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试析中国近现代问题的根源及展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1:37:28
试析中国近现代问题的根源及展望
中国近现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在面对西方冲击的时候未能作出正确应对认识并付诸实施，而且在至今的一百多年里都没能得到基本准确的认识，以致道路坎坷曲折，究其根源，在于有缺陷的传统文化思想下导致的人的素质缺陷，至于历史责任，则在于中国的知识群体。本文就是希望在与大家的讨论中得出准确认识，以求在认识上使中国避免重蹈覆辙。
知识群体的责任与利益
有些知识分子可能对我将历史责任归咎于知识群体有所不满，不过，我用的是“知识群体”这一概念，当然，知识分子也是包括其中的。我想最好还是在进入正题前阐述清楚这一问题，以免有些朋友带着情绪看本文，或者掉头而去。
大家都知道，想在某个方面做成事情，就需要具备相关的知识和能力，否则就会无法达到目的，甚至会出笑话，造成错失乃至灾难，例如主要因对经济领域的知识和能力缺陷而出现的大跃进；缺乏政治素质却喜欢掺和政治而被反的所谓右派。对于知识这个概念呢，我们知道即使以前目不识丁的中国农民，所具备的农业和社会知识也是知识，不能因为其知识不是通过文字学习到而不承认是知识，不过其知识是比较低级和落后的，无法达到现代农业技术所能达到的效益，社会知识也不尽合理或错误，例如，八十年代出现的请农民做企业主管，认为有知识人的还不如目不识丁的农民的怪事，实质上就是八十年代开始的社会整体不健康，而受到官方思想教育和现代社会认识的人对不健康社会环境下滋生的潜规则有着观念上的认知障碍，而接受中国潜规则传统教育的中国农民则既被贫穷逼得很大胆，且又没有观念上的障碍（潜规则具体情况见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虽然此书的观点还有不足之处）。不过，中国农民在历史上却被逼得不得不去尽自身原本素质所不能及的历史和社会责任，例如一个王朝积弊难返，或者中国遭受外族统治的时候，农民先是被逼迫得离开土地成为流民，然后再为生存而成为流寇，接着在残酷的乱世从实践中获取生存所需的政治军事知识和能力，大多数人由于原本素质的不足而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失败，例如即使取得一定成功的李自成，和隋末败于李氏集团的窦建德，少数人才能成功并使得中国由乱到治，或者山河光复，例如主要由军痞组成的后周和北宋集团，和由流民组成的朱元璋集团。按说吧，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能力的人是可以缩短这种乱世的，例如出身豪强地主的刘秀集团和出身军人士族豪强的李唐集团，不过，作为社会政治主体的儒生士大夫阶层却普遍缺乏使得社会由不健康到健康，由乱世到治世所需要的政治军事能力，并且由于隋朝以后儒生士大夫阶层对社会形成垄断特权，而且使得自身群体的知识和能力越来越狭隘和不适于所用，所以越到封建社会后期，这个群体或阶层的能力越来越不足。例如康梁变法，姑不论其主张是否正确，且说其使得主张实施的行为，首先就不能象日本明治诸武士群体那样使得自身取得实施其主张的权力，其次也不能使得最强的权力支持自己，如慈禧太后，最后也不能使得支持自己的权力得到保证，即光绪，所以不失败才是怪事呢。再如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其知识和能力的不足，使得其既不能提出全面可行的政治主张，也不能使得自身主张付诸实施，象其提出的教育救国就是专业性片面或者缺乏政治素质的不全面，而作为一个具有政治意愿的群体，也缺乏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所需要的政治军事素质，所以只能依附于国共双方或者军阀，而且在建国后，没有能力根据国家和民族的现状和利益去选择自己的政治行为，以致在每次政治事件中都以失败者的身份出现在历史中。这样有人会说了，那就有点自知之明，远离社会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了，不然，就象前面所说的，你总不能在具备较社会其他群体优越的知识，或者具备较社会其他群体优越的学习知识的便利条件下，不去完善自身知识和能力，而是象历史上那样坐等各种条件都很不足的农民去尽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吧，所以，要说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的缘由，就在于你的知识和能力。
时常见到人把一些社会和历史责任推到君主、领袖、政治家和政治团体身上，不错，从历史书来看，事情是这些人或群体决定的，不过我们需要反过来问一下，为什么从儒生士大夫到知识分子群体号称正确的主张不能得到实施，又为什么不努力使得自身的主张得到实施？例如说中共吧，尽管正如许多知识分子所说的，中共缺乏诸如经济、科技之类的知识，甚至在学习苏联的经验时候，也没学到苏联的国营农场，而是搞了人民公社，但是，中共却拥有领导中国走向独立自主，使得国家运行所需要的政治军事人才，而知识分子却大多只具备专业技能，根本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现在我们就要问一个应该从封建社会问到现在的问题，就象中国字典所说的定义“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例如科学家、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使得社会正常运行，需要的是各种领域专业人才的协作来完成，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把这些能力范围不全面的人划分为一个群体，这些人也自居为一个群体并以为能发挥全面的社会作用，或者以为能达到全面的社会目的？例如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他在科学研究方面具有专长，但是他也许就象西方笑话中心不在焉的教授那样，缺乏参与社会活动所需要的素质，甚至连基本生活处理都成问题，他可以为社会提供专业意见，但是却很难对社会问题作出认识和判断，而参与社会活动，至少是需要具备起码的社会素质，从而起码能对社会问题作出支持与否的判断，所以这样的定义是否是一种不全面的狭隘定义呢？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儒生士大夫时期算起，就将政治家与政客混为一谈，并视为异类，对军人等职业也持轻视态度，作为以为自己能治国平天下的群体，却拒绝这些素质，怎么可能成功呢？而且，正如上文所说，从事社会活动需要的是起码的社会知识，如果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一个服务员或者一个军人具备了起码的社会素质，就会成为能对社会问题作出认识判断和行为选择的人，把需要团结协作的人划分为另外的群体，这不是违反政治和社会主张需要越多越好的人支持的政治原则吗？真正的群体划分，应该是对社会进步与健康的支持与反对之分。现代观念始于西方，而现代观念中社会只有分工不同，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社会各职业都是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即使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吧，在西方这样以利益为主的社会中也很清楚自身的权益与责任，也是对社会行使权利或追求的一部分，我们学习西方现代观念，应该学习其观念和精神，从而通过努力使得自身也象西方那样进步富强，甚至犹有过之，而非象儒生士大夫只要求给予其天下太平的结果那样，只想要西方社会文化思想所致的效果，甚至是只满足自身欲望的效果。我们最好能破除“知识分子”这一模糊不清的概念，在中国这样落后认识与进步认识并存的环境下，持所有具备现代认识的社会个体为具备现代知识的现代知识群体的观念，从而使我们能协力促进社会进步与健康。当然，知识群体的概念也是针对中国这种存在落后意识的社会环境而设的，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好的情况当然是全社会都具备进步认识，并选择进步认识下的行为。
所有的知识，都是属于人类的认识，例如毒药知识，虽然坏人可以用来毒害他人，但是我们却不能不具备些毒药知识，为辨识、预防和解毒所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利用毒药知识来除掉坏人，比如如果有人能在战时毒死希特勒，肯定会被认为功德无量。当然，希特勒之所以能让德国人追随他侵略，也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罪过，也有德国人具有西方人普遍具有的侵略意识这样的原因的。日本也一样。同理，做政客需要的知识和能力也是如此，例如明朝的徐阶扳倒权相严嵩的手段就是政客手段。我们中国的传统教育方法是不让人接触和了解所谓违反儒家道德的东西，这样人遇到这些东西时候又怎么应对呢，弄不好还会为其所惑。知识的性质是没有对错正邪之分的，有对错正邪之分的只是创造和运用知识的人。
其实，社会形态的进步与否和社会状态的健康与否，对于具备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来说，在利益方面的得失也远比普通社会个体重要。例如，在落后的社会意识下，某些宗教团体会取代本来应该由持进步认识的人所处的位置。再如，现在社会不健康，在国营企业中官本位的潜规则知识和能力者会取代正常的企业管理能力者；而官本位下企业对技术发展与创新的意愿就会淡薄，原本在正常的企业环境下通过研究创造来获得更多利益的技术人员，就只能从事一些生产技术工作，而这种工作像样点的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也会具备，从而使得技术人员不仅在效益创造上不如技术工人重要，而且企业对技术人员的需求也会降低，因而对其就业造成损害。又如，现在变相的营私舞弊措施——面试——不仅使得知识人才难以与金钱、关系和势力竞争，而且本来其所知识和能力就能完成本职工作，却还需要学习官场知识和能力，从而使得知识所带来的自豪感成为屈辱感；另外，如果不是九十年代后公务机构门褴的提高使得知识人才得以得到机会（虽然这种措施不及只看重能力，但多少可以防止进一步的不公平吧），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正规学业上的知识人才，在潜规则的能力上，至少开始很可能不如提早进入社会的普通人。最后，例如一些不健康现象的存在，使得工程建筑存在豆腐渣和不合格问题，一些人也抱着捞一票就走的想法，使得社会对工程机械的质量和技术要求很低，甚至只要求但时间内能用就可以，从而影响到了机械及零部件厂家对技术和质量要求的低下，同时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很少。诸如此类。（下一节开始谈正题：近现代中国问题的根源。）试析中国近现代问题的根源及展望
中国近现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在面对西方冲击的时候未能作出正确应对认识并付诸实施，而且在至今的一百多年里都没能得到基本准确的认识，以致道路坎坷曲折，究其根源，在于有缺陷的传统文化思想下导致的人的素质缺陷，至于历史责任，则在于中国的知识群体。本文就是希望在与大家的讨论中得出准确认识，以求在认识上使中国避免重蹈覆辙。
知识群体的责任与利益
有些知识分子可能对我将历史责任归咎于知识群体有所不满，不过，我用的是“知识群体”这一概念，当然，知识分子也是包括其中的。我想最好还是在进入正题前阐述清楚这一问题，以免有些朋友带着情绪看本文，或者掉头而去。
大家都知道，想在某个方面做成事情，就需要具备相关的知识和能力，否则就会无法达到目的，甚至会出笑话，造成错失乃至灾难，例如主要因对经济领域的知识和能力缺陷而出现的大跃进；缺乏政治素质却喜欢掺和政治而被反的所谓右派。对于知识这个概念呢，我们知道即使以前目不识丁的中国农民，所具备的农业和社会知识也是知识，不能因为其知识不是通过文字学习到而不承认是知识，不过其知识是比较低级和落后的，无法达到现代农业技术所能达到的效益，社会知识也不尽合理或错误，例如，八十年代出现的请农民做企业主管，认为有知识人的还不如目不识丁的农民的怪事，实质上就是八十年代开始的社会整体不健康，而受到官方思想教育和现代社会认识的人对不健康社会环境下滋生的潜规则有着观念上的认知障碍，而接受中国潜规则传统教育的中国农民则既被贫穷逼得很大胆，且又没有观念上的障碍（潜规则具体情况见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虽然此书的观点还有不足之处）。不过，中国农民在历史上却被逼得不得不去尽自身原本素质所不能及的历史和社会责任，例如一个王朝积弊难返，或者中国遭受外族统治的时候，农民先是被逼迫得离开土地成为流民，然后再为生存而成为流寇，接着在残酷的乱世从实践中获取生存所需的政治军事知识和能力，大多数人由于原本素质的不足而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失败，例如即使取得一定成功的李自成，和隋末败于李氏集团的窦建德，少数人才能成功并使得中国由乱到治，或者山河光复，例如主要由军痞组成的后周和北宋集团，和由流民组成的朱元璋集团。按说吧，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能力的人是可以缩短这种乱世的，例如出身豪强地主的刘秀集团和出身军人士族豪强的李唐集团，不过，作为社会政治主体的儒生士大夫阶层却普遍缺乏使得社会由不健康到健康，由乱世到治世所需要的政治军事能力，并且由于隋朝以后儒生士大夫阶层对社会形成垄断特权，而且使得自身群体的知识和能力越来越狭隘和不适于所用，所以越到封建社会后期，这个群体或阶层的能力越来越不足。例如康梁变法，姑不论其主张是否正确，且说其使得主张实施的行为，首先就不能象日本明治诸武士群体那样使得自身取得实施其主张的权力，其次也不能使得最强的权力支持自己，如慈禧太后，最后也不能使得支持自己的权力得到保证，即光绪，所以不失败才是怪事呢。再如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其知识和能力的不足，使得其既不能提出全面可行的政治主张，也不能使得自身主张付诸实施，象其提出的教育救国就是专业性片面或者缺乏政治素质的不全面，而作为一个具有政治意愿的群体，也缺乏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所需要的政治军事素质，所以只能依附于国共双方或者军阀，而且在建国后，没有能力根据国家和民族的现状和利益去选择自己的政治行为，以致在每次政治事件中都以失败者的身份出现在历史中。这样有人会说了，那就有点自知之明，远离社会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了，不然，就象前面所说的，你总不能在具备较社会其他群体优越的知识，或者具备较社会其他群体优越的学习知识的便利条件下，不去完善自身知识和能力，而是象历史上那样坐等各种条件都很不足的农民去尽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吧，所以，要说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的缘由，就在于你的知识和能力。
