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外交档案：中国托苏联印人民币-超级军网

<table cellspacing="2" cellpadding="0" align="center" border="0" style="MARGIN: 1px 7px 3px 4px;"><tbody><tr><td align="center">苏联印制的唯一的三元面额纸币已经绝版。</td></tr></tbody></table>　　中评社香港6月7日电／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货币的印制从来都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情，一般不会让别国来插手。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却曾请苏联帮助印制第二套人民币中三种面额最大的纸币。近日又一批向公众开放的中国外交档案，揭开了半个世纪前的这一绝密内幕。 　　新民晚报报道，解密外交档案中有两件题为“中国请苏联代印新人民币问题”，其中一件长达87页，囊括了绝大部分当时中苏双方的相关谈话记录、来往函件、电文稿、合同文本等。不过双方最初接洽的记录并未公开。看来，中苏关系史上曾经的重要一页，目前还不能完全解密。 　　 　　1952年4月初，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仅流通了三年零四个月，但解密档案显示，发行新人民币的准备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亲赴莫斯科，于4月6日与苏联方面谈妥了代印人民币的意向。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贺晓初副局长和陈邦达等人留在莫斯科，与苏方接洽具体技术问题。 　　 　　事项签订合同。到1957年最后一批十元券运抵满洲里，整个代印人民币的工作持续了五年。 　　 　　参与处理相关事务的人员，中方还有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代办戈宝权、温宁等。大部分谈话地点是在苏联财政部长的办公室里。中国驻苏使馆向国内汇报：“有关印钞的原则性问题，俱由苏财政部长兹维列夫解决。有关技术性的事项，俱由苏对外贸易部木材出口公司解决。” 　　 　　中苏双方的商谈和有关事项的签约，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了全过程。档案记载：“张大使(向苏财政部长)申明：系受总理委托而来。”“兹维列夫说：我们将周总理最近电报研究后认为……”“叶季壮说：我在离北京之前，周总理告诉我要改变印刷计画。”等等。有的电报稿上更签有“周恩来”三个大字。 　 　　1952年9月22日，张闻天对兹维列夫曾作过这样的说明：“由于中国近年来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及今后有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国不久将实行货币改革。由于新的人民币的比值，一元将值旧人民币一万元，故提高新币品质，防止造假，极为重要。” 　　 　　张闻天称：“特别由于我东南边疆，台湾的蒋匪及美帝常以伪钞输入捣乱，因而防假要求更为重要。苏联技术及印制条件都比　我们高明，我们要求将使用于卢布上的奇异技术用于我国新币上。……要像卢布五元十元上的花纹那样好。” 　　 　　当时是解放前期，连续多年恶性通货膨胀遗留的影响还在，第一套人民币的面额较大(最大为50000元)，单位价值较低。而且，这套人民币是在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条件下印制的，纸张品质较差，券别种类繁多(共12种面额62种版别)，文字说明单一，票面破损较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健全货币制度，中国政府作出了改革币制的决定，但受当时物质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只好请苏联帮忙。 　　 　　中方人员在与苏方的一次次商谈中，一直对新币的防伪处理提出很高要求。苏方最早的印样送来时，张闻天大使从用纸、币面网底、变点花纹到暗花等各个方面，都要求苏方“还要精致复杂”。 　　 　　对于中国政府提出这样的请求，苏联的态度很积极。参与商谈此事的所有苏方人员，没有任何推辞或讲条件的表示，有关谈话全部集中在解决具体技术问题上。对各种票面的数量、印制要求、交货期限等问题，双方往往很快就达成一致。 　 　　最初，中国政府向苏方提出的印制票面额为100元、50元、10元、5元四种，总金额四十亿元；但七个月后，周恩来亲自签发电报，通知苏方改变印制方案，提出“采用不超过三元和五元的票面”。对此，兹维列夫表示，过去订货票额大，总金额小，现在票面额改小，总金额反而加大到45亿，因此增加的印钞工作相当于原计划的三倍，而交货时间反而缩短，按要求时间完成很困难。 　　 　　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季壮对此解释说：“我们也知道改是不大好，但这是不得已的，政府曾再三考虑过……现在改变的计画势在必行，仍望苏方多多帮忙。”他说，增加三元券的理由之一，是可以少印一元券；40亿改成45亿，是因为过去计画少了。 　　 　　叶季壮还与苏方商量：“原做好的五元券版不动，新做三元券版；或原拾元券版改成五元券版，原五元券版改成三元券版。”兹维列夫回答，“过去做的版全已无用，都须重新做版。