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 赫连勃勃大王新作)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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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刺破帝国生命的夜晚
——“金田起义”点燃的劫火
人们对于天堂的渴望，往往会最终诱引他们堕入地狱的深渊。
1850年，当身在德意志的马克思博士得知大清帝国南方省份广西发生了革命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认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几个字原文为法语）”。特别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博士从他所擅长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先行锲入，剖析清朝因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而导致逐步解体的深层因素，并信心十足地预言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不久，受老战友影响，恩格斯也兴奋写道：“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仅仅过了十二年，在1862年夏（当时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博士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笔锋一变，毫不容情地指出：
“（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象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由兴高采烈改为指毒诅咒，展现出马克思博士对东方古老的国家那个正在长大的邪恶怪胎具有了超常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
此外，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逸仙博士对太平天国也是经历了一个从推崇到批判的过程。1907年，他在同盟会所办《民报》上发表《哀太平天国》一文，呼吁“有仁者起，仗太平（天国）之所志。”但是，思想渐趋成熟后的中山先生，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之后，就指出：“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作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最终，他得出结论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太平天国战史•序》）。果然一针见血。
由“保皇”而“改良”的大智者梁启超所言，最能戮破画皮：“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与梁氏同为康有为弟子的欧榘甲，虽然力主反满，但他坚信“洪、杨与其徒党，起于草泽无赖……稍得土地，即以为安，封王数百，彼此争功。”他还明确指出：“（洪、杨）一旦得意（成功），其骄横无礼，贻害众民，恐有甚于满清者。”；即使写《革命军》的激进派邹容，从来是“反满复汉”，他也认定：“太平天国之立也，以汉杀汉，山尸血海，所保者满人……”；只有“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对太平天国的消亡稍有遗憾：“太平天国有天下三分之二，将要成功，又有湘军三十万人，替满洲死死把太平天国打灭……恨的是曾国藩，只晓得替满人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民智初发之后，大儒钱穆先生讲：“……他们（太平天国）只知援用西方耶教粗迹来牢笼愚民，却没有根据西方民主精神来创建新基”，此语最为鞭辟入里。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始，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原因，国内学者大多对马克思、孙中山、梁启超等人有关太平天国的评价视而不见，只是从简单的“阶级”立场出发，一叶障目，他们在史料挖掘和史实钩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极多，却均是出于“一面倒”的治学原则，凡是有利于突出太平天国“高大全”的东西，即使是经纂改过的民间歌谣谶言，也当成史实加以“发扬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国的“光辉形象”的东西，抛开汗牛充栋的清政府原始档案不讲，即使是当时身经战乱对交战双方均加以客观描述的士绅笔记内容，也均斥之为“地主阶级”对太平军的“诬蔑”和“抹黑”，其治学严谨程度还不如民国初期的梁启超。
梁夫子在否定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同时，仍旧大力推崇扶危定乱的李秀成。他满怀深情地写道：“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使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湘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虽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倘）使以（李）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城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呜呼，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谁复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后之良史，岂有所私。虽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亦人杰矣！”
反思“极左”思潮下，对太平天国的赞不绝口，无外乎以下几点：第一，太平天国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第二，《天朝四亩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纲领，具有“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意义”；第三，马克思曾称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
一切的一切，谬误以外，还是谬误。
首先，太平天国，自其建立之始，因为“上帝教”与“基督教”的血脉关系，其头目们就与洋兄弟们勾勾搭搭，直到李秀成攻上海受挫，才与“洋鬼”结下深仇，所以“反帝”无从谈起。“反封建”更不必讲，清朝咸丰帝有名号的嫔妃只有十八个，洪天王有八十八个“嫔妃”，后宫供其纵欲者近两千女性。相比封建帝王，洪教主要“反动”得多。而且，根据清朝《贼情汇纂》等详实的官方文件，可查太平天国早期领导人物二百多，出身能得以查证的一共有50人，绝大部分是会党成员、盗贼、地主、塾师、各类商贩、戏子，真正出身农民的只有14人（这还算上富农在内），所以说它是“农民革命战争”完全是说瞎话。其次，《天朝田亩制度》，这只是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理想而已，从未真正落实过。毛润之先生早就指出过：“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他还特别指出：“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分见《毛泽东选集》第89页、1209页）。所以说，太平天国这一个披着神秘宗教外衣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享，有钱同使”为诱饵的虚空纲领，不仅仅是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更是“物物归上主”的对农民产生新束缚的梦呓。第三，马克思真的说过太平天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吗？他确实有过类似表述，但其本意与我们学者的“断章取义”截然不同。马克思原文见于1854年第二期《新莱茵报》，他主笔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而后所述便是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善良展望。但马克思博士所指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指太平天国运动，而是指德国人居茨拉夫（此人加入英国教会）所说的“社会主义”，此人在中国多年传教，中文名字为“郭实腊”。他于1849年左右回欧洲后，听到当时的人到处谈论“社会主义”，恍然大悟道：“中国许多平民近来也流传这一套东西”。所以，郭实腊和马克思在当时讲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其实是财产平均分配的“农民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一样，在当时的马克思口中说出来，其实含有辛辣的贬讽之意。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社会主义”，直至1873年才成型，他们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弄清了此“社会主义”非彼“社会主义”，“极左”学者们对太平天国涂饰的立论点，不攻自破。
早在《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曾装出一副“仁慈”面貌，假模假样唱道：“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但是，历时近十五年之久的波及十八个省份的太平天国战争，不仅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历史性、全面性的大倒退，还使整个国家丧失了一亿左右的人口。当然，对于这么一个庞大死亡数字的责任所在，难以细究，大致上讲，清军与太平军可以“平分秋色”。
太平天国，于后世而言，它最大的“积极意义”，早为梁启超一语道破：“道（光）、咸（丰）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音，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氛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份，此殆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正是太平天国的冲击，使得腐朽的大清国内满蒙权贵一步一步走向衰弱，经世派（庶族汉人派）一步一步走向权力的颠峰，最终形成不可逆转之势。这些，恰恰为后来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崛现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在这一点，也仅仅在这一点，邪恶的怪胎终于有幸成为日后中华民国的一掬肥料。
洪秀全、杨秀清以及他们身后那些幢幢的念着“天国”咒语的幽灵，在国人心中徘徊了一个多世纪。我们现在不需要的招魂，不需要砸偶像派与敬偶像派之间的争辩，不需要武断肯定与简单否定的轻下结论，我们恰恰需要发自历史良心深处的冷静的审视，从昔日的破坏中寻找建设的起源，重新寻找逝去年代的精神体验。
柳亚子二诗，最能表达笔者此时心境：
其一，已无遗老说洪王，志怪传奇说渺茫。多少英雄兴废感，最怜鹬蚌斗韦杨。
其二：帝子雄图浑幻梦，中原文献已无征。我来重读太平史，十丈银釭焰影沉。
第一章：“上帝”到广西
——洪秀全的勃然而兴
公元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春天某日。
广州街道上，因昨宵一夜风雨，地上飘满了摧落的枯叶。岭南的气候，正是如此怪异。四季长青，深秋不见枯黄飞叶，春天却往往两、三天内落叶满地，但枝梢之间，同时即有迅速冒出的嫩叶，生长速度快得惊人。地面深绿发干的叶子还未腐烂，各种树木间已经燃烧般腾满了鲜绿。
一位在岭南身群中很显高大虚胖的男人（约1.78米80公斤重），蜡黄的脸上满是阴郁。他揪了揪自己已经多白的胡须，望着国子监外张贴的榜文，狠狠地往上吐了口唾沫，用广府话骂了句“丢佢老母黑！”接着，他又急速地用旁人难解的客家话骂了几句什么，愤然转身离开那面贴有中第举子名字的黑墙。
这位看上去极有凸颧凹目马来人种特征的中年样貌男子，其实刚刚三十岁。此样貌平平，浊肥，再普通不过的广东男子，正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自道光八年（1828年）开始，十六岁的洪秀全就开始应试，很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现实极其“残酷”，经历了道光十六年、道光十七年的连续失败，一直到道光二十三年，他前前后后应试了四次，十五年间，终日头悬梁、锥刺股地苦读，屡败屡试，屡试屡败。一股无名怨毒之火，窜腾于这位岭南士子的松垮鸡胸之中。
洪秀全生于嘉庆十八年阴历十二月十日（1814年1月1日），当时出生地是广东花县一个名叫“福源水”的地方，后迁至官禄埗村。此地距广州几十公里的距离。现在的花县称为“花都”，已经并入广州市。洪秀全原先的名字叫洪火秀，依大排行又名洪仁坤，后来的“秀全”是他为自己起的“号”。这位“洪秀全”，出身绝非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乃是富裕中农的家庭条件。其父洪镜杨，老实巴交的本份种田汉，客家人。其祖籍是梅州（清时称嘉应州）石坑镇。洪秀全有兄弟姐妹五人，其排行第四。由于儿时聪颖好学，小火秀深得父亲喜爱，七岁时即被他送入私塾念书。老洪对这个儿子很有溺纵之情。十六岁时，洪秀全首次参加科举考试。第一次考试就失败。名落孙山之余，家境也中落，估计是因为兄弟姐妹吃饭嘴多，老洪头年高力衰，生活每况愈下。
第四次落第后，洪秀全怒火攻心，咬牙切齿，似得狂疾。回到家里，他终日困兽般在院子里疾行狂走，口中念叨不停：“再不考清朝试，再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怒狂之下，他手持锄头，把家中所供的孔圣人牌位砸得稀烂。
谁也没料到，这么一个花县落第青年，日后成为开挖清朝第一锨墓土的人。
潜“龙”在渊——落第穷酸的人生选择
多次落第，洪秀全胸中的怒火，绝对不比杀人前的马加爵会少一些。闷憋之余，他恨和尚憎及袈裟，对满清政府怨毒满胸，常常向族弟洪仁玕表示说：“我们以五万万兆汉人受制于数百万鞑妖，天下哪有如此之大耻！”（洪秀全文科脑子，当时汉人连五万万也没有），如今，中国每年几千万金银又化为烟土，汉人膏血，皆成为百万满人之花粉钱，年复一年，至今二百余年，中国之民，富者安能不贫，贫者安能规矩忍耐！思此虎狼之世，真真让人拍案愤叹！（有关内容见于洪仁玕所著《英杰归真》）。
科举对旧时代读书人的影响真是巨大！屡考不中，落第连连，竟最终促成一个人思想上发生“质”的转变，由自身的“不遇”，上升为民族情感方面二百多年的积怨渲泻。确实，历史的许多大事，究其因由总是源于某个个人的一些“细节”和“小事”。冥冥之中，个人际遇有时候必定成为一个时代的临界点。但一定要讲明的是，洪秀全第四次落第后，并非当时就变成一个“革命者”，他当时不是，即使在“金田起义”打响第一枪后也不是，一直到永安建制后，这位落第举子的“革命”目标才明晰起来。先前的种种事情，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如果没有“来土争杀”的大形势，根本也不会发生“金田起义”。所以，时势造英雄，非常重要。
洪秀全所处时代，决定了“太平天国”日后能以星星之火遍烧燎原的“机遇”。当时的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内忧外患，满目疮夷，各种社会矛盾都处于极其尖锐的状态，无法调和。抛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国际国内“大形势”不讲。仅就国内局势看，已经在当时就使有识者终日有岌岌可危之叹。
自嘉庆、道光以来，中国的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地租最高者甚至占佃农收成的百分之八十，农民形同奴隶，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两极分化触目惊心。而且，随着人口过剩现象的出现，人多地少，道光中期每人平均亩数只有1.86亩（1833年，道光十三年），比例严重失调，进而造成米价飞升。中国老百姓老实，无田农民为了活命，不少人自平原举家迁入蛮荒山区，开山布种，烧野种田，垦山刨食，江南、福建一带称这些人“棚民”，广东称“寮民”。“太平天国”大名鼎鼎的杨秀清、李秀成两人，即是这种人出身，贫寒到骨，糊口而已。同时，由于鸦片战争后二千多万巨额赔款以及五大港口的“开放”，白银外泄，鸦片蜂涌入内，国内的银价高涨，钱价暴跌。清朝一直是银钱并行的双本位币制，但实际生活中都是以钱折银来计数，法定折率是一千文钱折一两银子。由于钱贱银贵，无形中使得乡村农民和小地主阶层的负担一下子加重了三倍多，更多人的破产破家。政府从来不体恤民情，更加如狼似虎催逼贼税，相互之间的关系形同水火。
农民如此，东南一带许多市镇从业者也因“五口通商”丢掉饭碗，挑茶工、运输工、船工等等“苦力”，人数达上百万人，纷纷失业。由于陆路交通都转为大港出口，原先的国内船商经受不住洋资本的冲击，纷纷歇业。加上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棉布、棉纱，成百倍的进口增长下，江南纺织业基本垮掉，断绝了无数从业工人及家庭作坊的生路。“资本主义”总是占便宜，从前一亿码土布抵不上一千万码洋布，今天几亿条裤子抵不上一架波音飞机，似乎吃亏的总是我们。
人祸有此，天灾并行。每个王朝发展到晚期，宿命般都会持续遭受天灾。1846年始的五年间，黄河、长江流域各省水灾旱灾连年不断，特别是1849年，长江大水灾覆盖六省，皆为百年罕见特大洪水，淹没人命无数，损失极其惨重。1851年，黄河在江苏溃堤，千里汪洋。而在“金田起义”的母省广西，更是旱、涝、蝗、雹灾不断，饥民遍野，僵尸满路。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官府仍旧敲骨吸髓般进行压榨，“仇恨的怒火”，到处燃烧。
洪秀全创制“拜上帝会”，并非第四次落第后才忽然“皈依”的举措。早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他二次赴广州赶考时，洪秀全一日闲逛，在龙藏街的贡院门前，得到一份免费派发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作者乃中国的基督教徒梁发（梁发乃苏格兰长老会员马礼逊的信徒。他在道光十二年出版了《劝世良言》九本小册子，每册有五十页厚，皆是他引摘《圣经》章句然后自己发挥“释义”）。当时，对其中奇特的“教名”，洪秀全深感兴趣，很是当“奇门小说”猛读了一把。当然，过瘾之后，“教义”当不得功名，洪秀全又努力钻入经史子集之中，转年复来广州考试。结果，不出所料，他仍旧落第不果。大刺激之下，洪秀全回家后病倒，高烧四十多度，连续四天，烧得他五迷三道，眼前出现了不少“幻像”，估计把不少正常的大脑细胞均烧死，头脑中窜乱筋搭错线，开始“自命不凡”起来。
高烧甫退，先前一向温文而雅的洪秀全提笔濡墨，作诗一首：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方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此诗之中，已有“反意”森然。至于诗格，四五流而已。
第四次科场失意后，绝望归绝望，肚子最要紧，洪秀全只得到他继母李氏的娘家莲花塘村去当塾师，挣点粮食糊口。穷极无聊之中，郁闷寡欢之下，他拿出道光十六年在广州街上获派的《劝世良言》。洪秀全一个表兄名叫李敬芳，粗通文墨，对这本小册子产生了极大的痴迷，称赞不已。苦闷至极的洪秀全听表兄这么一说，濒死人抓住救名草一样，赶忙再次仔细“研读”，萌发了“罢黜诸神，独尊上帝”的“进步”思想，开始了他的“宗教”造神历程。
此后，他与小时玩伴冯云山、族北洪仁玕一起，开始把“上帝”当成件事来做，发展徒众，宣扬“教义”，结会礼拜。大概在1846年前后，特别是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传教的效果明显，徒党日多，才有了“拜上帝会”这个正式名称。手下有了几个信奉者，落魄的洪秀全胆气倍增，他用“教友”捐赠的银钱，立刻去找铁匠打制了一把“斩娇剑”，大吟歌诗以明志：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饮共和。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南西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小打小闹之余，仍旧还是穷酸措大做白日梦的意思。
忙乎数日，洪秀全、冯云山几个人在花县老家官禄埗、五马岭以及莲花塘等地确实吸收了不少“教徒”，口沫飞溅地“宣教”之余，洪秀全四处敲砸孔圣人牌位。此举引起轩然大波，广州附近虽然人民接受“新鲜事物”多，传统上对孔儒仍旧抱有十分尊崇的心理。洪秀全这么一个落第士子疯狗一样四处搞事，引起众多人的反感，最终连累他失去了塾师的饭碗。世上之事，就是有得有失。
精神力量是巨大的。丢了工作，洪秀全没有灰心，受《圣经》上一句话鼓励：“从未有先知受人尊敬于本乡及家中的”（也就是“外来和尚会念经”之意），他与冯云山以及村中几个年青人开始离开老家，数十天内遍游广州、顺德、南海、从化、清远、曲江、阳山、连山等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始了他们游走布道的征途。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冷酷的。几个爷们奔走两个多月，沿路倒弄些笔砚挣点小钱喂肚子，传教的成绩非常不理想，总共只有五十多人入教门，其间多数还是因贪小便宜少给钱买纸砚口头表示入教的。在连山（今天也是瑶族自治区）呆了十多天，只有一个汉人入会，失望之下，二人决定去广西“发展”。
于是，洪秀全、冯云山沿贺江河谷而下，先到封川，自浔江西上，在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夏天到了贵县赐谷村（今名长谷村）。之所以在此地落脚，是因为洪秀全有个表兄王盛均在这里居住。二人住下后，一面当塾师谋生，一面传教。由于“独尊上帝”，排斥当地人祭祀的“土神”，村人愤恨，仅仅呆了几个月，洪、冯二个就黯然离开赐谷村。
洪秀全恋家，回到花县。冯云山为人倔强，仍旧留在广西，在桂平一带边教书边传教。
洪秀全回到花县，表面上“老实”许多，仍旧在当地以塾师身份挣饭吃。但是，他的头脑正处于“狂暴”期，天天奋笔疾书，大半夜才睡，一清早就起，两年多时间内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百正歌》、《改邪归正》五篇“裹脚布”文章，但这些文章内容均非是指导“革命行动”的“革命理论”，其实大多皆是基督教劝人“向善”的客家民歌体打油诗。在这些“革命”著作中，一改昔日破孔圣牌位的张狂，洪秀全只斥佛老“邪教”，反而重新说了不少孔孟之道的“好话”。正所谓吃一崭长一智，老洪深悟孔孟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可动摇，故而从“痛批”转为“利用”（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才故态复萌，重刻这些文章时删去了所有对孔孟之道的“歌颂”）。
有了“宗教”的外衣，打扮起自己来就很得心应手。但是，由于对基督教真正的教义并不通，连《旧约》、《新约》都没读过（只有到了1847年，他才在广州传道士郭孝全那里看了这两本著作），洪秀全只能走“捷径”，从儒家典籍中“钩沉”，并首先找出与中国“天”这大词相匹配的“上帝”一词。甭说，《诗经》中有“上帝临汝”，《易经》中有“荐之上帝”，《书经》中有“惟皇上帝”，但其实与基督教的“上帝”之意十六杆子也打不着。找到了“上帝”这个古词，洪秀全“创造性”地认为：“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臣一体，皆敬拜皇上帝”，同时，他大肆附会第三次赶考后的发高烧见幻像说胡话的经历，声称自己那一次“死过去”，其实是上天见上帝，受命再次“下凡”，诛妖救世。这种伎俩，同历代农民战争的头头们假造“符瑞”、“谶言”，并无二致。他还编造出一个“上帝”的“对头”——阎罗妖，或东海龙妖，随时把这个假想敌附会到任何反对者或反对派身上。
凭诚而论，“拜上帝教”的仪式一点也不复杂：众人集结于一屋，男女分别列座，开始共唱赞美诗。然后，“主持人”宣扬上帝之仁或耶稣救赎之恩，劝诫信徒勿拜偶像，悔改过恶，一心崇服上帝。只要有人当时愿意入会，马上施以“洗礼”——在一张“忏悔状”上写上自己名字，面对神台跪下。“主持人”问：“愿不拜邪神否？愿不行恶事否？愿恪守王条否？”“申请人”随声答应，于是“主持人”从一大脸盆中取水一杯浇于“受洗者”脑袋上，语称“洗净从前罪恶，除旧生新！”礼毕，焚化写有申请人姓名的“忏悔状”，饮尽神台前所供清茶三杯，仪式结束。
洪秀全的“基督教”，看似基督教，其实也就仿个皮毛，与真正的基督教有天渊之别。所以，外国教士富礼赐就说过：“教皇如果有权治他洪秀全，早就把他烧死了！”（见其《天京游记》一书）。
下面，笔者仔细“八卦”一下洪秀全“新教”与基督教的实质不同。
首先，基督教有“三位一位”说，即父、子、圣灵三个位格，其本意在于推究“上帝”对人的救赎，因此，上帝（父）、耶稣（子）与圣灵并非是三个神，而是一体。洪秀全当然不懂这么深奥的东西，《劝世良言》那个小册子中也没有讲这些，最多只懂“救世主天兄耶稣赎罪功劳”，他以为“三位一体”是三个人，并编造“天父”派他本人“天王”下凡代世人“救赎”的神话。此“救赎”非彼“求赎”也。自公元四世纪开始，“三位一体”已经成为基督教最基本教义之一，洪秀全连这一点都弄不清楚，胡搬“上帝”，确实有“中国特色”。
第二，在基督教仪式方面，最重要的当属洗礼和圣餐。此仪式源自耶稣和门徒共进最后晚餐时，他亲自掰开面饼分给门徒，说：“吃，这是我的身体。”而后又举杯递给他们，“喝，这是我立约的血……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门徒吃“圣餐”，意即“原罪”得赦。洪秀全对此一知半解，他只知道“洗礼”，从未见过领圣餐的仪式，所以拜上帝教从来没有这种仪式。同时，汲取中国传统喜丧仪礼，洪秀全等人总会把讲道的文章当众焚化，鸣鞭放炮，很是热闹。而基督教根本没有此种仪式，一直要求信徒“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上帝）”。至于“太平天国”宣教活动最有特色的“讲道理”，全然不同于基督教的“布道”，基本上是盅惑宣教的政治活动，与宗教无关。
第三，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一个“灵”，因此上帝是人的肉眼所不能看到的。而洪秀全对此不理解，为突出他自己的“神异”，他逢人就讲他开天时见过“上帝”本人，而且这个“上帝”的样子还十分清晰：“披金发，衣皇袍，巍然坐于最高之宝座上”，可见，洪秀全是根据教堂中耶稣的形象推测出他爸“上帝”的模样，不伦不类，却有“遗传”道理。此种“人神同形论”，稍有基督教知识的人，都会觉其荒谬不堪，以这种“拟人观”描述“上帝”，老洪的神学知识基本上只有二十分，离及格还远得很。
第四，基督教所理解的“天国”在“天上”和“来世”以及信众“心里”，而洪秀全理解的“天国”或“上帝国”、“天堂”主要指他自己建立的“拜上帝会”和日后“南京”这个“新耶路撒冷”。
第五，基督教憧憬“天国”的来临，对门徒不主张做现实的抗争，要求逆来顺受，时刻准备耶稣的重临。但洪秀全一直主张争斗，主张“斩邪留正”，要杀“妖”杀有罪之人，完全一副入世夺权的态度。
此外，洪秀全对圣诞节和复活节这两个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从来没听说过，所以日后他的“太平天国”就从来没有过这两个节日，他自己却“制造”出六个“节日”——正月十三“太兄升天节”，二月初二“报爷节”，二月二十一“太兄暨朕登极节”，三月初三“爷降节”，七月二十七“东王升天节”，九月初九“哥降节”，连杨秀清被杀也成为一个“节日”，闻所未闻，荒谬至极。
当然，洪秀全所著的“教义”，并非全部是歪理邪说，也有很“健康”的说教，比如诫劝世人戒鸦片饮酒，义正辞严，放到今天都是具有“先进性”：“炼食洋烟最颠狂，如今多少英雄汉，多被烟枪自打伤；即如好酒亦非正，成家宜戒败家汤。请观桀纣君天下，铁桶江山为酒亡。”
英雄莫问出处，富贵甭提原由。“二杆子”的人，总是能歪打正着干成大事。
——洪秀全的勃然而兴
公元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春天某日。
广州街道上，因昨宵一夜风雨，地上飘满了摧落的枯叶。岭南的气候，正是如此怪异。四季长青，深秋不见枯黄飞叶，春天却往往两、三天内落叶满地，但枝梢之间，同时即有迅速冒出的嫩叶，生长速度快得惊人。地面深绿发干的叶子还未腐烂，各种树木间已经燃烧般腾满了鲜绿。
一位在岭南身群中很显高大虚胖的男人（约1.78米80公斤重），蜡黄的脸上满是阴郁。他揪了揪自己已经多白的胡须，望着国子监外张贴的榜文，狠狠地往上吐了口唾沫，用广府话骂了句“丢佢老母黑！”接着，他又急速地用旁人难解的客家话骂了几句什么，愤然转身离开那面贴有中第举子名字的黑墙。
这位看上去极有凸颧凹目马来人种特征的中年样貌男子，其实刚刚三十岁。此样貌平平，浊肥，再普通不过的广东男子，正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自道光八年（1828年）开始，十六岁的洪秀全就开始应试，很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现实极其“残酷”，经历了道光十六年、道光十七年的连续失败，一直到道光二十三年，他前前后后应试了四次，十五年间，终日头悬梁、锥刺股地苦读，屡败屡试，屡试屡败。一股无名怨毒之火，窜腾于这位岭南士子的松垮鸡胸之中。
洪秀全生于嘉庆十八年阴历十二月十日（1814年1月1日），当时出生地是广东花县一个名叫“福源水”的地方，后迁至官禄埗村。此地距广州几十公里的距离。现在的花县称为“花都”，已经并入广州市。洪秀全原先的名字叫洪火秀，依大排行又名洪仁坤，后来的“秀全”是他为自己起的“号”。这位“洪秀全”，出身绝非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乃是富裕中农的家庭条件。其父洪镜杨，老实巴交的本份种田汉，客家人。其祖籍是梅州（清时称嘉应州）石坑镇。洪秀全有兄弟姐妹五人，其排行第四。由于儿时聪颖好学，小火秀深得父亲喜爱，七岁时即被他送入私塾念书。老洪对这个儿子很有溺纵之情。十六岁时，洪秀全首次参加科举考试。第一次考试就失败。名落孙山之余，家境也中落，估计是因为兄弟姐妹吃饭嘴多，老洪头年高力衰，生活每况愈下。
第四次落第后，洪秀全怒火攻心，咬牙切齿，似得狂疾。回到家里，他终日困兽般在院子里疾行狂走，口中念叨不停：“再不考清朝试，再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怒狂之下，他手持锄头，把家中所供的孔圣人牌位砸得稀烂。
谁也没料到，这么一个花县落第青年，日后成为开挖清朝第一锨墓土的人。
潜“龙”在渊——落第穷酸的人生选择
多次落第，洪秀全胸中的怒火，绝对不比杀人前的马加爵会少一些。闷憋之余，他恨和尚憎及袈裟，对满清政府怨毒满胸，常常向族弟洪仁玕表示说：“我们以五万万兆汉人受制于数百万鞑妖，天下哪有如此之大耻！”（洪秀全文科脑子，当时汉人连五万万也没有），如今，中国每年几千万金银又化为烟土，汉人膏血，皆成为百万满人之花粉钱，年复一年，至今二百余年，中国之民，富者安能不贫，贫者安能规矩忍耐！思此虎狼之世，真真让人拍案愤叹！（有关内容见于洪仁玕所著《英杰归真》）。
科举对旧时代读书人的影响真是巨大！屡考不中，落第连连，竟最终促成一个人思想上发生“质”的转变，由自身的“不遇”，上升为民族情感方面二百多年的积怨渲泻。确实，历史的许多大事，究其因由总是源于某个个人的一些“细节”和“小事”。冥冥之中，个人际遇有时候必定成为一个时代的临界点。但一定要讲明的是，洪秀全第四次落第后，并非当时就变成一个“革命者”，他当时不是，即使在“金田起义”打响第一枪后也不是，一直到永安建制后，这位落第举子的“革命”目标才明晰起来。先前的种种事情，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如果没有“来土争杀”的大形势，根本也不会发生“金田起义”。所以，时势造英雄，非常重要。
洪秀全所处时代，决定了“太平天国”日后能以星星之火遍烧燎原的“机遇”。当时的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内忧外患，满目疮夷，各种社会矛盾都处于极其尖锐的状态，无法调和。抛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国际国内“大形势”不讲。仅就国内局势看，已经在当时就使有识者终日有岌岌可危之叹。
自嘉庆、道光以来，中国的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地租最高者甚至占佃农收成的百分之八十，农民形同奴隶，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两极分化触目惊心。而且，随着人口过剩现象的出现，人多地少，道光中期每人平均亩数只有1.86亩（1833年，道光十三年），比例严重失调，进而造成米价飞升。中国老百姓老实，无田农民为了活命，不少人自平原举家迁入蛮荒山区，开山布种，烧野种田，垦山刨食，江南、福建一带称这些人“棚民”，广东称“寮民”。“太平天国”大名鼎鼎的杨秀清、李秀成两人，即是这种人出身，贫寒到骨，糊口而已。同时，由于鸦片战争后二千多万巨额赔款以及五大港口的“开放”，白银外泄，鸦片蜂涌入内，国内的银价高涨，钱价暴跌。清朝一直是银钱并行的双本位币制，但实际生活中都是以钱折银来计数，法定折率是一千文钱折一两银子。由于钱贱银贵，无形中使得乡村农民和小地主阶层的负担一下子加重了三倍多，更多人的破产破家。政府从来不体恤民情，更加如狼似虎催逼贼税，相互之间的关系形同水火。
农民如此，东南一带许多市镇从业者也因“五口通商”丢掉饭碗，挑茶工、运输工、船工等等“苦力”，人数达上百万人，纷纷失业。由于陆路交通都转为大港出口，原先的国内船商经受不住洋资本的冲击，纷纷歇业。加上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棉布、棉纱，成百倍的进口增长下，江南纺织业基本垮掉，断绝了无数从业工人及家庭作坊的生路。“资本主义”总是占便宜，从前一亿码土布抵不上一千万码洋布，今天几亿条裤子抵不上一架波音飞机，似乎吃亏的总是我们。
人祸有此，天灾并行。每个王朝发展到晚期，宿命般都会持续遭受天灾。1846年始的五年间，黄河、长江流域各省水灾旱灾连年不断，特别是1849年，长江大水灾覆盖六省，皆为百年罕见特大洪水，淹没人命无数，损失极其惨重。1851年，黄河在江苏溃堤，千里汪洋。而在“金田起义”的母省广西，更是旱、涝、蝗、雹灾不断，饥民遍野，僵尸满路。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官府仍旧敲骨吸髓般进行压榨，“仇恨的怒火”，到处燃烧。
洪秀全创制“拜上帝会”，并非第四次落第后才忽然“皈依”的举措。早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他二次赴广州赶考时，洪秀全一日闲逛，在龙藏街的贡院门前，得到一份免费派发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作者乃中国的基督教徒梁发（梁发乃苏格兰长老会员马礼逊的信徒。他在道光十二年出版了《劝世良言》九本小册子，每册有五十页厚，皆是他引摘《圣经》章句然后自己发挥“释义”）。当时，对其中奇特的“教名”，洪秀全深感兴趣，很是当“奇门小说”猛读了一把。当然，过瘾之后，“教义”当不得功名，洪秀全又努力钻入经史子集之中，转年复来广州考试。结果，不出所料，他仍旧落第不果。大刺激之下，洪秀全回家后病倒，高烧四十多度，连续四天，烧得他五迷三道，眼前出现了不少“幻像”，估计把不少正常的大脑细胞均烧死，头脑中窜乱筋搭错线，开始“自命不凡”起来。
高烧甫退，先前一向温文而雅的洪秀全提笔濡墨，作诗一首：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方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此诗之中，已有“反意”森然。至于诗格，四五流而已。
第四次科场失意后，绝望归绝望，肚子最要紧，洪秀全只得到他继母李氏的娘家莲花塘村去当塾师，挣点粮食糊口。穷极无聊之中，郁闷寡欢之下，他拿出道光十六年在广州街上获派的《劝世良言》。洪秀全一个表兄名叫李敬芳，粗通文墨，对这本小册子产生了极大的痴迷，称赞不已。苦闷至极的洪秀全听表兄这么一说，濒死人抓住救名草一样，赶忙再次仔细“研读”，萌发了“罢黜诸神，独尊上帝”的“进步”思想，开始了他的“宗教”造神历程。
此后，他与小时玩伴冯云山、族北洪仁玕一起，开始把“上帝”当成件事来做，发展徒众，宣扬“教义”，结会礼拜。大概在1846年前后，特别是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传教的效果明显，徒党日多，才有了“拜上帝会”这个正式名称。手下有了几个信奉者，落魄的洪秀全胆气倍增，他用“教友”捐赠的银钱，立刻去找铁匠打制了一把“斩娇剑”，大吟歌诗以明志：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饮共和。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南西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小打小闹之余，仍旧还是穷酸措大做白日梦的意思。
忙乎数日，洪秀全、冯云山几个人在花县老家官禄埗、五马岭以及莲花塘等地确实吸收了不少“教徒”，口沫飞溅地“宣教”之余，洪秀全四处敲砸孔圣人牌位。此举引起轩然大波，广州附近虽然人民接受“新鲜事物”多，传统上对孔儒仍旧抱有十分尊崇的心理。洪秀全这么一个落第士子疯狗一样四处搞事，引起众多人的反感，最终连累他失去了塾师的饭碗。世上之事，就是有得有失。
精神力量是巨大的。丢了工作，洪秀全没有灰心，受《圣经》上一句话鼓励：“从未有先知受人尊敬于本乡及家中的”（也就是“外来和尚会念经”之意），他与冯云山以及村中几个年青人开始离开老家，数十天内遍游广州、顺德、南海、从化、清远、曲江、阳山、连山等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始了他们游走布道的征途。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冷酷的。几个爷们奔走两个多月，沿路倒弄些笔砚挣点小钱喂肚子，传教的成绩非常不理想，总共只有五十多人入教门，其间多数还是因贪小便宜少给钱买纸砚口头表示入教的。在连山（今天也是瑶族自治区）呆了十多天，只有一个汉人入会，失望之下，二人决定去广西“发展”。
于是，洪秀全、冯云山沿贺江河谷而下，先到封川，自浔江西上，在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夏天到了贵县赐谷村（今名长谷村）。之所以在此地落脚，是因为洪秀全有个表兄王盛均在这里居住。二人住下后，一面当塾师谋生，一面传教。由于“独尊上帝”，排斥当地人祭祀的“土神”，村人愤恨，仅仅呆了几个月，洪、冯二个就黯然离开赐谷村。
洪秀全恋家，回到花县。冯云山为人倔强，仍旧留在广西，在桂平一带边教书边传教。
洪秀全回到花县，表面上“老实”许多，仍旧在当地以塾师身份挣饭吃。但是，他的头脑正处于“狂暴”期，天天奋笔疾书，大半夜才睡，一清早就起，两年多时间内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百正歌》、《改邪归正》五篇“裹脚布”文章，但这些文章内容均非是指导“革命行动”的“革命理论”，其实大多皆是基督教劝人“向善”的客家民歌体打油诗。在这些“革命”著作中，一改昔日破孔圣牌位的张狂，洪秀全只斥佛老“邪教”，反而重新说了不少孔孟之道的“好话”。正所谓吃一崭长一智，老洪深悟孔孟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可动摇，故而从“痛批”转为“利用”（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才故态复萌，重刻这些文章时删去了所有对孔孟之道的“歌颂”）。
有了“宗教”的外衣，打扮起自己来就很得心应手。但是，由于对基督教真正的教义并不通，连《旧约》、《新约》都没读过（只有到了1847年，他才在广州传道士郭孝全那里看了这两本著作），洪秀全只能走“捷径”，从儒家典籍中“钩沉”，并首先找出与中国“天”这大词相匹配的“上帝”一词。甭说，《诗经》中有“上帝临汝”，《易经》中有“荐之上帝”，《书经》中有“惟皇上帝”，但其实与基督教的“上帝”之意十六杆子也打不着。找到了“上帝”这个古词，洪秀全“创造性”地认为：“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臣一体，皆敬拜皇上帝”，同时，他大肆附会第三次赶考后的发高烧见幻像说胡话的经历，声称自己那一次“死过去”，其实是上天见上帝，受命再次“下凡”，诛妖救世。这种伎俩，同历代农民战争的头头们假造“符瑞”、“谶言”，并无二致。他还编造出一个“上帝”的“对头”——阎罗妖，或东海龙妖，随时把这个假想敌附会到任何反对者或反对派身上。
凭诚而论，“拜上帝教”的仪式一点也不复杂：众人集结于一屋，男女分别列座，开始共唱赞美诗。然后，“主持人”宣扬上帝之仁或耶稣救赎之恩，劝诫信徒勿拜偶像，悔改过恶，一心崇服上帝。只要有人当时愿意入会，马上施以“洗礼”——在一张“忏悔状”上写上自己名字，面对神台跪下。“主持人”问：“愿不拜邪神否？愿不行恶事否？愿恪守王条否？”“申请人”随声答应，于是“主持人”从一大脸盆中取水一杯浇于“受洗者”脑袋上，语称“洗净从前罪恶，除旧生新！”礼毕，焚化写有申请人姓名的“忏悔状”，饮尽神台前所供清茶三杯，仪式结束。
洪秀全的“基督教”，看似基督教，其实也就仿个皮毛，与真正的基督教有天渊之别。所以，外国教士富礼赐就说过：“教皇如果有权治他洪秀全，早就把他烧死了！”（见其《天京游记》一书）。
下面，笔者仔细“八卦”一下洪秀全“新教”与基督教的实质不同。
首先，基督教有“三位一位”说，即父、子、圣灵三个位格，其本意在于推究“上帝”对人的救赎，因此，上帝（父）、耶稣（子）与圣灵并非是三个神，而是一体。洪秀全当然不懂这么深奥的东西，《劝世良言》那个小册子中也没有讲这些，最多只懂“救世主天兄耶稣赎罪功劳”，他以为“三位一体”是三个人，并编造“天父”派他本人“天王”下凡代世人“救赎”的神话。此“救赎”非彼“求赎”也。自公元四世纪开始，“三位一体”已经成为基督教最基本教义之一，洪秀全连这一点都弄不清楚，胡搬“上帝”，确实有“中国特色”。
第二，在基督教仪式方面，最重要的当属洗礼和圣餐。此仪式源自耶稣和门徒共进最后晚餐时，他亲自掰开面饼分给门徒，说：“吃，这是我的身体。”而后又举杯递给他们，“喝，这是我立约的血……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门徒吃“圣餐”，意即“原罪”得赦。洪秀全对此一知半解，他只知道“洗礼”，从未见过领圣餐的仪式，所以拜上帝教从来没有这种仪式。同时，汲取中国传统喜丧仪礼，洪秀全等人总会把讲道的文章当众焚化，鸣鞭放炮，很是热闹。而基督教根本没有此种仪式，一直要求信徒“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上帝）”。至于“太平天国”宣教活动最有特色的“讲道理”，全然不同于基督教的“布道”，基本上是盅惑宣教的政治活动，与宗教无关。
第三，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一个“灵”，因此上帝是人的肉眼所不能看到的。而洪秀全对此不理解，为突出他自己的“神异”，他逢人就讲他开天时见过“上帝”本人，而且这个“上帝”的样子还十分清晰：“披金发，衣皇袍，巍然坐于最高之宝座上”，可见，洪秀全是根据教堂中耶稣的形象推测出他爸“上帝”的模样，不伦不类，却有“遗传”道理。此种“人神同形论”，稍有基督教知识的人，都会觉其荒谬不堪，以这种“拟人观”描述“上帝”，老洪的神学知识基本上只有二十分，离及格还远得很。
第四，基督教所理解的“天国”在“天上”和“来世”以及信众“心里”，而洪秀全理解的“天国”或“上帝国”、“天堂”主要指他自己建立的“拜上帝会”和日后“南京”这个“新耶路撒冷”。
第五，基督教憧憬“天国”的来临，对门徒不主张做现实的抗争，要求逆来顺受，时刻准备耶稣的重临。但洪秀全一直主张争斗，主张“斩邪留正”，要杀“妖”杀有罪之人，完全一副入世夺权的态度。
此外，洪秀全对圣诞节和复活节这两个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从来没听说过，所以日后他的“太平天国”就从来没有过这两个节日，他自己却“制造”出六个“节日”——正月十三“太兄升天节”，二月初二“报爷节”，二月二十一“太兄暨朕登极节”，三月初三“爷降节”，七月二十七“东王升天节”，九月初九“哥降节”，连杨秀清被杀也成为一个“节日”，闻所未闻，荒谬至极。
当然，洪秀全所著的“教义”，并非全部是歪理邪说，也有很“健康”的说教，比如诫劝世人戒鸦片饮酒，义正辞严，放到今天都是具有“先进性”：“炼食洋烟最颠狂，如今多少英雄汉，多被烟枪自打伤；即如好酒亦非正，成家宜戒败家汤。请观桀纣君天下，铁桶江山为酒亡。”
英雄莫问出处，富贵甭提原由。“二杆子”的人，总是能歪打正着干成大事。
其实，很有必要“八卦”一下给予洪秀全“上帝”性启蒙的《劝世良言》的作者梁发。
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人，1789年（乾隆五十三年）出生，本为一个很普通的雕版印刷工人，略识文字。1811年左右，由于他受收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数两银子，梁发冒险替他刻印中文版的《圣经》，这在当时是有“杀头之罪”。在大清国非法宣传“邪异”之教，后果极其严重。马礼逊曾在印度公司（英国人所开）干活二十多年，他本人是个有冒险家意味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他的劝诱和“启发”下，梁发成为中国第一个“华人牧师”，时间为1823年。以那时起，梁发再不用挥汗如雨搬雕版印东西，开始穿上半洋半中的衣服，暗中秘密宣教，并每年从伦敦新教教会支领薪水。1832年，已经习教上升到几个层次的梁发写出《劝世良言》，由其恩师马礼逊亲自审核出版。当然，那时候的政治气候不利于梁发以真名出版这本宣传册子，当时他的署名是“学善者”（梁发有时还有“学善居士”之名）。
洪秀全所观的《劝世良言》，其实就是基督教《新约》、《旧约》的“编写本”，一半引原文，一半由梁发自己发挥。梁发所引原文大约只有新、旧约全书的九分之一左右，删掉了原书的类似神话的故事情节，主要保留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可以说这个工厂学徒出身的中国人中年以后确实深悟了许多基督神学原理。梁发《劝世良言》中没有丝毫“革命”的意思，主要鼓励人们信仰上帝，顺从基督，安贫乐道，戒杀戒贪，并宣称“天国”在来世，死后能“永生”。梁发书中惟一稍显激烈的，就是对佛教、道教大肆“批判”，对儒教稍有微词，其它方面没有什么“火药味”。日后，洪秀全断章取义，逢佛灭佛，遇庙拆庙，焚烧经籍之余，丧心病狂到“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大声高叫要“杀妖杀有罪”，与梁发的《劝世良言》基本“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革故鼎新——“金田起义”前后时机与运气
洪秀全在花县老家埋头搞“创作”，其“革命同志”冯云山一直踏踏实实在广西紫荆门地区做基础工作，时而打短工，时而作塾师，中心任务就是传播教义，拉信徒入伙。
这位洪秀全的“发小”哥们冯云山，家乡距洪秀全的村子仅一公里，村名“禾落地”，出身也是殷实小地主家庭。同洪秀全一样，冯云山也是屡试不第的秀才，科场失意，心肝冷却，热血却沸腾，加上又是实干家，冯先生两年多忙个不停。而且，此人志向远大，可从当时其一首诗中窥见端倪：
穿山透地不辞劳，到底方知出处高。溪漳焉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诗品方面，显然比俚俗的洪秀全要高出一大截。
紫荆山地区，是广西很落后的山区，距离最近的桂平县有近三十公里距离，岩壑深广，深山老林，近三百平方公里内，险山环列，从战略角度上讲确实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
1847年秋，洪秀全第二次来到广西，发现老哥们冯云山已经发展了两千多徒众，十分欢喜。这些“拜上帝会”新入会者，包括了石达开、杨秀清、萧朝贵等人，皆成为日后“太平天国”的开国功臣。
选择了易守难攻的高坑冲卢六家为栖身之所后，洪秀全和冯云山准备一试身手。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先是选择象州当地有名的“甘王庙”下手。在广西东南部，“甘王”是非常有名的民间祭祀对象。“甘王”确实有真实原本的个人，本为五代时期象州人，从征南汉立下战功，死后为乡人祭为土神，称为“甘王庙”。庙宇建筑物宏伟壮丽，香火旺盛。于是，十月间，洪秀全、冯云山、卢六等人手持利器，冲入象州甘王庙，打毁了内塑的偶像金身和香炉等祭器，并在庙内白壁上四处题诗，宣示“甘王”为邪神。
象州当地人正要聚众找洪秀全等人“算帐”，街头忽然摔倒一位十二、三岁的当地男孩，口吐白沫，自称“甘王”附体，大嚷道：“这些打我的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们不能伤害他们！”众人骇然，纷纷散去。事后，装神弄鬼的男孩得钱一大串，原来他早为洪秀全等人买通。
得意之余，几个人连连展开“破四旧”运动，在紫荆山地区四处寻庙找像，予以捣毁拆除，破毁雷神庙和土地庙许多座。广西人好淫祀，特别崇信这些地方“神圣”，所以，他们发现捣庙者大肆破坏后没有任何“报应”，心中逐渐信服起“上帝”来，不少人加入“拜上帝会”。中国人一贯如此，很少有坚定的、纯粹的精神信仰，大多是“临时抱佛脚”，哪个神的神通大，自然倾向哪一方，
快心事后首尾多。砸庙砸东西痛快，很快就砸出事来了。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底），紫荆山地区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带领家丁、团练，以毁庙宣扬妖书为罪名，捕捉了冯云山。这下捅了马蜂窝，会众人员很齐心，拜上帝会会员卢六很快找了一些会众，把冯云山抢了回去。为此，王作新把此事告官，向桂平县衙投状，指称冯云山以村民曾玉珍家为窝点，非法集会，毁捣社稷神明，结盟惑众，不从清朝法律。其实，王作新作为主控方有理有据，非法集会和捣毁公有建筑在封建时代确为犯法行为。但是，当时的满清政府，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上上下下畏洋如虎，清朝中央政府应外国传教士之请，已经有公文派发到各地，明令地方政府不要干涉洋教活动。因此，桂平县的官员息事宁人，在押解冯云山和卢六到官衙的同时，发传票要王作新到庭，并声言他有诬告和捏造事实的嫌疑。冯云山方面，在监狱中不停申诉，辫称自己只是相信基督教，并无不法行事，坚称自己完全清白。由于察觉风向不对，事主王作新又怕教徒报复，屡不到庭对质，而卢六（冯云山的表兄）又在监狱中得病而死。
押了几个月后，新上任的桂平知县索性小事化了，以“查无情实”为名，把冯云山从牢狱中放了出来，只是认定他“无业游荡”，派两个差役押送他回广东花县原籍。一路上，冯云山如簧巧舌，竟然说服两位差人也皈依了“拜上帝会”，三个人一起转回了紫荆山地区。当然，冯云山得释，最关键在于会门兄弟集资捐款“科炭”钱（拜上帝会多烧炭矿徒，集资敛钱称为“科炭”），四下在衙门中走关系打点。钱能通神，最终才使冯云山能顺利出狱。从另一方面讲，也可看出这些抱成一团的“拜上帝会”势力越来越大，吓得王作新一家人都不敢再在石人村家中居住，很怕招惹这些事儿头。
冯云山刚刚被逮时，洪秀全又怕又急，匆忙离开紫荆山，赶至广州，准备亲见鸣鼓喊冤，向两广总督耆英告状，以图救出冯云山。因为，清政府在道光二十五年经耆英上奏，已经明旨谕准对广东的礼拜堂驰禁。可巧耆英内调离开广东，冯云山得释，洪秀全就没有见到这位身任两广总督的“青天大老爷”。
1848年十月，二人终于在花县老家会面，相拥久之，恍若隔世。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提。冯云山在桂平县被羁押期间，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三日，拜上帝会会员中的骨干份子杨秀清自称“天父”附体，玩起降神把戏，咣当一声当众晕倒，然后突然跃起，神情肃穆，自称代“天父上帝”来传言，把会中摇摆不定的黄姓家族成员驱逐出会。由于广西一带流行人神交通与鬼神附体的风俗，会众们信以为真，杨秀清不仅获取了极高的威信，也稳定住了冯云山被逮后拜上帝会内部的恐慌情绪。
很快，杨秀清的烧炭同伴萧朝贵有样学样，咣当一声也倒地，鲤鱼打挺跃起后，自称“天兄”附体，与杨秀清演起了双簧。
