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许知远：邓小平逝世十年后中国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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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邓小平逝世十年后中国失去……
2007年02月24日 15:34
“当我谈起斯大林与杜鲁门，甚至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他们似乎也可以是拿破仑、凯撒或亚历山大大帝。”在一本新的冷战史的序言里，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这样描绘他给耶鲁大学的2005级学生时的独特感受。课堂里的年轻人大多出生于1984年前后，柏林墙倒塌时，他们才5岁，他们从不同渠道了解冷战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和他们的生活，却对于它的真实状况缺乏头绪，就像加迪斯所说的“它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并非全然不同”。
读到这段文字时，我正在闹哄哄的希思罗机场里思考该如何理解邓小平。距离他的去世正好十年，但在很大程度上，他的面貌已经模糊了。人们的记忆早已变得短暂速朽，真实被想当然的遗忘与忽略，它变成了几个抽象的概念。于是，邓小平总是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白猫黑猫”、“中国经济奇迹”、“天安门事件”、“南巡讲话与市场改革”、“一国两制”联系在一起。但是，谁还能理解这些概念所诞生的语境，和它们的创造者的内心世界。
对于历史人物的理解总是困难重重，你该如何试图在他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空间中寻找平衡点，如何既理解他的历史性地位，又能够寻找到他的个性与时代间的关系。而且不可避免的，对于他们的解读，总是充满了周恩来对解读法国大革命的著名警告:“现在做出判断，仍为时过早。”
直到74岁时才真正控制掌握国家权力的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坐标中穿梭。一方面，他是20世纪的世界史当之无愧的巨人。当他与其同伴在1949年指挥百万大军进行渡江战役时，同代人中只有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蒙哥马利等几个人指挥过如此庞大的军队；当他在1956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时，世界的政治舞台是由毛泽东、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卡斯特罗、戴高乐、丘吉尔、尼赫鲁组成的；当他在1978年再次复出后，他的黄金时代才真正到来，他与美国的罗纳德·里根、英国的玛格丽塔·撒切尔(当然，还有伊朗的霍梅尼，他是另一种力量的代表)，是这个灾难深重的世纪的最后25年的塑造者。
但是，将他视作这个被战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争夺所笼罩的世纪的代表人物，似乎与真实的他相去甚远。他重新开放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的行动，与里根与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放松管制的措施一起，共同造就了一个真正的全球市场的形成。但他不是一个迷恋哈耶克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学说的人，事实上，他早对各种名目的意识形态从没有发自内心的兴趣。他经常被视作共产主义路线的修正者，他的成就与命运都比赫鲁晓夫与后来的戈尔巴乔夫都斐然得多。
对于中国的转变，他有着更朴素的理解，在1978年之后的几次出访后，他看到了美国与日本的繁荣，甚至昔日华人居住的殖民地新加坡都绽放出一种特别的生命力。出生于1904年的邓小平，实际上更属于这一种传统——在他们出生时，古老的中国正跌落到声望与自信的谷底，几代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使它重新焕发生机、赢回尊严。他们尝试了各种方式，包括从西方借用了武器、技术、机器、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对于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的理解，与其将其置放于一个冷战的历史框架，不如重新放回它漫长的朝代更替中的历史中，这样似乎更容易有头绪。
于是，毛泽东变成了就像秦始皇、隋文帝一样重新统一了中国、但随即又因不受制约的权力而将国家引向灾难的开国者。而邓小平则变成某种意义上的中兴者，他有着更强的现实感，较少被个人野心所左右，他对于他所服务的国家与组织，充满了忠诚，期待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内部稳固它，而在手段上却却又充满了灵活性和开放性。在3年前的一次采访里，历史学家史景迁将邓小平放在过去三百年的中国领导人中最出色的行列，是康熙、雍正、曾国藩式的人物，而且“他的强大影响持续了25年，比后两者都要长。”
