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为什么总出现在老百姓对立面

学者为什么总出现在老百姓对立面


学者本应代表社会良知，承担引导和修正社会发展轨迹的重任，但改革过程巨大的利益博弈中，由于国家在专家这一领域缺少对称的利益配置，导致一些声名显赫的专家并没有成为国家的利器，而蜕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从国家谋求利益的工具
　　
　　学者为什么总出现在老百姓对立面
　　
　　不久前，《新周刊》将近年来在网上流传的一些一线学者的典型言论做了一个专辑，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关注，有人惊呼：中国相当部分学者，在改革过程已沦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同路人。引发这一角色换位背后的一个深刻原因，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由于有明确和可被量化的巨大利益诉求，愿意通过各种途径为专家支付巨额费用，作为他们与国家进行博弈的成本，另一方面，国家却没有在专家领域配置对称的资源，与既得利益集团支付的巨额成本比较，专家缺少为国家和民族说话的利益驱动。
　　
　　改革近30年，一些明显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有损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的举措的出台，除中国的改革无现成经验可循，不得不承担探索风险外，与这一不对称的博弈格局也不无相关。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可能当推顾雏军以区区数亿人民币，短短几年就从国家手里掠夺了上百亿资产，却被一大批一线经济学家喻为“代表了中国的改革方向”。尤其值得忧虑的是，由于博弈在继续，这一格局依然在持续。
　　
　　上网费再次暴露“专家”立场
　　
　　 近年来，中国网民数量一直处于激增状态，预计再过两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上网人数最多的国家，但不到以个月前，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在中国数量庞大的网民中引起轩然大波。报告称，中国人上网费用占收入比例，要高出发达国家10倍！
　　拿着仅仅相当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几十分之一的钱，却要从中拿出高于发达国家收入比例十倍的钱来交给中国的互联网接入提供商，这显然让人难以接受，更据了解，部分发达国家比如韩国、新加坡，已实行了全民免费宽带，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宣布，2009年将实现全国免费上网。
　　
　　　　激烈的讨论中，一个叫曾剑秋的专家出面了，撰文信誓旦旦地表示，中国的上网费用并不高，印度宣称2009年将为其境内网络使用者提供两兆带宽的免费网络，是不可能的。
　　
　　 曾剑秋说：“通信业发展有规律，刚开始，用户少，规模小，单位成本比较高，资费就比较高，如果用户多了，就有规模效应，就能降下来。目前互联网正在转变的阶段”，“我也是用宽带，我感觉网络速度慢，掉线率高，原因是网民增加快，没有钱扩容，企业是需要生存的，一味地要求免费，是不科学的。”
　　
　　　　此言一出，网上骂声一片，几乎一边倒地对这些言论进行了口诛笔伐。分析他的说法，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中国国内上网资费水平不高。他关于“网费不高”的最充足的理由，是中国互联网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在等待着规模效益的出现。
　　
　　　　这就让人搞不明白了，互联网的规模效益要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出现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7年1月23日发布的《第1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6年底，我国网民人数达到了1.37亿，占中国人口总数的10.5%。报告中说，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网民人数增加了2600万人，是历年来网民增长最多的一年，增长率为23.4%。
　　
　　 网民数量1.37亿，意味着什么？在全世界范围里，中国网民数量已达到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如果说，拥有如此巨大网民数量的用户基础，还没达到互联网规模效益的规定条件，那么显然不是使用者数量错了，而是互联网错了。而且要注意到，世界银行报告里，提及的中国上网费用比较的对象，并不是限于美国，而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当然并不仅仅指美国，还包括欧洲、日本这样的国家。在欧洲国家里，当然也包括像安道尔、卢森堡乃至梵蒂冈这样的人口袖珍国家。按照“达到规模费用才能下降”的观点，这种小国的上网费应该非常昂贵，但实际上，虽然他们人均收入比我们高几十倍，但上网费却比我们低得多。
　　
