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张维迎讲话中的一些学术上的问题

谈张维迎讲话中的一些学术上的问题 <br/><br/>我看了张维迎先生的记者访谈，加上看了他写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总的感觉，就是张维迎这个人的学术水平是不行的。我在这里不扯政治，不打算站在社会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或者左派的立场上来进行什么批评。我当然是就学术论学术。而且，我在强国论坛已经多次声明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我的最爱。我也已经看出，张维迎的学术思维方式基本上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但是，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就是学了个皮毛，卖弄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学术术语，却没有学会真正地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方式来分析问题。 <br/><br/>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国目前的一些经济学家，很象当年的王明等从苏联回来的那么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现在则是象张维迎那样的僵化教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br/><br/>本贴子指出来张维迎先生的一些学术上有问题的结论，进行批评，完全是从学术到学术，不扯政治，也不媚俗，我将完全站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上进行批评，目的当然是为的证明张维迎先生学术水平低下，不够资格当一个经济学家。 <br/><br/>张维迎说：“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讲公共理性，学会换位思考。俗话讲，“公道不公道，打个颠倒”。比如说，不能因为自己是干部就只考虑干部的利益，自己是医生就只考虑医生的利益；也不能因为自己是农民就只从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自己是患者就只从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这其实也正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实质所在。” <br/><br/>这段话相当违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当然是经济人假设或者理性人假设，但这种假设的全部目的，当然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当然是干部就努力使干部的利益最大化，医生就努力使医生的利益最大化，农民就努力使农民的利益最大化，通过这种各个阶层各个人的努力的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最后导致了社会的全体最优。 <br/><br/>所以，张维迎在这里真是莫名其妙。如果要让穷人体谅富人，患者体谅医生，找不到老婆的人体谅包二奶的老板，那就更加不通。在一个理想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世界中，所有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在为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博弈的过程。那么，即使有换位思考，这个换位思考也是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更加地最大化。比如说，两个人下棋就是博弈，则一方有可能要估计对方为了自己的利益怎么下，但这是为的更凶狠地对付对方。一个老板是有可能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工人会怎样想”，但这种思考，还是为的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的劳动。只不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在这种相互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思考和行动过程，最后导致了社会和睦，社会进步，如此而已。这一点张维迎就不如我懂得多。一旦有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谓的正义都是可以进行经济人的分析的，也就是说，只有正义对一个人能够带来个人利益的时候，他才会考虑正义这件事情。 <br/><br/>张维迎说：“以讨论收入分配为例，设想社会由两个居民组成，考虑A、B、C三种状态：在A状态下，每人各得100；在B状态下，第一个人得120，第二个人得180；在C状态下，每人各得150。再进一步设想现在处于状态B。那么，如果这三种状态都是可行的，社会最优的安排应该是状态C；但是，如果状态C不可行，我们就不能用状态C批评状态B。如果不考虑可行的选择，非要两个人收入均等，我们只能走向状态A，两个人都受到损害。当然，如果全社会的价值观是平均分配偏好于任何收入差距，由状态B退到状态A也可以，但我们绝不能把不可行的状态C当目标去追求，否则就是不理性的。在当前有关改革的讨论中，一些人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相容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理想蛊惑人心，对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害无益。” <br/><br/>用乌托邦的理想蛊惑人心当然不好。但是，在张维迎给出的模型中，仍然缺少了许多潜在的其它状态，于是他就宣布C状态最优了。其实不是。其实是“按需分配”最优。打一个比方吧，我们把上面的两个人的各得的数字看作他们医疗费的数字。则我也反驳绝对平均主义。最优的配置是要看谁生了病的。如果两个人都生了病，则一人一半。