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大清盛事之内战内行的僧格林沁

作者：常山日月
　　
　　僧格林沁：内战内行的莽将
　　
　　
　　咸丰三年（1853）五月，太平天国派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率领两万余人北伐，一路上势如破竹，数十万八旗大军望风披靡。这支北伐军同年10月就从出发地扬州打到了天津近郊。北京大乱，城内居民特别是大户人家纷纷出逃，短时间内有三万多户十几万人携家带口逃出城去，就连咸丰皇帝本人也做好了外逃（体面的说法就是皇帝准备去狩猎了）热河的准备。
　　
　　准备归准备，眼见作为清廷统治基础的八旗子弟变成了一群外强中干的废物，咸丰皇帝痛苦万分。正在手足无措的当口，这位爷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表哥，时任镶白旗满洲都统，科尔沁札萨克多罗郡王僧格林沁；听说表哥手下的察哈尔蒙古骑兵因为远居塞外，当年剽悍敢斗的武风尚未泯灭，虽说僧格林沁之前从未指挥过大兵团作战，可眼下已经火烧眉毛，何不死马当活马医，侥幸一试呢。咸丰帝干脆把心一横，下旨以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总督四将军及察哈尔兵马，倾全力以保北京。
　　
　　从后世来看，咸丰皇帝的眼光是很差劲的：他所信任的满洲将领诸如胜保和春等人都是草包庸才，频误人事；临终托孤八大臣，结果反被自己的皇后和弟弟一锅烩了；他宠爱的慈禧，更是导致大清亡国的祸首。然而本次他启用僧格林沁这一招险棋，却是赌对了！僧王的来头可不小。他于嘉庆十六年(1811)出生在蒙古科尔沁，姓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在蒙古诸部中归顺清朝较早，兼之出产美女，因此上世代与满清皇室联姻，清初脍炙人口的孝庄太后大玉儿，就是科尔沁的王族美女。据《蒙古世系》记载：僧格林沁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萨尔二十六代孙，还是黄金家族的正宗传人。无奈金枝玉叶，也经不住雨打风吹去。僧格林沁的生父毕启虽是个名头响亮的台吉（小王子）却家徒四壁。不过他的儿子僧格林沁这小伙儿长得健壮精神，给全家带来了天大的福气。
　　
　　道光五年（1825），第八世科尔沁扎克多罗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病亡，因其无子，道光皇帝下旨科尔沁部推选亲族子弟为继承人，仪表非凡的僧格林沁被道光皇帝看中，从一个破落贵族摇身变成了郡王。由于索王的妻子庄敬公主是道光皇帝的亲姐姐，所以僧王又亲上加亲，成了道光帝的外甥。僧格林沁保持了塞外蒙古人直爽憨厚，朴实勇猛的个性，道光皇帝对这个干外甥十分喜爱。僧格林沁自入京后，长期担任皇帝侍卫，与道光、咸丰两帝接触相当密切，又因为善骑射，有膂力，二帝深为信任僧王，“出入禁闱，最被思眷“。嘉庆皇帝去世时义父索王被授为顾命大臣，道光皇帝去世时义子僧王也被授为顾命大臣，时称父子两托孤，在当时的宗室诸臣中被视为非常光荣的事情。
　　
　　
　　僧格林沁奉命出战林凤翔李开方时，北伐军已经因为前后临敌，且兵力不足的原因退守于静海、独流以坚守待援。僧格林沁虽贵为王爷，又是第一次出战。但出身贫寒的他晓得民间的疾苦，愿意接近士兵，对部下赏罚分明，士兵相当用命。僧格林沁亲率乐为己用的二万察哈尔骑兵在天津各县团练武装的配合下大举围攻静海、独流，在督战时往往是身先士卒，奋不顾身。这一点往好处说是起带头作用；往坏处就是有勇无谋了，从此这种指挥艺术就伴随了僧格林沁戎马生涯的一生。
　　
