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洪学智上将：抗美援朝告诉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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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学智上将：抗美援朝告诉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
2006年11月22日 09:24人民网
一辆半新不旧的军用吉普，在北戴河绿色的树丛、金色的沙滩、红白相间的精致别墅和避暑的游客之间穿行寻觅，显得多少有点不协调。而我坐在车上的感觉却棒极了，军用吉普，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是我志愿军将领们最好的交通工具，我们从北京专程赶到北戴河要寻访的，正是当年志愿军的第三号人物，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兼志愿军后勤防务司令洪学智上将。而当年志愿军六位领导核心的其他五位领导人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第一副司令兼副政委邓华、第三副司令韩先楚、参谋长解沛然（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都已先后作古。我的想像驰骋在朝鲜半岛的三千里江山上：艰苦卓绝的五次战役、美同空军穷凶极恶的地毯式轰炸，冰天雪地里我志愿军官兵的艰难跋涉，“应当给我军官兵都配上吉普车。”我居然把一个突发的奇想随口说了出来。“吉普车封闭不好，无法使用空调。”司机立即接过了我的话，什么，空调？对，空调，现在已经是空调的时代了。那场战争，那场令美军著名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丢尽了脸，使后来接替他的克拉克上将无比失望和痛苦地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的抗美援朝战争，距今已经整整五十年了。
在中央军委疗养院八号楼的宽敞客厅里，我们终于见到了洪学智老将军。洪老已经88岁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在老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风貌印痕。洪老的身材虽然依然挺拔高大，但听力已有些减弱，这使我不得不把想提的问题写在纸上送给他看。这一看，我才发现老人听力虽弱，但目力甚强，目光依然敏锐，看书看报看我写的颇为潦草的字条，根本不需要戴任何眼镜。说起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战争时，老人思路敏捷，表述生动，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那一年他38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的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当他奉叶参座（对叶剑英元帅的惯称）之命从广州乘火车北上，向中央全委汇报十五兵团与广东军区事宜，在北京站的站台上听到邓华那一声湖南口音的亲切呼唤“嗨，老哥”时，他还不知道，邓华向中央军委点名要了他，他已经是“送上门来”（政委赖传珠语）的即将入朝的志愿军领导人之一了。后来，他和邓华到了沈阳，一起去看刚刚上任的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彭老总开玩笑地说：“我可不是志愿军啊！”洪问：“你是怎么来的？”“我是毛主席点将来的。本来是该林彪来的，他说他有病，毛主席命令我来了。”洪学智也开玩笑地说：“那我也不是志愿军！”彭老总笑着问：“哦，你怎么也不是志愿军呢？”洪指着邓华说：“我是邓华鼓捣来的，连换洗的衣服也没带。”彭总大笑：“照你这么说，他还挺有办法嘛！”邓华说：“你们两个呀，说的都不是心里话，其实，你们都是最志愿的志愿军了，让你们来，你们谁含糊了？谁讲价钱了？不都是高高兴兴地来了嘛。”大家都笑起来了。
1950年10月18日，毛主席电召彭德怀回京商定入朝计划，19日彭总从北京飞回安东即着手部署入朝时间、兵力及线路。紧接着彭总和前来安东的朝鲜人民军次帅、内务相朴一禹先行一步入朝与金日成晤谈抗美大计。当日晚，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率四个军、三个炮兵师一齐入朝，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洪学智在他的《抗美援朝战争回忆》一书中曾这样描写：
“我们的驻地离鸭绿江桥很近，吉普车没走几分钟便到了。此时，江对面的新义州，显得十分宁静。不过再往南就不平静了。那边不时地传来飞机轰炸的轰隆隆的声响，离正在激战的战场已经不远了。
天色越来越黑，忽然，随行参谋在我身边轻轻地唤了一声：‘首长，过江吧！’
‘嗯。’一种庄严神圣的感情霎时充溢到我心头……我一面大步跨上了敞篷吉普车，一面怀着依恋的心情，回头看了看夜色浓重的祖国大地，然后迅速地驱车驶过了鸭绿江大桥。”
志愿军工程部队抢修铁路我给洪老提了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作为我军著名将领，志愿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您认为，与您打过的无数次仗相比，抗美援朝战争有什么特点？
我过去虽然打了许多年的仗，但都是在国内。这次是出国而且面对的是美国军队。这是第一次，的确有许多特点。首先从战争的性质来看是侵略和反侵略战争。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国，是头号的帝国主义强国。他们远隔重洋，把战争扩大到三八线以北，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我国的安全。我们决定出兵，保家卫国，是正义之举。
从武器装备来看，相差非常悬殊。美军有强大的空军、海军优势，成千上万架飞机。有航空母舰，从上往下看，跟个城市似的。装备都是现代化、机械化的，不可一世。而我们呢？装备可怜得很哪！基本上是缴获国民党军队的和日本投降时缴获的，比较落后。可是，我们也有优势，政治优势。美国军队从仁川登陆后，大举向北推进。中国政府提出来，你们不要越过三八线，如果越过了三八线，中国不能等闲视之。他们哪里能听得进去呢？不仅越过了三八线，占领了平壤，还把战争一直打到了中国的大门口了。我们那时候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长期作战，刚刚胜利，百废待兴，他们随时可以找一个借口打过来。我们不出兵，还有什么安全？还有什么和平建设？
中国政府敢于出兵，同他们较量，的确是很不容易的。这个决策是有胆量的，是高瞻远瞩的，也是美国没有想到的。
据外电报道：10月15日，即中国出兵的5天的，远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威克岛和美国总统会晤时还曾断言中共不可能出兵朝鲜。他告诉杜鲁门：“中国在满洲有30万部队，其中部署在鸭绿江边的不会超过10万到12.5万人，能够渡江作战的只有5万到6万人。当今是我们强大而中共孱弱的时代，倘若中共部队渡过鸭绿江，我就要使他们遭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指挥官会冒这样的风险，把大量的兵力投入已被破坏殆尽的朝鲜半岛上。因此我认为，中共无意参加这场战争。”他得意洋洋地向杜鲁门保证：“总统先生，可能性很小（指中国出兵）。到感恩节（不到一个月）大规模抵抗在整个南北朝鲜就会停止。我希望我们的将士能回家过圣诞节。”
但是麦克阿瑟哪能想到，我们中国志愿军出兵了，而且一次就出动了20多万的军队！当然风险是很大的，同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打怎么会没有风险呢？但是，党中央和我们的志愿军决心冒这个风险，敢于冒这个风险。我们也分析了美国的不利因素。
首先，他们高度现代化的装备优势，远隔重洋到朝鲜半岛打仗，消耗巨大，反而成了他们的问题；我们离战场近，他们离战场远时间拖得越长，对他们就越不利；其次，他们当时的战略重心足在西欧，还不是在朝鲜，在这里越是持久，对他们就越不利。另外，他们的军队，打起仗来，主要靠武器、靠火力，先是飞机炸，炸掉之后坦克出来，大炮再轰，最后才是步兵出来。而我们的志愿军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灵活的战略战术、夜战、近战、白刃战，我们在这些方面，是优于美军的。我们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打他们的弱处，我们长期以来都是大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敌人的。
当然出国作战，我们也有新的困难，语言不通。人地生疏，翻译只有几个人，通讯联络困难，不像现在，那时连电话都打不通。都是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我们行动主要是夜间，把夜间当白天，这也给我们增加了很多困难。但是，夜间也有夜间的好处。美军的海军空军和炮兵的优势，夜间发挥不出来。我们利用夜间，穿插到敌人里边上，在敌人中间、敌人后面打。这是他最害怕的。
第三次战役时，我们曾俘虏了美国的一批官兵。我在君子里志愿军的司令部，曾通过翻译和他们的几个连长进行了交谈。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到朝鲜来打仗啊？”他们说：“是上面下命令让来的。”对打仗你们怎么看？”“二次大战诺曼底登陆战役参加过，可是打仗没有你们这么个打法的！”“怎么个打法？”“你们打仗不分白天黑夜。打仗都是白天打，晚上休息嘛！你们怎么晚上也打，闹得我们坐卧不安，谁都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们讲得很有意思，“你们打仗也不分前头后头。我们打仗都是先把火炮排好，火炮先轰飞机炸完了，步兵就上去，向前推进。可是你们打仗怎么跑到我们屁股后头来了呢？你们怎么从后面打呢？我们从来也没有打过这样的仗呀！”我说；“你们打仗是平推，我们打仗是穿插迂回、包抄。”他说：“我很讨厌这种打法！”我说：“这正说明我们的战术是有效的。”有一个连长说：”你们的士兵很勇敢。我们打仗讲集体，士兵都是成群的，一个连，一个营，训练时就这么训练。你们怎么三个五个人就干起来了？看来，我们单兵作战的能力不如你们。”我说：”你们说的都对，不管用什么办法，能充分发挥我军特长，能战胜你们就很好嘛！”一个连长把两个大拇指头伸出来说：“你们是打仗专家！”
