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美国台海政策历史的现实启示

在陈水扁当局最初表示要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时，很多人一度认为美国的压力可能使台湾当局知难而退。这种并不可靠的指望源于这样一种想法：大陆可以借助美国的影响来压制台独行动。但就像上次的“防卫性公投”一样，借助“美国因素”来阻止台独冲动的期望再次落空。历史往往包含着关于未来发展的某种必然性。通过对美国东亚政策和台湾政策历史的梳理，也许可以归纳出美国台海政策在今后的可能走向。 <p>　　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体，常常表现出一些与个人类似的特性，比如在并无真凭实据甚至具有诸多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仍然在想象中认为自己拥有他人所不具备的良好品性，或者摆脱了他人未曾摆脱的恶劣习性。尽管美国常常要为其外交政策披上一件利他主义的华丽外衣，但在其公开宣扬的理念逻辑和秘不示人的利益逻辑发生冲突时，前者总是要让位于后者。自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并开始涉足东亚事务以来的历史表明，是战略上的考虑而绝非利他主义，构成了美国东亚政策中的核心内容。 </p><p>　　就像英国一直害怕在欧洲大陆出现一个主导性大国一样，20世纪初的美国也害怕在东亚出现这样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在当时最可能的是日本）获得这种主导地位，不但美国在太平洋的属地，甚至美国辽阔的西部海岸，都将暴露在一个缺乏其他力量制衡的强国面前，这种情况对美国来说无疑是一场恶梦。一直以来，避免在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出现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也是其战略筹划的出发点。美国的台海政策始终美国在亚太地区总体政策和战略的一部分，也是这一总体政策和战略的自然产物。 </p><p>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得以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政治束缚并面临收复包括台湾在内的失地的重大契机。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为了收复台湾，外交方面最重要的是获得美国的支持。 </p><p>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使台湾问题第一次在美国最高行政当局的政策层面得以关注。出于更广泛的战略考虑，美国不想挑战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柯乔治关于由美国托管台湾的建议甚至被美国国务院指责为“帝国主义行径”。美国不仅需要中国在战时成为其有效的战略盟友，而且需要中国在战后成为其忠实的政治盟友。美国政府设想，苏联在战后可能从东北亚对外扩张。美国需要一个亲美的中国来制衡苏联的力量和影响，并成为远东一个主要的稳定因素。 </p><p>　　在开罗会议召开前，中国方面从政府到民间都向美国传达了收回台湾的决心，而美国的上述战略与政治考虑使美国积极响应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并支持中国收回包括台湾在内的领土的合法主张。因此，尽管英国并不十分情愿，在美国的支持下，《开罗宣言》最终明确宣告三大国同意台湾应归还中国。 </p><p>　　抗日战争的结束为中国一场难以避免的内战腾出了战场。国民党高估了美苏对抗的烈度及中国在美国遏制战略中的地位和价值，并固执地相信其军事上的优势。共产党却清楚地看到冷战与中国内战的界限及美国干涉中国内战的限度，并准确地估计到了国民党的弱点。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已无可挽回，美国政府不得不再次审视台湾问题，并为此制定相应的对策。 </p><p>　　美国军方开始考虑台湾岛与美国太平洋战略之间的关系，并谨慎地指出，应采用外交和经济措施阻止共产党占领台湾。美国国务院则更多地从政治方面考虑对华政策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台湾政策。这种政治考虑的出发点依然是美国一以贯之的战略构想，即如果亚洲被一个扩张性的国家或者国家联盟所控制，将威胁美国的安全。 </p><p>　　在美国政治领导人眼里，当时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控制亚洲的威胁主要来自苏联，中国只有在成为苏联政治军事政权的附庸时，才可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以艾奇逊为代表的国务院认为美国如果能够谨慎从事，便能削弱苏联对中国的控制，但如果对中共“太过于冷酷无情”，则只会将中共赶向俄国人的怀抱。美国对中共任何公开的敌对态度，特别是阻止其占领中国领土（包括台湾）的做法，将使中共消除内部可能的意见分歧，迫使中共政权完全依附于苏联。这样一来，美国最重要的政策目标——阻止苏联控制亚洲并保持亚洲的力量均衡——无疑会落空。 </p><p>　　最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政治方面考虑胜过了军事方面的考虑。但在军方代表布莱德雷的建议和坚持下，1950年1月5日的美国总统声明加入了“目前（at this time）”这一“政策有效时间”的限定，为日后美国对华及对台政策的改变保留必要的弹性和空间。实际上，这一“政策有效时间”限定的现实作用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p><p>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的台湾政策在政治、军事以及法律方面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苏联仍是美国最主要的敌人，但中国已经成为苏联推行扩张主义政策以及在“松软地带以地区冲突的形式”挑战西方的工具。美国台湾政策的基本目标——“避免台湾落入会利用其战略位置和设施对美国的安全利益造成损害的国家手中”——一直都没有改变，但对中共政权在战略认知上的变化使美国决定阻止“任何与苏联结盟或受苏联控制的中国政权”占领台湾，并迅速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 </p><p>　　中美双方在朝鲜停战后，美国在对远东形势进行评估后认为，一个强大的、敌对的共产党中国的存在以及共产党中国和苏联的结盟而引起的力量结构变化是美国在东亚面临的最要的挑战。