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2006年城管暴力执法从数量到强度都呈上升趋势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5:49:54
2006年8月10日，就在李志强因公遇害的前一天，河南省平顶山市，也上演了另一幕城管与市民之间发生的暴力悲剧。
清晨5点30多，63岁的军转退休干部孙留根同往常一样，从平药集团家属院出发，开始自己的晨练。6点45分，孙留根长子孙军接到熟人电话，说你父亲被人打死了。孙军当时就懵了，立刻赶到离家仅三四
百米的出事地点——新华路与矿工路交叉口西北角。此时一辆警车停在路旁，孙留根倒在地上，脸部青肿，额头鼻梁等处都有血污，周围聚集了大量围观群众。警察告诉孙军，急救车已经来过，你父亲已经死亡。
据在场的目击人回忆，早晨6点多，平顶山市城管处卫东区执法队6号车在新华路口拦住两个推三轮车卖菜的农民，要罚款200元。但是两个菜农没有200元，与城管讨价还价之后，城管把罚金降到50元，然而菜农还是交不起，说他们包里只有45元，双方因此发生争执。孙留根此时正好路过，一向耿直的他见状便说了句“人家小贩挣个钱也不容易，少罚点，就那么多算了”。老人没有想到，这句话给自己招来了灾难。
城管先是对老人破口大骂。“骂得特别难听。”孙军告诉本刊记者，“我父亲一向沉默寡言，后来可能被骂得受不了了，才回了一句话。”
老人回了城管一句话后，便离开争吵之地，往回家的方向走去。没想到，执法队的6个城管此时却丢下菜农不管，追上老人，一边恶言谩骂，一边竟动手殴打他。一位目击证人告诉孙军，从城管与小贩发生争执的地方，到老人最后倒下的地方，几个城管一路竟然追骂追打老人160米左右，直到有人上来劝阻，城管才停止，冲着老人喊了一句“就气死你”，然后扬长而去。老人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后，“扑通”一声倒地不起。120救护车赶到时，老人已经没有了呼吸。
孙留根的尸体现在停放在殡仪馆，没有火化。目前，此案正在调查中。老人的确定死亡原因还需要等待法医的鉴定。
李志强与孙留根事件绝非个案。接二连三的城管“暴力”事件报道，似乎向人们显示了，中国城管日益陷入暴力冲突的怪圈。
3月31日，兰州。据《兰州晨报》报道，一位从临洮到兰州靠蹬三轮为生的小伙子，在兰州西站果菜副食批发市场附近遭到几名七里河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城管的殴打致使昏迷。
5月4日，北京。据《京华时报》报道，北京和义南苑北里小区，一名黑摩的司机在“逃跑”过程中，被紧追不舍的城管协管员用砖头拍中前额，造成头部凹陷骨折。
7月31日，深圳市。《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市城管联动执法大队在龙华执法时，龙华街道办城管执法队数辆车卡死市城管执法车，质疑他们的合法身份。随后，6名市城管队员遭到30多名街道城管队员的殴打。他们的手被反绑在背后，裤子被当街扒下，并被扭送到公安机关。此事引得举国哗然。
8月12日，中央电视台“中国周刊”节目播出专题片《17秒的暴力》，讲述8月4日下午，一名头发花白的老人骑着三轮车进入石家庄火车站广场拉客，违反了石家庄市相关规定，招致五六名城管人员的殴打。一位姓杨的女士用手机拍下了这17秒的暴力场面。
一方面，城管的暴力行为屡有发生，而另一方面，城管在执法中，也面临着不断升级的暴力对抗。
2006年6月1日，广州。据《新快报》报道，广州市城管执法队在清理某路段的烧烤档时，与十几名男子一度发生激烈冲突。十几名大汉有的手拿斧头，有的持木棍站在路中，还有人准备引燃煤气瓶。警方紧急出动防暴警察赶来处理才将事件解决，此时道路封锁已达3个小时。
6月18日，石家庄。据《燕赵都市报》报道，石家庄市桥西城管大队4中队的执法人员清理占道早点摊位时，与摊主沈某发生争执。沈某用水瓢从滚烫的油锅中舀起一瓢热油泼到城管队员冯瑞亮脸上。造成冯瑞亮2度烧伤。
7月1日，福州市。据《东南快报》报道，该市鼓楼区城管执法局某中队6名队员遭遇不法摊贩暴力抗法，包括中队长在内的两名执法人员被捅伤，其中一人伤势较重，昏迷4小时。
7月7日，据《安徽市场报》报道，当日上午，安徽蚌埠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该市某处实施劝导拆迁时，有人向执法人员泼洒汽油，其中一人手持利刃追砍城管人员。综合支队法制室主任高建国被连刺数刀，经抢救无效因公牺牲，三大队另外两名队员因公负伤，一人重伤，一人轻伤。2006年8月10日，就在李志强因公遇害的前一天，河南省平顶山市，也上演了另一幕城管与市民之间发生的暴力悲剧。
清晨5点30多，63岁的军转退休干部孙留根同往常一样，从平药集团家属院出发，开始自己的晨练。6点45分，孙留根长子孙军接到熟人电话，说你父亲被人打死了。孙军当时就懵了，立刻赶到离家仅三四
百米的出事地点——新华路与矿工路交叉口西北角。此时一辆警车停在路旁，孙留根倒在地上，脸部青肿，额头鼻梁等处都有血污，周围聚集了大量围观群众。警察告诉孙军，急救车已经来过，你父亲已经死亡。
据在场的目击人回忆，早晨6点多，平顶山市城管处卫东区执法队6号车在新华路口拦住两个推三轮车卖菜的农民，要罚款200元。但是两个菜农没有200元，与城管讨价还价之后，城管把罚金降到50元，然而菜农还是交不起，说他们包里只有45元，双方因此发生争执。孙留根此时正好路过，一向耿直的他见状便说了句“人家小贩挣个钱也不容易，少罚点，就那么多算了”。老人没有想到，这句话给自己招来了灾难。
城管先是对老人破口大骂。“骂得特别难听。”孙军告诉本刊记者，“我父亲一向沉默寡言，后来可能被骂得受不了了，才回了一句话。”
老人回了城管一句话后，便离开争吵之地，往回家的方向走去。没想到，执法队的6个城管此时却丢下菜农不管，追上老人，一边恶言谩骂，一边竟动手殴打他。一位目击证人告诉孙军，从城管与小贩发生争执的地方，到老人最后倒下的地方，几个城管一路竟然追骂追打老人160米左右，直到有人上来劝阻，城管才停止，冲着老人喊了一句“就气死你”，然后扬长而去。老人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后，“扑通”一声倒地不起。120救护车赶到时，老人已经没有了呼吸。
孙留根的尸体现在停放在殡仪馆，没有火化。目前，此案正在调查中。老人的确定死亡原因还需要等待法医的鉴定。
李志强与孙留根事件绝非个案。接二连三的城管“暴力”事件报道，似乎向人们显示了，中国城管日益陷入暴力冲突的怪圈。
3月31日，兰州。据《兰州晨报》报道，一位从临洮到兰州靠蹬三轮为生的小伙子，在兰州西站果菜副食批发市场附近遭到几名七里河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城管的殴打致使昏迷。
5月4日，北京。据《京华时报》报道，北京和义南苑北里小区，一名黑摩的司机在“逃跑”过程中，被紧追不舍的城管协管员用砖头拍中前额，造成头部凹陷骨折。
7月31日，深圳市。《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市城管联动执法大队在龙华执法时，龙华街道办城管执法队数辆车卡死市城管执法车，质疑他们的合法身份。随后，6名市城管队员遭到30多名街道城管队员的殴打。他们的手被反绑在背后，裤子被当街扒下，并被扭送到公安机关。此事引得举国哗然。