　　北伐军作为太平军的精锐，战斗力极强，能攻善守，尤其擅长构筑栅垒地道，凭借工事顽强抵抗。僧格林沁猛攻数次后损兵折将，随后不得以采用马队紧迫不舍，步队掘濠围困的战术。而四万多太平军聚集在弹丸之地，给养十分困难；北方滴水成冰的严冬气候，让江南人为主力的太平军很难适应，不耐严寒加上不惯面食，强弩之末的北伐军形势逐渐窘迫。在坚守百天后，北伐军终因被困日久，援军不至于咸丰四年（1854）2月5日突围南走。适逢天降大雪道路泥泞导致冻伤病号较多而行动迟缓，北伐军在子牙河一带被僧军的精锐骑兵追上击败，丧失一万多人。这是北伐军的第一次大败，狂喜下的清廷授予僧格林沁“湍多巴图鲁”名号。得到嘉奖的僧格林沁再接再厉，在阜城一战打死了北伐军第三号人物吉文元，被困于阜城的林凤翔、李开芳冒死南下。由于消息不通，林凤翔率部坚守山东连镇，李开芳率六百骑兵突围南驰，想到达临清与曾立昌率领的太平军援军接上头。待到进入高唐州后，李开芳这才得知北伐援军已经失败。无奈之下，他只得率军据高唐死守。从此以后，林、李二人军分势单，只得各自为政，能拖一天就是一天。
　　
　　僧格林沁趁机都督清军进攻连镇，却皆被林凤翔挫败，只得捡回以围代战的老法子，采用水淹诱降的计策和太平军论持久战，同时虚报战果以应付咸丰帝的斥责。林部太平军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守一年后粮弹告罄陷入绝境，僧格林沁方才在咸丰五年（1855）3月7日攻克连镇，为了泄愤，他将俘虏全部杀害，北伐主将林凤翔被送到北京凌迟处死。僧格林沁由科尔沁郡王晋升为博多勒噶台亲王
　　
　　随后，僧格林沁接替清将胜保率军包围高唐，令南路清军故作疏防之势，诱太平军突围；坚守此地的李开方情知林凤翔失败，一路闯关斩将到冯关屯，被僧格林沁率领的清兵围得水泄不通。僧格林沁故技重施，在两个月后的5月31日俘虏了李开方。北伐军至此全军覆没，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以来遭到了最严重的失利和挫折。清方总指挥僧格林沁声名大噪，咸丰皇帝见到八旗将领终于还有这么一位人才，自然是龙心大悦，重赏僧格林沁准的亲王爵位可以世袭罔替。
　　
　　，一时间僧王仿佛竟成了大清朝第一名将。
　　
　　可惜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僧格林沁可以对付太平军的刀枪弓箭，却不一定能对付洋鬼子的洋枪洋炮。
　　
　　电影《火烧圆明园》有一段讲到僧格林沁大胜英法联军，这确是史实。而德里松伯爵《翻译官手记》里的记载：“在八里桥激战时，桥口站着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鞑靼人，他看起来像是总司令(指僧格林沁)的旗手。他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大黄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着它，因为它正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此刻，全军精锐亲自保卫的那座桥也业已堆满尸体，然而这个鞑靼人尽管已孑然一身，却仍挺立在那里，可能正在传达僧王的最后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而他却依然镇静不动。直到一枚霰弹把他击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随着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这也是史实。可巧的是这两场战役都是僧王指挥的，虎头蛇尾，僧王他老人家是怎么搞的？
　　