所有这一切，洪秀全、冯云山两个人，当时一个在狱中，一个在广州，皆不知情。事定之后，二人就此也产生过犹疑：如果承认杨秀清、萧朝贵的“天父”、“天兄”代言权，会友们对此坚信，那么，就意味着这两个人日后在宗教上有超越洪、冯二人权威的意味。但是，如果拒绝承认，闹不好会内人员产生内哄。思来想去，觉察到杨秀清、萧朝贵二人当时没有野心，洪、冯二人就决定接受这一事实。洪秀全声称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如此一来，天父、天兄二人的“代言人”地位，自然超越不了“上帝”的亲儿子。日后太平天国的“爷降节”、“哥降节”，就是“纪念”这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个人的“下凡”。
杨秀清祖籍嘉应州（今天的梅州），其四世祖开始移居广西。他本人于1821年出生，五岁丧父，九岁丧母，孤儿苦出身，多亏伯父抚养成人。成人之后，杨秀清以烧炭为生，生活极其困苦。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加上慢性疾病，杨秀清身材矮瘦，胡须稀疏，而且渺一目，是个面有残疾而体格虚弱的人。但此人抱负远大，广结朋友，仗义施财，情商和智商都特别高。正因如此，他才能在“拜上帝会”危难之际脱颖而出，一装成名，取得了“代天父传言”的特权。至于萧朝贵，是杨秀清山中烧炭的老伙计，其人性情凶悍，相貌凶丑，但对会门与杨秀清等人忠心耿耿。
1850年左右，洪秀全在拜上帝会内的地位日益得到巩固，多次“预言”得验（无非是装神弄鬼说些某时某人要得病的“神言”），加之其本人知晓些治病偏方，日益被会众渲染为“能令瞎者见物，能令哑者开口”的神人。同时，金田村的大财主韦昌辉家族也加入了会门，为拜上帝会增强了极大的物质基础。不少学者讲韦昌辉是壮族人，完全是以其“韦”姓揣测。韦昌辉也是明末从广东迁到广西的客家人后代。在所有太平天国的高层头目中，基本百分之百是客家人。至此，笔者简述一下“拜上帝会”重要成员中的“客家人”构成情况。
笔者十多年前从天津初到岭南，对“客家人”这个概念十分模糊，以为是广东的一个少数民族。其实不是。客家人是中原汉族南迁后形成的一个特殊支系。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南定百越，他派几十万大军进军岭南，修灵渠，灭蛮族，由此就把汉族的文明之花散播于五岭以南。其后，每逢中原战乱，朝代更迭，就有大批民众扶家携口南迁由黄河流域到江淮流域，由江淮再迁至赣闽粤的广大山区，与当地畲、瑶等少数民族打打杀杀，来来往往，最终形成了一个“客家”群体。“客家”，取自“客而家焉”之意，最早出自晋元帝诏书，而实意的“客”是从少数民族口中而来，相对于当地土著，这些外来汉自然是“客家”。
客家人一直保留着浓郁的中原传统文化，即使今天的语汇中仍旧保留了许多古词语，可称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其传统守礼重义，好学讲理，耐劳耐苦，坚忍不拔，确实具有中国古代河洛精神的遗风。明末清初之际，由于满清入关后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大批广东、福建地区的客家人西迁至广西，在武宣、桂平、平南、贵县、陆川、藤县等地区居住，或垦山，或开矿，努力求食，艰辛生存。不仅来自广东花县的洪秀全、洪仁玕、冯云山是客家人，死于狱中的卢六是客家人，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赖文光、黄文金、曾天养、李秀成、陈玉成，等等，全都是客家人。特别让后人概叹的是，首先派人把冯云山抓起来的王作新，是客家人；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是湖南的客家人；一直作诗作文大骂太平天国的清末启蒙思想家黄遵宪，也是客家人。五十年代，有学者“考证”说石达开、韦昌辉、林凤翔、李开芳（后两位是太平军“北伐”主将）皆是广西壮族人―――此说完全是根据当代居村人员现状的“揣测”，如果石达开、韦昌辉是壮族人而非客家人，他们二人不可能进入太平天国最高决策层。特别是韦昌辉，堂堂“六千岁”，仅居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之后，如果不是客家人，万万不能拥有这种地位。有学者总以他姓“韦”而误认其为壮族，实是犯了“经验性”错误。
即使在冯云山被逮前后，洪秀全也非想过真的要“造反”，广西的“来土之争”，正是导致“金田起义”最直接的催化剂。
何谓“来土之争”呢？金田起义前，在广西桂平、贵县、武宣、平南（浔州治内）等地，一直存有大规模的武装械斗。所谓“来人”，主要指从广东迁入广西的讲客家话和广府话（白话）的人，所谓“土”，主要指久居广西当地的土著居民（包括汉人和少数民族，主要是汉人）。由于广东客家话和广府话（白话）不同于广西当地的“土白话”，当地人也称“来人”为“讲客的”，称土著为“讲土的”。“来土之争”绝非民族之争，因为广西本地的壮族、瑶族并无鲜明立场，有些人支持“来人”，有些人支持“土人”。广西这地方由于久在“化外”，民间械斗一直是流行的“民俗”现象。特别是道光末年土地兼并剧烈、内部矛盾激烈的情况下，大批广东、福建、湖南游民进入广西，造成了地少人多的局面，官府有时又暗中怂勇当地土著与游民争田，故而梁子越结越深。为争一口井、一块田、一个媳妇，整村整村的人互相持械仇杀，有时一打成年累月，你来我往，你杀光我半村人，我再拉人杀光你一村人。男女杀掉不说，还把对方的孩子均抢走卖掉，房屋付之一炬，整村烧成白地。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这种大规模仇杀之中。
道光二十四年，桂平县金田村黄谭两姓械斗；道光二十八年，贵县北岸来土械斗；道光三十年，贵县赐谷村农民之间因争水源械斗。不久，“来人”打死土人多，贵县奇石寺村数百土人来寻仇，开始互相仇杀；再后，教子岭一带的“来人”想强娶壮族美女为妻，壮人与土人联手与“来人”械斗。“来人”打不过土人，便又四处联络“来人”来帮忙，愈演愈烈之下，整个贵县地区上万人大规模械斗，互杀四十余天，尸横遍野，瘟疫肆虐，“来土之争”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金田起义”发生。起事之初，根本不是洪秀全等人要打“江山”，完全是应大部分落难的、无家可归的客家人之请，准备武装迁徙。从前的教科书和历史研究基本都宣称洪秀全是一位深谋远虑的“革命者”，一直策划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从来就反帝反封建，那完全是拔高。不必看别的资料，仅看太平天国被清军生俘的重要两个人石达开与李秀成的《自述》，均讲来土之争是“起义”之基本原因：
“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自争气，各自逞强，因而逼起”。（《李秀成述》）
“道光二十九年，因本县（贵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同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冯云山共六人聚众起事”。（《石达开自述》）
而且，“来土之争”的结局，正应验了洪秀全早先的“预言”：“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自得之余，洪秀全很精明，提前让人把自己的家属从花县搬来广西，并通知各地教徒到金田村集中。确切日期，大概是1850年（道光三十年）五月间。冯云山就“傻”一些，他没有及时搬迁亲属。金田事变后，冯云山一家三族均被官府抓住，因大逆之罪基本都丢了脑袋，而冯、洪二家的祖坟也被刨开铲平。
自道光三十年七月开始，各地的拜上帝会信徒，特别是那些“来土之争”失利的客家人群，携家而来，奔向金田村。人流络绎之中，清朝的地方政府不以为然，没有想到这些人要造反，以为他们是逃难。还有大黄江巡检带了几十官兵入山敲诈会众，更激使得群情激愤。
韦昌辉一家本人就是金田富户，他一大家子人昼夜忙乎，弄了不少人在家铸造武器，磨刀擦枪，而韦府也成为洪秀全的指挥中心。贵县人石达开率一千多生力军到达；陆川的赖九自玉林率众来投；博白会众和象州会众来投……只有广东信宜的凌十八所率拜上帝徒众倒霉，他带了数百武装自信宜出发，但中途贪攻城池，攻玉林、博白等县城不果，失败后想掉头跑回广东，最终在罗定被清军全歼（凌十八及其数百随从全是客家人）。
眼看会众愈聚愈多，不第举子洪秀全满心欢喜，手拈须胡，又做歌诗一首明志：
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古来事业由人做，墨雾收残一鉴中。
显然，洪秀全诗中，已经暗隐有自己要与朱元璋和刘邦比肩的意思。但此诗中，可见洪秀全文化修养确实一般，不是人们所吹嘘的精熟史集的水平。“汉皇置酒尚歌风”，是指刘邦做《大风歌》，虽是瞎押韵，还算看得懂。而“明主敲诗曾咏菊”很让人费解，黄巢杀人八百万，此贼头曾经大咏“我花开后百花杀”，明太祖朱元璋，正史上却无记载他有咏菊诗。很有可能洪秀全爱看民间演义，似乎传有朱元璋做过一首仿效黄巢的《咏菊诗》：“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满身披就黄金甲。”
从实际上说，“金田起义”不是一天的事情，是指各地会众一路打杀到金田聚集的几个月过程。最终，冯云山等人选定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这天趁给洪秀做寿过生日当作纪念日，称之为“万寿起义”，所以一般后人就把这一天当成金田起义“纪念日”来对待。其实，太平天国真正的起事要早几个月，他们内部也一直没有专门纪念“金田起义”的节日。
在金田村的韦昌辉家里，洪秀全已经自称当日为“太平天国元年”的起始，但仍旧是以“教主”名义宣布，与清政府完全对抗之心，还未敢十分表露。从当时拜上帝会所发的一份檄文中，仍可见出痕迹：
恃思未拜上帝以前，未尝扰害良民，既拜上帝以后，何尝劫掠城乡。不过志甘泉石，自成世外之逍遥，性乐烟霞，别有无名之天地，于是托迹颖水、箕山，聊效巢、由之洗耳，潜踪西山、北海，暂比夷、齐之采薇。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何乃尔等愚官劣宰，捉我同帮，押死公堂，轻如鼠蚁，讹诈不为痛心哉！（指拜上帝会会员卢六、黄为正二人瘐死狱中之事），故不得不纠集英雄，结盟豪杰，以为报仇之举。尔乃复起官兵，联络团练，与我颉颃，相争上下，岂不谓我营中无人乎？（指政府团练等武装与拜上帝会会员在新塘、紫荆等地的打杀），抑知我文官二百，人人有安邦定国之才，武将千员，个个有擎天跨海之勇。雄兵三万，势若天丁，战士数千，威如猛虎，（人数有夸大，只有两万不到），恰似一天星斗，固若铜城，恍犹四海洪波，坚如铁柱。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谅尔小小蛇儿，乌能与蛟龙斗胜，微微犬子，何敢与虎豹争能？大师一出，望风而逃阵，官心惊而胆裂，壮士窜走似狼忙，抛盈城之戈甲，弃满地之刀枪，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窝，无面目见关中父老，何颜入将府之厅堂。倘能各安本分，息战停征，免苍生之涂炭。至若执迷不悟，兴兵动将，使庶民遭殃，军威所至，定扫浔江为平壤，踏闾邑作丘荒。
从文件的文笔上看，应该出自冯云山或洪秀全之手，《三国演义》味道极浓，叙事累赘铺排，牛B哄哄，可称的是其中斗争目标所指，仍旧是地方的“愚官劣军”，吓唬中有心虚，显示出他们的真实目的在于“息战停征，免苍生之涂炭”，即使是地方政府要镇压，最大的危胁仅仅是“扫浔江为平壤”，还未有什么大的造反野心。
但凡“造反”之事，开了头就不能收脚步，硬着头皮也要干下去。特别是广西平南县的拜上帝会信徒在向金田村进发的途中，与清政府地方武装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死人不少。在花洲和思旺的战斗中，仅团练和瑶兵就被杀五十多人。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杨秀清派出蒙得恩率数千人马猛攻在思旺墟驻扎的浔州副将李殿元部清军，旗开得胜，并杀掉了清军一个巡检。这可是第一次真正同满清正规军开战。此役得胜，拜上帝会众人心思奋。由于当时洪秀全和冯云山在思旺指挥平南拜上帝会，杨秀清派来的这只得胜队伍与平南会众会师，迎洪秀全从思旺回金田，所以，思旺墟之战，太平天国称为“迎主之战”。当时情况确实很危急，由于清军在思旺墟驻防，洪秀全被困于山人村内，倘若杨秀清不派人来救，说不定洪头领就成了韩山童，事不成就会被官府捉住杀头。
可笑的是，即使官军有多人被杀，北京政府仍然以为是广西的“天地会”（三合会）所为，不知道有新组织“拜上帝会”的存在，更不知有洪秀全这个人。洪秀全“大名”，思旺墟之战半年多后才为清政府所知。当然，李殿元当时率军在思旺墟驻扎，绝非是因为想抓住贼头“洪秀全”。当时，李殿元根本不晓得有洪秀全这么个人物。他在那里驻军，正因为当地是连控平南、桂平的交通隘口，必须在此地驻军，一切仅仅出于普通的军事常识。日后太平天国自己极力渲染清军大部队围困以及“天王”智能双全、福大命大，皆是为了“造神”使出的宣传伎俩。广西僻地的一股乱众，当时还真未入清政府的法眼。
思旺墟之战后，清朝地方政府确实着慌，贵州清江副将伊克坦布和松桃副将清长、浔州知府刘继祖、桂平知县李孟群等人纷纷汇聚，各带正规军和壮勇团练，分成二路向金田村开始进攻。恰在此时，博白县的会众、贵县龙山矿徒以及各地在“来土之争”失败的客家人纷纷奔至金田。
特别是洪教主的安然返归，使得拜上帝会会众信心大增。
精神原子弹一爆不得了，未等清军攻近金田，会众们蜂拥四出，头领们个个披发持剑，口中念咒，狂舞红旗，奋死杀向清军。由于“壮勇”（状勇不是壮族兵勇，而是当地天地会投靠清政府后被武装成的民兵组织）身上装束与拜上帝会人员的衣服相仿（均头缠红巾），这些人率先惊溃。清军正规军很少见过这么不要命的“贼”，个个脚软，争相奔跑往后退却。清将伊克坦布提剑督阵，被自己手下溃退的士兵撞倒，拜上帝会会员冲上，一刀就结果了他的性命。（也有说他是骑马逃跑时跌落蔡村江桥下后被杀的）。
这一阵，清军损失三百多人，加伊克坦布这样的副将一员，可谓是大败亏输。
洪秀全信心更增，在庆祝自己生日的同时，发布五条军令：
第一，恪遵条命。（树立绝对权威）
第二，别男行女行。（分男营女营）
第三，秋毫莫犯。（严肃纪律）
第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公库制度，战时“共产主义”）
第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
在冯云山帮助下，洪秀全依照《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依据，自创军制，即一“伍长”管四人，“司马”管五个“伍长”，“卒长”管四个“司马”，“旅帅”管五个“卒长”，“师帅”管五个“旅帅”，军帅管五个“师帅”。而“军帅”之上，又有“将军”、“总制”、“监军”来加之加以节制。在“将军”之上，有“检点”，也分殿左“检点”和殿右“检点”，共三十六人。“检点”之上有“丞相”，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种，共二十四人。“丞相”上有“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此外还有“御林侍卫”，官名皆以天干和节气命名。金田一地，至此共集会众二万多人。
拜上帝会众人心非常齐，不少人均是在参加金田起义前把所有地产房屋和财宝变卖，全部换成银子后缴纳入“圣库”，所有会员的一切支出皆由“圣库”支出，上下平等，同吃同住。同时，拜上帝会人员严格禁欲，女营、男营各分一处，夫妻亦不得见。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和清教徒式的禁欲，对于拜上帝会初期起事时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同时，为了独标一帜，拜上帝会会员遵洪秀全之命，开始蓄发，此后便被清政府及各地“非解放区”人民称为“长毛”。
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人，1789年（乾隆五十三年）出生，本为一个很普通的雕版印刷工人，略识文字。1811年左右，由于他受收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数两银子，梁发冒险替他刻印中文版的《圣经》，这在当时是有“杀头之罪”。在大清国非法宣传“邪异”之教，后果极其严重。马礼逊曾在印度公司（英国人所开）干活二十多年，他本人是个有冒险家意味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他的劝诱和“启发”下，梁发成为中国第一个“华人牧师”，时间为1823年。以那时起，梁发再不用挥汗如雨搬雕版印东西，开始穿上半洋半中的衣服，暗中秘密宣教，并每年从伦敦新教教会支领薪水。1832年，已经习教上升到几个层次的梁发写出《劝世良言》，由其恩师马礼逊亲自审核出版。当然，那时候的政治气候不利于梁发以真名出版这本宣传册子，当时他的署名是“学善者”（梁发有时还有“学善居士”之名）。
洪秀全所观的《劝世良言》，其实就是基督教《新约》、《旧约》的“编写本”，一半引原文，一半由梁发自己发挥。梁发所引原文大约只有新、旧约全书的九分之一左右，删掉了原书的类似神话的故事情节，主要保留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可以说这个工厂学徒出身的中国人中年以后确实深悟了许多基督神学原理。梁发《劝世良言》中没有丝毫“革命”的意思，主要鼓励人们信仰上帝，顺从基督，安贫乐道，戒杀戒贪，并宣称“天国”在来世，死后能“永生”。梁发书中惟一稍显激烈的，就是对佛教、道教大肆“批判”，对儒教稍有微词，其它方面没有什么“火药味”。日后，洪秀全断章取义，逢佛灭佛，遇庙拆庙，焚烧经籍之余，丧心病狂到“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大声高叫要“杀妖杀有罪”，与梁发的《劝世良言》基本“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革故鼎新——“金田起义”前后时机与运气
洪秀全在花县老家埋头搞“创作”，其“革命同志”冯云山一直踏踏实实在广西紫荆门地区做基础工作，时而打短工，时而作塾师，中心任务就是传播教义，拉信徒入伙。
这位洪秀全的“发小”哥们冯云山，家乡距洪秀全的村子仅一公里，村名“禾落地”，出身也是殷实小地主家庭。同洪秀全一样，冯云山也是屡试不第的秀才，科场失意，心肝冷却，热血却沸腾，加上又是实干家，冯先生两年多忙个不停。而且，此人志向远大，可从当时其一首诗中窥见端倪：
穿山透地不辞劳，到底方知出处高。溪漳焉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诗品方面，显然比俚俗的洪秀全要高出一大截。
紫荆山地区，是广西很落后的山区，距离最近的桂平县有近三十公里距离，岩壑深广，深山老林，近三百平方公里内，险山环列，从战略角度上讲确实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
1847年秋，洪秀全第二次来到广西，发现老哥们冯云山已经发展了两千多徒众，十分欢喜。这些“拜上帝会”新入会者，包括了石达开、杨秀清、萧朝贵等人，皆成为日后“太平天国”的开国功臣。
选择了易守难攻的高坑冲卢六家为栖身之所后，洪秀全和冯云山准备一试身手。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先是选择象州当地有名的“甘王庙”下手。在广西东南部，“甘王”是非常有名的民间祭祀对象。“甘王”确实有真实原本的个人，本为五代时期象州人，从征南汉立下战功，死后为乡人祭为土神，称为“甘王庙”。庙宇建筑物宏伟壮丽，香火旺盛。于是，十月间，洪秀全、冯云山、卢六等人手持利器，冲入象州甘王庙，打毁了内塑的偶像金身和香炉等祭器，并在庙内白壁上四处题诗，宣示“甘王”为邪神。
象州当地人正要聚众找洪秀全等人“算帐”，街头忽然摔倒一位十二、三岁的当地男孩，口吐白沫，自称“甘王”附体，大嚷道：“这些打我的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们不能伤害他们！”众人骇然，纷纷散去。事后，装神弄鬼的男孩得钱一大串，原来他早为洪秀全等人买通。
得意之余，几个人连连展开“破四旧”运动，在紫荆山地区四处寻庙找像，予以捣毁拆除，破毁雷神庙和土地庙许多座。广西人好淫祀，特别崇信这些地方“神圣”，所以，他们发现捣庙者大肆破坏后没有任何“报应”，心中逐渐信服起“上帝”来，不少人加入“拜上帝会”。中国人一贯如此，很少有坚定的、纯粹的精神信仰，大多是“临时抱佛脚”，哪个神的神通大，自然倾向哪一方，
快心事后首尾多。砸庙砸东西痛快，很快就砸出事来了。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底），紫荆山地区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带领家丁、团练，以毁庙宣扬妖书为罪名，捕捉了冯云山。这下捅了马蜂窝，会众人员很齐心，拜上帝会会员卢六很快找了一些会众，把冯云山抢了回去。为此，王作新把此事告官，向桂平县衙投状，指称冯云山以村民曾玉珍家为窝点，非法集会，毁捣社稷神明，结盟惑众，不从清朝法律。其实，王作新作为主控方有理有据，非法集会和捣毁公有建筑在封建时代确为犯法行为。但是，当时的满清政府，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上上下下畏洋如虎，清朝中央政府应外国传教士之请，已经有公文派发到各地，明令地方政府不要干涉洋教活动。因此，桂平县的官员息事宁人，在押解冯云山和卢六到官衙的同时，发传票要王作新到庭，并声言他有诬告和捏造事实的嫌疑。冯云山方面，在监狱中不停申诉，辫称自己只是相信基督教，并无不法行事，坚称自己完全清白。由于察觉风向不对，事主王作新又怕教徒报复，屡不到庭对质，而卢六（冯云山的表兄）又在监狱中得病而死。
押了几个月后，新上任的桂平知县索性小事化了，以“查无情实”为名，把冯云山从牢狱中放了出来，只是认定他“无业游荡”，派两个差役押送他回广东花县原籍。一路上，冯云山如簧巧舌，竟然说服两位差人也皈依了“拜上帝会”，三个人一起转回了紫荆山地区。当然，冯云山得释，最关键在于会门兄弟集资捐款“科炭”钱（拜上帝会多烧炭矿徒，集资敛钱称为“科炭”），四下在衙门中走关系打点。钱能通神，最终才使冯云山能顺利出狱。从另一方面讲，也可看出这些抱成一团的“拜上帝会”势力越来越大，吓得王作新一家人都不敢再在石人村家中居住，很怕招惹这些事儿头。
冯云山刚刚被逮时，洪秀全又怕又急，匆忙离开紫荆山，赶至广州，准备亲见鸣鼓喊冤，向两广总督耆英告状，以图救出冯云山。因为，清政府在道光二十五年经耆英上奏，已经明旨谕准对广东的礼拜堂驰禁。可巧耆英内调离开广东，冯云山得释，洪秀全就没有见到这位身任两广总督的“青天大老爷”。
1848年十月，二人终于在花县老家会面，相拥久之，恍若隔世。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提。冯云山在桂平县被羁押期间，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三日，拜上帝会会员中的骨干份子杨秀清自称“天父”附体，玩起降神把戏，咣当一声当众晕倒，然后突然跃起，神情肃穆，自称代“天父上帝”来传言，把会中摇摆不定的黄姓家族成员驱逐出会。由于广西一带流行人神交通与鬼神附体的风俗，会众们信以为真，杨秀清不仅获取了极高的威信，也稳定住了冯云山被逮后拜上帝会内部的恐慌情绪。
很快，杨秀清的烧炭同伴萧朝贵有样学样，咣当一声也倒地，鲤鱼打挺跃起后，自称“天兄”附体，与杨秀清演起了双簧。
所有这一切，洪秀全、冯云山两个人，当时一个在狱中，一个在广州，皆不知情。事定之后，二人就此也产生过犹疑：如果承认杨秀清、萧朝贵的“天父”、“天兄”代言权，会友们对此坚信，那么，就意味着这两个人日后在宗教上有超越洪、冯二人权威的意味。但是，如果拒绝承认，闹不好会内人员产生内哄。思来想去，觉察到杨秀清、萧朝贵二人当时没有野心，洪、冯二人就决定接受这一事实。洪秀全声称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如此一来，天父、天兄二人的“代言人”地位，自然超越不了“上帝”的亲儿子。日后太平天国的“爷降节”、“哥降节”，就是“纪念”这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个人的“下凡”。
杨秀清祖籍嘉应州（今天的梅州），其四世祖开始移居广西。他本人于1821年出生，五岁丧父，九岁丧母，孤儿苦出身，多亏伯父抚养成人。成人之后，杨秀清以烧炭为生，生活极其困苦。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加上慢性疾病，杨秀清身材矮瘦，胡须稀疏，而且渺一目，是个面有残疾而体格虚弱的人。但此人抱负远大，广结朋友，仗义施财，情商和智商都特别高。正因如此，他才能在“拜上帝会”危难之际脱颖而出，一装成名，取得了“代天父传言”的特权。至于萧朝贵，是杨秀清山中烧炭的老伙计，其人性情凶悍，相貌凶丑，但对会门与杨秀清等人忠心耿耿。
1850年左右，洪秀全在拜上帝会内的地位日益得到巩固，多次“预言”得验（无非是装神弄鬼说些某时某人要得病的“神言”），加之其本人知晓些治病偏方，日益被会众渲染为“能令瞎者见物，能令哑者开口”的神人。同时，金田村的大财主韦昌辉家族也加入了会门，为拜上帝会增强了极大的物质基础。不少学者讲韦昌辉是壮族人，完全是以其“韦”姓揣测。韦昌辉也是明末从广东迁到广西的客家人后代。在所有太平天国的高层头目中，基本百分之百是客家人。至此，笔者简述一下“拜上帝会”重要成员中的“客家人”构成情况。
笔者十多年前从天津初到岭南，对“客家人”这个概念十分模糊，以为是广东的一个少数民族。其实不是。客家人是中原汉族南迁后形成的一个特殊支系。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南定百越，他派几十万大军进军岭南，修灵渠，灭蛮族，由此就把汉族的文明之花散播于五岭以南。其后，每逢中原战乱，朝代更迭，就有大批民众扶家携口南迁由黄河流域到江淮流域，由江淮再迁至赣闽粤的广大山区，与当地畲、瑶等少数民族打打杀杀，来来往往，最终形成了一个“客家”群体。“客家”，取自“客而家焉”之意，最早出自晋元帝诏书，而实意的“客”是从少数民族口中而来，相对于当地土著，这些外来汉自然是“客家”。
客家人一直保留着浓郁的中原传统文化，即使今天的语汇中仍旧保留了许多古词语，可称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其传统守礼重义，好学讲理，耐劳耐苦，坚忍不拔，确实具有中国古代河洛精神的遗风。明末清初之际，由于满清入关后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大批广东、福建地区的客家人西迁至广西，在武宣、桂平、平南、贵县、陆川、藤县等地区居住，或垦山，或开矿，努力求食，艰辛生存。不仅来自广东花县的洪秀全、洪仁玕、冯云山是客家人，死于狱中的卢六是客家人，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赖文光、黄文金、曾天养、李秀成、陈玉成，等等，全都是客家人。特别让后人概叹的是，首先派人把冯云山抓起来的王作新，是客家人；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是湖南的客家人；一直作诗作文大骂太平天国的清末启蒙思想家黄遵宪，也是客家人。五十年代，有学者“考证”说石达开、韦昌辉、林凤翔、李开芳（后两位是太平军“北伐”主将）皆是广西壮族人―――此说完全是根据当代居村人员现状的“揣测”，如果石达开、韦昌辉是壮族人而非客家人，他们二人不可能进入太平天国最高决策层。特别是韦昌辉，堂堂“六千岁”，仅居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之后，如果不是客家人，万万不能拥有这种地位。有学者总以他姓“韦”而误认其为壮族，实是犯了“经验性”错误。
即使在冯云山被逮前后，洪秀全也非想过真的要“造反”，广西的“来土之争”，正是导致“金田起义”最直接的催化剂。
何谓“来土之争”呢？金田起义前，在广西桂平、贵县、武宣、平南（浔州治内）等地，一直存有大规模的武装械斗。所谓“来人”，主要指从广东迁入广西的讲客家话和广府话（白话）的人，所谓“土”，主要指久居广西当地的土著居民（包括汉人和少数民族，主要是汉人）。由于广东客家话和广府话（白话）不同于广西当地的“土白话”，当地人也称“来人”为“讲客的”，称土著为“讲土的”。“来土之争”绝非民族之争，因为广西本地的壮族、瑶族并无鲜明立场，有些人支持“来人”，有些人支持“土人”。广西这地方由于久在“化外”，民间械斗一直是流行的“民俗”现象。特别是道光末年土地兼并剧烈、内部矛盾激烈的情况下，大批广东、福建、湖南游民进入广西，造成了地少人多的局面，官府有时又暗中怂勇当地土著与游民争田，故而梁子越结越深。为争一口井、一块田、一个媳妇，整村整村的人互相持械仇杀，有时一打成年累月，你来我往，你杀光我半村人，我再拉人杀光你一村人。男女杀掉不说，还把对方的孩子均抢走卖掉，房屋付之一炬，整村烧成白地。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这种大规模仇杀之中。
道光二十四年，桂平县金田村黄谭两姓械斗；道光二十八年，贵县北岸来土械斗；道光三十年，贵县赐谷村农民之间因争水源械斗。不久，“来人”打死土人多，贵县奇石寺村数百土人来寻仇，开始互相仇杀；再后，教子岭一带的“来人”想强娶壮族美女为妻，壮人与土人联手与“来人”械斗。“来人”打不过土人，便又四处联络“来人”来帮忙，愈演愈烈之下，整个贵县地区上万人大规模械斗，互杀四十余天，尸横遍野，瘟疫肆虐，“来土之争”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金田起义”发生。起事之初，根本不是洪秀全等人要打“江山”，完全是应大部分落难的、无家可归的客家人之请，准备武装迁徙。从前的教科书和历史研究基本都宣称洪秀全是一位深谋远虑的“革命者”，一直策划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从来就反帝反封建，那完全是拔高。不必看别的资料，仅看太平天国被清军生俘的重要两个人石达开与李秀成的《自述》，均讲来土之争是“起义”之基本原因：
“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自争气，各自逞强，因而逼起”。（《李秀成述》）
“道光二十九年，因本县（贵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同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冯云山共六人聚众起事”。（《石达开自述》）
而且，“来土之争”的结局，正应验了洪秀全早先的“预言”：“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自得之余，洪秀全很精明，提前让人把自己的家属从花县搬来广西，并通知各地教徒到金田村集中。确切日期，大概是1850年（道光三十年）五月间。冯云山就“傻”一些，他没有及时搬迁亲属。金田事变后，冯云山一家三族均被官府抓住，因大逆之罪基本都丢了脑袋，而冯、洪二家的祖坟也被刨开铲平。
自道光三十年七月开始，各地的拜上帝会信徒，特别是那些“来土之争”失利的客家人群，携家而来，奔向金田村。人流络绎之中，清朝的地方政府不以为然，没有想到这些人要造反，以为他们是逃难。还有大黄江巡检带了几十官兵入山敲诈会众，更激使得群情激愤。
韦昌辉一家本人就是金田富户，他一大家子人昼夜忙乎，弄了不少人在家铸造武器，磨刀擦枪，而韦府也成为洪秀全的指挥中心。贵县人石达开率一千多生力军到达；陆川的赖九自玉林率众来投；博白会众和象州会众来投……只有广东信宜的凌十八所率拜上帝徒众倒霉，他带了数百武装自信宜出发，但中途贪攻城池，攻玉林、博白等县城不果，失败后想掉头跑回广东，最终在罗定被清军全歼（凌十八及其数百随从全是客家人）。
眼看会众愈聚愈多，不第举子洪秀全满心欢喜，手拈须胡，又做歌诗一首明志：
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古来事业由人做，墨雾收残一鉴中。
显然，洪秀全诗中，已经暗隐有自己要与朱元璋和刘邦比肩的意思。但此诗中，可见洪秀全文化修养确实一般，不是人们所吹嘘的精熟史集的水平。“汉皇置酒尚歌风”，是指刘邦做《大风歌》，虽是瞎押韵，还算看得懂。而“明主敲诗曾咏菊”很让人费解，黄巢杀人八百万，此贼头曾经大咏“我花开后百花杀”，明太祖朱元璋，正史上却无记载他有咏菊诗。很有可能洪秀全爱看民间演义，似乎传有朱元璋做过一首仿效黄巢的《咏菊诗》：“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满身披就黄金甲。”
从实际上说，“金田起义”不是一天的事情，是指各地会众一路打杀到金田聚集的几个月过程。最终，冯云山等人选定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这天趁给洪秀做寿过生日当作纪念日，称之为“万寿起义”，所以一般后人就把这一天当成金田起义“纪念日”来对待。其实，太平天国真正的起事要早几个月，他们内部也一直没有专门纪念“金田起义”的节日。
在金田村的韦昌辉家里，洪秀全已经自称当日为“太平天国元年”的起始，但仍旧是以“教主”名义宣布，与清政府完全对抗之心，还未敢十分表露。从当时拜上帝会所发的一份檄文中，仍可见出痕迹：
恃思未拜上帝以前，未尝扰害良民，既拜上帝以后，何尝劫掠城乡。不过志甘泉石，自成世外之逍遥，性乐烟霞，别有无名之天地，于是托迹颖水、箕山，聊效巢、由之洗耳，潜踪西山、北海，暂比夷、齐之采薇。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何乃尔等愚官劣宰，捉我同帮，押死公堂，轻如鼠蚁，讹诈不为痛心哉！（指拜上帝会会员卢六、黄为正二人瘐死狱中之事），故不得不纠集英雄，结盟豪杰，以为报仇之举。尔乃复起官兵，联络团练，与我颉颃，相争上下，岂不谓我营中无人乎？（指政府团练等武装与拜上帝会会员在新塘、紫荆等地的打杀），抑知我文官二百，人人有安邦定国之才，武将千员，个个有擎天跨海之勇。雄兵三万，势若天丁，战士数千，威如猛虎，（人数有夸大，只有两万不到），恰似一天星斗，固若铜城，恍犹四海洪波，坚如铁柱。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谅尔小小蛇儿，乌能与蛟龙斗胜，微微犬子，何敢与虎豹争能？大师一出，望风而逃阵，官心惊而胆裂，壮士窜走似狼忙，抛盈城之戈甲，弃满地之刀枪，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窝，无面目见关中父老，何颜入将府之厅堂。倘能各安本分，息战停征，免苍生之涂炭。至若执迷不悟，兴兵动将，使庶民遭殃，军威所至，定扫浔江为平壤，踏闾邑作丘荒。
从文件的文笔上看，应该出自冯云山或洪秀全之手，《三国演义》味道极浓，叙事累赘铺排，牛B哄哄，可称的是其中斗争目标所指，仍旧是地方的“愚官劣军”，吓唬中有心虚，显示出他们的真实目的在于“息战停征，免苍生之涂炭”，即使是地方政府要镇压，最大的危胁仅仅是“扫浔江为平壤”，还未有什么大的造反野心。
但凡“造反”之事，开了头就不能收脚步，硬着头皮也要干下去。特别是广西平南县的拜上帝会信徒在向金田村进发的途中，与清政府地方武装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死人不少。在花洲和思旺的战斗中，仅团练和瑶兵就被杀五十多人。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杨秀清派出蒙得恩率数千人马猛攻在思旺墟驻扎的浔州副将李殿元部清军，旗开得胜，并杀掉了清军一个巡检。这可是第一次真正同满清正规军开战。此役得胜，拜上帝会众人心思奋。由于当时洪秀全和冯云山在思旺指挥平南拜上帝会，杨秀清派来的这只得胜队伍与平南会众会师，迎洪秀全从思旺回金田，所以，思旺墟之战，太平天国称为“迎主之战”。当时情况确实很危急，由于清军在思旺墟驻防，洪秀全被困于山人村内，倘若杨秀清不派人来救，说不定洪头领就成了韩山童，事不成就会被官府捉住杀头。
可笑的是，即使官军有多人被杀，北京政府仍然以为是广西的“天地会”（三合会）所为，不知道有新组织“拜上帝会”的存在，更不知有洪秀全这个人。洪秀全“大名”，思旺墟之战半年多后才为清政府所知。当然，李殿元当时率军在思旺墟驻扎，绝非是因为想抓住贼头“洪秀全”。当时，李殿元根本不晓得有洪秀全这么个人物。他在那里驻军，正因为当地是连控平南、桂平的交通隘口，必须在此地驻军，一切仅仅出于普通的军事常识。日后太平天国自己极力渲染清军大部队围困以及“天王”智能双全、福大命大，皆是为了“造神”使出的宣传伎俩。广西僻地的一股乱众，当时还真未入清政府的法眼。
思旺墟之战后，清朝地方政府确实着慌，贵州清江副将伊克坦布和松桃副将清长、浔州知府刘继祖、桂平知县李孟群等人纷纷汇聚，各带正规军和壮勇团练，分成二路向金田村开始进攻。恰在此时，博白县的会众、贵县龙山矿徒以及各地在“来土之争”失败的客家人纷纷奔至金田。
特别是洪教主的安然返归，使得拜上帝会会众信心大增。
精神原子弹一爆不得了，未等清军攻近金田，会众们蜂拥四出，头领们个个披发持剑，口中念咒，狂舞红旗，奋死杀向清军。由于“壮勇”（状勇不是壮族兵勇，而是当地天地会投靠清政府后被武装成的民兵组织）身上装束与拜上帝会人员的衣服相仿（均头缠红巾），这些人率先惊溃。清军正规军很少见过这么不要命的“贼”，个个脚软，争相奔跑往后退却。清将伊克坦布提剑督阵，被自己手下溃退的士兵撞倒，拜上帝会会员冲上，一刀就结果了他的性命。（也有说他是骑马逃跑时跌落蔡村江桥下后被杀的）。
这一阵，清军损失三百多人，加伊克坦布这样的副将一员，可谓是大败亏输。
洪秀全信心更增，在庆祝自己生日的同时，发布五条军令：
第一，恪遵条命。（树立绝对权威）
第二，别男行女行。（分男营女营）
第三，秋毫莫犯。（严肃纪律）
第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公库制度，战时“共产主义”）
第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
在冯云山帮助下，洪秀全依照《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依据，自创军制，即一“伍长”管四人，“司马”管五个“伍长”，“卒长”管四个“司马”，“旅帅”管五个“卒长”，“师帅”管五个“旅帅”，军帅管五个“师帅”。而“军帅”之上，又有“将军”、“总制”、“监军”来加之加以节制。在“将军”之上，有“检点”，也分殿左“检点”和殿右“检点”，共三十六人。“检点”之上有“丞相”，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种，共二十四人。“丞相”上有“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此外还有“御林侍卫”，官名皆以天干和节气命名。金田一地，至此共集会众二万多人。
拜上帝会众人心非常齐，不少人均是在参加金田起义前把所有地产房屋和财宝变卖，全部换成银子后缴纳入“圣库”，所有会员的一切支出皆由“圣库”支出，上下平等，同吃同住。同时，拜上帝会人员严格禁欲，女营、男营各分一处，夫妻亦不得见。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和清教徒式的禁欲，对于拜上帝会初期起事时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同时，为了独标一帜，拜上帝会会员遵洪秀全之命，开始蓄发，此后便被清政府及各地“非解放区”人民称为“长毛”。
对于广西山区的“大动静”，清政府不得不着急。北京城内，早在当年（道光三十年）春正月，道光皇帝本人已经“崩”了，庙号“宣宗”，其四子奕詝继位，明年改元“咸丰”，是为清文宗。
道光帝在位30年，恭俭宽仁，是一位勤快节约的苦心皇帝，个人品德几乎无可指摘，只可惜“有君无臣”，在其统治后期，鸦片战争失败，《南京条约》签订，大清王朝一天不如一天，这位仁德皇帝可称是郁闷愤懑而死。所以，道光帝本人在咽气时并未知晓有“拜上帝会”的大患。
帝国广大，新君咸丰初立，内忧外患，摆在眼前的是一个大烂摊子。但人生就是一个又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广西“贼”虽然在当时不是什么大事，也得要正视。早在道光三十年七月，广西提督闵正凤已经因办事不利被革职，不久广西巡抚郑祖琛丢官。湖南提督向荣和云南提督张必禄分别带领楚兵和黔兵被清廷调至广西去解决问题。在虎门销烟倒大霉的林则徐也被起用，被任为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可巧，老林头刚走到潮州就病死，终未成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如果他多活几年，无外乎生前身后有两个结果：其一，拜上帝会根本没有机会成为“太平天国”；其二，林则徐再也无法享受上个世纪后五十年国人对他的尊崇，“苟利国家生死已”这条标语也不会在今天的福州街道上看得见。总而言之，老林头死得很是时候，以其老迈之年，在烟瘴之地的广西辗转劳累，想必不会有太好的结局。老林头病死，云南提督张必禄前后脚也病死，镇远总兵周凤岐代领其军。
到咸丰元年（1851年）初，已有两广、云贵、湖北、福建六省正规军开至广西，人数大概有一万多人，接林则徐棒子的是前两江总督李星沅。
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这一天，清政府辖下广西浔州紫荆山地区金田村出现了“太平天国”，但“天王”早在1837年时就已经“存在”了。因为洪秀全诈称他生病发烧时上过“天堂”，天父上主皇上帝当时已经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其实“太平”二字，早在东汉何休对《公羊传》作解诂时已经使用过，汉末的造反者张角也曾称他所组织的“宗教”为“太平道”，元末江南农民造反也称“杀尽不平方太平”，明末有几个农民军头目也自称“太平天”什么的……“太平”一词相同，意义到了洪秀全时代却大有不同之处。
由于会众日多，已有三万多人，金田村再也盛不下这么多人，粮食也成问题。于是，建“天国”后的第三天，即1851年1月13日，会众们沿大湟江而上，直杀江口墟。此次行动并非多么有目的性，因为“大湟”二字的客家和白话读音类同“大王”，“出大湟”意即“出大王”，如同“拜金田”等同“拜金殿”音声一样，这群人已经痴迷“拜上帝教”，拥“大王”浩浩荡荡而出。
不巧，由于清军正规军越来越多，拜上帝会会众顶不住，便于三月间撤出江口墟，奔向武宣。
力争上游——东乡称王与永安建制
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的东乡正式对外称“天王”，并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左军主将。由此，规模初立，五军主将制度成形。
与此同时，咸丰皇帝派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督师。由于李星沅、周天爵、向荣等人将帅不和，广西清朝高层内部大乱，确实需要一位威望高的能臣来当地镇服诸人，统一指挥。
赛尚阿是蒙古正蓝旗人，字鹤汀，嘉庆年间中举，道光时代已做过军机大臣，官至理藩院尚书。此人人品很不错，又是满蒙贵族血统，在道光末期以协办大学士兼九门提督，时人以“宰相”目之。咸丰帝继统后，非常重视这位前朝贵臣，封他为文华殿大学士，委以首辅重任。见广西乱起，忧心之余，咸丰帝就想以赛尚阿领头，兜头浇灭“天平天国”这把邪火。
出发之前，咸丰帝不仅赏赐赛尚阿“尚方宝刀”，又加军费白银两百万两，京兵京将随行，将似英豪，儿郎虎豹，高参如云，忽喇喇直奔广西。由于相爷带头，皇帝撑腰，朝中不少玩命往上爬的中小官吏纷纷“搭车”，随同赛尚阿前往广西“平贼”。他们心中小算盘打得好，自认为此行肯定一马成功，旅游一样跑一圈回来，得胜还朝，加官进爵。当然也有清醒的人，满族宗室遐龄在其笔记中就记载，当时其外祖父时任翰林院侍讲的铁林就说：“（赛尚阿）此去必不成功，然天下之兵灾自此始矣！”
赛尚阿为人清慎廉洁，审案办公是把好手，军事方面却是个庸才。而且，他出京时排杨极大，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对此很是不屑，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表述说：“赛中堂视事广西，带小饮差七十五人，京兵二百四十名，京炮八十八尊，抬枪四十杆，铅子万余斤，火药数千斤。沿途办差，实为不易。”而赛尚阿本人，表面硬撑，其实内心也很惶惑，临行与武英殿大学士卓秉恬揖别流涕，深恐此去凶多吉少。
洪秀全东乡称“天王”后，杨秀清指挥前锋军占领县城东南三十里的三里圩。1851年3月2日，向荣、周天爵率六千多清军向太平军展开攻势，却反被对方杀得大败，损失无数辎重不说，黔兵被杀几十人，掉头奔逃。此战胜后，洪、杨等人食髓知味，深知清军大集，眼前形势不容乐观，于是，4月15日夜晚众徒召开“总结会”时，杨秀清咣当一声又摔倒在地，开始“天父”下凡；4月19日，萧朝贵也咣当一声倒地，开始“天兄”下凡。主要的装神弄鬼目的，均是代“天父”、“天兄”传言，要众人共扶洪秀全这个“真主”，拼死战斗。
挨打受挫之后，向荣、周天爵也学乖，不敢再主动上前捋虎须，开始采取“坐战之法”，与太平军相抗。此种战法，即首先设立一个大营，下设炮眼两座，以守代攻。由此，“贼一无所见，一炮不能伤。我军更番迭打，一人不能走。其一人不能走者，四面皆厚墙深壕，死即同死，生则俱生，盖即淮阴（韩信）背水（之战）之遗意也。”后来，曾国藩、应宗棠、李鸿章等人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长围坐战法”，很见成效。
后来有成效，当时并不见得。延至5月15日，太平军由于缺衣少食，冒死从东乡突围，直趋象州，周天爵的“坐战法”最终在广西没能成功。
清军很着急，乌兰泰和向荣二军，闻讯即急行军赶至，准备围攻太平军。独鳌岭一战，本来清军已占先机，但太平军关键时刻选出七个敢死勇士，攀绝壁突入清军大营，高喊冲杀。正在附近山岭激战的清军以为大营被破，顿时泄气，四处狂逃，摔死的就有一百多人，总共被杀三百多，散溃大败。
7月份，太平军从中坪奔往桂平的新墟，在双髻山，又遇到向荣、周天爵等人的拦截。由于有赛尚阿派来的生力军到来，清军战斗力增强，打得太平军有些招架不住。交仗十多天内，杨秀清、萧朝贵不得不三次“咣当”下凡，鼓舞士气，向会众施以精神战胜法。由于众寡相差太大，太平军死伤无数，“天父”、“天兄”下凡也帮不上忙，只得集体败走双髻山，突围而走。
福兮祸兮。洪秀全在茶地“下诏”，明确了杨秀清的首席军事指挥权。杨秀清有勇有谋，整顿纪律，严令太平军为了“天国”死拼。连清朝的官员都曾说过：“初洪逆（洪秀全）至金田传教，志在蓄财致富，无反乱之心；自杨秀清入党，怂恿洪逆聚众谋叛，教以战守之计，洪逆积财渐裕，结党亦多，且见土寇蜂起，官兵懦弱，遂从杨秀清之语，始怀异志，诸事听杨调度……”（《粤寇起事记实》）所以，金田初起，杨秀清绝对是个关键性人物。
9月11日，太平军趁夜从新墟遁走，在五峒山跋涉后，东出平南。向荣、乌兰泰闻讯（当时周天爵奉谕至北京复命），立刻率清军在官村扎营，准备消灭太平军。
结果，清军没料到这些先前被追的到处逃跑的太平军会反扑劫营，萧朝贵等人连夜劫营，杀死不少清军，其中包括一名千总，并夺得所有几乎军械物资。向荣此次输得极惨，率残军奔回平南县城，称病不敢再出。他在与友人的信函中承认：“（我）生长兵间数十年，未尝见此贼；自办此贼，大小亦数十战，未尝有此败”，胆寒不已。
官村之战得胜后，太平军秉锐，水陆共进，直杀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途中，太平军发展了许多新徒众，力量增强，其中包括时年十四岁的“娃娃兵”陈玉成。1851年（咸丰元年）9月25日，罗大纲率太平军前锋攻克永安。永安之战意义重大，这是太平军第一次占领“大城市”。此时的太平军，已有近四万之众。
乌兰泰清军随后赶到，逡巡不进，在城南屯兵观望；向荣更倒霉，他还没赶到永安，在距城二十里开外的古苏冲中了太平军一部的埋伏，被抢走大批军资，兵士死伤不少。
赛尚阿方面，他出京后走走停停，走了两个多月才到桂林。永安沦陷的消息传来，赛中堂心中惊惶，忙把军营移往阳朔。他倒不是贪赏风景，而是因为这里靠近山区，兵败后容易躲和逃。太平军对赛尚阿本人没有丝毫惧意和敬意，他们在永安城张贴赏格，向荣脑袋值千两白银，赛尚阿脑袋才值五钱银子，完全是拿赛中堂开涮。此外，赛尚阿文官出身，对驾御武将之道根本不通。乌兰泰百战猛将，达洪阿有功名将（曾在台湾平“贼”），向荣依违称病，这位赛中堂均无可奈何。
清军将领手下兵士并非全是软蛋，只是因为不少兵士来自平原地区，只习陆战。他们穿靴持矛在平原上打仗是好手，而在广西跋涉崇山峻岭，个个累得脱力，未战已经软成一滩泥。而太平军中，多炸山凿矿的矿徒，擅长使用火药，对枪炮等热兵器得心应手，接战即开火，轰毙不少清军。双方对阵，清军楚豫籍兵士持矛抡刀奋勇冲杀，往往被太平军抬炮一轰，哗拉一死一大片。至于赛尚阿所带的那些京兵京将更不用提，这些人一直住于高堂广厦之中，出入奴仆相随，根本吃不了任何苦。风吹雨淋数日，他们不是拉肚子就是感冒，根本没有战斗力而言。所以，太平军占据永安城后，跟随赛中堂出来的那些本想博个封妻荫子的众官们个个后悔，纷纷想从前线溜回京城。
太平军盘踞永安城，清军各部严重受挫，只能深壕高垒，在城外隔山结营，双方形成了数月的相持。
咸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1851年12月17日），洪秀全酬功，下诏封五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四王“俱受东王节制”。同时，秦昌纲（原名秦日昌，因为他要避北王韦昌辉的“讳”，改名秦日纲）受封为天官丞相，胡以晃为春官丞相，众将士均加官晋级，上下欢心。
过了一个多月，太平天国自颁“天历”，即冯云山1848年被逮于狱中时瞎琢磨出来的“历法”，规定每年实日为366天，单月31日，双月30日，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但“天历”以干支纪日相比当时农历纪日干支要早一天，所以太平天国的“礼拜日”比当时阳历礼拜日要早一天。洪秀全等人把金田起义那年定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而颁历的当年就顺推为“壬子二年”。
占领永安后，太平天国大打宣传攻势，刻印了《天父下凡诏书》、《天命诏旨书》、《太平诏书》、《天条书》、《太平礼制》等多种宣传品，广为散发。同时，太平军开始“破四旧”，儒教、道教、佛教一概在打倒之例，不管什么孔庙、关圣庙、道观，一概砸烂摧毁，原先的场地统统当作兵营来使用，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加强纪律，他们发布《太平条规》，其中包含有《行营规矩》与《定营规条十要》，明令太平军军士要早晚礼拜、恪守“天条”、男女别营、严禁私藏财物，并着重申明内外官卒见天王及各王要“避道呼万岁、万福、千岁”，从人“不得杂入御舆宫妃马轿之间”这一条来看，当时洪教主身边也有不少女人陪睡（有妃36人）。
由于客家人有爱卫生的习惯，《行营规矩》中还有“不得出恭在路并民房”的规定，对拉屎也有明确限制。为确保后勤供给，太平军在永安周围严格查田，在打击地主的同时，下令收获的粮食一半归农民，一半归太平军。这种“土改”政策很有成效，佃农们立刻行动起来，秋收大忙，把财主们的庄稼割个干净，留下“自己”一半后，另一半送给那“英勇的太平军”。如此，太平军粮食充足。
在进行各路“建设”的同时，太平军不忘“肃反”工作，诛杀了内部与清军有联系的周锡锟、周八叔侄。杀人也不是直接杀，杨秀清装神弄鬼，佯装“天父”下凡，自称有“天眼”，辩识二奸，对会众的心理更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
自1851年9月至1852年4月，太平军在永安城内封王建制，一呆就是大半年。
赛尚阿又惊又慌，硬着头皮前往“前线”督战，严令乌兰泰与向荣二军发动进攻。由于清军使用长围战术，太平军饷道被断，再窝在永安只能坐以待毙。于是，洪秀全与五王仔细商议后，趁贵县银矿矿工数千人来援的机会，在1852年4月5日，趁夜间大雨之际，突然突围。
太平军杀出永安城，奔向苦苏冲。清军乌兰泰部勇悍，挥军尾追，杀掉两千多太平军，并俘获了洪大全（此人乃湖南人焦亮，三合会成员，本来为洪秀全软禁。赛尚阿谎称此人是与洪秀全地位相当的“一字并肩王”，笔者另开章详细表述此人）。
太平军虽受挫败，并不慌乱，逃跑之间设下伏兵，在龙寮口大洞山把乘锐而进的乌兰泰部打得大败，杀掉清军四个总兵级高级将领（郧阳总兵邵鹤龄、凉州总兵长寿，河北总兵董兴甲、天津总兵长瑞），一千多清军或伤或亡，一片混乱。由此，太平军主力得以突围。
蛟龙入海。从此之后，对清政府来讲，太平军从广西地方之乱变成了全国范围的大乱。
自永安突围后，太平军向北进发，直扑桂林。杨秀清有勇有谋，派一股太平军穿上在大洞山缴获的清军号衣，化装成向荣部清军，想骗开桂林城。幸亏向荣本人早几个时辰已经在桂林城内，闻讯大惊，立刻下令封门，这才避免了桂林的失陷。
太平军赚城不成，就在文昌门外象鼻山下扎营，准备攻克桂林。由于桂林城坚，清军各路援军赶至，太平军打了一个多月后，难以攻入。于是，他们撤围杀向兴安。
在桂林攻城战中，清朝大将乌兰泰中炮，伤重身死。
赛尚阿依旧躲在阳朔不敢出马。清廷闻之震怒，先把他削官四级，然后派两广总督徐广缙代替他为钦差大臣。很快，清廷以“调度无方、劳师费饷”的罪名把赛尚阿逮回京城治罪，并抄其家。仅仅一年多时间，老赛便从“中堂”沦为“有罪犯官”。
回京之后，清廷会审，论成“大辟”，但咸丰帝念老赛在先朝有功绩，定为“斩监侯”。和现在一样，“死缓”一般就死不了。咸丰三年，太平军的北伐部队攻开封时，赛尚阿被放出来，与僧格林泌一起协防京师。老赛与僧格林泌同为蒙古人，自然互相“照顾”回护，先前的失败罪责，自然咸丰帝不再追问。日后太平天国败亡，同治“中兴”时，赛尚阿之子崇绮得中同治四年乙丑科状元。依理，满蒙贵族一般不会点状元，因为清朝有“汉不选妃、满（蒙）不点元”之说。如此“破天荒”之举，实是慈禧等人受咸丰影响，以此举来安慰赛尚阿这位老臣之心。同治十一年，同治帝16岁大婚，皇后正是崇绮之女，即赛尚阿之孙女。夫妇二人感情不错，但慈禧却不喜欢这个儿媳。同治帝得性病死后，这位皇后吞毒殉夫。赛中堂本人身子骨硬朗，光绪元年才病死。
“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屈起于广西，从更远的历史因素考虑，还可溯源如下：其一，明末清初之际，南明的永历帝最终在云南被杀，广西仍旧有不少李定国等南明将领的手下士兵散落于乡间山林，也有南明湖广籍旧部避难于其中，被当地人称为“山湖广”。这些人与壮族、瑶族山民杂居，势必把反清复明的思想播植于其间。其二，对历朝历代封建朝廷来讲，广西一直是“穷山恶水”、“烟瘴之地”，属于流放犯人的特别区域之一，军流杂配，遍布全区。这些人犯，本性犯上，又遭流放，自然对清政府怨毒满胸，蠢蠢思动，自清初就不断有人造反，经久不息。连著名的“黑旗军”（刘永福为头），原先也是造反的人犯队伍，日后受招安，成为在越南等处抗击法国入侵的有力军事武装。其三，乾隆末年清政府为了帮安南（越南）国王打仗，派大军自广西等处进攻，结果损失惨重。清朝的军事行动不仅对广西当地人民造成巨大的人财力消耗，清政府还把米谷、银饷等开支算在当地人身上，对广西人民造成极大的负担。此外，加上地方官员贪黩，虚报增垦数字，巧取豪夺，致使广西农民不断被开科加赋，民不聊生，种下无数动荡的种子。
