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告诫高官:少和大款拉拉扯扯

　中纪委全会特别强调官员生活作风，将官员生活圈纳入反腐视野，意在从源头和细节上防微杜渐
“少和大款拉拉扯扯”。据某网站转引香港《文汇报》报道，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胡锦涛这样告诫高层官员

中纪委全会公报称，对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在商品房买卖置换中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置或以劣换优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以借为名占用他人住房、汽车的，参与赌博或以变相赌博等形式收钱敛财的，借委托他人投资证券或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为本人谋取预期的不正当利益或以各种方式为配偶、子女和其他亲友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坚决清理纠正。

其中，参与赌博和变相赌博是近来新出现的腐败方式。例如，常有企业家在牌桌上故意输给领导干部巨额赌金。而公报所列举的这些内容，从实践来看主要发生在官员与企业家之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杨中旭北京报道


1月8日～10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做了长篇讲话，就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做了深入阐述。全会公报称：“加强对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认真解决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进入体制反腐阶段3年之后，从道德层面入手，中央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又加入了新内容。

强调自律

“本次全会的侧重点有了很大不同”。中央党校教授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仔细梳理十六大以来中央在反腐方面的政策走势就会发现，以德治党是客观规律使然”。

2003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成为新时期反腐体制构建的起点。三者的功能被具体定位为：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障，监督是关键。

但是，教育、制度、监督三者之中，普遍的看法是制度缺失更需先补课。因此，以十年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为标志，依法治国成为中央的工作重点之一。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制度反腐成为优先。

标志是2004年开始施行的多项新政。年初，《党内监督条例》和《党内纪律处分条例》出台，俗称引咎辞职制度的问责制正式建立，中纪委实现了对派出机构的垂直管理；年中，世界上惟一的《行政许可法》出台，以在上游防止行政审批可能导致的腐败。这年秋天，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央又提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5年1月，《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全文公布。

在实施纲要中，中央提出: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显然，在以他律为表现形式的制度反腐框架搭起之后，以自律为表现形式的思想道德教育长效机制的建立就成为一个新的工作重点。

2006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求是》杂志发表《要在源头上防治腐败》的署名文章，以扁鹊治病重预防为例，指出中国自古就讲“万事防为先”“防患于未然”“防微杜渐”等道理。

“去年以来，多名直辖市的高级干部因为腐败问题而落马，并且都已经‘病情较重’。人们不禁要问，为何一出就是大案、窝案？预防机制到哪里去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中心副主任任建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制度反腐的新阶段，除了制度和监督仍需坚持，中央在源头上防治腐败的一个新意,就是通过教育来落实”。
谨防官商勾结

“少和大款拉拉扯扯”。某网站转引香港《文汇报》报道，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胡锦涛这样告诫高层官员。这则报道还评论说，随着中共十七大的临近，中共未来会进一步加强高官监管力度，将官员生活圈纳入反腐视野，防止官商勾结。

全会公报称，对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在商品房买卖置换中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置或以劣换优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以借为名占用他人住房、汽车的，参与赌博或以变相赌博等形式收钱敛财的，借委托他人投资证券或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为本人谋取预期的不正当利益或以各种方式为配偶、子女和其他亲友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坚决清理纠正。

其中，参与赌博和变相赌博是近来新出现的腐败方式。例如，常有企业家在牌桌上故意输给领导干部巨额赌金。而公报所列举的这些内容，从实践来看主要发生在官员与企业家之间。

“在目前反腐工作艰巨，制度建设、监督机制仍有缺失的情况下，与企业保持工作上的关系，是官员们不湿鞋的好办法。”一位学者就此评论说。

讲话中，胡锦涛要求全面加强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建设。较之以往，干部生活作风为首次提及。新华社就此评论说：中国共产党将高官的生活细节纳入反腐视野。

在具体阐述“五风”建设时，胡锦涛提出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的良好风气，其中的最后一条，正是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他的具体表述是：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

除了前述公报所列举的若干问题，有学者还在学术统计中发现，领导干部蜕化，以至于发生滥用权力、腐败，十有八九都是从生活作风不良、情趣低下开始的，这些人有各种各样不正当交往的圈子，包括两性关系，最后一步一步走上腐败犯罪的道路。

