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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3:08:31
《王朝向左，英雄往右——袁崇焕崇拜》
文/谁认得这剑
（1）英雄崇拜
象我这样的人，出生得晚，没赶上那个轰轰烈烈的造神年代，于是就没法跟长辈们一起，对英明的领袖产生一种歇斯底里的崇拜。记得很小的时候，一群孩子聚在一个并不算明亮的教室里，在老师的指导下填自己的偶像。全班大部分人都填上了主席总理，独我一人填了岳飞。当时那个年龄还未来得及理解偶像该是个什么玩意，只是出于一种叛逆的思维，觉得填个民族英雄比随波逐流好多了，老师也不会因为这个骂我思想有问题。非常有意思的是，除了岳飞外，就想不起第二个民族英雄。
一直至上大学前，我对于英雄的崇拜始终带着一股纯真的冲动。后来在大学期间读了点书，便开始对这种情绪产生警惕。一方面，我逐渐发现有那么一部分英雄是被渲染出来的，为了塑造一个闪闪发光形象不惜违背历史和人性。譬如董存瑞托着炸药包喊的：“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冲啊”，找不到一个佐证者却在影视剧教科书里常常可以见到。另一方面，对于英雄的认同也容易受到评判规范的约束，我们总是以一种固有的道德观和民族观来代替我们的衡量标准，很少考虑过这个标准本身是否可靠。譬如我们认定袁崇焕是个抵抗外来侵略的英雄，而努尔哈赤就是那个侵略的贼寇。可多少人想过，我们只是站在汉民族立场来定这个结论，结论出台以前，汉族正统论已经先前一步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漩涡。
现在，我更习惯于从人性上来考虑英雄情感了。譬如我喜欢袁崇焕这个人，不是因为他是个民族英雄，曾三次打败过清朝大军，在汉族史上立过赫赫战功。而是发自内心的对他性格的认同。袁崇焕是个文弱书生，却象个毛糙大汉一般刚硬偏执，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用比喻描述：“他的性格象是一柄锋锐绝伦、金刚无俦的宝剑。当清和升平的时候，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龙杀虎之后，终于寸寸断折。”这样的性格是我理想中完美的追求。我以前喜欢在网络上跟人掐架，常常把自己设计成悲壮凛然的角色，让自己沾上一点袁的气息，架构出一个信念：自己是站在正义一方的。不管是刻意模仿，还是浑然天成，这种跨时代共鸣绝对是我英雄崇拜的最好理由。有时候也想，如果现实中的我也如这般，下场会不会跟袁崇焕一般惨烈？
（2）平庸王朝
跟很多人一样，提起袁崇焕，总要从明朝那段腐朽历史说起。
也许有人会这样跟我较真，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总不至于朝朝腐朽吧。如果我也跟着一起较真的话，就是“腐朽这玩意在明朝还真是朝朝都适用，因为腐朽伴随着权力而产生，而这一切从朱元漳制定出史上最专政集权的政策起就已经注定了”。但是这样的诡辩不应该在解读历史的时候出现。我想指的是，明朝的政治普遍而言，较之其他朝代要更黑暗一些。
明朝不能和汉唐相提并论，即使和他后面的清朝比，亦颇多不如。要看一个朝代好坏，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数数有几个拿的出手的好皇帝，看有没有值得称颂的光辉时代。汉朝有“文景之治”，唐朝有“贞观之治”，清朝有“康雍乾盛世”。而明朝鼎盛时期最为光彩的“仁宣之治”，基本上只能算红豆堆里挑出来的枣子。两位皇帝也无法跟李世民、康熙比较得去。仁宗是明朝最好的皇帝，历史学家夸其儒雅仁爱，可惜福泽甚浅，在位一年就挂掉了。宣宗在位时期略长，也不过是十年。两位皇帝造福百姓的光景，满打满算一共十一年，而康熙一朝就达六十一年。更何况宣宗的所作所为本身就很值得斟酌。他曾落下个“蟋蟀天子”的称号，原因是为了玩蟋蟀一度劳民伤财，以前还有过一个动画片专门讽刺过他的。在封建集权的专制统治下，一个皇帝的好坏基本上决定了国家的运数，一群皇帝的好坏基本上决定了一个朝代的运数。既然明朝尽出平庸的皇帝，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明朝是个平庸的王朝。
明代十六朝曾出现过四次盛衰交替。开国之治、仁宣之治、孝宗的弘治中兴，万历前十年，是明朝繁盛的四个峰，每个峰后面都跟着四个代表衰败的谷。我们惊奇地发现，历史的车轮滚过这个王朝，竟然跟数学上的阻尼曲线有几分相似。不像清朝这般由盛转衰来得这般直接，明朝的盛衰竟然在频繁地波动着，幅度却是越来越小，最终由崇祯走向消亡平静。这太符合理想的历史规律了，但用我偏执的眼光看来，没有大起大落的王朝让别人爱也爱不起来，恨也恨不起来，用平庸两字来形容最恰当不过。
平庸的王朝，并不代表出不了不平庸的人物。客观地说，明朝出过的人物比起其他朝代毫不逊色。不管是政治家刘基，张居正，于谦等，还是文学家黄宗羲、吴承恩、施耐庵、罗贯中等；不管是医学家李时珍，还是哲学家王阳明；不管是四大才子，还是秦淮八艳；这些人物被平庸的朝代一个个衬托得奕奕生辉。尤其当平庸的朝代把最后一位英雄给扼杀时，仿佛在上演一幕古希腊的悲剧神话。只不过神话里的英雄换成了个中国名字——袁崇焕。《王朝向左，英雄往右——袁崇焕崇拜》
文/谁认得这剑
（1）英雄崇拜
象我这样的人，出生得晚，没赶上那个轰轰烈烈的造神年代，于是就没法跟长辈们一起，对英明的领袖产生一种歇斯底里的崇拜。记得很小的时候，一群孩子聚在一个并不算明亮的教室里，在老师的指导下填自己的偶像。全班大部分人都填上了主席总理，独我一人填了岳飞。当时那个年龄还未来得及理解偶像该是个什么玩意，只是出于一种叛逆的思维，觉得填个民族英雄比随波逐流好多了，老师也不会因为这个骂我思想有问题。非常有意思的是，除了岳飞外，就想不起第二个民族英雄。
一直至上大学前，我对于英雄的崇拜始终带着一股纯真的冲动。后来在大学期间读了点书，便开始对这种情绪产生警惕。一方面，我逐渐发现有那么一部分英雄是被渲染出来的，为了塑造一个闪闪发光形象不惜违背历史和人性。譬如董存瑞托着炸药包喊的：“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冲啊”，找不到一个佐证者却在影视剧教科书里常常可以见到。另一方面，对于英雄的认同也容易受到评判规范的约束，我们总是以一种固有的道德观和民族观来代替我们的衡量标准，很少考虑过这个标准本身是否可靠。譬如我们认定袁崇焕是个抵抗外来侵略的英雄，而努尔哈赤就是那个侵略的贼寇。可多少人想过，我们只是站在汉民族立场来定这个结论，结论出台以前，汉族正统论已经先前一步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漩涡。
现在，我更习惯于从人性上来考虑英雄情感了。譬如我喜欢袁崇焕这个人，不是因为他是个民族英雄，曾三次打败过清朝大军，在汉族史上立过赫赫战功。而是发自内心的对他性格的认同。袁崇焕是个文弱书生，却象个毛糙大汉一般刚硬偏执，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用比喻描述：“他的性格象是一柄锋锐绝伦、金刚无俦的宝剑。当清和升平的时候，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龙杀虎之后，终于寸寸断折。”这样的性格是我理想中完美的追求。我以前喜欢在网络上跟人掐架，常常把自己设计成悲壮凛然的角色，让自己沾上一点袁的气息，架构出一个信念：自己是站在正义一方的。不管是刻意模仿，还是浑然天成，这种跨时代共鸣绝对是我英雄崇拜的最好理由。有时候也想，如果现实中的我也如这般，下场会不会跟袁崇焕一般惨烈？
（2）平庸王朝
跟很多人一样，提起袁崇焕，总要从明朝那段腐朽历史说起。
也许有人会这样跟我较真，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总不至于朝朝腐朽吧。如果我也跟着一起较真的话，就是“腐朽这玩意在明朝还真是朝朝都适用，因为腐朽伴随着权力而产生，而这一切从朱元漳制定出史上最专政集权的政策起就已经注定了”。但是这样的诡辩不应该在解读历史的时候出现。我想指的是，明朝的政治普遍而言，较之其他朝代要更黑暗一些。
明朝不能和汉唐相提并论，即使和他后面的清朝比，亦颇多不如。要看一个朝代好坏，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数数有几个拿的出手的好皇帝，看有没有值得称颂的光辉时代。汉朝有“文景之治”，唐朝有“贞观之治”，清朝有“康雍乾盛世”。而明朝鼎盛时期最为光彩的“仁宣之治”，基本上只能算红豆堆里挑出来的枣子。两位皇帝也无法跟李世民、康熙比较得去。仁宗是明朝最好的皇帝，历史学家夸其儒雅仁爱，可惜福泽甚浅，在位一年就挂掉了。宣宗在位时期略长，也不过是十年。两位皇帝造福百姓的光景，满打满算一共十一年，而康熙一朝就达六十一年。更何况宣宗的所作所为本身就很值得斟酌。他曾落下个“蟋蟀天子”的称号，原因是为了玩蟋蟀一度劳民伤财，以前还有过一个动画片专门讽刺过他的。在封建集权的专制统治下，一个皇帝的好坏基本上决定了国家的运数，一群皇帝的好坏基本上决定了一个朝代的运数。既然明朝尽出平庸的皇帝，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明朝是个平庸的王朝。
明代十六朝曾出现过四次盛衰交替。开国之治、仁宣之治、孝宗的弘治中兴，万历前十年，是明朝繁盛的四个峰，每个峰后面都跟着四个代表衰败的谷。我们惊奇地发现，历史的车轮滚过这个王朝，竟然跟数学上的阻尼曲线有几分相似。不像清朝这般由盛转衰来得这般直接，明朝的盛衰竟然在频繁地波动着，幅度却是越来越小，最终由崇祯走向消亡平静。这太符合理想的历史规律了，但用我偏执的眼光看来，没有大起大落的王朝让别人爱也爱不起来，恨也恨不起来，用平庸两字来形容最恰当不过。
平庸的王朝，并不代表出不了不平庸的人物。客观地说，明朝出过的人物比起其他朝代毫不逊色。不管是政治家刘基，张居正，于谦等，还是文学家黄宗羲、吴承恩、施耐庵、罗贯中等；不管是医学家李时珍，还是哲学家王阳明；不管是四大才子，还是秦淮八艳；这些人物被平庸的朝代一个个衬托得奕奕生辉。尤其当平庸的朝代把最后一位英雄给扼杀时，仿佛在上演一幕古希腊的悲剧神话。只不过神话里的英雄换成了个中国名字——袁崇焕。
文/谁认得这剑
（1）英雄崇拜