狂龙出山。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已经成为“太平天国”。
假设，仅仅是个假设――假设当初紫荆山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捉住冯云山指控他“集结妖匪”得以成立，假设桂平县知县王烈是个清朝一心为公的“好干部”深究此事，怀有“水落石出”的心态去查案，冯云山、洪秀全数人，不死也得脱层皮，最轻也要在广州大狱中关上十几年，“太平天国”只能是洪秀全头脑中的谵妄梦幻了。
当太平军在永安封王建制大施拳脚时，东躲西避的王作新忧心忡忡，作诗曰：
治乱循环古有言，多因执事惮其烦。积薪厝火终为患，蝼蚁穿堤久不论。破贼如期为众一，争功时见久徒繁。连年巨寇于何靖，坐使英雄手击樽。
作为大清王朝的顺民和知识分子，王作新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其一家子侄辈四人均在与太平军作战中阵亡。可称幸的是，王作新在有生之年终于看到了太平天国的覆亡，他本人死于同治庚午年（1870年）。极其可悲的是，虽然成王败寇，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名字却永远留在了历史之中（无论是耻辱柱还是里程碑），王作新这个人却永久地遭到了世人们的遗忘。光绪年间，清朝政府只按照“积劳病故”惯例准许让他的牌位进入桂平县的祠坊，并未特别褒奖他当初 “料事如神”的预见性。“文革”之后，极左思想影响下，各地大揪历史帐，其后人很可能遭受更大的冲击。如果以“悲剧”二字加诸王作新身上，可能再恰当不过。
道光帝在位30年，恭俭宽仁，是一位勤快节约的苦心皇帝，个人品德几乎无可指摘，只可惜“有君无臣”，在其统治后期，鸦片战争失败，《南京条约》签订，大清王朝一天不如一天，这位仁德皇帝可称是郁闷愤懑而死。所以，道光帝本人在咽气时并未知晓有“拜上帝会”的大患。
帝国广大，新君咸丰初立，内忧外患，摆在眼前的是一个大烂摊子。但人生就是一个又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广西“贼”虽然在当时不是什么大事，也得要正视。早在道光三十年七月，广西提督闵正凤已经因办事不利被革职，不久广西巡抚郑祖琛丢官。湖南提督向荣和云南提督张必禄分别带领楚兵和黔兵被清廷调至广西去解决问题。在虎门销烟倒大霉的林则徐也被起用，被任为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可巧，老林头刚走到潮州就病死，终未成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如果他多活几年，无外乎生前身后有两个结果：其一，拜上帝会根本没有机会成为“太平天国”；其二，林则徐再也无法享受上个世纪后五十年国人对他的尊崇，“苟利国家生死已”这条标语也不会在今天的福州街道上看得见。总而言之，老林头死得很是时候，以其老迈之年，在烟瘴之地的广西辗转劳累，想必不会有太好的结局。老林头病死，云南提督张必禄前后脚也病死，镇远总兵周凤岐代领其军。
到咸丰元年（1851年）初，已有两广、云贵、湖北、福建六省正规军开至广西，人数大概有一万多人，接林则徐棒子的是前两江总督李星沅。
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这一天，清政府辖下广西浔州紫荆山地区金田村出现了“太平天国”，但“天王”早在1837年时就已经“存在”了。因为洪秀全诈称他生病发烧时上过“天堂”，天父上主皇上帝当时已经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其实“太平”二字，早在东汉何休对《公羊传》作解诂时已经使用过，汉末的造反者张角也曾称他所组织的“宗教”为“太平道”，元末江南农民造反也称“杀尽不平方太平”，明末有几个农民军头目也自称“太平天”什么的……“太平”一词相同，意义到了洪秀全时代却大有不同之处。
由于会众日多，已有三万多人，金田村再也盛不下这么多人，粮食也成问题。于是，建“天国”后的第三天，即1851年1月13日，会众们沿大湟江而上，直杀江口墟。此次行动并非多么有目的性，因为“大湟”二字的客家和白话读音类同“大王”，“出大湟”意即“出大王”，如同“拜金田”等同“拜金殿”音声一样，这群人已经痴迷“拜上帝教”，拥“大王”浩浩荡荡而出。
不巧，由于清军正规军越来越多，拜上帝会会众顶不住，便于三月间撤出江口墟，奔向武宣。
力争上游——东乡称王与永安建制
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的东乡正式对外称“天王”，并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左军主将。由此，规模初立，五军主将制度成形。
与此同时，咸丰皇帝派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督师。由于李星沅、周天爵、向荣等人将帅不和，广西清朝高层内部大乱，确实需要一位威望高的能臣来当地镇服诸人，统一指挥。
赛尚阿是蒙古正蓝旗人，字鹤汀，嘉庆年间中举，道光时代已做过军机大臣，官至理藩院尚书。此人人品很不错，又是满蒙贵族血统，在道光末期以协办大学士兼九门提督，时人以“宰相”目之。咸丰帝继统后，非常重视这位前朝贵臣，封他为文华殿大学士，委以首辅重任。见广西乱起，忧心之余，咸丰帝就想以赛尚阿领头，兜头浇灭“天平天国”这把邪火。
出发之前，咸丰帝不仅赏赐赛尚阿“尚方宝刀”，又加军费白银两百万两，京兵京将随行，将似英豪，儿郎虎豹，高参如云，忽喇喇直奔广西。由于相爷带头，皇帝撑腰，朝中不少玩命往上爬的中小官吏纷纷“搭车”，随同赛尚阿前往广西“平贼”。他们心中小算盘打得好，自认为此行肯定一马成功，旅游一样跑一圈回来，得胜还朝，加官进爵。当然也有清醒的人，满族宗室遐龄在其笔记中就记载，当时其外祖父时任翰林院侍讲的铁林就说：“（赛尚阿）此去必不成功，然天下之兵灾自此始矣！”
赛尚阿为人清慎廉洁，审案办公是把好手，军事方面却是个庸才。而且，他出京时排杨极大，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对此很是不屑，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表述说：“赛中堂视事广西，带小饮差七十五人，京兵二百四十名，京炮八十八尊，抬枪四十杆，铅子万余斤，火药数千斤。沿途办差，实为不易。”而赛尚阿本人，表面硬撑，其实内心也很惶惑，临行与武英殿大学士卓秉恬揖别流涕，深恐此去凶多吉少。
洪秀全东乡称“天王”后，杨秀清指挥前锋军占领县城东南三十里的三里圩。1851年3月2日，向荣、周天爵率六千多清军向太平军展开攻势，却反被对方杀得大败，损失无数辎重不说，黔兵被杀几十人，掉头奔逃。此战胜后，洪、杨等人食髓知味，深知清军大集，眼前形势不容乐观，于是，4月15日夜晚众徒召开“总结会”时，杨秀清咣当一声又摔倒在地，开始“天父”下凡；4月19日，萧朝贵也咣当一声倒地，开始“天兄”下凡。主要的装神弄鬼目的，均是代“天父”、“天兄”传言，要众人共扶洪秀全这个“真主”，拼死战斗。
挨打受挫之后，向荣、周天爵也学乖，不敢再主动上前捋虎须，开始采取“坐战之法”，与太平军相抗。此种战法，即首先设立一个大营，下设炮眼两座，以守代攻。由此，“贼一无所见，一炮不能伤。我军更番迭打，一人不能走。其一人不能走者，四面皆厚墙深壕，死即同死，生则俱生，盖即淮阴（韩信）背水（之战）之遗意也。”后来，曾国藩、应宗棠、李鸿章等人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长围坐战法”，很见成效。
后来有成效，当时并不见得。延至5月15日，太平军由于缺衣少食，冒死从东乡突围，直趋象州，周天爵的“坐战法”最终在广西没能成功。
清军很着急，乌兰泰和向荣二军，闻讯即急行军赶至，准备围攻太平军。独鳌岭一战，本来清军已占先机，但太平军关键时刻选出七个敢死勇士，攀绝壁突入清军大营，高喊冲杀。正在附近山岭激战的清军以为大营被破，顿时泄气，四处狂逃，摔死的就有一百多人，总共被杀三百多，散溃大败。
7月份，太平军从中坪奔往桂平的新墟，在双髻山，又遇到向荣、周天爵等人的拦截。由于有赛尚阿派来的生力军到来，清军战斗力增强，打得太平军有些招架不住。交仗十多天内，杨秀清、萧朝贵不得不三次“咣当”下凡，鼓舞士气，向会众施以精神战胜法。由于众寡相差太大，太平军死伤无数，“天父”、“天兄”下凡也帮不上忙，只得集体败走双髻山，突围而走。
福兮祸兮。洪秀全在茶地“下诏”，明确了杨秀清的首席军事指挥权。杨秀清有勇有谋，整顿纪律，严令太平军为了“天国”死拼。连清朝的官员都曾说过：“初洪逆（洪秀全）至金田传教，志在蓄财致富，无反乱之心；自杨秀清入党，怂恿洪逆聚众谋叛，教以战守之计，洪逆积财渐裕，结党亦多，且见土寇蜂起，官兵懦弱，遂从杨秀清之语，始怀异志，诸事听杨调度……”（《粤寇起事记实》）所以，金田初起，杨秀清绝对是个关键性人物。
9月11日，太平军趁夜从新墟遁走，在五峒山跋涉后，东出平南。向荣、乌兰泰闻讯（当时周天爵奉谕至北京复命），立刻率清军在官村扎营，准备消灭太平军。
结果，清军没料到这些先前被追的到处逃跑的太平军会反扑劫营，萧朝贵等人连夜劫营，杀死不少清军，其中包括一名千总，并夺得所有几乎军械物资。向荣此次输得极惨，率残军奔回平南县城，称病不敢再出。他在与友人的信函中承认：“（我）生长兵间数十年，未尝见此贼；自办此贼，大小亦数十战，未尝有此败”，胆寒不已。
官村之战得胜后，太平军秉锐，水陆共进，直杀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途中，太平军发展了许多新徒众，力量增强，其中包括时年十四岁的“娃娃兵”陈玉成。1851年（咸丰元年）9月25日，罗大纲率太平军前锋攻克永安。永安之战意义重大，这是太平军第一次占领“大城市”。此时的太平军，已有近四万之众。
乌兰泰清军随后赶到，逡巡不进，在城南屯兵观望；向荣更倒霉，他还没赶到永安，在距城二十里开外的古苏冲中了太平军一部的埋伏，被抢走大批军资，兵士死伤不少。
赛尚阿方面，他出京后走走停停，走了两个多月才到桂林。永安沦陷的消息传来，赛中堂心中惊惶，忙把军营移往阳朔。他倒不是贪赏风景，而是因为这里靠近山区，兵败后容易躲和逃。太平军对赛尚阿本人没有丝毫惧意和敬意，他们在永安城张贴赏格，向荣脑袋值千两白银，赛尚阿脑袋才值五钱银子，完全是拿赛中堂开涮。此外，赛尚阿文官出身，对驾御武将之道根本不通。乌兰泰百战猛将，达洪阿有功名将（曾在台湾平“贼”），向荣依违称病，这位赛中堂均无可奈何。
清军将领手下兵士并非全是软蛋，只是因为不少兵士来自平原地区，只习陆战。他们穿靴持矛在平原上打仗是好手，而在广西跋涉崇山峻岭，个个累得脱力，未战已经软成一滩泥。而太平军中，多炸山凿矿的矿徒，擅长使用火药，对枪炮等热兵器得心应手，接战即开火，轰毙不少清军。双方对阵，清军楚豫籍兵士持矛抡刀奋勇冲杀，往往被太平军抬炮一轰，哗拉一死一大片。至于赛尚阿所带的那些京兵京将更不用提，这些人一直住于高堂广厦之中，出入奴仆相随，根本吃不了任何苦。风吹雨淋数日，他们不是拉肚子就是感冒，根本没有战斗力而言。所以，太平军占据永安城后，跟随赛中堂出来的那些本想博个封妻荫子的众官们个个后悔，纷纷想从前线溜回京城。
太平军盘踞永安城，清军各部严重受挫，只能深壕高垒，在城外隔山结营，双方形成了数月的相持。
咸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1851年12月17日），洪秀全酬功，下诏封五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四王“俱受东王节制”。同时，秦昌纲（原名秦日昌，因为他要避北王韦昌辉的“讳”，改名秦日纲）受封为天官丞相，胡以晃为春官丞相，众将士均加官晋级，上下欢心。
过了一个多月，太平天国自颁“天历”，即冯云山1848年被逮于狱中时瞎琢磨出来的“历法”，规定每年实日为366天，单月31日，双月30日，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但“天历”以干支纪日相比当时农历纪日干支要早一天，所以太平天国的“礼拜日”比当时阳历礼拜日要早一天。洪秀全等人把金田起义那年定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而颁历的当年就顺推为“壬子二年”。
占领永安后，太平天国大打宣传攻势，刻印了《天父下凡诏书》、《天命诏旨书》、《太平诏书》、《天条书》、《太平礼制》等多种宣传品，广为散发。同时，太平军开始“破四旧”，儒教、道教、佛教一概在打倒之例，不管什么孔庙、关圣庙、道观，一概砸烂摧毁，原先的场地统统当作兵营来使用，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加强纪律，他们发布《太平条规》，其中包含有《行营规矩》与《定营规条十要》，明令太平军军士要早晚礼拜、恪守“天条”、男女别营、严禁私藏财物，并着重申明内外官卒见天王及各王要“避道呼万岁、万福、千岁”，从人“不得杂入御舆宫妃马轿之间”这一条来看，当时洪教主身边也有不少女人陪睡（有妃36人）。
由于客家人有爱卫生的习惯，《行营规矩》中还有“不得出恭在路并民房”的规定，对拉屎也有明确限制。为确保后勤供给，太平军在永安周围严格查田，在打击地主的同时，下令收获的粮食一半归农民，一半归太平军。这种“土改”政策很有成效，佃农们立刻行动起来，秋收大忙，把财主们的庄稼割个干净，留下“自己”一半后，另一半送给那“英勇的太平军”。如此，太平军粮食充足。
在进行各路“建设”的同时，太平军不忘“肃反”工作，诛杀了内部与清军有联系的周锡锟、周八叔侄。杀人也不是直接杀，杨秀清装神弄鬼，佯装“天父”下凡，自称有“天眼”，辩识二奸，对会众的心理更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
自1851年9月至1852年4月，太平军在永安城内封王建制，一呆就是大半年。
赛尚阿又惊又慌，硬着头皮前往“前线”督战，严令乌兰泰与向荣二军发动进攻。由于清军使用长围战术，太平军饷道被断，再窝在永安只能坐以待毙。于是，洪秀全与五王仔细商议后，趁贵县银矿矿工数千人来援的机会，在1852年4月5日，趁夜间大雨之际，突然突围。
太平军杀出永安城，奔向苦苏冲。清军乌兰泰部勇悍，挥军尾追，杀掉两千多太平军，并俘获了洪大全（此人乃湖南人焦亮，三合会成员，本来为洪秀全软禁。赛尚阿谎称此人是与洪秀全地位相当的“一字并肩王”，笔者另开章详细表述此人）。
太平军虽受挫败，并不慌乱，逃跑之间设下伏兵，在龙寮口大洞山把乘锐而进的乌兰泰部打得大败，杀掉清军四个总兵级高级将领（郧阳总兵邵鹤龄、凉州总兵长寿，河北总兵董兴甲、天津总兵长瑞），一千多清军或伤或亡，一片混乱。由此，太平军主力得以突围。
蛟龙入海。从此之后，对清政府来讲，太平军从广西地方之乱变成了全国范围的大乱。
自永安突围后，太平军向北进发，直扑桂林。杨秀清有勇有谋，派一股太平军穿上在大洞山缴获的清军号衣，化装成向荣部清军，想骗开桂林城。幸亏向荣本人早几个时辰已经在桂林城内，闻讯大惊，立刻下令封门，这才避免了桂林的失陷。
太平军赚城不成，就在文昌门外象鼻山下扎营，准备攻克桂林。由于桂林城坚，清军各路援军赶至，太平军打了一个多月后，难以攻入。于是，他们撤围杀向兴安。
在桂林攻城战中，清朝大将乌兰泰中炮，伤重身死。
赛尚阿依旧躲在阳朔不敢出马。清廷闻之震怒，先把他削官四级，然后派两广总督徐广缙代替他为钦差大臣。很快，清廷以“调度无方、劳师费饷”的罪名把赛尚阿逮回京城治罪，并抄其家。仅仅一年多时间，老赛便从“中堂”沦为“有罪犯官”。
回京之后，清廷会审，论成“大辟”，但咸丰帝念老赛在先朝有功绩，定为“斩监侯”。和现在一样，“死缓”一般就死不了。咸丰三年，太平军的北伐部队攻开封时，赛尚阿被放出来，与僧格林泌一起协防京师。老赛与僧格林泌同为蒙古人，自然互相“照顾”回护，先前的失败罪责，自然咸丰帝不再追问。日后太平天国败亡，同治“中兴”时，赛尚阿之子崇绮得中同治四年乙丑科状元。依理，满蒙贵族一般不会点状元，因为清朝有“汉不选妃、满（蒙）不点元”之说。如此“破天荒”之举，实是慈禧等人受咸丰影响，以此举来安慰赛尚阿这位老臣之心。同治十一年，同治帝16岁大婚，皇后正是崇绮之女，即赛尚阿之孙女。夫妇二人感情不错，但慈禧却不喜欢这个儿媳。同治帝得性病死后，这位皇后吞毒殉夫。赛中堂本人身子骨硬朗，光绪元年才病死。
“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屈起于广西，从更远的历史因素考虑，还可溯源如下：其一，明末清初之际，南明的永历帝最终在云南被杀，广西仍旧有不少李定国等南明将领的手下士兵散落于乡间山林，也有南明湖广籍旧部避难于其中，被当地人称为“山湖广”。这些人与壮族、瑶族山民杂居，势必把反清复明的思想播植于其间。其二，对历朝历代封建朝廷来讲，广西一直是“穷山恶水”、“烟瘴之地”，属于流放犯人的特别区域之一，军流杂配，遍布全区。这些人犯，本性犯上，又遭流放，自然对清政府怨毒满胸，蠢蠢思动，自清初就不断有人造反，经久不息。连著名的“黑旗军”（刘永福为头），原先也是造反的人犯队伍，日后受招安，成为在越南等处抗击法国入侵的有力军事武装。其三，乾隆末年清政府为了帮安南（越南）国王打仗，派大军自广西等处进攻，结果损失惨重。清朝的军事行动不仅对广西当地人民造成巨大的人财力消耗，清政府还把米谷、银饷等开支算在当地人身上，对广西人民造成极大的负担。此外，加上地方官员贪黩，虚报增垦数字，巧取豪夺，致使广西农民不断被开科加赋，民不聊生，种下无数动荡的种子。
狂龙出山。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已经成为“太平天国”。
假设，仅仅是个假设――假设当初紫荆山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捉住冯云山指控他“集结妖匪”得以成立，假设桂平县知县王烈是个清朝一心为公的“好干部”深究此事，怀有“水落石出”的心态去查案，冯云山、洪秀全数人，不死也得脱层皮，最轻也要在广州大狱中关上十几年，“太平天国”只能是洪秀全头脑中的谵妄梦幻了。
当太平军在永安封王建制大施拳脚时，东躲西避的王作新忧心忡忡，作诗曰：
治乱循环古有言，多因执事惮其烦。积薪厝火终为患，蝼蚁穿堤久不论。破贼如期为众一，争功时见久徒繁。连年巨寇于何靖，坐使英雄手击樽。
作为大清王朝的顺民和知识分子，王作新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其一家子侄辈四人均在与太平军作战中阵亡。可称幸的是，王作新在有生之年终于看到了太平天国的覆亡，他本人死于同治庚午年（1870年）。极其可悲的是，虽然成王败寇，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名字却永远留在了历史之中（无论是耻辱柱还是里程碑），王作新这个人却永久地遭到了世人们的遗忘。光绪年间，清朝政府只按照“积劳病故”惯例准许让他的牌位进入桂平县的祠坊，并未特别褒奖他当初 “料事如神”的预见性。“文革”之后，极左思想影响下，各地大揪历史帐，其后人很可能遭受更大的冲击。如果以“悲剧”二字加诸王作新身上，可能再恰当不过。
好男好女坏下场
——“洪大全”夫妇的严肃笑话
太平军永安突围时，乌兰泰率清军随后撵追，除杀掉两千多人以外，还生俘一位衣衫鲜亮，谈吐不俗的“大人物”——洪大全。此人身材魁梧，面容壮伟，侃侃能言，一看就非两广地带土生土长、一般的穷酸农民或悍武矿徒。起初，清军以为是俘获了太平天国“二号人物”杨秀清。立刻把这位爷送至钦差大臣赛尚阿的大本营中细审。结果，魁伟爷们高声朗朗，言道：“杨秀清只是我臣崽而已，我是天德王。我也不是洪秀全，洪秀全是我兄弟，我叫洪大全。我好饮酒，我弟（洪秀全）好女色。如果赛中堂您让我前去招我弟来投顺，想必他一定听从！”
钦差大臣赛尚阿听此言，高兴得差点脑袋溢血死过去。劳师费饷这么多天，不仅让太平军可劲折腾，如今他们又窜向省城桂林，自己的罪过不可谓不大。现在，逮住了与洪秀全并肩的“天德王”，总算能遮掩败绩与无能。于是，他立刻命手下官吏丁守存、士魁二人仔细审问，一面驰报北京这一“天大”喜讯，准备玩“献俘”的排场给自己与大清脸面涂金。
赛尚阿文人出身，很懂斯文一脉，自然不搞严刑逼供那套硬的，派人好酒好肉好菜天天供养着这位“洪大全”，闲聊天一样来软的套口供。
有关洪大全的研究资料，原始的文本仅有他自己的供述状《上咸丰表》与赛尚阿手下记录的口供，同时代一位文人“明心道人”所撰的笔记《发逆初记》中很详细地描画过此人。在供述状中，洪大全自称多次应试，屡屡不第。他是湖南兴宁人（民国后改为资兴，不是广东客家人聚集的兴宁县），地主出身，家资丰饶，在道光二十九年已酉科乡试时还去赶过考。也就是说，“太平天国”起事前一年，这位洪爷仍在湖南想通过中举得功名。当时湖南主考是车顺轨，没有看中洪大全，不予录取。
与洪秀全相类，洪大全屡试不第，胸中郁郁，又自诩多才，每每饮酒乘醉，大谈国事，表示说清朝承平日久，文恬武嬉，百事荒废，万一天下有豪杰趁机而起，天朝国事便不可收拾。当然，他口中的“豪杰”，是指他自己，当时他还不知道有拜上帝会与洪秀全。由于有才气有文名，湖南郴州的许佐昌非常器重洪大全兄弟，把自己两个女儿许月桂、许香桂分别许以兄弟二人为妻。这位许佐昌，乃郴州天地会一位头目。
乡试落第后，洪大全携重资前往广西，准备做买卖挣大钱。恰恰赶上广西“会匪”、土匪乱多，他就自告奋勇前往当时代替林则徐到广西当钦差大臣的李星沅处，表示说自己可以帮助官军平贼。李总督特别讨厌洪大全这种读了几本书就以为自己是诸葛亮的秀才，很不待见他，辱骂一顿后把他赶了出去。恼怒之下，洪大全便转投了洪秀全。
在供述中，洪大全自己说：“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间，等他们（洪秀全）的势力已大，我才来广西会洪秀全的。我来广西，洪秀全就叫我为贤弟，尊我为天德王，一切用兵法，均请教于我。”同时，他夸称自己在太平军中被称为“赛诸葛”，正是自己指挥太平军攻下永安城。
在赛尚阿安排下，洪大全本人被关押于河中大巨船雕梁画栋的内舱之中，巨烛高列，美酒无限量供应，一切都是让他写好供述。他还向赛尚阿索要《通鉴纲目》一书，边举巨觥痛饮，边奋笔疾书，不知道的人，乍看他那派头，还以为这位爷是在搞奢华的文学创作。
洪大全供词中，水分不少。首先，洪秀全不可能封他为“天德王”，他根本没有军事指挥权。其次，他隐瞒了特别重要的一点，即他是湖南当地的天地会香堂小头目。在上《咸丰表》中，他供述说：“至十九日引见赛中堂，中堂以礼相待，臣为（他）写书（信）离间贼党（太平军）。奈何送书之人，（只能）将箭（绑信）送去。二十日，赛中堂复以礼送臣入京。臣视死如归，并无惧怯。”好玩的是，洪大全已经犯了“大逆”，供述中对咸丰爷一口一个“臣”，俨然清朝治下的顺民、官员自居，又称自己“视死如归”，确实荒悖。无可否认的是，洪大全是真有才气，“（清军）问其贼中情形，诱以许令投降，（他）颇肯直陈，并手书数纸，千言立就。与之酒食，毫无畏惮”，显然是个不畏大场面的满腹经纶的士人。所以，当时就有文化人做诗讽刺赛尚阿：“相公新自永安回，十万精兵拥上台。但说先生能下士，谁知小丑竟多才。”
为了讳败为胜，赛尚阿大张旗鼓把洪大全解送入京。刑部审讯后，很快就把这位爷送往菜市口凌迟。北京方面，根本不似赛尚阿想得那样兴奋，因为大臣们都知道太平军首犯中根本没有“洪大全”这个人。
给事中陈坛就上表说：“洪大全不过供贼驱策，并非著名渠魁。从前查奏逆首姓名，亦并无此人。嗣因贼众窜出永安，于无可如何之时，不得不张皇装点，以稍掩已过。”此奏，狠狠揭了赛尚阿一把。
洪大全被杀的时况，据《平定粤匪略》的眉批记载：“洪大全性极狠忍，被磔时，开目自视脔割，至刃刺心头，一呼痛而已”，可见，这位爷绝对是“慷慨就义”。
当时围观的闲人众多，众指谩骂。洪大全忍刑叹息，还赋司空图两句诗：“汉儿尽作胡儿语，争向城头骂汉人”。
杀洪大全，时为咸丰三年间。赛尚阿本人很快被贬官抄家，没人再注意他送入京城被杀的俘囚到底是什么人。过了四年，咸丰六年，湖南地方官奏报当地平“贼”事宜，又提到了先前的这位“洪大全”。在湖南地方的奏折中，讲洪大全原名是焦亮，兴宁县人，与其弟焦三同为廪生，颇有文名。他早年就加入天地会（添弟会）。天地会又称三合会，三点会（现在香港还有），日后上海的“小刀会”也是天地会支系。自康熙以来，清朝各地一直闹天地会，时大时小，从未止歇。天地会原本的政治纲领是：“红旗飘飘，英雄尽招。海外天子，来复明朝。”这种帮派人员入会后一般均有化名，焦亮化名是“洪大泉”，入广西后见了洪秀全，他就改成“洪大全”了。
湖南地方政府文件言及洪大全，并非是想上交洪大全的“外调”报告，乃因当地天地会造反案牵涉此人。太平军起事后，自广西入湖南，占领道州，湖南各地天地会支派纷纷群起响应，郴州和桂阳州暴乱规模最大，而焦亮之弟焦玉晶（焦三）和焦亮之妻许月桂和妻妹许香桂三人，分别在兴宁和郴州揭竿而起，配合天地会等会党成员以及太平军猛攻郴州、兴宁等地，还一度占领过上述地区。
咸丰六年，清朝官军在宁远把天地会人员围堵，杀得他们大败。走投无路之时，焦玉晶与嫂子许月桂在嘉禾县自首。湖南巡抚骆秉章很兴奋，查实身份后，上报北京说已经擒获广西“首逆”洪大全之兄弟与妻子，还报告说，许月桂“自称大元师”，焦玉晶“充当三省贼营军帅”，他们“攻城掠野，罪大恶极。因官兵叠次痛剿，力穷势蹙，始来身归命，杀图免死”，并奏称已经依法把二人在当地凌迟处死。许月桂的妹妹许香桂，不久也在路亭被人抓住，审讯后凌迟。可叹的是，焦玉晶、许月桂这两个“革命”家属造反后向政府“投诚”，仍旧不免被杀。但焦玉晶的口供，倒是解开了“洪大全”身份的历史疑团。遥想许月桂、许香桂姐妹也曾是巾帼英雄，“穿红袍，执长矛，跃马如飞，率其党拼死鏖战”，此段描写出自清朝官员笔下（《王壮武公遗集》），绝非天地会会众的自我渲染。
由于赛尚阿当时为伪造“功绩”，让手下加工了一个《天德王洪大全供状》，把洪大全描述为一个拥有手下强大武装力量并与洪秀全联合造反的“一字并肩王”，中外学者不少人不顾此口供水份极多，纷纷把洪大全附会成湖南天地会首领朱九涛。其实朱九涛根本没去过广西，他本人于咸丰五年在湖南战败后遭磔杀。还有研究者添油加醋，认为天地会（洪门）提倡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洪秀全提倡“宗教改革”，双方格格不入，所以洪秀全排斥“洪大全”。这些“研究”均是受赛尚阿伪造的洪大全口供所误导而得出。
最接近历史真实的情况下，洪大全（焦亮）在广西加入太平军，自称湖南天地会大头目，夸夸海口，引起洪秀全等人疑忌，把他好酒好肉软禁起来。永安突围时，洪秀全自己还怕跑不赢，就把他当累赘，扔给清军。而且，拜上帝会为主的太平军金田起义，根本不是与天地会的联合起义，洪大全不可能与洪秀全“并肩称万岁”。广西当时各地就有天地会党的多处造反，清政府称之为“土匪”，称太平军为“会匪”（拜上帝会），很明确划分了两者的不同。此外，广西天地会“山堂”特别多，根本没有统一指挥，几乎可看作是流氓黑势力的趁乱抢劫，“散则为民，聚则为寇”，但对清政府并非心腹大患。
洪秀全起事之初，他本人曾经明显表明对三合会（天地会）的态度：“我虽未尝加入三合会，但常听说三合会宗旨在于反清复明……如今自康熙时已过二百年，反清尚可，复明何谈！三合会又有几种恶习为我所憎，例如新入会者必须拜魔鬼邪神，发三十六誓，又以刀加于人颈迫献家财为入会之用，皆无道理。我们拜上帝教乃讲真理，有上帝真神助佑，与我们相比，三合会卑污不足道也！”
特别一提的是，随着太平军在广西的壮大，不少原先三合会成员纷纷受政府招安，被编为“壮勇”，作为“民兵”武装打击太平军。这些“壮勇”并不是壮族乡勇，他们都是三合会（天地会）成员，而且他们装束与太平军相类似，头戴红巾。太平军占领永安后，见“壮勇”日益增多，洪秀全还很不高兴，发布《救世要民谕》中提及说：“况查尔们壮丁（客家话一直以“尔”为“你”），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歃血洪门，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兆面于仇敌也！”至此，洪秀全才想到要争取天地会人员。
所以，日后太平军入湖南道州、郴州攻略时，就积极招募天地会成员加入。湖南的天地会，又称“添弟会”、哥老会。接着，长沙、武昌一带的天地会也纷纷响应。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湖南、湖北、福建、广东、江西天地会纷纷表示“受编”，四处开花。可惜的是，石达开在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在江西招募了一帮广东天地会“花旗贼”，让他们保留原先的称号，原将统原军，最终导致严重后果。这些广东天地会成员多属流氓土匪出身，旗帜多用花色，故称“花旗”（与City Bank无关），而太平军本身用黄旗。“花旗军”犷悍难制，又独树一炽，石达开本来目的是想让这些人牵制官军，但这帮贼军四处扰民，到处杀人放火，极大败坏了太平军的信誉。特别是太平天国晚期，这群广东本地人出身的“花旗贼”纷纷投降政府军，充当向导，熟门熟路引官军入粤，在嘉应州（梅州）等地连端太平军老巢，终使太平天国死灰不能复燃。
洪大全这位才大志疏的读书人被押解入京途中，在信阳，曾慷慨悲歌，作《西江月》词：
寄身虎口运筹工，恨贼徒不识英雄。谩将金锁绾冰鸿，几时生羽翼，万里御长风。
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待要问天公。六韬三略总成空。哥哥行不得，泪洒杜鹃红。
词意壮烈，水平不俗，比洪秀全歪诗高出八个档次。
（所有上述事情，如果哪位读者看过清朝一个在广西巡抚郑祖琛手下当过幕僚的笔名“半窝居士”所写的《粤寇起事记实》（郑鹤声藏本），会完全改变印象。因为，据他讲，所有洪大全之事，全是赛尚阿手下捏造，他这样认为：“所有擒获（洪大全）递解情形，皆比部某君粉饰。此贼途中所作诗词，亦系比部代撰，斯事凭空结构，粤中人人嗤笑”。他说的“比部某君”，是指赛尚阿手下的机要幕僚、军机章京丁守存。”如此一来，似乎我上面写的数千字有关洪大全的事情似乎都是废话了。但观其书中所记张国梁投降的事情，完全不是真事，都属于市井传言，所以，只能也把这位“半窝居士”的记述当成参考书了，不能尽信。）
——“洪大全”夫妇的严肃笑话
太平军永安突围时，乌兰泰率清军随后撵追，除杀掉两千多人以外，还生俘一位衣衫鲜亮，谈吐不俗的“大人物”——洪大全。此人身材魁梧，面容壮伟，侃侃能言，一看就非两广地带土生土长、一般的穷酸农民或悍武矿徒。起初，清军以为是俘获了太平天国“二号人物”杨秀清。立刻把这位爷送至钦差大臣赛尚阿的大本营中细审。结果，魁伟爷们高声朗朗，言道：“杨秀清只是我臣崽而已，我是天德王。我也不是洪秀全，洪秀全是我兄弟，我叫洪大全。我好饮酒，我弟（洪秀全）好女色。如果赛中堂您让我前去招我弟来投顺，想必他一定听从！”
钦差大臣赛尚阿听此言，高兴得差点脑袋溢血死过去。劳师费饷这么多天，不仅让太平军可劲折腾，如今他们又窜向省城桂林，自己的罪过不可谓不大。现在，逮住了与洪秀全并肩的“天德王”，总算能遮掩败绩与无能。于是，他立刻命手下官吏丁守存、士魁二人仔细审问，一面驰报北京这一“天大”喜讯，准备玩“献俘”的排场给自己与大清脸面涂金。
赛尚阿文人出身，很懂斯文一脉，自然不搞严刑逼供那套硬的，派人好酒好肉好菜天天供养着这位“洪大全”，闲聊天一样来软的套口供。
有关洪大全的研究资料，原始的文本仅有他自己的供述状《上咸丰表》与赛尚阿手下记录的口供，同时代一位文人“明心道人”所撰的笔记《发逆初记》中很详细地描画过此人。在供述状中，洪大全自称多次应试，屡屡不第。他是湖南兴宁人（民国后改为资兴，不是广东客家人聚集的兴宁县），地主出身，家资丰饶，在道光二十九年已酉科乡试时还去赶过考。也就是说，“太平天国”起事前一年，这位洪爷仍在湖南想通过中举得功名。当时湖南主考是车顺轨，没有看中洪大全，不予录取。
与洪秀全相类，洪大全屡试不第，胸中郁郁，又自诩多才，每每饮酒乘醉，大谈国事，表示说清朝承平日久，文恬武嬉，百事荒废，万一天下有豪杰趁机而起，天朝国事便不可收拾。当然，他口中的“豪杰”，是指他自己，当时他还不知道有拜上帝会与洪秀全。由于有才气有文名，湖南郴州的许佐昌非常器重洪大全兄弟，把自己两个女儿许月桂、许香桂分别许以兄弟二人为妻。这位许佐昌，乃郴州天地会一位头目。
乡试落第后，洪大全携重资前往广西，准备做买卖挣大钱。恰恰赶上广西“会匪”、土匪乱多，他就自告奋勇前往当时代替林则徐到广西当钦差大臣的李星沅处，表示说自己可以帮助官军平贼。李总督特别讨厌洪大全这种读了几本书就以为自己是诸葛亮的秀才，很不待见他，辱骂一顿后把他赶了出去。恼怒之下，洪大全便转投了洪秀全。
在供述中，洪大全自己说：“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间，等他们（洪秀全）的势力已大，我才来广西会洪秀全的。我来广西，洪秀全就叫我为贤弟，尊我为天德王，一切用兵法，均请教于我。”同时，他夸称自己在太平军中被称为“赛诸葛”，正是自己指挥太平军攻下永安城。
在赛尚阿安排下，洪大全本人被关押于河中大巨船雕梁画栋的内舱之中，巨烛高列，美酒无限量供应，一切都是让他写好供述。他还向赛尚阿索要《通鉴纲目》一书，边举巨觥痛饮，边奋笔疾书，不知道的人，乍看他那派头，还以为这位爷是在搞奢华的文学创作。
洪大全供词中，水分不少。首先，洪秀全不可能封他为“天德王”，他根本没有军事指挥权。其次，他隐瞒了特别重要的一点，即他是湖南当地的天地会香堂小头目。在上《咸丰表》中，他供述说：“至十九日引见赛中堂，中堂以礼相待，臣为（他）写书（信）离间贼党（太平军）。奈何送书之人，（只能）将箭（绑信）送去。二十日，赛中堂复以礼送臣入京。臣视死如归，并无惧怯。”好玩的是，洪大全已经犯了“大逆”，供述中对咸丰爷一口一个“臣”，俨然清朝治下的顺民、官员自居，又称自己“视死如归”，确实荒悖。无可否认的是，洪大全是真有才气，“（清军）问其贼中情形，诱以许令投降，（他）颇肯直陈，并手书数纸，千言立就。与之酒食，毫无畏惮”，显然是个不畏大场面的满腹经纶的士人。所以，当时就有文化人做诗讽刺赛尚阿：“相公新自永安回，十万精兵拥上台。但说先生能下士，谁知小丑竟多才。”
为了讳败为胜，赛尚阿大张旗鼓把洪大全解送入京。刑部审讯后，很快就把这位爷送往菜市口凌迟。北京方面，根本不似赛尚阿想得那样兴奋，因为大臣们都知道太平军首犯中根本没有“洪大全”这个人。
给事中陈坛就上表说：“洪大全不过供贼驱策，并非著名渠魁。从前查奏逆首姓名，亦并无此人。嗣因贼众窜出永安，于无可如何之时，不得不张皇装点，以稍掩已过。”此奏，狠狠揭了赛尚阿一把。
洪大全被杀的时况，据《平定粤匪略》的眉批记载：“洪大全性极狠忍，被磔时，开目自视脔割，至刃刺心头，一呼痛而已”，可见，这位爷绝对是“慷慨就义”。
当时围观的闲人众多，众指谩骂。洪大全忍刑叹息，还赋司空图两句诗：“汉儿尽作胡儿语，争向城头骂汉人”。
杀洪大全，时为咸丰三年间。赛尚阿本人很快被贬官抄家，没人再注意他送入京城被杀的俘囚到底是什么人。过了四年，咸丰六年，湖南地方官奏报当地平“贼”事宜，又提到了先前的这位“洪大全”。在湖南地方的奏折中，讲洪大全原名是焦亮，兴宁县人，与其弟焦三同为廪生，颇有文名。他早年就加入天地会（添弟会）。天地会又称三合会，三点会（现在香港还有），日后上海的“小刀会”也是天地会支系。自康熙以来，清朝各地一直闹天地会，时大时小，从未止歇。天地会原本的政治纲领是：“红旗飘飘，英雄尽招。海外天子，来复明朝。”这种帮派人员入会后一般均有化名，焦亮化名是“洪大泉”，入广西后见了洪秀全，他就改成“洪大全”了。
湖南地方政府文件言及洪大全，并非是想上交洪大全的“外调”报告，乃因当地天地会造反案牵涉此人。太平军起事后，自广西入湖南，占领道州，湖南各地天地会支派纷纷群起响应，郴州和桂阳州暴乱规模最大，而焦亮之弟焦玉晶（焦三）和焦亮之妻许月桂和妻妹许香桂三人，分别在兴宁和郴州揭竿而起，配合天地会等会党成员以及太平军猛攻郴州、兴宁等地，还一度占领过上述地区。
咸丰六年，清朝官军在宁远把天地会人员围堵，杀得他们大败。走投无路之时，焦玉晶与嫂子许月桂在嘉禾县自首。湖南巡抚骆秉章很兴奋，查实身份后，上报北京说已经擒获广西“首逆”洪大全之兄弟与妻子，还报告说，许月桂“自称大元师”，焦玉晶“充当三省贼营军帅”，他们“攻城掠野，罪大恶极。因官兵叠次痛剿，力穷势蹙，始来身归命，杀图免死”，并奏称已经依法把二人在当地凌迟处死。许月桂的妹妹许香桂，不久也在路亭被人抓住，审讯后凌迟。可叹的是，焦玉晶、许月桂这两个“革命”家属造反后向政府“投诚”，仍旧不免被杀。但焦玉晶的口供，倒是解开了“洪大全”身份的历史疑团。遥想许月桂、许香桂姐妹也曾是巾帼英雄，“穿红袍，执长矛，跃马如飞，率其党拼死鏖战”，此段描写出自清朝官员笔下（《王壮武公遗集》），绝非天地会会众的自我渲染。
由于赛尚阿当时为伪造“功绩”，让手下加工了一个《天德王洪大全供状》，把洪大全描述为一个拥有手下强大武装力量并与洪秀全联合造反的“一字并肩王”，中外学者不少人不顾此口供水份极多，纷纷把洪大全附会成湖南天地会首领朱九涛。其实朱九涛根本没去过广西，他本人于咸丰五年在湖南战败后遭磔杀。还有研究者添油加醋，认为天地会（洪门）提倡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洪秀全提倡“宗教改革”，双方格格不入，所以洪秀全排斥“洪大全”。这些“研究”均是受赛尚阿伪造的洪大全口供所误导而得出。
最接近历史真实的情况下，洪大全（焦亮）在广西加入太平军，自称湖南天地会大头目，夸夸海口，引起洪秀全等人疑忌，把他好酒好肉软禁起来。永安突围时，洪秀全自己还怕跑不赢，就把他当累赘，扔给清军。而且，拜上帝会为主的太平军金田起义，根本不是与天地会的联合起义，洪大全不可能与洪秀全“并肩称万岁”。广西当时各地就有天地会党的多处造反，清政府称之为“土匪”，称太平军为“会匪”（拜上帝会），很明确划分了两者的不同。此外，广西天地会“山堂”特别多，根本没有统一指挥，几乎可看作是流氓黑势力的趁乱抢劫，“散则为民，聚则为寇”，但对清政府并非心腹大患。
洪秀全起事之初，他本人曾经明显表明对三合会（天地会）的态度：“我虽未尝加入三合会，但常听说三合会宗旨在于反清复明……如今自康熙时已过二百年，反清尚可，复明何谈！三合会又有几种恶习为我所憎，例如新入会者必须拜魔鬼邪神，发三十六誓，又以刀加于人颈迫献家财为入会之用，皆无道理。我们拜上帝教乃讲真理，有上帝真神助佑，与我们相比，三合会卑污不足道也！”
特别一提的是，随着太平军在广西的壮大，不少原先三合会成员纷纷受政府招安，被编为“壮勇”，作为“民兵”武装打击太平军。这些“壮勇”并不是壮族乡勇，他们都是三合会（天地会）成员，而且他们装束与太平军相类似，头戴红巾。太平军占领永安后，见“壮勇”日益增多，洪秀全还很不高兴，发布《救世要民谕》中提及说：“况查尔们壮丁（客家话一直以“尔”为“你”），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歃血洪门，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兆面于仇敌也！”至此，洪秀全才想到要争取天地会人员。
所以，日后太平军入湖南道州、郴州攻略时，就积极招募天地会成员加入。湖南的天地会，又称“添弟会”、哥老会。接着，长沙、武昌一带的天地会也纷纷响应。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湖南、湖北、福建、广东、江西天地会纷纷表示“受编”，四处开花。可惜的是，石达开在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在江西招募了一帮广东天地会“花旗贼”，让他们保留原先的称号，原将统原军，最终导致严重后果。这些广东天地会成员多属流氓土匪出身，旗帜多用花色，故称“花旗”（与City Bank无关），而太平军本身用黄旗。“花旗军”犷悍难制，又独树一炽，石达开本来目的是想让这些人牵制官军，但这帮贼军四处扰民，到处杀人放火，极大败坏了太平军的信誉。特别是太平天国晚期，这群广东本地人出身的“花旗贼”纷纷投降政府军，充当向导，熟门熟路引官军入粤，在嘉应州（梅州）等地连端太平军老巢，终使太平天国死灰不能复燃。
洪大全这位才大志疏的读书人被押解入京途中，在信阳，曾慷慨悲歌，作《西江月》词：
寄身虎口运筹工，恨贼徒不识英雄。谩将金锁绾冰鸿，几时生羽翼，万里御长风。
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待要问天公。六韬三略总成空。哥哥行不得，泪洒杜鹃红。
词意壮烈，水平不俗，比洪秀全歪诗高出八个档次。
（所有上述事情，如果哪位读者看过清朝一个在广西巡抚郑祖琛手下当过幕僚的笔名“半窝居士”所写的《粤寇起事记实》（郑鹤声藏本），会完全改变印象。因为，据他讲，所有洪大全之事，全是赛尚阿手下捏造，他这样认为：“所有擒获（洪大全）递解情形，皆比部某君粉饰。此贼途中所作诗词，亦系比部代撰，斯事凭空结构，粤中人人嗤笑”。他说的“比部某君”，是指赛尚阿手下的机要幕僚、军机章京丁守存。”如此一来，似乎我上面写的数千字有关洪大全的事情似乎都是废话了。但观其书中所记张国梁投降的事情，完全不是真事，都属于市井传言，所以，只能也把这位“半窝居士”的记述当成参考书了，不能尽信。）
第三章
红龙狂试云雨情
——长沙之战：“挫折与机遇”
太平军围打桂林不成，就转攻兴安，破城后，焚毁衙署。然后，直杀全州，时为1852年6月3日。如果当时太平军攻下桂林省城，估计洪秀全就把这里当“首都”了。当时拜上帝教的这些首领们志向都不大，只要能占据一个大地方，过把王爷瘾享受些时日，死了也值。可是，桂林难克，太平军只得走一步算一步，暂时没有什么明确的战略意图。
由于水陆并进，又有矿工会员在城下填埋炸药，太平军炸垮全州城墙，杀清政府军数百人，连知州曹燮培等文武将吏也宰了十多个，可谓出手顺利。可惜的是，全州战略价值不大，城内金银粮食不多，于是太平军向湖南永州（今零陵）进发。刚出全州没多远，清朝官员江忠源（知州）在一个叫蓑衣渡的地方集军。此人有军事指挥才能，他派军士伐木造堰，在水边两岸结营，迎头截击太平军。由于事出苍猝，兴致勃勃的太平军没有思想准备，会众们被杀不少，被堵在当地。枪来弹往互攻之下，冯云山运气差，一块弹片嵌入肚子中，肠子都流了出来。迁延数日，6月10日，冯云山咽气。
洪秀全抚尸大哭道：“天妒英才，为何夺我良辅性命！”
这位冯爷，原名冯涣，又名冯逵，饱读经史子集，是块真正的读书料子。科考蹭蹬下，近水楼台先得月，一下子痴迷于洪秀全的“上帝教”，第一个受其“洗礼”，从此走上不归路。想当初在广西，洪秀全吃不了苦回到老家广东花县，只有冯云山一人苦苦坚持，可谓对教门用心良苦，不辞险阻。正是他两年时间的不懈努力，才得以在紫荆山地区吸收数千拜上帝教会众。虽然出身地主家庭，又是读书人，冯云山丝毫没有架子，天天挑泥、挑粪、打谷当苦力，目的就是能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杨秀清、萧朝贵二人，本为山中烧炭苦力。一日，二人挑炭到大冲市场去卖，遇见冯云山。冯云山把二人唤入自己住处，循循善诱道：“你们兄弟如此穷苦，烧炭一辈子，何有出头之日。如今官绅鱼肉百姓，我们要趁此机会起事，要有大志，做大事！”二人感悟，立刻成为拜上帝教和信徒，很快在炭工中为太平军招来许多精壮汉子入会，成为日后金田起义的中坚骨干。金田村的财主韦昌辉，原先住在王谟村，虽有银子田地，但韦家无功名，与当地有功名的刘姓地主争斗，很是吃亏，被逼迁移到金田村。到金田后，韦氏家族又受当地兰、冼两姓地主欺侮，为了他爸爸祝寿时挂一个捐来的“功名”，被同村财主威胁说是僭越，要把韦家告官。知道此情后，冯云山劝诱韦昌辉入拜上帝会，说入教后能帮他干大事。韦昌辉思前想后下决心，倾尽家财帮助上帝会――可见，太平天国最有名的东王、西王、北王，皆是冯云山这位“南王”拉入伙。在他鼓舞下，陆川、博白、玉林、东乡、中平等地村民纷纷信教，使得形势一片大好，会员范围迅速波及至象州、浔州，郁州等广大地区，入拜上帝会成为当地民众的“时尚”。
冯云山志向不凡，他在黄泥冲曾玉珍家当塾师时，书房的对联正可明其心迹：“暂供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被当地士绅王作新抓捕弄入官衙后，冯云山也能自写申诉，有情有理，加上会员使钱活动，最终得脱囹圄。此外，冯师爷巧舌如簧，本来桂平县判他应被押回原籍，途中他竟然能以利舌说服两个押解他的衙役入拜上帝会，三人一起重返紫荆山。
由于熟通文义，太平军初时军制，皆由冯云山主创（还有一个文人卢贤拔也参与其中）。此外，太平军的《天条书》、《三字经》等规章制度和宣传手册，大多出于冯云山之手。太平天国重要的“天历”，也由冯云山所创。虽然“天历”从科学角度上讲荒唐，但他突破了清朝的“正朔”，在政治方面意义巨大。
可是，从实际上讲，冯云山军事领导方面的水平很一般，金田荨江村之战、武宣三里圩之战、平南官村之战中，冯云山有份参与指挥，却皆是协助杨秀清、萧朝贵等人，实际临战指挥的并不是他。
无论如何，由于他死的早，没有卷入太平天国后期内讧，众人对他评价倒都很不错：“（冯云山）前随天王遨游天下，宣传真道，援救天下兄弟姐妹，日侍天王左右，历山河之险阻，尝风雨之艰难，去国离乡，抛妻弃子，数年之间，仆仆风尘，几经劳瘁，历尽艰辛，艰耐到底！”（《天情道理书》）。可见，太平天国内部对他有绝佳的“盖棺定论”。
如果仔细推究，冯云山在桂平获释后没作任何交待，回花县找洪秀全，原先的拜上帝会众失去主心骨，杨秀清得以借“上帝附体”坐大，已经为日后“天京”的太平天国上层仇杀埋下伏笔。如果他能多活几年，可能太平天国不会内讧得那么厉害。可悲的是，历史不能假设！
衣渡一战，冯云山中弹而亡。太平军被杀多人，由永安穷围时的五万多人（包括家属）减员至“不满万人”，损失极其惨重。如此，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只得改变早些时候直攻长沙的行军计划，在湖南南部逗留打圈，一面恢复军力，一面伺机而动。
咸丰二年（1852年）四月二十五日（公历6月12日），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因湘江潇水阻隔，未能破永州，就南折攻占道州。在此地，杨秀清与萧朝贵二人联名发檄，共有三篇：《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由此，太平军明指清朝统治者为胡为妖，正式宣布了造反。其中文字，今天读来，也十分解气，又成为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神往之作：
真天命太平天国左辅正军师东王杨，右弼又正军师西王萧，为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若曰：嗟尔有众，明聪予言，予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中国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中国之子女民人，非胡虏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有明失政，满洲乘风破浪 ，混乱中国，盗中国之天下，夺中国之衣食，淫虐中国之子女民人，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为有人乎！自满洲流毒中国，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气惨于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
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中国名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胡从前以神州名中国也。胡虏目为妖人者何？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盗神州，驱我中国悉变妖魔，馨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
予谨按其彰著人间者约略言之：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发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之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纲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奴制之也。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
凡有水旱，（满清）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国之人稀少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人之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当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满洲之所以愚弄中国，欺侮中国者，无所不用其极，巧矣哉！
昔姚弋仲，胡种也，犹戒其子襄，使归义中国。苻融，亦胡种也，每劝其兄（苻）坚，使不攻中国。今满洲乃忘其根源之低贱，乘吴三桂之招引，霸占中国，极恶穷凶。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地来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乘中国之无人，盗据华夏。御座之设，野狐升据；朝堂之上，沐猴而冠。我中国不能铲其廷而锄其穴，反中其诡谋，受其凌辱，听其号令，甚至文武官员，贪图利禄，拜跪于狐群狗党之中。今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弗然怒。今胡虏犹犬豕也，公等读书知古，毫不知羞。昔文天祥、榭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 誓死不事清，此皆诸公之所熟闻也。予总料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万千余万，以五千余万之众，受制于十万，亦孔之丑矣！
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徵。三七之妖运告终，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贯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肃将天威，创建义旗，扫除妖孽，廓清华夏，恭行天罚。言乎远，言乎迩，孰无左袒之心；或为官，或为民，当急扬徽之志。甲胄干戈，载义声而生色，夫妇男女，挟公愤以前驱。拆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诏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奖天衷。执守绪于蔡州，擒妥欢（指元帝）于应昌，兴复久渝之境土，顶起上帝之纲常。
其有能擒狗鞑子咸丰来献者，或有能斩其首级来投者，或又有能擒斩一节满洲胡人头目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
盖我中国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开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执蝥弧以先登，戒防风之后至，在世英雄无比，在天荣辉无疆。如或执迷不悟，保伪拒真，生为胡人，死为胡鬼。顺逆有大体，华夷有定名，各宜顺天，脱鬼成人。
公等苦满洲之祸久矣，至今而犹不知变计，同心戮力，扫荡胡尘，其何以封上帝于高天乎！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顺天有厚赏，逆天有显戮，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道州休整五十多天。太平军得到了自蓑衣渡惨败以来的喘息机会。由于湖南、广东等地天地会会众纷纷来投，军队数量又回复到五万余人（但根据清政府的《贼情汇纂》中记述，是连老弱妇孺共五万，能战者不满万人）。输进新鲜血液后，太平军重鼓雄风，一路东向，连下宁远、嘉禾、蓝山等地。8月17号，攻克湘东南战略要地郴州。郴州在今天仍旧是交通枢纽，此地不仅物产丰富，土地肥饶，且北面水陆两路都可达长沙，南经宜章可下广东。
太平军之所以在湖南恋恋不去，是因为不少广西籍军将士兵想回老家，幸亏杨秀清在危急时刻的决断：“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乡土之心。今日上策，应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攻要害，直杀金陵（南京），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可为我有！”
清廷装闻报十分着急，立刻抽调川、贵、赣、陕、豫、闽等地官军来援。但各地官兵行动缓慢，湖南省内的驻军兵员极其有限，省城长沙的防御兵力连两千人都不到。如此关键时刻，人在衡州（衡阳）督师的湖广总督本人手下也仅有两千多士兵。
本来，太平军可以自郴州经耒水、湘江走水路直抵衡州、长沙，但由于清朝地方政府早已防备，沿江烧毁船只，太平军没有足够多的水上运输工具。在此情况下，他们只能由陆路走耒水、湘江以南，途经安仁、永兴、攸县等地向长沙发动进攻。
依理，攻取长沙大镇这么艰巨的任务，太平军应该倾巢而出，自郴州直扑长沙。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洪秀全、杨秀清仅仅派萧朝贵统李开芳、吉文元两将，带一千多人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一举动，显然是个失策。在道州修整后，太平军军械、粮秣精足，根本不需长驻郴州休整。笔者认为，贪图享受，意志松懈，才是洪、杨二人没有倾全力进攻长沙的最重要原因。
萧朝贵虽只率领一队偏师进攻，仍旧是锐气十足。加上后来洪、杨亲临前线，血战八十一天，太平军还真的差点攻克这座湖南巨镇。
1852年8月26日，萧朝贵率千余太平军自郴州出发，一路势如破竹，安仁、攸县、荣陵、醴陵等地守官守兵早已逃得影都没有。太平军可称兵不血刃，行军十六天，已经杀至离长沙城南仅十里地的石马铺。此地，正好赶上有清军刚刚从陕西调来的两千多绿营军，这些猝不及防，就被萧朝贵“练”了手，被打得四溃散逃，总兵福诚和副将尹培立两位满汉将军皆登时被砍杀。清军刚刚在本地招募了几百名浏阳的乡勇，还未及进行训练，丢下武器哭爹喊娘全跑光。此时，在三里地之外，还驻扎有沅州副将朱瀚，他手里有大批火药军械。闻知福诚的绿营兵被太平军进攻消息，他不仅不前来求援，也不坚守自己在金盘岭的军营，反而率众撒丫子就跑，为太平军留下大量精好的军械。
由此，长沙城外的“防线”立时崩溃，太平军迅速占领长沙南门之外的妙高峰以及城外的坚固民房，以这些地方为依托，开始进攻长沙城。
当时的长沙城内，仅有正规军四千多人，练勇三千多，总共也就八千号人马守城。他们对于太平军的到来，起初一无所知。城外溃兵涌入，太平军大炮轰响，长沙城内的官吏将卒才知道大祸将临。
不仅兵少，城内还无将。提督鲍起豹从前没打过什么正式的仗，只得下令关闭城门，然后立刻四处发书求救。此时，萧朝贵手下仅有士兵两千多人，如果再增加一倍，很可能就会趁乱一举攻破长沙城。由于人少，太平军只能集中兵力火力攻南城。
城上架排炮，城下发火炮，双方展开激战。
西王萧朝贵作战很勇敢，身先士卒，亲率牌刀手进攻。南城之上，清军在魁星楼上发炮，轰然一声，一粒弹片正入萧朝贵胸部，这位西王一下子“口眼俱呆”，当时就“归西”了。
南王刚死，西王又去，接连报销两个“王”，太平军上下震动，暗中怀疑：上帝去哪了？
红龙狂试云雨情
——长沙之战：“挫折与机遇”
