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于丹：“不学而术”讲《论语》（ZT）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1:05:43
肖鹰
(节选)
不学而术”有两个特点：第一，“不学”，即这些“学者”轻视和排斥自己的学术
专业，实际上中止了学术研究；第二，“有术”，指他们利用自己“学者”的职业身
份，运用非学术的技术任意甚至恶意使用自己有限的（半途而废的）学术知识，
以达到其功利目的。2006年因为在中央电视台讲“论语心得”而“突然走红”的于丹，
就是当前活跃在传播领域的一个“不学而术”的“新型学者”。
其一，于丹的“不学”。
于丹没有时间学。从于丹公布在所有媒体上的简介可见，她的“本职工作”
是高校教授，并且担任系主任，但同时她是“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是京
内外众多电视台的“兼职策划”，其中仅在中央电视台，她就在为“50个电视栏
目进行策划”，而且她还要“每个星期飞两个省”。（谭璐《于丹大众传播之
“傻瓜原则”》，北京青年报）试想，如此繁忙，于丹何以有闲治学？
《于丹〈论语〉心得》作者介绍称：“（于丹是）古典文化研究者和传播
者”，“出版《形象 品牌 竞争力》等专著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
究》《现代传播》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专业论文十余万字。”但是，搜索中国国
家图书馆图书目录所见，于丹只出版一部《形象 品牌 竞争力》；搜索中国期刊
网所见，在1979-2007间，于丹只在正式期刊发表了6篇“专业论文”。在这6篇
文章中，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是一篇笔谈短文，没有在《文艺研究》上
发表的论文，在其校报上发表的论文《从〈左传〉描述的迷信现象看先秦宗教观
及其实质》（1989），是唯一算得上“古典文化研究”的“专业论文”；而其他
数篇诸如《诗意的陨落——关于〈像鸡毛一样飞〉的分析》，实在不能算“学”，
而只能是“术”的表现，至少是与她“长期执教”的古典文学无关。关键的是，
在她既往的所有论著中，都没有孔子或《论语》的影子！
同时，于丹在央视讲《论语》，表明无论从文字上、还是从义理上，她都没
有读懂《论语》。于丹最为观众诟病的一个“硬伤”，就是将小学生都懂得的
“小人”释为“小孩”。“小人”非“小孩”义，千百年来，不仅《论语》注释
家，而且古文字学家都有定论的，这在现在通用的《辞海》、《辞源》及《现代
汉语词典》中均可查证。无疑，如果这个“于丹式”的“小人”说法成立的话，
一部中华文字学史就要因此改写了。更有甚者，在讲《庄子》时，于丹将孔子说
的“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和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孟子·
告子》），窜讲为“杀生而取义”，活活将儒家的“仁义”学说换成“杀生”学
说。孔孟九泉有知，如何瞑目？仅此两例，不仅足见于丹对《论语》和儒学的无
知，而且足见她对学问的草率。
而且，于丹对待自己的错误，没有反省意识，不能“过则不惮改”。自《于
丹〈论语〉心得》播出以来，面对观众对其错误的批评，于丹总是条件反射地抬
出庄子的“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一语来搪塞，至多附带一句大意如此的话：
“我错了吗？待我回去查查”。所谓“回去查查”，观众去年批评她讲《论语》
时，她重复这句话；今年批评她讲《庄子》，她也还是重复这句话，半年都快过
去了，仍不兑现。孔子说：“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
也。” （《为政》）孔子这句教训，生为中国人，不用读《论语》也会懂得的，
惟独于丹好像不知道。
其二，于丹的“有术”。
于丹的专长是“愚乐大众”的“传播术”。这次中央电视台认定要请她而不
