他有这个态度也是“并不坏”，他能有此认识，遵义会议也就“算成功”了。以下的原文是：
陕公会
１）、在１９３６年春，在我不同意[毛泽]东之下列军事计划：a、基本上应求友[邦，即苏联]在技术上之原[援]助，b、战略向北移，近外[蒙古]，取联系，c、开始阶段：一、集中陕北渡河，二、消[灭]阎[锡山]在晋建新根据地，三、暂北移，向绥察冀发展，以上均得中[央]政[治]局通过。
２）、我不同意理由，首[先]亲自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是这样：a、集中保陕北主力北征，能否回得来？b、上[当]前主要职[责]任，是求组统战，不是求友援助。因此应在陕动求统战中不能消敌。c、倘接外蒙，有碍蒙和平政策，引日攻苏，即[使]东征，不应还[去]外蒙，就在山西。
３）、中政局一致反对，认为是继续过去错误，不相信红军兵力，影响苏和平政策。事后我认识我是错了。
总结
１）、请注意估计当时我所处的客观环境，帮助我来了解过去错误，a、缺经验。原来就没有准备我负这样重责。b、１９３２至中[国]。１９３４八月离辽（？）[似应为申，即上海]从没得国际任何指示，如通告或联系。Ageet[原件字迹不清，其意应为尤尔特]虽[在]申[即上海]任国际代表，他不管军事。c、[福]力特[弗雷德]虽是直[接]上司，不仅没助，反碍我执行正确路线。
２）、我在任何时期，没反对过中共中央、即１９３４年也必须商得博[古]同意。我认为博[古]是代表中央整个意见。当党路线改正时，我承认要在实际工作改过。在１９３６年[开]始，在党领导下做部分工作。
３）、在近几年内的极端困难环境下，帮助红大教学生，拥护中央路线，执行中央委托，在１９３５年红军危机时（与张分裂时），我坚决拥护中央。总之，请国际讨论我的错误，并做出必要结论。
上文前一部分小题“陕公会”显然是指在陕北讨论东征问题的那次会议，李德在这一段中说明了自己提意见的出发点，并自认为“我是错了”。其“总结”部分却很重要，这其实是他对自己在华工作的几点声明。
李德首先认为当时的问题除了自己“缺经验”以外，主要是“客观环境”造成的，国际执委会和驻上海的国际代表，都没有给过他具体指示，顶头上司弗雷德更没有帮助他“执行正确路线”。他自己不仅没有反对而是尊重中共中央特别是其领导人博古的。长征结束后他“执行中央委托”又做了在红军大学教学方面的工作。他还声称自己在长征途中张国焘搞分裂时，他是“坚决拥护中央”的。文稿最后一句话，表明此件主要是为共产国际写的，并且希望由“国际”对他在华期间的工作和错误“做出必要结论”。其实这一文稿本身就是他对自己问题作的基本如实的自我鉴定，从内容语气上看，他的态度也是端正的，有一些表白也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与他在陕北时向斯诺表示的委屈情绪也是相通相同的。如果他的这个自我检讨在中国党内及时公布，很可能会受到同志们的欢迎赞赏，他也将以一个敢作敢为也敢于批评自己的形象载入史册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但不知为什么李德这份检讨报告一直被“保密”着，连李德本人以后也不再这样检查自己，反而绝口不提自己有过这一检讨，似乎上列那一文稿从来就不存在，他自己也白白检讨并承认过错误。特别是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不仅不再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更不惜颠倒事实，企图根本推翻中共党史上特别是遵义会议决议中关于他的批评性结论。
然而历史事实却不容否定，李德承认过的错误和作过的检查都有据可查，他所犯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更是人证物证俱在，谁也翻不了案，他当年写下的检讨实际已打了他自己的耳光。那么他后来为什么又瞪着眼睛说白话，甚至企图反攻倒算呢？这显然与他写作回忆录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政治需要密切相关，当初他从中国回苏联后，共产国际对李德错误所作的结论，也为他日后的翻案创造了条件。
据师哲同志回忆，共产国际监委会负责对李德进行审查处理时，由于监委会主席佛罗林与李德同为德国人，他实际上对自己的同胞采取了庇护态度，将李德的错误仅结论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他的错误建议被采纳，应由中共中央自己负责，因而决定对李德“免予处分”。这个结论及其处理结果，不仅适应了李德本人的态度与愿望，也符合当时共产国际的态度与方针。李德犯错误的根子就在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党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作为国际共运领导中心的国际执委会，没有也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自然不会真正处理和处分忠实执行其“国际路线”的李德了。几十年后苏共由赫鲁晓夫当政时，虽然共产国际早已解散，他们却仍以“老子党”自居，并且更加将“一切错误推给别人，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以致在思想路线和内外政策上与中国党产生严重分岐，发生尖锐冲突，导致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间以苏共为一方，以中共为另一方的“国际共运大论战”。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李德写作并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为苏共攻击中共提供了一颗很有分量的“政治炮弹”。
也正因此，李德当然不肯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是竭力“倒打一耙”，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说成是“一贯错误”，甚至一直在搞“阴谋”，只有他的苏共“老子党”以及当年的共产国际才是“一贯正确”的。李德回忆录的出版者称赞他的《中国纪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对当时苏共“反对毛分子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而进行争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不过李德的这一“重要贡献”，很可能是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导演和炮制出来的。
就在出版李德回忆录《中国纪事（１９３２—１９３９）》的同时，苏联又出版了一部《中国特区（１９４２—１９４５）》，作者是李德回苏联后，来延安的共产国际代表，中文名为孙平的苏联人弗拉基米洛夫。他这本书中文译本改名为《延安日记》，其中与李德的《中国纪事》一样，继续宣扬和维护直接为苏联政策服务的所谓“国际路线”，集中攻击中国党的路线方针，特别是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后来发现孙平这本所谓“日记”是当时的苏共中央为反华需要指使专人伪造出来的。师哲同志在其《在历史巨人身边》书中说，孙平的《延安日记》根本不是他在延安时写的日记，而是在他去世以后的中苏论战高潮中，由苏共中央书记处下令责成他的儿子、作家尤里根据当时的斗争需要，利用一批历史资料，假借孙平的口气和经历，重新编造出的一部“延安日记”。孙平这本《中国特区》即“延安日记”是个“伪劣产品”，其姊妹篇李德的《中国纪事》怎么样呢？看来也就很难说了。李德在书中反复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断以“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对苏共和他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与国际主义”，其立场观点以至所用语言，与当时的反华文章如出一辙。苏共中央既能指令假造出孙平的“延安日记”，对李德的《中国纪事》未必不做一点手脚。一贯忠于苏共的李德，按照“老子党”的要求，制造并发射攻向自己老政敌的“炮弹”，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新发现的这份李德自供式的检讨报告，恰恰揭了他自己的老底，也打了指使他制造“炮弹”攻击中共的苏共主子的耳光。
至于李德当年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又按照谁的要求写出这一检查，当时又由谁为其翻译、发报和参与其事等等，以及后来苏共怎样导演或插手他抛出的《中国纪事》等等内情，随着一批批档案资料和历史事实的披露公布，并通过专家学者们的调查考证和研究，早晚都会逐一弄清其真情实况和来龙去脉。