　　先说那场大胜，此战僧格林沁耍了一回小聪明：咸丰九年（1859）6月9日英法联军军先遣队在大沽登岸，见僧军正修筑工事，问：“你们是何许人也？”告曰：“民兵团练也”。联军再问：“咱们要开练吗？”答曰：“民团只用来防火防盗，不欲与贵军战”。又问：“听说僧王被贵国皇帝派来布防，人呢？”答曰：“不晓得”。这套由僧格林沁预先安排的问答，骗过了对方。随後，趁英法联军登陆，阵脚不稳之时，僧格林沁即令放炮，取得了击沉敌艇3艘，重创3艘，毙伤敌448人的伟大战果，在教科书里被誉为“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中为数不多的重大胜利”。咸丰一朝文武也深受鼓舞，以为洗雪国耻的日子即将来到，下定决心不再遵守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之后双方在通州会谈换约，因为英法代表不肯答应去北京时向中国皇帝叩拜，上上下下底气十足的清廷宣布谈判破裂。威名远扬的清方代表僧王直接把对方三十九人的使节团扣留，痛骂一顿蒙古三字经后解送刑部大狱，要让不懂规矩的洋人尝尝大清天牢的滋味。当时僧王骂一句，侍卫亲兵就重重敲一次英方代表巴夏礼的脑袋以示强调；另一个代表洛基干脆被清兵抓着头发和胡须在僧王的马肚子下和中国大地零距离接触；在押运途中，这些洋鬼子身上的金纽扣，金笔怀表之类的危险品也被清兵们管制没收。事后僧王的搭档载垣就扣留洋人使节一事上奏折说:“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
　　英法联军彻底被激怒，于是，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僧格林沁碰上同一支洋军，却被杀得丢盔弃甲，几乎全军覆没，《火烧圆明园》八里桥之战那个令人痛心的画面就是当时战况的再生。主帅僧王见大势已去，却马上走为上了。英法联军随即攻进北京，圆明园被烧，大清朝又被迫签了个比《南京条约》更不平等的《北京条约》。这期间大沽大捷的英雄僧格林沁带着大军躲在北京西南地区休整，听任侵略军在圆明园、京城肆虐。在承德“避难山庄”的咸丰皇帝为了给天下人一个交代，只好诏令革除表哥的王爵和各项职务差使，而保留钦差大臣的职位戴罪立功，这就为僧王复出埋下了伏笔。
　　
　　《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十天，咸丰帝即开复了僧格林沁科尔沁郡王爵。因为洋鬼子虽然抢了东西定了条约，但他们毕竟离得远，这就叫疥癣之疾；太平军和捻军等武装在中国内地活跃，那才是心腹大患。清廷传统一向忌讳汉人统兵，眼见八旗子弟实在太不争气，咸丰皇帝只好矮子里拔高，再度把败军之将僧王提拔起来，命其统兵南下，正好杀杀汉军的气焰。
　　
　　僧格林沁自然明白表弟的意思，但他新败之余，思“功”甚急，性情也变得愈加暴虐狂躁，喜怒无常。据说此时的僧王听取手下回报战况也要到处走动，一刻也坐不住。赞赏时不是割一大块肉塞进对方嘴里，就是端一大碗酒强迫别人喝光，发怒时则当众用马鞭抽打或冲到对方面前抽耳光拧辫子。这些做法搞得有教养有自尊的人才难以接受，干脆从僧王幕府不辞而别；倒是那些粗鲁的武人打心眼里佩服僧王：比如某太平军叛徒，投降后不久就在僧王麾下做到总兵，此人打仗时异常勇猛，炮弹击碎他手中的酒杯，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高喊：向我开炮！这个叫陈国瑞的妙人就是僧王的超级粉丝。世人都知道僧王军内勇将不少，而且升官很快，不过这些提督、副都统、总兵等大将战死于阵前者数以十计，出名的能谋策士倒是闻所未闻。
　　
　　咸丰皇帝病死后同治皇帝继位，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但此时在太平天国战场上，清军不得不依赖汉族的地方武装湘军淮军。慈禧在害怕汉人兵权过重这一点上和老公咸丰皇帝看法一致，有意扶植僧格林沁与曾图藩等人抗衡。湘军淮军每逢有败仗，慈禧对其统兵大员无不严旨申斥，唯独对僧王的队伍过往不咎。慈禧还下旨：“僧格林沁受三朝知遇之恩，宣力中外，功绩卓越，开复其博多勒噶台亲王爵“。僧格林沁受宠后格外卖力，率部奔战于山东、河南各地，力图报答西太后知遇之恩。
　　