是请专家来讲《论语》，实在也是看中了她的“传播术”，而不是她身为“教授
学者”之“学”。于丹向记者“揭秘”她讲《论语》的诀窍时说：“我是研究传
播的,在传播学上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永远保持它那种特别简单甚至是傻傻的笨
笨的样子,这才易传播,你把它整得特别深邃的话,就传不出去了。再传播的前提
就是使它简单、傻瓜。”（谭璐《于丹大众传播之“傻瓜原则”》，北京青年报）
显然，于丹的传播术的立足点，不是尊重大众，而是“愚乐大众”。
于丹不仅将《论语》“整得”“傻傻的笨笨的”，而且把主要功夫用在为观
众凑故事、找“乐子”上。于丹如是说：“我对《论语》是只言片语、非学理化
的阐述……《论语》也可以这样庸俗化地阅读。我没备课，就是冥想，拿着杯水，
想如何把《论语》里做人的道理匹配点故事，拿张白纸，这边是一主题词，那边
是一点小故事，鼓捣到一起。”（苗炜《于丹：〈论语〉也可以这么庸俗化地解
读》，《三联生活周刊》）
于丹讲《论语》，另一个基本手法是“为我所用”地“肢解”《论语》和
“改造”孔子。为了迎合时尚情绪，于丹甚至不顾《论语》的“任以为已任，死
而后已”的基本精神，一口咬定：“《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
能过上我们心灵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她对媒体宣称，她演讲的基本策略就
是要将孔子改装成讨观众青睐的“一个经常陪着学生玩”的“可爱的老头”。对
于这种“移形换影”的大改造，若孔子在九泉有知，必用他独特的断语方式，给
于丹一个明确的判决：“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
于丹讲《论语》，既没有读懂《论语》要义，也缺少中国哲学史常识，但却
善于“活学活用”。《于丹〈论语〉心得》第一章标题是“天地人之道”。把这
个标题安在孔子（或《论语》）头上，是一开头就大错。孔子讲“天道”、讲
“人道”，但是不讲“地道”！“天地人之道”出自孔子学生子思所著《中庸》，
是对孔子“天人之道”的发挥，所谓“人与天地参”；《易传》进一步阐发子思
此说，所谓“兼三材而两用之”。于丹将它套在孔子头上，不是张冠李戴吗？但
更可笑的是，在这个大帽子下，她又把“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扯来绑到“不语怪
力乱神”的孔子身上，把孔子、盘古和“天地人”三者捣鼓成“风马牛”的三位
一体，然后最终绕到了“我们努力创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如此“活学活
用”，实在有“开天辟地”之功。
《于丹〈论语〉心得》不过是其作者与媒体联手为观众炮制的一个充满错讹
的“愚乐版”的《论语》。对于丹讲《论语》，批评者多盯着她的处处“硬伤”。
其实，她的根本错误，是“不学而术”地讲《论语》，为“愚乐观众”而将《论
语》庸俗化。于丹的演讲的确“激发”了大批观众对《论语》的兴趣，但是，观
众为这个“兴趣”付出了两个严重代价：第一，观众以对“名校教授”的信任
（或迷信）接受了于丹对《论语》的误读和肢解；第二，观众从“名校教授”于
丹那里得到的阅读经典的启发是“愚乐经典”，既不仅满足于对经典的一知半解、
而且视经典为任性随意的玩物。
于丹对《论语》的解读实际上是延续了自港台开始的“戏说历史”的“愚乐
文化”套路，不同的只是于丹以“名校教授”的学者身份出现，玩弄经典于其掌
股之间。因此，她的“愚乐经典”对中国文化精神伤害更大，更容易对普通观众
产生以假乱真的文化误导。可以想像，“于丹讲《论语》”产生的大众影响，如
果在当前的狂热之后，转化为一种持续的文化效应，就意味着我们的文化经典将
彻底沦为文化消费的廉价愚乐场，文化经典的精神意义将面目全非，直至荡然无
存。
无论就其才能，还是就其作为，名副其实地讲，于丹并不是一个学者，而只
是一个“不学而术”的“新型文化媒介人”。从目前情况看，“于丹”已经被强
势媒体打造为当前“最走红的学者”偶像，在这个偶像的身上，我悲哀地看到
“学”的精神的彻底灭绝；而这个偶像在当前中国被受媒体“愚乐”的大众痴迷，
