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6高地保卫战——《我经历的车臣战争》(

［俄］根纳季·特罗舍夫

　　本书作者在车臣战争期间任俄罗斯北高加索联合集群司令，作为一个经历了两次车臣战争、参加过同达吉斯坦瓦哈比教派战斗的职业军人，抱着将自己所看到的事实公布于众的决心，写下了这本以作者日记为内容基础的书。让我们共同在书中回望那个历经炮火洗礼的格罗兹尼吧！

　　“在无名高地上，一个陌生村子附近”乌鲁斯克尔特。这个车臣山村的名字有如一根利刺，时时刺痛着我的心。2000年的残冬，空降兵部队第76普斯科夫师第六空降兵连与数量将近二十倍于己的敌人进行了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

　　如今，当围绕着六连悲剧的流言和臆测的狂风暴雨似乎已经平息的时候，想必许多人都很想知道，那年冬末春初在不幸的766高地实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2000年2月，我们给匪军准备了一份不愉快的意外礼物，在他们的后方纵深伊图姆卡列地区空投了一批战术伞兵。这一来便截断了匪军当时通过伊图姆卡列至沙季利的山路补给武器弹药的主要通道，这条路是原全俄各地的数百名“奴隶”在冲锋枪口下被迫为匪徒们修筑的。在高加索的崇山峻岭上组建的中部集群，将那些由于出乎意料而惊惶失措的敌军沿着阿尔贡峡谷往下驱赶，即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边界往北赶向“狼关”方向。再往下便是一马平川了。叛匪头目们明白，在平原上他们企图进行武装抵抗的一切尝试都注定会失败。因此他们便分散为几支队伍。格拉耶夫将他的匪帮带到西南方自己出生的村庄共青村也就不足为奇了。根据侦察报告，哈塔布指挥的阿拉伯雇佣兵和车臣瓦哈比教派分子则往东北，朝达丘博尔佐伊和佐内方向转移。

　　哈塔布要想在遭到我军部队四面八方钳制的这一地区寻找一个突破口，说轻点也是可能性有限。为了突围到韦杰诺地区（这个阿拉伯黑人在那里有一个遍布各地的山区小基地网），他必须要么沿着沙罗阿尔贡河道，要么沿着其支流阿巴祖尔戈尔河道，向上朝谢利缅陶津运动、沿着又陡又滑的山路转移不仅十分危险，而且很费时间。

　　然而我们当时却未能估计到，敌军会耗费极大的精力冒险向东突围。各路匪徒终于得以会合。巴萨耶夫、阿尔萨诺夫、巴库耶夫等一批战地指挥官的匪帮和达吉斯坦伊斯兰共同体的一支队伍，都与几支阿拉伯雇佣军“混合”到了一起。后来查明，当时乌鲁斯克尔特地区集中了将近一千五百名训练有素的匪军。

　　2月28日，根据东线集团军的命令，第104近卫空降兵团的团属战术队接到一个任务：次日14：00前赶赴乌鲁斯克尔特东南四公里处的阵地。该团的一部分兵力则封锁谢利缅陶津居民点地区，阻止敌军从马赫克特、基洛夫——尤尔特、埃利斯坦日、韦杰诺等方向突围。然而匪徒们已慌不择路地一头闯了过来。

　　首先经受抗冲击强度考验的是以瓦西里耶夫上尉为首的第三连的空降兵们。他们已占领乌鲁斯克尔特以东五公里处的几个制高点。匪徒们一再试图沿着阿巴祖尔戈尔河道冲破该连组成的火力体系突围，结果都未能成功，遭受了相当大的伤亡。这时，第二营的部队一时尚未投入公开的火力还击，只是控制着沙罗阿尔贡河谷上方的几个制高点。

　　为了防止匪徒潜入沙罗阿尔贡河和阿巴祖尔戈尔河之间的山地，第104团团长命令第6连连长莫洛多夫少校再占领乌鲁斯克尔特近旁的一个制高点（伊斯特科尔德）。由于连长头天刚刚调来，尚未来得及和连里的人认识，只好由第二营营长马尔克·叶夫秋欣率领部队。在类似的作战环境里，真正的军官们都是这样做的。

