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支那”与“倭人”的由来

先说说倭国的由来 <br/><br/>在我国古代，起先称日本为“倭”，较早见于文献的有：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山海经·海内北经》）成王之时，越裳献雉，倭人贡畅。（王充：《论衡·恢国篇》）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汉书·地理志》）自西晋陈寿在《三国志》中为倭立传以来，史不绝书，中国人对东方海中倭国的情况，逐渐有了具体而深入的认识，中日两国的友好往来也益见频繁起来。 <br/><br/>我国古代何以最初称日本为“倭”，上引文献均未作说明，按“倭”字早已有之，如《诗经·小雅·四牡》云：“四牡周道倭迟。”《说文》释倭：“顺貌，从人，委声。”有人说，倭字从人又从禾、从女，盖由倭人素以稻米为主食，女多男少而来。这种解释，显然是一种无稽之谈，纯属附会。一些学者认为，古之称日本为“倭”，可能同“匈奴”、“鲜卑”一样，只是一种音译；因为日本民族称“和”，“和”为“倭”的谐音字。这个说法，似乎比较有道理。 <br/><br/>然而，现在日本语中的“和”、“倭”二字均读为yamato，与“和”、“倭”二字原来的发音迥异，这又作何解释呢? <br/><br/>在日本语中，“倭”读为yamato实始于日本现存最早的古史《古事记》（公元712年）和《日本书记》（公元720年），二书均为安万侣所著，比我国最早记载日本“邪马台”王国和“卑弥呼”女王的《三国志》晚了400余年。安万侣误以为《三国志》所载“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就是日本传说中的神功皇后，但神功皇后与卑弥呼的年代不符，于是将神功皇后以及她以下诸皇的年代拉长，以合卑弥呼的生活年代；《三国志》说邪马台王国的人“寿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这或许就是安万侣任意拉长的根据。日本古史纪年与中国史籍相符始于推古天皇十五年（公元607年）小野妹子遣隋一事，此前32代（神武天皇至崇峻天皇）纯属口头传闻，那时既无文字，又无历法，怎么可能有精确的历史纪年呢?所以，日本国内研究日本古史的学者，关于崇峻天皇以前的历史，宁肯相信中国正史的记载，也不轻易引证日本古史中那些传说。 <br/><br/>既然安万侣误认为神功皇后就是卑弥呼，而卑弥呼的都城是邪马台，于是神功皇后的都城也变成邪马台了。这样，日本平安朝奠都以前历代天皇所居的畿内即“大和”地方，只好与九州岛的邪马台合二而一。而中国原来称“倭”，日本素来名“和”的这两个字，在发音上非读yamato不可了。日本语“倭”、“和”二字之所以要改变原来的读音，其奥秘就在这里。至于安万侣这样做究竟出于什么用心，那不是这里所要探讨的问题。 <br/><br/>至唐代，中国始称“倭”为“日本”。在《旧唐书·东夷传》中，“倭”与“日本”分列并叙，《新唐书·东夷传》则单叙日本，不再有“倭”的名目，并对改“倭”为“日本”作了如下的说明： <br/><br/>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 <br/><br/>《新唐书》为宋欧阳修、宋祁等所修，以上说法当有所据。从这段话看，“倭”改国名为“日本”当在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以后。然而，为什么要改国名，以及取名“日本”的缘由，其说是值得怀疑的。 <br/><br/>为什么要改“倭”为“日本”呢?说是倭国派到中国的使者略懂“夏音”（汉语）之后，发觉“倭”的含义不好，此后就改称“日本”了。如前所述，中国古人称日本为“倭”，原本只是“和”的音译，本身并无贬义，所以，以其“恶”的说法难以置信。 <br/><br/>再是说倭人改国号为“日本”，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的地理位置“近日所出”。这种说法也值得怀疑；因为认为日本“近日”，那只能是中国人的观念———日本在中国东方遥远的海上，从视觉上感受，似乎正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山海经·海外东经》说：“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淮南子·天文训》也说：“日出于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身居日本列岛的人，并不见太阳从本土升起。