时常见到人把一些社会和历史责任推到君主、领袖、政治家和政治团体身上，不错，从历史书来看，事情是这些人或群体决定的，不过我们需要反过来问一下，为什么从儒生士大夫到知识分子群体号称正确的主张不能得到实施，又为什么不努力使得自身的主张得到实施？例如说中共吧，尽管正如许多知识分子所说的，中共缺乏诸如经济、科技之类的知识，甚至在学习苏联的经验时候，也没学到苏联的国营农场，而是搞了人民公社，但是，中共却拥有领导中国走向独立自主，使得国家运行所需要的政治军事人才，而知识分子却大多只具备专业技能，根本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现在我们就要问一个应该从封建社会问到现在的问题，就象中国字典所说的定义“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例如科学家、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使得社会正常运行，需要的是各种领域专业人才的协作来完成，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把这些能力范围不全面的人划分为一个群体，这些人也自居为一个群体并以为能发挥全面的社会作用，或者以为能达到全面的社会目的？例如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他在科学研究方面具有专长，但是他也许就象西方笑话中心不在焉的教授那样，缺乏参与社会活动所需要的素质，甚至连基本生活处理都成问题，他可以为社会提供专业意见，但是却很难对社会问题作出认识和判断，而参与社会活动，至少是需要具备起码的社会素质，从而起码能对社会问题作出支持与否的判断，所以这样的定义是否是一种不全面的狭隘定义呢？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儒生士大夫时期算起，就将政治家与政客混为一谈，并视为异类，对军人等职业也持轻视态度，作为以为自己能治国平天下的群体，却拒绝这些素质，怎么可能成功呢？而且，正如上文所说，从事社会活动需要的是起码的社会知识，如果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一个服务员或者一个军人具备了起码的社会素质，就会成为能对社会问题作出认识判断和行为选择的人，把需要团结协作的人划分为另外的群体，这不是违反政治和社会主张需要越多越好的人支持的政治原则吗？真正的群体划分，应该是对社会进步与健康的支持与反对之分。现代观念始于西方，而现代观念中社会只有分工不同，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社会各职业都是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即使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吧，在西方这样以利益为主的社会中也很清楚自身的权益与责任，也是对社会行使权利或追求的一部分，我们学习西方现代观念，应该学习其观念和精神，从而通过努力使得自身也象西方那样进步富强，甚至犹有过之，而非象儒生士大夫只要求给予其天下太平的结果那样，只想要西方社会文化思想所致的效果，甚至是只满足自身欲望的效果。我们最好能破除“知识分子”这一模糊不清的概念，在中国这样落后认识与进步认识并存的环境下，持所有具备现代认识的社会个体为具备现代知识的现代知识群体的观念，从而使我们能协力促进社会进步与健康。当然，知识群体的概念也是针对中国这种存在落后意识的社会环境而设的，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好的情况当然是全社会都具备进步认识，并选择进步认识下的行为。
所有的知识，都是属于人类的认识，例如毒药知识，虽然坏人可以用来毒害他人，但是我们却不能不具备些毒药知识，为辨识、预防和解毒所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利用毒药知识来除掉坏人，比如如果有人能在战时毒死希特勒，肯定会被认为功德无量。当然，希特勒之所以能让德国人追随他侵略，也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罪过，也有德国人具有西方人普遍具有的侵略意识这样的原因的。日本也一样。同理，做政客需要的知识和能力也是如此，例如明朝的徐阶扳倒权相严嵩的手段就是政客手段。我们中国的传统教育方法是不让人接触和了解所谓违反儒家道德的东西，这样人遇到这些东西时候又怎么应对呢，弄不好还会为其所惑。知识的性质是没有对错正邪之分的，有对错正邪之分的只是创造和运用知识的人。
其实，社会形态的进步与否和社会状态的健康与否，对于具备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来说，在利益方面的得失也远比普通社会个体重要。例如，在落后的社会意识下，某些宗教团体会取代本来应该由持进步认识的人所处的位置。再如，现在社会不健康，在国营企业中官本位的潜规则知识和能力者会取代正常的企业管理能力者；而官本位下企业对技术发展与创新的意愿就会淡薄，原本在正常的企业环境下通过研究创造来获得更多利益的技术人员，就只能从事一些生产技术工作，而这种工作像样点的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也会具备，从而使得技术人员不仅在效益创造上不如技术工人重要，而且企业对技术人员的需求也会降低，因而对其就业造成损害。又如，现在变相的营私舞弊措施——面试——不仅使得知识人才难以与金钱、关系和势力竞争，而且本来其所知识和能力就能完成本职工作，却还需要学习官场知识和能力，从而使得知识所带来的自豪感成为屈辱感；另外，如果不是九十年代后公务机构门褴的提高使得知识人才得以得到机会（虽然这种措施不及只看重能力，但多少可以防止进一步的不公平吧），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正规学业上的知识人才，在潜规则的能力上，至少开始很可能不如提早进入社会的普通人。最后，例如一些不健康现象的存在，使得工程建筑存在豆腐渣和不合格问题，一些人也抱着捞一票就走的想法，使得社会对工程机械的质量和技术要求很低，甚至只要求但时间内能用就可以，从而影响到了机械及零部件厂家对技术和质量要求的低下，同时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很少。诸如此类。（下一节开始谈正题：近现代中国问题的根源。）
中国近现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在面对西方冲击的时候未能作出正确应对认识并付诸实施，而且在至今的一百多年里都没能得到基本准确的认识，以致道路坎坷曲折，究其根源，在于有缺陷的传统文化思想下导致的人的素质缺陷，至于历史责任，则在于中国的知识群体。本文就是希望在与大家的讨论中得出准确认识，以求在认识上使中国避免重蹈覆辙。
知识群体的责任与利益
有些知识分子可能对我将历史责任归咎于知识群体有所不满，不过，我用的是“知识群体”这一概念，当然，知识分子也是包括其中的。我想最好还是在进入正题前阐述清楚这一问题，以免有些朋友带着情绪看本文，或者掉头而去。
大家都知道，想在某个方面做成事情，就需要具备相关的知识和能力，否则就会无法达到目的，甚至会出笑话，造成错失乃至灾难，例如主要因对经济领域的知识和能力缺陷而出现的大跃进；缺乏政治素质却喜欢掺和政治而被反的所谓右派。对于知识这个概念呢，我们知道即使以前目不识丁的中国农民，所具备的农业和社会知识也是知识，不能因为其知识不是通过文字学习到而不承认是知识，不过其知识是比较低级和落后的，无法达到现代农业技术所能达到的效益，社会知识也不尽合理或错误，例如，八十年代出现的请农民做企业主管，认为有知识人的还不如目不识丁的农民的怪事，实质上就是八十年代开始的社会整体不健康，而受到官方思想教育和现代社会认识的人对不健康社会环境下滋生的潜规则有着观念上的认知障碍，而接受中国潜规则传统教育的中国农民则既被贫穷逼得很大胆，且又没有观念上的障碍（潜规则具体情况见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虽然此书的观点还有不足之处）。不过，中国农民在历史上却被逼得不得不去尽自身原本素质所不能及的历史和社会责任，例如一个王朝积弊难返，或者中国遭受外族统治的时候，农民先是被逼迫得离开土地成为流民，然后再为生存而成为流寇，接着在残酷的乱世从实践中获取生存所需的政治军事知识和能力，大多数人由于原本素质的不足而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失败，例如即使取得一定成功的李自成，和隋末败于李氏集团的窦建德，少数人才能成功并使得中国由乱到治，或者山河光复，例如主要由军痞组成的后周和北宋集团，和由流民组成的朱元璋集团。按说吧，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能力的人是可以缩短这种乱世的，例如出身豪强地主的刘秀集团和出身军人士族豪强的李唐集团，不过，作为社会政治主体的儒生士大夫阶层却普遍缺乏使得社会由不健康到健康，由乱世到治世所需要的政治军事能力，并且由于隋朝以后儒生士大夫阶层对社会形成垄断特权，而且使得自身群体的知识和能力越来越狭隘和不适于所用，所以越到封建社会后期，这个群体或阶层的能力越来越不足。例如康梁变法，姑不论其主张是否正确，且说其使得主张实施的行为，首先就不能象日本明治诸武士群体那样使得自身取得实施其主张的权力，其次也不能使得最强的权力支持自己，如慈禧太后，最后也不能使得支持自己的权力得到保证，即光绪，所以不失败才是怪事呢。再如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其知识和能力的不足，使得其既不能提出全面可行的政治主张，也不能使得自身主张付诸实施，象其提出的教育救国就是专业性片面或者缺乏政治素质的不全面，而作为一个具有政治意愿的群体，也缺乏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所需要的政治军事素质，所以只能依附于国共双方或者军阀，而且在建国后，没有能力根据国家和民族的现状和利益去选择自己的政治行为，以致在每次政治事件中都以失败者的身份出现在历史中。这样有人会说了，那就有点自知之明，远离社会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了，不然，就象前面所说的，你总不能在具备较社会其他群体优越的知识，或者具备较社会其他群体优越的学习知识的便利条件下，不去完善自身知识和能力，而是象历史上那样坐等各种条件都很不足的农民去尽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吧，所以，要说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的缘由，就在于你的知识和能力。
时常见到人把一些社会和历史责任推到君主、领袖、政治家和政治团体身上，不错，从历史书来看，事情是这些人或群体决定的，不过我们需要反过来问一下，为什么从儒生士大夫到知识分子群体号称正确的主张不能得到实施，又为什么不努力使得自身的主张得到实施？例如说中共吧，尽管正如许多知识分子所说的，中共缺乏诸如经济、科技之类的知识，甚至在学习苏联的经验时候，也没学到苏联的国营农场，而是搞了人民公社，但是，中共却拥有领导中国走向独立自主，使得国家运行所需要的政治军事人才，而知识分子却大多只具备专业技能，根本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现在我们就要问一个应该从封建社会问到现在的问题，就象中国字典所说的定义“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例如科学家、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使得社会正常运行，需要的是各种领域专业人才的协作来完成，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把这些能力范围不全面的人划分为一个群体，这些人也自居为一个群体并以为能发挥全面的社会作用，或者以为能达到全面的社会目的？例如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他在科学研究方面具有专长，但是他也许就象西方笑话中心不在焉的教授那样，缺乏参与社会活动所需要的素质，甚至连基本生活处理都成问题，他可以为社会提供专业意见，但是却很难对社会问题作出认识和判断，而参与社会活动，至少是需要具备起码的社会素质，从而起码能对社会问题作出支持与否的判断，所以这样的定义是否是一种不全面的狭隘定义呢？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儒生士大夫时期算起，就将政治家与政客混为一谈，并视为异类，对军人等职业也持轻视态度，作为以为自己能治国平天下的群体，却拒绝这些素质，怎么可能成功呢？而且，正如上文所说，从事社会活动需要的是起码的社会知识，如果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一个服务员或者一个军人具备了起码的社会素质，就会成为能对社会问题作出认识判断和行为选择的人，把需要团结协作的人划分为另外的群体，这不是违反政治和社会主张需要越多越好的人支持的政治原则吗？真正的群体划分，应该是对社会进步与健康的支持与反对之分。现代观念始于西方，而现代观念中社会只有分工不同，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社会各职业都是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即使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吧，在西方这样以利益为主的社会中也很清楚自身的权益与责任，也是对社会行使权利或追求的一部分，我们学习西方现代观念，应该学习其观念和精神，从而通过努力使得自身也象西方那样进步富强，甚至犹有过之，而非象儒生士大夫只要求给予其天下太平的结果那样，只想要西方社会文化思想所致的效果，甚至是只满足自身欲望的效果。我们最好能破除“知识分子”这一模糊不清的概念，在中国这样落后认识与进步认识并存的环境下，持所有具备现代认识的社会个体为具备现代知识的现代知识群体的观念，从而使我们能协力促进社会进步与健康。当然，知识群体的概念也是针对中国这种存在落后意识的社会环境而设的，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好的情况当然是全社会都具备进步认识，并选择进步认识下的行为。
