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竞赛，中国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前苏联？

在中美冷战问题上，中外军事战略家一直存在一个错误的逻辑判断，即是中国如果与美国竞争，必然要重蹈前苏联的覆辙。殊不知，这犯了一个“机械类比”的错误，中国不是前苏联，所以，中美竞争，中国不但不会成为第二个前苏联，相反，还会使中国崛起得更快。引起我们警醒的是，认为中国是第二个前苏联的声音，表面上看来是善导，实际上，很可能是“掐死中国的温柔”，所以，我要说是，中国取而代之前苏联，结果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与前苏联的地缘政治不同、民族文化不同、战略国策不同，等等的不同，如何就等同了前苏联？ 什么果子结什么花，中美竞赛也绝不会结前苏联的果。
一、论题：主流观点认为，俄罗斯解体是因为同美国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拖跨的，所以说，如果中美展开军备竞赛，也会被拖垮，成为第二个前苏联。这是一个错误的假言判断。中美展开竞赛中国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前苏联呢？我认为，如果中美展开军备竞赛，中国不会成为第二个前苏联，理由何在？因为，在经济上，中国政府考虑到社会高速发展人民群众对物质需求的愿望，始终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所谓要“大炮”也要“黄油”，因而中国的军费与国民经济发展基本上会保持乘正比，不会超出警戒线；政治上，国家始终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与作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大力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些与前苏联都有着本质性的不同，所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不会成为第二个前苏联。假设中美军备竞赛拖跨了中国，中国也不会成为第二个前苏联，因为中国与前苏联除了上述的不同之处外，还有就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性格特征与前苏联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
二、两大民族性格、人文精神分析：
1、前苏联：（省略）
2、“中国”一词，最早出自中国典籍《禹贡》：“中邦（国）锡土姓”。中国地处亚洲，坐头压尾，邻邦左领右倚，成众星拱月之状，是东方的极点，也是东西方世界战略必争之地。中华民族始於盘古，三皇继之，五帝承之，几千年来，中国一直以强大的辐射源，向四周八邻传播着民族文化和血脉精神，素来享有“文明古国”之称。中华文化源之殷夏，自成一体，几千年的历史演化，历史的积淀聚集在中国人身上，陶铸了中国人个性化的性格特征：“吃苦耐劳，忍让消极，保守知足”。而民族秉赋的性格，又不自不觉地决定了民族的生存态度，生活习惯，以及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林语堂评论西方雅典人时说：“也许雅典人这种多变的性格有助于我们理解雅典共和国崩溃的原因”，法国艺术家艾黎·福尔在评论东方中国人时说：“他们的生命运动和我们的生命运动，既无共同的步伐又无共同的方向”，这就从民族性格上肯定了一个国家兴衰沉浮的内在因子对民族历史演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逐渐被学术界探讨的“民族性格决定论”，以此而论，我们可以解释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社会活动的行为方式，存在方式为什么不同。以日尔曼民族为例，他们为什么成为二次大战的主角，这是与他们的民族性格有很大关系的，日尔曼人有恒心，有耐性，富有牺牲精神，是极端的现实主义者，法国史学家丹纳说：“日尔曼人集会结社，不是为谈空，而是为行动”，的确，他们在欧洲用行动证明了一切，用行动表达了民族的不安，倔强，欲望。民族的性格成因，除了一方水土的孕育外，还与民族的人文精神密不可分。中国，以宏阔精深的文化，以及民族内蕴的阳刚魅力，形成了强大的聚合力，使民族紧紧吸伏于母体，又很难脱离母体，即使外来民族，在与中华文明碰撞中，也会被“同化”，除了这些，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并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象中国文化这样呈丰富性、多样性，包容性，“儒释道”三教，就是这样能够在中国并行不悖，相生相阖，启化众生，成为不可撼动的主流宗派，名正言顺地占领了中国的文化上层，并牢固地统摄了中国人的精神魂魄。三教，不仅开人天窦，运化天智，而且还是维护政治集团的有效工具，它对国家统治起到了稳定和巩固的作用，所以，历朝历代，对“儒释道”三教，都视为经天纬地的绝对真理，被奉为“圭臬”。儒家提出三纲五常的伦理观，一直维系着中国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社会教化的是事君尽礼，忠恕之道的道德风范，儒家创始人孔丘提出的 “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的观点，就是要求人约束自己，把不合礼的言行纳入礼的规范中，他的思想要义成了指导民众生活的普遍原则。