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去，但不一定回来

<p><u><font color="#0000cc">我们必须去，但不一定回来</font></u><br/><br/></p><p></p><p>历史锁定在1937年8月14日，也就是“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国空军奋起抗击，在长江江面追逐敌舰、在杭州上空勇杀飞贼，并以6∶0的空战战绩给了日本侵略者一记响亮的耳光：中国不可辱，中国军队不可辱，中国空军更不可辱。3年后，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中国的空军节。</p><p>　　在随后长达8年的铁血抗战中，从东海之滨到万里长江，从九州岛上空到喜马拉雅山之巅，到处留下了中国雄鹰战斗的影子。8年间，中国空军不仅以骄人战绩，更以中国空军独有的战斗精神风貌，感动了四万万中国军民。</p><p>　　以劣抗优，屡挫强敌</p><p>　　中日空中开战之初，中国飞行员都是没有空战经验的新手，战术、技术水平还十分稚嫩，中国最先进的战斗机（当时习惯称之为驱逐机）也是多年前从美国引进的霍克－3；而首先挑衅中国空军的是自夸为“虎之子”的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其属下的木更津航空队，更是号称日本空中力量精锐中的精锐。</p><p>　　也许是因为受外族欺压越久，心中复仇的怒火越强烈。抗战一爆发，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中国空军就和经验丰富的日本空军（日本空中力量分为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在空中拼起了“刺刀”。</p><p>　　中国空军继取得“八•一四”空战大捷后，在随后的两天内又在华东上空连续痛歼来犯飞贼，取得“八•一五”、“八•一六”空战大捷。短短3天时间，第一联合航空队38架新型九六式攻击机就被中国空军击落18架。华东上空简直成了侵略者的空中墓地。日本媒体发出“中国已非昔日之支那”的哀叹！而在前几天，不可一世的日本空军还不承认中国空军的存在！</p><p>　　在激烈的空战中，一个又一个优秀飞行员在血与火的较量中脱颖而出。特别是四大队分队长乐以琴，在“八•一五”空战中驾驶2204号战机左右开弓，弹无虚发，一连击中4架日机，打得日本飞行员魂飞魄散。从此，日本飞行员称乐以琴为“空中赵子龙”，只要遇到2204号战机，就主动避开，从不敢与之单独交锋。</p><p>　　继连续击落3架敌机后，9月26日，伤势未愈的四大队长高志航，又在南京空战中挑落号称日本“四大天王”之一的山下七郎大尉。山下七郎也被中国军民生擒。</p><p>　　高志航一时被誉为中国的“空军军神”。其领导的四大队也屡次大败木更津航空队。对于高志航的出色表现，日本也佩服得五体投地，称其为“中国空军最有价值的飞行员、指挥员”。日本飞行员出发前都要发誓说：“我要做了亏心事，出门就碰上高志航”。面对中国空军在蓝天筑造的铜墙铁壁，木更津航空队队长石井义大佐多次受到上司斥责却又一筹莫展，最后以剖腹自杀交差。</p><p>　　10月6日，换装新型九六式舰载战斗机的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在空袭南京得手后，竟然在南京上空作起了特技表演，羞辱因实力大减未能升空迎战的中国空军。第五大队飞行员刘粹刚怒不可遏，单机起飞迎敌，迅速打下一架日机，其他日机当即抱头鼠窜。当时，南京万人空巷，冒着被日机扫射的危险为刘粹刚喝彩。从此，刘粹刚被誉为“中国的红武士”。</p><p>　　高志航、乐以琴、刘粹刚，还有后来的梁天成，被合称中国空军的“四大天王”。</p><p>　　在华北战场，9月21日，并非中国空军主力的第二十八中队以7架战机（多为更加落后的霍克－2）在太原上空迎战号称日本陆军航空兵“射击之王”的三轮宽少佐带领的20余架战机。中队长陈其光在3名队友相继中弹牺牲的情况下，毫不畏惧，紧紧咬住三轮宽的长机不放，直到将其击伤，被日军视为“军宝”的三轮宽在迫降后被中国军民击毙。日本陆军航空兵又受到沉重打击。</p><p>　　挑战极限，力挽狂澜</p><p>　　由于地面部队屡战屡败、中国军民对抗战初期表现出色的中国空军总是抱着特别的期望。