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边境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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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知青编为武装民兵，是要我们自己来保卫自己，守卫边疆。苏军在我生

产队周围三面的对岸山岭上建了三个十来米高的了望哨所，位于半岛尖上我生产队

人员的所有活动大概被他们看的一清二楚。生产大队背后方圆几十里都是密密的大

森林，无人居住，离公路有一百数十里，离最近的其他居民点也有五十五里地。我

正规部队布署在离边境很远的地方，边防军只是在公社所在地才有，人数也少得可

怜，一年中巡逻到我们生产队只有几次，如果在这里和老毛子(东北人对苏联人的俗

称)一旦打起来，等到七十里外的边防军来救援，我们早就完蛋了。当时的战略方针

是一旦苏军大举入侵，我军大步后撤，关起门来打狗，把侵略者消灭在人民战争的

汪洋大海中。尽管大家都明白苏军无论是在武器装备上还是在军事技术上都要比我

们强得多，那时年轻气盛，热血沸腾，丝毫无恐惧之心。钢枪在手，还想欲欲一试。

      但一到那里，上级就向我们宣布几条纪律，第一，不准把枪口朝着苏联方

向射击，即使在我境内发现特务和小股入侵苏军也不例外，要防止子弹飞到苏联领

土上。第二，不准向入侵我领空的苏联飞机(主要是直升飞机)开枪，除非你有百分

之百的把握能让它掉在我国境内。1970年冬天，我们要到队里附近江上在主航道我

方一侧的察哈彦岛上砍柳木杆子，男女知青纷纷要求上岛，甚至于还有人写血书请

战。鉴于过去苏联人也去该岛打过草，并派过巡逻队赶我方老乡下岛，上级命令不

准带枪上岛，遇见苏联边防军上岛，岸边的担任武装保护的民兵不准开枪，上岛的

人除据理力争外，必要时主动撤回。那天上岛的知青与其说是怕苏军入侵，不如说

是希望苏军来和我们吵架，让我们有个表现自己英雄行为的机会，有人还偷偷地带

上了自制匕首。结果是苏联人当天根本没来，让知青们大失所望。直到1978年我考

上大学和生产队告别时，每年我们都平安无事地上岛好多次，也没有发生过苏军上

岛的事件，苏联方面实际上承认了察哈彦岛的主权属于中国，而我们也不再兴师动

众派人保护了。当时边境上的我方军民基本上是秉承高层领导的旨意，不在边境向

苏联挑衅。尤其是中国总理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当

时称为“坦率的会谈”后，双方都有所让步和克制。上级又给我们下达了任何情况

下不准在边境线二公里之内开枪打猎和实弹射击的命令，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可能

引发武装冲突的萌芽。
    因为插队知青人数是当地男女老少总数的一倍，所以晚上站岗巡逻的任务

也由知青全包。每晚六人，三人一组，上半夜岗(九点到一点)多是女孩子，下半夜

岗(一点到五点)则是清一色的男孩子，全是义务，没有工分报酬，白天还要出工劳

动。人少时一个月中要轮到二三回。尤其是在冬天，冰雪封江或形势紧张时，还要

加岗巡逻。

    每次巡逻要从村里到生产队周围的田地里，树林子，江边绕好几圈，我们常在
晚上零下几十度的寒冷气候下，趴在江边的柳毛丛里，用一个自备的十六倍的望远镜
监视对岸苏军兵营的动静。此望远镜是中波远洋海运公司的某船长给他插队的儿子的
送行礼物，带到队里后便成了大家的公用品。

    我们当时把苏联当做敌人，时刻要防备对方袭击，刚去的时候，晚上单人

在村里行走也经常提心吊胆，不敢靠着路边。有一天，一个女知青在江边地里放猪，

忽然看到有一条船靠了岸，下来了几个彪形大汉向她走来，吓得她扔下猪群就往村

里跑，大叫苏联人上岸了。大夥儿拿上枪赶去一看，才知道原来是我们中国航标艇

的船员在修理岸边的航标灯。其实对岸的苏军大概也弄不明白中国边境的农村里怎

么会突然冒出这么多穿草绿色服装的年轻人，也是戒备深严。

        1970年6月，我们刚领到枪不久，一天晚上一点多忽然被对岸苏军的机枪声

和我村庄里的紧急集合的钟声(一根挂在知青食堂屋檐下的钢管)叫醒。五分钟后，

全体民兵在食堂前的空地上集合了。给我们讲话的是负责我们军训的边防军杨排长

(我老把他看成是一部叫“冰山上的来客”电影中的足智多谋的杨排长)，他神情严

肃地告诉大家，刚才发现有特务潜入我境内，上级要我们兵分两路马上进行搜索，

在他讲话的同时，村子后面的树林和对岸苏军兵营的上空同时升起两颗绿色信号弹，

不一会儿，在村子边上的泡子(小湖)边也响起了几声冲锋枪响，大概是巡逻的人发

现敌情了，这时谁都认为这已不是一场训练了，刚才还是昏头昏脑，走路摇摇晃晃

的我们都从梦中清醒过来了，心情十分紧张也有几分激动。

        杨排长带着我们一部份知青迅速向泡子方向奔去，刚到泡子边，他大喝一

声“卧倒”，几十个人这时刷地一下马上伏在地上，只见一下光亮，随后便是一声

巨响，一颗手榴弹在水中炸开。然后大家又在命令下小心翼翼地沿泡子两边向前搜

索。一分钟后，对岸苏军兵营里也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和车辆的急驶声。杨排长脸

色大变，马上下令原地待命。我们也明白了这不过是一场紧急集合的演习。不久由

另一名边防军战士带领的一路人马派人来报告，对岸苏军已经乘军车进入江边战壕，

不过不象是要对我们发动攻击，好像是在防备我们进攻。杨排长听完来人报告后，

宣布演习结束，除民兵连排长留下继续监视对岸苏军动静外，其余人马上解散回宿

舍睡觉，但不准脱衣服。事后杨排长虽然挨了上级的批评，但他对我们知青的集合

速度之快演习之认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这次夜间紧急集合虽然事先已通知上级，上级也赞成要让我们这些从上海

来的知青经受一下锻炼，但对具体的演习计划则未加过问。打枪扔手榴弹都是杨排

长精心的策划，想不到正巧那晚又有苏军的实弹射击和信号弹四起作渲染陪衬，结

果弄假成真，让我们知青和对岸的苏军都虚惊了一场，差点儿真的闹出武装冲突来。

由此看来，双方处于极端的对抗和敌对的情况下，惶恐不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

都会感到是大敌来临，一触即发。一些武装冲突大概就是起源于这些偶然的突发因

素吧。        

     (来日本后，遇见一些台湾来的男留学生，他们大学毕业后都有服兵役的义

务，三人中有一人要抽到去金门岛经受锻炼的签，在那里也经历过防备共军突然袭

击的演习。)

     在边境上呆的时间长了，敌情观念淡薄了，警惕性也降低了。晚上站岗巡

逻转个一圈便跑到队部的大热炕上去睡觉了，值勤日记上记的都是平安无事。因为

中苏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性已消失，1972年以后，上级也许是察觉到每天晚上要

