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ＺＴ英雄途穷身名裂——抗倭名将胡宗宪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6 00:15:58
英雄途穷身名裂--抗倭名将胡宗宪
出尘
胡宗宪是个文官，众所周知他应该算是个奸臣，因为阿附奸相严嵩的义子——大明朝十大奸臣之一的赵文华，并有曾伙同赵文华参与陷害抗倭功臣兵部侍郎张经，并冒领张经抗倭的战功等等劣迹，因而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无可原谅的污点。由此在他活着时名声就不大好，在死后更被当作严党的走卒成为士人与百姓眼的另类，永久地失去与后来的抗倭功臣戚继光、俞大猷等人成为受人敬仰的民族英雄的资格。
在明朝，由于自太祖朱元璋起，汲取历代武将藩镇跋扈而威胁中央政权的经验，对有才干、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向来是无比的猜忌，因而常常由文官集团来担任统领军队、镇守边疆乃至指挥作战的职责。外行去导内行，必然使大家都变成外行，这便是所谓的儒将。所以至嘉靖年间，本朝武功，已不值一提。不过还是有少数能胜任合格的，如后来的谭纶和袁祟焕等，身先士卒，战功显赫。胡宗宪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先为巡按御史，联手时任工部侍郎的赵文华扳倒张经后，又扳倒张经的继任者扬宜，并取而代之成为兵部侍郎，总督东南军务，统领整个东南的军队，担任起平复倭患的重担。所以在他担任军队统帅指挥作战的时候，就不能再称之为文官了，而是一个将领，又因为他的战绩的确彪炳，所以也不妨称之为“名将“。
胡宗宪，字汝贞，号梅林，安徽龙川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初任山东益都县令，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县令要干的事很多，比如税收、审判、治安、刑侦乃至军备防务等等都得一个人负责，宗宪在任期内因为精干，政绩凸显，可能是在破案方面能力比较突出，声名在外，引起朝廷的注意，而屡获升迁。国内有关于胡宗宪的影视作品并不多，常常是作为严嵩的党羽而以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出现，而且一般也是以一个典型的颟顸官僚的形象出现。当然，作为一个奸臣，这样一个形象也是与人们厌恶的“坏人“的形象相吻合的。然而历史上的胡宗宪，却是一个威风凛凛的伟岸男子，足智多谋且胆略过人，与倭寇作战时，每每能身先士卒，冒着炮火羽矢，亲临战阵，指挥作战。虽然在他报捷请功的奏折中常常多有夸大，但与倭寇数十仗，也确实是少挫多胜，是自戚继光以前对倭寇最具威胁的人物。
当然，既然提到倭寇，不照例对倭寇作一些简单的介绍是不行的。
倭寇的倭，指的就是日本人，在宋朝时，日本与中国关系尚为密切，双方海上贸易往来不断。宋灭亡后，日本拒绝臣服元帝国，蒙古殖民皇帝忽必烈启用原南宋海将范文虎等人，组织了由蒙古人、朝鲜人、汉人、南人（南方汉人）构成的混合兵团远征日本，两次远征都毁于风暴，至此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破裂，日本开始有小股海寇骚扰中国沿海诸省。直至明朝建立后，由于日本海寇在朱元璋登极后的头几年对山东、浙江、福建沿海的袭击，朱元璋与当时的日本将军还打过几次嘴仗，吓唬曰“……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耳……“，甚至真摆起起兵远征日本的架式，而后者不亢不卑，挪揄道：“……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差。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等等云云（见【明史】）。朱元璋时代的明朝虽说煞气十足、武功全盛，但思忖不见得比当年的忽必烈强，没有取胜的把握，且当时退出中原的北元帝国更具威胁，因而虽然很生气，终未对日本动兵。但在洪武二十年时于沿海大肆筑城整饬海防，并在福建、广东造战舰三百多艘，招兵5万8千余人，准备彻底解决倭寇问题。日本人也十分乖觉，见状遂向明示好，并遣史朝贡。朱元璋也并非真打算对日本来真格的，见海患暂平，正好把精力花在大规模剿杀开国功臣胡惟庸、蓝玉等人身上。
至成祖朱棣登位，在北则远征漠北，在南则打造舰队远下西洋，正是中国海上力量最强盛时，日本将军足利义满还受朱棣册封所谓“日本国王“，并代明朝清剿海寇。沿海一代暂时获得了平安。当然，这个中日两国有史以来关系最好的蜜月时期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郑和舰队第七次从西洋回国后，中国发生了一件令后来世界各国史学家们大惑不解的事件，那就是明朝在海上力量最为强盛时突然宣布禁海令，解散舰队和销毁所有航海日志等资料，永久性地退出海上角逐。不过这个件事是另一个题目，和本文没什么关系，就不再多说了。永乐十七年时，数千倭寇分乘二十多艘船逼近辽东，中途遭都督刘义荣军队的伏击，被斩742人，降857人。这标志着倭患重现，至此倭寇又开始了对中国漫长海岸线长达百余年的进犯。当然，这和明朝的禁海令是不无关系的。
对宋朝历史稍有了解的朋友都知道，那时中国海上对外贸易是相当发达的，这点中国人自己吹嘘的不算，要洋鬼子说的才作数，如13世纪意大利犹太商人雅各·德安科纳所写的《1271年的泉州》一书，就很能说明问题。像他对南宋的泉州城的描写：……这是一个很大的港口，甚至比辛迪兰还大，商船从中国海进入到这里。它的周围高山环绕，那些高山使它成了一个躲避风暴的港口。它所在地的江水又广又宽，滔滔奔流入海，整个江面上充满了一艘艘令人惊奇的货船。每年有几千艘载着胡椒的巨船在这儿装卸，此外还有大批其他国家的船只，装载着其他的货物。就在我们抵达的那天，江面上至少有15000艘船，有的来自阿拉伯，有的来自大印度，有的来自锡兰 (Sailan) ，有的来自小爪哇（ Java the less ），还有的来自北方很远的国家，如北方的鞑靼 (tartary 恐怕就是今天的西伯利亚或俄罗斯--译者注），以及来自我们国家的和来自法兰克其他王国的船只……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来自世界遥远地方的商品。但是对大部分当地人来说，他们制造并卖给外商大批精美质地的绸料以及其他上等的物品，而从我们手中购买香料、意料、木料、衣料和其他物品。结果，就像我将要讲的，在刺桐，人们可以见到来自阿拉贡 (Aragon) 或威尼斯、亚历山大里亚（ Alessandria ）、佛兰芒的布鲁格（ Bruge) 等地的商人；还有黑人商人以及英国商人……“。此外还有广州，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世界性的贸易城市。无论如何，中国是个拥有着巨大市场和资源、技术、商品输出的国家，可以说，当时明朝中国要退回去搞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对整个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海上贸易来说都是个巨大的打击，中国可以不需要这个世界，闭关锁国，但这个世界不容许中国人这么做，数百年后的清政府，便是因此被欧洲人用大炮轰开了国门。
不过此时，东西方文明的差距尚未拉得很开，咱们的大明朝，世界上尚未出现可以轰开其国门的势力。然而绵延数千里海岸线是不可能禁锢的住的。明政府禁止海上贸易和运输，就必然出现大规模的走私船队，因为利润极大，来自中国、日本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冒险家也纷纷带着他们的武装船队加入这个冒险的队伍。他们常常在明政府势力所不能及的东南岛屿上集结，发展到后来，每天游荡在中国沿海附近的大小船只常常都在1200艘以上。在这些以牟利为目的的庞大海上武装中，没有法律制约，全是一些亡命之徒，所从事的营生也不可能仅限于走私一项，这不可必免地催生出海盗集团，其中一些势力最大的中国籍武装商船的大船主，他们往往也同时是海盗集团的首领。为了在与明政府海防军的冲突中能占上风，他们往往与战斗力极强的来自日本列岛的武士、浪人、散兵游勇联合。因为明军一贯对倭寇畏惧的缘故，故袭击沿海的中国籍海盗习惯上也与他们的日本同伴着同样的装束，以威慑明军；另一种说法说，之所以打扮成日本人，是因为能迷惑明政府而不至连累到他们在国内的家人。这便是明朝中叶的“倭寇“的来历，它已不同于元末明初时期的纯粹由日本浪人组成的海寇，其名为“倭“，但实际上一支倭寇部队里，约占七成的是中国人。这已不是一支传统意义上的海盗了，普通海盗所到一地，呼啸而来，掠掳一尽后呼啸而去，而倭寇除了掠掳外，还袭击州府，围攻城池，甚至组织生产作长居久计，直接威胁到明政府的安全，所以称之为“盗“也不尽然，称之为“寇“比较贴切。
大明朝到了嘉靖年间，已经蹒跚走到它的中晚年了，拥有号称200万常备军每年消耗巨大军费的大明国防军，其实武备松驰，装备陈旧破烂，组织松散，军纪败坏，士气涣散，并且由于政治和文化上无可挽回的沉疴，也使得重振武备成为不可能，所以实际上这支遍布全国的庞大军队，其大部分部队的战斗力比田间耕作的乡农强不了多少。长期以来，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明军在与数量少得可怜的倭寇小分队作战时，频频被击溃，而后相互挤踏而死。倭寇之酷，摘【明史】上的一段记录可作为形容：“……自杭州北新关西剽淳安，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过泾县，趋南陵，遂达芜湖。烧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宁镇，径侵南京。倭红衣黄盖，率众犯大安德门，及夹冈，乃趋秣陵关而去，由溧水流劫溧阳、宜兴。闻官兵自太湖出，遂越武进，抵无锡，驻惠山。一昼夜奔百八十余里，抵浒墅。为官军所围，追及于杨林桥，歼之。是役也，贼不过六七十人，而经行数千里，戮战伤者几四千人，历八十余日始灭，此三十四年九月事也。“这段故事很著名，相信许多人都听说过。
在嘉靖年间众多的抗倭将领中，要把他们的事迹一一都作个介绍无疑是件很费力的事，有我们比较熟悉的戚继光、俞大猷，也有历史上出现不是很频繁的朱纨、张经、王忬、卢镗、汤克宽等人。而我们的胡宗宪胡总督，他最突出的功劳便是诱杀倭寇中的中国籍大首领汪直（又作王直）、徐海等人，印象中台湾有部小说《草莽英雄》便是描述徐海等海寇头子的事迹，读过这部小说的朋友应该对这几个名字不陌生。这些个在胡总督那个时代大大有名的倭寇首领，便都是中国人。起初不论是中国籍的海寇还是日本浪人，他们在小单位作战时组织严明，等级森严，采取日本军队的组织方式，无异于日本职业军队。从大处而言，他们又似乎是乌合之众，没有统一指挥和明确的目的。不过从后来汪直、徐海等首领轻易接受招安的表现来看，他们或许还有些长远点的战略目标，那就是通过与明政府军的作战来迫使明政府改变政策开放海禁，或者逼促明廷招安，并且让他们中的大首领如汪直、徐海等人成为中国军队的将领，这无疑比亡命海上、朝不保夕的日子更有诱惑力。