如果两个人都不生病，为什么要180或者120？干脆节省体力少生产一些就是。如果只有一个人生病，当然是他一个人独享医疗费用最合适。 <br/><br/>此外，张并没有考虑到某些情况下的坏模型，比如说，明明有一个重要的很贵的手术能够治疗某一个病，某甲足够富却身体健康不得这种病，某乙得了这种病却没有钱治这种病，这样的社会不能够说是合理的。 <br/><br/>另一方面，某些产品的平均主义是必然的。比如说，开展一个大生产运动，生产出纯净的空气，处理了污水，则环境变好是所有的公民都享受到的。战乱的制止，和平这种产品也是所有的人平均享受到的。比如中国现在有的核武器，给全体中国人民带来的潜在利益是平均的。一些产品的公有性质是不可否认的。如果互联网断了则大家统统上不成网。 <br/><br/>张维迎说：“比如说，直觉可能告诉我们国家用行政办法把药品的价格压低对患者有好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价格被强行压低之后，许多效果不错的国产药从市场上消失了，患者不得不付更高的价格使用进口药；” <br/><br/>没有看出来，价格被强行压低之后，效果不错的国产药为什么会从市场上消失？缺少逻辑性。如果国产药是国有企业生产的，国家可以要求它们赔本生产，国防工业或者神六上天不就是赔本生产的么？神六都没有消失，为什么国产药就会消失？而“价格被强行压低”，当然也应当包括进口药也强行压低。其实，压低也有新自由主义的控制技术，比如说国家对生产一些药进行补贴。小布什不就对美国的农业进行了补贴么？ <br/><br/>张维迎说：“大量事实和理论分析证明，平均而言，国有企业越多的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百姓就业越难。” <br/><br/>是这样的么？张维迎说他统计了多少个省的数据，是统计国有资产？还是统计国有的企业数？都是要搞清楚的。就从极限的角度考虑，则改革开放前没有私企只有国企，应当是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百姓就业最难。当然，张维迎会说事实就是如此。好，继续推论，那么，如果说近年来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变大，百姓就业变难，则从数学上考虑，计划经济时期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百姓就业最难。但现在又成了一个增函数，这就要在逻辑上说明，在现在的增函数和当初的最大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局部的最小值，对吧？是在什么年代？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可能计划经济的成份要比现在的大吧？这将导致一个改革方向上的矛盾，就是从那个局部的最小值之后，继续的改革导致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变大，百姓的就业变难。因此，怀念那个局部极小值时期，找到那个局部极小值的经验，就是重要的。而那个局部最小值的时间，相信国企的规模要比今天大，则这就反驳了“国企越多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百姓就业越难”的假说。（我估计这一段张维迎及数学知识差一些的人可能看不懂，没有这个学术水平）。 <br/><br/>张维迎说：“如果财政拿出1万亿元裁减掉1千万名政府官员，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价值将是巨大的。” <br/><br/>这是他的补偿论。补偿论我在相当程度上同意，但是在这个具体数字上，我认为张维迎的计算就很轻率。首先要说明1万亿元是不够裁掉一千万名政府官员的。一万亿除以一千万，得十万元。但是十万元打发一个人是不够的。就说深圳这儿，相当多的公务员，月收入一万元是相当平常的。则一年的收入就是十二万元，你给十万就让人家丢了工作？这个补偿是不够的。当然，张维迎会说内地的公务员便宜，因此可以这么做。 <br/><br/>但是，当一个公务员辞掉职务的时候，他还要有一个预见性。如果他预见到他所在的地区过了几年就会赶上深圳的情况，那他也不愿意被十万元就打发了。当年广州实行“买断工龄补偿”的时候，确实有工人以为十万元很多，因此就去买了，但是现在看来，除了个别发大财的外，都觉得自己亏了。 <br/><br/>此外，以为公务员队伍不应当这么大，就需要进行科学计算。中国既然处在改革时期，则法律漏洞各方面漏洞一定不少，如要保持社会稳定，执法人员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用十万元把人家打发回家，有可能还是不如这十万元分几年按薪水发，这个时候执法的人一多，执法的效果也会好一些。 <br/><br/>张维迎说：“但如果你说免费：煤气应该免费、医疗应该免费、交通应该免费……老百姓一定拥护你。但这是胡说八道。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过去人民公社免费，每个人都放开肚子吃饭，结果怎么样大家都知道。” <br/><br/>过去的失误是过去的，却不能够凭一个失误就以为免费是不对的。免费也有免费的策略，不可一概而论，有错误的免费但也有正确的免费。张维迎以为任何时候不能够免费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原则，反而是僵化教条的理解。新自由主义当然不否认有具体的免费措施，只不过将认为免费的东西其实不免费，会带来一些其它的收益，这一点张维迎就不懂了。 <br/><br/>比如说，我的邮箱野有时候会有厂家扔进的小袋洗衣粉或者洗头液让我使用，我获得了这些小东西就是免费的。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会分析说那个出血的厂家其实是有好处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获得信息，了解了那个厂家的产品。 <br/><br/>好象张维迎关于这一点太缺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起码知识了。比如一些富人或者企业赞助这个赞助那个，就是让被赞助对象免费获得一些东西，但是，赞助的结果，是这些富人或者企业潜在地获得了名誉上的利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要讲究许多潜在利益的，包括名誉上的利益，社会安全上的利益，等等。比如说共产党当年闹革命，的确是免费地帮助了许多劳动人民，受压迫人民，而且是流血牺牲地帮助。但是共产党什么都没有得到么？