（注：李德检讨报告中文译稿打印件，原文旁的字迹为冯征同志所写。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打印稿所使用的全是解放后流行的简化字，因此它很可能不是在延安时期打印的。它所依据的中文译稿及其俄文原稿，到底出自何处，现在哪里，它后来又由谁、为什么打印出来……仍需继续调查考证。） 作者:卢 弘
最近看到《中共党史资料》２００３年第２辑所载：《有关李德的两份重要档案文件》（马贵凡译），其中小题为《文件二：布劳恩（即李德———笔者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日期为“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２日于莫斯科”。这一《报告》的内容与我手头一份资料完全一致，实际是李德对自己在华所犯错误的检查。１９９５年我写作并出版《“洋钦差”（李德）外传》时，将这一资料在书中全文引用，开印前有关方面因这一资料当时尚未公布，让我从书中抽出并基本不提此事，我还曾以此写成一文，也未能发表。现在李德的这一“书面检查”已经全文正式公布，并且远比我原有的那份资料内容更具体、更详细，译文也更准确，确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件之一。这样，当年我奉命在书中删除的有关内容及未发的文章，其“禁令”就宣告解除了。
我重新核对了李德的“书面检查”和我手头的资料，后者原是一份电报译稿，我曾以为这是李德在华时写的，写出后交中央用电报发给共产国际。现在看来这是他回苏联后，应国际执委会要求写的，再由共产国际用电报发给延安，原件文前的“２２”，正是李德写成“检查”的日期，电报是当天由莫斯科发出，后来又由人译成中文，一直存档并“保密”至今，而今也该“解密”了。
上世纪３０年代间，一度成为中国红军以至中共中央“太上皇”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由于他脱离实际的瞎指挥，造成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进行长征转移。在遵义会议上，他拒绝批评，不肯认错，到晚年写回忆录时又为自己的错误翻案，还一再攻击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因此李德在人们的印象中以致在中共党史上，一直是一个拒不认错甚至死不改悔的“反面人物”。
但是，有一份档案资料却表明，李德对于自己当年的错误，至少有过一次认真地自我批评，其检查内容基本真实，认识态度也是基本真诚的。这份材料很可能是李德在华期间唯一一份较为全面的书面检讨，不仅证明了他曾经认错和悔改过，其资料本身也如实反映了一段历史，是一份难得的史料。
笔者接触这份资料是在１９９１年前后，当时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将一份新发现的档案资料送给伍修权同志，说这个材料看来与李德有关，由于伍老曾在李德身边工作过，是我国公认的关于李德的权威，想请他给“鉴定”一下并提供有关情况。伍老知道我正在搜集研究关于李德的资料，他看后将材料交给了我，并让我转告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说他认为这份材料是李德对自己在华期间所犯错误的一个检讨报告，写作时间大约在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３９年即李德离华前不久。伍老说他１９３８年以前与李德还有接触，从未见他，也未听说他写过这份检讨。１９３８年２月，伍老奉调去兰州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直到１９３９年８月李德从延安经过兰州返回苏联，他们才重新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那次李德也未说起过此事。因此伍老并未参与，也根本不知道李德写过这一检查，其中文译稿也肯定不是出自他笔下，他无法就此提供什么情况。不过他认为这份材料肯定是李德写的，并且是他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的，关于自己在华工作的一份总结性的检查报告，经人译成中文交给了中央，准备用电报发往共产国际。这一档案资料其实是一份电报稿。至于电报有否发出、何时发出，伍老就不得而知了。
我反复看了这份材料，同意伍老的判断，认为它确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历史资料，它不仅是几十年来所能见到的，仅有的一份李德自我检查，也反映出他对自己错误采取的态度和有过的认识，对于了解研究党和红军在长征前后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李德本人当年的活动与思想，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于１９９５年写作并出版的《“洋钦差”外传》一书中，原稿全文引用了这一资料，后又因故删去。但是这段史实是不应被埋没的，现在这里再另写专文将它介绍给有兴趣的读者及研究者。因其中文译稿充满了电报常用的简称略语，抄录打印中错漏不少，我在引用时特在原稿中用方括号加以注释补正，现将全文分段引录并另作说明如下（圆括号为原有的）：
德、报２２
甲 党犯错，我起很大作用，负责三点：
一、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之战争之军错
二、长征第一阶段———干至贵
三、陕北讨军之主张
第一行前二字看来是电头式的标题，意即“李德的报告”，其后“２２”看来是发报的日期，当时的电报常常不注年月。
“甲”后几行是全文的提要或主题，前一行用通常语言来说应为：党中央犯了错误，在三个问题上，“我起[过]很大作用”，应该由他“负责”。以下第“一”条是指当时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军错”意为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指导上的错误。第“二”的“干至贵”即长征初期从江西到贵州途中。第“三”的“陕北讨军”即渡河东征的那次讨论军事计划，他的“主张”即所提意见的问题。
从这一段看，李德将自己的错误归纳为“三点”，即第五次反“围剿”中和“长征第一阶段”的军事指挥，以及在东征时的反对意见。应该认为，以上概括符合实际，他承认这“三点”也是对的。
电文以下为具体内容，原文及说明如下：
１９３３－３４年军事
主要是犯着军事战略与军事指挥之错[误]。我明白不是单纯技术问题，而是遵义会议的决议指出，我错是党整个政治、战略[下的]局部错误。是由[于]如对中国环境是右倾观点，在：
１．对五次[反]围剿之错误，有以下两点：
a．战场指挥错误，不能粉碎围剿，如黎川诸役
b．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参加少（没参加）。主要由博[古]恩[来]负责，因此：
其第一自然段说明，李德只承认他的错误是在当时党的整个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的一个局部的“右倾”错误，这是符合遵义会议的决议的。这又说明，李德作此检讨时已经看过“遵义会议决议”，由此就否定了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实际上，我在中国逗留期间，以及回到苏联之后，都没有看到过这份《决议》，直到１９６７年我才得到一份俄译本，１９７０年得到一份英译本”。“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我可以肯定地说有博古———也不得不等到３０年代末才拿到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是如此。”
李德说他“实际上”没有看到“遵义会议决议”，也可以理解为他是非正式地看到的，当时博古应该已经有此文件，因此李德有可能是从博古那儿看到的。此事此处暂不考证，仍说李德的检讨报告。他在下文接着写道：
一、中央要我负责军事原在申[即上海]与博[古]接洽好。如是将军权完全握在我手，我贪权，结果，全归我指挥，表面我权不大。我声明只是顾问（国际指示只充顾问，无决定权，应服[从]中央）实际独裁，有我的独[断意]见，至贵州止，一切均由我解决。我的意见只和博[古]恩[来]商定。如此，破坏集体领导，并直[接]干涉参[谋]部工作，但又缺东方军事实验，应学不应当领导。
二、为了[坚持]己见，一切强逼他人实行，其他意见，均被我压下去，战场指挥员的意见，虽提议也是不顾及的。[毛泽]东、洛[甫]不主张浒湾、广昌战斗很对，我坚决不采纳、不顾及旧的好经验。
三、己见是发展了，政[治策]略军[事战]略都依我，因此弄成大错了。五[次]围[剿]前经验告诉我们，[我]军弱纯靠运动战胜敌，而我在敌围时的口号不失寸土，一切为前线，并发展[为]理论，积部分之胜为大胜，用短促突击，来分散自己兵力，客观上失去自动性。博[古意]见只要停敌进[攻]，不需去打敌人，是机会主义。恩[来]意要我主力与敌竞赛。敌太[强]大，因而我不能持久。这是一。短促突击，我特别应负责。我的出发点，是只想[乘]敌脱离堡垒，就可给大打击。结果不来，反助敌围我，逐步前进，是第二。对敌堡垒主义，我是全线死守，但我原反福力特（申军）[即国际驻上海军事代表弗雷德]主张从赣州到抚州建整个战线，客观上则已执行。因用大力保守之是第三。因短促突击就分散了兵力，无法集中兵力，就不能胜敌是第四。受敌挑拨，乱调部队，结果，疲劳自己，成为被动无法胜敌。这是五。在敌玩攻，冒险击敌，亦是我之错误表现，这是六。
