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经济的近期表现及政策启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0 20:17:50
(中银财经述评)2009/03/31
进入2009年，中国经济在某些领 域有了趋稳或反弹的情况，近期资产市场的气氛更是明显升温。对此本文主要从一些基本数据和政策因素的角度，对中国经济的运行现状以及相关政策性问题，做一个简要评估和探讨。
政策效果提前显现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不少积极的信号：作为领先指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已是连续3个月明显反弹；信贷大幅增长，1、2月新增人民币货款分别高达1.62万亿和1.07万亿，即使扣除其中的票据融资等短期因素，与实体经济关系更密切的中长期贷款的增长也仍然可观；相对应地，1-2月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达到26.5%，高于去年全年26.1%的水平，而计入近几月生产价格水平大幅下降（去年全年为高位增长）的因素，固定投资的实质回升幅度还要大一些，另外1-2月新开工项目的表现更加突出，计划投资额的名义增幅高达87.5%。此外，据媒体报道，今年来主要大中城市的楼市亦有升温迹象，尤其是成交量出现大幅反弹；股市的表现则更加明显，在多重利好因素的刺激下，至3月26日，年内上证综指已上升接近三成。
以上尽管只是两、三个月的情况，难以据此判断中长期趋势，但至少反映一点，即政策已经见效。因为具体看这一时期经济或市场的各种正面信号，可以说都与政策因素直接相关。最突出的是信贷与投资的猛增，直接受益于货币于财政政策，而在固定投资的高增长中，又表现出以基建投资、国有投资、中央投资为主导的特点，例如：铁路运输业作为固定投资的主力，增幅高达210.1%；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35.6%，远高于非国有经济；内资企业投资增长30.7%，远远高于港澳台商投资和外商投资分别为1.1%和2.1%的增长；中央项目投资增幅40.3%，也大大高出地方项目的增幅15个百分点。这是政策效果的明显体现，具体地说，是去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全面转向，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以及推出“四万亿＂刺激经济方案之后，各地各部门着手进行拉动内需的工作，一些政策已经快速地进入了执行阶段并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楼市股市的气氛同样与政策因素直接相关，尤其是楼市，除了各地政府纷纷推出稳定楼市措施外，今年以来中央政府的政策倾向也日趋明朗化，此前的诸如第二套房信贷限制等调控措施陸续松绑，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更表态支持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稳定和发展房地产市场，这些都是楼市转活的重要因素。从这些情况看，近来中国经济的趋稳或回暖，政策功不可没，而且见效的时间较预期提前，因为去年底国内外的主流预测是，中国刺激经济政策在今年第二季或下半年开始见效。
复苏的基础仍然未稳
从另一方面看，也正因为近期经济增长亮点主要与政策有关，总体上，经济环境改善的基础仍未稳固。较直观的是主要经济数据好坏参半，例如一方面固定投资和信贷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工业生产和出口继续滑坡。其中出口继1月出现17.5%的负增长后,2月跌幅扩大至25.7%；1-2月工业增加值增速只有3.8%,较去年全年的12.9%和12月的5.7%进一步降低。另外从价格指针来看，今年来工业品出厂价格继续下跌且跌幅不断扩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则在2月份也出现负增长，而其中的非食品价格已经是连续三个月负增长。
简言之，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有两个特点：一是外需进一步恶化，内需相对稳定。这一点在进出口贸易上有反映，以2月为例，相比出口跌幅的剧增，进口的跌幅从上月的43.1%收窄至24.1%，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些内需因素的好转。工业生产的继续明显降温，也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出口形势不佳所致，这与去年底以来世界经济继续恶化和今年1、2月间国际金融危机加剧的形势是一致的。二是政府相关领 域转热，市场方面仍然偏冷。仅从固定投资来看，一方面如上文所述有明显的政策性特点，另一方面对比基建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中相对市场化的另外两大部份──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都处于偏冷狀态，例如1-2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仅为1%，与这一时期整体固定投资和信贷的高增长形成强烈反差，制造业投资的增长也基本限于水泥等基建相关的行业。这种情况符合现阶段房地产市场总体疲弱以及工业因外需的萎缩而产能过剩加剧的基本情况,也暗示了一点，政策主导的基建投资能否弥补市场主导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的整体表现。