而中国空军每到关键时刻总是挺身而出，不断挑战飞行极限，尽可能挽救战局、鼓舞民心士气。但与此同时，以“四大天王”为代表的中国空军精锐也几乎损失殆尽。</p><p>　　1937年10月，在战机即将告罄之际，中国空军驱逐机司令兼四大队长高志航挑选率20名优秀飞行员到兰州接受苏联援助的飞机。日军乘中国空军主力不在，竟然出动150多架飞机轮番轰炸防守上海大场的中国军队，中国守军损失惨重。高志航在兰州听到这一消息后，向苏方代表提出，把一个月新机训练时间缩短到3天。随后几天，高志航先后两次顶风冒雪驾机独闯六盘山，开辟了从兰州直飞西安的六盘线航线。不幸的是，6架战机在强行穿越六盘山时毁于狂风暴雪之中，机毁人亡。</p><p>　　10月26日，山西沦陷在即，山西军队向南京政府请求空中支援。捉襟见肘的南京政府决定派王牌飞行员刘粹刚率3架战机星夜驰援，以表示中央政府对山西抗战的支持。由于天气恶劣，其他两机相继掉队或返航，刘粹刚仍然单机驰援山西，结果，在一团漆黑中撞到山西高平县的魁星楼，不幸牺牲。</p><p>　　11月11日，上海沦陷在即，华东前线中国空军的驱逐机损失殆尽，无法为轰炸机群护航，第二大队徐卓元副中队长仍然带领3架轰炸机冒险出击日本“龙骧”号航空母舰，将其炸得遍体鳞伤。返航时，3架中国战机遭到日机的截击，二亡一伤，4名机组人员殉国。</p><p>　　12月3日，南京危在旦夕，中国空军仅剩乐以琴、董明德二人起飞迎战数十架日机。乐以琴驾驶战机在日机中走起了凌波微步，致使企图左右夹攻他的两架日机互撞而亡。更多的日机围了上来，乐以琴的战机很快中弹起火。乐以琴在跳伞时为防止给日本人当靶子，打开降落伞较迟，结果触地牺牲。</p><p>　　12月22日，高志航率领的14架战机因连日大雨陷在河南周口机场动弹不得，又因汉奸的告密遭到日机偷袭，大部损失。高志航在连续3次发动飞机未能成功的情况下，毫无躲避之意，壮烈殉国。</p><p>　　尽管损失惨重，中国空军仍时不时发动反击。1938年5月19－20日，第十四中队中队长徐焕升带领2架轰炸机对日本进行“人道远征”、“纸片轰炸”，先后在日本长崎、福冈上空撒下数百万份传单，震惊世界。徐焕升因此成为二战期间“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战后被美国《生活》杂志评为二战期间最为著名的12名飞行员之一。徐焕升等人安全归来后，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处特向勇士们送去“德威并重智勇双全”锦旗一面。周恩来还在欢迎致词中给予高度评价：“我国的空军，确是个新的神鹰队伍，正因为他们历史短而没有坏的传统，所以民族意识特别浓厚，而能建树了如此多的伟大成绩，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敬意。”</p><p>　　1942年5月，日军占领缅甸，美国援华物资最后一条陆上通道—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空军又和美国空军一道勇闯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开辟了从印度汀江到四川宜宾的主航线以及数条支航线。这就是著名的“驼峰航线”。在中国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刻，中、美飞行员不仅为中国抗战空运大批急需物资和军火，还极大地鼓励了重庆方面的抵抗斗志。由于航线极其复杂，气候恶劣，加上日军不时偷袭，到抗战结束前，共有100多名中国机组人员长眠于驼峰航线。</p><p>　　众志成城，同仇敌忾</p><p>　　也许是愤于国民党军队内部长期派系争斗和地域间的歧视，起初，来自奉（包括东北三省）、川、粤、桂等地方的飞行员在抗战爆发后总是要比自视为中央嫡系的江、浙籍飞行员更为勇猛，企图以空战实绩证明自己的飞行技术和对祖国的忠诚，一有空战，往往率先冲入敌阵，损失也格外惨重。</p><p>　　“八•一四”空战爆发后，第一个升空迎敌并首开中国空军抗战期间空战击落敌机纪录的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便是东北空军出身。</p><p>　　还有一位东北籍飞行员阎海文在抗战爆发后当众发誓：“我是一个流亡者，我要打回东北老家去，要为东北3000万同胞复仇”。