　　　　　　　　官产学一体的专家体系
　　
　　　　为什么曾剑秋会冒天下之大不讳，放胆说出这些必定要遭到网民唾骂的言论？也许从他担任的社会角色可以窥知一二，从网上很容易查到，曾剑秋，北京邮电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竞争力与IT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兼职：亚太网络运行与管理论坛以及IEEE专家。
　　
　　　　北京邮电大学原先作为信产部直属院校，与信产部有着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即使现在，该学校与信产部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信产部的决策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而北邮的教授们，不少都担任着信产部研究机构的客座专家、以及通信行业大大小小企业的顾问；而该领域垄断化程度之高，也是众所周知的。
　　
　　　　也许，正是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才有曾剑秋一再为信产部挺身而出的壮举，最近，针对中国移动通信漫游费的指责，再次成为社会热点，人们发现，在与国际接轨的说辞中，中国的移动通讯服务提供商们偷梁换柱，经年累月地向用户收取高额漫游费，可是，这项收费，在被奉为“行动指向标”的国际惯例中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在民意的推动下，2007年3月22日召开的“信息产业部2007年中国电信业发展与政策通报会”，降低手机国内漫游费被列为今年电信资费管理重点。
　　
　　　　对于移动通讯漫游费，这位北邮教授业也抛出了一套说辞。
　　
　　 曾剑秋支持“移动通讯漫游费”的理由，是在外地打手机需要在基站之间转换，手机经过别的地域时加收“漫游费”有一定的历史沿革。所以，“取消手机漫游费在当前还不能一蹴而就，只能先通过降低漫游费来确保这一政策平稳过渡。因漫游费是整个资费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取消漫游费的影响会很大。如果取消漫游费，手机的通话费便与固定电话的通话费相当或更低，对固定电话运营将产生强烈冲击”。
　　　　
　　　　这一番话，考虑了手机运营商，考虑了固话运营商，考虑了信产部收益，考虑了行业效能……如此这般的考虑当中，惟独不见了最终用户、也就是消费者的利益。更没有考虑市场经济形态下的制度合理性。有了这种的心态和立场。就不难理解同为北京邮电大学的文法经济学院教授杜振华，会向社会抛出《手机双向收费比单向收费更有利于消费者》这样注定会激起群愤的文章。
　　
　　　　　　　专家为什么专和老百姓过不去
　　
　　 像这样公然站在社会正义对立面讲话的专家，在当前中国可谓举不甚举。
　　
　　　　2003年10月份，国家“畅通工程”专家组组长王炜教授，一句“自行车多是城市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引起了轩然大波。10月2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题目干脆就是“专家‘专和老百姓过不去’”。评论说，王炜之说一出，“争议骤起，至今犹有余波。争议是一边倒的，王炜被群起而攻之，并掺杂有学术之外的人身攻击与谩骂，而支持王炜的声音则相当微弱。有人质疑：专家，专和老百姓过不去的家伙？公众首先认定王炜的观点是一种悖论，进而推想，为什么一个国家级专家竟会有这么荒谬的观点？惟一能解释得通的，是王炜的观点并非出于科学精神，而是出于故意———专和老百姓过不去！”
　　
　　 　　2003年11月4日，中央电视台“央视论坛”节目播出了一期题为“清剿‘洋泾浜’”的节目。节目里请了中国人民大学英语系主任张勇先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担任嘉宾。节目里两位嘉宾开宗明义直奔主题，说到如今在我国英语地位越来越重要。焦国标说：“我觉得英文的重要程度就像普通话一样，它的趋势是肯定的。现在没有普通话重要，但是它总有一天会像普通话一样重要”张勇先也认为，“我觉得英语现在应该是一种国际语言，在全世界6000多种语言当中，它是最广泛的一种，用的地方非常多，……在交通枢纽一些地方欠缺，找不到路，给人一种紧张情绪，给外国人带来很多旅行生活方面的不便。”
　　
　　　　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研究所长喻国明教授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公然声称媒介应该去关注掌握着社会话语权的人——那些“产业界、财经界的领袖”，应该关注这些人所关注的事务和现象，这样才能“触及社会崩得最紧的那根神经”，来适应媒介竞争。
　　
　　　　媒体是社会公器，关注的是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的是国家、民族利益，让媒体以“关注掌握着社会话语权的人”的方式获得竞争优势，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沦为这个群体寻求更大社会权利，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居于更有利的位置，进而占据社会道德高地、削弱国家威性和普通国民利益的工具。
　　
　　　　　　　　　　寻租已进入知识界
　　