美军不停炸，中朝后勤人员不停修第二个问题：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您认为最艰难的时期和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入朝就困难。语言不通、人地生疏、天寒地冻，物资运输，通讯联络都是问题。最艰难的时期是1951年夏季，朝鲜连降暴雨，山洪暴发，是40年未遇到过的洪水。公路全部被破坏，房屋坍塌，桥梁炸断后被冲走，没炸断的也被冲走了。不光我们说困难，敌人也喊困难。我们的主要物资集散地三登附近变成了一片汪洋，仓库、医院和高炮阵地全遭水淹，许多电线杆子都被洪水淹没了。三登有一个高炮营，洪水突发时没来得及搬出，干部战士被逼上了高压线。他们没经验，上高压线后没有顺着高压线慢慢疏散开，而是挤成了一堆，结果高压线断了，七八十个人都被淹死了，炮也被水冲跑了。安州、鱼波车站直到平壤附近，全部被洪水吞没。
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又碰上特大洪水，真是雪上加霜，难上加难。我是志司领导兼志后司令员，真是吃不下睡不着，心里像火烧一样。但是越困难，越要冷静处理。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应急措施。
首先是把不通的桥梁和能通的公路连接起来。西清川江、东大同江和东沸流江桥被冲毁后，敌机白天黑夜不停地炸，加上地势险恶，桥梁短期内很难修复。我们就集中了4个大站和一千多辆汽车，采取倒运的办法，也叫“倒短”。在西清川江桥头倒运了600多车皮的物资，在东大同江桥头倒运了1100多车皮物资在东沸流江桥头倒运了270车废物资。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史上有名的“倒三江”。这种倒运、漕运、接运办法是在洪水泛滥、敌机轰炸情况下创造的一种特殊的运输形式，在路断、桥断的情况下保证了运输的不间断。
当时正是五次战役后期，前方打得很紧张，急需弹药和粮食，而交通呢，都竣痪了，完全是出乎预料。当时一线部队还能保证一周的口粮，机关和后边的部队一周都保证不了。真是艰难啊，我们对谁都没讲，彭老总知道，我知道。怎么解决呢？像打仗一样，我们把公路分成段，分段包干，部队和机关都参与进来，全军总动员，掀起了大规模地抢修公路的热潮。朝鲜军民也参加。计划40大修复，结果一个月就全部修复了，度过了我们最艰难最危险的时期。
第二次战役是11日25日到12月24日。诱敌深入一个月的时间，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多人，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败逃的路上因车祸身亡。我们收复了平壤，把敌人打到了三八线以南，使麦克阿瑟吹嘘的所谓“圣诞节”总攻势变成了圣诞节总退却，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扭转了朝鲜的战局。
第三次战役从1950年的12月31日到1951年的1月8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连续作战7天7夜，前进了80－110公里，把敌人驱至三七线附近，解放了汉城，粉碎了敌人在联合国玩弄的停战阴谋和固守三八线、争取时间，准备再战的企图、进一步扩大了我军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影响，加深了敌人内部的矛盾和失败情绪。
第一次战役胜利后，彭总根据战局的发展和敌我双方的情况，决定停止追击。有的人提出了疑问：仗打得这么好，为什么不乘胜追击一气呵成，一下子把敌人赶下海去？彭总对我说过几次，一气呵成是不行的。要把那么多装备精良的部队赶下海，能赶得下去吗？可是，当时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却反对彭总的看法，他指名道姓地指责彭总：“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他坚持要我们继续追击，一直打到釜山，把敌人赶下海。彭总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他就把这件事反映到斯大林那里去了。彭总听说后也给毛主席发了电报，说明了自己的看法。毛主席把彭总的意见转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回了一封电报，说彭德怀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彭的意见是对的。斯大林批评了拉佐瓦耶夫，不许他再乱说话。不久，就把他撤换了。
第四次战役从1951年的l月25日到4月21日。这次战役我们是被迫打的。当时我们经过了三次战役，消耗很大，刚刚开始休整。美国任命李奇薇接替沃克担任了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诺曼底登陆时的空降师师长，资历虽然比沃克浅，但有作战经验。他一来，就采取了新的战术，不断向我发起进攻，用进攻来代替防御，在进攻中调整部署。我军采取了坚守防御，战役反击和运动防御等多种作战形式，在87天的时间里，使敌人每天要付出近千人伤亡的代价才能前进一两公里。赢得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掩护战略预备队开进集结为五次战役创造了条件。
第三次战役从4月22日到6月10日，历时50天，歼敌8.2万余人。把敌人打到了谈判桌上，使敌人不得不又一次转入战略防御。以后我们还打了几个大胜仗，直到最后胜利。每一次打胜仗，我们都高兴。另外，祖国慰问团来了，我们也很高兴。祖国人民很支持我们，要什么给什么，要人有人，要物有物，还捐飞机，给我们很大的鼓舞。
还有件事让我们很高兴，1952年的夏天，敌人准备轰炸楠亭里。有一个高炮营转移了阵地。三个连搬走了，还有一个连没来得及级。敌机来了，很快发现了新转移的阵地。30多架敌机对这个高炮阵地轮番轰炸。这时，没转移的那个高炮连突然向敌机发射了迫击炮。敌机一共飞来两批70多架，被我们击落击伤了30多架。看到敌机拖着浓浓的黑烟坠到山洞，掉进大海，我们高兴极了！可算是出了一口气！我当时正在那里，看到了这个场景。当时附近还有一所朝鲜人民军的医院，里面的伤病员都跑出来看，高兴地跳了起来。还有不少人主动地跑去帮助搬炮弹。那一次击落了敌机之后，敌机有好长时间没敢再来，沉重地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要说难忘的事，整个抗美援朝战争都令人难忘。就说群众的智慧吧。敌人有多少花招，我们就能想出多少办法对付他们。比如敌机扔炸弹，把公路炸出许多大坑。开始工兵还用土填，后来想出了办法，找两块木板担在坑上，汽车就开过去了，后来用一块板就行。我们有一个排长，琢磨着学会了卸定时炸弹。敌人炸桥梁，我们就修水下桥，桥面在水面下，敌机发现不了。敌人夜间经常用照明弹侦察。我们发现敌机都是在照明弹发现目标后才飞过来轰炸，有个时间差，我们正好借光，利用敌人的照明弹给我们夜间行车照明，等敌机飞来时，我们的汽车就冲过了危险区。我们对付他们的办法很多。
有一件事情很遗憾。二次战役前，志愿军司令部设在大榆洞。是朝鲜的一个金矿。山沟里有几间房子，比较隐蔽。彭老总就住在一间安装变压器的小屋子里。敌机经常来扔炸弹，为此我们挖了几个防空洞。记得有一次是在11月底，我们根据敌机活动的规律，判断第二天敌机要来轰炸，就做了防空的准备。彭老总有个习惯，有事没事儿都喜欢看挂在他屋里墙上的那个五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我趁他睡觉的时候把他的地图拿到上面的防空洞去了。第二天早晨，我去请彭总进防空洞，他正坐在屋里生闷气，一见我就问：“你把我的作战地图弄到哪儿去了？”我说：“彭总，拿到上面防空洞去了，已经在那里挂好了，火也烧好了，大家都等着你去开会呢！”彭老总很不高兴，说：“谁叫你弄去的，在这里开不行吗？”“这儿不安全。”他的倔脾气上来了：“你怕危险，你走，我看这里很好，我就在这里。”我劝他，他朝我发火：“哪个要你多管闲事！”我说：“这不是闲事，是我应该管的。”因为彭总的安全事关重大，中央要求我们要有专人负责，大家委托我专门负责。他听我这么说，才不吭气儿了。我推着他走出了房门。我又回过头对警卫员说：“把老总的铺盖卷起来拿到洞里去。”彭总大声说：“那不要弄，没事儿！”我说：“没事儿我再给你搬回来嘛。”
那天早饭吃得很早。饭后，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和我们一起上山疏散了。敌机飞来转了几个圈儿飞走了。他大概以为没事又跑回屋子里去取什么东西了。还有两个参谋也还没疏散出来。就在这时，飞机又来了。这次连圈儿都没转，一直朝着彭总住的那边的房子猛扔炸弹。汽油弹正好炸在彭总住的那间房子上，腾地一下一片火海就烧起来了。那是凝固汽没弹，燃烧起来温度很高，1－2分钟就把房子烧掉了。一个参谋跑了出来，毛岸英和另个一参谋都牺牲了。
敌机飞走后，彭老总和我们都来到被炸的屋子前，看着烧焦的遗体，大家的心情都悲痛极了。彭老总坐在防守洞里，一句话都不说。傍晚时，我去请彭老总：“吃晚饭吧！”彭老总激动地抓住我的手说：“洪大个儿，我看你还是个好人啊！”我说：我本来就是好人，不是坏人。”彭总说：“今日不是你，老夫休矣！”说无他又沉默了，许久，才难过地说：“唉，为什么偏偏把岸英给炸死了呢！”毛岸英是彭总的秘书、俄文翻译、是个奶聪明很有才华的青年，牺牲时才28岁，真是太可惜了！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双方谈判代表一起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及其临时补充协议，随后，彭德怀、金日成和克拉克分别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此后举行了隆事的庆祝活动。在一次庆祝舞会上，许多女同志来请彭老总跳舞，都被他谢绝了。来一个小女孩走到彭总面前笑着说：“彭爷爷，我请你跳一个舞，行吗？”一直站在他面前不走，彭总不忍拒绝，说：“我不会跳舞，但我接受你的邀请，我拉着你走一圈儿吧！”说完，彭总拉着小姑娘的手，在舞场走了一圈儿。舞场上的人都很感动，停住了舞步，热烈鼓掌。我入朝作战近四年，这是第一次见彭总下舞场。看到彭总这样高兴，想到经过长期的苦战，我们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我的心也热乎乎的，眼圈儿都红了。
第四个问题：抗美援朝战争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霸权本义强权政治存在，战争的危险就存在。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对于帝国主义，要敢于和他们斗争。当年苏联曾答应派空军和我们一起参战，后来又不派了，毛主席说，不派我们也出兵，就有这个胆量！连斯大林都感动了。当然，正像毛主席说的，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还要重视敌人才能打胜仗。
另外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要有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要奋发图强，努力奋斗，建设四化使民富国强。落后就要挨打。台湾还没有回归。我们国家强大了就没人敢来欺侮我们。彭老总说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的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洪学智上将：抗美援朝告诉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