8月17日，阎海文在战机起火后跳伞，不幸被风刮到敌阵。日军士兵蜂涌而至，企图抓活的。阎海文从容拨出手枪，连续5枪，射杀5名日兵，然后将最后一颗子弹送进自己的头中。</p><p>　　烈士的鲜血激起了全体中国空军将士的复仇怒火，团结御侮的决心很快取代了内部派系争斗，同为炎黄子孙的血泪取代了地域间的歧视。</p><p>　　高志航因“八一五”空战受伤住院后，浙江籍飞行员王天祥代理第四大队大队长之职继续抗击日军，一周后光荣殉国。阎海文牺牲后的第二天，江苏籍飞行员沈崇诲在战机发生故障后拒绝跳伞或迫降，带着复仇的怒火连人带机撞向敌舰，与之俱沉。尤为可贵的是，中国空军还主动打破军种间的畛域之见，不遗余力地支援地面战斗。</p><p>　　1937年9月18日，为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中国空军几乎调动所有能出动的飞机对淞沪日军进行彻夜轰炸，给日军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由于中国空军的持续攻击，日军头两个月在上海几乎是寸步难行。</p><p>　　1938年3月，中国军队血战台儿庄，三大队北上增援，第一天就击落敌机2架。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闻讯后，激动地连说几个“好得很”，连日来饱尝日机轰炸扫射之苦的陆军兄弟无不热泪盈眶。4月初，日军被迫从台儿庄撤退，中国空军又在天上截杀，中国军队终于取得了抗战以来战果最大的一次胜利—台儿庄大捷。4月10日，日本陆军航空兵企图从空战中找回便宜，又被中国空军打得落花流水，曾代表日本空军狂妄地向中国空军下战书的日本王牌飞行员加藤建夫也被击毙，成为中国取得台儿庄大捷锦上添花之笔。</p><p>　　1939年12月27日，中日大战昆仑关最激烈的一天，三大队中队长韦一青在击落一架敌机后不幸中弹牺牲，飞机恰好坠入敌军阵地。陆军第200师官兵看在眼里，怒在心中，一边高呼“把空军兄弟抢回来”，一边冲出掩体，和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不仅夺回了烈士的遗体，也乘势大败日军，最终取得昆仑关大捷。</p><p>　</p><p>　应该指出的是，抗战期间，中国空军还先后和苏联飞行员、美国飞行员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的辉煌战果。仅在1939年10月，中、苏空军两次袭击武汉日本空军基地，就炸毁日机近100架，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司令原二四三少将等大批空军骨干也被炸得血肉横飞。</p><p>　　由于中国飞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与日机进一步拉大了差距，中国空军在空战中的损失逐渐加大，继刘粹刚、乐以琴、高志航牺牲后，最后一位天王梁添成也在抗击日军对重庆的空袭中为国捐躯。中国空军的抵抗意志却丝毫不减。11月4日，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司令奥田喜久司大佐带领72架飞机偷袭成都。中国空军年仅22岁的新飞行员邓从珊首先杀入敌阵，盯住敌带队长机穷追猛打，在牺牲前将号称日本海军“轰炸大王”的奥田喜久司击毙。</p><p>　　1940年，中国空军最艰难的一年，飞机越打越少，战争初期成长起来的优秀飞行员大多殉国；侵略者的飞机却越打越多、越打越新，特别是臭名昭著的零式战斗机的参战，几乎给中国空军造成灭顶之灾。9月13日，中国空军三、四大队34架老掉牙的苏制И－15、И－16驱逐机迎战13架日本零式战斗机，结果被击落13架，击伤11架，10名飞行员殉国，而日机仅有几架轻伤而已。幸存的中国飞行员落地后泪水涟涟：“我们的飞机差多了，根本还不了手！”</p><p>　　牺牲时为24岁。最小的天王乐以琴原名乐以忠，因年纪不够报考空军条件，遂冒其哥乐以琴之名才考取了中央航校，牺牲时年仅22岁。他们都是中国空军的中坚、民族的脊梁，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把火一样的青春奉献给了自己的祖国。</p><p></p>
