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转帖』袁世凯如何对待二十一条?(转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22:20:28
转贴本文是为了纪念那篇《xxx和xxx是卖国贼吗?》一贴。希望大家(包括我本人)在谈论历史问题的时候能够做到“以事实为根据”。

1.立此存照:孤立无援的中国“二十一条”的签订,使袁世凯背上一个最严重的罪名:卖国。
  这一罪名来源于袁世凯死后。在“二十一条”签订后的当时,虽然国人——包括袁世凯在内——对日本强加于中国的辱国条款痛心疾首,但理智还没有完全代替感情。这些理智的声音包括:既然中国无力和日本进行一场必胜的战争,那么,通过不懈的外交努力,使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在谈判桌上大打折扣,使中国没有遭受到更大损失,已经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在时间上,“二十一条”危机缘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英国对德国宣战,欧战爆发。英国政府要求所有协约
国成员一致对德。日本是协约国成员,中国还不是。
  但对中国来说;欧战的爆发似乎是从德国手中收回自己领土的好机会。此前十七
年,即一八九七年,德国借口其传教士在山东被中国人杀害,悍然出兵强占胶州湾。
现在,世界大战爆发了,战场在欧洲,估计德国将无暇顾及其在中国的利益。根据史
料,民国政府“曾经讨论过是否有可能用对德宣战的办法,收回德国强占的中国领土
”。也是根据史料,焦头烂额的德国确实“同中国人商讨了把胶州湾交还给中国的可
能性”。
  欧战爆发当日,中国很快发表了一个二十四点声明,宣布自己为非交战国。声明
的要旨是:交战各国不得占领中国领土、领水,或在中国领土、领水进行战争,不得
利用中国领土作为进攻阵地。通过中国领土的交战国军队将被扣留,通过中国领土的
交战国武器装备将被没收。
  消息传到东京,正想借机趁火打劫的日本政府急忙警告中国:反对中国同德国的
秘密接触,“劝告”中国政府恪守她宣布的“中立”原则。与此同时,八月十五日,
日本却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碟,限令德国在一个星期之内,无条件地向日本交出德国在
中国山东省内占据的地方,到了期限,没有得到答复,日本立即对德宣战。
  随后,日本在它的棋盘上摆出了第一枚棋子:通知中国驻日公使,日本只是在履
行对英国的条约义务,日本对中国没有任何领土野心;但日德交战,将使中国的某一
部分领土成为交战地区,请中国从日本意欲登陆的各地点,撤走她的军队,以避免同
日军发生冲突。日本再次向中国保证:如若中国恪守中立,日本将交还中国所有的一
切,包括胶济铁路在内。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的想法是:胶州领土如果是无代价地弄到
手的,那么就可以及时交还给中国;但如果是以鲜血和金钱为高额代价换到手的,那
么日本就不会轻易地放弃它。
  但中国很快就看到:这是日本对中国的欺诈。九月三日,日本在山东登陆,并未
直接攻击德国租借地和它的港口青岛,反而向山东腹地进军。九月二十六日,日本军
队占领不在德国管辖范围之内的潍县铁路车站,并且在十天以后,即十月六日,占据
山东省会济南火车站。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严正抗议,但立刻被驳回。日本随后又在
所占地带施行宵禁,把那些地方当作被占领的土地。随后,在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
日本攻占青岛港口,发生了青岛海关的控制权问题。
  就在这时,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
  欧战爆发之前刚刚到任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青岛陷落之前匆匆返回日本请
示。他回到中国后要求同袁世凯会晤。
  会见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举行。
  这次会见,日本公然违背国际外交程序,日置益越过中国外交部,直接向中国总
统提出一份包括“二十一条”要求的清单。要求分五大类,详列从山东和满洲,直到
改组中国的每一个政府部门,包括军队和警察在内的种种要求。答应这些要求,无异
把中国完全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然而,日置益遵照日本政府指令,要挟中国接受全部
条件。并警告袁世凯,倘若事机不密泄露出去,定将招致严重后果。
  日本敢于如此盛气凌人地提出“二十一条”,有一个直接相关的背景,即此时的
中国在国际社会孤立无援。英国、法国和德国完全置身于欧洲战事,没有时间也没有
力量来关心亚洲的事情。由于协约国在欧洲吃紧,英国日渐感觉到,它需要日本的援
助,因而默许日本对中国施加压力。俄国也正策划自己对中国的渗透,因此对日本的
行动也不加反对。只有尚未卷人欧战的美国,对中国表示了些许同情。然而,就连美
国也不愿因为中国问题而同日本发生对立,她关心的首要事情仍然是欧战。结果,中
国政府无法期望得到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帮助。这是日本人手中的一张很有力量的“
国际牌”。
  据《剑桥中华民国史》载:
  “二十一条”提出前,日本老资格的国务活动家们鉴于欧洲自杀式的争斗,认为
取得一致意见很重要,而各式各样的压力集团,却发出彻底推翻中国政权的叫嚣。就
连再次流亡日本的孙逸仙,似乎也看到了在日本的帮助下反对袁世凯的新机遇。日本
军方领袖,就更不必说是支持这一主张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外务省不失时机地草拟了“二十一条”,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大隈重信召开内阁会议,于十一月十一日通过了“二十一条”。一丸一五年一月十八
日,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将它们面呈给袁总统,并以盛气凌人的态度做了解释。他
向袁保证,只要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日本就会对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和学生加
以控制。
  可以想象,当袁世凯听到这样的“通牒”时,他会是一种什么心情?这“通牒”
预示着:倘若袁世凯不接受“二十一条”而与日本交战,他得不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发
达国家的支持,包括所谓的“友好国家”;而且,一旦交战,他面对的将不是一个、
而是两个敌人:一个是比中国强大得多的日本,另一个是日本将武装支持的孙中山革
命党。
  看来,要与日本进行谈判,要在谈判桌上打退或者削弱日本的猖狂进攻,袁世凯
不得不与野心勃勃的日本人就“二十一条”进行着艰难的周旋。
   2.曾叔度:我所经手的“二十一条”内幕谈判内幕鲜为人知。幸亏一个叫曾
叔度的人——时任国务院参议兼大总统府秘书——留下了一部未刊稿本《我所经手的
“二十一条”内幕》,使我们后人得以窥探到袁世凯在谈判幕后与日本人斗智斗法的
手段。
  谈判开始前,就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九日,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将“二十一条
”面呈袁世凯总统第二天,袁世凯把曾叔度找来,说:“昨天,日本公使带同翻译来
见我,向我提出要求‘二十一条’,并一再嘱咐,万勿泄漏。所要求大无理,令人愤
恨。你可去访问一下我们的日本顾问有贺,密探日本内阁的真正意图究竟何在?访问
后立刻来向我报告。至于内容,既约定彼此须守秘密,此时我也不便告诉你,有贺一
定常与日本使馆接洽,但此‘二十一条’的内容,他也许真不知道。”
  袁世凯说的有贺,全名有贺长雄,具有法学和文学双博士学位,被袁世凯聘为顾
问,月薪三千元,住宅费除外。
  曾叔度遵照袁世凯的指示,立即去拜访有贺。
  有贺说:“按照国际公法惯例,只有大使可以直接要求单独见驻在国元首,公使
没这个权利。还有,元首接见外国大使或公使时,外交首长应一同在座。此次外交首
长是否在座,外交首长是否先有所闻,均关重要。甲国对乙国有所要求,那是常有的
事情,但国际间通行的礼貌,不能随便破坏。此事无论内容如何,日本公使不守国际
间通行的礼貌,似乎太不对。”
  匆匆吃完晚饭,曾叔度又来到有贺寓所,设法套他的话。曾叔度先问他日本方面
的政情,有贺说:“日本完全由几位元老当家,大隈虽任内阁总理,但外交、军事最
后决定,即外交应否决裂,决裂后如何遣兵调将,大权尚在天皇,而其实权仍操之于
元老。日本现在的元老,以松方侯爵和山县公爵为最有权,如果这两个人不允许外交
决裂,不允许用兵,大隈内阁一点办法没有。”
  说完,有贺端出了法学博士的架子,大谈日本宪法和与别国宪法的区别。他说:
日本统率权完全在天皇手里,内阁不能过问。
  接着,有贺解释道:“我这么跟你说吧,日本虽然是君主立宪国,统率大权仍保
留在天皇手中,并未与其他统治权一并交给内阁。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其实只是陆
军粮台、陆军司务厅、海军粮台、海军司务厅而已。统率大权在天皇,而帮助天皇在
那里运筹帷幄并呈旨述旨的,是参谋本部,而不是内阁。我跟你把话说得过头一点:
内阁总理大臣和陆军大臣、海军大臣,根本不能调动一兵一将,让他们朝什么地方开
一枪。在英国,只要总理大臣及内阁全体成员同意(当然要得到议会的通过)就能调
兵遣将,向外国开战用兵。而日本不然,日本天皇经过参谋本部的运筹帷幄,上奏以
后,已经同外国开战了,可总理大臣和陆、海军大臣可能还不知道哩。”
  曾叔度听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觉得一点用处没有。当时,夜已深,他打算明
天再回复袁世凯。没想到,袁世凯已经派人到他家,催他立刻人府问话。
  曾叔度见到袁世凯后,把有贺的“日本宪法论”报告完毕,以为和“二十一条”
没什么关系,认为不得要领,对袁世凯说:“请大总统容我再向别人去侦探一下,再
来报告”袁世凯说:“你怎么能说不得要领呢!听他的‘宪法论’,我已略得要领啦
。你以后同他谈话后,要立刻回复我,要紧要紧。”
  第二天,曾叔度再人总统府,袁世凯立刻召见,说:“我想叫你再去同有贺谈话
。我请他马上回国一趟。他能不能直接见松方侯爵和山县公爵,把大隈提出的‘二十
一条’要求,还有他说日本公使不守国际间通行礼貌,直接向一国元首提出无理要求
的情形,告诉元老,并打探一下诸位元老的真意。”
  曾叔度得令,立刻又去访问有贺。有贺一听,让他回国拜访元老,颇有难色。
  曾叔度说:“‘二十一条’内容,我是一字不知。但我看大总统的意思,好像已
决定全部驳回,一个字都不能答应。事已至此,你想如果中日真的决裂了,我国固然
不利,兵连祸结,但你日本也未必有利啊!”