(可)将原拾元券的图案和尺寸改为五元券的，五元的图案和尺寸改为三元的。”他还提出，印刷时用一种纸即可，不必用两种纸。 　　 　　中国国内为这套人民币的印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档案详细记载了中国送去的物品清单，包括国徽、行长图章和深线花纹钢版，套花画样，各民族大团结、石雕和敦煌照片，全套装饰及文字铅版、票样本、规格尺寸，等等。 　　1年半后，印制方案又有变动。1954年4月12日，张大使向苏方提出了“新印十元券20亿元，计2亿张”的口头请求，并初步商定于1956年内全部交齐。兹维列夫要求，为保证交货时间，“这个新增的十元稿样送来越早越好。”中方答应，当年第三季度送交苏方。 　　1954年10月，张闻天大使正式照会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除与苏方再次确认新印十元券外，还解释：“近因此项设计稿样经审查后尚须重新设计，因而该设计稿样，需延至今年12月间始可转交苏方，交货期限是否因此亦须相应顺延，亦请考虑。”这个照会还增加了五元券的印数“二十亿元，计四亿张”。 　　最终，十元券的版样1955年2月1日才交付苏方。中国使馆向已几次催促的苏方解释说：“中经数次修改”，“因图案由原来的工农兵图改设计为工农图案，重新设计、审批、绘制、正式定稿，故拖延到现在。” 　 　　苏方代印的人民币全部如期完成，其中有1.6亿张三元券还应中方要求提前了四个月。自1953年9月底起，装有成箱人民币的列车一次次从莫斯科开出，前往满洲里。货物品名被写成“技术装备”，发货者是苏联木材公司，收货方为满洲里入口公司。“全部车辆严加警卫，护送至我月台。”中苏双方的交接在满洲里火车站的列车上进行。 　　每批次人民币启运前，苏方都详细提供装箱数、总重量、箱子规格体积等，让中国国内作好接运准备。1953年9月底，当首批三元券即将启运时，苏方特别提醒：“希望中方多准备诚实可靠的接受人员及警卫人员以及搬运工人。但对(他们)应严守秘密，不能讲出箱中所递为何物。” 　　 　　为慎重起见，交货俱在白天进行，以免意外。“接运”车辆应选最好者，不能有裂缝及漏水口，车厢两端应有小平台，供警卫人员站立之用。“在中国境内运送时，切勿泄露苏联财政部或国家银行字样。” 　　 　　到1957年十元券全部交清，中苏双方共在满洲里交接人民币九批次。南汉宸行长曾就交接工作亲笔给张大使去绝密函，将交接工作的所有细节一一列出。如“争取一天交货完毕；十人同时开启十个车厢，上午十个，下午十个；箱外编号必须衔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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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cellspacing="2" cellpadding="0" align="center" border="0" style="MARGIN: 1px 7px 3px 4px;"><tbody><tr><td align="center">苏联印制的唯一的三元面额纸币已经绝版。</td></tr></tbody></table>　　中评社香港6月7日电／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货币的印制从来都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情，一般不会让别国来插手。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却曾请苏联帮助印制第二套人民币中三种面额最大的纸币。近日又一批向公众开放的中国外交档案，揭开了半个世纪前的这一绝密内幕。 　　新民晚报报道，解密外交档案中有两件题为“中国请苏联代印新人民币问题”，其中一件长达87页，囊括了绝大部分当时中苏双方的相关谈话记录、来往函件、电文稿、合同文本等。不过双方最初接洽的记录并未公开。看来，中苏关系史上曾经的重要一页，目前还不能完全解密。 　　 　　1952年4月初，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仅流通了三年零四个月，但解密档案显示，发行新人民币的准备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亲赴莫斯科，于4月6日与苏联方面谈妥了代印人民币的意向。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贺晓初副局长和陈邦达等人留在莫斯科，与苏方接洽具体技术问题。 　　 　　事项签订合同。到1957年最后一批十元券运抵满洲里，整个代印人民币的工作持续了五年。 　　 　　参与处理相关事务的人员，中方还有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代办戈宝权、温宁等。大部分谈话地点是在苏联财政部长的办公室里。中国驻苏使馆向国内汇报：“有关印钞的原则性问题，俱由苏财政部长兹维列夫解决。有关技术性的事项，俱由苏对外贸易部木材出口公司解决。” 　　 　　中苏双方的商谈和有关事项的签约，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了全过程。档案记载：“张大使(向苏财政部长)申明：系受总理委托而来。”“兹维列夫说：我们将周总理最近电报研究后认为……”“叶季壮说：我在离北京之前，周总理告诉我要改变印刷计画。”等等。有的电报稿上更签有“周恩来”三个大字。 　 　　