　　 在经济学界，学者与既得利益集团站在一起的现象尤其明显。
　　一些经济学家无视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对于腐败反感的现实，依然宣传着“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温床”之类的说法。甚至著书立说来加深人们对这一荒谬观点的认识，用一套完整的理论来解释“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腐败是次优选择”。（“有些腐败的存在，不是最好也是次优”，经济管理出版社《中国经济大论战》）
　　
　　 几年前，针对经济学界群魔乱舞的状况，经济学家左大培曾提出“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这个观点，他认为，一些处于霸主地位的经济学家，对于广大民众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于不顾，也不关心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而热衷参与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和资源的瓜分，“这一批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的所作所为向我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警告：警惕有人用金钱来收买经济学界！过去我们揭露‘寻租现象’，总以为‘寻租’的人只是在政界用金钱收买政治家和官员，而在不知不觉中，各种有钱人物的‘寻租’之手已经伸进了经济学界……”。
　　
　　 曾有人统计，大多数国内一线经济学家，都兼着国内外一些公司的董事和顾问，“拿着人家的钱为人家说话；或者到处开会吃请，谁招待优厚就替谁说话，而且乐此不疲。这些人也沾着‘大款’们的光先富起来，只苦了中国那些在通货膨胀中挣扎的小老百姓们和急需治国良策的政府……”（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年8月首次印刷《以民为主，关注民生》44～45页）
　　
　　 经济学家杨帆对这一现象感到非常不安，“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出现了顽固的‘市场教条主义’。这种市场教条主义在思维方式上并没有超过计划经济教条主义的水平，只不过是在同一层次上的简单对立，这就严重地妨碍我们科学地认识目前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市场教条主义与新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相结合，并被国际敌对势力所利用，就必然以各种手段排斥异己，树立学术霸权，从根本上破坏经济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客观公正性和实证性。”
　　
　　　　　　　　　　　　　研究和私利高度搅和
　　
　　 2004年12月9日《南方周末》载文，在安全存在疑问的情况下，中国一些颇具权威的农业专家大力推动转基因稻米的商业化种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就有16名。这些权威专家利用发表文章、上书国务院领导、召开会议等手段，竭尽所能地鼓动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生产。且这种鼓动已引起官方非同寻常的重视，并进入程序性的动议阶段：2004年12月1日，农业部召开了有50余位科学家和官员参加的专门会议，会上就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初步决定。“这项决定如果近期获得农业部的批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大米生产和消费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这意味着：“很多中国人以后吃的将是转基因大米，而不是传统大米”。
　　
　　 文章同时披露：全球最大的环保组织之一“绿色和平”向《南方周末》透露，由于一些转基因科学家及其支持者和转基因商业公司、包括国际转基因巨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致科学研究和私利搅和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获得巨大利益的很可能不是这些科学家所宣称的“国家”和“农民”，而是一些利益集团；其结果是，（1）中国大部分公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改变了主食；（2）中国种稻农民和中国稻米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须向国际老板和国内合作者年复一年地交纳转基因稻米专利费；（3）长期食用转基因水稻可能对人体存在安全隐患；（4）大面积种植转基因水稻对植物环境可能造成污染。
　　
　　　　当专家沦为赤裸裸的强势利益集团代言人，并且连最起码的公正和良知都放逐到九霄云外之后，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的风险，也在以乘数效应放大，并已经和正在对整个社会产生恶劣影响学者为什么总出现在老百姓对立面