四、闽变[即福建事变]原是我转变时期，但又动摇不决。如苏[区党]中[央]与申局[即中央上海局]政见不同，军事各一，发生矛盾，又如福力特[弗雷德]主[张]照军事配备执行。一切力量集中干[赣]江攻南昌，军委决定去助闽攻宁[南京政府]。军委是对的。固[因]动摇未成，已至[以致]失败。
以上是大的错过，以下还有小错：
（１）[１９]３３[年]扩红多，组[建]四新兵D[师]。没很好训练，不能成劲旅。在３２年军训也不后。我[原]去办学校，训新军，独这时又放松了。
（２）固[因]我错误理论，干部标准降低了，个人虽做了一点事，整个犯了错误，也需负责。
以上是这一材料中的主体部分，事实确如上文所说，李德终于承认他缺少在“东方”即在中国作战的实践经验，本来应该先来学习而不是一到就“当领导”，但是“我贪权”，对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又“坚决不采纳，不顾及旧的好经验”，反而提出了一大套不切实际的方针及其战略战术，结果“因此弄成大错”，“还有小错”。这与历史结论和人们的共同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如果这不是李德仅仅为了“过关”的违心之言，应该认为他对自己问题的认识已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可惜他不仅只到此为止，后来反而不再认账，以致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过去的一切特别是自己的错误来了个颠倒事实的“反攻倒算”。对此将另加评析，这里再引录“检讨”原文：
长征错误
１．因前阶段错误所影响，３４年夏，提出讨论，有两项意见：一是主[张防]守，另一则主[张]退出，结果采取后者，但时第一，带着笨重的东西行军，影响了军事，开始我主[张]减少，后想是如军时旅行，未曾估计我苏区行军困难，至听其自然。第二，后方单位太大，常被敌来捷[截击]，落伍掉队很多，损失大。第三，没有真实目的地，我意最好不战，直往贵州，因此，有利战不打，失去很多好机会。因上述错，损失大，疲劳军队，未能[与]二六军[团会]合。
２．给以[转]移军解释：a、[１９]３３[年]秋的战略计划，党中[央]秘[书]有[应为“书记处”]处决议，其他不知。不仅不向群众解释。连党内都不知。这不在我，其他我负责。b、在技术方面并不坏，冲破了敌四[道包]围线算成功。但上二点不能解释我总的错误。
这些说法也与遵义会议对他的批评基本一致，承认在长征问题上犯了毛泽东等人指出的“大搬家”式的错误，结果造成损失又丢失了战机。李德又认为转移出发前没有向干部战士作动员解释，责任“不在我”，长征初期突破敌军四道封锁等等“并不坏”，“算成功”，但还是承认了“我总的错误”。应该说他有这个态度也是“并不坏”，他能有此认识，遵义会议也就“算成功”了。以下的原文是：
陕公会
１）、在１９３６年春，在我不同意[毛泽]东之下列军事计划：a、基本上应求友[邦，即苏联]在技术上之原[援]助，b、战略向北移，近外[蒙古]，取联系，c、开始阶段：一、集中陕北渡河，二、消[灭]阎[锡山]在晋建新根据地，三、暂北移，向绥察冀发展，以上均得中[央]政[治]局通过。
２）、我不同意理由，首[先]亲自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是这样：a、集中保陕北主力北征，能否回得来？b、上[当]前主要职[责]任，是求组统战，不是求友援助。因此应在陕动求统战中不能消敌。c、倘接外蒙，有碍蒙和平政策，引日攻苏，即[使]东征，不应还[去]外蒙，就在山西。
３）、中政局一致反对，认为是继续过去错误，不相信红军兵力，影响苏和平政策。事后我认识我是错了。
总结
１）、请注意估计当时我所处的客观环境，帮助我来了解过去错误，a、缺经验。原来就没有准备我负这样重责。b、１９３２至中[国]。１９３４八月离辽（？）[似应为申，即上海]从没得国际任何指示，如通告或联系。Ageet[原件字迹不清，其意应为尤尔特]虽[在]申[即上海]任国际代表，他不管军事。c、[福]力特[弗雷德]虽是直[接]上司，不仅没助，反碍我执行正确路线。
２）、我在任何时期，没反对过中共中央、即１９３４年也必须商得博[古]同意。我认为博[古]是代表中央整个意见。当党路线改正时，我承认要在实际工作改过。在１９３６年[开]始，在党领导下做部分工作。
３）、在近几年内的极端困难环境下，帮助红大教学生，拥护中央路线，执行中央委托，在１９３５年红军危机时（与张分裂时），我坚决拥护中央。总之，请国际讨论我的错误，并做出必要结论。
上文前一部分小题“陕公会”显然是指在陕北讨论东征问题的那次会议，李德在这一段中说明了自己提意见的出发点，并自认为“我是错了”。其“总结”部分却很重要，这其实是他对自己在华工作的几点声明。
李德首先认为当时的问题除了自己“缺经验”以外，主要是“客观环境”造成的，国际执委会和驻上海的国际代表，都没有给过他具体指示，顶头上司弗雷德更没有帮助他“执行正确路线”。他自己不仅没有反对而是尊重中共中央特别是其领导人博古的。长征结束后他“执行中央委托”又做了在红军大学教学方面的工作。他还声称自己在长征途中张国焘搞分裂时，他是“坚决拥护中央”的。文稿最后一句话，表明此件主要是为共产国际写的，并且希望由“国际”对他在华期间的工作和错误“做出必要结论”。其实这一文稿本身就是他对自己问题作的基本如实的自我鉴定，从内容语气上看，他的态度也是端正的，有一些表白也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与他在陕北时向斯诺表示的委屈情绪也是相通相同的。如果他的这个自我检讨在中国党内及时公布，很可能会受到同志们的欢迎赞赏，他也将以一个敢作敢为也敢于批评自己的形象载入史册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但不知为什么李德这份检讨报告一直被“保密”着，连李德本人以后也不再这样检查自己，反而绝口不提自己有过这一检讨，似乎上列那一文稿从来就不存在，他自己也白白检讨并承认过错误。特别是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不仅不再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更不惜颠倒事实，企图根本推翻中共党史上特别是遵义会议决议中关于他的批评性结论。
然而历史事实却不容否定，李德承认过的错误和作过的检查都有据可查，他所犯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更是人证物证俱在，谁也翻不了案，他当年写下的检讨实际已打了他自己的耳光。那么他后来为什么又瞪着眼睛说白话，甚至企图反攻倒算呢？这显然与他写作回忆录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政治需要密切相关，当初他从中国回苏联后，共产国际对李德错误所作的结论，也为他日后的翻案创造了条件。
据师哲同志回忆，共产国际监委会负责对李德进行审查处理时，由于监委会主席佛罗林与李德同为德国人，他实际上对自己的同胞采取了庇护态度，将李德的错误仅结论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他的错误建议被采纳，应由中共中央自己负责，因而决定对李德“免予处分”。这个结论及其处理结果，不仅适应了李德本人的态度与愿望，也符合当时共产国际的态度与方针。李德犯错误的根子就在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党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作为国际共运领导中心的国际执委会，没有也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自然不会真正处理和处分忠实执行其“国际路线”的李德了。几十年后苏共由赫鲁晓夫当政时，虽然共产国际早已解散，他们却仍以“老子党”自居，并且更加将“一切错误推给别人，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以致在思想路线和内外政策上与中国党产生严重分岐，发生尖锐冲突，导致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间以苏共为一方，以中共为另一方的“国际共运大论战”。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李德写作并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为苏共攻击中共提供了一颗很有分量的“政治炮弹”。