是年，不学无术的赵文华通过虚报战功升为工部尚书，又在老契爹严嵩的帮忙下取代了大臣沈良，兼任右副都御史，提督浙闽军务。赵文华也曾与倭寇作过战，但他是个衰人，被倭寇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还连带着让胡宗宪也吃了一场大败仗。不过赵文化明知倭寇不好搞，还争着攘这个磁器活，冲着的就是手里有胡宗宪这个金刚钻，他的兴趣全在两浙、江淮、闽粤几省所征召的丰厚的军饷上，遂把除征发粮饷以外的所有军务很爽快地交到胡宗宪手上。
胡宗宪对倭寇也非一味蛮剿，在外交上也作过了些努力，曾请旨朝廷派使臣与日本政府建立联系，约束本国海寇。但此时日本正闹内乱，大概也就是日本传奇英雄信长正在发动一统诸岛的大内战的时代吧，中国自来外交上就是稀里胡涂的，根本不着其门，是以在外交上没起到什么作用。但从日本回来的使臣陈可愿却带来了一个倭寇中国籍首领汪直与其义子毛海峰有意归顺的消息。胡宗宪将此事上报，兵部的官僚们对此甚为谨慎，对汪直颇为猜忌，认为汪直希望明廷开市通贡的要求无异于是对朝廷的要挟，“其奸叵测“，着令胡宗宪严加防备，并令转告汪直，要表示诚意，就得先灭了舟山群岛一代的诸倭寇的巢穴再说。其实这事如果明廷能处理的好，或许就是个简单解决倭患的机会。汪直等人要求招安做官，以冲州撞府来增加谈判筹码，就很有点当年梁山好汉逼招的味道。这本非难事，中国历代就有招贼为兵的传统，许多招降来的反政府武装到后来往往会成为国家支柱，朝廷干臣，如宋时的名将扬再兴，明末的郑芝龙，清末的丁汝昌等等。但汪直等人要求“开市通贡“，就很可能是其最终悲剧的根源。
终明一代，在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领域无不比前朝更加保守、落后。对内实施保守陈旧的统治，对外妄自尊大，自居天朝。在同时代的欧洲人开始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和海上争霸的时候，举国的知识分子仍埋头八股，皓首穷经，浑不知天地方圆。可以说，明与南宋虽同为封建王权，但在各方面都多有不逮。儒生士大夫们在思想上的保守与偏执已达到了历史上最顽固的程度。禁海令便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体现，在郑和最后一次从西洋回国后，儒生们便急不可耐地将船队的航海日志和船长日记等重要的历史资料和文献搜缴焚毁，以防以后再有人看到，效仿这种有违圣贤之道的无谓的冒险活动。这很明显地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们的心声：我们不需要了解这个世界！因而解除禁海令开放海上贸易，无疑将摧毁士大夫们苦心经营百年的闭关锁国的局面，后果可预料的是将冲击整个文化和道德价值上的秩序。并且因外势力的武力威胁而改变一项重要的国策，在本朝还尚无先例。在这种背景下，汪直等人以区区海寇之身，就想让超级大恐龙（新人类语，反应迟钝之意）般的明政府改变禁海令这样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所想未免天真了。英雄途穷身名裂--抗倭名将胡宗宪
出尘
胡宗宪是个文官，众所周知他应该算是个奸臣，因为阿附奸相严嵩的义子——大明朝十大奸臣之一的赵文华，并有曾伙同赵文华参与陷害抗倭功臣兵部侍郎张经，并冒领张经抗倭的战功等等劣迹，因而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无可原谅的污点。由此在他活着时名声就不大好，在死后更被当作严党的走卒成为士人与百姓眼的另类，永久地失去与后来的抗倭功臣戚继光、俞大猷等人成为受人敬仰的民族英雄的资格。
在明朝，由于自太祖朱元璋起，汲取历代武将藩镇跋扈而威胁中央政权的经验，对有才干、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向来是无比的猜忌，因而常常由文官集团来担任统领军队、镇守边疆乃至指挥作战的职责。外行去导内行，必然使大家都变成外行，这便是所谓的儒将。所以至嘉靖年间，本朝武功，已不值一提。不过还是有少数能胜任合格的，如后来的谭纶和袁祟焕等，身先士卒，战功显赫。胡宗宪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先为巡按御史，联手时任工部侍郎的赵文华扳倒张经后，又扳倒张经的继任者扬宜，并取而代之成为兵部侍郎，总督东南军务，统领整个东南的军队，担任起平复倭患的重担。所以在他担任军队统帅指挥作战的时候，就不能再称之为文官了，而是一个将领，又因为他的战绩的确彪炳，所以也不妨称之为“名将“。
胡宗宪，字汝贞，号梅林，安徽龙川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初任山东益都县令，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县令要干的事很多，比如税收、审判、治安、刑侦乃至军备防务等等都得一个人负责，宗宪在任期内因为精干，政绩凸显，可能是在破案方面能力比较突出，声名在外，引起朝廷的注意，而屡获升迁。国内有关于胡宗宪的影视作品并不多，常常是作为严嵩的党羽而以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出现，而且一般也是以一个典型的颟顸官僚的形象出现。当然，作为一个奸臣，这样一个形象也是与人们厌恶的“坏人“的形象相吻合的。然而历史上的胡宗宪，却是一个威风凛凛的伟岸男子，足智多谋且胆略过人，与倭寇作战时，每每能身先士卒，冒着炮火羽矢，亲临战阵，指挥作战。虽然在他报捷请功的奏折中常常多有夸大，但与倭寇数十仗，也确实是少挫多胜，是自戚继光以前对倭寇最具威胁的人物。
当然，既然提到倭寇，不照例对倭寇作一些简单的介绍是不行的。
倭寇的倭，指的就是日本人，在宋朝时，日本与中国关系尚为密切，双方海上贸易往来不断。宋灭亡后，日本拒绝臣服元帝国，蒙古殖民皇帝忽必烈启用原南宋海将范文虎等人，组织了由蒙古人、朝鲜人、汉人、南人（南方汉人）构成的混合兵团远征日本，两次远征都毁于风暴，至此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破裂，日本开始有小股海寇骚扰中国沿海诸省。直至明朝建立后，由于日本海寇在朱元璋登极后的头几年对山东、浙江、福建沿海的袭击，朱元璋与当时的日本将军还打过几次嘴仗，吓唬曰“……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耳……“，甚至真摆起起兵远征日本的架式，而后者不亢不卑，挪揄道：“……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差。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等等云云（见【明史】）。朱元璋时代的明朝虽说煞气十足、武功全盛，但思忖不见得比当年的忽必烈强，没有取胜的把握，且当时退出中原的北元帝国更具威胁，因而虽然很生气，终未对日本动兵。但在洪武二十年时于沿海大肆筑城整饬海防，并在福建、广东造战舰三百多艘，招兵5万8千余人，准备彻底解决倭寇问题。日本人也十分乖觉，见状遂向明示好，并遣史朝贡。朱元璋也并非真打算对日本来真格的，见海患暂平，正好把精力花在大规模剿杀开国功臣胡惟庸、蓝玉等人身上。
至成祖朱棣登位，在北则远征漠北，在南则打造舰队远下西洋，正是中国海上力量最强盛时，日本将军足利义满还受朱棣册封所谓“日本国王“，并代明朝清剿海寇。沿海一代暂时获得了平安。当然，这个中日两国有史以来关系最好的蜜月时期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郑和舰队第七次从西洋回国后，中国发生了一件令后来世界各国史学家们大惑不解的事件，那就是明朝在海上力量最为强盛时突然宣布禁海令，解散舰队和销毁所有航海日志等资料，永久性地退出海上角逐。不过这个件事是另一个题目，和本文没什么关系，就不再多说了。永乐十七年时，数千倭寇分乘二十多艘船逼近辽东，中途遭都督刘义荣军队的伏击，被斩742人，降857人。这标志着倭患重现，至此倭寇又开始了对中国漫长海岸线长达百余年的进犯。当然，这和明朝的禁海令是不无关系的。
对宋朝历史稍有了解的朋友都知道，那时中国海上对外贸易是相当发达的，这点中国人自己吹嘘的不算，要洋鬼子说的才作数，如13世纪意大利犹太商人雅各·德安科纳所写的《1271年的泉州》一书，就很能说明问题。像他对南宋的泉州城的描写：……这是一个很大的港口，甚至比辛迪兰还大，商船从中国海进入到这里。它的周围高山环绕，那些高山使它成了一个躲避风暴的港口。它所在地的江水又广又宽，滔滔奔流入海，整个江面上充满了一艘艘令人惊奇的货船。每年有几千艘载着胡椒的巨船在这儿装卸，此外还有大批其他国家的船只，装载着其他的货物。就在我们抵达的那天，江面上至少有15000艘船，有的来自阿拉伯，有的来自大印度，有的来自锡兰 (Sailan) ，有的来自小爪哇（ Java the less ），还有的来自北方很远的国家，如北方的鞑靼 (tartary 恐怕就是今天的西伯利亚或俄罗斯--译者注），以及来自我们国家的和来自法兰克其他王国的船只……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来自世界遥远地方的商品。但是对大部分当地人来说，他们制造并卖给外商大批精美质地的绸料以及其他上等的物品，而从我们手中购买香料、意料、木料、衣料和其他物品。结果，就像我将要讲的，在刺桐，人们可以见到来自阿拉贡 (Aragon) 或威尼斯、亚历山大里亚（ Alessandria ）、佛兰芒的布鲁格（ Bruge) 等地的商人；还有黑人商人以及英国商人……“。此外还有广州，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世界性的贸易城市。无论如何，中国是个拥有着巨大市场和资源、技术、商品输出的国家，可以说，当时明朝中国要退回去搞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对整个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海上贸易来说都是个巨大的打击，中国可以不需要这个世界，闭关锁国，但这个世界不容许中国人这么做，数百年后的清政府，便是因此被欧洲人用大炮轰开了国门。
不过此时，东西方文明的差距尚未拉得很开，咱们的大明朝，世界上尚未出现可以轰开其国门的势力。然而绵延数千里海岸线是不可能禁锢的住的。明政府禁止海上贸易和运输，就必然出现大规模的走私船队，因为利润极大，来自中国、日本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冒险家也纷纷带着他们的武装船队加入这个冒险的队伍。他们常常在明政府势力所不能及的东南岛屿上集结，发展到后来，每天游荡在中国沿海附近的大小船只常常都在1200艘以上。在这些以牟利为目的的庞大海上武装中，没有法律制约，全是一些亡命之徒，所从事的营生也不可能仅限于走私一项，这不可必免地催生出海盗集团，其中一些势力最大的中国籍武装商船的大船主，他们往往也同时是海盗集团的首领。为了在与明政府海防军的冲突中能占上风，他们往往与战斗力极强的来自日本列岛的武士、浪人、散兵游勇联合。因为明军一贯对倭寇畏惧的缘故，故袭击沿海的中国籍海盗习惯上也与他们的日本同伴着同样的装束，以威慑明军；另一种说法说，之所以打扮成日本人，是因为能迷惑明政府而不至连累到他们在国内的家人。这便是明朝中叶的“倭寇“的来历，它已不同于元末明初时期的纯粹由日本浪人组成的海寇，其名为“倭“，但实际上一支倭寇部队里，约占七成的是中国人。这已不是一支传统意义上的海盗了，普通海盗所到一地，呼啸而来，掠掳一尽后呼啸而去，而倭寇除了掠掳外，还袭击州府，围攻城池，甚至组织生产作长居久计，直接威胁到明政府的安全，所以称之为“盗“也不尽然，称之为“寇“比较贴切。
