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失政：“二十一条”百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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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失政：“二十一条”百年祭
2016-06-25 04:10  向记者提问  致信编辑 分享  大 中 小 收藏此文  打印此文  评论(0)
导语：
尹敏志

一战初期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德之战，恐怕已被很多人遗忘。

1914年9月，日本在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后不久，便派遣两支军队分别从山东省南北登陆，一路势如破竹，10月31日开始两面夹击青岛租界。七天后，德国守军不支，青岛陷落。

于是，继日俄战争后，日本又以270名士兵阵亡的微弱代价，打败了另一个欧洲强国。300名德国战俘后来被引渡至东京，在浅草本愿寺前举行的“祝胜会”上，犹如战利品般沿道排列展示，任由日本民众观赏，其盛况犹如“午门献俘”。

但武运昌隆的喜悦，并没有提振低迷的经济。献俘次日，日本国内米价及股价仍然继续下跌。当时福泽谕吉的得意门生、《天演论》的日文译者高桥义雄，采访了不少日本的政商名流，结果发现，这些精英人士大多对未来忧心忡忡。在他们看来，无论日本暂时获得了多少利益，终究是不稳定的。因为在欧洲主战场硝烟散尽后，列强必将重返东亚，类似于“三国干涉还辽”的屈辱，以后说不定会重演。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尽快与相关国家签订正式条约，以巩固日本的大陆权益。

若仅看青岛之役后日本的一系列外交动作，包括“二十一条”及“巴黎和会”，会让人误以为其最为觊觎的就是山东。至少在“五四运动”时期，喊出“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的爱国学生们是这么想的，这也是长久以来中国大陆历史教科书的定论。但是京都大学教授奈良冈聪智发现，在是否对德宣战、以及向北洋政府索取哪些权益的问题上，日本国内其实分歧极大。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乃是声东击西，其真正目标并不是德国手中的山东，而是刚从俄国夺来的满洲。

这本《对华“二十一条”是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日中对立的原点》去年的出版，恰逢此条约签订一百周年，故不但引发热议，还一举夺得了多项学界大奖。

早在攻读博士期间，奈良冈便潜心研究加藤高明。在这本新书中，他继续以这位东大法学部出身、1924年问鼎首相的政治人物为切入口，通过对于中日英三语档案、报刊、日记的研究，将日本酝酿“二十一条”的历史纵深，向前延伸至1904年的日俄之战。作者认为，此条约固然对中国毫无益处，但对日本自身的影响也是致命的，称之为“世纪失政”亦不为过。

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在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的指挥下，日军以“皇国兴废在此一战”的破釜沉舟之势，击溃劳师远征的俄国海军，次年逼迫其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日本不但因此一举成为“一等国”，抑制了俄国势力的南下，还得到了库页岛南部以及满洲租界权。但不少日本民众却对条约内容非常不满，他们认为，在付出了巨大伤亡的惨胜后，政府居然没有像《马关条约》那样让俄国赔偿军费，是巨大的外交失败。条约签字当晚，大批群众聚集在皇居外的日比谷公园抗议，后来演变为大规模骚动，最终以政府的戒严令收场，史称“日比谷烧打事件。”

当年年底，日本代表小村寿太郎、内田康哉，与清国代表庆亲王、瞿鸿禨、袁世凯交涉，正式达成《北京条约》。条约正文规定，日本取代俄国继续租借辽东半岛和南满铁道，但必须在1923年和1939年租借期满时返还中国。附属条约则给予了日本自由进出东北港口、在鸭绿江沿岸采伐森林等利益，交换条件是日军撤出辽东。与基本遵循国际法的正文不同，附属条约是在秘密交涉后签订的，明显有利于日方。而且奈良冈发现，《北京条约》不但“内容有歧义，而且暧昧不清的地方也不少”，而这无疑为日后“二十一条”埋下了伏笔。

而晚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颇有“联日拒俄”的考虑。实际上1898到1908年间，是中日关系的全面改善期。一方面，当时近卫文麿、犬养毅等政治人物对中国友好，倡导“中日提携”。另一方面，甲午战败后，中国知识阶级开始借助日本这一中转站，全面学习西方。大量留学生东渡，其中就包括鲁迅、郁达夫、陈独秀等人。最近历史学家冈田英弘提出，清末民初的中国是“日本化的中国”，这种表述固然略有夸张，但近代中国学习日本的影响长期被低估，的确是事实。

