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　日　余　霞——大宋帝国的兴衰荣辱-超级军网

特别提示： 　　　　　本贴作者党人碑， 文链接地址,http://sonicbbs.eastday.com/topicdisplay.asp?BoardID=16&Page=1&TopicID=266681  　　提起赵宋，一幅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让我们看够了“花花美景汴梁城”。每当此时此刻，我的耳边便会时常萦绕陈寅恪先生对赵宋的评论，“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亦为之感叹道，“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我们知道：《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典籍都诞于斯时，科学技术上的活字印刷术，农学上的《菊谱》、《桔录》、《荔枝谱》，天文学上的《统天历》，数学上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医学上的《政和本草》、《太平圣惠方》、《和济局方》，法医学上的《洗冤集录》，兵学上的《武经总要》也都竞相出现在这个伟大时代里。   　　对于今天的小资们来说，州桥夜市煎茶斗浆，相国寺内品果博鱼，金明池畔填词吟诗，白矾楼头宴饮听琴，一座汴梁城中，处处皆是“情调”。当然，高坐于东京樊楼之上，与那心仪的小娘子，焚上一钵兽香，相对坐调笙，看伊轻持了如水并刀，在一盏钧瓷的莲花盘里，纤纤玉指破新橙，则是每一个罗曼蒂克少年的不二选择了。宋代几无宵禁，娱乐场所众多，据说还不杀读书人，崇尚“自由”的小资们大概最喜欢。就连来到这里的犹太人，也不觉化身而为中华子民。今天环顾全球，大概只有他们这批犹太人真正融入了本地的人堆儿里面，再也挑不出来了。  　　心下不禁笑小资们的措大气！《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说，宋朝有五大名窑，“官汝哥定，器皆单色，而钧窑则众色参互，五彩缤纷”，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实为五大名瓷之首。这钧瓷独出于河南禹州神垕，手头恰有几件，你看它们胎质细腻，坚实致密，扣之有声，清脆动听，圆润悦耳，犹如金属，釉色莹润，五彩缤纷，古朴典雅，艳丽绝伦。尤以多种窑变为其他窑口所不及，釉色红里透紫，紫里藏青，青中寓白，白里泛红，色彩纷呈，争奇斗艳。每每赏玩之余便有“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高山云雾霞一朵，烟光空中星满天；峡谷飞瀑兔丝缕，夕阳紫翠忽成岚”的慨叹。而这钧瓷，我想正像赵宋。你看它美丽无比，外表坚实，可是你用衣袖轻轻一拂，随着“哗啦”一声响，摔得粉身碎骨，满地都是它的碎片.....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有个臭名昭著、不得人心的政策“攘外必先安内”。其实说这话的本是那读不通《论语》的赵普，宋代那就是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绝佳典范。我们看宋代的军事，他们有当时世界上有最好的装备、最多的士兵、最时髦的兵役制度、最全面的军事教育，可是“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惟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耳！”后来不幸遇到了金，“近闻索虏日相残，秋风抚剑泪丸澜。洛阳八陵那忍说，玉座尘昏松柏寒。”真是不幸，从辽到金，再到蒙元，如果再加上那个西夏的话，宋朝打胜仗真的很少，有时甚至连早先的手下败将南汉王国的属地交趾也搞不定。近日看《大河报》整天吹老范，我就不屑的紧。范仲淹刚作延州的市委书记，到职只一个月，就自己宣称，西夏已警告他们国人，“小范老子（范仲淹）胸中有数万甲兵，不似大范老子（范雍）可欺。”明年，宋军大败于六盘山下好水川，全军覆没。可不出数月，就又有人宣称，边区人民到处歌唱“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当然是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问题是，对内宣传只是一种拿肉麻当有趣的小动作，并不能解决任何现实的实际问题。又明年，双方再度会战于镇戎军，宋军再度大败，又是全军覆没。这便是这一时代军事上的缩影，杨业和岳飞的悲剧只能给京剧再找一些张本了。宋朝的辈份渐低，从称“臣”，到称“侄”，再到“侄孙”，“压岁钱”日涨，可这“岁供”，却是小辈敬献与长辈的。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让我这唯物主义者也暗自揣测胡适之所言“历史里面有鬼”，据说此言是胡适之打麻将得出来的顿悟。我们家的门风是绝不许打麻将雀牌，但每每被女菩萨欺凌，一百零一次遁入空门的境遇使我多少还是有些神秀“渐悟”遗风的。历史似乎喜欢捉弄人，我们看赵宋，似乎就是如此，“历史”，这个野蛮女友就狠狠捉弄了赵宋。不过车太贤被全智贤捉弄，屡屡掴耳光，结果终是迎得美人归，赵宋的代价却是亡国灭种。所以才有那首《I belive》，本人用“韩”语演唱： 　　“I believe哭单GIU太有几麻 　　一带路一表龙啊你卡球.......”        宋朝和他先前的王朝一样，是武夫开国，但黄仁宇先生把宋太祖赵匡胤看作是“职业军人”，说“只有宋太祖赵匡胤以军功起家，即创立朝代之日，仍是现役的高级将领。”