太平军围打桂林不成，就转攻兴安，破城后，焚毁衙署。然后，直杀全州，时为1852年6月3日。如果当时太平军攻下桂林省城，估计洪秀全就把这里当“首都”了。当时拜上帝教的这些首领们志向都不大，只要能占据一个大地方，过把王爷瘾享受些时日，死了也值。可是，桂林难克，太平军只得走一步算一步，暂时没有什么明确的战略意图。
由于水陆并进，又有矿工会员在城下填埋炸药，太平军炸垮全州城墙，杀清政府军数百人，连知州曹燮培等文武将吏也宰了十多个，可谓出手顺利。可惜的是，全州战略价值不大，城内金银粮食不多，于是太平军向湖南永州（今零陵）进发。刚出全州没多远，清朝官员江忠源（知州）在一个叫蓑衣渡的地方集军。此人有军事指挥才能，他派军士伐木造堰，在水边两岸结营，迎头截击太平军。由于事出苍猝，兴致勃勃的太平军没有思想准备，会众们被杀不少，被堵在当地。枪来弹往互攻之下，冯云山运气差，一块弹片嵌入肚子中，肠子都流了出来。迁延数日，6月10日，冯云山咽气。
洪秀全抚尸大哭道：“天妒英才，为何夺我良辅性命！”
这位冯爷，原名冯涣，又名冯逵，饱读经史子集，是块真正的读书料子。科考蹭蹬下，近水楼台先得月，一下子痴迷于洪秀全的“上帝教”，第一个受其“洗礼”，从此走上不归路。想当初在广西，洪秀全吃不了苦回到老家广东花县，只有冯云山一人苦苦坚持，可谓对教门用心良苦，不辞险阻。正是他两年时间的不懈努力，才得以在紫荆山地区吸收数千拜上帝教会众。虽然出身地主家庭，又是读书人，冯云山丝毫没有架子，天天挑泥、挑粪、打谷当苦力，目的就是能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杨秀清、萧朝贵二人，本为山中烧炭苦力。一日，二人挑炭到大冲市场去卖，遇见冯云山。冯云山把二人唤入自己住处，循循善诱道：“你们兄弟如此穷苦，烧炭一辈子，何有出头之日。如今官绅鱼肉百姓，我们要趁此机会起事，要有大志，做大事！”二人感悟，立刻成为拜上帝教和信徒，很快在炭工中为太平军招来许多精壮汉子入会，成为日后金田起义的中坚骨干。金田村的财主韦昌辉，原先住在王谟村，虽有银子田地，但韦家无功名，与当地有功名的刘姓地主争斗，很是吃亏，被逼迁移到金田村。到金田后，韦氏家族又受当地兰、冼两姓地主欺侮，为了他爸爸祝寿时挂一个捐来的“功名”，被同村财主威胁说是僭越，要把韦家告官。知道此情后，冯云山劝诱韦昌辉入拜上帝会，说入教后能帮他干大事。韦昌辉思前想后下决心，倾尽家财帮助上帝会――可见，太平天国最有名的东王、西王、北王，皆是冯云山这位“南王”拉入伙。在他鼓舞下，陆川、博白、玉林、东乡、中平等地村民纷纷信教，使得形势一片大好，会员范围迅速波及至象州、浔州，郁州等广大地区，入拜上帝会成为当地民众的“时尚”。
冯云山志向不凡，他在黄泥冲曾玉珍家当塾师时，书房的对联正可明其心迹：“暂供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被当地士绅王作新抓捕弄入官衙后，冯云山也能自写申诉，有情有理，加上会员使钱活动，最终得脱囹圄。此外，冯师爷巧舌如簧，本来桂平县判他应被押回原籍，途中他竟然能以利舌说服两个押解他的衙役入拜上帝会，三人一起重返紫荆山。
由于熟通文义，太平军初时军制，皆由冯云山主创（还有一个文人卢贤拔也参与其中）。此外，太平军的《天条书》、《三字经》等规章制度和宣传手册，大多出于冯云山之手。太平天国重要的“天历”，也由冯云山所创。虽然“天历”从科学角度上讲荒唐，但他突破了清朝的“正朔”，在政治方面意义巨大。
可是，从实际上讲，冯云山军事领导方面的水平很一般，金田荨江村之战、武宣三里圩之战、平南官村之战中，冯云山有份参与指挥，却皆是协助杨秀清、萧朝贵等人，实际临战指挥的并不是他。
无论如何，由于他死的早，没有卷入太平天国后期内讧，众人对他评价倒都很不错：“（冯云山）前随天王遨游天下，宣传真道，援救天下兄弟姐妹，日侍天王左右，历山河之险阻，尝风雨之艰难，去国离乡，抛妻弃子，数年之间，仆仆风尘，几经劳瘁，历尽艰辛，艰耐到底！”（《天情道理书》）。可见，太平天国内部对他有绝佳的“盖棺定论”。
如果仔细推究，冯云山在桂平获释后没作任何交待，回花县找洪秀全，原先的拜上帝会众失去主心骨，杨秀清得以借“上帝附体”坐大，已经为日后“天京”的太平天国上层仇杀埋下伏笔。如果他能多活几年，可能太平天国不会内讧得那么厉害。可悲的是，历史不能假设！
衣渡一战，冯云山中弹而亡。太平军被杀多人，由永安穷围时的五万多人（包括家属）减员至“不满万人”，损失极其惨重。如此，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只得改变早些时候直攻长沙的行军计划，在湖南南部逗留打圈，一面恢复军力，一面伺机而动。
咸丰二年（1852年）四月二十五日（公历6月12日），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因湘江潇水阻隔，未能破永州，就南折攻占道州。在此地，杨秀清与萧朝贵二人联名发檄，共有三篇：《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由此，太平军明指清朝统治者为胡为妖，正式宣布了造反。其中文字，今天读来，也十分解气，又成为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神往之作：
真天命太平天国左辅正军师东王杨，右弼又正军师西王萧，为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若曰：嗟尔有众，明聪予言，予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中国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中国之子女民人，非胡虏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有明失政，满洲乘风破浪 ，混乱中国，盗中国之天下，夺中国之衣食，淫虐中国之子女民人，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为有人乎！自满洲流毒中国，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气惨于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
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中国名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胡从前以神州名中国也。胡虏目为妖人者何？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盗神州，驱我中国悉变妖魔，馨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
予谨按其彰著人间者约略言之：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发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之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纲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奴制之也。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
凡有水旱，（满清）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国之人稀少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人之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当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满洲之所以愚弄中国，欺侮中国者，无所不用其极，巧矣哉！
昔姚弋仲，胡种也，犹戒其子襄，使归义中国。苻融，亦胡种也，每劝其兄（苻）坚，使不攻中国。今满洲乃忘其根源之低贱，乘吴三桂之招引，霸占中国，极恶穷凶。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地来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乘中国之无人，盗据华夏。御座之设，野狐升据；朝堂之上，沐猴而冠。我中国不能铲其廷而锄其穴，反中其诡谋，受其凌辱，听其号令，甚至文武官员，贪图利禄，拜跪于狐群狗党之中。今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弗然怒。今胡虏犹犬豕也，公等读书知古，毫不知羞。昔文天祥、榭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 誓死不事清，此皆诸公之所熟闻也。予总料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万千余万，以五千余万之众，受制于十万，亦孔之丑矣！
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徵。三七之妖运告终，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贯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肃将天威，创建义旗，扫除妖孽，廓清华夏，恭行天罚。言乎远，言乎迩，孰无左袒之心；或为官，或为民，当急扬徽之志。甲胄干戈，载义声而生色，夫妇男女，挟公愤以前驱。拆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诏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奖天衷。执守绪于蔡州，擒妥欢（指元帝）于应昌，兴复久渝之境土，顶起上帝之纲常。
其有能擒狗鞑子咸丰来献者，或有能斩其首级来投者，或又有能擒斩一节满洲胡人头目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
盖我中国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开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执蝥弧以先登，戒防风之后至，在世英雄无比，在天荣辉无疆。如或执迷不悟，保伪拒真，生为胡人，死为胡鬼。顺逆有大体，华夷有定名，各宜顺天，脱鬼成人。
公等苦满洲之祸久矣，至今而犹不知变计，同心戮力，扫荡胡尘，其何以封上帝于高天乎！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顺天有厚赏，逆天有显戮，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道州休整五十多天。太平军得到了自蓑衣渡惨败以来的喘息机会。由于湖南、广东等地天地会会众纷纷来投，军队数量又回复到五万余人（但根据清政府的《贼情汇纂》中记述，是连老弱妇孺共五万，能战者不满万人）。输进新鲜血液后，太平军重鼓雄风，一路东向，连下宁远、嘉禾、蓝山等地。8月17号，攻克湘东南战略要地郴州。郴州在今天仍旧是交通枢纽，此地不仅物产丰富，土地肥饶，且北面水陆两路都可达长沙，南经宜章可下广东。
太平军之所以在湖南恋恋不去，是因为不少广西籍军将士兵想回老家，幸亏杨秀清在危急时刻的决断：“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乡土之心。今日上策，应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攻要害，直杀金陵（南京），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可为我有！”
清廷装闻报十分着急，立刻抽调川、贵、赣、陕、豫、闽等地官军来援。但各地官兵行动缓慢，湖南省内的驻军兵员极其有限，省城长沙的防御兵力连两千人都不到。如此关键时刻，人在衡州（衡阳）督师的湖广总督本人手下也仅有两千多士兵。
本来，太平军可以自郴州经耒水、湘江走水路直抵衡州、长沙，但由于清朝地方政府早已防备，沿江烧毁船只，太平军没有足够多的水上运输工具。在此情况下，他们只能由陆路走耒水、湘江以南，途经安仁、永兴、攸县等地向长沙发动进攻。
依理，攻取长沙大镇这么艰巨的任务，太平军应该倾巢而出，自郴州直扑长沙。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洪秀全、杨秀清仅仅派萧朝贵统李开芳、吉文元两将，带一千多人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一举动，显然是个失策。在道州修整后，太平军军械、粮秣精足，根本不需长驻郴州休整。笔者认为，贪图享受，意志松懈，才是洪、杨二人没有倾全力进攻长沙的最重要原因。
萧朝贵虽只率领一队偏师进攻，仍旧是锐气十足。加上后来洪、杨亲临前线，血战八十一天，太平军还真的差点攻克这座湖南巨镇。
1852年8月26日，萧朝贵率千余太平军自郴州出发，一路势如破竹，安仁、攸县、荣陵、醴陵等地守官守兵早已逃得影都没有。太平军可称兵不血刃，行军十六天，已经杀至离长沙城南仅十里地的石马铺。此地，正好赶上有清军刚刚从陕西调来的两千多绿营军，这些猝不及防，就被萧朝贵“练”了手，被打得四溃散逃，总兵福诚和副将尹培立两位满汉将军皆登时被砍杀。清军刚刚在本地招募了几百名浏阳的乡勇，还未及进行训练，丢下武器哭爹喊娘全跑光。此时，在三里地之外，还驻扎有沅州副将朱瀚，他手里有大批火药军械。闻知福诚的绿营兵被太平军进攻消息，他不仅不前来求援，也不坚守自己在金盘岭的军营，反而率众撒丫子就跑，为太平军留下大量精好的军械。
由此，长沙城外的“防线”立时崩溃，太平军迅速占领长沙南门之外的妙高峰以及城外的坚固民房，以这些地方为依托，开始进攻长沙城。
当时的长沙城内，仅有正规军四千多人，练勇三千多，总共也就八千号人马守城。他们对于太平军的到来，起初一无所知。城外溃兵涌入，太平军大炮轰响，长沙城内的官吏将卒才知道大祸将临。
不仅兵少，城内还无将。提督鲍起豹从前没打过什么正式的仗，只得下令关闭城门，然后立刻四处发书求救。此时，萧朝贵手下仅有士兵两千多人，如果再增加一倍，很可能就会趁乱一举攻破长沙城。由于人少，太平军只能集中兵力火力攻南城。
城上架排炮，城下发火炮，双方展开激战。
西王萧朝贵作战很勇敢，身先士卒，亲率牌刀手进攻。南城之上，清军在魁星楼上发炮，轰然一声，一粒弹片正入萧朝贵胸部，这位西王一下子“口眼俱呆”，当时就“归西”了。
南王刚死，西王又去，接连报销两个“王”，太平军上下震动，暗中怀疑：上帝去哪了？
杨秀清本来恼怒近期萧朝贵在会议上多有抗言不尊的举动，所以他迟迟不发兵援长沙。听说西王在长沙城外被打死，他也心惊。悲痛之下，杨秀清立刻与洪秀全一起率大军主力来攻长沙。此时，已经距离萧朝贵出发有一月之久。
太平军主力行军路线与萧朝贵相同。10月5日，前锋军到达长沙附近。10月11日，杨秀清、洪秀全大部队抵至长沙南门，与萧朝贵死后留下的军队会师。
洪、杨二人在郴州时，清将和春部队确实在城外与太平军相持，这也是他们留在郴州的一个借口。长沙被围，和春已经率主力自郴州赶往长沙救援，虽然依旧有近万名清军留守于郴州西南，但当时洪、杨二人大可自城东北从容向长沙进发。二人松懈，布署失当，待到听萧朝贵死讯后才集军出发，丧失了攻陷长沙的绝佳机会。
所以，当太平军主力在洪、杨二人统领下抵至长沙时，城内城外的清军力量已经大有改观：长沙发出紧急求援后，已经卸任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前湖北巡抚罗绕典等人，立刻派人与钦差大臣赛尚阿和正赶往湖南会剿太平军的两广总督徐广缙联系，又告知驻岳州的湖北提督以及各省援湘部队，全部前来长沙增援。心惊肉跳的赛尚阿当然不敢怠慢，严命各部齐集长沙。
在洪、杨二人抵至长沙时，清朝官军已有三万多人。同时，还有两万多官军朝长沙方向移动。
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和新任湖南布政使潘铎都很卖力。他们冲破太平军封镇入城后，加紧城防布置，并带去了两万多斤火药和两万多弹丸入城，提高了长沙守军的防御实力。在桂林称病不出的向荣此时也以大局为重，（时为广西提督，但遭免职），他于10月2日十万火急赶至长沙。赛尚阿如获至宝，忙让这位与太平军做战有经验的向爷统领川、豫、陕等来援清军。此时，长沙城内高官云集，共有一帮办事大臣、两巡抚、两提督、总兵以下数十位，如临大敌（是真的“大敌”）。
清朝援军，如江忠源部，非常有实战经验。他们到长沙后即抢据城东南的蔡公坟高地，占据了有力地形，广设营盘，深掘壕嵌，使得太平军不能围城围攻，只能在南城一隅屯结。而且，被围清军在援军抵达后，逐渐反守为攻，多次主动出击，烧毁了南门外不少太平军以为屏蔽的民房，给予对方以极大杀伤。
向荣本人入城后，登上城东南最高的天心阁瞭望，然后指挥手下点放五千门大炮向城下太平军轰击，轰死成百成百的头裹红巾的太平军。此炮其实一直就有，但长沙当地兵将未用过，没人敢放，一是他们不知如何使用，二是也怕巨炮炸膛。向荣手下兵将有经验，填药后连连施放，震耳欲聋之际，太平军的阵地血雾纷纷腾起……
洪、杨二人及主力军的到来，确实在短时间使长沙战局出现某些改观。士气大振之下，太平军生力军立刻攻城，首要目标直抵城外战略据点蔡公坟。清将和春、江忠源等人率军力战，受到兵锋正锐的太平军沉重打击，被杀数百人，江忠源本人被飞矛刺穿脚踝，落马几乎丧命。太平军虽小胜，但蔡公坟高地仍牢牢掌握在清军手中。
见南城不易攻入，杨秀清指挥七、八千精兵绕路直扑东门。这些太平军绕道妙高峰，直扑浏阳门外校场，分三路进攻。和春、江忠源等人拦击，向荣从城内又发援兵，施枪放箭，迎面痛杀太平军。
见不能敌，太平军就由校场东首败去，清军紧追。此时，太平军其实是假败，他们有一种“伏地阵”战术，即：“但遇官军追剿，至山穷水阻之地，忽一旗偃，千旗皆偃，瞬息间万人数千人皆败伏于地，寂不闻声。我军（清军）急追，忽见前面渺无一贼，无不诧异徘徊，疑神疑鬼。贼贴伏约半炮之倾，忽一旗立，千旗齐立。万人数千人，风涌潮奔，呼声雷吼，转面急趋以扑我兵，我兵鲜有不败矣！”（《贼情汇纂》）但可巧的是，太平军此次“伏地阵”用错了地方，他们只知身后有追兵，不知前面还有清军迎面而来的援军。几千太平军刚刚趴下不动，正好让自外而来的清军当成不动的靶子。一阵枪炮猛轰，立时打死大片，近千人的太平军登时成为鬼魂，余众逃归大营。
丧败之余，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一合计，知道硬攻长沙不能成功，在挖地道坚持攻城的同时，派出石达开统两千多人渡湘水西进，以分清军兵势。
此时，太平军腹背受敌，师老城下，给养渐失，即使是想突破反包围，也要扯开一个口子。湘水两岸物产丰饶，北可至常德，南可达宝庆，自可有迂回的余地。清将也深知太平军企图，湖南巡抚张亮基与江忠源等人一直忧心忡忡，但时任统师的赛尚阿本人在衡州，无人挑头，张亮基与向荣等人关系不睦，不能统一调动各军实现战略意图。
石达开天才干将。10月17日，他率兵渡至湘水西岸，连筑数垒，并收掠了阳湖晚稻为军粮，太平军心稍固。同时，石达开命人在战略要地回龙潭筑堡垒，在水面多置木排、炮船，搭起浮桥，把粮食源源不断地送至长沙城下的太平军大营内。
控制了湘水西岸，其实预示着太平军从“反包围”中逃出生天。即使长沙攻不下，他们自可安然而走，终将漫然不可复制。
咸丰帝闻讯震惊，连下数道谕旨，指示当地的官将必须先严剿西岸的太平军士兵。各处大员闻讯，立刻赶来会剿，连人在湘潭已被革职的“赛中堂”赛尚阿，竟然也亲自出马，带领三千当地团练来直接进攻石达开。身任钦差大臣一年多，赛中堂第一次真正临敌。由于太平军已经高筑堡垒，清军各部受挫。
清将向荣急红眼，在10月31日亲自统三千精兵，直攻湘江中间的水陆洲。这个地方如果被攻克，清军等于在太平军东西两岸打入一个楔子，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如此，湖水两岸的要地回龙潭等处就等于失去了战略意义。
对此，石达开早有准备。他初渡两岸时，已经留伏兵隐藏在水陆洲洲尾，藏于树木深处。向荣军队上洲后，时有零散太平军出现诱敌。清军放枪施箭，太平军就躲入林中。向荣以为是敌人散兵，不以为意。主力清军半渡之时，满树林太平军忽然树立旗帜，大声呐喊，一齐杀出，清军惊溃，被杀近两万人，向荣本人和河北总兵王家 ，幸亏马好，逃得性命。
很值得一提的是，用奇计杀败清朝老将向荣的石达开，当时年仅二十一岁！
长沙城上清朝守军望见已军惨败，为之夺气。由此，清军再无人真正敢渡湘水向西岸进攻。
进攻长沙的太平军仍旧大造声势攻城，但主要是进行“地道战”。由于军中有不少人是广西、湖南矿徒出身，太平军在战斗中总爱挖地道近城根，然后装填火药炸城。十多次“地道战”中，有四次炸坍城墙，长沙城几陷。多亏清军多层防守，终于守住长沙。
为了鼓励士气，11月初，洪秀全制造“玉玺”，象模象样正式称“万岁”。他设立四人一组的史官，“主记洪秀全每日言动”，开始修 《起居注》了。同时，洪、杨二人提拔了不少“干部”，李开芳、林凤翔、黄再兴、曾水源等人均在长沙攻城战中得到升迁。
11月30日，趁夜黑大雨之际（太平军多次突围均是在这种天气和时辰），太平军主力撤围，渡湘水西走，与石达开合军。
在撤围前，太平军使出疑军计，派人假装奸细，向长沙城内清军“告密”说太平军正要掘大地道，入天心阁下炸城。城内清军官将十分紧张，注意力皆集中于城内地下挖壕埋缸防地道，根本没发现城外太平军已经全军开溜，从而失去追击的大好机会。
安全渡湘水之后，杨秀清计多，派出小股部队南行湘潭，迷惑清军，而主力则直趋宁乡、益阳、岳州方向，准备攻取武昌。
转天一大早，清军见城外太平军营垒一空，怅然之间又感庆幸：坚城终得不失。于是，大家各上奏表，夸大战功，并说已经“歼毙”了贼头“翼王石大剀”。几十天后，见向荣奏折上又出现“石达开”之名，咸丰皇帝气急败坏，朱笔写了一个问句：“何又有石达开，是否即系石大剀？”天子这么一问，很让向荣等人下不了台阶。
长河之战，太平军虽不胜，却锻炼了队伍，最终成功遁走；清军虽不败，其实损失不小，失去了聚歼太平军的绝好机会。不过，有一点值得言及的是，原贵州巡抚张亮基代替骆秉章为湖南巡抚，他随员中有个道员，即日后大名鼎鼎的胡林翼。正是这位胡林翼，立即向张亮基推荐了一位人才做幕僚——左宗棠。胡、林二人，日后均成为剿灭太平军的最得力之人，长沙之战也成为他们暂露头角的绝佳舞台。更可值得注意的是，日后剪灭太平天国最大的“功臣”曾国藩，当时也在长沙城内，他是因丁忧回籍，其时还未受帝命兴办团练。倘若长沙被太平军攻城镇，作为清朝侍郎京官，被抓砍头，于曾国藩而言肯定难免，那样一来，就不会有日后的“中兴名臣”了。为此，时人许瑶光就在《谈浙》一书中感慨：“咸丰二年，粤逆（太平军）扑长沙不破，天留以为恢复东南之本也！”
1852年12月3日，太平军杀进益阳城后，又劫掠了水上数千只民船，水陆并进，出洞庭，克岳州（今岳阳），再得六、七艘大船。由于岳州城内留有昔日吴三桂军存留的大量军械和火药，太平军进攻实力大增。占取岳州仅仅十天后，1852年12月22日，太平军乘水流风顺，连克汉阳、汉口，武昌城隔江在望。
20天后，武昌文昌门在太平军的“地雷”巨响中轰然飞迸，城墙崩塌二十余丈，头裹红巾的太平军喊杀声高，抡刀持枪冲入武昌重镇。
入城之后，一边四处搜掠美女“选妃”，享受生活，洪秀全一边着意正经事，两不耽误。
太平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政治、历史的标志之一：南京！
太平军主力行军路线与萧朝贵相同。10月5日，前锋军到达长沙附近。10月11日，杨秀清、洪秀全大部队抵至长沙南门，与萧朝贵死后留下的军队会师。
洪、杨二人在郴州时，清将和春部队确实在城外与太平军相持，这也是他们留在郴州的一个借口。长沙被围，和春已经率主力自郴州赶往长沙救援，虽然依旧有近万名清军留守于郴州西南，但当时洪、杨二人大可自城东北从容向长沙进发。二人松懈，布署失当，待到听萧朝贵死讯后才集军出发，丧失了攻陷长沙的绝佳机会。
所以，当太平军主力在洪、杨二人统领下抵至长沙时，城内城外的清军力量已经大有改观：长沙发出紧急求援后，已经卸任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前湖北巡抚罗绕典等人，立刻派人与钦差大臣赛尚阿和正赶往湖南会剿太平军的两广总督徐广缙联系，又告知驻岳州的湖北提督以及各省援湘部队，全部前来长沙增援。心惊肉跳的赛尚阿当然不敢怠慢，严命各部齐集长沙。
在洪、杨二人抵至长沙时，清朝官军已有三万多人。同时，还有两万多官军朝长沙方向移动。
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和新任湖南布政使潘铎都很卖力。他们冲破太平军封镇入城后，加紧城防布置，并带去了两万多斤火药和两万多弹丸入城，提高了长沙守军的防御实力。在桂林称病不出的向荣此时也以大局为重，（时为广西提督，但遭免职），他于10月2日十万火急赶至长沙。赛尚阿如获至宝，忙让这位与太平军做战有经验的向爷统领川、豫、陕等来援清军。此时，长沙城内高官云集，共有一帮办事大臣、两巡抚、两提督、总兵以下数十位，如临大敌（是真的“大敌”）。
清朝援军，如江忠源部，非常有实战经验。他们到长沙后即抢据城东南的蔡公坟高地，占据了有力地形，广设营盘，深掘壕嵌，使得太平军不能围城围攻，只能在南城一隅屯结。而且，被围清军在援军抵达后，逐渐反守为攻，多次主动出击，烧毁了南门外不少太平军以为屏蔽的民房，给予对方以极大杀伤。
向荣本人入城后，登上城东南最高的天心阁瞭望，然后指挥手下点放五千门大炮向城下太平军轰击，轰死成百成百的头裹红巾的太平军。此炮其实一直就有，但长沙当地兵将未用过，没人敢放，一是他们不知如何使用，二是也怕巨炮炸膛。向荣手下兵将有经验，填药后连连施放，震耳欲聋之际，太平军的阵地血雾纷纷腾起……
洪、杨二人及主力军的到来，确实在短时间使长沙战局出现某些改观。士气大振之下，太平军生力军立刻攻城，首要目标直抵城外战略据点蔡公坟。清将和春、江忠源等人率军力战，受到兵锋正锐的太平军沉重打击，被杀数百人，江忠源本人被飞矛刺穿脚踝，落马几乎丧命。太平军虽小胜，但蔡公坟高地仍牢牢掌握在清军手中。
见南城不易攻入，杨秀清指挥七、八千精兵绕路直扑东门。这些太平军绕道妙高峰，直扑浏阳门外校场，分三路进攻。和春、江忠源等人拦击，向荣从城内又发援兵，施枪放箭，迎面痛杀太平军。
见不能敌，太平军就由校场东首败去，清军紧追。此时，太平军其实是假败，他们有一种“伏地阵”战术，即：“但遇官军追剿，至山穷水阻之地，忽一旗偃，千旗皆偃，瞬息间万人数千人皆败伏于地，寂不闻声。我军（清军）急追，忽见前面渺无一贼，无不诧异徘徊，疑神疑鬼。贼贴伏约半炮之倾，忽一旗立，千旗齐立。万人数千人，风涌潮奔，呼声雷吼，转面急趋以扑我兵，我兵鲜有不败矣！”（《贼情汇纂》）但可巧的是，太平军此次“伏地阵”用错了地方，他们只知身后有追兵，不知前面还有清军迎面而来的援军。几千太平军刚刚趴下不动，正好让自外而来的清军当成不动的靶子。一阵枪炮猛轰，立时打死大片，近千人的太平军登时成为鬼魂，余众逃归大营。
丧败之余，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一合计，知道硬攻长沙不能成功，在挖地道坚持攻城的同时，派出石达开统两千多人渡湘水西进，以分清军兵势。
此时，太平军腹背受敌，师老城下，给养渐失，即使是想突破反包围，也要扯开一个口子。湘水两岸物产丰饶，北可至常德，南可达宝庆，自可有迂回的余地。清将也深知太平军企图，湖南巡抚张亮基与江忠源等人一直忧心忡忡，但时任统师的赛尚阿本人在衡州，无人挑头，张亮基与向荣等人关系不睦，不能统一调动各军实现战略意图。
石达开天才干将。10月17日，他率兵渡至湘水西岸，连筑数垒，并收掠了阳湖晚稻为军粮，太平军心稍固。同时，石达开命人在战略要地回龙潭筑堡垒，在水面多置木排、炮船，搭起浮桥，把粮食源源不断地送至长沙城下的太平军大营内。
控制了湘水西岸，其实预示着太平军从“反包围”中逃出生天。即使长沙攻不下，他们自可安然而走，终将漫然不可复制。
咸丰帝闻讯震惊，连下数道谕旨，指示当地的官将必须先严剿西岸的太平军士兵。各处大员闻讯，立刻赶来会剿，连人在湘潭已被革职的“赛中堂”赛尚阿，竟然也亲自出马，带领三千当地团练来直接进攻石达开。身任钦差大臣一年多，赛中堂第一次真正临敌。由于太平军已经高筑堡垒，清军各部受挫。
清将向荣急红眼，在10月31日亲自统三千精兵，直攻湘江中间的水陆洲。这个地方如果被攻克，清军等于在太平军东西两岸打入一个楔子，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如此，湖水两岸的要地回龙潭等处就等于失去了战略意义。
对此，石达开早有准备。他初渡两岸时，已经留伏兵隐藏在水陆洲洲尾，藏于树木深处。向荣军队上洲后，时有零散太平军出现诱敌。清军放枪施箭，太平军就躲入林中。向荣以为是敌人散兵，不以为意。主力清军半渡之时，满树林太平军忽然树立旗帜，大声呐喊，一齐杀出，清军惊溃，被杀近两万人，向荣本人和河北总兵王家 ，幸亏马好，逃得性命。
很值得一提的是，用奇计杀败清朝老将向荣的石达开，当时年仅二十一岁！
长沙城上清朝守军望见已军惨败，为之夺气。由此，清军再无人真正敢渡湘水向西岸进攻。
进攻长沙的太平军仍旧大造声势攻城，但主要是进行“地道战”。由于军中有不少人是广西、湖南矿徒出身，太平军在战斗中总爱挖地道近城根，然后装填火药炸城。十多次“地道战”中，有四次炸坍城墙，长沙城几陷。多亏清军多层防守，终于守住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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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趁夜黑大雨之际（太平军多次突围均是在这种天气和时辰），太平军主力撤围，渡湘水西走，与石达开合军。
在撤围前，太平军使出疑军计，派人假装奸细，向长沙城内清军“告密”说太平军正要掘大地道，入天心阁下炸城。城内清军官将十分紧张，注意力皆集中于城内地下挖壕埋缸防地道，根本没发现城外太平军已经全军开溜，从而失去追击的大好机会。
安全渡湘水之后，杨秀清计多，派出小股部队南行湘潭，迷惑清军，而主力则直趋宁乡、益阳、岳州方向，准备攻取武昌。
转天一大早，清军见城外太平军营垒一空，怅然之间又感庆幸：坚城终得不失。于是，大家各上奏表，夸大战功，并说已经“歼毙”了贼头“翼王石大剀”。几十天后，见向荣奏折上又出现“石达开”之名，咸丰皇帝气急败坏，朱笔写了一个问句：“何又有石达开，是否即系石大剀？”天子这么一问，很让向荣等人下不了台阶。
长河之战，太平军虽不胜，却锻炼了队伍，最终成功遁走；清军虽不败，其实损失不小，失去了聚歼太平军的绝好机会。不过，有一点值得言及的是，原贵州巡抚张亮基代替骆秉章为湖南巡抚，他随员中有个道员，即日后大名鼎鼎的胡林翼。正是这位胡林翼，立即向张亮基推荐了一位人才做幕僚——左宗棠。胡、林二人，日后均成为剿灭太平军的最得力之人，长沙之战也成为他们暂露头角的绝佳舞台。更可值得注意的是，日后剪灭太平天国最大的“功臣”曾国藩，当时也在长沙城内，他是因丁忧回籍，其时还未受帝命兴办团练。倘若长沙被太平军攻城镇，作为清朝侍郎京官，被抓砍头，于曾国藩而言肯定难免，那样一来，就不会有日后的“中兴名臣”了。为此，时人许瑶光就在《谈浙》一书中感慨：“咸丰二年，粤逆（太平军）扑长沙不破，天留以为恢复东南之本也！”
1852年12月3日，太平军杀进益阳城后，又劫掠了水上数千只民船，水陆并进，出洞庭，克岳州（今岳阳），再得六、七艘大船。由于岳州城内留有昔日吴三桂军存留的大量军械和火药，太平军进攻实力大增。占取岳州仅仅十天后，1852年12月22日，太平军乘水流风顺，连克汉阳、汉口，武昌城隔江在望。
20天后，武昌文昌门在太平军的“地雷”巨响中轰然飞迸，城墙崩塌二十余丈，头裹红巾的太平军喊杀声高，抡刀持枪冲入武昌重镇。
入城之后，一边四处搜掠美女“选妃”，享受生活，洪秀全一边着意正经事，两不耽误。
太平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政治、历史的标志之一：南京！
南京！南京！新耶路撒冷！
——太平天国“都城”的困惑
太平军在武昌呆了一个月时间，即1853年1月至2月间（准确时间是1月12日至2月9日）。此时的太平军，威势赫赫，已经有五十万人的规模（包括老弱妇孺），不仅军械精全，更有数千艘船只。
眼看着，清朝在江苏、安徽、江西的统治，呈现土崩瓦解之态。
清廷震怒之下，把时任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的徐广缙逮治入狱；以湖南巡抚张亮基署理湖广总督；提升湖北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专责两湖军务；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率军入防江苏、安徽；以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驻守湖北、河南；以云贵总督罗绕典专守荆襄之地。可见，三个“钦差大臣”来防太平军，不可谓不重视。火上房的关键时刻，这些举措其实效用不大。何者，从前合力拒守尚抵抗不住，如今分兵四出，结果自不待言。
太平军占领武昌后，城内的满人、汉军旗人以及官吏、士人阖家自杀的不少。在“镇压反革命”方面，太平军毫不留情，特别是对抓到的河南、山西、安徽、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来援的官军，基本全部杀掉。投降的也杀。只有对在武昌迎降的守将，太平军才稍显仁慈，留下几个当“参谋”。根据“敌人拥护的我们反对，敌人反对派的我们拥护”心态，太平军对于武昌城内各处监狱犯人无问情由，尽被放出。不少当地地痞、流氓趁机与犯人们一起，红帕裹首，冒充太平军，日夜四出，恣意搜抢民财。他们连穷巷陋室也不放过，皆抢个空净，丝毫没有朴素的“阶级情感”。由于当地居民害怕太平军，见面就下跪呼为“王爷”，对这些老乡贼人，就背地叫他们“本地王爷”。武汉人的穷幽默，可见一斑。
文化宣传工作自不可少。太平军在武昌城大规模刻印宣传品，号召居民入拜上帝会，每二十五人为一馆，青壮年（包括妇女）均着短衣，持“圣兵”牌号，入城外军营参加训练。同时，严命民间向上交纳一切财物，除金银珠宝外，钱米、鸡鸭、茶叶外，甚至连咸菜也要上缴，称为“进贡”。得物后，太平军发给缴纳者一张“凭证”，上书“进贡”二字，下钤一印。如果有人匿物不交，被查出后就会被按住打屁股，一般会打数十下，鲜血淋漓，以示警告。由于逼索严苛，民众逃亡不少。
纪律方面，太平军对强奸处罚最严，只要有人被查出有奸淫妇女者，会立刻遭到斩首。数天内，血淋淋人头有数百悬于汉阳门外，大多为犯奸污妇女罪的兵士。
武昌居民对“贼”的印象，一是这些人皆长发，红帕包头；二是太平军所有人均“短装”，即使穿紫貂海龙外套，也中间一剪断之；三是发觉广西的客家“女贼”皆“大脚高髻”，气力非凡，不少人能背二百斤货物。她们身穿绫罗绸缎，背扛粗包兵仗，很让人印象深刻。至太平军从武昌撤走时，这些“贼妇”开始强抢当地妇女首饰，见有鲜亮衣衫，也夺之而去。武昌妇女当然打不过这些大脚“花木兰”，忍气吞声任其抢走自己身上心爱之物。
在武昌的阅马场，太平军天天派人从那里“讲道理”，场面宏大，每次均敲锣呼唤地方居民以及新入会的人员临听，宣讲“天父”的“功德”、“天王”的“勤苦”、“东王”的“操劳”，让大家一心一意跟随“天王”打江山。
据身临其事的文人陈徽言《武昌纪事》上讲，太平军在阅马厂建一高台，每日临讲的是一个“戴红毡大帽贼，年四十许，面瘦削，系玻璃眼镜，手持白蓵，俨然踞上座。另一童子，执乃传贼，挥蓵招人近台下，若相亲状。所言荒渺无稽，皆煽惑愚民之语。”这位宣讲“大师”应该不属于“广西老贼”，他能用“官话”宣讲，可能是湖广一带入拜上帝会的儒师或乡间冬烘塾师。此人也不可能是太平天国高层，因为除洪秀全、黄文金、曾天养外，大多数人都很年轻，四十岁以上的人很少。
“讲道理”大会期间，也有不和谐之音。陈徽言本人讲，他曾看见一位身材魁悟的人推开众人，高声抗辩，驳斥太平军宣传“大师”所讲的内容是摧毁儒学道统。老羞成怒之下，“大师”立派太平军士把此人用四肢分绑肢体，准备五马分尸。见对方这么没“风度”，抗辩人笑言：“我死得其所，不忘儒宗，终于于地下见祖宗！”怒极的太平军首领把“讲道理”变成“不讲道理”，命令兵士甩鞭打马。可这五匹马从来没搞过这种“专业”训练，不知分头跑，拖拉半天也没把人弄成五块。最后，宣讲“大师”亲自下台，抽刀砍死了这位挺身抗言的“封建卫道士”。
太平军并不想在武昌久留。1853年2月9日（咸丰三年正月二日），由于向荣、张国梁兵在东部大举进攻，太平军把全城抢掠的官和银物捆载至船上，逼使几乎所有武昌的男性居民上船，然后自武昌直下江南。
二月九日开拔，仅仅四周时间，太平军已经兵临南京城下。武昌距南京有一千多里（589公里），可见太平军行军之神速。其间，这只水陆大军经武穴（今广济）、克巢湖、下九江、破安庆、占池州（今贵池），连下铜陵、英湖、和州，神兵天将一样在3月8日出现在南京西南的善桥。
太平军自武昌蔽江而下的情景实在骇人，帆幔蔽空，衔尾数十里，炮声遥震，喊杀冲天，声势炫赫，乘风破浪而来，清兵望风遁逃。
清军之中，只有向荣一步远远蹑随，这时候再不敢追上硬拼。更可笑的是，当时清朝军事高层内部根本不知道太平军的目的地，有人猜是自上游走荆州，有的猜是分股窜长沙，并不十分明确太平军真正目的地。
1853年2月15日（咸丰三年正月八日），太平军在下巢湖（距鄂东咽喉要地武穴镇很近）设计，大破清朝钦差大臣陆建瀛的江防军，俘获无数炮枪弹药，杀掉清军两千多。陆建瀛本人从九江逃回南京。接着，石达开率水军，自下巢湖顺流而下，2月18日就攻占了九江，一举掌握这个控扼皖、赣、鄂三省门户的重镇。待向荣尾随的清军赶至九江，已经是三天后的事情，当时太平军主力已经杀入安徽。
2月24日，安庆虽然有狼山总兵王鹏飞所统万多人的山东兵，可这帮花着手拳绣腿的绿营兵不战自溃，藩库饷银五十余万两及城上二百门重炮皆为太平军所得，王总兵本人“单骑奔桐城”。
2月26日至3月7日间，池州、铜陵、芜湖、太平府（今当涂）、和州，皆相继为太平军攻克。
3月8日，南京城被困，太平军“自城外至江东门，一望无际，横广十余里；直望无际，皆红头人也（太平军头戴红巾）”（江士铎《乙丙日记》）。
围城后，太平军扎大营，立垒二十四座，开始昼夜攻城。3月19日，太平军在仪凤门外挖掘地道，往里面填塞装满火药的棺材。一声巨响，城墙崩垮数丈，太平军将士蚁登而上。可能弄错了引线，红巾兵士登城喊杀之际，二次“地雷”又震，一千多太平军兵士被崩上天空。守城的清朝官兵反败为胜，提刀猛杀，争割死人首级、耳朵掉头去府衙“报功”。
由于争功抢首级引起混乱，城防转弱。太平军主力忽然蜂涌而至，清军来堵缺口时，另外一支太平军已经从水西门（三山门）越城而入，南京失陷。
钦差大臣陆建瀛从将军署往外跑，在一个叫十庙的地方被太平军捉住，未及求饶，就被当街砍头。前广西巡抚邹鸣鹤、署布政使巡道涂文均、粮道陈克让、上元县知县刘同缨等人，均被太平军处决。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有血性，率少数清兵死守内城，危难时，尽驱兵士家属（多半是妇人）登陴拒守，与太平军相持两昼夜，最终众寡不敌，均被残杀。有老弱未死者数百人，都被太平军中的娃娃兵驱赶到城外河中淹死。
陆建瀛死讯传至北京，清廷认为他属于“死节”，想大加赠恤。有御史上言，直斥他在恩长之役中见死不救，并说他遁还金陵后，又与将军祥厚不和睦，致使南京如此坚城十二天被陷。“其被杀于十庙地方，是已逃而终不能逃，非阵亡自尽者，不可同城亡与亡者（祥厚等）比。”清廷认为有理，只赏还其总督一衔，算是对这个庸官的恩恤。对于陆建瀛的贻误大局，当时就有人作诗讥评：“疆帅控上游，初议岂不壮。舳舻亘千里，江皖赖保障。前矛甫遇贼，一战总戎丧。翩然乃退飞，踉啮弃兵仗。匿迹归白门，吾民复何望。城中十万户，湍决各奔放。大府方闭阁，精嫌仍未忘。”老陆此人，实无大略，乃当时“巧宦”的典型，只知曲投时好，俯仰浮沉，遭逢有事之秋，肯定没有好下场。太平军靠“上帝”，陆建瀛自己信“霜神”。初迎战时，他每每对士兵大言已军上方有裸身女神在督兵，骗人骗已，谁都不信。回奔南京后，他又声称“观音大士”帮助守城，下令南京士民天天焚香礼拜，敬崇观音。最后几天，老陆实在无计可施，派兵士扛无数神道纸人上城，吓唬城下太平军说有“众神天助”，使得城下的太平军笑声一片……所以，如此一个钦差大臣，只能以八字相赠：荒诞骗民，粉饰欺君。
南京陷落，不仅北京的清政府中枢震惊，全国震惊，全世界都感震惊，时任英国使华全权代表兼香港总督的文翰，就立刻向伦敦发去报告，分析南京被太平军攻陷之事对满清政府的影响：
“如南京陷落一成事实，中国政府将受到自变乱发动以来所未曾有之严重打击。所以者何？中国故都之地位，以及其在历史上之关系，在中国人心中如何重要，姑置不论；即以地势言，南京城在扬子江岸，大而且要，居帝国之中央，接近运河，实足以阻碍一切交通，切断米粮运往北京之路；今竟被强有力的大队武装叛徒所占据，此事诚未可忽视，尤不应随意加以掩饰。”
福祸相倚。南京，这个中国极具政治意味的大城市一朝得手，于太平军而言，虽然号称奇胜、大胜，最终在此为“首都”，却丧失了千载一时的大好历史机会，也为太平天国日后的丧亡也定下伏笔。
想当初，洪、杨等人起事时，目光窄浅，“江南”之地，他们只嘴上说说而已，万水千山哪等闲！将近一年半时间，这些戴红头巾、拖家带口的队伍一直在广西境内兜转，桂平、武宣、象州、平南，悠悠转绕，直到1851年9月25日攻占永安（今广西蒙山县）。如此巴掌大的一块城池，对当时没见过市面的众多太平军将士来说，已经是“大城市”了。他们在此地一呆就呆了半年多，洪秀全本人还弄了36个美妃天天“言传身教”。小小永安城，偏于一隅，拜上帝会头头们封王建制，制作礼乐，说好听的，是志向远大；说不好听的，是过把瘾就死的心态。自永安突围后，太平军直扑桂林，猛攻三十二天，目的就是想拿下省城。可惜桂林城非常坚牢，不能攻下，洪、杨二人只能率众经兴安、全州入湖南，在湘桂边境打转。当其时也，不少太平军将士皆思恋老家，想由灌阳而归，仍窜回广西。幸亏杨秀清有远略，决意北攻长沙。虽然那时的太平军主力驻郴州，仅派萧朝贵率一两千人进攻长沙，但这种决策最终打消了军将南归广西的念头。长沙未能攻下，萧朝贵又死，太平军却最终凭借石达开取得水陆洲大胜，顺利撤围。那个时候，洪秀全产生了“以河南为家”的念头，同时杨秀清想从益阳攻常德。当时太平军无船，想打到南京的领导人几乎没有。到达益阳时，太平军意外地获取船只数千艘，于是他们就弃常德陆路不走，自湘阴临资口漂入洞庭湖。下岳州后，在1853年1月12日攻陷武昌大镇。依理讲，湖北西连秦蜀，东控吴会，南达湘粤，北连中原，应该可以稳定一下政权。当时太平军内部议论纷纷，有入川之议，北进襄樊取中原之议，以及南下取金陵之议。选来选去，杨秀清本人决定以南京为目的地。
太平军内部争论可能非常激烈，杨秀清便搬出看家“法宝”，咣当一声摔倒——天父下凡！“天父”命令大伙去南京，那是“小天堂”，是“新耶路撒冷”。由此，再无人敢有异议。
也甭说，由于军中船中日益增多，顺流而下，太平军连战连捷，自武昌二十八天就打到南京，又用12天时间攻取了这座中国南方最具政治象征性的城市。这，不能不说是个军事史上的奇迹。
即使在南京初破之际，洪秀全仍旧持有入河南问鼎中原之意，但最终为杨秀清说服，移驾入南京，改为“天京”，以之为首都。催使杨秀清下这一终极决定的，乃是一年老湖南水手，他“大声扬言，亲禀东王（杨秀清），不可往河南。（他）云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今得江南，有长江天险，又有船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李自成自述》）所以，日后洪、杨只仅派林凤翔、李开芳率一只偏师北伐。
为了稳定军心、人心，为了替自己主张定都南京大造舆论，在杨秀清授意下，太平天国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天京于金陵论》，共有四十一名高级领导人表态，语气近乎一致，盛赞南京“虎踞龙盘”，“形险地胜”，从地理、经济等角度大称南京之好，集体为杨秀清抬轿子。一直颇具前瞻性和有进取心的杨秀清此时忽然变保守，没有果断地指挥军民直接北伐扑向帝国的心脏北京，实为铸成千古大错。形随势起，势随形生。以当时太平军昂扬的斗志和生猛的战斗力，直落而下攻取北京，并非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完全有成功的可能。而且，偏师北伐在初期取得的连连胜利事实也表明，当时什么水土不服、官军众多的顾虑完全是多余，假设太平军全军尽力在攻落南京后立刻扫北，胜算极大。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太平军主力至其灭亡也没能真正踏上北中国大地，只能借豫王（胡以晃）、燕王（秦日纲）两个王号，来意淫一下中原土地了。
太平军自上而下最没想到的是，他们自己入了南京这个“小天堂”后，腐化堕落得异常之快，很快就沉湎于温柔乡中。日后的内讧残杀，更使得“天京”本身成为孤城一座。
当然，杨秀清决意定都南京，也有其可称之处。当时，太平军号称“百万”，那是算上家属和沿路裹胁的民众，真正有战斗力的士兵仅十万左右。而太平军一路“攻下”的城市，其实多为清军自己弃守，诸如长沙、桂林等战略要地一直就没能拿下。江南大块地方虽然被占，清政府并没有到达崩溃地步，一直能组织起有效的军事力量抵抗。所以，太平军入城仅十天，向荣就在城外孝陵卫扎立“江南大营”；未几，琦善在杨州建“江北大营”。如果当时太平军不顾疲劳即刻北伐，拖家带口近百多万的大军腹背有敌，确实也是一个大问题。
建都南京，最起码经济上有保障，假如领导层军事调动有方，立刻平定南方九省，集中兵力占领苏南和浙江，即使不打垮清朝，占领南中国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保守的思想和贪图安逸的作为，最终让杨秀清等人定都南京后不思大的进取。
胜利之鼓轰天作响之际，其实隐约已经传来了丧钟之声。
将领之中，时任“殿左一指挥”的罗大纲最明确反对建都南京和分军北伐，他抗言说：“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洪秀全）驻河南，军乃渡河。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内顾忧，然后三路出师，一出汉中，疾趋咸阳；一出湘楚，以至皖豫；一出徐扬，席卷山左。咸阳既定，再出山右，会猎燕都（北京），虽诸葛（亮）不能御也。”为太平天国效过力的英国人呤唎也有类似看法：
“南京的占领至是已经成为太平军成功的致命伤。任何一种成功的起义，都决不能放弃进攻的军事行动；起义一采取守势，它的威力就会受到挫折，除非它具有某种奇异的组织。革命成功的要素乃是迅速行动，一旦抛弃这点，旧制度的集中统一的力量就会十分便利地被运用来攻击革命。
天王以安身于南京和着手于保护他的地位而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因这一错误而丧失了这个帝国。如果不这样作，不供给他的敌人以时间来重振旗鼓，从他们极其混乱的惊惶狼狈中复元，并集中他们的军队的话，那么他就已经指向了北京这一个终点。毫无疑问，就是他的声势赫赫的凯旋进军便会为他已经带来了一个几乎是不可抵抗的占领首都的大胜利，因此而引起的满洲王朝的灭亡就会已经给与了他这个帝国。多年以后，尽管遇到不利的反动，但太平军仍然不仅能抵抗清军，并且还能全部粉碎他们——如果不是英国干涉的话——即此一事实便足以证明，他们要是乘势追求他们最初的胜利是何等容易。
对太平军说来有两条道路是无阻碍的，根据他们的经历来判断，两条道路中的一条便能导致满洲压迫统治的消灭。第一条道路是，毫不踌躇地继续向北京进军，放弃每一个他们夺取的城市，并在以战利品和财物来丰富他们自己，以他们所经过的任何地区的不满群众来加强他们的军队的同时，决不允许以分遣单独驻军来造成他们人数的丝毫减少。
第二条道路当为放弃南京，并集中他们所有的军队到南方各省，——广东、广西、贵州、福建，——中国的这一部分比起任何其他各地来都更剧烈地反对满洲人，更加重要的是太平军主要领导者们的本省。在这种情况下，扬子江以南的整个地区就能在一个短时期内从满洲人手里全部夺取过来，然后他们即使不能取得全部帝国，至少当能在充分完整的意义下建立一个南方的王国——这条行动道路比起他们所实行的那条不适合的道路来会是好到怎样一个地步呢！
对天王说来，在实行上述两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以前就建立首都，并开创新王朝，那不仅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并且也是完全不合理的。”（这个上世纪初期的译文很别扭，姑且用之）
——太平天国“都城”的困惑
太平军在武昌呆了一个月时间，即1853年1月至2月间（准确时间是1月12日至2月9日）。此时的太平军，威势赫赫，已经有五十万人的规模（包括老弱妇孺），不仅军械精全，更有数千艘船只。
眼看着，清朝在江苏、安徽、江西的统治，呈现土崩瓦解之态。
清廷震怒之下，把时任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的徐广缙逮治入狱；以湖南巡抚张亮基署理湖广总督；提升湖北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专责两湖军务；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率军入防江苏、安徽；以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驻守湖北、河南；以云贵总督罗绕典专守荆襄之地。可见，三个“钦差大臣”来防太平军，不可谓不重视。火上房的关键时刻，这些举措其实效用不大。何者，从前合力拒守尚抵抗不住，如今分兵四出，结果自不待言。
太平军占领武昌后，城内的满人、汉军旗人以及官吏、士人阖家自杀的不少。在“镇压反革命”方面，太平军毫不留情，特别是对抓到的河南、山西、安徽、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来援的官军，基本全部杀掉。投降的也杀。只有对在武昌迎降的守将，太平军才稍显仁慈，留下几个当“参谋”。根据“敌人拥护的我们反对，敌人反对派的我们拥护”心态，太平军对于武昌城内各处监狱犯人无问情由，尽被放出。不少当地地痞、流氓趁机与犯人们一起，红帕裹首，冒充太平军，日夜四出，恣意搜抢民财。他们连穷巷陋室也不放过，皆抢个空净，丝毫没有朴素的“阶级情感”。由于当地居民害怕太平军，见面就下跪呼为“王爷”，对这些老乡贼人，就背地叫他们“本地王爷”。武汉人的穷幽默，可见一斑。
文化宣传工作自不可少。太平军在武昌城大规模刻印宣传品，号召居民入拜上帝会，每二十五人为一馆，青壮年（包括妇女）均着短衣，持“圣兵”牌号，入城外军营参加训练。同时，严命民间向上交纳一切财物，除金银珠宝外，钱米、鸡鸭、茶叶外，甚至连咸菜也要上缴，称为“进贡”。得物后，太平军发给缴纳者一张“凭证”，上书“进贡”二字，下钤一印。如果有人匿物不交，被查出后就会被按住打屁股，一般会打数十下，鲜血淋漓，以示警告。由于逼索严苛，民众逃亡不少。
纪律方面，太平军对强奸处罚最严，只要有人被查出有奸淫妇女者，会立刻遭到斩首。数天内，血淋淋人头有数百悬于汉阳门外，大多为犯奸污妇女罪的兵士。
武昌居民对“贼”的印象，一是这些人皆长发，红帕包头；二是太平军所有人均“短装”，即使穿紫貂海龙外套，也中间一剪断之；三是发觉广西的客家“女贼”皆“大脚高髻”，气力非凡，不少人能背二百斤货物。她们身穿绫罗绸缎，背扛粗包兵仗，很让人印象深刻。至太平军从武昌撤走时，这些“贼妇”开始强抢当地妇女首饰，见有鲜亮衣衫，也夺之而去。武昌妇女当然打不过这些大脚“花木兰”，忍气吞声任其抢走自己身上心爱之物。
在武昌的阅马场，太平军天天派人从那里“讲道理”，场面宏大，每次均敲锣呼唤地方居民以及新入会的人员临听，宣讲“天父”的“功德”、“天王”的“勤苦”、“东王”的“操劳”，让大家一心一意跟随“天王”打江山。
据身临其事的文人陈徽言《武昌纪事》上讲，太平军在阅马厂建一高台，每日临讲的是一个“戴红毡大帽贼，年四十许，面瘦削，系玻璃眼镜，手持白蓵，俨然踞上座。另一童子，执乃传贼，挥蓵招人近台下，若相亲状。所言荒渺无稽，皆煽惑愚民之语。”这位宣讲“大师”应该不属于“广西老贼”，他能用“官话”宣讲，可能是湖广一带入拜上帝会的儒师或乡间冬烘塾师。此人也不可能是太平天国高层，因为除洪秀全、黄文金、曾天养外，大多数人都很年轻，四十岁以上的人很少。
“讲道理”大会期间，也有不和谐之音。陈徽言本人讲，他曾看见一位身材魁悟的人推开众人，高声抗辩，驳斥太平军宣传“大师”所讲的内容是摧毁儒学道统。老羞成怒之下，“大师”立派太平军士把此人用四肢分绑肢体，准备五马分尸。见对方这么没“风度”，抗辩人笑言：“我死得其所，不忘儒宗，终于于地下见祖宗！”怒极的太平军首领把“讲道理”变成“不讲道理”，命令兵士甩鞭打马。可这五匹马从来没搞过这种“专业”训练，不知分头跑，拖拉半天也没把人弄成五块。最后，宣讲“大师”亲自下台，抽刀砍死了这位挺身抗言的“封建卫道士”。
太平军并不想在武昌久留。1853年2月9日（咸丰三年正月二日），由于向荣、张国梁兵在东部大举进攻，太平军把全城抢掠的官和银物捆载至船上，逼使几乎所有武昌的男性居民上船，然后自武昌直下江南。
二月九日开拔，仅仅四周时间，太平军已经兵临南京城下。武昌距南京有一千多里（589公里），可见太平军行军之神速。其间，这只水陆大军经武穴（今广济）、克巢湖、下九江、破安庆、占池州（今贵池），连下铜陵、英湖、和州，神兵天将一样在3月8日出现在南京西南的善桥。
太平军自武昌蔽江而下的情景实在骇人，帆幔蔽空，衔尾数十里，炮声遥震，喊杀冲天，声势炫赫，乘风破浪而来，清兵望风遁逃。
清军之中，只有向荣一步远远蹑随，这时候再不敢追上硬拼。更可笑的是，当时清朝军事高层内部根本不知道太平军的目的地，有人猜是自上游走荆州，有的猜是分股窜长沙，并不十分明确太平军真正目的地。
1853年2月15日（咸丰三年正月八日），太平军在下巢湖（距鄂东咽喉要地武穴镇很近）设计，大破清朝钦差大臣陆建瀛的江防军，俘获无数炮枪弹药，杀掉清军两千多。陆建瀛本人从九江逃回南京。接着，石达开率水军，自下巢湖顺流而下，2月18日就攻占了九江，一举掌握这个控扼皖、赣、鄂三省门户的重镇。待向荣尾随的清军赶至九江，已经是三天后的事情，当时太平军主力已经杀入安徽。
2月24日，安庆虽然有狼山总兵王鹏飞所统万多人的山东兵，可这帮花着手拳绣腿的绿营兵不战自溃，藩库饷银五十余万两及城上二百门重炮皆为太平军所得，王总兵本人“单骑奔桐城”。
2月26日至3月7日间，池州、铜陵、芜湖、太平府（今当涂）、和州，皆相继为太平军攻克。
3月8日，南京城被困，太平军“自城外至江东门，一望无际，横广十余里；直望无际，皆红头人也（太平军头戴红巾）”（江士铎《乙丙日记》）。
围城后，太平军扎大营，立垒二十四座，开始昼夜攻城。3月19日，太平军在仪凤门外挖掘地道，往里面填塞装满火药的棺材。一声巨响，城墙崩垮数丈，太平军将士蚁登而上。可能弄错了引线，红巾兵士登城喊杀之际，二次“地雷”又震，一千多太平军兵士被崩上天空。守城的清朝官兵反败为胜，提刀猛杀，争割死人首级、耳朵掉头去府衙“报功”。
由于争功抢首级引起混乱，城防转弱。太平军主力忽然蜂涌而至，清军来堵缺口时，另外一支太平军已经从水西门（三山门）越城而入，南京失陷。
钦差大臣陆建瀛从将军署往外跑，在一个叫十庙的地方被太平军捉住，未及求饶，就被当街砍头。前广西巡抚邹鸣鹤、署布政使巡道涂文均、粮道陈克让、上元县知县刘同缨等人，均被太平军处决。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有血性，率少数清兵死守内城，危难时，尽驱兵士家属（多半是妇人）登陴拒守，与太平军相持两昼夜，最终众寡不敌，均被残杀。有老弱未死者数百人，都被太平军中的娃娃兵驱赶到城外河中淹死。