政策效果对经济发展趋势的启示
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来说，上述中国经济的表现至少证明了兩点：一是政策的力量，即中国在政策方面有决策快、执行力强的特点，可以快速发挥作用。这一点在危机的时候显得尤为难得，也完全应该成为各界对中国经济的重要信心来源。二是政策的直接效力强，但间接效力还不够，或者说乘数效应仍显不足。这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一个弱项，市场运行机制仍未健全，应是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在继续实施刺激经济政策的过程中，需要按照自己的强项和弱项，尽可能地趋利避害。
由于面对着巨大的外部环境冲击以及内部的产能过剩和就业压力，中国及时而且持续地采取“保增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但另一方面，正因为目前中国在政策方面有“火力强”、“弹药足＂（扩张性政策仍有很大空间）的特点，所以需要掌握好力度，并且防范相关的副作用和风险。目前看来，政策性投资对刺激经济增长虽发挥了作用，但存在几方面的潜在风险：一种是政策的重点短期化。国际金融危机如何演变仍难预料，美国和世界经济陷入数年的衰退或长时间的低迷，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意味着中国经济面对的外部压力可能长期化，在这种背景下，刺激经济政策过度集中于当前的增长速度或今年的“保八”，恐在明年以后会陷于被动。二是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的风险。今年来实体经济的起色集中在固定投资领 域，消费方面只是相对稳定，这反映宏观经济政策尽管在两方面都做了巨大努力，但显然前者更易见效。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既不利于经济全面复苏，也不符合转型的需要。三是“国进民退＂的隐患。如前所述，今年来信贷与投资的高增长集中于国有投资、大型基建投资，这可能与这一批投资项目本身的特点有关，但也难免令人担心,一系列的刺激经济政策，会不会加剧大型国企与民营经济或中小企之间,在占有资源和享受政策支持上的不平等。这一点信贷方面比较明显，中国的银行体系资金向来倾向于向国有企业、大企业和具政策背景的项目投放，而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多年来一直面对着融资难的问题。如果刺激经济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令这种情况加剧,那就既不利于解决当前最迫切的就业问题，因为中小企才是就业的主体，也不符合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长远方向。四是银行资产的质量问题。从以往经验看，政府背景太强的投资项目，容易在投资效益和信贷质量上出问题，目前各银行在这方面的信贷积极性又很高，就更需要随时留意相关的风险。
从另一个角度看，上文所述政策对于固定投资和信贷的明显刺激作用，对于未来财政投入的分配策略，也应有所启示。也就是说，由于基建投资更易于被调动起来，尤其是大型国企和银行有兴趣和热情，那么政府在直接的财政投入方面，就可考虑适当退出一些，而向改善民生以拉动消费方面进一步倾斜。在这个问题上，世界银行在近期有关中国经济的报告中有一个估算：按中国现阶段这种资本密集的增长模式，如果靠财政投资来创造2000 万个非农业就业机会，需要的额外支出约占GDP 的3.5%，即使财政仅提供其中1/3的资金，也意味着财政成本超过1%的GDP；与此相比，为2000 万人提供贫困线两倍的生活补助，所需资金只合 GDP 的0.2%。这个估算颇有参考性，即使有关数据可以有不同的计算和解读，但它提示了一种思路，那就是与直接参与投资相比，政府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入到改善民生方面，可能在拉动中短期消费和刺激经济增长上，更加有效率，也更符合中国长远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需要。(中银财经述评)2009/03/31
进入2009年，中国经济在某些领 域有了趋稳或反弹的情况，近期资产市场的气氛更是明显升温。对此本文主要从一些基本数据和政策因素的角度，对中国经济的运行现状以及相关政策性问题，做一个简要评估和探讨。
政策效果提前显现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不少积极的信号：作为领先指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已是连续3个月明显反弹；信贷大幅增长，1、2月新增人民币货款分别高达1.62万亿和1.07万亿，即使扣除其中的票据融资等短期因素，与实体经济关系更密切的中长期贷款的增长也仍然可观；相对应地，1-2月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达到26.5%，高于去年全年26.1%的水平，而计入近几月生产价格水平大幅下降（去年全年为高位增长）的因素，固定投资的实质回升幅度还要大一些，另外1-2月新开工项目的表现更加突出，计划投资额的名义增幅高达87.5%。此外，据媒体报道，今年来主要大中城市的楼市亦有升温迹象，尤其是成交量出现大幅反弹；股市的表现则更加明显，在多重利好因素的刺激下，至3月26日，年内上证综指已上升接近三成。