象我这样的人，出生得晚，没赶上那个轰轰烈烈的造神年代，于是就没法跟长辈们一起，对英明的领袖产生一种歇斯底里的崇拜。记得很小的时候，一群孩子聚在一个并不算明亮的教室里，在老师的指导下填自己的偶像。全班大部分人都填上了主席总理，独我一人填了岳飞。当时那个年龄还未来得及理解偶像该是个什么玩意，只是出于一种叛逆的思维，觉得填个民族英雄比随波逐流好多了，老师也不会因为这个骂我思想有问题。非常有意思的是，除了岳飞外，就想不起第二个民族英雄。
一直至上大学前，我对于英雄的崇拜始终带着一股纯真的冲动。后来在大学期间读了点书，便开始对这种情绪产生警惕。一方面，我逐渐发现有那么一部分英雄是被渲染出来的，为了塑造一个闪闪发光形象不惜违背历史和人性。譬如董存瑞托着炸药包喊的：“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冲啊”，找不到一个佐证者却在影视剧教科书里常常可以见到。另一方面，对于英雄的认同也容易受到评判规范的约束，我们总是以一种固有的道德观和民族观来代替我们的衡量标准，很少考虑过这个标准本身是否可靠。譬如我们认定袁崇焕是个抵抗外来侵略的英雄，而努尔哈赤就是那个侵略的贼寇。可多少人想过，我们只是站在汉民族立场来定这个结论，结论出台以前，汉族正统论已经先前一步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漩涡。
现在，我更习惯于从人性上来考虑英雄情感了。譬如我喜欢袁崇焕这个人，不是因为他是个民族英雄，曾三次打败过清朝大军，在汉族史上立过赫赫战功。而是发自内心的对他性格的认同。袁崇焕是个文弱书生，却象个毛糙大汉一般刚硬偏执，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用比喻描述：“他的性格象是一柄锋锐绝伦、金刚无俦的宝剑。当清和升平的时候，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龙杀虎之后，终于寸寸断折。”这样的性格是我理想中完美的追求。我以前喜欢在网络上跟人掐架，常常把自己设计成悲壮凛然的角色，让自己沾上一点袁的气息，架构出一个信念：自己是站在正义一方的。不管是刻意模仿，还是浑然天成，这种跨时代共鸣绝对是我英雄崇拜的最好理由。有时候也想，如果现实中的我也如这般，下场会不会跟袁崇焕一般惨烈？
（2）平庸王朝
跟很多人一样，提起袁崇焕，总要从明朝那段腐朽历史说起。
也许有人会这样跟我较真，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总不至于朝朝腐朽吧。如果我也跟着一起较真的话，就是“腐朽这玩意在明朝还真是朝朝都适用，因为腐朽伴随着权力而产生，而这一切从朱元漳制定出史上最专政集权的政策起就已经注定了”。但是这样的诡辩不应该在解读历史的时候出现。我想指的是，明朝的政治普遍而言，较之其他朝代要更黑暗一些。
明朝不能和汉唐相提并论，即使和他后面的清朝比，亦颇多不如。要看一个朝代好坏，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数数有几个拿的出手的好皇帝，看有没有值得称颂的光辉时代。汉朝有“文景之治”，唐朝有“贞观之治”，清朝有“康雍乾盛世”。而明朝鼎盛时期最为光彩的“仁宣之治”，基本上只能算红豆堆里挑出来的枣子。两位皇帝也无法跟李世民、康熙比较得去。仁宗是明朝最好的皇帝，历史学家夸其儒雅仁爱，可惜福泽甚浅，在位一年就挂掉了。宣宗在位时期略长，也不过是十年。两位皇帝造福百姓的光景，满打满算一共十一年，而康熙一朝就达六十一年。更何况宣宗的所作所为本身就很值得斟酌。他曾落下个“蟋蟀天子”的称号，原因是为了玩蟋蟀一度劳民伤财，以前还有过一个动画片专门讽刺过他的。在封建集权的专制统治下，一个皇帝的好坏基本上决定了国家的运数，一群皇帝的好坏基本上决定了一个朝代的运数。既然明朝尽出平庸的皇帝，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明朝是个平庸的王朝。
明代十六朝曾出现过四次盛衰交替。开国之治、仁宣之治、孝宗的弘治中兴，万历前十年，是明朝繁盛的四个峰，每个峰后面都跟着四个代表衰败的谷。我们惊奇地发现，历史的车轮滚过这个王朝，竟然跟数学上的阻尼曲线有几分相似。不像清朝这般由盛转衰来得这般直接，明朝的盛衰竟然在频繁地波动着，幅度却是越来越小，最终由崇祯走向消亡平静。这太符合理想的历史规律了，但用我偏执的眼光看来，没有大起大落的王朝让别人爱也爱不起来，恨也恨不起来，用平庸两字来形容最恰当不过。
平庸的王朝，并不代表出不了不平庸的人物。客观地说，明朝出过的人物比起其他朝代毫不逊色。不管是政治家刘基，张居正，于谦等，还是文学家黄宗羲、吴承恩、施耐庵、罗贯中等；不管是医学家李时珍，还是哲学家王阳明；不管是四大才子，还是秦淮八艳；这些人物被平庸的朝代一个个衬托得奕奕生辉。尤其当平庸的朝代把最后一位英雄给扼杀时，仿佛在上演一幕古希腊的悲剧神话。只不过神话里的英雄换成了个中国名字——袁崇焕。《王朝向左，英雄往右——袁崇焕崇拜》
文/谁认得这剑
（1）英雄崇拜
象我这样的人，出生得晚，没赶上那个轰轰烈烈的造神年代，于是就没法跟长辈们一起，对英明的领袖产生一种歇斯底里的崇拜。记得很小的时候，一群孩子聚在一个并不算明亮的教室里，在老师的指导下填自己的偶像。全班大部分人都填上了主席总理，独我一人填了岳飞。当时那个年龄还未来得及理解偶像该是个什么玩意，只是出于一种叛逆的思维，觉得填个民族英雄比随波逐流好多了，老师也不会因为这个骂我思想有问题。非常有意思的是，除了岳飞外，就想不起第二个民族英雄。
一直至上大学前，我对于英雄的崇拜始终带着一股纯真的冲动。后来在大学期间读了点书，便开始对这种情绪产生警惕。一方面，我逐渐发现有那么一部分英雄是被渲染出来的，为了塑造一个闪闪发光形象不惜违背历史和人性。譬如董存瑞托着炸药包喊的：“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冲啊”，找不到一个佐证者却在影视剧教科书里常常可以见到。另一方面，对于英雄的认同也容易受到评判规范的约束，我们总是以一种固有的道德观和民族观来代替我们的衡量标准，很少考虑过这个标准本身是否可靠。譬如我们认定袁崇焕是个抵抗外来侵略的英雄，而努尔哈赤就是那个侵略的贼寇。可多少人想过，我们只是站在汉民族立场来定这个结论，结论出台以前，汉族正统论已经先前一步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漩涡。
现在，我更习惯于从人性上来考虑英雄情感了。譬如我喜欢袁崇焕这个人，不是因为他是个民族英雄，曾三次打败过清朝大军，在汉族史上立过赫赫战功。而是发自内心的对他性格的认同。袁崇焕是个文弱书生，却象个毛糙大汉一般刚硬偏执，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用比喻描述：“他的性格象是一柄锋锐绝伦、金刚无俦的宝剑。当清和升平的时候，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龙杀虎之后，终于寸寸断折。”这样的性格是我理想中完美的追求。我以前喜欢在网络上跟人掐架，常常把自己设计成悲壮凛然的角色，让自己沾上一点袁的气息，架构出一个信念：自己是站在正义一方的。不管是刻意模仿，还是浑然天成，这种跨时代共鸣绝对是我英雄崇拜的最好理由。有时候也想，如果现实中的我也如这般，下场会不会跟袁崇焕一般惨烈？
（2）平庸王朝
跟很多人一样，提起袁崇焕，总要从明朝那段腐朽历史说起。
也许有人会这样跟我较真，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总不至于朝朝腐朽吧。如果我也跟着一起较真的话，就是“腐朽这玩意在明朝还真是朝朝都适用，因为腐朽伴随着权力而产生，而这一切从朱元漳制定出史上最专政集权的政策起就已经注定了”。但是这样的诡辩不应该在解读历史的时候出现。我想指的是，明朝的政治普遍而言，较之其他朝代要更黑暗一些。
明朝不能和汉唐相提并论，即使和他后面的清朝比，亦颇多不如。要看一个朝代好坏，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数数有几个拿的出手的好皇帝，看有没有值得称颂的光辉时代。汉朝有“文景之治”，唐朝有“贞观之治”，清朝有“康雍乾盛世”。而明朝鼎盛时期最为光彩的“仁宣之治”，基本上只能算红豆堆里挑出来的枣子。两位皇帝也无法跟李世民、康熙比较得去。仁宗是明朝最好的皇帝，历史学家夸其儒雅仁爱，可惜福泽甚浅，在位一年就挂掉了。宣宗在位时期略长，也不过是十年。两位皇帝造福百姓的光景，满打满算一共十一年，而康熙一朝就达六十一年。更何况宣宗的所作所为本身就很值得斟酌。他曾落下个“蟋蟀天子”的称号，原因是为了玩蟋蟀一度劳民伤财，以前还有过一个动画片专门讽刺过他的。在封建集权的专制统治下，一个皇帝的好坏基本上决定了国家的运数，一群皇帝的好坏基本上决定了一个朝代的运数。既然明朝尽出平庸的皇帝，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明朝是个平庸的王朝。
明代十六朝曾出现过四次盛衰交替。开国之治、仁宣之治、孝宗的弘治中兴，万历前十年，是明朝繁盛的四个峰，每个峰后面都跟着四个代表衰败的谷。我们惊奇地发现，历史的车轮滚过这个王朝，竟然跟数学上的阻尼曲线有几分相似。不像清朝这般由盛转衰来得这般直接，明朝的盛衰竟然在频繁地波动着，幅度却是越来越小，最终由崇祯走向消亡平静。这太符合理想的历史规律了，但用我偏执的眼光看来，没有大起大落的王朝让别人爱也爱不起来，恨也恨不起来，用平庸两字来形容最恰当不过。
平庸的王朝，并不代表出不了不平庸的人物。客观地说，明朝出过的人物比起其他朝代毫不逊色。不管是政治家刘基，张居正，于谦等，还是文学家黄宗羲、吴承恩、施耐庵、罗贯中等；不管是医学家李时珍，还是哲学家王阳明；不管是四大才子，还是秦淮八艳；这些人物被平庸的朝代一个个衬托得奕奕生辉。尤其当平庸的朝代把最后一位英雄给扼杀时，仿佛在上演一幕古希腊的悲剧神话。只不过神话里的英雄换成了个中国名字——袁崇焕。
（3）岁月如歌
我曾想象袁崇焕一定是个奇伟男子，正如周星驰口中的“身高八尺腰围也是八尺”。但真实的袁崇焕却是位儒雅书生，他的仕途全靠写八股文得来的。宁远两次大战，第一次他坐在轿子里与幕僚谈笑风生，第二次在城头呐喊为将士助威，俨然是文弱书生的气质。但正是这样一位书生，先是以一万兵马生生挡住了十三万辫子军，并轰死了当时纵横无敌不可一世的努尔哈赤。后又在同一个地方，让野心勃勃的皇太极吃到了从未有过的败仗。
