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明朝的癌症-从内部烂掉的汉族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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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 tradition 发表时间: 2003-2-10 13:03:07

主题: 明朝的癌症-从内部烂掉的汉族朝代


此文由 tradition 发表:
国的传统社会和政治组织是从西周开始的家国体制,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这个
体制对中国的一统和繁荣确实有莫大的好处,但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就已经逐渐成为社
会发展的对立面了。皇帝有自己的家,大臣也有自己的家,各个家都是国的一分子,但
各个家都想尽可能扩大自己的利益。这种扩大,是借用权力,从其他的"家"(权力小的)
抽来的,对社会总财富的增长毫无用处。就好象癌症一样,明朝到了后期肿瘤扩散到全
身,即使到了南明,福鲁唐桂诸王王朝内部,各王之间,仍然是你争我夺,私利高于一
切。桂王手上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地时,孙可望李定国两个人还是斗得不亦乐乎。这种朝
廷,不灭亡真是没有天理了。

明朝的灭亡,是最典型的从里面烂掉的例子。唐宋辽金元清诸朝的灭亡,外部压力或内
部的民族与割据问题是主因,只有明朝是从中期开始一点一点烂下去,外部的压力只占
很小的份额。没有满清,明朝一样要完蛋。

有人说张居正是古代最伟大的政治家。这个我也是相当赞同的。万历初年明朝居然还可
以有这个一样良好的财政局面,不容易阿。不过反思之,在旧体制里搞这种改革,纵然
有短期的效果,长远看来不过是暂时直接补充一些营养罢了,癌细胞不除,很快又会消
耗得干干净净。纵观中国历史,没有一次改革是真正成功了的。为什么国家要改革? 不
管是王莽,杨炎,王安石还是张居正,都是因为国家的正常经济秩序被统治集团的既得
利益者打乱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流到了癌细胞那里,国家财政自然吃紧。井田也罢,两
税法也罢,方田均税法也罢,一条鞭法也罢,本质上都是要把被癌细胞抢去的部分社会
财富重新由国家来控制,并尽可能的缩小分配不公。为什么他们最后都归于失败? 因为
这些癌细胞不是一般的癌细胞,它们控制着大脑,绝不会看着自己的利益被侵犯;它们
宁可整个社会同归于尽也绝不会有一分一秒放弃自己的利益。这种社会结构我不知道在
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有没有,但是在中国,直到今天也是没有改变的。

其实我以为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是有序化程度,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的宏观方向就是社会宏
观尺度上的越来越有序,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社会契约越来越严密。抛开那些容易被
感情影响的伦理及哲学说教,从经济和法制的角度来看,独裁与民主都不是目的,而只
是有序化管理的手段。日本历史上比中国还要没有自由民主,但它的社会秩序并不象中
国这样周期出现癌变;印度和拉美都是所谓民主国家,可是腐败一样厉害。我以为研究
明朝灭亡的过程,其着眼点可以放在家国体制是如何逐步诱发癌变,导致社会秩序的瓦
解甚至社会的同归于尽的(每一次改超换代,中国大概都要损失一半的人口,这在世界
范围内也是罕见的)。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待续)转自http://www.sonicbbs.com/war/topicdisplay.asp?TopicID=155543&BoardID=16

原作者 tradition 发表时间: 2003-2-10 13:03:07

主题: 明朝的癌症-从内部烂掉的汉族朝代


此文由 tradition 发表:
国的传统社会和政治组织是从西周开始的家国体制,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这个
体制对中国的一统和繁荣确实有莫大的好处,但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就已经逐渐成为社
会发展的对立面了。皇帝有自己的家,大臣也有自己的家,各个家都是国的一分子,但
各个家都想尽可能扩大自己的利益。这种扩大,是借用权力,从其他的"家"(权力小的)
抽来的,对社会总财富的增长毫无用处。就好象癌症一样,明朝到了后期肿瘤扩散到全
身,即使到了南明,福鲁唐桂诸王王朝内部,各王之间,仍然是你争我夺,私利高于一
切。桂王手上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地时,孙可望李定国两个人还是斗得不亦乐乎。这种朝
廷,不灭亡真是没有天理了。

明朝的灭亡,是最典型的从里面烂掉的例子。唐宋辽金元清诸朝的灭亡,外部压力或内
部的民族与割据问题是主因,只有明朝是从中期开始一点一点烂下去,外部的压力只占
很小的份额。没有满清,明朝一样要完蛋。

有人说张居正是古代最伟大的政治家。这个我也是相当赞同的。万历初年明朝居然还可
以有这个一样良好的财政局面,不容易阿。不过反思之,在旧体制里搞这种改革,纵然
有短期的效果,长远看来不过是暂时直接补充一些营养罢了,癌细胞不除,很快又会消
耗得干干净净。纵观中国历史,没有一次改革是真正成功了的。为什么国家要改革? 不
管是王莽,杨炎,王安石还是张居正,都是因为国家的正常经济秩序被统治集团的既得
利益者打乱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流到了癌细胞那里,国家财政自然吃紧。井田也罢,两
税法也罢,方田均税法也罢,一条鞭法也罢,本质上都是要把被癌细胞抢去的部分社会
财富重新由国家来控制,并尽可能的缩小分配不公。为什么他们最后都归于失败? 因为
这些癌细胞不是一般的癌细胞,它们控制着大脑,绝不会看着自己的利益被侵犯;它们
宁可整个社会同归于尽也绝不会有一分一秒放弃自己的利益。这种社会结构我不知道在
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有没有,但是在中国,直到今天也是没有改变的。

其实我以为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是有序化程度,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的宏观方向就是社会宏
观尺度上的越来越有序,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社会契约越来越严密。抛开那些容易被
感情影响的伦理及哲学说教,从经济和法制的角度来看,独裁与民主都不是目的,而只
是有序化管理的手段。日本历史上比中国还要没有自由民主,但它的社会秩序并不象中
国这样周期出现癌变;印度和拉美都是所谓民主国家,可是腐败一样厉害。我以为研究
明朝灭亡的过程,其着眼点可以放在家国体制是如何逐步诱发癌变,导致社会秩序的瓦
解甚至社会的同归于尽的(每一次改超换代,中国大概都要损失一半的人口,这在世界
范围内也是罕见的)。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待续)
(原信)
>历史部分,明史是很值得关注与探究的。汉文化到明代已到了烂熟出脓的境地,无论
政治经济文化都呈现出结构性的非颠覆无以再造的溃烂。游牧民族的清新作风延缓了崩
溃,也相应延迟了再造。从文明而言,明是汉文明作为主要世界文明的终结。郑和海洋
扩张的无以为继宣告汉文明扩张和上升的结束。百年后欧洲文明在美洲的登陆和在海洋
的扩张完成了欧洲文明迈向世界主导文明的蜕变和越升。明是汉文明由盛而衰的主要切
换点,值得研究。