2006年11月22日 09:24人民网
一辆半新不旧的军用吉普，在北戴河绿色的树丛、金色的沙滩、红白相间的精致别墅和避暑的游客之间穿行寻觅，显得多少有点不协调。而我坐在车上的感觉却棒极了，军用吉普，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是我志愿军将领们最好的交通工具，我们从北京专程赶到北戴河要寻访的，正是当年志愿军的第三号人物，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兼志愿军后勤防务司令洪学智上将。而当年志愿军六位领导核心的其他五位领导人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第一副司令兼副政委邓华、第三副司令韩先楚、参谋长解沛然（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都已先后作古。我的想像驰骋在朝鲜半岛的三千里江山上：艰苦卓绝的五次战役、美同空军穷凶极恶的地毯式轰炸，冰天雪地里我志愿军官兵的艰难跋涉，“应当给我军官兵都配上吉普车。”我居然把一个突发的奇想随口说了出来。“吉普车封闭不好，无法使用空调。”司机立即接过了我的话，什么，空调？对，空调，现在已经是空调的时代了。那场战争，那场令美军著名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丢尽了脸，使后来接替他的克拉克上将无比失望和痛苦地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的抗美援朝战争，距今已经整整五十年了。
在中央军委疗养院八号楼的宽敞客厅里，我们终于见到了洪学智老将军。洪老已经88岁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在老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风貌印痕。洪老的身材虽然依然挺拔高大，但听力已有些减弱，这使我不得不把想提的问题写在纸上送给他看。这一看，我才发现老人听力虽弱，但目力甚强，目光依然敏锐，看书看报看我写的颇为潦草的字条，根本不需要戴任何眼镜。说起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战争时，老人思路敏捷，表述生动，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那一年他38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的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当他奉叶参座（对叶剑英元帅的惯称）之命从广州乘火车北上，向中央全委汇报十五兵团与广东军区事宜，在北京站的站台上听到邓华那一声湖南口音的亲切呼唤“嗨，老哥”时，他还不知道，邓华向中央军委点名要了他，他已经是“送上门来”（政委赖传珠语）的即将入朝的志愿军领导人之一了。后来，他和邓华到了沈阳，一起去看刚刚上任的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彭老总开玩笑地说：“我可不是志愿军啊！”洪问：“你是怎么来的？”“我是毛主席点将来的。本来是该林彪来的，他说他有病，毛主席命令我来了。”洪学智也开玩笑地说：“那我也不是志愿军！”彭老总笑着问：“哦，你怎么也不是志愿军呢？”洪指着邓华说：“我是邓华鼓捣来的，连换洗的衣服也没带。”彭总大笑：“照你这么说，他还挺有办法嘛！”邓华说：“你们两个呀，说的都不是心里话，其实，你们都是最志愿的志愿军了，让你们来，你们谁含糊了？谁讲价钱了？不都是高高兴兴地来了嘛。”大家都笑起来了。
1950年10月18日，毛主席电召彭德怀回京商定入朝计划，19日彭总从北京飞回安东即着手部署入朝时间、兵力及线路。紧接着彭总和前来安东的朝鲜人民军次帅、内务相朴一禹先行一步入朝与金日成晤谈抗美大计。当日晚，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率四个军、三个炮兵师一齐入朝，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洪学智在他的《抗美援朝战争回忆》一书中曾这样描写：
“我们的驻地离鸭绿江桥很近，吉普车没走几分钟便到了。此时，江对面的新义州，显得十分宁静。不过再往南就不平静了。那边不时地传来飞机轰炸的轰隆隆的声响，离正在激战的战场已经不远了。
天色越来越黑，忽然，随行参谋在我身边轻轻地唤了一声：‘首长，过江吧！’
‘嗯。’一种庄严神圣的感情霎时充溢到我心头……我一面大步跨上了敞篷吉普车，一面怀着依恋的心情，回头看了看夜色浓重的祖国大地，然后迅速地驱车驶过了鸭绿江大桥。”
志愿军工程部队抢修铁路我给洪老提了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作为我军著名将领，志愿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您认为，与您打过的无数次仗相比，抗美援朝战争有什么特点？
我过去虽然打了许多年的仗，但都是在国内。这次是出国而且面对的是美国军队。这是第一次，的确有许多特点。首先从战争的性质来看是侵略和反侵略战争。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国，是头号的帝国主义强国。他们远隔重洋，把战争扩大到三八线以北，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我国的安全。我们决定出兵，保家卫国，是正义之举。
从武器装备来看，相差非常悬殊。美军有强大的空军、海军优势，成千上万架飞机。有航空母舰，从上往下看，跟个城市似的。装备都是现代化、机械化的，不可一世。而我们呢？装备可怜得很哪！基本上是缴获国民党军队的和日本投降时缴获的，比较落后。可是，我们也有优势，政治优势。美国军队从仁川登陆后，大举向北推进。中国政府提出来，你们不要越过三八线，如果越过了三八线，中国不能等闲视之。他们哪里能听得进去呢？不仅越过了三八线，占领了平壤，还把战争一直打到了中国的大门口了。我们那时候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长期作战，刚刚胜利，百废待兴，他们随时可以找一个借口打过来。我们不出兵，还有什么安全？还有什么和平建设？
中国政府敢于出兵，同他们较量，的确是很不容易的。这个决策是有胆量的，是高瞻远瞩的，也是美国没有想到的。
据外电报道：10月15日，即中国出兵的5天的，远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威克岛和美国总统会晤时还曾断言中共不可能出兵朝鲜。他告诉杜鲁门：“中国在满洲有30万部队，其中部署在鸭绿江边的不会超过10万到12.5万人，能够渡江作战的只有5万到6万人。当今是我们强大而中共孱弱的时代，倘若中共部队渡过鸭绿江，我就要使他们遭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指挥官会冒这样的风险，把大量的兵力投入已被破坏殆尽的朝鲜半岛上。因此我认为，中共无意参加这场战争。”他得意洋洋地向杜鲁门保证：“总统先生，可能性很小（指中国出兵）。到感恩节（不到一个月）大规模抵抗在整个南北朝鲜就会停止。我希望我们的将士能回家过圣诞节。”
但是麦克阿瑟哪能想到，我们中国志愿军出兵了，而且一次就出动了20多万的军队！当然风险是很大的，同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打怎么会没有风险呢？但是，党中央和我们的志愿军决心冒这个风险，敢于冒这个风险。我们也分析了美国的不利因素。
首先，他们高度现代化的装备优势，远隔重洋到朝鲜半岛打仗，消耗巨大，反而成了他们的问题；我们离战场近，他们离战场远时间拖得越长，对他们就越不利；其次，他们当时的战略重心足在西欧，还不是在朝鲜，在这里越是持久，对他们就越不利。另外，他们的军队，打起仗来，主要靠武器、靠火力，先是飞机炸，炸掉之后坦克出来，大炮再轰，最后才是步兵出来。而我们的志愿军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灵活的战略战术、夜战、近战、白刃战，我们在这些方面，是优于美军的。我们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打他们的弱处，我们长期以来都是大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敌人的。
当然出国作战，我们也有新的困难，语言不通。人地生疏，翻译只有几个人，通讯联络困难，不像现在，那时连电话都打不通。都是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我们行动主要是夜间，把夜间当白天，这也给我们增加了很多困难。但是，夜间也有夜间的好处。美军的海军空军和炮兵的优势，夜间发挥不出来。我们利用夜间，穿插到敌人里边上，在敌人中间、敌人后面打。这是他最害怕的。
第三次战役时，我们曾俘虏了美国的一批官兵。我在君子里志愿军的司令部，曾通过翻译和他们的几个连长进行了交谈。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到朝鲜来打仗啊？”他们说：“是上面下命令让来的。”对打仗你们怎么看？”“二次大战诺曼底登陆战役参加过，可是打仗没有你们这么个打法的！”“怎么个打法？”“你们打仗不分白天黑夜。打仗都是白天打，晚上休息嘛！你们怎么晚上也打，闹得我们坐卧不安，谁都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们讲得很有意思，“你们打仗也不分前头后头。我们打仗都是先把火炮排好，火炮先轰飞机炸完了，步兵就上去，向前推进。可是你们打仗怎么跑到我们屁股后头来了呢？你们怎么从后面打呢？我们从来也没有打过这样的仗呀！”我说；“你们打仗是平推，我们打仗是穿插迂回、包抄。”他说：“我很讨厌这种打法！”我说：“这正说明我们的战术是有效的。”有一个连长说：”你们的士兵很勇敢。我们打仗讲集体，士兵都是成群的，一个连，一个营，训练时就这么训练。你们怎么三个五个人就干起来了？看来，我们单兵作战的能力不如你们。”我说：”你们说的都对，不管用什么办法，能充分发挥我军特长，能战胜你们就很好嘛！”一个连长把两个大拇指头伸出来说：“你们是打仗专家！”
美军不停炸，中朝后勤人员不停修第二个问题：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您认为最艰难的时期和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入朝就困难。语言不通、人地生疏、天寒地冻，物资运输，通讯联络都是问题。最艰难的时期是1951年夏季，朝鲜连降暴雨，山洪暴发，是40年未遇到过的洪水。公路全部被破坏，房屋坍塌，桥梁炸断后被冲走，没炸断的也被冲走了。不光我们说困难，敌人也喊困难。我们的主要物资集散地三登附近变成了一片汪洋，仓库、医院和高炮阵地全遭水淹，许多电线杆子都被洪水淹没了。三登有一个高炮营，洪水突发时没来得及搬出，干部战士被逼上了高压线。他们没经验，上高压线后没有顺着高压线慢慢疏散开，而是挤成了一堆，结果高压线断了，七八十个人都被淹死了，炮也被水冲跑了。安州、鱼波车站直到平壤附近，全部被洪水吞没。
