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还是环境至上论？（原创）

科学发展还是环境至上？
　　范海辛
　　
　　缺水严重限制了中国人的生存空间，使我国西北广袤的空间被闲置浪费，而湿润的东部地区则面临人口超载所带来的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无疑，淡水资源的缺乏正严重地制约着中国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崛起。
　　
　　郭开先生提出的朔天运河方案，有可能基本解决这一难题。但郭开方案在当今的遭遇，却十分发人深省，尤其是在我们大声疾呼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今天。众多反对朔天方案的人所依凭的理念，正是科学发展观。在这些人看来，朔天运河是异想天开，是不顾客观规律的“人定胜天”思想的作祟，因此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在他们眼里，谨小慎微、消极保守才是科学，而积极进取、大胆创新，就不符合科学。因此，有必要厘清科学发展观的准确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的一个必要补充，它要求我们的发展必须摆脱对经济决定论和GDP的迷信，按客观规律发展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使发展造福于人民。因此，科学发展观也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所谓科学，说到底就是实事求是，不能以快慢、激进或保守这些形象来区分。但是科学发展观的中心，还是发展。科学发展是一个偏正词组，中心是发展，科学是修饰发展的定语。现在强调科学发展，不是取消发展，而是要坚持发展，使发展可以持续。
　　
　　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发展呢？因为中国至今仍是一个欠发达国家，贫穷、生产力水平低下是当今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譬如贫富悬殊，有人认为是富人太富，可是从全球化而不是局限于中国的角度来看，还是穷人太穷。就以工资而言，不是最高工资太高，而是最低工资太低、拿最低工资的人太多。这个问题虽然是因改革开放而发生的，但也只有靠发展才能根本解决。离开了发展，妄想靠劫富济贫的革命或其他方式（宗教、道德等）解决是行不通的。
　　
　　指责朔天运河的人，其心中依凭的理念说穿了不是科学发展观，而是环境至上论。他们认为，发展不能对环境造成任何影响，否则就拿违反科学发展观的帽子扣你，拿破坏环境的棍子打你。在他们眼中，不应该以人为本，而应该以环境为本，一头大熊猫的性命，抵得上当地十条、二十条农民的性命。因此，他们实际上是以保护环境来反对发展，妄图使中国永远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使中华大地永远停留在农耕社会，成为西方人和一小撮高等华人休闲度假、旅游猎奇的场所。
　　
　　众所周知，人的存在本身就对环境有影响，至少你呼出的二氧化碳增加了地球的温室气体。环境至上论者提出发展不能对环境有任何影响的苛求，实际就是要我们放弃任何发展，守着青山绿水挨穷受饿。
　　
　　科学发展观在对待环境的问题上当然与环境至上论者不同，由于其出发点是以人为本，故我们的发展所追求的是人与环境、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底线则是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不能危害到可持续的发展。譬如，某地发现铬矿，但在开采提炼中会产生六价铬这种强烈致癌的废渣。如果不顾环境，只要GDP，就会导致整个流域的河流与土壤的严重污染。科学发展观则要求加大开采铬矿中的环保投入，在六价铬这种有害物得到控制与处理之前，不得开矿，把发展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此举当然会使铬矿开采成本上升，但这是必要的成本。付了必要的成本，就能把采矿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虽然现在的科技手段还无法使六价铬无害化，但它能使当地贫穷的政府和人民得到税收与工资而又不破坏持续发展的环境，因此这种发展就是必须的。铬矿产地靠开采铬矿而有了原始资本，就能开始当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如果没有这笔收入，那只能在贫穷中苦熬。
　　