也正因此，李德当然不肯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是竭力“倒打一耙”，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说成是“一贯错误”，甚至一直在搞“阴谋”，只有他的苏共“老子党”以及当年的共产国际才是“一贯正确”的。李德回忆录的出版者称赞他的《中国纪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对当时苏共“反对毛分子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而进行争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不过李德的这一“重要贡献”，很可能是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导演和炮制出来的。
就在出版李德回忆录《中国纪事（１９３２—１９３９）》的同时，苏联又出版了一部《中国特区（１９４２—１９４５）》，作者是李德回苏联后，来延安的共产国际代表，中文名为孙平的苏联人弗拉基米洛夫。他这本书中文译本改名为《延安日记》，其中与李德的《中国纪事》一样，继续宣扬和维护直接为苏联政策服务的所谓“国际路线”，集中攻击中国党的路线方针，特别是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后来发现孙平这本所谓“日记”是当时的苏共中央为反华需要指使专人伪造出来的。师哲同志在其《在历史巨人身边》书中说，孙平的《延安日记》根本不是他在延安时写的日记，而是在他去世以后的中苏论战高潮中，由苏共中央书记处下令责成他的儿子、作家尤里根据当时的斗争需要，利用一批历史资料，假借孙平的口气和经历，重新编造出的一部“延安日记”。孙平这本《中国特区》即“延安日记”是个“伪劣产品”，其姊妹篇李德的《中国纪事》怎么样呢？看来也就很难说了。李德在书中反复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断以“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对苏共和他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与国际主义”，其立场观点以至所用语言，与当时的反华文章如出一辙。苏共中央既能指令假造出孙平的“延安日记”，对李德的《中国纪事》未必不做一点手脚。一贯忠于苏共的李德，按照“老子党”的要求，制造并发射攻向自己老政敌的“炮弹”，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新发现的这份李德自供式的检讨报告，恰恰揭了他自己的老底，也打了指使他制造“炮弹”攻击中共的苏共主子的耳光。
至于李德当年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又按照谁的要求写出这一检查，当时又由谁为其翻译、发报和参与其事等等，以及后来苏共怎样导演或插手他抛出的《中国纪事》等等内情，随着一批批档案资料和历史事实的披露公布，并通过专家学者们的调查考证和研究，早晚都会逐一弄清其真情实况和来龙去脉。
（注：李德检讨报告中文译稿打印件，原文旁的字迹为冯征同志所写。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打印稿所使用的全是解放后流行的简化字，因此它很可能不是在延安时期打印的。它所依据的中文译稿及其俄文原稿，到底出自何处，现在哪里，它后来又由谁、为什么打印出来……仍需继续调查考证。）
最近看到《中共党史资料》２００３年第２辑所载：《有关李德的两份重要档案文件》（马贵凡译），其中小题为《文件二：布劳恩（即李德———笔者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日期为“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２日于莫斯科”。这一《报告》的内容与我手头一份资料完全一致，实际是李德对自己在华所犯错误的检查。１９９５年我写作并出版《“洋钦差”（李德）外传》时，将这一资料在书中全文引用，开印前有关方面因这一资料当时尚未公布，让我从书中抽出并基本不提此事，我还曾以此写成一文，也未能发表。现在李德的这一“书面检查”已经全文正式公布，并且远比我原有的那份资料内容更具体、更详细，译文也更准确，确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件之一。这样，当年我奉命在书中删除的有关内容及未发的文章，其“禁令”就宣告解除了。
我重新核对了李德的“书面检查”和我手头的资料，后者原是一份电报译稿，我曾以为这是李德在华时写的，写出后交中央用电报发给共产国际。现在看来这是他回苏联后，应国际执委会要求写的，再由共产国际用电报发给延安，原件文前的“２２”，正是李德写成“检查”的日期，电报是当天由莫斯科发出，后来又由人译成中文，一直存档并“保密”至今，而今也该“解密”了。
上世纪３０年代间，一度成为中国红军以至中共中央“太上皇”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由于他脱离实际的瞎指挥，造成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进行长征转移。在遵义会议上，他拒绝批评，不肯认错，到晚年写回忆录时又为自己的错误翻案，还一再攻击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因此李德在人们的印象中以致在中共党史上，一直是一个拒不认错甚至死不改悔的“反面人物”。
但是，有一份档案资料却表明，李德对于自己当年的错误，至少有过一次认真地自我批评，其检查内容基本真实，认识态度也是基本真诚的。这份材料很可能是李德在华期间唯一一份较为全面的书面检讨，不仅证明了他曾经认错和悔改过，其资料本身也如实反映了一段历史，是一份难得的史料。
笔者接触这份资料是在１９９１年前后，当时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将一份新发现的档案资料送给伍修权同志，说这个材料看来与李德有关，由于伍老曾在李德身边工作过，是我国公认的关于李德的权威，想请他给“鉴定”一下并提供有关情况。伍老知道我正在搜集研究关于李德的资料，他看后将材料交给了我，并让我转告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说他认为这份材料是李德对自己在华期间所犯错误的一个检讨报告，写作时间大约在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３９年即李德离华前不久。伍老说他１９３８年以前与李德还有接触，从未见他，也未听说他写过这份检讨。１９３８年２月，伍老奉调去兰州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直到１９３９年８月李德从延安经过兰州返回苏联，他们才重新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那次李德也未说起过此事。因此伍老并未参与，也根本不知道李德写过这一检查，其中文译稿也肯定不是出自他笔下，他无法就此提供什么情况。不过他认为这份材料肯定是李德写的，并且是他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的，关于自己在华工作的一份总结性的检查报告，经人译成中文交给了中央，准备用电报发往共产国际。这一档案资料其实是一份电报稿。至于电报有否发出、何时发出，伍老就不得而知了。
我反复看了这份材料，同意伍老的判断，认为它确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历史资料，它不仅是几十年来所能见到的，仅有的一份李德自我检查，也反映出他对自己错误采取的态度和有过的认识，对于了解研究党和红军在长征前后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李德本人当年的活动与思想，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于１９９５年写作并出版的《“洋钦差”外传》一书中，原稿全文引用了这一资料，后又因故删去。但是这段史实是不应被埋没的，现在这里再另写专文将它介绍给有兴趣的读者及研究者。因其中文译稿充满了电报常用的简称略语，抄录打印中错漏不少，我在引用时特在原稿中用方括号加以注释补正，现将全文分段引录并另作说明如下（圆括号为原有的）：
德、报２２
甲 党犯错，我起很大作用，负责三点：
一、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之战争之军错
二、长征第一阶段———干至贵
三、陕北讨军之主张
第一行前二字看来是电头式的标题，意即“李德的报告”，其后“２２”看来是发报的日期，当时的电报常常不注年月。
“甲”后几行是全文的提要或主题，前一行用通常语言来说应为：党中央犯了错误，在三个问题上，“我起[过]很大作用”，应该由他“负责”。以下第“一”条是指当时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军错”意为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指导上的错误。第“二”的“干至贵”即长征初期从江西到贵州途中。第“三”的“陕北讨军”即渡河东征的那次讨论军事计划，他的“主张”即所提意见的问题。
从这一段看，李德将自己的错误归纳为“三点”，即第五次反“围剿”中和“长征第一阶段”的军事指挥，以及在东征时的反对意见。应该认为，以上概括符合实际，他承认这“三点”也是对的。