鲁迅说：“在中国没有俄国人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是神”，“礼”被中国纳入了固定的模式中，一切以“礼”为依归，为定律，并被社会当成了绝对精神，绝对规范，正是因为中国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成就了中国人绝对服从，奴化雅顺的性格。儒家思想是深合掌权阶层愿望的，汉武帝就懂得了儒家思想的好处，率先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风气，汉朝得以统治数百年。道家，也不居儒后，道家也有一套“治民之术”，创始人老子提倡小国寡民思想，提出：“使民重死而不远徙”，教导百姓安贫乐业，守土立身，这不仅符合小私有者的利益，也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安与守，这正是统治者需要的结果。老子说：“知其荣，守其辱”，这是一种无为的表现，道家思想这种不作为，消极的人生态度，对权力集团来说，无疑起到了低成本管理的作用，所以说，老子的哲学带有利益主义的成分，道家这种利益主义思想，无形之中，又培养了中国人自私，保守的思想观念。佛教传入中国后，加深了中国人的宁静，平和，佛教劝人礼成持戒，安于苦难，如果今生不得福，来生在西方极乐世界会得到补偿，禅宗先驱菩提达磨提出：“苦乐堕缘，得失随缘”的修养方法，就是劝人放弃对外界是非善恶的分辩，不计个人痛苦和快乐，把一切都看作是命运的安排，强调与社会妥协，与命运妥协，积极宣扬逆来顺受的思想，这种禁欲主义思想，对国家统治而言，是利莫大焉，它成了根除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最好救世良方。佛教对人的精神暗示作用是巨大的，事佛，甚至有人不要江山，象南朝梁武帝、清朝顺治帝，都是不念红尘，出家当了和尚。在中国封建王朝中，治民如治水，治民如烹小鲜，不是民愚好治，而是“民知晦，民教惑”，所以，民顺则国安。中国历史，总结一条经验，就是中国人自觉地顺从了“皇权、族权、教权”三权的笼络规劝，即使民犯上，亦难作起大乱，中国历史朝代上有几次大的“国乱”，一次是西周国都镐京发生的“暴动”，造成社会动荡不安，朝政代管，史称“共和行政”，但最终还是还政于王，还有唐朝的安禄山始作的“安史之乱”，尽管造成政局倾危，但还是平息了，再一个就是清朝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依然没能改朝换代，这些动乱，虽动摇了政体，但没有使朝代改变“颜色”。从历史的根源，民族的性格来寻究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三教，无疑起到了有形化无形的调整、制约、导向、促进的作用，三教，如果说有最大贡献的话，那就是形成了中国人对自我民族的认同感，归宗感，崇敬感。这也可以说明这样一个历史现象，在中国没有滋生分裂主义的温床，惟恐天下大乱的人，是难有气数的，在中国闹独立，搞分离，搞割据，一直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事，是违天逆神的事，“异姓岂能称王” ？分分合合，最终还是野姓归宗，江山一统。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不难知道，要想在中国闹独联体式的“颜色革命”，或象前苏联那样的社会变革，是不可想象的事，从古至今，中国人信奉的是“祖宗之法不可变”，“宁可亡国，不可变法”，中国人对改革是有着天生的抵触情绪的，林语堂说：“中国并不希望变革”，“大多数中国人仍将墨守成规，这当然不是出于自觉的信仰，而是出于一种民族的本能”，从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起，至清朝的光绪“百日维新”，改革大都以失败告终，改革派也不得善终，不是遭贬，就是遭流放，或非死，楚国的吴起，被乱箭射死，秦国商殃，遭车裂，王安石变法，两度被迫辞去相位，就连一心想变法的光绪帝都遭到囚禁。真验了一句话，中华兴衰，成也民族，败也民族。
三、结论：中华民族的历史，沧海桑田几千年，不是外来民族干预下的结果，而是由民族自身的内因——性格和文化决定的，中华民族以特立独行的性格，超凡出群的智慧，炼铸了一部灿烂的中华文明史。我们不会因中国文化的糟粕而丢弃前人的思想精髓，如果我们一切唯西是从，唯中是非，那中华现代文明，将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并将注定要枯竭，凋零。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它的神秘，玄奥，博大，精深，是千年难解之谜，它不会附异族而生，也不会寄异族而亡，它有自己的运行轨迹，运行方式，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中美竞争，中国不管是拖垮了，或是未拖垮，都不会自行崩溃。那些认为中国会成为第二个前苏联的论断，是缺少科学根据的，我们知道，随意地推判两对象必然会相同，这样的结论是不可靠的，甚至是荒谬的。历史不是以某个判断，就能定义其归宿，民国学者柳诒徵说：“人事不能有因而无果，亦不能有果而无因”，人类的蜕变，发展，必定有它的自然规律，并遵循着自然规律而发展，我们就是希望从一个民族的巨变中找到原因，进行历史反思，我们民族之所以有希望，恰恰是因为我们不断地对“民族”自身进行这种反思，并从反思中回归历史，观照历史，这样才能以古证今，鉴往知来。在中美冷战问题上，中外军事战略家一直存在一个错误的逻辑判断，即是中国如果与美国竞争，必然要重蹈前苏联的覆辙。殊不知，这犯了一个“机械类比”的错误，中国不是前苏联，所以，中美竞争，中国不但不会成为第二个前苏联，相反，还会使中国崛起得更快。引起我们警醒的是，认为中国是第二个前苏联的声音，表面上看来是善导，实际上，很可能是“掐死中国的温柔”，所以，我要说是，中国取而代之前苏联，结果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与前苏联的地缘政治不同、民族文化不同、战略国策不同，等等的不同，如何就等同了前苏联？ 什么果子结什么花，中美竞赛也绝不会结前苏联的果。