  有贺被说动了,说:“松方候爵、山县公爵都请我讲过宪法和国际公法,倒还都
是熟人,我可以回国一趟。”遂决定第二天就走。
  曾叔度回报袁世凯,袁世凯立刻开了一个条子,让他向收支处领取一万元,送给
有贺当路费。并说:“如果看他略有嫌少的意思,你快来告诉我。”
  然后,袁世凯把“二十一条”内容约略告诉了曾叔度,命他转告有贺。
  六天后,有贺回到北京,并带回消息说:“我已经把‘二十一条’内容告知松方
,并说,日本公使直接向驻在国元首提出要求,有失国际间通行礼貌。松方说:‘大
隈重信言大而夸,你快回中国告诉袁世凯。满洲是我帝国臣民用血肉性命从俄国人手
里夺过来的,中国应当给日本帝国在那里的发展机会。至于满洲以外中国领土上的主
权及一切,帝国毫无侵犯的意思。大隈的要求,是他大隈重信的要求,帝国臣民不见
得都支持他的要求!’”曾叔度把这番话回报。袁世凯大喜,说:“得要领矣,得要
领矣。满洲以外的要求,当然半个字也不能答应他。就是满洲,俄国所抢去的,他日
本都拿去了,他还要想发展,你发展了,我却瘪了!”
  很快,袁世凯又派给曾叔度一项棘手的任务,在“二十一条”谈判进行中,让他
联络日本浪人,就是那些有相当智识而怀才抑郁的日本人,用大把的金钱,和他们交
朋友。这些人,曾叔度过去曾经认识一些,袁世凯就选了他们中的六七个人,每月提
供给他们最多五十元最少二十元的津贴。说穿了,就是由中国政府收买日本问谍。这
件事情极其机密,除袁世凯和曾叔度外,没有第三人知道。
  袁世凯说:“现在正当紧要关头,你务必常跟他们联络,无论何种情报,是真是
假,是虚是实,是大是小,都来报告我,并且你见了他们,应该说什么话,也要斟酌
。你预先来问我,我告诉你。”
  从此,曾叔度担负此任务,天天和那些日本人往来,竭力搜求日本公使馆的内部
情形,但他觉得毫无所得。于是把他知道的情况,回报袁世凯,请求解除此项任务。

  袁世凯说:“我想知道的,不专指日本使馆内部情形,我还要知道日本商民的动
静。例如最近来中国的日本人多,还是回日本的日本人多,还有他们为什么要来,为
什么要走。走的时候是否把家财一起卖尽,有没有一去不复返的势头。他们是否接到
日本公使馆或领事馆的命令劝他们回国,等等。”
  曾叔度竭力侦察,得知最近只有两三家日本人回国,赶紧报告袁世凯,而袁世凯
已经预先知道了。袁世凯说:“我另有侦探。但他们只知道谁来谁去,不知其来去的
原因,我关注的是这一层,你替我探听。”曾叔度一再探听,发现日本侨民安静如常
,毫不惊恐。
  又一天,袁世凯叫曾叔度再去与有贺长雄研究宪法,并嘱咐他避免谈及“二十一
条”,尤其一点也不可露出是大总统派他来的意思。曾叔度心中颇觉不快,觉得袁世
凯何其迂腐乃尔:现在已经到了什么时候,还是“宪法宪法”的,能解决外交问题吗
!?
  袁世凯觉察到曾叔度的不快之意,便说:“我现在想知道的事情,是外交真正决
裂后,大隈会采取何种态度,他是否会奏请天皇,立刻派兵来中国。按照日本的宪法
,天皇必须准其所请出兵呢?还是可以驳回不出兵呢?关键在这个地方!你万不可在
谈到这个问题时涉及到‘二十一条’,要用旁敲侧击法,叫他就‘宪法论’上解答问
题。”
  曾叔度奉命,又见有贺,称赞其“宪法论”高明,他个人很有兴趣同他研究研究

  有贺说:“在日本,内阁如果请求用兵,必须召开御前会议,诸位元老当然列席
。天皇和元老如果不喜用兵,当然可以驳回。这一回,大隈大失败,他既然敢于提出
这样的要求,就应该先奏请开御前会议,议决如何提出要求,如何让步,让步到什么
程度;如果不让步而决裂了,采用怎样的手段,如何用兵?可现在,大隈内阁贸然提
出了(二十一条),毫无准备,毫无后盾,天皇不知,元老不知,这他只能靠侥幸成
功啦!可国家大事,岂是投机可以办好的。如果袁大总统在谈判中决然驳回其要求,
导致两国决裂用兵,那么,在日本那边,没经过御前会议,日本出兵可否,还必须请
示大皇,请示元老。而到这时如果不用兵,就伤了帝国的威信,(内阁)肯定倒阁啦
!”
  曾叔度问:“如果两国决裂了,日本再开御前会议,内阁请求出兵,这个是可以
的吗?”