----------------------
附录:

刘瑾潜流——“财政阴史”的一个断面
吴思
一、 千年世界级巨富
我在“中青在线”网站读到一条2001年4月9日发布的消息,标题是《千年最富50人中国
6人上榜》,全文抄录如下:

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该报日前选出在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其中
目前仍然在世的,包括身家过360亿美元的汶莱苏丹陛下哈志哈山纳柏嘉,以及当今世

首富比尔·盖茨。

在入选的50人中,有6名是中国人,出现时间前后横跨800年,他们分别为成吉思汗、忽
必烈、和珅、太监刘瑾、清商人伍秉鉴、宋子文。

《亚洲华尔街日报》还说,如果按征服土地来计算,在职业一栏是“征服者”,财富来
源一栏是“掠夺”的成吉思汗可称“天下最富”。当时,蒙古人打下了1300万平方公里
的土地。

明武宗年间太监刘瑾被处死后,人们从他家中搜出黄金3360公斤、白银725万公斤。明末
国库仅得200万公斤白银。

清朝的和珅被查出贪污白银达2.2亿两。

20世纪30年代,宋子文在美学成回国后,迅即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由于其妹宋美龄嫁于
蒋介石,宋子文更得到重用,且成为当时中国与美国交涉的主要渠道人物。有说在40年
代,宋子文可能已是全球首富了。

伍秉鉴是十三行的买办,他继承了当时只得少数人获准经营的丝绸和瓷器生意,身
家至少有好几百万银元。

这种大视野看起来很痛快,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但我恰好留心过刘瑾的家当,也抄录
过与明朝国库有关的一些数字,看了刘瑾家的金银数目便感觉疑惑,似乎数字太大了。
至于明末国库的白银存量,更是错得离谱,张居正改革十年,国库丰盈,太仓(专门存
银子的国库,又称银库)的白银储备不过600万两,亚洲华尔街日报却说刘瑾一家就有7
25万公斤,竟敢说明朝破败时还有200万公斤,其误差恐怕要有十倍百倍。如果崇祯真有
这笔相当于二十年中央财政现金收入的白银储备,何至于上吊?李自成要是能缴获这一
大笔银子,何必在京城以至全国大举搜刮,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我隐约记得在什
么地方看到过一个数字,李自成打下北京,发现太仓里只剩下二十多万两白银,不禁感
叹道:这么个大国,只有这么点银子,岂能不亡?——我查不到这个故事的出处了,姑
且摆在这里,仅供参考。

我相信自己的感觉不错,怀疑翻译错了,就上网搜索原文,结果在 The Wall Street J
ournal (WSJ) 的网站找到了出处。翻译果然有些小错。下边是我选译的刘瑾简介(注1)
----
   刘瑾(1452-1510)
   社会地位:宫廷太监
   财富来源:渎职
   财产:金银

中国明朝一个富得惊人的宫廷太监。刘瑾滥用职权,聚积了巨大的财富。最后因叛逆罪
而被处死时,他被发现拥有黄金1200万盎司(译者注:折37万公斤,而不是前译的3360
公斤),白银2.59亿盎司(译者注:折805万公斤,而不是前译的725万公斤)。作为对
比,明朝倒台时皇宫国库只有白银3000万至7000万盎司(译者注:确实可以折为200万

斤)。不过,关于刘瑾的财富的报道可能被严重夸大了,因为历史学家们要用他的故事
警告人们:太监干政时将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我并不想在数字和细节上较劲,要紧的是刘瑾荣登千年世界级最富排行榜这件事本
身。我觉得刘瑾、和珅的上榜,揭示了潜藏在中华文明光辉表面下的大东西。我想深究
的就是这种东西。华尔街错多错少并不要紧,只要在刘瑾“富可敌国”这个关键点上没
错,我的深究便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地想多追几步,想算算账
,折成人民币算一算,搞清楚刘瑾家到底有多少钱。我估计有不少人像我一样对此感到
好奇。

这一追还真追出了我自己的毛病,原来华尔街提供的刘瑾家产数字大有根据。

我总共找到了三组数字,第一组就是华尔街所依据的数字,也是最大的数字,即黄金12
05.78万两,白银2.59亿两。华尔街把明朝的一两(36.9克)误为一盎司(31.103克),
因而将刘瑾的家产低估了7.5万公斤黄金,150万公斤白银。我明白,数字太大了让人眼
晕,多两个零少两个零早已没了感觉。这么说吧,华尔街的这个误差,仅仅白银这一项
,就超过了明朝全盛时期国库白银储备的六倍。这可不是小错,如此大刀阔斧地削减刘
瑾的家产,犯在他本人手里,一百条命也丢了。

这第一组数字见于郎瑛的《七修类稿》卷十三,陈洪谟的《继世纪闻》卷三。《明通鉴
》说王世贞也引用过这个数字。这几个作者均为明朝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其中陈洪谟
在刘瑾死时正当壮年,36岁,中进士十余年,当过刑部和户部的部曹,最后以兵部左侍
郎(国防部副部长)退休。这样的人写起刘瑾来,如同今日在财政部和最高法院干过的
人,以高级干部的身份退休后写陈希同或成克杰,五百年后的晚辈小子怎敢不洗耳恭听


第二组数字见于《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清)赵翼说刘瑾有黄金250万两,银5千余
万两,他珍宝无算。这个数字大约只有第一组数字的五分之一,但赵翼也是大名鼎鼎的
史家,这本书又以挑前代史家的毛病著称,考证详实,我等晚辈也不敢不重视。

第三组数字属于滑头数字。《明通鉴》卷四十二列举了第一组数字后,对比了汉朝董贤
的42亿钱家产,梁冀的30亿钱家产,都比刘瑾差了一个数量级,作者夏燮因此怀疑对刘
瑾的家产高估了。于是《明通鉴》宣布与正史保持一致,给了个“金银累数百万”的说
法。“累数百万”,到底是一百万还是九百万?是金是银?单位是斤还是两?这里的每
个差别都能差出十倍,作者一概模糊过去,这样的数字实在没法用。当然我们也可以取
最保守的态度,一概选择小头,说刘瑾至少有几百万两银子。几百万呢?就选个最少的
二百万吧。正德元年(1506年)刘瑾得势,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白银还不足二百万两。

从1522年到1532年,太仓平均每年的白银收入恰好是二百万两。

根据会计工作的谨慎原则,我这里采纳第二组数字。不喜欢如此保守的人,不妨把我的
估算结果乘以一二三四五中的任何一个数,只要不超过五,就不算胡说八道。而担心后
代御用文人将刘瑾妖魔化,拿刘瑾当替罪羊,宁愿保守至极的人,只要记住刘瑾的家产
和国库每年的白银收入相当就行了——这笔银子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如今的八亿人民币