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又碰上特大洪水，真是雪上加霜，难上加难。我是志司领导兼志后司令员，真是吃不下睡不着，心里像火烧一样。但是越困难，越要冷静处理。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应急措施。
首先是把不通的桥梁和能通的公路连接起来。西清川江、东大同江和东沸流江桥被冲毁后，敌机白天黑夜不停地炸，加上地势险恶，桥梁短期内很难修复。我们就集中了4个大站和一千多辆汽车，采取倒运的办法，也叫“倒短”。在西清川江桥头倒运了600多车皮的物资，在东大同江桥头倒运了1100多车皮物资在东沸流江桥头倒运了270车废物资。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史上有名的“倒三江”。这种倒运、漕运、接运办法是在洪水泛滥、敌机轰炸情况下创造的一种特殊的运输形式，在路断、桥断的情况下保证了运输的不间断。
当时正是五次战役后期，前方打得很紧张，急需弹药和粮食，而交通呢，都竣痪了，完全是出乎预料。当时一线部队还能保证一周的口粮，机关和后边的部队一周都保证不了。真是艰难啊，我们对谁都没讲，彭老总知道，我知道。怎么解决呢？像打仗一样，我们把公路分成段，分段包干，部队和机关都参与进来，全军总动员，掀起了大规模地抢修公路的热潮。朝鲜军民也参加。计划40大修复，结果一个月就全部修复了，度过了我们最艰难最危险的时期。
第三个问题：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您感到最高兴和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最高兴的事情？打胜仗呗！我们一入朝就连续打了五次战役。第一次战役从10月25日到11月5日。是在战局极其严重，我军仓促入朝的情况下投入交战的。结巴是首战告捷，歼敌15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清川江以南。除了南韩伪军外，我军第一次与美军交战，重创了美军骑兵第一师，粉碎了美军“感恩节”前占领朝鲜的计划，初步稳住了朝鲜的战局。
第二次战役是11日25日到12月24日。诱敌深入一个月的时间，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多人，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败逃的路上因车祸身亡。我们收复了平壤，把敌人打到了三八线以南，使麦克阿瑟吹嘘的所谓“圣诞节”总攻势变成了圣诞节总退却，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扭转了朝鲜的战局。
第三次战役从1950年的12月31日到1951年的1月8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连续作战7天7夜，前进了80－110公里，把敌人驱至三七线附近，解放了汉城，粉碎了敌人在联合国玩弄的停战阴谋和固守三八线、争取时间，准备再战的企图、进一步扩大了我军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影响，加深了敌人内部的矛盾和失败情绪。
第一次战役胜利后，彭总根据战局的发展和敌我双方的情况，决定停止追击。有的人提出了疑问：仗打得这么好，为什么不乘胜追击一气呵成，一下子把敌人赶下海去？彭总对我说过几次，一气呵成是不行的。要把那么多装备精良的部队赶下海，能赶得下去吗？可是，当时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却反对彭总的看法，他指名道姓地指责彭总：“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他坚持要我们继续追击，一直打到釜山，把敌人赶下海。彭总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他就把这件事反映到斯大林那里去了。彭总听说后也给毛主席发了电报，说明了自己的看法。毛主席把彭总的意见转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回了一封电报，说彭德怀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彭的意见是对的。斯大林批评了拉佐瓦耶夫，不许他再乱说话。不久，就把他撤换了。
第四次战役从1951年的l月25日到4月21日。这次战役我们是被迫打的。当时我们经过了三次战役，消耗很大，刚刚开始休整。美国任命李奇薇接替沃克担任了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诺曼底登陆时的空降师师长，资历虽然比沃克浅，但有作战经验。他一来，就采取了新的战术，不断向我发起进攻，用进攻来代替防御，在进攻中调整部署。我军采取了坚守防御，战役反击和运动防御等多种作战形式，在87天的时间里，使敌人每天要付出近千人伤亡的代价才能前进一两公里。赢得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掩护战略预备队开进集结为五次战役创造了条件。
第三次战役从4月22日到6月10日，历时50天，歼敌8.2万余人。把敌人打到了谈判桌上，使敌人不得不又一次转入战略防御。以后我们还打了几个大胜仗，直到最后胜利。每一次打胜仗，我们都高兴。另外，祖国慰问团来了，我们也很高兴。祖国人民很支持我们，要什么给什么，要人有人，要物有物，还捐飞机，给我们很大的鼓舞。
还有件事让我们很高兴，1952年的夏天，敌人准备轰炸楠亭里。有一个高炮营转移了阵地。三个连搬走了，还有一个连没来得及级。敌机来了，很快发现了新转移的阵地。30多架敌机对这个高炮阵地轮番轰炸。这时，没转移的那个高炮连突然向敌机发射了迫击炮。敌机一共飞来两批70多架，被我们击落击伤了30多架。看到敌机拖着浓浓的黑烟坠到山洞，掉进大海，我们高兴极了！可算是出了一口气！我当时正在那里，看到了这个场景。当时附近还有一所朝鲜人民军的医院，里面的伤病员都跑出来看，高兴地跳了起来。还有不少人主动地跑去帮助搬炮弹。那一次击落了敌机之后，敌机有好长时间没敢再来，沉重地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要说难忘的事，整个抗美援朝战争都令人难忘。就说群众的智慧吧。敌人有多少花招，我们就能想出多少办法对付他们。比如敌机扔炸弹，把公路炸出许多大坑。开始工兵还用土填，后来想出了办法，找两块木板担在坑上，汽车就开过去了，后来用一块板就行。我们有一个排长，琢磨着学会了卸定时炸弹。敌人炸桥梁，我们就修水下桥，桥面在水面下，敌机发现不了。敌人夜间经常用照明弹侦察。我们发现敌机都是在照明弹发现目标后才飞过来轰炸，有个时间差，我们正好借光，利用敌人的照明弹给我们夜间行车照明，等敌机飞来时，我们的汽车就冲过了危险区。我们对付他们的办法很多。
有一件事情很遗憾。二次战役前，志愿军司令部设在大榆洞。是朝鲜的一个金矿。山沟里有几间房子，比较隐蔽。彭老总就住在一间安装变压器的小屋子里。敌机经常来扔炸弹，为此我们挖了几个防空洞。记得有一次是在11月底，我们根据敌机活动的规律，判断第二天敌机要来轰炸，就做了防空的准备。彭老总有个习惯，有事没事儿都喜欢看挂在他屋里墙上的那个五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我趁他睡觉的时候把他的地图拿到上面的防空洞去了。第二天早晨，我去请彭总进防空洞，他正坐在屋里生闷气，一见我就问：“你把我的作战地图弄到哪儿去了？”我说：“彭总，拿到上面防空洞去了，已经在那里挂好了，火也烧好了，大家都等着你去开会呢！”彭老总很不高兴，说：“谁叫你弄去的，在这里开不行吗？”“这儿不安全。”他的倔脾气上来了：“你怕危险，你走，我看这里很好，我就在这里。”我劝他，他朝我发火：“哪个要你多管闲事！”我说：“这不是闲事，是我应该管的。”因为彭总的安全事关重大，中央要求我们要有专人负责，大家委托我专门负责。他听我这么说，才不吭气儿了。我推着他走出了房门。我又回过头对警卫员说：“把老总的铺盖卷起来拿到洞里去。”彭总大声说：“那不要弄，没事儿！”我说：“没事儿我再给你搬回来嘛。”
那天早饭吃得很早。饭后，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和我们一起上山疏散了。敌机飞来转了几个圈儿飞走了。他大概以为没事又跑回屋子里去取什么东西了。还有两个参谋也还没疏散出来。就在这时，飞机又来了。这次连圈儿都没转，一直朝着彭总住的那边的房子猛扔炸弹。汽油弹正好炸在彭总住的那间房子上，腾地一下一片火海就烧起来了。那是凝固汽没弹，燃烧起来温度很高，1－2分钟就把房子烧掉了。一个参谋跑了出来，毛岸英和另个一参谋都牺牲了。
敌机飞走后，彭老总和我们都来到被炸的屋子前，看着烧焦的遗体，大家的心情都悲痛极了。彭老总坐在防守洞里，一句话都不说。傍晚时，我去请彭老总：“吃晚饭吧！”彭老总激动地抓住我的手说：“洪大个儿，我看你还是个好人啊！”我说：我本来就是好人，不是坏人。”彭总说：“今日不是你，老夫休矣！”说无他又沉默了，许久，才难过地说：“唉，为什么偏偏把岸英给炸死了呢！”毛岸英是彭总的秘书、俄文翻译、是个奶聪明很有才华的青年，牺牲时才28岁，真是太可惜了！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双方谈判代表一起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及其临时补充协议，随后，彭德怀、金日成和克拉克分别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此后举行了隆事的庆祝活动。在一次庆祝舞会上，许多女同志来请彭老总跳舞，都被他谢绝了。来一个小女孩走到彭总面前笑着说：“彭爷爷，我请你跳一个舞，行吗？”一直站在他面前不走，彭总不忍拒绝，说：“我不会跳舞，但我接受你的邀请，我拉着你走一圈儿吧！”说完，彭总拉着小姑娘的手，在舞场走了一圈儿。舞场上的人都很感动，停住了舞步，热烈鼓掌。我入朝作战近四年，这是第一次见彭总下舞场。看到彭总这样高兴，想到经过长期的苦战，我们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我的心也热乎乎的，眼圈儿都红了。
第四个问题：抗美援朝战争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霸权本义强权政治存在，战争的危险就存在。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对于帝国主义，要敢于和他们斗争。当年苏联曾答应派空军和我们一起参战，后来又不派了，毛主席说，不派我们也出兵，就有这个胆量！连斯大林都感动了。当然，正像毛主席说的，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还要重视敌人才能打胜仗。
另外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要有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要奋发图强，努力奋斗，建设四化使民富国强。落后就要挨打。台湾还没有回归。我们国家强大了就没人敢来欺侮我们。彭老总说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的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2006年11月22日 09:24人民网
