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两国反省战争罪责的差异及原因比较 (转帖）

德日两国反省战争罪责的差异及原因比较

本文采自“万方数据资源系统”，原文发表于《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请尊重作者权利，转载予以说明

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学院社科

注：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摘要】本文从德日两国政要对战争的认识、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及灭绝人性的屠杀三方面对比了两国对二战认罪态度的不同，并从战后对军国主义及纳粹势力的铲除、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民族文化传统及对战争罪责的清算诸方面比较了两国对战争认识态度不同的复杂原因，以揭示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翻案的严重危险性。
【关键词】德日 反省 差异 原因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02）04-0072-04


　　众所周知，作为二战战败国的德日两国战后在许多方面走过的发展道路是极其相似的。然而在反省侵略战争历史方面，日本与德国却是截然不同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日本政府与右翼势力不能正确认识与反省侵略战争历史，反而公开篡改与歪曲历史、美化侵略。而德国却不掩盖过去的法西斯罪恶，敢于忍痛揭发本民族的疮疤和纳粹的惨无人性，彻底反省侵略战争的历史。

　　首先，日本右翼政要屡屡参拜靖国神社，频频散布掩盖侵略战争罪恶事实的奇谈怪论，恢复“海之日”，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鼓吹“广岛精神”，不论事由地扮演“原子弹受害者”的角色。凡此种种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早已成为铁案的侵略战争历史翻案。与之相对，联邦德国许多领导人明确承认发动战争的罪责，一再向受害国家谢罪。

　　其次，日本右翼势力不断修改教科书，说什么“大东亚战争”不是侵略战争，而是自卫战争，把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说成是从欧美统治下“解放亚洲的战争”，“南京事件”和“慰安妇”是捏造等等。通过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来欺骗青少年，使他们不敢正视日本近代历史。与之对照，联邦德国却能以史为鉴，教育青少年面对历史真相。为教育后人，德国多次将纳粹集中营辟为纪念馆，供人参观。

　　再次，日本一再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某些政府官员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谎言”，东京最高法院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判决东史郎败诉，极右集团甚至举行反华集会来“验证南京大屠杀”，如此顽固不化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无非是要掩盖其灭绝人性的残暴行径。与之相反，联邦德国不仅承认屠杀犹太人的罪行，而且在物质上给予犹太人赔偿，并在柏林为犹太人建造纪念碑，以不忘纳粹德国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

　　可见，德日两国对战争的认识态度何其不同。那么两国对战争罪责的反省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异呢？其根源到底在哪里呢？笔者认为有以下诸方面原因。

　　其一、两国清除军国主义及纳粹势力的彻底性不同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革是在美国占领当局操纵和控制下进行的，处于“冷战”需要，美国处心积虑地要把日本扶植成远东与亚太地区的反共桥头堡。因此，在推行“民主化”过程中，旧的军国主义国家机器没有完全摧毁，对战犯和军国主义分子未能彻底“整肃”，军国主义思想没有从根本上批判清除，在美军占领当局的庇护下，不少战犯和军国主义分子，又重新跻身政坛。要求吉田茂让出首相位子，同时打出修改宪法、重整军备的旗号；对这些旧军国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当局非但未予制止，反而竭力扶植，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二战战犯与狂妄的军国主义分子未能受到“整肃”而逍遥法外，右翼团体纷纷出现。与此同时，大批主张彻底铲除军国主义的进步人士却受到威胁，遭到迫害，甚至被捕入狱，这就为日后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的膨胀埋下了祸根。

　　联邦德国的“非纳粹化”搞得比较彻底。苏联在苏战区不仅严重打击了纳粹的上层分子，还通过强迫其参加由共产党控制的统一社会党和其他“联合阵线”、“反法西斯组织”等，以便使他们在与民主分子合作的过程中“使自己非纳粹化”，英国人任用任何一个人的时候，只要考虑到这个人参加过纳粹组织就一定要考察他的政治背景。，法国则“把注意力集中于教育年轻人，最先在自己的占领区采用一套德国全新的教科书。”，“他们的文化教育政策在所有占领区最有效、最明智”。美国人充满了改革热情，他们对美占区实行了大规模的甄别、登记，“到1949年6月底，有一千三百万以上的成年人已经填写调查表，其中三百五十万人被认为应予起诉，其中一千六百三十五人被判为主要罪犯，六十万以上的人受到了某种惩罚”。而且审讯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高级人员和组织。“非纳粹化”改革的彻底性还表现为打击纳粹的斗争能够持之以恒。德国分裂以后，不仅民主德国在苏联的帮助下继续推行肃清纳粹的政策，联邦德国也不断对揭露出来的纳粹罪犯予以法律制裁，对于一些藏匿于世界各地如巴西、阿根廷等国的纳粹罪犯，一旦发现线索，联邦政府即与有关国家配合，采取措施进行追捕。1994年4月还通过了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案，不仅禁止使用纳粹的各种标志、口号及敬礼仪式，而且禁止使用任何具有纳粹象征的标记符号、标语和徽章，对同情纳粹、对犹太人进行诽谤、攻击和恶意伤害者，一旦发现可以判处3-6年徒刑，从而较为彻底地铲除了纳粹主义死灰复燃的温床。