陆建瀛死讯传至北京，清廷认为他属于“死节”，想大加赠恤。有御史上言，直斥他在恩长之役中见死不救，并说他遁还金陵后，又与将军祥厚不和睦，致使南京如此坚城十二天被陷。“其被杀于十庙地方，是已逃而终不能逃，非阵亡自尽者，不可同城亡与亡者（祥厚等）比。”清廷认为有理，只赏还其总督一衔，算是对这个庸官的恩恤。对于陆建瀛的贻误大局，当时就有人作诗讥评：“疆帅控上游，初议岂不壮。舳舻亘千里，江皖赖保障。前矛甫遇贼，一战总戎丧。翩然乃退飞，踉啮弃兵仗。匿迹归白门，吾民复何望。城中十万户，湍决各奔放。大府方闭阁，精嫌仍未忘。”老陆此人，实无大略，乃当时“巧宦”的典型，只知曲投时好，俯仰浮沉，遭逢有事之秋，肯定没有好下场。太平军靠“上帝”，陆建瀛自己信“霜神”。初迎战时，他每每对士兵大言已军上方有裸身女神在督兵，骗人骗已，谁都不信。回奔南京后，他又声称“观音大士”帮助守城，下令南京士民天天焚香礼拜，敬崇观音。最后几天，老陆实在无计可施，派兵士扛无数神道纸人上城，吓唬城下太平军说有“众神天助”，使得城下的太平军笑声一片……所以，如此一个钦差大臣，只能以八字相赠：荒诞骗民，粉饰欺君。
南京陷落，不仅北京的清政府中枢震惊，全国震惊，全世界都感震惊，时任英国使华全权代表兼香港总督的文翰，就立刻向伦敦发去报告，分析南京被太平军攻陷之事对满清政府的影响：
“如南京陷落一成事实，中国政府将受到自变乱发动以来所未曾有之严重打击。所以者何？中国故都之地位，以及其在历史上之关系，在中国人心中如何重要，姑置不论；即以地势言，南京城在扬子江岸，大而且要，居帝国之中央，接近运河，实足以阻碍一切交通，切断米粮运往北京之路；今竟被强有力的大队武装叛徒所占据，此事诚未可忽视，尤不应随意加以掩饰。”
福祸相倚。南京，这个中国极具政治意味的大城市一朝得手，于太平军而言，虽然号称奇胜、大胜，最终在此为“首都”，却丧失了千载一时的大好历史机会，也为太平天国日后的丧亡也定下伏笔。
想当初，洪、杨等人起事时，目光窄浅，“江南”之地，他们只嘴上说说而已，万水千山哪等闲！将近一年半时间，这些戴红头巾、拖家带口的队伍一直在广西境内兜转，桂平、武宣、象州、平南，悠悠转绕，直到1851年9月25日攻占永安（今广西蒙山县）。如此巴掌大的一块城池，对当时没见过市面的众多太平军将士来说，已经是“大城市”了。他们在此地一呆就呆了半年多，洪秀全本人还弄了36个美妃天天“言传身教”。小小永安城，偏于一隅，拜上帝会头头们封王建制，制作礼乐，说好听的，是志向远大；说不好听的，是过把瘾就死的心态。自永安突围后，太平军直扑桂林，猛攻三十二天，目的就是想拿下省城。可惜桂林城非常坚牢，不能攻下，洪、杨二人只能率众经兴安、全州入湖南，在湘桂边境打转。当其时也，不少太平军将士皆思恋老家，想由灌阳而归，仍窜回广西。幸亏杨秀清有远略，决意北攻长沙。虽然那时的太平军主力驻郴州，仅派萧朝贵率一两千人进攻长沙，但这种决策最终打消了军将南归广西的念头。长沙未能攻下，萧朝贵又死，太平军却最终凭借石达开取得水陆洲大胜，顺利撤围。那个时候，洪秀全产生了“以河南为家”的念头，同时杨秀清想从益阳攻常德。当时太平军无船，想打到南京的领导人几乎没有。到达益阳时，太平军意外地获取船只数千艘，于是他们就弃常德陆路不走，自湘阴临资口漂入洞庭湖。下岳州后，在1853年1月12日攻陷武昌大镇。依理讲，湖北西连秦蜀，东控吴会，南达湘粤，北连中原，应该可以稳定一下政权。当时太平军内部议论纷纷，有入川之议，北进襄樊取中原之议，以及南下取金陵之议。选来选去，杨秀清本人决定以南京为目的地。
太平军内部争论可能非常激烈，杨秀清便搬出看家“法宝”，咣当一声摔倒——天父下凡！“天父”命令大伙去南京，那是“小天堂”，是“新耶路撒冷”。由此，再无人敢有异议。
也甭说，由于军中船中日益增多，顺流而下，太平军连战连捷，自武昌二十八天就打到南京，又用12天时间攻取了这座中国南方最具政治象征性的城市。这，不能不说是个军事史上的奇迹。
即使在南京初破之际，洪秀全仍旧持有入河南问鼎中原之意，但最终为杨秀清说服，移驾入南京，改为“天京”，以之为首都。催使杨秀清下这一终极决定的，乃是一年老湖南水手，他“大声扬言，亲禀东王（杨秀清），不可往河南。（他）云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今得江南，有长江天险，又有船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李自成自述》）所以，日后洪、杨只仅派林凤翔、李开芳率一只偏师北伐。
为了稳定军心、人心，为了替自己主张定都南京大造舆论，在杨秀清授意下，太平天国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天京于金陵论》，共有四十一名高级领导人表态，语气近乎一致，盛赞南京“虎踞龙盘”，“形险地胜”，从地理、经济等角度大称南京之好，集体为杨秀清抬轿子。一直颇具前瞻性和有进取心的杨秀清此时忽然变保守，没有果断地指挥军民直接北伐扑向帝国的心脏北京，实为铸成千古大错。形随势起，势随形生。以当时太平军昂扬的斗志和生猛的战斗力，直落而下攻取北京，并非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完全有成功的可能。而且，偏师北伐在初期取得的连连胜利事实也表明，当时什么水土不服、官军众多的顾虑完全是多余，假设太平军全军尽力在攻落南京后立刻扫北，胜算极大。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太平军主力至其灭亡也没能真正踏上北中国大地，只能借豫王（胡以晃）、燕王（秦日纲）两个王号，来意淫一下中原土地了。
太平军自上而下最没想到的是，他们自己入了南京这个“小天堂”后，腐化堕落得异常之快，很快就沉湎于温柔乡中。日后的内讧残杀，更使得“天京”本身成为孤城一座。
当然，杨秀清决意定都南京，也有其可称之处。当时，太平军号称“百万”，那是算上家属和沿路裹胁的民众，真正有战斗力的士兵仅十万左右。而太平军一路“攻下”的城市，其实多为清军自己弃守，诸如长沙、桂林等战略要地一直就没能拿下。江南大块地方虽然被占，清政府并没有到达崩溃地步，一直能组织起有效的军事力量抵抗。所以，太平军入城仅十天，向荣就在城外孝陵卫扎立“江南大营”；未几，琦善在杨州建“江北大营”。如果当时太平军不顾疲劳即刻北伐，拖家带口近百多万的大军腹背有敌，确实也是一个大问题。
建都南京，最起码经济上有保障，假如领导层军事调动有方，立刻平定南方九省，集中兵力占领苏南和浙江，即使不打垮清朝，占领南中国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保守的思想和贪图安逸的作为，最终让杨秀清等人定都南京后不思大的进取。
胜利之鼓轰天作响之际，其实隐约已经传来了丧钟之声。
将领之中，时任“殿左一指挥”的罗大纲最明确反对建都南京和分军北伐，他抗言说：“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洪秀全）驻河南，军乃渡河。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内顾忧，然后三路出师，一出汉中，疾趋咸阳；一出湘楚，以至皖豫；一出徐扬，席卷山左。咸阳既定，再出山右，会猎燕都（北京），虽诸葛（亮）不能御也。”为太平天国效过力的英国人呤唎也有类似看法：
“南京的占领至是已经成为太平军成功的致命伤。任何一种成功的起义，都决不能放弃进攻的军事行动；起义一采取守势，它的威力就会受到挫折，除非它具有某种奇异的组织。革命成功的要素乃是迅速行动，一旦抛弃这点，旧制度的集中统一的力量就会十分便利地被运用来攻击革命。
天王以安身于南京和着手于保护他的地位而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因这一错误而丧失了这个帝国。如果不这样作，不供给他的敌人以时间来重振旗鼓，从他们极其混乱的惊惶狼狈中复元，并集中他们的军队的话，那么他就已经指向了北京这一个终点。毫无疑问，就是他的声势赫赫的凯旋进军便会为他已经带来了一个几乎是不可抵抗的占领首都的大胜利，因此而引起的满洲王朝的灭亡就会已经给与了他这个帝国。多年以后，尽管遇到不利的反动，但太平军仍然不仅能抵抗清军，并且还能全部粉碎他们——如果不是英国干涉的话——即此一事实便足以证明，他们要是乘势追求他们最初的胜利是何等容易。
对太平军说来有两条道路是无阻碍的，根据他们的经历来判断，两条道路中的一条便能导致满洲压迫统治的消灭。第一条道路是，毫不踌躇地继续向北京进军，放弃每一个他们夺取的城市，并在以战利品和财物来丰富他们自己，以他们所经过的任何地区的不满群众来加强他们的军队的同时，决不允许以分遣单独驻军来造成他们人数的丝毫减少。
第二条道路当为放弃南京，并集中他们所有的军队到南方各省，——广东、广西、贵州、福建，——中国的这一部分比起任何其他各地来都更剧烈地反对满洲人，更加重要的是太平军主要领导者们的本省。在这种情况下，扬子江以南的整个地区就能在一个短时期内从满洲人手里全部夺取过来，然后他们即使不能取得全部帝国，至少当能在充分完整的意义下建立一个南方的王国——这条行动道路比起他们所实行的那条不适合的道路来会是好到怎样一个地步呢！
对天王说来，在实行上述两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以前就建立首都，并开创新王朝，那不仅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并且也是完全不合理的。”（这个上世纪初期的译文很别扭，姑且用之）
有关太平天国入南京后一段时间的见闻，以江宁李圭所著《金陵兵事汇略》以及无名氏所著《金陵纪事》较为详实。二位作者都身经太平军攻占南京后的实际生活，虽然处处以“贼”称呼太平军，其笔下所记大都属实，皆为目闻目睹，亲身经历。
笔者现从这两个读书人当时的记述中摘取数段“亲历”，一一释义证明之，由此可以大概勾勒出洪、杨在南京初期的政治、经济措施，也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某些有关太平军圣库、官制、称呼、战法、军制、习惯以及拜上帝会仪式等方面的细节。
先举《金陵兵事汇略》：
贼既入城，诡言不杀人，（南京）有以土物入献者，给以贡单，无相扰。人多信之，争馈银、米、牲畜、菜蔬，取伪贡单榜于门。讵贼见单益搜索，以其不为备，私藏必多也。初犹未排户入搜，惧有官兵伏匿，惟遇人于路必镣。至十二日，见人则逼使舁尸弃诸河，不从杀之，如是者数日。忽出伪示逼民如常贸易，其时店铺百货掠几空，无有应者。忽又以查人为名，比室搜括，令壮男子听驱使，胸背以黄布写贼衔，谓之“招衣”。携幼童使为小仪，俾持旗伴随其行。男子毋许归家，归则谓与妇女私，干天条，罪应诛。于是立“男馆”，搜其家有私藏金银者，立置重典。驱妇女出于外，不使家居，襁幼稚，负行李，仓皇道路，惨不可言。（这些妇女）或得间，自投江河，或投子女于河。贼既驱而之东，又复驱而之西，有啼哭者目为“妖”，鞭 交下，夜则露宿檐下。越日乃立“女馆”。是时夫妇虽觌面而不敢交言，否则谓不遵天令。
（评曰：上世纪“极左”文人谬赞太平天国入南京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完全是乌有之事。献银献物，当属居民惊吓后的无奈之举。南京人本来生活正常，忽然夫妻家人分离，男入“男馆”，女入“女馆”，形同劳改，夫妻不得聚，父母子女不能见，何谈生人之乐！）
城北幽僻之地尚有民众潜居者，贼以搜屋至，男子尽惊逸，贼怒其避已，因驱妇女赶旱西门（即石城门），悉付洪流焉（赶入江中淹死）。
贼将分股窜镇江、扬州，逼壮者数万登舟，欲使为前锋，城中知之鼎沸，或自尽，或窃逃。贼惧一时不能制，有伪丞相钟芳礼、伪巡查周才太者，性稍平和，乃请逆酋设机匠馆、牌尾馆。机匠馆处工役织纫人，牌尾馆处残废老弱人，二者皆不调战阵。
（评曰：驱平民为前锋，太平军多为此事，当时之人多有记载，实为大不人道。）
入馆之家，凡遇贼搜括，告伪丞相辄杖责追还，残废者得安食室中，老病者使扫街道，于是入馆伏处者几四万人。旋又设杂行菜圃，杂行亦工匠之流，菜圃者，贼使人于隙地种植蔬菜，两处亦不下二万数千人。
（评曰：这些举措，稍安众心，使老弱残废免死于沟壑战垒之中）
无何，贼传伪命，凡读书识字者，悉赴伪诏书馆，否则斩，匿不报者同罪，因得数百人使为伪造文檄示。合贼式者，分入各酋馆为伪书吏。又捏造天主书教人，不能背读者杖之。
（评曰：强迫人民改信“上帝教”，背诵不了经文就打板子，此种粗暴的“灌输”非为怀柔之术）
出伪示，谓人死为升天，不许哭，不用棺木，不设香火，违则为妖邪。黄烟之禁与洋烟同严，有犯辄斩。各巨酋伪府多毁民居拓益之，封土木匠为伪将军、伪总制，俾率队课上。以督衙署为伪天王府，用锣鼓数百人，前导后护，迎洪秀全人居之。王娘数十人，悉以黄绢蒙头，跣足乘马入，自是遂不复出矣。
（评曰：大兴伪教，强制性“移风易俗”，高官们毁民宅修奢侈私宅，一点不像“人民队伍”。）
六月，计贼中裹胁人数：男馆，广西约千五百人，广东约二千五百人，湖南约万人，湖北约三万人，安徽约三千人，各省总约二千人，金陵约五万人，镇江扬州约五千人。女馆，广东西约一千人，湖南约四百人，湖北约二万五千人，安徽约三千人，镇扬约万人，金陵约十万人。贼逐一设门牌，凡男子十六岁至五十岁谓之牌面，余为牌尾，立馆长分统之。（评曰：说“裹胁”，并非完全都是，确有一些“自愿”加入者）。
女馆则有“元女”、“妖女”之别，“元女”即处女，“妖女”谓妇人及被污之女子，统以伪女军帅等官，禁贼众不得犯。伪令甚严，惟洪逆及东、西、南北、翼五贼，得不时选逼元女充媵妾。
（评曰：太平军对高层头目以下的性生活约束甚紧，也为中外历史一奇）。
各馆按月送册核其数，男馆远调及逸出均注明。贼初入发粮无限，来取即与。自名籍可稽，每馆发米有定额，于是米价陡贵，百斤需六金，尚无购处。又用北贼（韦昌辉）伪印票，交贼官及馆长出城者，以此为信。
十一月，贼船由芜湖进泊相近高淳县之臼湖，图犯东坝以解镇江之围。向大臣（向荣）遣邓提督绍良等守东坝迎击之，斩获甚众。
时城贼待被掳之众若犬马，少壮者纷纷逃亡，不足于用，乃取老而健者，使登陴击柝，犹不足，则虽老病者亦予役，伺便逃逸者甚众。妇女亦日供奔走操作，惫不得息。贼于湖北、安徽掠得盐米各船皆泊仪凤门旱西门外，令伪女官执旗悉驱出城，首戴肩负，运入仓中，尚途命童子持鞭驱策，行稍缓，则鞭扑交下。并使女馆削竹签置城外濠沟，跋涉委顿，泥涂颠仆，自寻死与受矢石鞭棰死者无算。
（评曰：太平军虐民如畜，是入南京后的实际情况，并非以“革命的恐怖”对付“反革命的恐怖”，完全是对南京平民的“恐怖”，虐之使之，污之辱之，完全凭借暴力手段）。
至十二月，统计南（男）馆广西千余人，广东二千人，湖南五千人，湖北万余人，各省总约千余人，安庆二千人，金陵约二万人，镇扬约三千人；女馆广东西约二千四百人，湖南约三百人，湖北二万三千人，安庆二千七百人，金陵不及九万人。此外陆续新虏者，统计男馆与国州黄州约万人，庐州约万人，江西五六千人，扬州仪征约四千人。女馆自镇扬虏者共一万二千人。
（评曰：同六月间人数相比，人员减少得很厉害，多属“非正常死亡”）
贼逼男女拜上帝，以黄纸作誓语，拜毕焚之，谓之悔罪。其赞美语南贼（冯云山）所撰，各馆长率众朝夕诵之，每日睡起饮食必默念“小子某同众小子跪在地下，敬谢天父上主皇上帝老亲爷爷”等语。谓天父七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每阅七日，为一赞期，谓之礼拜。先一日街设大旗写“明日礼拜各宜虔敬”字样，三鼓具果品糕饵，群诵赞美，各伪府金铙爆竹声不绝耳。其赞美语曰：“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苏为救世主。赞美圣神风为神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真通（道）岂与世道相同，能救人灵享福无穷。知者踊跃，即（接）之为福，愚者省悟，天堂路通。天父洪恩，广大无边，不惜太子，遣降凡间。捐命代赎吾侪罪孽，人知悔改，天子万年。”
（评曰：上述描述详细记载了太平军“霸王硬上弓”的强制人民信教的荒谬行为以及当时所行的怪涎仪式）
洪逆（洪秀作）更善掉弄文字，不可以意测，如“圣”改“胜”，“上”改“尚”，“耶”改耳”，“国”改郭”，“火”改“亮”，“清”改“菁”，“秀”改“莠”，“亥”改“开”，“卯”改“荣”，“丑”改“好”。辛亥之岁，为洪逆在大黄江僭号之始，癸丑洪逆踞金陵，则称“辛开元年”，“癸好三年”。又称历代帝王均为“相”，有所谓改定四书曰：“孟子见梁惠相，相曰：‘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郭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评曰：太平军在南京开“删书局”，专门删改历代儒家经书，可笑的是他们并非“去芜存精”，而是玩笑一样大搞荒唐变字游戏，让人啼笑皆非）。
又有隐语，火药曰“红粉”，炮弹曰“元马”，巨炮曰“洋庄”，掘地道曰“开垅口”，敛费曰“科炭”，百姓曰“外小”，遗矢曰“调化”，溺曰“润泉”，社稷宗庙寺观俱曰“妖”，悉令毁除，书籍字纸亦曰“妖，必残践而后快，官兵曰“妖兵，官曰“妖头，自贼中逸出者曰“变妖”。别刊时宪书谓为“颁历”。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每年以三百六十六日为率。初不许用“日月”二字，旋仍用之，谓由天父改还。又捏造天兄升天等节凡六。其称呼：洪逆称万岁，东贼（杨秀清）称九千岁，西贼（萧朝贵）称八千岁，南贼（冯云山）称七千岁，北贼（韦昌辉）称六千岁，翼贼（石达开）称五千岁，其余伪王称千岁。妻俱称王娘，子称嗣君，伪官丞相以下俱称大人，妻称贞人，子称公子。陷永安以前附贼者，称功勋加一等。伪王昆弟叔侄，俱称王宗。亦设女官，其在伪府者，有女丞相、女检点，在外统带女馆者，有女军帅、女百长。其服色尚黄，次红紫，次青蓝黑白。伪王绣龙，余各有等差。
（评曰：观太平军之“隐语”，大存“山贼”之气，殊有江湖黑道色彩。官品官爵设置，类同戏文，终不似成大侯者。）
伪王居为“府”，官居曰“衙”，阖城千数百处。伪府则有“辕门”、大门三，高可数丈，门墙壁彩画龙虎，甬道中筑亭一，两旁悬金锣数十，有事则鸣锣以达。门以内不许男子人，以侍女传递。肴馔酒浆皆伪典厨官自外传进，后皆有堂室园囿，多者数百间，少亦六七十间。若伪衙则择民居之高大者，加以粉绘，或用红笺作联，或以黄纸写朱字，遍贴大门为美观。门外多建瞭台，高十数丈，以备望远。东贼（杨秀清）伪府在将军署，北贼（韦昌辉）在中正街李宅，翼贼（石达开）在大中桥刘宅。贼相见，下一等者跪，不揖拜。爱跣足，虽袍服乘舆马亦然。嗜著朱履，厚其底，高者几半尺许。每乘马出，携洋人所制八音盒，铿锵作声以为乐。
（评曰：太平军从衣、食、住、行的审美“品味”，皆俗而又下，暴露出穷人乍富的气息以及及时行乐的低俗。）
将与官军角拒，发伪令必先吹角以集人，至北贼（韦昌辉）伪府听令，以贼目执尖角令旗，率众立俟指挥。占必驱被胁者在前，积贼随其后，败则跪祈天父，官军或谓其有妖术，往往竟疑惧不进。
（评曰：可见韦昌辉当时南京的重要作用。此外，太平军跪祈上帝的仪式，竟能使政府军疑其在施法搞“妖术”，可见清朝官军对太平军太不“知已知彼”。）
伪撰之书，则有《天理要论》、《天情道理书》、《千字诏》、《原道救世歌》、《旧遗诏》、《新遗诏》、《天父天兄下凡诏书》、《行军总要》、《士阶条例》、《制度则例》、《天道诏书》、《真圣主诏》、《武略》、《醒世文》、《三国史》、《三字经》、《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军书》、《太平营规》、《天条书》、《改定四书》等类，逼人诵读。
（评曰：太平天国兴起时间不长，但“理论体系”真庞大，可惜皆是荒涎不经、自相矛盾、毫无条理的东搬西抄，哄弄愚民可以，真正当“指路明灯”就难！）
伪律一百七十七条，点天灯者三，五马分尸者三，斩者四十一，杖者五十二，鞭者七十八。妇女有罪，入伪官重治。伪宫之刑曰天灯、分尸、剥皮、铁杵、顶车，皆死刑，反弓、跪火、杖胁、鞭背、木架，皆生刑。伪天条十事：一拜邪神，二杀人害人，三不孝，四奸淫，五窃掠，六欺诈，七私藏财货，八变草，九硬更，十吸烟。变草，投效官军之称，三更，逃亡之称，违者立斩，违者未尝有斩，斩者必方其违，此贼之所以为贼也。
（评曰：太平军爱把人“点天灯”，近乎玩笑的残虐暴露了高层领导人“怪力乱神”的心态。在宫内对妇女的刑罚也如此残暴，可称是“大不仁”。）
是时洪逆（洪秀全）伪府日渐开拓，僭纵工役日必千人，已兴造年余，府前有牌楼一，上横四大字曰“天堂路通”，大门额曰“荣光门”，二门曰“圣天门”，皆冠以“真神”两字。两帝有栅，栅内横额数方，皆伪僚属所赞颂。左右有亭，高出墙外，覆琉璃瓦。二门内伪朝房东西各数十间。西有一井，以五色石为栏，上镂双龙，石质人工俱坚致，非近时物。伪殿前牌坊一，上下雕龙，文饰精彩。伪殿尤高广，梁栋涂赤金，文以龙凤，四壁彩画龙、虎、狮、象。伪殿东有墙一围，凿池于中池中，以青石彻一船长十数丈，广六七丈，备极工巧。内室多至千数百间，伪王娘以下备媵妾者一千二百余人，而侍女不与焉。洪逆既荒于色，深居简出，一切不闻问，于是东贼渐跋扈不可制。
（评曰：洪秀全这位“革命领袖”的荒淫渔色，比起“北京地主阶级总头子”咸丰帝来讲，厉害上百倍。穷奢极欲，土木繁兴，这就是他心目中渴望和追求的“天堂”。）
东贼（杨秀清）伪府自将军署迁于旱西门长芦鹾使何宅，榜曰“正九重天府”，规模服御几与洪逆埒（相等）。性尤淫纵，逼取民女未盈十七岁者三十六人为王娘，好杀人，奇酷之刑多为所定。出必前后拥护数千人，金鼓旌旗之属凡数十事，轰雷耀日，继以绸扎五色巨龙，音乐从其后，号曰“东龙”，乐已，大舆至，舆夫五十六人，舆内左右立一童执蝇拂，捧茗碗，曰仆射，舆后伪属百余人，又继以龙，乃毕。顾仅至洪逆处，或登城，他弗往也。见洪逆不跪，称曰“二兄”，自称曰“弟”，此为东贼得称，余皆不可。尝造大床，四面玻璃，中贮水，蓄金鱼荇藻，枕长四尺二寸，此可见淫乱之一端。北贼（韦昌辉）伪仪制半于东，翼贼（石达开）又半于北。
（评曰：烧炭出身有勇有智的“九千岁”，腐化之速，难以想象，喜幼女，喜群交，喜排场，剥削阶级一切恶习，均倍而增之。权力使人腐化，极权使人极端腐化。信然！）
贼中初以演戏为邪歌，继于池州得戏班衣服器具数十箱回金陵，乃招优伶装演，筑台清凉山大树下，东贼（杨秀清）观之喜，于是皆尚演剧，作乐歌唱。各伪府朝夕敬拜天父，男乐在外，女乐在内，遍搜城内曾为乐妓者充之。
每逢各贼生日，馈物者不绝于道，而女馆此风尤盛，以糯米制成各色糕饼，列于方几，令人肩之前行，导以金锣黄伞，女官乘马随之，送入伪府，至日往贺，陪诵赞美酬谢天父。洪逆父子生日俱赐宴，畀以金牌。皆先期逼人入贡院考试，洪逆为正试，东贼则东试，余仿此。所取伪状元、榜眼、探花、传胪各一，伪翰林数十，伪进士倍之。一日，东贼逼多士赋诗，题曰：“四海之内皆东王”。有诸生郑之侨者，作诗起句云：“四海皆清王，安容鼠辈狂，人皆思北阙，世忽有东王。”贼大怒，肢解之。又有诸生夏宗铣者，贼胁就试，终卷有骂贼语，亦被磔。又恒逼民女百人，送总理女营事务伪赞王蒙得恩处，再选约得十五人，以进洪逆东贼各六人，北贼二人，翼贼一人，谓天父赐美女以偿其劳。
（评曰：昔日以清教徒自居的革命者，一入繁华大城市，意骇神迷，东王变成为戏迷票友，真可发一笑。各位王爷生日party之盛，几同“国庆”。又渐附庸风雅，开科取士，出题揭榜，真沐猴而冠者，唯怪有大胆读书人瞧不起他们。）
除《金陵兵事纪略》之外，另有无名氏所撰《金陵纪事》，也从细节方面勾勒出太平军在南京的活动以及当时一般百姓对他们的“看法”，尤其是文中多涉太平军某些奇特的战法和称呼、习俗，尤补其他史料之不足：
贼皆黑瘦，相貌多犯杀，断不能成也。初出示皆魔障语，专以天父哄人，以天条杀人。
伪官以司马为最小，不用红头，换黄绸扎头，自旅帅以上皆戴风帽，六月不除，以黄边宽窄验官之大小。自夸十日破城，不是人做事，乃天做事。
贼多赤足，其胆皆泼，心多入魔，目直视若痰迷者。其逐日给米，遇节及贼首生诞散肉，皆苗人土司法，衣服亦多为苗装，髻蟠于额上，上服齐腰，下敞裤脚。
以天为父，以狗肉敬之，以耶苏为天兄，即其祖师。以二三十字为讳，改丑为好、亥为利（开），凡姓王者皆改姓汪或姓黄。以神庙为妖庙，毁神佛抛于水与而。午餐吃粥，惟早晚赞美拜上，掳来人皆使拜上，又曰“拜祖”，能拜者即为天父之子，虽洪秀全亦以为弟兄，故外虽仆役，食则同起同居，明明强盗用夥计也。
（评曰：太平军的“老贼”多为客家人。客家人相貌与中原汉族无甚分别，大多数人相貌端正，并无马来人凸颧凹腮的面相。他们之所以多“黑瘦”，乃多年在岭南炎热气候下生长所致。加之几年的栉风沐雨征战，当然不可能白胖。至于有苗装苗俗者，皆因客家人长久以来与少数民族混合杂居而成，且两广炎热，人们习惯赤足。笔者十年多前初到广东，对当地人光脚穿皮鞋就很纳闷，日久则见怪不怪矣。至于以狗肉敬耶酥，实为洪秀全等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
男女日皆给米，米完给稻，稻少则女给二合，老人则日给四合，较胜于扬州之贼。扬州乏食，已杀老弱男女，并烧死数万人矣。女人逐日削竹签、担砖、挖沟、驼米稻、割麦豆秋禾，令将裹成之脚脱出缠足布。有女百长四更即起而催促，无不残虐之人。女伪官出行，亦有伞有锣，敲不歇声。老人则为牌尾，为扫街、拾字纸、看鱼塘菜园、割菜子蚕豆等事。木瓦匠皆有总制，称“大人”。碾米为“臼人”。各伪官之女儿皆欲称“金玉”与“雪”，名其书曰《礼仪》。
（评曰：在如此严苛的太平军专制主义管理下，很难讲南京人民真正拥护“太平天国”。太平军“解放区”的天，不是晴朗的一天；太平军“解放区”的人民，一点也不“喜欢”。）
每逢夜战，贼在城隅只点一灯极明亮，又用人在城上擂大鼓、打锣鼓以助军威。有夜战则更鼓尤众盛，平时将神香遍收，每晚在城垛洞内焚烧，烟雾迷离，伪若守城人众，其实城上并无多人。六月大东风半月余，炮架倾倒，屋以板隔在城上者皆吹倒于城上，城中尾瓦皆飞，惜此时并无攻城者。当时城中并无埋伏。厥后恐因怯者之言转致伊心立机设伏，且停留长其智慧，凡事皆然。过水西门外大街，见有大将军炮约重五千斤者两尊，月城内约重二三千斤者四、五尊，想各门不过如此。而杨秀清忽闹龙灯，且多用灯彩在鼓楼一带山上盘旋，以惑外人之耳目，以壮城里之声威。有兵攻城，亦带往在各城呼喝喧嚣，明是虚者实之，因城空，伪为多人之意。
（评曰：城中人尽晓“太平军”虚实，城外清军全然不知，可反证杨秀清的多勇多智。）
库为“圣库”，兵为“圣兵”，粮为“圣粮”，其狂妄殊甚。七月间，要织五色锦缎被三百床，闻有大配之意在八月间，是贼思淫佚，以为享天福矣。贼之东、西贵亲以杨、萧而分，国丈又有陈姓者，国伯皆洪、冯、杨、萧、韦、石之尊属，黄、赖、蒋、魏皆贼首旧姻，事皆从刻。又有吉、侬两姓，侬当是侬智高之种裔，皆苗倮。钟、周两人略为和平顺理，然亦非善类。贼之杀人打人，皆听小崽之唆，故欲剁为脔，不足惜也。伪官之司马亦曰“牌长”，曰“卒长”，管二十五人，以上有百长管百人，旅帅管五百人，军帅则管千人，用风帽黄边矣。再则典金、典妆、典竹、典炮、典硝、典铅码、参护，监军等名。又有巡查、检点、指挥、侍卫、总制、内医、国伯、国丈、东西贵亲、丞相。天官以下六官，官皆有协理，皆稍知文理识字者。其余掌仪、舂人，名目甚多，忽增忽改，并无定见。最重牌刀手，错杀皆不问，封伪职则为“参护”。亦最重书手，敬如宾客，即识字与知文理者封升伪职则为监军，余多为总制。今忽南京数十人皆封为总制，分各行铺，牢笼之术也。事事求异于人，伪官不曰“加级”而曰“加等”，亦自以为独得。尤可笑者，自造历书不用闰与大小建，月有三十一日，是全无知识也，积久必有夏冬倒置之时。其语屡变不可信。
（评曰：南京城中，读书人与受过教育的人非常多，太平军对这些人仍旧使用上帝教“灌输”那一套，根本不能成功，徒增被强迫者的反感和恶意，只是迫于淫威，不敢明言耳。太平军在南京所制官职军职，繁诞多端，殊为可笑。）
贼善为奸细，多办（扮）医卜星相小卖买者，且杂入官所募之乡勇中。贼性桀骜，与软语乞怜，多见杀，直与硬语，竟置之。贼亦有毒烟药，战稍却，即放毒烟，使人昏闷致溃败，贼或转败为胜。初到立营，亦遍烯毒火于长围外。此方以黑砒石、黄漆叶、人粪为最毒，如无解药，预于出战前以醋洗面则不受毒，或以某草泡醋薰棉絮塞鼻亦能解。
（评曰：太平军“魔鬼在细节”，平时侦察工作做得极好，粗中有细，又能搞“化学战”，战术运用灵活。）
贼之可异者，持竹竿而战，插竿首以长钉，以此为战具。掳不知战之良民以与官兵战，明用以当官兵之头刀，贼心洵不可问。而广西距南京数千余里，破数十府州县，以及镇江、扬州，复远扰河南，直隶，数年来人多空城自逃，不与相战斗者何也！长毛贼但恃其胆之泼，逢危急时，恒骗呼其众曰：“放胆，有天父看顾！有天父保佑！”以此愚弄人。湖南、广西人心蠢笨，往往附其术中。江南人力本软弱，心尚明白，皆不信其言也。又曰：“越吃苦，越威风。”又曰：“代打江山打先锋，要汗如珠。”又激怒官兵曰：“尔有十分命，只有一分胆，我只一分命，却有十分胆。”其被围时云云，而兵不怒也。然则兵之雅量为何如。以战死为能人，以人死为可贺，谓死者魂已升于天堂，其语不近人情，皆非人类语。其意不过煽惑人心，欲人帮助伊相叛逆而已。问伊魂何不即升天，乃若是扰乱滋闹耶？
（评曰：无论正邪与否，信仰的力量，在太平天国前期起到支撑士气的极大作用。正是“有天父保佑”的精神胜利法，才让众多徒众有“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战斗勇气和大无畏斗志。）
敢怒而不敢言。政治高压下，知识分子读书人表面低眉顺目，内心中却冷眼旁观，所以，这位撰写《金陵纪事》的作者写如下“反动”诗歌讥嘲太平军。其中语句虽涉偏激，但可从中见出太平军这些南京新主人翁们不少可笑之态以及“移风易俗”嫁寡妇、强迫妇人放大脚的“激进”：
登塔凭高作望楼，雨花营垒又坚筹，一旬竟把南京破，千里来从西粤流。白胖无人皆黑瘦，红头封职换黄绸，自矜十日天行事，昼夜排搜匿满洲。
胆泼心魔跣足忙，本来巨盗又苗装，长毛连须盘前髻，短服齐腰敞下裳。神庙毁来原木偶，贼魂疾望入天堂，无情忌讳尤堪笑，不许人家说姓王。
妄称天父与天兄，拜上相交若有情。穷困求粮需掳掠，豪华屠狗供粢盛。岁时朝贡无些，朝暮饔餮有诵声。济众博施良不易，百般勉强盗虚名。
弟兄姊妹逼相呼，视十天条自犯无？道理听来皆蛊惑，尘凡谁降莫疾愚！书藏孔、孟皆须杀，令出杨、韦不足虞。邪法弗灵兵法少，不知何物是耶苏（耶酥）。
牌刀手果有何能，手执滕条面似冰，上帝弗劳伊赞美，下民尽受尔欺凌。家家搜括都无物，处处伤残转自惩，还说入城怜百姓，者番蹂躏已难胜。
伪官风帽看黄边，小大绸衣暑尚棉。洋伞非关遮赤日，严刑先戒食黄烟。红鞋倒镫常骑马，白浪空舱亦放船。如此太平诳天命，火神六合聚歼旃。
魂得升天骗法新，将来成谶自先陈，盗言甘美徒调舌，叛语支离惯弄唇。贺死信为真悖逆，开科那解用儒珍，想伊欲补冬官制，木匠居然做大人。
寡妇频言与丈夫，柏舟节义笑为迂，挖沟驼米朝朝苦，削竹担砖事事粗。一日万家缠足放，四更百长竭情驱，蛮婆大脚鸣锣过，女伪高官意气殊。
太平天国的许多荒唐怪诞举措，确实让当时老百姓觉得不近人伦情理。在“天国”大家庭中，皆以兄弟姐妹相呼，但当哥当弟以官大官小来界定，所以二十一岁的石达开在信中和“红头文件”中称六十多岁的曾天养为“弟”，年青的陈玉成称其族叔陈得才也为“弟”。后世好事者把太平天国“龙凤合挥”当成彰显 “男女平等”的结婚证，其实是类似粮票、布票一样的“人票”，妇女只是有功将士的“奖品”。大多出身贫民的太平天国高官，只对下严格要求禁欲、禁酒、禁烟，上层什么都不禁，且都是最高级的“供应”。平日里出门，这些人又最爱几十人抬的大轿，比清朝官员还要摆威风显阔，其实，此种行为，源于他们昔日挥泪如雨持锄站路边遥看官员出行的欣羡。长工当地主，也把鸡蛋补。当然，宣传方面讲，太平天国早就“天下为公”了。无论是工商业还是个人财产，太平天国全部施行“国有化”，大家都在“供给制”下生活，按级别领取吃穿用物。表面上看，洪秀全本人特朴素，每日领十斤牛肉票而已，似乎俭素异常。但想想他后宫中的数千女官和佳丽，想想他堂皇宫殿的穷奢极欲，十斤肉票只是某种符号而已。在格调方面尤为低俗的是，太平军将士尤其金银穿载，大金镯子二金镯子常常在臂上挂带，官大的甚至套满两胳膊，一举一动叮当 乱响。同时，在砸烂一切“四旧”的同时，高层们对“龙”大有偏好，所以洪秀全和杨秀清、萧朝贵假造“天兄”之言，宣称金龙大龙是“宝”，不是“妖”，各自以“真龙”自居。他们在摧毁一切封建“旧事物”的同时，本身又添发出“避讳”这样的强制措施，把基督教各神的“名字”、宗教用语以及各王爷的名字都强求避讳，违者处死，一般人不得在名字中有“龙”、“天”、“主”、“王”、“德”等字，姓王的一律改姓“黄”（广府话中二字同音），连天王表兄王盛均一家人也要改。所以，翻开太平天国文件和名册，没有一个姓“王”的……林林总总，怪异多多。
英国历史学家埃利亚德说：“任何一种宗教，即使是最原始的宗教，都是一种本体论：它揭示神圣事物和神圣形象的存在，并进而表明那种存在实际上是什么，从而建立了一个不再如睡梦一般的、飘忽不定的、无法理解的世界。”（《神话、梦想与神秘事物》）可值得慨叹的是，太平天国迷狂的革命者们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随着胜利果实愈长愈大，愈长愈多，他们既不可能对不可认知的事物做出更加准确的猜测，又不能与不可控制的环境达成妥协，地上的“天国”，又是奇异纷扰不能摆脱的诱惑。
特别是洪秀全，杨秀清等“万岁”与“九千岁”这样的宗教兼世俗头领，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他们头脑中所崇拜的对象的性质，一步一步陷入傲慢与自大。如此一来，日复一日，走向灾难。
笔者现从这两个读书人当时的记述中摘取数段“亲历”，一一释义证明之，由此可以大概勾勒出洪、杨在南京初期的政治、经济措施，也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某些有关太平军圣库、官制、称呼、战法、军制、习惯以及拜上帝会仪式等方面的细节。
先举《金陵兵事汇略》：
贼既入城，诡言不杀人，（南京）有以土物入献者，给以贡单，无相扰。人多信之，争馈银、米、牲畜、菜蔬，取伪贡单榜于门。讵贼见单益搜索，以其不为备，私藏必多也。初犹未排户入搜，惧有官兵伏匿，惟遇人于路必镣。至十二日，见人则逼使舁尸弃诸河，不从杀之，如是者数日。忽出伪示逼民如常贸易，其时店铺百货掠几空，无有应者。忽又以查人为名，比室搜括，令壮男子听驱使，胸背以黄布写贼衔，谓之“招衣”。携幼童使为小仪，俾持旗伴随其行。男子毋许归家，归则谓与妇女私，干天条，罪应诛。于是立“男馆”，搜其家有私藏金银者，立置重典。驱妇女出于外，不使家居，襁幼稚，负行李，仓皇道路，惨不可言。（这些妇女）或得间，自投江河，或投子女于河。贼既驱而之东，又复驱而之西，有啼哭者目为“妖”，鞭 交下，夜则露宿檐下。越日乃立“女馆”。是时夫妇虽觌面而不敢交言，否则谓不遵天令。
（评曰：上世纪“极左”文人谬赞太平天国入南京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完全是乌有之事。献银献物，当属居民惊吓后的无奈之举。南京人本来生活正常，忽然夫妻家人分离，男入“男馆”，女入“女馆”，形同劳改，夫妻不得聚，父母子女不能见，何谈生人之乐！）
城北幽僻之地尚有民众潜居者，贼以搜屋至，男子尽惊逸，贼怒其避已，因驱妇女赶旱西门（即石城门），悉付洪流焉（赶入江中淹死）。
贼将分股窜镇江、扬州，逼壮者数万登舟，欲使为前锋，城中知之鼎沸，或自尽，或窃逃。贼惧一时不能制，有伪丞相钟芳礼、伪巡查周才太者，性稍平和，乃请逆酋设机匠馆、牌尾馆。机匠馆处工役织纫人，牌尾馆处残废老弱人，二者皆不调战阵。
（评曰：驱平民为前锋，太平军多为此事，当时之人多有记载，实为大不人道。）
入馆之家，凡遇贼搜括，告伪丞相辄杖责追还，残废者得安食室中，老病者使扫街道，于是入馆伏处者几四万人。旋又设杂行菜圃，杂行亦工匠之流，菜圃者，贼使人于隙地种植蔬菜，两处亦不下二万数千人。
（评曰：这些举措，稍安众心，使老弱残废免死于沟壑战垒之中）
无何，贼传伪命，凡读书识字者，悉赴伪诏书馆，否则斩，匿不报者同罪，因得数百人使为伪造文檄示。合贼式者，分入各酋馆为伪书吏。又捏造天主书教人，不能背读者杖之。
（评曰：强迫人民改信“上帝教”，背诵不了经文就打板子，此种粗暴的“灌输”非为怀柔之术）
出伪示，谓人死为升天，不许哭，不用棺木，不设香火，违则为妖邪。黄烟之禁与洋烟同严，有犯辄斩。各巨酋伪府多毁民居拓益之，封土木匠为伪将军、伪总制，俾率队课上。以督衙署为伪天王府，用锣鼓数百人，前导后护，迎洪秀全人居之。王娘数十人，悉以黄绢蒙头，跣足乘马入，自是遂不复出矣。
（评曰：大兴伪教，强制性“移风易俗”，高官们毁民宅修奢侈私宅，一点不像“人民队伍”。）
六月，计贼中裹胁人数：男馆，广西约千五百人，广东约二千五百人，湖南约万人，湖北约三万人，安徽约三千人，各省总约二千人，金陵约五万人，镇江扬州约五千人。女馆，广东西约一千人，湖南约四百人，湖北约二万五千人，安徽约三千人，镇扬约万人，金陵约十万人。贼逐一设门牌，凡男子十六岁至五十岁谓之牌面，余为牌尾，立馆长分统之。（评曰：说“裹胁”，并非完全都是，确有一些“自愿”加入者）。
女馆则有“元女”、“妖女”之别，“元女”即处女，“妖女”谓妇人及被污之女子，统以伪女军帅等官，禁贼众不得犯。伪令甚严，惟洪逆及东、西、南北、翼五贼，得不时选逼元女充媵妾。
（评曰：太平军对高层头目以下的性生活约束甚紧，也为中外历史一奇）。
各馆按月送册核其数，男馆远调及逸出均注明。贼初入发粮无限，来取即与。自名籍可稽，每馆发米有定额，于是米价陡贵，百斤需六金，尚无购处。又用北贼（韦昌辉）伪印票，交贼官及馆长出城者，以此为信。
十一月，贼船由芜湖进泊相近高淳县之臼湖，图犯东坝以解镇江之围。向大臣（向荣）遣邓提督绍良等守东坝迎击之，斩获甚众。
时城贼待被掳之众若犬马，少壮者纷纷逃亡，不足于用，乃取老而健者，使登陴击柝，犹不足，则虽老病者亦予役，伺便逃逸者甚众。妇女亦日供奔走操作，惫不得息。贼于湖北、安徽掠得盐米各船皆泊仪凤门旱西门外，令伪女官执旗悉驱出城，首戴肩负，运入仓中，尚途命童子持鞭驱策，行稍缓，则鞭扑交下。并使女馆削竹签置城外濠沟，跋涉委顿，泥涂颠仆，自寻死与受矢石鞭棰死者无算。
（评曰：太平军虐民如畜，是入南京后的实际情况，并非以“革命的恐怖”对付“反革命的恐怖”，完全是对南京平民的“恐怖”，虐之使之，污之辱之，完全凭借暴力手段）。
至十二月，统计南（男）馆广西千余人，广东二千人，湖南五千人，湖北万余人，各省总约千余人，安庆二千人，金陵约二万人，镇扬约三千人；女馆广东西约二千四百人，湖南约三百人，湖北二万三千人，安庆二千七百人，金陵不及九万人。此外陆续新虏者，统计男馆与国州黄州约万人，庐州约万人，江西五六千人，扬州仪征约四千人。女馆自镇扬虏者共一万二千人。
（评曰：同六月间人数相比，人员减少得很厉害，多属“非正常死亡”）
贼逼男女拜上帝，以黄纸作誓语，拜毕焚之，谓之悔罪。其赞美语南贼（冯云山）所撰，各馆长率众朝夕诵之，每日睡起饮食必默念“小子某同众小子跪在地下，敬谢天父上主皇上帝老亲爷爷”等语。谓天父七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每阅七日，为一赞期，谓之礼拜。先一日街设大旗写“明日礼拜各宜虔敬”字样，三鼓具果品糕饵，群诵赞美，各伪府金铙爆竹声不绝耳。其赞美语曰：“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苏为救世主。赞美圣神风为神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真通（道）岂与世道相同，能救人灵享福无穷。知者踊跃，即（接）之为福，愚者省悟，天堂路通。天父洪恩，广大无边，不惜太子，遣降凡间。捐命代赎吾侪罪孽，人知悔改，天子万年。”
（评曰：上述描述详细记载了太平军“霸王硬上弓”的强制人民信教的荒谬行为以及当时所行的怪涎仪式）
洪逆（洪秀作）更善掉弄文字，不可以意测，如“圣”改“胜”，“上”改“尚”，“耶”改耳”，“国”改郭”，“火”改“亮”，“清”改“菁”，“秀”改“莠”，“亥”改“开”，“卯”改“荣”，“丑”改“好”。辛亥之岁，为洪逆在大黄江僭号之始，癸丑洪逆踞金陵，则称“辛开元年”，“癸好三年”。又称历代帝王均为“相”，有所谓改定四书曰：“孟子见梁惠相，相曰：‘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郭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评曰：太平军在南京开“删书局”，专门删改历代儒家经书，可笑的是他们并非“去芜存精”，而是玩笑一样大搞荒唐变字游戏，让人啼笑皆非）。
又有隐语，火药曰“红粉”，炮弹曰“元马”，巨炮曰“洋庄”，掘地道曰“开垅口”，敛费曰“科炭”，百姓曰“外小”，遗矢曰“调化”，溺曰“润泉”，社稷宗庙寺观俱曰“妖”，悉令毁除，书籍字纸亦曰“妖，必残践而后快，官兵曰“妖兵，官曰“妖头，自贼中逸出者曰“变妖”。别刊时宪书谓为“颁历”。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每年以三百六十六日为率。初不许用“日月”二字，旋仍用之，谓由天父改还。又捏造天兄升天等节凡六。其称呼：洪逆称万岁，东贼（杨秀清）称九千岁，西贼（萧朝贵）称八千岁，南贼（冯云山）称七千岁，北贼（韦昌辉）称六千岁，翼贼（石达开）称五千岁，其余伪王称千岁。妻俱称王娘，子称嗣君，伪官丞相以下俱称大人，妻称贞人，子称公子。陷永安以前附贼者，称功勋加一等。伪王昆弟叔侄，俱称王宗。亦设女官，其在伪府者，有女丞相、女检点，在外统带女馆者，有女军帅、女百长。其服色尚黄，次红紫，次青蓝黑白。伪王绣龙，余各有等差。
（评曰：观太平军之“隐语”，大存“山贼”之气，殊有江湖黑道色彩。官品官爵设置，类同戏文，终不似成大侯者。）
伪王居为“府”，官居曰“衙”，阖城千数百处。伪府则有“辕门”、大门三，高可数丈，门墙壁彩画龙虎，甬道中筑亭一，两旁悬金锣数十，有事则鸣锣以达。门以内不许男子人，以侍女传递。肴馔酒浆皆伪典厨官自外传进，后皆有堂室园囿，多者数百间，少亦六七十间。若伪衙则择民居之高大者，加以粉绘，或用红笺作联，或以黄纸写朱字，遍贴大门为美观。门外多建瞭台，高十数丈，以备望远。东贼（杨秀清）伪府在将军署，北贼（韦昌辉）在中正街李宅，翼贼（石达开）在大中桥刘宅。贼相见，下一等者跪，不揖拜。爱跣足，虽袍服乘舆马亦然。嗜著朱履，厚其底，高者几半尺许。每乘马出，携洋人所制八音盒，铿锵作声以为乐。
（评曰：太平军从衣、食、住、行的审美“品味”，皆俗而又下，暴露出穷人乍富的气息以及及时行乐的低俗。）
将与官军角拒，发伪令必先吹角以集人，至北贼（韦昌辉）伪府听令，以贼目执尖角令旗，率众立俟指挥。占必驱被胁者在前，积贼随其后，败则跪祈天父，官军或谓其有妖术，往往竟疑惧不进。
（评曰：可见韦昌辉当时南京的重要作用。此外，太平军跪祈上帝的仪式，竟能使政府军疑其在施法搞“妖术”，可见清朝官军对太平军太不“知已知彼”。）
伪撰之书，则有《天理要论》、《天情道理书》、《千字诏》、《原道救世歌》、《旧遗诏》、《新遗诏》、《天父天兄下凡诏书》、《行军总要》、《士阶条例》、《制度则例》、《天道诏书》、《真圣主诏》、《武略》、《醒世文》、《三国史》、《三字经》、《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军书》、《太平营规》、《天条书》、《改定四书》等类，逼人诵读。
（评曰：太平天国兴起时间不长，但“理论体系”真庞大，可惜皆是荒涎不经、自相矛盾、毫无条理的东搬西抄，哄弄愚民可以，真正当“指路明灯”就难！）
伪律一百七十七条，点天灯者三，五马分尸者三，斩者四十一，杖者五十二，鞭者七十八。妇女有罪，入伪官重治。伪宫之刑曰天灯、分尸、剥皮、铁杵、顶车，皆死刑，反弓、跪火、杖胁、鞭背、木架，皆生刑。伪天条十事：一拜邪神，二杀人害人，三不孝，四奸淫，五窃掠，六欺诈，七私藏财货，八变草，九硬更，十吸烟。变草，投效官军之称，三更，逃亡之称，违者立斩，违者未尝有斩，斩者必方其违，此贼之所以为贼也。
（评曰：太平军爱把人“点天灯”，近乎玩笑的残虐暴露了高层领导人“怪力乱神”的心态。在宫内对妇女的刑罚也如此残暴，可称是“大不仁”。）
是时洪逆（洪秀全）伪府日渐开拓，僭纵工役日必千人，已兴造年余，府前有牌楼一，上横四大字曰“天堂路通”，大门额曰“荣光门”，二门曰“圣天门”，皆冠以“真神”两字。两帝有栅，栅内横额数方，皆伪僚属所赞颂。左右有亭，高出墙外，覆琉璃瓦。二门内伪朝房东西各数十间。西有一井，以五色石为栏，上镂双龙，石质人工俱坚致，非近时物。伪殿前牌坊一，上下雕龙，文饰精彩。伪殿尤高广，梁栋涂赤金，文以龙凤，四壁彩画龙、虎、狮、象。伪殿东有墙一围，凿池于中池中，以青石彻一船长十数丈，广六七丈，备极工巧。内室多至千数百间，伪王娘以下备媵妾者一千二百余人，而侍女不与焉。洪逆既荒于色，深居简出，一切不闻问，于是东贼渐跋扈不可制。
（评曰：洪秀全这位“革命领袖”的荒淫渔色，比起“北京地主阶级总头子”咸丰帝来讲，厉害上百倍。穷奢极欲，土木繁兴，这就是他心目中渴望和追求的“天堂”。）
东贼（杨秀清）伪府自将军署迁于旱西门长芦鹾使何宅，榜曰“正九重天府”，规模服御几与洪逆埒（相等）。性尤淫纵，逼取民女未盈十七岁者三十六人为王娘，好杀人，奇酷之刑多为所定。出必前后拥护数千人，金鼓旌旗之属凡数十事，轰雷耀日，继以绸扎五色巨龙，音乐从其后，号曰“东龙”，乐已，大舆至，舆夫五十六人，舆内左右立一童执蝇拂，捧茗碗，曰仆射，舆后伪属百余人，又继以龙，乃毕。顾仅至洪逆处，或登城，他弗往也。见洪逆不跪，称曰“二兄”，自称曰“弟”，此为东贼得称，余皆不可。尝造大床，四面玻璃，中贮水，蓄金鱼荇藻，枕长四尺二寸，此可见淫乱之一端。北贼（韦昌辉）伪仪制半于东，翼贼（石达开）又半于北。
（评曰：烧炭出身有勇有智的“九千岁”，腐化之速，难以想象，喜幼女，喜群交，喜排场，剥削阶级一切恶习，均倍而增之。权力使人腐化，极权使人极端腐化。信然！）
贼中初以演戏为邪歌，继于池州得戏班衣服器具数十箱回金陵，乃招优伶装演，筑台清凉山大树下，东贼（杨秀清）观之喜，于是皆尚演剧，作乐歌唱。各伪府朝夕敬拜天父，男乐在外，女乐在内，遍搜城内曾为乐妓者充之。
每逢各贼生日，馈物者不绝于道，而女馆此风尤盛，以糯米制成各色糕饼，列于方几，令人肩之前行，导以金锣黄伞，女官乘马随之，送入伪府，至日往贺，陪诵赞美酬谢天父。洪逆父子生日俱赐宴，畀以金牌。皆先期逼人入贡院考试，洪逆为正试，东贼则东试，余仿此。所取伪状元、榜眼、探花、传胪各一，伪翰林数十，伪进士倍之。一日，东贼逼多士赋诗，题曰：“四海之内皆东王”。有诸生郑之侨者，作诗起句云：“四海皆清王，安容鼠辈狂，人皆思北阙，世忽有东王。”贼大怒，肢解之。又有诸生夏宗铣者，贼胁就试，终卷有骂贼语，亦被磔。又恒逼民女百人，送总理女营事务伪赞王蒙得恩处，再选约得十五人，以进洪逆东贼各六人，北贼二人，翼贼一人，谓天父赐美女以偿其劳。
（评曰：昔日以清教徒自居的革命者，一入繁华大城市，意骇神迷，东王变成为戏迷票友，真可发一笑。各位王爷生日party之盛，几同“国庆”。又渐附庸风雅，开科取士，出题揭榜，真沐猴而冠者，唯怪有大胆读书人瞧不起他们。）
除《金陵兵事纪略》之外，另有无名氏所撰《金陵纪事》，也从细节方面勾勒出太平军在南京的活动以及当时一般百姓对他们的“看法”，尤其是文中多涉太平军某些奇特的战法和称呼、习俗，尤补其他史料之不足：
贼皆黑瘦，相貌多犯杀，断不能成也。初出示皆魔障语，专以天父哄人，以天条杀人。
伪官以司马为最小，不用红头，换黄绸扎头，自旅帅以上皆戴风帽，六月不除，以黄边宽窄验官之大小。自夸十日破城，不是人做事，乃天做事。
贼多赤足，其胆皆泼，心多入魔，目直视若痰迷者。其逐日给米，遇节及贼首生诞散肉，皆苗人土司法，衣服亦多为苗装，髻蟠于额上，上服齐腰，下敞裤脚。
以天为父，以狗肉敬之，以耶苏为天兄，即其祖师。以二三十字为讳，改丑为好、亥为利（开），凡姓王者皆改姓汪或姓黄。以神庙为妖庙，毁神佛抛于水与而。午餐吃粥，惟早晚赞美拜上，掳来人皆使拜上，又曰“拜祖”，能拜者即为天父之子，虽洪秀全亦以为弟兄，故外虽仆役，食则同起同居，明明强盗用夥计也。
（评曰：太平军的“老贼”多为客家人。客家人相貌与中原汉族无甚分别，大多数人相貌端正，并无马来人凸颧凹腮的面相。他们之所以多“黑瘦”，乃多年在岭南炎热气候下生长所致。加之几年的栉风沐雨征战，当然不可能白胖。至于有苗装苗俗者，皆因客家人长久以来与少数民族混合杂居而成，且两广炎热，人们习惯赤足。笔者十年多前初到广东，对当地人光脚穿皮鞋就很纳闷，日久则见怪不怪矣。至于以狗肉敬耶酥，实为洪秀全等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
男女日皆给米，米完给稻，稻少则女给二合，老人则日给四合，较胜于扬州之贼。扬州乏食，已杀老弱男女，并烧死数万人矣。女人逐日削竹签、担砖、挖沟、驼米稻、割麦豆秋禾，令将裹成之脚脱出缠足布。有女百长四更即起而催促，无不残虐之人。女伪官出行，亦有伞有锣，敲不歇声。老人则为牌尾，为扫街、拾字纸、看鱼塘菜园、割菜子蚕豆等事。木瓦匠皆有总制，称“大人”。碾米为“臼人”。各伪官之女儿皆欲称“金玉”与“雪”，名其书曰《礼仪》。
（评曰：在如此严苛的太平军专制主义管理下，很难讲南京人民真正拥护“太平天国”。太平军“解放区”的天，不是晴朗的一天；太平军“解放区”的人民，一点也不“喜欢”。）
每逢夜战，贼在城隅只点一灯极明亮，又用人在城上擂大鼓、打锣鼓以助军威。有夜战则更鼓尤众盛，平时将神香遍收，每晚在城垛洞内焚烧，烟雾迷离，伪若守城人众，其实城上并无多人。六月大东风半月余，炮架倾倒，屋以板隔在城上者皆吹倒于城上，城中尾瓦皆飞，惜此时并无攻城者。当时城中并无埋伏。厥后恐因怯者之言转致伊心立机设伏，且停留长其智慧，凡事皆然。过水西门外大街，见有大将军炮约重五千斤者两尊，月城内约重二三千斤者四、五尊，想各门不过如此。而杨秀清忽闹龙灯，且多用灯彩在鼓楼一带山上盘旋，以惑外人之耳目，以壮城里之声威。有兵攻城，亦带往在各城呼喝喧嚣，明是虚者实之，因城空，伪为多人之意。
（评曰：城中人尽晓“太平军”虚实，城外清军全然不知，可反证杨秀清的多勇多智。）
库为“圣库”，兵为“圣兵”，粮为“圣粮”，其狂妄殊甚。七月间，要织五色锦缎被三百床，闻有大配之意在八月间，是贼思淫佚，以为享天福矣。贼之东、西贵亲以杨、萧而分，国丈又有陈姓者，国伯皆洪、冯、杨、萧、韦、石之尊属，黄、赖、蒋、魏皆贼首旧姻，事皆从刻。又有吉、侬两姓，侬当是侬智高之种裔，皆苗倮。钟、周两人略为和平顺理，然亦非善类。贼之杀人打人，皆听小崽之唆，故欲剁为脔，不足惜也。伪官之司马亦曰“牌长”，曰“卒长”，管二十五人，以上有百长管百人，旅帅管五百人，军帅则管千人，用风帽黄边矣。再则典金、典妆、典竹、典炮、典硝、典铅码、参护，监军等名。又有巡查、检点、指挥、侍卫、总制、内医、国伯、国丈、东西贵亲、丞相。天官以下六官，官皆有协理，皆稍知文理识字者。其余掌仪、舂人，名目甚多，忽增忽改，并无定见。最重牌刀手，错杀皆不问，封伪职则为“参护”。亦最重书手，敬如宾客，即识字与知文理者封升伪职则为监军，余多为总制。今忽南京数十人皆封为总制，分各行铺，牢笼之术也。事事求异于人，伪官不曰“加级”而曰“加等”，亦自以为独得。尤可笑者，自造历书不用闰与大小建，月有三十一日，是全无知识也，积久必有夏冬倒置之时。其语屡变不可信。
（评曰：南京城中，读书人与受过教育的人非常多，太平军对这些人仍旧使用上帝教“灌输”那一套，根本不能成功，徒增被强迫者的反感和恶意，只是迫于淫威，不敢明言耳。太平军在南京所制官职军职，繁诞多端，殊为可笑。）
贼善为奸细，多办（扮）医卜星相小卖买者，且杂入官所募之乡勇中。贼性桀骜，与软语乞怜，多见杀，直与硬语，竟置之。贼亦有毒烟药，战稍却，即放毒烟，使人昏闷致溃败，贼或转败为胜。初到立营，亦遍烯毒火于长围外。此方以黑砒石、黄漆叶、人粪为最毒，如无解药，预于出战前以醋洗面则不受毒，或以某草泡醋薰棉絮塞鼻亦能解。
（评曰：太平军“魔鬼在细节”，平时侦察工作做得极好，粗中有细，又能搞“化学战”，战术运用灵活。）
贼之可异者，持竹竿而战，插竿首以长钉，以此为战具。掳不知战之良民以与官兵战，明用以当官兵之头刀，贼心洵不可问。而广西距南京数千余里，破数十府州县，以及镇江、扬州，复远扰河南，直隶，数年来人多空城自逃，不与相战斗者何也！长毛贼但恃其胆之泼，逢危急时，恒骗呼其众曰：“放胆，有天父看顾！有天父保佑！”以此愚弄人。湖南、广西人心蠢笨，往往附其术中。江南人力本软弱，心尚明白，皆不信其言也。又曰：“越吃苦，越威风。”又曰：“代打江山打先锋，要汗如珠。”又激怒官兵曰：“尔有十分命，只有一分胆，我只一分命，却有十分胆。”其被围时云云，而兵不怒也。然则兵之雅量为何如。以战死为能人，以人死为可贺，谓死者魂已升于天堂，其语不近人情，皆非人类语。其意不过煽惑人心，欲人帮助伊相叛逆而已。问伊魂何不即升天，乃若是扰乱滋闹耶？
（评曰：无论正邪与否，信仰的力量，在太平天国前期起到支撑士气的极大作用。正是“有天父保佑”的精神胜利法，才让众多徒众有“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战斗勇气和大无畏斗志。）
敢怒而不敢言。政治高压下，知识分子读书人表面低眉顺目，内心中却冷眼旁观，所以，这位撰写《金陵纪事》的作者写如下“反动”诗歌讥嘲太平军。其中语句虽涉偏激，但可从中见出太平军这些南京新主人翁们不少可笑之态以及“移风易俗”嫁寡妇、强迫妇人放大脚的“激进”：
登塔凭高作望楼，雨花营垒又坚筹，一旬竟把南京破，千里来从西粤流。白胖无人皆黑瘦，红头封职换黄绸，自矜十日天行事，昼夜排搜匿满洲。
胆泼心魔跣足忙，本来巨盗又苗装，长毛连须盘前髻，短服齐腰敞下裳。神庙毁来原木偶，贼魂疾望入天堂，无情忌讳尤堪笑，不许人家说姓王。
妄称天父与天兄，拜上相交若有情。穷困求粮需掳掠，豪华屠狗供粢盛。岁时朝贡无些，朝暮饔餮有诵声。济众博施良不易，百般勉强盗虚名。
弟兄姊妹逼相呼，视十天条自犯无？道理听来皆蛊惑，尘凡谁降莫疾愚！书藏孔、孟皆须杀，令出杨、韦不足虞。邪法弗灵兵法少，不知何物是耶苏（耶酥）。
牌刀手果有何能，手执滕条面似冰，上帝弗劳伊赞美，下民尽受尔欺凌。家家搜括都无物，处处伤残转自惩，还说入城怜百姓，者番蹂躏已难胜。
伪官风帽看黄边，小大绸衣暑尚棉。洋伞非关遮赤日，严刑先戒食黄烟。红鞋倒镫常骑马，白浪空舱亦放船。如此太平诳天命，火神六合聚歼旃。
魂得升天骗法新，将来成谶自先陈，盗言甘美徒调舌，叛语支离惯弄唇。贺死信为真悖逆，开科那解用儒珍，想伊欲补冬官制，木匠居然做大人。
寡妇频言与丈夫，柏舟节义笑为迂，挖沟驼米朝朝苦，削竹担砖事事粗。一日万家缠足放，四更百长竭情驱，蛮婆大脚鸣锣过，女伪高官意气殊。
太平天国的许多荒唐怪诞举措，确实让当时老百姓觉得不近人伦情理。在“天国”大家庭中，皆以兄弟姐妹相呼，但当哥当弟以官大官小来界定，所以二十一岁的石达开在信中和“红头文件”中称六十多岁的曾天养为“弟”，年青的陈玉成称其族叔陈得才也为“弟”。后世好事者把太平天国“龙凤合挥”当成彰显 “男女平等”的结婚证，其实是类似粮票、布票一样的“人票”，妇女只是有功将士的“奖品”。大多出身贫民的太平天国高官，只对下严格要求禁欲、禁酒、禁烟，上层什么都不禁，且都是最高级的“供应”。平日里出门，这些人又最爱几十人抬的大轿，比清朝官员还要摆威风显阔，其实，此种行为，源于他们昔日挥泪如雨持锄站路边遥看官员出行的欣羡。长工当地主，也把鸡蛋补。当然，宣传方面讲，太平天国早就“天下为公”了。无论是工商业还是个人财产，太平天国全部施行“国有化”，大家都在“供给制”下生活，按级别领取吃穿用物。表面上看，洪秀全本人特朴素，每日领十斤牛肉票而已，似乎俭素异常。但想想他后宫中的数千女官和佳丽，想想他堂皇宫殿的穷奢极欲，十斤肉票只是某种符号而已。在格调方面尤为低俗的是，太平军将士尤其金银穿载，大金镯子二金镯子常常在臂上挂带，官大的甚至套满两胳膊，一举一动叮当 乱响。同时，在砸烂一切“四旧”的同时，高层们对“龙”大有偏好，所以洪秀全和杨秀清、萧朝贵假造“天兄”之言，宣称金龙大龙是“宝”，不是“妖”，各自以“真龙”自居。他们在摧毁一切封建“旧事物”的同时，本身又添发出“避讳”这样的强制措施，把基督教各神的“名字”、宗教用语以及各王爷的名字都强求避讳，违者处死，一般人不得在名字中有“龙”、“天”、“主”、“王”、“德”等字，姓王的一律改姓“黄”（广府话中二字同音），连天王表兄王盛均一家人也要改。所以，翻开太平天国文件和名册，没有一个姓“王”的……林林总总，怪异多多。
英国历史学家埃利亚德说：“任何一种宗教，即使是最原始的宗教，都是一种本体论：它揭示神圣事物和神圣形象的存在，并进而表明那种存在实际上是什么，从而建立了一个不再如睡梦一般的、飘忽不定的、无法理解的世界。”（《神话、梦想与神秘事物》）可值得慨叹的是，太平天国迷狂的革命者们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随着胜利果实愈长愈大，愈长愈多，他们既不可能对不可认知的事物做出更加准确的猜测，又不能与不可控制的环境达成妥协，地上的“天国”，又是奇异纷扰不能摆脱的诱惑。
特别是洪秀全，杨秀清等“万岁”与“九千岁”这样的宗教兼世俗头领，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他们头脑中所崇拜的对象的性质，一步一步陷入傲慢与自大。如此一来，日复一日，走向灾难。
上次不是说在水陆洲杀了清两千官兵吗?