大明朝到了嘉靖年间，已经蹒跚走到它的中晚年了，拥有号称200万常备军每年消耗巨大军费的大明国防军，其实武备松驰，装备陈旧破烂，组织松散，军纪败坏，士气涣散，并且由于政治和文化上无可挽回的沉疴，也使得重振武备成为不可能，所以实际上这支遍布全国的庞大军队，其大部分部队的战斗力比田间耕作的乡农强不了多少。长期以来，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明军在与数量少得可怜的倭寇小分队作战时，频频被击溃，而后相互挤踏而死。倭寇之酷，摘【明史】上的一段记录可作为形容：“……自杭州北新关西剽淳安，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过泾县，趋南陵，遂达芜湖。烧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宁镇，径侵南京。倭红衣黄盖，率众犯大安德门，及夹冈，乃趋秣陵关而去，由溧水流劫溧阳、宜兴。闻官兵自太湖出，遂越武进，抵无锡，驻惠山。一昼夜奔百八十余里，抵浒墅。为官军所围，追及于杨林桥，歼之。是役也，贼不过六七十人，而经行数千里，戮战伤者几四千人，历八十余日始灭，此三十四年九月事也。“这段故事很著名，相信许多人都听说过。
在嘉靖年间众多的抗倭将领中，要把他们的事迹一一都作个介绍无疑是件很费力的事，有我们比较熟悉的戚继光、俞大猷，也有历史上出现不是很频繁的朱纨、张经、王忬、卢镗、汤克宽等人。而我们的胡宗宪胡总督，他最突出的功劳便是诱杀倭寇中的中国籍大首领汪直（又作王直）、徐海等人，印象中台湾有部小说《草莽英雄》便是描述徐海等海寇头子的事迹，读过这部小说的朋友应该对这几个名字不陌生。这些个在胡总督那个时代大大有名的倭寇首领，便都是中国人。起初不论是中国籍的海寇还是日本浪人，他们在小单位作战时组织严明，等级森严，采取日本军队的组织方式，无异于日本职业军队。从大处而言，他们又似乎是乌合之众，没有统一指挥和明确的目的。不过从后来汪直、徐海等首领轻易接受招安的表现来看，他们或许还有些长远点的战略目标，那就是通过与明政府军的作战来迫使明政府改变政策开放海禁，或者逼促明廷招安，并且让他们中的大首领如汪直、徐海等人成为中国军队的将领，这无疑比亡命海上、朝不保夕的日子更有诱惑力。
是年，不学无术的赵文华通过虚报战功升为工部尚书，又在老契爹严嵩的帮忙下取代了大臣沈良，兼任右副都御史，提督浙闽军务。赵文华也曾与倭寇作过战，但他是个衰人，被倭寇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还连带着让胡宗宪也吃了一场大败仗。不过赵文化明知倭寇不好搞，还争着攘这个磁器活，冲着的就是手里有胡宗宪这个金刚钻，他的兴趣全在两浙、江淮、闽粤几省所征召的丰厚的军饷上，遂把除征发粮饷以外的所有军务很爽快地交到胡宗宪手上。
胡宗宪对倭寇也非一味蛮剿，在外交上也作过了些努力，曾请旨朝廷派使臣与日本政府建立联系，约束本国海寇。但此时日本正闹内乱，大概也就是日本传奇英雄信长正在发动一统诸岛的大内战的时代吧，中国自来外交上就是稀里胡涂的，根本不着其门，是以在外交上没起到什么作用。但从日本回来的使臣陈可愿却带来了一个倭寇中国籍首领汪直与其义子毛海峰有意归顺的消息。胡宗宪将此事上报，兵部的官僚们对此甚为谨慎，对汪直颇为猜忌，认为汪直希望明廷开市通贡的要求无异于是对朝廷的要挟，“其奸叵测“，着令胡宗宪严加防备，并令转告汪直，要表示诚意，就得先灭了舟山群岛一代的诸倭寇的巢穴再说。其实这事如果明廷能处理的好，或许就是个简单解决倭患的机会。汪直等人要求招安做官，以冲州撞府来增加谈判筹码，就很有点当年梁山好汉逼招的味道。这本非难事，中国历代就有招贼为兵的传统，许多招降来的反政府武装到后来往往会成为国家支柱，朝廷干臣，如宋时的名将扬再兴，明末的郑芝龙，清末的丁汝昌等等。但汪直等人要求“开市通贡“，就很可能是其最终悲剧的根源。
终明一代，在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领域无不比前朝更加保守、落后。对内实施保守陈旧的统治，对外妄自尊大，自居天朝。在同时代的欧洲人开始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和海上争霸的时候，举国的知识分子仍埋头八股，皓首穷经，浑不知天地方圆。可以说，明与南宋虽同为封建王权，但在各方面都多有不逮。儒生士大夫们在思想上的保守与偏执已达到了历史上最顽固的程度。禁海令便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体现，在郑和最后一次从西洋回国后，儒生们便急不可耐地将船队的航海日志和船长日记等重要的历史资料和文献搜缴焚毁，以防以后再有人看到，效仿这种有违圣贤之道的无谓的冒险活动。这很明显地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们的心声：我们不需要了解这个世界！因而解除禁海令开放海上贸易，无疑将摧毁士大夫们苦心经营百年的闭关锁国的局面，后果可预料的是将冲击整个文化和道德价值上的秩序。并且因外势力的武力威胁而改变一项重要的国策，在本朝还尚无先例。在这种背景下，汪直等人以区区海寇之身，就想让超级大恐龙（新人类语，反应迟钝之意）般的明政府改变禁海令这样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所想未免天真了。
出尘
胡宗宪是个文官，众所周知他应该算是个奸臣，因为阿附奸相严嵩的义子——大明朝十大奸臣之一的赵文华，并有曾伙同赵文华参与陷害抗倭功臣兵部侍郎张经，并冒领张经抗倭的战功等等劣迹，因而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无可原谅的污点。由此在他活着时名声就不大好，在死后更被当作严党的走卒成为士人与百姓眼的另类，永久地失去与后来的抗倭功臣戚继光、俞大猷等人成为受人敬仰的民族英雄的资格。
在明朝，由于自太祖朱元璋起，汲取历代武将藩镇跋扈而威胁中央政权的经验，对有才干、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向来是无比的猜忌，因而常常由文官集团来担任统领军队、镇守边疆乃至指挥作战的职责。外行去导内行，必然使大家都变成外行，这便是所谓的儒将。所以至嘉靖年间，本朝武功，已不值一提。不过还是有少数能胜任合格的，如后来的谭纶和袁祟焕等，身先士卒，战功显赫。胡宗宪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先为巡按御史，联手时任工部侍郎的赵文华扳倒张经后，又扳倒张经的继任者扬宜，并取而代之成为兵部侍郎，总督东南军务，统领整个东南的军队，担任起平复倭患的重担。所以在他担任军队统帅指挥作战的时候，就不能再称之为文官了，而是一个将领，又因为他的战绩的确彪炳，所以也不妨称之为“名将“。
胡宗宪，字汝贞，号梅林，安徽龙川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初任山东益都县令，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县令要干的事很多，比如税收、审判、治安、刑侦乃至军备防务等等都得一个人负责，宗宪在任期内因为精干，政绩凸显，可能是在破案方面能力比较突出，声名在外，引起朝廷的注意，而屡获升迁。国内有关于胡宗宪的影视作品并不多，常常是作为严嵩的党羽而以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出现，而且一般也是以一个典型的颟顸官僚的形象出现。当然，作为一个奸臣，这样一个形象也是与人们厌恶的“坏人“的形象相吻合的。然而历史上的胡宗宪，却是一个威风凛凛的伟岸男子，足智多谋且胆略过人，与倭寇作战时，每每能身先士卒，冒着炮火羽矢，亲临战阵，指挥作战。虽然在他报捷请功的奏折中常常多有夸大，但与倭寇数十仗，也确实是少挫多胜，是自戚继光以前对倭寇最具威胁的人物。
当然，既然提到倭寇，不照例对倭寇作一些简单的介绍是不行的。
倭寇的倭，指的就是日本人，在宋朝时，日本与中国关系尚为密切，双方海上贸易往来不断。宋灭亡后，日本拒绝臣服元帝国，蒙古殖民皇帝忽必烈启用原南宋海将范文虎等人，组织了由蒙古人、朝鲜人、汉人、南人（南方汉人）构成的混合兵团远征日本，两次远征都毁于风暴，至此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破裂，日本开始有小股海寇骚扰中国沿海诸省。直至明朝建立后，由于日本海寇在朱元璋登极后的头几年对山东、浙江、福建沿海的袭击，朱元璋与当时的日本将军还打过几次嘴仗，吓唬曰“……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耳……“，甚至真摆起起兵远征日本的架式，而后者不亢不卑，挪揄道：“……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差。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等等云云（见【明史】）。朱元璋时代的明朝虽说煞气十足、武功全盛，但思忖不见得比当年的忽必烈强，没有取胜的把握，且当时退出中原的北元帝国更具威胁，因而虽然很生气，终未对日本动兵。但在洪武二十年时于沿海大肆筑城整饬海防，并在福建、广东造战舰三百多艘，招兵5万8千余人，准备彻底解决倭寇问题。日本人也十分乖觉，见状遂向明示好，并遣史朝贡。朱元璋也并非真打算对日本来真格的，见海患暂平，正好把精力花在大规模剿杀开国功臣胡惟庸、蓝玉等人身上。
至成祖朱棣登位，在北则远征漠北，在南则打造舰队远下西洋，正是中国海上力量最强盛时，日本将军足利义满还受朱棣册封所谓“日本国王“，并代明朝清剿海寇。沿海一代暂时获得了平安。当然，这个中日两国有史以来关系最好的蜜月时期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郑和舰队第七次从西洋回国后，中国发生了一件令后来世界各国史学家们大惑不解的事件，那就是明朝在海上力量最为强盛时突然宣布禁海令，解散舰队和销毁所有航海日志等资料，永久性地退出海上角逐。不过这个件事是另一个题目，和本文没什么关系，就不再多说了。永乐十七年时，数千倭寇分乘二十多艘船逼近辽东，中途遭都督刘义荣军队的伏击，被斩742人，降857人。这标志着倭患重现，至此倭寇又开始了对中国漫长海岸线长达百余年的进犯。当然，这和明朝的禁海令是不无关系的。