<p><u><font color="#0000cc">我们必须去，但不一定回来</font></u><br/><br/></p><p></p><p>历史锁定在1937年8月14日，也就是“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国空军奋起抗击，在长江江面追逐敌舰、在杭州上空勇杀飞贼，并以6∶0的空战战绩给了日本侵略者一记响亮的耳光：中国不可辱，中国军队不可辱，中国空军更不可辱。3年后，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中国的空军节。</p><p>　　在随后长达8年的铁血抗战中，从东海之滨到万里长江，从九州岛上空到喜马拉雅山之巅，到处留下了中国雄鹰战斗的影子。8年间，中国空军不仅以骄人战绩，更以中国空军独有的战斗精神风貌，感动了四万万中国军民。</p><p>　　以劣抗优，屡挫强敌</p><p>　　中日空中开战之初，中国飞行员都是没有空战经验的新手，战术、技术水平还十分稚嫩，中国最先进的战斗机（当时习惯称之为驱逐机）也是多年前从美国引进的霍克－3；而首先挑衅中国空军的是自夸为“虎之子”的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其属下的木更津航空队，更是号称日本空中力量精锐中的精锐。</p><p>　　也许是因为受外族欺压越久，心中复仇的怒火越强烈。抗战一爆发，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中国空军就和经验丰富的日本空军（日本空中力量分为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在空中拼起了“刺刀”。</p><p>　　中国空军继取得“八•一四”空战大捷后，在随后的两天内又在华东上空连续痛歼来犯飞贼，取得“八•一五”、“八•一六”空战大捷。短短3天时间，第一联合航空队38架新型九六式攻击机就被中国空军击落18架。华东上空简直成了侵略者的空中墓地。日本媒体发出“中国已非昔日之支那”的哀叹！而在前几天，不可一世的日本空军还不承认中国空军的存在！</p><p>　　在激烈的空战中，一个又一个优秀飞行员在血与火的较量中脱颖而出。特别是四大队分队长乐以琴，在“八•一五”空战中驾驶2204号战机左右开弓，弹无虚发，一连击中4架日机，打得日本飞行员魂飞魄散。从此，日本飞行员称乐以琴为“空中赵子龙”，只要遇到2204号战机，就主动避开，从不敢与之单独交锋。</p><p>　　继连续击落3架敌机后，9月26日，伤势未愈的四大队长高志航，又在南京空战中挑落号称日本“四大天王”之一的山下七郎大尉。山下七郎也被中国军民生擒。</p><p>　　高志航一时被誉为中国的“空军军神”。其领导的四大队也屡次大败木更津航空队。对于高志航的出色表现，日本也佩服得五体投地，称其为“中国空军最有价值的飞行员、指挥员”。日本飞行员出发前都要发誓说：“我要做了亏心事，出门就碰上高志航”。面对中国空军在蓝天筑造的铜墙铁壁，木更津航空队队长石井义大佐多次受到上司斥责却又一筹莫展，最后以剖腹自杀交差。</p><p>　　10月6日，换装新型九六式舰载战斗机的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在空袭南京得手后，竟然在南京上空作起了特技表演，羞辱因实力大减未能升空迎战的中国空军。第五大队飞行员刘粹刚怒不可遏，单机起飞迎敌，迅速打下一架日机，其他日机当即抱头鼠窜。当时，南京万人空巷，冒着被日机扫射的危险为刘粹刚喝彩。从此，刘粹刚被誉为“中国的红武士”。</p><p>　　高志航、乐以琴、刘粹刚，还有后来的梁天成，被合称中国空军的“四大天王”。</p><p>　　在华北战场，9月21日，并非中国空军主力的第二十八中队以7架战机（多为更加落后的霍克－2）在太原上空迎战号称日本陆军航空兵“射击之王”的三轮宽少佐带领的20余架战机。中队长陈其光在3名队友相继中弹牺牲的情况下，毫不畏惧，紧紧咬住三轮宽的长机不放，直到将其击伤，被日军视为“军宝”的三轮宽在迫降后被中国军民击毙。日本陆军航空兵又受到沉重打击。</p><p>　　挑战极限，力挽狂澜</p><p>　　由于地面部队屡战屡败、中国军民对抗战初期表现出色的中国空军总是抱着特别的期望。而中国空军每到关键时刻总是挺身而出，不断挑战飞行极限，尽可能挽救战局、鼓舞民心士气。但与此同时，以“四大天王”为代表的中国空军精锐也几乎损失殆尽。