不，共产党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就得到了天下，执掌了政权，这不就是利益吗？我这里可是完全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来的。 <br/><br/>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获得人民对制度，对国家的拥护，有可能会提供一系列的免费东西，因此，天下从某种情况下来讲，当然有“免费的午餐”。只不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这种免费最终还是会有回报的。这一点张维迎实在太弱智了。 <br/><br/>张维迎在这一点上不如我知道得多。我就在强国论坛发布免费文章，放弃版权，不要稿费。我真的没有回报？扯淡，我已经获得了大大的潜在的利益。 <br/><br/>对一个国家来说，它要提供的许多公共产品都只能是免费的，而且是大家一同享受的，如反对污染，改善环境的任何举措，使所有的人免费地获得了新鲜的空气，纯净的水，健康的身体。再比如说国防建设，让每一个公民都同等地免费地获得了安全。请张维迎不要庸俗地以为利益就只是钱，如果这样的话你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根本就不及格（事实上就是不及格）。利益是有多种多方面的。 <br/><br/>再举一个例子，每一个人都有要方便的需求，使用厕所的需求。而厕所有收费的有免费的，按张维迎的理论，庸俗地使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条，会得出所有的厕所私有化，所有的厕所都收费是正确的，凡有厕所免费是错误的。但是扯淡。事实上许多大商场大饭店连锁店都提供免费的而且环境特别好的厕所，是张维迎傻还是那些个商家傻？我看是张维迎傻。 <br/><br/>要不要免费，对什么商品免费，免费之后对社会对国家带来什么好处，各个利益集团在这个免费中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要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的，并不是说当年有一些情况免费错了，就永远宣布生产力发展到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商品，免费都成了错的。 <br/><br/>以张维迎这种低劣的水平，为什么现在能够招摇撞骗？是因为我国现在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因此，他就总是抓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旗帜，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因为别人一用马克思主义来和他争，当然两个体系无法争，他就特别得意，他会得意地宣布自己的有一些话不敢讲啥啥的，言论自由受到了压制啥啥的，我国是意识形态国家因此他有一些话不敢讲啥啥的。其实到了有一些话他敢讲的时候，他讲的话仍然是愚蠢的，不值一驳的。只要碰到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高手，比如郎咸平，他就露馅了。谈张维迎讲话中的一些学术上的问题 <br/><br/>我看了张维迎先生的记者访谈，加上看了他写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总的感觉，就是张维迎这个人的学术水平是不行的。我在这里不扯政治，不打算站在社会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或者左派的立场上来进行什么批评。我当然是就学术论学术。而且，我在强国论坛已经多次声明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我的最爱。我也已经看出，张维迎的学术思维方式基本上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但是，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就是学了个皮毛，卖弄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学术术语，却没有学会真正地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方式来分析问题。 <br/><br/>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国目前的一些经济学家，很象当年的王明等从苏联回来的那么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现在则是象张维迎那样的僵化教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br/><br/>本贴子指出来张维迎先生的一些学术上有问题的结论，进行批评，完全是从学术到学术，不扯政治，也不媚俗，我将完全站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上进行批评，目的当然是为的证明张维迎先生学术水平低下，不够资格当一个经济学家。 <br/><br/>张维迎说：“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讲公共理性，学会换位思考。俗话讲，“公道不公道，打个颠倒”。比如说，不能因为自己是干部就只考虑干部的利益，自己是医生就只考虑医生的利益；也不能因为自己是农民就只从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自己是患者就只从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这其实也正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实质所在。” <br/><br/>这段话相当违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当然是经济人假设或者理性人假设，但这种假设的全部目的，当然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当然是干部就努力使干部的利益最大化，医生就努力使医生的利益最大化，农民就努力使农民的利益最大化，通过这种各个阶层各个人的努力的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最后导致了社会的全体最优。 <br/><br/>所以，张维迎在这里真是莫名其妙。如果要让穷人体谅富人，患者体谅医生，找不到老婆的人体谅包二奶的老板，那就更加不通。在一个理想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世界中，所有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在为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博弈的过程。那么，即使有换位思考，这个换位思考也是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更加地最大化。比如说，两个人下棋就是博弈，则一方有可能要估计对方为了自己的利益怎么下，但这是为的更凶狠地对付对方。一个老板是有可能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工人会怎样想”，但这种思考，还是为的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的劳动。只不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在这种相互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思考和行动过程，最后导致了社会和睦，社会进步，如此而已。这一点张维迎就不如我懂得多。一旦有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谓的正义都是可以进行经济人的分析的，也就是说，只有正义对一个人能够带来个人利益的时候，他才会考虑正义这件事情。 <br/><br/>张维迎说：“以讨论收入分配为例，设想社会由两个居民组成，考虑A、B、C三种状态：在A状态下，每人各得100；在B状态下，第一个人得120，第二个人得180；在C状态下，每人各得150。再进一步设想现在处于状态B。那么，如果这三种状态都是可行的，社会最优的安排应该是状态C；但是，如果状态C不可行，我们就不能用状态C批评状态B。如果不考虑可行的选择，非要两个人收入均等，我们只能走向状态A，两个人都受到损害。当然，如果全社会的价值观是平均分配偏好于任何收入差距，由状态B退到状态A也可以，但我们绝不能把不可行的状态C当目标去追求，否则就是不理性的。在当前有关改革的讨论中，一些人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相容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理想蛊惑人心，对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害无益。” <br/><br/>用乌托邦的理想蛊惑人心当然不好。但是，在张维迎给出的模型中，仍然缺少了许多潜在的其它状态，于是他就宣布C状态最优了。其实不是。其实是“按需分配”最优。打一个比方吧，我们把上面的两个人的各得的数字看作他们医疗费的数字。则我也反驳绝对平均主义。最优的配置是要看谁生了病的。如果两个人都生了病，则一人一半。如果两个人都不生病，为什么要180或者120？干脆节省体力少生产一些就是。如果只有一个人生病，当然是他一个人独享医疗费用最合适。 <br/><br/>此外，张并没有考虑到某些情况下的坏模型，比如说，明明有一个重要的很贵的手术能够治疗某一个病，某甲足够富却身体健康不得这种病，某乙得了这种病却没有钱治这种病，这样的社会不能够说是合理的。 <br/><br/>另一方面，某些产品的平均主义是必然的。比如说，开展一个大生产运动，生产出纯净的空气，处理了污水，则环境变好是所有的公民都享受到的。战乱的制止，和平这种产品也是所有的人平均享受到的。比如中国现在有的核武器，给全体中国人民带来的潜在利益是平均的。一些产品的公有性质是不可否认的。如果互联网断了则大家统统上不成网。 <br/><br/>张维迎说：“比如说，直觉可能告诉我们国家用行政办法把药品的价格压低对患者有好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价格被强行压低之后，许多效果不错的国产药从市场上消失了，患者不得不付更高的价格使用进口药；” <br/><br/>没有看出来，价格被强行压低之后，效果不错的国产药为什么会从市场上消失？缺少逻辑性。如果国产药是国有企业生产的，国家可以要求它们赔本生产，国防工业或者神六上天不就是赔本生产的么？神六都没有消失，为什么国产药就会消失？而“价格被强行压低”，当然也应当包括进口药也强行压低。其实，压低也有新自由主义的控制技术，比如说国家对生产一些药进行补贴。小布什不就对美国的农业进行了补贴么？ <br/><br/>张维迎说：“大量事实和理论分析证明，平均而言，国有企业越多的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百姓就业越难。” <br/><br/>是这样的么？张维迎说他统计了多少个省的数据，是统计国有资产？还是统计国有的企业数？都是要搞清楚的。就从极限的角度考虑，则改革开放前没有私企只有国企，应当是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百姓就业最难。当然，张维迎会说事实就是如此。好，继续推论，那么，如果说近年来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变大，百姓就业变难，则从数学上考虑，计划经济时期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百姓就业最难。但现在又成了一个增函数，这就要在逻辑上说明，在现在的增函数和当初的最大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局部的最小值，对吧？是在什么年代？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可能计划经济的成份要比现在的大吧？这将导致一个改革方向上的矛盾，就是从那个局部的最小值之后，继续的改革导致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变大，百姓的就业变难。因此，怀念那个局部极小值时期，找到那个局部极小值的经验，就是重要的。而那个局部最小值的时间，相信国企的规模要比今天大，则这就反驳了“国企越多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百姓就业越难”的假说。（我估计这一段张维迎及数学知识差一些的人可能看不懂，没有这个学术水平）。 <br/><br/>张维迎说：“如果财政拿出1万亿元裁减掉1千万名政府官员，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价值将是巨大的。” <br/><br/>这是他的补偿论。补偿论我在相当程度上同意，但是在这个具体数字上，我认为张维迎的计算就很轻率。首先要说明1万亿元是不够裁掉一千万名政府官员的。一万亿除以一千万，得十万元。但是十万元打发一个人是不够的。就说深圳这儿，相当多的公务员，月收入一万元是相当平常的。则一年的收入就是十二万元，你给十万就让人家丢了工作？这个补偿是不够的。当然，张维迎会说内地的公务员便宜，因此可以这么做。 <br/><br/>但是，当一个公务员辞掉职务的时候，他还要有一个预见性。如果他预见到他所在的地区过了几年就会赶上深圳的情况，那他也不愿意被十万元就打发了。当年广州实行“买断工龄补偿”的时候，确实有工人以为十万元很多，因此就去买了，但是现在看来，除了个别发大财的外，都觉得自己亏了。 <br/><br/>此外，以为公务员队伍不应当这么大，就需要进行科学计算。中国既然处在改革时期，则法律漏洞各方面漏洞一定不少，如要保持社会稳定，执法人员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用十万元把人家打发回家，有可能还是不如这十万元分几年按薪水发，这个时候执法的人一多，执法的效果也会好一些。 <br/><br/>张维迎说：“但如果你说免费：煤气应该免费、医疗应该免费、交通应该免费……老百姓一定拥护你。但这是胡说八道。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过去人民公社免费，每个人都放开肚子吃饭，结果怎么样大家都知道。” <br/><br/>过去的失误是过去的，却不能够凭一个失误就以为免费是不对的。免费也有免费的策略，不可一概而论，有错误的免费但也有正确的免费。张维迎以为任何时候不能够免费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原则，反而是僵化教条的理解。新自由主义当然不否认有具体的免费措施，只不过将认为免费的东西其实不免费，会带来一些其它的收益，这一点张维迎就不懂了。 <br/><br/>比如说，我的邮箱野有时候会有厂家扔进的小袋洗衣粉或者洗头液让我使用，我获得了这些小东西就是免费的。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会分析说那个出血的厂家其实是有好处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获得信息，了解了那个厂家的产品。 <br/><br/>好象张维迎关于这一点太缺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起码知识了。比如一些富人或者企业赞助这个赞助那个，就是让被赞助对象免费获得一些东西，但是，赞助的结果，是这些富人或者企业潜在地获得了名誉上的利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要讲究许多潜在利益的，包括名誉上的利益，社会安全上的利益，等等。比如说共产党当年闹革命，的确是免费地帮助了许多劳动人民，受压迫人民，而且是流血牺牲地帮助。但是共产党什么都没有得到么？不，共产党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就得到了天下，执掌了政权，这不就是利益吗？我这里可是完全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来的。 <br/><br/>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获得人民对制度，对国家的拥护，有可能会提供一系列的免费东西，因此，天下从某种情况下来讲，当然有“免费的午餐”。只不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这种免费最终还是会有回报的。这一点张维迎实在太弱智了。 <br/><br/>张维迎在这一点上不如我知道得多。我就在强国论坛发布免费文章，放弃版权，不要稿费。我真的没有回报？扯淡，我已经获得了大大的潜在的利益。 <br/><br/>对一个国家来说，它要提供的许多公共产品都只能是免费的，而且是大家一同享受的，如反对污染，改善环境的任何举措，使所有的人免费地获得了新鲜的空气，纯净的水，健康的身体。再比如说国防建设，让每一个公民都同等地免费地获得了安全。请张维迎不要庸俗地以为利益就只是钱，如果这样的话你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根本就不及格（事实上就是不及格）。利益是有多种多方面的。 <br/><br/>再举一个例子，每一个人都有要方便的需求，使用厕所的需求。而厕所有收费的有免费的，按张维迎的理论，庸俗地使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条，会得出所有的厕所私有化，所有的厕所都收费是正确的，凡有厕所免费是错误的。但是扯淡。事实上许多大商场大饭店连锁店都提供免费的而且环境特别好的厕所，是张维迎傻还是那些个商家傻？我看是张维迎傻。 <br/><br/>要不要免费，对什么商品免费，免费之后对社会对国家带来什么好处，各个利益集团在这个免费中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要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的，并不是说当年有一些情况免费错了，就永远宣布生产力发展到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商品，免费都成了错的。 <br/><br/>以张维迎这种低劣的水平，为什么现在能够招摇撞骗？是因为我国现在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因此，他就总是抓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旗帜，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因为别人一用马克思主义来和他争，当然两个体系无法争，他就特别得意，他会得意地宣布自己的有一些话不敢讲啥啥的，言论自由受到了压制啥啥的，我国是意识形态国家因此他有一些话不敢讲啥啥的。其实到了有一些话他敢讲的时候，他讲的话仍然是愚蠢的，不值一驳的。只要碰到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高手，比如郎咸平，他就露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