　　当时两淮一带频年水灾收成不好，清廷官吏不顾人民死活疯狂加税；为了应付二次鸦片战争在淮北征召青壮年农民当兵，签了北京条约后又将他们遣散，连安家费都不给，当地农民衣食无着，实在活不下去了。淮北民风强悍，民间素来有聚众打粮吃大户的规矩，叫做捻子，即聚而不散的意思。居则为民，聚则为捻，农忙则散处村落与平常无异，每逢灾年无食就自备器械骡马，在有威望的人带领下四出打粮。捻子们就这样在清廷的逼迫下被迫起事求活成为捻军。
　　
　　咸丰五年秋,各路捻子在安徽亳州雉河集会盟,力量最大的捻子首领张乐行被推为大汉盟主。联合后的捻军建立五旗军制,用黄白红蓝黑五色旗区分军队。总黄旗主由张乐行自兼,总白旗主龚得树,总红旗主侯士维,总蓝旗主韩老万,总黑旗主苏天福。总旗下有大旗﹑小旗。每一旗主都有一个以宗族﹑亲戚﹑乡里关系结合起来的领导集团。然而捻军虽有军事经验，但素来散漫，毫无组织纪律性，因为受不了约束而不愿意和太平天国竭诚合作；各旗间互不统属,集团林立,不易离开本土,形成了它的分散性和落后性，只是个松散的宗族联盟而已，气势虽盛而纯系乌合之众。这样的队伍碰到打仗勇猛的僧王，就没有好果子吃了。同治三年（1863）僧格林沁率领清军攻陷捻军老营雉河集,捻军盟主，太平天国沃王张乐行父子被叛徒出卖，僧格林沁将他们全部凌迟处死，捻军其他重要将领或死或降，活动暂时陷入低潮。清廷再次嘉赏僧格林沁，可惜没什么新花样了，还是准其的亲王爵位可以世袭罔替。
　　
　　以为捻军就此平定的僧格林沁企图用白色恐怖逼迫当地人民就范，他放纵军队劫掠屠杀，捻军老家血流成河。僧王的凶残行径激怒了捻军子弟。张乐行的侄子张宗禹多谋善断，他重新整合黄旗捻军余部，又与素来和张家不睦，作战勇敢的任化邦牛洛红等老捻军蓝旗将领尽弃前嫌，组成了新捻军。这只新捻军精诚团结，大家同仇敌忾，发誓向清军报仇。僧格林沁为他鲁莽行为付出了代价，待到同治四年太平天国失败，南方的湘军统帅曾国藩已经开始分批分期裁撤湘军了，北方的僧格林沁和他的马队却还被新捻军牵着鼻子走。
　　
　　眼见曾国藩已攻占天京，声名正炽。僧格林沁亦欲有所表现，他趁势击败了天京失陷后军心涣散的西北太平军，扶王陈得才自杀，遵王赖文光帅太平天国余部与新捻军合流。僧格林沁仗着所部剽悍，加紧围剿新捻军，哪里吃紧奔战哪里。然而新捻军战术灵活，忽东忽西，僧格林沁胜而不能毕其功，败而对手复振。清廷见于此，只得命曾国藩及其湘军助战。而僧格林沁素来轻视汉军，不悦其来，一生谨小慎微的曾国藩也知道僧王难以合作，遂以“大帅三人驻四百里内，恐群盗轻朝廷”为理由拒绝出战，仅以湘、淮军一部归僧王指挥。而骄纵的僧王对这些部队也搁置不用，自领本部蒙古骑兵在黄淮大地上穷追捻军不舍。
　　。
　　
　　曾国藩其实打心眼里鄙视有勇无谋的僧王，在江宁隔岸观火的他得知”僧格林沁督部追击数月，行程三千余里，部众劳累不堪，自己亦精疲力尽，常以酒解乏，跃马再追。甚至已数十日不离马鞍，手疲不能举马缰，以布带束腕系肩驭马。” 的战报后私下对幕僚们说：僧王只图近利，不谋远势，这么追下去的话，孙子兵法上说的好：必蹶上将军！ 事实的发展不出曾国藩所料。同治五年，新捻军在山东菏泽以北的高楼寨一带精心设伏，准备决战，求战心切的僧格林沁硬生生闯入了包围圈。一战下来，僧王全军马队六千，步队二万四千几乎被消灭干净，连僧王的首级都被小捻童张皮绠砍下。这个十来岁的少年提着僧王的头，戴着僧王的三眼花翎，兴高采烈的远去。僧格林沁这个一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莽将，结局竟是很没面子的死在一个孩子手里。击毙僧王的张皮绠，正是惨死在僧王手里的张乐行的后代。
　　
　　 “僧王所部骑兵最号八旗劲旅”，威震中外的八旗猛将僧王全军覆没，再无依靠的清廷只得眼看湘系曾国藩、淮系李鸿章的汉军全面取代八旗绿营而成为清朝的主要军力。这一政策变化，为辛亥年武昌首义爆发后南方各省的独立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僧格林沁的死，也敲响了清廷败亡的丧钟。
　　
　　作者：常山日月
　　
　　僧格林沁：内战内行的莽将
　　
　　