使我更悲哀地看到中国大众随时都可能会重演20世纪中后期的那种狂热迷信的历
史景观，差别只是偶像变了，不变的是永远的迷信。肖鹰
(节选)
不学而术”有两个特点：第一，“不学”，即这些“学者”轻视和排斥自己的学术
专业，实际上中止了学术研究；第二，“有术”，指他们利用自己“学者”的职业身
份，运用非学术的技术任意甚至恶意使用自己有限的（半途而废的）学术知识，
以达到其功利目的。2006年因为在中央电视台讲“论语心得”而“突然走红”的于丹，
就是当前活跃在传播领域的一个“不学而术”的“新型学者”。
其一，于丹的“不学”。
于丹没有时间学。从于丹公布在所有媒体上的简介可见，她的“本职工作”
是高校教授，并且担任系主任，但同时她是“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是京
内外众多电视台的“兼职策划”，其中仅在中央电视台，她就在为“50个电视栏
目进行策划”，而且她还要“每个星期飞两个省”。（谭璐《于丹大众传播之
“傻瓜原则”》，北京青年报）试想，如此繁忙，于丹何以有闲治学？
《于丹〈论语〉心得》作者介绍称：“（于丹是）古典文化研究者和传播
者”，“出版《形象 品牌 竞争力》等专著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
究》《现代传播》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专业论文十余万字。”但是，搜索中国国
家图书馆图书目录所见，于丹只出版一部《形象 品牌 竞争力》；搜索中国期刊
网所见，在1979-2007间，于丹只在正式期刊发表了6篇“专业论文”。在这6篇
文章中，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是一篇笔谈短文，没有在《文艺研究》上
发表的论文，在其校报上发表的论文《从〈左传〉描述的迷信现象看先秦宗教观
及其实质》（1989），是唯一算得上“古典文化研究”的“专业论文”；而其他
数篇诸如《诗意的陨落——关于〈像鸡毛一样飞〉的分析》，实在不能算“学”，
而只能是“术”的表现，至少是与她“长期执教”的古典文学无关。关键的是，
在她既往的所有论著中，都没有孔子或《论语》的影子！
同时，于丹在央视讲《论语》，表明无论从文字上、还是从义理上，她都没
有读懂《论语》。于丹最为观众诟病的一个“硬伤”，就是将小学生都懂得的
“小人”释为“小孩”。“小人”非“小孩”义，千百年来，不仅《论语》注释
家，而且古文字学家都有定论的，这在现在通用的《辞海》、《辞源》及《现代
汉语词典》中均可查证。无疑，如果这个“于丹式”的“小人”说法成立的话，
一部中华文字学史就要因此改写了。更有甚者，在讲《庄子》时，于丹将孔子说
的“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和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孟子·
告子》），窜讲为“杀生而取义”，活活将儒家的“仁义”学说换成“杀生”学
说。孔孟九泉有知，如何瞑目？仅此两例，不仅足见于丹对《论语》和儒学的无
知，而且足见她对学问的草率。
而且，于丹对待自己的错误，没有反省意识，不能“过则不惮改”。自《于
丹〈论语〉心得》播出以来，面对观众对其错误的批评，于丹总是条件反射地抬
出庄子的“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一语来搪塞，至多附带一句大意如此的话：
“我错了吗？待我回去查查”。所谓“回去查查”，观众去年批评她讲《论语》
时，她重复这句话；今年批评她讲《庄子》，她也还是重复这句话，半年都快过
去了，仍不兑现。孔子说：“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
也。” （《为政》）孔子这句教训，生为中国人，不用读《论语》也会懂得的，
惟独于丹好像不知道。
其二，于丹的“有术”。
于丹的专长是“愚乐大众”的“传播术”。这次中央电视台认定要请她而不
是请专家来讲《论语》，实在也是看中了她的“传播术”，而不是她身为“教授
学者”之“学”。于丹向记者“揭秘”她讲《论语》的诀窍时说：“我是研究传