怎么这次变成两万了.........................
(水陆洲又称橘子洲,桔子洲.毛就是在此写的《沁园春·长沙》.)
它位于长沙市区对面的湘江中流，全长约十华里，狭处横约40米，宽处横约140米形状是一个长岛，(长约5公里，平均宽度145米)范围包括傅家洲、玉龙洲、柳叶洲，总面积107公顷，为世界上各国城市中最长的内河绿洲，形成于公元六世纪，属冲积型沙洲，因多产美橘而得名。(本人步行十余分钟就可以在湘江河边沿江风光带看到橘子洲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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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万官兵在哪上面,看过地形后只有猪才会那么做.
怎么这次变成两万了.........................
(水陆洲又称橘子洲,桔子洲.毛就是在此写的《沁园春·长沙》.)
它位于长沙市区对面的湘江中流，全长约十华里，狭处横约40米，宽处横约140米形状是一个长岛，(长约5公里，平均宽度145米)范围包括傅家洲、玉龙洲、柳叶洲，总面积107公顷，为世界上各国城市中最长的内河绿洲，形成于公元六世纪，属冲积型沙洲，因多产美橘而得名。(本人步行十余分钟就可以在湘江河边沿江风光带看到橘子洲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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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万官兵在哪上面,看过地形后只有猪才会那么做.
待续:)
楼主要想否定农民起义,建议你去看<荡寇志>,颠覆版<水浒传>改革开放后人民文学出版,
不过什么也阻止不了中国的地主阶级最终被农民起义彻底推翻,汉奸的老婆张爱玲只好躲到香港去写小说诅咒土改运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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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之上君~自由如风君也是转帖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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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太平個屁Y
“同性恋者”的北伐
——太平军偏师冒进的军事行动
公元1855年（咸丰五年）5月31日，山东荏平县冯官屯。
满清军大营，气氛肃穆。主帐内，僧格林沁王爷正襟坐在中央的大马扎上，身穿灰布棉袍，外套青布马褂，着上青布靴，看上去非常寒素的打扮。惟一显示他王爷身份的，只有僧格林沁头上青呢帽上的三眼花翎和宝石顶戴。这位蒙古王爷，平日在阵上骑黄鬃马，手持一柄大关刀，由于他面色枣红加上长髯飘飘，像极了传说中的关圣帝君。
僧王饮了口刚烫的热酒，大声用汉语说了一句：“押逆贼李开芳来见！”
帐内帐外一阵小忙。
不久，帐帘撩起。随着一阵凛冽冷风的吹入，门中先闪现出一人，大摇大摆地进入营帐。此人，三十出头年纪，身材健硕，相貌英俊，头戴黄绸绣花帽，上身穿月白绸短袄，下半身着一大红灯笼裤，脚登一双扎眼的大红鞋。最惹人注目和令人侧目的是，这位已成阶下囚的太平军北伐主帅李开芳，身后仍跟随两个十六、七岁的娈童，二人均着大红绣花缎子衣裤，脚登红绣鞋，粉面朱唇，貌似美貌女子。他们仍旧左右相随执扇，俨然在太平军帅营一样的排场，伺侯着李开芳。
与这三位鲜衣粉面的太平军军人相比，清军营帐中几十名按刀而立的将官和正中而坐的僧格林沁王爷及他身后侍立的贝子（僧王儿子），从装束上看，被李开芳和他身后的两个娈童显衬得朴素至极，近乎寒酸。
李开芳，这位大名鼎鼎的太平军大将，这位戎马倥偬中不忘狎玩娈童的上帝教教徒，外表和打扮看上去更象个西门庆式的纨绔子弟。
见了僧格林沁，李开芳仅一膝屈地象征性地行了一下礼，根本不跪拜。然后，他盘腿席地，大大咧咧坐了下来。
帐内清军中有不少是总兵级的高级将官，皆持刀环立，怒目而视。
李开芳与其身边侍立的两个美貌男童无丝毫惧色，左右扭头观顾，洋洋自得。
未等僧格林沁问话，李开芳首先开言：“如果僧王能使朝廷恕我反叛之罪，我愿意前往金陵说降同党……呵呵，肚中饥饿，王爷可否先赏我一碗饭食？”
僧格林沁阴沉着脸，挥了挥手示意。须臾之间，几名清兵抬上一大盘热酒热菜，置于盘腿坐在地上的李开芳面前。
这位俘囚身份的美男子眼前一亮，立刻开怀畅饮大嚼。其间谈笑自若，食得饮得，胃口奇佳，在僧王及帐内数十名清军高级将校恶意炯炯的注视下从容进食……
渡河！渡河！——“北伐军”的初试锋芒
太平军北伐军队，自1853年5月8日（咸丰三年四月一日）出发，到1855年5月31日（咸丰五年四月十六日）李开芳被捕，整整折腾了两年多一点儿。总观“北伐军”的北上进程，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长驱北上，静海、独流鏖战，以及坚守待援不果而败。
北伐的正副统帅，分别是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此外还有春官正丞相吉文元。他们所带部队，大概有二十一“军”，二万多人。
本来，林凤祥和李开芳二人在太平军攻破南京后奉命镇守扬州。接到洪秀全、杨秀清的命令后，他们随即令曾立昌、陈仕保二人留守，然后率二万多精兵走水路，乘船沿长江西行。他们准备到达浦口时，与接应的朱锡锟一部会合后合众北伐。
五天之后，北伐军即在浦口登岸，驻防此地的清军将领西凌阿等人手下虽是数千来自东北的骑兵部队，皆无胆交仗。听闻太平军上岸，清军枪炮也不放他几响，大队人马慌忙向滁州逃去。太平军尾追不放，紧随而往。
太平军负责接应的朱锡锟一部在浦口迷路，误走至东北方向的六合城。与当地乡勇小规模武装接触交火后，朱锡锟准备攻下六合城。结果，半夜宿营时，太平军营的弹药库被清军派人纵火，发生剧烈爆炸，伤亡好几千人。朱锡锟只得在拂晓时分带残兵赶往滁州。
为此，清军上下士气高涨，大力宣传“纸糊金陵，铁铸六合”，军心稍稳。
5月16日，太平军攻战滁州城，杀清朝知州。而先前自浦口来逃的清朝都统西凌阿再次发挥他迅捷的“机动性能”，狂奔定远。
北伐军一路顺利，5月28日已经抵达凤阳。
虽然一路克捷，北伐军每占一地，总是掳掠后弃之不顾，继续前行。如此行事，也是出于不得已，如果一路打下每座城池后遣人留守，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兵力打到北京。所以，看上去北伐军步步深入，连战连胜，但他们身后与南京的联系基本被清军切断。
其后，蒙城、雉河（涡阳）、亳州相继被北伐军攻下，不少清朝地方政府的官吏将校被杀或者自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北伐军势盛，趁清政府焦头烂额之际，涡河、淝河一带的“捻党”乘机忽然壮大，由“捻党”而成“捻军”，实际上开始了清朝捻军战争的序幕。
随着零星“捻党”的加入，这些人熟门熟路，带着太平军的北伐部队自安徽亳州进入河南，立刻就击溃了由清朝河南巡抚陆应谷前来迎战的数千清军。太平军不仅杀掉大部分清军，还俘获了火药数万斤与大炮数门，挟锐气直下归德。至此，太平军的当务之急就是立即从刘家渡渡过黄河。
于是，留下吉文元、朱锡锟率部分人马留驻归德，林凤翔、李开芳自率前锋军直扑距归德四十里开外的渡口。
清军方面，河南巡抚陆应谷不甘心，重新纠集数千清军来攻归德，再被太平军留守部队打得大败。
由于后续部队完全到达，吉文元等人率军放弃归德，前往刘家渡口与前锋军会合。
可惜的是，万事俱备，只欠渡船。清朝的曹县知县姚景崇有先见之明，早已经把北岸船只尽数收集后付为一炬，几万太平军只得呆呆望着黄河浊流发叹。
太平军好不容易从曹河上游费尽心力搜找了两只船，载上一百多士兵准备慢慢把人渡过去。行至河中央，对岸早已准备的清军大炮猛轰，登时把两船及上面的太平军炸成碎片。无奈之余，太平军只得绕道西上，经开封、朱仙镇、中牟、郑州、荥阳、汜水、巩县，总共费了二十二天功夫，才得以在汜水和巩县之间找到民船渡河。
由于船只太少，北伐军仅渡河就花去七天时间。
由于身后有清军托明阿、西凌阿等部蹑踪而至，北伐军吉文元所率的一千多人未及渡河既遭截击，只得与主力部队分离，掉头往南回奔。这些人边打边撤，虽然有一只捻军雷六部对他们予以援手，仍旧连遭失败，最终在八月间被清军消灭于安徽境内。
北伐军主力渡河后，立刻在7月7日对怀庆府（沁阳）展开猛攻，拉开怀庆战役序幕。
怀庆一带的清军，总共有胜保、托明阿、善禄、以及察哈尔军总共六万人集结，直隶总督纳尔经额以“钦差大臣”身份全权指挥。总共攻打近两个多月，怀庆城坚，清军顽强，北伐军只得弃攻怀庆，向西挺进。
北伐军占领济源后，越王屋山进入山西。其实，攻怀庆是北伐军一招臭棋，贪攻城池，浪费大好时间。假如当初太平军渡黄河之初趁清军在河南北部未集结时，由温县、新乡北上，可以走捷径杀向北京。而且，山东、河南交界地区捻党、白莲教、盐贩子势力活跃，肯定会应声而起。那样的话，一路滚雪团一样，大可直逼北京城下。
由于放跑了北伐军，清政府也怒，下诏逮问直隶总督纳尔经额。但怀庆坚守有功，胜保等人得以加官晋爵，他本人还被授予“钦差大臣”关防。
听说太平军进入自己的辖境，清朝山西巡抚哈芬嗷的一声率几个随从就从省城往外跑得没影。清廷震怒，下旨逮问，捕快差人也找不到这位山西一把手，不知道他躲到哪里去。后来，捕快们才知道这个兔子一样脚快的巡抚躲在了潞安。
太平军在山西境内如入无人之境，连下垣曲、绛县、曲活、平阳（临汾）、湖洞、赵城、霍县等地。正要继续北上之时，忽闻清朝胜保一军已经绕过太平军在霍州以北的韩侯岭，布下重兵准备截击。至此，北伐军只能再次绕道，从洪洞折向东行，在屯留打败清将托明阿部队，克潞城、黎城，又回河南。
涉过清漳河后，北伐军打下涉县、武安，直达直隶（河北）辖境。恰恰在同一时间，在南方的上海，又有刘丽川的小刀会起事。清政府头顶冒脓，雪上加霜。
北伐军出手很快，袭取邯郸的临洺关后，十余天内连克沙河、任县、隆平、柏乡、赵州、栾城、晋州、深州，飞速逼近张登，这里跑保定才六十里的距离。
消息传至北京，京城大恐，城内居民（特别是大户人家）纷纷出逃，短时间内有三万多户十几万人携家带口拖着家财逃出城去，就连咸丰帝本人也做好了外逃热河的准备。
惊怒归惊怒，发昏当不了死，咸丰帝强打精神，派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以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总督四将军及察哈尔兵马，与胜保等人协力，倾全力以保北京。同时，北京全城戒严。人心惶惶之际，物价飞腾，米珠薪桂，一片混乱。
于太平军北伐部队而言，看上去似乎形势大好，其实也有不少困难。他们进入华北腹地之后，缺兵缺粮，两万多步兵，在大平原上即将面对数万清政府自东北和内蒙调来的骁勇骑兵，显然凶多吉少。而且，以两万对十四万，又无后援，北伐军实际上到达保定后已成强弩之末。
由于前方有大批清军阻截，北伐军不得不又绕道，弃深州后向东北疾行，陷献县、交河，攻占沧州后，直向天津杀去。
10月29日，静海已经落入太平军手中，不久，独流（镇）、杨柳青皆克，天津城已经近望在即。
僧格林沁、胜保二人不敢怠慢，分别率军由涿州和保定向东阻截太平军。太平军想在清军汇集前攻克天津，但遭到城内义勇与守军的顽强抵抗。他们扒开南运河堤岸，有效阻止了太平军的进攻。
由于天气转寒，缺粮少草，遭受挫败，太平军只得往静海方面回撤。林凤翔守独流镇，李开芳守静海，以为犄角互援之势。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说明北伐军已经由攻势变为守势，原先的两万多精兵，也已经打得剩下不满万人。
寒风相持之中，双方谁都不好受。
——太平军偏师冒进的军事行动
公元1855年（咸丰五年）5月31日，山东荏平县冯官屯。
满清军大营，气氛肃穆。主帐内，僧格林沁王爷正襟坐在中央的大马扎上，身穿灰布棉袍，外套青布马褂，着上青布靴，看上去非常寒素的打扮。惟一显示他王爷身份的，只有僧格林沁头上青呢帽上的三眼花翎和宝石顶戴。这位蒙古王爷，平日在阵上骑黄鬃马，手持一柄大关刀，由于他面色枣红加上长髯飘飘，像极了传说中的关圣帝君。
僧王饮了口刚烫的热酒，大声用汉语说了一句：“押逆贼李开芳来见！”
帐内帐外一阵小忙。
不久，帐帘撩起。随着一阵凛冽冷风的吹入，门中先闪现出一人，大摇大摆地进入营帐。此人，三十出头年纪，身材健硕，相貌英俊，头戴黄绸绣花帽，上身穿月白绸短袄，下半身着一大红灯笼裤，脚登一双扎眼的大红鞋。最惹人注目和令人侧目的是，这位已成阶下囚的太平军北伐主帅李开芳，身后仍跟随两个十六、七岁的娈童，二人均着大红绣花缎子衣裤，脚登红绣鞋，粉面朱唇，貌似美貌女子。他们仍旧左右相随执扇，俨然在太平军帅营一样的排场，伺侯着李开芳。
与这三位鲜衣粉面的太平军军人相比，清军营帐中几十名按刀而立的将官和正中而坐的僧格林沁王爷及他身后侍立的贝子（僧王儿子），从装束上看，被李开芳和他身后的两个娈童显衬得朴素至极，近乎寒酸。
李开芳，这位大名鼎鼎的太平军大将，这位戎马倥偬中不忘狎玩娈童的上帝教教徒，外表和打扮看上去更象个西门庆式的纨绔子弟。
见了僧格林沁，李开芳仅一膝屈地象征性地行了一下礼，根本不跪拜。然后，他盘腿席地，大大咧咧坐了下来。
帐内清军中有不少是总兵级的高级将官，皆持刀环立，怒目而视。
李开芳与其身边侍立的两个美貌男童无丝毫惧色，左右扭头观顾，洋洋自得。
未等僧格林沁问话，李开芳首先开言：“如果僧王能使朝廷恕我反叛之罪，我愿意前往金陵说降同党……呵呵，肚中饥饿，王爷可否先赏我一碗饭食？”
僧格林沁阴沉着脸，挥了挥手示意。须臾之间，几名清兵抬上一大盘热酒热菜，置于盘腿坐在地上的李开芳面前。
这位俘囚身份的美男子眼前一亮，立刻开怀畅饮大嚼。其间谈笑自若，食得饮得，胃口奇佳，在僧王及帐内数十名清军高级将校恶意炯炯的注视下从容进食……
渡河！渡河！——“北伐军”的初试锋芒
太平军北伐军队，自1853年5月8日（咸丰三年四月一日）出发，到1855年5月31日（咸丰五年四月十六日）李开芳被捕，整整折腾了两年多一点儿。总观“北伐军”的北上进程，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长驱北上，静海、独流鏖战，以及坚守待援不果而败。
北伐的正副统帅，分别是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此外还有春官正丞相吉文元。他们所带部队，大概有二十一“军”，二万多人。
本来，林凤祥和李开芳二人在太平军攻破南京后奉命镇守扬州。接到洪秀全、杨秀清的命令后，他们随即令曾立昌、陈仕保二人留守，然后率二万多精兵走水路，乘船沿长江西行。他们准备到达浦口时，与接应的朱锡锟一部会合后合众北伐。
五天之后，北伐军即在浦口登岸，驻防此地的清军将领西凌阿等人手下虽是数千来自东北的骑兵部队，皆无胆交仗。听闻太平军上岸，清军枪炮也不放他几响，大队人马慌忙向滁州逃去。太平军尾追不放，紧随而往。
太平军负责接应的朱锡锟一部在浦口迷路，误走至东北方向的六合城。与当地乡勇小规模武装接触交火后，朱锡锟准备攻下六合城。结果，半夜宿营时，太平军营的弹药库被清军派人纵火，发生剧烈爆炸，伤亡好几千人。朱锡锟只得在拂晓时分带残兵赶往滁州。
为此，清军上下士气高涨，大力宣传“纸糊金陵，铁铸六合”，军心稍稳。
5月16日，太平军攻战滁州城，杀清朝知州。而先前自浦口来逃的清朝都统西凌阿再次发挥他迅捷的“机动性能”，狂奔定远。
北伐军一路顺利，5月28日已经抵达凤阳。
虽然一路克捷，北伐军每占一地，总是掳掠后弃之不顾，继续前行。如此行事，也是出于不得已，如果一路打下每座城池后遣人留守，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兵力打到北京。所以，看上去北伐军步步深入，连战连胜，但他们身后与南京的联系基本被清军切断。
其后，蒙城、雉河（涡阳）、亳州相继被北伐军攻下，不少清朝地方政府的官吏将校被杀或者自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北伐军势盛，趁清政府焦头烂额之际，涡河、淝河一带的“捻党”乘机忽然壮大，由“捻党”而成“捻军”，实际上开始了清朝捻军战争的序幕。
随着零星“捻党”的加入，这些人熟门熟路，带着太平军的北伐部队自安徽亳州进入河南，立刻就击溃了由清朝河南巡抚陆应谷前来迎战的数千清军。太平军不仅杀掉大部分清军，还俘获了火药数万斤与大炮数门，挟锐气直下归德。至此，太平军的当务之急就是立即从刘家渡渡过黄河。
于是，留下吉文元、朱锡锟率部分人马留驻归德，林凤翔、李开芳自率前锋军直扑距归德四十里开外的渡口。
清军方面，河南巡抚陆应谷不甘心，重新纠集数千清军来攻归德，再被太平军留守部队打得大败。
由于后续部队完全到达，吉文元等人率军放弃归德，前往刘家渡口与前锋军会合。
可惜的是，万事俱备，只欠渡船。清朝的曹县知县姚景崇有先见之明，早已经把北岸船只尽数收集后付为一炬，几万太平军只得呆呆望着黄河浊流发叹。
太平军好不容易从曹河上游费尽心力搜找了两只船，载上一百多士兵准备慢慢把人渡过去。行至河中央，对岸早已准备的清军大炮猛轰，登时把两船及上面的太平军炸成碎片。无奈之余，太平军只得绕道西上，经开封、朱仙镇、中牟、郑州、荥阳、汜水、巩县，总共费了二十二天功夫，才得以在汜水和巩县之间找到民船渡河。
由于船只太少，北伐军仅渡河就花去七天时间。
由于身后有清军托明阿、西凌阿等部蹑踪而至，北伐军吉文元所率的一千多人未及渡河既遭截击，只得与主力部队分离，掉头往南回奔。这些人边打边撤，虽然有一只捻军雷六部对他们予以援手，仍旧连遭失败，最终在八月间被清军消灭于安徽境内。
北伐军主力渡河后，立刻在7月7日对怀庆府（沁阳）展开猛攻，拉开怀庆战役序幕。
怀庆一带的清军，总共有胜保、托明阿、善禄、以及察哈尔军总共六万人集结，直隶总督纳尔经额以“钦差大臣”身份全权指挥。总共攻打近两个多月，怀庆城坚，清军顽强，北伐军只得弃攻怀庆，向西挺进。
北伐军占领济源后，越王屋山进入山西。其实，攻怀庆是北伐军一招臭棋，贪攻城池，浪费大好时间。假如当初太平军渡黄河之初趁清军在河南北部未集结时，由温县、新乡北上，可以走捷径杀向北京。而且，山东、河南交界地区捻党、白莲教、盐贩子势力活跃，肯定会应声而起。那样的话，一路滚雪团一样，大可直逼北京城下。
由于放跑了北伐军，清政府也怒，下诏逮问直隶总督纳尔经额。但怀庆坚守有功，胜保等人得以加官晋爵，他本人还被授予“钦差大臣”关防。
听说太平军进入自己的辖境，清朝山西巡抚哈芬嗷的一声率几个随从就从省城往外跑得没影。清廷震怒，下旨逮问，捕快差人也找不到这位山西一把手，不知道他躲到哪里去。后来，捕快们才知道这个兔子一样脚快的巡抚躲在了潞安。
太平军在山西境内如入无人之境，连下垣曲、绛县、曲活、平阳（临汾）、湖洞、赵城、霍县等地。正要继续北上之时，忽闻清朝胜保一军已经绕过太平军在霍州以北的韩侯岭，布下重兵准备截击。至此，北伐军只能再次绕道，从洪洞折向东行，在屯留打败清将托明阿部队，克潞城、黎城，又回河南。
涉过清漳河后，北伐军打下涉县、武安，直达直隶（河北）辖境。恰恰在同一时间，在南方的上海，又有刘丽川的小刀会起事。清政府头顶冒脓，雪上加霜。
北伐军出手很快，袭取邯郸的临洺关后，十余天内连克沙河、任县、隆平、柏乡、赵州、栾城、晋州、深州，飞速逼近张登，这里跑保定才六十里的距离。
消息传至北京，京城大恐，城内居民（特别是大户人家）纷纷出逃，短时间内有三万多户十几万人携家带口拖着家财逃出城去，就连咸丰帝本人也做好了外逃热河的准备。
惊怒归惊怒，发昏当不了死，咸丰帝强打精神，派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以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总督四将军及察哈尔兵马，与胜保等人协力，倾全力以保北京。同时，北京全城戒严。人心惶惶之际，物价飞腾，米珠薪桂，一片混乱。
于太平军北伐部队而言，看上去似乎形势大好，其实也有不少困难。他们进入华北腹地之后，缺兵缺粮，两万多步兵，在大平原上即将面对数万清政府自东北和内蒙调来的骁勇骑兵，显然凶多吉少。而且，以两万对十四万，又无后援，北伐军实际上到达保定后已成强弩之末。
由于前方有大批清军阻截，北伐军不得不又绕道，弃深州后向东北疾行，陷献县、交河，攻占沧州后，直向天津杀去。
10月29日，静海已经落入太平军手中，不久，独流（镇）、杨柳青皆克，天津城已经近望在即。
僧格林沁、胜保二人不敢怠慢，分别率军由涿州和保定向东阻截太平军。太平军想在清军汇集前攻克天津，但遭到城内义勇与守军的顽强抵抗。他们扒开南运河堤岸，有效阻止了太平军的进攻。
由于天气转寒，缺粮少草，遭受挫败，太平军只得往静海方面回撤。林凤翔守独流镇，李开芳守静海，以为犄角互援之势。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说明北伐军已经由攻势变为守势，原先的两万多精兵，也已经打得剩下不满万人。
寒风相持之中，双方谁都不好受。
坚守！坚守！——静海、独流的鏖战待援
据当时被太平军掳去的读书人陈思伯《复生录》书中记载，由于天寒地冻，太平军狼狈驰突，无衣无粮之间，夜间行军中，冻死的就有数千人之多，军队减员情况极其严重，形势危急。待至1854年2月，受清朝大军压迫，林凤祥、李开芳二人不支，只能从静海、独流向南撤退，边撤边打，其间冻饿受伤，又报销了近三千人。阜城一战，北伐军第三号人物吉文元被打死，军中士气极为低落。
清军把阜城团团包围，穴地为重濠，欲图就地歼灭太平军。
情急之下，林、李二人不断派人化装成难民、乞丐和艺人，乔装打扮出城，奔向南京求救。
南京的杨秀清很重视此事，派出一只八千人左右的队伍，由曾立昌（夏官又副丞相）、陈仕保（夏官副丞相）、许宗杨（冬官副丞相）数将带领，在1854年2月4日出兵前去救援北伐军。他们疾行而进，仅四天就经桐城到达舒城。由于六安的“捻党”积极响应，援军很快拿下六安，连破正阳关、颍上，在3月初由亳州杀入河南。
由于亳州、雉河集地区捻军张乐行部很能折腾，不少“捻子”纷纷加入太平军，二部声大势大，永城、夏邑等地被攻陷。
3月10日，北伐援军已经杀至江苏。攻下萧县后，四处伐木结筏，准备在丰县渡河。捻党、天理教、白莲教、盐贩子纠集附近地区的灾民和饥民（咸丰六年丰北地区黄河决口，附近存有大量饥民和灾民），纷纷加入太平军，北伐援军的人数一下子由八千多变成了数万人。
3月13日，以太平军和捻军为主力的反清大军自丰县蟠龙集、包家楼等数个渡口抢渡黄河，突入山东辖境。
乱哄哄之际，也有一万多人未及渡河，反而折向南方，经正阳关回到属于太平军活动范围的庐州。一部分捻军也未随大部队向前，几千人返回皖北。
渡河后的太平军援军滚雪球一样发展。江苏、山东交界的地方以及山东西南等地的零散捻军奋起响应，四处开花。北伐援军主力从3月17日开始，连下丰县、金乡、单县、巨野，直杀济宁。
受太平军援军的牵制，清军不得不腾出一只手来堵截，派山东巡抚张亮基、将军善禄等人率数千人自德州等地南下，向济宁方向拦堵。但是，原先的八千北伐军援军如今变成了四、五万，气势汹汹扑来。张亮基、善禄深知自己不敌，不敢试其锋锐，只得让开路使这只大军过去，小心翼翼随后蹑随。
大军乘势展威，破郓城，下阳谷，夺冠县，于3月底进围临清。短短50多天时间，太平军北伐援军奋战千里，一路狂搅，并使安徽、河南、江苏、山东等地捻军乘势而起，四省骚然。
此时，北伐援军距离林凤翔、李开芳被围的阜城，只有两、三天的距离。倘若大军继续兵势而进，对阜城的围城清军形成反包围，最起码可以实现最低的战略目标：救出阜城被围的老北伐军，双方合军合师。如果斗志坚，运气好，说不定他们还能对胜保或僧格林沁部队予以重创。如果打击成功，北京城上升起太平天国的黄色旗帜，绝非梦想。
不知走错了哪个筋，北伐援军没有继续前进，反而停下脚步把临清坚城团团围住，玩命攻打这座坚城。
在阜城围城的胜保以及山东巡抚张亮基等人迅速向临清方向集结。如此一来，清军不仅阻止了北伐援军的继续北上，又对攻打临清的太平军形成反包围。
清军大好局面下，发生内讧，由于张亮基杀掉了几个胜保手下抢掠的兵士，被胜保参劾，诬他捏造成功，清廷下旨逮问张巡抚。临清城内数百川勇叛变，与太平军里应外合，临清落入北伐援军之手。由此看来，“上帝”似乎很高兴。
事件发展有时波谲云诡。数万太平军援军进入临清城，这才发现城内粮食早已被临危有胆的清朝地方官员下令烧毁，几万张嘴的吃饭顿成问题。而且，援军大军入城后，锐气顿失，被清军四面围困，反而成围瓮中之鳖。特别要命的是，主将曾立昌是李逵式人物，只知喊打喊杀，根本没有脑子定下远谋。另外的陈仕保、许宗扬心中发慌，暗中动摇，想突围逃回南京。不过，陈、许二人之所以没有底气，绝非仅仅因为心中怯懦，也是因为新入伙的捻子、盐贩子、流民等人，各自三心二意，不听调遣，纪律极差。这些人在大军得胜时可以造势，稍遇困难就心中打鼓，个个把鞋带绑紧想趁机窜逃。
由于缺吃少穿，太平军中冻饿而死不少，还有少数人绝望之余自刎上吊投水，以免自己被俘后多受痛苦。毕竟手中还有数千太平军老兵，曾立昌在夜间组织了一次有秩序的撤退，最终安然撤出临清，南退至清水镇，并于夜间对追击的清朝胜保部队进行夜袭，打了一个漂亮仗。胜保本人跑得快，遁走馆陶。
此时，如果剩下的两万来人再掉头北上，解阜城之围仍存在可能性。许宗扬非常担心回不去南京，窜掇曾立昌全军南返。
结果，心慌撤退途中，清军正规军与地方乡勇四处截杀，太平军边打边减员。行至冠县三里庄时，胜保追兵杀至，混战中杀掉了北伐援军主将之一的陈仕保。由此，北伐援军大溃，四处散逃。
5月5日，曾立昌率残卒千把人自江苏丰县突围，准备由黄河北岸渡河。结果，由于岸边河泥淤住马足，太平军残兵成为清军枪炮和掷枪的靶子，基本全部被消灭掉。
北伐援军主将曾立昌虽然有勇无谋，本人很有血性，知事不可为，纵马跃入黄河中自杀。
最终，只有许宗扬一人在8月份率少量残卒遁回南京。震怒之下，杨秀清把他下狱治罪。此人出狱后，划拨韦昌辉手下。天京事变时，替北王韦昌辉攻入东王府杀杨秀清的，许宗扬算是一个得力干将。
当时，杨秀清还想派北王韦昌辉再次提军北上援救，但由于二人嫌隙日深，杨秀清恐怕韦昌辉北去后自立山头，便封秦日纲为“燕王”，鼓动他前往“燕”地北伐。
秦日纲非常勉强，率军行至凤阳、庐州（合肥）一带，就以兵少为借口，再不北行。他留在安徽磨蹭，二次北伐援军不果行。
突围！突围！——太平军残部的垂死挣扎
由于消息不通，5月5日，被困于阜城的林凤翔、李开芳冒死突围，玩命南奔，遁至东光的连镇。连镇跨运河，分为东西两镇。林、李二人各守一镇，在运河上搭架浮桥，互相接应之余，与僧格林沁部清军相持。
僧王爷是个经验老到的武将，他将自己军队扎于河东，命托明阿部屯于河西。
胜保一部在击败太平军援军后，整齐人马回返，与两部清军汇合紧围连镇。
这个时候，林凤祥、李开芳仍然不知援军已败亡殆尽。在拼死突围与援军合军的精神鼓舞下，5月28日，李开芳率数千北伐军突围南驰，想到达临清与南来援军接上头。林凤翔余部坚守连镇。
李开芳确实能战，他自吴桥奔入山东，经德州、平原后，攻下恩县和高唐州。待到进入高唐州后，李开芳这才得知北伐援军已经失败。无奈之下，他只得率军据高唐死守，与前来攻打的胜保展开较量。
从此以后，林、李二人军分势单，只得各自为政，能拖一天就是一天。
西连镇方面，僧格林沁清军日夜炮轰枪击，太平军死伤惨重。危急之时，忽然冒出一位姓李的火夫，声称自己乃耶酥附体，受天命来保护林凤翔突围。这位火夫肯定见过杨秀清“表演”，如今也要过把瘾。林凤翔大喜，忙为李师付设“军师府”，还为他派选一个副手，调拨数百人归其统管，天天操演“龙门”、“八卦”等阵法，像模像样，短期内很是鼓舞了一把士气。李师付常常立于高台之下，在上面高谈阔论，以带客家口音的官话“讲道理”，林凤翔等大小将率皆在下跪听。迁延一个月，李师付指挥乖张，多次败绩，林凤翔忽悟其伪，一朝大怒，亲手把李师付脑袋砍下，送他上了“天堂”。
延至1855年1月初，被围于西连镇的林凤翔一军粮食吃光，骡马吃光，皮箱刀鞘吃光，野菜榆树皮吃光，最后，只得把抓获的清军和己方逃兵杀掉当“干粮”。
清军展开“攻心战”，日日让太平军逃兵高举“投诚免死”牌在营垒外转游，招降了数百太平军。
1月7日，清军猛攻西连镇，几乎杀尽坚守的太平军。
清军搜查俘虏的北伐军，见人人身上都揣有做为口粮的一方人肉，审问才知，这些肉皆从他们本已掩埋的同伴尸体上割下。由于士兵实在饿不过，林凤翔只得下令翻掘尸体当军粮。
彻搜三昼夜，把连镇查了底掉，又在运河中下网捞寻，清军就是找不到林凤翔本人尸体。
一直搜到第四天，清军终于在连镇内一处帐篷下查到一个地道入口。这个地道上盖石板，石板上又堆了大量砖瓦。僧格林沁闻报，立即亲自率人来看。
掘开洞口后，清军喊喝，地洞中悄然无应。于是，昔日在北伐军中当过大厨的一位施姓降兵自告奋勇，只身一人入洞查看。
入洞之后，施大厨吓了一大跳。他看见洞里面异常宽阔，其中有灯，有床帐，有桌椅，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再仔细看，他发现林凤翔与检点、指挥、总制等三十多名北伐军将领躲藏在其中，壁间堆满粮食，看上去可供这些人消费月余有足。
众人见施大厨入洞，纷纷提刀要杀，被林凤翔喝止：“洞口已破，天意可知，杀他无益。”
由于林凤翔右臂左腿均受重伤，只得率众出洞认载。
僧格林沁粗略审讯后，立刻派人把林凤翔押上囚车运送北京。不久，这位北伐主将被凌迟于市。林凤翔很是条汉子，受剐刑期间一直注视刽子手的刀法，临死不吭一声。他与李开芳是老乡，皆是广西武鸣的客家人（二人并非壮族），是最早加入拜上帝教的徒众。
见僧格林沁大有成功，清廷怪罪围高唐久无成功的胜保，把他逮治入京，治罪后发往新疆“劳改”。
于是，僧格林沁并胜保军，合力围攻高唐，并派人先携巨炮轰击。
听闻僧格林沁本人将来，又知林凤翔被擒，李开芳知道高唐守不住，连夜开城逃走。一行人奔至荏平县冯官屯后，凭借堡寨死守。
僧格林沁快马赶到，立刻指挥清军包围冯官屯，筑城于四周，围攻李开芳。
艰难困苦之中，李开芳仍然不气馁。僧格林沁有一八千斤名曰“黑虎”的巨炮，每次装药子数十斤，开炮前必祭之以酒，轰隆声中，每次都打死不少太平军。观察仔细了巨炮炮台位置后，李开芳命人掘地道，直达炮台正下方，然后堆满炸药，牵长长引信而出，点燃。一声巨响，炮台上的“黑虎”以及百十号炮兵，全部被炸飞上天。
先前在连镇自告奋勇下地道察看情势的施大厨此时又来精神，他上献一计，劝僧格林沁向冯官顿内灌水。
僧王大喜，立刻找来地方官四处寻来民夫挖沟，一天给这些人发三百文工钱，昼夜不停干活，决运河水连夜灌营。
转天一大早，就有营中难民凫水逃出，报告说由于大水突涌，不仅把太平军在营内的地道灌塌淹死多人，营中炸药也被水浸湿，成为废物。再仔细询问，僧王得知太平军已经挖通二十多条地道达往清营之中，正运送火药。如果没有运河水灌入，火药齐发之下，不知又会炸死几千清军士兵。僧王思及此，冷汗直冒。
过了十来天，穷愁之下的李开芳想出一计。他派人往营外送降书，表示投降。
僧格林沁不傻，深知李开芳有诈降之意，就派人牵两条巨绳，绳头放在冯官屯中，绳尾系于清营大树上，命令“投降”的太平军脚踏一绳、手牵一绳，一个一个过来。清军将士在营内严防，对过来的每个人登记造册后，皆一一捆缚，押往营后集中。
刚刚出来一百三十多人，冯官屯内的太平军在李开芳指挥下忽然点燃残存炸药大炮，向外猛轰。但是，僧格林沁早有防备，射程内根本无清兵密集，仅仅砂弹溅伤数人而已，太平军诈降突围失败。
最倒霉的是那一百多号诈降兵士，依次被清军斩首处决。其间，清军一个施刑的马兵见一名太平军手上有巨大金镯，见财起意，上前掠取。太平军士兵说，这镯子带得紧，反正我要死了，留此何用？你给我松梆，我自己取下，你再斩我，咱们两方便。马兵很高兴，忙替太平军兵士松绑。说时迟那时快，太平军兵士忽然抽拔清军马兵的腰刀，挥手把对方砍成两段，夺马狂逃，沿途砍伤十多个清兵。由于天黑不辨方向，这位太平军最终不能逸出，为清军包围搏杀。
一直坚持到5月30日，李开芳营内弹尽粮绝，只得亲笔写降表表示投降。
由于冯官屯内外深水数尺，僧格林沁命军士乘船而入，二十人一批，分批押送降兵出外。把这些生俘的太平军士兵一一绑缚后，分送各营处决，共计两千多人。
至于太平军高级军将以及跟随李开芳的两名美貌娈童，均被清兵捆绑结实，齐跪于供案之前。僧格林沁下令，把这些人生剖挖心，祭奠数日来在高唐州连镇、冯官屯被太平军打死的八千多清军将士。
李开芳本人终于到达了北京。
不过，他不是以胜利者姿态，而是以一个俘囚身份坐槛车而入，在西市受剐刑而死。
太平军的“北伐”，至此划上句号。
南京方面，由于在北伐的同时又有更重要的“西征”，怕顾此失彼，所以洪、杨二人根本不敢分军对北伐施以更实质性的援助。
由于石达开能干，太平军1855年初在湖口和九江取得两次大胜，总算扭转西征危局。
据当时被太平军掳去的读书人陈思伯《复生录》书中记载，由于天寒地冻，太平军狼狈驰突，无衣无粮之间，夜间行军中，冻死的就有数千人之多，军队减员情况极其严重，形势危急。待至1854年2月，受清朝大军压迫，林凤祥、李开芳二人不支，只能从静海、独流向南撤退，边撤边打，其间冻饿受伤，又报销了近三千人。阜城一战，北伐军第三号人物吉文元被打死，军中士气极为低落。
清军把阜城团团包围，穴地为重濠，欲图就地歼灭太平军。
情急之下，林、李二人不断派人化装成难民、乞丐和艺人，乔装打扮出城，奔向南京求救。
南京的杨秀清很重视此事，派出一只八千人左右的队伍，由曾立昌（夏官又副丞相）、陈仕保（夏官副丞相）、许宗杨（冬官副丞相）数将带领，在1854年2月4日出兵前去救援北伐军。他们疾行而进，仅四天就经桐城到达舒城。由于六安的“捻党”积极响应，援军很快拿下六安，连破正阳关、颍上，在3月初由亳州杀入河南。
由于亳州、雉河集地区捻军张乐行部很能折腾，不少“捻子”纷纷加入太平军，二部声大势大，永城、夏邑等地被攻陷。
3月10日，北伐援军已经杀至江苏。攻下萧县后，四处伐木结筏，准备在丰县渡河。捻党、天理教、白莲教、盐贩子纠集附近地区的灾民和饥民（咸丰六年丰北地区黄河决口，附近存有大量饥民和灾民），纷纷加入太平军，北伐援军的人数一下子由八千多变成了数万人。
3月13日，以太平军和捻军为主力的反清大军自丰县蟠龙集、包家楼等数个渡口抢渡黄河，突入山东辖境。
乱哄哄之际，也有一万多人未及渡河，反而折向南方，经正阳关回到属于太平军活动范围的庐州。一部分捻军也未随大部队向前，几千人返回皖北。
渡河后的太平军援军滚雪球一样发展。江苏、山东交界的地方以及山东西南等地的零散捻军奋起响应，四处开花。北伐援军主力从3月17日开始，连下丰县、金乡、单县、巨野，直杀济宁。
受太平军援军的牵制，清军不得不腾出一只手来堵截，派山东巡抚张亮基、将军善禄等人率数千人自德州等地南下，向济宁方向拦堵。但是，原先的八千北伐军援军如今变成了四、五万，气势汹汹扑来。张亮基、善禄深知自己不敌，不敢试其锋锐，只得让开路使这只大军过去，小心翼翼随后蹑随。
大军乘势展威，破郓城，下阳谷，夺冠县，于3月底进围临清。短短50多天时间，太平军北伐援军奋战千里，一路狂搅，并使安徽、河南、江苏、山东等地捻军乘势而起，四省骚然。
此时，北伐援军距离林凤翔、李开芳被围的阜城，只有两、三天的距离。倘若大军继续兵势而进，对阜城的围城清军形成反包围，最起码可以实现最低的战略目标：救出阜城被围的老北伐军，双方合军合师。如果斗志坚，运气好，说不定他们还能对胜保或僧格林沁部队予以重创。如果打击成功，北京城上升起太平天国的黄色旗帜，绝非梦想。
不知走错了哪个筋，北伐援军没有继续前进，反而停下脚步把临清坚城团团围住，玩命攻打这座坚城。
在阜城围城的胜保以及山东巡抚张亮基等人迅速向临清方向集结。如此一来，清军不仅阻止了北伐援军的继续北上，又对攻打临清的太平军形成反包围。
清军大好局面下，发生内讧，由于张亮基杀掉了几个胜保手下抢掠的兵士，被胜保参劾，诬他捏造成功，清廷下旨逮问张巡抚。临清城内数百川勇叛变，与太平军里应外合，临清落入北伐援军之手。由此看来，“上帝”似乎很高兴。
事件发展有时波谲云诡。数万太平军援军进入临清城，这才发现城内粮食早已被临危有胆的清朝地方官员下令烧毁，几万张嘴的吃饭顿成问题。而且，援军大军入城后，锐气顿失，被清军四面围困，反而成围瓮中之鳖。特别要命的是，主将曾立昌是李逵式人物，只知喊打喊杀，根本没有脑子定下远谋。另外的陈仕保、许宗扬心中发慌，暗中动摇，想突围逃回南京。不过，陈、许二人之所以没有底气，绝非仅仅因为心中怯懦，也是因为新入伙的捻子、盐贩子、流民等人，各自三心二意，不听调遣，纪律极差。这些人在大军得胜时可以造势，稍遇困难就心中打鼓，个个把鞋带绑紧想趁机窜逃。
由于缺吃少穿，太平军中冻饿而死不少，还有少数人绝望之余自刎上吊投水，以免自己被俘后多受痛苦。毕竟手中还有数千太平军老兵，曾立昌在夜间组织了一次有秩序的撤退，最终安然撤出临清，南退至清水镇，并于夜间对追击的清朝胜保部队进行夜袭，打了一个漂亮仗。胜保本人跑得快，遁走馆陶。
此时，如果剩下的两万来人再掉头北上，解阜城之围仍存在可能性。许宗扬非常担心回不去南京，窜掇曾立昌全军南返。
结果，心慌撤退途中，清军正规军与地方乡勇四处截杀，太平军边打边减员。行至冠县三里庄时，胜保追兵杀至，混战中杀掉了北伐援军主将之一的陈仕保。由此，北伐援军大溃，四处散逃。
5月5日，曾立昌率残卒千把人自江苏丰县突围，准备由黄河北岸渡河。结果，由于岸边河泥淤住马足，太平军残兵成为清军枪炮和掷枪的靶子，基本全部被消灭掉。
北伐援军主将曾立昌虽然有勇无谋，本人很有血性，知事不可为，纵马跃入黄河中自杀。
最终，只有许宗扬一人在8月份率少量残卒遁回南京。震怒之下，杨秀清把他下狱治罪。此人出狱后，划拨韦昌辉手下。天京事变时，替北王韦昌辉攻入东王府杀杨秀清的，许宗扬算是一个得力干将。
当时，杨秀清还想派北王韦昌辉再次提军北上援救，但由于二人嫌隙日深，杨秀清恐怕韦昌辉北去后自立山头，便封秦日纲为“燕王”，鼓动他前往“燕”地北伐。
秦日纲非常勉强，率军行至凤阳、庐州（合肥）一带，就以兵少为借口，再不北行。他留在安徽磨蹭，二次北伐援军不果行。
突围！突围！——太平军残部的垂死挣扎
由于消息不通，5月5日，被困于阜城的林凤翔、李开芳冒死突围，玩命南奔，遁至东光的连镇。连镇跨运河，分为东西两镇。林、李二人各守一镇，在运河上搭架浮桥，互相接应之余，与僧格林沁部清军相持。
僧王爷是个经验老到的武将，他将自己军队扎于河东，命托明阿部屯于河西。
胜保一部在击败太平军援军后，整齐人马回返，与两部清军汇合紧围连镇。
这个时候，林凤祥、李开芳仍然不知援军已败亡殆尽。在拼死突围与援军合军的精神鼓舞下，5月28日，李开芳率数千北伐军突围南驰，想到达临清与南来援军接上头。林凤翔余部坚守连镇。
李开芳确实能战，他自吴桥奔入山东，经德州、平原后，攻下恩县和高唐州。待到进入高唐州后，李开芳这才得知北伐援军已经失败。无奈之下，他只得率军据高唐死守，与前来攻打的胜保展开较量。
从此以后，林、李二人军分势单，只得各自为政，能拖一天就是一天。
西连镇方面，僧格林沁清军日夜炮轰枪击，太平军死伤惨重。危急之时，忽然冒出一位姓李的火夫，声称自己乃耶酥附体，受天命来保护林凤翔突围。这位火夫肯定见过杨秀清“表演”，如今也要过把瘾。林凤翔大喜，忙为李师付设“军师府”，还为他派选一个副手，调拨数百人归其统管，天天操演“龙门”、“八卦”等阵法，像模像样，短期内很是鼓舞了一把士气。李师付常常立于高台之下，在上面高谈阔论，以带客家口音的官话“讲道理”，林凤翔等大小将率皆在下跪听。迁延一个月，李师付指挥乖张，多次败绩，林凤翔忽悟其伪，一朝大怒，亲手把李师付脑袋砍下，送他上了“天堂”。
延至1855年1月初，被围于西连镇的林凤翔一军粮食吃光，骡马吃光，皮箱刀鞘吃光，野菜榆树皮吃光，最后，只得把抓获的清军和己方逃兵杀掉当“干粮”。
清军展开“攻心战”，日日让太平军逃兵高举“投诚免死”牌在营垒外转游，招降了数百太平军。
1月7日，清军猛攻西连镇，几乎杀尽坚守的太平军。
清军搜查俘虏的北伐军，见人人身上都揣有做为口粮的一方人肉，审问才知，这些肉皆从他们本已掩埋的同伴尸体上割下。由于士兵实在饿不过，林凤翔只得下令翻掘尸体当军粮。
彻搜三昼夜，把连镇查了底掉，又在运河中下网捞寻，清军就是找不到林凤翔本人尸体。
一直搜到第四天，清军终于在连镇内一处帐篷下查到一个地道入口。这个地道上盖石板，石板上又堆了大量砖瓦。僧格林沁闻报，立即亲自率人来看。
掘开洞口后，清军喊喝，地洞中悄然无应。于是，昔日在北伐军中当过大厨的一位施姓降兵自告奋勇，只身一人入洞查看。
入洞之后，施大厨吓了一大跳。他看见洞里面异常宽阔，其中有灯，有床帐，有桌椅，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再仔细看，他发现林凤翔与检点、指挥、总制等三十多名北伐军将领躲藏在其中，壁间堆满粮食，看上去可供这些人消费月余有足。
众人见施大厨入洞，纷纷提刀要杀，被林凤翔喝止：“洞口已破，天意可知，杀他无益。”
由于林凤翔右臂左腿均受重伤，只得率众出洞认载。
僧格林沁粗略审讯后，立刻派人把林凤翔押上囚车运送北京。不久，这位北伐主将被凌迟于市。林凤翔很是条汉子，受剐刑期间一直注视刽子手的刀法，临死不吭一声。他与李开芳是老乡，皆是广西武鸣的客家人（二人并非壮族），是最早加入拜上帝教的徒众。
见僧格林沁大有成功，清廷怪罪围高唐久无成功的胜保，把他逮治入京，治罪后发往新疆“劳改”。
于是，僧格林沁并胜保军，合力围攻高唐，并派人先携巨炮轰击。
听闻僧格林沁本人将来，又知林凤翔被擒，李开芳知道高唐守不住，连夜开城逃走。一行人奔至荏平县冯官屯后，凭借堡寨死守。
僧格林沁快马赶到，立刻指挥清军包围冯官屯，筑城于四周，围攻李开芳。
艰难困苦之中，李开芳仍然不气馁。僧格林沁有一八千斤名曰“黑虎”的巨炮，每次装药子数十斤，开炮前必祭之以酒，轰隆声中，每次都打死不少太平军。观察仔细了巨炮炮台位置后，李开芳命人掘地道，直达炮台正下方，然后堆满炸药，牵长长引信而出，点燃。一声巨响，炮台上的“黑虎”以及百十号炮兵，全部被炸飞上天。
先前在连镇自告奋勇下地道察看情势的施大厨此时又来精神，他上献一计，劝僧格林沁向冯官顿内灌水。
僧王大喜，立刻找来地方官四处寻来民夫挖沟，一天给这些人发三百文工钱，昼夜不停干活，决运河水连夜灌营。
转天一大早，就有营中难民凫水逃出，报告说由于大水突涌，不仅把太平军在营内的地道灌塌淹死多人，营中炸药也被水浸湿，成为废物。再仔细询问，僧王得知太平军已经挖通二十多条地道达往清营之中，正运送火药。如果没有运河水灌入，火药齐发之下，不知又会炸死几千清军士兵。僧王思及此，冷汗直冒。
过了十来天，穷愁之下的李开芳想出一计。他派人往营外送降书，表示投降。
僧格林沁不傻，深知李开芳有诈降之意，就派人牵两条巨绳，绳头放在冯官屯中，绳尾系于清营大树上，命令“投降”的太平军脚踏一绳、手牵一绳，一个一个过来。清军将士在营内严防，对过来的每个人登记造册后，皆一一捆缚，押往营后集中。
刚刚出来一百三十多人，冯官屯内的太平军在李开芳指挥下忽然点燃残存炸药大炮，向外猛轰。但是，僧格林沁早有防备，射程内根本无清兵密集，仅仅砂弹溅伤数人而已，太平军诈降突围失败。
最倒霉的是那一百多号诈降兵士，依次被清军斩首处决。其间，清军一个施刑的马兵见一名太平军手上有巨大金镯，见财起意，上前掠取。太平军士兵说，这镯子带得紧，反正我要死了，留此何用？你给我松梆，我自己取下，你再斩我，咱们两方便。马兵很高兴，忙替太平军兵士松绑。说时迟那时快，太平军兵士忽然抽拔清军马兵的腰刀，挥手把对方砍成两段，夺马狂逃，沿途砍伤十多个清兵。由于天黑不辨方向，这位太平军最终不能逸出，为清军包围搏杀。
一直坚持到5月30日，李开芳营内弹尽粮绝，只得亲笔写降表表示投降。
由于冯官屯内外深水数尺，僧格林沁命军士乘船而入，二十人一批，分批押送降兵出外。把这些生俘的太平军士兵一一绑缚后，分送各营处决，共计两千多人。
至于太平军高级军将以及跟随李开芳的两名美貌娈童，均被清兵捆绑结实，齐跪于供案之前。僧格林沁下令，把这些人生剖挖心，祭奠数日来在高唐州连镇、冯官屯被太平军打死的八千多清军将士。
李开芳本人终于到达了北京。
不过，他不是以胜利者姿态，而是以一个俘囚身份坐槛车而入，在西市受剐刑而死。
太平军的“北伐”，至此划上句号。
南京方面，由于在北伐的同时又有更重要的“西征”，怕顾此失彼，所以洪、杨二人根本不敢分军对北伐施以更实质性的援助。
由于石达开能干，太平军1855年初在湖口和九江取得两次大胜，总算扭转西征危局。
附一：“厘金”制度及其他经济措施
附二：张德坚《贼情会纂》卷11中对太平军童子兵的描述
附一：“厘金”制度及其他经济措施
由于太平军占领南京，全国形势危急，浙江长兴一个名叫钱江的士人献计给政府生财，时在扬州帮办军务的刑部侍郎雷以瑊加以采纳，于1853年深秋在扬州附近地区试行“厘金”制度。而后，这种制度推广至湖南、湖北、江西、四川，乃至全国。
“厘金”是指对商人货卖的商品接百分之一抽税，按月征之。由于当时兵荒马乱，盐引停运，关锐难征，地丁钱粮也因战乱中的益蜀免措施收不上来。所以，“厘金”的抽取，保证了清政府短时期内的银两收入，可称是雪中送炭。
众所周知，清朝政府对于军费、赈灾等计划外开支，一般是靠捐输和库存银子来实现。但鸦片战争的爆发，基本耗存了清朝的库存银。捉襟见肘之余，太平天国又起，对清政府来讲，经济上极其困窘，可谓雪上加霜。
道光之前，清朝财政收入主要有三大方面：地丁，盐课，关锐。一般年份支出和收入相抵，每年能有五百万两左右盈余归于府库。自道光末年起，各项收入大幅减少，军费激增，特别是江南地区遭兵之后，当地盐课、地丁基本收不上来，政府窘急至极，以至于咸丰三年夏天，国库中仅有存银两万出头。对于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大清朝，这点钱，太少太少。
打仗其实就是打消耗。太平军崛起广西后，清政府用于防剿的款项，仅1851年一年，就近一千万两白银，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五分之一有多。到了1852年，用于军事行动的费用已达两千多万两白银。清政府库银几空，开捐收入一年不如一年，各省之间东挪西支，勉强应付。南京陷落之后，清政府更是元气大丧，全国的财政制度体系面临崩垮的境地。
病急乱投医。自1853年起，清政府想出各种各样的“新奇”方法增加收入。大臣们主意不少。以左副都御史花沙纳为代表，要求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银票，其实就是多印钞票“救国”。反对者认为此议是“恃此空虚之钞，为酌盈剂虚之术”，不仅“病民”，最终“病国”。辩论许久，钱还是主要的，于是清政府只能用滥发通货的手段来“救急”。这种没有现货准备的“印钱”和滥铸新的铜、铁钱，只能使经济更加混乱，“通货”最后变成“壅滞”之货，造成“大钱出而旧钱稀，铁钱出而铜钱隐”，也就是不可避免地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更可笑者，清朝各地地方官员为救急，四处查矿，真所谓“临渴而掘井”。有人主张对鸦片开禁，征收高税以敛钱，实为荒唐短视至极。有人上书要求停发朝中官员的“养廉银”，开源节流，结果是碰个没趣。更有翰林院的“文豪”上书，要求政府在四川锦江打捞明末张献忠埋藏的千万两金银，把传说当成救急药方。甭说，在清廷谕令下，四川总督裕瑞果真带人掀袍撅腚捞了几个月。江底寻宝，茫茫无功。