人们习惯将邓小平视作一场伟大的经济革命的设计师。这种评价既低估了他，也误解了中国社会，在没有政治变化的情况下，不会发生没有纯粹的经济变革。从一开始，邓小平的实验精神就渗透到所有领域。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二卷，47篇讲话几乎覆盖了中国改革的每一个方面，其中最引入瞩目的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再阐述，对于党与领导制度的改革，对于军队改革的建议，对于民主与法制的要求，中国在世界应扮演的角色……
他大胆地做出了和平是世界主旋律的判断；他进行军队改革，试图使军队职业化，后者在混乱的文革时期获得过分强大的影响力；他开始精减机构，推动干部的年轻化，他自己则对个人崇拜毫无兴趣，他没有兴趣担当过多的职位；早在1980年12月，他就支持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口号……在身经一个被最高领导人变幻无常的情绪影响的时代之后，邓小平试图使政治生活制度化，以最大限度地缩小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权力、威望的因素。
但是什么样的内心情感与思维方式赋予了邓小平这样的力量？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强有力、充满个性的人物，也会对细节印象深刻，他喜欢桥牌，足球、围棋、牛角面包和小熊猫香烟，在会见世界领导人时仍烟不离手，脚边摆上了一个痰盂，接受法拉奇采访时，他用孩子般的方式表达对江青的愤怒: “她是个坏女人。”但是对他的个人哲学是什么，我们却知之甚少。事实上，他似乎很少表露这些，总是将个人的态度隐藏于他要推行政策的背后。或者说，他是那样一种领导人，即使身经所有残酷的政治斗争，了解所有的政治智慧或者伎俩之后，仍保持着一种单纯的世界观，那些政治上的磨难赋予了他推行这种单纯价值观以韧性和持久的动力。
对邓小平来说，这种单纯价值观来源于他早年的经验，中国要重新获得独立、尊严、秩序。身经不间断的政治动荡的他来说，秩序是繁荣的基础，而繁荣则将带来独立与尊严。所以，在他一生最主要政治污点的天安门事件之后，他对尼克松说：“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在他内心深处，西方世界的制裁态度令他联想起中国与西方交往中令人不快的历史，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他提到了鸦片战争：“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多少人的人权！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而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在邓小平逝世十年之后，中国仍旧是在他的智力与原则的框架下运行，只可惜，他在80年代引发的实验精神却逐渐丢失了，改革与开放越来越则被限定为纯粹经济领域了。自他在1978年掌权之后30年的中国，像是过去200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意外插曲，既没有面对侵略与屈辱，也没有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中国人回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为物质上的积累而不停劳作。但是，他的遗产中也包括昔日的中兴者一样面临过的问题——既有政权被加固了，但是它们却可能成为更根本的变革的阻力。
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仍未看到对于邓小平的深入探讨，不管是他的价值观还是政治智慧，而他所代表的正是中国历史上在专制与社会动荡之间摇摆的中国社会所最缺乏的素质。（FT中文网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许知远：邓小平逝世十年后中国失去……
2007年02月24日 15:34
“当我谈起斯大林与杜鲁门，甚至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他们似乎也可以是拿破仑、凯撒或亚历山大大帝。”在一本新的冷战史的序言里，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这样描绘他给耶鲁大学的2005级学生时的独特感受。课堂里的年轻人大多出生于1984年前后，柏林墙倒塌时，他们才5岁，他们从不同渠道了解冷战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和他们的生活，却对于它的真实状况缺乏头绪，就像加迪斯所说的“它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并非全然不同”。