播的,在传播学上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永远保持它那种特别简单甚至是傻傻的笨
笨的样子,这才易传播,你把它整得特别深邃的话,就传不出去了。再传播的前提
就是使它简单、傻瓜。”（谭璐《于丹大众传播之“傻瓜原则”》，北京青年报）
显然，于丹的传播术的立足点，不是尊重大众，而是“愚乐大众”。
于丹不仅将《论语》“整得”“傻傻的笨笨的”，而且把主要功夫用在为观
众凑故事、找“乐子”上。于丹如是说：“我对《论语》是只言片语、非学理化
的阐述……《论语》也可以这样庸俗化地阅读。我没备课，就是冥想，拿着杯水，
想如何把《论语》里做人的道理匹配点故事，拿张白纸，这边是一主题词，那边
是一点小故事，鼓捣到一起。”（苗炜《于丹：〈论语〉也可以这么庸俗化地解
读》，《三联生活周刊》）
于丹讲《论语》，另一个基本手法是“为我所用”地“肢解”《论语》和
“改造”孔子。为了迎合时尚情绪，于丹甚至不顾《论语》的“任以为已任，死
而后已”的基本精神，一口咬定：“《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
能过上我们心灵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她对媒体宣称，她演讲的基本策略就
是要将孔子改装成讨观众青睐的“一个经常陪着学生玩”的“可爱的老头”。对
于这种“移形换影”的大改造，若孔子在九泉有知，必用他独特的断语方式，给
于丹一个明确的判决：“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
于丹讲《论语》，既没有读懂《论语》要义，也缺少中国哲学史常识，但却
善于“活学活用”。《于丹〈论语〉心得》第一章标题是“天地人之道”。把这
个标题安在孔子（或《论语》）头上，是一开头就大错。孔子讲“天道”、讲
“人道”，但是不讲“地道”！“天地人之道”出自孔子学生子思所著《中庸》，
是对孔子“天人之道”的发挥，所谓“人与天地参”；《易传》进一步阐发子思
此说，所谓“兼三材而两用之”。于丹将它套在孔子头上，不是张冠李戴吗？但
更可笑的是，在这个大帽子下，她又把“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扯来绑到“不语怪
力乱神”的孔子身上，把孔子、盘古和“天地人”三者捣鼓成“风马牛”的三位
一体，然后最终绕到了“我们努力创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如此“活学活
用”，实在有“开天辟地”之功。
《于丹〈论语〉心得》不过是其作者与媒体联手为观众炮制的一个充满错讹
的“愚乐版”的《论语》。对于丹讲《论语》，批评者多盯着她的处处“硬伤”。
其实，她的根本错误，是“不学而术”地讲《论语》，为“愚乐观众”而将《论
语》庸俗化。于丹的演讲的确“激发”了大批观众对《论语》的兴趣，但是，观
众为这个“兴趣”付出了两个严重代价：第一，观众以对“名校教授”的信任
（或迷信）接受了于丹对《论语》的误读和肢解；第二，观众从“名校教授”于
丹那里得到的阅读经典的启发是“愚乐经典”，既不仅满足于对经典的一知半解、
而且视经典为任性随意的玩物。
于丹对《论语》的解读实际上是延续了自港台开始的“戏说历史”的“愚乐
文化”套路，不同的只是于丹以“名校教授”的学者身份出现，玩弄经典于其掌
股之间。因此，她的“愚乐经典”对中国文化精神伤害更大，更容易对普通观众
产生以假乱真的文化误导。可以想像，“于丹讲《论语》”产生的大众影响，如
果在当前的狂热之后，转化为一种持续的文化效应，就意味着我们的文化经典将
彻底沦为文化消费的廉价愚乐场，文化经典的精神意义将面目全非，直至荡然无
存。
无论就其才能，还是就其作为，名副其实地讲，于丹并不是一个学者，而只
是一个“不学而术”的“新型文化媒介人”。从目前情况看，“于丹”已经被强
势媒体打造为当前“最走红的学者”偶像，在这个偶像的身上，我悲哀地看到
“学”的精神的彻底灭绝；而这个偶像在当前中国被受媒体“愚乐”的大众痴迷，
使我更悲哀地看到中国大众随时都可能会重演20世纪中后期的那种狂热迷信的历
史景观，差别只是偶像变了，不变的是永远的迷信。
(节选)