　　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正处于方兴未艾的中期阶段，发展与环境的矛盾也处于最烈期，因此，环境至上论的出现也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如果不能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合理内涵，就会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毛病。环境至上论就是从过去不顾环境、只要发展的一端跳到了只要环境、不要发展的另一端。如果不系统批判这种片面性的错误观点，就会使环境至上论获得“政治正确”的话语霸权，从而误导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有两种似是而非的论调值得警惕。一种是反对工业化中的重化工化，认为重化工化耗能大，对环境破坏厉害，不符合中国国情，因此不能发展。中国只能保持工业的轻型化，发展劳动力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以低廉的劳力和智力来换取国外的重化工产品。此说如果得以施行，无疑会使中国重新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重化工是一个国家（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的骨骼与脊梁，没有工业的重化工化，就没有经济的独立，也没有国防的现代化，中华民族将重新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地。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也永远只能忍受低工资之苦（工资水平只有人家的几十分之一），只能以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温饱和一小撮洋奴买办的豪富来维持环境的山清水秀。
　　
　　在城市化的问题上，有人认为应该将农民限制在中小城市，不能给农民自由迁徙权。因为如果放任市场力量来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话，农民肯定是往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跑的多，因为大城市人均GDP高（大城市之所以比中小城市更易创造财富，是因为大城市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密集度高），谋生容易。如果放任市场力量，那么大城市的环境一定会恶化，会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但是，世界各国的城市发展，都是大城市先畸形发展，人口由百万而千万，只有在工业化后期，大城市的人口才会向中小城市分流。中国各大城市现在都是人满为患，于是有人就不顾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妄图以环境为借口，限制、剥夺农民涌向大城市的自由迁徙权。博弈到后来，只有在大城市周围建立以色列那样的隔离墙；或者是在每一个乡下人的头皮下植入身份识别芯片，任你乡下人如孙悟空般七十二变，我城管拿个仪器一照，马上把你押到集中营强制遣返。
　　
　　在环境至上论的误导下，中国肯定会出现上述状况，那就是中华民族的崩溃。不要以为这是笔者的危言耸听，实际只是一念之差的问题。
　　
　　导致环境至上论产生的必然性，来源于中国人均各项自然资源的贫乏，而这又是与人口超生密切相关的。正如农业专家温铁军所言，“中国的农民问题依然是当下乃至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基本问题。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转引自《南方周末》2006－9－7第26版“乡土中国，百年纠缠”一文）
　　
　　朔天运河能以对环境影响最小的代价来解决中国人均资源的贫乏问题。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九亿农民的贫穷。如果按联合国关于绝对贫困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九亿农民无疑都属于绝对贫困——人均一天消费低于一美元。一天消费一美元，一年要消费365美元，合人民币2920元，如果加上简单再生产的投资，中国农民维持绝对贫困的国际标准，其人均年收入怎么说也得在3000－4000元人民币之间。但实际的收入水平还远在此之下。由于农民务农收入低，致使农民工的工资在20年的时间里难以提高。现在中央免除了农业税，务农的收入稍有提高，沿海的血汗工厂就出现了民工荒（血汗工厂的辛劳远甚于务农）。但是农民务农的收入很难再有大幅提高，因为人均土地资源有限。因此，不突破土地资源匮乏的束缚，中国农民永远无法达到欧美农民的收入水平，上述的头皮被植入身份识别芯片的状况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假设朔天运河建设成功，中国西北部能形成5亿亩的水浇地，以家庭农场户均耕种100亩地计算，需要农户500万户，以每户3.5人计算，可安置农民1750万人。