　　其二、两国政党体制的差异

　　二战后德日两国都实行多党制，但二者之间存在极大差异。日本的多党制是“一党居优政党体制”。即“1955年体制”，这个体制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在财界推动下、在美国支持下，保守派与旧势力在修改宪法、重整军备的共同政治目标基础上联合起来形成自民党，并在日本长期执政。自由党和民主党是由过去的政友会和民政党演变而来，代表保守派和旧势力的利益。由于自民党的长期执政使日本的保守派和旧势力在国家政权中长期居于重要地位，从而导致战后在自民党中形成了重视“民族
主义精神”的“鸠山一郎－岸信介－中曾根康弘”路线，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也是站在这条战线上的。这表明军国主义的影响在日本政权中并未彻底肃清。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日本右翼政要为什么屡屡参拜靖国神社，东史郎为什么败诉，极右集团的反华集会为什么得不到制止。甚至日本自卫队为什么利用反恐之机跨出国门。

　　联邦德国的多党制呈现“二元体制”与“三党鼎足”而立之势，即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成为议会两大主要政党，自民党势力也比较强大，成为基民盟0基社盟和社民党竞相追逐与之结盟的对象，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种政党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议会民主制应该说是比较健全的。由于议会民主制度的相对健全，加之除了社民党和共产党外，德国的其他政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与以往政党没有关联，这说明联邦德国的政党组织和纳粹旧势力没有任何联系，纳粹势力在国家政权中被彻底清除。这表现为基民盟0基社盟和社民党这两大政党尽管在国内政治、经济及社会政策诸方面见解不同，但它们对纳粹暴政及侵略战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因此，联邦德国历届政府对二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尤其社民党作为资产阶级左翼政党，实行比较缓和的外交政策，不仅承认战争罪责，而且承认民主德国，承认雅尔塔体制确定的边界，缓解并积极发展和前苏联及东欧的友好关系。这更显示了联邦德国真诚的认罪态度和谋求同被侵略国和解的愿望。

　　其三、经济体制的差异在日本，由于解散财阀、禁止垄断搞得不彻底，财阀们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控制企业，再次掌握
经济大权，他们和旧政治势力及官僚阶层相勾结，继续维持战时的“统制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的特点：一是国家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代表国家意志的政府是国民经济的领导者，由政府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并通过明确的财政，税收和价格政策，确保计划的实施和完成。二是政府和经济界的关系异常密切。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由于国家对经济的规划、指导及扶持，使战后日本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但不要忘记，二战中正是国家对经济的统制，使军部法西斯掌握的国家政权获得了对外扩张的经济保障，财阀正是军国主义分子进行对外侵略的坚实后盾。这表明政府领导国民经济与国家政权同经济，企业界关系密切同样有可能为垄断资本统治的右翼势力提供管理体制的基础，并为右翼势力要求修改宪法、重整军备，使日本自卫队跨出国门提供经济条件和坚实的物质基础。

　　联邦德国二战后，实行的是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的特点，用艾哈德的话说就是“把漫无限制的自由与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加以解决，从而在绝对自由和绝对集权之间找寻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比较强调经济自由，自由竞争是社会市场经济的主要支柱。但同时也注意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当好“裁判员”，具体来说就是由政府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规范和监督企业行为，为市场经济创造必要的环境，维护货币物价的稳定，但不能干涉和参与经济事务。这种以自由竞争为主要支柱的社会市场经济意味着在经济体制上和纳粹实行了彻底的决裂，从而斩断了纳粹主义复活的经济体制基础，也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国家通过控制经济重整军备，利用国权对外进行扩张的可能性。