读到这段文字时，我正在闹哄哄的希思罗机场里思考该如何理解邓小平。距离他的去世正好十年，但在很大程度上，他的面貌已经模糊了。人们的记忆早已变得短暂速朽，真实被想当然的遗忘与忽略，它变成了几个抽象的概念。于是，邓小平总是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白猫黑猫”、“中国经济奇迹”、“天安门事件”、“南巡讲话与市场改革”、“一国两制”联系在一起。但是，谁还能理解这些概念所诞生的语境，和它们的创造者的内心世界。
对于历史人物的理解总是困难重重，你该如何试图在他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空间中寻找平衡点，如何既理解他的历史性地位，又能够寻找到他的个性与时代间的关系。而且不可避免的，对于他们的解读，总是充满了周恩来对解读法国大革命的著名警告:“现在做出判断，仍为时过早。”
直到74岁时才真正控制掌握国家权力的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坐标中穿梭。一方面，他是20世纪的世界史当之无愧的巨人。当他与其同伴在1949年指挥百万大军进行渡江战役时，同代人中只有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蒙哥马利等几个人指挥过如此庞大的军队；当他在1956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时，世界的政治舞台是由毛泽东、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卡斯特罗、戴高乐、丘吉尔、尼赫鲁组成的；当他在1978年再次复出后，他的黄金时代才真正到来，他与美国的罗纳德·里根、英国的玛格丽塔·撒切尔(当然，还有伊朗的霍梅尼，他是另一种力量的代表)，是这个灾难深重的世纪的最后25年的塑造者。
但是，将他视作这个被战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争夺所笼罩的世纪的代表人物，似乎与真实的他相去甚远。他重新开放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的行动，与里根与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放松管制的措施一起，共同造就了一个真正的全球市场的形成。但他不是一个迷恋哈耶克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学说的人，事实上，他早对各种名目的意识形态从没有发自内心的兴趣。他经常被视作共产主义路线的修正者，他的成就与命运都比赫鲁晓夫与后来的戈尔巴乔夫都斐然得多。
对于中国的转变，他有着更朴素的理解，在1978年之后的几次出访后，他看到了美国与日本的繁荣，甚至昔日华人居住的殖民地新加坡都绽放出一种特别的生命力。出生于1904年的邓小平，实际上更属于这一种传统——在他们出生时，古老的中国正跌落到声望与自信的谷底，几代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使它重新焕发生机、赢回尊严。他们尝试了各种方式，包括从西方借用了武器、技术、机器、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对于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的理解，与其将其置放于一个冷战的历史框架，不如重新放回它漫长的朝代更替中的历史中，这样似乎更容易有头绪。
于是，毛泽东变成了就像秦始皇、隋文帝一样重新统一了中国、但随即又因不受制约的权力而将国家引向灾难的开国者。而邓小平则变成某种意义上的中兴者，他有着更强的现实感，较少被个人野心所左右，他对于他所服务的国家与组织，充满了忠诚，期待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内部稳固它，而在手段上却却又充满了灵活性和开放性。在3年前的一次采访里，历史学家史景迁将邓小平放在过去三百年的中国领导人中最出色的行列，是康熙、雍正、曾国藩式的人物，而且“他的强大影响持续了25年，比后两者都要长。”
人们习惯将邓小平视作一场伟大的经济革命的设计师。这种评价既低估了他，也误解了中国社会，在没有政治变化的情况下，不会发生没有纯粹的经济变革。从一开始，邓小平的实验精神就渗透到所有领域。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二卷，47篇讲话几乎覆盖了中国改革的每一个方面，其中最引入瞩目的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再阐述，对于党与领导制度的改革，对于军队改革的建议，对于民主与法制的要求，中国在世界应扮演的角色……
他大胆地做出了和平是世界主旋律的判断；他进行军队改革，试图使军队职业化，后者在混乱的文革时期获得过分强大的影响力；他开始精减机构，推动干部的年轻化，他自己则对个人崇拜毫无兴趣，他没有兴趣担当过多的职位；早在1980年12月，他就支持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口号……在身经一个被最高领导人变幻无常的情绪影响的时代之后，邓小平试图使政治生活制度化，以最大限度地缩小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权力、威望的因素。