不使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成为美国远东防御政策的基石，为此不惜冒引发全面战争的严重风险。这一战略考量使美国积极介入随后发生的两次台海危机。在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政府甚至认真考虑在近海岛屿防御中是否应该使用核武器。 </p><p>　　20世纪50年代中美之间爆发的重大事件和危机清楚地表明，美国企图在亚太地区建立一种最大限度扩张本国势力的地区性格局，并为此极力淡化和排除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不管是杜鲁门和艾奇逊在制定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时，还是艾森豪维尔和杜勒斯在制定美国的台海政策时，都怀有一种具有悠久历史渊源的冲动：美国应维持东亚的均势，以使其自身成为该地区的主宰。台湾问题则为美国满足这种冲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战略着力点。 </p><p>　　早在1949年，美国的政治领导人便认为，中国和苏联两国关系中埋藏着冲突的种子。事实证明，“历史的力量” 在中苏关系演变中的作用很快就呈现出来了。1969年3月，中苏两国之间多年的积怨终于引发了一场边境冲突。在拥有世界上最长边界的两个核大国之间，即使是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也可能对世界格局产生极为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p><p>　　中苏冲突使苏联成为中国对外政策中最为紧迫的问题。中国期望结束四面受敌的战略孤立状态，并开始谨慎地试探缓和中美关系的可能性。尼克松和基辛格敏锐地洞察到，中苏对抗使中美苏之间的三角关系的构建成为可能，而这种三角关系的形成将为美国提供了巨大的战略机会。 </p><p>　　在美国看来，苏联对中国的入侵不但会破坏亚洲脆弱的力量平衡，并将对全球地缘政治造成破坏性影响。一旦中国的军事力量在战争中被摧毁，美国将在欧洲防线上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如果美国听任苏联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苏联正成为世界的主宰。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这种心理变化对美国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均势外交大师梅特涅不可能找到比基辛格更出色的继承人了，而均势外交的铁律是，面对两个相互敌对的国家，必须联合较弱的一方去遏制较强的或者更具侵略性的一方。基辛格感到，面对苏联的巨大压力，中国可能愿意向美国靠拢而无须美国做太大的让步。对美国来说，一个独立的中国必然会激起苏联对漫长的亚洲边界的关心，从而缓解欧洲所受到的压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不但将加强美国相对苏联的战略地位，还将使美国在东南亚绷紧的神经得到舒缓的机会。 </p><p>　　台湾问题当然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促使两国接近的原因并非双方有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共同方案，而是双方对国际均势的共同关注。在当时的情况下，“台湾事小，世界事大”。中国需要借助于美国来摆脱孤立，并抗衡北部边境上潜在的致命威胁，而美国也需要借助中国来加强其外交和战略上的灵活性。正是某种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和历史文化差异的共同地缘政治利益使美国最著名的反共分子和中国两位最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旗手走到了一起。 </p><p>　　中美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得以改善，具有其特殊的国际形势背景。只要这种国际格局和中美之间的战略联盟关系持续下去，双方在台湾问题上都会有所克制，台海形势便会得以缓和。反过来，如果国际形势发生较大的变化，并因此使美国对保持与中国密切关系的战略需要产生怀疑时，美国的台湾政策也将发生转变，台湾海峡平静的局面便可能再次被打破。 </p><p>　　在冷酷地利用戈尔巴乔夫的崇高愿望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最终赢得冷战的胜利。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显得相对平静的台海局势，在柏林墙被推倒后不到五年便因李登辉访美而骤然紧张。 </p><p>　　冷战结束不久台海形势便不断趋于紧张，这既有台湾内部的原因，也是国际形势变化和美国战略调整所致。苏联的解体使中美两国对“北方熊”威胁的共同担忧开始消失，美国和中国从现实利益到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冲突日益凸显。考虑到人口规模、领土面积以及地理位置等因素，中国的崛起在美国被普遍是最根本的挑战。冷战后，美中双方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两个社会的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涉及到权力这一根本问题。美国在极力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或霸权的同时，却无法接受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的事实。因为在原本由美国占踞支配性地位的地区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必然会给美国在对外政策的选择方面带来极大的限制。由另一个大国在世界上的一个关键地区起主导作用，这是美国最担心也是极力要避免的事情。为了阻止中国在东亚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必然会极力遏制或平衡中国的影响，而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则最方便也常常最奏效。 </p><p>　　其实，中美两国上海公报本来就为美国在必要时再次打出“台湾牌”预留了空间。