不学而术”有两个特点：第一，“不学”，即这些“学者”轻视和排斥自己的学术
专业，实际上中止了学术研究；第二，“有术”，指他们利用自己“学者”的职业身
份，运用非学术的技术任意甚至恶意使用自己有限的（半途而废的）学术知识，
以达到其功利目的。2006年因为在中央电视台讲“论语心得”而“突然走红”的于丹，
就是当前活跃在传播领域的一个“不学而术”的“新型学者”。
其一，于丹的“不学”。
于丹没有时间学。从于丹公布在所有媒体上的简介可见，她的“本职工作”
是高校教授，并且担任系主任，但同时她是“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是京
内外众多电视台的“兼职策划”，其中仅在中央电视台，她就在为“50个电视栏
目进行策划”，而且她还要“每个星期飞两个省”。（谭璐《于丹大众传播之
“傻瓜原则”》，北京青年报）试想，如此繁忙，于丹何以有闲治学？
《于丹〈论语〉心得》作者介绍称：“（于丹是）古典文化研究者和传播
者”，“出版《形象 品牌 竞争力》等专著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
究》《现代传播》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专业论文十余万字。”但是，搜索中国国
家图书馆图书目录所见，于丹只出版一部《形象 品牌 竞争力》；搜索中国期刊
网所见，在1979-2007间，于丹只在正式期刊发表了6篇“专业论文”。在这6篇
文章中，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是一篇笔谈短文，没有在《文艺研究》上
发表的论文，在其校报上发表的论文《从〈左传〉描述的迷信现象看先秦宗教观
及其实质》（1989），是唯一算得上“古典文化研究”的“专业论文”；而其他
数篇诸如《诗意的陨落——关于〈像鸡毛一样飞〉的分析》，实在不能算“学”，
而只能是“术”的表现，至少是与她“长期执教”的古典文学无关。关键的是，
在她既往的所有论著中，都没有孔子或《论语》的影子！
同时，于丹在央视讲《论语》，表明无论从文字上、还是从义理上，她都没
有读懂《论语》。于丹最为观众诟病的一个“硬伤”，就是将小学生都懂得的
“小人”释为“小孩”。“小人”非“小孩”义，千百年来，不仅《论语》注释
家，而且古文字学家都有定论的，这在现在通用的《辞海》、《辞源》及《现代
汉语词典》中均可查证。无疑，如果这个“于丹式”的“小人”说法成立的话，
一部中华文字学史就要因此改写了。更有甚者，在讲《庄子》时，于丹将孔子说
的“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和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孟子·
告子》），窜讲为“杀生而取义”，活活将儒家的“仁义”学说换成“杀生”学
说。孔孟九泉有知，如何瞑目？仅此两例，不仅足见于丹对《论语》和儒学的无
知，而且足见她对学问的草率。
而且，于丹对待自己的错误，没有反省意识，不能“过则不惮改”。自《于
丹〈论语〉心得》播出以来，面对观众对其错误的批评，于丹总是条件反射地抬
出庄子的“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一语来搪塞，至多附带一句大意如此的话：
“我错了吗？待我回去查查”。所谓“回去查查”，观众去年批评她讲《论语》
时，她重复这句话；今年批评她讲《庄子》，她也还是重复这句话，半年都快过
去了，仍不兑现。孔子说：“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
也。” （《为政》）孔子这句教训，生为中国人，不用读《论语》也会懂得的，
惟独于丹好像不知道。
其二，于丹的“有术”。
于丹的专长是“愚乐大众”的“传播术”。这次中央电视台认定要请她而不
是请专家来讲《论语》，实在也是看中了她的“传播术”，而不是她身为“教授
学者”之“学”。于丹向记者“揭秘”她讲《论语》的诀窍时说：“我是研究传
播的,在传播学上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永远保持它那种特别简单甚至是傻傻的笨
