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达沃斯中国当自省

　　在达沃斯，2000多位出席本届世界经济论坛的行业领袖、经济学家和各国政要中，大多数对未来三年的世界经济前景给出了“缓慢复苏”的研判。这或许是自达沃斯论坛创建以来最悲观的展望。

　　当中国人与世人一道宣誓“重建危机后的世界经济”的时刻，我们似乎并没有足够多的理由去指责别人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当”，至少这种“怨天尤人”的态度与华人的传统格格不入，倒是应当反思一下自己，看看中国是否同样存在“宏观经济政策不当”的情形。

　　相信没有人怀疑国内同样存在“宏观经济政策不当”的情形，但我想强调的是，最严重的“政策不当”恰恰发生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前，确切地讲，就是2003年以来实行的以限制固定资产投资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中，最为“不当”的政策，要属无视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与国民收入增长之间的比例关系，一味限制基本建设投资。

　　话要从1991年说起。那一年，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结束了此前两年较1988年连续负增长的格局，按年激增23.85％。为抑制所谓的“投资过热”，国务院决定限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其结果是，1991～1995年或“八五时期”，虽然财政支出较上一个5年增长了89.55％，但基本建设投资同期增幅仅为18.73％，导致基本建设投资占财政支出合计的比重，由“七五时期”的20.53％大幅下降至12.86％，降幅为7.67个百分点。与“六五时期”相比，该等降幅为更大的12.27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自1950～1980年，国内基本建设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接近40％。其中，50年代高达45.36％，随后，尽管三年困难时期基本建设投资大幅萎缩，但到1970年重新恢复到45.94％，这使得整个60年代的基本建设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依然达到35.38％的较高水平。此后的70年代，基本建设投资虽然在1974年和1976年两次遭遇负增长，但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仍达到37.28％。

　　没有过多理由指责建国初期的基本建设快速增长。就当时的经济环境而言，GDP能够在基本建设拉动下于1952～1959年7年间累计增长119％，与同样跨度的1978～1985年累计增长148％想去不远，应当说是一个奇迹。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建国后30年基本建设投资的高速增长，因长期战乱而遭受严重破坏的国内基础设施不可能得到迅速恢复，也不会为今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

　　到了“九五时期”，如果不是1998年启动的积极财政政策，基本建设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会反弹到13.19％。这表明，国内财政政策已彻底告别了在“建设与吃饭”之间谋求平衡的方针，开始向所谓公共财政优先满足经常项目支出的方向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将基本建设投资更多地视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工具。

　　然而，由于基本建设承担着改善宏观经济公共服务体系的重任，长期限制基本建设投资，注定导致公共服务体系供不应求。于是，进入2001年后，迫于供求压力，基本建设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出现恢复性上涨。可惜好景不长，随着以限制投资增长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基本建设投资首当其冲，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至2006年降至10.86％的历史最低水平。

　　随后两年，也就是2007年和2008年，统计局未披露基本建设投资数据，但可以肯定，其增长水平继续受宏观调控政策的压制，并很有可能令基本建设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进一步降至10％以下，进而创下了新的历史最低水平。

　　没有人可以忽视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与国民收入增长之间的比例关系。近年来，国内公共交通日渐拥堵，国民承担的大学教育经费及医疗费用快速上涨，以及公共环境状况不断恶化等等问题，统统反映了基本建设投资不足对经济的约束作用。在很大程度上，目前国内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高失业率（指全社会失业率，而不限于城镇失业率）、高储蓄率、高通胀、高能耗等等，都是基本建设投资不足的表现。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铁路部门能够承担更多的客货运输量，石油消耗增长过快以及全社会运输成本上涨过快的问题便可以得到有效遏制；如果城市道路交通不再拥堵，车用燃料可节省一成；如果上大学不再需要百姓自掏腰包，医疗及养老费用基本由政府全部承担，高储蓄率就会渐渐被高消费率所取代；如果建设更多的经济适用房并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足够多的廉租房，高房价对居民的奴役现象就不会日趋严重；如果城市规划更加合理，国内房屋寿命便可以大大延长，由此节省大量重复建筑成本，并降低建筑领域的能源消耗；如果将基本建设投资对GDP的比率提升到5％以上，将会释放出大量的新增就业机会，加速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进而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基础上加快GDP增长……