对宋朝历史稍有了解的朋友都知道，那时中国海上对外贸易是相当发达的，这点中国人自己吹嘘的不算，要洋鬼子说的才作数，如13世纪意大利犹太商人雅各·德安科纳所写的《1271年的泉州》一书，就很能说明问题。像他对南宋的泉州城的描写：……这是一个很大的港口，甚至比辛迪兰还大，商船从中国海进入到这里。它的周围高山环绕，那些高山使它成了一个躲避风暴的港口。它所在地的江水又广又宽，滔滔奔流入海，整个江面上充满了一艘艘令人惊奇的货船。每年有几千艘载着胡椒的巨船在这儿装卸，此外还有大批其他国家的船只，装载着其他的货物。就在我们抵达的那天，江面上至少有15000艘船，有的来自阿拉伯，有的来自大印度，有的来自锡兰 (Sailan) ，有的来自小爪哇（ Java the less ），还有的来自北方很远的国家，如北方的鞑靼 (tartary 恐怕就是今天的西伯利亚或俄罗斯--译者注），以及来自我们国家的和来自法兰克其他王国的船只……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来自世界遥远地方的商品。但是对大部分当地人来说，他们制造并卖给外商大批精美质地的绸料以及其他上等的物品，而从我们手中购买香料、意料、木料、衣料和其他物品。结果，就像我将要讲的，在刺桐，人们可以见到来自阿拉贡 (Aragon) 或威尼斯、亚历山大里亚（ Alessandria ）、佛兰芒的布鲁格（ Bruge) 等地的商人；还有黑人商人以及英国商人……“。此外还有广州，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世界性的贸易城市。无论如何，中国是个拥有着巨大市场和资源、技术、商品输出的国家，可以说，当时明朝中国要退回去搞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对整个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海上贸易来说都是个巨大的打击，中国可以不需要这个世界，闭关锁国，但这个世界不容许中国人这么做，数百年后的清政府，便是因此被欧洲人用大炮轰开了国门。
不过此时，东西方文明的差距尚未拉得很开，咱们的大明朝，世界上尚未出现可以轰开其国门的势力。然而绵延数千里海岸线是不可能禁锢的住的。明政府禁止海上贸易和运输，就必然出现大规模的走私船队，因为利润极大，来自中国、日本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冒险家也纷纷带着他们的武装船队加入这个冒险的队伍。他们常常在明政府势力所不能及的东南岛屿上集结，发展到后来，每天游荡在中国沿海附近的大小船只常常都在1200艘以上。在这些以牟利为目的的庞大海上武装中，没有法律制约，全是一些亡命之徒，所从事的营生也不可能仅限于走私一项，这不可必免地催生出海盗集团，其中一些势力最大的中国籍武装商船的大船主，他们往往也同时是海盗集团的首领。为了在与明政府海防军的冲突中能占上风，他们往往与战斗力极强的来自日本列岛的武士、浪人、散兵游勇联合。因为明军一贯对倭寇畏惧的缘故，故袭击沿海的中国籍海盗习惯上也与他们的日本同伴着同样的装束，以威慑明军；另一种说法说，之所以打扮成日本人，是因为能迷惑明政府而不至连累到他们在国内的家人。这便是明朝中叶的“倭寇“的来历，它已不同于元末明初时期的纯粹由日本浪人组成的海寇，其名为“倭“，但实际上一支倭寇部队里，约占七成的是中国人。这已不是一支传统意义上的海盗了，普通海盗所到一地，呼啸而来，掠掳一尽后呼啸而去，而倭寇除了掠掳外，还袭击州府，围攻城池，甚至组织生产作长居久计，直接威胁到明政府的安全，所以称之为“盗“也不尽然，称之为“寇“比较贴切。
大明朝到了嘉靖年间，已经蹒跚走到它的中晚年了，拥有号称200万常备军每年消耗巨大军费的大明国防军，其实武备松驰，装备陈旧破烂，组织松散，军纪败坏，士气涣散，并且由于政治和文化上无可挽回的沉疴，也使得重振武备成为不可能，所以实际上这支遍布全国的庞大军队，其大部分部队的战斗力比田间耕作的乡农强不了多少。长期以来，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明军在与数量少得可怜的倭寇小分队作战时，频频被击溃，而后相互挤踏而死。倭寇之酷，摘【明史】上的一段记录可作为形容：“……自杭州北新关西剽淳安，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过泾县，趋南陵，遂达芜湖。烧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宁镇，径侵南京。倭红衣黄盖，率众犯大安德门，及夹冈，乃趋秣陵关而去，由溧水流劫溧阳、宜兴。闻官兵自太湖出，遂越武进，抵无锡，驻惠山。一昼夜奔百八十余里，抵浒墅。为官军所围，追及于杨林桥，歼之。是役也，贼不过六七十人，而经行数千里，戮战伤者几四千人，历八十余日始灭，此三十四年九月事也。“这段故事很著名，相信许多人都听说过。
在嘉靖年间众多的抗倭将领中，要把他们的事迹一一都作个介绍无疑是件很费力的事，有我们比较熟悉的戚继光、俞大猷，也有历史上出现不是很频繁的朱纨、张经、王忬、卢镗、汤克宽等人。而我们的胡宗宪胡总督，他最突出的功劳便是诱杀倭寇中的中国籍大首领汪直（又作王直）、徐海等人，印象中台湾有部小说《草莽英雄》便是描述徐海等海寇头子的事迹，读过这部小说的朋友应该对这几个名字不陌生。这些个在胡总督那个时代大大有名的倭寇首领，便都是中国人。起初不论是中国籍的海寇还是日本浪人，他们在小单位作战时组织严明，等级森严，采取日本军队的组织方式，无异于日本职业军队。从大处而言，他们又似乎是乌合之众，没有统一指挥和明确的目的。不过从后来汪直、徐海等首领轻易接受招安的表现来看，他们或许还有些长远点的战略目标，那就是通过与明政府军的作战来迫使明政府改变政策开放海禁，或者逼促明廷招安，并且让他们中的大首领如汪直、徐海等人成为中国军队的将领，这无疑比亡命海上、朝不保夕的日子更有诱惑力。
是年，不学无术的赵文华通过虚报战功升为工部尚书，又在老契爹严嵩的帮忙下取代了大臣沈良，兼任右副都御史，提督浙闽军务。赵文华也曾与倭寇作过战，但他是个衰人，被倭寇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还连带着让胡宗宪也吃了一场大败仗。不过赵文化明知倭寇不好搞，还争着攘这个磁器活，冲着的就是手里有胡宗宪这个金刚钻，他的兴趣全在两浙、江淮、闽粤几省所征召的丰厚的军饷上，遂把除征发粮饷以外的所有军务很爽快地交到胡宗宪手上。
胡宗宪对倭寇也非一味蛮剿，在外交上也作过了些努力，曾请旨朝廷派使臣与日本政府建立联系，约束本国海寇。但此时日本正闹内乱，大概也就是日本传奇英雄信长正在发动一统诸岛的大内战的时代吧，中国自来外交上就是稀里胡涂的，根本不着其门，是以在外交上没起到什么作用。但从日本回来的使臣陈可愿却带来了一个倭寇中国籍首领汪直与其义子毛海峰有意归顺的消息。胡宗宪将此事上报，兵部的官僚们对此甚为谨慎，对汪直颇为猜忌，认为汪直希望明廷开市通贡的要求无异于是对朝廷的要挟，“其奸叵测“，着令胡宗宪严加防备，并令转告汪直，要表示诚意，就得先灭了舟山群岛一代的诸倭寇的巢穴再说。其实这事如果明廷能处理的好，或许就是个简单解决倭患的机会。汪直等人要求招安做官，以冲州撞府来增加谈判筹码，就很有点当年梁山好汉逼招的味道。这本非难事，中国历代就有招贼为兵的传统，许多招降来的反政府武装到后来往往会成为国家支柱，朝廷干臣，如宋时的名将扬再兴，明末的郑芝龙，清末的丁汝昌等等。但汪直等人要求“开市通贡“，就很可能是其最终悲剧的根源。
终明一代，在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领域无不比前朝更加保守、落后。对内实施保守陈旧的统治，对外妄自尊大，自居天朝。在同时代的欧洲人开始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和海上争霸的时候，举国的知识分子仍埋头八股，皓首穷经，浑不知天地方圆。可以说，明与南宋虽同为封建王权，但在各方面都多有不逮。儒生士大夫们在思想上的保守与偏执已达到了历史上最顽固的程度。禁海令便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体现，在郑和最后一次从西洋回国后，儒生们便急不可耐地将船队的航海日志和船长日记等重要的历史资料和文献搜缴焚毁，以防以后再有人看到，效仿这种有违圣贤之道的无谓的冒险活动。这很明显地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们的心声：我们不需要了解这个世界！因而解除禁海令开放海上贸易，无疑将摧毁士大夫们苦心经营百年的闭关锁国的局面，后果可预料的是将冲击整个文化和道德价值上的秩序。并且因外势力的武力威胁而改变一项重要的国策，在本朝还尚无先例。在这种背景下，汪直等人以区区海寇之身，就想让超级大恐龙（新人类语，反应迟钝之意）般的明政府改变禁海令这样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所想未免天真了。英雄途穷身名裂--抗倭名将胡宗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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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宪是个文官，众所周知他应该算是个奸臣，因为阿附奸相严嵩的义子——大明朝十大奸臣之一的赵文华，并有曾伙同赵文华参与陷害抗倭功臣兵部侍郎张经，并冒领张经抗倭的战功等等劣迹，因而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无可原谅的污点。由此在他活着时名声就不大好，在死后更被当作严党的走卒成为士人与百姓眼的另类，永久地失去与后来的抗倭功臣戚继光、俞大猷等人成为受人敬仰的民族英雄的资格。
在明朝，由于自太祖朱元璋起，汲取历代武将藩镇跋扈而威胁中央政权的经验，对有才干、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向来是无比的猜忌，因而常常由文官集团来担任统领军队、镇守边疆乃至指挥作战的职责。外行去导内行，必然使大家都变成外行，这便是所谓的儒将。所以至嘉靖年间，本朝武功，已不值一提。不过还是有少数能胜任合格的，如后来的谭纶和袁祟焕等，身先士卒，战功显赫。胡宗宪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先为巡按御史，联手时任工部侍郎的赵文华扳倒张经后，又扳倒张经的继任者扬宜，并取而代之成为兵部侍郎，总督东南军务，统领整个东南的军队，担任起平复倭患的重担。所以在他担任军队统帅指挥作战的时候，就不能再称之为文官了，而是一个将领，又因为他的战绩的确彪炳，所以也不妨称之为“名将“。
胡宗宪，字汝贞，号梅林，安徽龙川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初任山东益都县令，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县令要干的事很多，比如税收、审判、治安、刑侦乃至军备防务等等都得一个人负责，宗宪在任期内因为精干，政绩凸显，可能是在破案方面能力比较突出，声名在外，引起朝廷的注意，而屡获升迁。国内有关于胡宗宪的影视作品并不多，常常是作为严嵩的党羽而以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出现，而且一般也是以一个典型的颟顸官僚的形象出现。当然，作为一个奸臣，这样一个形象也是与人们厌恶的“坏人“的形象相吻合的。然而历史上的胡宗宪，却是一个威风凛凛的伟岸男子，足智多谋且胆略过人，与倭寇作战时，每每能身先士卒，冒着炮火羽矢，亲临战阵，指挥作战。虽然在他报捷请功的奏折中常常多有夸大，但与倭寇数十仗，也确实是少挫多胜，是自戚继光以前对倭寇最具威胁的人物。