笨的样子,这才易传播,你把它整得特别深邃的话,就传不出去了。再传播的前提
就是使它简单、傻瓜。”（谭璐《于丹大众传播之“傻瓜原则”》，北京青年报）
显然，于丹的传播术的立足点，不是尊重大众，而是“愚乐大众”。
于丹不仅将《论语》“整得”“傻傻的笨笨的”，而且把主要功夫用在为观
众凑故事、找“乐子”上。于丹如是说：“我对《论语》是只言片语、非学理化
的阐述……《论语》也可以这样庸俗化地阅读。我没备课，就是冥想，拿着杯水，
想如何把《论语》里做人的道理匹配点故事，拿张白纸，这边是一主题词，那边
是一点小故事，鼓捣到一起。”（苗炜《于丹：〈论语〉也可以这么庸俗化地解
读》，《三联生活周刊》）
于丹讲《论语》，另一个基本手法是“为我所用”地“肢解”《论语》和
“改造”孔子。为了迎合时尚情绪，于丹甚至不顾《论语》的“任以为已任，死
而后已”的基本精神，一口咬定：“《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
能过上我们心灵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她对媒体宣称，她演讲的基本策略就
是要将孔子改装成讨观众青睐的“一个经常陪着学生玩”的“可爱的老头”。对
于这种“移形换影”的大改造，若孔子在九泉有知，必用他独特的断语方式，给
于丹一个明确的判决：“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
于丹讲《论语》，既没有读懂《论语》要义，也缺少中国哲学史常识，但却
善于“活学活用”。《于丹〈论语〉心得》第一章标题是“天地人之道”。把这
个标题安在孔子（或《论语》）头上，是一开头就大错。孔子讲“天道”、讲
“人道”，但是不讲“地道”！“天地人之道”出自孔子学生子思所著《中庸》，
是对孔子“天人之道”的发挥，所谓“人与天地参”；《易传》进一步阐发子思
此说，所谓“兼三材而两用之”。于丹将它套在孔子头上，不是张冠李戴吗？但
更可笑的是，在这个大帽子下，她又把“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扯来绑到“不语怪
力乱神”的孔子身上，把孔子、盘古和“天地人”三者捣鼓成“风马牛”的三位
一体，然后最终绕到了“我们努力创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如此“活学活
用”，实在有“开天辟地”之功。
《于丹〈论语〉心得》不过是其作者与媒体联手为观众炮制的一个充满错讹
的“愚乐版”的《论语》。对于丹讲《论语》，批评者多盯着她的处处“硬伤”。
其实，她的根本错误，是“不学而术”地讲《论语》，为“愚乐观众”而将《论
语》庸俗化。于丹的演讲的确“激发”了大批观众对《论语》的兴趣，但是，观
众为这个“兴趣”付出了两个严重代价：第一，观众以对“名校教授”的信任
（或迷信）接受了于丹对《论语》的误读和肢解；第二，观众从“名校教授”于
丹那里得到的阅读经典的启发是“愚乐经典”，既不仅满足于对经典的一知半解、
而且视经典为任性随意的玩物。
于丹对《论语》的解读实际上是延续了自港台开始的“戏说历史”的“愚乐
文化”套路，不同的只是于丹以“名校教授”的学者身份出现，玩弄经典于其掌
股之间。因此，她的“愚乐经典”对中国文化精神伤害更大，更容易对普通观众
产生以假乱真的文化误导。可以想像，“于丹讲《论语》”产生的大众影响，如
果在当前的狂热之后，转化为一种持续的文化效应，就意味着我们的文化经典将
彻底沦为文化消费的廉价愚乐场，文化经典的精神意义将面目全非，直至荡然无
存。
无论就其才能，还是就其作为，名副其实地讲，于丹并不是一个学者，而只
是一个“不学而术”的“新型文化媒介人”。从目前情况看，“于丹”已经被强
势媒体打造为当前“最走红的学者”偶像，在这个偶像的身上，我悲哀地看到
“学”的精神的彻底灭绝；而这个偶像在当前中国被受媒体“愚乐”的大众痴迷，
使我更悲哀地看到中国大众随时都可能会重演20世纪中后期的那种狂热迷信的历
史景观，差别只是偶像变了，不变的是永远的迷信。肖鹰
(节选)
不学而术”有两个特点：第一，“不学”，即这些“学者”轻视和排斥自己的学术
专业，实际上中止了学术研究；第二，“有术”，指他们利用自己“学者”的职业身