1952年9月22日，张闻天对兹维列夫曾作过这样的说明：“由于中国近年来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及今后有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国不久将实行货币改革。由于新的人民币的比值，一元将值旧人民币一万元，故提高新币品质，防止造假，极为重要。” 　　 　　张闻天称：“特别由于我东南边疆，台湾的蒋匪及美帝常以伪钞输入捣乱，因而防假要求更为重要。苏联技术及印制条件都比　我们高明，我们要求将使用于卢布上的奇异技术用于我国新币上。……要像卢布五元十元上的花纹那样好。” 　　 　　当时是解放前期，连续多年恶性通货膨胀遗留的影响还在，第一套人民币的面额较大(最大为50000元)，单位价值较低。而且，这套人民币是在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条件下印制的，纸张品质较差，券别种类繁多(共12种面额62种版别)，文字说明单一，票面破损较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健全货币制度，中国政府作出了改革币制的决定，但受当时物质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只好请苏联帮忙。 　　 　　中方人员在与苏方的一次次商谈中，一直对新币的防伪处理提出很高要求。苏方最早的印样送来时，张闻天大使从用纸、币面网底、变点花纹到暗花等各个方面，都要求苏方“还要精致复杂”。 　　 　　对于中国政府提出这样的请求，苏联的态度很积极。参与商谈此事的所有苏方人员，没有任何推辞或讲条件的表示，有关谈话全部集中在解决具体技术问题上。对各种票面的数量、印制要求、交货期限等问题，双方往往很快就达成一致。 　 　　最初，中国政府向苏方提出的印制票面额为100元、50元、10元、5元四种，总金额四十亿元；但七个月后，周恩来亲自签发电报，通知苏方改变印制方案，提出“采用不超过三元和五元的票面”。对此，兹维列夫表示，过去订货票额大，总金额小，现在票面额改小，总金额反而加大到45亿，因此增加的印钞工作相当于原计划的三倍，而交货时间反而缩短，按要求时间完成很困难。 　　 　　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季壮对此解释说：“我们也知道改是不大好，但这是不得已的，政府曾再三考虑过……现在改变的计画势在必行，仍望苏方多多帮忙。”他说，增加三元券的理由之一，是可以少印一元券；40亿改成45亿，是因为过去计画少了。 　　 　　叶季壮还与苏方商量：“原做好的五元券版不动，新做三元券版；或原拾元券版改成五元券版，原五元券版改成三元券版。”兹维列夫回答，“过去做的版全已无用，都须重新做版。(可)将原拾元券的图案和尺寸改为五元券的，五元的图案和尺寸改为三元的。”他还提出，印刷时用一种纸即可，不必用两种纸。 　　 　　中国国内为这套人民币的印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档案详细记载了中国送去的物品清单，包括国徽、行长图章和深线花纹钢版，套花画样，各民族大团结、石雕和敦煌照片，全套装饰及文字铅版、票样本、规格尺寸，等等。 　　1年半后，印制方案又有变动。1954年4月12日，张大使向苏方提出了“新印十元券20亿元，计2亿张”的口头请求，并初步商定于1956年内全部交齐。兹维列夫要求，为保证交货时间，“这个新增的十元稿样送来越早越好。”中方答应，当年第三季度送交苏方。 　　1954年10月，张闻天大使正式照会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除与苏方再次确认新印十元券外，还解释：“近因此项设计稿样经审查后尚须重新设计，因而该设计稿样，需延至今年12月间始可转交苏方，交货期限是否因此亦须相应顺延，亦请考虑。”这个照会还增加了五元券的印数“二十亿元，计四亿张”。 　　最终，十元券的版样1955年2月1日才交付苏方。中国使馆向已几次催促的苏方解释说：“中经数次修改”，“因图案由原来的工农兵图改设计为工农图案，重新设计、审批、绘制、正式定稿，故拖延到现在。” 　 　　苏方代印的人民币全部如期完成，其中有1.6亿张三元券还应中方要求提前了四个月。自1953年9月底起，装有成箱人民币的列车一次次从莫斯科开出，前往满洲里。货物品名被写成“技术装备”，发货者是苏联木材公司，收货方为满洲里入口公司。“全部车辆严加警卫，护送至我月台。”中苏双方的交接在满洲里火车站的列车上进行。 　　每批次人民币启运前，苏方都详细提供装箱数、总重量、箱子规格体积等，让中国国内作好接运准备。1953年9月底，当首批三元券即将启运时，苏方特别提醒：“希望中方多准备诚实可靠的接受人员及警卫人员以及搬运工人。但对(他们)应严守秘密，不能讲出箱中所递为何物。” 　　 　　为慎重起见，交货俱在白天进行，以免意外。“接运”车辆应选最好者，不能有裂缝及漏水口，车厢两端应有小平台，供警卫人员站立之用。“在中国境内运送时，切勿泄露苏联财政部或国家银行字样。” 　　 　　到1957年十元券全部交清，中苏双方共在满洲里交接人民币九批次。南汉宸行长曾就交接工作亲笔给张大使去绝密函，将交接工作的所有细节一一列出。如“争取一天交货完毕；十人同时开启十个车厢，上午十个，下午十个；箱外编号必须衔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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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因为中苏关系恶化，此版本人民币慌里慌张改版了。

楼上的说的没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