“蜜月期”的转折点大约发生在1908年，即第二次桂园内阁成立后。随着辽东半岛租借期的临近，“满洲进出”论开始升温。翌年在哈尔滨火车站，第一代韩国统监伊藤博文被朝鲜刺客安重根暗杀。中国读者对于伊藤的印象，恐怕就是马关谈判中那位咄咄逼人的日方代表，其实伊藤还算是日本政坛中的稳健派，对朝鲜的态度也较为宽和。这就是为何当时英国《泰晤士报》评论伊藤之死“极端讽刺”，因为安重根的“爱国壮举”，实际上恰好替日本的强硬派除去了制衡力量，加速了日本吞并朝鲜的进程。

1910年8月，在小村外相、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等人的推动下，日朝正式合邦。“现在日本已经变成大陆国家了，不久就能向满洲大量输送军队”，英国驻日使馆参事官朗博尔德（Horace　　Rumbold）在得知此消息后，在日记里预言，日本即将成为下一个狂飙突进的德意志，而英国必须对之产生警惕，并重新思考“日英同盟”的地位。

辛亥革命后，中日两国各自的民族主义兴起，而且相互摩擦激荡，愈行愈远。1913年，孙中山号召讨袁，“二次革命”爆发，南方革命政府与北洋政府的内战波及日本租界。8月至9月期间，在兖州、汉口、南京三地，先后发生了中国士兵殴打、监禁日本侨民的事件。尤其是北洋军将领张勋攻占南京后，纵容军队枪杀三名日本侨民、砸毁日本商店、侮辱日本军旗，更是在日本国内引发轩然大波。

在中国方面的历史记忆中，这三起事件并不重要，大多被一笔带过。但在日本国内，此事件却引发了巨大反应。最为活跃的是“对支联合会”的内田良平、川岛浪速、大竹贯一等人，他们猛烈批评山本内阁的“软弱外交”，反对“对中不干涉方针”。在野党的巨大压力，迫使山本权兵卫首相下台。4月16日，在这波浪潮中扬言“对于非文明的支那国民，必须直接出动军队占领其要害地区，再进行谈判”的大隈重信接任首相。

大隈上台后不久，欧洲就爆发一战，新内阁迎来了兑现承诺、扭转前内阁“软弱外交”的最好时机。但在参战问题上，其实杂音也不少，比如明治维新元老山县有朋和松方正义、在野党领袖原敬等大佬都明确反对。在他们看来，如果贸然投入一战，进攻德国的亚洲殖民地，扩张倾向未免太过明显，必将恶化日美、日中关系。但大偎首相却力排众议，全力支持外相加藤高明的参战主张。

其实早在日德开战之前，深谙中国政治的加藤便主张，以后对于山东宜采取“避名就实”的方针：日本没有必要在胶州半岛驻军，完全可以把山东主权归还中国，只需换取青岛自由港化、给予日侨居住地的条件即可。加藤这一构想，与1年前中俄两国就外蒙主权多轮交涉时，俄方的谈判技巧神似。台湾学者张启雄曾在《外蒙主权归属交涉》一书中指出，北洋政府多少延续了传统王朝的“中华帝国体系”式外交思维，对于边陲领土，更为关心的是维持名义上的宗主权，保全“面子”，至于实际的控制权达到几成，则是可以讨论的。

所以，加藤很可能是受了中俄谈判的启发，希望通过归还山东、主动“示好”的方式，来换取更大的国家利益——延长满洲租借期，将日俄战争的胜利果实永久化，并进一步扩张至东蒙古地区。“正所谓百年树人，吾国于满洲则植有鲜血（planted　blood）也”，在回国前与英国外相面谈时，加藤早已如是说。

奈良冈认为，我们并不能将加藤简单看成一个执行内阁意志、技术性的“外交官”，他其实更像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从背后推动着“二十一条”的成型。日德开战后，不少中国人觉得日本动机可疑，当时蒋介石就曾发电报给孙中山，提醒孙现在列强无暇东顾，日本迟早要攫取山东等地。但却很少有人真正看出，加藤剑指山东、意在满洲的奇招。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正式向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主要内容为：一、日本继承德国山东特权；二、扩大满蒙权益；三、中日共同经营汉治萍公司；四、未经日本同意，中国沿海地区不得割让给外国；五、聘请日本人为北洋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大总统袁世凯对此大为震惊，次日火速召集外交总长孙宝琦、外交次长曹汝霖、梁士诒等人商谈，决定采取反制措施：“日欲变我国为朝鲜耶？”