以上尽管只是两、三个月的情况，难以据此判断中长期趋势，但至少反映一点，即政策已经见效。因为具体看这一时期经济或市场的各种正面信号，可以说都与政策因素直接相关。最突出的是信贷与投资的猛增，直接受益于货币于财政政策，而在固定投资的高增长中，又表现出以基建投资、国有投资、中央投资为主导的特点，例如：铁路运输业作为固定投资的主力，增幅高达210.1%；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35.6%，远高于非国有经济；内资企业投资增长30.7%，远远高于港澳台商投资和外商投资分别为1.1%和2.1%的增长；中央项目投资增幅40.3%，也大大高出地方项目的增幅15个百分点。这是政策效果的明显体现，具体地说，是去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全面转向，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以及推出“四万亿＂刺激经济方案之后，各地各部门着手进行拉动内需的工作，一些政策已经快速地进入了执行阶段并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楼市股市的气氛同样与政策因素直接相关，尤其是楼市，除了各地政府纷纷推出稳定楼市措施外，今年以来中央政府的政策倾向也日趋明朗化，此前的诸如第二套房信贷限制等调控措施陸续松绑，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更表态支持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稳定和发展房地产市场，这些都是楼市转活的重要因素。从这些情况看，近来中国经济的趋稳或回暖，政策功不可没，而且见效的时间较预期提前，因为去年底国内外的主流预测是，中国刺激经济政策在今年第二季或下半年开始见效。
复苏的基础仍然未稳
从另一方面看，也正因为近期经济增长亮点主要与政策有关，总体上，经济环境改善的基础仍未稳固。较直观的是主要经济数据好坏参半，例如一方面固定投资和信贷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工业生产和出口继续滑坡。其中出口继1月出现17.5%的负增长后,2月跌幅扩大至25.7%；1-2月工业增加值增速只有3.8%,较去年全年的12.9%和12月的5.7%进一步降低。另外从价格指针来看，今年来工业品出厂价格继续下跌且跌幅不断扩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则在2月份也出现负增长，而其中的非食品价格已经是连续三个月负增长。
简言之，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有两个特点：一是外需进一步恶化，内需相对稳定。这一点在进出口贸易上有反映，以2月为例，相比出口跌幅的剧增，进口的跌幅从上月的43.1%收窄至24.1%，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些内需因素的好转。工业生产的继续明显降温，也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出口形势不佳所致，这与去年底以来世界经济继续恶化和今年1、2月间国际金融危机加剧的形势是一致的。二是政府相关领 域转热，市场方面仍然偏冷。仅从固定投资来看，一方面如上文所述有明显的政策性特点，另一方面对比基建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中相对市场化的另外两大部份──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都处于偏冷狀态，例如1-2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仅为1%，与这一时期整体固定投资和信贷的高增长形成强烈反差，制造业投资的增长也基本限于水泥等基建相关的行业。这种情况符合现阶段房地产市场总体疲弱以及工业因外需的萎缩而产能过剩加剧的基本情况,也暗示了一点，政策主导的基建投资能否弥补市场主导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的整体表现。
政策效果对经济发展趋势的启示
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来说，上述中国经济的表现至少证明了兩点：一是政策的力量，即中国在政策方面有决策快、执行力强的特点，可以快速发挥作用。这一点在危机的时候显得尤为难得，也完全应该成为各界对中国经济的重要信心来源。二是政策的直接效力强，但间接效力还不够，或者说乘数效应仍显不足。这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一个弱项，市场运行机制仍未健全，应是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在继续实施刺激经济政策的过程中，需要按照自己的强项和弱项，尽可能地趋利避害。