若每亩地年产出500元，则每户年收入5万元，扣除成本30％，年纯收入3.5万元，人均年收入为一万元，比现在的全国农民人均收入提高约300－400％。5亿亩的新增耕地，会使西北地区成为国家的粮食和肉蛋奶以及棉麻蚕桑基地。为消化、深加工这5亿亩的农产品，西北地区的二、三产业人口也许要比家庭农场人口多出一倍，使由朔天引水而来的移民达到5000万人左右。如果这些人的年收入也与经营农场的收入相当，就会大大抬升中东部地区农民工的工资，预计其工资收入会提升30－50％，使其年收入接近1－1.5万元的水平。中东部约5000万农民的西迁，又会缓和当地人多地少的矛盾，促使留在当地的农民得利。总之，一条朔天运河能有力地撬动农民收入的提升。由此，内需增长将取代投资与外贸，使中国的经济增长真正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西北地区大量耕地的形成，还会使中东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大中城市周围的更多农田可以退耕还林、还水，形成城市内部与周围的森林带与湿地带，以自然之肺肾来处理城市的空气和污水，改善城市因农民大量进城而恶化的环境。
　　
　　上述愿景，并非是异想天开的天方夜谭，而是在强国富民信念的支持下，由郭开、黄万里等一批水利专家和志士仁人经过长达几十年的精心计算、反复论证和多学科专家的实地勘察而逐渐形成的科学方案，是有着大量实测数据和多年水文地质资料支持的，因此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其可行性的理由主要是：
　　
　　一） 西藏之水每年南流至国外约6000亿立米——有水；
　　二） 每年截取水量1/3，且主要在下游丰水期截水——合理；
　　三） 在峡谷筑坝壅塞河道抬升水位向北自流；大坝为V字型峡谷内通过爆破形成的堆石坝，具有快速、省钱、不怕地震的优点；施工地段在雪线之下；施工区域动拆迁人口稀少——易行。
　　
　　反对和担心的理由主要是：
　　
　　一） 西藏属于干旱、半干旱区，降水稀少，近年来藏西北大部分地区日趋干旱——怀疑西藏是否有如此巨量得淡水可供北调；
　　二）在高原峡谷筑200－300米的高坝，担心会对大气环流产生影响，导致全国的天气系统紊乱；
　　三）担心高原施工困难；
　　四）担心高原地震活跃带对引水设施的破坏。
　　
　　应该说上述的反对和担心不无道理，但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些理由基本都站不住脚：
　　
　　一） 关于是否有水可调的问题。
　　西藏地区降水分布不均，藏东南地区降水丰沛。西藏南流水量6000亿立米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根据西藏几十年的水文资料统计出来的。近年来由于气候变暖，冰雪消融加剧，南流水量还会稍微增多。即使不截留，南流之水也无法解决藏北地区的干旱。而南流之水如不截留利用，只会白白流出国界，徒增下游国家水患。即使西藏南流水量减少，哪怕每年只能北调1000亿立米，对于干旱的中国西北地区，也是巨大的贡献。
　　
　　二） 关于高坝影响气候的问题。
　　西藏高原遍布巨岭深谷，峡谷间如建300米高的大坝会阻挡水气通道，此乃闻所未闻之奇事，古今中外不知有否类似的经验事实可以支持此一担心？如果说该高坝会对当地方圆几十公里内的小气候有影响还符合常理，硬要说此举不但会影响整个西藏、而且会影响全国，那就有些匪夷所思了。难道西藏高原成了整个中国的天气开关？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西藏某峡谷发生地震，两边山峰崩塌形成几百米高的石坝，难道整个神州大地就从此冬夏颠倒？再说，中国大陆的气候主要受太平洋季风的影响，如果其运动方向地表几百米的起伏就会对其阻挡，那么上海造了那么多百米以上的高楼，岂不把影响江淮的水气统统挡在了东海上，江淮大地不久会变成撒哈拉沙漠？
　　
　　大气环流的运动的确是当代科学还未完全掌握的一个天气系统，因此我们目前还无法作出准确的的中长期天气预报。但并不表明我们对大气环流就一无所知。我们依据百多年积累下来的气象资料得知，人类在地表建构的几百米高的物体，还无法影响到一个地区的天气。因为影响天气的水气团，一般都有数千米的厚度，方圆至少有数百平方公里。地表几百米的起伏，只会对气团的下层起到扰动作用，一般不会改变其行进路径。只有高达数千米且绵延几百公里的山脉，才会对水气的运动产生影响。今夏重庆地区高温大旱，有人将之归因于三峡大坝，说什么四川地形似木桶，只有长江河道是东南水汽入川的通道。现三峡大坝一建，等于堵住了这个通道，因而造成大旱。且不说大坝在去年已达百米以上（川东去年多雨，也有人将多雨归罪为大坝），就算大坝能阻挡一部分入川的水气，这部分的水气对四川的降雨又有多少影响？三峡大坝两岸的大山相对于水面的高度不过数百米，难道进川的水气团厚度在千米之内？从google提供的卫星照片来看，三峡地区的长江宛若一根细线，难道川东的云雨端赖此细线输送水气？不知持此说者是根据观测资料还是根据想象得出此结论?