一辆半新不旧的军用吉普，在北戴河绿色的树丛、金色的沙滩、红白相间的精致别墅和避暑的游客之间穿行寻觅，显得多少有点不协调。而我坐在车上的感觉却棒极了，军用吉普，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是我志愿军将领们最好的交通工具，我们从北京专程赶到北戴河要寻访的，正是当年志愿军的第三号人物，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兼志愿军后勤防务司令洪学智上将。而当年志愿军六位领导核心的其他五位领导人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第一副司令兼副政委邓华、第三副司令韩先楚、参谋长解沛然（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都已先后作古。我的想像驰骋在朝鲜半岛的三千里江山上：艰苦卓绝的五次战役、美同空军穷凶极恶的地毯式轰炸，冰天雪地里我志愿军官兵的艰难跋涉，“应当给我军官兵都配上吉普车。”我居然把一个突发的奇想随口说了出来。“吉普车封闭不好，无法使用空调。”司机立即接过了我的话，什么，空调？对，空调，现在已经是空调的时代了。那场战争，那场令美军著名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丢尽了脸，使后来接替他的克拉克上将无比失望和痛苦地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的抗美援朝战争，距今已经整整五十年了。
在中央军委疗养院八号楼的宽敞客厅里，我们终于见到了洪学智老将军。洪老已经88岁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在老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风貌印痕。洪老的身材虽然依然挺拔高大，但听力已有些减弱，这使我不得不把想提的问题写在纸上送给他看。这一看，我才发现老人听力虽弱，但目力甚强，目光依然敏锐，看书看报看我写的颇为潦草的字条，根本不需要戴任何眼镜。说起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战争时，老人思路敏捷，表述生动，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那一年他38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的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当他奉叶参座（对叶剑英元帅的惯称）之命从广州乘火车北上，向中央全委汇报十五兵团与广东军区事宜，在北京站的站台上听到邓华那一声湖南口音的亲切呼唤“嗨，老哥”时，他还不知道，邓华向中央军委点名要了他，他已经是“送上门来”（政委赖传珠语）的即将入朝的志愿军领导人之一了。后来，他和邓华到了沈阳，一起去看刚刚上任的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彭老总开玩笑地说：“我可不是志愿军啊！”洪问：“你是怎么来的？”“我是毛主席点将来的。本来是该林彪来的，他说他有病，毛主席命令我来了。”洪学智也开玩笑地说：“那我也不是志愿军！”彭老总笑着问：“哦，你怎么也不是志愿军呢？”洪指着邓华说：“我是邓华鼓捣来的，连换洗的衣服也没带。”彭总大笑：“照你这么说，他还挺有办法嘛！”邓华说：“你们两个呀，说的都不是心里话，其实，你们都是最志愿的志愿军了，让你们来，你们谁含糊了？谁讲价钱了？不都是高高兴兴地来了嘛。”大家都笑起来了。
1950年10月18日，毛主席电召彭德怀回京商定入朝计划，19日彭总从北京飞回安东即着手部署入朝时间、兵力及线路。紧接着彭总和前来安东的朝鲜人民军次帅、内务相朴一禹先行一步入朝与金日成晤谈抗美大计。当日晚，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率四个军、三个炮兵师一齐入朝，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洪学智在他的《抗美援朝战争回忆》一书中曾这样描写：
“我们的驻地离鸭绿江桥很近，吉普车没走几分钟便到了。此时，江对面的新义州，显得十分宁静。不过再往南就不平静了。那边不时地传来飞机轰炸的轰隆隆的声响，离正在激战的战场已经不远了。
天色越来越黑，忽然，随行参谋在我身边轻轻地唤了一声：‘首长，过江吧！’
‘嗯。’一种庄严神圣的感情霎时充溢到我心头……我一面大步跨上了敞篷吉普车，一面怀着依恋的心情，回头看了看夜色浓重的祖国大地，然后迅速地驱车驶过了鸭绿江大桥。”
志愿军工程部队抢修铁路
第一个问题：作为我军著名将领，志愿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您认为，与您打过的无数次仗相比，抗美援朝战争有什么特点？
我过去虽然打了许多年的仗，但都是在国内。这次是出国而且面对的是美国军队。这是第一次，的确有许多特点。首先从战争的性质来看是侵略和反侵略战争。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国，是头号的帝国主义强国。他们远隔重洋，把战争扩大到三八线以北，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我国的安全。我们决定出兵，保家卫国，是正义之举。
从武器装备来看，相差非常悬殊。美军有强大的空军、海军优势，成千上万架飞机。有航空母舰，从上往下看，跟个城市似的。装备都是现代化、机械化的，不可一世。而我们呢？装备可怜得很哪！基本上是缴获国民党军队的和日本投降时缴获的，比较落后。可是，我们也有优势，政治优势。美国军队从仁川登陆后，大举向北推进。中国政府提出来，你们不要越过三八线，如果越过了三八线，中国不能等闲视之。他们哪里能听得进去呢？不仅越过了三八线，占领了平壤，还把战争一直打到了中国的大门口了。我们那时候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长期作战，刚刚胜利，百废待兴，他们随时可以找一个借口打过来。我们不出兵，还有什么安全？还有什么和平建设？
中国政府敢于出兵，同他们较量，的确是很不容易的。这个决策是有胆量的，是高瞻远瞩的，也是美国没有想到的。
据外电报道：10月15日，即中国出兵的5天的，远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威克岛和美国总统会晤时还曾断言中共不可能出兵朝鲜。他告诉杜鲁门：“中国在满洲有30万部队，其中部署在鸭绿江边的不会超过10万到12.5万人，能够渡江作战的只有5万到6万人。当今是我们强大而中共孱弱的时代，倘若中共部队渡过鸭绿江，我就要使他们遭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指挥官会冒这样的风险，把大量的兵力投入已被破坏殆尽的朝鲜半岛上。因此我认为，中共无意参加这场战争。”他得意洋洋地向杜鲁门保证：“总统先生，可能性很小（指中国出兵）。到感恩节（不到一个月）大规模抵抗在整个南北朝鲜就会停止。我希望我们的将士能回家过圣诞节。”
但是麦克阿瑟哪能想到，我们中国志愿军出兵了，而且一次就出动了20多万的军队！当然风险是很大的，同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打怎么会没有风险呢？但是，党中央和我们的志愿军决心冒这个风险，敢于冒这个风险。我们也分析了美国的不利因素。
首先，他们高度现代化的装备优势，远隔重洋到朝鲜半岛打仗，消耗巨大，反而成了他们的问题；我们离战场近，他们离战场远时间拖得越长，对他们就越不利；其次，他们当时的战略重心足在西欧，还不是在朝鲜，在这里越是持久，对他们就越不利。另外，他们的军队，打起仗来，主要靠武器、靠火力，先是飞机炸，炸掉之后坦克出来，大炮再轰，最后才是步兵出来。而我们的志愿军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灵活的战略战术、夜战、近战、白刃战，我们在这些方面，是优于美军的。我们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打他们的弱处，我们长期以来都是大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敌人的。
当然出国作战，我们也有新的困难，语言不通。人地生疏，翻译只有几个人，通讯联络困难，不像现在，那时连电话都打不通。都是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我们行动主要是夜间，把夜间当白天，这也给我们增加了很多困难。但是，夜间也有夜间的好处。美军的海军空军和炮兵的优势，夜间发挥不出来。我们利用夜间，穿插到敌人里边上，在敌人中间、敌人后面打。这是他最害怕的。
第三次战役时，我们曾俘虏了美国的一批官兵。我在君子里志愿军的司令部，曾通过翻译和他们的几个连长进行了交谈。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到朝鲜来打仗啊？”他们说：“是上面下命令让来的。”对打仗你们怎么看？”“二次大战诺曼底登陆战役参加过，可是打仗没有你们这么个打法的！”“怎么个打法？”“你们打仗不分白天黑夜。打仗都是白天打，晚上休息嘛！你们怎么晚上也打，闹得我们坐卧不安，谁都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们讲得很有意思，“你们打仗也不分前头后头。我们打仗都是先把火炮排好，火炮先轰飞机炸完了，步兵就上去，向前推进。可是你们打仗怎么跑到我们屁股后头来了呢？你们怎么从后面打呢？我们从来也没有打过这样的仗呀！”我说；“你们打仗是平推，我们打仗是穿插迂回、包抄。”他说：“我很讨厌这种打法！”我说：“这正说明我们的战术是有效的。”有一个连长说：”你们的士兵很勇敢。我们打仗讲集体，士兵都是成群的，一个连，一个营，训练时就这么训练。你们怎么三个五个人就干起来了？看来，我们单兵作战的能力不如你们。”我说：”你们说的都对，不管用什么办法，能充分发挥我军特长，能战胜你们就很好嘛！”一个连长把两个大拇指头伸出来说：“你们是打仗专家！”
美军不停炸，中朝后勤人员不停修
入朝就困难。语言不通、人地生疏、天寒地冻，物资运输，通讯联络都是问题。最艰难的时期是1951年夏季，朝鲜连降暴雨，山洪暴发，是40年未遇到过的洪水。公路全部被破坏，房屋坍塌，桥梁炸断后被冲走，没炸断的也被冲走了。不光我们说困难，敌人也喊困难。我们的主要物资集散地三登附近变成了一片汪洋，仓库、医院和高炮阵地全遭水淹，许多电线杆子都被洪水淹没了。三登有一个高炮营，洪水突发时没来得及搬出，干部战士被逼上了高压线。他们没经验，上高压线后没有顺着高压线慢慢疏散开，而是挤成了一堆，结果高压线断了，七八十个人都被淹死了，炮也被水冲跑了。安州、鱼波车站直到平壤附近，全部被洪水吞没。
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又碰上特大洪水，真是雪上加霜，难上加难。我是志司领导兼志后司令员，真是吃不下睡不着，心里像火烧一样。但是越困难，越要冷静处理。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应急措施。