学者本应代表社会良知，承担引导和修正社会发展轨迹的重任，但改革过程巨大的利益博弈中，由于国家在专家这一领域缺少对称的利益配置，导致一些声名显赫的专家并没有成为国家的利器，而蜕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从国家谋求利益的工具
　　
　　学者为什么总出现在老百姓对立面
　　
　　不久前，《新周刊》将近年来在网上流传的一些一线学者的典型言论做了一个专辑，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关注，有人惊呼：中国相当部分学者，在改革过程已沦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同路人。引发这一角色换位背后的一个深刻原因，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由于有明确和可被量化的巨大利益诉求，愿意通过各种途径为专家支付巨额费用，作为他们与国家进行博弈的成本，另一方面，国家却没有在专家领域配置对称的资源，与既得利益集团支付的巨额成本比较，专家缺少为国家和民族说话的利益驱动。
　　
　　改革近30年，一些明显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有损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的举措的出台，除中国的改革无现成经验可循，不得不承担探索风险外，与这一不对称的博弈格局也不无相关。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可能当推顾雏军以区区数亿人民币，短短几年就从国家手里掠夺了上百亿资产，却被一大批一线经济学家喻为“代表了中国的改革方向”。尤其值得忧虑的是，由于博弈在继续，这一格局依然在持续。
　　
　　上网费再次暴露“专家”立场
　　
　　 近年来，中国网民数量一直处于激增状态，预计再过两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上网人数最多的国家，但不到以个月前，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在中国数量庞大的网民中引起轩然大波。报告称，中国人上网费用占收入比例，要高出发达国家10倍！
　　拿着仅仅相当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几十分之一的钱，却要从中拿出高于发达国家收入比例十倍的钱来交给中国的互联网接入提供商，这显然让人难以接受，更据了解，部分发达国家比如韩国、新加坡，已实行了全民免费宽带，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宣布，2009年将实现全国免费上网。
　　
　　　　激烈的讨论中，一个叫曾剑秋的专家出面了，撰文信誓旦旦地表示，中国的上网费用并不高，印度宣称2009年将为其境内网络使用者提供两兆带宽的免费网络，是不可能的。
　　
　　 曾剑秋说：“通信业发展有规律，刚开始，用户少，规模小，单位成本比较高，资费就比较高，如果用户多了，就有规模效应，就能降下来。目前互联网正在转变的阶段”，“我也是用宽带，我感觉网络速度慢，掉线率高，原因是网民增加快，没有钱扩容，企业是需要生存的，一味地要求免费，是不科学的。”
　　
　　　　此言一出，网上骂声一片，几乎一边倒地对这些言论进行了口诛笔伐。分析他的说法，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中国国内上网资费水平不高。他关于“网费不高”的最充足的理由，是中国互联网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在等待着规模效益的出现。
　　
　　　　这就让人搞不明白了，互联网的规模效益要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出现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7年1月23日发布的《第1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6年底，我国网民人数达到了1.37亿，占中国人口总数的10.5%。报告中说，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网民人数增加了2600万人，是历年来网民增长最多的一年，增长率为23.4%。
　　
　　 网民数量1.37亿，意味着什么？在全世界范围里，中国网民数量已达到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如果说，拥有如此巨大网民数量的用户基础，还没达到互联网规模效益的规定条件，那么显然不是使用者数量错了，而是互联网错了。而且要注意到，世界银行报告里，提及的中国上网费用比较的对象，并不是限于美国，而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当然并不仅仅指美国，还包括欧洲、日本这样的国家。在欧洲国家里，当然也包括像安道尔、卢森堡乃至梵蒂冈这样的人口袖珍国家。按照“达到规模费用才能下降”的观点，这种小国的上网费应该非常昂贵，但实际上，虽然他们人均收入比我们高几十倍，但上网费却比我们低得多。
　　
　　　　　　　　官产学一体的专家体系
　　