　　咸丰三年（1853）五月，太平天国派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率领两万余人北伐，一路上势如破竹，数十万八旗大军望风披靡。这支北伐军同年10月就从出发地扬州打到了天津近郊。北京大乱，城内居民特别是大户人家纷纷出逃，短时间内有三万多户十几万人携家带口逃出城去，就连咸丰皇帝本人也做好了外逃（体面的说法就是皇帝准备去狩猎了）热河的准备。
　　
　　准备归准备，眼见作为清廷统治基础的八旗子弟变成了一群外强中干的废物，咸丰皇帝痛苦万分。正在手足无措的当口，这位爷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表哥，时任镶白旗满洲都统，科尔沁札萨克多罗郡王僧格林沁；听说表哥手下的察哈尔蒙古骑兵因为远居塞外，当年剽悍敢斗的武风尚未泯灭，虽说僧格林沁之前从未指挥过大兵团作战，可眼下已经火烧眉毛，何不死马当活马医，侥幸一试呢。咸丰帝干脆把心一横，下旨以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总督四将军及察哈尔兵马，倾全力以保北京。
　　
　　从后世来看，咸丰皇帝的眼光是很差劲的：他所信任的满洲将领诸如胜保和春等人都是草包庸才，频误人事；临终托孤八大臣，结果反被自己的皇后和弟弟一锅烩了；他宠爱的慈禧，更是导致大清亡国的祸首。然而本次他启用僧格林沁这一招险棋，却是赌对了！僧王的来头可不小。他于嘉庆十六年(1811)出生在蒙古科尔沁，姓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在蒙古诸部中归顺清朝较早，兼之出产美女，因此上世代与满清皇室联姻，清初脍炙人口的孝庄太后大玉儿，就是科尔沁的王族美女。据《蒙古世系》记载：僧格林沁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萨尔二十六代孙，还是黄金家族的正宗传人。无奈金枝玉叶，也经不住雨打风吹去。僧格林沁的生父毕启虽是个名头响亮的台吉（小王子）却家徒四壁。不过他的儿子僧格林沁这小伙儿长得健壮精神，给全家带来了天大的福气。
　　
　　道光五年（1825），第八世科尔沁扎克多罗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病亡，因其无子，道光皇帝下旨科尔沁部推选亲族子弟为继承人，仪表非凡的僧格林沁被道光皇帝看中，从一个破落贵族摇身变成了郡王。由于索王的妻子庄敬公主是道光皇帝的亲姐姐，所以僧王又亲上加亲，成了道光帝的外甥。僧格林沁保持了塞外蒙古人直爽憨厚，朴实勇猛的个性，道光皇帝对这个干外甥十分喜爱。僧格林沁自入京后，长期担任皇帝侍卫，与道光、咸丰两帝接触相当密切，又因为善骑射，有膂力，二帝深为信任僧王，“出入禁闱，最被思眷“。嘉庆皇帝去世时义父索王被授为顾命大臣，道光皇帝去世时义子僧王也被授为顾命大臣，时称父子两托孤，在当时的宗室诸臣中被视为非常光荣的事情。
　　
　　
　　僧格林沁奉命出战林凤翔李开方时，北伐军已经因为前后临敌，且兵力不足的原因退守于静海、独流以坚守待援。僧格林沁虽贵为王爷，又是第一次出战。但出身贫寒的他晓得民间的疾苦，愿意接近士兵，对部下赏罚分明，士兵相当用命。僧格林沁亲率乐为己用的二万察哈尔骑兵在天津各县团练武装的配合下大举围攻静海、独流，在督战时往往是身先士卒，奋不顾身。这一点往好处说是起带头作用；往坏处就是有勇无谋了，从此这种指挥艺术就伴随了僧格林沁戎马生涯的一生。
　　