但是什么样的内心情感与思维方式赋予了邓小平这样的力量？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强有力、充满个性的人物，也会对细节印象深刻，他喜欢桥牌，足球、围棋、牛角面包和小熊猫香烟，在会见世界领导人时仍烟不离手，脚边摆上了一个痰盂，接受法拉奇采访时，他用孩子般的方式表达对江青的愤怒: “她是个坏女人。”但是对他的个人哲学是什么，我们却知之甚少。事实上，他似乎很少表露这些，总是将个人的态度隐藏于他要推行政策的背后。或者说，他是那样一种领导人，即使身经所有残酷的政治斗争，了解所有的政治智慧或者伎俩之后，仍保持着一种单纯的世界观，那些政治上的磨难赋予了他推行这种单纯价值观以韧性和持久的动力。
对邓小平来说，这种单纯价值观来源于他早年的经验，中国要重新获得独立、尊严、秩序。身经不间断的政治动荡的他来说，秩序是繁荣的基础，而繁荣则将带来独立与尊严。所以，在他一生最主要政治污点的天安门事件之后，他对尼克松说：“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在他内心深处，西方世界的制裁态度令他联想起中国与西方交往中令人不快的历史，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他提到了鸦片战争：“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多少人的人权！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而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在邓小平逝世十年之后，中国仍旧是在他的智力与原则的框架下运行，只可惜，他在80年代引发的实验精神却逐渐丢失了，改革与开放越来越则被限定为纯粹经济领域了。自他在1978年掌权之后30年的中国，像是过去200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意外插曲，既没有面对侵略与屈辱，也没有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中国人回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为物质上的积累而不停劳作。但是，他的遗产中也包括昔日的中兴者一样面临过的问题——既有政权被加固了，但是它们却可能成为更根本的变革的阻力。
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仍未看到对于邓小平的深入探讨，不管是他的价值观还是政治智慧，而他所代表的正是中国历史上在专制与社会动荡之间摇摆的中国社会所最缺乏的素质。（FT中文网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2007年02月24日 15:34
“当我谈起斯大林与杜鲁门，甚至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他们似乎也可以是拿破仑、凯撒或亚历山大大帝。”在一本新的冷战史的序言里，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这样描绘他给耶鲁大学的2005级学生时的独特感受。课堂里的年轻人大多出生于1984年前后，柏林墙倒塌时，他们才5岁，他们从不同渠道了解冷战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和他们的生活，却对于它的真实状况缺乏头绪，就像加迪斯所说的“它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并非全然不同”。
读到这段文字时，我正在闹哄哄的希思罗机场里思考该如何理解邓小平。距离他的去世正好十年，但在很大程度上，他的面貌已经模糊了。人们的记忆早已变得短暂速朽，真实被想当然的遗忘与忽略，它变成了几个抽象的概念。于是，邓小平总是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白猫黑猫”、“中国经济奇迹”、“天安门事件”、“南巡讲话与市场改革”、“一国两制”联系在一起。但是，谁还能理解这些概念所诞生的语境，和它们的创造者的内心世界。
对于历史人物的理解总是困难重重，你该如何试图在他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空间中寻找平衡点，如何既理解他的历史性地位，又能够寻找到他的个性与时代间的关系。而且不可避免的，对于他们的解读，总是充满了周恩来对解读法国大革命的著名警告:“现在做出判断，仍为时过早。”
直到74岁时才真正控制掌握国家权力的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坐标中穿梭。一方面，他是20世纪的世界史当之无愧的巨人。当他与其同伴在1949年指挥百万大军进行渡江战役时，同代人中只有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蒙哥马利等几个人指挥过如此庞大的军队；当他在1956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时，世界的政治舞台是由毛泽东、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卡斯特罗、戴高乐、丘吉尔、尼赫鲁组成的；当他在1978年再次复出后，他的黄金时代才真正到来，他与美国的罗纳德·里根、英国的玛格丽塔·撒切尔(当然，还有伊朗的霍梅尼，他是另一种力量的代表)，是这个灾难深重的世纪的最后25年的塑造者。