明朝是个极度专制的朝代，而且皇帝的疑心病也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情愿信任文官也不愿让武官坐大，就是怕武官会来抢他们的龙椅宝座。所以明朝施行的是文官制，到了打仗时刻，也是由文官指挥战役。可以想象，让一只羊领着一群狮子去冲锋陷阵，会是什么结果。所以，万历后半朝，基本上是逢大战必输，而且常常是以多败少甚至全军覆没，输，还要输得精光。以至于提起清朝的辫子军，大明上下无不胆战心惊。心中纵然不当他们是神兵天将，也该认做罗刹煞鬼了。即使是后来李自成手下那些身经百战的悍将健卒，在与吴三桂部大战时，忽然听到“辫子军来了”，二十万大军如山崩般溃散，就此一败涂地。相比之下，仅是文弱书生的袁崇焕在一万对十三万的劣势下，却学周郎的羽扇纶巾，谈笑中樯橹灰飞烟灭，是何等潇洒从容，又是何等创造奇迹。
袁崇焕是广东人，落榜专业户，万历四十七年得中进士。做八股文本不是其所长，其时神宗皇帝已经深居内宫二十多年不问朝政了，可想而知，袁的仕途在那几年是不可能多有作为。没多久后神宗就翘了辫子，换了光宗朱常洛，这皇帝比他老爸稍微好些，不过实在短命，上台一个月就被红丸给毒死了。于是光阴快速跨越到天启，那才迎来袁的飞黄腾达期。从天启二年开始，五年功夫，年年升官，中间还带跳级，一直做到辽东巡抚。天启小皇帝朱由校和他爷爷神宗应该是半斤八两，同样的昏庸无能，却不知怎地，对袁崇焕却特别知遇，朱由校曾写信这样慰问袁崇焕说，你品德好，功劳大，升官是应该的。因此袁崇焕对这位小皇帝一直心存感激之情，不仅在回乡途中为其作了一首诗，更是在后来危难时义无反顾地回到朝廷，誓死将一腔忠义洒给朱家的末代王朝。梁羽生小说提到过朱由校这位小皇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一直在被魏忠贤和客氏摆布着，唯一的理智支撑点竟是父亲留下的一句话：熊廷弼是个好官。在魏客两人威逼利诱要杀熊廷弼的时候，他迟迟不肯下手。我猜想他是否特别羡慕熊廷弼袁崇焕这等的英雄，才会在奶妈的怀抱中对两位英雄始终眷眷照顾。这孩子并不似暴君商纣那等令人生恶，尽管不是当皇帝的料，却也温良敦厚，他的错只是在于被人利用。何况他的木匠手艺不错，可算个能工巧匠，而他爷爷神宗同样是个艺术家，写得一手好书法。相比之下，那个被无数人同情的崇祯皇帝却是生性好杀，心眼极小，只要吃败仗就杀大将，杀到后来朝中竟无人能出来抵抗李自成的大军。袁崇焕在一个懦弱迷糊的皇帝手下有发挥余地，在一个貌似明君的皇帝手下却惨遭屠戮，可见，不一定跟了好皇帝就是正途，不一定好的管理者就能知人识用。
袁崇焕不是那种爱在笔墨堆里掘金的人，他生性好动，考试不中也要借机旅游一番。他十分喜爱军事，只要跟朋友碰到一起就开始高谈阔论，而且时常就是一通宵。他好与人争辩，大概是现在掐架的味道，他脾气极倔，嘴头子不饶人，掐急了还要动手。明末两大名将之一的满桂，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亦是他的掐架对手。满桂有次把袁崇焕掐毛了，袁二话不说就将他赶出了山海关。袁崇焕一代帅才，又岂是那种头脑一根筋的单细胞动物，冷静下来后，就立刻认识到缺少满挂的危险性。不久，他又找了个机会重新将满桂召回。第二次宁锦大捷时，满桂立下头功，袁崇焕在递给天启皇帝的奏折中，对满桂的功劳丝毫不掩，豪爽磊落，让对手也不得不暗中叹服。
我们让时光返回到第一次宁远大战的战场上。袁崇焕刺破自己的手指，在纸巾上用鲜血写下公文：凡是逃兵，一律斩首。嘴里甚至还骂咧，操，辫子军算个屁，老子就是要死守。那时袁崇焕的权力还不够管辖整个山海关，他顾不了那么多，一边越权指挥着队伍一边骂咧着，操，管他职权不职权，老子大不了拿命抵了。努尔哈赤领着一帮狼虎清军席卷来到城下，袁崇焕陪同朝鲜使节到城楼督战，他不好意思当着友邦人士的面骂“操”，就轻描淡写地笑着说，贼兵来了。而朝鲜使节面对辫子海早已吓得不敢抬头。袁崇焕的胆子应该是奇大的，而且拥有过人的鼓舞力，要不那一万将士不会在这种情况下舍命陪他作无谓的抗击呢。要知以一敌十三，本来就是以卵待石，更何况对手是战无不胜的辫子军。清兵仗着人多兵器硬，发疯地猛攻，眼看宁远即将沦陷。这时满城的百姓哭声震天，纷纷抱怨，说袁崇焕为了自己的私利，将要害死自己。袁崇焕忍不住了。他一人冲到城头，面对如蝗般的清军，开始搬石堵缺口。他先前视敌如蚁聚，谈笑中带着一股蔑视，后听闻同胞们怨声，心中定然起了千般委屈。发了倔脾气的他变成一头受伤的野兽。在他身子被击伤时，推开拦他要他保重的人，说道：丢了宁远，就等于丢了整个中国，到时你们所有的父母兄弟都将成为鞑子的奴隶，若此刻贪生怕死，留这狗命下来又有何乐趣？
宁远一仗终究让袁崇焕胜利了，这是谁也没想到过的结局，包括努尔哈赤自己。一颗流弹不偏不倚地落到他马前，将他从马上炸下，他郁闷得很，想来冥冥之中自有神在助着袁崇焕。要我说，是命运不让袁崇焕这么快退出历史舞台。凭着出色的个人能力，袁崇焕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全城百姓哭着拜倒在他跟前，他们全然忘了就在几个时辰前，还对着天来咒骂眼前的恩人。山海关险逃过一劫，袁崇焕望着远去的贼兵，挥洒额头余留的汗水。宁远大捷打破了辫子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明朝上下注入一针强心剂，带来了无穷的后效。我在回忆这次战役的时候，不禁想到中国足球的恐韩症，对于一支先天荷尔蒙不足的球队，实在需要一个袁崇焕般的人物，实在需要一次吐气扬眉的宁远大捷。
第一次宁远大战，可说是袁崇焕初露锋芒的表演，凭的三分侥幸七分胆识。第二次宁锦大战，是袁崇焕“演艺”事业的颠峰之作。这次大战，让袁崇焕正式成为明朝抵抗外敌的中流砥柱。其间有与皇太极的斗智斗勇，有高超的防守反击战略，他的才干和智慧为当时的朝廷所认可，反对派诸如魏忠贤之流也不得不借用他的能力来维持苟延残喘的大明江山。
我们把期待的目光转向第二次宁锦大战吧。
喜欢玩星际魔兽等即时战略性游戏的朋友应该有这样的体会，看一个高手不仅要看胜率，还要看其对手。对手强，胜利的价值才大，高手才越不负盛名。袁的对手这次是皇太极，了解一点清史的朋友都知道，这人跟他老爸一样是个军事天才，有胆识有谋略，且极善玩太极。跟袁崇焕真乃棋逢对手。努尔哈赤被飞来横弹炸死后，皇太极先是在家中夺了军权，然后对外做了两件事。一是假装向明朝求和让他们掉以轻心，二是加紧部署侵略的前期准备。所谓侵略的前期准备，其实也是侵略——皇太极干脆利落地做掉了明朝的友邦力量朝鲜。皇太极高明就高明在这里，侵略朝鲜不仅获得了充足的物质资源供应，而且为后面的战争扫平了后顾之忧。
而那时的大明王朝则是义无反顾地朝着末路狂奔。小皇帝朱由校躲在后宫做起木工，把军政大权全部扔给了宦官魏忠贤。此人在历史上的名气比朱由校来的还大，结党营私，陷害忠良，坏事干尽，大明的国力就这样在宦官弄权下被消耗殆尽了。那时大明的人口据说有一亿，而金国（大清）的人口不到五十万，双方人口力量对比何其悬殊。说句夸张的话，大明的百姓200个打1个，一人一口痰都能把敌人吐死。实际却是只有五十万人口的民族反过来侵略拥有上亿人口的民族，而后者甚至连招架之力都没有，是何道理？抗战时期，巴掌大一块地的小日本在号称泱泱大国的中国横行，后者任其欺凌宰割却无力抵抗，是何道理？
宁远大捷后，经历一次久违胜利的明朝大喜过望，又开始得意洋洋做其天朝大国的春秋美梦了。袁崇焕却明白，侥幸只有一次，敌方主帅及时挂掉了，清军在内部先展开了夺权之争，这才让大明有口喘息的机会。他眼前最需要做的是练兵筑城屯田，先疗治好内伤再谋收复失地。古龙小说里的楚留香，论武功他不如很多人，但他能因时适地，以己之长攻对方其短，让对方的长处无发挥之地，所以他永远不败。明朝的长处在于他丰厚的资源，在于西洋大炮，这些都是守势条件，而清朝限于人口和兵力，他的厉害只在一时，经不起长久战争。这样考虑来，先守住自己让自己发展壮大，才是上上选。于是袁崇焕决定忍辱负重开始跟清兵议和。这里又插回到抗日战争，平心而论，那时毛泽东提的打持久战，确实也是当时中国最好的选择。
袁崇焕借着给努尔哈赤吊丧的机会，给皇太极传达了“和平共处”的试探提议，这也正中当时皇太极的下怀。皇太极不属于盲目自信的那一类人，他十分清楚形势，军权未统一，资源没有充足准备，跟明朝硬搞的时机未成熟。不如先借这个机会讨点便宜，巩固一下现得利益。顺便还能麻痹一下对方，让他们觉得自己眼光短浅，志不过如此。于是也派了使者给袁崇焕递了一封和平传书。袁崇焕接到传书忧喜参半，喜的是皇太极居然这么合作看来短暂和平有望，忧的是被顶上昏庸的执政者怕是不会接受对方的求和。不过是个番邦小国嘛，岂敢跟我天朝大明谈条件？袁崇焕想了想，为了能谈成和平协议，同时还要满足朝廷自高自大的欲望，他就假装把书信退回给了皇太极，说是格式不对，让他再改改。皇太极一想，八成是袁遇到了上头的阻力，他也不动声色，把信格式改了改，又重新递给袁崇焕。袁崇焕接信看后，依然退回，皇太极这下也觉得棘手起来。谈判说来就是筹码加减的较量，美国有部片子叫《生命的证据》，里面的谈判经很让人启发，一旦坐到那个桌前，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在自己让利最小的前提下兼顾对方的承受底线。皇太极沉思，要么放低一点自己身价，要么放低一点利益索取。利弊权衡下，皇太极选择了前者。大明迟早是要侵略的，自己忍一时之屈，而获得的利益不会少半分。他将自己身份处于大明皇帝之下，然后将书信递交给袁崇焕。袁看后这才舒了口气。
但明朝的执政者显然不会对这样的议和感兴趣。一是他们根本看不清当时局势；二是他们从头到尾都在做天朝大国的春秋美梦，始终认为对方不配来跟大明谈条件；三是受南宋和金国议和的“条件反射”，朝廷上下都怕自己变成秦桧。所以，袁崇焕和皇太极较量来的成果，被朝廷一票否决。
皇太极眼看与明朝议和无望，而袁崇焕的兵越练越精，墙越修越厚，时间拖得越久进攻将变得越发困难。他就亲率四旗精兵，浩浩荡荡进攻宁远、锦州。宁锦大战拉开战幕。
老实说，宁锦大战除了那个结果，本无多少值得纪念的东西。而大战前袁的求和养兵战略，才是关键。在和皇太极议和的一年时间内，袁崇焕将一支孱弱之师训练得有模有样，到了打仗时，已经有底气打开城门与清兵决战城外，不再像第一次宁远大战只是关门死守。明朝军队即使敌不过辫子军的虎狼气势，败了也只需把城门一关，清军便依旧攻不进来。修了一年的城墙肯定比上次厚实许多。这点，袁貌似超前地领悟了毛主席“高筑墙、深挖洞、广积粮”的革命性战略思维。如果生在文革，或许还会听到“毛主席的光辉照亮后世，泽被前史”这样的骇世之言。
袁崇焕站在城头督战，大声呼叫呐喊。他不需象上次那样靠摆出谈笑自如的姿态来激励战士的勇气。也不需象上次那样满口“操”字来给自己壮胆。他只是个书生，望着底下自己一手训练出来的正与清军厮杀的明兵，大约在想，给我5年时间，我就能把山海关修得固若金汤，再给我5年时间，我就能平定大清收复全辽。
当这位书生动情向往的时候，却不知几百年后，另一位书生已经在为他的结局哀惜了。
唉，岁月如歌，心苦谁人知。