当然，既然提到倭寇，不照例对倭寇作一些简单的介绍是不行的。
倭寇的倭，指的就是日本人，在宋朝时，日本与中国关系尚为密切，双方海上贸易往来不断。宋灭亡后，日本拒绝臣服元帝国，蒙古殖民皇帝忽必烈启用原南宋海将范文虎等人，组织了由蒙古人、朝鲜人、汉人、南人（南方汉人）构成的混合兵团远征日本，两次远征都毁于风暴，至此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破裂，日本开始有小股海寇骚扰中国沿海诸省。直至明朝建立后，由于日本海寇在朱元璋登极后的头几年对山东、浙江、福建沿海的袭击，朱元璋与当时的日本将军还打过几次嘴仗，吓唬曰“……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耳……“，甚至真摆起起兵远征日本的架式，而后者不亢不卑，挪揄道：“……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差。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等等云云（见【明史】）。朱元璋时代的明朝虽说煞气十足、武功全盛，但思忖不见得比当年的忽必烈强，没有取胜的把握，且当时退出中原的北元帝国更具威胁，因而虽然很生气，终未对日本动兵。但在洪武二十年时于沿海大肆筑城整饬海防，并在福建、广东造战舰三百多艘，招兵5万8千余人，准备彻底解决倭寇问题。日本人也十分乖觉，见状遂向明示好，并遣史朝贡。朱元璋也并非真打算对日本来真格的，见海患暂平，正好把精力花在大规模剿杀开国功臣胡惟庸、蓝玉等人身上。
至成祖朱棣登位，在北则远征漠北，在南则打造舰队远下西洋，正是中国海上力量最强盛时，日本将军足利义满还受朱棣册封所谓“日本国王“，并代明朝清剿海寇。沿海一代暂时获得了平安。当然，这个中日两国有史以来关系最好的蜜月时期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郑和舰队第七次从西洋回国后，中国发生了一件令后来世界各国史学家们大惑不解的事件，那就是明朝在海上力量最为强盛时突然宣布禁海令，解散舰队和销毁所有航海日志等资料，永久性地退出海上角逐。不过这个件事是另一个题目，和本文没什么关系，就不再多说了。永乐十七年时，数千倭寇分乘二十多艘船逼近辽东，中途遭都督刘义荣军队的伏击，被斩742人，降857人。这标志着倭患重现，至此倭寇又开始了对中国漫长海岸线长达百余年的进犯。当然，这和明朝的禁海令是不无关系的。
对宋朝历史稍有了解的朋友都知道，那时中国海上对外贸易是相当发达的，这点中国人自己吹嘘的不算，要洋鬼子说的才作数，如13世纪意大利犹太商人雅各·德安科纳所写的《1271年的泉州》一书，就很能说明问题。像他对南宋的泉州城的描写：……这是一个很大的港口，甚至比辛迪兰还大，商船从中国海进入到这里。它的周围高山环绕，那些高山使它成了一个躲避风暴的港口。它所在地的江水又广又宽，滔滔奔流入海，整个江面上充满了一艘艘令人惊奇的货船。每年有几千艘载着胡椒的巨船在这儿装卸，此外还有大批其他国家的船只，装载着其他的货物。就在我们抵达的那天，江面上至少有15000艘船，有的来自阿拉伯，有的来自大印度，有的来自锡兰 (Sailan) ，有的来自小爪哇（ Java the less ），还有的来自北方很远的国家，如北方的鞑靼 (tartary 恐怕就是今天的西伯利亚或俄罗斯--译者注），以及来自我们国家的和来自法兰克其他王国的船只……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来自世界遥远地方的商品。但是对大部分当地人来说，他们制造并卖给外商大批精美质地的绸料以及其他上等的物品，而从我们手中购买香料、意料、木料、衣料和其他物品。结果，就像我将要讲的，在刺桐，人们可以见到来自阿拉贡 (Aragon) 或威尼斯、亚历山大里亚（ Alessandria ）、佛兰芒的布鲁格（ Bruge) 等地的商人；还有黑人商人以及英国商人……“。此外还有广州，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世界性的贸易城市。无论如何，中国是个拥有着巨大市场和资源、技术、商品输出的国家，可以说，当时明朝中国要退回去搞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对整个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海上贸易来说都是个巨大的打击，中国可以不需要这个世界，闭关锁国，但这个世界不容许中国人这么做，数百年后的清政府，便是因此被欧洲人用大炮轰开了国门。
不过此时，东西方文明的差距尚未拉得很开，咱们的大明朝，世界上尚未出现可以轰开其国门的势力。然而绵延数千里海岸线是不可能禁锢的住的。明政府禁止海上贸易和运输，就必然出现大规模的走私船队，因为利润极大，来自中国、日本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冒险家也纷纷带着他们的武装船队加入这个冒险的队伍。他们常常在明政府势力所不能及的东南岛屿上集结，发展到后来，每天游荡在中国沿海附近的大小船只常常都在1200艘以上。在这些以牟利为目的的庞大海上武装中，没有法律制约，全是一些亡命之徒，所从事的营生也不可能仅限于走私一项，这不可必免地催生出海盗集团，其中一些势力最大的中国籍武装商船的大船主，他们往往也同时是海盗集团的首领。为了在与明政府海防军的冲突中能占上风，他们往往与战斗力极强的来自日本列岛的武士、浪人、散兵游勇联合。因为明军一贯对倭寇畏惧的缘故，故袭击沿海的中国籍海盗习惯上也与他们的日本同伴着同样的装束，以威慑明军；另一种说法说，之所以打扮成日本人，是因为能迷惑明政府而不至连累到他们在国内的家人。这便是明朝中叶的“倭寇“的来历，它已不同于元末明初时期的纯粹由日本浪人组成的海寇，其名为“倭“，但实际上一支倭寇部队里，约占七成的是中国人。这已不是一支传统意义上的海盗了，普通海盗所到一地，呼啸而来，掠掳一尽后呼啸而去，而倭寇除了掠掳外，还袭击州府，围攻城池，甚至组织生产作长居久计，直接威胁到明政府的安全，所以称之为“盗“也不尽然，称之为“寇“比较贴切。
大明朝到了嘉靖年间，已经蹒跚走到它的中晚年了，拥有号称200万常备军每年消耗巨大军费的大明国防军，其实武备松驰，装备陈旧破烂，组织松散，军纪败坏，士气涣散，并且由于政治和文化上无可挽回的沉疴，也使得重振武备成为不可能，所以实际上这支遍布全国的庞大军队，其大部分部队的战斗力比田间耕作的乡农强不了多少。长期以来，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明军在与数量少得可怜的倭寇小分队作战时，频频被击溃，而后相互挤踏而死。倭寇之酷，摘【明史】上的一段记录可作为形容：“……自杭州北新关西剽淳安，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过泾县，趋南陵，遂达芜湖。烧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宁镇，径侵南京。倭红衣黄盖，率众犯大安德门，及夹冈，乃趋秣陵关而去，由溧水流劫溧阳、宜兴。闻官兵自太湖出，遂越武进，抵无锡，驻惠山。一昼夜奔百八十余里，抵浒墅。为官军所围，追及于杨林桥，歼之。是役也，贼不过六七十人，而经行数千里，戮战伤者几四千人，历八十余日始灭，此三十四年九月事也。“这段故事很著名，相信许多人都听说过。
在嘉靖年间众多的抗倭将领中，要把他们的事迹一一都作个介绍无疑是件很费力的事，有我们比较熟悉的戚继光、俞大猷，也有历史上出现不是很频繁的朱纨、张经、王忬、卢镗、汤克宽等人。而我们的胡宗宪胡总督，他最突出的功劳便是诱杀倭寇中的中国籍大首领汪直（又作王直）、徐海等人，印象中台湾有部小说《草莽英雄》便是描述徐海等海寇头子的事迹，读过这部小说的朋友应该对这几个名字不陌生。这些个在胡总督那个时代大大有名的倭寇首领，便都是中国人。起初不论是中国籍的海寇还是日本浪人，他们在小单位作战时组织严明，等级森严，采取日本军队的组织方式，无异于日本职业军队。从大处而言，他们又似乎是乌合之众，没有统一指挥和明确的目的。不过从后来汪直、徐海等首领轻易接受招安的表现来看，他们或许还有些长远点的战略目标，那就是通过与明政府军的作战来迫使明政府改变政策开放海禁，或者逼促明廷招安，并且让他们中的大首领如汪直、徐海等人成为中国军队的将领，这无疑比亡命海上、朝不保夕的日子更有诱惑力。
是年，不学无术的赵文华通过虚报战功升为工部尚书，又在老契爹严嵩的帮忙下取代了大臣沈良，兼任右副都御史，提督浙闽军务。赵文华也曾与倭寇作过战，但他是个衰人，被倭寇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还连带着让胡宗宪也吃了一场大败仗。不过赵文化明知倭寇不好搞，还争着攘这个磁器活，冲着的就是手里有胡宗宪这个金刚钻，他的兴趣全在两浙、江淮、闽粤几省所征召的丰厚的军饷上，遂把除征发粮饷以外的所有军务很爽快地交到胡宗宪手上。
胡宗宪对倭寇也非一味蛮剿，在外交上也作过了些努力，曾请旨朝廷派使臣与日本政府建立联系，约束本国海寇。但此时日本正闹内乱，大概也就是日本传奇英雄信长正在发动一统诸岛的大内战的时代吧，中国自来外交上就是稀里胡涂的，根本不着其门，是以在外交上没起到什么作用。但从日本回来的使臣陈可愿却带来了一个倭寇中国籍首领汪直与其义子毛海峰有意归顺的消息。胡宗宪将此事上报，兵部的官僚们对此甚为谨慎，对汪直颇为猜忌，认为汪直希望明廷开市通贡的要求无异于是对朝廷的要挟，“其奸叵测“，着令胡宗宪严加防备，并令转告汪直，要表示诚意，就得先灭了舟山群岛一代的诸倭寇的巢穴再说。其实这事如果明廷能处理的好，或许就是个简单解决倭患的机会。汪直等人要求招安做官，以冲州撞府来增加谈判筹码，就很有点当年梁山好汉逼招的味道。这本非难事，中国历代就有招贼为兵的传统，许多招降来的反政府武装到后来往往会成为国家支柱，朝廷干臣，如宋时的名将扬再兴，明末的郑芝龙，清末的丁汝昌等等。但汪直等人要求“开市通贡“，就很可能是其最终悲剧的根源。
终明一代，在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领域无不比前朝更加保守、落后。对内实施保守陈旧的统治，对外妄自尊大，自居天朝。在同时代的欧洲人开始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和海上争霸的时候，举国的知识分子仍埋头八股，皓首穷经，浑不知天地方圆。可以说，明与南宋虽同为封建王权，但在各方面都多有不逮。儒生士大夫们在思想上的保守与偏执已达到了历史上最顽固的程度。禁海令便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体现，在郑和最后一次从西洋回国后，儒生们便急不可耐地将船队的航海日志和船长日记等重要的历史资料和文献搜缴焚毁，以防以后再有人看到，效仿这种有违圣贤之道的无谓的冒险活动。这很明显地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们的心声：我们不需要了解这个世界！因而解除禁海令开放海上贸易，无疑将摧毁士大夫们苦心经营百年的闭关锁国的局面，后果可预料的是将冲击整个文化和道德价值上的秩序。并且因外势力的武力威胁而改变一项重要的国策，在本朝还尚无先例。在这种背景下，汪直等人以区区海寇之身，就想让超级大恐龙（新人类语，反应迟钝之意）般的明政府改变禁海令这样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所想未免天真了。