　　北伐军作为太平军的精锐，战斗力极强，能攻善守，尤其擅长构筑栅垒地道，凭借工事顽强抵抗。僧格林沁猛攻数次后损兵折将，随后不得以采用马队紧迫不舍，步队掘濠围困的战术。而四万多太平军聚集在弹丸之地，给养十分困难；北方滴水成冰的严冬气候，让江南人为主力的太平军很难适应，不耐严寒加上不惯面食，强弩之末的北伐军形势逐渐窘迫。在坚守百天后，北伐军终因被困日久，援军不至于咸丰四年（1854）2月5日突围南走。适逢天降大雪道路泥泞导致冻伤病号较多而行动迟缓，北伐军在子牙河一带被僧军的精锐骑兵追上击败，丧失一万多人。这是北伐军的第一次大败，狂喜下的清廷授予僧格林沁“湍多巴图鲁”名号。得到嘉奖的僧格林沁再接再厉，在阜城一战打死了北伐军第三号人物吉文元，被困于阜城的林凤翔、李开芳冒死南下。由于消息不通，林凤翔率部坚守山东连镇，李开芳率六百骑兵突围南驰，想到达临清与曾立昌率领的太平军援军接上头。待到进入高唐州后，李开芳这才得知北伐援军已经失败。无奈之下，他只得率军据高唐死守。从此以后，林、李二人军分势单，只得各自为政，能拖一天就是一天。
　　
　　僧格林沁趁机都督清军进攻连镇，却皆被林凤翔挫败，只得捡回以围代战的老法子，采用水淹诱降的计策和太平军论持久战，同时虚报战果以应付咸丰帝的斥责。林部太平军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守一年后粮弹告罄陷入绝境，僧格林沁方才在咸丰五年（1855）3月7日攻克连镇，为了泄愤，他将俘虏全部杀害，北伐主将林凤翔被送到北京凌迟处死。僧格林沁由科尔沁郡王晋升为博多勒噶台亲王
　　
　　随后，僧格林沁接替清将胜保率军包围高唐，令南路清军故作疏防之势，诱太平军突围；坚守此地的李开方情知林凤翔失败，一路闯关斩将到冯关屯，被僧格林沁率领的清兵围得水泄不通。僧格林沁故技重施，在两个月后的5月31日俘虏了李开方。北伐军至此全军覆没，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以来遭到了最严重的失利和挫折。清方总指挥僧格林沁声名大噪，咸丰皇帝见到八旗将领终于还有这么一位人才，自然是龙心大悦，重赏僧格林沁准的亲王爵位可以世袭罔替。
　　
　　，一时间僧王仿佛竟成了大清朝第一名将。
　　
　　可惜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僧格林沁可以对付太平军的刀枪弓箭，却不一定能对付洋鬼子的洋枪洋炮。
　　
　　电影《火烧圆明园》有一段讲到僧格林沁大胜英法联军，这确是史实。而德里松伯爵《翻译官手记》里的记载：“在八里桥激战时，桥口站着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鞑靼人，他看起来像是总司令(指僧格林沁)的旗手。他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大黄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着它，因为它正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此刻，全军精锐亲自保卫的那座桥也业已堆满尸体，然而这个鞑靼人尽管已孑然一身，却仍挺立在那里，可能正在传达僧王的最后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而他却依然镇静不动。直到一枚霰弹把他击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随着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这也是史实。可巧的是这两场战役都是僧王指挥的，虎头蛇尾，僧王他老人家是怎么搞的？
　　
　　先说那场大胜，此战僧格林沁耍了一回小聪明：咸丰九年（1859）6月9日英法联军军先遣队在大沽登岸，见僧军正修筑工事，问：“你们是何许人也？”告曰：“民兵团练也”。联军再问：“咱们要开练吗？”答曰：“民团只用来防火防盗，不欲与贵军战”。又问：“听说僧王被贵国皇帝派来布防，人呢？”答曰：“不晓得”。这套由僧格林沁预先安排的问答，骗过了对方。随後，趁英法联军登陆，阵脚不稳之时，僧格林沁即令放炮，取得了击沉敌艇3艘，重创3艘，毙伤敌448人的伟大战果，在教科书里被誉为“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中为数不多的重大胜利”。