根据第二组数字,刘瑾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他珍宝无算。我们就不算
“他珍宝”,再把黄金按当时的常规一比七折为白银,刘瑾的家产总值为6750万两白银——
比张居正辛辛苦苦十余年充实起来的太仓还要多十倍。这相当于多少人民币呢?在当时
的平常年景,一两银子可以买两石米,按照米价折算,刘瑾的家产相当于254.88亿人民
币(注2)。我刚刚上网查了,中国大陆只有一个人够格登上《福布斯》杂志的全球富翁
排行榜,即前国家副主席之子,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荣智健,身家为10亿美元,不足刘太
监的三分之一。

我们再冒说一句。有超人之称的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有多少钱?《福布斯》杂志说他的
家产为113亿美元,在全球排第31名。李嘉诚1999年排名世界第十,这两年让那些IT暴
发户挤下去不少。假如刘瑾活着,他的排名恐怕还要下降。只要我们像华尔街那样选择第
一组数字,也就是把刘瑾的银两乘以五,按照米价折算,刘瑾的家产便是1274亿人民币
,约153亿美元,比李嘉诚还要多40亿美元。

这么大的数字,可信么?我不敢相信把李嘉诚比下去的第一组数字,但足以把三个荣智
健比下去的第二组数字就不好不信了。刘瑾一流的巨富,即贪污受贿渎职而成的巨富,
在中国历史上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绝非孤立现象。前边提了一句汉朝的董贤和梁冀,
积钱至三四十亿。明朝前有王振,后有严嵩、魏忠贤,其家产清单开起来也是一长串大
数目,我就不拿这些数字烦读者了。

清朝的和珅恨不得比刘瑾还富。“中青在线”引用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说他有2.2
亿两白银。我还见过更大的数字。据籍没其家产的清单记载,和珅有赤金580万两,元宝
银940万两,当铺75座,银号42座,地产8000余顷。另有玉器、绸缎、洋货、皮张等库多
座。没收的财产总计估银约8亿两,少说也顶四个刘瑾。乾隆末年,国家财政每年的实际
收入为银4359万两,和珅的财产相当于清朝盛世18年的财政收入(注3)。当时流传着一句
话:“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可见同代人的感觉也支持了富可敌国的数字。 (待续)
二、 财政阴史

国库的银子汇集百川,来历分明,大大小小的河道渠道都是可以俯瞰拍照的。忽然间,
一座大出十倍的水库惊现于国库侧畔,地面径流却只有孤零零的一条毛渠,即正四品官
员每年288石米的俸禄,折合白银144两。按照这种流量,一口水不喝,注满刘瑾家的水
库也需要47万年。实际上,司礼监太监刘瑾虽然也是四品官,但明朝的立法者认为太监
无须拉家带口,用不了那么多钱,所以四品宦官的法定收入只有日常口粮和服装,折成
银子还不及四品文官的十分之一。这就是说,地表径流需要500多万年才能注满刘瑾家
的水库,而刘瑾的积累仅仅用了五年。理论与现实相差如此悬殊,难道可以不去考察解释
么?

只要一想到解释,任何人都敢断定:地表之下必有潜流,有阴沟,有地下河。“山不在
高,有仙则名”,我们就借用世界名人刘瑾的声望,称这套地下网络为“刘瑾潜流”。

古有食货志,今有财政史。我半路出家,孤陋寡闻,看过的史、志似乎都把重点放在地
表径流上,罗列各州县的钱粮徭役,国家的盐铁茶马,酒榷商税,着重描述并解释种种
明面上的开支收入及其变迁。但是我们已经发现,地下潜流在资源的总流量中占有相当
大的比例,不描写“刘瑾潜流”的财政史只能叫“财政阳史”,如欲完整,还应该补上
“财政阴史”。

“财政阴史”很难写,那些阴账暗账恐怕早在阴沟里烂没了,找不着了。这么说并不是
打比方。清朝乾隆年间的著名师爷汪辉祖写过一本《学治说赘》,其中就扎扎实实地谈
到账本问题,他要求建立四个账:正入簿、正出簿、杂入簿、杂出簿。正入簿“记银谷
应征之数,及税契、杂税、耗羡等项”;正出簿“记银谷之应解、应支、应放、应垫之
数,及廉奉幕修等项”;这两项都是明账。杂入簿“记银之平余,谷之斛面,及某岁额
有之陋规等项。应入己者可质鬼神,人所共知,不必讳也。若额外婪索,是为赃私,不
可以入簿者。”杂出簿“记应捐、应赠之断不可省者,及日用应费各项。”这后两项显
然是小金库的账。

汪辉祖要求官员们经常算账结账。正入簿亏了,可以先用杂入账上的钱补。由此可见,
清朝的小金库很重要,“断不可省”,官吏们管理小金库的账目也很有一套,来源和去
向都很明白。主要来源当然是陋规收入,或是下级的孝敬,或是从老百姓手里搜刮的常
例。主要去向则是不能不送的礼物等,也就是对上级的孝敬。同时还包括一些“正出”
项目中没有的日常费用。

假如我们掌握了许多这样的账本,“财政阴史”就会好写一些,不过仍缺少“额外婪索
,是为赃私,不可以入簿者”——对这个巨大缺口,恐怕只能拿抄家清单填补一二了。

我下边要做的,就是在刘瑾周围搜集一些历史碎片,尽量拼凑出“刘瑾潜流”在(明)
正德初年的历史横断面。实在凑不上,就用其他年代的碎片代替,聊胜于无而已。 (待续)
三、 抽水机规则

正德初年,刘瑾当政期间,兵科给事中周钥奉命去淮安查勘,在返京的船上自刎身亡。
那一刀下手很重,身边人抢救时,周先生已不能言。从者拿来纸笔,周钥写下“赵知府
误我”几个字后便死了。

按照级别,给事中不过“从七品”,还不如七品知县的官大。按照实际的地位和权力,
六科给事中在皇帝身边负责监察中央六部和天下诸司,各部各地的大员们也不敢不敬畏
三分。即使碰到皇帝本人的错误指示,只要不合圣人之教、祖宗之法,给事中在名义上
也有权“封驳”,顶回去不准下发。科道之官是官场上的鹰,是最高层级的食肉动物,
是以各级官员的身家性命为食的动物。在科道任职,成为六科给事中或十三道御史的一
员,乃是明朝读书人的仕宦美梦,一个美梦成真的人何必自杀?