首先是把不通的桥梁和能通的公路连接起来。西清川江、东大同江和东沸流江桥被冲毁后，敌机白天黑夜不停地炸，加上地势险恶，桥梁短期内很难修复。我们就集中了4个大站和一千多辆汽车，采取倒运的办法，也叫“倒短”。在西清川江桥头倒运了600多车皮的物资，在东大同江桥头倒运了1100多车皮物资在东沸流江桥头倒运了270车废物资。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史上有名的“倒三江”。这种倒运、漕运、接运办法是在洪水泛滥、敌机轰炸情况下创造的一种特殊的运输形式，在路断、桥断的情况下保证了运输的不间断。
当时正是五次战役后期，前方打得很紧张，急需弹药和粮食，而交通呢，都竣痪了，完全是出乎预料。当时一线部队还能保证一周的口粮，机关和后边的部队一周都保证不了。真是艰难啊，我们对谁都没讲，彭老总知道，我知道。怎么解决呢？像打仗一样，我们把公路分成段，分段包干，部队和机关都参与进来，全军总动员，掀起了大规模地抢修公路的热潮。朝鲜军民也参加。计划40大修复，结果一个月就全部修复了，度过了我们最艰难最危险的时期。
第三个问题：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您感到最高兴和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最高兴的事情？打胜仗呗！我们一入朝就连续打了五次战役。第一次战役从10月25日到11月5日。是在战局极其严重，我军仓促入朝的情况下投入交战的。结巴是首战告捷，歼敌15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清川江以南。除了南韩伪军外，我军第一次与美军交战，重创了美军骑兵第一师，粉碎了美军“感恩节”前占领朝鲜的计划，初步稳住了朝鲜的战局。 第二次战役是11日25日到12月24日。诱敌深入一个月的时间，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多人，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败逃的路上因车祸身亡。我们收复了平壤，把敌人打到了三八线以南，使麦克阿瑟吹嘘的所谓“圣诞节”总攻势变成了圣诞节总退却，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扭转了朝鲜的战局。
第三次战役从1950年的12月31日到1951年的1月8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连续作战7天7夜，前进了80－110公里，把敌人驱至三七线附近，解放了汉城，粉碎了敌人在联合国玩弄的停战阴谋和固守三八线、争取时间，准备再战的企图、进一步扩大了我军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影响，加深了敌人内部的矛盾和失败情绪。
第一次战役胜利后，彭总根据战局的发展和敌我双方的情况，决定停止追击。有的人提出了疑问：仗打得这么好，为什么不乘胜追击一气呵成，一下子把敌人赶下海去？彭总对我说过几次，一气呵成是不行的。要把那么多装备精良的部队赶下海，能赶得下去吗？可是，当时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却反对彭总的看法，他指名道姓地指责彭总：“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他坚持要我们继续追击，一直打到釜山，把敌人赶下海。彭总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他就把这件事反映到斯大林那里去了。彭总听说后也给毛主席发了电报，说明了自己的看法。毛主席把彭总的意见转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回了一封电报，说彭德怀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彭的意见是对的。斯大林批评了拉佐瓦耶夫，不许他再乱说话。不久，就把他撤换了。
第四次战役从1951年的l月25日到4月21日。这次战役我们是被迫打的。当时我们经过了三次战役，消耗很大，刚刚开始休整。美国任命李奇薇接替沃克担任了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诺曼底登陆时的空降师师长，资历虽然比沃克浅，但有作战经验。他一来，就采取了新的战术，不断向我发起进攻，用进攻来代替防御，在进攻中调整部署。我军采取了坚守防御，战役反击和运动防御等多种作战形式，在87天的时间里，使敌人每天要付出近千人伤亡的代价才能前进一两公里。赢得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掩护战略预备队开进集结为五次战役创造了条件。
第三次战役从4月22日到6月10日，历时50天，歼敌8.2万余人。把敌人打到了谈判桌上，使敌人不得不又一次转入战略防御。以后我们还打了几个大胜仗，直到最后胜利。每一次打胜仗，我们都高兴。另外，祖国慰问团来了，我们也很高兴。祖国人民很支持我们，要什么给什么，要人有人，要物有物，还捐飞机，给我们很大的鼓舞。
还有件事让我们很高兴，1952年的夏天，敌人准备轰炸楠亭里。有一个高炮营转移了阵地。三个连搬走了，还有一个连没来得及级。敌机来了，很快发现了新转移的阵地。30多架敌机对这个高炮阵地轮番轰炸。这时，没转移的那个高炮连突然向敌机发射了迫击炮。敌机一共飞来两批70多架，被我们击落击伤了30多架。看到敌机拖着浓浓的黑烟坠到山洞，掉进大海，我们高兴极了！可算是出了一口气！我当时正在那里，看到了这个场景。当时附近还有一所朝鲜人民军的医院，里面的伤病员都跑出来看，高兴地跳了起来。还有不少人主动地跑去帮助搬炮弹。那一次击落了敌机之后，敌机有好长时间没敢再来，沉重地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要说难忘的事，整个抗美援朝战争都令人难忘。就说群众的智慧吧。敌人有多少花招，我们就能想出多少办法对付他们。比如敌机扔炸弹，把公路炸出许多大坑。开始工兵还用土填，后来想出了办法，找两块木板担在坑上，汽车就开过去了，后来用一块板就行。我们有一个排长，琢磨着学会了卸定时炸弹。敌人炸桥梁，我们就修水下桥，桥面在水面下，敌机发现不了。敌人夜间经常用照明弹侦察。我们发现敌机都是在照明弹发现目标后才飞过来轰炸，有个时间差，我们正好借光，利用敌人的照明弹给我们夜间行车照明，等敌机飞来时，我们的汽车就冲过了危险区。我们对付他们的办法很多。
有一件事情很遗憾。二次战役前，志愿军司令部设在大榆洞。是朝鲜的一个金矿。山沟里有几间房子，比较隐蔽。彭老总就住在一间安装变压器的小屋子里。敌机经常来扔炸弹，为此我们挖了几个防空洞。记得有一次是在11月底，我们根据敌机活动的规律，判断第二天敌机要来轰炸，就做了防空的准备。彭老总有个习惯，有事没事儿都喜欢看挂在他屋里墙上的那个五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我趁他睡觉的时候把他的地图拿到上面的防空洞去了。第二天早晨，我去请彭总进防空洞，他正坐在屋里生闷气，一见我就问：“你把我的作战地图弄到哪儿去了？”我说：“彭总，拿到上面防空洞去了，已经在那里挂好了，火也烧好了，大家都等着你去开会呢！”彭老总很不高兴，说：“谁叫你弄去的，在这里开不行吗？”“这儿不安全。”他的倔脾气上来了：“你怕危险，你走，我看这里很好，我就在这里。”我劝他，他朝我发火：“哪个要你多管闲事！”我说：“这不是闲事，是我应该管的。”因为彭总的安全事关重大，中央要求我们要有专人负责，大家委托我专门负责。他听我这么说，才不吭气儿了。我推着他走出了房门。我又回过头对警卫员说：“把老总的铺盖卷起来拿到洞里去。”彭总大声说：“那不要弄，没事儿！”我说：“没事儿我再给你搬回来嘛。”
那天早饭吃得很早。饭后，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和我们一起上山疏散了。敌机飞来转了几个圈儿飞走了。他大概以为没事又跑回屋子里去取什么东西了。还有两个参谋也还没疏散出来。就在这时，飞机又来了。这次连圈儿都没转，一直朝着彭总住的那边的房子猛扔炸弹。汽油弹正好炸在彭总住的那间房子上，腾地一下一片火海就烧起来了。那是凝固汽没弹，燃烧起来温度很高，1－2分钟就把房子烧掉了。一个参谋跑了出来，毛岸英和另个一参谋都牺牲了。
敌机飞走后，彭老总和我们都来到被炸的屋子前，看着烧焦的遗体，大家的心情都悲痛极了。彭老总坐在防守洞里，一句话都不说。傍晚时，我去请彭老总：“吃晚饭吧！”彭老总激动地抓住我的手说：“洪大个儿，我看你还是个好人啊！”我说：我本来就是好人，不是坏人。”彭总说：“今日不是你，老夫休矣！”说无他又沉默了，许久，才难过地说：“唉，为什么偏偏把岸英给炸死了呢！”毛岸英是彭总的秘书、俄文翻译、是个奶聪明很有才华的青年，牺牲时才28岁，真是太可惜了！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双方谈判代表一起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及其临时补充协议，随后，彭德怀、金日成和克拉克分别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此后举行了隆事的庆祝活动。在一次庆祝舞会上，许多女同志来请彭老总跳舞，都被他谢绝了。来一个小女孩走到彭总面前笑着说：“彭爷爷，我请你跳一个舞，行吗？”一直站在他面前不走，彭总不忍拒绝，说：“我不会跳舞，但我接受你的邀请，我拉着你走一圈儿吧！”说完，彭总拉着小姑娘的手，在舞场走了一圈儿。舞场上的人都很感动，停住了舞步，热烈鼓掌。我入朝作战近四年，这是第一次见彭总下舞场。看到彭总这样高兴，想到经过长期的苦战，我们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我的心也热乎乎的，眼圈儿都红了。
第四个问题：抗美援朝战争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霸权本义强权政治存在，战争的危险就存在。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对于帝国主义，要敢于和他们斗争。当年苏联曾答应派空军和我们一起参战，后来又不派了，毛主席说，不派我们也出兵，就有这个胆量！连斯大林都感动了。当然，正像毛主席说的，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还要重视敌人才能打胜仗。
另外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要有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要奋发图强，努力奋斗，建设四化使民富国强。落后就要挨打。台湾还没有回归。我们国家强大了就没人敢来欺侮我们。彭老总说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的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洪学智上将：抗美援朝告诉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
2006年11月22日 09:24人民网