因此，说日本是“日之所本”这种观念只能产生在中国，后来日本人这样说，也显然是受了中国观念的影响。 <br/><br/>还有一种说法是倭国附近原有一个小国叫“日本”，为倭所吞并，后来倭国遣唐使者便对中国人冒用“日本”这个名称了。这一说法，当时就很可疑，更不足为据了。 <br/><br/>倒是唐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提供了一条罕为人知的证据，或许有助于解开“日本”国名来源之谜：“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原来，倭国是遵照唐代女皇武则天的意见才改国名为日本的。张守节系玄宗时人，离武后统治时期不远，他的说法当有所据。如果此说确定无误，以上种种疑惑也就不复存在了。 <br/><br/>至于所谓的支那的由来是这样： <br/><br/>“支那”一词在历史上并无贬义 <br/><br/>1，“支那”这个词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翻译中的创造）的。“支那”这个名称，起源于印度。印度古代人称中国为“chini”，据说是来自“秦”的音译，中国从印度引进梵文佛经以后，要把佛经译为汉文，于是高僧按照音译把chini就翻译成“支那”。同为印欧语系的古罗马称中国为Sinoa，后来的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都是来自这个语源。 <br/><br/>2，在很长时期内，“支那”是对中国汉人的尊敬。清朝，中国汉人处于满族的统治之下，当时的日本，还是一个亚洲革命的圣地，许多反清的仁人志士都在日本得到支持，在“中国”这个词还没有被民众公认之前，所以很多革命家直接借用日本称呼称自己是“支那人”。如，宋教仁在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梁启超用“支那少年”为笔名，还有许多人，自称“支那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 <br/><br/>3，sina与“支那”无关。在日文中，“支那”的日语字母是しな（罗马拼音字母为：shina，而不是网上所说的sina），同时，しな汉语拼音的拟音读法是xina。况且，只有当しな用罗马字母拼写出来的时候，才会出现shina这样的情况。 <br/><br/>4，我们长期把中南半岛成为印度支那半岛（indochina、indochine），印度支那者，就是说，这块土地介于印度与中国之间,“印度支那”中的“支那”也就是指中国，我们一直不认为这是含有贬义的。 <br/><br/>为何后来“支那”有贬义? <br/><br/>1，在明治维新之前很少有日本人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日本书中常见的中国称谓乃是“汉”、“汉土”、“唐土”、“中土”、“中国”或者以相应朝代的名称称呼中国，如隋等。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不忿叫我国做“居四夷之中”的中国，为了培养大和民族的优越感，一改长期以来对中国的称呼（chugoku），而改用“支那”。 <br/><br/>2，中国人经过革命结束封建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的时候，作为近邻的日本却出于自身的利益要求，单方面给中国取了一个“支那共和国”的汉字国号。一些有识之士一开始就对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国的作法表示了关切，甚至进行了抵制。直至一九三○年，国民政府才训示外交部∶今后凡载有“支那”二字的日本公文一律拒收。同年十月，日本外务省提请内阁讨论将中国的日文正式称谓改为“中华民国”。但日本民间使用“支那”的现象并无减少。 <br/><br/>3，由于反清志士“夷夏之大防”的心态，让一些日本学者转了空子，一些学者撰文说：地理上的“支那”指中国本土，并不包括长城外的满洲、蒙古等地。 <br/><br/>4，日本全面挑起侵华战争之后。日本外务省也开始追随军部使用“支那”称呼中国，称“芦沟桥事变”为“支那事变”。在侵华战争中，日本一直用支那来称呼中国，用“支那人”来称呼中国人。 <br/><br/>5，日本战败后，盟国最高司令部政治顾问团确认“支那”称谓含有蔑意，责令日本外务省不得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其后，“支那”这一称谓开始从日本政府的公文里、学校教科书中、媒体中消失。但是日本的右翼分子仍然坚持使用“支那”称呼中国，不断挑衅中国人。