《明史》卷188上说,那时刘瑾当权,甚为骄横,奉使出差的人回来,刘瑾都要重重地
索取一笔贿赂。周钥到淮安办事,与知府赵俊的关系不错,赵知府答应贷给周钥“千金”
,以应付刘瑾,临走时又变卦了。周钥“计无所出”,船走到桃源时自杀。

读完这段介绍,我仍然不懂周钥何必自杀。一千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如今的40万
人民币,诚然是一笔大数。但这笔贿赂即使像债务一样硬,确实还不起又能怎么样?竟
值得自杀么?我猜,他大概太在乎那个给事中的地位了。好不容易登上荣誉的高峰,成
了亲友和众乡亲的骄傲,忽然有可能丢官,荣耀将变为耻辱,半生的努力和未来的前程
也一并付诸东流,这些东西加起来,不值得自杀么?——对我来说依然勉强。

最后,时人陈洪谟的一段记载帮助我理解了周钥的选择。据《继世纪闻》卷二说,给事
中安奎、御史张出京查盘钱粮,返京后刘瑾索贿,嫌那二位给得少,就说他们参劾官
员失当,大发雷霆,用一百五十斤重的枷,将这二位枷于公生门。当时正是夏季,大雨
昼夜不停,这二位就在雨中淋着。

原来是著名的一百五十斤枷。据《明史》卷95介绍,刘瑾通过亲信控制了东厂和西厂这
两个特务组织,让两厂竞争,调动了特务们的积极性,并且有许多发明创造,用150斤
重的枷套在脖子上,就是他们的发明之一。戴了这种枷,“不数日辄死”,《明史》卷19
2也说,“枷死者无数”,可见摆在周钥面前的前景多么可怕。既然很可能被活活枷
死,周钥的自杀便有了选择安乐死的意思,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看了这个故事,不知诸位是否发现了点什么。我初读时感觉有点古怪,但并没有意识到
什么古怪,更没有发现什么。后来又读了六七项记载,都是关于刘瑾如何索贿,不如愿
就变着法收拾人家的故事,读着读着,忽然就明白了,原来刘瑾向我们展示了一条级别
很高的潜规则。与潜流的比喻对应,我为这条潜规则想了个名字,叫“抽水机规则”。
换一个比喻也可以叫“捕鱼规则”。

我读到的官场徇私舞弊故事,给我留下一个总印象:面对百姓,贪官污吏通常很生猛,
取主动进攻态势;面对官场同僚,一般则采取“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温和策略
。按说,只要手里有乌纱帽之类的钓饵,不愁鱼不上钩。乌纱帽意味着合法伤害下级和
百姓的权力,拿到这个权力便可以榨取更大的利益,这是很合算的买卖。换个比方说,
人往高出走,水往低出流,只要有利益吸引着,官吏自然会流过去完成权钱交易。但是
刘瑾不然。他根本就不用钓饵,根本就不拿利益吸引你流过去,他径直把钓竿换做鱼网
,将进京的官员一网打尽,直接往官场里插一根抽水机管子,开足了马力硬往上抽。
刘瑾的管子长度有限,口径也太大,通常够不着下层百姓。按照渠道系统的分类方式,
最高级别的渠道为干渠,次为支渠,再次为斗渠,下为农渠,最下为毛渠。刘瑾看不上
农渠毛渠,主要往干渠支渠里插管子。

周钥、安奎之类的中央监察官员,被刘瑾像堵住笼子抓鸡一般地随意收拾,其实他们出
了北京就是官场上的鹰。在他们监视之下的地方官员很愿意向给事中和监察御史纳贿,
明末也流传着给事中是受贿之王的说法。如今这些大王必须统一向刘瑾纳贿了。上述官
场之鹰的总数,六科给事中有58人,十三道御史有110人。监察系统还有一批官员,大
约20多人,他们挂着左右副都御史(近似监察部副部长)之类的头衔巡抚四方,常年在外
,这些鹰也要统一向刘瑾纳贿。

《明史·宦官列传》说,当时内阁的焦芳、刘宇(近似国务委员),吏部尚书张綵(近
似人事部部长),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近似国民党的中统局长兼中央警卫局局长
),都是刘瑾的心腹。他们变更原来的制度,令各地巡抚入京接受皇帝的敕命,同时向
刘瑾纳贿。延绥巡抚刘宇不来,被逮捕下狱。宣府巡抚陆完来晚了,几乎被判罪,贿赂
了之后才让他“试职”。《明史》卷186还提到一个叫冒政的清官,挂着右副都御史的
头衔巡抚宁夏。冒政为官廉洁,刘瑾索贿不得,就找了一个岔子将他逮捕,又罚米三千石
。刘瑾死后,冒政才恢复原官职退休。

比监察大员低一个级别的渠道,当属各省的行政长官。

《继世纪闻》卷二说,正德三年(1508年),天下诸司赴京朝觐。刘瑾下令每个布政司
(近似省政府)送银二万两,交了钱才放人回去。银子则由刘瑾等人分用。各地官员无
奈,纷纷向京师巨室借贷,回任后,为了还贷再加倍搜刮民财。这个过程假如反映到账
目上,大概就是各地的“正簿”入了宦官的“杂簿”,各省长官回去后搜刮“杂入”,
填补正簿中的“杂出”。而刘瑾等又从宦官的杂簿中领走了自己的一份。

《继世纪闻》记载的这次大规模索贿已经是第二次了。按照明朝规定,各地官员每三年
入京朝觐一次。三年前是正德元年,刘瑾刚刚得势,便向天下三司官员索贿,一个人一
千两银子,多的要到五千两。不给的则贬斥,给得多了则升迁。所谓“天下三司”,指
的是当时全国十三个省的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分管各省的兵马、钱粮和
刑名,号称封疆大吏。其中最大的官是都指挥使,正二品,每年的官俸为732石米,按
市价折成银子不过366两。布政使(近似省长,从二品)的俸禄是每年576石米,折银不过
288两,三年不吃不喝全孝敬了刘瑾也不够。这批人的总数,以每个职位至少设左右或
正副二职计,大约有七八十人。搜刮一次便有十万雪花银的进项。

刘瑾的抽水管子也插向漕运、盐政、屯田和科举这些领域。这些领域的正式制度,譬如
盐引制度之类,解释清楚已不容易,再讲明白其中的猫腻更费笔墨。我在这里只选一个
科举方面的简单故事作为示意。

《明史》卷174说到一个叫安国的人,接父亲的班当了军官。正德三年,安国考中了武
状元,分配到陕西三边当代理师长(进署指挥使)。这时候刘瑾索贿来了。安国和同时中
武会举的六十人都拿不出钱来,刘瑾便发配他们下连当兵(编之行伍),随时听候调遣
,禁止擅自归家。这六十人全部陷入困境,和戍卒生活在一起,几乎难以维持生存。而
边疆的守臣害怕刘瑾,谁也不敢收用他们。直到刘瑾死后,安国才回到考试前的起点—
—接父亲的班当军官。

刘瑾也干过许多卖官鬻爵或徇私枉法的勾当,这属于权钱交易,不是抽水机运转。除了
数额特别巨大,交易对象身份特殊,出卖公众利益时特别肆无忌惮之外,这些行为并无
创立新规则的特殊意义,这里暂且从略。

总之,刘瑾具有出类拔萃的进攻性。我们可以在上述故事中发现一个共同点:那些官员
们付出的贿赂并不是升官发财的投资,而是避祸消灾的保险费,更准确地说,是对黑手
党欠下的债务。汉语好像还没有对此作出区别,将这两种性质的钱财潜流统称之为贿赂
。祖国语言显然还有进化余地。
四、 抽水机是怎样制造的

监察御史蒋钦向皇帝揭发说:......昨天,刘瑾向天下三司官员索贿,每人一千两银子
,甚至有要到五千两的。不给则贬斥,给了则提拔。全国都感到寒心,惟独陛下把他放
在身边使用。这是不知道左右有贼,把贼当成心腹了......请立刻杀刘瑾以谢天下,然
后杀臣以谢刘瑾......