一辆半新不旧的军用吉普，在北戴河绿色的树丛、金色的沙滩、红白相间的精致别墅和避暑的游客之间穿行寻觅，显得多少有点不协调。而我坐在车上的感觉却棒极了，军用吉普，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是我志愿军将领们最好的交通工具，我们从北京专程赶到北戴河要寻访的，正是当年志愿军的第三号人物，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兼志愿军后勤防务司令洪学智上将。而当年志愿军六位领导核心的其他五位领导人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第一副司令兼副政委邓华、第三副司令韩先楚、参谋长解沛然（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都已先后作古。我的想像驰骋在朝鲜半岛的三千里江山上：艰苦卓绝的五次战役、美同空军穷凶极恶的地毯式轰炸，冰天雪地里我志愿军官兵的艰难跋涉，“应当给我军官兵都配上吉普车。”我居然把一个突发的奇想随口说了出来。“吉普车封闭不好，无法使用空调。”司机立即接过了我的话，什么，空调？对，空调，现在已经是空调的时代了。那场战争，那场令美军著名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丢尽了脸，使后来接替他的克拉克上将无比失望和痛苦地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的抗美援朝战争，距今已经整整五十年了。
在中央军委疗养院八号楼的宽敞客厅里，我们终于见到了洪学智老将军。洪老已经88岁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在老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风貌印痕。洪老的身材虽然依然挺拔高大，但听力已有些减弱，这使我不得不把想提的问题写在纸上送给他看。这一看，我才发现老人听力虽弱，但目力甚强，目光依然敏锐，看书看报看我写的颇为潦草的字条，根本不需要戴任何眼镜。说起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战争时，老人思路敏捷，表述生动，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那一年他38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的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当他奉叶参座（对叶剑英元帅的惯称）之命从广州乘火车北上，向中央全委汇报十五兵团与广东军区事宜，在北京站的站台上听到邓华那一声湖南口音的亲切呼唤“嗨，老哥”时，他还不知道，邓华向中央军委点名要了他，他已经是“送上门来”（政委赖传珠语）的即将入朝的志愿军领导人之一了。后来，他和邓华到了沈阳，一起去看刚刚上任的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彭老总开玩笑地说：“我可不是志愿军啊！”洪问：“你是怎么来的？”“我是毛主席点将来的。本来是该林彪来的，他说他有病，毛主席命令我来了。”洪学智也开玩笑地说：“那我也不是志愿军！”彭老总笑着问：“哦，你怎么也不是志愿军呢？”洪指着邓华说：“我是邓华鼓捣来的，连换洗的衣服也没带。”彭总大笑：“照你这么说，他还挺有办法嘛！”邓华说：“你们两个呀，说的都不是心里话，其实，你们都是最志愿的志愿军了，让你们来，你们谁含糊了？谁讲价钱了？不都是高高兴兴地来了嘛。”大家都笑起来了。
1950年10月18日，毛主席电召彭德怀回京商定入朝计划，19日彭总从北京飞回安东即着手部署入朝时间、兵力及线路。紧接着彭总和前来安东的朝鲜人民军次帅、内务相朴一禹先行一步入朝与金日成晤谈抗美大计。当日晚，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率四个军、三个炮兵师一齐入朝，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洪学智在他的《抗美援朝战争回忆》一书中曾这样描写：
“我们的驻地离鸭绿江桥很近，吉普车没走几分钟便到了。此时，江对面的新义州，显得十分宁静。不过再往南就不平静了。那边不时地传来飞机轰炸的轰隆隆的声响，离正在激战的战场已经不远了。
天色越来越黑，忽然，随行参谋在我身边轻轻地唤了一声：‘首长，过江吧！’
‘嗯。’一种庄严神圣的感情霎时充溢到我心头……我一面大步跨上了敞篷吉普车，一面怀着依恋的心情，回头看了看夜色浓重的祖国大地，然后迅速地驱车驶过了鸭绿江大桥。”
志愿军工程部队抢修铁路我给洪老提了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作为我军著名将领，志愿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您认为，与您打过的无数次仗相比，抗美援朝战争有什么特点？
我过去虽然打了许多年的仗，但都是在国内。这次是出国而且面对的是美国军队。这是第一次，的确有许多特点。首先从战争的性质来看是侵略和反侵略战争。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国，是头号的帝国主义强国。他们远隔重洋，把战争扩大到三八线以北，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我国的安全。我们决定出兵，保家卫国，是正义之举。
从武器装备来看，相差非常悬殊。美军有强大的空军、海军优势，成千上万架飞机。有航空母舰，从上往下看，跟个城市似的。装备都是现代化、机械化的，不可一世。而我们呢？装备可怜得很哪！基本上是缴获国民党军队的和日本投降时缴获的，比较落后。可是，我们也有优势，政治优势。美国军队从仁川登陆后，大举向北推进。中国政府提出来，你们不要越过三八线，如果越过了三八线，中国不能等闲视之。他们哪里能听得进去呢？不仅越过了三八线，占领了平壤，还把战争一直打到了中国的大门口了。我们那时候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长期作战，刚刚胜利，百废待兴，他们随时可以找一个借口打过来。我们不出兵，还有什么安全？还有什么和平建设？
中国政府敢于出兵，同他们较量，的确是很不容易的。这个决策是有胆量的，是高瞻远瞩的，也是美国没有想到的。
据外电报道：10月15日，即中国出兵的5天的，远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威克岛和美国总统会晤时还曾断言中共不可能出兵朝鲜。他告诉杜鲁门：“中国在满洲有30万部队，其中部署在鸭绿江边的不会超过10万到12.5万人，能够渡江作战的只有5万到6万人。当今是我们强大而中共孱弱的时代，倘若中共部队渡过鸭绿江，我就要使他们遭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指挥官会冒这样的风险，把大量的兵力投入已被破坏殆尽的朝鲜半岛上。因此我认为，中共无意参加这场战争。”他得意洋洋地向杜鲁门保证：“总统先生，可能性很小（指中国出兵）。到感恩节（不到一个月）大规模抵抗在整个南北朝鲜就会停止。我希望我们的将士能回家过圣诞节。”
但是麦克阿瑟哪能想到，我们中国志愿军出兵了，而且一次就出动了20多万的军队！当然风险是很大的，同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打怎么会没有风险呢？但是，党中央和我们的志愿军决心冒这个风险，敢于冒这个风险。我们也分析了美国的不利因素。
首先，他们高度现代化的装备优势，远隔重洋到朝鲜半岛打仗，消耗巨大，反而成了他们的问题；我们离战场近，他们离战场远时间拖得越长，对他们就越不利；其次，他们当时的战略重心足在西欧，还不是在朝鲜，在这里越是持久，对他们就越不利。另外，他们的军队，打起仗来，主要靠武器、靠火力，先是飞机炸，炸掉之后坦克出来，大炮再轰，最后才是步兵出来。而我们的志愿军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灵活的战略战术、夜战、近战、白刃战，我们在这些方面，是优于美军的。我们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打他们的弱处，我们长期以来都是大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敌人的。
当然出国作战，我们也有新的困难，语言不通。人地生疏，翻译只有几个人，通讯联络困难，不像现在，那时连电话都打不通。都是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我们行动主要是夜间，把夜间当白天，这也给我们增加了很多困难。但是，夜间也有夜间的好处。美军的海军空军和炮兵的优势，夜间发挥不出来。我们利用夜间，穿插到敌人里边上，在敌人中间、敌人后面打。这是他最害怕的。
第三次战役时，我们曾俘虏了美国的一批官兵。我在君子里志愿军的司令部，曾通过翻译和他们的几个连长进行了交谈。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到朝鲜来打仗啊？”他们说：“是上面下命令让来的。”对打仗你们怎么看？”“二次大战诺曼底登陆战役参加过，可是打仗没有你们这么个打法的！”“怎么个打法？”“你们打仗不分白天黑夜。打仗都是白天打，晚上休息嘛！你们怎么晚上也打，闹得我们坐卧不安，谁都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们讲得很有意思，“你们打仗也不分前头后头。我们打仗都是先把火炮排好，火炮先轰飞机炸完了，步兵就上去，向前推进。可是你们打仗怎么跑到我们屁股后头来了呢？你们怎么从后面打呢？我们从来也没有打过这样的仗呀！”我说；“你们打仗是平推，我们打仗是穿插迂回、包抄。”他说：“我很讨厌这种打法！”我说：“这正说明我们的战术是有效的。”有一个连长说：”你们的士兵很勇敢。我们打仗讲集体，士兵都是成群的，一个连，一个营，训练时就这么训练。你们怎么三个五个人就干起来了？看来，我们单兵作战的能力不如你们。”我说：”你们说的都对，不管用什么办法，能充分发挥我军特长，能战胜你们就很好嘛！”一个连长把两个大拇指头伸出来说：“你们是打仗专家！”
美军不停炸，中朝后勤人员不停修第二个问题：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您认为最艰难的时期和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入朝就困难。语言不通、人地生疏、天寒地冻，物资运输，通讯联络都是问题。最艰难的时期是1951年夏季，朝鲜连降暴雨，山洪暴发，是40年未遇到过的洪水。公路全部被破坏，房屋坍塌，桥梁炸断后被冲走，没炸断的也被冲走了。不光我们说困难，敌人也喊困难。我们的主要物资集散地三登附近变成了一片汪洋，仓库、医院和高炮阵地全遭水淹，许多电线杆子都被洪水淹没了。三登有一个高炮营，洪水突发时没来得及搬出，干部战士被逼上了高压线。他们没经验，上高压线后没有顺着高压线慢慢疏散开，而是挤成了一堆，结果高压线断了，七八十个人都被淹死了，炮也被水冲跑了。安州、鱼波车站直到平壤附近，全部被洪水吞没。
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又碰上特大洪水，真是雪上加霜，难上加难。我是志司领导兼志后司令员，真是吃不下睡不着，心里像火烧一样。但是越困难，越要冷静处理。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应急措施。