8月12日，中央电视台“中国周刊”节目播出专题片《17秒的暴力》，讲述8月4日下午，一名头发花白的老人骑着三轮车进入石家庄火车站广场拉客，违反了石家庄市相关规定，招致五六名城管人员的殴打。一位姓杨的女士用手机拍下了这17秒的暴力场面。
一方面，城管的暴力行为屡有发生，而另一方面，城管在执法中，也面临着不断升级的暴力对抗。
2006年6月1日，广州。据《新快报》报道，广州市城管执法队在清理某路段的烧烤档时，与十几名男子一度发生激烈冲突。十几名大汉有的手拿斧头，有的持木棍站在路中，还有人准备引燃煤气瓶。警方紧急出动防暴警察赶来处理才将事件解决，此时道路封锁已达3个小时。
6月18日，石家庄。据《燕赵都市报》报道，石家庄市桥西城管大队4中队的执法人员清理占道早点摊位时，与摊主沈某发生争执。沈某用水瓢从滚烫的油锅中舀起一瓢热油泼到城管队员冯瑞亮脸上。造成冯瑞亮2度烧伤。
7月1日，福州市。据《东南快报》报道，该市鼓楼区城管执法局某中队6名队员遭遇不法摊贩暴力抗法，包括中队长在内的两名执法人员被捅伤，其中一人伤势较重，昏迷4小时。
7月7日，据《安徽市场报》报道，当日上午，安徽蚌埠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该市某处实施劝导拆迁时，有人向执法人员泼洒汽油，其中一人手持利刃追砍城管人员。综合支队法制室主任高建国被连刺数刀，经抢救无效因公牺牲，三大队另外两名队员因公负伤，一人重伤，一人轻伤。
清晨5点30多，63岁的军转退休干部孙留根同往常一样，从平药集团家属院出发，开始自己的晨练。6点45分，孙留根长子孙军接到熟人电话，说你父亲被人打死了。孙军当时就懵了，立刻赶到离家仅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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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在场的目击人回忆，早晨6点多，平顶山市城管处卫东区执法队6号车在新华路口拦住两个推三轮车卖菜的农民，要罚款200元。但是两个菜农没有200元，与城管讨价还价之后，城管把罚金降到50元，然而菜农还是交不起，说他们包里只有45元，双方因此发生争执。孙留根此时正好路过，一向耿直的他见状便说了句“人家小贩挣个钱也不容易，少罚点，就那么多算了”。老人没有想到，这句话给自己招来了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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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回了城管一句话后，便离开争吵之地，往回家的方向走去。没想到，执法队的6个城管此时却丢下菜农不管，追上老人，一边恶言谩骂，一边竟动手殴打他。一位目击证人告诉孙军，从城管与小贩发生争执的地方，到老人最后倒下的地方，几个城管一路竟然追骂追打老人160米左右，直到有人上来劝阻，城管才停止，冲着老人喊了一句“就气死你”，然后扬长而去。老人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后，“扑通”一声倒地不起。120救护车赶到时，老人已经没有了呼吸。
孙留根的尸体现在停放在殡仪馆，没有火化。目前，此案正在调查中。老人的确定死亡原因还需要等待法医的鉴定。
李志强与孙留根事件绝非个案。接二连三的城管“暴力”事件报道，似乎向人们显示了，中国城管日益陷入暴力冲突的怪圈。
3月31日，兰州。据《兰州晨报》报道，一位从临洮到兰州靠蹬三轮为生的小伙子，在兰州西站果菜副食批发市场附近遭到几名七里河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城管的殴打致使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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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深圳市。《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市城管联动执法大队在龙华执法时，龙华街道办城管执法队数辆车卡死市城管执法车，质疑他们的合法身份。随后，6名市城管队员遭到30多名街道城管队员的殴打。他们的手被反绑在背后，裤子被当街扒下，并被扭送到公安机关。此事引得举国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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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福州市。据《东南快报》报道，该市鼓楼区城管执法局某中队6名队员遭遇不法摊贩暴力抗法，包括中队长在内的两名执法人员被捅伤，其中一人伤势较重，昏迷4小时。
7月7日，据《安徽市场报》报道，当日上午，安徽蚌埠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该市某处实施劝导拆迁时，有人向执法人员泼洒汽油，其中一人手持利刃追砍城管人员。综合支队法制室主任高建国被连刺数刀，经抢救无效因公牺牲，三大队另外两名队员因公负伤，一人重伤，一人轻伤。2006年8月10日，就在李志强因公遇害的前一天，河南省平顶山市，也上演了另一幕城管与市民之间发生的暴力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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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在场的目击人回忆，早晨6点多，平顶山市城管处卫东区执法队6号车在新华路口拦住两个推三轮车卖菜的农民，要罚款200元。但是两个菜农没有200元，与城管讨价还价之后，城管把罚金降到50元，然而菜农还是交不起，说他们包里只有45元，双方因此发生争执。孙留根此时正好路过，一向耿直的他见状便说了句“人家小贩挣个钱也不容易，少罚点，就那么多算了”。老人没有想到，这句话给自己招来了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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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留根的尸体现在停放在殡仪馆，没有火化。目前，此案正在调查中。老人的确定死亡原因还需要等待法医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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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兰州。