这是我读到的有关刘瑾牌抽水机运行的初次记录。蒋钦写到的“昨天”,即正德二年闰
正月初八(公元1507年2月19日),初六那天他刚刚挨过廷杖的打,三天后便再次冒死

疏。(注4)可见刘瑾抽水也不容易,真有人不要命地跳出来破坏捣乱。

为了理解当事双方的勇气,刘瑾抽水的勇气和蒋钦跳出来砸抽水机的勇气,我们要追溯
发生在数月之前的一场殊死搏斗。

刘瑾很会哄孩子。正德皇帝登极时不过十五岁,喜欢玩打仗,刘瑾是个粗人,颇能理解
顽童的趣味,便和另外七位太监一起与皇上“击毬”,“日进鹰犬、歌舞、角觝之戏”
,还带着皇帝微服出行。小皇帝玩得“大欢乐”,对刘瑾便日渐信用。

文官们听说以刘瑾为首的八位太监引诱皇帝“游宴”,不学好,便纷纷上疏论谏,大学
士(近似政治局常委)刘健、谢迁、李东阳带头,一堆尚书(近似部长)、给事中和御
史呼应,形成了外廷文官对内廷宦官的攻击之势。小皇帝烦透了那些文官讲大道理,却
被五官监候(正九品,近似天文局历法科科长)杨源拿星相变化说事的一篇上疏说害怕
了。见小皇帝有点怕,刘健等人发起一轮更凶猛的攻势,要求皇帝诛杀刘瑾,以户部尚
书韩文为首的众大臣摇旗呐喊,声势大振。小皇帝心虚了,有让步的意思,就召来宦官
中地位最高的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人,让他们阁臣们商量,把刘瑾等人发到南京闲住。
正德元年十月十二日(公元1506年10月27日)这一天,王岳等人代表小皇帝往返三次,
与大臣们讨价还价,皇帝希望缓和处理,大臣非要杀人不可。大臣中有人劝刘健也让一
步,以免过激生变,但刘健寸步不让。

据说太监王岳比较正直,又有些嫉妒刘瑾。刘瑾是皇帝的亲信,而他这位地位更高的太
监却常常被晾在一边。在传话的过程中,王岳就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对小皇帝说,阁臣
们的意见对。于是刘健胆气更壮,与众大臣约定次日早朝“伏阕面争”,诛杀刘瑾,王
岳为内应。

当天晚上,吏部尚书焦芳派人向刘瑾报警。刘瑾大惧,连夜和他那几个太监哥们伏在小
皇帝周围磕头痛哭。哭到小皇帝动了心,刘瑾说,王岳想害奴等。他勾结阁臣,目的是
管制皇上的进出行动,我们不让他管制皇上,他就要锄掉我们这些障碍。再说了,玩鹰
玩狗有什么大不了的,有点损失也不过万分之几。如果司礼监太监用对了人,那些文官
岂敢这么闹?

小皇帝一下想通了,这些人内外勾结是要管住他,不让他玩,顿时大怒,立命刘瑾出掌
司礼监,另外两个趴在地上哭的太监出掌东厂和西厂这两个特务组织,并逮捕王岳等三
位帮助文官的太监,连夜发配南京充军。

次日早朝,众大臣正要伏阕面争,发现形势已经大变。其实,在与皇帝讨价还价时,除
了说两句“皇上,这样对陛下不好,那样对陛下更好”之外,大臣手里并无王牌,皇上
决心一下,他们除了干瞪眼,只剩下辞职一途。刘健等三位阁臣立即辞职求去。按照常
规,辞职报告连上三次皇帝再予批准才算不失礼貌,但刘健等的报告刚送上去就批下来
了,除了李东阳谁也不挽留。在官场的语言中,这就等于让刘健等人滚蛋。同时,任命
焦芳入阁为大学士。刘瑾初战告捷。

刘瑾立刻开始镇压反对派,杀人立威,扩大战果。首先派人追杀充军的王岳等人;其次
“杖责”上疏请留刘健的六位给事中和十三位御史;再次把上疏为给事中挨打鸣不平的
王阳明等四人打了一顿板子,撤职贬谪;然后又杖死杨源——那位拿星相说事,险些要
了刘瑾性命的天文局小科长。直打得朝廷上下鸦雀无声,刘瑾大获全胜。

《明史》说,刘瑾用事后,每当向皇帝请示汇报时,必定先侦察一番,专挑小皇帝玩得
上瘾的时候。皇帝烦他打扰,火急火燎地挥手赶他走,说:我用你是干什么的?一件一
件的老来麻烦我!从此,刘瑾便独断专决,不用向皇上汇报了。(注5)

刘瑾牌抽水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厂的。

遥想刘瑾当年,手握重权,口含天宪,连战连捷,心气难免大壮。实际上,明眼人早把
这种变化看在眼里,主动向权力靠拢的聚集运动已像百川归海一般滥觞了。

大约在正德元年岁末,右都御史刘宇(近似监察部常务副部长)通过大学士焦芳的介绍
拜见了刘瑾,刘宇的见面礼是上万两银子(约400万人民币)。据《明史·阉党列传》

载,这是刘瑾收的第一笔上万两银子的贿赂。《明史》说,当时刘瑾“初通贿”,对贿
赂的期望值不过几百两银子,见了万两银子不禁大喜,说:“刘先生何厚我。”刘宇的
投资迅速获得回报,正德二年正月,刘宇升为左都御史(近似监察部部长)。

刘宇知恩图报,成为“阉党”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发现刘瑾特别恨御史仗着谏官的职权
说三道四,便请来一道圣旨,发布了管制御史的新政策,有点小过失就打他们一顿屁股
。刘瑾见刘宇能封住部下的嘴巴,有真本事,便给了这位御史首领新的奖赏,让他当上
了兵部尚书(近似国防部部长),加太子太傅——仅次于太子太师的至尊头衔。刘宇在
兵部尚书的位置上“贿赂狼藉”,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以至当他再次高升,当上中央六
部中地位最高的吏部尚书后,发现文职官员的贿赂不如武官出手大方,竟挹挹叹曰:

兵部自佳,何必吏部。”

刘瑾的势力壮大了,政策选择空间也大了,便把“等水政策”改为“抽水政策”。“抽
水”并不排斥“等水”,主动流过来的照旧接纳就是,但遇到缺乏自觉性的干部,刘瑾
可以直接过去抽,这就主动多了。显然这是一项对刘瑾更有利的政策。政策颁布试行后
,总的反应也是好的,只有蒋钦等个别人跳出来反对。

蒋钦已经随着众多御史跳出来一次,要求皇帝挽留刘健,结果全体挨打,各自三十廷杖
,其中一位被打死了。挨廷杖的打是有生命危险的。按照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廷杖时可
以穿棉裹毡,刘瑾改了规矩,廷杖要扒下裤子打。据说刘瑾训练打手很有一套,做个皮
人,里边塞入砖头。练狠的,就要平平常常地打下去,打完后看那皮子依然完好,里边
的砖头却要粉碎。练轻的,就在皮人外边裹上一层纸,重重地打下去,打完后连纸都不
许破。行刑时,只要监刑太监的脚站成外八字,就轻打。如果站成内八字,就往死里打
——当然,这些都是难以得到确证的传说,不过,设身处地替蒋钦等人想一想,谁有胆
量去试试真假?

蒋钦第二次跳出来后,又被打了三十廷杖,打完后关入监狱。第二天,蒋钦又在狱中动
笔写上疏,大意如下:

昨天臣因为上疏受杖,血肉淋漓,伏在狱中的枕头上,终于还是难以沉默不语。......
请陛下将臣与刘瑾比较一下,是臣忠呢,还是刘瑾忠呢?忠不忠,天下人都看得明白,
陛下也很清楚,为什么如此仇恨臣,而信任那个逆贼呢?臣的骨肉都打烂了,涕泗交流
,七十二岁的老父亲也顾不上赡养了。但我死了并不足惜,陛下随时可能遭到亡国丧家
之祸,那才是最大的可惜!希望陛下杀掉刘瑾,悬首于午门,使天下都知道臣蒋钦直言
敢谏,知道陛下英明诛贼。如果陛下不杀此贼,就请先杀了臣,使臣能够与龙逢、比干
同游于地下。臣不愿与此贼同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据《明史》和《明通鉴》共同记载,蒋钦在狱中起草上疏时,灯下微闻鬼声。蒋钦猜测
这是祖先之灵在警告自己,怕他上疏之后遭遇奇祸,于是整顿衣冠道:如果是我的先人
,何不大声告诉我。果然,墙壁中传出更加凄怆的声音。蒋钦叹道:我已经献身国家了
,按照忠义的要求不得再顾私利。如果从此沉默不语,对不起国家,那才是对先人的羞
辱,是更大的不孝!说完继续奋笔上疏,说,死就死,这份稿子不可更改!于是鬼声停
息。

上疏递了进去,又换来三十廷杖。三天后蒋钦死于狱中,终年四十九岁。(注6)
实践检验证明:抽水政策是行得通的,反不掉的。于是,这条低成本高效率的潜规则就
在各种备用潜规则中脱颖而出,成为刘瑾的标志性特征。

其实我们也不好过分责备刘瑾。抽水机规则行得通行不通,并不是刘瑾这位太监所能决
定的,刘瑾不过是在皇权不受制约的环境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已。他甚至不得不追
求更大的权力,因为有人想要他的命。而权力一旦到手,那些巨大诱人的物质利益就显
得唾手可得,伸手即得,叫世间凡人如何按捺伸手之心呢?

换句话说,只要帝国的权力格局不改,抽水机总是难免出现的。只要存在个别思想没有
改造好的凡夫俗子,只要他们将几颗管用的官印混到手,刘瑾的徒子徒孙便难免繁衍开
来。这种繁衍与性能力无关。生态学上有一个生态位的概念,譬如大地上的粪便资源未
曾利用,就会进化出利用这种资源的屎壳郎之类的新物种。如果将屎壳郎赶尽杀绝了,
就相当于空出一个生态位,那么,用不了多久,还会进化出别的什么壳郎,或者进化出
喜欢吃屎的狗,以屎为家的蛆,等等。总要充分利用资源,填上这个生态位才肯罢休。
刘瑾刘壳郎又不是什么新物种,不过个头大点罢了。 (待续)
五、 潜流的网络和源头

周钥自杀事件发生后,那位惜贷的赵知府被逮捕问罪,讨债一般逼人致死的刘瑾却什么
事也没有。此事传得沸沸扬扬,影响自然很不好。于是,阉党骨干张綵找刘瑾谈了一次
话。张綵说,如今天下送给您刘公的财富,并不都是私财,往往先借贷京师,回去后动
用官库中的银子偿还。刘公您何必搜敛怨恨、遗留祸患呢?

刘瑾深以为然。他早已不缺银子了,安全的价值却越来越高,抽水机继续狂转下去已经
得不偿失。这时候,御史欧阳云等十余人恰好按照老规矩纳贿来了,刘瑾揭发检举了他
们的行贿行为,将他们全部治罪,给自己换来了拒贿一次的名声。随后,刘瑾派遣十四
位给事中和御史下去,严格盘查各地官库。官库的银子早被刘瑾等人抽亏空了,如何经
得住那些鹰犬的严查?于是,各地政府争相厚敛百姓,弥补亏空,众多小抽水机响成一
片。(注7)

现在我们进入了潜流网络的下几个层级,斗渠农渠毛渠系统。我们应该考察那些向刘瑾
输送钱财的人如何抽取钱财,他们抽取的钱财又来自何方,如此一层层地追根寻源,把
下层网络的所有源流、节点和流量描绘清楚,然后再把其中的利害关系与演进历史讲清
楚。不过,这项工作太吓人了。

实际上,每个官、吏、役的职位,包括临时性的职位,都是潜流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不
同节点所连接的潜流数目不同,流量也不同,因而有了肥缺与苦差之别。这是一幅复杂
得可怕的庞大图景,即使我们生活在明朝正德年间,并且获得调查采访的自由,这些隐
秘知识也只能先切成条条块块,分开掰碎了向各处的内行人请教,再逐步拼凑成一幅接
近完整的画面。我了解的情况既不完整也不深入,但细写起来仍将篇幅浩大。这里暂且
以概述与示例相结合的方式,把手中的碎片拼凑一二,粗浅地勾勒一个轮廓。

我们先说“官、吏、役”中的官。全国上下文武官员之“缺”数以十万计,每个位置都
有或多或少的陋规和常例的滋养。这种断言涉及十余万职位,很难证实,但我们可以试
着证伪:看看最清苦最没人爱干的官能不能得到陋规和常例的滋养。据说,明朝最清苦
的官是州县级儒学教官。《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六开篇道:“天下的官随你至卑极小
的,如仓大使、巡简司,也还有些外来钱。惟有这教官,管的是那几个酸子。有体面的
,还来送你几分节仪;没体面的,终年也不来见你,有甚往来交际?所以这官极苦。”

