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9年，当中国面对西方科学[转]

1629年，当中国面对西方科学
　　
　　 羽陵
　　
　　
　　1、崇祯历书
　　
　　向来对崇祯没有好感，觉得此人是志大才疏的典范。这位孤独的勤政者，具有急躁与褊狭的性格，其内政和军事上的措置乖方，终于断送了大明帝国。但这位悲剧性人物，在他执政的17年中，也有很多闪光点，比如他始终支持西方传教士传播西学，支持士人们修习西方数理知识，支持新的科技（比如西式火器和西式水利）用于国家建设。
　　陈美东先生的一篇关于明末科技的总结性文章认为[1]，当时“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更是锦上添花”，当时中国科技的特点是“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写，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
　　徐光启是明末科技融合中西、走向近代的关键性人物。1934年竺可桢先生撰文《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将徐光启和同时期的西方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弗朗西斯·培根相比，他们均是科学研究的组织者，又是科学研究的实践者。但徐光启在重视实验科学之外，对于公理演绎法也特别强调，这是中国固有文化所没有的，也超过了培根只强调经验的科学归纳法。徐光启是中国近代科学启蒙的最重要人物，但他的影响似乎只及于明末。
　　崇祯重视科技，应该和当时的时局有关。当时的明皇朝屡经天灾人祸，已经是风雨飘摇中。崇祯的能力值得怀疑，但他励精图治的意念极强，“科技兴国”是这种意念中的一环，由他一直大力支持火器研究可看出。崇祯一登位，就重用西学的领袖徐光启，而重用徐光启又引起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修订“崇祯历书”。
　　崇祯二年，即公元1629年，钦天监推算日食失误，而徐光启用西学推算却与实测完全吻合。于是崇祯帝下令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修撰新历。徐光启聘请了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和罗雅谷四人参与历局工作，于1629-1634年间编撰成著名的《崇祯历书》。
　　《明史》载：“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礼部侍郎徐光启依西法预推，顺天府见食二分有奇，琼州食既，大宁以北不食。《大统》、《回回》所推，顺天食分时刻，与光启奏异。已而光启法验，余皆疏。帝切责监官。......于是礼部奏开局修改。乃以光启督修历法。”
　　《崇祯历书》卷帙浩繁，共一百三十七卷，其中法原即理论部分占到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采用了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计算方法则使用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西方近代几何学方法。其参考的书籍，大部分已可明确考证出来，比如开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谐论》，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学纲要》，第谷弟子Longomontanus 1622年的《丹麦天文学》，在当时而言都是很新的成果。
　　1634年《崇祯历书》修成，但过了近十年崇祯才下诏通行天下，一方面是因为时局动荡，一方面是因为保守派人士的反对，代表人物是魏文魁。魏是一位土产天文学家，他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方法推算的历法精度要高于西法，写了《历元》、《历测》两部书，攻击徐光启的西法。魏文魁以布衣身份上书崇祯，作为外行，崇祯自然无法判断，他命魏文魁组成东局，与徐光启领导的西法历局争论。和魏的辩论，徐光启记载在了《学历小辩》一书中，其标题是“历局与魏文魁辩论文稿”。
　　《明史·历一》：“时帝已深知西法之密。迨十六年三月乙丑朔日食，测又独验。八月，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未几国变，竟未施行。”
　　汤若望保存了明末刊行《崇祯历书》的雕版，并献给了清政府。且当时清政府迫切期望一部新历法来印证其天命所归，汤若望对《崇祯历书》作了删改和修订，顺治亲笔题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崇祯历书》终于得以另一个面目颁行于世。但汤若望最终因为这部历法获罪入狱，几乎遭磔刑，不久病死了，即所谓“历狱”。这是他所不能预测的了。
　　
　　2、中国的科学革命？
　　
　　明清鼎革，其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掩盖了很多我们本应该早就注意的中国近代化转型期的表现。《崇祯历书》的意义及其影响，便是被掩盖在明清鼎革的历史悲歌中。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认为1630年左右西方数学和天文学被引进中国，事实上是中国的科学革命[2]：
　　『如果按照人们通常采用的标准，中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革命。假如我们始终冥思苦想于中国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科学革命这个问题，那么，搞清楚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的数学和数理天文学被引进中国开始于1630年左右，其形式不久后在欧洲那些容许人们接触新知识的地方就变得过时了。一些中国学者很快对此作出了反应，并开始重新规定在中国研究天文学的方法。他们彻底地、永久地改变了人们关于怎样着手去把握天体运行的意念。他们改变了人们对于概念、工具和方法应居于首要地位地见识，从而使几何学和三角学大量取代了传统地计算方法和代数方程式。行星自转的绝对方向和它与地球的相对距离这类问题，破天荒变得重要起来。中国的天文学家逐渐相信：数学模型能够解释并预测天象。这些变化等于是天文学中的一场概念地革命。』