　　其四、两国文化传统与民族特性不同德日两国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特性有许多差异。日本是在佛教、儒教和神道教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东方民族，不免带有东方民族特有的封建性、保守性和“家国一体”的宗法性等色彩。正是其封建性和保守性，决定了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念念不忘“国体”，“希望国民牢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之国”，而且将、神之国；看成日本国的宗旨。宣扬“神之国”实际上就是为天皇专制政权翻案，鼓吹大和民族的优越性，这恰恰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理论依据。也正是其封建性和保守性，才有日本政要以遵从民族传统习俗为借口屡屡参拜靖国神社之举。尤其在江户时代形成的武士道精神，在明治维新时期的造神运动中已成为日本全体国民的民族意识。尽管民主改革铲除了武士道转变为军国主义的条件，但武士道的精神并没有完全消除，它极大的影响着日本对战争的态度。战后裕仁天皇始终没有承认“侵略”，武士道的愚忠，决定了国民不允许对天皇“不恭”，既然天皇不认罪，国民就不能承认战争罪行，如果承认了，岂不等于说活着的天皇是侵略者，这简直是大逆不道！武士道还崇尚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往往容易走向极端，不服输、不认错，只信服强者，对强者恭顺、学习，对弱者凶残、野蛮，一旦强大起来，便以怨报德，反目不仁。另外，日本人“羞耻型”的文化心理视保全面子为重要原则，这也决定了日本人不可能承认侵略。

　　德国是基督教文明孕育下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具有鲜明的西方文化的特征。西方文化传统追求科学、进步和务实，这些文化理念对于联邦德国正视历史至关重要。如进步或进化是西方人从文艺复兴以来逐渐形成的一种理念，相信社会是向前发展的，现在比过去好，将来比现在好，这种进步或进化的思想使联邦德国能够正视过去，反思历史，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能够明确承认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另外，从民族特性上来看，德意志民族是由神圣罗马帝国演变而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室虽然是地道的日耳曼人，但它“经常与外国王室联姻，自己倒带上了外国色彩，被他们视为家产的领域跨地极广，包含着不同的民族，也牵涉到不少国家，因之神圣罗马帝国也摊上了若干国际性格”。“原来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德国思想界之领导人物多倾心于世界主义，很少着重于狭义的民族国家利益”。可见，在拿破仑战争以前，德意志民族更具世界性。一般来讲具有国际性格的民族外向、好动，他们有独立不羁的人格，具有开拓精神和变易观念。正是这种民族特性，使他们在战争结束后，不认死理，不死守过去，而是在不断否定过去的过程中创造未来，他们更看重未来。况且，德意志民族和大和民族相比，更具基督教所倡导的“忏悔精神”，更具有“坦率”与“诚实”的特点。这一切都决定了德国在战后能深刻反省侵略战争历史，能坦诚地对被侵略国人民谢罪，从而赢得了世界人民的信任。

　　其五，战后对两国战争罪责的清算程度的不同。日本对战争责任不能深刻反省，和被侵略国对其侵略罪行清算不彻底有关，被侵略国对其侵略罪行清算不彻底，又和大国强权政治相关。二战中其领土直接遭到日本践踏，受害最深的国家多部分是
以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极低，没有自己的发言权。战后对日本的处置完全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及东南亚各国等于没有参与处置日本。中国在二战结束后，由于国内政治发生变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当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在对日媾和的旧金山会议上将中国拒之门外，又通过操纵会议程序玩弄把戏，不让苏联及东欧国家发言修改美英方案，被邀请的东南亚国家又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故对日媾和是片面的，没有能够体现多部分被侵略国家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的意志。因此，受日本侵略和残害最重的国家没有能够、也没有机会和场所向日本人清算其罪行。后来，从改变中国的国际环境这个大局出发，1972年在恢复中日邦交关系时，中国没有过多的追究日本的侵略罪行。这势必造成日本右翼对侵略战争轻描淡写，不负责任，甚至篡改历史，不承认侵略，推卸战争责任。

　　而相对来说，对德国战争罪行的清算是比较彻底的。首先，参与处置德国的苏，英，法等国是受纳粹德国侵略最深的国家，对德国的处置基本反映了他们的意志。第二，对德国的处置，在二战后期苏，美，英三大国就进行了多次讨论，各方面的问题考虑的比较深入细致，尤其如何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彻底摧垮德国军国主义复活这一点上做了全面的设计安排。而且，战后由于美，英，法和苏联在处置德国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导致德国的分裂，使德意志民族喝下了自己酿造的这杯苦酒。因而，他们对战争也深恶痛绝，对自己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能深刻反省，彻底清算。德日两国反省战争罪责的差异及原因比较