  有贺说:“这样一来,他的‘二十一条’中涉及满洲以外的要求,本非日本帝国
本意,他应负责。就是涉及满洲的各条,也许有不是日本帝国本意者,他也要负责,
但有一层,他提出的要求,本非帝国本意,纵遭驳回,帝国之十之八九不至因此出兵
。但中国方面若有重大侮辱帝国威信的言语行动,他可以此为借口激怒天皇、元老,
乃至帝国臣民,促使他们用兵。这一层不可不防。总之,他大隈这次的办法,手段太
拙劣。例如‘二十一条’中提出的在中国开设医院,在中国派和尚传佛教,如果不用
这种‘要求’方式,这两件事情都可以办到。例如日本人在北京开的医院已经不下十
余所,何尝有条约上的根据,中国政府又何尝禁止。但他这一‘要求’,反惹起中国
人的猜疑。宗教方面的事情也是这样。西洋都是耶稣教国家,虽然两国在那里打仗,
可传教依然如故。佛教流传中国、日本、蒙古,背后何尝有印度的兵力。假使以国家
的威力来实行传教,这简直是多此一举嘛!这不是我一人的看法,在日本,稍明事理
的人恐怕都不以大隈(的要求)为然。其要求条件既拙劣,要求方式又不合乎礼貌,
他肯定失败无疑。”
  曾叔度把详情回报袁世凯。袁世凯说:“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数驳回。满洲
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纵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
,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我还要向他有所要求。我的回文即将发出。”
  曾叔度听得糊里糊涂,又不便深问。他对于袁世凯所说的“杀他个回马枪”,并
“反向他有所要求”,不知是什么意思。
  但袁世凯真的发出了一个“回文”,并让曾叔度设法打听日本公使馆内部情形。
于是驱策那些雇佣的日本间谍竭力侦察,得到报告:“日本使馆乱作一团。”使馆人
都说,万不料袁世凯敢于如此!日本东京得信后,也很意外,似乎大隈伯爵有受元老
谴责之说,但没有确实的证据。
  过了几天,中国驻东京公使陆宗舆来电,一个被袁世凯以每月五百元雇佣的日本
间谍前来密告:“大隈内阁收到袁世凯的复文,对袁世凯有这么大胆子,很是吃惊。
而未经御前会议就向中国提出要求,遭到袁世凯回敬一棒,真是狼狈万状。不得已上
奏天皇,现在已经召开御前会议。”
  袁世凯又叫曾叔度去同有贺闲聊,话及日本开御前会议。有贺说:“大隈狼狈情
形,于此可见矣。他以为袁大总统不知日本内阁无用兵之权,故敢于不经御前会议,
提出激烈要求,以为虚声恫吓一番,就可以压倒袁氏。殊不知你的弱点,袁氏何至研
究不到?挨一回马枪,进退两难。今日才奏请开御前会议,,其狼狈情形,已可概见
。但是我请你告诉大总统,果系经过御前会议的要求,则他背后有相当力量,非大限
一人私见可比,非虚声恫吓可比,或允或驳,那就请大总统决断罢。”言下之意,似
经过御前会议的要求,还是答应的好。不然,就要打仗。
  曾叔度把他所说的话报告给了袁世凯。
  这时,日本间谍得到金钱的好处,很卖力气。几乎每天都有人向曾叔度报告。有
一条消息说:东京回电已到日本使馆,计有三个方案。先向中国提第一方案,不行,
提第方二案;再不行,提第三方案;还是不行,那就与中国决裂。曾叔度觉得,这简
直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向上报告的价值。袁世凯一再问及,他才说了。
  袁世凯急了,说:“你怎么知道他们说的没有价值!在我看来,一句谣言,都有
价值!今日之事,犹如打扑克牌,快到最后摊牌的时候了。你以为无价值,错了!以
后,凡有消息,不管是真是假,是虚是实,是大是小,都要报告,不许隐匿。”
  但曾叔度似乎还是觉得这是小题大作。有一天,驻东京的一个间谍来了封密函,
说他与另外三人,想竞选议员,但“竞驯就要“运动”,他们的“运动费”缺少十六
万日元,请求中国政府秘密补助。作为回报,他们当选以后,一定弹劾大隈内阁!曾
叔度不是政治家,万不料世界上竟有此奇事,“选举”必须“运动”,“运动”必须
“运动费”,而且四个人,每人四万,还要把“运动费”向“敌国”请求补助。曾叔
度哈哈大笑,以为这些日本人简直是想人非非,“老和尚撞木钟”,根本不必理他,
也不必报告大总统。
  一日,他偶尔向袁世凯谈及此事,说“不必理他”。
  袁世凯一听,面现怒色。责备他说:“如此重要的信件,你竟不告诉我!”立电
中国驻东京使馆给他们如数拨款。袁世凯说:“让他们吵家务。”
  不久,东京大使馆寄来日本众议院记录若干份,内容是:那几个请求“运动费”
的日本人,真的在议院发言,弹劾了大隈内阁!
  又一日,日本间谍来报,日公使馆的确接到东京来电了,御前会议依照诸位元老
意见,只有一个方案:满洲以外不提了,满洲以内也较原方案略有让步,最重要的是
:(一)日本在满洲内地杂居;(二)日本人得在满洲租地种地;(三)满洲警察局
须聘雇日本人为顾问。好像就是这么三条最为重要,要求中国答应不可,不答应就决
裂。曾叔度立刻报告袁世凯。
  袁世凯说:“真货假货,我看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报告是真的。”
  曾叔度说:“或者还能让步,怎么知道就没有第二方案?”
  袁世凯说:“我同日本人办交涉数十年,他们的性情,我知之熟矣。他们性急,
喜欢痛快。况且,把这个报告和日本元老松方的意见对照看,大都相符。我看这个报
告,最近于真。”
  其后果然:日本方面最后放到谈判桌上的“二十一条”内容,与这份日本间谍密
探来的报告,几乎完全相同。
  “二十一条”谈判终于听到了尾声。转贴本文是为了纪念那篇《xxx和xxx是卖国贼吗?》一贴。希望大家(包括我本人)在谈论历史问题的时候能够做到“以事实为根据”。

1.立此存照:孤立无援的中国“二十一条”的签订,使袁世凯背上一个最严重的罪名:卖国。
  这一罪名来源于袁世凯死后。在“二十一条”签订后的当时,虽然国人——包括袁世凯在内——对日本强加于中国的辱国条款痛心疾首,但理智还没有完全代替感情。这些理智的声音包括:既然中国无力和日本进行一场必胜的战争,那么,通过不懈的外交努力,使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在谈判桌上大打折扣,使中国没有遭受到更大损失,已经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在时间上,“二十一条”危机缘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英国对德国宣战,欧战爆发。英国政府要求所有协约
国成员一致对德。日本是协约国成员,中国还不是。
  但对中国来说;欧战的爆发似乎是从德国手中收回自己领土的好机会。此前十七
年,即一八九七年,德国借口其传教士在山东被中国人杀害,悍然出兵强占胶州湾。
现在,世界大战爆发了,战场在欧洲,估计德国将无暇顾及其在中国的利益。根据史
料,民国政府“曾经讨论过是否有可能用对德宣战的办法,收回德国强占的中国领土
”。也是根据史料,焦头烂额的德国确实“同中国人商讨了把胶州湾交还给中国的可
能性”。
  欧战爆发当日,中国很快发表了一个二十四点声明,宣布自己为非交战国。声明
的要旨是:交战各国不得占领中国领土、领水,或在中国领土、领水进行战争,不得
利用中国领土作为进攻阵地。通过中国领土的交战国军队将被扣留,通过中国领土的
交战国武器装备将被没收。
  消息传到东京,正想借机趁火打劫的日本政府急忙警告中国:反对中国同德国的
秘密接触,“劝告”中国政府恪守她宣布的“中立”原则。与此同时,八月十五日,
日本却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碟,限令德国在一个星期之内,无条件地向日本交出德国在
中国山东省内占据的地方,到了期限,没有得到答复,日本立即对德宣战。
  随后,日本在它的棋盘上摆出了第一枚棋子:通知中国驻日公使,日本只是在履
行对英国的条约义务,日本对中国没有任何领土野心;但日德交战,将使中国的某一
部分领土成为交战地区,请中国从日本意欲登陆的各地点,撤走她的军队,以避免同
日军发生冲突。日本再次向中国保证:如若中国恪守中立,日本将交还中国所有的一
切,包括胶济铁路在内。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的想法是:胶州领土如果是无代价地弄到
手的,那么就可以及时交还给中国;但如果是以鲜血和金钱为高额代价换到手的,那
么日本就不会轻易地放弃它。
  但中国很快就看到:这是日本对中国的欺诈。九月三日,日本在山东登陆,并未
直接攻击德国租借地和它的港口青岛,反而向山东腹地进军。九月二十六日,日本军
队占领不在德国管辖范围之内的潍县铁路车站,并且在十天以后,即十月六日,占据
山东省会济南火车站。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严正抗议,但立刻被驳回。日本随后又在
所占地带施行宵禁,把那些地方当作被占领的土地。随后,在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
日本攻占青岛港口,发生了青岛海关的控制权问题。
  就在这时,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
  欧战爆发之前刚刚到任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青岛陷落之前匆匆返回日本请
示。他回到中国后要求同袁世凯会晤。
  会见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举行。
  这次会见,日本公然违背国际外交程序,日置益越过中国外交部,直接向中国总