先说说倭国的由来 <br/><br/>在我国古代，起先称日本为“倭”，较早见于文献的有：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山海经·海内北经》）成王之时，越裳献雉，倭人贡畅。（王充：《论衡·恢国篇》）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汉书·地理志》）自西晋陈寿在《三国志》中为倭立传以来，史不绝书，中国人对东方海中倭国的情况，逐渐有了具体而深入的认识，中日两国的友好往来也益见频繁起来。 <br/><br/>我国古代何以最初称日本为“倭”，上引文献均未作说明，按“倭”字早已有之，如《诗经·小雅·四牡》云：“四牡周道倭迟。”《说文》释倭：“顺貌，从人，委声。”有人说，倭字从人又从禾、从女，盖由倭人素以稻米为主食，女多男少而来。这种解释，显然是一种无稽之谈，纯属附会。一些学者认为，古之称日本为“倭”，可能同“匈奴”、“鲜卑”一样，只是一种音译；因为日本民族称“和”，“和”为“倭”的谐音字。这个说法，似乎比较有道理。 <br/><br/>然而，现在日本语中的“和”、“倭”二字均读为yamato，与“和”、“倭”二字原来的发音迥异，这又作何解释呢? <br/><br/>在日本语中，“倭”读为yamato实始于日本现存最早的古史《古事记》（公元712年）和《日本书记》（公元720年），二书均为安万侣所著，比我国最早记载日本“邪马台”王国和“卑弥呼”女王的《三国志》晚了400余年。安万侣误以为《三国志》所载“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就是日本传说中的神功皇后，但神功皇后与卑弥呼的年代不符，于是将神功皇后以及她以下诸皇的年代拉长，以合卑弥呼的生活年代；《三国志》说邪马台王国的人“寿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这或许就是安万侣任意拉长的根据。日本古史纪年与中国史籍相符始于推古天皇十五年（公元607年）小野妹子遣隋一事，此前32代（神武天皇至崇峻天皇）纯属口头传闻，那时既无文字，又无历法，怎么可能有精确的历史纪年呢?所以，日本国内研究日本古史的学者，关于崇峻天皇以前的历史，宁肯相信中国正史的记载，也不轻易引证日本古史中那些传说。 <br/><br/>既然安万侣误认为神功皇后就是卑弥呼，而卑弥呼的都城是邪马台，于是神功皇后的都城也变成邪马台了。这样，日本平安朝奠都以前历代天皇所居的畿内即“大和”地方，只好与九州岛的邪马台合二而一。而中国原来称“倭”，日本素来名“和”的这两个字，在发音上非读yamato不可了。日本语“倭”、“和”二字之所以要改变原来的读音，其奥秘就在这里。至于安万侣这样做究竟出于什么用心，那不是这里所要探讨的问题。 <br/><br/>至唐代，中国始称“倭”为“日本”。在《旧唐书·东夷传》中，“倭”与“日本”分列并叙，《新唐书·东夷传》则单叙日本，不再有“倭”的名目，并对改“倭”为“日本”作了如下的说明： <br/><br/>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 <br/><br/>《新唐书》为宋欧阳修、宋祁等所修，以上说法当有所据。从这段话看，“倭”改国名为“日本”当在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以后。然而，为什么要改国名，以及取名“日本”的缘由，其说是值得怀疑的。 <br/><br/>为什么要改“倭”为“日本”呢?说是倭国派到中国的使者略懂“夏音”（汉语）之后，发觉“倭”的含义不好，此后就改称“日本”了。如前所述，中国古人称日本为“倭”，原本只是“和”的音译，本身并无贬义，所以，以其“恶”的说法难以置信。 <br/><br/>再是说倭人改国号为“日本”，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的地理位置“近日所出”。这种说法也值得怀疑；因为认为日本“近日”，那只能是中国人的观念———日本在中国东方遥远的海上，从视觉上感受，似乎正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山海经·海外东经》说：“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淮南子·天文训》也说：“日出于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身居日本列岛的人，并不见太阳从本土升起。因此，说日本是“日之所本”这种观念只能产生在中国，后来日本人这样说，也显然是受了中国观念的影响。 <br/><br/>还有一种说法是倭国附近原有一个小国叫“日本”，为倭所吞并，后来倭国遣唐使者便对中国人冒用“日本”这个名称了。这一说法，当时就很可疑，更不足为据了。 <br/><br/>倒是唐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提供了一条罕为人知的证据，或许有助于解开“日本”国名来源之谜：“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原来，倭国是遵照唐代女皇武则天的意见才改国名为日本的。张守节系玄宗时人，离武后统治时期不远，他的说法当有所据。如果此说确定无误，以上种种疑惑也就不复存在了。 <br/><br/>至于所谓的支那的由来是这样： <br/><br/>“支那”一词在历史上并无贬义 <br/><br/>1，“支那”这个词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翻译中的创造）的。“支那”这个名称，起源于印度。印度古代人称中国为“chini”，据说是来自“秦”的音译，中国从印度引进梵文佛经以后，要把佛经译为汉文，于是高僧按照音译把chini就翻译成“支那”。同为印欧语系的古罗马称中国为Sinoa，后来的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都是来自这个语源。 <br/><br/>2，在很长时期内，“支那”是对中国汉人的尊敬。清朝，中国汉人处于满族的统治之下，当时的日本，还是一个亚洲革命的圣地，许多反清的仁人志士都在日本得到支持，在“中国”这个词还没有被民众公认之前，所以很多革命家直接借用日本称呼称自己是“支那人”。如，宋教仁在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梁启超用“支那少年”为笔名，还有许多人，自称“支那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 <br/><br/>3，sina与“支那”无关。在日文中，“支那”的日语字母是しな（罗马拼音字母为：shina，而不是网上所说的sina），同时，しな汉语拼音的拟音读法是xina。况且，只有当しな用罗马字母拼写出来的时候，才会出现shina这样的情况。 <br/><br/>4，我们长期把中南半岛成为印度支那半岛（indochina、indochine），印度支那者，就是说，这块土地介于印度与中国之间,“印度支那”中的“支那”也就是指中国，我们一直不认为这是含有贬义的。 <br/><br/>为何后来“支那”有贬义? <br/><br/>1，在明治维新之前很少有日本人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日本书中常见的中国称谓乃是“汉”、“汉土”、“唐土”、“中土”、“中国”或者以相应朝代的名称称呼中国，如隋等。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不忿叫我国做“居四夷之中”的中国，为了培养大和民族的优越感，一改长期以来对中国的称呼（chugoku），而改用“支那”。 <br/><br/>2，中国人经过革命结束封建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的时候，作为近邻的日本却出于自身的利益要求，单方面给中国取了一个“支那共和国”的汉字国号。一些有识之士一开始就对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国的作法表示了关切，甚至进行了抵制。直至一九三○年，国民政府才训示外交部∶今后凡载有“支那”二字的日本公文一律拒收。同年十月，日本外务省提请内阁讨论将中国的日文正式称谓改为“中华民国”。但日本民间使用“支那”的现象并无减少。 <br/><br/>3，由于反清志士“夷夏之大防”的心态，让一些日本学者转了空子，一些学者撰文说：地理上的“支那”指中国本土，并不包括长城外的满洲、蒙古等地。 <br/><br/>4，日本全面挑起侵华战争之后。日本外务省也开始追随军部使用“支那”称呼中国，称“芦沟桥事变”为“支那事变”。在侵华战争中，日本一直用支那来称呼中国，用“支那人”来称呼中国人。 <br/><br/>5，日本战败后，盟国最高司令部政治顾问团确认“支那”称谓含有蔑意，责令日本外务省不得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其后，“支那”这一称谓开始从日本政府的公文里、学校教科书中、媒体中消失。但是日本的右翼分子仍然坚持使用“支那”称呼中国，不断挑衅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