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918事变老蒋究竟有没有下令，谈我个人的看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2:49:58
918事变老蒋究竟有没有下令，谈我个人的看法
最近网上有一个所谓的辟谣贴，其中说什么918事变的时候老蒋没有下过不抵抗的命令。我只能说一下我自己接触的资料。
以前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刊登过东北军将领何柱国的文章。据何回忆，1931年9月11日（918前一个星期），老蒋和小张进行过一次秘密会谈。老蒋告诉小张，根据可靠情报，日本要在东北动手了，叫小张不要抵抗，等待国联主持正义。如果有人不相信的话，可以查阅文史资料选辑的原文。918事变老蒋究竟有没有下令，谈我个人的看法
最近网上有一个所谓的辟谣贴，其中说什么918事变的时候老蒋没有下过不抵抗的命令。我只能说一下我自己接触的资料。
以前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刊登过东北军将领何柱国的文章。据何回忆，1931年9月11日（918前一个星期），老蒋和小张进行过一次秘密会谈。老蒋告诉小张，根据可靠情报，日本要在东北动手了，叫小张不要抵抗，等待国联主持正义。如果有人不相信的话，可以查阅文史资料选辑的原文。
最近网上有一个所谓的辟谣贴，其中说什么918事变的时候老蒋没有下过不抵抗的命令。我只能说一下我自己接触的资料。
以前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刊登过东北军将领何柱国的文章。据何回忆，1931年9月11日（918前一个星期），老蒋和小张进行过一次秘密会谈。老蒋告诉小张，根据可靠情报，日本要在东北动手了，叫小张不要抵抗，等待国联主持正义。如果有人不相信的话，可以查阅文史资料选辑的原文。918事变老蒋究竟有没有下令，谈我个人的看法
最近网上有一个所谓的辟谣贴，其中说什么918事变的时候老蒋没有下过不抵抗的命令。我只能说一下我自己接触的资料。
以前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刊登过东北军将领何柱国的文章。据何回忆，1931年9月11日（918前一个星期），老蒋和小张进行过一次秘密会谈。老蒋告诉小张，根据可靠情报，日本要在东北动手了，叫小张不要抵抗，等待国联主持正义。如果有人不相信的话，可以查阅文史资料选辑的原文。
原帖由 3d小菜鸟 于 2007-5-3 10:22 发表
918事变老蒋究竟有没有下令，谈我个人的看法
最近网上有一个所谓的辟谣贴，其中说什么918事变的时候老蒋没有下过不抵抗的命令。我只能说一下我自己接触的资料。
以前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刊登过东北军将领何柱 ...
李敖、汪曾祺和作写的“蒋介石其人”这本书里面站门提到了吉林省档案局里面的资料，好像有蒋发给张学良的电文原文，意思大概就是说要不抵抗之类.........记不清楚了，那位有时间自己去查一下。
<蒋介石评传> 李敖
918之夜蒋结石的不抵抗电报可能不存在,但张学魉不抵抗行为确实是贯彻蒋结石的一贯指示.
蒋介石=蒋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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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是不是很有义气？
老蒋说有挑衅不于抵抗而不是说人家灭你了你还不抵抗!
无论.......如何......都...........