我曾想象袁崇焕一定是个奇伟男子，正如周星驰口中的“身高八尺腰围也是八尺”。但真实的袁崇焕却是位儒雅书生，他的仕途全靠写八股文得来的。宁远两次大战，第一次他坐在轿子里与幕僚谈笑风生，第二次在城头呐喊为将士助威，俨然是文弱书生的气质。但正是这样一位书生，先是以一万兵马生生挡住了十三万辫子军，并轰死了当时纵横无敌不可一世的努尔哈赤。后又在同一个地方，让野心勃勃的皇太极吃到了从未有过的败仗。
明朝是个极度专制的朝代，而且皇帝的疑心病也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情愿信任文官也不愿让武官坐大，就是怕武官会来抢他们的龙椅宝座。所以明朝施行的是文官制，到了打仗时刻，也是由文官指挥战役。可以想象，让一只羊领着一群狮子去冲锋陷阵，会是什么结果。所以，万历后半朝，基本上是逢大战必输，而且常常是以多败少甚至全军覆没，输，还要输得精光。以至于提起清朝的辫子军，大明上下无不胆战心惊。心中纵然不当他们是神兵天将，也该认做罗刹煞鬼了。即使是后来李自成手下那些身经百战的悍将健卒，在与吴三桂部大战时，忽然听到“辫子军来了”，二十万大军如山崩般溃散，就此一败涂地。相比之下，仅是文弱书生的袁崇焕在一万对十三万的劣势下，却学周郎的羽扇纶巾，谈笑中樯橹灰飞烟灭，是何等潇洒从容，又是何等创造奇迹。
袁崇焕是广东人，落榜专业户，万历四十七年得中进士。做八股文本不是其所长，其时神宗皇帝已经深居内宫二十多年不问朝政了，可想而知，袁的仕途在那几年是不可能多有作为。没多久后神宗就翘了辫子，换了光宗朱常洛，这皇帝比他老爸稍微好些，不过实在短命，上台一个月就被红丸给毒死了。于是光阴快速跨越到天启，那才迎来袁的飞黄腾达期。从天启二年开始，五年功夫，年年升官，中间还带跳级，一直做到辽东巡抚。天启小皇帝朱由校和他爷爷神宗应该是半斤八两，同样的昏庸无能，却不知怎地，对袁崇焕却特别知遇，朱由校曾写信这样慰问袁崇焕说，你品德好，功劳大，升官是应该的。因此袁崇焕对这位小皇帝一直心存感激之情，不仅在回乡途中为其作了一首诗，更是在后来危难时义无反顾地回到朝廷，誓死将一腔忠义洒给朱家的末代王朝。梁羽生小说提到过朱由校这位小皇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一直在被魏忠贤和客氏摆布着，唯一的理智支撑点竟是父亲留下的一句话：熊廷弼是个好官。在魏客两人威逼利诱要杀熊廷弼的时候，他迟迟不肯下手。我猜想他是否特别羡慕熊廷弼袁崇焕这等的英雄，才会在奶妈的怀抱中对两位英雄始终眷眷照顾。这孩子并不似暴君商纣那等令人生恶，尽管不是当皇帝的料，却也温良敦厚，他的错只是在于被人利用。何况他的木匠手艺不错，可算个能工巧匠，而他爷爷神宗同样是个艺术家，写得一手好书法。相比之下，那个被无数人同情的崇祯皇帝却是生性好杀，心眼极小，只要吃败仗就杀大将，杀到后来朝中竟无人能出来抵抗李自成的大军。袁崇焕在一个懦弱迷糊的皇帝手下有发挥余地，在一个貌似明君的皇帝手下却惨遭屠戮，可见，不一定跟了好皇帝就是正途，不一定好的管理者就能知人识用。
袁崇焕不是那种爱在笔墨堆里掘金的人，他生性好动，考试不中也要借机旅游一番。他十分喜爱军事，只要跟朋友碰到一起就开始高谈阔论，而且时常就是一通宵。他好与人争辩，大概是现在掐架的味道，他脾气极倔，嘴头子不饶人，掐急了还要动手。明末两大名将之一的满桂，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亦是他的掐架对手。满桂有次把袁崇焕掐毛了，袁二话不说就将他赶出了山海关。袁崇焕一代帅才，又岂是那种头脑一根筋的单细胞动物，冷静下来后，就立刻认识到缺少满挂的危险性。不久，他又找了个机会重新将满桂召回。第二次宁锦大捷时，满桂立下头功，袁崇焕在递给天启皇帝的奏折中，对满桂的功劳丝毫不掩，豪爽磊落，让对手也不得不暗中叹服。
我们让时光返回到第一次宁远大战的战场上。袁崇焕刺破自己的手指，在纸巾上用鲜血写下公文：凡是逃兵，一律斩首。嘴里甚至还骂咧，操，辫子军算个屁，老子就是要死守。那时袁崇焕的权力还不够管辖整个山海关，他顾不了那么多，一边越权指挥着队伍一边骂咧着，操，管他职权不职权，老子大不了拿命抵了。努尔哈赤领着一帮狼虎清军席卷来到城下，袁崇焕陪同朝鲜使节到城楼督战，他不好意思当着友邦人士的面骂“操”，就轻描淡写地笑着说，贼兵来了。而朝鲜使节面对辫子海早已吓得不敢抬头。袁崇焕的胆子应该是奇大的，而且拥有过人的鼓舞力，要不那一万将士不会在这种情况下舍命陪他作无谓的抗击呢。要知以一敌十三，本来就是以卵待石，更何况对手是战无不胜的辫子军。清兵仗着人多兵器硬，发疯地猛攻，眼看宁远即将沦陷。这时满城的百姓哭声震天，纷纷抱怨，说袁崇焕为了自己的私利，将要害死自己。袁崇焕忍不住了。他一人冲到城头，面对如蝗般的清军，开始搬石堵缺口。他先前视敌如蚁聚，谈笑中带着一股蔑视，后听闻同胞们怨声，心中定然起了千般委屈。发了倔脾气的他变成一头受伤的野兽。在他身子被击伤时，推开拦他要他保重的人，说道：丢了宁远，就等于丢了整个中国，到时你们所有的父母兄弟都将成为鞑子的奴隶，若此刻贪生怕死，留这狗命下来又有何乐趣？
宁远一仗终究让袁崇焕胜利了，这是谁也没想到过的结局，包括努尔哈赤自己。一颗流弹不偏不倚地落到他马前，将他从马上炸下，他郁闷得很，想来冥冥之中自有神在助着袁崇焕。要我说，是命运不让袁崇焕这么快退出历史舞台。凭着出色的个人能力，袁崇焕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全城百姓哭着拜倒在他跟前，他们全然忘了就在几个时辰前，还对着天来咒骂眼前的恩人。山海关险逃过一劫，袁崇焕望着远去的贼兵，挥洒额头余留的汗水。宁远大捷打破了辫子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明朝上下注入一针强心剂，带来了无穷的后效。我在回忆这次战役的时候，不禁想到中国足球的恐韩症，对于一支先天荷尔蒙不足的球队，实在需要一个袁崇焕般的人物，实在需要一次吐气扬眉的宁远大捷。
第一次宁远大战，可说是袁崇焕初露锋芒的表演，凭的三分侥幸七分胆识。第二次宁锦大战，是袁崇焕“演艺”事业的颠峰之作。这次大战，让袁崇焕正式成为明朝抵抗外敌的中流砥柱。其间有与皇太极的斗智斗勇，有高超的防守反击战略，他的才干和智慧为当时的朝廷所认可，反对派诸如魏忠贤之流也不得不借用他的能力来维持苟延残喘的大明江山。
我们把期待的目光转向第二次宁锦大战吧。
喜欢玩星际魔兽等即时战略性游戏的朋友应该有这样的体会，看一个高手不仅要看胜率，还要看其对手。对手强，胜利的价值才大，高手才越不负盛名。袁的对手这次是皇太极，了解一点清史的朋友都知道，这人跟他老爸一样是个军事天才，有胆识有谋略，且极善玩太极。跟袁崇焕真乃棋逢对手。努尔哈赤被飞来横弹炸死后，皇太极先是在家中夺了军权，然后对外做了两件事。一是假装向明朝求和让他们掉以轻心，二是加紧部署侵略的前期准备。所谓侵略的前期准备，其实也是侵略——皇太极干脆利落地做掉了明朝的友邦力量朝鲜。皇太极高明就高明在这里，侵略朝鲜不仅获得了充足的物质资源供应，而且为后面的战争扫平了后顾之忧。
而那时的大明王朝则是义无反顾地朝着末路狂奔。小皇帝朱由校躲在后宫做起木工，把军政大权全部扔给了宦官魏忠贤。此人在历史上的名气比朱由校来的还大，结党营私，陷害忠良，坏事干尽，大明的国力就这样在宦官弄权下被消耗殆尽了。那时大明的人口据说有一亿，而金国（大清）的人口不到五十万，双方人口力量对比何其悬殊。说句夸张的话，大明的百姓200个打1个，一人一口痰都能把敌人吐死。实际却是只有五十万人口的民族反过来侵略拥有上亿人口的民族，而后者甚至连招架之力都没有，是何道理？抗战时期，巴掌大一块地的小日本在号称泱泱大国的中国横行，后者任其欺凌宰割却无力抵抗，是何道理？
宁远大捷后，经历一次久违胜利的明朝大喜过望，又开始得意洋洋做其天朝大国的春秋美梦了。袁崇焕却明白，侥幸只有一次，敌方主帅及时挂掉了，清军在内部先展开了夺权之争，这才让大明有口喘息的机会。他眼前最需要做的是练兵筑城屯田，先疗治好内伤再谋收复失地。古龙小说里的楚留香，论武功他不如很多人，但他能因时适地，以己之长攻对方其短，让对方的长处无发挥之地，所以他永远不败。明朝的长处在于他丰厚的资源，在于西洋大炮，这些都是守势条件，而清朝限于人口和兵力，他的厉害只在一时，经不起长久战争。这样考虑来，先守住自己让自己发展壮大，才是上上选。于是袁崇焕决定忍辱负重开始跟清兵议和。这里又插回到抗日战争，平心而论，那时毛泽东提的打持久战，确实也是当时中国最好的选择。
袁崇焕借着给努尔哈赤吊丧的机会，给皇太极传达了“和平共处”的试探提议，这也正中当时皇太极的下怀。皇太极不属于盲目自信的那一类人，他十分清楚形势，军权未统一，资源没有充足准备，跟明朝硬搞的时机未成熟。不如先借这个机会讨点便宜，巩固一下现得利益。顺便还能麻痹一下对方，让他们觉得自己眼光短浅，志不过如此。于是也派了使者给袁崇焕递了一封和平传书。袁崇焕接到传书忧喜参半，喜的是皇太极居然这么合作看来短暂和平有望，忧的是被顶上昏庸的执政者怕是不会接受对方的求和。不过是个番邦小国嘛，岂敢跟我天朝大明谈条件？袁崇焕想了想，为了能谈成和平协议，同时还要满足朝廷自高自大的欲望，他就假装把书信退回给了皇太极，说是格式不对，让他再改改。皇太极一想，八成是袁遇到了上头的阻力，他也不动声色，把信格式改了改，又重新递给袁崇焕。袁崇焕接信看后，依然退回，皇太极这下也觉得棘手起来。谈判说来就是筹码加减的较量，美国有部片子叫《生命的证据》，里面的谈判经很让人启发，一旦坐到那个桌前，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在自己让利最小的前提下兼顾对方的承受底线。皇太极沉思，要么放低一点自己身价，要么放低一点利益索取。利弊权衡下，皇太极选择了前者。大明迟早是要侵略的，自己忍一时之屈，而获得的利益不会少半分。他将自己身份处于大明皇帝之下，然后将书信递交给袁崇焕。袁看后这才舒了口气。
但明朝的执政者显然不会对这样的议和感兴趣。一是他们根本看不清当时局势；二是他们从头到尾都在做天朝大国的春秋美梦，始终认为对方不配来跟大明谈条件；三是受南宋和金国议和的“条件反射”，朝廷上下都怕自己变成秦桧。所以，袁崇焕和皇太极较量来的成果，被朝廷一票否决。
皇太极眼看与明朝议和无望，而袁崇焕的兵越练越精，墙越修越厚，时间拖得越久进攻将变得越发困难。他就亲率四旗精兵，浩浩荡荡进攻宁远、锦州。宁锦大战拉开战幕。
老实说，宁锦大战除了那个结果，本无多少值得纪念的东西。而大战前袁的求和养兵战略，才是关键。在和皇太极议和的一年时间内，袁崇焕将一支孱弱之师训练得有模有样，到了打仗时，已经有底气打开城门与清兵决战城外，不再像第一次宁远大战只是关门死守。明朝军队即使敌不过辫子军的虎狼气势，败了也只需把城门一关，清军便依旧攻不进来。修了一年的城墙肯定比上次厚实许多。这点，袁貌似超前地领悟了毛主席“高筑墙、深挖洞、广积粮”的革命性战略思维。如果生在文革，或许还会听到“毛主席的光辉照亮后世，泽被前史”这样的骇世之言。