那么多的人受罪也过于紧张，不再要求我们知青民兵每晚站岗巡逻了。


       1973年冬天，知青民兵连长在公社开完会搭队里的拖拉机大爬犁回队，途中

拖拉机出故障，修了老半天也没动弹，他让拖拉机手们继续修理，自己一个人从大

江上走了几十里地回生产队叫人送零件去。他则在队里召开民兵大会，传达上级的

最新指示，说最近在内地抓住一个苏联武装特务(原是中国的叛逃者)，据说就是在

我们队对岸的苏军兵营里过夜，一大早在我生产队上游附近三十里地潜伏入境的，

上级要求我队的民兵提高警惕等等。未等他传达完上级指示，便有一人慌慌张张地

跑进来报告在我生产队下游附近的江面上，发现有一串从对岸走过来的脚印。我和

连长跟来人一起骑马跑到了事发地点，这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月光照耀下的江面

上，果然有一串脚印从江中好像是主航道苏联一侧笔直地延伸过来，在岸上的马车

道边消失了，看样子是几小时前发生的事件。不一会儿，先前在下游抛锚的拖拉机

大爬犁也轰隆轰隆地开到了这里，于此同时，对岸苏联一侧江面上也出现了五个撑

滑雪板穿白色服装的全副武装的苏军巡逻兵。拖拉机手们告诉我们，这几个苏联兵

从傍晚开始就一直在对岸监视和尾随他们前进。回到队里，又有人报告对岸苏军兵

营里汽车往来不绝，九点多时直升飞机也来过了。这是从来也没有碰到过的事，一

切发生的都是这样的奇怪，看来确实有大事要发生了。因为此时生产队的大多数知

青和男劳动力都已陆续出发去林区伐木了，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给公社打电话，公

社说边防军和县里负责人要早上才能赶到，要我们保持镇静。那些个男人出外伐木

的小媳妇们害怕的拉带着孩子们几家住在一起，生怕武装特务溜进村来把她们杀了。

所有的在队知青，包括第二天白天要到公社修水库的六个男女知青这一晚上都没有

睡觉，在冰天雪地里拿着枪放暗哨和巡逻。

     第二天白天，去公社修水库的六个知青和两个老乡出发了，因拖拉机还没

修好，这七十多里地，他们只能步行了。不一会儿，边防军和县革委副主任兼外办

主任也分坐两辆吉普车从山路来到我队，在连长和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陪同下到出事
现场分析情况。苏军的几个雪地巡逻兵也站在对岸岸边严密地注视着我们这十来个

人的动静。气氛有些紧张。

      外办主任自然是经验丰富，先让边防军回到岸上的吉普车里去，自己仔细

地看了一会儿脚印后，马上就问这两天你们生产队里有没有人从江上走过。连长回

答，我昨天才从江上走回来。主任接二连三地又问了连长几个问题，随后不准我们

保护，一个人往江中心走去，这里的人都为他提心吊胆。谁知他回来后说出的第一

句话竟让连长大吃一惊，“我看这从对岸走过来的苏修特务大概就是你。”

       原来黑龙江在这里有个大拐弯，从公社回生产队，或者从生产队到公社，

顺着江中的主航道走的是弓弦，江中央的雪道又平坦，要比沿着岸边走弓背既快又

省力，知青们脑子活胆子大，自以为只要自己与前后两个航标灯柱保持三点成一线，

就不会越境走过主航道。连长走的便是这条近道，他看到岸边有我队的拉柴火的马

车经过，就从江中笔直地回到岸边，坐上马车回队了。因为这一带的主航道离苏联

岸边特别近，离我方岸边比较远，连长的这一长串脚印看起来好像是对岸有人走过

来似的。而当他听人讲有特务越境，加之对岸苏军活动异常，一时警惕性高涨，未

能冷静地想一想其他的可能性，便马上向上级汇报，结果引出了一次让全县军民虚
惊一场的闹剧。

    外办主任把连长一顿好训，便坐吉普车从山路回县里了。他心情十分愉快，

要不是自己经验丰富，还不知全县军民要折腾多长时间。

     下午他在办公室向各级领导通报了所谓苏联特务入境事件的真相，建议取消

已发布到全县各生产队及各交通要道的检查站的三级战备的指示。就在他快下班的

时候，有人向他报告，县城对岸苏联边防哨所打出要求紧急会晤的旗号。心里一震，
不知又发生了什么重大边境事件。

话说“边境无小事，事事连国际”。根据中苏两国的协议，双方只是在

       几个口岸有定期和不定期的边防和外交会晤，大至边境冲突和犯罪者的引渡，小至

       溺死者死尸漂入对岸、牛马误入他界，都是谈判的话题。我县各生产队，公社管辖

       地带发生的边境事件都必须报县，由县外事办公室会同边防统一和对岸苏联边防直

       接交涉，不准下面自行交涉。     

            1970年代我县的首席谈判代表是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兼外事办公室主任，

       具体姓名已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最后一个字是“泰”，与当时我公社党委副书记迟

       仁泰(一度官至地区党委副书记，1980年代降为漠河林业局党委书记，在震惊中外的

       大兴安岭地区火灾中，当机立断，用有线广播大叫大家逃命，及时指挥群众在大火

       到来前转移而出名)，某公社党委书记孙国泰三人并称为呼玛县能把死人说活的三泰

       铁嘴。
           泰主任原是学俄语出身的大学生，在1968年一次围绕吴八老岛边境纠纷的

       中苏会晤中妙语惊人，崭露头角。当时苏军侵入我方领土，殴打我边境渔民，铁证

       如山，常被我方指责的哑口无言。苏方自知理亏，一直想找点材料来反驳我方。有

       一次苏军又与我边民在吴八老岛发生冲突，打来打去，一名苏军和我渔民同时掉入

      岛外侧的江中，我渔民入水后当然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抓住苏军不放，灌了他

      一肚子水，这一切都被苏军拍成照片，在双方会晤中作为中国人员故意殴打苏联边

      防人员的铁证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当时的我方首席代表见此一叠照片，便知被苏

      方抓到了把柄，还未想出强辩的句子来，时任翻译的泰主任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对

      苏方说，这不明明是我国渔民在奋不顾身地救护你们落水士兵么，怎么会是我国渔

      民在殴打你们士兵呢。双方谈判的代表凑过头来一看，照片上果然是一个中国渔民

      在水里抓住脑袋搭拉着苏军士兵的后领子的形像，我方首席代表也以照片上背景是

      苏联，指责苏军侵略我神圣领土的行为，迫使苏方表示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误会事

      件。泰主任于是官运亨通。
          上次讲到泰主任刚处理完一起所谓的苏联特务入境事件，回到县城后又接

      报告说对岸苏联边防哨所挂出三面红旗，这是要求紧急会晤的旗号。不知又发生了

      什么重大边境事件。当时两岸没有国际电话直通，约定有事要临时会晤，就在各自

      的了望塔上挂旗，旗子的多少和情况的紧急程度有关，三面红旗表示必须在二十四

      小时内进行会晤，属于发生了最紧急的事件。县里的老百姓只要一看到双方了望塔

      上升旗，便马上知道要有中苏边防人员会晤了。(北京中南海和莫斯科的克林姆林宫

      之间有直通电话，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苏联领导人柯西金曾启动过这条多

      年未使用过的热线，要求和周恩来总理通话，中南海的年轻的女接线员从未遇到过

      这种情况，不仅一口拒绝，还义正词严地批判了“苏联修正主义者”一通。周恩来

      听了汇报后，严厉地批评了女接线员的未经请示的轻率举动，文革期的中苏高层唯

      一一次会谈直到越南胡志明死后才得以寻机在北京机场实行。)