所有的知识，都是属于人类的认识，例如毒药知识，虽然坏人可以用来毒害他人，但是我们却不能不具备些毒药知识，为辨识、预防和解毒所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利用毒药知识来除掉坏人，比如如果有人能在战时毒死希特勒，肯定会被认为功德无量。当然，希特勒之所以能让德国人追随他侵略，也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罪过，也有德国人具有西方人普遍具有的侵略意识这样的原因的。日本也一样。同理，做政客需要的知识和能力也是如此，例如明朝的徐阶扳倒权相严嵩的手段就是政客手段。我们中国的传统教育方法是不让人接触和了解所谓违反儒家道德的东西，这样人遇到这些东西时候又怎么应对呢，弄不好还会为其所惑。知识的性质是没有对错正邪之分的，有对错正邪之分的只是创造和运用知识的人。
其实，社会形态的进步与否和社会状态的健康与否，对于具备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来说，在利益方面的得失也远比普通社会个体重要。例如，在落后的社会意识下，某些宗教团体会取代本来应该由持进步认识的人所处的位置。再如，现在社会不健康，在国营企业中官本位的潜规则知识和能力者会取代正常的企业管理能力者；而官本位下企业对技术发展与创新的意愿就会淡薄，原本在正常的企业环境下通过研究创造来获得更多利益的技术人员，就只能从事一些生产技术工作，而这种工作像样点的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也会具备，从而使得技术人员不仅在效益创造上不如技术工人重要，而且企业对技术人员的需求也会降低，因而对其就业造成损害。又如，现在变相的营私舞弊措施——面试——不仅使得知识人才难以与金钱、关系和势力竞争，而且本来其所知识和能力就能完成本职工作，却还需要学习官场知识和能力，从而使得知识所带来的自豪感成为屈辱感；另外，如果不是九十年代后公务机构门褴的提高使得知识人才得以得到机会（虽然这种措施不及只看重能力，但多少可以防止进一步的不公平吧），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正规学业上的知识人才，在潜规则的能力上，至少开始很可能不如提早进入社会的普通人。最后，例如一些不健康现象的存在，使得工程建筑存在豆腐渣和不合格问题，一些人也抱着捞一票就走的想法，使得社会对工程机械的质量和技术要求很低，甚至只要求但时间内能用就可以，从而影响到了机械及零部件厂家对技术和质量要求的低下，同时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很少。诸如此类。（下一节开始谈正题：近现代中国问题的根源。）试析中国近现代问题的根源及展望
中国近现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在面对西方冲击的时候未能作出正确应对认识并付诸实施，而且在至今的一百多年里都没能得到基本准确的认识，以致道路坎坷曲折，究其根源，在于有缺陷的传统文化思想下导致的人的素质缺陷，至于历史责任，则在于中国的知识群体。本文就是希望在与大家的讨论中得出准确认识，以求在认识上使中国避免重蹈覆辙。
知识群体的责任与利益
有些知识分子可能对我将历史责任归咎于知识群体有所不满，不过，我用的是“知识群体”这一概念，当然，知识分子也是包括其中的。我想最好还是在进入正题前阐述清楚这一问题，以免有些朋友带着情绪看本文，或者掉头而去。
大家都知道，想在某个方面做成事情，就需要具备相关的知识和能力，否则就会无法达到目的，甚至会出笑话，造成错失乃至灾难，例如主要因对经济领域的知识和能力缺陷而出现的大跃进；缺乏政治素质却喜欢掺和政治而被反的所谓右派。对于知识这个概念呢，我们知道即使以前目不识丁的中国农民，所具备的农业和社会知识也是知识，不能因为其知识不是通过文字学习到而不承认是知识，不过其知识是比较低级和落后的，无法达到现代农业技术所能达到的效益，社会知识也不尽合理或错误，例如，八十年代出现的请农民做企业主管，认为有知识人的还不如目不识丁的农民的怪事，实质上就是八十年代开始的社会整体不健康，而受到官方思想教育和现代社会认识的人对不健康社会环境下滋生的潜规则有着观念上的认知障碍，而接受中国潜规则传统教育的中国农民则既被贫穷逼得很大胆，且又没有观念上的障碍（潜规则具体情况见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虽然此书的观点还有不足之处）。不过，中国农民在历史上却被逼得不得不去尽自身原本素质所不能及的历史和社会责任，例如一个王朝积弊难返，或者中国遭受外族统治的时候，农民先是被逼迫得离开土地成为流民，然后再为生存而成为流寇，接着在残酷的乱世从实践中获取生存所需的政治军事知识和能力，大多数人由于原本素质的不足而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失败，例如即使取得一定成功的李自成，和隋末败于李氏集团的窦建德，少数人才能成功并使得中国由乱到治，或者山河光复，例如主要由军痞组成的后周和北宋集团，和由流民组成的朱元璋集团。按说吧，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能力的人是可以缩短这种乱世的，例如出身豪强地主的刘秀集团和出身军人士族豪强的李唐集团，不过，作为社会政治主体的儒生士大夫阶层却普遍缺乏使得社会由不健康到健康，由乱世到治世所需要的政治军事能力，并且由于隋朝以后儒生士大夫阶层对社会形成垄断特权，而且使得自身群体的知识和能力越来越狭隘和不适于所用，所以越到封建社会后期，这个群体或阶层的能力越来越不足。例如康梁变法，姑不论其主张是否正确，且说其使得主张实施的行为，首先就不能象日本明治诸武士群体那样使得自身取得实施其主张的权力，其次也不能使得最强的权力支持自己，如慈禧太后，最后也不能使得支持自己的权力得到保证，即光绪，所以不失败才是怪事呢。再如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其知识和能力的不足，使得其既不能提出全面可行的政治主张，也不能使得自身主张付诸实施，象其提出的教育救国就是专业性片面或者缺乏政治素质的不全面，而作为一个具有政治意愿的群体，也缺乏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所需要的政治军事素质，所以只能依附于国共双方或者军阀，而且在建国后，没有能力根据国家和民族的现状和利益去选择自己的政治行为，以致在每次政治事件中都以失败者的身份出现在历史中。这样有人会说了，那就有点自知之明，远离社会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了，不然，就象前面所说的，你总不能在具备较社会其他群体优越的知识，或者具备较社会其他群体优越的学习知识的便利条件下，不去完善自身知识和能力，而是象历史上那样坐等各种条件都很不足的农民去尽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吧，所以，要说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的缘由，就在于你的知识和能力。
时常见到人把一些社会和历史责任推到君主、领袖、政治家和政治团体身上，不错，从历史书来看，事情是这些人或群体决定的，不过我们需要反过来问一下，为什么从儒生士大夫到知识分子群体号称正确的主张不能得到实施，又为什么不努力使得自身的主张得到实施？例如说中共吧，尽管正如许多知识分子所说的，中共缺乏诸如经济、科技之类的知识，甚至在学习苏联的经验时候，也没学到苏联的国营农场，而是搞了人民公社，但是，中共却拥有领导中国走向独立自主，使得国家运行所需要的政治军事人才，而知识分子却大多只具备专业技能，根本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现在我们就要问一个应该从封建社会问到现在的问题，就象中国字典所说的定义“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例如科学家、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使得社会正常运行，需要的是各种领域专业人才的协作来完成，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把这些能力范围不全面的人划分为一个群体，这些人也自居为一个群体并以为能发挥全面的社会作用，或者以为能达到全面的社会目的？例如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他在科学研究方面具有专长，但是他也许就象西方笑话中心不在焉的教授那样，缺乏参与社会活动所需要的素质，甚至连基本生活处理都成问题，他可以为社会提供专业意见，但是却很难对社会问题作出认识和判断，而参与社会活动，至少是需要具备起码的社会素质，从而起码能对社会问题作出支持与否的判断，所以这样的定义是否是一种不全面的狭隘定义呢？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儒生士大夫时期算起，就将政治家与政客混为一谈，并视为异类，对军人等职业也持轻视态度，作为以为自己能治国平天下的群体，却拒绝这些素质，怎么可能成功呢？而且，正如上文所说，从事社会活动需要的是起码的社会知识，如果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一个服务员或者一个军人具备了起码的社会素质，就会成为能对社会问题作出认识判断和行为选择的人，把需要团结协作的人划分为另外的群体，这不是违反政治和社会主张需要越多越好的人支持的政治原则吗？真正的群体划分，应该是对社会进步与健康的支持与反对之分。现代观念始于西方，而现代观念中社会只有分工不同，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社会各职业都是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即使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吧，在西方这样以利益为主的社会中也很清楚自身的权益与责任，也是对社会行使权利或追求的一部分，我们学习西方现代观念，应该学习其观念和精神，从而通过努力使得自身也象西方那样进步富强，甚至犹有过之，而非象儒生士大夫只要求给予其天下太平的结果那样，只想要西方社会文化思想所致的效果，甚至是只满足自身欲望的效果。我们最好能破除“知识分子”这一模糊不清的概念，在中国这样落后认识与进步认识并存的环境下，持所有具备现代认识的社会个体为具备现代知识的现代知识群体的观念，从而使我们能协力促进社会进步与健康。当然，知识群体的概念也是针对中国这种存在落后意识的社会环境而设的，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好的情况当然是全社会都具备进步认识，并选择进步认识下的行为。
所有的知识，都是属于人类的认识，例如毒药知识，虽然坏人可以用来毒害他人，但是我们却不能不具备些毒药知识，为辨识、预防和解毒所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利用毒药知识来除掉坏人，比如如果有人能在战时毒死希特勒，肯定会被认为功德无量。当然，希特勒之所以能让德国人追随他侵略，也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罪过，也有德国人具有西方人普遍具有的侵略意识这样的原因的。日本也一样。同理，做政客需要的知识和能力也是如此，例如明朝的徐阶扳倒权相严嵩的手段就是政客手段。我们中国的传统教育方法是不让人接触和了解所谓违反儒家道德的东西，这样人遇到这些东西时候又怎么应对呢，弄不好还会为其所惑。知识的性质是没有对错正邪之分的，有对错正邪之分的只是创造和运用知识的人。
其实，社会形态的进步与否和社会状态的健康与否，对于具备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来说，在利益方面的得失也远比普通社会个体重要。例如，在落后的社会意识下，某些宗教团体会取代本来应该由持进步认识的人所处的位置。再如，现在社会不健康，在国营企业中官本位的潜规则知识和能力者会取代正常的企业管理能力者；而官本位下企业对技术发展与创新的意愿就会淡薄，原本在正常的企业环境下通过研究创造来获得更多利益的技术人员，就只能从事一些生产技术工作，而这种工作像样点的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也会具备，从而使得技术人员不仅在效益创造上不如技术工人重要，而且企业对技术人员的需求也会降低，因而对其就业造成损害。又如，现在变相的营私舞弊措施——面试——不仅使得知识人才难以与金钱、关系和势力竞争，而且本来其所知识和能力就能完成本职工作，却还需要学习官场知识和能力，从而使得知识所带来的自豪感成为屈辱感；另外，如果不是九十年代后公务机构门褴的提高使得知识人才得以得到机会（虽然这种措施不及只看重能力，但多少可以防止进一步的不公平吧），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正规学业上的知识人才，在潜规则的能力上，至少开始很可能不如提早进入社会的普通人。最后，例如一些不健康现象的存在，使得工程建筑存在豆腐渣和不合格问题，一些人也抱着捞一票就走的想法，使得社会对工程机械的质量和技术要求很低，甚至只要求但时间内能用就可以，从而影响到了机械及零部件厂家对技术和质量要求的低下，同时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很少。诸如此类。（下一节开始谈正题：近现代中国问题的根源。）
？？没人谈
中国近现代问题的根源
上文说道中国近现代问题的根源是有缺陷的思想文化导致了人的素质的缺陷，其实，处于低级认识阶段的文化思想哪种没缺陷呢，即使现在人类已经进步到现代社会，仅只对自身现进化阶段的的认识距离最终的科学客观仍然有不小的距离，我国的问题在于，其所奉行的文化思想本身的局限性就很大，或者说适用范围很狭隘，使用在已经非其适用范围的社会形态上，就使得原有的缺陷变异成为更严重的缺陷。
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奉行的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是孔子为了恢复其奴隶主贵族阶层的特权的同时，恢复和完善奴隶主贵族制的周制而设立的，其主张也是围绕着这一目的，这种为周制良身定做的学说，使用在了已非周制下的社会形态的秦制上，社会认识与社会形态的结合过程中就发生了变异；与之相对照的例子，是直到唐朝时候才全面学习中国文化思想的日本，由于其社会形态还是，而且始终是类似周制的氏族社会，所以儒家学说对于日本来说就成了量身定做的东西，对日本起到了有益的作用；这种相同文化思想的不同作用，甚至影响到了双方面临西方冲击时候的不同反应和结果。限于篇幅和个人搜集资料的条件的制约，我只选择这种影响对中日应对西方冲击的根本作用来谈。对于主题，与中国同一文化体系的日本是最好的参照体了。