　　空降兵们面临着不小的考验。当时需要在有限的数小时内，全副武装踏着冬季光滑的山间小路，完成向指定地点的急行军。除此之外，还要带上新营地所需的沉重装备——帐篷和小铁炉；没有这些东西，冬天在山区根本无法生存。

　　尽管近卫军战士们紧赶慢赶，结果仍然未能按时抵达伊斯特科尔德。

　　就为这个原因，我也受到了责难：为什么不用直升机将伞兵们空投到预定的地区？的确，当天的天气条件允许这样做，而且我们的直升机驾驶员也常常能创造奇迹。但是要实现这种操作绝无可能，因为经过空中侦察，在古老的高山森林中根本找不出一块适合空降的场地。

　　 2月29日中午，当第6连的主力还在766高地上时，沃罗比约夫上尉指挥的轻装前进的5人侦察组已经眼看就要抵达伊斯特科尔德高地了。可是他们在山麓发现了敌人的一支先遣巡逻队，据事后查明共有20名雇佣兵。

　　我军侦察员利用起伏的地形隐蔽地接近敌人，向他们投掷手榴弹、但侦察组因此而暴露了自己，只好朝连队主力急速后撤。好几支敌军队伍尾随他们接踵而来，企图从西侧包抄侦察员们。连长莫洛多夫少校率领部分空降兵前来援救自己人。然而这场遭遇战的实力太过悬殊，因而空降兵们不得不背着伤员返回766高地。

　　正在这个时候，我们成功地截获了哈塔布与巴萨耶夫的无线电通话。

　　这时候匪徒们分成数量大致相当的两路人马，分别沿着沙罗阿尔贡河和阿巴祖尔戈尔河前进，从叶夫秋欣所部驻守的766高地的两侧迂回。他们隐蔽地行进，没有命令绝对禁止开枪。但空降兵发现了他们。这160名匪徒一直在追赶后撤的沃罗比约夫和莫洛多夫的小分队。
　正在这时候，哈塔布下达了命令，要求以各种火力杀伤尚未来得及掘好掩体的空降兵。一场极其猛烈的火箭炮射击开始了。火力袭击之后，敌人第一次向近卫军战士们提出缴械投降以换取保全性命。然而此时此刻空降兵们没有一个人胆怯，没有畏缩不前，绝不肯屈服于敌人的挑衅。尽管在类似的情况下，严格说来，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为自己拿主意。在空降兵拒绝投降之后，战斗以更大的力度重新爆发。

　　嗣后某些对军事一窍不通偏偏又爱轻易下结论的政界精英人士，却连连兴师问罪说：为什么不使用陆军航空兵、炮兵的火力？而且还责怪作战指挥部门“置空降兵们于不顾”，在叶夫秋欣的队伍中连一个炮兵校正手也没有派。我明白这纯属感情用事，不过将心比心，诸如此类的指责也完全可以理解。然而事实所表明的情况却迥然不同。

　　从2月29日中午到3月1日凌晨，第104团的炮兵们曾将1200发（！）炮弹“倾泻”到766高地所在的区域。一夜之间就发射出900发之多！炮筒上的油漆都烧焦了，后坐力垫破裂并开始流油。形象地说，大炮已经挺不住了，而被团团围困的空降兵们却没有屈服。

　　炮兵校正手组长、自行火炮营营长维克多·罗曼诺夫大尉当时就在高地上，与叶夫秋欣营长共同校正炮兵团炮手们的火力。炮兵团长亚历山大·托乐斯特克整整一昼夜都和他们保持着通讯联系，将一发发炮弹打到被围困的空降兵指定的地点。罗曼诺夫甚至双腿被迫击炮弹炸断之后，仍然在不停地召唤炮兵火力。

　　列兵符拉德金眼看着伤员被严寒冻得痛苦不堪，便决定从弃置在高地斜坡的睡袋后面出击。他的这次尝试使他遭到了厄运。步步近逼的匪徒们发现了这位近卫军战士，残酷地拷问他，用冲锋枪托打他，打得他周身血肉模糊，失去了知觉。敌人以为他已经死了，便将他扔到雪地里。然而这位备受摧残却英勇不屈的俄罗斯士兵被夜间的严寒冻得清醒过来之后，竟然设法找到了自己的机枪，带着它突破重围返回了自己的驻地。

　　p空降兵部队司令员眼见得伤亡惨重，完全明白整个局势的悲剧性质，为了援救自己被围困的战士，他命令一个空降兵连连夜赶赴战区。空降兵经过山地行军，试图渡过山间的阿巴祖尔戈尔河，却遭遇了伏击，只好在岸边设防固守。在炮兵团的火力掩护下，他们曾数次试图渡河，但全部归于徒劳，每次都被敌军猛烈的火力所阻。全连拼命厮杀，但冲到776高地时已是3月2日早晨了。