袁崇焕站在城头督战，大声呼叫呐喊。他不需象上次那样靠摆出谈笑自如的姿态来激励战士的勇气。也不需象上次那样满口“操”字来给自己壮胆。他只是个书生，望着底下自己一手训练出来的正与清军厮杀的明兵，大约在想，给我5年时间，我就能把山海关修得固若金汤，再给我5年时间，我就能平定大清收复全辽。
当这位书生动情向往的时候，却不知几百年后，另一位书生已经在为他的结局哀惜了。
唉，岁月如歌，心苦谁人知。
（4）英雄之死
几乎大部分人都相信，袁崇焕死于皇太极的反间计。然金庸用独特眼光分析，袁崇焕死于自己的锋芒毕露，崇祯杀心早起，所谓反间计只是崇祯的将计就计。从理性上我更赞成金庸的观点。其实，袁崇焕也何尝不是死于那个由平庸走向没落的朝代之手呢。朝代误人。正如现在我碰到一些骂周恩来的朋友，总是不厌其烦地劝说着，周恩来的错只是错生了一个时代。袁崇焕亦是。
明朝的灭亡，非是亡于清军，而是亡于自己。而袁崇焕为一个即将亡命的朝代卖命，只是帮助那个朝代徒劳无果的挣扎几下罢了，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即使守住了山海关，还能守住天下思变的人心吗？袁崇焕的死，成全了这个朝代，也成全了他自己。他终于成为了历史上结局最为悲惨的英雄。
一直以来，我都有个疑问，崇祯算不算个好皇帝？很多人同情崇祯，因为崇祯在位十七年，不好酒色，勤于政事，相比于万历等几位皇帝实在好许多。我有个朋友说崇祯是个悲情皇帝：他在遗诏中要求李自成不要杀死自己一个百姓；他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他提剑砍下长平公主一条手臂的时候，流着泪道：“你为什么生在帝王之家？”；他临危不选择逃亡，而是自杀，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绝无仅有。
然而，历史欺骗我们还少吗？我们总喜欢盯着一两个事件，然后以为这些事件就代表了一个人的全部。正如造神运动过了将近三十年，还有人在为“那个饥荒年代我们伟大的领袖是如何与民共苦”感佩不已。
崇祯在位期间，一共换了50个大学士，14个兵部尚书，除袁崇焕外，他杀死10个总督，11个巡抚……其中有个大臣仅仅因为奏禀了天下民穷财尽的事实，就被他关进了大牢。他自己杀了无数百姓，却在遗诏中让别人不要误杀自己一个百姓，是想博清史留名？还是因为杀人杀得自己神志不清了？他将中兴之臣治国之臣全部杀光了，留下些只会溜须拍马的亡国之臣，等李自成打到城下，才发现朝中竟然无人可用，“诸臣皆亡国之臣”，幡然悔悟？你看他前面还有“朕非亡国之君”呢，嘿，临死尚如此自大，恐怕悔悟是假神志不清倒是真吧。
我们再来看看他十七年勤政生涯。他日夜烦躁、疑惑、忧虑，这样的情绪就跟高考前很多学生一样，很想把书念好把试考好，却总是不能得心应手，以至茫然失措常不知如何是好。一个皇帝，连最基本的情绪都无法控制，我们又如何企盼他有能力担当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很多人只是把目光盯着“勤政”二字，却忘了考虑勤政背后有多少是实实在在的功绩，有多少是真正为社稷造福了的。历史用一次亡国告诉我们，崇祯勤政的功绩很是可怜。
崇祯杀袁崇焕在于他的小心眼。两人第一次相见，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的诺言，就引起了崇祯的猜忌。他大概在想，你五年平辽，也能在五年平我。人家还没立功，崇祯就已经开始怕“功高盖主”了。袁崇焕复出后，甫到宁远，就因为朝廷欠饷而屡上奏折，甚至要求崇祯掏私人腰包资助。崇祯当着群臣面表达不满，埋下来憎恨的种子。没过几个月，袁崇焕犯了倔强的老毛病，举着尚方宝剑诛杀了皮岛总兵毛文龙，这属于越级诛杀。崇祯表明上仍表示嘉许，心里杀机却悄然萌发。后来清兵攻到北京城下，如此危机，崇祯不许袁崇焕进城，可见其疑心之重实已到不可理喻。袁崇焕苦战下得胜，将清兵赶出了北京周围，这时，崇祯让袁崇焕去追缴十倍兵力的清军，熟读兵法的袁崇焕自然不会冒这个险，按兵不动，失去理智的崇祯再也无法容忍了。
北京城外谣言四起，说袁崇焕不肯出兵，定是别有用心。城外百姓对着城头百姓扔石头吐口水，嘴里骂“汉奸兵”。皇太极抓了两名小太监，学群英会蒋干中计，故意“泄漏机宜”，然后让小太监逃了回去，禀告了尚且疑虑不定的崇祯。崇祯脸色阴沉，假召袁崇焕进宫，喝令将其拿下，并投入大牢。
崇祯皇帝成功中计。
从袁崇焕入狱到被诛杀，一共历时八个月。曹操在中计片刻后立即醒悟，而自诩明君的崇祯在八个月后依然把袁崇焕杀了，你信这是中计吗？
崇祯不过是将计就计，除掉一个心腹大患而已。
袁崇焕处死方法是：凌迟。简单一点讲，就是千刀万剐。凌迟规定要割犯人一千刀，才能让他死去。除非最大恶极的罪人，是不会尝试如此残酷的刑罚。袁崇焕被绑上刑台那一刻，北京的百姓就蜂拥而上，抢着咬他的肉，一直咬到内脏。所以，袁崇焕大概是被活生生咬死的。在袁崇焕奄奄一息的时候，侩子手趋散人群，又一刀刀将他的肌肉割下来。一共割了一千刀。众百姓围在旁边依然叫骂，有人出来买他的肉收藏，一两银子一块，买到后咬一口，痛骂一声：汉奸。
真正的死无全尸。
遥远的关外，众将士失声痛哭。没有人相信，他们的英雄袁爷一腔铁胆忠义，竟然遭至这样的下场。京城以外的百姓无助地望着天空，袁爷走了，我们的江山还有救吗？
而那个被绑在刑台上被人撕咬着肉体的人，那一腔不平、冤屈和愤怒，又该向谁述说？
四百年后，一个书生在敲完这最后几个字，已经忍不住哽咽起来了。
几乎大部分人都相信，袁崇焕死于皇太极的反间计。然金庸用独特眼光分析，袁崇焕死于自己的锋芒毕露，崇祯杀心早起，所谓反间计只是崇祯的将计就计。从理性上我更赞成金庸的观点。其实，袁崇焕也何尝不是死于那个由平庸走向没落的朝代之手呢。朝代误人。正如现在我碰到一些骂周恩来的朋友，总是不厌其烦地劝说着，周恩来的错只是错生了一个时代。袁崇焕亦是。
明朝的灭亡，非是亡于清军，而是亡于自己。而袁崇焕为一个即将亡命的朝代卖命，只是帮助那个朝代徒劳无果的挣扎几下罢了，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即使守住了山海关，还能守住天下思变的人心吗？袁崇焕的死，成全了这个朝代，也成全了他自己。他终于成为了历史上结局最为悲惨的英雄。
一直以来，我都有个疑问，崇祯算不算个好皇帝？很多人同情崇祯，因为崇祯在位十七年，不好酒色，勤于政事，相比于万历等几位皇帝实在好许多。我有个朋友说崇祯是个悲情皇帝：他在遗诏中要求李自成不要杀死自己一个百姓；他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他提剑砍下长平公主一条手臂的时候，流着泪道：“你为什么生在帝王之家？”；他临危不选择逃亡，而是自杀，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绝无仅有。
然而，历史欺骗我们还少吗？我们总喜欢盯着一两个事件，然后以为这些事件就代表了一个人的全部。正如造神运动过了将近三十年，还有人在为“那个饥荒年代我们伟大的领袖是如何与民共苦”感佩不已。
崇祯在位期间，一共换了50个大学士，14个兵部尚书，除袁崇焕外，他杀死10个总督，11个巡抚……其中有个大臣仅仅因为奏禀了天下民穷财尽的事实，就被他关进了大牢。他自己杀了无数百姓，却在遗诏中让别人不要误杀自己一个百姓，是想博清史留名？还是因为杀人杀得自己神志不清了？他将中兴之臣治国之臣全部杀光了，留下些只会溜须拍马的亡国之臣，等李自成打到城下，才发现朝中竟然无人可用，“诸臣皆亡国之臣”，幡然悔悟？你看他前面还有“朕非亡国之君”呢，嘿，临死尚如此自大，恐怕悔悟是假神志不清倒是真吧。
我们再来看看他十七年勤政生涯。他日夜烦躁、疑惑、忧虑，这样的情绪就跟高考前很多学生一样，很想把书念好把试考好，却总是不能得心应手，以至茫然失措常不知如何是好。一个皇帝，连最基本的情绪都无法控制，我们又如何企盼他有能力担当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很多人只是把目光盯着“勤政”二字，却忘了考虑勤政背后有多少是实实在在的功绩，有多少是真正为社稷造福了的。历史用一次亡国告诉我们，崇祯勤政的功绩很是可怜。
崇祯杀袁崇焕在于他的小心眼。两人第一次相见，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的诺言，就引起了崇祯的猜忌。他大概在想，你五年平辽，也能在五年平我。人家还没立功，崇祯就已经开始怕“功高盖主”了。袁崇焕复出后，甫到宁远，就因为朝廷欠饷而屡上奏折，甚至要求崇祯掏私人腰包资助。崇祯当着群臣面表达不满，埋下来憎恨的种子。没过几个月，袁崇焕犯了倔强的老毛病，举着尚方宝剑诛杀了皮岛总兵毛文龙，这属于越级诛杀。崇祯表明上仍表示嘉许，心里杀机却悄然萌发。后来清兵攻到北京城下，如此危机，崇祯不许袁崇焕进城，可见其疑心之重实已到不可理喻。袁崇焕苦战下得胜，将清兵赶出了北京周围，这时，崇祯让袁崇焕去追缴十倍兵力的清军，熟读兵法的袁崇焕自然不会冒这个险，按兵不动，失去理智的崇祯再也无法容忍了。
北京城外谣言四起，说袁崇焕不肯出兵，定是别有用心。城外百姓对着城头百姓扔石头吐口水，嘴里骂“汉奸兵”。皇太极抓了两名小太监，学群英会蒋干中计，故意“泄漏机宜”，然后让小太监逃了回去，禀告了尚且疑虑不定的崇祯。崇祯脸色阴沉，假召袁崇焕进宫，喝令将其拿下，并投入大牢。
崇祯皇帝成功中计。
从袁崇焕入狱到被诛杀，一共历时八个月。曹操在中计片刻后立即醒悟，而自诩明君的崇祯在八个月后依然把袁崇焕杀了，你信这是中计吗？
崇祯不过是将计就计，除掉一个心腹大患而已。
袁崇焕处死方法是：凌迟。简单一点讲，就是千刀万剐。凌迟规定要割犯人一千刀，才能让他死去。除非最大恶极的罪人，是不会尝试如此残酷的刑罚。袁崇焕被绑上刑台那一刻，北京的百姓就蜂拥而上，抢着咬他的肉，一直咬到内脏。所以，袁崇焕大概是被活生生咬死的。在袁崇焕奄奄一息的时候，侩子手趋散人群，又一刀刀将他的肌肉割下来。一共割了一千刀。众百姓围在旁边依然叫骂，有人出来买他的肉收藏，一两银子一块，买到后咬一口，痛骂一声：汉奸。
真正的死无全尸。
遥远的关外，众将士失声痛哭。没有人相信，他们的英雄袁爷一腔铁胆忠义，竟然遭至这样的下场。京城以外的百姓无助地望着天空，袁爷走了，我们的江山还有救吗？
而那个被绑在刑台上被人撕咬着肉体的人，那一腔不平、冤屈和愤怒，又该向谁述说？
四百年后，一个书生在敲完这最后几个字，已经忍不住哽咽起来了。
悲剧。。。时代的悲剧
满清匪帮的反间计成功了，昏君上当了！