　　
　　因为大气环流还不是科学理性能完全掌握的系统，迷信玄学便趁虚而入，使大气环流系统成了一些人反对科学发展观的武器——21世纪版风水学中的龙脉。你要建朔天运河，他就拿玄而又玄的大气环流来阻遏你，要你举证你的工程对大气环流没有影响，否则就要无限期拖延，直到哪一天能作出三年后某一天的精确天气预报时再来考虑。这是一个典型的非法性思维的案例，或说是一个伪问题——高坝会改变大气环流从而引发大范围的气候变异。其非法性在于，提出问题的一方不举证，却要求对方举证。这就好像主张有鬼神的人不举证，却要求反方举证一样。
　　
　　按照这种反科学、反发展的环境至上论的要求，今后再造超过百米高的大楼，也会对大范围的气候造成难以预料的影响，因此应该一律禁绝？气象学上有一戏言——美国某地的一场龙卷风可能是由于大西洋对岸一只蝴蝶的翅膀振动引起。如果拿这戏言当真来立法，禁止民众跑步跳跃，老百姓还能活吗？
　　
　　因此，以高坝会改变大气环流来反对朔天运河，完全是玄学家的胡闹。
　　
　　三） 关于高原施工困难的问题。
　　朔天运河由于规划巧妙，施工都在雪线以下，施工难度不仅低于水利部主张的小西线引水工程，而且低于青藏铁路。水利部一些专家以施工困难为由阻碍朔天方案，却极力要上施工难度更大的小西线引水工程，岂不自相矛盾？不久以前完工的青藏铁路工程，可以视作是朔天工程的练兵。既然难度更高的青藏铁路工程的困难都被克服了，朔天运河工程上的困难怎么就不能克服？
　　
　　四） 关于地震问题。
　　整个西藏高原都是地震活跃带，是否人类就不应该在那个区域生活？日本列岛也是地震活跃带，是否日本人就应该从那里撤出？
　　
　　地震与大气环流一样，也是科学理性尚未完全掌握的一个巨系统，但不是说我们对地震依然一无所知。有人担心，既然西藏高原过去是大海，现在变成了高山，那么会否在短期内出现地层的大幅变化（譬如，地层隆起或跌落1000米），从而使朔天运河整个工程毁于一旦？这个担心也如对高坝会改变气候的担心一样，是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地层的变化说白了就是地震。青藏高原的隆起，是一个以千年为单位的缓慢变化过程，不可能在两三天内隆起或跌落千米。这是因为地球地壳的现状，是地球内部诸种力量基本平衡的结果（没有这种平衡，地球就会爆炸），改变这种平衡的能量蓄积，不是以分秒为单位，而是以几十年、几百年为单位来计算的，地震就是蓄积能量的释放，是对平衡的打破。既然西藏近千年来没有出现两三天内地层起伏千米的超超强地震，为何朔天运河一动工就会天塌地陷？难道这里地壳特别薄，经不起开山放炮？如果是这样，那么喜马拉雅山脉的巨大高峰，早就会把这里的地壳压塌。西藏高原几千年来巍然挺立说明，这里的地壳和别处一样牢固，只是由于地下几万米深处印度洋板块的挤压和抬升，西藏高原地震比较活跃而已。如何防止、修复地震对朔天运河水工设施的破坏，并不是象防止地球爆炸那样没有任何经验与手段的问题。所以，地震问题，不能阻止朔天运河上马。
　　
　　从对以上四个问题的辨析中可以看出，朔天运河方案上两种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正是科学发展观与环境至上论间的对立和斗争，究竟是科学战胜玄学、发展战胜守旧，现在还很难说。本文只是提醒拿不定主意的大量中间派，朔天运河实际牵涉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只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才能促进你的利益，一切违反科学理性的玄学迷信，只会将人引向愚昧、贫穷和混乱。
　　
　　
　　 2006－9－14于多伦路文化街科学发展还是环境至上？
　　范海辛
　　
　　缺水严重限制了中国人的生存空间，使我国西北广袤的空间被闲置浪费，而湿润的东部地区则面临人口超载所带来的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无疑，淡水资源的缺乏正严重地制约着中国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崛起。
　　