　　军方领导企图为被困的空降兵解围并将伤员从匪军的强大火力和两河之间复杂的山地环境中撤出的军事行动未能奏效。古老的山毛榉密林，占绝对优势的叛匪，战斗整个进展的情况，都使得难于出动直升机。而且通常的作战经验表明，同时使用空军和炮兵是极其危险的，极有可能造成机毁人亡。因此，对被困人员进行火力支援的重任主要由炮兵们担当。

　　3月1日6点10分，营长叶夫秋欣最后一次在无线电中呼唤向自己开炮。

　　事后我们来到这个高地时，不禁大为震惊：百年的山毛榉被炮弹和地雷拦腰斩断，有如被割草机刈过的草茎一般。我军120毫米口径的“诺娜”炮（自行火炮）发挥了巨大而宝贵的作用。为夺取这个高地丧命的400名哈塔布匪徒，大部分是被我军的炮弹炸死的。

　　副营长亚历山大·多斯塔瓦洛夫少校堪称创造了奇迹，他竟然在夜间设法绕过敌人的一道道警戒线，带领第4连的一个排深入重围去援助被困的第6连。以阿列克谢·沃罗比约夫上尉为首的侦察员和德米特里·科热米亚金中尉的侦察排英勇绝伦地与匪徒们浴血奋战。生还的士兵阿列克谢·科马罗夫说，他们甚至还与匪军展开肉搏，用工兵镐、刀子和枪托进行厮杀。
　　7|‘{9e‘F R s‘r9S.f I沃罗比约夫的双腿被迫击炮炸断了，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肚子，另一颗正中前胸，但是他并没有退出战斗，而是一直拼杀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当3月2日清晨第1连冲上高地时，英雄的遗体余温尚存。正是这位大无畏的军官在战斗中击毙了伊德里斯——哈诺布的朋友和亡命徒精锐部队的指挥官。
　　
　　经过这场酷烈无比的战斗，只有四名空降兵生还。从他们口中我们得知，他们的84位战友战斗和牺牲得多么英勇壮烈。他们胜利了，将近500名叛匪被阻断去路，遭到歼灭，尸横遍野。哈塔布匪军最终未能突围到谢利缅陶津，然后奔向韦杰诺。结果匪徒们来不及吃饱晚饭舒舒服服睡上一觉，就被迫像疯狗一般在森林中四处乱窜。我军的侦察搜捕部队时刻追击着他们，将疲于奔命的敌人——一消灭。数日之后在谢利缅陶津郊外，一支超过70人的大股匪徒整体投降，这在反恐战役中尚属首例。

　　近卫军战士谁也没有抛弃自己患难中的战友，谁也没有屈辱地接受敌人的投降命令。在那里，在766高地上我军的战斗队列中，并肩战斗着不同信仰的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不同民族的人——俄罗斯人和鞑靼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在那里，展现了几乎整个前苏联的缩影。

　　如今回忆起那场战斗的前前后后，我仍然在考虑是否能用直升机空投那些伞兵的问题，结果总是推翻这样的方案，认为那将是一场冒险。当时了解总共有多少恐怖分子以及他们的阵地所在吗？将伞兵空降到古老的山毛榉密林中意味着什么？增援的直升机真要是被叛匪击毁呢？可以贸然冒险吗？如果不知道你为了救一个连队却会牺牲另一个连队连同飞机和机组人员的话，那倒是可以……


　　在我国的困难时期，许多道德价值观念已荡然无存。但无论我们的敌人如何千方百计地企图抹煞各种道德标准，在我军中他们却未能得逞。再能说什么呢。尽管主要的战斗任务已经由英雄的普斯科夫空降兵完成，歼灭了瓦利达和伊德里斯的雇佣军精锐部队，我的心中仍然永远留下了痛苦悲酸的感情。也许，没有这一切，军人的职业倒会成为不可思议的了。［俄］根纳季·特罗舍夫