但是，将他视作这个被战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争夺所笼罩的世纪的代表人物，似乎与真实的他相去甚远。他重新开放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的行动，与里根与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放松管制的措施一起，共同造就了一个真正的全球市场的形成。但他不是一个迷恋哈耶克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学说的人，事实上，他早对各种名目的意识形态从没有发自内心的兴趣。他经常被视作共产主义路线的修正者，他的成就与命运都比赫鲁晓夫与后来的戈尔巴乔夫都斐然得多。
对于中国的转变，他有着更朴素的理解，在1978年之后的几次出访后，他看到了美国与日本的繁荣，甚至昔日华人居住的殖民地新加坡都绽放出一种特别的生命力。出生于1904年的邓小平，实际上更属于这一种传统——在他们出生时，古老的中国正跌落到声望与自信的谷底，几代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使它重新焕发生机、赢回尊严。他们尝试了各种方式，包括从西方借用了武器、技术、机器、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对于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的理解，与其将其置放于一个冷战的历史框架，不如重新放回它漫长的朝代更替中的历史中，这样似乎更容易有头绪。
于是，毛泽东变成了就像秦始皇、隋文帝一样重新统一了中国、但随即又因不受制约的权力而将国家引向灾难的开国者。而邓小平则变成某种意义上的中兴者，他有着更强的现实感，较少被个人野心所左右，他对于他所服务的国家与组织，充满了忠诚，期待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内部稳固它，而在手段上却却又充满了灵活性和开放性。在3年前的一次采访里，历史学家史景迁将邓小平放在过去三百年的中国领导人中最出色的行列，是康熙、雍正、曾国藩式的人物，而且“他的强大影响持续了25年，比后两者都要长。”
人们习惯将邓小平视作一场伟大的经济革命的设计师。这种评价既低估了他，也误解了中国社会，在没有政治变化的情况下，不会发生没有纯粹的经济变革。从一开始，邓小平的实验精神就渗透到所有领域。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二卷，47篇讲话几乎覆盖了中国改革的每一个方面，其中最引入瞩目的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再阐述，对于党与领导制度的改革，对于军队改革的建议，对于民主与法制的要求，中国在世界应扮演的角色……
他大胆地做出了和平是世界主旋律的判断；他进行军队改革，试图使军队职业化，后者在混乱的文革时期获得过分强大的影响力；他开始精减机构，推动干部的年轻化，他自己则对个人崇拜毫无兴趣，他没有兴趣担当过多的职位；早在1980年12月，他就支持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口号……在身经一个被最高领导人变幻无常的情绪影响的时代之后，邓小平试图使政治生活制度化，以最大限度地缩小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权力、威望的因素。
但是什么样的内心情感与思维方式赋予了邓小平这样的力量？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强有力、充满个性的人物，也会对细节印象深刻，他喜欢桥牌，足球、围棋、牛角面包和小熊猫香烟，在会见世界领导人时仍烟不离手，脚边摆上了一个痰盂，接受法拉奇采访时，他用孩子般的方式表达对江青的愤怒: “她是个坏女人。”但是对他的个人哲学是什么，我们却知之甚少。事实上，他似乎很少表露这些，总是将个人的态度隐藏于他要推行政策的背后。或者说，他是那样一种领导人，即使身经所有残酷的政治斗争，了解所有的政治智慧或者伎俩之后，仍保持着一种单纯的世界观，那些政治上的磨难赋予了他推行这种单纯价值观以韧性和持久的动力。