由于面对着巨大的外部环境冲击以及内部的产能过剩和就业压力，中国及时而且持续地采取“保增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但另一方面，正因为目前中国在政策方面有“火力强”、“弹药足＂（扩张性政策仍有很大空间）的特点，所以需要掌握好力度，并且防范相关的副作用和风险。目前看来，政策性投资对刺激经济增长虽发挥了作用，但存在几方面的潜在风险：一种是政策的重点短期化。国际金融危机如何演变仍难预料，美国和世界经济陷入数年的衰退或长时间的低迷，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意味着中国经济面对的外部压力可能长期化，在这种背景下，刺激经济政策过度集中于当前的增长速度或今年的“保八”，恐在明年以后会陷于被动。二是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的风险。今年来实体经济的起色集中在固定投资领 域，消费方面只是相对稳定，这反映宏观经济政策尽管在两方面都做了巨大努力，但显然前者更易见效。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既不利于经济全面复苏，也不符合转型的需要。三是“国进民退＂的隐患。如前所述，今年来信贷与投资的高增长集中于国有投资、大型基建投资，这可能与这一批投资项目本身的特点有关，但也难免令人担心,一系列的刺激经济政策，会不会加剧大型国企与民营经济或中小企之间,在占有资源和享受政策支持上的不平等。这一点信贷方面比较明显，中国的银行体系资金向来倾向于向国有企业、大企业和具政策背景的项目投放，而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多年来一直面对着融资难的问题。如果刺激经济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令这种情况加剧,那就既不利于解决当前最迫切的就业问题，因为中小企才是就业的主体，也不符合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长远方向。四是银行资产的质量问题。从以往经验看，政府背景太强的投资项目，容易在投资效益和信贷质量上出问题，目前各银行在这方面的信贷积极性又很高，就更需要随时留意相关的风险。
从另一个角度看，上文所述政策对于固定投资和信贷的明显刺激作用，对于未来财政投入的分配策略，也应有所启示。也就是说，由于基建投资更易于被调动起来，尤其是大型国企和银行有兴趣和热情，那么政府在直接的财政投入方面，就可考虑适当退出一些，而向改善民生以拉动消费方面进一步倾斜。在这个问题上，世界银行在近期有关中国经济的报告中有一个估算：按中国现阶段这种资本密集的增长模式，如果靠财政投资来创造2000 万个非农业就业机会，需要的额外支出约占GDP 的3.5%，即使财政仅提供其中1/3的资金，也意味着财政成本超过1%的GDP；与此相比，为2000 万人提供贫困线两倍的生活补助，所需资金只合 GDP 的0.2%。这个估算颇有参考性，即使有关数据可以有不同的计算和解读，但它提示了一种思路，那就是与直接参与投资相比，政府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入到改善民生方面，可能在拉动中短期消费和刺激经济增长上，更加有效率，也更符合中国长远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需要。
进入2009年，中国经济在某些领 域有了趋稳或反弹的情况，近期资产市场的气氛更是明显升温。对此本文主要从一些基本数据和政策因素的角度，对中国经济的运行现状以及相关政策性问题，做一个简要评估和探讨。
政策效果提前显现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不少积极的信号：作为领先指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已是连续3个月明显反弹；信贷大幅增长，1、2月新增人民币货款分别高达1.62万亿和1.07万亿，即使扣除其中的票据融资等短期因素，与实体经济关系更密切的中长期贷款的增长也仍然可观；相对应地，1-2月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达到26.5%，高于去年全年26.1%的水平，而计入近几月生产价格水平大幅下降（去年全年为高位增长）的因素，固定投资的实质回升幅度还要大一些，另外1-2月新开工项目的表现更加突出，计划投资额的名义增幅高达87.5%。此外，据媒体报道，今年来主要大中城市的楼市亦有升温迹象，尤其是成交量出现大幅反弹；股市的表现则更加明显，在多重利好因素的刺激下，至3月26日，年内上证综指已上升接近三成。
以上尽管只是两、三个月的情况，难以据此判断中长期趋势，但至少反映一点，即政策已经见效。因为具体看这一时期经济或市场的各种正面信号，可以说都与政策因素直接相关。最突出的是信贷与投资的猛增，直接受益于货币于财政政策，而在固定投资的高增长中，又表现出以基建投资、国有投资、中央投资为主导的特点，例如：铁路运输业作为固定投资的主力，增幅高达210.1%；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35.6%，远高于非国有经济；内资企业投资增长30.7%，远远高于港澳台商投资和外商投资分别为1.1%和2.1%的增长；中央项目投资增幅40.3%，也大大高出地方项目的增幅15个百分点。这是政策效果的明显体现，具体地说，是去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全面转向，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以及推出“四万亿＂刺激经济方案之后，各地各部门着手进行拉动内需的工作，一些政策已经快速地进入了执行阶段并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楼市股市的气氛同样与政策因素直接相关，尤其是楼市，除了各地政府纷纷推出稳定楼市措施外，今年以来中央政府的政策倾向也日趋明朗化，此前的诸如第二套房信贷限制等调控措施陸续松绑，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更表态支持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稳定和发展房地产市场，这些都是楼市转活的重要因素。从这些情况看，近来中国经济的趋稳或回暖，政策功不可没，而且见效的时间较预期提前，因为去年底国内外的主流预测是，中国刺激经济政策在今年第二季或下半年开始见效。