统提出一份包括“二十一条”要求的清单。要求分五大类,详列从山东和满洲,直到
改组中国的每一个政府部门,包括军队和警察在内的种种要求。答应这些要求,无异
把中国完全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然而,日置益遵照日本政府指令,要挟中国接受全部
条件。并警告袁世凯,倘若事机不密泄露出去,定将招致严重后果。
  日本敢于如此盛气凌人地提出“二十一条”,有一个直接相关的背景,即此时的
中国在国际社会孤立无援。英国、法国和德国完全置身于欧洲战事,没有时间也没有
力量来关心亚洲的事情。由于协约国在欧洲吃紧,英国日渐感觉到,它需要日本的援
助,因而默许日本对中国施加压力。俄国也正策划自己对中国的渗透,因此对日本的
行动也不加反对。只有尚未卷人欧战的美国,对中国表示了些许同情。然而,就连美
国也不愿因为中国问题而同日本发生对立,她关心的首要事情仍然是欧战。结果,中
国政府无法期望得到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帮助。这是日本人手中的一张很有力量的“
国际牌”。
  据《剑桥中华民国史》载:
  “二十一条”提出前,日本老资格的国务活动家们鉴于欧洲自杀式的争斗,认为
取得一致意见很重要,而各式各样的压力集团,却发出彻底推翻中国政权的叫嚣。就
连再次流亡日本的孙逸仙,似乎也看到了在日本的帮助下反对袁世凯的新机遇。日本
军方领袖,就更不必说是支持这一主张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外务省不失时机地草拟了“二十一条”,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大隈重信召开内阁会议,于十一月十一日通过了“二十一条”。一丸一五年一月十八
日,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将它们面呈给袁总统,并以盛气凌人的态度做了解释。他
向袁保证,只要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日本就会对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和学生加
以控制。
  可以想象,当袁世凯听到这样的“通牒”时,他会是一种什么心情?这“通牒”
预示着:倘若袁世凯不接受“二十一条”而与日本交战,他得不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发
达国家的支持,包括所谓的“友好国家”;而且,一旦交战,他面对的将不是一个、
而是两个敌人:一个是比中国强大得多的日本,另一个是日本将武装支持的孙中山革
命党。
  看来,要与日本进行谈判,要在谈判桌上打退或者削弱日本的猖狂进攻,袁世凯
不得不与野心勃勃的日本人就“二十一条”进行着艰难的周旋。
   2.曾叔度:我所经手的“二十一条”内幕谈判内幕鲜为人知。幸亏一个叫曾
叔度的人——时任国务院参议兼大总统府秘书——留下了一部未刊稿本《我所经手的
“二十一条”内幕》,使我们后人得以窥探到袁世凯在谈判幕后与日本人斗智斗法的
手段。
  谈判开始前,就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九日,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将“二十一条
”面呈袁世凯总统第二天,袁世凯把曾叔度找来,说:“昨天,日本公使带同翻译来
见我,向我提出要求‘二十一条’,并一再嘱咐,万勿泄漏。所要求大无理,令人愤
恨。你可去访问一下我们的日本顾问有贺,密探日本内阁的真正意图究竟何在?访问
后立刻来向我报告。至于内容,既约定彼此须守秘密,此时我也不便告诉你,有贺一
定常与日本使馆接洽,但此‘二十一条’的内容,他也许真不知道。”
  袁世凯说的有贺,全名有贺长雄,具有法学和文学双博士学位,被袁世凯聘为顾
问,月薪三千元,住宅费除外。
  曾叔度遵照袁世凯的指示,立即去拜访有贺。
  有贺说:“按照国际公法惯例,只有大使可以直接要求单独见驻在国元首,公使
没这个权利。还有,元首接见外国大使或公使时,外交首长应一同在座。此次外交首
长是否在座,外交首长是否先有所闻,均关重要。甲国对乙国有所要求,那是常有的
事情,但国际间通行的礼貌,不能随便破坏。此事无论内容如何,日本公使不守国际
间通行的礼貌,似乎太不对。”
  匆匆吃完晚饭,曾叔度又来到有贺寓所,设法套他的话。曾叔度先问他日本方面
的政情,有贺说:“日本完全由几位元老当家,大隈虽任内阁总理,但外交、军事最
后决定,即外交应否决裂,决裂后如何遣兵调将,大权尚在天皇,而其实权仍操之于
元老。日本现在的元老,以松方侯爵和山县公爵为最有权,如果这两个人不允许外交
决裂,不允许用兵,大隈内阁一点办法没有。”
  说完,有贺端出了法学博士的架子,大谈日本宪法和与别国宪法的区别。他说:
日本统率权完全在天皇手里,内阁不能过问。
  接着,有贺解释道:“我这么跟你说吧,日本虽然是君主立宪国,统率大权仍保
留在天皇手中,并未与其他统治权一并交给内阁。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其实只是陆
军粮台、陆军司务厅、海军粮台、海军司务厅而已。统率大权在天皇,而帮助天皇在
那里运筹帷幄并呈旨述旨的,是参谋本部,而不是内阁。我跟你把话说得过头一点:
内阁总理大臣和陆军大臣、海军大臣,根本不能调动一兵一将,让他们朝什么地方开
一枪。在英国,只要总理大臣及内阁全体成员同意(当然要得到议会的通过)就能调
兵遣将,向外国开战用兵。而日本不然,日本天皇经过参谋本部的运筹帷幄,上奏以
后,已经同外国开战了,可总理大臣和陆、海军大臣可能还不知道哩。”
  曾叔度听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觉得一点用处没有。当时,夜已深,他打算明
天再回复袁世凯。没想到,袁世凯已经派人到他家,催他立刻人府问话。
  曾叔度见到袁世凯后,把有贺的“日本宪法论”报告完毕,以为和“二十一条”
没什么关系,认为不得要领,对袁世凯说:“请大总统容我再向别人去侦探一下,再
来报告”袁世凯说:“你怎么能说不得要领呢!听他的‘宪法论’,我已略得要领啦
。你以后同他谈话后,要立刻回复我,要紧要紧。”
  第二天,曾叔度再人总统府,袁世凯立刻召见,说:“我想叫你再去同有贺谈话
。我请他马上回国一趟。他能不能直接见松方侯爵和山县公爵,把大隈提出的‘二十
一条’要求,还有他说日本公使不守国际间通行礼貌,直接向一国元首提出无理要求
的情形,告诉元老,并打探一下诸位元老的真意。”
  曾叔度得令,立刻又去访问有贺。有贺一听,让他回国拜访元老,颇有难色。
  曾叔度说:“‘二十一条’内容,我是一字不知。但我看大总统的意思,好像已
决定全部驳回,一个字都不能答应。事已至此,你想如果中日真的决裂了,我国固然
不利,兵连祸结,但你日本也未必有利啊!”
  有贺被说动了,说:“松方候爵、山县公爵都请我讲过宪法和国际公法,倒还都
是熟人,我可以回国一趟。”遂决定第二天就走。
  曾叔度回报袁世凯,袁世凯立刻开了一个条子,让他向收支处领取一万元,送给
有贺当路费。并说:“如果看他略有嫌少的意思,你快来告诉我。”
  然后,袁世凯把“二十一条”内容约略告诉了曾叔度,命他转告有贺。
  六天后,有贺回到北京,并带回消息说:“我已经把‘二十一条’内容告知松方
,并说,日本公使直接向驻在国元首提出要求,有失国际间通行礼貌。松方说:‘大
隈重信言大而夸,你快回中国告诉袁世凯。满洲是我帝国臣民用血肉性命从俄国人手
里夺过来的,中国应当给日本帝国在那里的发展机会。至于满洲以外中国领土上的主
权及一切,帝国毫无侵犯的意思。大隈的要求,是他大隈重信的要求,帝国臣民不见
得都支持他的要求!’”曾叔度把这番话回报。袁世凯大喜,说:“得要领矣,得要
领矣。满洲以外的要求,当然半个字也不能答应他。就是满洲,俄国所抢去的,他日
本都拿去了,他还要想发展,你发展了,我却瘪了!”
  很快,袁世凯又派给曾叔度一项棘手的任务,在“二十一条”谈判进行中,让他
联络日本浪人,就是那些有相当智识而怀才抑郁的日本人,用大把的金钱,和他们交
朋友。这些人,曾叔度过去曾经认识一些,袁世凯就选了他们中的六七个人,每月提
供给他们最多五十元最少二十元的津贴。说穿了,就是由中国政府收买日本问谍。这
件事情极其机密,除袁世凯和曾叔度外,没有第三人知道。
  袁世凯说:“现在正当紧要关头,你务必常跟他们联络,无论何种情报,是真是
假,是虚是实,是大是小,都来报告我,并且你见了他们,应该说什么话,也要斟酌
。你预先来问我,我告诉你。”
  从此,曾叔度担负此任务,天天和那些日本人往来,竭力搜求日本公使馆的内部
情形,但他觉得毫无所得。于是把他知道的情况,回报袁世凯,请求解除此项任务。

  袁世凯说:“我想知道的,不专指日本使馆内部情形,我还要知道日本商民的动
静。例如最近来中国的日本人多,还是回日本的日本人多,还有他们为什么要来,为
什么要走。走的时候是否把家财一起卖尽,有没有一去不复返的势头。他们是否接到
日本公使馆或领事馆的命令劝他们回国,等等。”
  曾叔度竭力侦察,得知最近只有两三家日本人回国,赶紧报告袁世凯,而袁世凯
已经预先知道了。袁世凯说:“我另有侦探。但他们只知道谁来谁去,不知其来去的
原因,我关注的是这一层,你替我探听。”曾叔度一再探听,发现日本侨民安静如常
,毫不惊恐。
  又一天,袁世凯叫曾叔度再去与有贺长雄研究宪法,并嘱咐他避免谈及“二十一
条”,尤其一点也不可露出是大总统派他来的意思。曾叔度心中颇觉不快,觉得袁世
凯何其迂腐乃尔:现在已经到了什么时候,还是“宪法宪法”的,能解决外交问题吗
!?