　　但这场中国“自己的科学革命”，并非始于“西方的数学和数理天文学被引进中国开始于1630年左右”。西方数学和天文数的传入，至少应该追溯到1583年利玛窦来华传教。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是欧洲天文学早期传入中国的代表著。天启六年（1626年）汤若望与李祖白合译的《远镜说》详细介绍了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及其在天文学上的新发现，在欧洲也属于崭新的天文学知识。1629年徐光启督修《崇祯历书》，上疏“急用仪象”第十项是请求装修天文望远镜三架，这是中国官方仿制天文望远镜的开始，距1609年伽利略创制望远镜观察天文现象，仅隔了20年。万历四十年（1612年）王英明著的《历体略》，天启年间（1621—1627）陆仲玉著的《日月星晷式》，则已经很好的融合了中国传统天文学和西方传入的数学和天文学。
　　晚明对西学的迅速吸纳，和当时的文化氛围有关。晚明是一段很怪异的时期，在政治军事上的腐朽堕落中，又有着文化科技上令人兴奋的灿烂，犹如末世中忽然绽放出的绚烂的花朵。
　　席泽宗院士曾列出晚明67年（1578～1644）产生了9部世界水平的科技著作[3]：《本草纲目》《律学新说》《河防一览》《算法统宗》《闽中海错疏》《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瘟疫论》。这9部都是传统科技范畴的著作，如果考虑西学的传入，这个单子还应该加上一些著作。
　　其思想根源，应该追溯到王阳明的心学。王学的流行，导致了个人自我的解放和思想界的异常活跃。但王学流行，士大夫们空谈心性，崇尚玄虚之类的弊病日渐严重。颜元以“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一联为王氏心学的最高境界定谳，是对王学谈心性的辛辣讥讽。晚明国事日非，在这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士大夫们开始认识到空谈心性无补于世事，于是有了晚明的实学思潮。 徐光启早期接受的也是王阳明的心学，但心学对徐光启的影响似乎是正面的，孙尚扬认为[4]：“心学对徐光启的影响并未使他走上逃禅出世之路，这种影响大概只限于使他的思想具有基于善疑的开放性，从而使他既不拘于正统权威之说，亦不拘于自己已接受并较为偏受的理论（王学）。”
　　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所属的桐城方氏，是明末士大夫学习西方数理科学的一个典型案例。桐城方氏以程朱理学传家，至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接受王阳明心学，是王学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传人。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方孔炤任湖广巡抚时与李万庆、罗汝才等义军八战八捷而闻名天下，他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
　　明末数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已经超出了士大夫的阶层。高彦颐（Dorothy Ko）《闺塾师》一书曾论述明末长江下游地区闺阁中的女子，多有研习天文学的。而且，明末士人是真正的研习西方科学，与晚清维新人士们大多只是对政经文史感兴趣相比，这更令人惊讶。
　　1634年，中国用国家的力量修成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而一年前的1633年，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他的晚年极其悲惨。编撰《崇祯历书》的领导者徐光启（1562-1633）和伽利略（1564-1642）生活的年代几乎相同，虽然徐光启的科学成就无法和伽利略相比，但他们的科学思想很接近，都试图使科学数学化。伽利略在凄凉中死去，但他的科学数学化的思想事实上标志着近代科学革命时代的到来。徐光启晚年出任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位极人臣，他的科学思想给他的时代带来了很多变化，甚至有席文所说的中国自己的科学革命，但最终如昙花一现。
　　或许，这也是一种有趣的中西对比。
　　
　　3、李约瑟的滴定原理
　　
　　席文探讨的1630年左右中国的科学革命，其实是对李约瑟问题的反驳。李约瑟问题（Needham Question），或称李约瑟难题（Needham Problem )、李约瑟命题（Needham Thesis）、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等等，大致可以叙述为：为什么中国十五世纪以前在技术发明上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却没有率先发生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而到了十八世纪，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了。
　　席文曾是李约瑟的合作者，但他最终否定了李约瑟问题。席文认为：1、历史学研究并不能回答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个问题。相反的，我们应该探讨导致人们提出这个问题的种种谬误；2、按照科学史家的标准，17世纪中国曾有过自己的科学革命。
　　李约瑟曾经对中西科学进行过量化的比较，在李约瑟的模型中，中国科学是持续稳定的线性的增长，而西方科学在黑暗时代后复苏，得到来自东方的一些帮助，接着是科学革命后的爆发。
　　李约瑟画过一张非常著名的中西科学发展对比图[5]，在图中，中国科学发展是一条倾角十多度的直线，而西方科学在公元前因为其先进的几何学而领先中国，然后陡然下降进入黑暗时代，在文艺复兴后又开始急剧上升超过中国。
　　在李约瑟进行中西科学发展的量化比较时，他运用了一个他自称的滴定（titration）方法。如我们中学化学课就学过的，我们可以用一种已知浓度的化合物来滴定另一种未知浓度的化合物的浓度，但这中间需要形成一种有明显颜色变化的第三种化合物来确定滴定的完成。李约瑟用这种方法将各大文明互相滴定，来确定各自的优先性。
　　在李约瑟的滴定方法中，有两个术语，一个是超越点（transcurrent point），一个是融合点（fusion point）。他将中西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超越点定为1610年，融合点定为1640年。也就是说，万历三十七年，西方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超过了中国，30年后的崇祯十三年，中国的这几个学科和西方融为一体。