本文采自“万方数据资源系统”，原文发表于《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请尊重作者权利，转载予以说明

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学院社科

注：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摘要】本文从德日两国政要对战争的认识、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及灭绝人性的屠杀三方面对比了两国对二战认罪态度的不同，并从战后对军国主义及纳粹势力的铲除、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民族文化传统及对战争罪责的清算诸方面比较了两国对战争认识态度不同的复杂原因，以揭示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翻案的严重危险性。
【关键词】德日 反省 差异 原因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02）04-0072-04


　　众所周知，作为二战战败国的德日两国战后在许多方面走过的发展道路是极其相似的。然而在反省侵略战争历史方面，日本与德国却是截然不同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日本政府与右翼势力不能正确认识与反省侵略战争历史，反而公开篡改与歪曲历史、美化侵略。而德国却不掩盖过去的法西斯罪恶，敢于忍痛揭发本民族的疮疤和纳粹的惨无人性，彻底反省侵略战争的历史。

　　首先，日本右翼政要屡屡参拜靖国神社，频频散布掩盖侵略战争罪恶事实的奇谈怪论，恢复“海之日”，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鼓吹“广岛精神”，不论事由地扮演“原子弹受害者”的角色。凡此种种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早已成为铁案的侵略战争历史翻案。与之相对，联邦德国许多领导人明确承认发动战争的罪责，一再向受害国家谢罪。

　　其次，日本右翼势力不断修改教科书，说什么“大东亚战争”不是侵略战争，而是自卫战争，把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说成是从欧美统治下“解放亚洲的战争”，“南京事件”和“慰安妇”是捏造等等。通过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来欺骗青少年，使他们不敢正视日本近代历史。与之对照，联邦德国却能以史为鉴，教育青少年面对历史真相。为教育后人，德国多次将纳粹集中营辟为纪念馆，供人参观。

　　再次，日本一再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某些政府官员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谎言”，东京最高法院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判决东史郎败诉，极右集团甚至举行反华集会来“验证南京大屠杀”，如此顽固不化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无非是要掩盖其灭绝人性的残暴行径。与之相反，联邦德国不仅承认屠杀犹太人的罪行，而且在物质上给予犹太人赔偿，并在柏林为犹太人建造纪念碑，以不忘纳粹德国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

　　可见，德日两国对战争的认识态度何其不同。那么两国对战争罪责的反省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异呢？其根源到底在哪里呢？笔者认为有以下诸方面原因。

　　其一、两国清除军国主义及纳粹势力的彻底性不同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革是在美国占领当局操纵和控制下进行的，处于“冷战”需要，美国处心积虑地要把日本扶植成远东与亚太地区的反共桥头堡。因此，在推行“民主化”过程中，旧的军国主义国家机器没有完全摧毁，对战犯和军国主义分子未能彻底“整肃”，军国主义思想没有从根本上批判清除，在美军占领当局的庇护下，不少战犯和军国主义分子，又重新跻身政坛。要求吉田茂让出首相位子，同时打出修改宪法、重整军备的旗号；对这些旧军国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当局非但未予制止，反而竭力扶植，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二战战犯与狂妄的军国主义分子未能受到“整肃”而逍遥法外，右翼团体纷纷出现。与此同时，大批主张彻底铲除军国主义的进步人士却受到威胁，遭到迫害，甚至被捕入狱，这就为日后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的膨胀埋下了祸根。

　　联邦德国的“非纳粹化”搞得比较彻底。苏联在苏战区不仅严重打击了纳粹的上层分子，还通过强迫其参加由共产党控制的统一社会党和其他“联合阵线”、“反法西斯组织”等，以便使他们在与民主分子合作的过程中“使自己非纳粹化”，英国人任用任何一个人的时候，只要考虑到这个人参加过纳粹组织就一定要考察他的政治背景。，法国则“把注意力集中于教育年轻人，最先在自己的占领区采用一套德国全新的教科书。”，“他们的文化教育政策在所有占领区最有效、最明智”。美国人充满了改革热情，他们对美占区实行了大规模的甄别、登记，“到1949年6月底，有一千三百万以上的成年人已经填写调查表，其中三百五十万人被认为应予起诉，其中一千六百三十五人被判为主要罪犯，六十万以上的人受到了某种惩罚”。而且审讯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高级人员和组织。“非纳粹化”改革的彻底性还表现为打击纳粹的斗争能够持之以恒。德国分裂以后，不仅民主德国在苏联的帮助下继续推行肃清纳粹的政策，联邦德国也不断对揭露出来的纳粹罪犯予以法律制裁，对于一些藏匿于世界各地如巴西、阿根廷等国的纳粹罪犯，一旦发现线索，联邦政府即与有关国家配合，采取措施进行追捕。1994年4月还通过了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案，不仅禁止使用纳粹的各种标志、口号及敬礼仪式，而且禁止使用任何具有纳粹象征的标记符号、标语和徽章，对同情纳粹、对犹太人进行诽谤、攻击和恶意伤害者，一旦发现可以判处3-6年徒刑，从而较为彻底地铲除了纳粹主义死灰复燃的温床。