美国人在公报中表明了其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这无疑对中国在必要时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形成了一种政治限制。美国方面还根据国务院的建议，将公报中“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人民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中的“人民”改为“中国人”。根据美国国务院的看法，“在台湾可能有一部分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也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考虑到当前的台海形势，美国国务院的确是很有“远见”。 </p><p>　　在中美建交几个月后，美国便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并以此作为干涉台湾问题和对台出售武器的法律基础。这清楚地表明，美国希望台湾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与大陆分离并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美国政府曾经向中国保证，美国在执行《与台湾关系法》时将遵循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系列公报中的原则和精神。这种自相矛盾的保证充分体现了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精心设计的暧昧态度。将对台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联系起来，事实上是美国企图对中国为维护领土和主权完整所采取的必要行动拥有否决权。 </p><p>　　历史清楚地告诉人们，除非中国放弃成为一个富强自信的大国的任何努力，而美国又认为中国以外的某个亚洲国家或国家联盟将成为本地区的主宰，否则中国旨在防止台湾独立或实现国家统一的努力绝不能得到美国真信实意的支持。在台湾问题中过多地掺入“美国因素”不但无助于两岸的统一，反而为今后美国继续干预台湾问题增加一种似是而非的正当性。在美国已经出现一种呼声，即中国的强大将不可避免，美国不应与中国进行对抗，而应该顺应这一现实并努力促使中国成为维护亚太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一个正在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可能会遭到美国的猜忌和遏制，但如果中国能不动声色地继续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并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大国家，则上述呼声必将成为美国领导人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唯一现实的选择。只有到那时，中国的国家统一事业才可以免于美国的蛮横干涉。 </p><p>　　张雪忠 华东政法学院 <!--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p>在陈水扁当局最初表示要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时，很多人一度认为美国的压力可能使台湾当局知难而退。这种并不可靠的指望源于这样一种想法：大陆可以借助美国的影响来压制台独行动。但就像上次的“防卫性公投”一样，借助“美国因素”来阻止台独冲动的期望再次落空。历史往往包含着关于未来发展的某种必然性。通过对美国东亚政策和台湾政策历史的梳理，也许可以归纳出美国台海政策在今后的可能走向。 <p>　　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体，常常表现出一些与个人类似的特性，比如在并无真凭实据甚至具有诸多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仍然在想象中认为自己拥有他人所不具备的良好品性，或者摆脱了他人未曾摆脱的恶劣习性。尽管美国常常要为其外交政策披上一件利他主义的华丽外衣，但在其公开宣扬的理念逻辑和秘不示人的利益逻辑发生冲突时，前者总是要让位于后者。自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并开始涉足东亚事务以来的历史表明，是战略上的考虑而绝非利他主义，构成了美国东亚政策中的核心内容。 </p><p>　　就像英国一直害怕在欧洲大陆出现一个主导性大国一样，20世纪初的美国也害怕在东亚出现这样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在当时最可能的是日本）获得这种主导地位，不但美国在太平洋的属地，甚至美国辽阔的西部海岸，都将暴露在一个缺乏其他力量制衡的强国面前，这种情况对美国来说无疑是一场恶梦。一直以来，避免在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出现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也是其战略筹划的出发点。美国的台海政策始终美国在亚太地区总体政策和战略的一部分，也是这一总体政策和战略的自然产物。 </p><p>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得以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政治束缚并面临收复包括台湾在内的失地的重大契机。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为了收复台湾，外交方面最重要的是获得美国的支持。 </p><p>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使台湾问题第一次在美国最高行政当局的政策层面得以关注。出于更广泛的战略考虑，美国不想挑战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柯乔治关于由美国托管台湾的建议甚至被美国国务院指责为“帝国主义行径”。美国不仅需要中国在战时成为其有效的战略盟友，而且需要中国在战后成为其忠实的政治盟友。美国政府设想，苏联在战后可能从东北亚对外扩张。美国需要一个亲美的中国来制衡苏联的力量和影响，并成为远东一个主要的稳定因素。 </p><p>　　在开罗会议召开前，中国方面从政府到民间都向美国传达了收回台湾的决心，而美国的上述战略与政治考虑使美国积极响应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并支持中国收回包括台湾在内的领土的合法主张。因此，尽管英国并不十分情愿，在美国的支持下，《开罗宣言》最终明确宣告三大国同意台湾应归还中国。 </p><p>　　抗日战争的结束为中国一场难以避免的内战腾出了战场。国民党高估了美苏对抗的烈度及中国在美国遏制战略中的地位和价值，并固执地相信其军事上的优势。共产党却清楚地看到冷战与中国内战的界限及美国干涉中国内战的限度，并准确地估计到了国民党的弱点。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已无可挽回，美国政府不得不再次审视台湾问题，并为此制定相应的对策。 </p><p>　　美国军方开始考虑台湾岛与美国太平洋战略之间的关系，并谨慎地指出，应采用外交和经济措施阻止共产党占领台湾。美国国务院则更多地从政治方面考虑对华政策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台湾政策。这种政治考虑的出发点依然是美国一以贯之的战略构想，即如果亚洲被一个扩张性的国家或者国家联盟所控制，将威胁美国的安全。 </p><p>　　在美国政治领导人眼里，当时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控制亚洲的威胁主要来自苏联，中国只有在成为苏联政治军事政权的附庸时，才可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以艾奇逊为代表的国务院认为美国如果能够谨慎从事，便能削弱苏联对中国的控制，但如果对中共“太过于冷酷无情”，则只会将中共赶向俄国人的怀抱。美国对中共任何公开的敌对态度，特别是阻止其占领中国领土（包括台湾）的做法，将使中共消除内部可能的意见分歧，迫使中共政权完全依附于苏联。这样一来，美国最重要的政策目标——阻止苏联控制亚洲并保持亚洲的力量均衡——无疑会落空。 </p><p>　　最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政治方面考虑胜过了军事方面的考虑。但在军方代表布莱德雷的建议和坚持下，1950年1月5日的美国总统声明加入了“目前（at this time）”这一“政策有效时间”的限定，为日后美国对华及对台政策的改变保留必要的弹性和空间。实际上，这一“政策有效时间”限定的现实作用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p><p>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的台湾政策在政治、军事以及法律方面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苏联仍是美国最主要的敌人，但中国已经成为苏联推行扩张主义政策以及在“松软地带以地区冲突的形式”挑战西方的工具。美国台湾政策的基本目标——“避免台湾落入会利用其战略位置和设施对美国的安全利益造成损害的国家手中”——一直都没有改变，但对中共政权在战略认知上的变化使美国决定阻止“任何与苏联结盟或受苏联控制的中国政权”占领台湾，并迅速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 </p><p>　　中美双方在朝鲜停战后，美国在对远东形势进行评估后认为，一个强大的、敌对的共产党中国的存在以及共产党中国和苏联的结盟而引起的力量结构变化是美国在东亚面临的最要的挑战。不使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成为美国远东防御政策的基石，为此不惜冒引发全面战争的严重风险。这一战略考量使美国积极介入随后发生的两次台海危机。在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政府甚至认真考虑在近海岛屿防御中是否应该使用核武器。 </p><p>　　20世纪50年代中美之间爆发的重大事件和危机清楚地表明，美国企图在亚太地区建立一种最大限度扩张本国势力的地区性格局，并为此极力淡化和排除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不管是杜鲁门和艾奇逊在制定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时，还是艾森豪维尔和杜勒斯在制定美国的台海政策时，都怀有一种具有悠久历史渊源的冲动：美国应维持东亚的均势，以使其自身成为该地区的主宰。台湾问题则为美国满足这种冲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战略着力点。 </p><p>　　早在1949年，美国的政治领导人便认为，中国和苏联两国关系中埋藏着冲突的种子。事实证明，“历史的力量” 在中苏关系演变中的作用很快就呈现出来了。1969年3月，中苏两国之间多年的积怨终于引发了一场边境冲突。在拥有世界上最长边界的两个核大国之间，即使是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也可能对世界格局产生极为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p><p>　　中苏冲突使苏联成为中国对外政策中最为紧迫的问题。中国期望结束四面受敌的战略孤立状态，并开始谨慎地试探缓和中美关系的可能性。尼克松和基辛格敏锐地洞察到，中苏对抗使中美苏之间的三角关系的构建成为可能，而这种三角关系的形成将为美国提供了巨大的战略机会。 </p><p>　　在美国看来，苏联对中国的入侵不但会破坏亚洲脆弱的力量平衡，并将对全球地缘政治造成破坏性影响。一旦中国的军事力量在战争中被摧毁，美国将在欧洲防线上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如果美国听任苏联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苏联正成为世界的主宰。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这种心理变化对美国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均势外交大师梅特涅不可能找到比基辛格更出色的继承人了，而均势外交的铁律是，面对两个相互敌对的国家，必须联合较弱的一方去遏制较强的或者更具侵略性的一方。基辛格感到，面对苏联的巨大压力，中国可能愿意向美国靠拢而无须美国做太大的让步。对美国来说，一个独立的中国必然会激起苏联对漫长的亚洲边界的关心，从而缓解欧洲所受到的压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不但将加强美国相对苏联的战略地位，还将使美国在东南亚绷紧的神经得到舒缓的机会。 </p><p>　　台湾问题当然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促使两国接近的原因并非双方有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共同方案，而是双方对国际均势的共同关注。在当时的情况下，“台湾事小，世界事大”。中国需要借助于美国来摆脱孤立，并抗衡北部边境上潜在的致命威胁，而美国也需要借助中国来加强其外交和战略上的灵活性。正是某种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和历史文化差异的共同地缘政治利益使美国最著名的反共分子和中国两位最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旗手走到了一起。 </p><p>　　中美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得以改善，具有其特殊的国际形势背景。只要这种国际格局和中美之间的战略联盟关系持续下去，双方在台湾问题上都会有所克制，台海形势便会得以缓和。反过来，如果国际形势发生较大的变化，并因此使美国对保持与中国密切关系的战略需要产生怀疑时，美国的台湾政策也将发生转变，台湾海峡平静的局面便可能再次被打破。 </p><p>　　在冷酷地利用戈尔巴乔夫的崇高愿望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最终赢得冷战的胜利。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显得相对平静的台海局势，在柏林墙被推倒后不到五年便因李登辉访美而骤然紧张。 </p><p>　　冷战结束不久台海形势便不断趋于紧张，这既有台湾内部的原因，也是国际形势变化和美国战略调整所致。苏联的解体使中美两国对“北方熊”威胁的共同担忧开始消失，美国和中国从现实利益到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冲突日益凸显。考虑到人口规模、领土面积以及地理位置等因素，中国的崛起在美国被普遍是最根本的挑战。冷战后，美中双方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两个社会的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涉及到权力这一根本问题。美国在极力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或霸权的同时，却无法接受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的事实。因为在原本由美国占踞支配性地位的地区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必然会给美国在对外政策的选择方面带来极大的限制。由另一个大国在世界上的一个关键地区起主导作用，这是美国最担心也是极力要避免的事情。为了阻止中国在东亚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必然会极力遏制或平衡中国的影响，而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则最方便也常常最奏效。 </p><p>　　其实，中美两国上海公报本来就为美国在必要时再次打出“台湾牌”预留了空间。美国人在公报中表明了其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这无疑对中国在必要时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形成了一种政治限制。美国方面还根据国务院的建议，将公报中“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人民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中的“人民”改为“中国人”。根据美国国务院的看法，“在台湾可能有一部分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也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考虑到当前的台海形势，美国国务院的确是很有“远见”。 </p><p>　　在中美建交几个月后，美国便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并以此作为干涉台湾问题和对台出售武器的法律基础。这清楚地表明，美国希望台湾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与大陆分离并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美国政府曾经向中国保证，美国在执行《与台湾关系法》时将遵循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系列公报中的原则和精神。这种自相矛盾的保证充分体现了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精心设计的暧昧态度。将对台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联系起来，事实上是美国企图对中国为维护领土和主权完整所采取的必要行动拥有否决权。 </p><p>　　历史清楚地告诉人们，除非中国放弃成为一个富强自信的大国的任何努力，而美国又认为中国以外的某个亚洲国家或国家联盟将成为本地区的主宰，否则中国旨在防止台湾独立或实现国家统一的努力绝不能得到美国真信实意的支持。在台湾问题中过多地掺入“美国因素”不但无助于两岸的统一，反而为今后美国继续干预台湾问题增加一种似是而非的正当性。在美国已经出现一种呼声，即中国的强大将不可避免，美国不应与中国进行对抗，而应该顺应这一现实并努力促使中国成为维护亚太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一个正在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可能会遭到美国的猜忌和遏制，但如果中国能不动声色地继续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并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大国家，则上述呼声必将成为美国领导人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唯一现实的选择。只有到那时，中国的国家统一事业才可以免于美国的蛮横干涉。 </p><p>　　张雪忠 华东政法学院 <!--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