　　李约瑟展现的中国科学是持续稳定的增长模式，并未获得普遍接受。李约瑟曾将北宋名相苏颂的《新仪象法要》译成英文发行，并称赞“苏颂是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兰德斯（David Landes）正是用苏颂为例，说明中国的科学其实是间断性发展的。苏颂制造的这种堪称神奇的天文钟的命运极其坎坷，在北宋之后漫长的历史中这一技术一次次的流失，后来者不得不研究过去的记录，以恢复消失的制钟技术。

李约瑟的那个中西发展对比图解，网上只搜到一个葡萄牙语版的，对付着看吧，：）
　　左边纵坐标上的标示，China指向中国科学发展曲线，Europa指向欧洲科学发展曲线。
　　横坐标是公元年份，横坐标上面的两个小标尺，Vida de Ptolomeu指托勒密在世时间，Vida de Galileu指伽利略在世时间，这是中西科学发展对比的两个转折点。
　　右边中西曲线的几个相交点：T1，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的超越点（1610年）；F1，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的融合点（1640年）；T2，植物学的超越点（1700年或1780年）；F2，植物学的融合点（1880年）；T3，医学的超越点（1870年），医学的融合点至今未至；T4，化学的超越点（1800年）；F4，化学的融合点（1880年）。


　　以明、清两朝而言，李约瑟的这个模型也值得怀疑。与明末科技相比，席泽宗院士激烈抨击了清朝中国科学的急剧衰退。而明朝整体的科技，与宋朝相比，大概也只能称是停滞不前，甚至是部分衰退了。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对于明朝数学和天文学一定程度的衰落，也直言不讳。
　　
　　4、高水平陷阱/中国转向内在/东方专制主义
　　
　　李约瑟的中西科学发展对比图，针对的其实是西方曾经很流行的观点：中国古代科技是停滞不前的。李约瑟认为那是陈词滥调。但李约瑟的持续稳定发展模型，并不具有说服力。或者说，他的模型只是揭示了一种趋势，与实际情况其实有出入。
　　恰好与之相对应的，是另一种流行的观点，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在后期是停滞不前的。
　　尹懋可（Mark Elvin）1973年提出的高水平陷阱模型，是广为人们接受、但也很有争议的一种假说。尹懋可认为中国早期就建立了一些具有“现代”色彩的制度，有利于科技的创新和扩散。因此，中国早期的科技发展与欧洲相比要快的多。但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必须全力发展农业技术，以至于到欧洲工业革命时，中国的农耕技术远远领先欧洲。但农业技术的改进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带动农业技术的改进。这样中国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陷阱，在较高的农业水平上维持了巨大的人口。而这个陷阱又吞噬了所有的资本积累和有限的资源，中国工业的发展受到了约束。尹懋可试图论证中国在14世纪已经接近近代工业革命的门槛，但在高水平陷阱中这一步始终无法迈出，中国社会自此停滞。
　　刘子健先生则从文化角度阐述了宋之后中国的停滞不前。尽管西方学者曾普遍把宋代中国称为“近代初期”，当时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令人印象深刻，人们不由得会想起欧洲近代前夜的种种特征。但是，“在一个刻板的文化范型里，被称作具有早期近代特点的那些东西，不管是什么，最终都会被冻结：它们继续在发展，但不是向外产生什么新的想法和新的工艺，而是向内进行修正。......许多本来是外向的进展，后来却转为在内部编制复杂而精致的网，其间肯定发生了什么。”[6]
　　刘子健把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定在两宋之际，他认为把南宋和北宋视为一个朝代是一种陷阱。南宋的政治格局和北宋很不一样，自高宗开始，君主的权力空前膨胀，体制上不再有任何形式的约束。既然君主绝对专制的局面已经形成，君主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就决定一切。自此，士大夫们意识到政治必须从影响君主开始，其余皆为其次。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士大夫们就只有让君主皈依儒家学说“内圣”的一面。这样，中国的文化逐步转向内向。北宋是外向的，而南宋发生了质变，成为内敛的体系。宋之后，这种内敛得到继承和发展，中国历史自此停滞僵化。
　　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和中国转向内在假说均可以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李约瑟问题。而李约瑟本人对李约瑟问题也做过一些解答。比如地理环境因素，中国在地理上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中国的科技因为无从交流最终因日渐退化而导致落后。这一观点曾经非常流行，李约瑟早年曾倾向于此论，但后来放弃了。比如语言因素，中国非拼音化的方块字不利于近代科学，费正清和李约瑟均曾经支持过这种假说。比如形式逻辑与科学实验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不注重形式逻辑和科学实验，所以无法孕育近代科学。
　　但这几种解答都遭到了有力反驳，而不能自圆其说。问题最终似乎集中到了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上。李约瑟本人的说法是：“无论是谁，要阐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近代科学，最好是从说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商业的和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原因着手。”[7]