           晚上八时多，泰主任接到了一个从县公安局转来的电话，说是我察哈彦生

      产大队的六名知青今天中午误入苏联境内，被苏军巡逻车和巡逻队发现追赶，幸好

      知青及时跑回我境内，没有一个人员被抓住，苏军也没有开枪。

           事件是这样发生的。我队的二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以及二名当地老乡早

      上出发步行去下游的公社修水库，走的是才冰冻三尺的江道。走到大江的一个拐弯

      处，老乡们胆子小，只敢顺着我岸边走远路，知青们胆子大，不听老乡劝阻，顺着

      江中主航道走直线，自以为只要自己与前后两个航标灯柱保持三点成一线，走在我

      方岛的内侧，无论如何也不会越境。当时我们知青虽说已二十岁，在生产队里男女

       生之间还是一本正经的，也不太说话。走在大江中间，开始也许是有些陌生，不言

       不语，倒是四名女孩首先打破僵局，问东问西，不一会儿大家也边走边聊上天了。

       特别是走在有汽车压过的地方，非常舒坦，大夥儿说今年的江道咋会这样好走，不

       会走到老毛子的车道上去吧。领头的男孩自信地说，不会的，我一直看着前面的航

       标。忽然，有一女孩叫了起来，前面来汽车了。果然在远处出现了一个移动的飞快

       的黑点，开始大家还以为这是县里派来调查特务潜入情况的官员的车，没有在意，

       继续聊天，走了几步，觉得有些不对头，回头一看，我方岸边走的那二位老乡已停

       下来，挥着手不知叫喊什么，后面很远处有几个苏联人滑着雪橇飞也似地朝这儿赶

       来。“糟糕，我看漏了一个航标灯，我们走到苏联的岛边上来了。”领头的男孩发

       现自己犯了个重大错误。那个小黑点也迅速地变大，大家发现它就是熟悉的那辆苏

       军巡逻车。车子在六名知青的前面一百米左右停留下来，走出三名苏军，一名军官

       和一名拿枪的苏军士兵小心翼翼地朝这里走来，还有一名站在车身边作掩护，拿枪

       作瞄准状。而六名知青虽然不是手无寸铁，但能够护身的只有男孩们的两把自制匕

       首。当时不执行巡逻任务时，枪是绝对不准带出生产队的。知青们深知被苏军抓住

       的后果，一时也慌乱起来。

             眼看前面苏军已逼近，后面追兵也快赶到，三十六计，逃为上计。六个人

       赶紧向我方一侧的岸边跑。谁知在这大江的转弯处，水流比较急，冰结得不厚，加

       上又处于风口，冰面上的雪也被吹走了，走在上面，不仅可以听见冰的裂开声，还

       可以看见冰下奔腾的江水。尽管后面的苏军用生硬的中国话大叫“站住”，尽管在

       江中的冰面上有人还滑了一跤，哥们妹们还是大胆地往前走，不回头。十分钟后和

       岸边的老乡汇合后，看见对岸已有十多个苏军聚在一起了。真是好玄，要是被抓住，

       可倒上大霉了。

1968年冬天，1969年夏天，苏军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以埋伏和强行绑架

       的手段，在我国境内江面和属于我国领土的岛屿上抓走我边民数十人。有位分配在

       某公社当兽医的大学毕业生和两名老乡在江面上行走时，忽然四周雪地里冒出几个

       苏军来，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被苏军打伤打昏塞进一辆从对岸急驶过来的军车

        里，送到苏军兵营里分别受审。兽医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因为在大学里学过俄语，

        所以不断用俄语大骂苏联人，结果挨了顿臭打，闹的兵营里人人都能听见。老乡们

        避重就轻，在关于中国边防军情况的讯问中，一问三不知。不过苏军从老乡的口里

       也得知，抓来的那个会说俄语的青年并不是中国的军人和公安人员，只是个新分配

       来的大学毕业生而已。晚上，三人被关在同一房间里，冻得嗦嗦发抖，只有受了伤

       的兽医的床上有一条毛毯，三人只好挤坐在这张床上渡过了第一夜，后来在兽医的

       据理力争下，第二天开始生活待遇有了改善。我方发现人员失踪后，一查下来，找

       到了苏军越境抓人的证据，便在谈判中向苏联方面提出抗议，苏军不得不把这三名

       绑架来的中国老百姓归还中方。回来后，三人又受到自己人的不停审查，要他们检

       讨一下有否变节行为。逼极了，老乡们向领导反映，苏军对兽医特别照顾，我们的

       床上什么也没有，为什么他床上有一条毯子，为什么他用俄语和苏联人一讲，苏联

       人就改善我们的待遇，我们不知道他告诉了苏联人什么情报。于是兽医便被怀疑有

       变节行为，调离出边境地区，预备党员资格也被取消。所以当地人都说，要是被老

       毛子抓走放回来，哪怕是跳进黑龙江，也一辈子洗不乾净。

             苏军在对岸和知青们并行走了十几里地后，见我方也无进一步的行动，就

       回去了。知青们原先和老乡约好互相保密，不把今天越境的事说出去，免得自找麻

       烦。在公社吃过晚饭，听人讲昨天发生的苏联特务入境事件其实是连长的脚印引起

       的误会，心里也慌乱起来，只好一齐去公社派出所自首，供述自己今天中午误入苏

       联境内的事实。派出所长赶紧向县公安局汇报，于是县外办的泰主任对明天苏联方

       面可能提出的抗议有了对付的准备，不过他也没忘记提醒我公社的领导不要处份那

       六名知青，因为他们已主动投案自首了。

           第二天在黑龙江中心的会晤中，苏方人员首先向我方提出强烈抗议，指责

       我穿军服的武装人员六人(知青们穿戴的是统一购买的远看分不清男女的草绿色棉衣
       裤和帽子，每人还斜背个小书包，看起来都象背了手枪似的)，在岸边人员的掩护下，

       昨天中午几点几分至几点几分，侵入苏联境内纵深几百米，长达三公里，进行有计

       划的侦察活动，蓄意挑起事端(苏军的了望哨所早就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把时间记录

       在案)。苏方向我方提供了一组照片，要求泰主任对此作出明确解释。泰主任当然胸

       有成竹，应答如流，他说，“你方所指称的武装入侵事件，是毫无根据的污蔑。据

       我所知，中国边防部队昨天在这一带并没有任何巡逻活动。中国方面绝不会也绝不

       允许任何人在黑龙江上故意挑起事端。关于照片上人员的真实身分，我建议双方都

       进行一下详细的调查。如果真是我国居民误入你方境内，那我表示遗憾。黑龙江冬

       天江面上的温度实在太低了，我个人希望下星期的定期会晤能在我方温暖的小屋内

       举行，就此事件交换各自的看法。”苏联方面也知这是外交辞令，想到下次又可美

       餐一顿，大饱口福，也就不再继续追究和抗议了。

            当时我们那一带的中苏交涉，冬天是双方谈判人员各坐车辆开到江中，下

       车站着会谈；夏天是一方人员坐小艇到对方岸边，上岸后在专设的小屋内进行会谈，

       这次你来，下次我去。后来中苏关系的火药味渐渐淡下来，每次在小屋的会谈结束

       后都要宴请对方。中方人员不习惯苏联的黑面包，苏方人员又特别喜欢中国的料理，

       不仅味道好，吃不完还可以带回国去。他们老是强调自己一方食物水果不足，对中

       方的盛情宴请赞不绝口，评论一番。我方人员也觉察到对方的用意，为了给谈判创

       造些良好气氛，我方谈判代表总是建议下次谈判在我方境内举行。苏军谈判人员开

       始还有些警惕性，后来实在抵挡不住中国食物和茅台酒的诱惑，大多同意双方会晤

       在中方境内举行，甚至转弯抹角地指定下次食谱，烤乳猪便是苏方谈判人员最喜欢

       吃的一道菜。中方谈判人员把这些事当笑话告诉了知青们，用来贬低苏联修正主义

       的物资贫困，炫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于是我第一次知道刚生下来不几

       天吃奶的小乳猪烤一下便可成为名菜，也知道苏联人确实爱喝烈性白酒。

            六名知青可以说是开我们知青的出国风气之先，无意中在苏联领土上走了

       一趟。其中某人后来作为官方代表团一员在1990年代首次正式出访俄罗斯，他对一

       个谈判对手说，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你们国家的国土上，对方开始没有明白过来，后

       来听完解释哈哈大笑起来了。
             其实我们那儿当时四十岁以上的土生土长的老乡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