首先，是使得双方在人与知识关系的观念上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众所周知，知识是由人创造的，人是知识的主人，在春秋战国各诸侯君主对知识的态度也是居于使用者和选择者的地位，因为他们是各个国家的主人，习惯了凡事以自身的利益为中心，对于各种学说，也是根据其理论和实践的结果来判定其是否适用于己的，这种态度就符合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准则。到了汉朝，叔孙通阿附上刘邦，使得儒家学说能通过教育皇子来影响皇族后，这种对知识的正确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儒生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特权，这是诸子百家中独一无二、别无分号的，例如孔子在《中庸》中谈到：“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
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和“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就是以士大夫的自身利益安危为主的观念，与法家韩非子说秦王的“大王诚听其说， 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 成，四邻诸候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以为王谋不忠者也。”形成了鲜明对照，一个是明哲保身，最多做到虽然保持自身观点，但是需要在社会状态不健康时候沉默地“和而不同”的和，一个是用自己的学说和能力为君主办事，不成的话自愿受到惩罚，这是君权状态下的意识，也许落后的君权观念会混淆对所为之事的正确态度，换做现代平等社会中，如果我们对社会形态与状态的责任意识也和儒家一样，我们的社会能进步和健康吗？要知道，过去君主是国家的主人的落后认识，是人类在落后认识状态下的认识，过去的子民也就受到君主的剥削压迫而认为理所当然，现在我们可都是国家的主人，难道也要把自己的责任和权利都交给些主人？
汉朝除了皇帝外，已经没有了固定的贵族阶层，但是儒生的特权意识却没有变，其达到特权目的的方法，先是致力于恢复周制，在被张良阻止后，逐渐就找到了用学说的垄断地位来取得统治特权的目的，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使得皇帝也得遵从儒家学说，而且逐渐把孔子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儒家学说的地位更加稳固，历史告诉我们，儒生的目的是达到了。（虽然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的原因不止于此，不过这种原因却是历来为人所忽视的）不过，这种学说与社会形态的结合后的变化，却使得中国治世的知识群体都成了儒家学说的奴仆，成了孔子这个变相的神的奴仆，随着这种奴仆状态逐渐的滋生和稳固，中国的知识群体也就缺乏了独立自主思考的意识，习惯于从属于某种思想及其所有者。例如前一阵子神六的一位研究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候，就为了当初没有求取到美国的合作而流泪，其实呢，这就是一种奴性心里的反应，现代科学是西方建立的，如果没得到西方的承认，中国人就是做到了不用西方人的恩赐也能做到的事情，还要求取其意识上的知识的原有主人的承认，才算是取得成功；在文化思想也是如此，例如堂堂的《环球时报》就堂而皇之地刊登过一位旅美学者的文章，说一位美国人时常帮助他，但是他后来发现这个美国人其实有文化和种族歧视意识，看不起他，他的反应是要继续与其交往，直到被承认为止，言下颇有一种为中国人争气之意。可是问题是，你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否进步和高尚，自己还不知道，难道非要别人承认才算是？学习西方人难道就没学到西方人注重自我的意识？再说了，你是中华文化体系下教育长大的，再怎么学西方人，恐怕也不会学到一模一样，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别人的承认？何况，每个人的意识都是不同的，即使是处于同一文化体系内，你能学到和这个西方人一模一样，还是这个西方人能承认你和他一模一样？如果说中国的知识群体以前的精神主人只有孔子一个人，那么现在恐怕就有无数人了，而且这些人的子子孙孙只怕也有做主人的福气了。在清末以后，中国的知识群体在面对各种思想时候，基本上就是从一种思想的奴仆到另一种思想奴仆的转换，失去了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接受外来文化思想，继承和发展传统思想文化的意识，而且，在转换所依附思想文化时候，往往会不假思索地把以前依附的思想当作绝对落后和邪恶的，因而始终无法独立思考自身社会的问题。对于一定程度上能摆脱这种意识的人，例如毛泽东，反应就更为强烈，不是将其视为神明，就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竟然会把同文同种的人视为神明而在其出现错误的时候痛心疾首，比对其他人要多踩上一万只香港脚。这种意识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象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臣子或奴才换了主人后，要对原来的主人恩断义绝、宛如有深仇大恨才算是对新主子的忠心，或者再不恰当点就是例如汉奸对待同胞比日本人还狠毒的例子。相反的例子就是一些人因为这几年中国貌似有了几个钱，就以为自身什么都是对的，浑然不考虑两千年以文明、经济、地域、人口都远远超过周边少数民族，却往往被欺凌甚至统治的历史。两者都是不能独立理性地思考问题，所以中国到现在都没有对自身形成最终客观的认识，反而却被西方文化无形中同化着，并在西方文化与自身文化和形态的结合中再次经历着异化，也就是百嘛不是的异化垃圾。其实，即使是毛泽东，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奴化意识，没能对马列思想进行全面质疑，否则，成就不仅于此，错误也会少犯许多，当然，他比起大多数完全的奴仆，还是鹤立鸡群的，在这种两千年的惯性意识下更为难能可贵。我们不能忽视这种传统意识的影响，只把一些社会现象归结于建国后的教育，实际上，反右之后一些知识分子不是反思自身是否错误，怎么改正错误，而是采取类似在三峡石壁上书写“毛主席万岁”的方式来赎罪这样的做法，就很能说明问题。
反过来看日本呢，具备与周制类似的社会形态使得儒家文化在其目的的秩序和道德精神上都强化了日本人的素质，原本儒家的明哲保身观念，也被具有主人意识的日本藩主和武士结合神道教和其认识下的佛教思想所淡化。其实这种对思想文化的实用态度，在出世的佛教上体现得更鲜明，佛教在日本竟然能形成参与政治军事斗争的势力。所以，早在以保守著称的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就以实用的态度接受西方文化了，也就为明治维新打下了一定的知识基础；也就是因为具备主人意识，所以才能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候有所技术上和政治上的择取，在继承上保留了自身的文化，避免了因改革力度太大而遇到太大的阻力，也事倍功半，使得日本人在西方人前能以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姿态获得尊严，即使现在，在一些正式场合，人们看到穿和服的日本人，感觉也是然的。而某些国人却不知所云地说中国的同化别族的优势，如果你确实有这种优势，那么清朝时候脑袋后面多出的小辫子，变异的民族服装是怎么回事情？现在你身上的西装革履是怎么回事情？那些少数民族只不过是实在文化原始，为统治便利才选择汉族文化的，只要人家不愿意，就能给你安个小辫子！如果征服中国的是伊斯兰国家，中国早成伊斯兰教国家了！人固然不能妄自菲薄，但是狂妄自大也是不可取的。日本人的主人意识，更重要的是能在接受其他文化时候有所创造，例如苏联通过国家计划利用有限资源来选择发展的做法，日本人先于苏联人就做过了，不过方法是政府按照计划建设企业，然后低价卖给贵族势力，这种方法就既有计划性和灵活性，能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也能降低改革的阻力。当然，苏联模式要比日本模式在进步和公平上强，我们不能放弃公平原则去学习日本的特权模式，也不能被某些人媚现在类似日本特权模式的社会特权的俗的言论所迷惑。
其次，就是学说对知识群体社会定位的不同而使得中日知识群体素质不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大夫对君主来说是臣，对所属领地的平民和奴隶来说却是君，他们不仅要随君主进行政治军事外交活动，而且自身也要为自己进行这些活动，所以这些士大夫群体的能力比较全面，考虑问题也比较全面。春秋战国时常发生孔子所不能容忍的以下犯上的事情，其实对于社会来说，是一种良性互动，君主要尽力维护自身权位，士大夫也一样，因而使得其能力不至于差到那里，在高素质群体中也能产生一些出色的人才，为自身特权和社会秩序考虑的儒家，为君主考虑的法家，采取的对策都是尊君卑臣，二者的结合，使得君主的权力逐渐失控，导致上下互动的弱化，对上而言，是导致君主在缺少威胁的情况下只图享受，缺乏能力；对下而言，是使得以儒生士大夫面目出现的知识群体失去了全面的能力；儒家的知识和观念缺陷也使得儒生士大夫在能力和观念上就缺乏改变对社会状态影响关键的君主状态的愿望和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儒生士大夫的知识经过宋儒道学的进一步不切实际化，儒生士大夫连具备全面能力的意识也缺乏了，何况对孔子学说作用的绝对化理解也使得其很难接受其他学说的补充，除非是非治世学说，所以儒生士大夫不仅在历代社会不健康或混乱时候无能为力，而且在面临西方冲击时候更无法全面地思考和解决问题。反过来看日本呢，参考上述的中国春秋战国就能理解了，没说的不过是没将一种学说的作用绝对化使得日本武士能接受其他学说罢了。就说现在，中国的知识群体不是将西方思想的作用绝对化，就是在看到西方思想在苏联等类似中国的国家体现出其不足之处时候陷入了认识上的无所适从，不知道该附属什么了。反而是其所认为是思想上的失败者的中共，能汲取儒家思想而提出“和谐社会”这一在认识上和政治上都进退自如的观念，就说“和谐世界”吧，进一步来说，可以以比西方利益规则更合理的利益共存互补、共同发展态度来谋求更多的政治和外交利益，取得道德优势，同时也符合人类同属一个大群体的事实，美国虽然提出“民主同盟”，但是我怀疑其利益本质还是会让人对其继续又爱又恨，爱的是其相对进步富强，恨的是其利益嘴脸和行为；退一步说，虽然中国的现状并不令了解的人羡慕，但是可以争取外交和国际道德优势，并使得西方干涉或督促自身时候阻力更大；当然，如果不求自身思想文化和社会的进步，这种策略也只是一种相濡以沫的效果吧。
最后，使得两国的社会基本结构和观念不同，从而影响到人的素质的不同。周制结构的中下层，士大夫阶层尽管从属于君主，但是其本身也是一个群体的主人，也就是说，这个群体中的个体，无论权利如何，都是认可自身属于这个群体的，因此能具备群体观念。孔子的学说尽管比较注重士大夫的个体利益，但是在言论上也是针对士大夫阶层的，不会对群体观念产生根本性影响。日本的社会类似于周朝，而且也选择了较为极端的观念，淡化了明哲保身意识，日本武士的食邑尽管可能很少，但是也是具备周制的结构的，由不同血缘关系的人所组成，所以在儒家观念的强化下，日本武士和后来受到武士道影响的日本人，群体意识很强，敬于所从事的事业。例如日本警察，往往会因为破不了案子而引咎辞职，这种国民精神尽管有极端之处，但是却能使得国家和民族强盛。中国汉朝以后的社会结构，在儒家宗法意识下，成了一个个以家族血缘关系组成的基本以农业为主的小集体，强化这种小集体观念的，一是观念和法律保护的以父系为主的宗法观念，二是儒家的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士大夫观念，汉朝以后士大夫逐渐产生于各个家族，因此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观念也就深入到每个家族，不仅是在利益上，还有与利益配合的道德认识上，孔子在朝政、特别是君主的德行不符合自身意愿的时候，往往会选择离开，这既是对私德重于公德——也就是以君主和王族的利益为中心，现代则是注重公共所有的利益——的意识的体现，也是一种政治上保全自身，以免因为在道德上促使自身缺乏退路，从而惹来杀身之祸的做法，三是缺乏了周制下中下层社会的群体形态，使得群体观念失去了支持的社会环境，所以中国的知识群体从此就逐渐很自私，即使是实现忠君的最高道德，往往也是要照顾自身的道德利益，不会通过损害自身道德去争取社会状态的改善，而是所谓的文死谏，保全了自身道德，却把君主置于不道德的境地，象张居正那样能振兴朝政的人，反而被儒生士大夫视为异类，尽量不提起，而能维持朝政的东汉胡广那样的人，即使护持了儒生士大夫也被其指责为失德，能为儒生士大夫接受的，就是既不违反其规则，又能明显地为其带来其所希望的利益的人，如明朝的徐阶。儒生士大夫首先是为特权而产生的，在缺乏周制下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利益之后，皇家所能给予的利益又很有限，所以就必然通过不合法的手段来为自身和家族来获取利益，因此损公肥私的特权阶层就成了儒生士大夫的主体，特权阶层下的各种潜规则就成了儒生士大夫的实际观念，且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使得这种观念具备了决定社会个体倾向的作用，加上家族观念是社会的普遍标准，所以以小集体观念为中心的观念就成了中国的主体观念，社会的各个位置就成了为各自家族谋取利益的渠道，也就形成了所谓的官本位观念，在这种些观念下，中国人很难从社会角度考虑问题，也很难具备公共意识。建国后的社会机制和结构，使得无处不官，也导致官本位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民国时期的知识群体之所以能具备罕见的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就是因为西方观念对儒家观念的冲击，把知识群体从家族观念中解放了出来，而建国后这种社会结构又得到了恢复，并在改革后恢复了传统的家族式小农经济结构，且由于社会保障的不足和社会状态的不健康，家族观念就成了最切实能维护个体利益的观念，因而使得社会从基础上就有不健康的根基。
导致我们无法应对社会问题的因素，就是我们应该急于克服的因素。在下一节，我将谈对中国问题的展望。
上文说道中国近现代问题的根源是有缺陷的思想文化导致了人的素质的缺陷，其实，处于低级认识阶段的文化思想哪种没缺陷呢，即使现在人类已经进步到现代社会，仅只对自身现进化阶段的的认识距离最终的科学客观仍然有不小的距离，我国的问题在于，其所奉行的文化思想本身的局限性就很大，或者说适用范围很狭隘，使用在已经非其适用范围的社会形态上，就使得原有的缺陷变异成为更严重的缺陷。
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奉行的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是孔子为了恢复其奴隶主贵族阶层的特权的同时，恢复和完善奴隶主贵族制的周制而设立的，其主张也是围绕着这一目的，这种为周制良身定做的学说，使用在了已非周制下的社会形态的秦制上，社会认识与社会形态的结合过程中就发生了变异；与之相对照的例子，是直到唐朝时候才全面学习中国文化思想的日本，由于其社会形态还是，而且始终是类似周制的氏族社会，所以儒家学说对于日本来说就成了量身定做的东西，对日本起到了有益的作用；这种相同文化思想的不同作用，甚至影响到了双方面临西方冲击时候的不同反应和结果。限于篇幅和个人搜集资料的条件的制约，我只选择这种影响对中日应对西方冲击的根本作用来谈。对于主题，与中国同一文化体系的日本是最好的参照体了。