在林教授看来，中央的一系列举措，正是试图重构中国社会的道德金字塔。而共产党的干部，理应处在金字塔的最顶端。

纪检护航确保政令畅通

除了对作风方面提出细致的要求，胡锦涛还在专门提及政令畅通问题。2004年宏观调控以来，中央的一些政令不畅，媒体曾极端地形容为“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此番胡锦涛以“顾全大局、令行禁止”这八个字来严格要求地方政府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和中央大政方针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另外，此番召开的中纪委七次全体会议也将工作重心调整到如何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本次会议提出，2007年要从8个方面查处大案要案，均围绕建立和谐社会展开。例如查处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不顾大局的地方和部门主义、不遵循自然规律的破坏环境现象等各种违反科学发展原则的行为和问题，查处和坚决纠正违反党的政策、破坏公平正义原则、侵犯和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和问题，查处和坚决纠正和谐社会建设中各种不作为和乱作为的行为和问题等。

全会公报称，上述八个方面问题都是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甚至直接妨碍和破坏社会和谐的因素。对此，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决不能手软。一经发现，就要充分运用查处的手段，予以切实解决。

细节可望深化

近日，国务院法制办将召集多位反腐学者参加一个名为“廉政与法治”的座谈会。考虑到国务院法制办在前期立法工作上的作用，一些受邀学者认为，这是中央从法制上落实中纪委七次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之一。

此前，一位中纪委官员在做客人民网时曾经谈到，中央一些政令没有设置可操作性的规定，导致无法严格监控和管理。因此，学界普遍希望中央能够尽快制订出严密的细则防微杜渐。

在领导干部作风问题上，2006年中办30号文件强调了要执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该项规定中，副处级以上干部需就本人的重大事项——包括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营建、买卖、出租私房和参加集资建房的情况，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配偶、子女经营个体、私营工商业，或承包、租赁国有、集体工商企业的情况，受聘于三资企业担任企业主管人员或受聘于外国企业驻华、港澳台企业驻境内代办机构担任主管人员的情况等——在事后一个月内以书面形式报告。

“这等于部分提前落实了领导干部生活作风的细则”。任建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是，该规定“对报告的内容，一般应予保密。组织认为应予公开或本人要求予以公开的，可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学界认为，由此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将令民众和舆论很难监督。而在本次中纪委全会上，加强舆论监督已被写进公报。中纪委全会特别强调官员生活作风，将官员生活圈纳入反腐视野，意在从源头和细节上防微杜渐
“少和大款拉拉扯扯”。据某网站转引香港《文汇报》报道，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胡锦涛这样告诫高层官员

中纪委全会公报称，对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在商品房买卖置换中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置或以劣换优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以借为名占用他人住房、汽车的，参与赌博或以变相赌博等形式收钱敛财的，借委托他人投资证券或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为本人谋取预期的不正当利益或以各种方式为配偶、子女和其他亲友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坚决清理纠正。

其中，参与赌博和变相赌博是近来新出现的腐败方式。例如，常有企业家在牌桌上故意输给领导干部巨额赌金。而公报所列举的这些内容，从实践来看主要发生在官员与企业家之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杨中旭北京报道


1月8日～10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做了长篇讲话，就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做了深入阐述。全会公报称：“加强对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认真解决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进入体制反腐阶段3年之后，从道德层面入手，中央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又加入了新内容。

强调自律

“本次全会的侧重点有了很大不同”。中央党校教授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仔细梳理十六大以来中央在反腐方面的政策走势就会发现，以德治党是客观规律使然”。

2003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成为新时期反腐体制构建的起点。三者的功能被具体定位为：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障，监督是关键。

但是，教育、制度、监督三者之中，普遍的看法是制度缺失更需先补课。因此，以十年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为标志，依法治国成为中央的工作重点之一。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制度反腐成为优先。

标志是2004年开始施行的多项新政。年初，《党内监督条例》和《党内纪律处分条例》出台，俗称引咎辞职制度的问责制正式建立，中纪委实现了对派出机构的垂直管理；年中，世界上惟一的《行政许可法》出台，以在上游防止行政审批可能导致的腐败。这年秋天，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央又提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5年1月，《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全文公布。

在实施纲要中，中央提出: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显然，在以他律为表现形式的制度反腐框架搭起之后，以自律为表现形式的思想道德教育长效机制的建立就成为一个新的工作重点。

2006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求是》杂志发表《要在源头上防治腐败》的署名文章，以扁鹊治病重预防为例，指出中国自古就讲“万事防为先”“防患于未然”“防微杜渐”等道理。