想钱想到疯。清政府便把从前临时性“捐纳”，改为长久性的政策。捐纳，说明白一点，就是花钱买官做。捐纳，本为“捐输”，是士大夫出钱向国家“做贡献”，政府发个奖状委任状啥的名誉鼓励。后来，“捐纳”买官不好听，就都叫“捐输”了。由于急需钱用，清政府准许官爵“卖价”打折。1854年与1826年相比，卖价实际上已经打了六折。自1857年起，一改从前“捐纳”、“捐输”都用现银的规定，政府表示可以“半银半票”。“票”是指清政府发行的不值钱的“新钞”和“大钱”。想买官的人到投机炒贩手里低价购买银票和大钱，再去买官，自然便宜不少（千两银票，只花二百两多一点白银即可买到）。
后来，为了收取更多的钱，清政府又明示，除了可以花钱为本人买官爵外，限度再次放宽放阔，有钱人可以给自己亲戚“捐取”官爵，而且，政府简化办事手续，一手交钱一手交“官”（荣衔委任状），各省各军营粮台有北京发下的大叠大叠空白“部照”，收钱立填，顷刻而待，“当官”或让自己死去的老爹老妈姥爷姥姥“当官”，比现在照快相还容易，立等可取。
为了“竞争”，各省、各粮台竞相削价“处理”官职，卖货一样“招待”前来买官的“顾客”。好事者多，中国人又爱过“官瘾”，政府确实捞了不少钱。政府官职一般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二十千钱，九品；四十千，八品；六十千；七品；八十千，六品；想当时二千文换折一两银子，就是说花四十两银子就可当个“知州”（六品），“地市级”大员了，不可谓不便宜。如果“捐”银上万上十万的，“顾客”对政府的举人头衔、盐运使头衔，可以“自由”选择。州县上交捐银多的，清廷也加以鼓励，增加文学、武学定额以及中式名额。
此外，在太平天国活跃的江苏、浙江等地，清政府还想出新的名目：“罚捐”。也就是说，那些被迫为太平军服务做过“伪官”的人，依“官职”大小，捐银当罚，可免“从逆”之罪。
到太平天国后期，清政府为扩大财源，规定“捐输”不在局限于“银两”，银钱米面，豆草粮食，驼马驴骡，鸡鸭鱼肉，统统可以收纳，折银给官。也就是说，卖豆腐的石老二，只要天天给衙门送一车豆腐，连送一年下来，最后很有可能让他儿子石高兴弄个九品官，名义上也是政府“公务员”啦。
也甭说，积少成多，几年下来，“捐输”收入占每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要多。
至于“厘金”这种商业税，本来从米开始抽税，日后越来越“普及”，又有盐厘、茶厘、洋药厘、土药厘（洋药是进口鸦片，土药是国产鸦片）等等，最终形成了百货厘金。只要是货物，肯定要被抽“厘金”，政府还设有专门机构收取，名为“厘局”。所有厘金收入，悉充兵饷。
总之，太平天国起后，清政府出台了各种苛捐杂税，除了增加田赋、借取外债和开放东北、内蒙以及热河等地“禁地”外，各地方滥行抽税和派捐，借捐、当捐、炮捐、油坊捐、饷捐、堤工捐、船捐、花捐（妓女捐），收数混淆，名目诡奇，真是“大清国万税！”其情其景，似极了明朝末期。
而在大搜刮年代中，从中自肥渔利的，多是地方胥吏、军中武将以及各种各样的投机商人。老百姓的身家元气，凋耗于无形之中。特别是那些“一线”稽征人员，巧取豪夺，未充公府，先饷私囊，最终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更大不平均，引致更深的矛盾。
究乏原由，清朝“剥民饷兵”之剧，实由“太平天国”而起。
附二：张德坚《贼情会纂》卷11中对太平军童子兵的描述
（说明：这个清朝的官方记述中，详细从心理、行为方面分析了普通百姓家的少年儿童被太平军掳掠入军后的变化，从某个侧面展现了童子兵的悲惨遭遇以及战争对儿童带来的巨大伤害和摧残）
古人有胎教之说，及其成童也有洒扫应对之仪，自有知识至冠婚，盖无日不秉父母师长之教也。童蒙气质未定，见闻所及，辄躬效之，故贤母择邻而居，父子至性，虑责善伤慈，故严父每易子而教；庶不致趋于不善，流为放辟，此固专指贤父兄及阀阅之家而言。若夫村童牧贤，岂可比伦？然处熙皓之世，且居浑朴之乡，亦何致濡染恶习，亦不过作桑阴种瓜之童孙，沧浪作歌之童子已耳！
不意遭逢粤匪（太平军），掳齐良民，其视童子为宝，每陷一城、过一乡避匿不及，举富贵贫贱之家钝敏妍媸之童子，悉一网打尽。当（童子）被掳之时，父母如燔肝肺，痛哭牵护，徒被杀割，无计挽留。孤孀独子之妇伤痛自尽者有之，而被掳之童子迟受非常惊恐，如醉如痴，任贼抱抢而去，转茫然不知悲戚。
大抵（童子中）聪俊者贼目认为义子，辄从其姓，群下以“公子”、“小大人”呼之；陋劣者散卒带为“老弟”。然贼中章程，非发长五六寸（发长可证实其入伍时间长短）仍不得役使老弟也。
童子初掳入馆，尚具天真惊魂少定，未有不杂念父母，号泣求归者，贼乃大加楚毒，鞭挞之，若稍倔强必致身无完肤，更以血刃利剑华服美食互置其前，谓顺从则衣食而抚育之，否则杀却。试思剐诱兼施，童子何堪，（何）有不俯首乞怜、任所欲为者乎？即有器识童子，贼欲狎玩之，甘受夏楚，（如果）辗转抵拒，贼必衔恨折磨以死，或竟借事杀之。
嗟乎！童子至此，舍慈母而就虎狼，眈眈皆是，谁可告诉者？亦惟有吞声饮泣，任其禽处兽蓄而已。
童子安有卓识定力，久之，贼目曲尽调护，且恣纵之，居然以贼中为乐土，耳闻目见，无非邪说暴行，遂习而与之俱化，效其杀人放火，无所不至，随贼愈久，残忍愈甚，竟忘其身之所自出，其视贼亦不啻亲父兄，居则（为贼）浣衣涤器，行则背负刀剑，谨步后尘。冬则为之拨火温衾，夏则为之扇凉拭浴，客至则捧茶，贼出则居守，日相偎，夜伴宿，虽妾媵无此殷勤。卑贱贼所带童子，皆徒行马后气促流汗，若贼目公子，群下尊奉之，快马安舆，并无跋涉之苦，甚至拨数十人伺候之，贼亦待如亲子弟，又不致如以上所云充一切贱役矣。
凡监阵攻城，（贼）亦惯用童子为倡，以童子皆不畏死，无不以号叫跳跃为乐者。且（童子兵）手足轻便，往往登高陟险如履平地，更有捷若猿猱之童子，倏忽至前，为人所不及防，转瞬而去，为人所不及追。
贼每用（童子兵）以为导者，使在后之贼自计，童子尚威猛如此，我辈退缩竟童子不若矣，贼目又安能贷我死耶？每陷一城，掳一庄，童子又愿为前驱，群贼随其后，每入人家搜刮金银，官中文书、服饰虽藏之至密，童子攀高入暗，如猫捕鼠，意在必得。其焚烧庙宇，毁坏神像诸事，童子最乐；为屠杀人民，旁掠妇女，童子又爱见惨杀之状，喜闻呼号之声，其暴虐之惨，视群贼为尤甚。
若我兵（清军）偶挫，童子率众穷追，驰逐甚急，盘获逃入及我之侦探官人，当刑拷不堪言状时，他贼或稍缓颊，童子或持之甚力，驳诘最刻。其于本馆搜查洋烟、黄烟及逻查犯天条、犯令各事，童子最认真不遗余力。
被杀未绝者蠕动于血泊中，童子见之必于要害处加之以刃，或剖其腹而践骂之。每追魁梧兵勇，知力不敌，则绐之曰：“弃刀跪降，绝不尔若”，及（清军）掷刀长跪，举手决之，毫不费用，是兵勇何其愚，童子又何其巧也！
于戏！童子迹其被掳之初，威劫之际，亦殊可怜，今视其习染肆行，则又至可恨。惟贼败溃，往往弃童子而不顾，同归剿洗者有之，践骨为土者有之，逃匿四乡、辗转送回其家者间有之，兵勇收养者恒有之。
惟其是童子也，即俘获亦鲜（少）杀之，而不知从贼既久之童子，无不应杀之童子，盖童子至能杀人虐人故也。舍此而外，童子未有能自拔者，即有父兄同陷贼中，有心计能逃又可摧童子同逃，此贼千万中之一二耳。
至可诧者，有缙绅二子为贼掳去，数月后贼复挟之过其村打馆，有邻居稔熟者告童子曰：“尔父母自尔之去，肝肠寸裂矣，今近尔居，何不一归省视？”童子瞪目曰：“尔少说妖话，我父母打骂我，教我读书，回家何为？此中甚乐，我父是检点，比学院大多矣。”此童子固属枭劣，然贼之移换人心，果操何术以至此也！
散贼带童子者尚少，如伪官自显要至卑贱，莫不有“公子”、“老弟”，多者数十人，少者亦一二人，减多益寡，以一伪官有三童子为断，似其数已多伪官三倍矣。伪王之童子谓之“仆射”。侯相以下则谓之“伺”，皆有同职，是贼中不独有童子兵，并有童子官矣。
不特此也，昔之童子，今已壮大，能战嗜杀者以及徇情授官者又可胜计哉！是今之童子，皆他日剧贼，（这些人）年少喜动，齐力方刚，久经战场，数见不惊，尤神安而气足，无一切杂念。（他们）受贼恩育，一心事贼，虽死不悔，临阵勇往直前，似无不一以当十。剧贼而外，惟此童子，亦心腹之大患，可不深计熟虑之乎！
或谓：“先天畀赋亦有不同，岂无成人风之童子不如以上所叙者乎？”
对曰：“尽有，然此等童子不数日即忧泣挫折以死，并不得则公子老弟之列也”。
附二：张德坚《贼情会纂》卷11中对太平军童子兵的描述
附一：“厘金”制度及其他经济措施
由于太平军占领南京，全国形势危急，浙江长兴一个名叫钱江的士人献计给政府生财，时在扬州帮办军务的刑部侍郎雷以瑊加以采纳，于1853年深秋在扬州附近地区试行“厘金”制度。而后，这种制度推广至湖南、湖北、江西、四川，乃至全国。
“厘金”是指对商人货卖的商品接百分之一抽税，按月征之。由于当时兵荒马乱，盐引停运，关锐难征，地丁钱粮也因战乱中的益蜀免措施收不上来。所以，“厘金”的抽取，保证了清政府短时期内的银两收入，可称是雪中送炭。
众所周知，清朝政府对于军费、赈灾等计划外开支，一般是靠捐输和库存银子来实现。但鸦片战争的爆发，基本耗存了清朝的库存银。捉襟见肘之余，太平天国又起，对清政府来讲，经济上极其困窘，可谓雪上加霜。
道光之前，清朝财政收入主要有三大方面：地丁，盐课，关锐。一般年份支出和收入相抵，每年能有五百万两左右盈余归于府库。自道光末年起，各项收入大幅减少，军费激增，特别是江南地区遭兵之后，当地盐课、地丁基本收不上来，政府窘急至极，以至于咸丰三年夏天，国库中仅有存银两万出头。对于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大清朝，这点钱，太少太少。
打仗其实就是打消耗。太平军崛起广西后，清政府用于防剿的款项，仅1851年一年，就近一千万两白银，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五分之一有多。到了1852年，用于军事行动的费用已达两千多万两白银。清政府库银几空，开捐收入一年不如一年，各省之间东挪西支，勉强应付。南京陷落之后，清政府更是元气大丧，全国的财政制度体系面临崩垮的境地。
病急乱投医。自1853年起，清政府想出各种各样的“新奇”方法增加收入。大臣们主意不少。以左副都御史花沙纳为代表，要求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银票，其实就是多印钞票“救国”。反对者认为此议是“恃此空虚之钞，为酌盈剂虚之术”，不仅“病民”，最终“病国”。辩论许久，钱还是主要的，于是清政府只能用滥发通货的手段来“救急”。这种没有现货准备的“印钱”和滥铸新的铜、铁钱，只能使经济更加混乱，“通货”最后变成“壅滞”之货，造成“大钱出而旧钱稀，铁钱出而铜钱隐”，也就是不可避免地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更可笑者，清朝各地地方官员为救急，四处查矿，真所谓“临渴而掘井”。有人主张对鸦片开禁，征收高税以敛钱，实为荒唐短视至极。有人上书要求停发朝中官员的“养廉银”，开源节流，结果是碰个没趣。更有翰林院的“文豪”上书，要求政府在四川锦江打捞明末张献忠埋藏的千万两金银，把传说当成救急药方。甭说，在清廷谕令下，四川总督裕瑞果真带人掀袍撅腚捞了几个月。江底寻宝，茫茫无功。
想钱想到疯。清政府便把从前临时性“捐纳”，改为长久性的政策。捐纳，说明白一点，就是花钱买官做。捐纳，本为“捐输”，是士大夫出钱向国家“做贡献”，政府发个奖状委任状啥的名誉鼓励。后来，“捐纳”买官不好听，就都叫“捐输”了。由于急需钱用，清政府准许官爵“卖价”打折。1854年与1826年相比，卖价实际上已经打了六折。自1857年起，一改从前“捐纳”、“捐输”都用现银的规定，政府表示可以“半银半票”。“票”是指清政府发行的不值钱的“新钞”和“大钱”。想买官的人到投机炒贩手里低价购买银票和大钱，再去买官，自然便宜不少（千两银票，只花二百两多一点白银即可买到）。
后来，为了收取更多的钱，清政府又明示，除了可以花钱为本人买官爵外，限度再次放宽放阔，有钱人可以给自己亲戚“捐取”官爵，而且，政府简化办事手续，一手交钱一手交“官”（荣衔委任状），各省各军营粮台有北京发下的大叠大叠空白“部照”，收钱立填，顷刻而待，“当官”或让自己死去的老爹老妈姥爷姥姥“当官”，比现在照快相还容易，立等可取。
为了“竞争”，各省、各粮台竞相削价“处理”官职，卖货一样“招待”前来买官的“顾客”。好事者多，中国人又爱过“官瘾”，政府确实捞了不少钱。政府官职一般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二十千钱，九品；四十千，八品；六十千；七品；八十千，六品；想当时二千文换折一两银子，就是说花四十两银子就可当个“知州”（六品），“地市级”大员了，不可谓不便宜。如果“捐”银上万上十万的，“顾客”对政府的举人头衔、盐运使头衔，可以“自由”选择。州县上交捐银多的，清廷也加以鼓励，增加文学、武学定额以及中式名额。
此外，在太平天国活跃的江苏、浙江等地，清政府还想出新的名目：“罚捐”。也就是说，那些被迫为太平军服务做过“伪官”的人，依“官职”大小，捐银当罚，可免“从逆”之罪。
到太平天国后期，清政府为扩大财源，规定“捐输”不在局限于“银两”，银钱米面，豆草粮食，驼马驴骡，鸡鸭鱼肉，统统可以收纳，折银给官。也就是说，卖豆腐的石老二，只要天天给衙门送一车豆腐，连送一年下来，最后很有可能让他儿子石高兴弄个九品官，名义上也是政府“公务员”啦。
也甭说，积少成多，几年下来，“捐输”收入占每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要多。
至于“厘金”这种商业税，本来从米开始抽税，日后越来越“普及”，又有盐厘、茶厘、洋药厘、土药厘（洋药是进口鸦片，土药是国产鸦片）等等，最终形成了百货厘金。只要是货物，肯定要被抽“厘金”，政府还设有专门机构收取，名为“厘局”。所有厘金收入，悉充兵饷。
总之，太平天国起后，清政府出台了各种苛捐杂税，除了增加田赋、借取外债和开放东北、内蒙以及热河等地“禁地”外，各地方滥行抽税和派捐，借捐、当捐、炮捐、油坊捐、饷捐、堤工捐、船捐、花捐（妓女捐），收数混淆，名目诡奇，真是“大清国万税！”其情其景，似极了明朝末期。
而在大搜刮年代中，从中自肥渔利的，多是地方胥吏、军中武将以及各种各样的投机商人。老百姓的身家元气，凋耗于无形之中。特别是那些“一线”稽征人员，巧取豪夺，未充公府，先饷私囊，最终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更大不平均，引致更深的矛盾。
究乏原由，清朝“剥民饷兵”之剧，实由“太平天国”而起。
附二：张德坚《贼情会纂》卷11中对太平军童子兵的描述
（说明：这个清朝的官方记述中，详细从心理、行为方面分析了普通百姓家的少年儿童被太平军掳掠入军后的变化，从某个侧面展现了童子兵的悲惨遭遇以及战争对儿童带来的巨大伤害和摧残）
古人有胎教之说，及其成童也有洒扫应对之仪，自有知识至冠婚，盖无日不秉父母师长之教也。童蒙气质未定，见闻所及，辄躬效之，故贤母择邻而居，父子至性，虑责善伤慈，故严父每易子而教；庶不致趋于不善，流为放辟，此固专指贤父兄及阀阅之家而言。若夫村童牧贤，岂可比伦？然处熙皓之世，且居浑朴之乡，亦何致濡染恶习，亦不过作桑阴种瓜之童孙，沧浪作歌之童子已耳！
不意遭逢粤匪（太平军），掳齐良民，其视童子为宝，每陷一城、过一乡避匿不及，举富贵贫贱之家钝敏妍媸之童子，悉一网打尽。当（童子）被掳之时，父母如燔肝肺，痛哭牵护，徒被杀割，无计挽留。孤孀独子之妇伤痛自尽者有之，而被掳之童子迟受非常惊恐，如醉如痴，任贼抱抢而去，转茫然不知悲戚。
大抵（童子中）聪俊者贼目认为义子，辄从其姓，群下以“公子”、“小大人”呼之；陋劣者散卒带为“老弟”。然贼中章程，非发长五六寸（发长可证实其入伍时间长短）仍不得役使老弟也。
童子初掳入馆，尚具天真惊魂少定，未有不杂念父母，号泣求归者，贼乃大加楚毒，鞭挞之，若稍倔强必致身无完肤，更以血刃利剑华服美食互置其前，谓顺从则衣食而抚育之，否则杀却。试思剐诱兼施，童子何堪，（何）有不俯首乞怜、任所欲为者乎？即有器识童子，贼欲狎玩之，甘受夏楚，（如果）辗转抵拒，贼必衔恨折磨以死，或竟借事杀之。
嗟乎！童子至此，舍慈母而就虎狼，眈眈皆是，谁可告诉者？亦惟有吞声饮泣，任其禽处兽蓄而已。
童子安有卓识定力，久之，贼目曲尽调护，且恣纵之，居然以贼中为乐土，耳闻目见，无非邪说暴行，遂习而与之俱化，效其杀人放火，无所不至，随贼愈久，残忍愈甚，竟忘其身之所自出，其视贼亦不啻亲父兄，居则（为贼）浣衣涤器，行则背负刀剑，谨步后尘。冬则为之拨火温衾，夏则为之扇凉拭浴，客至则捧茶，贼出则居守，日相偎，夜伴宿，虽妾媵无此殷勤。卑贱贼所带童子，皆徒行马后气促流汗，若贼目公子，群下尊奉之，快马安舆，并无跋涉之苦，甚至拨数十人伺候之，贼亦待如亲子弟，又不致如以上所云充一切贱役矣。
凡监阵攻城，（贼）亦惯用童子为倡，以童子皆不畏死，无不以号叫跳跃为乐者。且（童子兵）手足轻便，往往登高陟险如履平地，更有捷若猿猱之童子，倏忽至前，为人所不及防，转瞬而去，为人所不及追。
贼每用（童子兵）以为导者，使在后之贼自计，童子尚威猛如此，我辈退缩竟童子不若矣，贼目又安能贷我死耶？每陷一城，掳一庄，童子又愿为前驱，群贼随其后，每入人家搜刮金银，官中文书、服饰虽藏之至密，童子攀高入暗，如猫捕鼠，意在必得。其焚烧庙宇，毁坏神像诸事，童子最乐；为屠杀人民，旁掠妇女，童子又爱见惨杀之状，喜闻呼号之声，其暴虐之惨，视群贼为尤甚。
若我兵（清军）偶挫，童子率众穷追，驰逐甚急，盘获逃入及我之侦探官人，当刑拷不堪言状时，他贼或稍缓颊，童子或持之甚力，驳诘最刻。其于本馆搜查洋烟、黄烟及逻查犯天条、犯令各事，童子最认真不遗余力。
被杀未绝者蠕动于血泊中，童子见之必于要害处加之以刃，或剖其腹而践骂之。每追魁梧兵勇，知力不敌，则绐之曰：“弃刀跪降，绝不尔若”，及（清军）掷刀长跪，举手决之，毫不费用，是兵勇何其愚，童子又何其巧也！
于戏！童子迹其被掳之初，威劫之际，亦殊可怜，今视其习染肆行，则又至可恨。惟贼败溃，往往弃童子而不顾，同归剿洗者有之，践骨为土者有之，逃匿四乡、辗转送回其家者间有之，兵勇收养者恒有之。
惟其是童子也，即俘获亦鲜（少）杀之，而不知从贼既久之童子，无不应杀之童子，盖童子至能杀人虐人故也。舍此而外，童子未有能自拔者，即有父兄同陷贼中，有心计能逃又可摧童子同逃，此贼千万中之一二耳。
至可诧者，有缙绅二子为贼掳去，数月后贼复挟之过其村打馆，有邻居稔熟者告童子曰：“尔父母自尔之去，肝肠寸裂矣，今近尔居，何不一归省视？”童子瞪目曰：“尔少说妖话，我父母打骂我，教我读书，回家何为？此中甚乐，我父是检点，比学院大多矣。”此童子固属枭劣，然贼之移换人心，果操何术以至此也！
散贼带童子者尚少，如伪官自显要至卑贱，莫不有“公子”、“老弟”，多者数十人，少者亦一二人，减多益寡，以一伪官有三童子为断，似其数已多伪官三倍矣。伪王之童子谓之“仆射”。侯相以下则谓之“伺”，皆有同职，是贼中不独有童子兵，并有童子官矣。
不特此也，昔之童子，今已壮大，能战嗜杀者以及徇情授官者又可胜计哉！是今之童子，皆他日剧贼，（这些人）年少喜动，齐力方刚，久经战场，数见不惊，尤神安而气足，无一切杂念。（他们）受贼恩育，一心事贼，虽死不悔，临阵勇往直前，似无不一以当十。剧贼而外，惟此童子，亦心腹之大患，可不深计熟虑之乎！
或谓：“先天畀赋亦有不同，岂无成人风之童子不如以上所叙者乎？”
对曰：“尽有，然此等童子不数日即忧泣挫折以死，并不得则公子老弟之列也”。
“个人英雄主义”的绝佳表演
——“西征”战役中的石达开
太平天国的“西征”，开始期与“北伐”差不多，稍晚，大概是在1853年5月19日（咸丰三年四月十二日）。在杨秀清派遣下，胡以晃（春官正丞相）、赖汉英（夏官副丞相）为主将，率曾天养、白晖怀、林启容等人，以水军为主，人数大概八千左右，拥千余艘大小船只，直朝西向，开始西征。
西征军初战告捷，6月10日，安庆重镇落入太平军掌握。
开头就碰硬钉子：南昌城下费踟蹰
从太平军的军事过程上推断，他们西征的战略目标是要尽快拿下安庆、南昌、武昌这三个地方。如果进行顺利，太平军自可乘胜入湖南，檄定两广，如此，中国南方即可全部掌握于太平天国版图之内。
初见大股部队从南京出发西向，在城外觊觎的清军将领以为是太平军想抛弃南京外窜。钦差大臣向荣尤觉高兴，以为自己可以乘机“克复”南京。
等到太平军水军出现在湖口，清朝官员才觉察事情的危险。他们知道南昌危急，急忙碰头商量对策。正好，以湖北按察使身份的江忠源正率千余“楚勇”（皆是湖南人，当时“湘军”刚刚由曾国藩兴办）往“江南大营”去报到。他途经九江时，收到江西巡抚张带的告急文书，立刻星夜兼程赶往南昌，并在6月23日进入城里，仅比太平军早到一天。
有了江忠源这位经验老到的人坐阵，南昌城内人心稍安。
江忠源是湖南人，举人出身，熟悉兵法，能干大事。金田事起，当时在广西的“钦差大臣”赛尚阿就写信调他入援，江忠源立刻率几百个湖南子弟前往参战，可以说是最早与太平军交手的湖南籍士兵。冯云山之死，长沙城之全，都与江忠源有关，可以说他是清政府鼎鼎功臣。
刚入南昌，江忠源审时度势，即命军士烧毁一切接近南昌城墙的民居，以免使得太平军借此为巢穴，盘踞登城。
大火盛燎之下，滕王阁也成为一片灰烬（所以今天的滕王阁是“假文物”）。由于各地兵马纷纷被急调入南昌，加上原有的万把号人，至八月间，清军在南昌已有近两万人的守卫力量。
江忠源虽为文人出身，魄力非常，他严刑峻法，约束军队，只要军士不卖力，连满人小头目他说杀就杀，使得南昌城内守军的军纪为之一变。
1853年6月24日，太平军甫至南昌，在派出小股部队四出抢粮外，主力部队立刻开始攻城。
多亏江忠源有先见之明，烧毁与城墙相邻的房屋，一来太平军无所栖身，二来他们又没了挖地道所用的掩体。
但是，章江门外的文孝庙还是为太平军所据，他们凭墙为垒，向城内清军猛烈开火，打死不少人，最危险一次，差点把清朝巡抚张芾也打死。
攻城不果，太平军只能仍旧依靠挖地道炸城墙的老办法。但是，由于邻城的地方没有遮蔽，太平军只能多费气力，在更远处挖掘，耗子一样掏掘寸进，一点一点逼近城墙根儿。
江忠源读过不少明朝大将戚继光的兵书，此刻派上大用场。他教会官军用“瓮听法”鉴查，即在城内紧靠城墙处埋设大瓮，派人静坐其中，伺听地下的动静。如果发现有掘土之声，立刻由内往下挖。挖通后，清军把势桐油灌入，烫死不少太平军的“工兵”。同时，清军在南昌城外挖掘不少明濠，内灌入水，如此一来，太平军许多地道刚挖至明军 处就被水淹冲垮掉。
由于基础工作做得好，南昌城外居民偏向政府军。所以，太平军多次偷埋炸药，均被人偷偷告知清军，一一起获。
楚勇胆量过人。在江忠源激励下，稳守南昌之余，百长李光宽率数百人从永和门出城，主动进攻太平军。双方血战，你争我杀，数千太平军抵拒这些湖南汉子都感吃力。但李光宽立功心切，太过深入，被太平军乱枪轰毙。虽然清军失却一勇将，但楚勇以几百当数千的战绩，极大鼓舞了守城军民的信心。
恶战之中，你来我往，太平军三次用炸药炸塌过德胜门城垣，双方拼死争斗，尸如山积，但最终守方获胜，太平军无法克城。
江忠源终日立第一线指挥作战，并手刃过数十太平军攻城战士，因此守军勇气百倍。
围攻九十三天，伤亡数千人，太平军仍旧无法攻克南昌坚城。气怒之下，由于实现不了攻下南昌后由赣西直插入湘的军事计划，杨秀清只得下令撤军，并把主将赖汉英革职问罪，贬入删书局去做“编辑”工作。老赖是洪秀全的妻弟，是“国舅”，所以未遭严惩。后来杨秀清仍旧要杀他，赖国舅想不开，自己在安庆途中投江自杀。
太平军在南昌惟一的彩头，就是在丰城、瑞州、饶州、浮梁、彭泽等地四处抢掠，弄到许多粮食运回天京，算是一大收获。
相对于清朝整体国运来讲，南昌之役也是险过剃头。假如南昌城溃，太平军一定会从容杀向湖南，那样一来，刚刚成军的湘军肯定不是对手，曾国藩本人肯定逃不出被杀和被活捉两条路。
如果没有曾国藩和湘军，清朝也就玩完了。
由于江忠源守南昌有大功，清廷诏加其“二品顶戴”。
太平军撤围南昌后，攻占九江。然后，西征部队一分为二，胡以晃、曾天养率一军由安庆在皖北发展，石祥祯、韦志俊率一军溯江而上。
胡以晃、曾天养很能打，接连攻下集贤关、桐城、野城，直扑庐州（合肥）。
庐州四战之地，挖扼江淮，实实在在的战略要地。由于田家镇失陷，江忠源在湖北急趋未及求援，他上书自劾，“降四级留任”。没隔几天，即有新诏，任其为安徽巡抚，立命他赶往庐州救急。但由于太平军连陷黄州、汉阳等地，江忠源不能抽出大军出庐州，最终只携两千多兵士冒雨疾行。士兵们中道多病，他本人也染上重病。
经六安时，留下千余人助守，江忠源只带千余人，被人用担架抬着赶往庐州。
庐州守军，仅两千人不到，双方合军仅仅三千挂零。未及喘息，太平军杀到，开始攻城。
挖地道，埋炸药，太平军故计重施，连连炸毁庐州城墙。江忠源纵马回击，率守军拼死抵抗，击退太平军多次进攻。
当时，清朝的陕甘总督舒兴阿拥兵万余人，号称来援，但畏于太平军兵威，逡巡不敢出击；江忠源之弟江忠浚与清将刘长佑统数千兵来救，被拦截于城外五里墩不得进。
被包围一个多月后，庐州知府胡元炜暗中
与太平军约降。
得知庐州城内粮食、弹药已空，太平军加紧进攻。1854年1月14日，太平军首先由水西门突入，冲杀入城。
江忠源知事不可为，挥刀自刎。其手下人急忙夺刀，其中一老仆人背上脖子已经出血的江忠源就往城外跑。江忠源奋力而脱，不顾脖子上的伤口，提刀迎杀太平军。转斗至水闸桥，这位巡抚大人已经身受重伤，怕被敌人活捉受辱，他奋身跃入水潭自杀。
事闻，清廷震悼，赠总督，谥忠烈。
由此，安徽二十二个州县，尽在太平军掌握之中，成为南京以西有力的保卫屏障。
——“西征”战役中的石达开
太平天国的“西征”，开始期与“北伐”差不多，稍晚，大概是在1853年5月19日（咸丰三年四月十二日）。在杨秀清派遣下，胡以晃（春官正丞相）、赖汉英（夏官副丞相）为主将，率曾天养、白晖怀、林启容等人，以水军为主，人数大概八千左右，拥千余艘大小船只，直朝西向，开始西征。
西征军初战告捷，6月10日，安庆重镇落入太平军掌握。
开头就碰硬钉子：南昌城下费踟蹰
从太平军的军事过程上推断，他们西征的战略目标是要尽快拿下安庆、南昌、武昌这三个地方。如果进行顺利，太平军自可乘胜入湖南，檄定两广，如此，中国南方即可全部掌握于太平天国版图之内。
初见大股部队从南京出发西向，在城外觊觎的清军将领以为是太平军想抛弃南京外窜。钦差大臣向荣尤觉高兴，以为自己可以乘机“克复”南京。
等到太平军水军出现在湖口，清朝官员才觉察事情的危险。他们知道南昌危急，急忙碰头商量对策。正好，以湖北按察使身份的江忠源正率千余“楚勇”（皆是湖南人，当时“湘军”刚刚由曾国藩兴办）往“江南大营”去报到。他途经九江时，收到江西巡抚张带的告急文书，立刻星夜兼程赶往南昌，并在6月23日进入城里，仅比太平军早到一天。
有了江忠源这位经验老到的人坐阵，南昌城内人心稍安。
江忠源是湖南人，举人出身，熟悉兵法，能干大事。金田事起，当时在广西的“钦差大臣”赛尚阿就写信调他入援，江忠源立刻率几百个湖南子弟前往参战，可以说是最早与太平军交手的湖南籍士兵。冯云山之死，长沙城之全，都与江忠源有关，可以说他是清政府鼎鼎功臣。
刚入南昌，江忠源审时度势，即命军士烧毁一切接近南昌城墙的民居，以免使得太平军借此为巢穴，盘踞登城。
大火盛燎之下，滕王阁也成为一片灰烬（所以今天的滕王阁是“假文物”）。由于各地兵马纷纷被急调入南昌，加上原有的万把号人，至八月间，清军在南昌已有近两万人的守卫力量。
江忠源虽为文人出身，魄力非常，他严刑峻法，约束军队，只要军士不卖力，连满人小头目他说杀就杀，使得南昌城内守军的军纪为之一变。
1853年6月24日，太平军甫至南昌，在派出小股部队四出抢粮外，主力部队立刻开始攻城。
多亏江忠源有先见之明，烧毁与城墙相邻的房屋，一来太平军无所栖身，二来他们又没了挖地道所用的掩体。
但是，章江门外的文孝庙还是为太平军所据，他们凭墙为垒，向城内清军猛烈开火，打死不少人，最危险一次，差点把清朝巡抚张芾也打死。
攻城不果，太平军只能仍旧依靠挖地道炸城墙的老办法。但是，由于邻城的地方没有遮蔽，太平军只能多费气力，在更远处挖掘，耗子一样掏掘寸进，一点一点逼近城墙根儿。
江忠源读过不少明朝大将戚继光的兵书，此刻派上大用场。他教会官军用“瓮听法”鉴查，即在城内紧靠城墙处埋设大瓮，派人静坐其中，伺听地下的动静。如果发现有掘土之声，立刻由内往下挖。挖通后，清军把势桐油灌入，烫死不少太平军的“工兵”。同时，清军在南昌城外挖掘不少明濠，内灌入水，如此一来，太平军许多地道刚挖至明军 处就被水淹冲垮掉。
由于基础工作做得好，南昌城外居民偏向政府军。所以，太平军多次偷埋炸药，均被人偷偷告知清军，一一起获。
楚勇胆量过人。在江忠源激励下，稳守南昌之余，百长李光宽率数百人从永和门出城，主动进攻太平军。双方血战，你争我杀，数千太平军抵拒这些湖南汉子都感吃力。但李光宽立功心切，太过深入，被太平军乱枪轰毙。虽然清军失却一勇将，但楚勇以几百当数千的战绩，极大鼓舞了守城军民的信心。
恶战之中，你来我往，太平军三次用炸药炸塌过德胜门城垣，双方拼死争斗，尸如山积，但最终守方获胜，太平军无法克城。
江忠源终日立第一线指挥作战，并手刃过数十太平军攻城战士，因此守军勇气百倍。
围攻九十三天，伤亡数千人，太平军仍旧无法攻克南昌坚城。气怒之下，由于实现不了攻下南昌后由赣西直插入湘的军事计划，杨秀清只得下令撤军，并把主将赖汉英革职问罪，贬入删书局去做“编辑”工作。老赖是洪秀全的妻弟，是“国舅”，所以未遭严惩。后来杨秀清仍旧要杀他，赖国舅想不开，自己在安庆途中投江自杀。
太平军在南昌惟一的彩头，就是在丰城、瑞州、饶州、浮梁、彭泽等地四处抢掠，弄到许多粮食运回天京，算是一大收获。
相对于清朝整体国运来讲，南昌之役也是险过剃头。假如南昌城溃，太平军一定会从容杀向湖南，那样一来，刚刚成军的湘军肯定不是对手，曾国藩本人肯定逃不出被杀和被活捉两条路。
如果没有曾国藩和湘军，清朝也就玩完了。
由于江忠源守南昌有大功，清廷诏加其“二品顶戴”。
太平军撤围南昌后，攻占九江。然后，西征部队一分为二，胡以晃、曾天养率一军由安庆在皖北发展，石祥祯、韦志俊率一军溯江而上。
胡以晃、曾天养很能打，接连攻下集贤关、桐城、野城，直扑庐州（合肥）。
庐州四战之地，挖扼江淮，实实在在的战略要地。由于田家镇失陷，江忠源在湖北急趋未及求援，他上书自劾，“降四级留任”。没隔几天，即有新诏，任其为安徽巡抚，立命他赶往庐州救急。但由于太平军连陷黄州、汉阳等地，江忠源不能抽出大军出庐州，最终只携两千多兵士冒雨疾行。士兵们中道多病，他本人也染上重病。
经六安时，留下千余人助守，江忠源只带千余人，被人用担架抬着赶往庐州。
庐州守军，仅两千人不到，双方合军仅仅三千挂零。未及喘息，太平军杀到，开始攻城。
挖地道，埋炸药，太平军故计重施，连连炸毁庐州城墙。江忠源纵马回击，率守军拼死抵抗，击退太平军多次进攻。
当时，清朝的陕甘总督舒兴阿拥兵万余人，号称来援，但畏于太平军兵威，逡巡不敢出击；江忠源之弟江忠浚与清将刘长佑统数千兵来救，被拦截于城外五里墩不得进。
被包围一个多月后，庐州知府胡元炜暗中
与太平军约降。
得知庐州城内粮食、弹药已空，太平军加紧进攻。1854年1月14日，太平军首先由水西门突入，冲杀入城。
江忠源知事不可为，挥刀自刎。其手下人急忙夺刀，其中一老仆人背上脖子已经出血的江忠源就往城外跑。江忠源奋力而脱，不顾脖子上的伤口，提刀迎杀太平军。转斗至水闸桥，这位巡抚大人已经身受重伤，怕被敌人活捉受辱，他奋身跃入水潭自杀。
事闻，清廷震悼，赠总督，谥忠烈。
由此，安徽二十二个州县，尽在太平军掌握之中，成为南京以西有力的保卫屏障。
中途又遇新障碍：长沙城下遭败绩
石祥祯与韦志俊所率的另外一支西征军，在西上湖北的途中进展顺利。特别是田家镇一战，他们大败清军，接连攻战黄州、汉口、汉阳，此乃1853年十月底的事情。不久，由于扬州方面吃紧，杨秀清立召这支西征军回援。石祥祯协助秦日纲，韦志俊帮助赖汉英，分军在扬州、庐州等地作战。事毕后，这一只西征军重新配备人马，集军四万，重又掉头西征。
1854年2月12日，西征太平军在黄州城外的堵城，以人海战术拼命冲击清军大营。寡不敌众之下，清军大溃，清朝湖广总督吴文镕投湖自杀。
吴文镕不简单，民族英雄。此人江苏仪征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出身。道光十九年，他被清廷任命为福建巡抚，曾与总督邓廷桢在沿海抗击英国入侵，劳苦功高。此后，他历任湖北、江西、浙江、云贵大员，为官清廉，勤政爱民。由于吴文镕有“剿贼”经验，清廷调他为湖广总督，坐镇武昌。
当时，西征太平军正围攻武昌。满洲巡抚崇纶想逃脱，想以驻营城外为籍口，带部队护送他遁走。吴文镕不同意，誓以死守。不久，西征军被杨秀清召回，武昌围解。
巡抚崇纶很恨吴文镕，上书劾奏他“闭城坐守”，逼他出武昌驻军黄州。当时，吴文镕已经发信约人夹攻太平军。胡林翼率黔勇、曾国藩率湘军水军正在路上。如果二军毕至，武昌一带清军大出，会剿之下，肯定能打败太平军。
崇纶不听，严逼他出城往黄州与太平军交战。愤懑之下，吴文镕高言：“我受国厚恩，岂惜死之辈！今湘军、黔军未至，孤掌难鸣，死国可耳！”于是，他率数千清军进至黄州，屯军堵城。
当时，大雪纷飞，天气严寒，武昌又不按时运送粮草，清军士气极其低落。困窘之时，数万太平军分路杀至，一拨接一拨，清军不敌惊溃。吴文镕义不受辱，投塘自杀。
可恨的是，崇纶上奏，报称吴文镕“失踪”，意即寓示吴总督可能逃跑或投降。后来，还是曾国藩在黄州从当地人口中得知吴文镕奋勇拒敌死节之事，据实上奏。咸丰帝鉴奏震怒，下诏逮崇纶入京治罪。身在陕西的崇纶闻讯，慌忙服毒自杀。清廷没再追究，好歹给了这个满清贵族一点面子。
清廷赠吴文镕家骑都尉世职，谥“文节”。曾国藩当时为吴文镕出头，也有私人感情在其中，因为吴文镕是他的“座师”。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入京赶考，时为侍郎的吴文镕为主考官之一。所以，当年中举的人，皆为认当时的考试“总裁官”为“座师”。
攻破吴文镕之后，西征太平军克汉口、汉阳，继续西上，进入湖南境内。1854年2月27日，克岳州；3月4日，下湘阴；3月7日，占靖港。如此一来，西征军大有占取整个湖南，兜裹两广之势。但是，高兴没多久，太平军遇到了从前没怎么听说也没打过什么交道的武装——湘军。虽然这些湖南士勇衣装配备都很差，战斗力却强，打得太平军在靖港、宁乡一带节节败退，不得不重回湖北添人添后勤，再重新入湖南攻掠。
结果，优势兵力下，曾国藩在岳州不敌太平军，遁回长沙。太平军乘胜追击，又回到靖港一带。另一支军由林绍璋率领，在4月24日直下湘潭，准备合击省城长沙。
亢龙有悔。4月28、29、30，三天之内，太平军与曾国藩湘军大战十次，均未取胜，最终由攻变守，在湘军水军大炮的轰击下，苍惶逃出了湘潭城。而太平军水军两千多战船也在交战中被烧毁，损失惨重。
此战，曾国藩属于拼死一搏，他本人在4月28日自率水陆两军进攻靖港，大败亏输，曾三次在铜官渚想投水自杀，均为左右从人拦阻。回省城后，受到当地官绅鄙夷，曾国藩更感无脸见人，他自己在妙高峰连夜写好遗书，交待后事，并向皇帝写了“遗折”，准备自杀。恰巧，湘潭捷报传来，一下子让正琢磨怎么个死法的曾国藩欢喜若狂。如果太平军再多坚持一天，估计这位曾爷就在4月30日晚上自挂东南枝了。
得胜有精神。曾国藩稍事休整后，于7月率水陆湘军猛攻岳州，打跑了太平军骁将曾天养。这位“老贼”逃跑途中，在城陵矶遭湘军将领塔齐布迎击，乱中被杀。
湘军越战越勇，水陆大进，在汉阳、汉口大败太平军水军，直逼武昌。武昌在1854年6月26日被太平军陈玉成（时年十八岁）等人率众攻克，成为太平天国“天京”的上游重要屏障。楞的就怕不要命的，在湘军强大压力下，武昌太平军不敌，于10月14日自武昌败走。仅仅占领武昌一个多月，此城易手。
由此，太平军只能退守田家镇。太平军与湘军水陆大战十天，最终湘军得胜。太平军大败，数千艘船被焚，伤亡万余人。秦日纲、韦志俊等人节节败退，一直逃到宿松、太湖才得喘息。
1855年1月2日，湘军大军进围九江。
至此，简要表一表曾国藩的湘军，分析一下这只地方民兵类武装为什么有这么强的战斗力。由于先前唐浩明先生首先为曾国藩“翻案”，有关这位“中兴之臣”以及湘军的著作，坊间极多，精芜相杂，水分极多。笔者试图客观、不偏不倚地简述一下曾国藩的湘军发迹因由和成功端倪。
太平天国起事之时，昔日纵横天下的“八旗”兵，早已是昨日黄花。甭说时光荏苒了二百多年，早在吴三桂等人“三藩之乱”时，“八旗”兵的战斗力已经退化得厉害。除“八旗”外，清政府最倚重的还有一只“绿营”军，以步兵为主，基本上都是汉人，为满清立国后国家军队的主要构成部分。到清朝后期，“绿营”这只生力军也已经腐败变质，平乱不足，扰民有余。兵士将官们，终日吃喝嫖赌抽大烟，械斗争气，“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十足的无赖兵痞。而且，世界潮流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绿营军的装备还是刀矛弓箭等冷兵器，最多有一些鸟铳、抬枪、“火箭”等东西，那些只能叫“火器”，不能称为“热武器”。清朝依袭这种募兵制度，征兵愈多，“贼势愈炽”。
汲取嘉庆年间平灭“白莲教”的经验，咸丰二年开始，清廷正式下诏在各省组织“团练”，并以大臣专责主持。开始时，“团练”这种民兵式的半军事组织没什么效用，参加者多为失业农人或市井无赖，他们为钱受雇，惟利是图，临危不受命，打仗先讲价。这些人不仅奸懒馋滑刁，不少地方的“坏分子”们还以组织团练为名，各自结寨称雄，藐视地方长官，聚众仇杀械斗。更严重的，甚至抗粮拒税，成为大“不和谐”因素。但是，有了曾国藩，就有了“湘军”。这些湖南的团练，气象全新。
自1852年曾国藩在家守制时，即受命于湖南组织团练。在地方和中央磨砺多年，曾国藩办事老到，经验丰富。湖南本省，其实是个会道门组织众多的地方，天地会不必讲，什么大乘会、捆柴会、串子会、红黑会、一股香会、半边钱会，名目奇异，千奇百怪，皆为邪教歪门，往往勾结成乱。自太平天国乱起，湖南各地如鼎沸一般，有数万数十万人应声而起，或乘间劫掠，或结众杀人，无法无天。在大乱之时，人心思定，各地乡绅和本分农民特别支持曾国藩训练“湘军”来保乡卫民。
曾国藩办团练，先从人员抓起。首先，他要求新招兵勇一定要那些老实巴交的忠勇之人，特别喜欢山间僻乡的老实农民子弟，认定近城市的青年最难选用，凡是“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皆不收用。至于各级中小军官，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曾国藩懂得“党指挥枪”，这就不似绿营和八旗那样是粗鲁的职业军人在军中为将为校。文官代替武夫为将的好处在于，这些人饱读诗书，无官气，有血性，忠君爱国，所以一直能保持勃勃朝气和锐进之心。
除步军外，深知水上作战的重要性，曾国藩在衡州一直加紧训练水师。所以，在1854年太平军西征时，曾国藩才能水陆并用，使太平军在湖南止步。此时的湘军，已经在湖南境内小试牛刀，先后平灭了浏阳征义堂、常宁何六吴、衡山刘积厚等小股造反，有兵一万七千余人。而后，越来越势大，至最后灭亡太平天国时，各地作战的湘军几近二十万人，而清政府原先的全国绿营兵数也就是六十万。在当时，能与湘军抗衡并论的军队，只有僧格林沁所领的数万旗兵与李鸿章的数万“淮军”。
湘军的特别，概括而言，无外乎以下几点：乡土性，私人性，理学性。
先说乡土性。湘军湘军，自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将卒是湖南人。“总以一方一会之人同在一营为宜，取其性情孚而言语通，则心力易齐也”（胡材翼）所以，江忠源是新宁人，其部下自然全是新宁子弟；李元度平江人，手下皆平江人；曾国荃、罗泽南湘乡人，手下皆为湘乡乡党，甚至“曾国荃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老乡观念，用到极致。因此，如果不是湖南人，在“湘军”中就很吃亏。勇将鲍超立功无数，由于他是四川人，一直受到排挤压抑；金国琛江西人，多才有智，在湘军中打滚近十年，顶多混个道台虚衔顶戴……而且，湘军将校之间盘根错节，同学、同乡、同年、同宗，或师生，或姻亲，上下固牢，枝攀藤缠。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人在军，江忠源兄弟五人在军，刘坤一、刘培一兄弟，李续宾三兄弟，王鑫、王勋兄弟，都是真正的父子兄弟兵，整族亲属相率入伍，亲故众多。另外，“师承”也是一大特点：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为同学，老师是贺熙龄；江忠源、曾国藩的“座师”，乃湖广总督吴文镕；李续宾兄弟以及王鑫，又都是罗泽南的学生……仅以曾国藩一人为例，他与罗泽南、李元度、李续宾、郭嵩焘、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皆有“姻亲”关系。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乡里乡亲，血缘相通，自然是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相互忘死救护，而清朝正规军往往胜不相让，败不相救。
私人性，是湘军最大特点之一。湘军在清朝为最独特的组织系统，这也拜太平天国所赐。如无战乱，清政府不可能容忍如此“私人化”的汉人武装出现。最高首长方面，自然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样的人，他们这几个大魁目手下辖“统领”。“统领”皆是在清政府有官职的人，他们在政府的级别差异甚大，但在湘军地位一律相等，各领一军。每军置若干营，营下有哨，哨下有百长，百长下有什长。而募兵之法，自上而下，先择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勇，逐加遴选，递相钤制。”（《毛鸿宾奏稿》），如此一来，下级只对自己上级负责，私人性极强。在私恩愚忠观念指引下，将士打仗很卖力，但恪守这样的“准则”：勇丁只听从自家统领。如浙江战役中，胡林翼调唐训方手下（他本人升任粮台长官）归萧翰庆指挥，但唐训方的兵士不愿为“新主人”卖力，接阵即逃，害得萧翰庆本人也在阵中为太平军所杀。即使是原有主将战死，兵士只认主将的亲戚来当主将，否则只能把原军遣散，重新再行募选。刘坤一升任江西巡抚，必须受命赴任，他手下二十营湘勇无人敢接。清廷只得根据刘坤一的要求，让他弟弟刘培一来当这二十营的主将。而刘培一当时身份，仅仅是一小小县丞，其兄手下将官中，文有臬司、道台，武有提督、总兵，却都对刘培一皆俯首听命。如此“奇迹”，在湘军中被视为寻常之事。即使是曾国藩这样的魁首，调用老弟曾国荃手下的程学启率部归淮军李鸿章指挥，程学启也明白相拒：“无九帅（曾国荃）之命，我不敢改任。”最后，只能曾国荃发话，这才算数。好在咸丰帝知人善任，对湘军这种“私人性”加以尊重，才最终倚恃这只军队挽狂澜于既倒。
第三，湘军能抱团苦拼的精神原因，在于它本身高层长官集团的“理学性”。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等人，他们本人都是理学大儒，特别强调“伦理纲常”，常常在演兵场亲自演讲君臣父子之理，要求士兵背诵《爱民歌》、《得胜歌》等歌谣，毛润之先生的“三大纪委八项注意”，实则脱胎于他的湖南老前辈曾国藩。而在王鑫的“老湘军”营中，几乎就是“军校”，平常小兵也要在打仗之余背诵四书、五经和《小学集注》这样的“大书”，诵声琅琅，终日不倦。有信仰、有理想的新式“湘军”，自然不同于腐朽的不堪一击的清朝政府军。
当然，湘军在勇猛之外，凶残也是他们的一大特点。曾国藩本人都有“曾屠夫”之号，其手下自不必说。攻城陷地之后，他们对被俘的太平军施以凌迟剜眼酷刑不说，常常以“从逆”为名滥杀百姓，并乘机抢掠奸淫，作恶不少。对此，同样官僚出身的谭嗣同就曾指责湘军的掳掠滥杀。
无论如何，曾国藩在1854年正月所发的《讨粤匪檄》，确实可作为湘军的“宣言书”：
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於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濬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於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减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找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
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摺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找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受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藉。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此慷慨激昂的檄文，也给日后老曾的仕途留下后遗症：卫道的意味太浓，勤王的忠贞不够，致使满清朝廷对他产生疑忌。
石祥祯与韦志俊所率的另外一支西征军，在西上湖北的途中进展顺利。特别是田家镇一战，他们大败清军，接连攻战黄州、汉口、汉阳，此乃1853年十月底的事情。不久，由于扬州方面吃紧，杨秀清立召这支西征军回援。石祥祯协助秦日纲，韦志俊帮助赖汉英，分军在扬州、庐州等地作战。事毕后，这一只西征军重新配备人马，集军四万，重又掉头西征。
1854年2月12日，西征太平军在黄州城外的堵城，以人海战术拼命冲击清军大营。寡不敌众之下，清军大溃，清朝湖广总督吴文镕投湖自杀。
吴文镕不简单，民族英雄。此人江苏仪征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出身。道光十九年，他被清廷任命为福建巡抚，曾与总督邓廷桢在沿海抗击英国入侵，劳苦功高。此后，他历任湖北、江西、浙江、云贵大员，为官清廉，勤政爱民。由于吴文镕有“剿贼”经验，清廷调他为湖广总督，坐镇武昌。
当时，西征太平军正围攻武昌。满洲巡抚崇纶想逃脱，想以驻营城外为籍口，带部队护送他遁走。吴文镕不同意，誓以死守。不久，西征军被杨秀清召回，武昌围解。
巡抚崇纶很恨吴文镕，上书劾奏他“闭城坐守”，逼他出武昌驻军黄州。当时，吴文镕已经发信约人夹攻太平军。胡林翼率黔勇、曾国藩率湘军水军正在路上。如果二军毕至，武昌一带清军大出，会剿之下，肯定能打败太平军。
崇纶不听，严逼他出城往黄州与太平军交战。愤懑之下，吴文镕高言：“我受国厚恩，岂惜死之辈！今湘军、黔军未至，孤掌难鸣，死国可耳！”于是，他率数千清军进至黄州，屯军堵城。
当时，大雪纷飞，天气严寒，武昌又不按时运送粮草，清军士气极其低落。困窘之时，数万太平军分路杀至，一拨接一拨，清军不敌惊溃。吴文镕义不受辱，投塘自杀。
可恨的是，崇纶上奏，报称吴文镕“失踪”，意即寓示吴总督可能逃跑或投降。后来，还是曾国藩在黄州从当地人口中得知吴文镕奋勇拒敌死节之事，据实上奏。咸丰帝鉴奏震怒，下诏逮崇纶入京治罪。身在陕西的崇纶闻讯，慌忙服毒自杀。清廷没再追究，好歹给了这个满清贵族一点面子。
清廷赠吴文镕家骑都尉世职，谥“文节”。曾国藩当时为吴文镕出头，也有私人感情在其中，因为吴文镕是他的“座师”。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入京赶考，时为侍郎的吴文镕为主考官之一。所以，当年中举的人，皆为认当时的考试“总裁官”为“座师”。