</p><p>　　1937年10月，在战机即将告罄之际，中国空军驱逐机司令兼四大队长高志航挑选率20名优秀飞行员到兰州接受苏联援助的飞机。日军乘中国空军主力不在，竟然出动150多架飞机轮番轰炸防守上海大场的中国军队，中国守军损失惨重。高志航在兰州听到这一消息后，向苏方代表提出，把一个月新机训练时间缩短到3天。随后几天，高志航先后两次顶风冒雪驾机独闯六盘山，开辟了从兰州直飞西安的六盘线航线。不幸的是，6架战机在强行穿越六盘山时毁于狂风暴雪之中，机毁人亡。</p><p>　　10月26日，山西沦陷在即，山西军队向南京政府请求空中支援。捉襟见肘的南京政府决定派王牌飞行员刘粹刚率3架战机星夜驰援，以表示中央政府对山西抗战的支持。由于天气恶劣，其他两机相继掉队或返航，刘粹刚仍然单机驰援山西，结果，在一团漆黑中撞到山西高平县的魁星楼，不幸牺牲。</p><p>　　11月11日，上海沦陷在即，华东前线中国空军的驱逐机损失殆尽，无法为轰炸机群护航，第二大队徐卓元副中队长仍然带领3架轰炸机冒险出击日本“龙骧”号航空母舰，将其炸得遍体鳞伤。返航时，3架中国战机遭到日机的截击，二亡一伤，4名机组人员殉国。</p><p>　　12月3日，南京危在旦夕，中国空军仅剩乐以琴、董明德二人起飞迎战数十架日机。乐以琴驾驶战机在日机中走起了凌波微步，致使企图左右夹攻他的两架日机互撞而亡。更多的日机围了上来，乐以琴的战机很快中弹起火。乐以琴在跳伞时为防止给日本人当靶子，打开降落伞较迟，结果触地牺牲。</p><p>　　12月22日，高志航率领的14架战机因连日大雨陷在河南周口机场动弹不得，又因汉奸的告密遭到日机偷袭，大部损失。高志航在连续3次发动飞机未能成功的情况下，毫无躲避之意，壮烈殉国。</p><p>　　尽管损失惨重，中国空军仍时不时发动反击。1938年5月19－20日，第十四中队中队长徐焕升带领2架轰炸机对日本进行“人道远征”、“纸片轰炸”，先后在日本长崎、福冈上空撒下数百万份传单，震惊世界。徐焕升因此成为二战期间“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战后被美国《生活》杂志评为二战期间最为著名的12名飞行员之一。徐焕升等人安全归来后，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处特向勇士们送去“德威并重智勇双全”锦旗一面。周恩来还在欢迎致词中给予高度评价：“我国的空军，确是个新的神鹰队伍，正因为他们历史短而没有坏的传统，所以民族意识特别浓厚，而能建树了如此多的伟大成绩，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敬意。”</p><p>　　1942年5月，日军占领缅甸，美国援华物资最后一条陆上通道—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空军又和美国空军一道勇闯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开辟了从印度汀江到四川宜宾的主航线以及数条支航线。这就是著名的“驼峰航线”。在中国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刻，中、美飞行员不仅为中国抗战空运大批急需物资和军火，还极大地鼓励了重庆方面的抵抗斗志。由于航线极其复杂，气候恶劣，加上日军不时偷袭，到抗战结束前，共有100多名中国机组人员长眠于驼峰航线。</p><p>　　众志成城，同仇敌忾</p><p>　　也许是愤于国民党军队内部长期派系争斗和地域间的歧视，起初，来自奉（包括东北三省）、川、粤、桂等地方的飞行员在抗战爆发后总是要比自视为中央嫡系的江、浙籍飞行员更为勇猛，企图以空战实绩证明自己的飞行技术和对祖国的忠诚，一有空战，往往率先冲入敌阵，损失也格外惨重。</p><p>　　“八•一四”空战爆发后，第一个升空迎敌并首开中国空军抗战期间空战击落敌机纪录的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便是东北空军出身。</p><p>　　还有一位东北籍飞行员阎海文在抗战爆发后当众发誓：“我是一个流亡者，我要打回东北老家去，要为东北3000万同胞复仇”。8月17日，阎海文在战机起火后跳伞，不幸被风刮到敌阵。日军士兵蜂涌而至，企图抓活的。阎海文从容拨出手枪，连续5枪，射杀5名日兵，然后将最后一颗子弹送进自己的头中。