话虽如此说,作者接下去却讲了一个学生当了御史,老师去看望,众人为了巴结御史纷
纷巴结御史的老师,那清苦教官竟然得了二千两银子的故事。这套陋规也是有名头的,
属于“打秋风”名下的“撞太岁”。这就是说,教官的座位下即使没有固定潜流的滋润
,未必没有间歇泉或季节河的接济,而季节河的来源最终也是众贪官污吏搜刮的民脂民
膏。再说,《二刻拍案惊奇》说得也不全对。教官与学生的关系能够影响助学金的发放
,这就生出了私下的利益交换。更何况那“几分节仪”也不能不算常例,不过尺寸小了
点而已。在这些私人性的交易中,教官出售的实际是国家财政的教育拨款,还有升官发
财的才能——最终仍要由百姓付钱。

我们再说说“官吏役”中的吏。吏员之“缺”的数目,在名义上要比文官多一倍以上,
实际数目却可能多出三倍五倍甚至十倍。这些严重超编的吏员靠什么生活呢?中央财政
的地方存留中没有他们的位置,少数在中央财政安排中有位置的吏员,名义收入也少得
可怜。但他们的生活却很不错,并不比如今县委县政府的中层干部的自我感觉差。他们
是各项工作的具体执行者,收取陋规和常例的机会也多得多。

我在《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读到过《巴档抄件》中的一封揭发信,清朝一位户
房书吏因内讧而把这个位置上每年的陋规常例条分缕析地开列出来,结果,总数大得吓
人:巴县户吏彭泽膏每年可以吞蚀银子一万六七千两。其中最主要的源头是巴县每年的
田土房屋牲畜等交易的契约,总价值约一百数十万两。按照惯例,每百两收三钱契税,
税率是千分之三。这就有四千两之数。这笔钱用来支付众吏役的伙食费已经绰绰有余。
而这位户吏每张契约又另收银子一两二钱。巴县每年一般能有三四千张契约,仅此一项
,一年又能多收三四千两银子。

最后要多说几句官吏役中的役。差役之缺(正役)的名义数量已经多于吏员,实际数量
还要多出数倍以至数十倍。(明)佚名《虞谐志》中说到了苏州府常熟县的衙役数量:
“计常熟皂隶、快手、健步、民壮、马快,共二百名。每名四人朋充,号曰‘正身’,
每正一二副,号曰‘帮手’。每帮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伙计’。合之得万余人
。是常熟有万余虎狼,横行百里之中,弱肉强食无已时也。凡乡愚良善,亡家亡命,皆
由于此。”(注8)名义上不过二百个编制,实际上竟然有万人,相差五十倍,读起来
未免骇人听闻,难以置信。但我在清代道光年间人刘衡的记录中看到过类似的佐证。刘衡
说,他当四川巴县的知县时,衙门里有七千多名衙役。我们可以怀疑无名氏的记录,却
不好不信县太爷关于本县衙役数量的说法。

这批数目惊人的差役几乎没有正式收入。正役的名义收入也微薄到了难以维持生活的程
度,所以他们主要依靠陋规和常例生活——如今,许多大盖帽也是如此谋生的,政府只
给政策不给钱,我们不应该感到新奇。

说到大盖帽,我们便进入了官场的最底层,也是潜流网络的最底层,直接与老百姓血肉
相连的毛渠系统。实际上,最基层的毛渠系统恰恰是最稳定的,就好像基本建筑材料一
样,不管建筑样式或表面装修如何随着权力分布的变化而花样翻新,基本构成永远是灰
色的砖头瓦片,永远是衙役们面对百姓时的那副抽水机嘴脸。所以,我们不妨忽略时间
间隔,动用相距数百年的积木拼凑同一个横断面。

1999年10月2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百姓记事”栏目里,刊登了河北石家庄发生的一
个故事,题目叫“春天有老鼠”。

故事说,每到春天,总有一群穿制服的人,走进沿街的店铺,检查卫生,分发鼠药。鼠
药的价钱由他们信口说,不容商量。

有一天,这群制服到隔壁的眼镜店卖鼠药。老板说老鼠眼睛好,不偷眼镜,也不吃眼镜
,硬是不肯买鼠药。制服说不服他,就招呼了一声,一群制服揪住那位老板往面包车上
推,要他去参加爱国卫生培训班。一边推还一边说:瞧瞧你,一点现代意识也没有,不
配活在九十年代。这下老板老实了,赶紧掏钱买鼠药。

然后又搭配卖鼠药盒,价钱也由他们说了算。有人问:不买行吗?回答说行。但过几天
要检查,若发现谁没有,就罚款。到时候别后悔。放鼠药一定要按照规矩放,不合规定
的也要罚款。

过了几天,他们真来了。先到了一家礼品店,老板从柜台下掏出鼠药盒,他们说不行,
要罚款。“瞧你这盒子上这层尘土,一点都不卫生,老鼠能来吃么?”过了一会,这些
人到了作者开的小店。他慌忙掏出了那个鼠药盒。他们看了看,同样说罚款。他问为什
么,他们随手一指,你的鼠药盒,应该放在那儿,可你竟放在这儿了。

(清)李榕《十三峰书屋书札》卷三也讲了一个亲身见闻的故事。

故事说,四川剑州有一种“查牌”差役,有时四五人,有时七八人,四散于乡,既不知
道这份差使起于何时,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负责查什么,乡下人只管他们叫“查牌”。查
牌差役所到之处,市镇街坊上的生意人,有的为他们安排酒食,有的送他们一些盘费。
这些差役到了路边小店或偏僻零星人家,也必定吃人家一顿,还不断抱怨自己干的是苦
差。从来也没有人敢和他们对抗。一旦遇到有酗酒的、赌博的、偷窃瓜果鸡狗的,这些
人立刻窜入其中,上纲上线,动不动就要将人拘拿捆走,再根据其贫富程度讹一笔钱,
至今也没有真把什么人抓到官府去。

李榕说,近年来有一些小贩,从广元贩运硫磺去中坝的花炮厂,路过他们那一带,多次
被查牌差役敲诈勒索,本地的无赖子弟也和他们串通起来敲诈分肥。这些小贩多次跑到
我家哭诉,我只能劝他们改业,安慰一番后劝走他们。因为无人向查牌差役讨个说法,
这些差役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

李榕写道,昨天听说街坊的一个酒馆,查牌差役径直闯了进去,把酒壶收走,还用酒壶
敲打着酒馆老板说:县长大人下令禁酒,天旱缺粮,不许用粮食煮酒熬糖。说完转身就
走。今日我们这里所有与酒业有关的老板都来到我家,向我打听煮酒到底犯的是什么法
,说这关系到我辈的家业资本,怎么能说禁就禁?我还听他们说,查牌差役已经在乡下
敲诈了某酒馆很多钱了。