蒋介石在这件事情上责任绝对是无可推卸的，不过张学良也真是个胸无大志的人。
自己老爸被日本人炸死了，就不想着报仇？不想着报仇也不盯着点日本人，别那天把他也给炸了？
结果自己该唱歌唱歌，该跳舞跳舞。这是30年代中国国难当头，内忧外患的时候一个当权者应该做的事情吗？
自己老爸被日本人炸死了，就不想着报仇？不想着报仇也不盯着点日本人，别那天把他也给炸了？
结果自己该唱歌唱歌，该跳舞跳舞。这是30年代中国国难当头，内忧外患的时候一个当权者应该做的事情吗？
张学良在80年代接受日本NHK采访时承认918是他自己下令不抵抗的，这点在他的口述自传中也再次承认了。
世上绝大部分人辛劳一生，但暮年回首，终究是碌碌无为，而有些人生来却注定要做大事。张学良，作为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在中国走向统一的浪潮中遽然被推上政治舞台中心，又处身于当时中国最大敌人日本直接压迫下，似乎注定就是要做大事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张学良的每一个重大选择几乎都是事关国脉之举，西安事变更是把他传奇的一生定格在最强烈的音符上。这样一个传奇人物，他白首话当年时自非常人可比，引起人们的广泛注目也是意料中事，在他自述基础上写成的《张学良世纪传奇》（以下简称《张》书）（唐德刚访问、王书君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出版后销售极畅就是一个明证。
《张》书以张学良的自述为经，以作者的历史记叙为纬，再现了张学良精彩绝伦的一生。作者忠实于张学良的自述，其历史记述基本以张本人的自述为中心，是对张自述的补充、说明和展开。这样做，当然是建立在对传主的高度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是张学良人格魅力的反映。
但是，历史毕竟是用历史事实写成的，大人物的言论值得重视，但并不一定代表历史真实。用自己的语言去回忆一生的经历，这是当事者的权力；而用历史史料去衡量他们的回忆，则是历史学者的义务。这不是对当事者的不信任，而是对个人能力有限性的承认。如果用这一标准衡量，作为一本传记而不是单纯的回忆录，《张》书在史实的验证、考订上所作的工作远远不能让人满意，对一些重大历史事实的描述和由第一手历史资料显示的历史现象存在距离。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出于作者对传主的善意，但真正的善意恰恰是尽可能还传主一个历史的真实。
九一八的不抵抗问题
九一八事变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遭遇的重大考验，他在事变中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则是其20世纪30年代前期倍受国人诟病的缘由。张在自述中澄清了所谓蒋介石有过不抵抗指示的传言（这并不意味着蒋当时的思路和张有本质的差异，也不能开脱蒋介石作为政府领导人应承担的责任），明确表示蒋介石当时对东北不拥有决定政策的能力，这是自述很有价值的部分，印证了包括新公开的蒋中正特藏档案等历史档案的有关记载。在表示要由个人承当不抵抗责任同时，张强调，他之所以实行不抵抗政策，关键在于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标判断有误，没有意识到日本攘夺整个东北的野心，主观上希望息事宁人，结果导致大局的失误。张的这一说法为《张》书作者所接受，并作了反复论证。
不能简单说张学良的这种说法是避重就轻，当时张的不抵抗政策确实和判断上的失误有关，但是，如果仅仅用判断失误来解释，又显然不足以让人信服。事变爆发前后，张学良有一系列关于不抵抗的指示，1931年7月6日，他电示东北政务委员会，告诫：“此时若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中村事件发生后，他致电留守东北的军政长官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事变爆发当晚，又明确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19日、20日，张两次对舆论表态，表示：“东北军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坦言：“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枪械，不得作报复行动。”22日，在日军侵略行动向东北全境扩展时，他仍指示所部“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期保全”。由以上张一系列表态看，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并不是毫无所觉，不抵抗的原因主要是基于抵抗必败的判断，是一种自觉的行动。
如果说九一八当时还存在息事宁人的可能的话，在日本已经占领东北广大地区并向锦州发动进攻时，依然执行消极抵抗政策就更难以自圆其说了。锦州是中国在东北的最后象征性政权所在地，日本进攻锦州是其囊括东北的最后一战，同时也是张学良表明抵抗态度的最后机会，此时已经根本不存在对日本在东北行动目的的判断问题。但是，面对全国舆论一致的抵抗要求和国民政府的抵抗表态，张学良仍屡屡以饷械为由加以推脱，以致锦州只是作了一点象征性抵抗后即迅告放弃。其实，当时张学良控制的华北地方政权拥有基本独立的财政支配权，在国民政府已经在财政上加以支持的情况下，一味强调缺钱缺枪实在不足以服人。倒是他自己当时给吴稚晖的一封信很能说明问题。1931年12月30日，锦州被放弃次日，张在致吴函中说道：“国家之情势如此，国家之实力又如此，胡敢再以救国之故而重其误。”所谓“重其误”，是指他前一年在中原大战中入关助蒋，以致东北实力空虚，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言下之意，此时再集中兵力守锦可能重蹈九一八覆辙，使日本人在华北生事。所以，他在致国民政府电报中明确谈到：“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明显将华北安危的考虑放到东北之上。循着上述两函电透露的的思路，其实可以发现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一些症结。1930年“九一八”张学良拥兵入关，最重要的后果是造成了蒋、张的势力分配，张学良取代冯玉祥、阎锡山获得对华北广大地区的控制权，这使张在面对日本时，政治判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东北不再是其唯一可以依靠的政治基地，与其把华北精兵强将投入毫无希望的东北对日作战中，不如保守华北的既得利益，这是张致国民政府电及致吴函中隐约透露出的信息，揆诸当时的政治格局，这一判断对张学良乃至对日本人其实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是这显然不是判断失误的问题，而是政治上的瞻前顾后。
当然，张学良当时作出这样的选择，确也有其不得已的一面，正像他在事变后一再强调的，“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其潜台词即是，东北的责任应由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负起，而当时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还只是张皮，无论其地位、实力、意愿，都承担不了在东北作战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要张独任巨艰，确实也有点勉为其难。所以张学良当时曾感慨系之：“现在须将国内先统一，外侮自然减退”。事实上，张学良如果要为自己辩护或者想为张学良辩护的话，强调这一点也许远比强调判断上的失误更有说服力.