</p><p>　　烈士的鲜血激起了全体中国空军将士的复仇怒火，团结御侮的决心很快取代了内部派系争斗，同为炎黄子孙的血泪取代了地域间的歧视。</p><p>　　高志航因“八一五”空战受伤住院后，浙江籍飞行员王天祥代理第四大队大队长之职继续抗击日军，一周后光荣殉国。阎海文牺牲后的第二天，江苏籍飞行员沈崇诲在战机发生故障后拒绝跳伞或迫降，带着复仇的怒火连人带机撞向敌舰，与之俱沉。尤为可贵的是，中国空军还主动打破军种间的畛域之见，不遗余力地支援地面战斗。</p><p>　　1937年9月18日，为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中国空军几乎调动所有能出动的飞机对淞沪日军进行彻夜轰炸，给日军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由于中国空军的持续攻击，日军头两个月在上海几乎是寸步难行。</p><p>　　1938年3月，中国军队血战台儿庄，三大队北上增援，第一天就击落敌机2架。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闻讯后，激动地连说几个“好得很”，连日来饱尝日机轰炸扫射之苦的陆军兄弟无不热泪盈眶。4月初，日军被迫从台儿庄撤退，中国空军又在天上截杀，中国军队终于取得了抗战以来战果最大的一次胜利—台儿庄大捷。4月10日，日本陆军航空兵企图从空战中找回便宜，又被中国空军打得落花流水，曾代表日本空军狂妄地向中国空军下战书的日本王牌飞行员加藤建夫也被击毙，成为中国取得台儿庄大捷锦上添花之笔。</p><p>　　1939年12月27日，中日大战昆仑关最激烈的一天，三大队中队长韦一青在击落一架敌机后不幸中弹牺牲，飞机恰好坠入敌军阵地。陆军第200师官兵看在眼里，怒在心中，一边高呼“把空军兄弟抢回来”，一边冲出掩体，和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不仅夺回了烈士的遗体，也乘势大败日军，最终取得昆仑关大捷。</p><p>　</p><p>　应该指出的是，抗战期间，中国空军还先后和苏联飞行员、美国飞行员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的辉煌战果。仅在1939年10月，中、苏空军两次袭击武汉日本空军基地，就炸毁日机近100架，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司令原二四三少将等大批空军骨干也被炸得血肉横飞。</p><p>　　由于中国飞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与日机进一步拉大了差距，中国空军在空战中的损失逐渐加大，继刘粹刚、乐以琴、高志航牺牲后，最后一位天王梁添成也在抗击日军对重庆的空袭中为国捐躯。中国空军的抵抗意志却丝毫不减。11月4日，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司令奥田喜久司大佐带领72架飞机偷袭成都。中国空军年仅22岁的新飞行员邓从珊首先杀入敌阵，盯住敌带队长机穷追猛打，在牺牲前将号称日本海军“轰炸大王”的奥田喜久司击毙。</p><p>　　1940年，中国空军最艰难的一年，飞机越打越少，战争初期成长起来的优秀飞行员大多殉国；侵略者的飞机却越打越多、越打越新，特别是臭名昭著的零式战斗机的参战，几乎给中国空军造成灭顶之灾。9月13日，中国空军三、四大队34架老掉牙的苏制И－15、И－16驱逐机迎战13架日本零式战斗机，结果被击落13架，击伤11架，10名飞行员殉国，而日机仅有几架轻伤而已。幸存的中国飞行员落地后泪水涟涟：“我们的飞机差多了，根本还不了手！”</p><p>　　牺牲时为24岁。最小的天王乐以琴原名乐以忠，因年纪不够报考空军条件，遂冒其哥乐以琴之名才考取了中央航校，牺牲时年仅22岁。他们都是中国空军的中坚、民族的脊梁，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把火一样的青春奉献给了自己的祖国。</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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