咸丰一朝文武也深受鼓舞，以为洗雪国耻的日子即将来到，下定决心不再遵守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之后双方在通州会谈换约，因为英法代表不肯答应去北京时向中国皇帝叩拜，上上下下底气十足的清廷宣布谈判破裂。威名远扬的清方代表僧王直接把对方三十九人的使节团扣留，痛骂一顿蒙古三字经后解送刑部大狱，要让不懂规矩的洋人尝尝大清天牢的滋味。当时僧王骂一句，侍卫亲兵就重重敲一次英方代表巴夏礼的脑袋以示强调；另一个代表洛基干脆被清兵抓着头发和胡须在僧王的马肚子下和中国大地零距离接触；在押运途中，这些洋鬼子身上的金纽扣，金笔怀表之类的危险品也被清兵们管制没收。事后僧王的搭档载垣就扣留洋人使节一事上奏折说:“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
　　英法联军彻底被激怒，于是，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僧格林沁碰上同一支洋军，却被杀得丢盔弃甲，几乎全军覆没，《火烧圆明园》八里桥之战那个令人痛心的画面就是当时战况的再生。主帅僧王见大势已去，却马上走为上了。英法联军随即攻进北京，圆明园被烧，大清朝又被迫签了个比《南京条约》更不平等的《北京条约》。这期间大沽大捷的英雄僧格林沁带着大军躲在北京西南地区休整，听任侵略军在圆明园、京城肆虐。在承德“避难山庄”的咸丰皇帝为了给天下人一个交代，只好诏令革除表哥的王爵和各项职务差使，而保留钦差大臣的职位戴罪立功，这就为僧王复出埋下了伏笔。
　　
　　《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十天，咸丰帝即开复了僧格林沁科尔沁郡王爵。因为洋鬼子虽然抢了东西定了条约，但他们毕竟离得远，这就叫疥癣之疾；太平军和捻军等武装在中国内地活跃，那才是心腹大患。清廷传统一向忌讳汉人统兵，眼见八旗子弟实在太不争气，咸丰皇帝只好矮子里拔高，再度把败军之将僧王提拔起来，命其统兵南下，正好杀杀汉军的气焰。
　　
　　僧格林沁自然明白表弟的意思，但他新败之余，思“功”甚急，性情也变得愈加暴虐狂躁，喜怒无常。据说此时的僧王听取手下回报战况也要到处走动，一刻也坐不住。赞赏时不是割一大块肉塞进对方嘴里，就是端一大碗酒强迫别人喝光，发怒时则当众用马鞭抽打或冲到对方面前抽耳光拧辫子。这些做法搞得有教养有自尊的人才难以接受，干脆从僧王幕府不辞而别；倒是那些粗鲁的武人打心眼里佩服僧王：比如某太平军叛徒，投降后不久就在僧王麾下做到总兵，此人打仗时异常勇猛，炮弹击碎他手中的酒杯，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高喊：向我开炮！这个叫陈国瑞的妙人就是僧王的超级粉丝。世人都知道僧王军内勇将不少，而且升官很快，不过这些提督、副都统、总兵等大将战死于阵前者数以十计，出名的能谋策士倒是闻所未闻。
　　
　　咸丰皇帝病死后同治皇帝继位，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但此时在太平天国战场上，清军不得不依赖汉族的地方武装湘军淮军。慈禧在害怕汉人兵权过重这一点上和老公咸丰皇帝看法一致，有意扶植僧格林沁与曾图藩等人抗衡。湘军淮军每逢有败仗，慈禧对其统兵大员无不严旨申斥，唯独对僧王的队伍过往不咎。慈禧还下旨：“僧格林沁受三朝知遇之恩，宣力中外，功绩卓越，开复其博多勒噶台亲王爵“。僧格林沁受宠后格外卖力，率部奔战于山东、河南各地，力图报答西太后知遇之恩。
　　
　　当时两淮一带频年水灾收成不好，清廷官吏不顾人民死活疯狂加税；为了应付二次鸦片战争在淮北征召青壮年农民当兵，签了北京条约后又将他们遣散，连安家费都不给，当地农民衣食无着，实在活不下去了。淮北民风强悍，民间素来有聚众打粮吃大户的规矩，叫做捻子，即聚而不散的意思。居则为民，聚则为捻，农忙则散处村落与平常无异，每逢灾年无食就自备器械骡马，在有威望的人带领下四出打粮。捻子们就这样在清廷的逼迫下被迫起事求活成为捻军。