无论如何，不抵抗造成的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张学良说他当时对日本判断出现了问题，其实，当时发动事变的日本军人何尝又对张学良的反应有多少把握。张学良意外于日本军人的狂妄野心，日本军人或许也意外于东北的不抵抗，历史的进程本来经常就是合力的结果，一方力量的消失当然就意味着另一方力量的伸展。从这一意义上说，蒋介石解释1928年济南事变时为何留一个团守济一段话其实很值得张学良参考：“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并且表示济南是日本兵力强占的，而不是中国自己放弃的。”抵抗不一定有成算，但不抵抗则万万不会有希望，何况其所激起对方贪欲的危害，往往更远远大出不抵抗本身。所以，或许当时张学良对日本的判断不一定是失误，失误的是他的行动，这也是为什么历史记载看中的往往是当事者的行动而不是其判断的缘由。因为在这些判断里面，包含着太多我们不可知的境域。
1933年张学良辞职问题
1933年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北上会晤张学良，决定张学良辞职，这是张学良一生中的又一件大事。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一事件对张未必不是好事，他振作精神、洗心革面正是由此开始，但对当事者而言，这肯定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因此张自述中说这是蒋处心积虑要夺他的兵权就很可以理解，而《张》书本着尊重传主的态度对这一说法也予以肯定。不过书中紧接着又提到，第二年张归国后，蒋将军队又交还张氏。由于书中未对蒋这一做法的背景、动机、目的作出交待，多少让人感到前后的说法有点不合逻辑。也有研究者曾经提到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借重张的声威，但和十几万军队相比，被迫辞职的张学良当时可以提供的资源似乎未必那么充足。
深入观察一下热河问题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开始觊觎紧邻东北的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原属东北军系统，此时归张学良为首的北平绥靖公署管辖，于公于私，张对热河安危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汤玉麟面对日本压力和诱引，首鼠两端，公开表示：“如果日本人真有一天来进攻，我只有后退……九一八事变事变东三省有这么多的军队不能抵抗，我怎好抵抗呢？”热河居于屏障华北的地理要冲，汤玉麟的态度严重威胁到华北地区的安全。鉴于此，1932年年中，蒋介石连电张学良，要其迅速出兵，直接接管热河，指其为“以后治乱关键”。但张对触动汤玉麟这一东北系老人不无顾虑，更担心此举会触动日军，危及平津，未如计采取行动，对此，蒋深为遗憾，在日记中责张“不足与共事”。而行政院长汪精卫态度更是激烈，8月份发出鱼电，公开指责张学良在居实力、地利之便情况下，“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要张“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同时其本人也立即请辞。
汪精卫态度如此激烈，和他直接处身与张交涉第一线有关，张的一些要求令他不胜其烦。当然，这其中或许还夹杂着小小的或公或私的怨怼。汪的亲信陈公博回忆，6月间，汪精卫与宋子文曾专程赴平与张学良商议对热问题，“而张汉卿只和汪先生见过一次面……他若装病不出门也罢了，而他夜里偏和宋子文划船游北海。”汪的鱼电发表后，全国大哗，政府首脑和封疆大吏在基本不涉及权益之争情况下，闹出辞职风波，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首次，颇有点责任政治的味道。最终蒋介石由于担心“激成北方将领之怨愤”，在汪、张之间还是选择了张学良，汪精卫称病住院、上山、离国，而张学良则由蒋介石移花接木，卸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转任新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副委员长，代蒋任委员长。这一结果，汪精卫虽然去职，却博得了一定的政治声名；张学良实力未损，但九一八以来遭受的舆论压力却更沉重；而出兵热河的国家安危大计，则在张、汪的吵吵嚷嚷和蒋的捣浆糊中无疾而终。