　　中国的官僚制度、官僚主义，是李约瑟及他的合作者黄仁宇解释中国问题时都特别喜爱使用的词汇，这一概念来源于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李约瑟后来和魏特夫决裂，且批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但他承认早期受魏特夫影响很深。而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很长时间被人指责抄袭魏特夫的观点。李约瑟1974年在香港大学有过一次名为《中国社会的特征》的演讲，由黄仁宇整理后发表。其核心思想是中国的官僚制度发达，而缺乏完善的技术管理，事实上中国社会是以伦理规则代替技术管理。这非常象后来黄仁宇创立的大历史观的雏形。
　　魏特夫认为东西方社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东方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与治水密不可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的组织。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的人总是巧妙的准备行使最高统治权力，君主专制因此形成。而中国正是这一特征的集中反映，并由此发展出高度发达的官僚制度。
　　李约瑟早年坚信近代科学只能在民主的环境中产生，后来则进一步认为虽然中国有大量的贸易活动和巨大的财富，但官僚制度控制了贸易；中国没有欧洲自由的城市气氛，没有商人精神，而自由贸易、商人精神和近代科学间有密切关系。
　　以晚明而言，这种假说仍然值得怀疑。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固然已经遭人唾弃，但余英时先生重新审视晚明历史后，确认晚明社会已经有了本质的转变，传统儒家开始转向重商主义，自由贸易和商人精神在晚明社会都不缺乏。
　　晚明的情况，明末中国科技的爆发，明清之际中国自己的科学革命，看起来可能只是中国固有发展模式中的一个不和谐的噪音。在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强横惯性下，这个噪音立刻湮灭不见了。
　　
　　4、迷雾重重
　　
　　或许，正如席文所说的，李约瑟问题只是个伪命题。在席文看来，出现这种错误假说的原因是欧洲中心论，只有欧洲是文明的胜利者，其它文明都只是失败者。研究李约瑟问题时的默认推理前提是：假如一桩东西欧洲有而中国没有，它就是“近代科学革命”的必要前提；假如一样东西欧洲没有而中国有，我们便说它是近代科学革命的一个抑制因素。
　　但席文在解释明清之际那个短暂的中国科学革命的中止时，仍然指向了政治文化因素。当时西方天文学的拥护者都是长江下游的士人，他们在明清鼎革后坚持传统的价值观，拒绝承认清朝，拒绝为清朝服务。席文举王锡阐为例，他对王锡阐有偏爱，在吉利斯皮（G．G．Gillispe）主编的《科学家传记辞典》中，席文为王锡阐写了长达10页的传记。
　　席文以外人的身份来看中国历史，仍似显得肤浅。事实上问题要复杂的多，仍以桐城方氏为例。方中通之后，慑于清朝的文化高压政策和文字狱的空前繁荣，桐城方氏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重新去扒拉故纸堆。著名的桐城派就是思想文化高度专制下的产物，五四时钱玄同给它贴了个标签：“桐城谬种”。即使如此小心谨慎，桐城方氏仍然不能免于文字狱。戴名世《南山集》用了南明永历年号，结果铸成大狱。戴供词承认《南山集》抄录的是同乡方孝标的《滇黔纪闻》，刑部判戴、方两家三百多人坐死，经康熙的“宽恕”，戴名世寸磔，方孝标戮尸，戴、方直系子弟坐死，其余流徒。方苞是桐城派的理论奠基人，原判绞刑，经李光地营救后幸免。
　　席泽宗院士《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一文的结论，我们能看出深深的遗憾[3]：“按照明末发展的趋势，中国传统科学已经复苏，并有可能转变成为近代科学。由于清军人关，残酷的战争中断了这一进程，到了康熙时期，全国已基本上统一，经济也得到很大发展，而且有懂科学的传教士在身旁帮忙，国内、国外的环境都不错，是送上门来的一个机遇，使中国有可能在科学上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然而由于政策失误，他把这个机会失去了。”
　　或许，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近代科学革命，真的是个伪命题。或许，1630年左右开始的中国自己的科学革命，也不过是如自由主义者们经常用的词汇，是阿Q式的意淫。但是，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明清之际，中国能够热烈的吸纳西方科学，并与自己的传统科技相融合。如果能这样，中国能不能发生自己的科学革命，有没有发生自己的科学革命，又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立刻可以把西方的东西拿来自己用。
　　而且，当时的中国对自己的文化价值尚有足够的自信，象徐光启、李之藻那样倾向于全盘西化，或象方以智、王锡阐那样认为需要兼收并蓄、中西会通，都是自己理性的判断和选择。当中国再次面对西方科学时，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了。
　　席文的一段话，深深的刺痛我：“人们可以看到，西方天文学在中国扎根的过程，是世界史上非西方科学与欧洲科学的最后一次较大的面对面的较量。到了18世纪，近代科学作为帝国主义的附属品而穿越国界，各种科学、文学和宗教等等凭借自身的价值而进行的竞争，成了过去的事情。”[2]
　　套用网上YY小说常用的一句话：历史，又翻过了新的一页，命运的车轮开始转动了......但这新的一页，却不是我们所喜闻乐见的YY模式，而是无尽的苦涩、委屈与悲哀。仿照大话西游中的一句名言：
　　“我喜欢那个开头，但我不喜欢那个结局......”
　　
　　
　　
　　注释：
　　
　　[1] 陈美东：《明季科技复兴与实学思想》。见《亚洲科技与文明》，香港明报出版社，1995. p.64-84.
　　[2]席文：《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是否没有发生？》，《科学与哲学》，1984年，第1期.
　　[3]席泽宗：《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19卷，第1期.
　　[4]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 p. 164.
　　[5]J. Needham, 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414.
　　[6]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p. 9.