攻破吴文镕之后，西征太平军克汉口、汉阳，继续西上，进入湖南境内。1854年2月27日，克岳州；3月4日，下湘阴；3月7日，占靖港。如此一来，西征军大有占取整个湖南，兜裹两广之势。但是，高兴没多久，太平军遇到了从前没怎么听说也没打过什么交道的武装——湘军。虽然这些湖南士勇衣装配备都很差，战斗力却强，打得太平军在靖港、宁乡一带节节败退，不得不重回湖北添人添后勤，再重新入湖南攻掠。
结果，优势兵力下，曾国藩在岳州不敌太平军，遁回长沙。太平军乘胜追击，又回到靖港一带。另一支军由林绍璋率领，在4月24日直下湘潭，准备合击省城长沙。
亢龙有悔。4月28、29、30，三天之内，太平军与曾国藩湘军大战十次，均未取胜，最终由攻变守，在湘军水军大炮的轰击下，苍惶逃出了湘潭城。而太平军水军两千多战船也在交战中被烧毁，损失惨重。
此战，曾国藩属于拼死一搏，他本人在4月28日自率水陆两军进攻靖港，大败亏输，曾三次在铜官渚想投水自杀，均为左右从人拦阻。回省城后，受到当地官绅鄙夷，曾国藩更感无脸见人，他自己在妙高峰连夜写好遗书，交待后事，并向皇帝写了“遗折”，准备自杀。恰巧，湘潭捷报传来，一下子让正琢磨怎么个死法的曾国藩欢喜若狂。如果太平军再多坚持一天，估计这位曾爷就在4月30日晚上自挂东南枝了。
得胜有精神。曾国藩稍事休整后，于7月率水陆湘军猛攻岳州，打跑了太平军骁将曾天养。这位“老贼”逃跑途中，在城陵矶遭湘军将领塔齐布迎击，乱中被杀。
湘军越战越勇，水陆大进，在汉阳、汉口大败太平军水军，直逼武昌。武昌在1854年6月26日被太平军陈玉成（时年十八岁）等人率众攻克，成为太平天国“天京”的上游重要屏障。楞的就怕不要命的，在湘军强大压力下，武昌太平军不敌，于10月14日自武昌败走。仅仅占领武昌一个多月，此城易手。
由此，太平军只能退守田家镇。太平军与湘军水陆大战十天，最终湘军得胜。太平军大败，数千艘船被焚，伤亡万余人。秦日纲、韦志俊等人节节败退，一直逃到宿松、太湖才得喘息。
1855年1月2日，湘军大军进围九江。
至此，简要表一表曾国藩的湘军，分析一下这只地方民兵类武装为什么有这么强的战斗力。由于先前唐浩明先生首先为曾国藩“翻案”，有关这位“中兴之臣”以及湘军的著作，坊间极多，精芜相杂，水分极多。笔者试图客观、不偏不倚地简述一下曾国藩的湘军发迹因由和成功端倪。
太平天国起事之时，昔日纵横天下的“八旗”兵，早已是昨日黄花。甭说时光荏苒了二百多年，早在吴三桂等人“三藩之乱”时，“八旗”兵的战斗力已经退化得厉害。除“八旗”外，清政府最倚重的还有一只“绿营”军，以步兵为主，基本上都是汉人，为满清立国后国家军队的主要构成部分。到清朝后期，“绿营”这只生力军也已经腐败变质，平乱不足，扰民有余。兵士将官们，终日吃喝嫖赌抽大烟，械斗争气，“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十足的无赖兵痞。而且，世界潮流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绿营军的装备还是刀矛弓箭等冷兵器，最多有一些鸟铳、抬枪、“火箭”等东西，那些只能叫“火器”，不能称为“热武器”。清朝依袭这种募兵制度，征兵愈多，“贼势愈炽”。
汲取嘉庆年间平灭“白莲教”的经验，咸丰二年开始，清廷正式下诏在各省组织“团练”，并以大臣专责主持。开始时，“团练”这种民兵式的半军事组织没什么效用，参加者多为失业农人或市井无赖，他们为钱受雇，惟利是图，临危不受命，打仗先讲价。这些人不仅奸懒馋滑刁，不少地方的“坏分子”们还以组织团练为名，各自结寨称雄，藐视地方长官，聚众仇杀械斗。更严重的，甚至抗粮拒税，成为大“不和谐”因素。但是，有了曾国藩，就有了“湘军”。这些湖南的团练，气象全新。
自1852年曾国藩在家守制时，即受命于湖南组织团练。在地方和中央磨砺多年，曾国藩办事老到，经验丰富。湖南本省，其实是个会道门组织众多的地方，天地会不必讲，什么大乘会、捆柴会、串子会、红黑会、一股香会、半边钱会，名目奇异，千奇百怪，皆为邪教歪门，往往勾结成乱。自太平天国乱起，湖南各地如鼎沸一般，有数万数十万人应声而起，或乘间劫掠，或结众杀人，无法无天。在大乱之时，人心思定，各地乡绅和本分农民特别支持曾国藩训练“湘军”来保乡卫民。
曾国藩办团练，先从人员抓起。首先，他要求新招兵勇一定要那些老实巴交的忠勇之人，特别喜欢山间僻乡的老实农民子弟，认定近城市的青年最难选用，凡是“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皆不收用。至于各级中小军官，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曾国藩懂得“党指挥枪”，这就不似绿营和八旗那样是粗鲁的职业军人在军中为将为校。文官代替武夫为将的好处在于，这些人饱读诗书，无官气，有血性，忠君爱国，所以一直能保持勃勃朝气和锐进之心。
除步军外，深知水上作战的重要性，曾国藩在衡州一直加紧训练水师。所以，在1854年太平军西征时，曾国藩才能水陆并用，使太平军在湖南止步。此时的湘军，已经在湖南境内小试牛刀，先后平灭了浏阳征义堂、常宁何六吴、衡山刘积厚等小股造反，有兵一万七千余人。而后，越来越势大，至最后灭亡太平天国时，各地作战的湘军几近二十万人，而清政府原先的全国绿营兵数也就是六十万。在当时，能与湘军抗衡并论的军队，只有僧格林沁所领的数万旗兵与李鸿章的数万“淮军”。
湘军的特别，概括而言，无外乎以下几点：乡土性，私人性，理学性。
先说乡土性。湘军湘军，自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将卒是湖南人。“总以一方一会之人同在一营为宜，取其性情孚而言语通，则心力易齐也”（胡材翼）所以，江忠源是新宁人，其部下自然全是新宁子弟；李元度平江人，手下皆平江人；曾国荃、罗泽南湘乡人，手下皆为湘乡乡党，甚至“曾国荃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老乡观念，用到极致。因此，如果不是湖南人，在“湘军”中就很吃亏。勇将鲍超立功无数，由于他是四川人，一直受到排挤压抑；金国琛江西人，多才有智，在湘军中打滚近十年，顶多混个道台虚衔顶戴……而且，湘军将校之间盘根错节，同学、同乡、同年、同宗，或师生，或姻亲，上下固牢，枝攀藤缠。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人在军，江忠源兄弟五人在军，刘坤一、刘培一兄弟，李续宾三兄弟，王鑫、王勋兄弟，都是真正的父子兄弟兵，整族亲属相率入伍，亲故众多。另外，“师承”也是一大特点：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为同学，老师是贺熙龄；江忠源、曾国藩的“座师”，乃湖广总督吴文镕；李续宾兄弟以及王鑫，又都是罗泽南的学生……仅以曾国藩一人为例，他与罗泽南、李元度、李续宾、郭嵩焘、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皆有“姻亲”关系。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乡里乡亲，血缘相通，自然是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相互忘死救护，而清朝正规军往往胜不相让，败不相救。
私人性，是湘军最大特点之一。湘军在清朝为最独特的组织系统，这也拜太平天国所赐。如无战乱，清政府不可能容忍如此“私人化”的汉人武装出现。最高首长方面，自然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样的人，他们这几个大魁目手下辖“统领”。“统领”皆是在清政府有官职的人，他们在政府的级别差异甚大，但在湘军地位一律相等，各领一军。每军置若干营，营下有哨，哨下有百长，百长下有什长。而募兵之法，自上而下，先择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勇，逐加遴选，递相钤制。”（《毛鸿宾奏稿》），如此一来，下级只对自己上级负责，私人性极强。在私恩愚忠观念指引下，将士打仗很卖力，但恪守这样的“准则”：勇丁只听从自家统领。如浙江战役中，胡林翼调唐训方手下（他本人升任粮台长官）归萧翰庆指挥，但唐训方的兵士不愿为“新主人”卖力，接阵即逃，害得萧翰庆本人也在阵中为太平军所杀。即使是原有主将战死，兵士只认主将的亲戚来当主将，否则只能把原军遣散，重新再行募选。刘坤一升任江西巡抚，必须受命赴任，他手下二十营湘勇无人敢接。清廷只得根据刘坤一的要求，让他弟弟刘培一来当这二十营的主将。而刘培一当时身份，仅仅是一小小县丞，其兄手下将官中，文有臬司、道台，武有提督、总兵，却都对刘培一皆俯首听命。如此“奇迹”，在湘军中被视为寻常之事。即使是曾国藩这样的魁首，调用老弟曾国荃手下的程学启率部归淮军李鸿章指挥，程学启也明白相拒：“无九帅（曾国荃）之命，我不敢改任。”最后，只能曾国荃发话，这才算数。好在咸丰帝知人善任，对湘军这种“私人性”加以尊重，才最终倚恃这只军队挽狂澜于既倒。
第三，湘军能抱团苦拼的精神原因，在于它本身高层长官集团的“理学性”。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等人，他们本人都是理学大儒，特别强调“伦理纲常”，常常在演兵场亲自演讲君臣父子之理，要求士兵背诵《爱民歌》、《得胜歌》等歌谣，毛润之先生的“三大纪委八项注意”，实则脱胎于他的湖南老前辈曾国藩。而在王鑫的“老湘军”营中，几乎就是“军校”，平常小兵也要在打仗之余背诵四书、五经和《小学集注》这样的“大书”，诵声琅琅，终日不倦。有信仰、有理想的新式“湘军”，自然不同于腐朽的不堪一击的清朝政府军。
当然，湘军在勇猛之外，凶残也是他们的一大特点。曾国藩本人都有“曾屠夫”之号，其手下自不必说。攻城陷地之后，他们对被俘的太平军施以凌迟剜眼酷刑不说，常常以“从逆”为名滥杀百姓，并乘机抢掠奸淫，作恶不少。对此，同样官僚出身的谭嗣同就曾指责湘军的掳掠滥杀。
无论如何，曾国藩在1854年正月所发的《讨粤匪檄》，确实可作为湘军的“宣言书”：
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於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濬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於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减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找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
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摺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找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受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藉。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此慷慨激昂的檄文，也给日后老曾的仕途留下后遗症：卫道的意味太浓，勤王的忠贞不够，致使满清朝廷对他产生疑忌。
山重水复疑无路——石达开的转败为胜
西征太平军节节败退之时，石达开指挥的湖口战役和九江战役，大胜克捷，一下子扭转了整个战局。
取得湖潭和田家镇两次大胜，曾国藩大受鼓舞，萌发出一般“灭此朝食”的精神头，立刻率水陆湘军杀向九江。湘军为南路，北路方面，还有清朝湖广总督杨霖率一支军队，率先入屯广济。
屡战屡败之际，杨秀清派出石达开和罗大纲率援军前来接应。
经过一番分析，石达开深知湘军，特别是湘军水师，乃当前大敌。敌人乘胜凭胜之下，和湘军正面硬拼肯定不行。于是，他派林启容死守九江，罗大纲带人守卫湖口西岸的梅字镇，他本人率军固守江水东岸的湖口县城。
石达开严肃军纪，命令士兵深濠高垒，切勿轻易出营与湘军争锋。同时，太平军白天扰敌之外，天天夜间也不闲着，在江面散置三五成群的小船，上面堆满柴草，实以硝药膏油，点燃后顺江而放。接着，士兵在岸边鼓噪惊呼，大量发射火箭，使得船上湘军彻夜无眠。一天没事，二天没事，三天没事，到第四天湘军头领和士兵就有些熬不住。人不睡觉，肯定没胃口；没胃口，肯定身体要垮；身体一垮，精神烦躁，日久成疲，战斗力急剧下降。
如此一个月的相持，石达开的“疲敌计”取得重大成效。
深知湘军有急切求战之心，石达开故意命令湖口太平军佯装全线撤退。湘军见状，立刻派出水上致胜的“法宝”——一种轻捷性类似舢板的快船，几百艘轻舸齐发，狂追太平军。
见引蛇出洞计成，湘军生力军外出不及归，石达开下令埋伏的太平军乘小划子，满携引火之物，突入湘军水营，向那些笨重的大船上扔火把和引爆物。同时，岸上太平军狂射火箭，呼声震天，烧毁大船九艘及其他运兵船三十多艘，两千多湘军葬身鄱阳内河。
苍惶之下，曾国藩退守九江。
仅隔十二天，即1855年2月11日，在石达开指挥下，太平军自九江城内偷偷划出几十只轻舟，月黑风高之夜，偷入散泊于九江城外的湘军水师营内，忽然放火，四处投掷浸油燃烧的柴捆。
湘军各哨惊乱，齐齐扬帆遁逃。由于摸清了曾国藩座船，一只太平军突击队很快就攀援而上，尽杀船上之人，缴获了大批重要文件。太平军清点首级，却不见有曾国藩。原来，火攻猝发之时，卫兵立刻扶持曾国藩登上条小船逃命。否则，他性命难免。
湖口、九江两次大胜，太平军西征转败为胜，基本消灭了曾国藩辛辛苦苦建立的“王牌”水师。
狼狈之余，曾爷逃到南昌喘息。
当时的曾国藩，乃四十五岁盛壮官场老经验，而予他致使打击的对手石达开，时年二十四，风华正茂，恰似周瑜重生。
乘胜之下，秦日纲、陈玉成、韦志俊等人率太平军从宿松、太湖等地跃击，直扑湖北，并于1855年（咸丰五年）4月3日第三次攻克武昌。如此一来，南京上游的三大战略城市安庆、九江、武昌，全归太平军掌握，确保了“天京”的安然无虞。
武昌争夺战在清朝与太平军作战中也算一奇。早在咸丰二年，太平军首次攻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举家自尽。但太平军很快就主动弃城攻向南京；咸丰四年，西征军二下武昌，湖广总督吴文镕战败在黄州自杀。不久，湘军夺回武昌；至此，西征军三下武昌，湖北巡抚陶恩培自杀。直到转年年底，此重镇才复为清朝湖北巡抚胡林翼夺回。三次血战反复争夺，可见武昌城的重要性。
虽经大败，湖南人曾国藩仍旧坚忍，赶忙指挥塔齐布率湘军水师猛攻九江，准备下此坚城以雪前耻。但太平军守将林启容贯彻石达开指示，坚守不出，一次又一次击退湘军进攻。愤懑羞恼之下，塔齐布呕血而亡。
在武昌方面，曾国藩指派罗泽南提军，配合湖广巡抚胡林翼攻城，日久未下。
由于清朝的和春统三、四万清军围攻庐州，石达开便于1855年秋率军赶往援救。毕竟清军势重，石达开心忧武昌、九江战局，很快率军回返，庐州在1855年年底为清军夺回。
石达开率胡以晃等人乘船从安庆西上，往赴武昌。途中，湘军罗泽南率军来阻，双方在崇阳、通城一带交战，互有胜负。
审时度势下，青年统帅石达开想出一条妙计：在湘军拼死进军武昌之机，江西的大后方肯定空虚。于是，他下令西征军自湖北通城一带，逾过幕阜山，杀入江西境中。这一来不得了，曾国藩立即命令围攻九江的周凤山（接替气死的塔齐布）率军回援，九江围解。
太平军连克新昌（宜丰）、临江（清江）、吉安等城，并攻克湘军水陆大军重焦的战略要地樟树镇。如此江西咽喉要地落入太平军手中，又见溃退的湘军奔窜回城，南昌军民人心大骇。曾国藩心中也惊，忙率众回南昌城内，闭门自固。
由此，江西五十余县（占三分之二）的地方全部由太平军占领，曾国藩困守愁城。为求能保南昌，他飞书罗泽南，要他回援南昌。
但身在武昌城外的罗泽南，出于大局考虑，没有按照曾国藩的指示去做。他认为武昌乃南北枢纽之地，如果湘军骤撤，胡林翼一军不足以当太平军兵锋。而且，据报武昌城内太平军守军粮食已经接近吃尽，再坚持一下，可以克复这一坚城。
在曾国藩书信发出后的第十天，武昌城外又有太平军援军赶到，形势危急。恰好罗泽南事先安排有后备队，自洪山驰下，奋击太平军。交战之间，有弹片正中罗泽南左额，血流如注。坚持许久，卫兵最终不得不护送罗泽南归洪山大营，但他他仍旧危坐营外，指挥战斗。
由于弹片嵌得太深，止血不住，罗泽南转天亡于军营之中。这位罗泽南，曾国藩的湘乡老乡，非一般军将，乃清朝后期一代大儒，著有《小学韵语》、《西铭讲义》、《周易附说》、《人极衍义》、《方舆要览》等著作，是诠释程朱理学的大家，时称“罗山先生”，其弟子也多为湘军名将，如李续宾、李续宜、王珍、刘滕鸿、蒋益澧等人，这些人皆在《清史》中有传。
听闻罗泽南死讯，南昌城中的曾国藩悲从中来，绝望至极，只得听天由命，坐以待毙。
这时候，只要石达开等人在南昌加紧攻势，或迟或早，此城肯定不守。
路到绝处开生面。南京方面，洪、杨二人立命石达开东援，以齐力共破清军的“江南大营”。
上命不得不听，石达开只得从南昌撤围。曾国藩咸鱼翻生。
至此，太平军“西征”告一段落。
西征太平军节节败退之时，石达开指挥的湖口战役和九江战役，大胜克捷，一下子扭转了整个战局。
取得湖潭和田家镇两次大胜，曾国藩大受鼓舞，萌发出一般“灭此朝食”的精神头，立刻率水陆湘军杀向九江。湘军为南路，北路方面，还有清朝湖广总督杨霖率一支军队，率先入屯广济。
屡战屡败之际，杨秀清派出石达开和罗大纲率援军前来接应。
经过一番分析，石达开深知湘军，特别是湘军水师，乃当前大敌。敌人乘胜凭胜之下，和湘军正面硬拼肯定不行。于是，他派林启容死守九江，罗大纲带人守卫湖口西岸的梅字镇，他本人率军固守江水东岸的湖口县城。
石达开严肃军纪，命令士兵深濠高垒，切勿轻易出营与湘军争锋。同时，太平军白天扰敌之外，天天夜间也不闲着，在江面散置三五成群的小船，上面堆满柴草，实以硝药膏油，点燃后顺江而放。接着，士兵在岸边鼓噪惊呼，大量发射火箭，使得船上湘军彻夜无眠。一天没事，二天没事，三天没事，到第四天湘军头领和士兵就有些熬不住。人不睡觉，肯定没胃口；没胃口，肯定身体要垮；身体一垮，精神烦躁，日久成疲，战斗力急剧下降。
如此一个月的相持，石达开的“疲敌计”取得重大成效。
深知湘军有急切求战之心，石达开故意命令湖口太平军佯装全线撤退。湘军见状，立刻派出水上致胜的“法宝”——一种轻捷性类似舢板的快船，几百艘轻舸齐发，狂追太平军。
见引蛇出洞计成，湘军生力军外出不及归，石达开下令埋伏的太平军乘小划子，满携引火之物，突入湘军水营，向那些笨重的大船上扔火把和引爆物。同时，岸上太平军狂射火箭，呼声震天，烧毁大船九艘及其他运兵船三十多艘，两千多湘军葬身鄱阳内河。
苍惶之下，曾国藩退守九江。
仅隔十二天，即1855年2月11日，在石达开指挥下，太平军自九江城内偷偷划出几十只轻舟，月黑风高之夜，偷入散泊于九江城外的湘军水师营内，忽然放火，四处投掷浸油燃烧的柴捆。
湘军各哨惊乱，齐齐扬帆遁逃。由于摸清了曾国藩座船，一只太平军突击队很快就攀援而上，尽杀船上之人，缴获了大批重要文件。太平军清点首级，却不见有曾国藩。原来，火攻猝发之时，卫兵立刻扶持曾国藩登上条小船逃命。否则，他性命难免。
湖口、九江两次大胜，太平军西征转败为胜，基本消灭了曾国藩辛辛苦苦建立的“王牌”水师。
狼狈之余，曾爷逃到南昌喘息。
当时的曾国藩，乃四十五岁盛壮官场老经验，而予他致使打击的对手石达开，时年二十四，风华正茂，恰似周瑜重生。
乘胜之下，秦日纲、陈玉成、韦志俊等人率太平军从宿松、太湖等地跃击，直扑湖北，并于1855年（咸丰五年）4月3日第三次攻克武昌。如此一来，南京上游的三大战略城市安庆、九江、武昌，全归太平军掌握，确保了“天京”的安然无虞。
武昌争夺战在清朝与太平军作战中也算一奇。早在咸丰二年，太平军首次攻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举家自尽。但太平军很快就主动弃城攻向南京；咸丰四年，西征军二下武昌，湖广总督吴文镕战败在黄州自杀。不久，湘军夺回武昌；至此，西征军三下武昌，湖北巡抚陶恩培自杀。直到转年年底，此重镇才复为清朝湖北巡抚胡林翼夺回。三次血战反复争夺，可见武昌城的重要性。
虽经大败，湖南人曾国藩仍旧坚忍，赶忙指挥塔齐布率湘军水师猛攻九江，准备下此坚城以雪前耻。但太平军守将林启容贯彻石达开指示，坚守不出，一次又一次击退湘军进攻。愤懑羞恼之下，塔齐布呕血而亡。
在武昌方面，曾国藩指派罗泽南提军，配合湖广巡抚胡林翼攻城，日久未下。
由于清朝的和春统三、四万清军围攻庐州，石达开便于1855年秋率军赶往援救。毕竟清军势重，石达开心忧武昌、九江战局，很快率军回返，庐州在1855年年底为清军夺回。
石达开率胡以晃等人乘船从安庆西上，往赴武昌。途中，湘军罗泽南率军来阻，双方在崇阳、通城一带交战，互有胜负。
审时度势下，青年统帅石达开想出一条妙计：在湘军拼死进军武昌之机，江西的大后方肯定空虚。于是，他下令西征军自湖北通城一带，逾过幕阜山，杀入江西境中。这一来不得了，曾国藩立即命令围攻九江的周凤山（接替气死的塔齐布）率军回援，九江围解。
太平军连克新昌（宜丰）、临江（清江）、吉安等城，并攻克湘军水陆大军重焦的战略要地樟树镇。如此江西咽喉要地落入太平军手中，又见溃退的湘军奔窜回城，南昌军民人心大骇。曾国藩心中也惊，忙率众回南昌城内，闭门自固。
由此，江西五十余县（占三分之二）的地方全部由太平军占领，曾国藩困守愁城。为求能保南昌，他飞书罗泽南，要他回援南昌。
但身在武昌城外的罗泽南，出于大局考虑，没有按照曾国藩的指示去做。他认为武昌乃南北枢纽之地，如果湘军骤撤，胡林翼一军不足以当太平军兵锋。而且，据报武昌城内太平军守军粮食已经接近吃尽，再坚持一下，可以克复这一坚城。
在曾国藩书信发出后的第十天，武昌城外又有太平军援军赶到，形势危急。恰好罗泽南事先安排有后备队，自洪山驰下，奋击太平军。交战之间，有弹片正中罗泽南左额，血流如注。坚持许久，卫兵最终不得不护送罗泽南归洪山大营，但他他仍旧危坐营外，指挥战斗。
由于弹片嵌得太深，止血不住，罗泽南转天亡于军营之中。这位罗泽南，曾国藩的湘乡老乡，非一般军将，乃清朝后期一代大儒，著有《小学韵语》、《西铭讲义》、《周易附说》、《人极衍义》、《方舆要览》等著作，是诠释程朱理学的大家，时称“罗山先生”，其弟子也多为湘军名将，如李续宾、李续宜、王珍、刘滕鸿、蒋益澧等人，这些人皆在《清史》中有传。
听闻罗泽南死讯，南昌城中的曾国藩悲从中来，绝望至极，只得听天由命，坐以待毙。
这时候，只要石达开等人在南昌加紧攻势，或迟或早，此城肯定不守。
路到绝处开生面。南京方面，洪、杨二人立命石达开东援，以齐力共破清军的“江南大营”。
上命不得不听，石达开只得从南昌撤围。曾国藩咸鱼翻生。
至此，太平军“西征”告一段落。
卧榻之侧 难容鼾睡
——清军江北大营、江南大营的首次崩溃
早在1853年3月27日，即太平军占领南京的第八天，时任湖北提督的“钦差大臣”向荣已经在朝阳门（现中山门）门外的孝陵卫建营筑垒，此即“江南大营”。4月16日，钦差大臣琦善在扬州外围建立“江北大营”。
1854年下半年，由于琦善病死，江宁将军托明阿继任江北大营统帅。病死的琦善，不是别人，正是1840年接替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与英国人议和的偷割香港的那位爷。他曾被道光帝逮治，不久释放，后任四川总督。1853年，他奉命镇压太平军，仅一年多，老哥们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太平军在1853年3月19日占南京，3月31日攻克镇江，4月21日攻占扬州，所以，这三处地方，构成了大“天京”的概念。扬州在1853年底即被清军夺回，太平军在江北只能以瓜洲为军事据点坚守。
江南、江北两个大营，其实尤以向荣的江南大营为重要。向荣老将，扎立大营后，即派军东攻镇江，南守东坝，这就堵死了太平军攻取苏州、常州的去路。同时，他又派兵西守宁国，北击芜湖，由此也守住了皖南入浙江的宣城（时称宁国府）门户，保证了自浙江运至的饷粮能及时运至。
向荣这个人，是太平军的死对头。1952年中国史学会主编的厚厚八大卷《太平天国》史料中，仅《向荣奏稿》就占了整整一大卷。向荣，四川大宁人，字欣然（真是“欣欣向荣”呵）。此人非士人非贵族，最早在甘肃固原当兵，为当时的提督杨遇春识拨，常年征战于青海、新疆等地，积功至甘肃镇羌营游击。道光十三年，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很赏识向荣，调他回京城训练京营，累迁开州协副将。道光二十七年，擢为四川提督。道光三十年，向荣又参与平湖南李沅发之乱。拜上帝会初起，时任巡抚的郑祖琛无能，咸丰帝亲自下旨，调当时在军中颇有威望的向荣为广西提督，专门主剿广西刚刚崛起的太平军。早期的大黄江、牛排岭等战，向荣力战，屡屡成功，得清廷“霍钦巴图鲁”赐号。不久，由于新任巡抚周天爵与向荣不睦，致使上下不能协同，被包围的太平军乘机合窜去象州，向荣本人因此遭降三级的处分。大学士赛尚阿来广西督师，向荣与乌兰泰二人合剿太平军，开始还算顺利，但未几就大败于官村。太平军陷永安州，向荣遭削职处分。隔了数月，永安得复，向荣复官。但是，他与同为大将的乌兰泰又不和，清军屡屡贻误战机。太平军攻桂林不成，由兴安、全州窜入湖南。朝廷盛怒之下，准备把向荣削职准备发配新疆。好在赛尚阿保他，让他率兵追击太平军。在湖南，向荣于浏阳门、岳麓山等处屡次得胜，解长沙之围大有功。太平军北走，陷岳州，入湖北，直击武昌，诸部官军仅敢遥遥尾随，赛尚阿等人因此均遭罢黜。由于向荣多次使危城得保，清廷不仅没处罚他，反而复任他为广西提督，提军援武昌。武昌被太平军攻克，向荣仍然被授湖北提督一衔，不久为“钦差大臣”，专办军务。太平军主动放弃武昌沿江东犯，向荣上奏“克复”武昌，蹑追太平军。
太平军攻克南京后，向荣总算能在通济门及七桥罋等地打了几场胜仗，进屯孝陵卫结营。清廷为了鼓励他，赏“黄马褂”，让他与琦善分掌江南、江北军事。如此老将，与太平军自广西而湖南，自湖南而湖北，自湖南而江苏，转战几年，向荣可谓没功劳也有苦劳。
向荣建江南大营后，不时进攻南京城，在东南各门楼与太平军交战，还打死过石祯祥等很有名的“贼将”。但是，在九十六里周长的坚城面前，清军攻入南京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向荣绞尽心机，又调集水军，积极控制南京附近的长江水面。
1855年（咸丰五年），在上海刚刚平定“小刀会”的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率军攻镇江。南京的杨秀清大恐。因为，向荣扼长江水路，如果镇江、瓜洲等地再失，清军合军于江南大营，南京压力将变得非常大。于是，杨秀清发军东援镇江。
年底，听闻太平军出援镇江，向荣迅速抽兵驻扎于东阳镇。吉尔杭阿派总兵虎嵩林率二千多人马在镇江以西高资镇布防。由于向荣布兵有方，其手下德安、张国梁两总兵能战，三支准备由南京出援的太平军均被阻挡回去。无奈之余，杨秀清只得下令从长江上游的芜湖、三河、和州等地调兵回援，以秦日纲为主帅，统领冬官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等人，各自提兵东援镇江、瓜洲。
秦日纲很有头脑，他先派出一军在仙鹤门与向荣主力张国梁等部交战，吸引注意力。东王杨秀清也派人从南京龙脖子一带出兵，以分清军兵势。如此，赴援镇江的太平军沿江而进，以泰山压顶之势直扑清军。1856年2月1日，清军不敌，由龙潭退至下蜀街。双方交战几日，最终血战之后，太平军攻占下蜀街。一直坚守镇江的太平军守将吴如孝执行杨秀清命令，数次从镇江开城突出，准备与下蜀街一带援军汇合，合攻战略要地高资镇。双方相持，互有杀伤。
相持一月有多，清军与太平军在汤头僵持。清军严把水上、陆路各要路，切断南京太平军援军与镇江守军的联系。
关键时刻，冬官丞相陈玉成神勇过人，乘小船冒死冲过清军封锁线，进入镇江与守将吴如孝见面，敲定了合攻清军的议策。
清军沉不住气，率先进攻汤水山边上的李秀成部太平军。得知镇江守军已经开门出城后，李秀成立刻三千精兵奇袭位于汤头岔河的清军营垒，使之进退失据。
3月18日，湘军、太平军相杀整整一上午，不分胜负。忽然，清军内有人高叫“营垒已失”，顿时军心大乱。恰巧，镇江的太平军援军突至，夹击之下，清军不敌，大溃而去。
此时，太平军仍旧面临很大困难，一是瓜州守军广受层围，二是镇江严重缺粮。权衡之下，秦日纲下令大军攻扬州，如此，不仅可解瓜州之围，还可得粮入镇江劳军。议定之后，秦日纲率陈玉成、李秀成、吴如孝等人于4月2日乘夜从金山渡河，直杀江北大营。
当天，清军诸将皆为雷以瑊过生日，根本不以太平军为意。松懈之军，必有灭顶之灾。在太平军突然攻击下，清军纷纷败退，两天之内，虹桥、朴树湾、三汊河一带一百二十多座大小清军营垒全部失掉，“江北大营”报销。4月5日，太平军二克扬州。
咸丰帝闻讯大怒，下诏逮治托明阿、雷以瑊，升任德兴阿为都统，授为江北大营钦差大臣。
太平军目的不在于占领扬州。见瓜州围解，镇江得粮，秦日纲就想率军自南岸北渡回南京。清军张国梁、吉尔杭阿合军猛攻下蜀街，当地太平军败走，纷纷撤回镇江。吉尔杭阿率所部用大炮猛轰镇江城，下决心要拿下该城。攻打几日，不果。
秦日纲本人，先率一只几千人的部队先行而西。
由于南岸已为清军占据，江上清军水船密集，太平军只得准备由浦口渡江。天京方面，杨秀清派数千人来接应。
太平军在4月14日占领江浦，几天后占领浦口，这样，就为大军由此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4月17日，留守扬州的小部分太平军也撤出。
听闻太平军攻占江浦，吉尔杭阿与向荣都很焦急，分别派出共几千人的部队各自从下蜀街和石埠桥出发，一举夺回了浦口和江浦。
紧急关头，杨秀清飞檄调正在江西连连克捷的石达开回援。石达开闻命即拔军，从江西经安徽南部东归，扑向宁国府。
向荣闻讯，马上派骁将张国梁回江南待命，又派出近两千人驰援宁国府。
4月28日，秦日纲那只先行西上的部队占领仪征，准备由此地渡江往南。由于清军纷纷在六合增派人马，太平军只得弃仪征，抵至三 河扎营。
石达开方面，攻克宁国府（宣城），气势汹汹。向荣心慌，抽出军马守黄池之余，四处调兵。吉尔杭阿也手忙脚乱，遣兵布将重新布置兵力。
石达开拥三、四万大军，开至苏南的小丹阳、陶吴地区。向荣心更慌，忙令张国梁统军往溧水县急奔。
向荣的江南大营，也可称为“石埠桥——东坝防御带”，它以孝陵卫的江南大营主营为中心，自北由长江南岸的石埠桥开始，顺栖霞、尧化门、黄马群、孝陵卫、高桥门、秣陵关、溧水等地，一直南到东坝，自北而南，形成了一道沿南京东山以及城南秦淮河、石臼湖、固城湖的有力防线。由于溧水连接溧阳，距离东坝极近，是出入苏州、常州的战略要地。
石达开抓住向荣心理，玩了个声东击西。所以，他诱引向荣把主力都集中抽调前去抢占溧水这一战略要地。如此一来，江南大营反而变得非常空虚。
秦日纲方面，在5月26日弃三汊河，突然至瓜洲，并自瓜洲渡江，攻打黄泥洲。
吉乐杭阿率军来救，反被太平军包围于烟礅山。鏖战五天五夜，仍不得脱。窘急之下，吉尔杭阿以洋枪抵胸自杀（《清史稿》等称他是中炮而死）。这位爷乃满洲镶黄旗人，工部笔帖式出身，乃文乃武，仍不免身死，最终连尸体也未寻到。清廷震悼，赠其总督，谥勇烈。他这一死，清军在镇江周围的军队群龙无首。七、八十座大营溃决。
秦日纲乘胜，又击败向荣派来的援军，于6月14日回到南京，扎营于燕子矶观音门一带。
与此同时，石达开所分一军已经攻占溧水县。
在杨秀清指挥下，秦日纲分军屯于太平门、神策门等处。很快，太平军由龙脚子出兵，前往仙鹤门扎营。向荣忙遣人去仙鹤门堵御。石达开主力已经赶抵南京姚坊门、仙鹤门一带，与秦日纲一起完成了对向荣江南大营的包抄之势。
向荣急得发跳，忙派人让张国梁自溧水回援，同时严令总兵虎嵩林自丹阳、秣陵关等地抽调水陆兵丁往大营来援。
6月19日，天刚刚亮，石达开、秦日纲二部人马即猛攻仙鹤门的清军营盘，激战竟日。至晚，清将张国梁驰至，在青马群连夜筑垒。
6月20日，石达开自统大军猛攻青马群的清军。同时，太平军又从紫金山杀出两路兵，猛扑山脚的清军兵营。
混战之中，秦日纲又有一支别动队四千多人从灵谷寺翻山进攻清军马队大营。合力进攻之下，杨秀清大开洪武、朝阳诸门，把门外清军营垒数十个一一攻毁。
太平军数军合力，直杀孝陵卫向荣本营，清军骁将张国梁被击伤，参将陈明志等人被打死，清军溃散。
向荣见势不妙，拍马窜向淳化镇方向，江南大营第一次被太平军攻破。屹立三年多的江南大营，一朝即为太平军破毁，时为6月20日。
向荣毕竟有经验，以句容为前哨阵地，沿运河退守丹阳、溧阳。杨秀清命秦日纲率军继续追杀清军，攻拔句容。
7月31日，清军虎嵩林部猛攻黄庄桥，终于克陷太平军数座营垒，好歹稳住阵脚喘口气。
兵败之后，气病交加的向荣想不开，于8月9日在丹阳营帐中，搭上一根白绫，自己把自己挂了起来，自缢身死。清廷闻之震悼，以“病卒”报闻，依例赐恤，谥忠武。
向荣死后，清廷派和春（时为江南提督）为钦差大臣，接办江南军务。
秦日纲攻丹阳不成，转而南攻金坛，准备由此东下苏常地区。
清军张国梁等部驰援金坛，双方相持二十多天。9月3日，太平军撤围，连夜退至句容丁角村一带。
在此前一天，9月2日，天京城内发生了洪秀全、韦昌辉杀杨秀清的“天京事变”，所以秦日纲本人回天京。太平军余部驻队于句容，反攻为守，不再进攻。
如此大胜之际，太平军因内讧停止了军事行动，没能乘胜进击占领苏南富庶地区，可谓失去了一次天赐良机。
——清军江北大营、江南大营的首次崩溃
早在1853年3月27日，即太平军占领南京的第八天，时任湖北提督的“钦差大臣”向荣已经在朝阳门（现中山门）门外的孝陵卫建营筑垒，此即“江南大营”。4月16日，钦差大臣琦善在扬州外围建立“江北大营”。
1854年下半年，由于琦善病死，江宁将军托明阿继任江北大营统帅。病死的琦善，不是别人，正是1840年接替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与英国人议和的偷割香港的那位爷。他曾被道光帝逮治，不久释放，后任四川总督。1853年，他奉命镇压太平军，仅一年多，老哥们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太平军在1853年3月19日占南京，3月31日攻克镇江，4月21日攻占扬州，所以，这三处地方，构成了大“天京”的概念。扬州在1853年底即被清军夺回，太平军在江北只能以瓜洲为军事据点坚守。
江南、江北两个大营，其实尤以向荣的江南大营为重要。向荣老将，扎立大营后，即派军东攻镇江，南守东坝，这就堵死了太平军攻取苏州、常州的去路。同时，他又派兵西守宁国，北击芜湖，由此也守住了皖南入浙江的宣城（时称宁国府）门户，保证了自浙江运至的饷粮能及时运至。
向荣这个人，是太平军的死对头。1952年中国史学会主编的厚厚八大卷《太平天国》史料中，仅《向荣奏稿》就占了整整一大卷。向荣，四川大宁人，字欣然（真是“欣欣向荣”呵）。此人非士人非贵族，最早在甘肃固原当兵，为当时的提督杨遇春识拨，常年征战于青海、新疆等地，积功至甘肃镇羌营游击。道光十三年，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很赏识向荣，调他回京城训练京营，累迁开州协副将。道光二十七年，擢为四川提督。道光三十年，向荣又参与平湖南李沅发之乱。拜上帝会初起，时任巡抚的郑祖琛无能，咸丰帝亲自下旨，调当时在军中颇有威望的向荣为广西提督，专门主剿广西刚刚崛起的太平军。早期的大黄江、牛排岭等战，向荣力战，屡屡成功，得清廷“霍钦巴图鲁”赐号。不久，由于新任巡抚周天爵与向荣不睦，致使上下不能协同，被包围的太平军乘机合窜去象州，向荣本人因此遭降三级的处分。大学士赛尚阿来广西督师，向荣与乌兰泰二人合剿太平军，开始还算顺利，但未几就大败于官村。太平军陷永安州，向荣遭削职处分。隔了数月，永安得复，向荣复官。但是，他与同为大将的乌兰泰又不和，清军屡屡贻误战机。太平军攻桂林不成，由兴安、全州窜入湖南。朝廷盛怒之下，准备把向荣削职准备发配新疆。好在赛尚阿保他，让他率兵追击太平军。在湖南，向荣于浏阳门、岳麓山等处屡次得胜，解长沙之围大有功。太平军北走，陷岳州，入湖北，直击武昌，诸部官军仅敢遥遥尾随，赛尚阿等人因此均遭罢黜。由于向荣多次使危城得保，清廷不仅没处罚他，反而复任他为广西提督，提军援武昌。武昌被太平军攻克，向荣仍然被授湖北提督一衔，不久为“钦差大臣”，专办军务。太平军主动放弃武昌沿江东犯，向荣上奏“克复”武昌，蹑追太平军。
太平军攻克南京后，向荣总算能在通济门及七桥罋等地打了几场胜仗，进屯孝陵卫结营。清廷为了鼓励他，赏“黄马褂”，让他与琦善分掌江南、江北军事。如此老将，与太平军自广西而湖南，自湖南而湖北，自湖南而江苏，转战几年，向荣可谓没功劳也有苦劳。
向荣建江南大营后，不时进攻南京城，在东南各门楼与太平军交战，还打死过石祯祥等很有名的“贼将”。但是，在九十六里周长的坚城面前，清军攻入南京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向荣绞尽心机，又调集水军，积极控制南京附近的长江水面。
1855年（咸丰五年），在上海刚刚平定“小刀会”的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率军攻镇江。南京的杨秀清大恐。因为，向荣扼长江水路，如果镇江、瓜洲等地再失，清军合军于江南大营，南京压力将变得非常大。于是，杨秀清发军东援镇江。
年底，听闻太平军出援镇江，向荣迅速抽兵驻扎于东阳镇。吉尔杭阿派总兵虎嵩林率二千多人马在镇江以西高资镇布防。由于向荣布兵有方，其手下德安、张国梁两总兵能战，三支准备由南京出援的太平军均被阻挡回去。无奈之余，杨秀清只得下令从长江上游的芜湖、三河、和州等地调兵回援，以秦日纲为主帅，统领冬官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等人，各自提兵东援镇江、瓜洲。
秦日纲很有头脑，他先派出一军在仙鹤门与向荣主力张国梁等部交战，吸引注意力。东王杨秀清也派人从南京龙脖子一带出兵，以分清军兵势。如此，赴援镇江的太平军沿江而进，以泰山压顶之势直扑清军。1856年2月1日，清军不敌，由龙潭退至下蜀街。双方交战几日，最终血战之后，太平军攻占下蜀街。一直坚守镇江的太平军守将吴如孝执行杨秀清命令，数次从镇江开城突出，准备与下蜀街一带援军汇合，合攻战略要地高资镇。双方相持，互有杀伤。
相持一月有多，清军与太平军在汤头僵持。清军严把水上、陆路各要路，切断南京太平军援军与镇江守军的联系。
关键时刻，冬官丞相陈玉成神勇过人，乘小船冒死冲过清军封锁线，进入镇江与守将吴如孝见面，敲定了合攻清军的议策。
清军沉不住气，率先进攻汤水山边上的李秀成部太平军。得知镇江守军已经开门出城后，李秀成立刻三千精兵奇袭位于汤头岔河的清军营垒，使之进退失据。
3月18日，湘军、太平军相杀整整一上午，不分胜负。忽然，清军内有人高叫“营垒已失”，顿时军心大乱。恰巧，镇江的太平军援军突至，夹击之下，清军不敌，大溃而去。
此时，太平军仍旧面临很大困难，一是瓜州守军广受层围，二是镇江严重缺粮。权衡之下，秦日纲下令大军攻扬州，如此，不仅可解瓜州之围，还可得粮入镇江劳军。议定之后，秦日纲率陈玉成、李秀成、吴如孝等人于4月2日乘夜从金山渡河，直杀江北大营。
当天，清军诸将皆为雷以瑊过生日，根本不以太平军为意。松懈之军，必有灭顶之灾。在太平军突然攻击下，清军纷纷败退，两天之内，虹桥、朴树湾、三汊河一带一百二十多座大小清军营垒全部失掉，“江北大营”报销。4月5日，太平军二克扬州。
咸丰帝闻讯大怒，下诏逮治托明阿、雷以瑊，升任德兴阿为都统，授为江北大营钦差大臣。
太平军目的不在于占领扬州。见瓜州围解，镇江得粮，秦日纲就想率军自南岸北渡回南京。清军张国梁、吉尔杭阿合军猛攻下蜀街，当地太平军败走，纷纷撤回镇江。吉尔杭阿率所部用大炮猛轰镇江城，下决心要拿下该城。攻打几日，不果。
秦日纲本人，先率一只几千人的部队先行而西。
由于南岸已为清军占据，江上清军水船密集，太平军只得准备由浦口渡江。天京方面，杨秀清派数千人来接应。
太平军在4月14日占领江浦，几天后占领浦口，这样，就为大军由此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4月17日，留守扬州的小部分太平军也撤出。
听闻太平军攻占江浦，吉尔杭阿与向荣都很焦急，分别派出共几千人的部队各自从下蜀街和石埠桥出发，一举夺回了浦口和江浦。
紧急关头，杨秀清飞檄调正在江西连连克捷的石达开回援。石达开闻命即拔军，从江西经安徽南部东归，扑向宁国府。
向荣闻讯，马上派骁将张国梁回江南待命，又派出近两千人驰援宁国府。
4月28日，秦日纲那只先行西上的部队占领仪征，准备由此地渡江往南。由于清军纷纷在六合增派人马，太平军只得弃仪征，抵至三 河扎营。
石达开方面，攻克宁国府（宣城），气势汹汹。向荣心慌，抽出军马守黄池之余，四处调兵。吉尔杭阿也手忙脚乱，遣兵布将重新布置兵力。
石达开拥三、四万大军，开至苏南的小丹阳、陶吴地区。向荣心更慌，忙令张国梁统军往溧水县急奔。
向荣的江南大营，也可称为“石埠桥——东坝防御带”，它以孝陵卫的江南大营主营为中心，自北由长江南岸的石埠桥开始，顺栖霞、尧化门、黄马群、孝陵卫、高桥门、秣陵关、溧水等地，一直南到东坝，自北而南，形成了一道沿南京东山以及城南秦淮河、石臼湖、固城湖的有力防线。由于溧水连接溧阳，距离东坝极近，是出入苏州、常州的战略要地。
石达开抓住向荣心理，玩了个声东击西。所以，他诱引向荣把主力都集中抽调前去抢占溧水这一战略要地。如此一来，江南大营反而变得非常空虚。
秦日纲方面，在5月26日弃三汊河，突然至瓜洲，并自瓜洲渡江，攻打黄泥洲。
吉乐杭阿率军来救，反被太平军包围于烟礅山。鏖战五天五夜，仍不得脱。窘急之下，吉尔杭阿以洋枪抵胸自杀（《清史稿》等称他是中炮而死）。这位爷乃满洲镶黄旗人，工部笔帖式出身，乃文乃武，仍不免身死，最终连尸体也未寻到。清廷震悼，赠其总督，谥勇烈。他这一死，清军在镇江周围的军队群龙无首。七、八十座大营溃决。
秦日纲乘胜，又击败向荣派来的援军，于6月14日回到南京，扎营于燕子矶观音门一带。
与此同时，石达开所分一军已经攻占溧水县。
在杨秀清指挥下，秦日纲分军屯于太平门、神策门等处。很快，太平军由龙脚子出兵，前往仙鹤门扎营。向荣忙遣人去仙鹤门堵御。石达开主力已经赶抵南京姚坊门、仙鹤门一带，与秦日纲一起完成了对向荣江南大营的包抄之势。
向荣急得发跳，忙派人让张国梁自溧水回援，同时严令总兵虎嵩林自丹阳、秣陵关等地抽调水陆兵丁往大营来援。
6月19日，天刚刚亮，石达开、秦日纲二部人马即猛攻仙鹤门的清军营盘，激战竟日。至晚，清将张国梁驰至，在青马群连夜筑垒。
6月20日，石达开自统大军猛攻青马群的清军。同时，太平军又从紫金山杀出两路兵，猛扑山脚的清军兵营。
混战之中，秦日纲又有一支别动队四千多人从灵谷寺翻山进攻清军马队大营。合力进攻之下，杨秀清大开洪武、朝阳诸门，把门外清军营垒数十个一一攻毁。
太平军数军合力，直杀孝陵卫向荣本营，清军骁将张国梁被击伤，参将陈明志等人被打死，清军溃散。
向荣见势不妙，拍马窜向淳化镇方向，江南大营第一次被太平军攻破。屹立三年多的江南大营，一朝即为太平军破毁，时为6月20日。
向荣毕竟有经验，以句容为前哨阵地，沿运河退守丹阳、溧阳。杨秀清命秦日纲率军继续追杀清军，攻拔句容。
7月31日，清军虎嵩林部猛攻黄庄桥，终于克陷太平军数座营垒，好歹稳住阵脚喘口气。
兵败之后，气病交加的向荣想不开，于8月9日在丹阳营帐中，搭上一根白绫，自己把自己挂了起来，自缢身死。清廷闻之震悼，以“病卒”报闻，依例赐恤，谥忠武。
向荣死后，清廷派和春（时为江南提督）为钦差大臣，接办江南军务。
秦日纲攻丹阳不成，转而南攻金坛，准备由此东下苏常地区。
清军张国梁等部驰援金坛，双方相持二十多天。9月3日，太平军撤围，连夜退至句容丁角村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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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大胜之际，太平军因内讧停止了军事行动，没能乘胜进击占领苏南富庶地区，可谓失去了一次天赐良机。
经常能在春秋和天涯看见他的文章
那么我下次也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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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湘中王平 于 2007-1-17 16:0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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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 你是湖南人吧 我给你一首湖南人唱的歌 我很欣赏这位歌手的 http://www.666ccc.com/music/72565.htm
忽忽~学生哥哥都好这手~;P ;P :P :victory:
我最喜欢滴是武之舞主题曲———中华武魂
孙川词曲歌
可惜不知道从哪听好~: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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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什么也阻止不了中国的农民阶级最终被地主统治,农民的老婆只好躲到山洞中去幻想土改运动了！！！;P ;P ;P
农民阶级？仅有朱元璋（应该是重八这是农民的姓）才是农民出身，加入农民暴乱吧！（不过应是反抗外来侵略，这样说不厚道）
刘邦是乡长，刘秀是地主，曹操是干部子女，司马氏是部长总理！杨坚是高干家属，李渊是军区首长。老赵是中央军委的，大元大清是都是自治区主席！
樊崇、张宝、黄巢、翟让、窦建德、李自成、杨么、方腊脑袋统统搬家！
农民阶级？仅有朱元璋（应该是重八这是农民的姓）才是农民出身，加入农民暴乱吧！（不过应是反抗外来侵略，这样说不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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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湘中王平 于 2007-1-17 18:4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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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 看来你不喜欢R&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