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印竞争”幻想曲安息

&nbsp;谭中 <p>　　３月间我访问了深圳、北京和上海，受邀同学术界座谈及向大学学生讲演，听众最感兴趣的是我对“印度能否超越中国”这问题的看法。我说：“中国是苹果，印度是橘子，不可比，也不必比。” </p><p>　　全球目前都对中印两国“崛起”刮目相看，似乎印证了国学大师、印度研究泰斗季羡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预言。中国和印度的统治精英都应该珍惜这一“河东”向“河西”的大转机，不受有心人挑唆把两国推到“竞争对手”地位，使得虎斗俱伤。 </p><p>　　“印度能否超越中国”是“中印竞争”幻想曲在中国引起的震荡，这幻想曲是从美国校园唱出来的，唱得最响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和哈佛大学的凯纳(Tarun Khanna)教授。这两位美籍华裔、印裔教授，可能没意识到在客观上他们已为挑拨中印关系推波助澜。 </p><p>　　 </p><p>中印的“龟兔赛跑” </p><p>　　去年底，美国《商业周刊》聚集了13名来自中、印两国的专家，对比了两国发展的异同，观点同黄凯两人大同小异，但总体共识是：两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发展，相互竞争毫无意义。 </p><p>　　我不想消极地对中印竞争幻想曲说不，而是积极主张两国变成发展的合作伙伴。这种伙伴关系可以用国际长跑赛中肯尼亚赛手的表现来形容。在每个场合，总有两三位肯尼亚运动员跑在队伍前头，或并排、或轮流你前我后，形成紧紧小圈相互鼓励，他们争取的是集体荣誉，由谁夺冠并不重要。中印崛起应该抱着这种精神，谁先谁后只属次要。 </p><p>　　这样看问题并不忽视两国发展的异同。可以说，印度发展像乌龟爬行，中国发展像兔子跳跃。印度发展动力是辐射式散热，中国发展动力是火炬般把热度聚焦。这也在于回应印度及他国（包括新加坡）学者把两国发展比作“龟兔赛跑”，影射中国的“兔跃”并不等于最终胜利。 </p><p>　　印度“龟行”，是因为民族气质向来顺应自然、循规蹈矩，不像中国“天不怕地不怕”地肆无忌惮。中国发展中饱含非经济因素、无视经济规律却一帆风顺，正是国际经济学家百思不解的。 </p><p>　　另外，印度发展也受到诸多制约，其一为社会文化传统，其二为现代政治体制。比方，中国在深圳等地搞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市场经济”试验田是邓小平说了算，禁止“姓社姓资”辩论也是邓小平说了算，但在印度却行不通。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一鸣惊人，主要是因为各级政府能任意拆迁民房，印度想仿效也不成，一是平民可以到法院控告政府，二是民间组织有能力发动强大的群众运动迫使政府让步。 </p><p>　　中国发展可以视为“翻身农民效应”。毛泽东是中国农民“翻身”运动的急先锋，因此他敢说“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正是在他的鼓励下，中国现代历史学把“农民战争”提到极高的地位，把农民起义看成中国社会进化的强大动力。毛泽东不惜以暴力发动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了几千年压迫农民的地主和高利贷者，使全国农民积极投入当前的经济发展。这点任何国家都难以效法。 </p><p>　　只有同印度相比，才能彻底认识中国农民翻身的程度。印度在1950年代也搞过土地改革，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是大地主化整为零地把土地财产权分散到妻子、儿女、亲戚名下。未能真正翻身的农民现况堪虞，独立数十年后农村七成以上土地仍被25%的大户所占有。无数少地、无地的印度农民生计无着落，陷入债务深渊，全家都变成高利贷者兼包工头的终生奴仆，永远为债主打工。 </p><p>　　 </p><p>中国农民的“蝴蝶梦” </p><p>　　 </p><p>　　只有中国农业文明，才能产生庄子在梦中，不知是庄周变成蝴蝶还是蝴蝶变成庄周这类奇特想象，也只有中国农民世世代代做着“蝴蝶梦”。在农村生长的数以亿计的毛虫，总想变成美丽的蝴蝶，变成蝴蝶以后就嫌毛虫太土、太脏、太丑、太落后。中国13亿人口中已经有了4亿这类蝴蝶，还有9亿毛虫继续做他们的蝴蝶梦。 </p><p>　　美国作家费施曼(Ted Fishman)出版于2005年的新书《中国公司：下一个超级大国崛起将如何向美国与世界挑战》（China, Inc.: How the Rise of the Next Superpower Challenges America and the World）谈华色变。他说百万人口城市美国只有九个，整个欧洲也只有36个，中国一夜之间竟出现100至160个之多（他显然把中国辖下设县的市都算进去），作者说：“到2010年，中国将近一半人口会变成城市居民”，新兴的廉价能工巧匠比欧、美的总人口还多，使人不寒而栗。 </p><p>　　费施曼所描写的“中国崛起”，正是对4亿毛虫变蝴蝶的中国“翻身农民效应”的写照，同时也看到9亿还没未变成蝴蝶的毛虫并非省油的灯。这种毛虫变蝴蝶的比喻，费施曼和西方绝大多数“中国通”都不会同意。因为中国在全球的形象是龙，令人敬畏甚至憎恨，不像蝴蝶那样美丽、祥和、可爱。我希望中国在大力提倡“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之后，会变成蝴蝶。 </p><p>　　印度“龟行”和中国“兔跃”各有所长，可以取长补短。3月27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座谈时，一名学者要我评论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印度兼孟加拉公民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教授既称赞中国成就,又强调印度民主体制最终会帮助印度脱贫致富的观点。他不唱“中印竞争”幻想曲，却对两国发展了解深刻的讲演，立刻建议社科院邀请他到上海。他正抽出部分时间，效法他祖父的故友泰戈尔把诺贝尔奖金举办公益事业。如果中国能赞助其事业，同时又得到他针对中国发展献谋，那是最理想不过了。 </p><p>　　群策群力、见仁见智推动中印两大发展伙伴切磋琢磨、取长补短，定然会使愚弄低智商的“中印竞争”幻想曲哑然无声，即使存心挑拨中印友好也成不了气候。 </p><p>·作者是从印度退休后旅居芝加哥的学者<a href="http://www.zaobao.com/yl/tx060405_501.html">http://www.zaobao.com/yl/tx060405_501.html</a></p>&nbsp;谭中 <p>　　３月间我访问了深圳、北京和上海，受邀同学术界座谈及向大学学生讲演，听众最感兴趣的是我对“印度能否超越中国”这问题的看法。我说：“中国是苹果，印度是橘子，不可比，也不必比。” </p><p>　　全球目前都对中印两国“崛起”刮目相看，似乎印证了国学大师、印度研究泰斗季羡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预言。中国和印度的统治精英都应该珍惜这一“河东”向“河西”的大转机，不受有心人挑唆把两国推到“竞争对手”地位，使得虎斗俱伤。 </p><p>　　“印度能否超越中国”是“中印竞争”幻想曲在中国引起的震荡，这幻想曲是从美国校园唱出来的，唱得最响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和哈佛大学的凯纳(Tarun Khanna)教授。这两位美籍华裔、印裔教授，可能没意识到在客观上他们已为挑拨中印关系推波助澜。 </p><p>　　 </p><p>中印的“龟兔赛跑” </p><p>　　去年底，美国《商业周刊》聚集了13名来自中、印两国的专家，对比了两国发展的异同，观点同黄凯两人大同小异，但总体共识是：两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发展，相互竞争毫无意义。 </p><p>　　我不想消极地对中印竞争幻想曲说不，而是积极主张两国变成发展的合作伙伴。这种伙伴关系可以用国际长跑赛中肯尼亚赛手的表现来形容。在每个场合，总有两三位肯尼亚运动员跑在队伍前头，或并排、或轮流你前我后，形成紧紧小圈相互鼓励，他们争取的是集体荣誉，由谁夺冠并不重要。中印崛起应该抱着这种精神，谁先谁后只属次要。 </p><p>　　这样看问题并不忽视两国发展的异同。可以说，印度发展像乌龟爬行，中国发展像兔子跳跃。印度发展动力是辐射式散热，中国发展动力是火炬般把热度聚焦。这也在于回应印度及他国（包括新加坡）学者把两国发展比作“龟兔赛跑”，影射中国的“兔跃”并不等于最终胜利。 </p><p>　　印度“龟行”，是因为民族气质向来顺应自然、循规蹈矩，不像中国“天不怕地不怕”地肆无忌惮。中国发展中饱含非经济因素、无视经济规律却一帆风顺，正是国际经济学家百思不解的。 </p><p>　　另外，印度发展也受到诸多制约，其一为社会文化传统，其二为现代政治体制。