　　[7]《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p. 84.1629年，当中国面对西方科学
　　
　　 羽陵
　　
　　
　　1、崇祯历书
　　
　　向来对崇祯没有好感，觉得此人是志大才疏的典范。这位孤独的勤政者，具有急躁与褊狭的性格，其内政和军事上的措置乖方，终于断送了大明帝国。但这位悲剧性人物，在他执政的17年中，也有很多闪光点，比如他始终支持西方传教士传播西学，支持士人们修习西方数理知识，支持新的科技（比如西式火器和西式水利）用于国家建设。
　　陈美东先生的一篇关于明末科技的总结性文章认为[1]，当时“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更是锦上添花”，当时中国科技的特点是“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写，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
　　徐光启是明末科技融合中西、走向近代的关键性人物。1934年竺可桢先生撰文《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将徐光启和同时期的西方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弗朗西斯·培根相比，他们均是科学研究的组织者，又是科学研究的实践者。但徐光启在重视实验科学之外，对于公理演绎法也特别强调，这是中国固有文化所没有的，也超过了培根只强调经验的科学归纳法。徐光启是中国近代科学启蒙的最重要人物，但他的影响似乎只及于明末。
　　崇祯重视科技，应该和当时的时局有关。当时的明皇朝屡经天灾人祸，已经是风雨飘摇中。崇祯的能力值得怀疑，但他励精图治的意念极强，“科技兴国”是这种意念中的一环，由他一直大力支持火器研究可看出。崇祯一登位，就重用西学的领袖徐光启，而重用徐光启又引起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修订“崇祯历书”。
　　崇祯二年，即公元1629年，钦天监推算日食失误，而徐光启用西学推算却与实测完全吻合。于是崇祯帝下令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修撰新历。徐光启聘请了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和罗雅谷四人参与历局工作，于1629-1634年间编撰成著名的《崇祯历书》。
　　《明史》载：“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礼部侍郎徐光启依西法预推，顺天府见食二分有奇，琼州食既，大宁以北不食。《大统》、《回回》所推，顺天食分时刻，与光启奏异。已而光启法验，余皆疏。帝切责监官。......于是礼部奏开局修改。乃以光启督修历法。”
　　《崇祯历书》卷帙浩繁，共一百三十七卷，其中法原即理论部分占到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采用了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计算方法则使用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西方近代几何学方法。其参考的书籍，大部分已可明确考证出来，比如开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谐论》，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学纲要》，第谷弟子Longomontanus 1622年的《丹麦天文学》，在当时而言都是很新的成果。
　　1634年《崇祯历书》修成，但过了近十年崇祯才下诏通行天下，一方面是因为时局动荡，一方面是因为保守派人士的反对，代表人物是魏文魁。魏是一位土产天文学家，他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方法推算的历法精度要高于西法，写了《历元》、《历测》两部书，攻击徐光启的西法。魏文魁以布衣身份上书崇祯，作为外行，崇祯自然无法判断，他命魏文魁组成东局，与徐光启领导的西法历局争论。和魏的辩论，徐光启记载在了《学历小辩》一书中，其标题是“历局与魏文魁辩论文稿”。
　　《明史·历一》：“时帝已深知西法之密。迨十六年三月乙丑朔日食，测又独验。八月，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未几国变，竟未施行。”
　　汤若望保存了明末刊行《崇祯历书》的雕版，并献给了清政府。且当时清政府迫切期望一部新历法来印证其天命所归，汤若望对《崇祯历书》作了删改和修订，顺治亲笔题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崇祯历书》终于得以另一个面目颁行于世。但汤若望最终因为这部历法获罪入狱，几乎遭磔刑，不久病死了，即所谓“历狱”。这是他所不能预测的了。
　　
　　2、中国的科学革命？
　　
　　明清鼎革，其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掩盖了很多我们本应该早就注意的中国近代化转型期的表现。《崇祯历书》的意义及其影响，便是被掩盖在明清鼎革的历史悲歌中。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认为1630年左右西方数学和天文学被引进中国，事实上是中国的科学革命[2]：
　　『如果按照人们通常采用的标准，中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革命。假如我们始终冥思苦想于中国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科学革命这个问题，那么，搞清楚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的数学和数理天文学被引进中国开始于1630年左右，其形式不久后在欧洲那些容许人们接触新知识的地方就变得过时了。一些中国学者很快对此作出了反应，并开始重新规定在中国研究天文学的方法。他们彻底地、永久地改变了人们关于怎样着手去把握天体运行的意念。他们改变了人们对于概念、工具和方法应居于首要地位地见识，从而使几何学和三角学大量取代了传统地计算方法和代数方程式。行星自转的绝对方向和它与地球的相对距离这类问题，破天荒变得重要起来。中国的天文学家逐渐相信：数学模型能够解释并预测天象。这些变化等于是天文学中的一场概念地革命。』