据《兰州晨报》报道，一位从临洮到兰州靠蹬三轮为生的小伙子，在兰州西站果菜副食批发市场附近遭到几名七里河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城管的殴打致使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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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深圳市。《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市城管联动执法大队在龙华执法时，龙华街道办城管执法队数辆车卡死市城管执法车，质疑他们的合法身份。随后，6名市城管队员遭到30多名街道城管队员的殴打。他们的手被反绑在背后，裤子被当街扒下，并被扭送到公安机关。此事引得举国哗然。
8月12日，中央电视台“中国周刊”节目播出专题片《17秒的暴力》，讲述8月4日下午，一名头发花白的老人骑着三轮车进入石家庄火车站广场拉客，违反了石家庄市相关规定，招致五六名城管人员的殴打。一位姓杨的女士用手机拍下了这17秒的暴力场面。
一方面，城管的暴力行为屡有发生，而另一方面，城管在执法中，也面临着不断升级的暴力对抗。
2006年6月1日，广州。据《新快报》报道，广州市城管执法队在清理某路段的烧烤档时，与十几名男子一度发生激烈冲突。十几名大汉有的手拿斧头，有的持木棍站在路中，还有人准备引燃煤气瓶。警方紧急出动防暴警察赶来处理才将事件解决，此时道路封锁已达3个小时。
6月18日，石家庄。据《燕赵都市报》报道，石家庄市桥西城管大队4中队的执法人员清理占道早点摊位时，与摊主沈某发生争执。沈某用水瓢从滚烫的油锅中舀起一瓢热油泼到城管队员冯瑞亮脸上。造成冯瑞亮2度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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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据《安徽市场报》报道，当日上午，安徽蚌埠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该市某处实施劝导拆迁时，有人向执法人员泼洒汽油，其中一人手持利刃追砍城管人员。综合支队法制室主任高建国被连刺数刀，经抢救无效因公牺牲，三大队另外两名队员因公负伤，一人重伤，一人轻伤。
全部转自华商网。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到来，失业人口摊贩化、摊贩群体弱势化、摊贩经营非法化等问题的出现，使街头摊贩管理成为一个城市治理的难题，而城管则成了这支弱势队伍的直接对立面。
★ 本刊记者/王刚 文/袁野 刘巍
对于一个初到北京的外地农民来说，一辆三轮车，可能是他赖以生存的全部财产。
23岁
的齐建志，来自河北农村。7月，他的第一辆三轮车被城管抄于北京的青龙桥。交完200元罚款，他全身只剩下五六十块钱。好在，城管后来把车和桃子还给了他。
齐建志承认自己做无证商贩这一行的经验不足，才干不到一个月，就被抄了两次。但他认为，他不是不懂法，而是因为城管从来就是上来就抄他的车，从来没有对他讲过法。8月11日那天，海淀区城管的联合行动第二次抄了他的三轮车。7天后，齐又推着一辆新买的旧三轮车上了街。他不想离开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是大家的，只要有能耐，就可以生存下去”，他说。
齐建志是北京近30万名的无证游商中的一位。而他们与城管之间的“猫鼠战争”，每天都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演着。
城管：随着城市化应运而生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而同时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又极不平衡，因而，大量的各类人员涌入城市，并造成城市的扩张，是不可避免的。” 清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于安一再提到“淘金梦”在现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带有暴发欲望的“淘金行为”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现象。
中国的城管队伍，正是在这种城市化的背景下诞生的。
据1984年就开始进入北京市容监察大队，现任海淀城管大队队长的尹肇江回忆，1995年时，北京的集贸市场的总数已达1125个，达到历史最高点。很多市场，依托河边、路边、墙边而迅速形成，同时还有数以万计的零散游商在沿街叫卖。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北京市开始了对“三边”市场的整顿，工商部门不再审批“马路市场”。
社会科学院管理所所长、北京市城管特聘的执法监督员张耘介绍：“1996年左右，在北京城中，小商贩突然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而这时，在工商、市容、环保、交通等等行政部门，各自进行行政执法，职能交叉，效率低下。”
为适应这种情况，新法规不断出现，“每出现一个新法规(如《市容法》等)，就可能要成立一个新部门来执行它。”张耘说，这就是当时流传一时的所谓“九个大沿帽去管一个破草帽”现象。
1997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市政府向宣武区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在宣武区开展城市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通知》，原则上同意宣武区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试点工作，并要求城市规划、工商行政管理、园林、公安、市政管理、环卫和环保等部门积极支持、全力配合。
一个月后，北京市宣武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正式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经国务院法制局批准的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单位。
性质模糊的城管队伍
第一批的城管队员，是从工商、市政、环境等各政府部门调来的在职人员。后来，又陆续有复员转业军人加入。在全国实行公务员考试之后，这支队伍中，又加入了通过考试进来的大学生和其他行业人员。据海淀区城管监察大队宣传科长介绍，目前，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是三十七八岁。