　　其二、两国政党体制的差异

　　二战后德日两国都实行多党制，但二者之间存在极大差异。日本的多党制是“一党居优政党体制”。即“1955年体制”，这个体制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在财界推动下、在美国支持下，保守派与旧势力在修改宪法、重整军备的共同政治目标基础上联合起来形成自民党，并在日本长期执政。自由党和民主党是由过去的政友会和民政党演变而来，代表保守派和旧势力的利益。由于自民党的长期执政使日本的保守派和旧势力在国家政权中长期居于重要地位，从而导致战后在自民党中形成了重视“民族
主义精神”的“鸠山一郎－岸信介－中曾根康弘”路线，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也是站在这条战线上的。这表明军国主义的影响在日本政权中并未彻底肃清。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日本右翼政要为什么屡屡参拜靖国神社，东史郎为什么败诉，极右集团的反华集会为什么得不到制止。甚至日本自卫队为什么利用反恐之机跨出国门。

　　联邦德国的多党制呈现“二元体制”与“三党鼎足”而立之势，即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成为议会两大主要政党，自民党势力也比较强大，成为基民盟0基社盟和社民党竞相追逐与之结盟的对象，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种政党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议会民主制应该说是比较健全的。由于议会民主制度的相对健全，加之除了社民党和共产党外，德国的其他政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与以往政党没有关联，这说明联邦德国的政党组织和纳粹旧势力没有任何联系，纳粹势力在国家政权中被彻底清除。这表现为基民盟0基社盟和社民党这两大政党尽管在国内政治、经济及社会政策诸方面见解不同，但它们对纳粹暴政及侵略战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因此，联邦德国历届政府对二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尤其社民党作为资产阶级左翼政党，实行比较缓和的外交政策，不仅承认战争罪责，而且承认民主德国，承认雅尔塔体制确定的边界，缓解并积极发展和前苏联及东欧的友好关系。这更显示了联邦德国真诚的认罪态度和谋求同被侵略国和解的愿望。

　　其三、经济体制的差异在日本，由于解散财阀、禁止垄断搞得不彻底，财阀们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控制企业，再次掌握
经济大权，他们和旧政治势力及官僚阶层相勾结，继续维持战时的“统制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的特点：一是国家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代表国家意志的政府是国民经济的领导者，由政府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并通过明确的财政，税收和价格政策，确保计划的实施和完成。二是政府和经济界的关系异常密切。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由于国家对经济的规划、指导及扶持，使战后日本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但不要忘记，二战中正是国家对经济的统制，使军部法西斯掌握的国家政权获得了对外扩张的经济保障，财阀正是军国主义分子进行对外侵略的坚实后盾。这表明政府领导国民经济与国家政权同经济，企业界关系密切同样有可能为垄断资本统治的右翼势力提供管理体制的基础，并为右翼势力要求修改宪法、重整军备，使日本自卫队跨出国门提供经济条件和坚实的物质基础。

　　联邦德国二战后，实行的是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的特点，用艾哈德的话说就是“把漫无限制的自由与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加以解决，从而在绝对自由和绝对集权之间找寻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比较强调经济自由，自由竞争是社会市场经济的主要支柱。但同时也注意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当好“裁判员”，具体来说就是由政府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规范和监督企业行为，为市场经济创造必要的环境，维护货币物价的稳定，但不能干涉和参与经济事务。这种以自由竞争为主要支柱的社会市场经济意味着在经济体制上和纳粹实行了彻底的决裂，从而斩断了纳粹主义复活的经济体制基础，也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国家通过控制经济重整军备，利用国权对外进行扩张的可能性。