       期都有过出国打工淘金的经历，当时也不要护照，几个人凑成一夥就过境了，苏联

       人也眼开眼闭，正好来了一夥苦力，无所谓合法违法。淘金者回国后必要经过中国

       境内一个叫金山的地方，日本人在那里设了检查站和控制着许多妓院，十八里岗子

       的地名反映了那里曾有过妓院、商店和住家联成一片的繁华景象(后来被一场大火烧

       尽)，淘金者辛苦淘来的一点点沙金又被“野鸡”很快淘去，最后落入日本人的腰包。

       1950年代老乡们也出过一次国。黑龙江上游森林着火，和苏联商量后，上级组织了

       一批人过江，在苏联坐上火车，绕道到现场，迅速扑灭了山火。可是在1960年代末

       期和1970年代，两国关系恶化，中苏边境上根本没有正常的交往，我们只能在江边

       和船上观望苏联。

在我们的眼里，苏联的公路交通，水上船舶，机械化程度都比我们发达。

       苏联沿江各兵营，居民点之间都有公路相连，夏天还有双体流线型客船在江上来回

       行驶。而我们这边，黑龙江通航时，只有两只客船在对开行驶，一大一小，大的叫

       “东方红十七号”，烧煤和木头，尾部上有一个象水车大转轮似的推进装置，小的

       是螺旋浆推进的。客船一个航班是半个月，其不便可想而知。(据人讲，现在实行经

       济核算后，因客船亏本，黑龙江上的国营客运业务已停航，也无私人经营从漠河到

       黑河这一段的客轮航运事业。)中国沿江一些公社的所在地都无公路相通，夏天一下

       雨，林间砍出来的简易道路连北京越野吉普车都不敢跑。就连从县城到最近的火车

       站塔河的唯一一条正式公路也是坑坑洼洼，破旧不堪。有一年坐长途客车去火车站，

       车子一个颠簸(其实时速不过是六十来码)，一声巨响，原来是后排我边上的一个女

       知青弹起来，脑袋把车厢顶上的三合板撞了个大窟窿，幸亏是冬天，头上戴的大棉

       帽起了保护作用。司机若无其事，照样把车开得飞快，大概是司空见惯了。

           当时苏联老百姓的生活，在我们的眼里怎么也不象中国报纸上宣传的那样

      “苏修”已内外交困，穷途没落。黑河对过的海兰泡又叫布拉戈申维克晚上灯火通

       明。(来日本后从电视里看到，现在那儿已成了俄罗斯远东最大的中俄贸易交流的中

       心，中国的倒爷们在那里大发其财。)对岸沿江的一两个居民点的房子上都有电视天

       线，夏天苏联女人穿的裙子(布拉吉)色彩非常漂亮，她们在江边洗衣服时经常唱着

       歌，男人们则坐在屋前喝着什么东西，一点也没有贫穷的样子。而我国这边，连县

       城也三天两头要停电点蜡烛和煤油灯。对我们知青的困惑，老乡们的解释是瘦死的

       骆驼比马大。(但是中国自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后，边境居民生活大有改善，连我呆过

       的那个生产队里也家家有了电视机。倒是对岸老大哥那边老百姓日子过得不舒畅，

       一些俄罗斯漂亮姑娘不得不到中国东北来打工挣钱，让一些中国人过了把当阔老的

       瘾。这在当年是作梦也想不到的事。)


             大概苏联当局只陈兵百万对付中国就够了，大概中苏两国人民有着天然的

       友好感情，夏天我们坐船经过苏联村庄时，不仅看不到有背枪的苏联老百姓，那儿

       的男女老百姓都主动向我们挥手致意，一开始中国人大多反应冷淡，不敢主动招手，

       深怕引祸上身，落个有亲修倾向、立场不稳的罪名。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边境上

       形势反而有所缓和。中苏两国的民间客货轮在江中交会时，或者白天经过对方村庄

       时，都互相鸣笛致意。上级也告诉我们知青，要主动向对方民船和老百姓表示友好，

       对方先招手和鸣笛时，一定要回礼。


           1970年代初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有过激烈的对抗和冲突，人民

       日报上甚至有鼓动苏联人民再搞一次十月革命的语句。但在两国边境上，利益和事

       件又驱使中苏两国要合作解决一些问题。我记忆中有一年倒开江，上游的江水夹着

       冰块奔腾而下，下游江面还冰冻三尺，形成一道道屏障，江水便向沿江的村庄和田

       地漫延，两国的房屋财产都受到巨大损失。中苏两国人员不得不在高层次进行商讨，

       共同防止灾害的扩大化。最后决定由苏方派出直升飞机，放下苏联工兵，在江面的

       冰上安置炸药，把冰屏障炸开，让上游下来的江水和冰块通过。中国方面破例允许

       执行爆破任务的苏联直升飞机在江面作盘旋时，可进入中国沿江领空×公里和在中

       国领土上紧急迫降。当时各生产队都接到命令，发现执行爆破任务的苏联直升飞机

       进入我领空或者在我境内降落时，除马上报告上级继续监视外，不准采取任何不友

       好的行动。

文革期间，中国这边有一些人夏天游泳，划小船渡过黑龙江，冬天则直接从江

上进入苏联境内，那时当然不会是为打工挣钱非法过境，所以中国当局称他们为叛逃者。

   叛逃者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在国内受到政治迫害，走投无路跑过江去的一些党政干部和普通老百姓。这在文革初期

较多。有些人过去就和苏联人有交往或有亲戚血缘关系。其中有几个人被苏联派回来后，

马上就投案自首，某人还得到“宽大处理”，再任某公社党委副书记，大家说他可能是假叛逃。

   因经济问题，男女问题受到审查，或其它刑事犯罪活动而逃入苏联。我生

产队里有一个会计受到口头审查的第二天，便游泳跑到了对岸苏联兵营里去了。林

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把林彪儿子搞的一份“五七一工程计划”作为林彪一夥武装

政变的罪证发至全国进行批判，该计划指责毛泽东(B-52)把国家经济搞乱，知识青

年下放农村是变相失业，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周批判林彪的“形左实右”，实际

上是暗暗地开始纠正毛的文革的错误。毛泽东也批发了给李庆霖的信，不得不对下

放农村的知青遭遇表示关心。各地开始追查迫害女知青，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坏人。

我所在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的弟弟也因强奸过当地的一个弱智女孩、还调戏过上

海女知青(不过是摸了几下女知青胸部和屁股)，赶上了风头，在全队大会上由派出

所长当场给他戴上手铐送到县城判了八年徒刑。我队上游某公社的派出所长是有妇

之夫，又把一女知青肚子搞大，还未查到他头上，就带着那个女知青从冬天的江面

上走过去了。


        知青中也有跑过江去的。我县某公社一个上海知青在叛逃前，为带点见面

礼给苏联人，学着小人书上八路军武工队打日本鬼子伪军的方式，趁大家出工下地

之际，到民兵连的武器库把十几支自动步枪和冲锋枪的枪拴全部卸下，被正好走进

来的一个知青排长发现。这个叛逃者丧心病狂开枪把那个知青打死扔进屋内菜窖，

还把手榴弹塞到知青宿舍的炕洞里，企图把大家都炸死。幸亏那天先回来的人懒没有

马上点火烧炕，大家才躲过一劫。那叛逃知青则从容不迫地带着一堆枪拴和二支冲锋枪

从冰上跑过了江，声称打死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干部，为苏联立了大功。苏联军人问他为

什么要到苏联来，他大言不惭地说：“你们的生活过的比我们好。听说你们已经变成修

正主义了，想吃什么有什么，想玩女人有女人。”还没有等他明白过来，苏军已大怒，

痛打了他一顿后，把他和苏联的一帮刑事罪犯关在一起，强迫从事重体力劳动。一年多后，

中方向苏联要求送还另一刑事犯时，苏联人便把他蒙上眼塞进汽车在江面上送还给中国。

回国后，等待着他的当然是死刑。枪毙前，他的临终要求是喝牛奶吃蛋糕。


  在叛逃者中肯定也会有几个身分暴露了的苏联克格勃(KGB)的长期潜伏特务。

我所在的生产队的原党支部副书记兼生产大队队长可能就是因为被我们“高度警惕”

的知青发现后才不得不跑过江去的。


   知青们站岗巡逻是为了防备苏军的突然袭击，特务的潜入和内奸的外逃，在当时

的局势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许多可疑现象。有时走着走着，在你附近几米远的地方会突然