除正式城管之外，还有一支协管员的队伍，属于各区和各街道管理，通常是“40、50人员”，也就是说，这支队伍主要由北京的下岗职工组成，年龄更偏大、文化水平等也会比正式城管队员低一些。
张耘说， 1997年宣武区成立城市监察大队后，综合执法试点“效果非常好”，“效率高，问题解决得快。”
这一试点很快在北京和全国推广开。在全国，至今已有80多个城市建立了城管队伍，但这支队伍的归属并不一致，比如在合肥，这支队伍归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管。有不少地方城管队伍都划归建设部门主管，而有些则归市容局或别的部门管理。
而到了中央一级，它的对口部门，被归到建设部。
编制问题，只是城管性质模糊的一个方面。法律地位不明确，是城管的另一个大问题。
从1997年全国第一个综合执法试点建立到现在，城管队伍已经经过了9年多的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全国仍然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独立的法律文件产生。查阅北京城市执法局的文件汇编，可以见到：1997年的第12号，《关于在北京市宣武区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复函》，及第77号，《关于在北京市宣武区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通知》;1998年第110号，《关于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扩大区域的通知》;或是2003年市政管字第342号，《北京市区县城管监察组织行使的职权》等等文件，但却没有一个针对城管的专门和独立的法律法规。
没有专门和独立的法规，城管综合执法只能参照其他相关法律。
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是最早肯定综合执法的法律文件。其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
张耘解释道，也就是说，城管只有对“物”的处理权，没有对人身进行限制的权力。他们的执法方式，主要是罚款和没收财物。而协管队员，并没有真正的执法权，只能协助城管队员执法。
每次城管查抄之后，对于那些没收的物资，都怎么处理，法律上也没有规定。张耘曾询问过，那些属于生鲜物品的瓜果蔬菜怎么处理？城管队员回答她说，都上交，送了社会福利院。可是，那些没收来的三轮车、煎饼炉子也送福利院吗？“实际这些物品该怎么处理，都没有规定”，张耘说。
与法律规范缺失相对应的，却是城管执法范围的不断扩大。1997年北京市宣武区城管监察大队成立时，只有5项职能，但是9年过去，历经3次职能扩张，到2002年时，扩大为8项职能105项行政处罚权，到现在，已经包括了13大类共285项行政处罚权。涉及范围之广，从市容环境到工商管理，从城市节水到公安交通，几乎无所不包。井盖丢失、下水道排水口堵塞、燃气管线漏气、违法停车、毁坏绿地、施工现场扬尘和遗洒、黑导游等等各种杂事，都在城管的管辖职责之内(另见资料)。每当城市发展中出现了新的问题，城管管辖的范围就有可能扩大一次。
他们为什么选择当无照商贩？
8月18日中午，北京海淀的中关村街道旁，一排8个无照小贩在卖盒饭。云腾时代公司孙龙涛买了盒饭，他坦言对记者说，自己如果上班，差不多每天都会买小贩的盒饭。他公司的员工也大多如此。他说，虽然附近电子商城有吃饭的地方，但中关村这么多人，根本没
法满足需求。他认为中关村一半的人都在吃无照商贩卖的饭。
一位来自山东的22岁刘姓摊贩对记者说，去年他被抄了8辆车，今年抄了2辆，罚了8次。他说海淀分队的城管很厉害。在被记者问到，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进市场去卖货时，他的22岁的老乡赵鲁说，市场进不去，摊位少、位置偏、摊位费太贵。
35岁的小贩王志军，在8月11日那天被抄走了卖水果的三轮车。失去车后，他捧着一个保温箱，在卖冰镇饮料。他说，并不是没试过干其他职业，但都不好做，比如去打工，老板有时会不给钱。
做无证商贩，风险如此之大，究竟收入几何？一些小贩向记者含糊地承认，一个月收入近2000元。而进入市场去做有执照的商贩，据北京市社科院管理所所长张耘了解到的情况，每月的摊位费，通常在1000到1500元。
“他们的行为确实违法了，毫无疑问。”张耘说，“但是背后折射出的问题，是政府如何解决城市中那些低收入者的生活和就业问题。”
“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不能建立一些摊位费极其便宜的市场，或者不收摊位费的，完全是一种公益性的市场，就让这些没有资金的人，去从事一些老百姓需要的小商品的买卖？”张耘告诉记者，她认为政府可以制定一些规则，比如符合什么状况的，才能进入这个市场，然后进行分梯级管理，比如在这个市场中经营满两年的人员，已经积攒了一定的资金和经营经验，这时候就需要退出市场。“当然，前提是这些市场的选址要方便老百姓去购买。”张耘说，“政府需要付出一些成本，但是从长远看，是有利于城市管理和社会稳定的。”
“一脚定乾坤”的执法方式
自从2003年1月，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正式挂牌成立后，城管执法者和自由摊贩的矛盾开始逐渐升级，据尹肇江介绍，双方从“打游击”开始向面对面的对抗演变。
尹说，城管执法局成立后的一个变化，是开始施行“千分制”考核，这是一种对工作指标的考核方式。当时，交警队和公安部门都开始以罚款的方式“创收”，还有相当的上缴指标，而在城管部门，也存在这种任务指标。
另一方面，政府对于城市管理的力度在不断加大。
于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暴力对暴力的局面出现了。
据尹肇江回忆，城管的重大整治行动，往往是分管市长亲自挂帅亲自督察。他记得有许多次，半夜里被反复的电话铃声惊醒。有一次是副市长打来的，说看到人大东门外有一个无照经营的烧烤摊。
他马上组织人去执法。行动刚布置完半个小时，协管员打来电话说，城管被摊贩打了。
城市管理广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志愿者对记者说，“李志强事件具有一定必然性，你知道吗？城管是一脚定乾坤，全部都是一脚定乾坤。”所谓“一脚定乾坤”就是抄摊儿。
城管队员王恺力(化名)，在没当上城管队员时，看见过城管队员在街上抄摊儿。“我当时无法理解”，他说，“成桶的白米饭最后被倾倒在垃圾堆上。后来，当上了城管队员，没想到我也开始抄摊，我是不得已。但‘李志强事件’后，我现在很困惑。”王恺力的困惑，在城管队员中，非常有代表性。文明执法，犹如秀才遇见兵，恐怕不能解决问题，只好“一脚定乾坤”。用城管们的话说，在街上执法，这是最高效率的方式。“身为城管，在其位谋其职，我没有选择。”王说。
而用尹肇江的话说，北京有30万无证摊贩，而他们城管仅有5000人。“一个城管要面对60个无证摊贩，不想用暴力都难。”