　　其四、两国文化传统与民族特性不同德日两国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特性有许多差异。日本是在佛教、儒教和神道教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东方民族，不免带有东方民族特有的封建性、保守性和“家国一体”的宗法性等色彩。正是其封建性和保守性，决定了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念念不忘“国体”，“希望国民牢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之国”，而且将、神之国；看成日本国的宗旨。宣扬“神之国”实际上就是为天皇专制政权翻案，鼓吹大和民族的优越性，这恰恰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理论依据。也正是其封建性和保守性，才有日本政要以遵从民族传统习俗为借口屡屡参拜靖国神社之举。尤其在江户时代形成的武士道精神，在明治维新时期的造神运动中已成为日本全体国民的民族意识。尽管民主改革铲除了武士道转变为军国主义的条件，但武士道的精神并没有完全消除，它极大的影响着日本对战争的态度。战后裕仁天皇始终没有承认“侵略”，武士道的愚忠，决定了国民不允许对天皇“不恭”，既然天皇不认罪，国民就不能承认战争罪行，如果承认了，岂不等于说活着的天皇是侵略者，这简直是大逆不道！武士道还崇尚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往往容易走向极端，不服输、不认错，只信服强者，对强者恭顺、学习，对弱者凶残、野蛮，一旦强大起来，便以怨报德，反目不仁。另外，日本人“羞耻型”的文化心理视保全面子为重要原则，这也决定了日本人不可能承认侵略。

　　德国是基督教文明孕育下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具有鲜明的西方文化的特征。西方文化传统追求科学、进步和务实，这些文化理念对于联邦德国正视历史至关重要。如进步或进化是西方人从文艺复兴以来逐渐形成的一种理念，相信社会是向前发展的，现在比过去好，将来比现在好，这种进步或进化的思想使联邦德国能够正视过去，反思历史，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能够明确承认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另外，从民族特性上来看，德意志民族是由神圣罗马帝国演变而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室虽然是地道的日耳曼人，但它“经常与外国王室联姻，自己倒带上了外国色彩，被他们视为家产的领域跨地极广，包含着不同的民族，也牵涉到不少国家，因之神圣罗马帝国也摊上了若干国际性格”。“原来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德国思想界之领导人物多倾心于世界主义，很少着重于狭义的民族国家利益”。可见，在拿破仑战争以前，德意志民族更具世界性。一般来讲具有国际性格的民族外向、好动，他们有独立不羁的人格，具有开拓精神和变易观念。正是这种民族特性，使他们在战争结束后，不认死理，不死守过去，而是在不断否定过去的过程中创造未来，他们更看重未来。况且，德意志民族和大和民族相比，更具基督教所倡导的“忏悔精神”，更具有“坦率”与“诚实”的特点。这一切都决定了德国在战后能深刻反省侵略战争历史，能坦诚地对被侵略国人民谢罪，从而赢得了世界人民的信任。

　　其五，战后对两国战争罪责的清算程度的不同。日本对战争责任不能深刻反省，和被侵略国对其侵略罪行清算不彻底有关，被侵略国对其侵略罪行清算不彻底，又和大国强权政治相关。二战中其领土直接遭到日本践踏，受害最深的国家多部分是
以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极低，没有自己的发言权。战后对日本的处置完全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及东南亚各国等于没有参与处置日本。中国在二战结束后，由于国内政治发生变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当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在对日媾和的旧金山会议上将中国拒之门外，又通过操纵会议程序玩弄把戏，不让苏联及东欧国家发言修改美英方案，被邀请的东南亚国家又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故对日媾和是片面的，没有能够体现多部分被侵略国家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的意志。因此，受日本侵略和残害最重的国家没有能够、也没有机会和场所向日本人清算其罪行。后来，从改变中国的国际环境这个大局出发，1972年在恢复中日邦交关系时，中国没有过多的追究日本的侵略罪行。这势必造成日本右翼对侵略战争轻描淡写，不负责任，甚至篡改历史，不承认侵略，推卸战争责任。

　　而相对来说，对德国战争罪行的清算是比较彻底的。首先，参与处置德国的苏，英，法等国是受纳粹德国侵略最深的国家，对德国的处置基本反映了他们的意志。第二，对德国的处置，在二战后期苏，美，英三大国就进行了多次讨论，各方面的问题考虑的比较深入细致，尤其如何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彻底摧垮德国军国主义复活这一点上做了全面的设计安排。而且，战后由于美，英，法和苏联在处置德国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导致德国的分裂，使德意志民族喝下了自己酿造的这杯苦酒。因而，他们对战争也深恶痛绝，对自己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能深刻反省，彻底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