　　郭开先生提出的朔天运河方案，有可能基本解决这一难题。但郭开方案在当今的遭遇，却十分发人深省，尤其是在我们大声疾呼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今天。众多反对朔天方案的人所依凭的理念，正是科学发展观。在这些人看来，朔天运河是异想天开，是不顾客观规律的“人定胜天”思想的作祟，因此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在他们眼里，谨小慎微、消极保守才是科学，而积极进取、大胆创新，就不符合科学。因此，有必要厘清科学发展观的准确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的一个必要补充，它要求我们的发展必须摆脱对经济决定论和GDP的迷信，按客观规律发展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使发展造福于人民。因此，科学发展观也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所谓科学，说到底就是实事求是，不能以快慢、激进或保守这些形象来区分。但是科学发展观的中心，还是发展。科学发展是一个偏正词组，中心是发展，科学是修饰发展的定语。现在强调科学发展，不是取消发展，而是要坚持发展，使发展可以持续。
　　
　　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发展呢？因为中国至今仍是一个欠发达国家，贫穷、生产力水平低下是当今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譬如贫富悬殊，有人认为是富人太富，可是从全球化而不是局限于中国的角度来看，还是穷人太穷。就以工资而言，不是最高工资太高，而是最低工资太低、拿最低工资的人太多。这个问题虽然是因改革开放而发生的，但也只有靠发展才能根本解决。离开了发展，妄想靠劫富济贫的革命或其他方式（宗教、道德等）解决是行不通的。
　　
　　指责朔天运河的人，其心中依凭的理念说穿了不是科学发展观，而是环境至上论。他们认为，发展不能对环境造成任何影响，否则就拿违反科学发展观的帽子扣你，拿破坏环境的棍子打你。在他们眼中，不应该以人为本，而应该以环境为本，一头大熊猫的性命，抵得上当地十条、二十条农民的性命。因此，他们实际上是以保护环境来反对发展，妄图使中国永远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使中华大地永远停留在农耕社会，成为西方人和一小撮高等华人休闲度假、旅游猎奇的场所。
　　
　　众所周知，人的存在本身就对环境有影响，至少你呼出的二氧化碳增加了地球的温室气体。环境至上论者提出发展不能对环境有任何影响的苛求，实际就是要我们放弃任何发展，守着青山绿水挨穷受饿。
　　
　　科学发展观在对待环境的问题上当然与环境至上论者不同，由于其出发点是以人为本，故我们的发展所追求的是人与环境、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底线则是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不能危害到可持续的发展。譬如，某地发现铬矿，但在开采提炼中会产生六价铬这种强烈致癌的废渣。如果不顾环境，只要GDP，就会导致整个流域的河流与土壤的严重污染。科学发展观则要求加大开采铬矿中的环保投入，在六价铬这种有害物得到控制与处理之前，不得开矿，把发展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此举当然会使铬矿开采成本上升，但这是必要的成本。付了必要的成本，就能把采矿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虽然现在的科技手段还无法使六价铬无害化，但它能使当地贫穷的政府和人民得到税收与工资而又不破坏持续发展的环境，因此这种发展就是必须的。铬矿产地靠开采铬矿而有了原始资本，就能开始当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如果没有这笔收入，那只能在贫穷中苦熬。
　　
　　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正处于方兴未艾的中期阶段，发展与环境的矛盾也处于最烈期，因此，环境至上论的出现也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如果不能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合理内涵，就会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毛病。环境至上论就是从过去不顾环境、只要发展的一端跳到了只要环境、不要发展的另一端。如果不系统批判这种片面性的错误观点，就会使环境至上论获得“政治正确”的话语霸权，从而误导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有两种似是而非的论调值得警惕。一种是反对工业化中的重化工化，认为重化工化耗能大，对环境破坏厉害，不符合中国国情，因此不能发展。