胡宗宪得到兵部授予他的“便宜行事“的权限，便意味着他可以有着很大的空间以实施他的对敌计划而不受过多的干涉，不过在他后来对倭寇所实施的一系列神乎其技般的连环计里，有一个人的作用是不能不提一下的，那便是胡宗宪的幕僚，吴越的大才子的徐渭，浙江山阴（绍兴）人，字文长，又号青藤山人、天池生、田水月，集书法家、画家、诗人、剧作家与一身。此人声名极大，远甚他的主官胡总督。他曾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我们所熟识的古代许多大腕都是徐渭的崇拜者，如郑板桥，他自称愿做“青藤（徐渭）门下走狗“，汤显祖称：“安得生致徐文长，自拔其舌“，齐白石则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在吴越一代颇多关于他种种机智诙谐的传说，脍炙人口，妇孺皆知，是个汉族版的阿凡提。但是徐大才子亦精通兵法，就较鲜为人知了。自古绍兴师爷的名声满天下，徐渭便是绍兴师爷中的佼佼者。
时值嘉靖三十五年，倭寇首领徐海与陈东、麻叶等集结兵力逾万余，兵分三路，猛攻江浙，四月，倭寇部队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桐乡之围。桐乡属嘉兴府，乃江浙战略要道，若陷于倭寇手，将直逼杭州和陪都金陵。浙江巡抚阮鹗亦被困其中，急得快发疯，连连发急报催促解救。一时间，一直被明廷视为疥癣之患的小小倭寇，竟闹得乾坤动荡，满朝震惊。那徐海本是杭州一个犯了风流案而投身海寇的浪子，又名徐明山，据说曾当过和尚，武艺高强，为人精明强悍，在当时几大股倭寇中势力仅次于汪直。此时坐镇杭州的胡宗宪，不久前因赵文华那个衰人的拖累才吃过败战，损失惨重，手头兵力仅余三千多人，不仅数量不及倭寇，质量更不在一个重量级。而从其他地区调兵，一来远水解不了近渴；二来客兵（北兵）普遍军纪邋蹋，对百姓之害更甚于倭寇，且战斗力亦是不值一提，往往一遇倭寇便土崩瓦解，自相践踏。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胡总督和徐师爷都知道硬打是不行的了，恐怕援兵未到，大明朝的东南门户怕要被小小的倭寇撬开了，“剿寇“如果剿成这样，就不是闹国际笑话的问题了，大明朝一干文臣武将怕是全去买豆腐撞死也不足以掩其羞了。
好在当时胡宗宪已与汪直及其义子毛海峰（即王滶）联系上了，并从金华监狱里将汪直受牵连的老母妻儿解救出来，初步取得汪直的信任。总督师爷一番策划，定下计策，先遣人与毛海峰接上头，央其游说徐海退兵，随即派手下军官夏正与徐海接上头，晓知以理，动之以情，又是名禄相惑，又是威逼利诱，徐海本来立场便不是很坚定，大明官爵的荣华富贵还是很吸引人的。在探知徐海有意接受招安后，夏正便在徐面前挑拨说另一倭寇首领陈东也有意招安，不日将抢先拿徐海献功；在游说徐海的同时，胡宗宪又遣人到陈东那通风报信，施展同样故事，那陈东也不是精明之人，轻易入彀。
此时几大贼首已相继被胡宗宪以功名利禄收买，震动天下、危急万分的桐乡之围不解而解。可叹他们到死都不知道，胡大总督手里虽有“便宜行事“的权力，但招抚的权限全在朝廷部议，而兵部诸刚愎的官僚们早已否决了胡宗宪关于招抚的提议，胡大总督此时纯系在摸着石头过河。
话说那徐海恼陈东背地里要出卖他，在夏正的怂恿下，诱捕了与陈东一伙的首领麻叶，绑至胡总督帐前做见面礼。胡宗宪打发走徐海，便赶忙摆出一副曹操释张辽、张飞释严颜的架势给麻叶释缚，麻叶感激涕淋，表示愿意效忠，拿下徐海为胡总督效力，遂与陈东写了封书信要密图徐海。胡宗宪拿着麻叶的亲笔书却让夏正拿给徐海看。徐海恼怒之余，设计诱捕了尚在稀里糊涂中的陈东，亲自押送至胡宗宪帐下。胡宗宪装模作样地犒赏了一番，打发徐海出帐，却对陈东好言相抚，又以言辞相撩拨，并特意安排陈东的部众与徐海相邻而驻。陈东莫名其妙遭暗算，气愤难当，又有胡宗宪在暗中捣鼓假书信撩拨他的手下，终究是去寻徐海的晦气，两支倭寇的主力放着大明朝的州不冲、府不撞，就在胡宗宪设的口袋里撕杀不停。
等到徐海回过神来明白中计时，已是晚了，陈东的部众已被他杀得差不多了，两败俱伤，而他派去向日方大首领萨摩王送求救信的倭寇，也被胡宗宪早埋伏好的参将卢镗拿个正着。徐海坐守无望，率残部突围，这时他的死对头俞大猷已领数千明军援兵赶到，将徐海余众赶入位于嘉兴北海盐附近的内河，徐海也在投水逃亡时溺死，全军尽墨。可怜陈东、麻叶等倭首也被送入京中处以极刑，共赴阴曹地府去与徐海理论了。此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七月二十九日事。
俞大将军乃与戚继光齐名的大英雄，自当也作些交待，他是福建泉州晋江人士，生卒年1504-1589，字志辅，号虚江，将门之后，世袭百户。嘉靖十四年（1535年）武场夺科，封千户，守御金门岛。嘉靖二十八年升备倭都指挥。因战功卓赫，又升参将，王江泾一役后，升至都督佥事。嘉靖四十年镇守江西，后又任福建总兵官。四十二年与戚继光联手大破倭寇于福建兴化府，次年转任广东总兵官，与倭寇在广东打出了著名的海丰大捷，一举平定粤海。不久又回福建任总兵，万历年遭奸馋被罢职，后又复职任军都督佥事，对宦场心灰意冷，告老，卒于家中。谥武襄，遗著有《正气堂集》、《剑经》。
与戚继光不同的是，俞大猷不仅能征善战，而且目光也较为远大，曾经提出过一个重振中国海军的宏伟构想，他计划让朝廷搞军事改革，精兵简政，让原供应三个兵的银饷供一个兵，以质量代替明军邋蹋无用的数量，并将拨给陆军的军饷拨一半给他，建立大明海军，在海上消灭倭寇海盗等所有海上武装，乃至东征日本永绝后患。写到此笔者不禁搁笔暇想联翩，如果当时俞大猷的计划真的得以实施，那将整个儿地改变中国数百年后的命运，可叹可叹！不过此事终究是水中花，镜中月，南柯一梦而已，之所以未果，黄仁宇老先生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已分析备详，有兴趣的朋友可参阅，笔者就不拾人牙慧了。
另有一段关于俞大猷的题外话也颇值一书，那就是这俞大将军可是见诸于正史的剑术高手，据说少林寺因为千年数朝几度浩劫，剑术典籍尽数被焚，至明时少林已无人能剑，后得知俞大猷乃是当世一等一的剑术高手，遂派几名最有慧根的青年高僧去向俞大猷求传剑法，俞大将军不是小器人，历时三年，不吝相授。此事在他本人的著作中多有提及，非笔者杜撰。
胡宗宪用连环计料理了徐海等人之后，正待向汪直实施下一步计划时，朝中已发生对他极其不利的变化，他的顶头上司兼靠山赵文华失宠倒台。这是个极为奸诈但有时又很愚蠢的人物，他曾偷偷把老契爹滋阴壮阳的秘方骗出献给爱乱吃药的嘉靖皇帝，希望能绕过靠山直接拍拍皇帝的马屁，没想到他这种小动作，却让皇帝身边的太监捅出去，惹得老契爹大为光火，吓得他连滚带爬，磕头捣蒜，出尽丑态才重新讨回严嵩的欢心。没多久好了伤疤又忘了疼，恃宠而忘形，又怠慢了小相爷严世蕃，满朝文武已经替他捏把汗了。但他同样的蠢事一而再，用搜刮的钱财在京城大修豪宅，甚至高过皇城，这在中国历代王朝里都是不能容忍的。这年是嘉靖三十六年，皇城失火，烧毁三座大殿，皇帝令赵文华督工重修，但进展甚不如意，皇帝心里郁闷，登高散心，却发现赵文华的府坻高大豪华，怒从心头起，赵文华从此失宠，虽有老契爹不计前嫌多番维护，可和皇帝结下的梁子却不是那么容易揭过的，终于是被皇帝逮着个借口罢黜。赵文华后来悒悒病毙，传说死状极惨。
赵文华的倒台虽然对宗宪打击颇大，但还没有直接影响到他，这时又发生了一件祥瑞之事，使得胡宗宪的个人宦途事业达到了顶峰。嘉靖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那天，海北(今舟山定海区岑港镇)一个猎户捉到一只通体雪白的雌鹿，将它献给胡宗宪。现在我们知道，这或许是和白虎白狮一类的自然界很罕见的动物白化现象，也或许是当时中国濒临灭绝的独特物种，总之在当时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而鹿在中国一直是颇为吉祥的动物。胡宗宪将白鹿献给一直想长生不老的嘉靖皇帝，声称这是“圣天子万寿之征“，此时徐师爷天下无双的文采亦大派用场，奉命作【进白牡鹿表】一并献与皇帝。好事成双，没多久又有人捕获了另一只雄鹿，凑成了一对，胡宗宪欣喜若狂，又由徐渭捉刀，作【再进白鹿表】，两份表的大至内容都是文采顶极的牵会奉承之言，诸如第一【表】云：“……仙麋遥呈海峤，奇毛洒雪，岛中银浪增辉，妙体博水，天上博星应瑞，是盖神灵之所台……通灵益感，百神之集，口卸芝侯辇，长迎万岁之游。“第二份云：“……盖恭遇皇上德函三极，道摄万灵，斋戒而事神明，于穆而孚穹。“ 等等诸如此类， 总之都是奉承皇帝，暗示这两头珍奇的动物是神仙誊赏，能给他带来长生的意思，嘉靖皇帝平素就有乱吞食长生药壮阳药一类丹石的嗜好，胡总督这两头鹿和徐师爷这两份表都正搔在痒处，喜不自禁，对胡宗宪大加封赏。而徐渭也身价百倍，一时间他的文章墨宝动辄逾价百金。
这年九月二十五日，汪直应胡宗宪之邀率其倭寇舰队泊于舟山岛西面的岑港。汪直是倭寇中的霸主，和他胡宗宪同是安徽老乡，这也是他信任胡宗宪的一个重要原因。严格说汪直的倭寇或者海盗身份都是很模糊的，一方面，他的实际后台是徽商海上贸易集团的大船主们，而这些海上徽商们最大的愿望并非攻城掠地而是解除海禁，汪直代表着他们的利益，所以他还身系着让明廷开禁通商的使命；另一方面，他也从未停止过与明廷海道官员的暗中交易，为了开禁通商这个镜花水月，他的海上武装时常受命于海道衙门而替明廷剿灭其它的倭寇。在嘉靖二十六年时，当时的浙江巡抚朱纨攻破海上走私集团的交易集结地双屿岛，重创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汪直不得以收编余众东渡日本，休生养息了一阵子，吸收了大量日本浪人、武士、散兵游勇，壮大了势力，一度甚至有“徽王“之称，又号称“五峰船主“，许多入海通番的船只都只有插五峰旗号方敢在海上行驶。
二十九年（1550），汪直在浙江海道副使丁湛的授命下，灭了作恶多端的卢七、沈九的海盗集团，斩杀近千匪徒；三十年，在海道衙门的委托下，汪直联手衙门的官兵袭击了另一支势力极大的倭寇势力陈思盼集团，将其吞并；三十一年，汪直与海道副使李文进手下的把总张四维联手又解决一伙围攻舟山的倭寇集团。通过与官府一系列的合作，汪直火并了许多海上武装，确立了他海上霸主的地位，上述的徐海、陈东等，都得仰息于他。所以说他与官府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明廷官员需要借助他清剿海寇，而他也时常借助官府的力量壮大势力，这是他一直以来对朝廷报着极大的幻想的主因。
但汪直在海上也并非全无挫折，他的集团毕竟是倭寇性质，为了逼迫明廷尽快开解禁海令，嘉靖三十二年初，汪直部大举攻入上海、苏州、徽州、南京等地，大肆烧杀。三月，汪的死对头，时任参将的俞大猷与汤克宽奉浙江巡抚兼福、兴、漳、泉道王抒之命攻打他，俞大猷派了两名自告奉勇的死士连夜泅海翻山，袭击汪直的根据地，将他的火药库引爆，随后重兵往击，端了汪直的老巢，逼得汪直不得不重返日本。