复苏的基础仍然未稳
从另一方面看，也正因为近期经济增长亮点主要与政策有关，总体上，经济环境改善的基础仍未稳固。较直观的是主要经济数据好坏参半，例如一方面固定投资和信贷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工业生产和出口继续滑坡。其中出口继1月出现17.5%的负增长后,2月跌幅扩大至25.7%；1-2月工业增加值增速只有3.8%,较去年全年的12.9%和12月的5.7%进一步降低。另外从价格指针来看，今年来工业品出厂价格继续下跌且跌幅不断扩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则在2月份也出现负增长，而其中的非食品价格已经是连续三个月负增长。
简言之，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有两个特点：一是外需进一步恶化，内需相对稳定。这一点在进出口贸易上有反映，以2月为例，相比出口跌幅的剧增，进口的跌幅从上月的43.1%收窄至24.1%，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些内需因素的好转。工业生产的继续明显降温，也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出口形势不佳所致，这与去年底以来世界经济继续恶化和今年1、2月间国际金融危机加剧的形势是一致的。二是政府相关领 域转热，市场方面仍然偏冷。仅从固定投资来看，一方面如上文所述有明显的政策性特点，另一方面对比基建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中相对市场化的另外两大部份──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都处于偏冷狀态，例如1-2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仅为1%，与这一时期整体固定投资和信贷的高增长形成强烈反差，制造业投资的增长也基本限于水泥等基建相关的行业。这种情况符合现阶段房地产市场总体疲弱以及工业因外需的萎缩而产能过剩加剧的基本情况,也暗示了一点，政策主导的基建投资能否弥补市场主导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的整体表现。
政策效果对经济发展趋势的启示
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来说，上述中国经济的表现至少证明了兩点：一是政策的力量，即中国在政策方面有决策快、执行力强的特点，可以快速发挥作用。这一点在危机的时候显得尤为难得，也完全应该成为各界对中国经济的重要信心来源。二是政策的直接效力强，但间接效力还不够，或者说乘数效应仍显不足。这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一个弱项，市场运行机制仍未健全，应是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在继续实施刺激经济政策的过程中，需要按照自己的强项和弱项，尽可能地趋利避害。
由于面对着巨大的外部环境冲击以及内部的产能过剩和就业压力，中国及时而且持续地采取“保增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但另一方面，正因为目前中国在政策方面有“火力强”、“弹药足＂（扩张性政策仍有很大空间）的特点，所以需要掌握好力度，并且防范相关的副作用和风险。目前看来，政策性投资对刺激经济增长虽发挥了作用，但存在几方面的潜在风险：一种是政策的重点短期化。国际金融危机如何演变仍难预料，美国和世界经济陷入数年的衰退或长时间的低迷，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意味着中国经济面对的外部压力可能长期化，在这种背景下，刺激经济政策过度集中于当前的增长速度或今年的“保八”，恐在明年以后会陷于被动。二是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的风险。今年来实体经济的起色集中在固定投资领 域，消费方面只是相对稳定，这反映宏观经济政策尽管在两方面都做了巨大努力，但显然前者更易见效。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既不利于经济全面复苏，也不符合转型的需要。三是“国进民退＂的隐患。如前所述，今年来信贷与投资的高增长集中于国有投资、大型基建投资，这可能与这一批投资项目本身的特点有关，但也难免令人担心,一系列的刺激经济政策，会不会加剧大型国企与民营经济或中小企之间,在占有资源和享受政策支持上的不平等。这一点信贷方面比较明显，中国的银行体系资金向来倾向于向国有企业、大企业和具政策背景的项目投放，而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多年来一直面对着融资难的问题。如果刺激经济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令这种情况加剧,那就既不利于解决当前最迫切的就业问题，因为中小企才是就业的主体，也不符合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长远方向。四是银行资产的质量问题。从以往经验看，政府背景太强的投资项目，容易在投资效益和信贷质量上出问题，目前各银行在这方面的信贷积极性又很高，就更需要随时留意相关的风险。