中国只能保持工业的轻型化，发展劳动力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以低廉的劳力和智力来换取国外的重化工产品。此说如果得以施行，无疑会使中国重新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重化工是一个国家（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的骨骼与脊梁，没有工业的重化工化，就没有经济的独立，也没有国防的现代化，中华民族将重新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地。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也永远只能忍受低工资之苦（工资水平只有人家的几十分之一），只能以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温饱和一小撮洋奴买办的豪富来维持环境的山清水秀。
　　
　　在城市化的问题上，有人认为应该将农民限制在中小城市，不能给农民自由迁徙权。因为如果放任市场力量来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话，农民肯定是往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跑的多，因为大城市人均GDP高（大城市之所以比中小城市更易创造财富，是因为大城市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密集度高），谋生容易。如果放任市场力量，那么大城市的环境一定会恶化，会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但是，世界各国的城市发展，都是大城市先畸形发展，人口由百万而千万，只有在工业化后期，大城市的人口才会向中小城市分流。中国各大城市现在都是人满为患，于是有人就不顾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妄图以环境为借口，限制、剥夺农民涌向大城市的自由迁徙权。博弈到后来，只有在大城市周围建立以色列那样的隔离墙；或者是在每一个乡下人的头皮下植入身份识别芯片，任你乡下人如孙悟空般七十二变，我城管拿个仪器一照，马上把你押到集中营强制遣返。
　　
　　在环境至上论的误导下，中国肯定会出现上述状况，那就是中华民族的崩溃。不要以为这是笔者的危言耸听，实际只是一念之差的问题。
　　
　　导致环境至上论产生的必然性，来源于中国人均各项自然资源的贫乏，而这又是与人口超生密切相关的。正如农业专家温铁军所言，“中国的农民问题依然是当下乃至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基本问题。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转引自《南方周末》2006－9－7第26版“乡土中国，百年纠缠”一文）
　　
　　朔天运河能以对环境影响最小的代价来解决中国人均资源的贫乏问题。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九亿农民的贫穷。如果按联合国关于绝对贫困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九亿农民无疑都属于绝对贫困——人均一天消费低于一美元。一天消费一美元，一年要消费365美元，合人民币2920元，如果加上简单再生产的投资，中国农民维持绝对贫困的国际标准，其人均年收入怎么说也得在3000－4000元人民币之间。但实际的收入水平还远在此之下。由于农民务农收入低，致使农民工的工资在20年的时间里难以提高。现在中央免除了农业税，务农的收入稍有提高，沿海的血汗工厂就出现了民工荒（血汗工厂的辛劳远甚于务农）。但是农民务农的收入很难再有大幅提高，因为人均土地资源有限。因此，不突破土地资源匮乏的束缚，中国农民永远无法达到欧美农民的收入水平，上述的头皮被植入身份识别芯片的状况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假设朔天运河建设成功，中国西北部能形成5亿亩的水浇地，以家庭农场户均耕种100亩地计算，需要农户500万户，以每户3.5人计算，可安置农民1750万人。若每亩地年产出500元，则每户年收入5万元，扣除成本30％，年纯收入3.5万元，人均年收入为一万元，比现在的全国农民人均收入提高约300－400％。5亿亩的新增耕地，会使西北地区成为国家的粮食和肉蛋奶以及棉麻蚕桑基地。为消化、深加工这5亿亩的农产品，西北地区的二、三产业人口也许要比家庭农场人口多出一倍，使由朔天引水而来的移民达到5000万人左右。