　　其实，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000美元以后，将国内基本建设投资对GDP的比率提升到5％以上，是一条普遍适用的国际经验。

　　照此说来，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000美元的2006年，国内基本建设投资就应当达到1.06万亿元，而不是实际的0.44万亿元。随后的两年，即2007年和2008年，与5％GDP相一致的基本建设投资应达到1.29万亿元和1.5万亿元。

　　推而论之，考虑到此前的基本建设投资欠账，所谓2009年和2010年的4万亿元政府投资，算不上是什么宏伟的计划，甚至无法弥补欠账。保守预测，到2013年，中国GDP将突破50万亿元大关，很有可能达到53万亿元。与此相适应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为2.65万亿元。但是，如果延续2000～2006年基本建设投资累计110％的增幅，到2013年，国内基本建设只能达到0.92万亿元，由此形成更多的欠账。

　　关于目前的国内基本建设投资欠账，即使从2001年算起，即使按照4.5％的比率计算，至2006年累计的欠账规模便高达2万亿元以上。如果再将2007年和2008年的数据计算在内，2001～2008年累计基本建设投资欠账应在3.7万亿元左右。

　　为在5年内弥补基本建设投资欠账，我的建议是，2009年和2010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合计应当达到6万亿元，2011年和2012年合计应达到5.8万亿元。

　　我想说的是，如果不是一味限制基本建设投资，2008年下半年的经济减速不会那么明显；如果从现在开始将基本建设投资对财政支出以及GDP的比率恢复到正常水平，中国经济不仅可以实现“保增长”的目标，而且可以迎来新的“大发展”。

　　顺便说一句，现在似乎没有人再提“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达60％以上”那个错误观点了。不客气地讲，那是推卸责任与“怨天尤人”的说法。但这还远远不够，需要正视以往在基本建设投资当中存在的明显政策性失误。在达沃斯，2000多位出席本届世界经济论坛的行业领袖、经济学家和各国政要中，大多数对未来三年的世界经济前景给出了“缓慢复苏”的研判。这或许是自达沃斯论坛创建以来最悲观的展望。

　　当中国人与世人一道宣誓“重建危机后的世界经济”的时刻，我们似乎并没有足够多的理由去指责别人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当”，至少这种“怨天尤人”的态度与华人的传统格格不入，倒是应当反思一下自己，看看中国是否同样存在“宏观经济政策不当”的情形。

　　相信没有人怀疑国内同样存在“宏观经济政策不当”的情形，但我想强调的是，最严重的“政策不当”恰恰发生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前，确切地讲，就是2003年以来实行的以限制固定资产投资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中，最为“不当”的政策，要属无视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与国民收入增长之间的比例关系，一味限制基本建设投资。

　　话要从1991年说起。那一年，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结束了此前两年较1988年连续负增长的格局，按年激增23.85％。为抑制所谓的“投资过热”，国务院决定限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其结果是，1991～1995年或“八五时期”，虽然财政支出较上一个5年增长了89.55％，但基本建设投资同期增幅仅为18.73％，导致基本建设投资占财政支出合计的比重，由“七五时期”的20.53％大幅下降至12.86％，降幅为7.67个百分点。与“六五时期”相比，该等降幅为更大的12.27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自1950～1980年，国内基本建设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接近40％。其中，50年代高达45.36％，随后，尽管三年困难时期基本建设投资大幅萎缩，但到1970年重新恢复到45.94％，这使得整个60年代的基本建设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依然达到35.38％的较高水平。此后的70年代，基本建设投资虽然在1974年和1976年两次遭遇负增长，但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仍达到37.28％。

　　没有过多理由指责建国初期的基本建设快速增长。就当时的经济环境而言，GDP能够在基本建设拉动下于1952～1959年7年间累计增长119％，与同样跨度的1978～1985年累计增长148％想去不远，应当说是一个奇迹。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建国后30年基本建设投资的高速增长，因长期战乱而遭受严重破坏的国内基础设施不可能得到迅速恢复，也不会为今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