电文以下为具体内容，原文及说明如下：
１９３３－３４年军事
主要是犯着军事战略与军事指挥之错[误]。我明白不是单纯技术问题，而是遵义会议的决议指出，我错是党整个政治、战略[下的]局部错误。是由[于]如对中国环境是右倾观点，在：
１．对五次[反]围剿之错误，有以下两点：
a．战场指挥错误，不能粉碎围剿，如黎川诸役
b．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参加少（没参加）。主要由博[古]恩[来]负责，因此：
其第一自然段说明，李德只承认他的错误是在当时党的整个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的一个局部的“右倾”错误，这是符合遵义会议的决议的。这又说明，李德作此检讨时已经看过“遵义会议决议”，由此就否定了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实际上，我在中国逗留期间，以及回到苏联之后，都没有看到过这份《决议》，直到１９６７年我才得到一份俄译本，１９７０年得到一份英译本”。“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我可以肯定地说有博古———也不得不等到３０年代末才拿到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是如此。”
李德说他“实际上”没有看到“遵义会议决议”，也可以理解为他是非正式地看到的，当时博古应该已经有此文件，因此李德有可能是从博古那儿看到的。此事此处暂不考证，仍说李德的检讨报告。他在下文接着写道：
一、中央要我负责军事原在申[即上海]与博[古]接洽好。如是将军权完全握在我手，我贪权，结果，全归我指挥，表面我权不大。我声明只是顾问（国际指示只充顾问，无决定权，应服[从]中央）实际独裁，有我的独[断意]见，至贵州止，一切均由我解决。我的意见只和博[古]恩[来]商定。如此，破坏集体领导，并直[接]干涉参[谋]部工作，但又缺东方军事实验，应学不应当领导。
二、为了[坚持]己见，一切强逼他人实行，其他意见，均被我压下去，战场指挥员的意见，虽提议也是不顾及的。[毛泽]东、洛[甫]不主张浒湾、广昌战斗很对，我坚决不采纳、不顾及旧的好经验。
三、己见是发展了，政[治策]略军[事战]略都依我，因此弄成大错了。五[次]围[剿]前经验告诉我们，[我]军弱纯靠运动战胜敌，而我在敌围时的口号不失寸土，一切为前线，并发展[为]理论，积部分之胜为大胜，用短促突击，来分散自己兵力，客观上失去自动性。博[古意]见只要停敌进[攻]，不需去打敌人，是机会主义。恩[来]意要我主力与敌竞赛。敌太[强]大，因而我不能持久。这是一。短促突击，我特别应负责。我的出发点，是只想[乘]敌脱离堡垒，就可给大打击。结果不来，反助敌围我，逐步前进，是第二。对敌堡垒主义，我是全线死守，但我原反福力特（申军）[即国际驻上海军事代表弗雷德]主张从赣州到抚州建整个战线，客观上则已执行。因用大力保守之是第三。因短促突击就分散了兵力，无法集中兵力，就不能胜敌是第四。受敌挑拨，乱调部队，结果，疲劳自己，成为被动无法胜敌。这是五。在敌玩攻，冒险击敌，亦是我之错误表现，这是六。
四、闽变[即福建事变]原是我转变时期，但又动摇不决。如苏[区党]中[央]与申局[即中央上海局]政见不同，军事各一，发生矛盾，又如福力特[弗雷德]主[张]照军事配备执行。一切力量集中干[赣]江攻南昌，军委决定去助闽攻宁[南京政府]。军委是对的。固[因]动摇未成，已至[以致]失败。
以上是大的错过，以下还有小错：
（１）[１９]３３[年]扩红多，组[建]四新兵D[师]。没很好训练，不能成劲旅。在３２年军训也不后。我[原]去办学校，训新军，独这时又放松了。
（２）固[因]我错误理论，干部标准降低了，个人虽做了一点事，整个犯了错误，也需负责。
以上是这一材料中的主体部分，事实确如上文所说，李德终于承认他缺少在“东方”即在中国作战的实践经验，本来应该先来学习而不是一到就“当领导”，但是“我贪权”，对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又“坚决不采纳，不顾及旧的好经验”，反而提出了一大套不切实际的方针及其战略战术，结果“因此弄成大错”，“还有小错”。这与历史结论和人们的共同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如果这不是李德仅仅为了“过关”的违心之言，应该认为他对自己问题的认识已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可惜他不仅只到此为止，后来反而不再认账，以致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过去的一切特别是自己的错误来了个颠倒事实的“反攻倒算”。对此将另加评析，这里再引录“检讨”原文：
长征错误
１．因前阶段错误所影响，３４年夏，提出讨论，有两项意见：一是主[张防]守，另一则主[张]退出，结果采取后者，但时第一，带着笨重的东西行军，影响了军事，开始我主[张]减少，后想是如军时旅行，未曾估计我苏区行军困难，至听其自然。第二，后方单位太大，常被敌来捷[截击]，落伍掉队很多，损失大。第三，没有真实目的地，我意最好不战，直往贵州，因此，有利战不打，失去很多好机会。因上述错，损失大，疲劳军队，未能[与]二六军[团会]合。
２．给以[转]移军解释：a、[１９]３３[年]秋的战略计划，党中[央]秘[书]有[应为“书记处”]处决议，其他不知。不仅不向群众解释。连党内都不知。这不在我，其他我负责。b、在技术方面并不坏，冲破了敌四[道包]围线算成功。但上二点不能解释我总的错误。
这些说法也与遵义会议对他的批评基本一致，承认在长征问题上犯了毛泽东等人指出的“大搬家”式的错误，结果造成损失又丢失了战机。李德又认为转移出发前没有向干部战士作动员解释，责任“不在我”，长征初期突破敌军四道封锁等等“并不坏”，“算成功”，但还是承认了“我总的错误”。应该说他有这个态度也是“并不坏”，他能有此认识，遵义会议也就“算成功”了。以下的原文是：
陕公会
１）、在１９３６年春，在我不同意[毛泽]东之下列军事计划：a、基本上应求友[邦，即苏联]在技术上之原[援]助，b、战略向北移，近外[蒙古]，取联系，c、开始阶段：一、集中陕北渡河，二、消[灭]阎[锡山]在晋建新根据地，三、暂北移，向绥察冀发展，以上均得中[央]政[治]局通过。
２）、我不同意理由，首[先]亲自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是这样：a、集中保陕北主力北征，能否回得来？b、上[当]前主要职[责]任，是求组统战，不是求友援助。因此应在陕动求统战中不能消敌。c、倘接外蒙，有碍蒙和平政策，引日攻苏，即[使]东征，不应还[去]外蒙，就在山西。
３）、中政局一致反对，认为是继续过去错误，不相信红军兵力，影响苏和平政策。事后我认识我是错了。
总结
１）、请注意估计当时我所处的客观环境，帮助我来了解过去错误，a、缺经验。原来就没有准备我负这样重责。b、１９３２至中[国]。１９３４八月离辽（？）[似应为申，即上海]从没得国际任何指示，如通告或联系。Ageet[原件字迹不清，其意应为尤尔特]虽[在]申[即上海]任国际代表，他不管军事。c、[福]力特[弗雷德]虽是直[接]上司，不仅没助，反碍我执行正确路线。
２）、我在任何时期，没反对过中共中央、即１９３４年也必须商得博[古]同意。我认为博[古]是代表中央整个意见。当党路线改正时，我承认要在实际工作改过。在１９３６年[开]始，在党领导下做部分工作。
３）、在近几年内的极端困难环境下，帮助红大教学生，拥护中央路线，执行中央委托，在１９３５年红军危机时（与张分裂时），我坚决拥护中央。总之，请国际讨论我的错误，并做出必要结论。
上文前一部分小题“陕公会”显然是指在陕北讨论东征问题的那次会议，李德在这一段中说明了自己提意见的出发点，并自认为“我是错了”。其“总结”部分却很重要，这其实是他对自己在华工作的几点声明。
李德首先认为当时的问题除了自己“缺经验”以外，主要是“客观环境”造成的，国际执委会和驻上海的国际代表，都没有给过他具体指示，顶头上司弗雷德更没有帮助他“执行正确路线”。他自己不仅没有反对而是尊重中共中央特别是其领导人博古的。长征结束后他“执行中央委托”又做了在红军大学教学方面的工作。他还声称自己在长征途中张国焘搞分裂时，他是“坚决拥护中央”的。文稿最后一句话，表明此件主要是为共产国际写的，并且希望由“国际”对他在华期间的工作和错误“做出必要结论”。其实这一文稿本身就是他对自己问题作的基本如实的自我鉴定，从内容语气上看，他的态度也是端正的，有一些表白也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与他在陕北时向斯诺表示的委屈情绪也是相通相同的。如果他的这个自我检讨在中国党内及时公布，很可能会受到同志们的欢迎赞赏，他也将以一个敢作敢为也敢于批评自己的形象载入史册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但不知为什么李德这份检讨报告一直被“保密”着，连李德本人以后也不再这样检查自己，反而绝口不提自己有过这一检讨，似乎上列那一文稿从来就不存在，他自己也白白检讨并承认过错误。特别是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不仅不再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更不惜颠倒事实，企图根本推翻中共党史上特别是遵义会议决议中关于他的批评性结论。