如果这些人的年收入也与经营农场的收入相当，就会大大抬升中东部地区农民工的工资，预计其工资收入会提升30－50％，使其年收入接近1－1.5万元的水平。中东部约5000万农民的西迁，又会缓和当地人多地少的矛盾，促使留在当地的农民得利。总之，一条朔天运河能有力地撬动农民收入的提升。由此，内需增长将取代投资与外贸，使中国的经济增长真正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西北地区大量耕地的形成，还会使中东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大中城市周围的更多农田可以退耕还林、还水，形成城市内部与周围的森林带与湿地带，以自然之肺肾来处理城市的空气和污水，改善城市因农民大量进城而恶化的环境。
　　
　　上述愿景，并非是异想天开的天方夜谭，而是在强国富民信念的支持下，由郭开、黄万里等一批水利专家和志士仁人经过长达几十年的精心计算、反复论证和多学科专家的实地勘察而逐渐形成的科学方案，是有着大量实测数据和多年水文地质资料支持的，因此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其可行性的理由主要是：
　　
　　一） 西藏之水每年南流至国外约6000亿立米——有水；
　　二） 每年截取水量1/3，且主要在下游丰水期截水——合理；
　　三） 在峡谷筑坝壅塞河道抬升水位向北自流；大坝为V字型峡谷内通过爆破形成的堆石坝，具有快速、省钱、不怕地震的优点；施工地段在雪线之下；施工区域动拆迁人口稀少——易行。
　　
　　反对和担心的理由主要是：
　　
　　一） 西藏属于干旱、半干旱区，降水稀少，近年来藏西北大部分地区日趋干旱——怀疑西藏是否有如此巨量得淡水可供北调；
　　二）在高原峡谷筑200－300米的高坝，担心会对大气环流产生影响，导致全国的天气系统紊乱；
　　三）担心高原施工困难；
　　四）担心高原地震活跃带对引水设施的破坏。
　　
　　应该说上述的反对和担心不无道理，但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些理由基本都站不住脚：
　　
　　一） 关于是否有水可调的问题。
　　西藏地区降水分布不均，藏东南地区降水丰沛。西藏南流水量6000亿立米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根据西藏几十年的水文资料统计出来的。近年来由于气候变暖，冰雪消融加剧，南流水量还会稍微增多。即使不截留，南流之水也无法解决藏北地区的干旱。而南流之水如不截留利用，只会白白流出国界，徒增下游国家水患。即使西藏南流水量减少，哪怕每年只能北调1000亿立米，对于干旱的中国西北地区，也是巨大的贡献。
　　
　　二） 关于高坝影响气候的问题。
　　西藏高原遍布巨岭深谷，峡谷间如建300米高的大坝会阻挡水气通道，此乃闻所未闻之奇事，古今中外不知有否类似的经验事实可以支持此一担心？如果说该高坝会对当地方圆几十公里内的小气候有影响还符合常理，硬要说此举不但会影响整个西藏、而且会影响全国，那就有些匪夷所思了。难道西藏高原成了整个中国的天气开关？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西藏某峡谷发生地震，两边山峰崩塌形成几百米高的石坝，难道整个神州大地就从此冬夏颠倒？再说，中国大陆的气候主要受太平洋季风的影响，如果其运动方向地表几百米的起伏就会对其阻挡，那么上海造了那么多百米以上的高楼，岂不把影响江淮的水气统统挡在了东海上，江淮大地不久会变成撒哈拉沙漠？
　　
　　大气环流的运动的确是当代科学还未完全掌握的一个天气系统，因此我们目前还无法作出准确的的中长期天气预报。但并不表明我们对大气环流就一无所知。我们依据百多年积累下来的气象资料得知，人类在地表建构的几百米高的物体，还无法影响到一个地区的天气。因为影响天气的水气团，一般都有数千米的厚度，方圆至少有数百平方公里。地表几百米的起伏，只会对气团的下层起到扰动作用，一般不会改变其行进路径。只有高达数千米且绵延几百公里的山脉，才会对水气的运动产生影响。今夏重庆地区高温大旱，有人将之归因于三峡大坝，说什么四川地形似木桶，只有长江河道是东南水汽入川的通道。现三峡大坝一建，等于堵住了这个通道，因而造成大旱。且不说大坝在去年已达百米以上（川东去年多雨，也有人将多雨归罪为大坝），就算大坝能阻挡一部分入川的水气，这部分的水气对四川的降雨又有多少影响？三峡大坝两岸的大山相对于水面的高度不过数百米，难道进川的水气团厚度在千米之内？从google提供的卫星照片来看，三峡地区的长江宛若一根细线，难道川东的云雨端赖此细线输送水气？不知持此说者是根据观测资料还是根据想象得出此结论?