　　但这场中国“自己的科学革命”，并非始于“西方的数学和数理天文学被引进中国开始于1630年左右”。西方数学和天文数的传入，至少应该追溯到1583年利玛窦来华传教。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是欧洲天文学早期传入中国的代表著。天启六年（1626年）汤若望与李祖白合译的《远镜说》详细介绍了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及其在天文学上的新发现，在欧洲也属于崭新的天文学知识。1629年徐光启督修《崇祯历书》，上疏“急用仪象”第十项是请求装修天文望远镜三架，这是中国官方仿制天文望远镜的开始，距1609年伽利略创制望远镜观察天文现象，仅隔了20年。万历四十年（1612年）王英明著的《历体略》，天启年间（1621—1627）陆仲玉著的《日月星晷式》，则已经很好的融合了中国传统天文学和西方传入的数学和天文学。
　　晚明对西学的迅速吸纳，和当时的文化氛围有关。晚明是一段很怪异的时期，在政治军事上的腐朽堕落中，又有着文化科技上令人兴奋的灿烂，犹如末世中忽然绽放出的绚烂的花朵。
　　席泽宗院士曾列出晚明67年（1578～1644）产生了9部世界水平的科技著作[3]：《本草纲目》《律学新说》《河防一览》《算法统宗》《闽中海错疏》《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瘟疫论》。这9部都是传统科技范畴的著作，如果考虑西学的传入，这个单子还应该加上一些著作。
　　其思想根源，应该追溯到王阳明的心学。王学的流行，导致了个人自我的解放和思想界的异常活跃。但王学流行，士大夫们空谈心性，崇尚玄虚之类的弊病日渐严重。颜元以“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一联为王氏心学的最高境界定谳，是对王学谈心性的辛辣讥讽。晚明国事日非，在这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士大夫们开始认识到空谈心性无补于世事，于是有了晚明的实学思潮。 徐光启早期接受的也是王阳明的心学，但心学对徐光启的影响似乎是正面的，孙尚扬认为[4]：“心学对徐光启的影响并未使他走上逃禅出世之路，这种影响大概只限于使他的思想具有基于善疑的开放性，从而使他既不拘于正统权威之说，亦不拘于自己已接受并较为偏受的理论（王学）。”
　　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所属的桐城方氏，是明末士大夫学习西方数理科学的一个典型案例。桐城方氏以程朱理学传家，至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接受王阳明心学，是王学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传人。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方孔炤任湖广巡抚时与李万庆、罗汝才等义军八战八捷而闻名天下，他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
　　明末数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已经超出了士大夫的阶层。高彦颐（Dorothy Ko）《闺塾师》一书曾论述明末长江下游地区闺阁中的女子，多有研习天文学的。而且，明末士人是真正的研习西方科学，与晚清维新人士们大多只是对政经文史感兴趣相比，这更令人惊讶。
　　1634年，中国用国家的力量修成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而一年前的1633年，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他的晚年极其悲惨。编撰《崇祯历书》的领导者徐光启（1562-1633）和伽利略（1564-1642）生活的年代几乎相同，虽然徐光启的科学成就无法和伽利略相比，但他们的科学思想很接近，都试图使科学数学化。伽利略在凄凉中死去，但他的科学数学化的思想事实上标志着近代科学革命时代的到来。徐光启晚年出任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位极人臣，他的科学思想给他的时代带来了很多变化，甚至有席文所说的中国自己的科学革命，但最终如昙花一现。
　　或许，这也是一种有趣的中西对比。
　　
　　3、李约瑟的滴定原理
　　
　　席文探讨的1630年左右中国的科学革命，其实是对李约瑟问题的反驳。李约瑟问题（Needham Question），或称李约瑟难题（Needham Problem )、李约瑟命题（Needham Thesis）、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等等，大致可以叙述为：为什么中国十五世纪以前在技术发明上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却没有率先发生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而到了十八世纪，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了。
　　席文曾是李约瑟的合作者，但他最终否定了李约瑟问题。席文认为：1、历史学研究并不能回答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个问题。相反的，我们应该探讨导致人们提出这个问题的种种谬误；2、按照科学史家的标准，17世纪中国曾有过自己的科学革命。
　　李约瑟曾经对中西科学进行过量化的比较，在李约瑟的模型中，中国科学是持续稳定的线性的增长，而西方科学在黑暗时代后复苏，得到来自东方的一些帮助，接着是科学革命后的爆发。
　　李约瑟画过一张非常著名的中西科学发展对比图[5]，在图中，中国科学发展是一条倾角十多度的直线，而西方科学在公元前因为其先进的几何学而领先中国，然后陡然下降进入黑暗时代，在文艺复兴后又开始急剧上升超过中国。
　　在李约瑟进行中西科学发展的量化比较时，他运用了一个他自称的滴定（titration）方法。如我们中学化学课就学过的，我们可以用一种已知浓度的化合物来滴定另一种未知浓度的化合物的浓度，但这中间需要形成一种有明显颜色变化的第三种化合物来确定滴定的完成。李约瑟用这种方法将各大文明互相滴定，来确定各自的优先性。
　　在李约瑟的滴定方法中，有两个术语，一个是超越点（transcurrent point），一个是融合点（fusion point）。他将中西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超越点定为1610年，融合点定为1640年。也就是说，万历三十七年，西方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超过了中国，30年后的崇祯十三年，中国的这几个学科和西方融为一体。