“砰”的一声飞起一颗信号弹，对岸苏军的兵营和哨所里也会同时升起几颗不同颜色的信号弹。

常常一晚上就能碰上好多回。最初知青们都很紧张，以为不是有特务便是苏军要有什么行动。

搞了几次数十人的秘密的八面埋伏，一见包围圈中有信号弹升起，马上缩小包围圈，企图当场

将与对岸联系的特务活捉，但每一次都是枉费心机，连点蛛丝马迹也没找到。虽然后来上级有

通报，说在某村包围的结果，发现在雪地上有一小块火药烧过的痕迹，据有关方面分析信号弹

是自动引发的装置，是“苏修”用来干扰我方军民正常生活的手段，今后不必再劳民伤财搞埋

伏了。尽管至今我还没有搞明白这些个自动信号弹是如何被放置在我方境内的，但我相信这必

是苏联人的杰作。

      我们几百号知青来到生产队后，除了保卫边疆外，更多的是要接受所谓的

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开荒种地，劳动生产。那年秋天，开荒时在林子里挖出了一个

铁盒，里面有几十发用油纸包好的苏制手枪子弹，马上报告了队里和上级领导，包

括那个和空军司令吴法宪同姓同名的大队长。上级当然要派人来“清理阶级队伍”，

深挖“苏修特务”。把队里几个坏份子(给日本鬼子跑过腿，当过伪警察，土匪的人

)批斗一番，把所有可怀疑的人都查了一遍后，谁都不承认子弹是自己的东西，只好

不了了之。后来知青又在江边柳毛丛里发现有吃剩下的苏联面包时，更确信在我们

生产队里有“苏修潜伏特务”，晚上巡逻放哨时警惕性就更高了。我们发现身为大

队长的吴法宪虽然身先士卒，冬天还经常住在江边生产队的打麦场附近的小窝棚内

搭个铺睡觉，看守场院上的麦子和黄豆，但有一两次我们也躲进小窝棚取暖时，他

却不在，回来后又唬我们说是去外面方便了一下。零下几十度，哪有人能在野地里

光着屁股蹲个一小时的？几个知青开始对他产生了怀疑，但也没对当地任何领导讲。

有一天深夜换岗时，上一班岗的女知青向下一班岗的男知青反映，刚才发现吴大队

长鬼鬼祟祟地从江边回来，手里还拿着个桶，上去一询问，大队长说拿了点新麦子

回家做馒头，女知青批评他偷生产队的财产，他说我一会儿就送回去，便急冲冲地

回家了。男知青们问女知青翻过那个桶的麦子没有，说不定他和苏联人刚接过头，

里面藏着手枪和电台呢。女知青说我们怎么能搜贫下中农的身呢。商量后，三个男

知青们便去江边巡逻，顺便检查一下那个小窝棚；三个女知青则埋伏在大队长家周

围监视动静。大约一个小时后，大队长从家里出来了，马上就发现有人在尾随跟踪

他，不一会儿就把那三个女知青甩掉了。男女知青们汇合后，在村里和江边兜了两

圈，也没见到大队长踪影，敲开大队长的家，他人也不在。等到听见对岸苏军兵营

里有汽车动静时，知青们才醒悟到大队长可能是抛下妻小跑过江去了。跑到江边一

看，果然有一行脚印直往对岸行去。天亮以后，对岸苏联兵营里来了一架直升飞机，

把吴大队长接走了。大多数老乡不相信吴大队长是特务，认为知青小题大作，为一

桶麦子把个人给吓过江去了。当然也有老乡说，吴大队长常常是自告奋勇每年冬天

一个人晚上看守场院，有时无意中也讲过苏联人的牛奶好喝，生活比咱们好，说不

定给苏联人绑架过放回来或者自己早就经常偷越国境喝牛奶吃面包了，露出来的蛛

丝马迹还是有的，但谁也不敢揭发。知青们则后悔莫及，一个活生生的特务在自己

眼皮下溜走了，只怪自己太年轻，经验不足，我们知青下乡插队时大多才十六、七

岁。据一些跑过江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又回到中国的人讲，他们在苏联时曾经见到过

我生产队的那个吴法宪，他好像成了苏联克格勃的官员，专门管理并审问抓来和逃

过来的中国人。

叛逃者过江后，一些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和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常在几个月甚

至于几年后被遣送回中国。我生产队一个贫下中农的十五岁的小孩被他爹打了一下

耳光，一赌气就游过江去了。家里找寻了一阵，没见踪影，还以为在森林里迷路给

熊瞎子吃掉了。想不到一个月后，苏联人主动在定期会晤把这小孩交还给中方人员，

倒让他父母大吃一惊。有些跑过去的人只想政治避难，不愿搞背叛祖国的活动，苏

联人便把他们集中在某一集体农庄生活劳动，每月还给点零花钱。苏联情报机关还

对一些中国叛逃者进行短期特务训练，让他们多次潜回中国收集情报，广种薄收，

同时也是对这些人进行考验。


有年冬天，公社接到下游黑河县公安局的电话，说我公社有个上海知青在

途中生重病被送进黑河县医院，请火速派人来领回。公社领导大吃一惊，此知青早

在一年前就办妥手续回父亲老家浙江了，怎么还会在黑龙江？经审问才知道，他去

年离开公社后根本就没去浙江，而是悄悄地从江上跑到苏联去了，苏联人见他所持

边境居民身份证还在有效期内，便让他去东北某市取份情报，他取完情报想再从黑

河附近走过江回苏联时，晚上在旅馆因发高烧昏迷不醒，被人送进医院，并根据他

身上居民证和我公社联系后才真相大白。此人当时被判了十年刑。

  1974年1月15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两名外交官，在北京与一个派遣回来的

中国叛逃者接头，从事与外交官身份不符的间谍情报活动时被中国方面当场抓获，

随后又和其它三名来接应的苏联使馆人员一起被驱逐出境。中国报刊上曾对此事有

过详细报导，甚至还有现场电影记录。其实那是苏联情报官员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

信，落入中国反间谍部门圈套的结果。

  后来才听说，这个叫李洪枢的人于1967年在新疆叛逃，被苏联克格勃多次

派遣回中国，毫无失误，深得苏方信任。这次在中国东北大庆油田一个指定地点取

到重要情报后，他想从我们下游黑河县附近的江上走回苏联，便买了从北安到黑河

的第二天的客车票。其实中国公安人员早已跟踪上他了，准备放长线吊大鱼，抓和

他接头的人，一举破获一个间谍网。第二天，推迟出发的客车里坐的许多老百姓装

束的男男女女都是公安人员，沿途还有不少公安人员伪装上下旅客，但他毫无察觉。

到了黑河，公安人员发现根本不会有人和他接头，，便把他暗中逮捕了。当时被苏

联派回来取情报的人，都是到一个指定地点拿有人早就放好的情报，一般不和其它

潜伏人员碰头，这样可避免长期隐蔽的间谍暴露。李被抓后便想戴罪立功，供认他

有个电波发射器，曾被告知必要时可用它和苏联大使馆直接联系。北京高层便策划

了让苏联外交间谍出丑的计划。当时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驱逐苏联外交间谍，中国

当然不甘落后。谁知这计划差点儿因一个偶发事件而泡汤，黑龙江省的公安方面已

把李洪枢和上月另外一个被抓住的派遣特务的消息通报到下面的县级公安局去了，

在这同时，我县某公社的派出所所长又带了一个上海女知青跑到苏联去了。北京方

面几次给我县直接来电话追问那叛逃的所长是否知道这个通报，在确认那所长最近

根本不可能听到这个通报时，北京方面便放心地让李洪枢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暗中

联络，约定在北京近郊的一座桥下碰头。

  当时人民日报的报导说，从苏联大使馆开出的一辆小汽车在一座桥上放下

两人便开走了，下来的俩人是套着中国老百姓棉袄的苏联外交官，他们在桥下见到

李洪枢后，拍拍他的肩，用“阿麟”的爱称叫唤他。交接完情报后，中国军民马上

从四处冒出来。两名苏联外交官在李洪枢的带领下，企图逃出包围圈未逞，被当场

抓获。过了一会，那辆小汽车又开回来接人，也被中国方面截下来，人赃具在，铁

证如山，这五名苏联外交官被驱逐出境。人民日报当然不会讲李已被捕过，这是个

摆好的圈套，等着苏联人钻。但从报纸上我们还是可以找到破绽，第一是报纸上讲

苏联使馆的汽车从一出门就始终处在中国人的监视下。第二是透露了接头地点四处

都有电影摄像机监视。苏联外交官被李洪枢带得四处乱逃的狼狈形像都被拍了下来，

公布于世，想赖也赖不掉。


  苏联方面受此大辱，也咽不下这口气，当然要寻机马上报复。四天之后，

1月19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关姓工作人员坐国际列车回国时，途中被苏联边

境卫生检疫人员叫下车，和一批旅客呆在一个房间里等待检查，有名苏联女旅客硬

塞给关一本画报，边上具有高度警惕性的苏联旅客便一拥而上，将关扭送到警察那

里。画报里据说有重要情报，于是关则作为从事间谍活动的外交官受到苏方审讯，

最后也被驱逐出境。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多，我从生产大队的办公室路过，只见小宋慌慌张张