　　
　　因为大气环流还不是科学理性能完全掌握的系统，迷信玄学便趁虚而入，使大气环流系统成了一些人反对科学发展观的武器——21世纪版风水学中的龙脉。你要建朔天运河，他就拿玄而又玄的大气环流来阻遏你，要你举证你的工程对大气环流没有影响，否则就要无限期拖延，直到哪一天能作出三年后某一天的精确天气预报时再来考虑。这是一个典型的非法性思维的案例，或说是一个伪问题——高坝会改变大气环流从而引发大范围的气候变异。其非法性在于，提出问题的一方不举证，却要求对方举证。这就好像主张有鬼神的人不举证，却要求反方举证一样。
　　
　　按照这种反科学、反发展的环境至上论的要求，今后再造超过百米高的大楼，也会对大范围的气候造成难以预料的影响，因此应该一律禁绝？气象学上有一戏言——美国某地的一场龙卷风可能是由于大西洋对岸一只蝴蝶的翅膀振动引起。如果拿这戏言当真来立法，禁止民众跑步跳跃，老百姓还能活吗？
　　
　　因此，以高坝会改变大气环流来反对朔天运河，完全是玄学家的胡闹。
　　
　　三） 关于高原施工困难的问题。
　　朔天运河由于规划巧妙，施工都在雪线以下，施工难度不仅低于水利部主张的小西线引水工程，而且低于青藏铁路。水利部一些专家以施工困难为由阻碍朔天方案，却极力要上施工难度更大的小西线引水工程，岂不自相矛盾？不久以前完工的青藏铁路工程，可以视作是朔天工程的练兵。既然难度更高的青藏铁路工程的困难都被克服了，朔天运河工程上的困难怎么就不能克服？
　　
　　四） 关于地震问题。
　　整个西藏高原都是地震活跃带，是否人类就不应该在那个区域生活？日本列岛也是地震活跃带，是否日本人就应该从那里撤出？
　　
　　地震与大气环流一样，也是科学理性尚未完全掌握的一个巨系统，但不是说我们对地震依然一无所知。有人担心，既然西藏高原过去是大海，现在变成了高山，那么会否在短期内出现地层的大幅变化（譬如，地层隆起或跌落1000米），从而使朔天运河整个工程毁于一旦？这个担心也如对高坝会改变气候的担心一样，是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地层的变化说白了就是地震。青藏高原的隆起，是一个以千年为单位的缓慢变化过程，不可能在两三天内隆起或跌落千米。这是因为地球地壳的现状，是地球内部诸种力量基本平衡的结果（没有这种平衡，地球就会爆炸），改变这种平衡的能量蓄积，不是以分秒为单位，而是以几十年、几百年为单位来计算的，地震就是蓄积能量的释放，是对平衡的打破。既然西藏近千年来没有出现两三天内地层起伏千米的超超强地震，为何朔天运河一动工就会天塌地陷？难道这里地壳特别薄，经不起开山放炮？如果是这样，那么喜马拉雅山脉的巨大高峰，早就会把这里的地壳压塌。西藏高原几千年来巍然挺立说明，这里的地壳和别处一样牢固，只是由于地下几万米深处印度洋板块的挤压和抬升，西藏高原地震比较活跃而已。如何防止、修复地震对朔天运河水工设施的破坏，并不是象防止地球爆炸那样没有任何经验与手段的问题。所以，地震问题，不能阻止朔天运河上马。
　　
　　从对以上四个问题的辨析中可以看出，朔天运河方案上两种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正是科学发展观与环境至上论间的对立和斗争，究竟是科学战胜玄学、发展战胜守旧，现在还很难说。本文只是提醒拿不定主意的大量中间派，朔天运河实际牵涉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只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才能促进你的利益，一切违反科学理性的玄学迷信，只会将人引向愚昧、贫穷和混乱。
　　
　　
　　 2006－9－14于多伦路文化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