  袁世凯觉察到曾叔度的不快之意,便说:“我现在想知道的事情,是外交真正决
裂后,大隈会采取何种态度,他是否会奏请天皇,立刻派兵来中国。按照日本的宪法
,天皇必须准其所请出兵呢?还是可以驳回不出兵呢?关键在这个地方!你万不可在
谈到这个问题时涉及到‘二十一条’,要用旁敲侧击法,叫他就‘宪法论’上解答问
题。”
  曾叔度奉命,又见有贺,称赞其“宪法论”高明,他个人很有兴趣同他研究研究

  有贺说:“在日本,内阁如果请求用兵,必须召开御前会议,诸位元老当然列席
。天皇和元老如果不喜用兵,当然可以驳回。这一回,大隈大失败,他既然敢于提出
这样的要求,就应该先奏请开御前会议,议决如何提出要求,如何让步,让步到什么
程度;如果不让步而决裂了,采用怎样的手段,如何用兵?可现在,大隈内阁贸然提
出了(二十一条),毫无准备,毫无后盾,天皇不知,元老不知,这他只能靠侥幸成
功啦!可国家大事,岂是投机可以办好的。如果袁大总统在谈判中决然驳回其要求,
导致两国决裂用兵,那么,在日本那边,没经过御前会议,日本出兵可否,还必须请
示大皇,请示元老。而到这时如果不用兵,就伤了帝国的威信,(内阁)肯定倒阁啦
!”
  曾叔度问:“如果两国决裂了,日本再开御前会议,内阁请求出兵,这个是可以
的吗?”
  有贺说:“这样一来,他的‘二十一条’中涉及满洲以外的要求,本非日本帝国
本意,他应负责。就是涉及满洲的各条,也许有不是日本帝国本意者,他也要负责,
但有一层,他提出的要求,本非帝国本意,纵遭驳回,帝国之十之八九不至因此出兵
。但中国方面若有重大侮辱帝国威信的言语行动,他可以此为借口激怒天皇、元老,
乃至帝国臣民,促使他们用兵。这一层不可不防。总之,他大隈这次的办法,手段太
拙劣。例如‘二十一条’中提出的在中国开设医院,在中国派和尚传佛教,如果不用
这种‘要求’方式,这两件事情都可以办到。例如日本人在北京开的医院已经不下十
余所,何尝有条约上的根据,中国政府又何尝禁止。但他这一‘要求’,反惹起中国
人的猜疑。宗教方面的事情也是这样。西洋都是耶稣教国家,虽然两国在那里打仗,
可传教依然如故。佛教流传中国、日本、蒙古,背后何尝有印度的兵力。假使以国家
的威力来实行传教,这简直是多此一举嘛!这不是我一人的看法,在日本,稍明事理
的人恐怕都不以大隈(的要求)为然。其要求条件既拙劣,要求方式又不合乎礼貌,
他肯定失败无疑。”
  曾叔度把详情回报袁世凯。袁世凯说:“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数驳回。满洲
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纵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
,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我还要向他有所要求。我的回文即将发出。”
  曾叔度听得糊里糊涂,又不便深问。他对于袁世凯所说的“杀他个回马枪”,并
“反向他有所要求”,不知是什么意思。
  但袁世凯真的发出了一个“回文”,并让曾叔度设法打听日本公使馆内部情形。
于是驱策那些雇佣的日本间谍竭力侦察,得到报告:“日本使馆乱作一团。”使馆人
都说,万不料袁世凯敢于如此!日本东京得信后,也很意外,似乎大隈伯爵有受元老
谴责之说,但没有确实的证据。
  过了几天,中国驻东京公使陆宗舆来电,一个被袁世凯以每月五百元雇佣的日本
间谍前来密告:“大隈内阁收到袁世凯的复文,对袁世凯有这么大胆子,很是吃惊。
而未经御前会议就向中国提出要求,遭到袁世凯回敬一棒,真是狼狈万状。不得已上
奏天皇,现在已经召开御前会议。”
  袁世凯又叫曾叔度去同有贺闲聊,话及日本开御前会议。有贺说:“大隈狼狈情
形,于此可见矣。他以为袁大总统不知日本内阁无用兵之权,故敢于不经御前会议,
提出激烈要求,以为虚声恫吓一番,就可以压倒袁氏。殊不知你的弱点,袁氏何至研
究不到?挨一回马枪,进退两难。今日才奏请开御前会议,,其狼狈情形,已可概见
。但是我请你告诉大总统,果系经过御前会议的要求,则他背后有相当力量,非大限
一人私见可比,非虚声恫吓可比,或允或驳,那就请大总统决断罢。”言下之意,似
经过御前会议的要求,还是答应的好。不然,就要打仗。
  曾叔度把他所说的话报告给了袁世凯。
  这时,日本间谍得到金钱的好处,很卖力气。几乎每天都有人向曾叔度报告。有
一条消息说:东京回电已到日本使馆,计有三个方案。先向中国提第一方案,不行,
提第方二案;再不行,提第三方案;还是不行,那就与中国决裂。曾叔度觉得,这简
直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向上报告的价值。袁世凯一再问及,他才说了。
  袁世凯急了,说:“你怎么知道他们说的没有价值!在我看来,一句谣言,都有
价值!今日之事,犹如打扑克牌,快到最后摊牌的时候了。你以为无价值,错了!以
后,凡有消息,不管是真是假,是虚是实,是大是小,都要报告,不许隐匿。”
  但曾叔度似乎还是觉得这是小题大作。有一天,驻东京的一个间谍来了封密函,
说他与另外三人,想竞选议员,但“竞驯就要“运动”,他们的“运动费”缺少十六
万日元,请求中国政府秘密补助。作为回报,他们当选以后,一定弹劾大隈内阁!曾
叔度不是政治家,万不料世界上竟有此奇事,“选举”必须“运动”,“运动”必须
“运动费”,而且四个人,每人四万,还要把“运动费”向“敌国”请求补助。曾叔
度哈哈大笑,以为这些日本人简直是想人非非,“老和尚撞木钟”,根本不必理他,
也不必报告大总统。
  一日,他偶尔向袁世凯谈及此事,说“不必理他”。
  袁世凯一听,面现怒色。责备他说:“如此重要的信件,你竟不告诉我!”立电
中国驻东京使馆给他们如数拨款。袁世凯说:“让他们吵家务。”
  不久,东京大使馆寄来日本众议院记录若干份,内容是:那几个请求“运动费”
的日本人,真的在议院发言,弹劾了大隈内阁!
  又一日,日本间谍来报,日公使馆的确接到东京来电了,御前会议依照诸位元老
意见,只有一个方案:满洲以外不提了,满洲以内也较原方案略有让步,最重要的是
:(一)日本在满洲内地杂居;(二)日本人得在满洲租地种地;(三)满洲警察局
须聘雇日本人为顾问。好像就是这么三条最为重要,要求中国答应不可,不答应就决
裂。曾叔度立刻报告袁世凯。
  袁世凯说:“真货假货,我看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报告是真的。”
  曾叔度说:“或者还能让步,怎么知道就没有第二方案?”