　　李约瑟展现的中国科学是持续稳定的增长模式，并未获得普遍接受。李约瑟曾将北宋名相苏颂的《新仪象法要》译成英文发行，并称赞“苏颂是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兰德斯（David Landes）正是用苏颂为例，说明中国的科学其实是间断性发展的。苏颂制造的这种堪称神奇的天文钟的命运极其坎坷，在北宋之后漫长的历史中这一技术一次次的流失，后来者不得不研究过去的记录，以恢复消失的制钟技术。

李约瑟的那个中西发展对比图解，网上只搜到一个葡萄牙语版的，对付着看吧，：）
　　左边纵坐标上的标示，China指向中国科学发展曲线，Europa指向欧洲科学发展曲线。
　　横坐标是公元年份，横坐标上面的两个小标尺，Vida de Ptolomeu指托勒密在世时间，Vida de Galileu指伽利略在世时间，这是中西科学发展对比的两个转折点。
　　右边中西曲线的几个相交点：T1，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的超越点（1610年）；F1，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的融合点（1640年）；T2，植物学的超越点（1700年或1780年）；F2，植物学的融合点（1880年）；T3，医学的超越点（1870年），医学的融合点至今未至；T4，化学的超越点（1800年）；F4，化学的融合点（1880年）。


　　以明、清两朝而言，李约瑟的这个模型也值得怀疑。与明末科技相比，席泽宗院士激烈抨击了清朝中国科学的急剧衰退。而明朝整体的科技，与宋朝相比，大概也只能称是停滞不前，甚至是部分衰退了。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对于明朝数学和天文学一定程度的衰落，也直言不讳。
　　
　　4、高水平陷阱/中国转向内在/东方专制主义
　　
　　李约瑟的中西科学发展对比图，针对的其实是西方曾经很流行的观点：中国古代科技是停滞不前的。李约瑟认为那是陈词滥调。但李约瑟的持续稳定发展模型，并不具有说服力。或者说，他的模型只是揭示了一种趋势，与实际情况其实有出入。
　　恰好与之相对应的，是另一种流行的观点，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在后期是停滞不前的。
　　尹懋可（Mark Elvin）1973年提出的高水平陷阱模型，是广为人们接受、但也很有争议的一种假说。尹懋可认为中国早期就建立了一些具有“现代”色彩的制度，有利于科技的创新和扩散。因此，中国早期的科技发展与欧洲相比要快的多。但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必须全力发展农业技术，以至于到欧洲工业革命时，中国的农耕技术远远领先欧洲。但农业技术的改进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带动农业技术的改进。这样中国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陷阱，在较高的农业水平上维持了巨大的人口。而这个陷阱又吞噬了所有的资本积累和有限的资源，中国工业的发展受到了约束。尹懋可试图论证中国在14世纪已经接近近代工业革命的门槛，但在高水平陷阱中这一步始终无法迈出，中国社会自此停滞。
　　刘子健先生则从文化角度阐述了宋之后中国的停滞不前。尽管西方学者曾普遍把宋代中国称为“近代初期”，当时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令人印象深刻，人们不由得会想起欧洲近代前夜的种种特征。但是，“在一个刻板的文化范型里，被称作具有早期近代特点的那些东西，不管是什么，最终都会被冻结：它们继续在发展，但不是向外产生什么新的想法和新的工艺，而是向内进行修正。......许多本来是外向的进展，后来却转为在内部编制复杂而精致的网，其间肯定发生了什么。”[6]
　　刘子健把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定在两宋之际，他认为把南宋和北宋视为一个朝代是一种陷阱。南宋的政治格局和北宋很不一样，自高宗开始，君主的权力空前膨胀，体制上不再有任何形式的约束。既然君主绝对专制的局面已经形成，君主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就决定一切。自此，士大夫们意识到政治必须从影响君主开始，其余皆为其次。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士大夫们就只有让君主皈依儒家学说“内圣”的一面。这样，中国的文化逐步转向内向。北宋是外向的，而南宋发生了质变，成为内敛的体系。宋之后，这种内敛得到继承和发展，中国历史自此停滞僵化。
　　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和中国转向内在假说均可以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李约瑟问题。而李约瑟本人对李约瑟问题也做过一些解答。比如地理环境因素，中国在地理上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中国的科技因为无从交流最终因日渐退化而导致落后。这一观点曾经非常流行，李约瑟早年曾倾向于此论，但后来放弃了。比如语言因素，中国非拼音化的方块字不利于近代科学，费正清和李约瑟均曾经支持过这种假说。比如形式逻辑与科学实验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不注重形式逻辑和科学实验，所以无法孕育近代科学。
　　但这几种解答都遭到了有力反驳，而不能自圆其说。问题最终似乎集中到了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上。李约瑟本人的说法是：“无论是谁，要阐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近代科学，最好是从说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商业的和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原因着手。”[7]
　　中国的官僚制度、官僚主义，是李约瑟及他的合作者黄仁宇解释中国问题时都特别喜爱使用的词汇，这一概念来源于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李约瑟后来和魏特夫决裂，且批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但他承认早期受魏特夫影响很深。而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很长时间被人指责抄袭魏特夫的观点。李约瑟1974年在香港大学有过一次名为《中国社会的特征》的演讲，由黄仁宇整理后发表。其核心思想是中国的官僚制度发达，而缺乏完善的技术管理，事实上中国社会是以伦理规则代替技术管理。这非常象后来黄仁宇创立的大历史观的雏形。