然而，正是这种“一脚定乾坤”做法，使一线的城管面临更多的暴力抗法。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暴力执法，会带来暴力抗法。”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到来，失业人口摊贩化、摊贩群体弱势化、摊贩经营非法化等问题的出现，使街头摊贩管理成为一个城市治理的难题，而城管则成了这支弱势队伍的直接对立面。
★ 本刊记者/王刚 文/袁野 刘巍
对于一个初到北京的外地农民来说，一辆三轮车，可能是他赖以生存的全部财产。
23岁
的齐建志，来自河北农村。7月，他的第一辆三轮车被城管抄于北京的青龙桥。交完200元罚款，他全身只剩下五六十块钱。好在，城管后来把车和桃子还给了他。
齐建志承认自己做无证商贩这一行的经验不足，才干不到一个月，就被抄了两次。但他认为，他不是不懂法，而是因为城管从来就是上来就抄他的车，从来没有对他讲过法。8月11日那天，海淀区城管的联合行动第二次抄了他的三轮车。7天后，齐又推着一辆新买的旧三轮车上了街。他不想离开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是大家的，只要有能耐，就可以生存下去”，他说。
齐建志是北京近30万名的无证游商中的一位。而他们与城管之间的“猫鼠战争”，每天都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演着。
城管：随着城市化应运而生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而同时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又极不平衡，因而，大量的各类人员涌入城市，并造成城市的扩张，是不可避免的。” 清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于安一再提到“淘金梦”在现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带有暴发欲望的“淘金行为”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现象。
中国的城管队伍，正是在这种城市化的背景下诞生的。
据1984年就开始进入北京市容监察大队，现任海淀城管大队队长的尹肇江回忆，1995年时，北京的集贸市场的总数已达1125个，达到历史最高点。很多市场，依托河边、路边、墙边而迅速形成，同时还有数以万计的零散游商在沿街叫卖。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北京市开始了对“三边”市场的整顿，工商部门不再审批“马路市场”。
社会科学院管理所所长、北京市城管特聘的执法监督员张耘介绍：“1996年左右，在北京城中，小商贩突然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而这时，在工商、市容、环保、交通等等行政部门，各自进行行政执法，职能交叉，效率低下。”
为适应这种情况，新法规不断出现，“每出现一个新法规(如《市容法》等)，就可能要成立一个新部门来执行它。”张耘说，这就是当时流传一时的所谓“九个大沿帽去管一个破草帽”现象。
1997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市政府向宣武区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在宣武区开展城市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通知》，原则上同意宣武区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试点工作，并要求城市规划、工商行政管理、园林、公安、市政管理、环卫和环保等部门积极支持、全力配合。
一个月后，北京市宣武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正式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经国务院法制局批准的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单位。
性质模糊的城管队伍
第一批的城管队员，是从工商、市政、环境等各政府部门调来的在职人员。后来，又陆续有复员转业军人加入。在全国实行公务员考试之后，这支队伍中，又加入了通过考试进来的大学生和其他行业人员。据海淀区城管监察大队宣传科长介绍，目前，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是三十七八岁。
除正式城管之外，还有一支协管员的队伍，属于各区和各街道管理，通常是“40、50人员”，也就是说，这支队伍主要由北京的下岗职工组成，年龄更偏大、文化水平等也会比正式城管队员低一些。
张耘说， 1997年宣武区成立城市监察大队后，综合执法试点“效果非常好”，“效率高，问题解决得快。”
这一试点很快在北京和全国推广开。在全国，至今已有80多个城市建立了城管队伍，但这支队伍的归属并不一致，比如在合肥，这支队伍归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管。有不少地方城管队伍都划归建设部门主管，而有些则归市容局或别的部门管理。
而到了中央一级，它的对口部门，被归到建设部。
编制问题，只是城管性质模糊的一个方面。法律地位不明确，是城管的另一个大问题。
从1997年全国第一个综合执法试点建立到现在，城管队伍已经经过了9年多的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全国仍然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独立的法律文件产生。查阅北京城市执法局的文件汇编，可以见到：1997年的第12号，《关于在北京市宣武区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复函》，及第77号，《关于在北京市宣武区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通知》;1998年第110号，《关于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扩大区域的通知》;或是2003年市政管字第342号，《北京市区县城管监察组织行使的职权》等等文件，但却没有一个针对城管的专门和独立的法律法规。
没有专门和独立的法规，城管综合执法只能参照其他相关法律。
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是最早肯定综合执法的法律文件。其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
张耘解释道，也就是说，城管只有对“物”的处理权，没有对人身进行限制的权力。他们的执法方式，主要是罚款和没收财物。而协管队员，并没有真正的执法权，只能协助城管队员执法。