　　　　为什么曾剑秋会冒天下之大不讳，放胆说出这些必定要遭到网民唾骂的言论？也许从他担任的社会角色可以窥知一二，从网上很容易查到，曾剑秋，北京邮电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竞争力与IT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兼职：亚太网络运行与管理论坛以及IEEE专家。
　　
　　　　北京邮电大学原先作为信产部直属院校，与信产部有着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即使现在，该学校与信产部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信产部的决策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而北邮的教授们，不少都担任着信产部研究机构的客座专家、以及通信行业大大小小企业的顾问；而该领域垄断化程度之高，也是众所周知的。
　　
　　　　也许，正是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才有曾剑秋一再为信产部挺身而出的壮举，最近，针对中国移动通信漫游费的指责，再次成为社会热点，人们发现，在与国际接轨的说辞中，中国的移动通讯服务提供商们偷梁换柱，经年累月地向用户收取高额漫游费，可是，这项收费，在被奉为“行动指向标”的国际惯例中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在民意的推动下，2007年3月22日召开的“信息产业部2007年中国电信业发展与政策通报会”，降低手机国内漫游费被列为今年电信资费管理重点。
　　
　　　　对于移动通讯漫游费，这位北邮教授业也抛出了一套说辞。
　　
　　 曾剑秋支持“移动通讯漫游费”的理由，是在外地打手机需要在基站之间转换，手机经过别的地域时加收“漫游费”有一定的历史沿革。所以，“取消手机漫游费在当前还不能一蹴而就，只能先通过降低漫游费来确保这一政策平稳过渡。因漫游费是整个资费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取消漫游费的影响会很大。如果取消漫游费，手机的通话费便与固定电话的通话费相当或更低，对固定电话运营将产生强烈冲击”。
　　　　
　　　　这一番话，考虑了手机运营商，考虑了固话运营商，考虑了信产部收益，考虑了行业效能……如此这般的考虑当中，惟独不见了最终用户、也就是消费者的利益。更没有考虑市场经济形态下的制度合理性。有了这种的心态和立场。就不难理解同为北京邮电大学的文法经济学院教授杜振华，会向社会抛出《手机双向收费比单向收费更有利于消费者》这样注定会激起群愤的文章。
　　
　　　　　　　专家为什么专和老百姓过不去
　　
　　 像这样公然站在社会正义对立面讲话的专家，在当前中国可谓举不甚举。
　　
　　　　2003年10月份，国家“畅通工程”专家组组长王炜教授，一句“自行车多是城市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引起了轩然大波。10月2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题目干脆就是“专家‘专和老百姓过不去’”。评论说，王炜之说一出，“争议骤起，至今犹有余波。争议是一边倒的，王炜被群起而攻之，并掺杂有学术之外的人身攻击与谩骂，而支持王炜的声音则相当微弱。有人质疑：专家，专和老百姓过不去的家伙？公众首先认定王炜的观点是一种悖论，进而推想，为什么一个国家级专家竟会有这么荒谬的观点？惟一能解释得通的，是王炜的观点并非出于科学精神，而是出于故意———专和老百姓过不去！”
　　
　　 　　2003年11月4日，中央电视台“央视论坛”节目播出了一期题为“清剿‘洋泾浜’”的节目。节目里请了中国人民大学英语系主任张勇先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担任嘉宾。节目里两位嘉宾开宗明义直奔主题，说到如今在我国英语地位越来越重要。焦国标说：“我觉得英文的重要程度就像普通话一样，它的趋势是肯定的。现在没有普通话重要，但是它总有一天会像普通话一样重要”张勇先也认为，“我觉得英语现在应该是一种国际语言，在全世界6000多种语言当中，它是最广泛的一种，用的地方非常多，……在交通枢纽一些地方欠缺，找不到路，给人一种紧张情绪，给外国人带来很多旅行生活方面的不便。”
　　
　　　　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研究所长喻国明教授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公然声称媒介应该去关注掌握着社会话语权的人——那些“产业界、财经界的领袖”，应该关注这些人所关注的事务和现象，这样才能“触及社会崩得最紧的那根神经”，来适应媒介竞争。
　　
　　　　媒体是社会公器，关注的是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的是国家、民族利益，让媒体以“关注掌握着社会话语权的人”的方式获得竞争优势，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沦为这个群体寻求更大社会权利，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居于更有利的位置，进而占据社会道德高地、削弱国家威性和普通国民利益的工具。
　　
　　　　　　　　　　寻租已进入知识界
　　
　　 在经济学界，学者与既得利益集团站在一起的现象尤其明显。