一、论题：主流观点认为，俄罗斯解体是因为同美国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拖跨的，所以说，如果中美展开军备竞赛，也会被拖垮，成为第二个前苏联。这是一个错误的假言判断。中美展开竞赛中国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前苏联呢？我认为，如果中美展开军备竞赛，中国不会成为第二个前苏联，理由何在？因为，在经济上，中国政府考虑到社会高速发展人民群众对物质需求的愿望，始终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所谓要“大炮”也要“黄油”，因而中国的军费与国民经济发展基本上会保持乘正比，不会超出警戒线；政治上，国家始终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与作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大力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些与前苏联都有着本质性的不同，所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不会成为第二个前苏联。假设中美军备竞赛拖跨了中国，中国也不会成为第二个前苏联，因为中国与前苏联除了上述的不同之处外，还有就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性格特征与前苏联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
二、两大民族性格、人文精神分析：
1、前苏联：（省略）
2、“中国”一词，最早出自中国典籍《禹贡》：“中邦（国）锡土姓”。中国地处亚洲，坐头压尾，邻邦左领右倚，成众星拱月之状，是东方的极点，也是东西方世界战略必争之地。中华民族始於盘古，三皇继之，五帝承之，几千年来，中国一直以强大的辐射源，向四周八邻传播着民族文化和血脉精神，素来享有“文明古国”之称。中华文化源之殷夏，自成一体，几千年的历史演化，历史的积淀聚集在中国人身上，陶铸了中国人个性化的性格特征：“吃苦耐劳，忍让消极，保守知足”。而民族秉赋的性格，又不自不觉地决定了民族的生存态度，生活习惯，以及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林语堂评论西方雅典人时说：“也许雅典人这种多变的性格有助于我们理解雅典共和国崩溃的原因”，法国艺术家艾黎·福尔在评论东方中国人时说：“他们的生命运动和我们的生命运动，既无共同的步伐又无共同的方向”，这就从民族性格上肯定了一个国家兴衰沉浮的内在因子对民族历史演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逐渐被学术界探讨的“民族性格决定论”，以此而论，我们可以解释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社会活动的行为方式，存在方式为什么不同。以日尔曼民族为例，他们为什么成为二次大战的主角，这是与他们的民族性格有很大关系的，日尔曼人有恒心，有耐性，富有牺牲精神，是极端的现实主义者，法国史学家丹纳说：“日尔曼人集会结社，不是为谈空，而是为行动”，的确，他们在欧洲用行动证明了一切，用行动表达了民族的不安，倔强，欲望。民族的性格成因，除了一方水土的孕育外，还与民族的人文精神密不可分。中国，以宏阔精深的文化，以及民族内蕴的阳刚魅力，形成了强大的聚合力，使民族紧紧吸伏于母体，又很难脱离母体，即使外来民族，在与中华文明碰撞中，也会被“同化”，除了这些，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并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象中国文化这样呈丰富性、多样性，包容性，“儒释道”三教，就是这样能够在中国并行不悖，相生相阖，启化众生，成为不可撼动的主流宗派，名正言顺地占领了中国的文化上层，并牢固地统摄了中国人的精神魂魄。三教，不仅开人天窦，运化天智，而且还是维护政治集团的有效工具，它对国家统治起到了稳定和巩固的作用，所以，历朝历代，对“儒释道”三教，都视为经天纬地的绝对真理，被奉为“圭臬”。儒家提出三纲五常的伦理观，一直维系着中国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社会教化的是事君尽礼，忠恕之道的道德风范，儒家创始人孔丘提出的 “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的观点，就是要求人约束自己，把不合礼的言行纳入礼的规范中，他的思想要义成了指导民众生活的普遍原则。