首先，是使得双方在人与知识关系的观念上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众所周知，知识是由人创造的，人是知识的主人，在春秋战国各诸侯君主对知识的态度也是居于使用者和选择者的地位，因为他们是各个国家的主人，习惯了凡事以自身的利益为中心，对于各种学说，也是根据其理论和实践的结果来判定其是否适用于己的，这种态度就符合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准则。到了汉朝，叔孙通阿附上刘邦，使得儒家学说能通过教育皇子来影响皇族后，这种对知识的正确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儒生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特权，这是诸子百家中独一无二、别无分号的，例如孔子在《中庸》中谈到：“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
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和“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就是以士大夫的自身利益安危为主的观念，与法家韩非子说秦王的“大王诚听其说， 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 成，四邻诸候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以为王谋不忠者也。”形成了鲜明对照，一个是明哲保身，最多做到虽然保持自身观点，但是需要在社会状态不健康时候沉默地“和而不同”的和，一个是用自己的学说和能力为君主办事，不成的话自愿受到惩罚，这是君权状态下的意识，也许落后的君权观念会混淆对所为之事的正确态度，换做现代平等社会中，如果我们对社会形态与状态的责任意识也和儒家一样，我们的社会能进步和健康吗？要知道，过去君主是国家的主人的落后认识，是人类在落后认识状态下的认识，过去的子民也就受到君主的剥削压迫而认为理所当然，现在我们可都是国家的主人，难道也要把自己的责任和权利都交给些主人？
汉朝除了皇帝外，已经没有了固定的贵族阶层，但是儒生的特权意识却没有变，其达到特权目的的方法，先是致力于恢复周制，在被张良阻止后，逐渐就找到了用学说的垄断地位来取得统治特权的目的，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使得皇帝也得遵从儒家学说，而且逐渐把孔子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儒家学说的地位更加稳固，历史告诉我们，儒生的目的是达到了。（虽然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的原因不止于此，不过这种原因却是历来为人所忽视的）不过，这种学说与社会形态的结合后的变化，却使得中国治世的知识群体都成了儒家学说的奴仆，成了孔子这个变相的神的奴仆，随着这种奴仆状态逐渐的滋生和稳固，中国的知识群体也就缺乏了独立自主思考的意识，习惯于从属于某种思想及其所有者。例如前一阵子神六的一位研究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候，就为了当初没有求取到美国的合作而流泪，其实呢，这就是一种奴性心里的反应，现代科学是西方建立的，如果没得到西方的承认，中国人就是做到了不用西方人的恩赐也能做到的事情，还要求取其意识上的知识的原有主人的承认，才算是取得成功；在文化思想也是如此，例如堂堂的《环球时报》就堂而皇之地刊登过一位旅美学者的文章，说一位美国人时常帮助他，但是他后来发现这个美国人其实有文化和种族歧视意识，看不起他，他的反应是要继续与其交往，直到被承认为止，言下颇有一种为中国人争气之意。可是问题是，你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否进步和高尚，自己还不知道，难道非要别人承认才算是？学习西方人难道就没学到西方人注重自我的意识？再说了，你是中华文化体系下教育长大的，再怎么学西方人，恐怕也不会学到一模一样，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别人的承认？何况，每个人的意识都是不同的，即使是处于同一文化体系内，你能学到和这个西方人一模一样，还是这个西方人能承认你和他一模一样？如果说中国的知识群体以前的精神主人只有孔子一个人，那么现在恐怕就有无数人了，而且这些人的子子孙孙只怕也有做主人的福气了。在清末以后，中国的知识群体在面对各种思想时候，基本上就是从一种思想的奴仆到另一种思想奴仆的转换，失去了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接受外来文化思想，继承和发展传统思想文化的意识，而且，在转换所依附思想文化时候，往往会不假思索地把以前依附的思想当作绝对落后和邪恶的，因而始终无法独立思考自身社会的问题。对于一定程度上能摆脱这种意识的人，例如毛泽东，反应就更为强烈，不是将其视为神明，就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竟然会把同文同种的人视为神明而在其出现错误的时候痛心疾首，比对其他人要多踩上一万只香港脚。这种意识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象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臣子或奴才换了主人后，要对原来的主人恩断义绝、宛如有深仇大恨才算是对新主子的忠心，或者再不恰当点就是例如汉奸对待同胞比日本人还狠毒的例子。相反的例子就是一些人因为这几年中国貌似有了几个钱，就以为自身什么都是对的，浑然不考虑两千年以文明、经济、地域、人口都远远超过周边少数民族，却往往被欺凌甚至统治的历史。两者都是不能独立理性地思考问题，所以中国到现在都没有对自身形成最终客观的认识，反而却被西方文化无形中同化着，并在西方文化与自身文化和形态的结合中再次经历着异化，也就是百嘛不是的异化垃圾。其实，即使是毛泽东，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奴化意识，没能对马列思想进行全面质疑，否则，成就不仅于此，错误也会少犯许多，当然，他比起大多数完全的奴仆，还是鹤立鸡群的，在这种两千年的惯性意识下更为难能可贵。我们不能忽视这种传统意识的影响，只把一些社会现象归结于建国后的教育，实际上，反右之后一些知识分子不是反思自身是否错误，怎么改正错误，而是采取类似在三峡石壁上书写“毛主席万岁”的方式来赎罪这样的做法，就很能说明问题。
反过来看日本呢，具备与周制类似的社会形态使得儒家文化在其目的的秩序和道德精神上都强化了日本人的素质，原本儒家的明哲保身观念，也被具有主人意识的日本藩主和武士结合神道教和其认识下的佛教思想所淡化。其实这种对思想文化的实用态度，在出世的佛教上体现得更鲜明，佛教在日本竟然能形成参与政治军事斗争的势力。所以，早在以保守著称的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就以实用的态度接受西方文化了，也就为明治维新打下了一定的知识基础；也就是因为具备主人意识，所以才能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候有所技术上和政治上的择取，在继承上保留了自身的文化，避免了因改革力度太大而遇到太大的阻力，也事倍功半，使得日本人在西方人前能以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姿态获得尊严，即使现在，在一些正式场合，人们看到穿和服的日本人，感觉也是然的。而某些国人却不知所云地说中国的同化别族的优势，如果你确实有这种优势，那么清朝时候脑袋后面多出的小辫子，变异的民族服装是怎么回事情？现在你身上的西装革履是怎么回事情？那些少数民族只不过是实在文化原始，为统治便利才选择汉族文化的，只要人家不愿意，就能给你安个小辫子！如果征服中国的是伊斯兰国家，中国早成伊斯兰教国家了！人固然不能妄自菲薄，但是狂妄自大也是不可取的。日本人的主人意识，更重要的是能在接受其他文化时候有所创造，例如苏联通过国家计划利用有限资源来选择发展的做法，日本人先于苏联人就做过了，不过方法是政府按照计划建设企业，然后低价卖给贵族势力，这种方法就既有计划性和灵活性，能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也能降低改革的阻力。当然，苏联模式要比日本模式在进步和公平上强，我们不能放弃公平原则去学习日本的特权模式，也不能被某些人媚现在类似日本特权模式的社会特权的俗的言论所迷惑。
其次，就是学说对知识群体社会定位的不同而使得中日知识群体素质不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大夫对君主来说是臣，对所属领地的平民和奴隶来说却是君，他们不仅要随君主进行政治军事外交活动，而且自身也要为自己进行这些活动，所以这些士大夫群体的能力比较全面，考虑问题也比较全面。春秋战国时常发生孔子所不能容忍的以下犯上的事情，其实对于社会来说，是一种良性互动，君主要尽力维护自身权位，士大夫也一样，因而使得其能力不至于差到那里，在高素质群体中也能产生一些出色的人才，为自身特权和社会秩序考虑的儒家，为君主考虑的法家，采取的对策都是尊君卑臣，二者的结合，使得君主的权力逐渐失控，导致上下互动的弱化，对上而言，是导致君主在缺少威胁的情况下只图享受，缺乏能力；对下而言，是使得以儒生士大夫面目出现的知识群体失去了全面的能力；儒家的知识和观念缺陷也使得儒生士大夫在能力和观念上就缺乏改变对社会状态影响关键的君主状态的愿望和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儒生士大夫的知识经过宋儒道学的进一步不切实际化，儒生士大夫连具备全面能力的意识也缺乏了，何况对孔子学说作用的绝对化理解也使得其很难接受其他学说的补充，除非是非治世学说，所以儒生士大夫不仅在历代社会不健康或混乱时候无能为力，而且在面临西方冲击时候更无法全面地思考和解决问题。反过来看日本呢，参考上述的中国春秋战国就能理解了，没说的不过是没将一种学说的作用绝对化使得日本武士能接受其他学说罢了。就说现在，中国的知识群体不是将西方思想的作用绝对化，就是在看到西方思想在苏联等类似中国的国家体现出其不足之处时候陷入了认识上的无所适从，不知道该附属什么了。反而是其所认为是思想上的失败者的中共，能汲取儒家思想而提出“和谐社会”这一在认识上和政治上都进退自如的观念，就说“和谐世界”吧，进一步来说，可以以比西方利益规则更合理的利益共存互补、共同发展态度来谋求更多的政治和外交利益，取得道德优势，同时也符合人类同属一个大群体的事实，美国虽然提出“民主同盟”，但是我怀疑其利益本质还是会让人对其继续又爱又恨，爱的是其相对进步富强，恨的是其利益嘴脸和行为；退一步说，虽然中国的现状并不令了解的人羡慕，但是可以争取外交和国际道德优势，并使得西方干涉或督促自身时候阻力更大；当然，如果不求自身思想文化和社会的进步，这种策略也只是一种相濡以沫的效果吧。
最后，使得两国的社会基本结构和观念不同，从而影响到人的素质的不同。周制结构的中下层，士大夫阶层尽管从属于君主，但是其本身也是一个群体的主人，也就是说，这个群体中的个体，无论权利如何，都是认可自身属于这个群体的，因此能具备群体观念。孔子的学说尽管比较注重士大夫的个体利益，但是在言论上也是针对士大夫阶层的，不会对群体观念产生根本性影响。日本的社会类似于周朝，而且也选择了较为极端的观念，淡化了明哲保身意识，日本武士的食邑尽管可能很少，但是也是具备周制的结构的，由不同血缘关系的人所组成，所以在儒家观念的强化下，日本武士和后来受到武士道影响的日本人，群体意识很强，敬于所从事的事业。例如日本警察，往往会因为破不了案子而引咎辞职，这种国民精神尽管有极端之处，但是却能使得国家和民族强盛。中国汉朝以后的社会结构，在儒家宗法意识下，成了一个个以家族血缘关系组成的基本以农业为主的小集体，强化这种小集体观念的，一是观念和法律保护的以父系为主的宗法观念，二是儒家的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士大夫观念，汉朝以后士大夫逐渐产生于各个家族，因此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观念也就深入到每个家族，不仅是在利益上，还有与利益配合的道德认识上，孔子在朝政、特别是君主的德行不符合自身意愿的时候，往往会选择离开，这既是对私德重于公德——也就是以君主和王族的利益为中心，现代则是注重公共所有的利益——的意识的体现，也是一种政治上保全自身，以免因为在道德上促使自身缺乏退路，从而惹来杀身之祸的做法，三是缺乏了周制下中下层社会的群体形态，使得群体观念失去了支持的社会环境，所以中国的知识群体从此就逐渐很自私，即使是实现忠君的最高道德，往往也是要照顾自身的道德利益，不会通过损害自身道德去争取社会状态的改善，而是所谓的文死谏，保全了自身道德，却把君主置于不道德的境地，象张居正那样能振兴朝政的人，反而被儒生士大夫视为异类，尽量不提起，而能维持朝政的东汉胡广那样的人，即使护持了儒生士大夫也被其指责为失德，能为儒生士大夫接受的，就是既不违反其规则，又能明显地为其带来其所希望的利益的人，如明朝的徐阶。儒生士大夫首先是为特权而产生的，在缺乏周制下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利益之后，皇家所能给予的利益又很有限，所以就必然通过不合法的手段来为自身和家族来获取利益，因此损公肥私的特权阶层就成了儒生士大夫的主体，特权阶层下的各种潜规则就成了儒生士大夫的实际观念，且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使得这种观念具备了决定社会个体倾向的作用，加上家族观念是社会的普遍标准，所以以小集体观念为中心的观念就成了中国的主体观念，社会的各个位置就成了为各自家族谋取利益的渠道，也就形成了所谓的官本位观念，在这种些观念下，中国人很难从社会角度考虑问题，也很难具备公共意识。建国后的社会机制和结构，使得无处不官，也导致官本位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民国时期的知识群体之所以能具备罕见的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就是因为西方观念对儒家观念的冲击，把知识群体从家族观念中解放了出来，而建国后这种社会结构又得到了恢复，并在改革后恢复了传统的家族式小农经济结构，且由于社会保障的不足和社会状态的不健康，家族观念就成了最切实能维护个体利益的观念，因而使得社会从基础上就有不健康的根基。
导致我们无法应对社会问题的因素，就是我们应该急于克服的因素。在下一节，我将谈对中国问题的展望。
咳咳,兄弟你可不可以把你滴文章浓缩点点.