　　一些经济学家无视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对于腐败反感的现实，依然宣传着“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温床”之类的说法。甚至著书立说来加深人们对这一荒谬观点的认识，用一套完整的理论来解释“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腐败是次优选择”。（“有些腐败的存在，不是最好也是次优”，经济管理出版社《中国经济大论战》）
　　
　　 几年前，针对经济学界群魔乱舞的状况，经济学家左大培曾提出“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这个观点，他认为，一些处于霸主地位的经济学家，对于广大民众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于不顾，也不关心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而热衷参与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和资源的瓜分，“这一批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的所作所为向我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警告：警惕有人用金钱来收买经济学界！过去我们揭露‘寻租现象’，总以为‘寻租’的人只是在政界用金钱收买政治家和官员，而在不知不觉中，各种有钱人物的‘寻租’之手已经伸进了经济学界……”。
　　
　　 曾有人统计，大多数国内一线经济学家，都兼着国内外一些公司的董事和顾问，“拿着人家的钱为人家说话；或者到处开会吃请，谁招待优厚就替谁说话，而且乐此不疲。这些人也沾着‘大款’们的光先富起来，只苦了中国那些在通货膨胀中挣扎的小老百姓们和急需治国良策的政府……”（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年8月首次印刷《以民为主，关注民生》44～45页）
　　
　　 经济学家杨帆对这一现象感到非常不安，“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出现了顽固的‘市场教条主义’。这种市场教条主义在思维方式上并没有超过计划经济教条主义的水平，只不过是在同一层次上的简单对立，这就严重地妨碍我们科学地认识目前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市场教条主义与新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相结合，并被国际敌对势力所利用，就必然以各种手段排斥异己，树立学术霸权，从根本上破坏经济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客观公正性和实证性。”
　　
　　　　　　　　　　　　　研究和私利高度搅和
　　
　　 2004年12月9日《南方周末》载文，在安全存在疑问的情况下，中国一些颇具权威的农业专家大力推动转基因稻米的商业化种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就有16名。这些权威专家利用发表文章、上书国务院领导、召开会议等手段，竭尽所能地鼓动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生产。且这种鼓动已引起官方非同寻常的重视，并进入程序性的动议阶段：2004年12月1日，农业部召开了有50余位科学家和官员参加的专门会议，会上就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初步决定。“这项决定如果近期获得农业部的批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大米生产和消费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这意味着：“很多中国人以后吃的将是转基因大米，而不是传统大米”。
　　
　　 文章同时披露：全球最大的环保组织之一“绿色和平”向《南方周末》透露，由于一些转基因科学家及其支持者和转基因商业公司、包括国际转基因巨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致科学研究和私利搅和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获得巨大利益的很可能不是这些科学家所宣称的“国家”和“农民”，而是一些利益集团；其结果是，（1）中国大部分公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改变了主食；（2）中国种稻农民和中国稻米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须向国际老板和国内合作者年复一年地交纳转基因稻米专利费；（3）长期食用转基因水稻可能对人体存在安全隐患；（4）大面积种植转基因水稻对植物环境可能造成污染。
　　
　　　　当专家沦为赤裸裸的强势利益集团代言人，并且连最起码的公正和良知都放逐到九霄云外之后，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的风险，也在以乘数效应放大，并已经和正在对整个社会产生恶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