对邓小平来说，这种单纯价值观来源于他早年的经验，中国要重新获得独立、尊严、秩序。身经不间断的政治动荡的他来说，秩序是繁荣的基础，而繁荣则将带来独立与尊严。所以，在他一生最主要政治污点的天安门事件之后，他对尼克松说：“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在他内心深处，西方世界的制裁态度令他联想起中国与西方交往中令人不快的历史，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他提到了鸦片战争：“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多少人的人权！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而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在邓小平逝世十年之后，中国仍旧是在他的智力与原则的框架下运行，只可惜，他在80年代引发的实验精神却逐渐丢失了，改革与开放越来越则被限定为纯粹经济领域了。自他在1978年掌权之后30年的中国，像是过去200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意外插曲，既没有面对侵略与屈辱，也没有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中国人回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为物质上的积累而不停劳作。但是，他的遗产中也包括昔日的中兴者一样面临过的问题——既有政权被加固了，但是它们却可能成为更根本的变革的阻力。
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仍未看到对于邓小平的深入探讨，不管是他的价值观还是政治智慧，而他所代表的正是中国历史上在专制与社会动荡之间摇摆的中国社会所最缺乏的素质。（FT中文网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许知远：邓小平逝世十年后中国失去……
2007年02月24日 15:34
“当我谈起斯大林与杜鲁门，甚至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他们似乎也可以是拿破仑、凯撒或亚历山大大帝。”在一本新的冷战史的序言里，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这样描绘他给耶鲁大学的2005级学生时的独特感受。课堂里的年轻人大多出生于1984年前后，柏林墙倒塌时，他们才5岁，他们从不同渠道了解冷战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和他们的生活，却对于它的真实状况缺乏头绪，就像加迪斯所说的“它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并非全然不同”。
读到这段文字时，我正在闹哄哄的希思罗机场里思考该如何理解邓小平。距离他的去世正好十年，但在很大程度上，他的面貌已经模糊了。人们的记忆早已变得短暂速朽，真实被想当然的遗忘与忽略，它变成了几个抽象的概念。于是，邓小平总是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白猫黑猫”、“中国经济奇迹”、“天安门事件”、“南巡讲话与市场改革”、“一国两制”联系在一起。但是，谁还能理解这些概念所诞生的语境，和它们的创造者的内心世界。
对于历史人物的理解总是困难重重，你该如何试图在他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空间中寻找平衡点，如何既理解他的历史性地位，又能够寻找到他的个性与时代间的关系。而且不可避免的，对于他们的解读，总是充满了周恩来对解读法国大革命的著名警告:“现在做出判断，仍为时过早。”
直到74岁时才真正控制掌握国家权力的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坐标中穿梭。一方面，他是20世纪的世界史当之无愧的巨人。当他与其同伴在1949年指挥百万大军进行渡江战役时，同代人中只有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蒙哥马利等几个人指挥过如此庞大的军队；当他在1956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时，世界的政治舞台是由毛泽东、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卡斯特罗、戴高乐、丘吉尔、尼赫鲁组成的；当他在1978年再次复出后，他的黄金时代才真正到来，他与美国的罗纳德·里根、英国的玛格丽塔·撒切尔(当然，还有伊朗的霍梅尼，他是另一种力量的代表)，是这个灾难深重的世纪的最后25年的塑造者。
但是，将他视作这个被战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争夺所笼罩的世纪的代表人物，似乎与真实的他相去甚远。他重新开放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的行动，与里根与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放松管制的措施一起，共同造就了一个真正的全球市场的形成。但他不是一个迷恋哈耶克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学说的人，事实上，他早对各种名目的意识形态从没有发自内心的兴趣。他经常被视作共产主义路线的修正者，他的成就与命运都比赫鲁晓夫与后来的戈尔巴乔夫都斐然得多。