1932年底，日寇图热日急，蒋介石密备部队准备北上，同时致电张学良指出：“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但张学良对中央军北开还有所抵触，担心影响到其对华北统治，而蒋对张这一态度似乎也心知肚明，在作出高姿态后，即以张的态度顺坡下驴，热河防御仍然是糊里糊涂。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占领临榆县城，热河危在旦夕。张学良见势不妙，一面紧急向热河增兵，一面请中央军北上增援。此时，蒋介石却又开始拿腔作调，他对张学良前此不欲中央军北上的表态耿耿于怀，致电张学良表示：“中央部队如北上为预备队恐友军多虑……故未开战以前，中央军不如缓上。”大敌当前，蒋、张却津津计较得失，予日军以可乘之机。
2月下旬，日军向热河发动进攻，由于准备不周，军无斗志，中国在该地区十多万大军很快全线崩溃，素有天险之称的热河十天之内即沦于敌手。对这样的惨败，南京政府不能不有所交待，作为华北军事实际负责者，张学良自己也知道难辞其咎。3月6日，张学良致电国民政府引咎辞职，9日，蒋介石抵保定晤张，同意张辞职。热河事件，南京政府固然有其领导责任，蒋介石个人责任也可以追索，但既有汪精卫之鱼电，又有蒋的种种表态于前，在当时南京对华北军事没有实际控制权的情况下，究竟不能让其负主要责任，因此，如研究者所说：“热河不过旬日即告失陷，张学良作为华北军事实际负责者，事先无应变之方，事发后又优柔寡断，以致一败再败，丧师失地，自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其下野实属顺理成章。把张学良说成是事件的受害者，是替罪羊，甚而是蒋介石蓄意布置的阴谋的牺牲品，和当时的历史事实究竟隔得远了一些，历史不能因人而写。
《张》书以张学良的自述为经，以作者的历史记叙为纬，再现了张学良精彩绝伦的一生。作者忠实于张学良的自述，其历史记述基本以张本人的自述为中心，是对张自述的补充、说明和展开。这样做，当然是建立在对传主的高度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是张学良人格魅力的反映。
但是，历史毕竟是用历史事实写成的，大人物的言论值得重视，但并不一定代表历史真实。用自己的语言去回忆一生的经历，这是当事者的权力；而用历史史料去衡量他们的回忆，则是历史学者的义务。这不是对当事者的不信任，而是对个人能力有限性的承认。如果用这一标准衡量，作为一本传记而不是单纯的回忆录，《张》书在史实的验证、考订上所作的工作远远不能让人满意，对一些重大历史事实的描述和由第一手历史资料显示的历史现象存在距离。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出于作者对传主的善意，但真正的善意恰恰是尽可能还传主一个历史的真实。
九一八的不抵抗问题
九一八事变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遭遇的重大考验，他在事变中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则是其20世纪30年代前期倍受国人诟病的缘由。张在自述中澄清了所谓蒋介石有过不抵抗指示的传言（这并不意味着蒋当时的思路和张有本质的差异，也不能开脱蒋介石作为政府领导人应承担的责任），明确表示蒋介石当时对东北不拥有决定政策的能力，这是自述很有价值的部分，印证了包括新公开的蒋中正特藏档案等历史档案的有关记载。在表示要由个人承当不抵抗责任同时，张强调，他之所以实行不抵抗政策，关键在于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标判断有误，没有意识到日本攘夺整个东北的野心，主观上希望息事宁人，结果导致大局的失误。张的这一说法为《张》书作者所接受，并作了反复论证。
不能简单说张学良的这种说法是避重就轻，当时张的不抵抗政策确实和判断上的失误有关，但是，如果仅仅用判断失误来解释，又显然不足以让人信服。事变爆发前后，张学良有一系列关于不抵抗的指示，1931年7月6日，他电示东北政务委员会，告诫：“此时若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中村事件发生后，他致电留守东北的军政长官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事变爆发当晚，又明确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19日、20日，张两次对舆论表态，表示：“东北军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坦言：“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枪械，不得作报复行动。”22日，在日军侵略行动向东北全境扩展时，他仍指示所部“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期保全”。由以上张一系列表态看，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并不是毫无所觉，不抵抗的原因主要是基于抵抗必败的判断，是一种自觉的行动。