这点，袁貌似超前地领悟了毛主席“高筑墙、深挖洞、广积粮”的革命性战略思维。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升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升
分类: 文史杂谈
袁崇焕之墓和民族之气
周末抽空浏览了一下几种中文电子刊物，发现马悲鸣又在感叹中国人活该被日本人屠杀，又是洋洋洒洒旁征博引，这回却是扯上了袁崇焕：
“抗清名将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凌迟处死。入清后却被清政府平反。终满清之世，近三百年间，袁崇焕墓都受到妥善保护和尊重。但辛亥光复了汉官威仪后，袁墓却是日渐凋零，现在已被周围的学校逐步侵占，任凭学生向袁墓射足球，恣意侮辱。令守护袁墓三百余年的佘家后代齿寒。
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气，何来尊严？国格、人格又安在哉？”（马悲鸣《中国的“靖国神社”在哪里？》，《枫华园》９９０４ａ）
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袁崇焕率师千里驰救京师，以九千精兵打败十万入寇清兵于北京城下，反被多疑的崇祯皇帝逮捕入狱。第二年八月，袁崇焕被凌迟处死，血肉被愚民抢食一空，其帐下谋士佘义士（名字无考）冒灭门之灾盗出袁的首级，葬在自家院中，址在今北京崇文区第５９中学校园内佘家小屋的后面。佘义士临终前遗命佘家子孙此后不许为官、不许回南方老家，世世代代为袁督师守墓。从此佘家开始了三百多年为袁督师起先是秘密的后来公开的守墓史。
满清入主中原后，清廷为安抚人心，大肆表彰史可法等抗清受节南明忠臣，但袁崇焕不属此类。一则袁与清室有杀祖之仇，宁远之战，袁崇焕以兵五千却敌十万，击伤清太祖努尔哈赤，不久努尔哈赤在气恨中不治身亡。二则袁崇焕被害的导火线，乃是皇太极从《三国演义》学来的下三烂的反间计，全国人民都还给蒙在鼓里，误以为袁是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如果为他平反，只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所以就一直拖到了乾隆初年，《明史》即将定稿，史臣在撰写袁崇焕传时，从《清太宗实录》知道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又不敢照写，最后还是乾隆帝拍板，至此袁崇焕之冤始大白于天下，这时明朝已灭亡了一百年，反清复明也早已成了历史。但《明史》只不过是披露了反间计而已，算不上给袁崇焕平反，对袁的功绩也是尽量贬低的。到了乾隆帝晚年，颇有点仰慕汉家衣冠的意思，又想起了袁崇焕，给袁崇焕和佘义士修了坟，这才算是平反了。但这时距袁之死已有１５０年，距清之亡也只剩一百多年，什么“入清后却被清政府平反。终满清之世，近三百年间，袁崇焕墓都受到妥善保护和尊重。”最多算是对了一半。
至于“但辛亥光复了汉官威仪后，袁墓却是日渐凋零，现在已被周围的学校逐步侵占，任凭学生向袁墓射足球，恣意侮辱。令守护袁墓三百余年的佘家后代齿寒。”则是完全的不实了。事实上，终清一代，袁崇焕始终有墓可安葬却无祠可祭祀，算不上“尊重”。民国一成立，康有为即发起在袁墓旁建袁崇焕祠，称“袁督师庙”，并亲自写了庙记及撰门联云：
“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
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稳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
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曾批文指示保护袁墓，不得动迁。一九五二年，由李济深、柳亚子、章士钊等人发起，重修了袁崇焕祠墓碑。之后据说在清明时，政军要员宋庆龄、周恩来、朱德等人都曾去祭扫袁墓。
文革时神州文物遭劫，袁墓亦不能幸免，墓、祠均被红卫兵砸烂，墓园成了中学的操场。佘家第十七代长子也在这时候搬走，不再守墓了，但他的妹妹佘幼芝却坚持守了下去。文革一结束，佘幼芝即四处呼吁、集资，请重修袁墓。但那时候国内学界连岳飞、袁崇焕这些抵抗少数民族的名将是否该算民族英雄都弄不清楚了，海内外闻名的岳坟是重修了，袁墓则一直拖着，一直到了１９９２年清明节，袁墓才修葺一新。只是袁祠已住进了十几户人家，搬迁不易，现在还未恢复。１９９４年，海内外轰轰烈烈纪念袁崇焕诞辰四百一十周年，我也曾经写了篇《功到神奇即罪名》的长文凑热闹，为此通读了有关文献，对袁督师越发敬佩。去年回国，因未到北京，也就无法亲睹袁墓修得如何。但广东东莞的袁崇焕故居我是去了。其实袁遇害时，老家也被抄，兄弟妻子被流放，故居早已荡然无存，当地政府在原址围了一大块地，立了个碑，正拟建袁崇焕博物馆。
英雄墓屡毁屡修，前赴后继，这也是中国的国格。佘家十七代人为英雄守了三百七十年墓，古今中外闻所未闻，这也是中国人的人格。北京文物局曾想派专人清扫袁墓，被佘幼芝婉拒，他们宁愿自己继续守下去。老人的女儿焦颖和儿子焦平都表示会成为第十八代守墓人，接力棒从佘家交到了焦家。佘女士说：“不为别的，就为忠义两字。”这样的民气，恐非马悲鸣之流夸夸其谈者所能知。袁崇焕一介书生，投笔从戎，战无不胜，保家卫国，死而后已，以其伟大的人格征服了全军将士，被捕时全军痛哭，弃城东走，袁崇焕自狱中寄信命他们回来继续抗敌，遇害前面对千刀万剐仍念念不忘民族存亡，临刑口占云：“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保辽东。”这是忠义。暴君奸臣腐儒愚民残杀了本民族的英雄，佘家以世代守墓这种方式报英雄知遇之恩，以一家之力替全民族向英雄赎罪，这也是忠义。华夏族外祸内乱、历尽苦难凡四千年，未象所有其他的文明古国那样灰飞烟灭，而生生不息、一息尚存，靠的也是一股忠义之气，至今不绝。忠义之气之所以能够流传不息，是因为现实虽然总有缺憾，历史却大体还是公正；现实中得不到的，可从历史中探求，这是我们民族的仁人志士的坚定信念。袁督师《入狱》诗云：“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又云：“心苦后人知。”表达的就是这种信念。我们可以告慰袁督师的是，他的清白已在身后一百年被还清，而他的苦心，后人也终于能够知道。斯人已去，浩气长存，只要这个民族不成为马悲鸣所捏造出来的那个民族。
（注：佘家近况据冯武勇《为袁崇焕守墓－－一个延续三百多年的故事》一文）
（1999.4.3.）
何必讳言“屡修”
——答马悲鸣
马悲鸣是否在感叹中国人活该被日本人屠杀，这个问题，留给那些阅读过马悲鸣评述抗日战争的系列文章的读者自己解答。我的文章，本来就不是、也没那个兴趣去一一评论马悲鸣的大作，不过是拿他一百二十个字借题发挥一下而已。马悲鸣既然到现在还没弄明白我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意思”，大喊冤枉，那我就把课讲得明白点。
马文说：“入清后却被清政府平反。终满清之世，近三百年间，袁崇焕墓都受到妥善保护和尊重。”这句话给读者的印象，是不是清政府对被自己用计杀害的抗清英雄宽宏大量、以德报怨，一掌权就马上给予平反、妥善保护和尊重其墓？我纠正马悲鸣的，就是还要等袁崇焕死后一百五十年，迟至乾隆年间，明朝早已成为历史，清政府才消除了对袁的仇恨，给予平反，草草修了下墓。马悲鸣现在辩解说“从顺至元年到宣统三年都可算做‘入清之后’”，我们姑且承认这种不合常理的词汇用法，那“近三百年间”又如何推脱？从乾隆到清亡也不过一百多年。我说他这句话最多只对了一半，不对吗？
马文说：“但辛亥光复了汉官威仪后，袁墓却是日渐凋零。”我纠正马悲鸣的，是辛亥光复后，袁墓其实是日渐隆盛，马上就修了清政府不愿修的祠，民国、共和国历届政府也都善加保护。辛亥后的近九十年间，袁墓都受到了比清时更妥善的保护和尊重，只有文革期间和稍后的十几年内才象其他文物一样遭到破坏和“凋零”。如果要画一条曲线，就是从辛亥后逐渐上升了五十几年，在文革十年间突然下降，随后又恢复上升。而马悲鸣却只看到了十年间的下降，就一口咬定从辛亥之后就是一直在下降，到现在还没降完。我说这是诬蔑，不对吗？
马文说：“现在已被周围的学校逐步侵占，任凭学生向袁墓射足球，恣意侮辱。”我纠正说，这是把文革期间的事载到了“现在”。实际情形是，现在周围的学校已逐步归还，而袁墓也已在１９９２年清明节修葺一新。马悲鸣却对这个纠正愤愤不平，莫非以为“现在”还是文革？
马悲鸣辩解说：“在下不愿意浪费读者时间，故仅点到为止。”我看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为了误导读者，而仅点出符合自己意图的部分。所以，为了让读者觉得外族比汉族更重情义，就隐瞒了一百多年间袁崇焕未获平反的历史，把此后的一百多年说成近三百年。为了让读者觉得中国人至今无情无义，就只点出了文革时的凋零，并把它载到了现在，而隐瞒了此前此后的备受保护和推崇。
“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其实这正是马悲鸣与人论战的一大窍门。比如，我明明说的是“英雄墓屡毁屡修，前赴后继，这也是中国的国格”，重点在“屡修，前赴后继”，马悲鸣却独独点出了“屡毁”，并把它当成中国的国格。只要历史足够长，英雄墓总是免不了要被毁的，或因天灾，或遭人祸，所以“屡毁”并不稀奇，也绝非中国特色，不信你去找找，古希腊、古罗马、欧洲中世纪的英雄们的坟墓安在？“屡修”才是中国特色，有哪个国家象中国这样有如此多的几百年、上千年历史的英雄墓？诸葛亮的墓被妥善保护了一千七百多年，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例子？
这也是马悲鸣向中国文化开刀的武器。他仅点出了宋朝岳飞、明朝于谦、袁崇焕的例子，就大骂中原汉族文化是残害忠良的文化。我们要是用类似的方法，举出宋朝的韩世忠、明朝的马文升、戚继光得善终的例子，是不是也可以表扬中原汉族文化是善待忠良的文化？中华忠良究竟是被残杀的多，还是得善终的多？我看是得善终的多，所以被残杀的几位才让我们无比愤慨、同情。如果中华文化真是残杀忠良的文化，有忠良就杀，杀多了，杀得大家司空见惯了，岳飞、于谦、袁崇焕等人又怎能得享哀荣，被世代纪念？专制的时代，生杀予夺全凭帝王的喜怒，别的国家、民族，在其专制时代，难道就不曾出过暴君，就不曾残杀过忠良？何必把专制的通病，当成民族文化的罪过？
（1999.6.12.)