然而历史事实却不容否定，李德承认过的错误和作过的检查都有据可查，他所犯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更是人证物证俱在，谁也翻不了案，他当年写下的检讨实际已打了他自己的耳光。那么他后来为什么又瞪着眼睛说白话，甚至企图反攻倒算呢？这显然与他写作回忆录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政治需要密切相关，当初他从中国回苏联后，共产国际对李德错误所作的结论，也为他日后的翻案创造了条件。
据师哲同志回忆，共产国际监委会负责对李德进行审查处理时，由于监委会主席佛罗林与李德同为德国人，他实际上对自己的同胞采取了庇护态度，将李德的错误仅结论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他的错误建议被采纳，应由中共中央自己负责，因而决定对李德“免予处分”。这个结论及其处理结果，不仅适应了李德本人的态度与愿望，也符合当时共产国际的态度与方针。李德犯错误的根子就在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党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作为国际共运领导中心的国际执委会，没有也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自然不会真正处理和处分忠实执行其“国际路线”的李德了。几十年后苏共由赫鲁晓夫当政时，虽然共产国际早已解散，他们却仍以“老子党”自居，并且更加将“一切错误推给别人，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以致在思想路线和内外政策上与中国党产生严重分岐，发生尖锐冲突，导致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间以苏共为一方，以中共为另一方的“国际共运大论战”。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李德写作并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为苏共攻击中共提供了一颗很有分量的“政治炮弹”。
也正因此，李德当然不肯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是竭力“倒打一耙”，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说成是“一贯错误”，甚至一直在搞“阴谋”，只有他的苏共“老子党”以及当年的共产国际才是“一贯正确”的。李德回忆录的出版者称赞他的《中国纪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对当时苏共“反对毛分子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而进行争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不过李德的这一“重要贡献”，很可能是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导演和炮制出来的。
就在出版李德回忆录《中国纪事（１９３２—１９３９）》的同时，苏联又出版了一部《中国特区（１９４２—１９４５）》，作者是李德回苏联后，来延安的共产国际代表，中文名为孙平的苏联人弗拉基米洛夫。他这本书中文译本改名为《延安日记》，其中与李德的《中国纪事》一样，继续宣扬和维护直接为苏联政策服务的所谓“国际路线”，集中攻击中国党的路线方针，特别是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后来发现孙平这本所谓“日记”是当时的苏共中央为反华需要指使专人伪造出来的。师哲同志在其《在历史巨人身边》书中说，孙平的《延安日记》根本不是他在延安时写的日记，而是在他去世以后的中苏论战高潮中，由苏共中央书记处下令责成他的儿子、作家尤里根据当时的斗争需要，利用一批历史资料，假借孙平的口气和经历，重新编造出的一部“延安日记”。孙平这本《中国特区》即“延安日记”是个“伪劣产品”，其姊妹篇李德的《中国纪事》怎么样呢？看来也就很难说了。李德在书中反复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断以“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对苏共和他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与国际主义”，其立场观点以至所用语言，与当时的反华文章如出一辙。苏共中央既能指令假造出孙平的“延安日记”，对李德的《中国纪事》未必不做一点手脚。一贯忠于苏共的李德，按照“老子党”的要求，制造并发射攻向自己老政敌的“炮弹”，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新发现的这份李德自供式的检讨报告，恰恰揭了他自己的老底，也打了指使他制造“炮弹”攻击中共的苏共主子的耳光。
至于李德当年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又按照谁的要求写出这一检查，当时又由谁为其翻译、发报和参与其事等等，以及后来苏共怎样导演或插手他抛出的《中国纪事》等等内情，随着一批批档案资料和历史事实的披露公布，并通过专家学者们的调查考证和研究，早晚都会逐一弄清其真情实况和来龙去脉。
（注：李德检讨报告中文译稿打印件，原文旁的字迹为冯征同志所写。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打印稿所使用的全是解放后流行的简化字，因此它很可能不是在延安时期打印的。它所依据的中文译稿及其俄文原稿，到底出自何处，现在哪里，它后来又由谁、为什么打印出来……仍需继续调查考证。） 作者:卢 弘
最近看到《中共党史资料》２００３年第２辑所载：《有关李德的两份重要档案文件》（马贵凡译），其中小题为《文件二：布劳恩（即李德———笔者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日期为“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２日于莫斯科”。这一《报告》的内容与我手头一份资料完全一致，实际是李德对自己在华所犯错误的检查。１９９５年我写作并出版《“洋钦差”（李德）外传》时，将这一资料在书中全文引用，开印前有关方面因这一资料当时尚未公布，让我从书中抽出并基本不提此事，我还曾以此写成一文，也未能发表。现在李德的这一“书面检查”已经全文正式公布，并且远比我原有的那份资料内容更具体、更详细，译文也更准确，确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件之一。这样，当年我奉命在书中删除的有关内容及未发的文章，其“禁令”就宣告解除了。
我重新核对了李德的“书面检查”和我手头的资料，后者原是一份电报译稿，我曾以为这是李德在华时写的，写出后交中央用电报发给共产国际。现在看来这是他回苏联后，应国际执委会要求写的，再由共产国际用电报发给延安，原件文前的“２２”，正是李德写成“检查”的日期，电报是当天由莫斯科发出，后来又由人译成中文，一直存档并“保密”至今，而今也该“解密”了。
上世纪３０年代间，一度成为中国红军以至中共中央“太上皇”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由于他脱离实际的瞎指挥，造成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进行长征转移。在遵义会议上，他拒绝批评，不肯认错，到晚年写回忆录时又为自己的错误翻案，还一再攻击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因此李德在人们的印象中以致在中共党史上，一直是一个拒不认错甚至死不改悔的“反面人物”。
但是，有一份档案资料却表明，李德对于自己当年的错误，至少有过一次认真地自我批评，其检查内容基本真实，认识态度也是基本真诚的。这份材料很可能是李德在华期间唯一一份较为全面的书面检讨，不仅证明了他曾经认错和悔改过，其资料本身也如实反映了一段历史，是一份难得的史料。