每次城管查抄之后，对于那些没收的物资，都怎么处理，法律上也没有规定。张耘曾询问过，那些属于生鲜物品的瓜果蔬菜怎么处理？城管队员回答她说，都上交，送了社会福利院。可是，那些没收来的三轮车、煎饼炉子也送福利院吗？“实际这些物品该怎么处理，都没有规定”，张耘说。
与法律规范缺失相对应的，却是城管执法范围的不断扩大。1997年北京市宣武区城管监察大队成立时，只有5项职能，但是9年过去，历经3次职能扩张，到2002年时，扩大为8项职能105项行政处罚权，到现在，已经包括了13大类共285项行政处罚权。涉及范围之广，从市容环境到工商管理，从城市节水到公安交通，几乎无所不包。井盖丢失、下水道排水口堵塞、燃气管线漏气、违法停车、毁坏绿地、施工现场扬尘和遗洒、黑导游等等各种杂事，都在城管的管辖职责之内(另见资料)。每当城市发展中出现了新的问题，城管管辖的范围就有可能扩大一次。
他们为什么选择当无照商贩？
8月18日中午，北京海淀的中关村街道旁，一排8个无照小贩在卖盒饭。云腾时代公司孙龙涛买了盒饭，他坦言对记者说，自己如果上班，差不多每天都会买小贩的盒饭。他公司的员工也大多如此。他说，虽然附近电子商城有吃饭的地方，但中关村这么多人，根本没
法满足需求。他认为中关村一半的人都在吃无照商贩卖的饭。
一位来自山东的22岁刘姓摊贩对记者说，去年他被抄了8辆车，今年抄了2辆，罚了8次。他说海淀分队的城管很厉害。在被记者问到，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进市场去卖货时，他的22岁的老乡赵鲁说，市场进不去，摊位少、位置偏、摊位费太贵。
35岁的小贩王志军，在8月11日那天被抄走了卖水果的三轮车。失去车后，他捧着一个保温箱，在卖冰镇饮料。他说，并不是没试过干其他职业，但都不好做，比如去打工，老板有时会不给钱。
做无证商贩，风险如此之大，究竟收入几何？一些小贩向记者含糊地承认，一个月收入近2000元。而进入市场去做有执照的商贩，据北京市社科院管理所所长张耘了解到的情况，每月的摊位费，通常在1000到1500元。
“他们的行为确实违法了，毫无疑问。”张耘说，“但是背后折射出的问题，是政府如何解决城市中那些低收入者的生活和就业问题。”
“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不能建立一些摊位费极其便宜的市场，或者不收摊位费的，完全是一种公益性的市场，就让这些没有资金的人，去从事一些老百姓需要的小商品的买卖？”张耘告诉记者，她认为政府可以制定一些规则，比如符合什么状况的，才能进入这个市场，然后进行分梯级管理，比如在这个市场中经营满两年的人员，已经积攒了一定的资金和经营经验，这时候就需要退出市场。“当然，前提是这些市场的选址要方便老百姓去购买。”张耘说，“政府需要付出一些成本，但是从长远看，是有利于城市管理和社会稳定的。”
“一脚定乾坤”的执法方式
自从2003年1月，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正式挂牌成立后，城管执法者和自由摊贩的矛盾开始逐渐升级，据尹肇江介绍，双方从“打游击”开始向面对面的对抗演变。
尹说，城管执法局成立后的一个变化，是开始施行“千分制”考核，这是一种对工作指标的考核方式。当时，交警队和公安部门都开始以罚款的方式“创收”，还有相当的上缴指标，而在城管部门，也存在这种任务指标。
另一方面，政府对于城市管理的力度在不断加大。
于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暴力对暴力的局面出现了。
据尹肇江回忆，城管的重大整治行动，往往是分管市长亲自挂帅亲自督察。他记得有许多次，半夜里被反复的电话铃声惊醒。有一次是副市长打来的，说看到人大东门外有一个无照经营的烧烤摊。
他马上组织人去执法。行动刚布置完半个小时，协管员打来电话说，城管被摊贩打了。
城市管理广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志愿者对记者说，“李志强事件具有一定必然性，你知道吗？城管是一脚定乾坤，全部都是一脚定乾坤。”所谓“一脚定乾坤”就是抄摊儿。
城管队员王恺力(化名)，在没当上城管队员时，看见过城管队员在街上抄摊儿。“我当时无法理解”，他说，“成桶的白米饭最后被倾倒在垃圾堆上。后来，当上了城管队员，没想到我也开始抄摊，我是不得已。但‘李志强事件’后，我现在很困惑。”王恺力的困惑，在城管队员中，非常有代表性。文明执法，犹如秀才遇见兵，恐怕不能解决问题，只好“一脚定乾坤”。用城管们的话说，在街上执法，这是最高效率的方式。“身为城管，在其位谋其职，我没有选择。”王说。
而用尹肇江的话说，北京有30万无证摊贩，而他们城管仅有5000人。“一个城管要面对60个无证摊贩，不想用暴力都难。”
然而，正是这种“一脚定乾坤”做法，使一线的城管面临更多的暴力抗法。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暴力执法，会带来暴力抗法。”
接二连三的城管“暴力”事件报道，似乎向人们显示着，中国城管日益陷入暴力冲突的怪圈。
城管反映出的问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遇问题的一种集中体现。小商贩可能影响了公共空间的环境卫生，但是如果取缔了他们，不但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利益，也影响到市民的利益。治理城市，需要让民众参与城市管理。民主
化可以解决公平的问题，同时也可以解决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冲突的问题
目击北京城管队长的意外死亡
在为期三天的联合整治行动的最后一天，北京一位37岁的忠于职守的城管副队长与一位被没收经营车辆的23岁无照摊贩迎面相遇，血腥的一幕发生了？
★ 文/刘巍
2006年8月11日15时半。北京海淀区中关村。这一天是海淀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为期三天的联合整治行动的最后一天。也是本刊记者连续一周跟踪采访城管的最后一天。
空中挥舞着许多手臂
李志强作为海淀区辖区的副队长，总是坐在城管面包车的副驾驶座位上。这一天的查抄行动，到下午四点为止比起前两天显得顺利多了。
就在前天，晚上18时40分，城管们曾遭遇过惊悚一幕:当时，20余名城管分南北两组在中关村鼎好电子商城东南侧路口围住了至少6名卖哈密瓜的无证商贩，这几名无证商贩竟不约而同地挥起切哈密瓜的近一尺长的刀具，使本来已接近的城管无法近身。在更多的城管和警察的支援下，4名无证商贩被扣。两三个城管协管把商贩强行按下坐倒，这期间发生了肢体接触，倒在地上的商贩突然痛哭起来。然而，就在局面似乎被控制住，城管开始上面包车准备离开时，突然有人喊：“他们回来了！”密集的人丛中更多的商贩突然出现了，现场的城管开始被追打。后来有城管回忆说，那伙人大约有五六十人。
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局面整个失控了。
原本被扣坐在地上的一个无证商贩跑到城管的面包车前，说车上有一个保安打过他，一定要找到他。然后，在面包车的右后侧，无证商贩突然发现他们寻找的一个目标城管。他们一起冲上来与围观的人流裹挟着这名城管，像激流一样一直向东涌流了20米，最终在电子商城东南侧路口停下，围观人群迅速围成一个大圈，挡住了一切视线，只能模糊看见空中挥舞的众多手臂。