胡宗宪在将汪直被明廷囚禁的老母妻儿解救出来后，迎至杭州，甚是优待，已初步取得了汪直的信任。胡趁热打铁，令说客蒋洲赴日本劝降汪直，汪直此时因徐海、陈东、麻叶之死还颇有疑惑，蒋洲巧言开导，以汪直与胡总督的同乡之宜相惑，并诱之以亲情，汪直或许是思念老母妻儿情切，亦或是真相信了胡宗宪的空头支票，数日后，终于率众船来降。但对胡宗宪仍不放心，先遣义子毛海峰试探，胡宗宪此时是不论任何代价也必得汪直不可，不惜在毛海峰面前指天发誓，绝无他心，还派指挥夏正、把总刘朝恩、陈光祖、通判吴成器随毛海峰去见汪直，其实是去做人质来打消汪直的疑心。汪直见这诸多朝廷命官，终于打消了最后的戒心，下船上岸，去见宗宪。可叹这海中的蛟龙、纵横江湖的巨寇，一旦脱了海，就如猛虎离了山林，孙猴子进了五指山，自投罗网了。
胡宗宪得知汪直来见，大喜过望，开门亲迎，汪直感动不已，跪下请罪，胡宗宪亲自扶起，与他叙述乡宜，称兄道弟。汪直也感激涕淋地表示忠心，愿为明廷清剿海寇。此时胡宗宪还未能确定中央的精神，不知朝廷将如何处置汪直这块好不容易到手而又烫手的土豆。但汪直既已入了五指山，胡宗宪是决计不肯让他逃出去的，因而一面设宴款待，实为软禁，并令下属送粮食酒肉给汪直的船队，安抚毛海峰；一面加紧令文牍员修写奏折，送入京中请示。但朝廷部议也无甚结果，不知如何处置汪直，对汪直是决不信任的，放汪直回船为朝廷效力？在他们看来无疑是纵虎归山；马上杀了汪直，那又将引来倭寇的大举进攻。抚也不是，杀也不是，只得仍令胡宗宪“便宜行事“，“如羁养之“。这一养，就是两年。
至嘉靖三十八年冬，朝廷终于下了旨。这日胡宗宪摆好筵席邀汪直入饮，酒过三巡，汪直便被武士拿下，朝廷终究是主剿不主抚，下旨处决汪直，宗宪又是抱歉又是无奈，声称此非他本意，请求汪直原谅。汪直懊悔莫及，厉声喝骂，但此时也于事无补了，一代枭雄，就此人头落地。只是可怜那个还在毛海峰船上的倒霉蛋指挥夏正，也被毛海峰一怒之下大卸八块。
汪直死后，他的倭寇集团也随即解体，而其它有号召力的中国籍的首领徐海、陈东等也先其灭亡，海上再无那种能领袖群寇的巨头了，倭寇们曾经所报的极大期望的招安和开市都随之彻底破灭，意味着他们的前途再无着落，从此他们陷入一种愤怒的、单纯以杀人放火、劫掳财物为目的的杀戮中。中国沿海各省，在随后也遭到了数倍于前的惨烈蹂躏。
在汪直之后的另一个大海寇郑芝龙的运气就比他好得多了，这位与日本关系同样密切的精通四国语言、能写西洋诗的年轻海盗头子，后来成功地被明廷招安，并在极短的时间内为明廷清剿了所有海盗集团，一举解决了困扰中国数百年的海患问题。而他在日本生的混血儿郑成功，后来更成为晚明的支柱，抗清的主力，打败荷兰舰队收覆台湾的民族英雄。当然，这是后话了。
拿郑芝龙与汪直相比，只是想作个假设，如果当时明廷遵守信用真的招抚了汪直，赐以高官，或许汪直也能像郑芝龙那样为明廷拼死效忠，那么明朝将可能提前数十年解决海寇的困扰， 而不至陷入像后来那愈演愈烈的几乎耗尽国库的持久战。现在我们无需确定明廷在软禁汪直的这两年中具体在商议什么，比如王抒主抚，俞大猷坚决主剿的争议等等，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汪直提出的要求明廷“通货、互市“，以放开海禁来作为他为明廷效忠的条件是最终促使明廷作出对他“万难肆赦“的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在汪直授首后的明年，倭寇卷土重来，变本加厉，风卷残云般地袭卷沿海诸省，官军莫不能挡，三十九年末，倭寇攻击重心转至福建，攻掠泉州、南安、惠安、厦门、同安诸府县；四十年初，围攻福州，破福安、宁德、福清、永福诸城。四十一年，奸相严嵩倒台，严嵩集团遭清算，胡宗宪因属严党而坐罪，革职入狱，后获释。此时已是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了，四十二年，御史汪汝正以胡宗宪给严嵩之子世蕃手书中，有“自拟圣旨“为据劾胡，胡宗宪再次入狱，在狱中愤然上书为自己辩白，嘉靖皇帝或许是念他功勋卓著，未定其罪。胡宗宪革职入狱的同年十一月，倭寇攻破兴化府（今福建蒲田）大肆烧杀，全城男子尽屠，女子留作营妓。一时间，朝野震动。但随后即被名将戚继光、俞大猷、刘显击溃，并陆续将零散倭寇剿灭，一直至万历年间，方基本平定沿海海患。
而胡宗宪，于四十四年时，又有大臣上奏罗织他的罪状，宗宪不愿再受辱，愤而自尽。中国古来能征善战的大将军多无善终，吴起、李牧、白起、韩信、李广、高仙芝、岳飞、袁崇焕、林彪……无论人品如何，皆死无端，正应了那句“将军百战身名裂“。宗宪亦不脱此彀中。其生前著有《筹海图编》一十三卷，详录江浙沿海的地形、防务、倭情、战记等，并留有《督抚奏议》、《忠敬堂汇录》、《三巡奏议》等遗著。
曾辅助宗宪成此大功的大才子徐渭，在宗宪倒台被捕后，不得以装疯脱罪。而传说中，似是真疯，四十六岁时，又因疯颠杀妻而入狱被判死刑，幸得朋友营救，坐狱七年后获释。而他的画技，也是在他疯狂的这些年中得以大成，开创了大写意画派，成就一代宗师。但晚年生活极为潦倒，沦落到变卖藏书和字画裹腹，终在贫瘠郁愤中长逝。总之其人其事，亦甚多传奇色彩。
对于胡宗宪诱杀汪直、徐海，后人评论莫衷一是，或叹服于他那几乎只现于三国的巧妙绝伦的连环计中计，给予了倭寇集团以沉重的打击，瓦解了倭寇成规模的势力；或责骂他言而无信，过河拆桥，背信弃义，导致后来的倭患化整为零，愈演愈烈。其实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大多都能找到根据而相互并无多大矛盾。而胡宗宪他自己，其实也只是他那个时代身不由己的一颗棋子而已，不论是剿灭倭寇时的英勇机智还是谄上冒功时的卑劣。
总之，他那个时代道德是苍白的，哪怕是后来完成宗宪剿倭的未竟事业的民族英雄戚继光，也有瞒着元配偷养五个美妾私生数子的绯闻，或者是让后世史家束手无措的那个蓄养美姬以谄媚张居正的不光彩的隐事；而那个享誉千古的与包拯齐名的海刚峰海青天，在外是道貌岸然的刚正清廉君子，但对他的妻女而言，他府上是阴森地狱，而他就是那索命的狰狞无常，因为他有活活饿死自己七岁幼女的冷酷、一夜间将妻妾二人同逼上吊而死的惊悚……所以，不论是戚将军、海大人还是胡宗宪，包括他的谋士徐渭，都是在做他们自己，完成他们那个时代他们自己的使命和角色而已，何以苛求。
时值嘉靖三十五年，倭寇首领徐海与陈东、麻叶等集结兵力逾万余，兵分三路，猛攻江浙，四月，倭寇部队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桐乡之围。桐乡属嘉兴府，乃江浙战略要道，若陷于倭寇手，将直逼杭州和陪都金陵。浙江巡抚阮鹗亦被困其中，急得快发疯，连连发急报催促解救。一时间，一直被明廷视为疥癣之患的小小倭寇，竟闹得乾坤动荡，满朝震惊。那徐海本是杭州一个犯了风流案而投身海寇的浪子，又名徐明山，据说曾当过和尚，武艺高强，为人精明强悍，在当时几大股倭寇中势力仅次于汪直。此时坐镇杭州的胡宗宪，不久前因赵文华那个衰人的拖累才吃过败战，损失惨重，手头兵力仅余三千多人，不仅数量不及倭寇，质量更不在一个重量级。而从其他地区调兵，一来远水解不了近渴；二来客兵（北兵）普遍军纪邋蹋，对百姓之害更甚于倭寇，且战斗力亦是不值一提，往往一遇倭寇便土崩瓦解，自相践踏。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胡总督和徐师爷都知道硬打是不行的了，恐怕援兵未到，大明朝的东南门户怕要被小小的倭寇撬开了，“剿寇“如果剿成这样，就不是闹国际笑话的问题了，大明朝一干文臣武将怕是全去买豆腐撞死也不足以掩其羞了。
好在当时胡宗宪已与汪直及其义子毛海峰（即王滶）联系上了，并从金华监狱里将汪直受牵连的老母妻儿解救出来，初步取得汪直的信任。总督师爷一番策划，定下计策，先遣人与毛海峰接上头，央其游说徐海退兵，随即派手下军官夏正与徐海接上头，晓知以理，动之以情，又是名禄相惑，又是威逼利诱，徐海本来立场便不是很坚定，大明官爵的荣华富贵还是很吸引人的。在探知徐海有意接受招安后，夏正便在徐面前挑拨说另一倭寇首领陈东也有意招安，不日将抢先拿徐海献功；在游说徐海的同时，胡宗宪又遣人到陈东那通风报信，施展同样故事，那陈东也不是精明之人，轻易入彀。
此时几大贼首已相继被胡宗宪以功名利禄收买，震动天下、危急万分的桐乡之围不解而解。可叹他们到死都不知道，胡大总督手里虽有“便宜行事“的权力，但招抚的权限全在朝廷部议，而兵部诸刚愎的官僚们早已否决了胡宗宪关于招抚的提议，胡大总督此时纯系在摸着石头过河。
话说那徐海恼陈东背地里要出卖他，在夏正的怂恿下，诱捕了与陈东一伙的首领麻叶，绑至胡总督帐前做见面礼。胡宗宪打发走徐海，便赶忙摆出一副曹操释张辽、张飞释严颜的架势给麻叶释缚，麻叶感激涕淋，表示愿意效忠，拿下徐海为胡总督效力，遂与陈东写了封书信要密图徐海。胡宗宪拿着麻叶的亲笔书却让夏正拿给徐海看。徐海恼怒之余，设计诱捕了尚在稀里糊涂中的陈东，亲自押送至胡宗宪帐下。胡宗宪装模作样地犒赏了一番，打发徐海出帐，却对陈东好言相抚，又以言辞相撩拨，并特意安排陈东的部众与徐海相邻而驻。陈东莫名其妙遭暗算，气愤难当，又有胡宗宪在暗中捣鼓假书信撩拨他的手下，终究是去寻徐海的晦气，两支倭寇的主力放着大明朝的州不冲、府不撞，就在胡宗宪设的口袋里撕杀不停。
等到徐海回过神来明白中计时，已是晚了，陈东的部众已被他杀得差不多了，两败俱伤，而他派去向日方大首领萨摩王送求救信的倭寇，也被胡宗宪早埋伏好的参将卢镗拿个正着。徐海坐守无望，率残部突围，这时他的死对头俞大猷已领数千明军援兵赶到，将徐海余众赶入位于嘉兴北海盐附近的内河，徐海也在投水逃亡时溺死，全军尽墨。可怜陈东、麻叶等倭首也被送入京中处以极刑，共赴阴曹地府去与徐海理论了。此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七月二十九日事。
俞大将军乃与戚继光齐名的大英雄，自当也作些交待，他是福建泉州晋江人士，生卒年1504-1589，字志辅，号虚江，将门之后，世袭百户。嘉靖十四年（1535年）武场夺科，封千户，守御金门岛。嘉靖二十八年升备倭都指挥。因战功卓赫，又升参将，王江泾一役后，升至都督佥事。嘉靖四十年镇守江西，后又任福建总兵官。四十二年与戚继光联手大破倭寇于福建兴化府，次年转任广东总兵官，与倭寇在广东打出了著名的海丰大捷，一举平定粤海。不久又回福建任总兵，万历年遭奸馋被罢职，后又复职任军都督佥事，对宦场心灰意冷，告老，卒于家中。谥武襄，遗著有《正气堂集》、《剑经》。
与戚继光不同的是，俞大猷不仅能征善战，而且目光也较为远大，曾经提出过一个重振中国海军的宏伟构想，他计划让朝廷搞军事改革，精兵简政，让原供应三个兵的银饷供一个兵，以质量代替明军邋蹋无用的数量，并将拨给陆军的军饷拨一半给他，建立大明海军，在海上消灭倭寇海盗等所有海上武装，乃至东征日本永绝后患。写到此笔者不禁搁笔暇想联翩，如果当时俞大猷的计划真的得以实施，那将整个儿地改变中国数百年后的命运，可叹可叹！不过此事终究是水中花，镜中月，南柯一梦而已，之所以未果，黄仁宇老先生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已分析备详，有兴趣的朋友可参阅，笔者就不拾人牙慧了。
另有一段关于俞大猷的题外话也颇值一书，那就是这俞大将军可是见诸于正史的剑术高手，据说少林寺因为千年数朝几度浩劫，剑术典籍尽数被焚，至明时少林已无人能剑，后得知俞大猷乃是当世一等一的剑术高手，遂派几名最有慧根的青年高僧去向俞大猷求传剑法，俞大将军不是小器人，历时三年，不吝相授。此事在他本人的著作中多有提及，非笔者杜撰。