　　本书作者在车臣战争期间任俄罗斯北高加索联合集群司令，作为一个经历了两次车臣战争、参加过同达吉斯坦瓦哈比教派战斗的职业军人，抱着将自己所看到的事实公布于众的决心，写下了这本以作者日记为内容基础的书。让我们共同在书中回望那个历经炮火洗礼的格罗兹尼吧！

　　“在无名高地上，一个陌生村子附近”乌鲁斯克尔特。这个车臣山村的名字有如一根利刺，时时刺痛着我的心。2000年的残冬，空降兵部队第76普斯科夫师第六空降兵连与数量将近二十倍于己的敌人进行了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

　　如今，当围绕着六连悲剧的流言和臆测的狂风暴雨似乎已经平息的时候，想必许多人都很想知道，那年冬末春初在不幸的766高地实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2000年2月，我们给匪军准备了一份不愉快的意外礼物，在他们的后方纵深伊图姆卡列地区空投了一批战术伞兵。这一来便截断了匪军当时通过伊图姆卡列至沙季利的山路补给武器弹药的主要通道，这条路是原全俄各地的数百名“奴隶”在冲锋枪口下被迫为匪徒们修筑的。在高加索的崇山峻岭上组建的中部集群，将那些由于出乎意料而惊惶失措的敌军沿着阿尔贡峡谷往下驱赶，即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边界往北赶向“狼关”方向。再往下便是一马平川了。叛匪头目们明白，在平原上他们企图进行武装抵抗的一切尝试都注定会失败。因此他们便分散为几支队伍。格拉耶夫将他的匪帮带到西南方自己出生的村庄共青村也就不足为奇了。根据侦察报告，哈塔布指挥的阿拉伯雇佣兵和车臣瓦哈比教派分子则往东北，朝达丘博尔佐伊和佐内方向转移。

　　哈塔布要想在遭到我军部队四面八方钳制的这一地区寻找一个突破口，说轻点也是可能性有限。为了突围到韦杰诺地区（这个阿拉伯黑人在那里有一个遍布各地的山区小基地网），他必须要么沿着沙罗阿尔贡河道，要么沿着其支流阿巴祖尔戈尔河道，向上朝谢利缅陶津运动、沿着又陡又滑的山路转移不仅十分危险，而且很费时间。

　　然而我们当时却未能估计到，敌军会耗费极大的精力冒险向东突围。各路匪徒终于得以会合。巴萨耶夫、阿尔萨诺夫、巴库耶夫等一批战地指挥官的匪帮和达吉斯坦伊斯兰共同体的一支队伍，都与几支阿拉伯雇佣军“混合”到了一起。后来查明，当时乌鲁斯克尔特地区集中了将近一千五百名训练有素的匪军。

　　2月28日，根据东线集团军的命令，第104近卫空降兵团的团属战术队接到一个任务：次日14：00前赶赴乌鲁斯克尔特东南四公里处的阵地。该团的一部分兵力则封锁谢利缅陶津居民点地区，阻止敌军从马赫克特、基洛夫——尤尔特、埃利斯坦日、韦杰诺等方向突围。然而匪徒们已慌不择路地一头闯了过来。

　　首先经受抗冲击强度考验的是以瓦西里耶夫上尉为首的第三连的空降兵们。他们已占领乌鲁斯克尔特以东五公里处的几个制高点。匪徒们一再试图沿着阿巴祖尔戈尔河道冲破该连组成的火力体系突围，结果都未能成功，遭受了相当大的伤亡。这时，第二营的部队一时尚未投入公开的火力还击，只是控制着沙罗阿尔贡河谷上方的几个制高点。

　　为了防止匪徒潜入沙罗阿尔贡河和阿巴祖尔戈尔河之间的山地，第104团团长命令第6连连长莫洛多夫少校再占领乌鲁斯克尔特近旁的一个制高点（伊斯特科尔德）。由于连长头天刚刚调来，尚未来得及和连里的人认识，只好由第二营营长马尔克·叶夫秋欣率领部队。在类似的作战环境里，真正的军官们都是这样做的。