要知道把复杂滴文章变简单叫做—贡献啊~~~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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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可不可以用几句简短的话把你文章题目所提的问题回答了,这样的话,老夫同你讨论,你想讨论多么深都没问题.老夫耐心的看了半天,说实在的,没看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老夫只告诉你,力是决定事物变化的过程和结果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分析任何问题,先把力分析好了再说.
说中国近代的问题是文化问题,这是在舍本求末,卖椟还珠,本身就是在把结果当原因来说问题.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国家行政权利体系在思想体系的控制下,把社会中的一个个母系自然单元配置到一个社会大组织环境下,形成社会运作.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一个国家的人文社会环境特征,思想体系是文化的骨骼,中心,楼主文中所说的文化,应该就是指的是思想体系.然后思想体系和社会政治环境是一个互动的东西,社会政治形势的改变会带来社会思想体系的改变,毛泽东建国后的思想体系大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原来社会旧有的思想体系,也在发挥着作用,所以旧的思想体系加政治环境的改变,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体系.
然后是社会力问题,人性是自私的,一个社会的运做过程,是利益来驱动的,人们做事的准则,就是利益,没有其他的.所以影响一个社会的发展的过程,结果和趋势的,是利益问题.就是社会力,而不是文化问题.
然后是人的素质问题,人做事的能力的标准,就是处事的能力,精力和知识量这三个因素,这是具体的每个人.而一个社会,决定一个社会的公民的素质的因素是什么?是这个社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是一个基本上同趋势的影响,就是基本上,大致上是一个正比关系,中国人不如外国人的原因是什么?比非洲人强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是中国明朝以后开始落后于西方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和欧洲的地理位置的差异决定的东西,实质上一个国家的政治形势,和由政治形势来影响的思想体系,也根本上是由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决定的,三个字,那是命,不是中国人不行,老夫有事要忙了,就先说到这里.
说中国近代的问题是文化问题,这是在舍本求末,卖椟还珠,本身就是在把结果当原因来说问题.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国家行政权利体系在思想体系的控制下,把社会中的一个个母系自然单元配置到一个社会大组织环境下,形成社会运作.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一个国家的人文社会环境特征,思想体系是文化的骨骼,中心,楼主文中所说的文化,应该就是指的是思想体系.然后思想体系和社会政治环境是一个互动的东西,社会政治形势的改变会带来社会思想体系的改变,毛泽东建国后的思想体系大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原来社会旧有的思想体系,也在发挥着作用,所以旧的思想体系加政治环境的改变,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体系.
然后是社会力问题,人性是自私的,一个社会的运做过程,是利益来驱动的,人们做事的准则,就是利益,没有其他的.所以影响一个社会的发展的过程,结果和趋势的,是利益问题.就是社会力,而不是文化问题.
然后是人的素质问题,人做事的能力的标准,就是处事的能力,精力和知识量这三个因素,这是具体的每个人.而一个社会,决定一个社会的公民的素质的因素是什么?是这个社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是一个基本上同趋势的影响,就是基本上,大致上是一个正比关系,中国人不如外国人的原因是什么?比非洲人强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是中国明朝以后开始落后于西方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和欧洲的地理位置的差异决定的东西,实质上一个国家的政治形势,和由政治形势来影响的思想体系,也根本上是由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决定的,三个字,那是命,不是中国人不行,老夫有事要忙了,就先说到这里.
原帖由 yuelihuahun 于 2006-12-20 23:50 发表
？？没人谈
老夫肯同你谈,希望你不要被吓走就成了.
香山大漠就是一个唯心论者,不知道这样滴银是怎么混进我党内来滴.
偶真是羞与其辩论.:') :') :')
偶真是羞与其辩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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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滴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
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高级并将其替代,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高级并.......
同理,楼上滴:
阁下可以继续推理滴说.;P
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高级并将其替代,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高级并.......
同理,楼上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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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湘中王平 于 2006-12-21 22:28 发表
革命滴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
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高级并将其替代,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高级并.......
同理,楼上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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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你们没仔细看我的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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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问题的展望
我由于家境不佳，没有受过系统教育，加上多年的疾病，在研究的过程中也没系统地学习理论和写作，所以难免文笔不怎么好，有些问题阐述得不大清楚，被个别朋友委婉批评了。就说社会状态的优劣吧，不一定处于落后社会阶段的群体就一定在竞争中败于处于相对进步的社会阶段的群体，例如处于部落或奴隶制形态的群体吧，有些突出优势——例如军事——就能为其带来胜利。再具体些，例如欧洲类似周制结构的社会形态，契约式分封制使得内部争斗不断，在奥斯曼帝国那样类似秦朝的利益和机会相对公平、禁止私争、鼓励为群体利益竞争的商鞅变法后的内部斗争相对很小、能把群体能量尽量发挥的群体面前，就显得羸弱不堪，很长时间内被奥斯曼帝国蔑视地称为猪（有些朋友把白种人的强大看得神乎其神，象奴仆似的顶膜礼拜他们，却不去注意和学习他们如何在落后挨打中崛起的），春秋战国的残酷竞争其实就是谁能将各自的群体力量发挥出来的竞争，最后的胜者秦国尽管有地域优势，但是没有思想文化和社会机制的优势也是不行的。现在的美国就很象秦国。中国汉朝以后尽管继承的是秦制，但是儒家文化却使得中国的个人社会倾向由公转为私，而且也不象奥斯曼帝国那样注重在社会各领域综合发展，特别是在赤裸裸的弱肉强食时期显得更为重要的军事领域，所以中国继承的尽管是趋于相对公平，以利于发挥群体能量的秦制，可是却不象秦朝那样强大和具备侵略意识，反而是在儒生士大夫把持下变的越来越文弱和不团结，导致被几十万人的游牧民族一再欺凌并两度被统治。不过，落后的社会形态终归综合实力是不行的，元朝虽然一时强大，但是崩溃得也很快，清朝带有的一些奴隶制原态使得中国人的奴性意识更严重，例如对举人称爷、对进士称老爷、对大官称大老爷自康熙年间才开始，这应该是儒生士大夫自觉人格降低（比满族的奴才还低一级）后，在被其统治的平民身上找自尊，拉大社会地位的差距来找自尊的缘故。在宗法社会中，父亲对儿子拥有绝对权力，比父亲辈分高的爷、老爷和大老爷就更有绝对的权力和地位了，可以说清朝把周制崩溃后一度拉平的社会关系又拉回去了些。
社会形态的进步和合理，取决于落后和不合理因素的消除转变和进步合理因素的形成。从合理性的角度讲，例如任何社会都需要规则和规则的维护，无论其社会状态如何，规则是否公平合理，否则就会使得社会陷入无序状态，或者形成类似中国封建社会和现代的潜规则状态，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缺陷就是缺乏规则的维护，或者说社会机制不合理、不健全，使得其希望的社会状态很难达到，反而是陷入潜规则状态，因此我们目前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致力于社会规则的维护。不过，目前中国知识分子主张的西方机制不仅与现存的社会形态、特别是政治形态相抵触，而且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是需要过程的，苏联为代表的原华约国家就是忽视了过程，只看重形态而陷入了异化的社会形态，反而是韩国，尽管战后长期处于独裁状态，金正熙的铁腕统治却使得韩国养成了遵守规则的习惯，更重要的是，使得其社会状态达到其社会形态所能达到的健康状态，为韩国的社会进步奠定了社会基础；再看中国台湾，在没改变蒋氏执政时期造成的不健康的社会状态的情况下，就采取了以美国式的社会形态取代原有社会形态的做法，结果使得台湾社会无法得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效果；更大范围的是南美国家，虽然属于欧洲文化体系，也比较早就实行了西方制度，但是还是始终得不到其社会效果；所以，社会形态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在健康的社会形态下，通过正确的步骤达到的。现在中共加强纪检机关作用的措施，如果实行得力得当，就会成为兼顾现在社会形态和社会状态，在社会机制和政治选择上都恰当的措施，即使将来监督权力转交给法律和社会，也可以作为廉政机构或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那样的规则维护机构存在。说得再明白点，例如腐败现象吧，在政治上就不可能一步解决，需要一定的步骤。有些躁性子的朋友，只希望尽快看到完美世界的存在，有些具有儒生士大夫意识的朋友，只希望象封建开国君主给予其太平盛世那样别人也能马上给予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有些具有儒生士大夫特权意识的人，就只希望在新精神主人主张的社会形态下依附权力和金钱，以取得依附依附特权，有些所谓的经济学家的言论就是这个样子的，因而不思考如何来达到目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缺乏全面思考能力，例如教育界吧，这几年允许大学生结婚，其目的大概是想享受和看到西方所谓的自由，不过却没想到，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状态和形态下，家族观念的存在使得国人从小就缺乏自立意识，允许社会个体在缺乏自立条件下结婚，只会使得社会个体更加缺乏自立精神，更加依靠家族，小集体观念更加严重，社会素质倒退。连自立都不具备何谈自由，结果只是从管教严的家庭进入一个放纵的集体吧。再如复旦大学采取招生面试措施，就没考虑在现在不健康的社会状态下，招生面试和公务员面试同样是为腐败创造条件，还不如单纯的考试公平。至于厦门大学建高尔夫球场来达到训练精英，更是只图具备西方的某些形式，而不是试图建立西方的现代精神，何况所谓的精英趋向，说白了和儒生士大夫的特权倾向没什么分别。现在教育要想在现存的社会状态和形态下达到较好的效果，大学、中专和职业学校这些终极教育环节最重要，因为现有的教育机制下，高中以前都处于考试压力下，很难使得知识形成素质，在大学放了羊，仍然采取单纯的应试制度，只会使得学生在以前应试压力下的反感释放出来，也使得缺乏自立自觉习惯的学生无法很好地自我培养素质，所以还不如管教到底，使大学成为教育培养综合素质的场所。说一个例子，现在我见大学生也喜欢那些没有文化底蕴、粗制滥造的垃圾玄幻小说，就与其学历很不般配，这样也会使得文化消费的主体缺乏消费真正的文化作品的素质和意愿，从而导致文化的萎缩。固然，这也和社会环境对思想文化的限制有关，但是也不能因此就什么也不做。
对于落后的社会因素，例如家族观念就是必须消除的，否则千百年的反社会、反群体惯性不能消除，也会使落后意识的土壤始终存在，给社会进步和健康带来阻力。具体的措施，我认为必须废除法律中社会个体对长辈的义务，以社会保障代替家族小集体，这样经过一段时期，我国就不必再实行为人所诟病的计划生育政策了。举个小例子，例如军事爱好者大多比较纯善，但是也大多承认自己见钱眼开，见利忘义，为什么呢？就因为不合理不健康的社会环境下，社会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得不依靠家族，也由于和家族联系在一起，长辈养老、家庭开支、传宗接代和抚养下一代的压力迫使社会个体不得不尽力追求金钱来取得安全感，而成为大户和巨户的人又不会有多少，所以只能生活在金钱的压力中不可自拔。当然，这也与家族利益的扩张和社会个体信仰消失等因素有关。