鲁迅说：“在中国没有俄国人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是神”，“礼”被中国纳入了固定的模式中，一切以“礼”为依归，为定律，并被社会当成了绝对精神，绝对规范，正是因为中国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成就了中国人绝对服从，奴化雅顺的性格。儒家思想是深合掌权阶层愿望的，汉武帝就懂得了儒家思想的好处，率先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风气，汉朝得以统治数百年。道家，也不居儒后，道家也有一套“治民之术”，创始人老子提倡小国寡民思想，提出：“使民重死而不远徙”，教导百姓安贫乐业，守土立身，这不仅符合小私有者的利益，也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安与守，这正是统治者需要的结果。老子说：“知其荣，守其辱”，这是一种无为的表现，道家思想这种不作为，消极的人生态度，对权力集团来说，无疑起到了低成本管理的作用，所以说，老子的哲学带有利益主义的成分，道家这种利益主义思想，无形之中，又培养了中国人自私，保守的思想观念。佛教传入中国后，加深了中国人的宁静，平和，佛教劝人礼成持戒，安于苦难，如果今生不得福，来生在西方极乐世界会得到补偿，禅宗先驱菩提达磨提出：“苦乐堕缘，得失随缘”的修养方法，就是劝人放弃对外界是非善恶的分辩，不计个人痛苦和快乐，把一切都看作是命运的安排，强调与社会妥协，与命运妥协，积极宣扬逆来顺受的思想，这种禁欲主义思想，对国家统治而言，是利莫大焉，它成了根除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最好救世良方。佛教对人的精神暗示作用是巨大的，事佛，甚至有人不要江山，象南朝梁武帝、清朝顺治帝，都是不念红尘，出家当了和尚。在中国封建王朝中，治民如治水，治民如烹小鲜，不是民愚好治，而是“民知晦，民教惑”，所以，民顺则国安。中国历史，总结一条经验，就是中国人自觉地顺从了“皇权、族权、教权”三权的笼络规劝，即使民犯上，亦难作起大乱，中国历史朝代上有几次大的“国乱”，一次是西周国都镐京发生的“暴动”，造成社会动荡不安，朝政代管，史称“共和行政”，但最终还是还政于王，还有唐朝的安禄山始作的“安史之乱”，尽管造成政局倾危，但还是平息了，再一个就是清朝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依然没能改朝换代，这些动乱，虽动摇了政体，但没有使朝代改变“颜色”。从历史的根源，民族的性格来寻究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三教，无疑起到了有形化无形的调整、制约、导向、促进的作用，三教，如果说有最大贡献的话，那就是形成了中国人对自我民族的认同感，归宗感，崇敬感。这也可以说明这样一个历史现象，在中国没有滋生分裂主义的温床，惟恐天下大乱的人，是难有气数的，在中国闹独立，搞分离，搞割据，一直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事，是违天逆神的事，“异姓岂能称王” ？分分合合，最终还是野姓归宗，江山一统。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不难知道，要想在中国闹独联体式的“颜色革命”，或象前苏联那样的社会变革，是不可想象的事，从古至今，中国人信奉的是“祖宗之法不可变”，“宁可亡国，不可变法”，中国人对改革是有着天生的抵触情绪的，林语堂说：“中国并不希望变革”，“大多数中国人仍将墨守成规，这当然不是出于自觉的信仰，而是出于一种民族的本能”，从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起，至清朝的光绪“百日维新”，改革大都以失败告终，改革派也不得善终，不是遭贬，就是遭流放，或非死，楚国的吴起，被乱箭射死，秦国商殃，遭车裂，王安石变法，两度被迫辞去相位，就连一心想变法的光绪帝都遭到囚禁。真验了一句话，中华兴衰，成也民族，败也民族。
三、结论：中华民族的历史，沧海桑田几千年，不是外来民族干预下的结果，而是由民族自身的内因——性格和文化决定的，中华民族以特立独行的性格，超凡出群的智慧，炼铸了一部灿烂的中华文明史。我们不会因中国文化的糟粕而丢弃前人的思想精髓，如果我们一切唯西是从，唯中是非，那中华现代文明，将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并将注定要枯竭，凋零。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它的神秘，玄奥，博大，精深，是千年难解之谜，它不会附异族而生，也不会寄异族而亡，它有自己的运行轨迹，运行方式，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中美竞争，中国不管是拖垮了，或是未拖垮，都不会自行崩溃。那些认为中国会成为第二个前苏联的论断，是缺少科学根据的，我们知道，随意地推判两对象必然会相同，这样的结论是不可靠的，甚至是荒谬的。历史不是以某个判断，就能定义其归宿，民国学者柳诒徵说：“人事不能有因而无果，亦不能有果而无因”，人类的蜕变，发展，必定有它的自然规律，并遵循着自然规律而发展，我们就是希望从一个民族的巨变中找到原因，进行历史反思，我们民族之所以有希望，恰恰是因为我们不断地对“民族”自身进行这种反思，并从反思中回归历史，观照历史，这样才能以古证今，鉴往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