奈良冈笔下的袁世凯，不但没有那么“丧权辱国”，而且可以说是外交手腕高超，迅速采取了最佳的应对策略。首先是尽量拖延。袁总统回复日方道，由于孙宝琦外长刚刚辞职，由陆徵祥接任，目前外交部门人事较混乱，必须等一段时间再给回复，结果一拖就是半个月。在这段宝贵时间里，袁一方面动员国内和国际反日舆论，另一面吸引西方列强的干涉，以制衡日本。

十年前全程参加过《北京条约》谈判的袁世凯，明白加藤高明是想私下进行商谈，签完字后，再告知国际社会。但袁却反其道而行之，故意将内容“泄露”出去。在这方面，当时《大阪朝日新闻》的驻华记者神田正雄帮了大忙，他从曹汝霖处得到内部消息后，迅速将条约发回日本国内进行报道。对加藤外相来说，这不啻于是后院起火，打乱了他的布局。震怒之下，他责令《大阪朝日新闻》次日刊发号外，宣布之前日中交涉内容“与事实不符，一律取消”。但这已经于事无补，因为中国、美国、英国的媒体已经纷纷跟进报道，日本迅速陷于孤立境地。

“冥顽不灵、毫无诚意的支那当局”，四月下旬，从《朝日新闻》的社论中不难窥见日本国内对华强硬论的沸腾。大偎内阁不得不一改其“和平谈判”的方针，计划增兵山东及满洲，以武力胁迫北洋政府。加藤高明也决定做出妥协，不但归还中国胶州半岛，而且取消条约的第五条。软硬兼施之下，北洋政府终于在5月9号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牒。但作为一个内部分裂的弱国，这样的结果，其实已经较为理想。除了袁世凯的手腕外，北洋外交家们可谓居功至伟。

在北洋外交史的力作《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中，作者唐启华指出，虽然北洋内阁如走马灯似变换，但外交部人员相对稳定，且多为留洋精英，故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准，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奈良冈此书基本可以佐证唐之观点。虽然此书的主要篇幅集中于日本国内的政党政治上，但还是能窥见陆徵祥、曹汝霖、梁士诒等北洋外交家竭尽全力，维持国家最后一丝尊严的苦心孤诣。

总之，日本虽借“二十一条”达到了主要目的，但大陆野心也彻底暴露，此后对外扩张也一发不可收，用高桥义雄的话说：“实为外交术中最为拙劣者。”http://www.eeo.com.cn/2016/0625/289011.shtml
世纪失政：“二十一条”百年祭
2016-06-25 04:10  向记者提问  致信编辑 分享  大 中 小 收藏此文  打印此文  评论(0)
导语：
尹敏志

一战初期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德之战，恐怕已被很多人遗忘。

1914年9月，日本在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后不久，便派遣两支军队分别从山东省南北登陆，一路势如破竹，10月31日开始两面夹击青岛租界。七天后，德国守军不支，青岛陷落。

于是，继日俄战争后，日本又以270名士兵阵亡的微弱代价，打败了另一个欧洲强国。300名德国战俘后来被引渡至东京，在浅草本愿寺前举行的“祝胜会”上，犹如战利品般沿道排列展示，任由日本民众观赏，其盛况犹如“午门献俘”。

但武运昌隆的喜悦，并没有提振低迷的经济。献俘次日，日本国内米价及股价仍然继续下跌。当时福泽谕吉的得意门生、《天演论》的日文译者高桥义雄，采访了不少日本的政商名流，结果发现，这些精英人士大多对未来忧心忡忡。在他们看来，无论日本暂时获得了多少利益，终究是不稳定的。因为在欧洲主战场硝烟散尽后，列强必将重返东亚，类似于“三国干涉还辽”的屈辱，以后说不定会重演。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尽快与相关国家签订正式条约，以巩固日本的大陆权益。

若仅看青岛之役后日本的一系列外交动作，包括“二十一条”及“巴黎和会”，会让人误以为其最为觊觎的就是山东。至少在“五四运动”时期，喊出“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的爱国学生们是这么想的，这也是长久以来中国大陆历史教科书的定论。但是京都大学教授奈良冈聪智发现，在是否对德宣战、以及向北洋政府索取哪些权益的问题上，日本国内其实分歧极大。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乃是声东击西，其真正目标并不是德国手中的山东，而是刚从俄国夺来的满洲。

这本《对华“二十一条”是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日中对立的原点》去年的出版，恰逢此条约签订一百周年，故不但引发热议，还一举夺得了多项学界大奖。