地从里面走出来，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便是：“毛主席今天逝世了”。“听谁说的？”

“刚才我给公社卫生站打电话时，没人接，只有哀乐，把我吓坏了，再一听，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在播毛主席逝世的讣告，我听了二遍了”。那时我们队里和公社联系

靠的是一部不知道什么年代造的手摇电话机，电话线路是用普通铁丝连接的，常和

公社广播站的广播线串音。


      毛主席自1971年林彪外逃事件后，精神上受刺激太深，生了大病，这是我

们早就从一个参加过陈毅追悼大会的老干部那里听说过。1976年5月，自毛会见巴基

斯坦总理布托后，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毛主席今后不再接见外国客人时，我们就知道

他身体确实是不行了。当时有个知青在北京外交部某官员家看到一份美国的《时代

周刊》，上面刊登的评论文章分析毛在四月三十日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的照片和

讲话时，说毛患了帕金森综合症，两腿行动不便，说话时流口水，吐语不清，连翻

译冀朝铸都好几次听不明白，凑在毛的耳朵边再三询问，外国人预言毛活不过今年。

那时候知青们还没有公开说毛要死了的胆子，回来后，这件事只在几个好朋友中传

过。倒是贫下中农们心直口快，有一天看到雨后太阳周围有两道彩虹，联想到在吉

林的掉下的大陨石，唐山发生的大地震，嘴无遮拦地说：“这青红两剑是杀皇上的，

那三国演义开头便讲天崩地裂，我看毛主席身体有危险。”现在，这一切预言都成

了事实。


        我们俩正说着，小邱也神色紧张地走了过来，他小声地对我们讲：“告诉

你们一个消息，刚才听老毛子台讲，老人家过去了。不知是真是假，你们千万不要

再传给别人听。这两天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正在查我们知青传谣言的事。”


        1月8日，周总理逝世，邓小平念完悼词后就不再在公开场合上露面了，四

·五清明节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后，邓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

效。报纸上对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不点名批判也转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公开政治运动。我所在的生产队里的知青都是从上海徐汇区康平路一带来的，宋

庆龄、毛泽东的前夫人贺子珍以及文革前华东局、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各局主要干

部，一些爱国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和文艺界著名演员的住宅都集中在此地区。

特别是1972年后，周恩来几次陪同美国尼克松总统、日本田中角荣首相等外国领导

人到上海，亲自开了几串名单，点名要见一些老干部和著名人士，虽然后来并没有

接见他们，但很多知青的父母和亲戚却得以从干校、监狱回家或者重新工作，生活

和政治待遇都有了改善。因为父母们和北京及各地的老上级、老战友、老部下、老

朋友们都有联系，消息十分灵通，我队的知青们受此影响，对政治开始感兴趣，对

中央内部的路线斗争十分敏感，并互相传播一些对后来称之为“四人帮”的江青、

张春桥不利的内幕消息。譬如周恩来故意把美国记者写的《红都女皇》呈递给毛看，

毛对江青向外国人透露毛当年追求自己的详情大为愤怒，乃说出赶出政治局、从此

分道扬镖的气话来。这些消息大多是拥护周恩来、邓小平的老干部们私下里故意透

露出来的国家机密，虽说传到我们这里已有点添油加醋，但很多后来都被证实确有

其事。毛对电影《创业》的批示，毛对邓小平的评价等等，当时中央文件还没有下

达到县团级时，我们知青就早已知道，弄的县里来的干部也经常要从我们这里先听

为快。那回县组织部长在我队蹲点，听小白讲北京十里长街送总理遗体去八宝山火

化的动人经历，也和我们一起感动得热泪盈眶，回县城后把我们队的知青的政治热

情大大夸奖了一番。至于陈毅夫人张茜编的《陈毅诗词》油印本，广东李一哲的大

字报，伪造的“周总理遗嘱”，天安门四·五事件诗词在我队都有传抄。我们生产

队的知青作为全县、全公社“政治谣言”的传播中心出了名，运动一来，县里不得

不装模作样命令公社派人到我队来追查。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接到了一个想入党的知

青的密告，晚上在我们几个传播“政治谣言”的知青宿舍外面偷听大家的议论，白

天乘我们下地干活，溜进宿舍偷看我们的笔记本，把我们的言行搞的一清二楚，搜

罗了不少罪证，于是便写了报告准备如实上报，建议逮捕几个知青。我们开始还蒙

在鼓里，一点都不知道大祸临头。幸亏公社派来的陶副书记和我们一样对江青、张

春桥也无好感，对中央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有抵触情绪，他看到

小魏的报告后，马上威吓小魏，“你吃了豹子胆了？要抓知青进巴篱子(监狱)？你

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几级干部吗？连省军区的副司令前些日子视察县边防时，还特

意让边防捎信和吃的东西给他们。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知道知青传播过什么

政治谣言。你要真敢把这报告递上去，咱们俩的关系也算完了。到时候你自己吃不

了兜着走吧。”在陶副书记的暗中保护和警告下，我们在政治学习时，公开议论也

变得收敛了，并注意防备知青内部的告密者。

哪知道说曹操曹操到，就在我们三人议论毛死后天下会大乱时，小魏象是

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忽然在我们后面发话，“出什么事了，你们那样紧张。”我

们定了定神，告诉他听到中央台广播毛主席逝世了。他大吃一惊，赶紧说要去通知

陶副书记，布置追悼大会。我们提醒他，不要忘记把小学校广场上的国旗降一半表

示哀悼之意。周总理逝世时，我们知青要大队的程书记降半旗，程书记说打开国以

来，咱们从来就没有降过半旗，还把我们训一顿，“这国旗是你们随便可以降下来

的吗，对过老毛子还以为我们要投降呢。”我们知青只好自发地在食堂里进行追悼，

把报纸上的周总理遗相剪下放在镜框里一直挂到毛逝世那天。


        9日晚上，生产队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知青们当时担心的是毛死后中国会

不会打仗，自己还能不能调回上海。1972年以后，周恩来开始落实政策，知青们各

显神通，陆续以各种方式返城和走后门调走，我队花名册上的二百个知青只剩下几

十个人马了。但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妖风时，报纸上又不停地刊登各地知青上

山下乡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返城又要变成泡影。老乡们和知青不同，他们对周

恩来的死无动于衷，对毛泽东的死则哭的死去活来，好像天真的要塌下来了。我对

站在身边的贺南南说，“我已经决定去北京参加追悼活动，明天大早船下来时便出

发。方大龙和宋一平也正好要去北京。中央说11日到17日在大会堂瞻仰主席遗容，

18日在天安门开追悼大会。周总理骨灰撒掉了，毛主席遗体大概也要火化。你也和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这种大事将来是再也看不到了。”贺的父亲是个抗战前参加地