后边还有很多话,最后一句话是:天下衙门如此,又怎么能怨恨洪秀全呢!(注9)
细品上述两个故事,毛渠系统中体现出来的实力格局,属于加害能力相差悬殊的捕鱼格
局或抽水格局,而不是利益交换格局。这与刘瑾是一样的。我不能给你什么甜头,但我
可以让你尝尝苦头。我成事不足,但我败事有余。你不想被害得倾家荡产,就要掏钱。
差役和刘瑾一样想害谁就害谁,被害一方完全是任人宰割的鱼肉,只能找乡绅哭诉一番
。按照李榕的说法,由于被害者不敢和差役们对抗,差役的胆子便越来越大。但是替那
些小商贩和小老板想一想,究竟是对抗合算还是屈从合算呢?只要不封商店,只要差役
的敲诈策略是分步骤进行的——先卖鼠药,再卖盒子,再收罚款,一笔钱分成三次敲,
每一次敲诈的数目都让对方不值得翻脸拼命,那么,个体小商贩还是屈从合算。如果小
商贩胆敢拼命,“妨碍公务”,差役们更有机会敲诈一笔,小商贩更不合算。

不过也可能有另外一种计算方式。假如李榕这位乡绅答应小商贩和小老板们的请求,专
门替他们打抱不平,成立一个商会之类的自我保护组织,按期收一笔会员费,乡绅本人
在必要时可以直接找县太爷告状,县太爷处理不利时便联合别的协会提出罢免案,那么
,基层的利害计算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小商贩单兵作战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值得为了一笔小钱与官家冲突。如果有了商会,为
了众人的一点点小钱便值得冲突甚至上访。从李榕的角度考虑,越显得自己有用,越有
理由多收会员费。从会员的角度考虑,养活李榕一人比养活一堆差役便宜多了,而且交
过会员费后,只要找李榕一说,李榕就去找县太爷,差役的顶头上司就心慌了,就要处
分人了,这该有多么省事,多么牛气?据说民主不能当饭吃,据此判断则不然。商会之
类的聚集民间实力的制度,可以保护小商贩安心干活挣钱吃饭,让那些搞米面加工的小
老板有动力去生产更多的大米白面,让那些在酒馆打工的人保住饭碗,不至于失业。在
这个意义上,民主权利是可以换算成大米白面的,而且价值不菲。

当然,扯这么远已经属于畅想了。李榕的时代是官员们替民做主的时代,民众要自己做
主,官吏们当然要坚守阵地;民众想加大压力逼官吏退让,官吏们岂能向压力低头。如
此一来二去,难免就有点“聚众闹事”的味道,更准确地说,是“聚众抗粮”,“聚众
罢市”。《大清律》规定:“抗粮聚众,或罢考、罢市至四五十人,为首者斩立决,从
者绞监候,被胁同行者各杖一百。”假如不罢市,不抗粮,单找县太爷讨个说法呢?那
也很危险:“如哄堂塞署,逞凶殴官,为首斩枭示,同谋斩立决,从犯绞监候。”(注
10)

总之,在潜流的发源之处,官吏衙役们拥有重重保护之下的合法伤害老百姓的权力,至
少是低成本、低风险伤害老百姓的权力,平民百姓几乎没有任何合算的反制手段。
说到现在,我仍没有直接回答刘瑾时代的小抽水机们是如何补充各级官库的亏空的,因
为我没有找到那两年的资料。我手头倒有一份明朝洪武年间官员如何填补亏空的资料,
洪武年间的官场是整个明朝最谨慎廉洁的,用这块比较干净的积木填补这处空白,可以
避免夸大阴暗面之嫌。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发现户部侍郎(近似财政部副部长)郭桓与各地官员串
通贪污作弊。譬如某地应当上缴中央400万石粮食,只要贿赂郭桓50万两银子,就可以
少缴一半,地方官员私下分赃。朱元璋顺藤摸瓜,追根寻源,杀人成千上万。据朱元璋计
算,郭桓案造成的损失,价值2400万石精粮,应当追讨的数目为700万石。(注11)于
是朱元璋派人去各地追赃。此时此刻,各地官员的处境与刘瑾派人下去严查官库时的处境
是一样的,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他们必须填补仓库的亏空。

朱元璋描述了当时各地官员的对策。例如大名府开州州判刘汝霖,明明知道本州官吏罗
从礼手中寄存有一万七千贯赃款,却发了一个通知,向乡下农民收费。他发的通知说,
如果百姓不以朝廷的追赃工作为重,抗拒交纳,就要关押起来严肃处理。朱元璋说,许
多地方官员借此机会在全县范围内科敛百姓,等于加征了一道税。收税的总额之中,大
约上缴百分之一就足以补偿赃款,其余部分便落入自己的腰包。原来收藏的赃款自然还
是自己的。(注12)

朱元璋说的是巧立名目乱收费的情况,是抽水机加速运转时的情况。借用朱元璋的描述
,我们再看一眼潜流最稳定的主要源泉是如何涌流的。这是没有额外抽水时的状态,是
每年交皇粮时的模样。刘瑾死了也好,活着也好,对这种状态都没有多少影响,在两千
年的帝国历史上,我们随时可以找到相似的描述。

朱元璋写道:在浙江西部,府、州、县的官吏们像“虎狼”一样科敛老百姓。譬如折收
秋粮,府州县官不收粮食,要百姓折钞票交纳,每石米折钞二贯(引者注:即二千文,
而市场价格不过五百文),他们巧立名色,另外索取“水脚钱”一百文,“车脚钱”三
百文,“口食钱”一百文。管仓库的衙役又要“辨验钱”一百文,“蒲篓钱”一百文,
“竹篓钱”一百文,沿江“神佛钱”一百文。(注13)根据朱元璋提供的数字,我们可
以算出,正额二千文,竟有额外索取九百文,多收了45%。如果从根本上算起,每石米
的价值不过五百文,官吏们竟然收二千九百文,多收了5.8倍。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刘瑾潜流的水量如此充沛,如此源远流长,秘
密就在于:虎狼与牛羊的伤害能力相差悬殊。牛羊们在虎狼的包围中出血流膏,势在必
然,一味责备虎狼的道德修养不好,未免强“人”所难。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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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删贴?
我读过《万历十五年》,现在反思,按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看,汉民族的统治的确到了该灭亡的时候,需要借助外力进行一次新生了。[em12]
以下是引用zhuhaiheyan在2003-2-15 12:59:52的发言:
我读过《万历十五年》,现在反思,按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看,汉民族的统治的确到了该灭亡的时候,需要借助外力进行一次新生了。[em12]
我倒,看来zhuhaiheyan兄是不会反对日本侵华的吧?
历史惊人的重复。但我们必须自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