份，运用非学术的技术任意甚至恶意使用自己有限的（半途而废的）学术知识，
以达到其功利目的。2006年因为在中央电视台讲“论语心得”而“突然走红”的于丹，
就是当前活跃在传播领域的一个“不学而术”的“新型学者”。
其一，于丹的“不学”。
于丹没有时间学。从于丹公布在所有媒体上的简介可见，她的“本职工作”
是高校教授，并且担任系主任，但同时她是“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是京
内外众多电视台的“兼职策划”，其中仅在中央电视台，她就在为“50个电视栏
目进行策划”，而且她还要“每个星期飞两个省”。（谭璐《于丹大众传播之
“傻瓜原则”》，北京青年报）试想，如此繁忙，于丹何以有闲治学？
《于丹〈论语〉心得》作者介绍称：“（于丹是）古典文化研究者和传播
者”，“出版《形象 品牌 竞争力》等专著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
究》《现代传播》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专业论文十余万字。”但是，搜索中国国
家图书馆图书目录所见，于丹只出版一部《形象 品牌 竞争力》；搜索中国期刊
网所见，在1979-2007间，于丹只在正式期刊发表了6篇“专业论文”。在这6篇
文章中，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是一篇笔谈短文，没有在《文艺研究》上
发表的论文，在其校报上发表的论文《从〈左传〉描述的迷信现象看先秦宗教观
及其实质》（1989），是唯一算得上“古典文化研究”的“专业论文”；而其他
数篇诸如《诗意的陨落——关于〈像鸡毛一样飞〉的分析》，实在不能算“学”，
而只能是“术”的表现，至少是与她“长期执教”的古典文学无关。关键的是，
在她既往的所有论著中，都没有孔子或《论语》的影子！
同时，于丹在央视讲《论语》，表明无论从文字上、还是从义理上，她都没
有读懂《论语》。于丹最为观众诟病的一个“硬伤”，就是将小学生都懂得的
“小人”释为“小孩”。“小人”非“小孩”义，千百年来，不仅《论语》注释
家，而且古文字学家都有定论的，这在现在通用的《辞海》、《辞源》及《现代
汉语词典》中均可查证。无疑，如果这个“于丹式”的“小人”说法成立的话，
一部中华文字学史就要因此改写了。更有甚者，在讲《庄子》时，于丹将孔子说
的“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和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孟子·
告子》），窜讲为“杀生而取义”，活活将儒家的“仁义”学说换成“杀生”学
说。孔孟九泉有知，如何瞑目？仅此两例，不仅足见于丹对《论语》和儒学的无
知，而且足见她对学问的草率。
而且，于丹对待自己的错误，没有反省意识，不能“过则不惮改”。自《于
丹〈论语〉心得》播出以来，面对观众对其错误的批评，于丹总是条件反射地抬
出庄子的“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一语来搪塞，至多附带一句大意如此的话：
“我错了吗？待我回去查查”。所谓“回去查查”，观众去年批评她讲《论语》
时，她重复这句话；今年批评她讲《庄子》，她也还是重复这句话，半年都快过
去了，仍不兑现。孔子说：“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
也。” （《为政》）孔子这句教训，生为中国人，不用读《论语》也会懂得的，
惟独于丹好像不知道。
其二，于丹的“有术”。
于丹的专长是“愚乐大众”的“传播术”。这次中央电视台认定要请她而不
是请专家来讲《论语》，实在也是看中了她的“传播术”，而不是她身为“教授
学者”之“学”。于丹向记者“揭秘”她讲《论语》的诀窍时说：“我是研究传
播的,在传播学上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永远保持它那种特别简单甚至是傻傻的笨
笨的样子,这才易传播,你把它整得特别深邃的话,就传不出去了。再传播的前提