袁崇焕祠庙、“多伪”的史实和剽窃的文章
多维新闻网登出一篇署名秋实的文章《万古大明一坯土——袁崇焕祠、墓、庙》，翻两年前老账，为马悲鸣鸣冤叫屈，批评我说：
“不久后，又在‘大家论坛’读到一篇据称是借题发挥的批判文章，题为《袁崇焕之墓和民族之气》。作者不仅发挥靠‘借题’，而且发挥起来，肆意挥洒，不免脱离事实，凭空编造。比如作者断言，清廷其实并不怎么尊重袁崇焕墓：
“ ‘事实上，终清一代，袁崇焕始终有墓可安葬却无祠可祭祀，算不上“尊重”’。
“这里所谓的‘事实上’，不是事实。它不但于史无征，而且完全背离史实。实际的情形是，自清初始，袁崇焕就一直有祠有墓，前祠后墓。清人笔记记载，袁崇焕死后，其部下潮州人佘某收其尸，篙葬于广东旧义园，从此佘家子孙世世代代居此守墓，不再回岭南老家。这个义园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后于天启四年辟为义园。佘氏安葬袁督师后，康熙年间曾对义园加以修葺，袁崇焕的祠堂和墓碑大约初建于此时。乾隆为袁崇焕平反昭雪后，袁祠袁墓又屡经重修，颇具规模。”
没有引用一句史料，就敢说人“于史无征”、“完全背离史实”，自称“实际的情形”？我下文说“民国一成立，康有为即发起在袁墓旁建袁崇焕祠，称‘袁督师庙 ’”，可见我说的祠，指的是墓旁的庙。秋实有意略去了后面一句，拿前面一句大批特批，断章取义，用心可谓险恶。庙的全称是祠庙，所以也称做祠。如果怕搞混，我以后就在此处写明“祠庙”得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康有为也是以祠称呼袁督师庙的。康有为《袁督师庙记》云：“门人东莞张伯桢为公表微，刻公集，复筑公祠于京师。”《记》后自题一诗：“先哲勤勤表绣丝，瓣香特为督师祠，白山黑水海翻立，鼙鼓声中我有思。”我文中引用的冯武勇《为袁崇焕守墓——一个延续三百多年的故事》也称之为祠：“民国初年由康有为出面，各界人士在袁墓旁建立袁祠。”可见历来都是把袁督师庙说成祠的。
袁墓前原来另有一祠堂，现在也叫做袁崇焕祠，实际上是住宅兼做广东义园的祠堂，左右各有房三间，左边三间是佘家，右边三间是客死于北京的广东籍人停灵处，正房五间，平时是义园扫墓人休息处。到逢年过节佘家人才挂上袁崇焕的画像供奉，并非专门供众人祭祀袁崇焕的祠堂。该房屋建筑时间不详。袁崇焕墓碑则为清道光十一年二月所书。秋实说“自清初始，袁崇焕就一直有祠有墓，前祠后墓”、“康熙年间曾对义园加以修葺，袁崇焕的祠堂和墓碑大约初建于此时。”想当然尔。
上面的有关资料根据沈信夫《访袁崇焕墓庙》（《文史资料选编》第23辑）。实际上，秋实的文章多处抄袭此文。我们不妨做个比较：
沈文：“佘家馆1号门前有石头台阶七八级，两旁有矮墙随阶而上，白石红门，很是壮观。……入门后，通道两旁有小型石狮子一对；门左右各有房三间，左边三间是看坟人佘家居住，右边三间是客死于北京的广东籍人停灵处。……迎面正房五间，平时是扫墓人休息处；据老人说，过去每逢年节，挂上袁崇焕的画像，佘家人香烛供奉。”
秋文：“祠墓俗称佘家馆，面南向，前有石阶七八级，两旁有矮墙随阶而上。白石红门，很是壮观。入门后，通道两旁有小型石狮子一对；门左右各有房三间，左边三间是看坟人佘家居住，右边三间是客死于北京的广东籍人停灵处。迎面有祠室、享堂等正房五间，这就是袁崇焕祠堂。过去每逢年节和祭日，佘家后人都在袁崇焕画像前，香烛供奉，如是者数百年。”
抄袭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而且秋实在抄时，故意做了篡改。沈文明明说的是“迎面正房五间，平时是扫墓人休息处”，并不认为它是袁崇焕祠堂，而秋实竟给改成了：“迎面有祠室、享堂等正房五间，这就是袁崇焕祠堂。”
沈文：“碑前有长方形石桌。墓旁有一座稍小的坟头，相传即义仆佘某的墓。墓地四周栽有松柏，松柏四周是红砖砌的矮花墙。……矮花墙外一大片荒冢，埋着一些客死于北京的广东籍人。荒家四周有枣树二三百棵，秋季收枣很多，是看坟人佘家的生活来源。”
秋文：“碑前有长方形石桌。墓旁有一座稍小的坟头，相传即佘氏之墓。墓地四周栽有松柏，松柏四周是红砖砌的矮花墙。矮花墙外一大片坟冢，埋葬着客死于北京的广东籍人，与袁督师作伴。四周有枣树二三百裸，秋季收枣很多，是守墓人佘家的生活来源。”
以上几乎是逐字逐句照抄了。再来比较一段：
沈文：“在五十九中学工作了三十年的石宗炎同志向我们介绍了袁墓的变迁情况。……‘文化大革命’中，有人造谣说‘袁崇焕的头是黄金做的’，于是袁墓遭到破坏，坟墓被挖开一丈多深，也未找到‘黄金头’。至于有无尸骨，当时无人敢问，更无人敢看了。结果，坟成了平地，石碑被推倒（碑座还埋在地下），石桌不知去向，高矮两道墙被拆除，墓前边的房子与墓地也被隔断，成为今天的这个样子。”
秋文：“据五十九中学的老人回忆，十年内乱中，有传言道，‘袁崇焕的头是黄金做的’。于是就有一批人，高喊著革命的口号，一齐动手，将袁墓挖开一丈多深，七手八脚一阵乱扒，要寻找传说中的‘黄金头’。至于袁崇焕的尸骨，最后被弃于何处，当时无人敢问，更无人敢看，也就不了了之。结果，坟成了平地，石碑被推倒，石桌不知去向，高矮两道墙被拆除，墓前的房子与墓地被隔断，成了今天袁祠与袁墓互不相连的样子。”
这一段也是全盘剽窃，而且极为卑鄙地做了篡改。沈文明明说的是：“至于有无尸骨，当时无人敢问，更无人敢看了。”说的是不知有无挖出尸骨。秋实却篡改成： “至于袁崇焕的尸骨，最后被弃于何处，当时无人敢问，更无人敢看，也就不了了之。”变成挖出了尸骨而被弃，有意恶心读者，这就是秋实的所谓“史实”！
“秋实”在文中大量地抄袭沈先生的文章，却只字不提沈先生及其文章，这种赤裸裸的剽窃行为，正是“多伪”新闻的本色。
（2001.1.8.）
http://www.bullog.cn/blogs/fangzhouzi/archives/18624.aspx
袁崇焕之墓和民族之气
周末抽空浏览了一下几种中文电子刊物，发现马悲鸣又在感叹中国人活该被日本人屠杀，又是洋洋洒洒旁征博引，这回却是扯上了袁崇焕：
“抗清名将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凌迟处死。入清后却被清政府平反。终满清之世，近三百年间，袁崇焕墓都受到妥善保护和尊重。但辛亥光复了汉官威仪后，袁墓却是日渐凋零，现在已被周围的学校逐步侵占，任凭学生向袁墓射足球，恣意侮辱。令守护袁墓三百余年的佘家后代齿寒。
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气，何来尊严？国格、人格又安在哉？”（马悲鸣《中国的“靖国神社”在哪里？》，《枫华园》９９０４ａ）
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袁崇焕率师千里驰救京师，以九千精兵打败十万入寇清兵于北京城下，反被多疑的崇祯皇帝逮捕入狱。第二年八月，袁崇焕被凌迟处死，血肉被愚民抢食一空，其帐下谋士佘义士（名字无考）冒灭门之灾盗出袁的首级，葬在自家院中，址在今北京崇文区第５９中学校园内佘家小屋的后面。佘义士临终前遗命佘家子孙此后不许为官、不许回南方老家，世世代代为袁督师守墓。从此佘家开始了三百多年为袁督师起先是秘密的后来公开的守墓史。
满清入主中原后，清廷为安抚人心，大肆表彰史可法等抗清受节南明忠臣，但袁崇焕不属此类。一则袁与清室有杀祖之仇，宁远之战，袁崇焕以兵五千却敌十万，击伤清太祖努尔哈赤，不久努尔哈赤在气恨中不治身亡。二则袁崇焕被害的导火线，乃是皇太极从《三国演义》学来的下三烂的反间计，全国人民都还给蒙在鼓里，误以为袁是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如果为他平反，只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所以就一直拖到了乾隆初年，《明史》即将定稿，史臣在撰写袁崇焕传时，从《清太宗实录》知道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又不敢照写，最后还是乾隆帝拍板，至此袁崇焕之冤始大白于天下，这时明朝已灭亡了一百年，反清复明也早已成了历史。但《明史》只不过是披露了反间计而已，算不上给袁崇焕平反，对袁的功绩也是尽量贬低的。到了乾隆帝晚年，颇有点仰慕汉家衣冠的意思，又想起了袁崇焕，给袁崇焕和佘义士修了坟，这才算是平反了。但这时距袁之死已有１５０年，距清之亡也只剩一百多年，什么“入清后却被清政府平反。终满清之世，近三百年间，袁崇焕墓都受到妥善保护和尊重。”最多算是对了一半。
至于“但辛亥光复了汉官威仪后，袁墓却是日渐凋零，现在已被周围的学校逐步侵占，任凭学生向袁墓射足球，恣意侮辱。令守护袁墓三百余年的佘家后代齿寒。”则是完全的不实了。事实上，终清一代，袁崇焕始终有墓可安葬却无祠可祭祀，算不上“尊重”。民国一成立，康有为即发起在袁墓旁建袁崇焕祠，称“袁督师庙”，并亲自写了庙记及撰门联云：
“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
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稳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
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曾批文指示保护袁墓，不得动迁。一九五二年，由李济深、柳亚子、章士钊等人发起，重修了袁崇焕祠墓碑。之后据说在清明时，政军要员宋庆龄、周恩来、朱德等人都曾去祭扫袁墓。
文革时神州文物遭劫，袁墓亦不能幸免，墓、祠均被红卫兵砸烂，墓园成了中学的操场。佘家第十七代长子也在这时候搬走，不再守墓了，但他的妹妹佘幼芝却坚持守了下去。文革一结束，佘幼芝即四处呼吁、集资，请重修袁墓。但那时候国内学界连岳飞、袁崇焕这些抵抗少数民族的名将是否该算民族英雄都弄不清楚了，海内外闻名的岳坟是重修了，袁墓则一直拖着，一直到了１９９２年清明节，袁墓才修葺一新。只是袁祠已住进了十几户人家，搬迁不易，现在还未恢复。１９９４年，海内外轰轰烈烈纪念袁崇焕诞辰四百一十周年，我也曾经写了篇《功到神奇即罪名》的长文凑热闹，为此通读了有关文献，对袁督师越发敬佩。去年回国，因未到北京，也就无法亲睹袁墓修得如何。但广东东莞的袁崇焕故居我是去了。其实袁遇害时，老家也被抄，兄弟妻子被流放，故居早已荡然无存，当地政府在原址围了一大块地，立了个碑，正拟建袁崇焕博物馆。