首先是把不通的桥梁和能通的公路连接起来。西清川江、东大同江和东沸流江桥被冲毁后，敌机白天黑夜不停地炸，加上地势险恶，桥梁短期内很难修复。我们就集中了4个大站和一千多辆汽车，采取倒运的办法，也叫“倒短”。在西清川江桥头倒运了600多车皮的物资，在东大同江桥头倒运了1100多车皮物资在东沸流江桥头倒运了270车废物资。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史上有名的“倒三江”。这种倒运、漕运、接运办法是在洪水泛滥、敌机轰炸情况下创造的一种特殊的运输形式，在路断、桥断的情况下保证了运输的不间断。
当时正是五次战役后期，前方打得很紧张，急需弹药和粮食，而交通呢，都竣痪了，完全是出乎预料。当时一线部队还能保证一周的口粮，机关和后边的部队一周都保证不了。真是艰难啊，我们对谁都没讲，彭老总知道，我知道。怎么解决呢？像打仗一样，我们把公路分成段，分段包干，部队和机关都参与进来，全军总动员，掀起了大规模地抢修公路的热潮。朝鲜军民也参加。计划40大修复，结果一个月就全部修复了，度过了我们最艰难最危险的时期。
第三个问题：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您感到最高兴和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最高兴的事情？打胜仗呗！我们一入朝就连续打了五次战役。第一次战役从10月25日到11月5日。是在战局极其严重，我军仓促入朝的情况下投入交战的。结巴是首战告捷，歼敌15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清川江以南。除了南韩伪军外，我军第一次与美军交战，重创了美军骑兵第一师，粉碎了美军“感恩节”前占领朝鲜的计划，初步稳住了朝鲜的战局。
第二次战役是11日25日到12月24日。诱敌深入一个月的时间，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多人，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败逃的路上因车祸身亡。我们收复了平壤，把敌人打到了三八线以南，使麦克阿瑟吹嘘的所谓“圣诞节”总攻势变成了圣诞节总退却，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扭转了朝鲜的战局。
第三次战役从1950年的12月31日到1951年的1月8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连续作战7天7夜，前进了80－110公里，把敌人驱至三七线附近，解放了汉城，粉碎了敌人在联合国玩弄的停战阴谋和固守三八线、争取时间，准备再战的企图、进一步扩大了我军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影响，加深了敌人内部的矛盾和失败情绪。
第一次战役胜利后，彭总根据战局的发展和敌我双方的情况，决定停止追击。有的人提出了疑问：仗打得这么好，为什么不乘胜追击一气呵成，一下子把敌人赶下海去？彭总对我说过几次，一气呵成是不行的。要把那么多装备精良的部队赶下海，能赶得下去吗？可是，当时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却反对彭总的看法，他指名道姓地指责彭总：“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他坚持要我们继续追击，一直打到釜山，把敌人赶下海。彭总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他就把这件事反映到斯大林那里去了。彭总听说后也给毛主席发了电报，说明了自己的看法。毛主席把彭总的意见转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回了一封电报，说彭德怀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彭的意见是对的。斯大林批评了拉佐瓦耶夫，不许他再乱说话。不久，就把他撤换了。
第四次战役从1951年的l月25日到4月21日。这次战役我们是被迫打的。当时我们经过了三次战役，消耗很大，刚刚开始休整。美国任命李奇薇接替沃克担任了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诺曼底登陆时的空降师师长，资历虽然比沃克浅，但有作战经验。他一来，就采取了新的战术，不断向我发起进攻，用进攻来代替防御，在进攻中调整部署。我军采取了坚守防御，战役反击和运动防御等多种作战形式，在87天的时间里，使敌人每天要付出近千人伤亡的代价才能前进一两公里。赢得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掩护战略预备队开进集结为五次战役创造了条件。
第三次战役从4月22日到6月10日，历时50天，歼敌8.2万余人。把敌人打到了谈判桌上，使敌人不得不又一次转入战略防御。以后我们还打了几个大胜仗，直到最后胜利。每一次打胜仗，我们都高兴。另外，祖国慰问团来了，我们也很高兴。祖国人民很支持我们，要什么给什么，要人有人，要物有物，还捐飞机，给我们很大的鼓舞。
还有件事让我们很高兴，1952年的夏天，敌人准备轰炸楠亭里。有一个高炮营转移了阵地。三个连搬走了，还有一个连没来得及级。敌机来了，很快发现了新转移的阵地。30多架敌机对这个高炮阵地轮番轰炸。这时，没转移的那个高炮连突然向敌机发射了迫击炮。敌机一共飞来两批70多架，被我们击落击伤了30多架。看到敌机拖着浓浓的黑烟坠到山洞，掉进大海，我们高兴极了！可算是出了一口气！我当时正在那里，看到了这个场景。当时附近还有一所朝鲜人民军的医院，里面的伤病员都跑出来看，高兴地跳了起来。还有不少人主动地跑去帮助搬炮弹。那一次击落了敌机之后，敌机有好长时间没敢再来，沉重地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要说难忘的事，整个抗美援朝战争都令人难忘。就说群众的智慧吧。敌人有多少花招，我们就能想出多少办法对付他们。比如敌机扔炸弹，把公路炸出许多大坑。开始工兵还用土填，后来想出了办法，找两块木板担在坑上，汽车就开过去了，后来用一块板就行。我们有一个排长，琢磨着学会了卸定时炸弹。敌人炸桥梁，我们就修水下桥，桥面在水面下，敌机发现不了。敌人夜间经常用照明弹侦察。我们发现敌机都是在照明弹发现目标后才飞过来轰炸，有个时间差，我们正好借光，利用敌人的照明弹给我们夜间行车照明，等敌机飞来时，我们的汽车就冲过了危险区。我们对付他们的办法很多。
有一件事情很遗憾。二次战役前，志愿军司令部设在大榆洞。是朝鲜的一个金矿。山沟里有几间房子，比较隐蔽。彭老总就住在一间安装变压器的小屋子里。敌机经常来扔炸弹，为此我们挖了几个防空洞。记得有一次是在11月底，我们根据敌机活动的规律，判断第二天敌机要来轰炸，就做了防空的准备。彭老总有个习惯，有事没事儿都喜欢看挂在他屋里墙上的那个五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我趁他睡觉的时候把他的地图拿到上面的防空洞去了。第二天早晨，我去请彭总进防空洞，他正坐在屋里生闷气，一见我就问：“你把我的作战地图弄到哪儿去了？”我说：“彭总，拿到上面防空洞去了，已经在那里挂好了，火也烧好了，大家都等着你去开会呢！”彭老总很不高兴，说：“谁叫你弄去的，在这里开不行吗？”“这儿不安全。”他的倔脾气上来了：“你怕危险，你走，我看这里很好，我就在这里。”我劝他，他朝我发火：“哪个要你多管闲事！”我说：“这不是闲事，是我应该管的。”因为彭总的安全事关重大，中央要求我们要有专人负责，大家委托我专门负责。他听我这么说，才不吭气儿了。我推着他走出了房门。我又回过头对警卫员说：“把老总的铺盖卷起来拿到洞里去。”彭总大声说：“那不要弄，没事儿！”我说：“没事儿我再给你搬回来嘛。”
那天早饭吃得很早。饭后，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和我们一起上山疏散了。敌机飞来转了几个圈儿飞走了。他大概以为没事又跑回屋子里去取什么东西了。还有两个参谋也还没疏散出来。就在这时，飞机又来了。这次连圈儿都没转，一直朝着彭总住的那边的房子猛扔炸弹。汽油弹正好炸在彭总住的那间房子上，腾地一下一片火海就烧起来了。那是凝固汽没弹，燃烧起来温度很高，1－2分钟就把房子烧掉了。一个参谋跑了出来，毛岸英和另个一参谋都牺牲了。
敌机飞走后，彭老总和我们都来到被炸的屋子前，看着烧焦的遗体，大家的心情都悲痛极了。彭老总坐在防守洞里，一句话都不说。傍晚时，我去请彭老总：“吃晚饭吧！”彭老总激动地抓住我的手说：“洪大个儿，我看你还是个好人啊！”我说：我本来就是好人，不是坏人。”彭总说：“今日不是你，老夫休矣！”说无他又沉默了，许久，才难过地说：“唉，为什么偏偏把岸英给炸死了呢！”毛岸英是彭总的秘书、俄文翻译、是个奶聪明很有才华的青年，牺牲时才28岁，真是太可惜了！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双方谈判代表一起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及其临时补充协议，随后，彭德怀、金日成和克拉克分别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此后举行了隆事的庆祝活动。在一次庆祝舞会上，许多女同志来请彭老总跳舞，都被他谢绝了。来一个小女孩走到彭总面前笑着说：“彭爷爷，我请你跳一个舞，行吗？”一直站在他面前不走，彭总不忍拒绝，说：“我不会跳舞，但我接受你的邀请，我拉着你走一圈儿吧！”说完，彭总拉着小姑娘的手，在舞场走了一圈儿。舞场上的人都很感动，停住了舞步，热烈鼓掌。我入朝作战近四年，这是第一次见彭总下舞场。看到彭总这样高兴，想到经过长期的苦战，我们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我的心也热乎乎的，眼圈儿都红了。
第四个问题：抗美援朝战争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霸权本义强权政治存在，战争的危险就存在。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对于帝国主义，要敢于和他们斗争。当年苏联曾答应派空军和我们一起参战，后来又不派了，毛主席说，不派我们也出兵，就有这个胆量！连斯大林都感动了。当然，正像毛主席说的，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还要重视敌人才能打胜仗。
另外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要有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要奋发图强，努力奋斗，建设四化使民富国强。落后就要挨打。台湾还没有回归。我们国家强大了就没人敢来欺侮我们。彭老总说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的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要奋发图强，努力奋斗，建设四化使民富国强。
对洪上将的离去表达深表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