如果说九一八当时还存在息事宁人的可能的话，在日本已经占领东北广大地区并向锦州发动进攻时，依然执行消极抵抗政策就更难以自圆其说了。锦州是中国在东北的最后象征性政权所在地，日本进攻锦州是其囊括东北的最后一战，同时也是张学良表明抵抗态度的最后机会，此时已经根本不存在对日本在东北行动目的的判断问题。但是，面对全国舆论一致的抵抗要求和国民政府的抵抗表态，张学良仍屡屡以饷械为由加以推脱，以致锦州只是作了一点象征性抵抗后即迅告放弃。其实，当时张学良控制的华北地方政权拥有基本独立的财政支配权，在国民政府已经在财政上加以支持的情况下，一味强调缺钱缺枪实在不足以服人。倒是他自己当时给吴稚晖的一封信很能说明问题。1931年12月30日，锦州被放弃次日，张在致吴函中说道：“国家之情势如此，国家之实力又如此，胡敢再以救国之故而重其误。”所谓“重其误”，是指他前一年在中原大战中入关助蒋，以致东北实力空虚，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言下之意，此时再集中兵力守锦可能重蹈九一八覆辙，使日本人在华北生事。所以，他在致国民政府电报中明确谈到：“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明显将华北安危的考虑放到东北之上。循着上述两函电透露的的思路，其实可以发现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一些症结。1930年“九一八”张学良拥兵入关，最重要的后果是造成了蒋、张的势力分配，张学良取代冯玉祥、阎锡山获得对华北广大地区的控制权，这使张在面对日本时，政治判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东北不再是其唯一可以依靠的政治基地，与其把华北精兵强将投入毫无希望的东北对日作战中，不如保守华北的既得利益，这是张致国民政府电及致吴函中隐约透露出的信息，揆诸当时的政治格局，这一判断对张学良乃至对日本人其实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是这显然不是判断失误的问题，而是政治上的瞻前顾后。
当然，张学良当时作出这样的选择，确也有其不得已的一面，正像他在事变后一再强调的，“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其潜台词即是，东北的责任应由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负起，而当时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还只是张皮，无论其地位、实力、意愿，都承担不了在东北作战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要张独任巨艰，确实也有点勉为其难。所以张学良当时曾感慨系之：“现在须将国内先统一，外侮自然减退”。事实上，张学良如果要为自己辩护或者想为张学良辩护的话，强调这一点也许远比强调判断上的失误更有说服力.
无论如何，不抵抗造成的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张学良说他当时对日本判断出现了问题，其实，当时发动事变的日本军人何尝又对张学良的反应有多少把握。张学良意外于日本军人的狂妄野心，日本军人或许也意外于东北的不抵抗，历史的进程本来经常就是合力的结果，一方力量的消失当然就意味着另一方力量的伸展。从这一意义上说，蒋介石解释1928年济南事变时为何留一个团守济一段话其实很值得张学良参考：“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并且表示济南是日本兵力强占的，而不是中国自己放弃的。”抵抗不一定有成算，但不抵抗则万万不会有希望，何况其所激起对方贪欲的危害，往往更远远大出不抵抗本身。所以，或许当时张学良对日本的判断不一定是失误，失误的是他的行动，这也是为什么历史记载看中的往往是当事者的行动而不是其判断的缘由。因为在这些判断里面，包含着太多我们不可知的境域。
1933年张学良辞职问题
1933年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北上会晤张学良，决定张学良辞职，这是张学良一生中的又一件大事。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一事件对张未必不是好事，他振作精神、洗心革面正是由此开始，但对当事者而言，这肯定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因此张自述中说这是蒋处心积虑要夺他的兵权就很可以理解，而《张》书本着尊重传主的态度对这一说法也予以肯定。不过书中紧接着又提到，第二年张归国后，蒋将军队又交还张氏。由于书中未对蒋这一做法的背景、动机、目的作出交待，多少让人感到前后的说法有点不合逻辑。也有研究者曾经提到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借重张的声威，但和十几万军队相比，被迫辞职的张学良当时可以提供的资源似乎未必那么充足。