“去年以来，多名直辖市的高级干部因为腐败问题而落马，并且都已经‘病情较重’。人们不禁要问，为何一出就是大案、窝案？预防机制到哪里去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中心副主任任建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制度反腐的新阶段，除了制度和监督仍需坚持，中央在源头上防治腐败的一个新意,就是通过教育来落实”。
谨防官商勾结

“少和大款拉拉扯扯”。某网站转引香港《文汇报》报道，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胡锦涛这样告诫高层官员。这则报道还评论说，随着中共十七大的临近，中共未来会进一步加强高官监管力度，将官员生活圈纳入反腐视野，防止官商勾结。

全会公报称，对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在商品房买卖置换中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置或以劣换优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以借为名占用他人住房、汽车的，参与赌博或以变相赌博等形式收钱敛财的，借委托他人投资证券或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为本人谋取预期的不正当利益或以各种方式为配偶、子女和其他亲友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坚决清理纠正。

其中，参与赌博和变相赌博是近来新出现的腐败方式。例如，常有企业家在牌桌上故意输给领导干部巨额赌金。而公报所列举的这些内容，从实践来看主要发生在官员与企业家之间。

“在目前反腐工作艰巨，制度建设、监督机制仍有缺失的情况下，与企业保持工作上的关系，是官员们不湿鞋的好办法。”一位学者就此评论说。

讲话中，胡锦涛要求全面加强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建设。较之以往，干部生活作风为首次提及。新华社就此评论说：中国共产党将高官的生活细节纳入反腐视野。

在具体阐述“五风”建设时，胡锦涛提出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的良好风气，其中的最后一条，正是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他的具体表述是：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

除了前述公报所列举的若干问题，有学者还在学术统计中发现，领导干部蜕化，以至于发生滥用权力、腐败，十有八九都是从生活作风不良、情趣低下开始的，这些人有各种各样不正当交往的圈子，包括两性关系，最后一步一步走上腐败犯罪的道路。

在林教授看来，中央的一系列举措，正是试图重构中国社会的道德金字塔。而共产党的干部，理应处在金字塔的最顶端。

纪检护航确保政令畅通

除了对作风方面提出细致的要求，胡锦涛还在专门提及政令畅通问题。2004年宏观调控以来，中央的一些政令不畅，媒体曾极端地形容为“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此番胡锦涛以“顾全大局、令行禁止”这八个字来严格要求地方政府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和中央大政方针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另外，此番召开的中纪委七次全体会议也将工作重心调整到如何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本次会议提出，2007年要从8个方面查处大案要案，均围绕建立和谐社会展开。例如查处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不顾大局的地方和部门主义、不遵循自然规律的破坏环境现象等各种违反科学发展原则的行为和问题，查处和坚决纠正违反党的政策、破坏公平正义原则、侵犯和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和问题，查处和坚决纠正和谐社会建设中各种不作为和乱作为的行为和问题等。

全会公报称，上述八个方面问题都是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甚至直接妨碍和破坏社会和谐的因素。对此，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决不能手软。一经发现，就要充分运用查处的手段，予以切实解决。

细节可望深化

近日，国务院法制办将召集多位反腐学者参加一个名为“廉政与法治”的座谈会。考虑到国务院法制办在前期立法工作上的作用，一些受邀学者认为，这是中央从法制上落实中纪委七次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之一。

此前，一位中纪委官员在做客人民网时曾经谈到，中央一些政令没有设置可操作性的规定，导致无法严格监控和管理。因此，学界普遍希望中央能够尽快制订出严密的细则防微杜渐。

在领导干部作风问题上，2006年中办30号文件强调了要执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该项规定中，副处级以上干部需就本人的重大事项——包括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营建、买卖、出租私房和参加集资建房的情况，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配偶、子女经营个体、私营工商业，或承包、租赁国有、集体工商企业的情况，受聘于三资企业担任企业主管人员或受聘于外国企业驻华、港澳台企业驻境内代办机构担任主管人员的情况等——在事后一个月内以书面形式报告。

“这等于部分提前落实了领导干部生活作风的细则”。任建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是，该规定“对报告的内容，一般应予保密。组织认为应予公开或本人要求予以公开的，可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学界认为，由此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将令民众和舆论很难监督。而在本次中纪委全会上，加强舆论监督已被写进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