胡宗宪用连环计料理了徐海等人之后，正待向汪直实施下一步计划时，朝中已发生对他极其不利的变化，他的顶头上司兼靠山赵文华失宠倒台。这是个极为奸诈但有时又很愚蠢的人物，他曾偷偷把老契爹滋阴壮阳的秘方骗出献给爱乱吃药的嘉靖皇帝，希望能绕过靠山直接拍拍皇帝的马屁，没想到他这种小动作，却让皇帝身边的太监捅出去，惹得老契爹大为光火，吓得他连滚带爬，磕头捣蒜，出尽丑态才重新讨回严嵩的欢心。没多久好了伤疤又忘了疼，恃宠而忘形，又怠慢了小相爷严世蕃，满朝文武已经替他捏把汗了。但他同样的蠢事一而再，用搜刮的钱财在京城大修豪宅，甚至高过皇城，这在中国历代王朝里都是不能容忍的。这年是嘉靖三十六年，皇城失火，烧毁三座大殿，皇帝令赵文华督工重修，但进展甚不如意，皇帝心里郁闷，登高散心，却发现赵文华的府坻高大豪华，怒从心头起，赵文华从此失宠，虽有老契爹不计前嫌多番维护，可和皇帝结下的梁子却不是那么容易揭过的，终于是被皇帝逮着个借口罢黜。赵文华后来悒悒病毙，传说死状极惨。
赵文华的倒台虽然对宗宪打击颇大，但还没有直接影响到他，这时又发生了一件祥瑞之事，使得胡宗宪的个人宦途事业达到了顶峰。嘉靖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那天，海北(今舟山定海区岑港镇)一个猎户捉到一只通体雪白的雌鹿，将它献给胡宗宪。现在我们知道，这或许是和白虎白狮一类的自然界很罕见的动物白化现象，也或许是当时中国濒临灭绝的独特物种，总之在当时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而鹿在中国一直是颇为吉祥的动物。胡宗宪将白鹿献给一直想长生不老的嘉靖皇帝，声称这是“圣天子万寿之征“，此时徐师爷天下无双的文采亦大派用场，奉命作【进白牡鹿表】一并献与皇帝。好事成双，没多久又有人捕获了另一只雄鹿，凑成了一对，胡宗宪欣喜若狂，又由徐渭捉刀，作【再进白鹿表】，两份表的大至内容都是文采顶极的牵会奉承之言，诸如第一【表】云：“……仙麋遥呈海峤，奇毛洒雪，岛中银浪增辉，妙体博水，天上博星应瑞，是盖神灵之所台……通灵益感，百神之集，口卸芝侯辇，长迎万岁之游。“第二份云：“……盖恭遇皇上德函三极，道摄万灵，斋戒而事神明，于穆而孚穹。“ 等等诸如此类， 总之都是奉承皇帝，暗示这两头珍奇的动物是神仙誊赏，能给他带来长生的意思，嘉靖皇帝平素就有乱吞食长生药壮阳药一类丹石的嗜好，胡总督这两头鹿和徐师爷这两份表都正搔在痒处，喜不自禁，对胡宗宪大加封赏。而徐渭也身价百倍，一时间他的文章墨宝动辄逾价百金。
这年九月二十五日，汪直应胡宗宪之邀率其倭寇舰队泊于舟山岛西面的岑港。汪直是倭寇中的霸主，和他胡宗宪同是安徽老乡，这也是他信任胡宗宪的一个重要原因。严格说汪直的倭寇或者海盗身份都是很模糊的，一方面，他的实际后台是徽商海上贸易集团的大船主们，而这些海上徽商们最大的愿望并非攻城掠地而是解除海禁，汪直代表着他们的利益，所以他还身系着让明廷开禁通商的使命；另一方面，他也从未停止过与明廷海道官员的暗中交易，为了开禁通商这个镜花水月，他的海上武装时常受命于海道衙门而替明廷剿灭其它的倭寇。在嘉靖二十六年时，当时的浙江巡抚朱纨攻破海上走私集团的交易集结地双屿岛，重创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汪直不得以收编余众东渡日本，休生养息了一阵子，吸收了大量日本浪人、武士、散兵游勇，壮大了势力，一度甚至有“徽王“之称，又号称“五峰船主“，许多入海通番的船只都只有插五峰旗号方敢在海上行驶。
二十九年（1550），汪直在浙江海道副使丁湛的授命下，灭了作恶多端的卢七、沈九的海盗集团，斩杀近千匪徒；三十年，在海道衙门的委托下，汪直联手衙门的官兵袭击了另一支势力极大的倭寇势力陈思盼集团，将其吞并；三十一年，汪直与海道副使李文进手下的把总张四维联手又解决一伙围攻舟山的倭寇集团。通过与官府一系列的合作，汪直火并了许多海上武装，确立了他海上霸主的地位，上述的徐海、陈东等，都得仰息于他。所以说他与官府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明廷官员需要借助他清剿海寇，而他也时常借助官府的力量壮大势力，这是他一直以来对朝廷报着极大的幻想的主因。
但汪直在海上也并非全无挫折，他的集团毕竟是倭寇性质，为了逼迫明廷尽快开解禁海令，嘉靖三十二年初，汪直部大举攻入上海、苏州、徽州、南京等地，大肆烧杀。三月，汪的死对头，时任参将的俞大猷与汤克宽奉浙江巡抚兼福、兴、漳、泉道王抒之命攻打他，俞大猷派了两名自告奉勇的死士连夜泅海翻山，袭击汪直的根据地，将他的火药库引爆，随后重兵往击，端了汪直的老巢，逼得汪直不得不重返日本。
胡宗宪在将汪直被明廷囚禁的老母妻儿解救出来后，迎至杭州，甚是优待，已初步取得了汪直的信任。胡趁热打铁，令说客蒋洲赴日本劝降汪直，汪直此时因徐海、陈东、麻叶之死还颇有疑惑，蒋洲巧言开导，以汪直与胡总督的同乡之宜相惑，并诱之以亲情，汪直或许是思念老母妻儿情切，亦或是真相信了胡宗宪的空头支票，数日后，终于率众船来降。但对胡宗宪仍不放心，先遣义子毛海峰试探，胡宗宪此时是不论任何代价也必得汪直不可，不惜在毛海峰面前指天发誓，绝无他心，还派指挥夏正、把总刘朝恩、陈光祖、通判吴成器随毛海峰去见汪直，其实是去做人质来打消汪直的疑心。汪直见这诸多朝廷命官，终于打消了最后的戒心，下船上岸，去见宗宪。可叹这海中的蛟龙、纵横江湖的巨寇，一旦脱了海，就如猛虎离了山林，孙猴子进了五指山，自投罗网了。
胡宗宪得知汪直来见，大喜过望，开门亲迎，汪直感动不已，跪下请罪，胡宗宪亲自扶起，与他叙述乡宜，称兄道弟。汪直也感激涕淋地表示忠心，愿为明廷清剿海寇。此时胡宗宪还未能确定中央的精神，不知朝廷将如何处置汪直这块好不容易到手而又烫手的土豆。但汪直既已入了五指山，胡宗宪是决计不肯让他逃出去的，因而一面设宴款待，实为软禁，并令下属送粮食酒肉给汪直的船队，安抚毛海峰；一面加紧令文牍员修写奏折，送入京中请示。但朝廷部议也无甚结果，不知如何处置汪直，对汪直是决不信任的，放汪直回船为朝廷效力？在他们看来无疑是纵虎归山；马上杀了汪直，那又将引来倭寇的大举进攻。抚也不是，杀也不是，只得仍令胡宗宪“便宜行事“，“如羁养之“。这一养，就是两年。
至嘉靖三十八年冬，朝廷终于下了旨。这日胡宗宪摆好筵席邀汪直入饮，酒过三巡，汪直便被武士拿下，朝廷终究是主剿不主抚，下旨处决汪直，宗宪又是抱歉又是无奈，声称此非他本意，请求汪直原谅。汪直懊悔莫及，厉声喝骂，但此时也于事无补了，一代枭雄，就此人头落地。只是可怜那个还在毛海峰船上的倒霉蛋指挥夏正，也被毛海峰一怒之下大卸八块。
汪直死后，他的倭寇集团也随即解体，而其它有号召力的中国籍的首领徐海、陈东等也先其灭亡，海上再无那种能领袖群寇的巨头了，倭寇们曾经所报的极大期望的招安和开市都随之彻底破灭，意味着他们的前途再无着落，从此他们陷入一种愤怒的、单纯以杀人放火、劫掳财物为目的的杀戮中。中国沿海各省，在随后也遭到了数倍于前的惨烈蹂躏。
在汪直之后的另一个大海寇郑芝龙的运气就比他好得多了，这位与日本关系同样密切的精通四国语言、能写西洋诗的年轻海盗头子，后来成功地被明廷招安，并在极短的时间内为明廷清剿了所有海盗集团，一举解决了困扰中国数百年的海患问题。而他在日本生的混血儿郑成功，后来更成为晚明的支柱，抗清的主力，打败荷兰舰队收覆台湾的民族英雄。当然，这是后话了。
拿郑芝龙与汪直相比，只是想作个假设，如果当时明廷遵守信用真的招抚了汪直，赐以高官，或许汪直也能像郑芝龙那样为明廷拼死效忠，那么明朝将可能提前数十年解决海寇的困扰， 而不至陷入像后来那愈演愈烈的几乎耗尽国库的持久战。现在我们无需确定明廷在软禁汪直的这两年中具体在商议什么，比如王抒主抚，俞大猷坚决主剿的争议等等，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汪直提出的要求明廷“通货、互市“，以放开海禁来作为他为明廷效忠的条件是最终促使明廷作出对他“万难肆赦“的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在汪直授首后的明年，倭寇卷土重来，变本加厉，风卷残云般地袭卷沿海诸省，官军莫不能挡，三十九年末，倭寇攻击重心转至福建，攻掠泉州、南安、惠安、厦门、同安诸府县；四十年初，围攻福州，破福安、宁德、福清、永福诸城。四十一年，奸相严嵩倒台，严嵩集团遭清算，胡宗宪因属严党而坐罪，革职入狱，后获释。此时已是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了，四十二年，御史汪汝正以胡宗宪给严嵩之子世蕃手书中，有“自拟圣旨“为据劾胡，胡宗宪再次入狱，在狱中愤然上书为自己辩白，嘉靖皇帝或许是念他功勋卓著，未定其罪。胡宗宪革职入狱的同年十一月，倭寇攻破兴化府（今福建蒲田）大肆烧杀，全城男子尽屠，女子留作营妓。一时间，朝野震动。但随后即被名将戚继光、俞大猷、刘显击溃，并陆续将零散倭寇剿灭，一直至万历年间，方基本平定沿海海患。
而胡宗宪，于四十四年时，又有大臣上奏罗织他的罪状，宗宪不愿再受辱，愤而自尽。中国古来能征善战的大将军多无善终，吴起、李牧、白起、韩信、李广、高仙芝、岳飞、袁崇焕、林彪……无论人品如何，皆死无端，正应了那句“将军百战身名裂“。宗宪亦不脱此彀中。其生前著有《筹海图编》一十三卷，详录江浙沿海的地形、防务、倭情、战记等，并留有《督抚奏议》、《忠敬堂汇录》、《三巡奏议》等遗著。
曾辅助宗宪成此大功的大才子徐渭，在宗宪倒台被捕后，不得以装疯脱罪。而传说中，似是真疯，四十六岁时，又因疯颠杀妻而入狱被判死刑，幸得朋友营救，坐狱七年后获释。而他的画技，也是在他疯狂的这些年中得以大成，开创了大写意画派，成就一代宗师。但晚年生活极为潦倒，沦落到变卖藏书和字画裹腹，终在贫瘠郁愤中长逝。总之其人其事，亦甚多传奇色彩。
对于胡宗宪诱杀汪直、徐海，后人评论莫衷一是，或叹服于他那几乎只现于三国的巧妙绝伦的连环计中计，给予了倭寇集团以沉重的打击，瓦解了倭寇成规模的势力；或责骂他言而无信，过河拆桥，背信弃义，导致后来的倭患化整为零，愈演愈烈。其实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大多都能找到根据而相互并无多大矛盾。而胡宗宪他自己，其实也只是他那个时代身不由己的一颗棋子而已，不论是剿灭倭寇时的英勇机智还是谄上冒功时的卑劣。
总之，他那个时代道德是苍白的，哪怕是后来完成宗宪剿倭的未竟事业的民族英雄戚继光，也有瞒着元配偷养五个美妾私生数子的绯闻，或者是让后世史家束手无措的那个蓄养美姬以谄媚张居正的不光彩的隐事；而那个享誉千古的与包拯齐名的海刚峰海青天，在外是道貌岸然的刚正清廉君子，但对他的妻女而言，他府上是阴森地狱，而他就是那索命的狰狞无常，因为他有活活饿死自己七岁幼女的冷酷、一夜间将妻妾二人同逼上吊而死的惊悚……所以，不论是戚将军、海大人还是胡宗宪，包括他的谋士徐渭，都是在做他们自己，完成他们那个时代他们自己的使命和角色而已，何以苛求。
乍一看还以为吴宗宪
大明王朝 里对 胡宗宪 的评价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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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知道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多党民主制了
民族英雄是确定无疑的.
唉……朝廷无能啊！:L
在那个年代，没有靠山什么事都做不成。
没见是ZT吗??作者是出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