从另一个角度看，上文所述政策对于固定投资和信贷的明显刺激作用，对于未来财政投入的分配策略，也应有所启示。也就是说，由于基建投资更易于被调动起来，尤其是大型国企和银行有兴趣和热情，那么政府在直接的财政投入方面，就可考虑适当退出一些，而向改善民生以拉动消费方面进一步倾斜。在这个问题上，世界银行在近期有关中国经济的报告中有一个估算：按中国现阶段这种资本密集的增长模式，如果靠财政投资来创造2000 万个非农业就业机会，需要的额外支出约占GDP 的3.5%，即使财政仅提供其中1/3的资金，也意味着财政成本超过1%的GDP；与此相比，为2000 万人提供贫困线两倍的生活补助，所需资金只合 GDP 的0.2%。这个估算颇有参考性，即使有关数据可以有不同的计算和解读，但它提示了一种思路，那就是与直接参与投资相比，政府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入到改善民生方面，可能在拉动中短期消费和刺激经济增长上，更加有效率，也更符合中国长远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需要。(中银财经述评)2009/03/31
进入2009年，中国经济在某些领 域有了趋稳或反弹的情况，近期资产市场的气氛更是明显升温。对此本文主要从一些基本数据和政策因素的角度，对中国经济的运行现状以及相关政策性问题，做一个简要评估和探讨。
政策效果提前显现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不少积极的信号：作为领先指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已是连续3个月明显反弹；信贷大幅增长，1、2月新增人民币货款分别高达1.62万亿和1.07万亿，即使扣除其中的票据融资等短期因素，与实体经济关系更密切的中长期贷款的增长也仍然可观；相对应地，1-2月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达到26.5%，高于去年全年26.1%的水平，而计入近几月生产价格水平大幅下降（去年全年为高位增长）的因素，固定投资的实质回升幅度还要大一些，另外1-2月新开工项目的表现更加突出，计划投资额的名义增幅高达87.5%。此外，据媒体报道，今年来主要大中城市的楼市亦有升温迹象，尤其是成交量出现大幅反弹；股市的表现则更加明显，在多重利好因素的刺激下，至3月26日，年内上证综指已上升接近三成。
以上尽管只是两、三个月的情况，难以据此判断中长期趋势，但至少反映一点，即政策已经见效。因为具体看这一时期经济或市场的各种正面信号，可以说都与政策因素直接相关。最突出的是信贷与投资的猛增，直接受益于货币于财政政策，而在固定投资的高增长中，又表现出以基建投资、国有投资、中央投资为主导的特点，例如：铁路运输业作为固定投资的主力，增幅高达210.1%；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35.6%，远高于非国有经济；内资企业投资增长30.7%，远远高于港澳台商投资和外商投资分别为1.1%和2.1%的增长；中央项目投资增幅40.3%，也大大高出地方项目的增幅15个百分点。这是政策效果的明显体现，具体地说，是去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全面转向，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以及推出“四万亿＂刺激经济方案之后，各地各部门着手进行拉动内需的工作，一些政策已经快速地进入了执行阶段并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楼市股市的气氛同样与政策因素直接相关，尤其是楼市，除了各地政府纷纷推出稳定楼市措施外，今年以来中央政府的政策倾向也日趋明朗化，此前的诸如第二套房信贷限制等调控措施陸续松绑，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更表态支持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稳定和发展房地产市场，这些都是楼市转活的重要因素。从这些情况看，近来中国经济的趋稳或回暖，政策功不可没，而且见效的时间较预期提前，因为去年底国内外的主流预测是，中国刺激经济政策在今年第二季或下半年开始见效。
复苏的基础仍然未稳
从另一方面看，也正因为近期经济增长亮点主要与政策有关，总体上，经济环境改善的基础仍未稳固。较直观的是主要经济数据好坏参半，例如一方面固定投资和信贷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工业生产和出口继续滑坡。其中出口继1月出现17.5%的负增长后,2月跌幅扩大至25.7%；1-2月工业增加值增速只有3.8%,较去年全年的12.9%和12月的5.7%进一步降低。另外从价格指针来看，今年来工业品出厂价格继续下跌且跌幅不断扩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则在2月份也出现负增长，而其中的非食品价格已经是连续三个月负增长。