早在攻读博士期间，奈良冈便潜心研究加藤高明。在这本新书中，他继续以这位东大法学部出身、1924年问鼎首相的政治人物为切入口，通过对于中日英三语档案、报刊、日记的研究，将日本酝酿“二十一条”的历史纵深，向前延伸至1904年的日俄之战。作者认为，此条约固然对中国毫无益处，但对日本自身的影响也是致命的，称之为“世纪失政”亦不为过。

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在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的指挥下，日军以“皇国兴废在此一战”的破釜沉舟之势，击溃劳师远征的俄国海军，次年逼迫其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日本不但因此一举成为“一等国”，抑制了俄国势力的南下，还得到了库页岛南部以及满洲租界权。但不少日本民众却对条约内容非常不满，他们认为，在付出了巨大伤亡的惨胜后，政府居然没有像《马关条约》那样让俄国赔偿军费，是巨大的外交失败。条约签字当晚，大批群众聚集在皇居外的日比谷公园抗议，后来演变为大规模骚动，最终以政府的戒严令收场，史称“日比谷烧打事件。”

当年年底，日本代表小村寿太郎、内田康哉，与清国代表庆亲王、瞿鸿禨、袁世凯交涉，正式达成《北京条约》。条约正文规定，日本取代俄国继续租借辽东半岛和南满铁道，但必须在1923年和1939年租借期满时返还中国。附属条约则给予了日本自由进出东北港口、在鸭绿江沿岸采伐森林等利益，交换条件是日军撤出辽东。与基本遵循国际法的正文不同，附属条约是在秘密交涉后签订的，明显有利于日方。而且奈良冈发现，《北京条约》不但“内容有歧义，而且暧昧不清的地方也不少”，而这无疑为日后“二十一条”埋下了伏笔。

而晚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颇有“联日拒俄”的考虑。实际上1898到1908年间，是中日关系的全面改善期。一方面，当时近卫文麿、犬养毅等政治人物对中国友好，倡导“中日提携”。另一方面，甲午战败后，中国知识阶级开始借助日本这一中转站，全面学习西方。大量留学生东渡，其中就包括鲁迅、郁达夫、陈独秀等人。最近历史学家冈田英弘提出，清末民初的中国是“日本化的中国”，这种表述固然略有夸张，但近代中国学习日本的影响长期被低估，的确是事实。

“蜜月期”的转折点大约发生在1908年，即第二次桂园内阁成立后。随着辽东半岛租借期的临近，“满洲进出”论开始升温。翌年在哈尔滨火车站，第一代韩国统监伊藤博文被朝鲜刺客安重根暗杀。中国读者对于伊藤的印象，恐怕就是马关谈判中那位咄咄逼人的日方代表，其实伊藤还算是日本政坛中的稳健派，对朝鲜的态度也较为宽和。这就是为何当时英国《泰晤士报》评论伊藤之死“极端讽刺”，因为安重根的“爱国壮举”，实际上恰好替日本的强硬派除去了制衡力量，加速了日本吞并朝鲜的进程。

1910年8月，在小村外相、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等人的推动下，日朝正式合邦。“现在日本已经变成大陆国家了，不久就能向满洲大量输送军队”，英国驻日使馆参事官朗博尔德（Horace　　Rumbold）在得知此消息后，在日记里预言，日本即将成为下一个狂飙突进的德意志，而英国必须对之产生警惕，并重新思考“日英同盟”的地位。

辛亥革命后，中日两国各自的民族主义兴起，而且相互摩擦激荡，愈行愈远。1913年，孙中山号召讨袁，“二次革命”爆发，南方革命政府与北洋政府的内战波及日本租界。8月至9月期间，在兖州、汉口、南京三地，先后发生了中国士兵殴打、监禁日本侨民的事件。尤其是北洋军将领张勋攻占南京后，纵容军队枪杀三名日本侨民、砸毁日本商店、侮辱日本军旗，更是在日本国内引发轩然大波。

在中国方面的历史记忆中，这三起事件并不重要，大多被一笔带过。但在日本国内，此事件却引发了巨大反应。最为活跃的是“对支联合会”的内田良平、川岛浪速、大竹贯一等人，他们猛烈批评山本内阁的“软弱外交”，反对“对中不干涉方针”。在野党的巨大压力，迫使山本权兵卫首相下台。4月16日，在这波浪潮中扬言“对于非文明的支那国民，必须直接出动军队占领其要害地区，再进行谈判”的大隈重信接任首相。