下党的知识分子干部，据说在延安中央警卫团里当过毛主席的小秘书，文革前在广

东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任内病逝。贺南南的上层关系很多，她带到黑龙江来的

一条黄军毯便是担任过内务部长的曾山送给她父母的结婚礼物。我想在北京到人民

大会堂里瞻仰主席遗容，肯定少不了她的帮忙。贺想了想，点头表示同意。


       10日夜里十点，我们坐了十二小时的船，到达县城，在县邮电局的一个朋友

宿舍里大家聊了整整一个晚上。从邮电局的朋友那里知道中央现在严格控制各地人

员进京，贺南南便给前几天去了哈尔滨的袁燕妮拍了个电报。袁燕妮已办妥了回上

海的手续，准备住在她爸爸的老战友--省军区曹司令的家玩上半个月，听说省军区

新上任的王副司令派边防捎信来，让贺有空赶快去哈尔滨见他，袁临行前给贺南南

留下了一个住址和司令夫人的名字。王副司令的信里没有电话号码，他的通讯地址

是哈尔滨××信箱，那时冠以××信箱的大多是军事保密单位，不会接收民用电报。

无可奈何，贺只好向袁燕妮留下的临时住址拍了下列内容的电文，“哈尔滨XX路×

×号××转袁燕妮，我和王、宋、方四人坐12日晚×次到哈，望接。代买13日赴京

车票，告王副。”心想有了省军区正副司令这双重保险，去北京的车票应该绝对没

问题。

   11日早上六点半，我们坐上当天唯一一班开往塔河火车站的客车出发。谁知

客车开出不到五百米，便在县公安局门口被人拦住了。车门打开后，二个带手枪的

警察在外面站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上车来，大声喊着：“这车里有没有去北京

的察哈彦青年？”。车厢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以为要抓人了。坐在后排的我们

四人不得不站立起来，色厉内荏地回答，“我们就是，找我们有什么事？”。那干

部语气顿时缓和下来，“你们昨晚住哪里了，让我们好找。我是县委办公室主任。

请你们马上跟我下车。你们知不知道中央有文件，要大家坚守岗位，不要都到北京

参加毛主席的悼念活动。你们的汽车票县委给退，来回的船票钱县里给报销。”一

听是这事，我们异口同声回答，“我们是回上海，请过假了，这事县委管不着。”

那干部也不强迫我们回队，下车时关心地对我们说：“现在火车很挤，你们如果要

到北京去，恐怕连火车票也买不到。”我们马上得意洋洋地回他一句，“这事就不

用您操心了。”他瞪了我们一眼，泱泱不乐地下了车。(十月，我回队后，有人问我，

你们四人到北京去是否在县城里被警察关起来过？这才知道，我们的奔丧活动曾在

县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毛死后，整个边境地区进入一级战备戒严状态，据说是为

了防备苏联搞突然袭击。县委听说有几个察哈彦的上海知青坐船来县城要去北京奔

丧，马上下令要劝阻我们的无组织行动，谁知查询了县城所有的旅馆和招待所的旅

客住宿名单，都没有发现我们的行踪。幸好县委办公室主任灵机一动，起了个大早，

让县公安局的警察拦住了客车，才算找到了我们。而我们不听劝告的举动被同车的

旅客传播开来，变成了一个故事。据称县委接到报告有四个上海知青要叛国投修，

派出公安人员在全县各路口和旅店到处搜查，终于在开往塔河的客车上发现了这四个

人，打起来后，知青挺厉害，把警察也给打伤了，结果抓住审讯后才知道搞误会了。

12日晚十一时许，晚点的列车到达哈尔滨站，还没等我们开口问车票的事，

在站台上接我们的袁燕妮便告诉贺南南，“你的电报闯祸了。司令发火了，去北京

的火车票买不成了。”原来司令夫人接到门口警卫递上的电报，马上把袁燕妮找来，

狠狠地训了她一顿，“你还有没有革命警惕性？谁让你把我们家的地址告诉别人。这

周围的人原先谁都不知道这里住的是谁，那个送电报的人骑个摩托车在门口一叫我

的名字，还有什么密可保。要是让坏人知道，派人来暗杀你曹伯伯怎么办。现在阶

级斗争那么复杂，毛主席逝世了，我们家附近住的那个老右派，高兴得喝酒包饺子，

派出所已经把他关起来了。”眼看托司令买票要落空，袁只好按电报要求询问王副

司令的电话号码，×阿姨更是大发雷霆，“你还有完没完，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王副司令为什么自己不告诉他们，不也是要对外保密么。他们既然认识王副司令，

就告诉他们去××路省军区大门口找，那是原先哈军工的地方，不保密，一问谁都

知道。还有，晚上你自己要回来，给门口警卫班挂电话，让他们派车去接你。但不

准你把乱七八糟的朋友带到这里来住，我们家不是你们县城的大马车店。你愿意和

他们在外面住也行。”

       出站后去售票处一看，里面人山人海，三天内经过北京的车票早已售完，

买三天后的车票还要单位证明，等退票看来也无希望。夜深了，公共汽车早已停开，

那年代也无出租车可叫，贺南南和袁燕妮只好步行去××路省军区直接找王副司令，

听人说，只有半个小时的路。我们则在车站广场前等待。过了有二个半小时左右，

正在我们等得心急火燎，不耐烦时，一辆小汽车在我们面前停下，车门打开，跳下

一个年轻英俊的军人向我们走来，再一看，贺南南坐在车里得意地招手让我们快上

车。

      上车后才知道，贺南南她们走错了路，好在毛主席逝世，街上到处有解放

军和民兵站岗巡逻，一路上也不害怕，后来她们走到省新造的电视台门口，向人打

听路时，看到两个女孩深更半夜要找省军区副司令，当兵的起了怀疑，把她们请进

警卫室，来了个穿便衣的干部，严肃地要她们出示身份证明，还问她们和王副司令

是什么关系。贺说从没见过王副司令，但他是我爸爸的老战友。看到贺拿出了王副

司令的亲笔信后，那干部顿时热情起来，说你们挺幸运，撞到我手下来了，我是省

公安厅负责保卫电视台的内勤，我可以通过特殊线路，帮你们找人。他在五分钟内

把电话接到了王副司令的卧室。王副司令刚要睡觉，听说老战友的女儿贺南南和几

个朋友还在大街上流浪，马上派警卫员开上那辆苏制吉斯专用车来到了电视台。先

把袁燕妮送回曹司令家，又来接我们去省军区招待所住宿。

       等到把我们一切安排妥当，警卫员小李便把下榻在二楼的王副司令叫醒。

王副司令倒是一点也没有架子，他询问了我们在边境插队的情况，看我们对政治那

么感兴趣，便善意地劝导我们，他的有些含义深刻的话令我至今回味不己。“国家

的政治本来不应该需要人人都来关心。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学生念书，解放军保

卫边疆，大家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会安定团结。大家都不务正业，来关心政治，

结果只会乱七八糟。你们年轻人还是要多学点东西，争取被推荐上大学，将来才会

对国家有点贡献。中央的方针如果还要像你们这样的小娃娃来担心，那不是出问题

了吗？你们应该相信党中央，相信我们这些党的老干部。”他让小李把招待所负责

管车票的干部马上找来，当面嘱咐那人一定要买到这两天去北京的火车票。还没从

梦中清醒过来的那个干部盯着宋一平衣服上的破口子直发呆，怎么也弄不明白王副

司令为什么在凌晨三点会为这几个满身土气的知青兴师动众，把整个军区招待所服

务人员闹的不得安宁。

15日清晨，经过两晚一个白天，我们终于到达北京。当时因唐山地震，山

海关至天津一段线路不通，火车从赤峰、承德绕道行驶。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上

厕所都要从人头上跨过去，快赶上红卫兵大串联那阵了。我们男孩子晚上累极了，

便轮着睡在椅子底下，早上起来身上潮呼呼的，大概是坐在过道上那大嫂怀里吃奶

孩子撒的尿吧。车上的老百姓似乎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乐趣，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上上下下，并不像我们那样因为领袖的逝世而对中国的前途有所担忧。也有人发牢

骚，说去年万里当铁道部长搞整顿时，火车通行万里，秩序也挺好，今年一批邓，

这火车又不正点了，还乱七八糟，连开水也没有了。

     到了北京，贺南南便到景山后街王副司令北京的家里住宿，我们各人到自

己的亲友家安排好行李后，下午便到那儿集中，王副司令关照儿子想法开后门让我

们去人民大会堂瞻仰主席遗体。贺从书房里拿出一大堆大参考让我们看，看到有些

外国评论员认为江青可能会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一职，大家纷纷表示不可能。记得在