深入观察一下热河问题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开始觊觎紧邻东北的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原属东北军系统，此时归张学良为首的北平绥靖公署管辖，于公于私，张对热河安危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汤玉麟面对日本压力和诱引，首鼠两端，公开表示：“如果日本人真有一天来进攻，我只有后退……九一八事变事变东三省有这么多的军队不能抵抗，我怎好抵抗呢？”热河居于屏障华北的地理要冲，汤玉麟的态度严重威胁到华北地区的安全。鉴于此，1932年年中，蒋介石连电张学良，要其迅速出兵，直接接管热河，指其为“以后治乱关键”。但张对触动汤玉麟这一东北系老人不无顾虑，更担心此举会触动日军，危及平津，未如计采取行动，对此，蒋深为遗憾，在日记中责张“不足与共事”。而行政院长汪精卫态度更是激烈，8月份发出鱼电，公开指责张学良在居实力、地利之便情况下，“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要张“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同时其本人也立即请辞。
汪精卫态度如此激烈，和他直接处身与张交涉第一线有关，张的一些要求令他不胜其烦。当然，这其中或许还夹杂着小小的或公或私的怨怼。汪的亲信陈公博回忆，6月间，汪精卫与宋子文曾专程赴平与张学良商议对热问题，“而张汉卿只和汪先生见过一次面……他若装病不出门也罢了，而他夜里偏和宋子文划船游北海。”汪的鱼电发表后，全国大哗，政府首脑和封疆大吏在基本不涉及权益之争情况下，闹出辞职风波，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首次，颇有点责任政治的味道。最终蒋介石由于担心“激成北方将领之怨愤”，在汪、张之间还是选择了张学良，汪精卫称病住院、上山、离国，而张学良则由蒋介石移花接木，卸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转任新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副委员长，代蒋任委员长。这一结果，汪精卫虽然去职，却博得了一定的政治声名；张学良实力未损，但九一八以来遭受的舆论压力却更沉重；而出兵热河的国家安危大计，则在张、汪的吵吵嚷嚷和蒋的捣浆糊中无疾而终。
1932年底，日寇图热日急，蒋介石密备部队准备北上，同时致电张学良指出：“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但张学良对中央军北开还有所抵触，担心影响到其对华北统治，而蒋对张这一态度似乎也心知肚明，在作出高姿态后，即以张的态度顺坡下驴，热河防御仍然是糊里糊涂。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占领临榆县城，热河危在旦夕。张学良见势不妙，一面紧急向热河增兵，一面请中央军北上增援。此时，蒋介石却又开始拿腔作调，他对张学良前此不欲中央军北上的表态耿耿于怀，致电张学良表示：“中央部队如北上为预备队恐友军多虑……故未开战以前，中央军不如缓上。”大敌当前，蒋、张却津津计较得失，予日军以可乘之机。
2月下旬，日军向热河发动进攻，由于准备不周，军无斗志，中国在该地区十多万大军很快全线崩溃，素有天险之称的热河十天之内即沦于敌手。对这样的惨败，南京政府不能不有所交待，作为华北军事实际负责者，张学良自己也知道难辞其咎。3月6日，张学良致电国民政府引咎辞职，9日，蒋介石抵保定晤张，同意张辞职。热河事件，南京政府固然有其领导责任，蒋介石个人责任也可以追索，但既有汪精卫之鱼电，又有蒋的种种表态于前，在当时南京对华北军事没有实际控制权的情况下，究竟不能让其负主要责任，因此，如研究者所说：“热河不过旬日即告失陷，张学良作为华北军事实际负责者，事先无应变之方，事发后又优柔寡断，以致一败再败，丧师失地，自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其下野实属顺理成章。把张学良说成是事件的受害者，是替罪羊，甚而是蒋介石蓄意布置的阴谋的牺牲品，和当时的历史事实究竟隔得远了一些，历史不能因人而写。