　　到了“九五时期”，如果不是1998年启动的积极财政政策，基本建设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会反弹到13.19％。这表明，国内财政政策已彻底告别了在“建设与吃饭”之间谋求平衡的方针，开始向所谓公共财政优先满足经常项目支出的方向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将基本建设投资更多地视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工具。

　　然而，由于基本建设承担着改善宏观经济公共服务体系的重任，长期限制基本建设投资，注定导致公共服务体系供不应求。于是，进入2001年后，迫于供求压力，基本建设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出现恢复性上涨。可惜好景不长，随着以限制投资增长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基本建设投资首当其冲，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至2006年降至10.86％的历史最低水平。

　　随后两年，也就是2007年和2008年，统计局未披露基本建设投资数据，但可以肯定，其增长水平继续受宏观调控政策的压制，并很有可能令基本建设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进一步降至10％以下，进而创下了新的历史最低水平。

　　没有人可以忽视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与国民收入增长之间的比例关系。近年来，国内公共交通日渐拥堵，国民承担的大学教育经费及医疗费用快速上涨，以及公共环境状况不断恶化等等问题，统统反映了基本建设投资不足对经济的约束作用。在很大程度上，目前国内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高失业率（指全社会失业率，而不限于城镇失业率）、高储蓄率、高通胀、高能耗等等，都是基本建设投资不足的表现。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铁路部门能够承担更多的客货运输量，石油消耗增长过快以及全社会运输成本上涨过快的问题便可以得到有效遏制；如果城市道路交通不再拥堵，车用燃料可节省一成；如果上大学不再需要百姓自掏腰包，医疗及养老费用基本由政府全部承担，高储蓄率就会渐渐被高消费率所取代；如果建设更多的经济适用房并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足够多的廉租房，高房价对居民的奴役现象就不会日趋严重；如果城市规划更加合理，国内房屋寿命便可以大大延长，由此节省大量重复建筑成本，并降低建筑领域的能源消耗；如果将基本建设投资对GDP的比率提升到5％以上，将会释放出大量的新增就业机会，加速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进而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基础上加快GDP增长……

　　其实，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000美元以后，将国内基本建设投资对GDP的比率提升到5％以上，是一条普遍适用的国际经验。

　　照此说来，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000美元的2006年，国内基本建设投资就应当达到1.06万亿元，而不是实际的0.44万亿元。随后的两年，即2007年和2008年，与5％GDP相一致的基本建设投资应达到1.29万亿元和1.5万亿元。

　　推而论之，考虑到此前的基本建设投资欠账，所谓2009年和2010年的4万亿元政府投资，算不上是什么宏伟的计划，甚至无法弥补欠账。保守预测，到2013年，中国GDP将突破50万亿元大关，很有可能达到53万亿元。与此相适应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为2.65万亿元。但是，如果延续2000～2006年基本建设投资累计110％的增幅，到2013年，国内基本建设只能达到0.92万亿元，由此形成更多的欠账。

　　关于目前的国内基本建设投资欠账，即使从2001年算起，即使按照4.5％的比率计算，至2006年累计的欠账规模便高达2万亿元以上。如果再将2007年和2008年的数据计算在内，2001～2008年累计基本建设投资欠账应在3.7万亿元左右。

　　为在5年内弥补基本建设投资欠账，我的建议是，2009年和2010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合计应当达到6万亿元，2011年和2012年合计应达到5.8万亿元。

　　我想说的是，如果不是一味限制基本建设投资，2008年下半年的经济减速不会那么明显；如果从现在开始将基本建设投资对财政支出以及GDP的比率恢复到正常水平，中国经济不仅可以实现“保增长”的目标，而且可以迎来新的“大发展”。

　　顺便说一句，现在似乎没有人再提“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达60％以上”那个错误观点了。不客气地讲，那是推卸责任与“怨天尤人”的说法。但这还远远不够，需要正视以往在基本建设投资当中存在的明显政策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