简言之，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有两个特点：一是外需进一步恶化，内需相对稳定。这一点在进出口贸易上有反映，以2月为例，相比出口跌幅的剧增，进口的跌幅从上月的43.1%收窄至24.1%，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些内需因素的好转。工业生产的继续明显降温，也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出口形势不佳所致，这与去年底以来世界经济继续恶化和今年1、2月间国际金融危机加剧的形势是一致的。二是政府相关领 域转热，市场方面仍然偏冷。仅从固定投资来看，一方面如上文所述有明显的政策性特点，另一方面对比基建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中相对市场化的另外两大部份──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都处于偏冷狀态，例如1-2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仅为1%，与这一时期整体固定投资和信贷的高增长形成强烈反差，制造业投资的增长也基本限于水泥等基建相关的行业。这种情况符合现阶段房地产市场总体疲弱以及工业因外需的萎缩而产能过剩加剧的基本情况,也暗示了一点，政策主导的基建投资能否弥补市场主导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的整体表现。
政策效果对经济发展趋势的启示
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来说，上述中国经济的表现至少证明了兩点：一是政策的力量，即中国在政策方面有决策快、执行力强的特点，可以快速发挥作用。这一点在危机的时候显得尤为难得，也完全应该成为各界对中国经济的重要信心来源。二是政策的直接效力强，但间接效力还不够，或者说乘数效应仍显不足。这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一个弱项，市场运行机制仍未健全，应是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在继续实施刺激经济政策的过程中，需要按照自己的强项和弱项，尽可能地趋利避害。
由于面对着巨大的外部环境冲击以及内部的产能过剩和就业压力，中国及时而且持续地采取“保增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但另一方面，正因为目前中国在政策方面有“火力强”、“弹药足＂（扩张性政策仍有很大空间）的特点，所以需要掌握好力度，并且防范相关的副作用和风险。目前看来，政策性投资对刺激经济增长虽发挥了作用，但存在几方面的潜在风险：一种是政策的重点短期化。国际金融危机如何演变仍难预料，美国和世界经济陷入数年的衰退或长时间的低迷，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意味着中国经济面对的外部压力可能长期化，在这种背景下，刺激经济政策过度集中于当前的增长速度或今年的“保八”，恐在明年以后会陷于被动。二是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的风险。今年来实体经济的起色集中在固定投资领 域，消费方面只是相对稳定，这反映宏观经济政策尽管在两方面都做了巨大努力，但显然前者更易见效。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既不利于经济全面复苏，也不符合转型的需要。三是“国进民退＂的隐患。如前所述，今年来信贷与投资的高增长集中于国有投资、大型基建投资，这可能与这一批投资项目本身的特点有关，但也难免令人担心,一系列的刺激经济政策，会不会加剧大型国企与民营经济或中小企之间,在占有资源和享受政策支持上的不平等。这一点信贷方面比较明显，中国的银行体系资金向来倾向于向国有企业、大企业和具政策背景的项目投放，而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多年来一直面对着融资难的问题。如果刺激经济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令这种情况加剧,那就既不利于解决当前最迫切的就业问题，因为中小企才是就业的主体，也不符合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长远方向。四是银行资产的质量问题。从以往经验看，政府背景太强的投资项目，容易在投资效益和信贷质量上出问题，目前各银行在这方面的信贷积极性又很高，就更需要随时留意相关的风险。
从另一个角度看，上文所述政策对于固定投资和信贷的明显刺激作用，对于未来财政投入的分配策略，也应有所启示。也就是说，由于基建投资更易于被调动起来，尤其是大型国企和银行有兴趣和热情，那么政府在直接的财政投入方面，就可考虑适当退出一些，而向改善民生以拉动消费方面进一步倾斜。在这个问题上，世界银行在近期有关中国经济的报告中有一个估算：按中国现阶段这种资本密集的增长模式，如果靠财政投资来创造2000 万个非农业就业机会，需要的额外支出约占GDP 的3.5%，即使财政仅提供其中1/3的资金，也意味着财政成本超过1%的GDP；与此相比，为2000 万人提供贫困线两倍的生活补助，所需资金只合 GDP 的0.2%。这个估算颇有参考性，即使有关数据可以有不同的计算和解读，但它提示了一种思路，那就是与直接参与投资相比，政府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入到改善民生方面，可能在拉动中短期消费和刺激经济增长上，更加有效率，也更符合中国长远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