原帖由 凤百羽 于 2007-5-4 10:25 发表
张学良在80年代接受日本NHK采访时承认918是他自己下令不抵抗的，这点在他的口述自传中也再次承认了。
命令当然是他下的，蒋介石也没有跳过张学良直接给东北军下命令的数据链。可是不是蒋介石一次一次明示暗示，张学良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吗？更何况918之后，蒋介石又在任何的场合谴责或者表示不支持张学良不抵抗吗？
在这件事情上，张学良和蒋介石周围的人比他本人要更有发言权。
当时的关东军只有10600人，而东北军是44万8千，其中正规军26万8千，最精锐的17万奉军在平津一带展开的有11万左右，在奉天光奉军就还有6万人左右，对关东军占绝对优势。
张学良作为奉系军阀的首领，军政大权在握经济自给自足，东北就是他的独立王国。他真要抵抗，蒋介石几句没有多少约束力的暗示又能把他怎么样？所以他也不好意思把不抵抗的罪名推到蒋介石头上！
张学良作为奉系军阀的首领，军政大权在握经济自给自足，东北就是他的独立王国。他真要抵抗，蒋介石几句没有多少约束力的暗示又能把他怎么样？所以他也不好意思把不抵抗的罪名推到蒋介石头上！
从张学良做的事情看，他是一个肯做大事，敢于承担的人吗？自己的老爸曾经是国际承认的中国领导人，自己手握可以和中央军分庭抗礼的军力，还拥有当时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这样的一个人，却乖乖地来了个东北易帜，向对他老爸喊打喊杀的人俯首称臣。连自己老爸被人炸死都选择默不作声，自己不问政事，去吃喝玩乐。这样的人，有可能靠着自己的主见违抗自己已经宣誓效忠的人吗？不是被全国人民骂得狗些淋头，被共产党逼得山穷水尽，他会搞西安事变吗？西安事变之后他又是何其的暧昧和软弱？
张学良当时手里的确有机会，毕竟918也不是日本人周密策划的行动，这么成功让日本军部都很惊讶。但是，张学良的机会不是他可以掌握的，而是全权交给了蒋介石。因为东北易帜本身就是张学良步上刘禅后尘的开始。蒋介石对日本一贯的妥协政策，造成这个结果意外吗？张学良固然是个废物，可他投靠了表面比他利索一点，骨子里面几乎一样废物的蒋介石，才是中国的灾难。
张学良当时手里的确有机会，毕竟918也不是日本人周密策划的行动，这么成功让日本军部都很惊讶。但是，张学良的机会不是他可以掌握的，而是全权交给了蒋介石。因为东北易帜本身就是张学良步上刘禅后尘的开始。蒋介石对日本一贯的妥协政策，造成这个结果意外吗？张学良固然是个废物，可他投靠了表面比他利索一点，骨子里面几乎一样废物的蒋介石，才是中国的灾难。
东北是张学良的独立王国，军政经大权完全由张独自掌控，因此不抵抗的恶名只能由军阀张学良独自承担，而不能推脱给蒋介石几句“联合国决议一样”没有约束力的暗示！
可是张学良就是一个这么软弱的人。他付不起东北的责任，就臣服于南京政府，自己可以放心地吃喝玩乐。蒋介石的每一句话对他有多少影响？他这么一个没有主心骨的人，听了伟大领袖这么一句话，还不明白应该怎么做吗？
指望张学良争气，就得先让蒋介石强硬。非常遗憾，两个都是窝囊废。
指望张学良争气，就得先让蒋介石强硬。非常遗憾，两个都是窝囊废。
不管心理状态，单就政治责任，张学良负全责！
下没下过“不抵抗“，不重要
重要的是，下过抵抗的命令么:D
重要的是，下过抵抗的命令么:D
原帖由 来而往 于 2007-5-4 11:34 发表
下没下过“不抵抗“，不重要
重要的是，下过抵抗的命令么:D
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了。佩服佩服:D
死守锦州算不？
张学良在80年代接受日本NHK采访时承认918是他自己下令不抵抗的，这点在他的口述自传中也再次承认了。
就事后来看,可以推断出不抵抗是蒋介石的意思,第一,张学良本人在西安发动事变,逼迫他抗日,如果张真的不想抵抗,此时兵变旧事重提其不是自己砸自己脚?第二,从蒋事后仅仅邀请国联来看他并不想与日本发生冲突,仅仅是样子.第三,塘沽协定后完全禁止关内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活动,虽然没有明文,但在事实上却承认了满洲国.这断然不是一个有着抵抗意思的人应该做出的举动
原帖由 tomcat650093 于 2007-5-5 10:55 发表
张学良在80年代接受日本NHK采访时承认918是他自己下令不抵抗的，这点在他的口述自传中也再次承认了。
他下的命令,但这个命令是谁作出的决定?
原帖由 xbill 于 2007-5-4 09:59 发表
蒋介石在这件事情上责任绝对是无可推卸的，不过张学良也真是个胸无大志的人。
自己老爸被日本人炸死了，就不想着报仇？不想着报仇也不盯着点日本人，别那天把他也给炸了？
结果自己该唱歌唱歌，该跳舞跳舞。这 ...
如果象你所说的还有后来的西安事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