李志强后来说，当时是20多名无证商贩追打海淀城管大队的一名司机，在追打的过程中，司机摔倒了三四次。李志强始终没有离开司机，最后在路口的人圈中他紧抱住了司机。李志强说，当时最大的努力就是站在原地不动，等待救援。
几十分钟后，中关村几座商务楼的200名保安赶到，司机才被解救出来，他的上衣已经被扯没了，赤裸的上身泛着一层怪异的黄颜色。被搀着走出来时，头明显偏在一边。后来司机说，他的太阳穴被踢，所以很晕。此后的更多时间是僵持，至少20个商贩围堵着城管的车。
晚上20点30分，警察赶到时，一共拘捕了23名无证摊贩，当无证商贩被一个个拽上警车的时候还与警察撕扯，有群众在喝倒彩。
那天傍晚，李志强给家里打电话说：“这两天执法比较危险？”
“我们最喜欢的是下雨天”
整治行动的第二天，城管们没有遭遇激烈的冲突，他们查抄了一个卖水果的三轮车，把一个煎饼摊的中年妇女的车子推倒在地并没收。在一座天桥下，正在桥下避雨的数辆商贩的三轮车也被查扣。后来因为下雨，他们提前收兵。
李志强对跟在现场的记者说：“我们最喜欢的是下雨天。”因为这样的天气无照商贩不会出摊，他们也可以早点休息。
李志强心很细。两天前，队里一位姓王的大姐提出顺便把车停在公交车站，以方便返家。李志强没有答应，坚持让她回单位换便装。他笑着说，王大姐身穿制服，会吓着一路的无证商贩。然而事实是，此前，有多起城管穿制服回家时被无证商贩袭击。
李志强，37岁，身材健壮，干城管已经8年。在当城管前，他在北京裕龙大酒店里当服务员。1997年，因为偶然的一个机会，得知“市容监察”部门要招公务员，刚从党校取得大专学历的他去报考，这一年他28岁。对他来讲，这是命运的一次转折。
1998年“城管”队伍成立，李志强从“市容”调到了“城管”。2005年11月因工作成绩突出，他被调入海淀城管监察大队业务督察一科，2006年4月，被聘为这个大队的海淀分队副分队长。
“这样的事是必然的”
8月11日，集中打击无证商贩行动的最后一天，也是李志强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16时15分，李志强发现了公共汽车遮雨亭后一个已躲在那里正在给物品打包的商贩，队员开始没收商贩手中的包裹，商贩始终没有放手，并恳求说自己是第一次。商贩的妻子与孩子
也在身边。一直不放弃包裹的商贩被拉倒在地上，被强行拿走包裹后，商贩一度非常激动，站在城管的车前拦阻城管车辆离开，直到警察赶到。
16时35分，李志强在海龙商城以北下车，率领队员一路向海龙商城东南侧路口跑去，在路口已有队员把卖烤肠的商贩围住了。一个被称为“东北小胖子”的无证商贩反应很快，已经提前把摊收了起来，小胖子声称他并没有销售行为，城管无权收缴他的东西。小胖子的姐姐抄起一把一尺半长的铁器，叫嚷着谁抄她的东西，她就跟谁拼命。她还说，不要把事情做绝，让人有口饭吃！此间，城管队员与“小胖子”的姐姐不断有肢体接触，一尺半长的铁器被夺下。最后，还是李志强带头收缴了“小胖子”的炉子与一箱火腿肠。
16时50分，科贸电子商城北侧，城管队员们遇到了正在经营烤肠的无证摊贩崔英杰。与城管抢夺三轮车的崔英杰并不说话，他身材高大但又灵活，右手握着一把小刀，刀身长十厘米，应该是用来切烤肠的简易工具。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反手握刀。争执中，城管无法控制住局面。后来赶到的李志强带头翻倒了三轮车，僵持的局面仍在持续，城管夺不下崔英杰的刀，崔英杰也推不走自己的三轮车。
23岁的崔英杰，河北人，曾当过兵。他原在一家电子城当保安，刚被辞退。崔英杰不久以前曾被城管的另一支分队所查处，当时没收了他的一辆三轮车，崔英杰用棍棒击打了一名城管队员，然后逃离。
争执中的崔英杰，突然放弃了三轮车，从胡同北侧出口跑走了。他跑得很果断，好像是去找什么东西。李志强告诉城管队员：走！城管队员们把三轮车抬上卡车，那是一辆很新的三轮车。
就在城管队员开始纷纷登车的时候，崔英杰突然回来了。他跑过了李志强后，忽然一个转身与李志强正好一个照面，当时二者相隔还有数米的距离，李志强并没有什么举动，情绪也不激烈。事情就在这一瞬间发生：崔英杰迎面冲上来，反手握刀一刀扎在李志强的咽喉处。然后，转身逃走。
在数十秒内，场面似乎凝固了。崔英杰竟然在众目睽睽下逃离。当时，李志强还没有倒下，血喷出来时，他本能地用手掐住了咽喉，很快他被队员扶上了一辆车，赶往医院。
队长宋成栋当时在车上，一路上他用手按住李志强的伤口。但怎么也按不住，鲜血直喷射到他身上。宋成栋当时不知道折断的刀片就卡在李志强的咽喉处。途中，李志强最后只说了一句“宋队”。后来医生说，李志强的大动脉和气管都被切断了，除非就地用设备抢救，否则生存的几率很小。
18时06分， 37岁的李志强终因抢救无效在海淀医院因公殉职。他是北京城管成立8年来，首位因公殉职的城管执法人员。
11小时后，12日5时30分，在天津市塘沽经济开发区，23岁的犯罪嫌疑人崔英杰被抓获。当海淀城管执法人员见到崔英杰时，崔说，他从事无照经营也是没有办法。当时一时冲动，只想拿刀吓唬执法人员，没想到李志强没有躲避。他还说，他逃跑是想回老家看一眼父母，然后去自首。崔英杰恳求执法人员，不要把他的事告诉他的父母。
和崔英杰一起摆过摊的商贩赵发胜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是河北人，很少说话，很内向的一个人。”他认为，崔英杰混社会的经验太少，受不了气。
而李志强的同事们，对他的殉职充满悲痛和沉重。一位1998年到城管工作的人员情绪激动地说，这样的事是必然的！他希望城管制度有所改革，不然，“以后还会有人牺牲。”
据记者了解，今年以来至今，北京市城管队员与商贩发生冲突，城管遭遇暴力抗法事件76起，共89人受伤。
城管反映出的问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遇问题的一种集中体现。小商贩可能影响了公共空间的环境卫生，但是如果取缔了他们，不但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利益，也影响到市民的利益。治理城市，需要让民众参与城市管理。民主
化可以解决公平的问题，同时也可以解决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冲突的问题
目击北京城管队长的意外死亡
在为期三天的联合整治行动的最后一天，北京一位37岁的忠于职守的城管副队长与一位被没收经营车辆的23岁无照摊贩迎面相遇，血腥的一幕发生了？
★ 文/刘巍
2006年8月11日15时半。北京海淀区中关村。这一天是海淀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为期三天的联合整治行动的最后一天。也是本刊记者连续一周跟踪采访城管的最后一天。
空中挥舞着许多手臂
李志强作为海淀区辖区的副队长，总是坐在城管面包车的副驾驶座位上。这一天的查抄行动，到下午四点为止比起前两天显得顺利多了。
就在前天，晚上18时40分，城管们曾遭遇过惊悚一幕:当时，20余名城管分南北两组在中关村鼎好电子商城东南侧路口围住了至少6名卖哈密瓜的无证商贩，这几名无证商贩竟不约而同地挥起切哈密瓜的近一尺长的刀具，使本来已接近的城管无法近身。在更多的城管和警察的支援下，4名无证商贩被扣。两三个城管协管把商贩强行按下坐倒，这期间发生了肢体接触，倒在地上的商贩突然痛哭起来。然而，就在局面似乎被控制住，城管开始上面包车准备离开时，突然有人喊：“他们回来了！”密集的人丛中更多的商贩突然出现了，现场的城管开始被追打。后来有城管回忆说，那伙人大约有五六十人。