对于中国的转变，他有着更朴素的理解，在1978年之后的几次出访后，他看到了美国与日本的繁荣，甚至昔日华人居住的殖民地新加坡都绽放出一种特别的生命力。出生于1904年的邓小平，实际上更属于这一种传统——在他们出生时，古老的中国正跌落到声望与自信的谷底，几代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使它重新焕发生机、赢回尊严。他们尝试了各种方式，包括从西方借用了武器、技术、机器、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对于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的理解，与其将其置放于一个冷战的历史框架，不如重新放回它漫长的朝代更替中的历史中，这样似乎更容易有头绪。
于是，毛泽东变成了就像秦始皇、隋文帝一样重新统一了中国、但随即又因不受制约的权力而将国家引向灾难的开国者。而邓小平则变成某种意义上的中兴者，他有着更强的现实感，较少被个人野心所左右，他对于他所服务的国家与组织，充满了忠诚，期待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内部稳固它，而在手段上却却又充满了灵活性和开放性。在3年前的一次采访里，历史学家史景迁将邓小平放在过去三百年的中国领导人中最出色的行列，是康熙、雍正、曾国藩式的人物，而且“他的强大影响持续了25年，比后两者都要长。”
人们习惯将邓小平视作一场伟大的经济革命的设计师。这种评价既低估了他，也误解了中国社会，在没有政治变化的情况下，不会发生没有纯粹的经济变革。从一开始，邓小平的实验精神就渗透到所有领域。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二卷，47篇讲话几乎覆盖了中国改革的每一个方面，其中最引入瞩目的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再阐述，对于党与领导制度的改革，对于军队改革的建议，对于民主与法制的要求，中国在世界应扮演的角色……
他大胆地做出了和平是世界主旋律的判断；他进行军队改革，试图使军队职业化，后者在混乱的文革时期获得过分强大的影响力；他开始精减机构，推动干部的年轻化，他自己则对个人崇拜毫无兴趣，他没有兴趣担当过多的职位；早在1980年12月，他就支持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口号……在身经一个被最高领导人变幻无常的情绪影响的时代之后，邓小平试图使政治生活制度化，以最大限度地缩小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权力、威望的因素。
但是什么样的内心情感与思维方式赋予了邓小平这样的力量？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强有力、充满个性的人物，也会对细节印象深刻，他喜欢桥牌，足球、围棋、牛角面包和小熊猫香烟，在会见世界领导人时仍烟不离手，脚边摆上了一个痰盂，接受法拉奇采访时，他用孩子般的方式表达对江青的愤怒: “她是个坏女人。”但是对他的个人哲学是什么，我们却知之甚少。事实上，他似乎很少表露这些，总是将个人的态度隐藏于他要推行政策的背后。或者说，他是那样一种领导人，即使身经所有残酷的政治斗争，了解所有的政治智慧或者伎俩之后，仍保持着一种单纯的世界观，那些政治上的磨难赋予了他推行这种单纯价值观以韧性和持久的动力。
对邓小平来说，这种单纯价值观来源于他早年的经验，中国要重新获得独立、尊严、秩序。身经不间断的政治动荡的他来说，秩序是繁荣的基础，而繁荣则将带来独立与尊严。所以，在他一生最主要政治污点的天安门事件之后，他对尼克松说：“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在他内心深处，西方世界的制裁态度令他联想起中国与西方交往中令人不快的历史，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他提到了鸦片战争：“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多少人的人权！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而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在邓小平逝世十年之后，中国仍旧是在他的智力与原则的框架下运行，只可惜，他在80年代引发的实验精神却逐渐丢失了，改革与开放越来越则被限定为纯粹经济领域了。自他在1978年掌权之后30年的中国，像是过去200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意外插曲，既没有面对侵略与屈辱，也没有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中国人回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为物质上的积累而不停劳作。但是，他的遗产中也包括昔日的中兴者一样面临过的问题——既有政权被加固了，但是它们却可能成为更根本的变革的阻力。
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仍未看到对于邓小平的深入探讨，不管是他的价值观还是政治智慧，而他所代表的正是中国历史上在专制与社会动荡之间摇摆的中国社会所最缺乏的素质。（FT中文网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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