  袁世凯说:“我同日本人办交涉数十年,他们的性情,我知之熟矣。他们性急,
喜欢痛快。况且,把这个报告和日本元老松方的意见对照看,大都相符。我看这个报
告,最近于真。”
  其后果然:日本方面最后放到谈判桌上的“二十一条”内容,与这份日本间谍密
探来的报告,几乎完全相同。
  “二十一条”谈判终于听到了尾声。
3.曹汝霖:我与“二十一条”“二十一条”谈判时,袁世凯的幕后功夫
  曾叔度《我所经手的“二十一条”内幕》讲述清楚了,那么,谈判过程究竟怎样
呢?曹汝霖,民国时的外交次长,谈判当事人之一,留下了一份亲历性记录。
  曹汝霖记得,那是在他担任外交部次长的第二年,即民国四年一月,日本驻华公
使日置益径直向袁世凯交付“二十一条”文本。对这不符合外交程序的行为,袁世凯
如此回答:“中日两国亲善是我的夙望,但关于外交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这
份东西应当交给曹次长带回外交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言罢,袁世凯把日本
公使拿来的文本向桌子上一搁,看也不看。
  但日本公使辞出后,袁世凯对曹汝霖说:“这东西留在这里,容我细阅。”
  第二天早晨,袁世凯召集外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
杨士琦到总统府议事。袁世凯说:“日本这次提出的‘二十一条’,意义很深,他们
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出这个东西,意在控制
我国,不可轻视。此条文的第五项,竟以亡韩视我,万万不可商议。”
  议事结束时,袁世凯说:“你们先回去,我再仔细读一下。”
  又过一天,袁世凯把曹汝霖叫到总统府,他说:“我已逐条细阅批示,你们立刻
按照我的批示进行商议。与日本进行谈判时,一定要逐项逐条议商,不可笼统并商。

  日本提出的条件共分五项“二十一条”。曹汝霖发现,袁世凯对其逐条用朱笔批
示,极其详细。
  第一项:关于旅大南满铁路展限问题。袁世凯批示:这一项源于前清中俄协定东
三省会议时,当时清朝政府已允许日本继续俄国来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这一
次日本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
  第二项:关于内蒙古东三省路矿、添置商埠问题。
  第三项:日本将来把德国青岛租地,仍归还中国,惟在山东德国取得的权益,及
胶济铁路等,应由日本继承。
  第四项:南满及内蒙须建设铁路,吉奉两省应准日本人内地杂居,及福建省不能
让与第三国,汉冶萍铁矿铁厂中日合办,并开发相连的铁矿,建浙闽铁路。
  对上述三项,袁世凯的批示是:
  关于承认德国利益问题,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
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
  关于中日合办矿业,可答应合办一二处,但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
与国人自办。
  关于建造铁路问题,必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
理,日本只可允与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只是必须要斟酌慎重。关于开商埠问题
,必须用我国自主开放的办法,并应加以限制,以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
  关于汉冶萍铁矿厂问题,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
  关于浙闽铁路问题,这事儿须查原始档案,似与英国有关。
  关于要求中国把福建让与日本问题,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
  关于要求日本人可在中国内地杂居问题,治外法权未收回之前,不能允以杂居。

  日本提出的第五项“希望条件”是:
  一、聘用日本人为军事顾问。二、合办兵工厂,中日两国用同一之军械。三、聘
日本人为主要省市警察教官。四、中国小学校雇佣日本教员。五、日本僧人许在中国
内地传对此,袁世凯批示: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
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觉不妥,故注“希望条件”,不理可也,万万不
可开议,切记切记(这两句加朱笔密圈)。
  过了两天,日本驻华公使馆人员打电话给曹汝霖,问:“谈判何时开始?”
  曹汝霖说:“贵公使根本没有把文书交给我国外交总长,怎能开始谈判?”这是
讽刺日方违反外交常规。
  第二天,日本公使来见中国外长孙宝琦,面递文书。孙总长接了文书,稍一展阅
,大发议论,将各条一一指摘,加以评论。日本公使笑着说:“贵总长对内容已如此
明了,将来商谈起来就更容易了。”
  这事儿传到袁世凯耳朵里,袁世凯不高兴了。他说:“我已嘱咐不要笼统商议,
孙宝琦何以如此糊涂,初次见面就逐条指摘,发议论,以后怎能继续商议。孙宝琦简
直荒唐,太粗率,不能当此任。”当晚即征得陆徵祥(时任高等顾问)同意,第二天
令陆徵祥担任外交总长。到一月下旬,“二十一条”谈判终于在外交部大楼开始了。
出席谈判的中方人员是: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方人员是:
公使日置益、一等书记官小幡西吉,翻译官高尾亨。
  当日议定:每周谈判三次,每次从下午二时开始(从中方提议);会议记录不必
互相签字(从中方提议);会议内容没有公开发表以前,不能对外泄露(从日方提议
);会议照原条件循序谈判,议决一条,再议一条(从中方提议)。
  于是开议第一项:关于旅大南满铁路展限问题。日本公使说,这一项是既定事实
,只是日本接收时,年限已过大半,故请照原约年限,重新更定。
  陆徵祥回答:当年(清朝时)东三省会议时,年限已过,贵国全权大使已经应允
继承俄国未满的年限,何以现在又要重定?
  日本公使说:只是重定年限,原则并无变更,希望照允。
  双方略加辩论,这一项就同意通过了。日本公使笑着说:“贵总长真是明白痛快
,希望其余各条,都能这样的痛快商定。”
  第二次会议,即议第二项:关于南满和内蒙东部问题。
  日本公使说:德国在胶澳租地上的所得权益,欧战爆发后,日本致德国最后通碟
时,已声明要德国无条件让给日本。等到德国把这一权益让给日本后,为尊重贵国主
权,还要请中国予以承认。至于该项中的租借地(指青岛),等到日本向德国取得后
,完全交还中国。
  对此,陆徵祥回答:日本与德国宣战时曾经声明,日本取得德国租借的胶澳全境
后,将把该地交还中国,并没有提到其它权益。
  日本公使说:日本攻占青岛,一为协助协约国,一为尊重中国主权领土,故特声
明取得后交还中国。其中权益,自应由日本继续一并取得,将来(战后)开和会时,
自然还会商定一个适当的处置办法,所以用不着先向贵国声明。
  陆徵祥说:既然是要在将来和会时商定,那现在不必先行承认,等到和会开时再
看情形。
  日本公使说:日本取得德国权益,可谓既定事实,现在商定大旨,可免将来再费
口舌。
  陆徵祥说:攻占(德国占领的)青岛还有英国参加,不单是日本方面的事。
  日本公使说:英国虽参加,但日本出力最多,牺牲最大,如何商定,英国决无异
议。
  这样谈来谈去,中国方面始终不答应。彼此辩论很久,直到散会,没有解决。
  此后再开谈判,双方仍是唇枪舌剑。中方严格按照袁世凯规定的“范围”和“口
径”,与日本交涉,看不出有投降卖国的意思。过去看一些历史书,好像中国方面在
谈判中只是一味让步,但似乎并非如此。
  袁世凯要求,每天早晨,曹汝霖必须前来总统府,向袁世凯回报,并接受指示。
曹汝霖说,他每天早晨七时到府,都会看到袁世凯已在公事厅等候他,二人同进早膳
,曹汝霖先报告昨日谈判情形,再讨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在早餐时谈完了,曹汝霖
还要再人总统府向袁世凯请示。因此,每次谈判,都是“殚精竭力,谋定后动”。
  例如针对日本提出的“福建不能让租与他国”问题,陆徵祥严格按照袁世凯的指
示,义正辞严地对日方说:“福建为我国行省,何能与他国有让与行为?贵国提出此
案,深为遗憾。”日本公使笑着说:“这是因为贵国有例在先,故请注意。”陆徵祥
说:“前政府(指清朝)有此糊涂行为,本政府决无此事。”(后中国自行发表声明
:中国领土,永远自保完整,无论何省,决不与他国有让与行为,福建亦不例外。将
此声明抄送日本。)每当谈判进行不下去的时候,袁世凯便命曹汝霖去与日使或小幡
交换意见,意在从侧面打听消息,探听对方真意所在。我们已经知道,这只是袁世凯
幕后运作的一个方面,其它运作我们已经通过曾叔度《我所经手的“二十一条”内幕
》得知。总之。袁世凯力图中方掌握谈判的主动权。
  但谈判终于陷入了僵局。那是在“二十一条”的前四项共“十四条”谈判得差不
多的时候,一天,陆徵祥在谈判后起立致词。
  陆徵祥说:“此次贵国所提条件,我方始终努力尊重贵方意见,均已议定解决,
这也是贵公使开诚布公,得以有此结果,实为两国前途之幸,谨代表政府向贵公使深
致谢意。”
  日本公使答言:“贵总长深知两国关系之切,前途非和平亲善不足以增加友谊,
顾全大局,至为感佩。但还有第五项的七条,亦希望开诚商议,则两国亲善友谊益臻
巩固,不但为两国前途庆,实为维持东亚和平庆,务请贵总长谅解此意。”
  陆徵祥说:“此次会议,本席已尽最大之努力以酬贵国之愿望。至于第五项,本
国政府认为,贵国提出此项条件,有损两国友谊,本席绝对不能应命商议,务请原谅
。”
  日本公使请求:这第五项内容,不作为条约,只是交换一下意见。陆微祥坚辞不
允。日使再三要求,陆微祥义正辞严他说道:“此等条件不应对于对等友邦提出,本
席无论如何,不能商议,应请贵公使撤回。”言颇激烈。
  日本公使说:“为两国谋永久和平合作,本国政府才提出第五项条件,贵总长说
这有碍两国友谊,实深遗憾。”
  于是双方不欢而散,此后一周之内,双方谁也不理谁,彼此僵持,濒于决裂。
  此后的一天,日本公使将最后通牒送到中国外交部,交给陆微祥总长时,态度严
重,不发一言。但陆总长只说了“可惜”两个字。日方于是一面调动关外军队,一面
命其军舰游戈于渤海湾,并训令日侨预备撤退,下戒严令,尽其恫吓之能事。
  但中方终不为所动。通过袁世凯的幕后运作,日本所提“二十一条”,最后议结
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在中方的严正拒绝下被迫撤回。对此,曹汝霖
说:日本这次提出“二十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
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
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
。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国。幸
我府院一心,内外协力,得此结果,亦是国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称“二十一条”辱
国条件,好像我们在谈判中全部承认了,不知“二十一条”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
,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
,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当然,“二十一条”最后的文本,在中国方面,自是袁世凯批准的。
  那天,袁世凯召集各机关首长、参议院议长、府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外交次长
等开全体大会,讨论日本最后通碟,应否接受。会议开始后,外交总长陆徵祥仍然未
到,以电话催请,说他正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会晤。等候三十分钟后,陆徵祥到了
。于是先由陆徵祥报告与朱尔典会晤情形。
  朱尔典说:“今天贵国所召开的大会,关系重大,我国很是关心,特于会前来见
。日本因各国忙于欧战,不遑东顾,提出最后通碟,意在挑衅、恫吓,袁总统明白内