　　空降兵们面临着不小的考验。当时需要在有限的数小时内，全副武装踏着冬季光滑的山间小路，完成向指定地点的急行军。除此之外，还要带上新营地所需的沉重装备——帐篷和小铁炉；没有这些东西，冬天在山区根本无法生存。

　　尽管近卫军战士们紧赶慢赶，结果仍然未能按时抵达伊斯特科尔德。

　　就为这个原因，我也受到了责难：为什么不用直升机将伞兵们空投到预定的地区？的确，当天的天气条件允许这样做，而且我们的直升机驾驶员也常常能创造奇迹。但是要实现这种操作绝无可能，因为经过空中侦察，在古老的高山森林中根本找不出一块适合空降的场地。

　　 2月29日中午，当第6连的主力还在766高地上时，沃罗比约夫上尉指挥的轻装前进的5人侦察组已经眼看就要抵达伊斯特科尔德高地了。可是他们在山麓发现了敌人的一支先遣巡逻队，据事后查明共有20名雇佣兵。

　　我军侦察员利用起伏的地形隐蔽地接近敌人，向他们投掷手榴弹、但侦察组因此而暴露了自己，只好朝连队主力急速后撤。好几支敌军队伍尾随他们接踵而来，企图从西侧包抄侦察员们。连长莫洛多夫少校率领部分空降兵前来援救自己人。然而这场遭遇战的实力太过悬殊，因而空降兵们不得不背着伤员返回766高地。

　　正在这个时候，我们成功地截获了哈塔布与巴萨耶夫的无线电通话。

　　这时候匪徒们分成数量大致相当的两路人马，分别沿着沙罗阿尔贡河和阿巴祖尔戈尔河前进，从叶夫秋欣所部驻守的766高地的两侧迂回。他们隐蔽地行进，没有命令绝对禁止开枪。但空降兵发现了他们。这160名匪徒一直在追赶后撤的沃罗比约夫和莫洛多夫的小分队。
　正在这时候，哈塔布下达了命令，要求以各种火力杀伤尚未来得及掘好掩体的空降兵。一场极其猛烈的火箭炮射击开始了。火力袭击之后，敌人第一次向近卫军战士们提出缴械投降以换取保全性命。然而此时此刻空降兵们没有一个人胆怯，没有畏缩不前，绝不肯屈服于敌人的挑衅。尽管在类似的情况下，严格说来，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为自己拿主意。在空降兵拒绝投降之后，战斗以更大的力度重新爆发。

　　嗣后某些对军事一窍不通偏偏又爱轻易下结论的政界精英人士，却连连兴师问罪说：为什么不使用陆军航空兵、炮兵的火力？而且还责怪作战指挥部门“置空降兵们于不顾”，在叶夫秋欣的队伍中连一个炮兵校正手也没有派。我明白这纯属感情用事，不过将心比心，诸如此类的指责也完全可以理解。然而事实所表明的情况却迥然不同。

　　从2月29日中午到3月1日凌晨，第104团的炮兵们曾将1200发（！）炮弹“倾泻”到766高地所在的区域。一夜之间就发射出900发之多！炮筒上的油漆都烧焦了，后坐力垫破裂并开始流油。形象地说，大炮已经挺不住了，而被团团围困的空降兵们却没有屈服。

　　炮兵校正手组长、自行火炮营营长维克多·罗曼诺夫大尉当时就在高地上，与叶夫秋欣营长共同校正炮兵团炮手们的火力。炮兵团长亚历山大·托乐斯特克整整一昼夜都和他们保持着通讯联系，将一发发炮弹打到被围困的空降兵指定的地点。罗曼诺夫甚至双腿被迫击炮弹炸断之后，仍然在不停地召唤炮兵火力。

　　列兵符拉德金眼看着伤员被严寒冻得痛苦不堪，便决定从弃置在高地斜坡的睡袋后面出击。他的这次尝试使他遭到了厄运。步步近逼的匪徒们发现了这位近卫军战士，残酷地拷问他，用冲锋枪托打他，打得他周身血肉模糊，失去了知觉。敌人以为他已经死了，便将他扔到雪地里。然而这位备受摧残却英勇不屈的俄罗斯士兵被夜间的严寒冻得清醒过来之后，竟然设法找到了自己的机枪，带着它突破重围返回了自己的驻地。

　　p空降兵部队司令员眼见得伤亡惨重，完全明白整个局势的悲剧性质，为了援救自己被围困的战士，他命令一个空降兵连连夜赶赴战区。空降兵经过山地行军，试图渡过山间的阿巴祖尔戈尔河，却遭遇了伏击，只好在岸边设防固守。在炮兵团的火力掩护下，他们曾数次试图渡河，但全部归于徒劳，每次都被敌军猛烈的火力所阻。全连拼命厮杀，但冲到776高地时已是3月2日早晨了。