比方，中国在深圳等地搞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市场经济”试验田是邓小平说了算，禁止“姓社姓资”辩论也是邓小平说了算，但在印度却行不通。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一鸣惊人，主要是因为各级政府能任意拆迁民房，印度想仿效也不成，一是平民可以到法院控告政府，二是民间组织有能力发动强大的群众运动迫使政府让步。 </p><p>　　中国发展可以视为“翻身农民效应”。毛泽东是中国农民“翻身”运动的急先锋，因此他敢说“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正是在他的鼓励下，中国现代历史学把“农民战争”提到极高的地位，把农民起义看成中国社会进化的强大动力。毛泽东不惜以暴力发动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了几千年压迫农民的地主和高利贷者，使全国农民积极投入当前的经济发展。这点任何国家都难以效法。 </p><p>　　只有同印度相比，才能彻底认识中国农民翻身的程度。印度在1950年代也搞过土地改革，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是大地主化整为零地把土地财产权分散到妻子、儿女、亲戚名下。未能真正翻身的农民现况堪虞，独立数十年后农村七成以上土地仍被25%的大户所占有。无数少地、无地的印度农民生计无着落，陷入债务深渊，全家都变成高利贷者兼包工头的终生奴仆，永远为债主打工。 </p><p>　　 </p><p>中国农民的“蝴蝶梦” </p><p>　　 </p><p>　　只有中国农业文明，才能产生庄子在梦中，不知是庄周变成蝴蝶还是蝴蝶变成庄周这类奇特想象，也只有中国农民世世代代做着“蝴蝶梦”。在农村生长的数以亿计的毛虫，总想变成美丽的蝴蝶，变成蝴蝶以后就嫌毛虫太土、太脏、太丑、太落后。中国13亿人口中已经有了4亿这类蝴蝶，还有9亿毛虫继续做他们的蝴蝶梦。 </p><p>　　美国作家费施曼(Ted Fishman)出版于2005年的新书《中国公司：下一个超级大国崛起将如何向美国与世界挑战》（China, Inc.: How the Rise of the Next Superpower Challenges America and the World）谈华色变。他说百万人口城市美国只有九个，整个欧洲也只有36个，中国一夜之间竟出现100至160个之多（他显然把中国辖下设县的市都算进去），作者说：“到2010年，中国将近一半人口会变成城市居民”，新兴的廉价能工巧匠比欧、美的总人口还多，使人不寒而栗。 </p><p>　　费施曼所描写的“中国崛起”，正是对4亿毛虫变蝴蝶的中国“翻身农民效应”的写照，同时也看到9亿还没未变成蝴蝶的毛虫并非省油的灯。这种毛虫变蝴蝶的比喻，费施曼和西方绝大多数“中国通”都不会同意。因为中国在全球的形象是龙，令人敬畏甚至憎恨，不像蝴蝶那样美丽、祥和、可爱。我希望中国在大力提倡“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之后，会变成蝴蝶。 </p><p>　　印度“龟行”和中国“兔跃”各有所长，可以取长补短。3月27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座谈时，一名学者要我评论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印度兼孟加拉公民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教授既称赞中国成就,又强调印度民主体制最终会帮助印度脱贫致富的观点。他不唱“中印竞争”幻想曲，却对两国发展了解深刻的讲演，立刻建议社科院邀请他到上海。他正抽出部分时间，效法他祖父的故友泰戈尔把诺贝尔奖金举办公益事业。如果中国能赞助其事业，同时又得到他针对中国发展献谋，那是最理想不过了。 </p><p>　　群策群力、见仁见智推动中印两大发展伙伴切磋琢磨、取长补短，定然会使愚弄低智商的“中印竞争”幻想曲哑然无声，即使存心挑拨中印友好也成不了气候。 </p><p>·作者是从印度退休后旅居芝加哥的学者<a href="http://www.zaobao.com/yl/tx060405_501.html">http://www.zaobao.com/yl/tx060405_501.html</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