　　
　　咸丰五年秋,各路捻子在安徽亳州雉河集会盟,力量最大的捻子首领张乐行被推为大汉盟主。联合后的捻军建立五旗军制,用黄白红蓝黑五色旗区分军队。总黄旗主由张乐行自兼,总白旗主龚得树,总红旗主侯士维,总蓝旗主韩老万,总黑旗主苏天福。总旗下有大旗﹑小旗。每一旗主都有一个以宗族﹑亲戚﹑乡里关系结合起来的领导集团。然而捻军虽有军事经验，但素来散漫，毫无组织纪律性，因为受不了约束而不愿意和太平天国竭诚合作；各旗间互不统属,集团林立,不易离开本土,形成了它的分散性和落后性，只是个松散的宗族联盟而已，气势虽盛而纯系乌合之众。这样的队伍碰到打仗勇猛的僧王，就没有好果子吃了。同治三年（1863）僧格林沁率领清军攻陷捻军老营雉河集,捻军盟主，太平天国沃王张乐行父子被叛徒出卖，僧格林沁将他们全部凌迟处死，捻军其他重要将领或死或降，活动暂时陷入低潮。清廷再次嘉赏僧格林沁，可惜没什么新花样了，还是准其的亲王爵位可以世袭罔替。
　　
　　以为捻军就此平定的僧格林沁企图用白色恐怖逼迫当地人民就范，他放纵军队劫掠屠杀，捻军老家血流成河。僧王的凶残行径激怒了捻军子弟。张乐行的侄子张宗禹多谋善断，他重新整合黄旗捻军余部，又与素来和张家不睦，作战勇敢的任化邦牛洛红等老捻军蓝旗将领尽弃前嫌，组成了新捻军。这只新捻军精诚团结，大家同仇敌忾，发誓向清军报仇。僧格林沁为他鲁莽行为付出了代价，待到同治四年太平天国失败，南方的湘军统帅曾国藩已经开始分批分期裁撤湘军了，北方的僧格林沁和他的马队却还被新捻军牵着鼻子走。
　　
　　眼见曾国藩已攻占天京，声名正炽。僧格林沁亦欲有所表现，他趁势击败了天京失陷后军心涣散的西北太平军，扶王陈得才自杀，遵王赖文光帅太平天国余部与新捻军合流。僧格林沁仗着所部剽悍，加紧围剿新捻军，哪里吃紧奔战哪里。然而新捻军战术灵活，忽东忽西，僧格林沁胜而不能毕其功，败而对手复振。清廷见于此，只得命曾国藩及其湘军助战。而僧格林沁素来轻视汉军，不悦其来，一生谨小慎微的曾国藩也知道僧王难以合作，遂以“大帅三人驻四百里内，恐群盗轻朝廷”为理由拒绝出战，仅以湘、淮军一部归僧王指挥。而骄纵的僧王对这些部队也搁置不用，自领本部蒙古骑兵在黄淮大地上穷追捻军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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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其实打心眼里鄙视有勇无谋的僧王，在江宁隔岸观火的他得知”僧格林沁督部追击数月，行程三千余里，部众劳累不堪，自己亦精疲力尽，常以酒解乏，跃马再追。甚至已数十日不离马鞍，手疲不能举马缰，以布带束腕系肩驭马。” 的战报后私下对幕僚们说：僧王只图近利，不谋远势，这么追下去的话，孙子兵法上说的好：必蹶上将军！ 事实的发展不出曾国藩所料。同治五年，新捻军在山东菏泽以北的高楼寨一带精心设伏，准备决战，求战心切的僧格林沁硬生生闯入了包围圈。一战下来，僧王全军马队六千，步队二万四千几乎被消灭干净，连僧王的首级都被小捻童张皮绠砍下。这个十来岁的少年提着僧王的头，戴着僧王的三眼花翎，兴高采烈的远去。僧格林沁这个一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莽将，结局竟是很没面子的死在一个孩子手里。击毙僧王的张皮绠，正是惨死在僧王手里的张乐行的后代。
　　
　　 “僧王所部骑兵最号八旗劲旅”，威震中外的八旗猛将僧王全军覆没，再无依靠的清廷只得眼看湘系曾国藩、淮系李鸿章的汉军全面取代八旗绿营而成为清朝的主要军力。这一政策变化，为辛亥年武昌首义爆发后南方各省的独立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僧格林沁的死，也敲响了清廷败亡的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