外情势,不至中他诡计。听说陆军总长段祺瑞主张强硬对待,我知他已秘密动员,晚
问运输彻夜不停,已三星期,这明明是在备战,设若开衅,不堪设想。我与袁总统是
三十年老友,不愿见他遭此惨运。目前只能暂时忍辱,只要力图自强,埋头苦干,十
年之后,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今日之会,重在外交,贵总长应负起责任力争,不可
听陆军总长轻率之行动。我这次与贵总长会晤,不比寻常会晤,贵总长若不与我以确
实答复,我不告辞。”说着,英国公使朱尔典声泪俱下。
  陆徵祥对朱尔典说:“今日的会议,由总统亲自主持,必能慎重从事。”
  朱尔典把他刚才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陆徵祥见朱尔典坚定诚恳,便说:“我
一定把贵使的忠告,报告给总统与大会,如果他们无视贵使忠告,我一定以辞职而力
争。”
  听陆徵祥这样一说,朱尔典才告辞而去。
  袁世凯听了陆徵祥的上述报告,很慎重地发言。他说:“朱尔典公使的话,也是
为中国前途着想。日本此次提出‘二十一条’,尤其第五项各条,真是亡国条件。今
外交部历时四月,开会三十余次,尽了最大之力,避重就轻,最后,‘二十一条’中
议决者不满十条,且坚拒开议第五项,外交部当局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已能尽
其责任,使日本最后通蝶中,已将第五项自行撤回,挽救不少。惟最后通蝶之答复,
只有‘诺’与‘否’两字,我受国民付托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从事,愿听诸君
之意见。”
  陆军总长段祺瑞第一个发言,表示坚决反对。他说这样迁就日本,何能立国?宁
为玉碎,不为瓦全。
  至此,我们必须插入一段史实,因为历史分明记载着:在袁世凯死前逝后的好一
段时间内,真正投靠日本、出卖国权,甚至把袁世凯拒绝的“二十一条”中的许多条
款公然“卖”给日本换钱花的,不是别人,正是段祺瑞!而在此时,在讨论日本的最
后通碟时,竟然也是段祺瑞主张以最强硬态度对待,这究竟是段祺瑞的真心,还是他
邀买人心的假意?此时的袁世凯并不知道段祺瑞安的是什么心。他说:“段总长之说
自是正办,然亦应审度情势,量力而行。倘若日本不撤回第五项内容,我的意见肯定
与段总长一致。但现在日本既已撤回,剩下的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
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碟,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
,此后或可有为,正如朱尔典公使所言。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
固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
  段祺瑞仍然持有异议。他说,民国肇兴,即承认此案,倘各国效尤,如何应付?

  袁世凯于是就世界大势,剖析说明:“我岂愿意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
不委曲求全耳,两国力量之比较,您应该最明白。”
  段祺瑞于是无言。遂宣告散会。
  散会后,曹汝霖回到外交部,与同仁商拟复日使照会稿。大家以为,虽然接受通
牒,但中方应驳之处,仍应声明。于是仔细斟酌,三易草稿,脱稿时已逾深夜四时。

  黎明后,曹汝霖携稿人府,袁世凯已经在办公厅等候,看上去,好像一夜未眠。

  遂定稿缮正,最后由陆徵祥、曹汝霖将稿件送至日使馆,将“二十一条”的最后
修订本交给日本公使日置益。其时已在午夜,具体时间是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十一时
。曹汝霖说:“当时,我心感凄凉,有一种亲递降表的感觉。”
4.评价:日本得到了什么?
  今天,我们的脑海中虽然已经形成袁世凯“卖国”的“定论”,但实际上,我们
中的多数人并没有看到过“二十一条”的原文本和经过谈判签订的最后修订本。通俗
而广泛传播的历史教科书似乎认为读者不需要看到这些,只要接受它们的“定论”就
够了。但读者真的不需要吗?重述历史不仅要忠于历史,而且要尊重读者,这是历史
学家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尤其在涉及到给历史人物扣上“卖国”帽子一类重大指控
的时候。
  第一,所谓“二十一条”通过外交谈判和袁世凯幕后的“阴谋运作”,最后签定
的文本实际上只有“十二条”。
  第二,原“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共七条,根本没有签订。
  第三,原“二十一条”中的第四号全部删除。
  第四,原“二十一条”中的第三号共有两条,删除一条。
  第五,剩下关于山东和满洲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件与原先提出的条件大为不
同,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的条件。
  应该说,这次谈判后签定的文本,基本实现了袁世凯的愿望,这就是他同曾叔度
所说的:“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数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
点纵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
  这个“回马枪”是:“二十一条”中完全签订的几条,在条约签订后,也被袁世
凯大多“破坏”掉了。
  据曾叔度提供的史料,条约签定后,袁世凯让他草拟一个“破坏”办法,曾叔度
还真搞出了一个,内容大致有,(一)破坏中日国民杂居,应该制定一个外侨内地杂
居条例;(二)破坏日本人的租地、购地,应该制定一个外侨永租地权条例;(三)
破坏日本人可以担任中国警察顾问的约定,应该制定一个聘雇外人的条例。曾叔度的
意思很清楚,在法律手段中寓以限制之意,即能暗中破坏条约。
  但袁世凯认为这种办法太笨。他说:“我已筹画好了:(一)购地租地,我叫他
一寸地都买不到手;(二)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至于(三
)警察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间不问,权
却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坏条约,用法律破坏不了。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
之法。”
  袁世凯有个老秘书,听说了袁世凯要破坏“二十一条”的话,大不以为然,,他
说:“既然签订了条约,就应该重视履行,明知不行,而虚与委蛇,表面允其所要求
,暗中却加以破坏,必为祸根。本应推诚布公,向日本明言不能应允的原因。如果对
方不听,纵以兵戎相见,彼曲我直,胜败之数,尚不可知,而我理直气壮,虽败犹荣
。我的意思本应坚持不允。今既允矣,成事不说,壮士断腕,听客所为。白山黑水,
暂同弃地,痛定思痛,在关内励精图治,待机而动,收复故土,似亦一策。”
  袁世凯一听,斥为书生之见,说:“推诚布公果能成事,世界早太平了。”
  袁世凯笼络张作霖并鼓励他在东北“抗日”,就在此时。袁世凯的女儿回忆:我
父亲搬进中南海后,一直居住在居仁堂内。他的办公室,设在居仁堂楼下东头的一间
大房间里。楼下的西部,是他会客、开会以及吃饭的所在。另外,在居仁堂的前院,
还有一处叫做“大圆镜中”的房子,也是他会客的地方。他在什么地方会什么样的客
,按看来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关系来区别对待的。例如,一般生客在“大圆镜中”,
熟客在居仁堂楼下西部,最熟的就在办公室内会见了。如果来客比较有身份,那么,
会见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他接见张作霖却是例外。张作霖是当时的二十七师
师长,他由东北来京谒见我父亲。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
大圆镜中”会见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优遇,却破例地在办公室内接见了他
。当时办公室内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
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四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
是珐琅烧的的小人,样子极其精致。当时我父亲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在谈
话的时候,老是瞅着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晓得他是爱
上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我父亲在送走了张作霖以后,一路笑着上楼,说明
了赠表的经过,并笑着对家人说:“他真是没有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
给他了。”说完了,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我父亲自己其实不好古玩,他常说:“古
玩有什么希罕,将来我用的东西都是古玩。”
  袁世凯笼络张作霖抗日获得成功。有史料载:针对“二十一条”中“日本人可在
南满买地”的条款,袁世凯秘密制定了一个“惩治国贼条例”:凡未经政府许可,私
卖田土与外国人者,以国贼论,杀无赦。这条例未见颁布,惟闻东北军界及民间皆传
言:确有此不成文法。当时,在东北的张作霖不过只有兵千人,有枪千余支而已。但
“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密派段芝贵仆仆风尘,密赴奉天数次。此后张作霖势力
陡增,以巨金向德国洋行购买枪械,公开扬言:有我在,日本人不敢走出附属地,东
北的一寸土地也到不了日本人手中。我们都知道:后来张作霖因抗日而被日本人暗杀
。而在张学良时代,他子承父业,废止商租章程,人民有以田亩商租者,以盗卖国土
论。日本总领事以张学良片面取消两国所定之协议,提出抗议,张学良置之不理。
  袁世凯死后数年,曾叔度去东北。有日本人告诉他说:“我们日本人在东北,被
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至于向中国人购地、租地,更谈不到。日
本人受中国各机关聘雇人员,也对曾叔度说:“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
人问。”
  《剑桥中华民国史》对中日“二十一条”之签订评价说:以帝国主义开创的先例
来衡量,“二十一条”包含的新内容很少;除了满洲租借期的延长以外,它对于日本
在华地位也无太大的意义。“二十一条”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日本的外交感觉迟钝
和笨拙。全世界,尤其是美国所看到的是:当西方列强专注于其它地方事务时,狡猾
的日本在占中国的便宜。日本外交家们要求保密,结果中国政治家们却以人所不知的
内容为手段,加强世人对日本的警觉和不信任感。一九一五年五月,向袁世凯发出的
最后通牒,给日本人感觉迟钝的画像填上了最后一笔。它并未使日本得到中国人不愿
应允的东西,反倒成了后来每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国耻日”的象征。日本为保障自身
地位而阻止中国共和民族主义的企图,反而使这种民族主义发扬光大并指向自己。“
二十一条”之所以如此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以及美国公众,乃是由于它不合时宜。它
是本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帝国主义相互争夺的精神制定的,可惜晚了二十年,在中华