　　军方领导企图为被困的空降兵解围并将伤员从匪军的强大火力和两河之间复杂的山地环境中撤出的军事行动未能奏效。古老的山毛榉密林，占绝对优势的叛匪，战斗整个进展的情况，都使得难于出动直升机。而且通常的作战经验表明，同时使用空军和炮兵是极其危险的，极有可能造成机毁人亡。因此，对被困人员进行火力支援的重任主要由炮兵们担当。

　　3月1日6点10分，营长叶夫秋欣最后一次在无线电中呼唤向自己开炮。

　　事后我们来到这个高地时，不禁大为震惊：百年的山毛榉被炮弹和地雷拦腰斩断，有如被割草机刈过的草茎一般。我军120毫米口径的“诺娜”炮（自行火炮）发挥了巨大而宝贵的作用。为夺取这个高地丧命的400名哈塔布匪徒，大部分是被我军的炮弹炸死的。

　　副营长亚历山大·多斯塔瓦洛夫少校堪称创造了奇迹，他竟然在夜间设法绕过敌人的一道道警戒线，带领第4连的一个排深入重围去援助被困的第6连。以阿列克谢·沃罗比约夫上尉为首的侦察员和德米特里·科热米亚金中尉的侦察排英勇绝伦地与匪徒们浴血奋战。生还的士兵阿列克谢·科马罗夫说，他们甚至还与匪军展开肉搏，用工兵镐、刀子和枪托进行厮杀。
　　7|‘{9e‘F R s‘r9S.f I沃罗比约夫的双腿被迫击炮炸断了，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肚子，另一颗正中前胸，但是他并没有退出战斗，而是一直拼杀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当3月2日清晨第1连冲上高地时，英雄的遗体余温尚存。正是这位大无畏的军官在战斗中击毙了伊德里斯——哈诺布的朋友和亡命徒精锐部队的指挥官。
　　
　　经过这场酷烈无比的战斗，只有四名空降兵生还。从他们口中我们得知，他们的84位战友战斗和牺牲得多么英勇壮烈。他们胜利了，将近500名叛匪被阻断去路，遭到歼灭，尸横遍野。哈塔布匪军最终未能突围到谢利缅陶津，然后奔向韦杰诺。结果匪徒们来不及吃饱晚饭舒舒服服睡上一觉，就被迫像疯狗一般在森林中四处乱窜。我军的侦察搜捕部队时刻追击着他们，将疲于奔命的敌人——一消灭。数日之后在谢利缅陶津郊外，一支超过70人的大股匪徒整体投降，这在反恐战役中尚属首例。

　　近卫军战士谁也没有抛弃自己患难中的战友，谁也没有屈辱地接受敌人的投降命令。在那里，在766高地上我军的战斗队列中，并肩战斗着不同信仰的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不同民族的人——俄罗斯人和鞑靼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在那里，展现了几乎整个前苏联的缩影。

　　如今回忆起那场战斗的前前后后，我仍然在考虑是否能用直升机空投那些伞兵的问题，结果总是推翻这样的方案，认为那将是一场冒险。当时了解总共有多少恐怖分子以及他们的阵地所在吗？将伞兵空降到古老的山毛榉密林中意味着什么？增援的直升机真要是被叛匪击毁呢？可以贸然冒险吗？如果不知道你为了救一个连队却会牺牲另一个连队连同飞机和机组人员的话，那倒是可以……


　　在我国的困难时期，许多道德价值观念已荡然无存。但无论我们的敌人如何千方百计地企图抹煞各种道德标准，在我军中他们却未能得逞。再能说什么呢。尽管主要的战斗任务已经由英雄的普斯科夫空降兵完成，歼灭了瓦利达和伊德里斯的雇佣军精锐部队，我的心中仍然永远留下了痛苦悲酸的感情。也许，没有这一切，军人的职业倒会成为不可思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