就是使它简单、傻瓜。”（谭璐《于丹大众传播之“傻瓜原则”》，北京青年报）
显然，于丹的传播术的立足点，不是尊重大众，而是“愚乐大众”。
于丹不仅将《论语》“整得”“傻傻的笨笨的”，而且把主要功夫用在为观
众凑故事、找“乐子”上。于丹如是说：“我对《论语》是只言片语、非学理化
的阐述……《论语》也可以这样庸俗化地阅读。我没备课，就是冥想，拿着杯水，
想如何把《论语》里做人的道理匹配点故事，拿张白纸，这边是一主题词，那边
是一点小故事，鼓捣到一起。”（苗炜《于丹：〈论语〉也可以这么庸俗化地解
读》，《三联生活周刊》）
于丹讲《论语》，另一个基本手法是“为我所用”地“肢解”《论语》和
“改造”孔子。为了迎合时尚情绪，于丹甚至不顾《论语》的“任以为已任，死
而后已”的基本精神，一口咬定：“《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
能过上我们心灵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她对媒体宣称，她演讲的基本策略就
是要将孔子改装成讨观众青睐的“一个经常陪着学生玩”的“可爱的老头”。对
于这种“移形换影”的大改造，若孔子在九泉有知，必用他独特的断语方式，给
于丹一个明确的判决：“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
于丹讲《论语》，既没有读懂《论语》要义，也缺少中国哲学史常识，但却
善于“活学活用”。《于丹〈论语〉心得》第一章标题是“天地人之道”。把这
个标题安在孔子（或《论语》）头上，是一开头就大错。孔子讲“天道”、讲
“人道”，但是不讲“地道”！“天地人之道”出自孔子学生子思所著《中庸》，
是对孔子“天人之道”的发挥，所谓“人与天地参”；《易传》进一步阐发子思
此说，所谓“兼三材而两用之”。于丹将它套在孔子头上，不是张冠李戴吗？但
更可笑的是，在这个大帽子下，她又把“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扯来绑到“不语怪
力乱神”的孔子身上，把孔子、盘古和“天地人”三者捣鼓成“风马牛”的三位
一体，然后最终绕到了“我们努力创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如此“活学活
用”，实在有“开天辟地”之功。
《于丹〈论语〉心得》不过是其作者与媒体联手为观众炮制的一个充满错讹
的“愚乐版”的《论语》。对于丹讲《论语》，批评者多盯着她的处处“硬伤”。
其实，她的根本错误，是“不学而术”地讲《论语》，为“愚乐观众”而将《论
语》庸俗化。于丹的演讲的确“激发”了大批观众对《论语》的兴趣，但是，观
众为这个“兴趣”付出了两个严重代价：第一，观众以对“名校教授”的信任
（或迷信）接受了于丹对《论语》的误读和肢解；第二，观众从“名校教授”于
丹那里得到的阅读经典的启发是“愚乐经典”，既不仅满足于对经典的一知半解、
而且视经典为任性随意的玩物。
于丹对《论语》的解读实际上是延续了自港台开始的“戏说历史”的“愚乐
文化”套路，不同的只是于丹以“名校教授”的学者身份出现，玩弄经典于其掌
股之间。因此，她的“愚乐经典”对中国文化精神伤害更大，更容易对普通观众
产生以假乱真的文化误导。可以想像，“于丹讲《论语》”产生的大众影响，如
果在当前的狂热之后，转化为一种持续的文化效应，就意味着我们的文化经典将
彻底沦为文化消费的廉价愚乐场，文化经典的精神意义将面目全非，直至荡然无
存。
无论就其才能，还是就其作为，名副其实地讲，于丹并不是一个学者，而只
是一个“不学而术”的“新型文化媒介人”。从目前情况看，“于丹”已经被强
势媒体打造为当前“最走红的学者”偶像，在这个偶像的身上，我悲哀地看到
“学”的精神的彻底灭绝；而这个偶像在当前中国被受媒体“愚乐”的大众痴迷，
使我更悲哀地看到中国大众随时都可能会重演20世纪中后期的那种狂热迷信的历
史景观，差别只是偶像变了，不变的是永远的迷信。
学术问题转向人身攻击，这种文章就是狗屎。:D
没听过于丹,但此文确有人身攻击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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