　　魏特夫认为东西方社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东方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与治水密不可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的组织。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的人总是巧妙的准备行使最高统治权力，君主专制因此形成。而中国正是这一特征的集中反映，并由此发展出高度发达的官僚制度。
　　李约瑟早年坚信近代科学只能在民主的环境中产生，后来则进一步认为虽然中国有大量的贸易活动和巨大的财富，但官僚制度控制了贸易；中国没有欧洲自由的城市气氛，没有商人精神，而自由贸易、商人精神和近代科学间有密切关系。
　　以晚明而言，这种假说仍然值得怀疑。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固然已经遭人唾弃，但余英时先生重新审视晚明历史后，确认晚明社会已经有了本质的转变，传统儒家开始转向重商主义，自由贸易和商人精神在晚明社会都不缺乏。
　　晚明的情况，明末中国科技的爆发，明清之际中国自己的科学革命，看起来可能只是中国固有发展模式中的一个不和谐的噪音。在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强横惯性下，这个噪音立刻湮灭不见了。
　　
　　4、迷雾重重
　　
　　或许，正如席文所说的，李约瑟问题只是个伪命题。在席文看来，出现这种错误假说的原因是欧洲中心论，只有欧洲是文明的胜利者，其它文明都只是失败者。研究李约瑟问题时的默认推理前提是：假如一桩东西欧洲有而中国没有，它就是“近代科学革命”的必要前提；假如一样东西欧洲没有而中国有，我们便说它是近代科学革命的一个抑制因素。
　　但席文在解释明清之际那个短暂的中国科学革命的中止时，仍然指向了政治文化因素。当时西方天文学的拥护者都是长江下游的士人，他们在明清鼎革后坚持传统的价值观，拒绝承认清朝，拒绝为清朝服务。席文举王锡阐为例，他对王锡阐有偏爱，在吉利斯皮（G．G．Gillispe）主编的《科学家传记辞典》中，席文为王锡阐写了长达10页的传记。
　　席文以外人的身份来看中国历史，仍似显得肤浅。事实上问题要复杂的多，仍以桐城方氏为例。方中通之后，慑于清朝的文化高压政策和文字狱的空前繁荣，桐城方氏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重新去扒拉故纸堆。著名的桐城派就是思想文化高度专制下的产物，五四时钱玄同给它贴了个标签：“桐城谬种”。即使如此小心谨慎，桐城方氏仍然不能免于文字狱。戴名世《南山集》用了南明永历年号，结果铸成大狱。戴供词承认《南山集》抄录的是同乡方孝标的《滇黔纪闻》，刑部判戴、方两家三百多人坐死，经康熙的“宽恕”，戴名世寸磔，方孝标戮尸，戴、方直系子弟坐死，其余流徒。方苞是桐城派的理论奠基人，原判绞刑，经李光地营救后幸免。
　　席泽宗院士《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一文的结论，我们能看出深深的遗憾[3]：“按照明末发展的趋势，中国传统科学已经复苏，并有可能转变成为近代科学。由于清军人关，残酷的战争中断了这一进程，到了康熙时期，全国已基本上统一，经济也得到很大发展，而且有懂科学的传教士在身旁帮忙，国内、国外的环境都不错，是送上门来的一个机遇，使中国有可能在科学上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然而由于政策失误，他把这个机会失去了。”
　　或许，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近代科学革命，真的是个伪命题。或许，1630年左右开始的中国自己的科学革命，也不过是如自由主义者们经常用的词汇，是阿Q式的意淫。但是，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明清之际，中国能够热烈的吸纳西方科学，并与自己的传统科技相融合。如果能这样，中国能不能发生自己的科学革命，有没有发生自己的科学革命，又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立刻可以把西方的东西拿来自己用。
　　而且，当时的中国对自己的文化价值尚有足够的自信，象徐光启、李之藻那样倾向于全盘西化，或象方以智、王锡阐那样认为需要兼收并蓄、中西会通，都是自己理性的判断和选择。当中国再次面对西方科学时，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了。
　　席文的一段话，深深的刺痛我：“人们可以看到，西方天文学在中国扎根的过程，是世界史上非西方科学与欧洲科学的最后一次较大的面对面的较量。到了18世纪，近代科学作为帝国主义的附属品而穿越国界，各种科学、文学和宗教等等凭借自身的价值而进行的竞争，成了过去的事情。”[2]
　　套用网上YY小说常用的一句话：历史，又翻过了新的一页，命运的车轮开始转动了......但这新的一页，却不是我们所喜闻乐见的YY模式，而是无尽的苦涩、委屈与悲哀。仿照大话西游中的一句名言：
　　“我喜欢那个开头，但我不喜欢那个结局......”
　　
　　
　　
　　注释：
　　
　　[1] 陈美东：《明季科技复兴与实学思想》。见《亚洲科技与文明》，香港明报出版社，1995. p.64-84.
　　[2]席文：《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是否没有发生？》，《科学与哲学》，1984年，第1期.
　　[3]席泽宗：《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19卷，第1期.
　　[4]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 p. 164.
　　[5]J. Needham, 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414.
　　[6]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p. 9.
　　[7]《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p. 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