队里时，我讲起住在我家附近湖南路上的毛主席前夫人贺子珍很孤独，一年到头呆

在屋里，也很少有人来看她，形同软禁。贺告诉我，她听一个红军女干部讲过，毛

主席对自己和贺离婚和江青结婚也有后悔之意。延安时期，那个女干部的丈夫和一

个大城市来的女学生好上了要和她离婚，女干部不依不饶，到主席那儿告状，要求

处份丈夫的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错误，毛听任她哭泣一番后，好半天才吐出下面

一番话，“我不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吗？你让我怎么处份他呢？”。女红军楞了一

下，转身边走，痛快地离了婚，从此再也没嫁人，只领养了几个烈士子弟在家。当

时中央许多领导都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为此政治局在周恩来主持下作出决议，

江青作为主席的生活秘书，不能在公开场合用主席夫人的名义从事政治活动。(在我

的记忆中，江青第一次以主席夫人名义在报纸上出现是文革前1965年主席接见从美

国归来的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时候。文革开始后，江青一直代表毛主席，支持

造反派，打倒了不少老干部。1974年以后，她似乎不太在公开场合代表毛主席向大

家问好了，据说毛主席已不和她住一起了。)贺把女红军的故事讲过后，方大龙也说，

他听文艺界的人讲，江青过去和上海的一些演员关系很好，前两年，有个曾和江青

一起想投奔延安的著名的男演员一直没有得到解放，别人要他交代在新疆的叛变问

题，他始终不认罪，逼极了，便大叫“江青同志了解我”，弄得当时上海市革委会

副主任徐景贤只好托人传话给他，江青同志很关心你的问题，答应只要你不再把自

己的问题和她联在一起，端正态度，马上放你回家。

      晚上，我们又应宋一平在北京住所的主人邮电部副部长李XX的邀请，到那

里去吃饭。宋一平的父亲是个老劳动模范，那年当工宣队时保护了落难的老干部李

XX。四届人大后，李XX当上了副部长，不忘当年的救命恩人，问宋一平父亲有什么

事需要帮忙，老工人要求不高，说我儿子二十多了，还在农村插队，这样下去连媳

妇都找不到，你能否给开个后门，调回上海咱不想，在当地给他安排个工作就行。

这次宋来北京就是准备谈工作的事的。李副部长听说宋还有几个插队的朋友一起来

京悼念毛主席，便让我们一起去谈谈。李副部长深情地回忆延安时期在主席身边工

作的情景，他说，那年延安大整风抓知识分子出身的国民党特务，我们搞电台通讯

的人员差不多个个都受到审查，搞得大家情绪很不稳定，最后没办法，只好托我们

的王诤部长向主席反映情况，他过去是国民党军官，但参加红军后一直受主席信任。

主席知道后，便在春节时到我们工作地点来拜年，把我们都解放了。

     在这非常时期的北京，充满着悲伤、不满、紧张、恐怖的气氛。人们对领

袖毛泽东的去世，心情自然是悲伤的，但对挂着主席夫人头衔江青和她的政治夥伴

张春桥则心存不满，因为国家今后前途未可预知，大家都有些紧张。当时四．五事

件的余波未尽，加上毛的去世，只要你在公开场合中发表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就会

被人汇报上去，当作现行反革命被追查。某部有个人在学习会上散布内部新闻，中

央决定保存毛主席遗体，已把毛主席遗体中的心肝肺都挖了出来，因为越南的胡志

明遗体比苏联的列宁遗体要保存的好，还请了越南专家来帮忙。那知道被人反映上

去，变成污蔑毛主席没有心肝，公安局马上派警察来把他拷走了。我们在景山后街

王副司令家那个小四合院里聊天的当天晚上，就有户籍警上门调查白天是否有人来

此聚会过，说如果有外地来客住这里，你们家也应该和普通居民一样申报临时户口

等等。王副司令的儿子说，直打他们家搬到这儿，居委会和派出所的人都没有上门

查过户口，这会儿政治形势一紧张，准是隔壁院子里那个居委会老太太听见你们在

说什么事告的状。当时人们互相告诫，说话要小心，提防有人打你小报告，在紧张

之外又增添了几分恐怖感。我们在方大龙亲戚家看他表哥抄的四．五清明天安门诗

词时，那个靠买冰棍为生的老奶奶马上端个小凳子坐到厢房前的院子里，看到有人

进出，便大声喊叫：“大妈，您上街道开会啊。小五子他爹，今个下班咋那么早啊？”。

提醒我们在屋里说话的人把声音放小点。老奶奶解嘲地说：“快解放那年，大龙他

表姑和一帮学生到这里来开会，我坐在大门口给她们放哨，提防国民党警察和便衣

特务就行了。现在无产阶级专政真厉害，连几十年的老街坊邻居都要提防”。


      当然私下直言不讳的人还是有的。当时在北京遇到的一些在文革初期挨整，

后来被周恩来、邓小平解放重用的老知识分子和老干部，都认为毛主席死后，中国

局势肯定会朝着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方向发展，不得人心的江青等人失去了支

持，肯定会下台。有个老教授对我说，“我就不相信那些老干部会违背民心，听任

江青再胡作非为。张爱萍(中国核武器发展的主要负责人，后任国防部部长)去年复

出后，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好，好个屁，好得我两条腿变成了三条腿，多了根拐棍。”

吓得他老伴直埋怨他苦还没受够。

       我们到北京来奔丧的目的之一，是想到人民大会堂瞻仰毛主席的遗体。我

们知道，毛和中央一些领导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一份倡议书上签过名，表示死后要火

化，周恩来带头把骨灰都撒了，中央大概不会违背毛主席意愿，让他睡水晶棺材吧。

来到北京后，离17日向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只有三个白天了。王副司令的儿子倒是挺

有办法的，16日两次在中央机关争取到了两个临时名额，但打电话回来，因贺南南

不在家，只好又让给别人。两个女孩事后知道错过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后悔得

大哭了一场。18日，北京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我们五人则在李副部

长家站着收看实况，当时他家的21寸进口大彩电在普通老百姓家是没有的。中央的

大多数领导人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穿一套黑色的丧服，还是挺会打扮自己的。

年初中央一号红头文件说有病离职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也精神抖擞地出席了。看到

华国锋用手指沾着口水翻悼词时(晚上电视台再放的实况录像已把这个有损领袖形像

的镜头删去)，大家互相看了一下，谁也没吱声又低下了头。说句老实话，他虽然是

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但大家明白他显然是作为老干部和江青两派中间

的折衷人物被毛主席临终前推荐指定的，并不是理想的接班人。自林彪事件以后，

毛主席洞察一切的神话已经消失，毛开创了新中国，固然是伟大，但他也有糊涂的

时候，把林彪、王洪文作为接班人培养明显是个错误，临终前还支持江青、张春桥

他们搞不得人心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我们认为这是毛主席不能容忍周恩来、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举动。毛在1970年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他一生办了

两件大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一个小岛上去了，一是搞了文化大革命。但两者都没

有办完。听到华国锋讲要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我们暗暗

地想，这样的政策还能持续多久。在我接触到的那些老干部、老教授和普通的市民

中，似乎谁都认为，毛主席死后，邓小平再次复出的希望并不渺茫。
19日，我们五人在天安门广场合影，背景里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的

横幅标语。28日，因国庆到来，北京遵循往年惯例，要赶外地来人回原地，五人也

就此分手。袁、方俩人回上海，宋一平则由李副部长的夫人陪着上哈尔滨省邮电总

局落实到我县漠河邮电所工作的事。只有贺南南还没下决心开后门调走，便和我一

起回黑龙江生产队。回去的路上，火车经过了被大地震摧毁成一片废墟的唐山，那

种惨景让人看了终生难忘。火车进入大兴安岭后，这里已经下过雪了。有位外国诗

人说过，“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通过这次奔丧，我感到了民心所向，

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希望的曙光。

      10月15日以后，除了美英日苏的电台广播了江青等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外，

北京的朋友们的报喜信件和各种内幕报导也纷至沓来。他们告诉我们，你们的插队

生活就要结束了，中央马上就会着手解决全国的知青问题。10月22日，北京百万人

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欢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又过了几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播放了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作为一个普通的知青，我亲身感受到了这场历史

巨变的发生，我和人民一起经历了喜怒哀乐，我相信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这就是

国家的命运，任何想阻挡历史潮流前进的人必将被钉在耻辱柱上。我再看到江青在

电视上公开露面时，她已经是作为犯人受审了。

本文是一位老 知青的回忆。请大家体验一下当时的情形

好贴！知道这段历史的人不多，我们不能忘记站中国领土最多的就是老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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