从政治上说，社会进步和健康是需要具备进步意识和高度社会素质的人来支持和促进的，在落后状态只有下不断培养和积累进步群体的数量和质量，才能最终达到目的；这个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现在中国社会进步和健康的乏力就是进步群体数量和质量不足的体现，就象欧洲从黑暗时期的进步，哥白尼等人的日心说打破教会神学之始也是遭到大部分人反对的，如果没有坚持真理的决心和实现真理的策略，也是达不到目的的；政治目的既需要坚持，也需要量力而行的妥协和平衡，例如中共十六大六中全会提出的达到最大限度的社会共识，就比儒生士大夫式的蛮干和撒手不管要强一万倍。共识点也就是相对容易达到的社会目的，这些社会目的达到后，又有可能出现新的社会共识，这样社会的进步合理因素就会逐渐增加，直到党内外要求进步的群体可以成为社会主导力量。世界上仅中国的记载政治活动的书籍就汗牛充栋，包括毛泽东的著作，真奇怪中国的知识分子怎么视而不见。
对于现存的理论，我们应该从其历史实践中观其经验教训和得失成败，从而对其有个科学客观的认识。例如西方学说中的所谓资本主义，在历史竞争中胜过了马列主义，不过其也远不是完美无缺，不仅过度注重个体的基本认识显示出了缺陷，例如西方人存在的个人幽闭环境下的症状，在过渡偏重利益的基本认识下被马克思指出的弊病的根本仍然存在，例如资本和资本所有人在社会平等面纱下的特殊地位和利益，而且其对社会形态和状态的认识不足也体现无遗，例如华约国家的自由化过程。对于马列思想，即使不足和缺陷也没有为人所全面认识，例如马列思想认识基础中的沿袭低级认识阶段的以抽象哲学解释事物的不科学态度，其成功之处也被掩盖在失败的阴影中，例如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状态相对健康时候，就很难出现西方那种普遍的幽闭症状，这是集体主义的过度虽然不对，但是群体原则却没错的小证据。对于传统文化，即使是儒家学说吧，也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不说教育认识，就说家族观念虽然不合理，但是注重共同观念下的体现秩序和和谐的家庭观念却比西方注重个人感觉和片面观感感受的婚姻观要强，至少可以避免那些因婚姻问题造成的社会问题，当然，对传统观念的择取也要建立在现代平等等认识的基础上，否则就谈不上进步。我们中国文化思想长久禁锢在儒家学说中一直没有得到发展，因此逐渐落后于时代，不过并不代表其就不能发展以适应现代社会，除非是我们不发展；当然，故步自封地骄狂自大也是不对的，那样只会日益显现其在西方冲击之始就表现的落后之处，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使得落后因素继续影响自己，直到被历史遗弃，成为某些全盘西化人士否定传统文化的借口。我们最好能够汲取各种思想的优长，在尽量保存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属于自己的现代文化思想，为民族复兴、社会进步与健康、国家和民族的富强奠定坚实的认识条件。
这样有人或许会说，这种大杂烩算是什么呢？只要是对的就是真理，何必在意算什么，何况，真理只有一条，只要有科学客观的社会理论，就不难把正确的东西容纳其中。我经过十几年因病而断断续续的研究，最终就从传统文化思想中找到了解决理论问题的钥匙，从而对理论的脉络已经很清楚了，只是由于疾病的影响，个人环境很恶劣，缺乏基本的研究条件，使得研究很难继续下去而已，否则最多两三年就出来了，本文的分析虽然限于篇幅和资料而不全面，但是也是我应用自己的理论作出的分析。我们实在不必要对传统文化缺乏信心，也需要建立独立思考的意识。我研究这些基本上是因为看到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客观的认识，认识上也缺乏统一所致，否则起码有了统一的正确认识，至少可以让我们一步步地按照正确的道路前进，我对这些东西的研究谈不上喜欢与否，只是本着现代认识尽社会一分子的责任，所以如果有朋友愿意合作，以使研究结果尽快出来，我是很欢迎的。我的第一爱好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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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问题的展望
我由于家境不佳，没有受过系统教育，加上多年的疾病，在研究的过程中也没系统地学习理论和写作，所以难免文笔不怎么好，有些问题阐述得不大清楚，被个别朋友委婉批评了。就说社会状态的优劣吧，不一定处于落后社会阶段的群体就一定在竞争中败于处于相对进步的社会阶段的群体，例如处于部落或奴隶制形态的群体吧，有些突出优势——例如军事——就能为其带来胜利。再具体些，例如欧洲类似周制结构的社会形态，契约式分封制使得内部争斗不断，在奥斯曼帝国那样类似秦朝的利益和机会相对公平、禁止私争、鼓励为群体利益竞争的商鞅变法后的内部斗争相对很小、能把群体能量尽量发挥的群体面前，就显得羸弱不堪，很长时间内被奥斯曼帝国蔑视地称为猪（有些朋友把白种人的强大看得神乎其神，象奴仆似的顶膜礼拜他们，却不去注意和学习他们如何在落后挨打中崛起的），春秋战国的残酷竞争其实就是谁能将各自的群体力量发挥出来的竞争，最后的胜者秦国尽管有地域优势，但是没有思想文化和社会机制的优势也是不行的。现在的美国就很象秦国。中国汉朝以后尽管继承的是秦制，但是儒家文化却使得中国的个人社会倾向由公转为私，而且也不象奥斯曼帝国那样注重在社会各领域综合发展，特别是在赤裸裸的弱肉强食时期显得更为重要的军事领域，所以中国继承的尽管是趋于相对公平，以利于发挥群体能量的秦制，可是却不象秦朝那样强大和具备侵略意识，反而是在儒生士大夫把持下变的越来越文弱和不团结，导致被几十万人的游牧民族一再欺凌并两度被统治。不过，落后的社会形态终归综合实力是不行的，元朝虽然一时强大，但是崩溃得也很快，清朝带有的一些奴隶制原态使得中国人的奴性意识更严重，例如对举人称爷、对进士称老爷、对大官称大老爷自康熙年间才开始，这应该是儒生士大夫自觉人格降低（比满族的奴才还低一级）后，在被其统治的平民身上找自尊，拉大社会地位的差距来找自尊的缘故。在宗法社会中，父亲对儿子拥有绝对权力，比父亲辈分高的爷、老爷和大老爷就更有绝对的权力和地位了，可以说清朝把周制崩溃后一度拉平的社会关系又拉回去了些。
社会形态的进步和合理，取决于落后和不合理因素的消除转变和进步合理因素的形成。从合理性的角度讲，例如任何社会都需要规则和规则的维护，无论其社会状态如何，规则是否公平合理，否则就会使得社会陷入无序状态，或者形成类似中国封建社会和现代的潜规则状态，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缺陷就是缺乏规则的维护，或者说社会机制不合理、不健全，使得其希望的社会状态很难达到，反而是陷入潜规则状态，因此我们目前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致力于社会规则的维护。不过，目前中国知识分子主张的西方机制不仅与现存的社会形态、特别是政治形态相抵触，而且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是需要过程的，苏联为代表的原华约国家就是忽视了过程，只看重形态而陷入了异化的社会形态，反而是韩国，尽管战后长期处于独裁状态，金正熙的铁腕统治却使得韩国养成了遵守规则的习惯，更重要的是，使得其社会状态达到其社会形态所能达到的健康状态，为韩国的社会进步奠定了社会基础；再看中国台湾，在没改变蒋氏执政时期造成的不健康的社会状态的情况下，就采取了以美国式的社会形态取代原有社会形态的做法，结果使得台湾社会无法得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效果；更大范围的是南美国家，虽然属于欧洲文化体系，也比较早就实行了西方制度，但是还是始终得不到其社会效果；所以，社会形态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在健康的社会形态下，通过正确的步骤达到的。现在中共加强纪检机关作用的措施，如果实行得力得当，就会成为兼顾现在社会形态和社会状态，在社会机制和政治选择上都恰当的措施，即使将来监督权力转交给法律和社会，也可以作为廉政机构或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那样的规则维护机构存在。说得再明白点，例如腐败现象吧，在政治上就不可能一步解决，需要一定的步骤。有些躁性子的朋友，只希望尽快看到完美世界的存在，有些具有儒生士大夫意识的朋友，只希望象封建开国君主给予其太平盛世那样别人也能马上给予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有些具有儒生士大夫特权意识的人，就只希望在新精神主人主张的社会形态下依附权力和金钱，以取得依附依附特权，有些所谓的经济学家的言论就是这个样子的，因而不思考如何来达到目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缺乏全面思考能力，例如教育界吧，这几年允许大学生结婚，其目的大概是想享受和看到西方所谓的自由，不过却没想到，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状态和形态下，家族观念的存在使得国人从小就缺乏自立意识，允许社会个体在缺乏自立条件下结婚，只会使得社会个体更加缺乏自立精神，更加依靠家族，小集体观念更加严重，社会素质倒退。连自立都不具备何谈自由，结果只是从管教严的家庭进入一个放纵的集体吧。再如复旦大学采取招生面试措施，就没考虑在现在不健康的社会状态下，招生面试和公务员面试同样是为腐败创造条件，还不如单纯的考试公平。至于厦门大学建高尔夫球场来达到训练精英，更是只图具备西方的某些形式，而不是试图建立西方的现代精神，何况所谓的精英趋向，说白了和儒生士大夫的特权倾向没什么分别。现在教育要想在现存的社会状态和形态下达到较好的效果，大学、中专和职业学校这些终极教育环节最重要，因为现有的教育机制下，高中以前都处于考试压力下，很难使得知识形成素质，在大学放了羊，仍然采取单纯的应试制度，只会使得学生在以前应试压力下的反感释放出来，也使得缺乏自立自觉习惯的学生无法很好地自我培养素质，所以还不如管教到底，使大学成为教育培养综合素质的场所。说一个例子，现在我见大学生也喜欢那些没有文化底蕴、粗制滥造的垃圾玄幻小说，就与其学历很不般配，这样也会使得文化消费的主体缺乏消费真正的文化作品的素质和意愿，从而导致文化的萎缩。固然，这也和社会环境对思想文化的限制有关，但是也不能因此就什么也不做。
对于落后的社会因素，例如家族观念就是必须消除的，否则千百年的反社会、反群体惯性不能消除，也会使落后意识的土壤始终存在，给社会进步和健康带来阻力。具体的措施，我认为必须废除法律中社会个体对长辈的义务，以社会保障代替家族小集体，这样经过一段时期，我国就不必再实行为人所诟病的计划生育政策了。举个小例子，例如军事爱好者大多比较纯善，但是也大多承认自己见钱眼开，见利忘义，为什么呢？就因为不合理不健康的社会环境下，社会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得不依靠家族，也由于和家族联系在一起，长辈养老、家庭开支、传宗接代和抚养下一代的压力迫使社会个体不得不尽力追求金钱来取得安全感，而成为大户和巨户的人又不会有多少，所以只能生活在金钱的压力中不可自拔。当然，这也与家族利益的扩张和社会个体信仰消失等因素有关。
从政治上说，社会进步和健康是需要具备进步意识和高度社会素质的人来支持和促进的，在落后状态只有下不断培养和积累进步群体的数量和质量，才能最终达到目的；这个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现在中国社会进步和健康的乏力就是进步群体数量和质量不足的体现，就象欧洲从黑暗时期的进步，哥白尼等人的日心说打破教会神学之始也是遭到大部分人反对的，如果没有坚持真理的决心和实现真理的策略，也是达不到目的的；政治目的既需要坚持，也需要量力而行的妥协和平衡，例如中共十六大六中全会提出的达到最大限度的社会共识，就比儒生士大夫式的蛮干和撒手不管要强一万倍。共识点也就是相对容易达到的社会目的，这些社会目的达到后，又有可能出现新的社会共识，这样社会的进步合理因素就会逐渐增加，直到党内外要求进步的群体可以成为社会主导力量。世界上仅中国的记载政治活动的书籍就汗牛充栋，包括毛泽东的著作，真奇怪中国的知识分子怎么视而不见。
对于现存的理论，我们应该从其历史实践中观其经验教训和得失成败，从而对其有个科学客观的认识。例如西方学说中的所谓资本主义，在历史竞争中胜过了马列主义，不过其也远不是完美无缺，不仅过度注重个体的基本认识显示出了缺陷，例如西方人存在的个人幽闭环境下的症状，在过渡偏重利益的基本认识下被马克思指出的弊病的根本仍然存在，例如资本和资本所有人在社会平等面纱下的特殊地位和利益，而且其对社会形态和状态的认识不足也体现无遗，例如华约国家的自由化过程。对于马列思想，即使不足和缺陷也没有为人所全面认识，例如马列思想认识基础中的沿袭低级认识阶段的以抽象哲学解释事物的不科学态度，其成功之处也被掩盖在失败的阴影中，例如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状态相对健康时候，就很难出现西方那种普遍的幽闭症状，这是集体主义的过度虽然不对，但是群体原则却没错的小证据。对于传统文化，即使是儒家学说吧，也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不说教育认识，就说家族观念虽然不合理，但是注重共同观念下的体现秩序和和谐的家庭观念却比西方注重个人感觉和片面观感感受的婚姻观要强，至少可以避免那些因婚姻问题造成的社会问题，当然，对传统观念的择取也要建立在现代平等等认识的基础上，否则就谈不上进步。我们中国文化思想长久禁锢在儒家学说中一直没有得到发展，因此逐渐落后于时代，不过并不代表其就不能发展以适应现代社会，除非是我们不发展；当然，故步自封地骄狂自大也是不对的，那样只会日益显现其在西方冲击之始就表现的落后之处，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使得落后因素继续影响自己，直到被历史遗弃，成为某些全盘西化人士否定传统文化的借口。我们最好能够汲取各种思想的优长，在尽量保存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属于自己的现代文化思想，为民族复兴、社会进步与健康、国家和民族的富强奠定坚实的认识条件。