笔者接触这份资料是在１９９１年前后，当时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将一份新发现的档案资料送给伍修权同志，说这个材料看来与李德有关，由于伍老曾在李德身边工作过，是我国公认的关于李德的权威，想请他给“鉴定”一下并提供有关情况。伍老知道我正在搜集研究关于李德的资料，他看后将材料交给了我，并让我转告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说他认为这份材料是李德对自己在华期间所犯错误的一个检讨报告，写作时间大约在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３９年即李德离华前不久。伍老说他１９３８年以前与李德还有接触，从未见他，也未听说他写过这份检讨。１９３８年２月，伍老奉调去兰州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直到１９３９年８月李德从延安经过兰州返回苏联，他们才重新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那次李德也未说起过此事。因此伍老并未参与，也根本不知道李德写过这一检查，其中文译稿也肯定不是出自他笔下，他无法就此提供什么情况。不过他认为这份材料肯定是李德写的，并且是他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的，关于自己在华工作的一份总结性的检查报告，经人译成中文交给了中央，准备用电报发往共产国际。这一档案资料其实是一份电报稿。至于电报有否发出、何时发出，伍老就不得而知了。
我反复看了这份材料，同意伍老的判断，认为它确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历史资料，它不仅是几十年来所能见到的，仅有的一份李德自我检查，也反映出他对自己错误采取的态度和有过的认识，对于了解研究党和红军在长征前后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李德本人当年的活动与思想，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于１９９５年写作并出版的《“洋钦差”外传》一书中，原稿全文引用了这一资料，后又因故删去。但是这段史实是不应被埋没的，现在这里再另写专文将它介绍给有兴趣的读者及研究者。因其中文译稿充满了电报常用的简称略语，抄录打印中错漏不少，我在引用时特在原稿中用方括号加以注释补正，现将全文分段引录并另作说明如下（圆括号为原有的）：
德、报２２
甲 党犯错，我起很大作用，负责三点：
一、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之战争之军错
二、长征第一阶段———干至贵
三、陕北讨军之主张
第一行前二字看来是电头式的标题，意即“李德的报告”，其后“２２”看来是发报的日期，当时的电报常常不注年月。
“甲”后几行是全文的提要或主题，前一行用通常语言来说应为：党中央犯了错误，在三个问题上，“我起[过]很大作用”，应该由他“负责”。以下第“一”条是指当时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军错”意为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指导上的错误。第“二”的“干至贵”即长征初期从江西到贵州途中。第“三”的“陕北讨军”即渡河东征的那次讨论军事计划，他的“主张”即所提意见的问题。
从这一段看，李德将自己的错误归纳为“三点”，即第五次反“围剿”中和“长征第一阶段”的军事指挥，以及在东征时的反对意见。应该认为，以上概括符合实际，他承认这“三点”也是对的。
电文以下为具体内容，原文及说明如下：
１９３３－３４年军事
主要是犯着军事战略与军事指挥之错[误]。我明白不是单纯技术问题，而是遵义会议的决议指出，我错是党整个政治、战略[下的]局部错误。是由[于]如对中国环境是右倾观点，在：
１．对五次[反]围剿之错误，有以下两点：
a．战场指挥错误，不能粉碎围剿，如黎川诸役
b．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参加少（没参加）。主要由博[古]恩[来]负责，因此：
其第一自然段说明，李德只承认他的错误是在当时党的整个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的一个局部的“右倾”错误，这是符合遵义会议的决议的。这又说明，李德作此检讨时已经看过“遵义会议决议”，由此就否定了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实际上，我在中国逗留期间，以及回到苏联之后，都没有看到过这份《决议》，直到１９６７年我才得到一份俄译本，１９７０年得到一份英译本”。“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我可以肯定地说有博古———也不得不等到３０年代末才拿到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是如此。”
李德说他“实际上”没有看到“遵义会议决议”，也可以理解为他是非正式地看到的，当时博古应该已经有此文件，因此李德有可能是从博古那儿看到的。此事此处暂不考证，仍说李德的检讨报告。他在下文接着写道：
一、中央要我负责军事原在申[即上海]与博[古]接洽好。如是将军权完全握在我手，我贪权，结果，全归我指挥，表面我权不大。我声明只是顾问（国际指示只充顾问，无决定权，应服[从]中央）实际独裁，有我的独[断意]见，至贵州止，一切均由我解决。我的意见只和博[古]恩[来]商定。如此，破坏集体领导，并直[接]干涉参[谋]部工作，但又缺东方军事实验，应学不应当领导。
二、为了[坚持]己见，一切强逼他人实行，其他意见，均被我压下去，战场指挥员的意见，虽提议也是不顾及的。[毛泽]东、洛[甫]不主张浒湾、广昌战斗很对，我坚决不采纳、不顾及旧的好经验。
三、己见是发展了，政[治策]略军[事战]略都依我，因此弄成大错了。五[次]围[剿]前经验告诉我们，[我]军弱纯靠运动战胜敌，而我在敌围时的口号不失寸土，一切为前线，并发展[为]理论，积部分之胜为大胜，用短促突击，来分散自己兵力，客观上失去自动性。博[古意]见只要停敌进[攻]，不需去打敌人，是机会主义。恩[来]意要我主力与敌竞赛。敌太[强]大，因而我不能持久。这是一。短促突击，我特别应负责。我的出发点，是只想[乘]敌脱离堡垒，就可给大打击。结果不来，反助敌围我，逐步前进，是第二。对敌堡垒主义，我是全线死守，但我原反福力特（申军）[即国际驻上海军事代表弗雷德]主张从赣州到抚州建整个战线，客观上则已执行。因用大力保守之是第三。因短促突击就分散了兵力，无法集中兵力，就不能胜敌是第四。受敌挑拨，乱调部队，结果，疲劳自己，成为被动无法胜敌。这是五。在敌玩攻，冒险击敌，亦是我之错误表现，这是六。
四、闽变[即福建事变]原是我转变时期，但又动摇不决。如苏[区党]中[央]与申局[即中央上海局]政见不同，军事各一，发生矛盾，又如福力特[弗雷德]主[张]照军事配备执行。一切力量集中干[赣]江攻南昌，军委决定去助闽攻宁[南京政府]。军委是对的。固[因]动摇未成，已至[以致]失败。
以上是大的错过，以下还有小错：
（１）[１９]３３[年]扩红多，组[建]四新兵D[师]。没很好训练，不能成劲旅。在３２年军训也不后。我[原]去办学校，训新军，独这时又放松了。
（２）固[因]我错误理论，干部标准降低了，个人虽做了一点事，整个犯了错误，也需负责。
以上是这一材料中的主体部分，事实确如上文所说，李德终于承认他缺少在“东方”即在中国作战的实践经验，本来应该先来学习而不是一到就“当领导”，但是“我贪权”，对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又“坚决不采纳，不顾及旧的好经验”，反而提出了一大套不切实际的方针及其战略战术，结果“因此弄成大错”，“还有小错”。这与历史结论和人们的共同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如果这不是李德仅仅为了“过关”的违心之言，应该认为他对自己问题的认识已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可惜他不仅只到此为止，后来反而不再认账，以致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过去的一切特别是自己的错误来了个颠倒事实的“反攻倒算”。对此将另加评析，这里再引录“检讨”原文：
长征错误
１．因前阶段错误所影响，３４年夏，提出讨论，有两项意见：一是主[张防]守，另一则主[张]退出，结果采取后者，但时第一，带着笨重的东西行军，影响了军事，开始我主[张]减少，后想是如军时旅行，未曾估计我苏区行军困难，至听其自然。第二，后方单位太大，常被敌来捷[截击]，落伍掉队很多，损失大。第三，没有真实目的地，我意最好不战，直往贵州，因此，有利战不打，失去很多好机会。因上述错，损失大，疲劳军队，未能[与]二六军[团会]合。
２．给以[转]移军解释：a、[１９]３３[年]秋的战略计划，党中[央]秘[书]有[应为“书记处”]处决议，其他不知。不仅不向群众解释。连党内都不知。这不在我，其他我负责。b、在技术方面并不坏，冲破了敌四[道包]围线算成功。但上二点不能解释我总的错误。
这些说法也与遵义会议对他的批评基本一致，承认在长征问题上犯了毛泽东等人指出的“大搬家”式的错误，结果造成损失又丢失了战机。李德又认为转移出发前没有向干部战士作动员解释，责任“不在我”，长征初期突破敌军四道封锁等等“并不坏”，“算成功”，但还是承认了“我总的错误”。应该说他有这个态度也是“并不坏”，他能有此认识，遵义会议也就“算成功”了。以下的原文是：
陕公会
１）、在１９３６年春，在我不同意[毛泽]东之下列军事计划：a、基本上应求友[邦，即苏联]在技术上之原[援]助，b、战略向北移，近外[蒙古]，取联系，c、开始阶段：一、集中陕北渡河，二、消[灭]阎[锡山]在晋建新根据地，三、暂北移，向绥察冀发展，以上均得中[央]政[治]局通过。