民国的崛起和美国进步运动兴起之后才能出笼。对日本来说,它显然是取得了一个代
价过于高昂的胜利。
  5.国耻与黑枪该怎样评价袁世凯与“二十一条”的关系呢?《剑桥中华民国史
》说:袁世凯在“二十一条”谈判中“耗尽了日本人的耐心”。但要耗尽对方的耐心
,自己一方首先要有耐心,而且这种耐心不是消极的受难,而是积极主动,坚忍不拔
,也要使点手段,耍点滑头。对此,日本人肯定很难受。
  就在谈判刚刚进行一个月的时候,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九日,袁世凯接到一个关心
他的外国人给他发来的一封匿名信:阁下:我得到很确实的消息,一项针对你本人的
阴谋正在日本公使馆方面策划准备之中。已向使馆运入卫队,所有事情均已准备妥当
。请将宫廷戒严,各处城墙上应设置驻军,城门设置护卫并架设机抢,各处门户设栅
栏,准备沙包以防从主要门户冲入。拖延会招致危险。一个衷心关怀您个人安全和国
家幸福的人所写。
  经“确认”,信的笔迹没有经过“故意伪装”。这说明,在谈判中,日本至少有
过这样的刺杀袁世凯之预谋。倘若日本人确信袁世凯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动,这样
的“黑枪”还有什么必要呢?
  民国流传的许多史料,言之凿凿,说袁世凯所以与日本签定“二十一条”,是因
为他与日本人另有密约。说的确切些:袁世凯同意日本的“二十一条”,而日本支持
袁世凯称帝。这纯属胡言乱语,其以讹传讹,没有任何史实上的根据。但这指控太过
严重。对此,就是写了洋洋数十万言《袁世凯传》并以之痛骂袁世凯的陶菊隐先生,
也不得不挺身而出,为袁世凯辩诬。他说(译文):袁世凯心狠手辣,才足以济其恶
,关于这一点,就是受到袁世凯厚待的人,也不能为之置辨。然有一事可为袁世凯呼
冤,就是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的事情。实在是没有这回事
情啊!
  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
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经常对左
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
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啦。”
  袁世凯还聘请了许多学者和军事专家,组成“东三省研究会”,搜集国防材料。
这是因为,从朝鲜事件发生时,袁世凯已经洞见日本的野心。
  袁世凯在总统任上时,日皇加冕,他仅命驻日大使就近前去致贺,经外交部反复
陈说,说这是日本的非常重典,各国都派专使,我国与日本近在唇齿间,尤其不可忽
视,他这才派周自齐前往日本。但日本人得知袁世凯的态度,竟然“婉谢之”,以示
报复。
  所有这些都能证明,袁世凯与日本没什么密谋。
  袁世凯谢世之日,有人在他的书案上发现了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
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这是他死前留以自挽的话啊!”
  但“二十一条”的签定,无论如何,是中国的国耻。对此,作为中华民国的大总
统,袁世凯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痛心疾首。“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向国民公开
发表了许多相当于“社论”的文章,要求全国官民不忘国耻,痛定思痛,把国家建设
成一个富强的国家,让这样的国耻在中国永远不再发生。
  所有这些,都不如他在一次。“干部(百僚)大会”上的秘密讲话中说的透彻和
痛心。他说:国事粗定,欧战发生,关系于均势者甚大。日本利欧战列强之相持,乘
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军队所至,四境骚然。官吏见侮之
横,居民被祸之惨,笔不能罄,耳不忍闻。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披不之
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
  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
  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
  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
  曰军械定数向日本来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
  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牛马奴隶,万劫不复。予见此四条
,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以予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
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具此决心,饬外交部人员坚持磋商,此外凡损失权利较重
者,均须逐字斟酌,竭力挽回。乃日人利用我国乱党,各处滋扰,而又散布谣言,鼓
惑各国,分遣大枝陆军,直趋奉天之沈阳、山东之济南,海军亦时在渤海出没游戈。
因之举国恐惶,全球震动,不知其用意所在。
  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终始不疑;对内则抚缉人民,勿令自扰
,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
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兔,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
!疾首痈心,愤渐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
但有进行,断无中止。
  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
强权,势相对待,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经此次
交涉解决之后,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力图振作……我汉族皆神明之胄裔,诘以斯言
,能甘心忍受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惟知亡,庶可不亡,凡百职司,其密志之!
此谕。
条约内容
条约共五号,二十一款:
第一号,关于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共四款:
日本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力利益让与等项处分,中国政府概行承认。
凡山东省内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以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
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
中国政府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
第二号,关于“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共七款:
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日本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营造商工业应用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须要土地之租借权和所有权。
日本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各项生意。
中国政府允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臣民。
中国政府如准许他国在南满洲及东部蒙古建造铁路或以该地区课税作抵押他国借款时,应先经日本政府同意而后办理。
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商议。
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限。
第三号,关于汉冶萍公司,共二款:
俟将来机会相当,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未经日本政府之同意,所有该公司一切权力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
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关于“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一款: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共七款:
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该条袁世凯未直接同意,由段祺瑞执政时通过)。
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医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内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全面筹画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日中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之铁路,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各铁路之建筑权,许与日本国。
福建省内筹办铁路、开矿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时,先向日本协商。
允认日本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袁卖国不及蒋甚,仅此而已。
照这样看,袁世凯没有宣传中的那么坏。
没看完……先顶!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3 15:07:49编辑过]
国家的土地上驻满了敌国军队,还谈什么不卖国,可笑.近现代的中国,只有共产党有资格谈爱国.
我看很多人已经忘记了什么叫“历史唯物主义”了。至少要先把历史事实搞清楚吧?先扣帽子是政治斗争的手段,可不是研究问题的正确方法。这里的不少人是很适合搞政治运动的。
楼上的没有扣帽子?我怎么看见飞出好几大顶呢?
大家只是发表下自己看法,袁大头卖不卖国自有公论,姑且不论他内心想法如何,实际后果是卖,就当时中国人民处的环境,那会儿的国人肯定比我们后人更能切身感受,现在而言,卖与不卖皆在个人心中,尺度放开了,多元化嘛,呵呵
袁世凯的雄才大略可比曹操!唯一不如的,就是晚年猪油蒙了心----称帝了!遗臭万年,可惜了!
到底是我学的历史有问题呢?还是如今的学术讨论出了问题了?[em06][em06][em06]
学术讨论出问题?呵呵,历史文件可是比政治口号更有学术价值的。
[B]以下是引用[I]梦回秦汉[/I]在2005-10-5 16:17:00的发言:[/B][BR]到底是我学的历史有问题呢?还是如今的学术讨论出了问题了?[em06][em06][em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