这样有人或许会说，这种大杂烩算是什么呢？只要是对的就是真理，何必在意算什么，何况，真理只有一条，只要有科学客观的社会理论，就不难把正确的东西容纳其中。我经过十几年因病而断断续续的研究，最终就从传统文化思想中找到了解决理论问题的钥匙，从而对理论的脉络已经很清楚了，只是由于疾病的影响，个人环境很恶劣，缺乏基本的研究条件，使得研究很难继续下去而已，否则最多两三年就出来了，本文的分析虽然限于篇幅和资料而不全面，但是也是我应用自己的理论作出的分析。我们实在不必要对传统文化缺乏信心，也需要建立独立思考的意识。我研究这些基本上是因为看到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客观的认识，认识上也缺乏统一所致，否则起码有了统一的正确认识，至少可以让我们一步步地按照正确的道路前进，我对这些东西的研究谈不上喜欢与否，只是本着现代认识尽社会一分子的责任，所以如果有朋友愿意合作，以使研究结果尽快出来，我是很欢迎的。我的第一爱好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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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节
似乎我这辈子就是生活在仓促之中的，在十几年的疾病中仓促着尽责任研究社会和文化思想，以致连基本的理论阐述都没能学习；预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可能因为并发症和大病初愈后的身心俱疲而导致个人环境恶化，不得不仓促地把还比较零乱研究结果发布出一些来；以致于还需要听朋友的建议作小节。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近代的落后根源首先在于我们的知识群体缺乏独立思维的意识，在长期的儒家思想钳锢下和将学说的创始人当作神的膜拜下，对思想文化基本上只有从属意识，而不会通过自己的思考鉴别其优劣，选择其是否适合于己；以致于落后的传统文化不知道通过发展和纠正来扬弃，外来的思想文化，也不知道该怎么合理选择，以服务于民族独立自强，社会进步健康的需要。唯一例外的是毛泽东，他能有勇气认识马列思想所无法解释的部分，所以才能在符合马列思想条件的社会矛盾激烈的中国取得成功，但是他也没能完全摆脱传统意识，所以才把自己的思想看作绝对正确的来付诸实施，使得中国虽然一定程度上进入了现代社会，但是其思想的缺陷偏激之处却带来了一些灾难；而且由于传统意识对思想的绝对从属和马列思想原理上绝对的排他性，导致中国的思想文化进步受到限制，传统文化也受到摧残压制。我们不能据此就苟责毛泽东，因为人的思想意识总是有历史局限性和个人局限性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是真诚地为中国的进步富强而努力，而不是象历史上明哲保身的儒生士大夫那样站干岸，看热闹！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是知识的主人，社会知识只是前人认识和经验的总结，是否正确，是否适合于自己，需要我们去认识和判断。
其次在于传承于儒生士大夫的知识群体的社会素质缺陷，对政治主张只会要求别人给予，不会去靠自己的努力争取，依附意识、甚至特权意识还一直存在，缺乏现代观念中将自身视为有着社会权益和责任的独立个体；由于儒家观念的影响，知识分子在自我群体定义上存在自我限制，把政治军事和体力劳动职业排除在群体之外，导致群体力量的不足，而且由于儒生士大夫的正直者长期在社会不健康和国家内乱时候明哲保身，其主体则满足于依附式的群体特权为其阶层带来的利益而成为一个为自身及其亲族攫取权益的阶层，在社会素质上也很不足，却又以为其素质可以解决全面的社会问题，所以一直难有作为；所以，我们应该建立现代观念，把自己看作与社会其他个体平等的一分子，只是因为我们具备更多、更进步的知识和能力而能为社会尽更多的责任；认识到知识和能力的性质，使自己具备更全面的素质，在提高自身生存和竞争能力的同时，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存和竞争能力，为我们自身和这个以国家为单位的群体、为人类的前途作更多的贡献；否则就会象儒生士大夫那样，眼看着社会不健康和混乱，在民族遭殃的同时自己也遭受劫难，或者视民族安危和尊严于不顾，无耻地依附于外来侵略者和统治者。
最后才在于文化思想的缺陷及其导致的社会缺陷，虽然文化思想是始因，但是人是知识的主人。例如孔子主张鄙视工商业，可是他在世时候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弟子多才多艺的子贡经商得到的财富所致的，孔子之所以有这种主张，我认为原因之一是由于他的目的是恢复其奴隶主贵族地位，看到工商业带来的财富地位势力给奴隶主贵族的权益带来威胁。我们应该汲取教训，为个人和社会而非仅只为个人或某个群体去认识问题和选择行为趋向。
对于问题的解决，首先应该解决认识问题，因为只有具备理性的正确认识，才能采取正确的措施或行为。从政治上来说，现在西方的马列思想及其在中国的支流、西方的现行认识和传统文化使得中国的认识极不统一，存在对立和矛盾，只有解决了理论认识问题，才能至少在对社会具备责任感的群体中形成共识，凝聚力量。举个例子，前些天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中国文学是垃圾，说的是实话，其原因大家大多认为是政治环境所致的，这也是实话，确实是原因之一，可是仅仅知道原因而不解决能行吗？我们是为了中国的文化繁荣还是为了找出文化凋零的原因？现在思想认识矛盾这么深，社会状态这么差，文学创作反映不出现实是垃圾，反映出现实，特别是反映出与当局对立的思想意识所认识的现实，不是对当局的威胁吗？当局会允许吗？当然不会。所以，如果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并在措施上使得现实与目的衔接，当局就有接受的可能，虽然只是可能。另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思考其他原因，有些文学形式并不怎么触及政治，可是为什么也是如此呢？就因为我们文化素质教育的原因，即上文我提到的。
在措施上也应该消除和纠正落后因素，例如家族观念及其支持的社会因素，否则落后因素的存在就是对社会进步的阻碍。这点我想就是当局也会愿意做的，我们应该在社会进步和健康的努力上集腋成裘，不能图一蹴而就，十七年前的事情就是很好的例子，结果是欲速而不达，不进反退，当然也幸亏事态没继续下去，否则中国的结局很可能还不如苏联。
在政治上我们应该学会知道进退，明白合作与斗争都是政治方法，坚持与妥协都是时势使然。就象抗日时期，如果国共不合作能行吗。这方面我国的历史书籍，特别是毛泽东的著作就是好教材。
我作这些研究，是出于民族自尊心和责任心，和基于现代社会观念中的社会个体的权益与责任观念，在社会不健康和不合理时候更多的是强调责任，才能为自身和全社会争取正当的权益，社会是所有人的社会，个人能力再强也有限，所以我只是尽到自己能尽的责任就是了，不会非理性地认为存在上帝或无所不能的圣人。我现在就有心无力，不是因为个人意志和能力，而是因为个人环境使然，使我不仅缺乏基本的研究条件，例如搜集资料，而且随时都有因病或经济工作环境倒下的可能。我是希望能完成理论研究的，不希望在经过十几年困境中的奋斗才理清理论的脉络的时候功亏一篑，这就要看有没有朋友愿意帮助我度过这个暂时的困境了。如若不然，今天的境地我在做决定的九十年代初期那样的政治环境中已经有了比现状更坏的心理准备，自己选择的道路，自己就要接受结果，但是只要自己做过了，不管做对做错，做了多少，也就问心无愧了。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液压有限公司油缸分厂 王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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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我这辈子就是生活在仓促之中的，在十几年的疾病中仓促着尽责任研究社会和文化思想，以致连基本的理论阐述都没能学习；预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可能因为并发症和大病初愈后的身心俱疲而导致个人环境恶化，不得不仓促地把还比较零乱研究结果发布出一些来；以致于还需要听朋友的建议作小节。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近代的落后根源首先在于我们的知识群体缺乏独立思维的意识，在长期的儒家思想钳锢下和将学说的创始人当作神的膜拜下，对思想文化基本上只有从属意识，而不会通过自己的思考鉴别其优劣，选择其是否适合于己；以致于落后的传统文化不知道通过发展和纠正来扬弃，外来的思想文化，也不知道该怎么合理选择，以服务于民族独立自强，社会进步健康的需要。唯一例外的是毛泽东，他能有勇气认识马列思想所无法解释的部分，所以才能在符合马列思想条件的社会矛盾激烈的中国取得成功，但是他也没能完全摆脱传统意识，所以才把自己的思想看作绝对正确的来付诸实施，使得中国虽然一定程度上进入了现代社会，但是其思想的缺陷偏激之处却带来了一些灾难；而且由于传统意识对思想的绝对从属和马列思想原理上绝对的排他性，导致中国的思想文化进步受到限制，传统文化也受到摧残压制。我们不能据此就苟责毛泽东，因为人的思想意识总是有历史局限性和个人局限性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是真诚地为中国的进步富强而努力，而不是象历史上明哲保身的儒生士大夫那样站干岸，看热闹！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是知识的主人，社会知识只是前人认识和经验的总结，是否正确，是否适合于自己，需要我们去认识和判断。
其次在于传承于儒生士大夫的知识群体的社会素质缺陷，对政治主张只会要求别人给予，不会去靠自己的努力争取，依附意识、甚至特权意识还一直存在，缺乏现代观念中将自身视为有着社会权益和责任的独立个体；由于儒家观念的影响，知识分子在自我群体定义上存在自我限制，把政治军事和体力劳动职业排除在群体之外，导致群体力量的不足，而且由于儒生士大夫的正直者长期在社会不健康和国家内乱时候明哲保身，其主体则满足于依附式的群体特权为其阶层带来的利益而成为一个为自身及其亲族攫取权益的阶层，在社会素质上也很不足，却又以为其素质可以解决全面的社会问题，所以一直难有作为；所以，我们应该建立现代观念，把自己看作与社会其他个体平等的一分子，只是因为我们具备更多、更进步的知识和能力而能为社会尽更多的责任；认识到知识和能力的性质，使自己具备更全面的素质，在提高自身生存和竞争能力的同时，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存和竞争能力，为我们自身和这个以国家为单位的群体、为人类的前途作更多的贡献；否则就会象儒生士大夫那样，眼看着社会不健康和混乱，在民族遭殃的同时自己也遭受劫难，或者视民族安危和尊严于不顾，无耻地依附于外来侵略者和统治者。
最后才在于文化思想的缺陷及其导致的社会缺陷，虽然文化思想是始因，但是人是知识的主人。例如孔子主张鄙视工商业，可是他在世时候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弟子多才多艺的子贡经商得到的财富所致的，孔子之所以有这种主张，我认为原因之一是由于他的目的是恢复其奴隶主贵族地位，看到工商业带来的财富地位势力给奴隶主贵族的权益带来威胁。我们应该汲取教训，为个人和社会而非仅只为个人或某个群体去认识问题和选择行为趋向。
对于问题的解决，首先应该解决认识问题，因为只有具备理性的正确认识，才能采取正确的措施或行为。从政治上来说，现在西方的马列思想及其在中国的支流、西方的现行认识和传统文化使得中国的认识极不统一，存在对立和矛盾，只有解决了理论认识问题，才能至少在对社会具备责任感的群体中形成共识，凝聚力量。举个例子，前些天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中国文学是垃圾，说的是实话，其原因大家大多认为是政治环境所致的，这也是实话，确实是原因之一，可是仅仅知道原因而不解决能行吗？我们是为了中国的文化繁荣还是为了找出文化凋零的原因？现在思想认识矛盾这么深，社会状态这么差，文学创作反映不出现实是垃圾，反映出现实，特别是反映出与当局对立的思想意识所认识的现实，不是对当局的威胁吗？当局会允许吗？当然不会。所以，如果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并在措施上使得现实与目的衔接，当局就有接受的可能，虽然只是可能。另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思考其他原因，有些文学形式并不怎么触及政治，可是为什么也是如此呢？就因为我们文化素质教育的原因，即上文我提到的。
在措施上也应该消除和纠正落后因素，例如家族观念及其支持的社会因素，否则落后因素的存在就是对社会进步的阻碍。这点我想就是当局也会愿意做的，我们应该在社会进步和健康的努力上集腋成裘，不能图一蹴而就，十七年前的事情就是很好的例子，结果是欲速而不达，不进反退，当然也幸亏事态没继续下去，否则中国的结局很可能还不如苏联。
在政治上我们应该学会知道进退，明白合作与斗争都是政治方法，坚持与妥协都是时势使然。就象抗日时期，如果国共不合作能行吗。这方面我国的历史书籍，特别是毛泽东的著作就是好教材。
我作这些研究，是出于民族自尊心和责任心，和基于现代社会观念中的社会个体的权益与责任观念，在社会不健康和不合理时候更多的是强调责任，才能为自身和全社会争取正当的权益，社会是所有人的社会，个人能力再强也有限，所以我只是尽到自己能尽的责任就是了，不会非理性地认为存在上帝或无所不能的圣人。我现在就有心无力，不是因为个人意志和能力，而是因为个人环境使然，使我不仅缺乏基本的研究条件，例如搜集资料，而且随时都有因病或经济工作环境倒下的可能。我是希望能完成理论研究的，不希望在经过十几年困境中的奋斗才理清理论的脉络的时候功亏一篑，这就要看有没有朋友愿意帮助我度过这个暂时的困境了。如若不然，今天的境地我在做决定的九十年代初期那样的政治环境中已经有了比现状更坏的心理准备，自己选择的道路，自己就要接受结果，但是只要自己做过了，不管做对做错，做了多少，也就问心无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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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台滴某些观点,偶不敢苟同.
兄台滴精神态度,偶只有佩服.
:L ;funk :victory: :handshake
(哼哼,偶找帮手去.;P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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