大隈上台后不久，欧洲就爆发一战，新内阁迎来了兑现承诺、扭转前内阁“软弱外交”的最好时机。但在参战问题上，其实杂音也不少，比如明治维新元老山县有朋和松方正义、在野党领袖原敬等大佬都明确反对。在他们看来，如果贸然投入一战，进攻德国的亚洲殖民地，扩张倾向未免太过明显，必将恶化日美、日中关系。但大偎首相却力排众议，全力支持外相加藤高明的参战主张。

其实早在日德开战之前，深谙中国政治的加藤便主张，以后对于山东宜采取“避名就实”的方针：日本没有必要在胶州半岛驻军，完全可以把山东主权归还中国，只需换取青岛自由港化、给予日侨居住地的条件即可。加藤这一构想，与1年前中俄两国就外蒙主权多轮交涉时，俄方的谈判技巧神似。台湾学者张启雄曾在《外蒙主权归属交涉》一书中指出，北洋政府多少延续了传统王朝的“中华帝国体系”式外交思维，对于边陲领土，更为关心的是维持名义上的宗主权，保全“面子”，至于实际的控制权达到几成，则是可以讨论的。

所以，加藤很可能是受了中俄谈判的启发，希望通过归还山东、主动“示好”的方式，来换取更大的国家利益——延长满洲租借期，将日俄战争的胜利果实永久化，并进一步扩张至东蒙古地区。“正所谓百年树人，吾国于满洲则植有鲜血（planted　blood）也”，在回国前与英国外相面谈时，加藤早已如是说。

奈良冈认为，我们并不能将加藤简单看成一个执行内阁意志、技术性的“外交官”，他其实更像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从背后推动着“二十一条”的成型。日德开战后，不少中国人觉得日本动机可疑，当时蒋介石就曾发电报给孙中山，提醒孙现在列强无暇东顾，日本迟早要攫取山东等地。但却很少有人真正看出，加藤剑指山东、意在满洲的奇招。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正式向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主要内容为：一、日本继承德国山东特权；二、扩大满蒙权益；三、中日共同经营汉治萍公司；四、未经日本同意，中国沿海地区不得割让给外国；五、聘请日本人为北洋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大总统袁世凯对此大为震惊，次日火速召集外交总长孙宝琦、外交次长曹汝霖、梁士诒等人商谈，决定采取反制措施：“日欲变我国为朝鲜耶？”

奈良冈笔下的袁世凯，不但没有那么“丧权辱国”，而且可以说是外交手腕高超，迅速采取了最佳的应对策略。首先是尽量拖延。袁总统回复日方道，由于孙宝琦外长刚刚辞职，由陆徵祥接任，目前外交部门人事较混乱，必须等一段时间再给回复，结果一拖就是半个月。在这段宝贵时间里，袁一方面动员国内和国际反日舆论，另一面吸引西方列强的干涉，以制衡日本。

十年前全程参加过《北京条约》谈判的袁世凯，明白加藤高明是想私下进行商谈，签完字后，再告知国际社会。但袁却反其道而行之，故意将内容“泄露”出去。在这方面，当时《大阪朝日新闻》的驻华记者神田正雄帮了大忙，他从曹汝霖处得到内部消息后，迅速将条约发回日本国内进行报道。对加藤外相来说，这不啻于是后院起火，打乱了他的布局。震怒之下，他责令《大阪朝日新闻》次日刊发号外，宣布之前日中交涉内容“与事实不符，一律取消”。但这已经于事无补，因为中国、美国、英国的媒体已经纷纷跟进报道，日本迅速陷于孤立境地。

“冥顽不灵、毫无诚意的支那当局”，四月下旬，从《朝日新闻》的社论中不难窥见日本国内对华强硬论的沸腾。大偎内阁不得不一改其“和平谈判”的方针，计划增兵山东及满洲，以武力胁迫北洋政府。加藤高明也决定做出妥协，不但归还中国胶州半岛，而且取消条约的第五条。软硬兼施之下，北洋政府终于在5月9号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牒。但作为一个内部分裂的弱国，这样的结果，其实已经较为理想。除了袁世凯的手腕外，北洋外交家们可谓居功至伟。

在北洋外交史的力作《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中，作者唐启华指出，虽然北洋内阁如走马灯似变换，但外交部人员相对稳定，且多为留洋精英，故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准，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奈良冈此书基本可以佐证唐之观点。虽然此书的主要篇幅集中于日本国内的政党政治上，但还是能窥见陆徵祥、曹汝霖、梁士诒等北洋外交家竭尽全力，维持国家最后一丝尊严的苦心孤诣。

总之，日本虽借“二十一条”达到了主要目的，但大陆野心也彻底暴露，此后对外扩张也一发不可收，用高桥义雄的话说：“实为外交术中最为拙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