２）、我不同意理由，首[先]亲自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是这样：a、集中保陕北主力北征，能否回得来？b、上[当]前主要职[责]任，是求组统战，不是求友援助。因此应在陕动求统战中不能消敌。c、倘接外蒙，有碍蒙和平政策，引日攻苏，即[使]东征，不应还[去]外蒙，就在山西。
３）、中政局一致反对，认为是继续过去错误，不相信红军兵力，影响苏和平政策。事后我认识我是错了。
总结
１）、请注意估计当时我所处的客观环境，帮助我来了解过去错误，a、缺经验。原来就没有准备我负这样重责。b、１９３２至中[国]。１９３４八月离辽（？）[似应为申，即上海]从没得国际任何指示，如通告或联系。Ageet[原件字迹不清，其意应为尤尔特]虽[在]申[即上海]任国际代表，他不管军事。c、[福]力特[弗雷德]虽是直[接]上司，不仅没助，反碍我执行正确路线。
２）、我在任何时期，没反对过中共中央、即１９３４年也必须商得博[古]同意。我认为博[古]是代表中央整个意见。当党路线改正时，我承认要在实际工作改过。在１９３６年[开]始，在党领导下做部分工作。
３）、在近几年内的极端困难环境下，帮助红大教学生，拥护中央路线，执行中央委托，在１９３５年红军危机时（与张分裂时），我坚决拥护中央。总之，请国际讨论我的错误，并做出必要结论。
上文前一部分小题“陕公会”显然是指在陕北讨论东征问题的那次会议，李德在这一段中说明了自己提意见的出发点，并自认为“我是错了”。其“总结”部分却很重要，这其实是他对自己在华工作的几点声明。
李德首先认为当时的问题除了自己“缺经验”以外，主要是“客观环境”造成的，国际执委会和驻上海的国际代表，都没有给过他具体指示，顶头上司弗雷德更没有帮助他“执行正确路线”。他自己不仅没有反对而是尊重中共中央特别是其领导人博古的。长征结束后他“执行中央委托”又做了在红军大学教学方面的工作。他还声称自己在长征途中张国焘搞分裂时，他是“坚决拥护中央”的。文稿最后一句话，表明此件主要是为共产国际写的，并且希望由“国际”对他在华期间的工作和错误“做出必要结论”。其实这一文稿本身就是他对自己问题作的基本如实的自我鉴定，从内容语气上看，他的态度也是端正的，有一些表白也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与他在陕北时向斯诺表示的委屈情绪也是相通相同的。如果他的这个自我检讨在中国党内及时公布，很可能会受到同志们的欢迎赞赏，他也将以一个敢作敢为也敢于批评自己的形象载入史册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但不知为什么李德这份检讨报告一直被“保密”着，连李德本人以后也不再这样检查自己，反而绝口不提自己有过这一检讨，似乎上列那一文稿从来就不存在，他自己也白白检讨并承认过错误。特别是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不仅不再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更不惜颠倒事实，企图根本推翻中共党史上特别是遵义会议决议中关于他的批评性结论。
然而历史事实却不容否定，李德承认过的错误和作过的检查都有据可查，他所犯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更是人证物证俱在，谁也翻不了案，他当年写下的检讨实际已打了他自己的耳光。那么他后来为什么又瞪着眼睛说白话，甚至企图反攻倒算呢？这显然与他写作回忆录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政治需要密切相关，当初他从中国回苏联后，共产国际对李德错误所作的结论，也为他日后的翻案创造了条件。
据师哲同志回忆，共产国际监委会负责对李德进行审查处理时，由于监委会主席佛罗林与李德同为德国人，他实际上对自己的同胞采取了庇护态度，将李德的错误仅结论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他的错误建议被采纳，应由中共中央自己负责，因而决定对李德“免予处分”。这个结论及其处理结果，不仅适应了李德本人的态度与愿望，也符合当时共产国际的态度与方针。李德犯错误的根子就在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党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作为国际共运领导中心的国际执委会，没有也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自然不会真正处理和处分忠实执行其“国际路线”的李德了。几十年后苏共由赫鲁晓夫当政时，虽然共产国际早已解散，他们却仍以“老子党”自居，并且更加将“一切错误推给别人，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以致在思想路线和内外政策上与中国党产生严重分岐，发生尖锐冲突，导致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间以苏共为一方，以中共为另一方的“国际共运大论战”。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李德写作并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为苏共攻击中共提供了一颗很有分量的“政治炮弹”。
也正因此，李德当然不肯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是竭力“倒打一耙”，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说成是“一贯错误”，甚至一直在搞“阴谋”，只有他的苏共“老子党”以及当年的共产国际才是“一贯正确”的。李德回忆录的出版者称赞他的《中国纪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对当时苏共“反对毛分子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而进行争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不过李德的这一“重要贡献”，很可能是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导演和炮制出来的。
就在出版李德回忆录《中国纪事（１９３２—１９３９）》的同时，苏联又出版了一部《中国特区（１９４２—１９４５）》，作者是李德回苏联后，来延安的共产国际代表，中文名为孙平的苏联人弗拉基米洛夫。他这本书中文译本改名为《延安日记》，其中与李德的《中国纪事》一样，继续宣扬和维护直接为苏联政策服务的所谓“国际路线”，集中攻击中国党的路线方针，特别是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后来发现孙平这本所谓“日记”是当时的苏共中央为反华需要指使专人伪造出来的。师哲同志在其《在历史巨人身边》书中说，孙平的《延安日记》根本不是他在延安时写的日记，而是在他去世以后的中苏论战高潮中，由苏共中央书记处下令责成他的儿子、作家尤里根据当时的斗争需要，利用一批历史资料，假借孙平的口气和经历，重新编造出的一部“延安日记”。孙平这本《中国特区》即“延安日记”是个“伪劣产品”，其姊妹篇李德的《中国纪事》怎么样呢？看来也就很难说了。李德在书中反复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断以“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对苏共和他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与国际主义”，其立场观点以至所用语言，与当时的反华文章如出一辙。苏共中央既能指令假造出孙平的“延安日记”，对李德的《中国纪事》未必不做一点手脚。一贯忠于苏共的李德，按照“老子党”的要求，制造并发射攻向自己老政敌的“炮弹”，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新发现的这份李德自供式的检讨报告，恰恰揭了他自己的老底，也打了指使他制造“炮弹”攻击中共的苏共主子的耳光。
至于李德当年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又按照谁的要求写出这一检查，当时又由谁为其翻译、发报和参与其事等等，以及后来苏共怎样导演或插手他抛出的《中国纪事》等等内情，随着一批批档案资料和历史事实的披露公布，并通过专家学者们的调查考证和研究，早晚都会逐一弄清其真情实况和来龙去脉。
（注：李德检讨报告中文译稿打印件，原文旁的字迹为冯征同志所写。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打印稿所使用的全是解放后流行的简化字，因此它很可能不是在延安时期打印的。它所依据的中文译稿及其俄文原稿，到底出自何处，现在哪里，它后来又由谁、为什么打印出来……仍需继续调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