英雄墓屡毁屡修，前赴后继，这也是中国的国格。佘家十七代人为英雄守了三百七十年墓，古今中外闻所未闻，这也是中国人的人格。北京文物局曾想派专人清扫袁墓，被佘幼芝婉拒，他们宁愿自己继续守下去。老人的女儿焦颖和儿子焦平都表示会成为第十八代守墓人，接力棒从佘家交到了焦家。佘女士说：“不为别的，就为忠义两字。”这样的民气，恐非马悲鸣之流夸夸其谈者所能知。袁崇焕一介书生，投笔从戎，战无不胜，保家卫国，死而后已，以其伟大的人格征服了全军将士，被捕时全军痛哭，弃城东走，袁崇焕自狱中寄信命他们回来继续抗敌，遇害前面对千刀万剐仍念念不忘民族存亡，临刑口占云：“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保辽东。”这是忠义。暴君奸臣腐儒愚民残杀了本民族的英雄，佘家以世代守墓这种方式报英雄知遇之恩，以一家之力替全民族向英雄赎罪，这也是忠义。华夏族外祸内乱、历尽苦难凡四千年，未象所有其他的文明古国那样灰飞烟灭，而生生不息、一息尚存，靠的也是一股忠义之气，至今不绝。忠义之气之所以能够流传不息，是因为现实虽然总有缺憾，历史却大体还是公正；现实中得不到的，可从历史中探求，这是我们民族的仁人志士的坚定信念。袁督师《入狱》诗云：“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又云：“心苦后人知。”表达的就是这种信念。我们可以告慰袁督师的是，他的清白已在身后一百年被还清，而他的苦心，后人也终于能够知道。斯人已去，浩气长存，只要这个民族不成为马悲鸣所捏造出来的那个民族。
（注：佘家近况据冯武勇《为袁崇焕守墓－－一个延续三百多年的故事》一文）
（1999.4.3.）
何必讳言“屡修”
——答马悲鸣
马悲鸣是否在感叹中国人活该被日本人屠杀，这个问题，留给那些阅读过马悲鸣评述抗日战争的系列文章的读者自己解答。我的文章，本来就不是、也没那个兴趣去一一评论马悲鸣的大作，不过是拿他一百二十个字借题发挥一下而已。马悲鸣既然到现在还没弄明白我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意思”，大喊冤枉，那我就把课讲得明白点。
马文说：“入清后却被清政府平反。终满清之世，近三百年间，袁崇焕墓都受到妥善保护和尊重。”这句话给读者的印象，是不是清政府对被自己用计杀害的抗清英雄宽宏大量、以德报怨，一掌权就马上给予平反、妥善保护和尊重其墓？我纠正马悲鸣的，就是还要等袁崇焕死后一百五十年，迟至乾隆年间，明朝早已成为历史，清政府才消除了对袁的仇恨，给予平反，草草修了下墓。马悲鸣现在辩解说“从顺至元年到宣统三年都可算做‘入清之后’”，我们姑且承认这种不合常理的词汇用法，那“近三百年间”又如何推脱？从乾隆到清亡也不过一百多年。我说他这句话最多只对了一半，不对吗？
马文说：“但辛亥光复了汉官威仪后，袁墓却是日渐凋零。”我纠正马悲鸣的，是辛亥光复后，袁墓其实是日渐隆盛，马上就修了清政府不愿修的祠，民国、共和国历届政府也都善加保护。辛亥后的近九十年间，袁墓都受到了比清时更妥善的保护和尊重，只有文革期间和稍后的十几年内才象其他文物一样遭到破坏和“凋零”。如果要画一条曲线，就是从辛亥后逐渐上升了五十几年，在文革十年间突然下降，随后又恢复上升。而马悲鸣却只看到了十年间的下降，就一口咬定从辛亥之后就是一直在下降，到现在还没降完。我说这是诬蔑，不对吗？
马文说：“现在已被周围的学校逐步侵占，任凭学生向袁墓射足球，恣意侮辱。”我纠正说，这是把文革期间的事载到了“现在”。实际情形是，现在周围的学校已逐步归还，而袁墓也已在１９９２年清明节修葺一新。马悲鸣却对这个纠正愤愤不平，莫非以为“现在”还是文革？
马悲鸣辩解说：“在下不愿意浪费读者时间，故仅点到为止。”我看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为了误导读者，而仅点出符合自己意图的部分。所以，为了让读者觉得外族比汉族更重情义，就隐瞒了一百多年间袁崇焕未获平反的历史，把此后的一百多年说成近三百年。为了让读者觉得中国人至今无情无义，就只点出了文革时的凋零，并把它载到了现在，而隐瞒了此前此后的备受保护和推崇。
“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其实这正是马悲鸣与人论战的一大窍门。比如，我明明说的是“英雄墓屡毁屡修，前赴后继，这也是中国的国格”，重点在“屡修，前赴后继”，马悲鸣却独独点出了“屡毁”，并把它当成中国的国格。只要历史足够长，英雄墓总是免不了要被毁的，或因天灾，或遭人祸，所以“屡毁”并不稀奇，也绝非中国特色，不信你去找找，古希腊、古罗马、欧洲中世纪的英雄们的坟墓安在？“屡修”才是中国特色，有哪个国家象中国这样有如此多的几百年、上千年历史的英雄墓？诸葛亮的墓被妥善保护了一千七百多年，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例子？
这也是马悲鸣向中国文化开刀的武器。他仅点出了宋朝岳飞、明朝于谦、袁崇焕的例子，就大骂中原汉族文化是残害忠良的文化。我们要是用类似的方法，举出宋朝的韩世忠、明朝的马文升、戚继光得善终的例子，是不是也可以表扬中原汉族文化是善待忠良的文化？中华忠良究竟是被残杀的多，还是得善终的多？我看是得善终的多，所以被残杀的几位才让我们无比愤慨、同情。如果中华文化真是残杀忠良的文化，有忠良就杀，杀多了，杀得大家司空见惯了，岳飞、于谦、袁崇焕等人又怎能得享哀荣，被世代纪念？专制的时代，生杀予夺全凭帝王的喜怒，别的国家、民族，在其专制时代，难道就不曾出过暴君，就不曾残杀过忠良？何必把专制的通病，当成民族文化的罪过？
（1999.6.12.)
袁崇焕祠庙、“多伪”的史实和剽窃的文章
多维新闻网登出一篇署名秋实的文章《万古大明一坯土——袁崇焕祠、墓、庙》，翻两年前老账，为马悲鸣鸣冤叫屈，批评我说：
“不久后，又在‘大家论坛’读到一篇据称是借题发挥的批判文章，题为《袁崇焕之墓和民族之气》。作者不仅发挥靠‘借题’，而且发挥起来，肆意挥洒，不免脱离事实，凭空编造。比如作者断言，清廷其实并不怎么尊重袁崇焕墓：
“ ‘事实上，终清一代，袁崇焕始终有墓可安葬却无祠可祭祀，算不上“尊重”’。
“这里所谓的‘事实上’，不是事实。它不但于史无征，而且完全背离史实。实际的情形是，自清初始，袁崇焕就一直有祠有墓，前祠后墓。清人笔记记载，袁崇焕死后，其部下潮州人佘某收其尸，篙葬于广东旧义园，从此佘家子孙世世代代居此守墓，不再回岭南老家。这个义园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后于天启四年辟为义园。佘氏安葬袁督师后，康熙年间曾对义园加以修葺，袁崇焕的祠堂和墓碑大约初建于此时。乾隆为袁崇焕平反昭雪后，袁祠袁墓又屡经重修，颇具规模。”
没有引用一句史料，就敢说人“于史无征”、“完全背离史实”，自称“实际的情形”？我下文说“民国一成立，康有为即发起在袁墓旁建袁崇焕祠，称‘袁督师庙 ’”，可见我说的祠，指的是墓旁的庙。秋实有意略去了后面一句，拿前面一句大批特批，断章取义，用心可谓险恶。庙的全称是祠庙，所以也称做祠。如果怕搞混，我以后就在此处写明“祠庙”得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康有为也是以祠称呼袁督师庙的。康有为《袁督师庙记》云：“门人东莞张伯桢为公表微，刻公集，复筑公祠于京师。”《记》后自题一诗：“先哲勤勤表绣丝，瓣香特为督师祠，白山黑水海翻立，鼙鼓声中我有思。”我文中引用的冯武勇《为袁崇焕守墓——一个延续三百多年的故事》也称之为祠：“民国初年由康有为出面，各界人士在袁墓旁建立袁祠。”可见历来都是把袁督师庙说成祠的。
袁墓前原来另有一祠堂，现在也叫做袁崇焕祠，实际上是住宅兼做广东义园的祠堂，左右各有房三间，左边三间是佘家，右边三间是客死于北京的广东籍人停灵处，正房五间，平时是义园扫墓人休息处。到逢年过节佘家人才挂上袁崇焕的画像供奉，并非专门供众人祭祀袁崇焕的祠堂。该房屋建筑时间不详。袁崇焕墓碑则为清道光十一年二月所书。秋实说“自清初始，袁崇焕就一直有祠有墓，前祠后墓”、“康熙年间曾对义园加以修葺，袁崇焕的祠堂和墓碑大约初建于此时。”想当然尔。
上面的有关资料根据沈信夫《访袁崇焕墓庙》（《文史资料选编》第23辑）。实际上，秋实的文章多处抄袭此文。我们不妨做个比较：
沈文：“佘家馆1号门前有石头台阶七八级，两旁有矮墙随阶而上，白石红门，很是壮观。……入门后，通道两旁有小型石狮子一对；门左右各有房三间，左边三间是看坟人佘家居住，右边三间是客死于北京的广东籍人停灵处。……迎面正房五间，平时是扫墓人休息处；据老人说，过去每逢年节，挂上袁崇焕的画像，佘家人香烛供奉。”
秋文：“祠墓俗称佘家馆，面南向，前有石阶七八级，两旁有矮墙随阶而上。白石红门，很是壮观。入门后，通道两旁有小型石狮子一对；门左右各有房三间，左边三间是看坟人佘家居住，右边三间是客死于北京的广东籍人停灵处。迎面有祠室、享堂等正房五间，这就是袁崇焕祠堂。过去每逢年节和祭日，佘家后人都在袁崇焕画像前，香烛供奉，如是者数百年。”
抄袭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而且秋实在抄时，故意做了篡改。沈文明明说的是“迎面正房五间，平时是扫墓人休息处”，并不认为它是袁崇焕祠堂，而秋实竟给改成了：“迎面有祠室、享堂等正房五间，这就是袁崇焕祠堂。”
沈文：“碑前有长方形石桌。墓旁有一座稍小的坟头，相传即义仆佘某的墓。墓地四周栽有松柏，松柏四周是红砖砌的矮花墙。……矮花墙外一大片荒冢，埋着一些客死于北京的广东籍人。荒家四周有枣树二三百棵，秋季收枣很多，是看坟人佘家的生活来源。”
秋文：“碑前有长方形石桌。墓旁有一座稍小的坟头，相传即佘氏之墓。墓地四周栽有松柏，松柏四周是红砖砌的矮花墙。矮花墙外一大片坟冢，埋葬着客死于北京的广东籍人，与袁督师作伴。四周有枣树二三百裸，秋季收枣很多，是守墓人佘家的生活来源。”
以上几乎是逐字逐句照抄了。再来比较一段：
沈文：“在五十九中学工作了三十年的石宗炎同志向我们介绍了袁墓的变迁情况。……‘文化大革命’中，有人造谣说‘袁崇焕的头是黄金做的’，于是袁墓遭到破坏，坟墓被挖开一丈多深，也未找到‘黄金头’。至于有无尸骨，当时无人敢问，更无人敢看了。结果，坟成了平地，石碑被推倒（碑座还埋在地下），石桌不知去向，高矮两道墙被拆除，墓前边的房子与墓地也被隔断，成为今天的这个样子。”
秋文：“据五十九中学的老人回忆，十年内乱中，有传言道，‘袁崇焕的头是黄金做的’。于是就有一批人，高喊著革命的口号，一齐动手，将袁墓挖开一丈多深，七手八脚一阵乱扒，要寻找传说中的‘黄金头’。至于袁崇焕的尸骨，最后被弃于何处，当时无人敢问，更无人敢看，也就不了了之。结果，坟成了平地，石碑被推倒，石桌不知去向，高矮两道墙被拆除，墓前的房子与墓地被隔断，成了今天袁祠与袁墓互不相连的样子。”
这一段也是全盘剽窃，而且极为卑鄙地做了篡改。沈文明明说的是：“至于有无尸骨，当时无人敢问，更无人敢看了。”说的是不知有无挖出尸骨。秋实却篡改成： “至于袁崇焕的尸骨，最后被弃于何处，当时无人敢问，更无人敢看，也就不了了之。”变成挖出了尸骨而被弃，有意恶心读者，这就是秋实的所谓“史实”！
“秋实”在文中大量地抄袭沈先生的文章，却只字不提沈先生及其文章，这种赤裸裸的剽窃行为，正是“多伪”新闻的本色。
（2001.1.8.）
http://www.bullog.cn/blogs/fangzhouzi/archives/18624.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