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局面整个失控了。
原本被扣坐在地上的一个无证商贩跑到城管的面包车前，说车上有一个保安打过他，一定要找到他。然后，在面包车的右后侧，无证商贩突然发现他们寻找的一个目标城管。他们一起冲上来与围观的人流裹挟着这名城管，像激流一样一直向东涌流了20米，最终在电子商城东南侧路口停下，围观人群迅速围成一个大圈，挡住了一切视线，只能模糊看见空中挥舞的众多手臂。
李志强后来说，当时是20多名无证商贩追打海淀城管大队的一名司机，在追打的过程中，司机摔倒了三四次。李志强始终没有离开司机，最后在路口的人圈中他紧抱住了司机。李志强说，当时最大的努力就是站在原地不动，等待救援。
几十分钟后，中关村几座商务楼的200名保安赶到，司机才被解救出来，他的上衣已经被扯没了，赤裸的上身泛着一层怪异的黄颜色。被搀着走出来时，头明显偏在一边。后来司机说，他的太阳穴被踢，所以很晕。此后的更多时间是僵持，至少20个商贩围堵着城管的车。
晚上20点30分，警察赶到时，一共拘捕了23名无证摊贩，当无证商贩被一个个拽上警车的时候还与警察撕扯，有群众在喝倒彩。
那天傍晚，李志强给家里打电话说：“这两天执法比较危险？”
“我们最喜欢的是下雨天”
整治行动的第二天，城管们没有遭遇激烈的冲突，他们查抄了一个卖水果的三轮车，把一个煎饼摊的中年妇女的车子推倒在地并没收。在一座天桥下，正在桥下避雨的数辆商贩的三轮车也被查扣。后来因为下雨，他们提前收兵。
李志强对跟在现场的记者说：“我们最喜欢的是下雨天。”因为这样的天气无照商贩不会出摊，他们也可以早点休息。
李志强心很细。两天前，队里一位姓王的大姐提出顺便把车停在公交车站，以方便返家。李志强没有答应，坚持让她回单位换便装。他笑着说，王大姐身穿制服，会吓着一路的无证商贩。然而事实是，此前，有多起城管穿制服回家时被无证商贩袭击。
李志强，37岁，身材健壮，干城管已经8年。在当城管前，他在北京裕龙大酒店里当服务员。1997年，因为偶然的一个机会，得知“市容监察”部门要招公务员，刚从党校取得大专学历的他去报考，这一年他28岁。对他来讲，这是命运的一次转折。
1998年“城管”队伍成立，李志强从“市容”调到了“城管”。2005年11月因工作成绩突出，他被调入海淀城管监察大队业务督察一科，2006年4月，被聘为这个大队的海淀分队副分队长。
“这样的事是必然的”
8月11日，集中打击无证商贩行动的最后一天，也是李志强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16时15分，李志强发现了公共汽车遮雨亭后一个已躲在那里正在给物品打包的商贩，队员开始没收商贩手中的包裹，商贩始终没有放手，并恳求说自己是第一次。商贩的妻子与孩子
也在身边。一直不放弃包裹的商贩被拉倒在地上，被强行拿走包裹后，商贩一度非常激动，站在城管的车前拦阻城管车辆离开，直到警察赶到。
16时35分，李志强在海龙商城以北下车，率领队员一路向海龙商城东南侧路口跑去，在路口已有队员把卖烤肠的商贩围住了。一个被称为“东北小胖子”的无证商贩反应很快，已经提前把摊收了起来，小胖子声称他并没有销售行为，城管无权收缴他的东西。小胖子的姐姐抄起一把一尺半长的铁器，叫嚷着谁抄她的东西，她就跟谁拼命。她还说，不要把事情做绝，让人有口饭吃！此间，城管队员与“小胖子”的姐姐不断有肢体接触，一尺半长的铁器被夺下。最后，还是李志强带头收缴了“小胖子”的炉子与一箱火腿肠。
16时50分，科贸电子商城北侧，城管队员们遇到了正在经营烤肠的无证摊贩崔英杰。与城管抢夺三轮车的崔英杰并不说话，他身材高大但又灵活，右手握着一把小刀，刀身长十厘米，应该是用来切烤肠的简易工具。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反手握刀。争执中，城管无法控制住局面。后来赶到的李志强带头翻倒了三轮车，僵持的局面仍在持续，城管夺不下崔英杰的刀，崔英杰也推不走自己的三轮车。
23岁的崔英杰，河北人，曾当过兵。他原在一家电子城当保安，刚被辞退。崔英杰不久以前曾被城管的另一支分队所查处，当时没收了他的一辆三轮车，崔英杰用棍棒击打了一名城管队员，然后逃离。
争执中的崔英杰，突然放弃了三轮车，从胡同北侧出口跑走了。他跑得很果断，好像是去找什么东西。李志强告诉城管队员：走！城管队员们把三轮车抬上卡车，那是一辆很新的三轮车。
就在城管队员开始纷纷登车的时候，崔英杰突然回来了。他跑过了李志强后，忽然一个转身与李志强正好一个照面，当时二者相隔还有数米的距离，李志强并没有什么举动，情绪也不激烈。事情就在这一瞬间发生：崔英杰迎面冲上来，反手握刀一刀扎在李志强的咽喉处。然后，转身逃走。
在数十秒内，场面似乎凝固了。崔英杰竟然在众目睽睽下逃离。当时，李志强还没有倒下，血喷出来时，他本能地用手掐住了咽喉，很快他被队员扶上了一辆车，赶往医院。
队长宋成栋当时在车上，一路上他用手按住李志强的伤口。但怎么也按不住，鲜血直喷射到他身上。宋成栋当时不知道折断的刀片就卡在李志强的咽喉处。途中，李志强最后只说了一句“宋队”。后来医生说，李志强的大动脉和气管都被切断了，除非就地用设备抢救，否则生存的几率很小。
18时06分， 37岁的李志强终因抢救无效在海淀医院因公殉职。他是北京城管成立8年来，首位因公殉职的城管执法人员。
11小时后，12日5时30分，在天津市塘沽经济开发区，23岁的犯罪嫌疑人崔英杰被抓获。当海淀城管执法人员见到崔英杰时，崔说，他从事无照经营也是没有办法。当时一时冲动，只想拿刀吓唬执法人员，没想到李志强没有躲避。他还说，他逃跑是想回老家看一眼父母，然后去自首。崔英杰恳求执法人员，不要把他的事告诉他的父母。
和崔英杰一起摆过摊的商贩赵发胜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是河北人，很少说话，很内向的一个人。”他认为，崔英杰混社会的经验太少，受不了气。
而李志强的同事们，对他的殉职充满悲痛和沉重。一位1998年到城管工作的人员情绪激动地说，这样的事是必然的！他希望城管制度有所改革，不然，“以后还会有人牺牲。”
据记者了解，今年以来至今，北京市城管队员与商贩发生冲突，城管遭遇暴力抗法事件76起，共89人受伤。
他们就是土匪!
别的地方城管猛如虎而我们这里城管却温顺的很,前两天城管清理占道经营却被商户用切西瓜的大刀当头一刀,脸都砍坏了!!!!!!!!![em02]
原帖由 自由地飞翔 于 2006-9-9 09:36 发表
他们就是土匪!
同意！
看来以后去北京，怀里至少要揣上一支枪才安全
选择性失明啊.小贩暴力抗法的事发生的太多了,它们也没办法
原帖由 我爱525 于 2006-9-9 17:41 发表
选择性失明啊.小贩暴力抗法的事发生的太多了,它们也没办法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em04]
城管就是土匪!
制度设计有很大的问题!
假如继续下去的话,呵呵!
假如继续下去的话,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