其实赵匡胤的前辈，远的不说了，后周太祖郭威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翻回头去说宋太祖，在他的本纪中可以看到看到匡胤幸造船务、观制造战舰、观水矶、阅炮车、视察练习水战、亲授医官黜其艺之不精者，前后不绝。他自己也武艺高强，骑马射箭均是第一流能手，今日的“三十二势太祖长拳”便是他的杰作，故而宋人称之为“艺祖”。宋人有一块心头病，这便是“燕云十六州”了，终宋一代，自太祖始，深引为恨。   　　这“燕云十六州”，元人郝经有《白沟行》，诗云“石郎作帝从珂败，便割燕云十六州。世宗恰得关南死，点检陈桥作天子。汉儿不复见中原，当日祸基元在此。”（郝经后来做了灭宋的药引子，后面自会提及，此人有大学问。）这十六州的幽、蓟等七州在太行山北支的东南，称为“山前”，其余九州在太行西北，称为“山后”。今长城自居庸关以东向西南分出一支，绵亘于太行山脊，到朔州以西复与长城相合，这就是内长城。中原失“山后”，犹有内长城的雁门关寨可守，失“山前”则河北藩篱尽撤，契丹骑兵就可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后晋的石敬瑭为了自己做皇帝，借契丹兵灭了后唐，这燕云十六州就作了“利息”给了契丹。十六州之地是一个极其先进的农业区，它的农业、手工业和其他文化活动都远较契丹本部地区发达。在军事上又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契丹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有着足够的重视，他们把幽州升为南京，在此南京建立了南面官，视为腹地，俨然以大国的姿态屹立于宋朝对峙的北方。自这一时期开始，时人是看作“南北朝”的。   　　当年周世宗柴荣实在是辽朝的克星。在他手里收复了被辽朝占据的瀛、莫、易三州及益津、瓦桥、淤口三关，所谓“取瀛、莫、定三关，兵不血刃”。北宋初期，太宗曾两伐辽人，一次是在太平兴国四年间（西历979年），太宗挟灭北汉之余威，乘胜北伐辽国，企图一举收复幽云失地。其实宋军以伐汉之疲弱身躯再北上千里，粮储不继，且太宗前言之赏赐皆未到手，人人有厌战之心，却都不敢说出。最初也曾势如破竹，易、涿、顺、蓟等四州皆为宋军克复。在幽州城南，太宗亲率大军大败辽军，四面围攻幽州。可是紧要关头，人家的援军及时赶到，在高梁河大败宋军。第二次在雍熙三年（西历986年），太宗再度北伐，以图收复十六州。这次宋军兵分三路，名将云集，开始时又是进展神速，屡屡获胜。不到一个月西路军收复了云、应、寰、朔四州，中路军攻下了飞狐、灵丘、蔚州。可辽军在涿州西南四十里的歧沟关大败宋军主力东路军。曹彬部下死伤惨重，沙河为之阻隔。太宗得悉东路主力惨败，急令全线撤军。在撤退过程中，宋军又惨败于飞狐口和狼牙村，先前收复之地得而复失。“雍熙北伐”又以宋军的溃败而告终。大名鼎鼎的“杨无敌”杨业殁于此役。《辽史耶律斜珍》中更了我们一个另类的记载，“业为流矢所中，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据说，杨业没有守住晚节，是乞降的。辽朝境内也未此修了一座“杨无敌庙”，用来纪念。你想想赵宋君臣对待杨家的真实态度，这也未必是辽人的心理宣传战术。  　　从此，宋朝君臣再也不敢发动对辽的进攻了。       两次伐辽失败，产生了严重的恐辽情绪，接踵而来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李继迁联辽反宋，迫使宋太宗重新考虑其内外政策的调整。淳化二年太宗向大臣讲了这样一段话，“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是边事，都可以预先防备，只是奸邪难以觉察。若为内思，深为可怕，帝王合当用心于此”，这无疑标志着北宋王朝军政方面的一个重大转折，宋朝开始确立了“专守防卫”的政策。（哈哈！日本的“和平宪法”的张本？）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北宋对辽由攻到守，放弃以武力收复燕云，只在河北平原上疏浚沟通沿边河道，使西起沉运泊、东达泥沽海口的屈曲之地，遍布塘泊、筑堤贮水，沉远泊以西则依靠种植榆柳林，设置寨铺，派兵戍守，以与辽朝相对峙。在宋取守势后，辽朝对宋却展开攻势，可是辽朝也没有得到太多的便宜。大概最实惠的就是一个《澶渊之盟》了。   　　“澶渊之盟”其实是一个双赢模式。“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不管宋朝的经济如何发达，辽朝的军队如何善战（宋军数量的十分之一），双方谁也没有力量完全消灭对方，打破事实上的“南北朝”状态。如此互相折磨，还不如做个了断！“我们结婚吧？”辽朝开出的两个条件，一是宋每年要给银10万两、绢20万匹，为“岁币”；二是宋人要归还“侵占”的瀛莫二州（辽称“关南”之地）。前者，宋真宗真没想到。当日宋朝的年财政收入折算成银绢，在7000万两/匹之上。故最初真宗鉴于辽入侵对北方的破坏，准备承担“岁币”是百万之数。而现在的数字大大低于原先的估计，不到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花钱买平安”，此条件宋接受了；后者，谈判中被宋严辞拒绝，辽人也是强弩之末了，求和心切，也未坚持。可事实上瀛莫二州当时已被辽军完全控制。最后达成的条约为，宋年送辽“岁币”，契丹退出已占领的华北数十州之地，并在事实上承认瀛莫二州为宋朝领土。对宋而言，已是够本了。然后双方共同申明，永结同盟，由“大宋皇帝”赵桓和“大契丹皇帝”耶律隆绪签约。此后，宋辽120年未开战事。和平养万物，平等也好不平等也罢，双方边境和平稳定，关南关北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使契丹人民大量吸收汉族文化，为契丹民族最终融入汉族奠定了基础。其实很多时候，文化与和平的力量，反而大于军事力量。契丹在军事上没有被汉族征服，但却被汉文化所同化，并最终大多融入汉族。   　　这一把，寇老西儿赌对了！如果按了王钦若之流的主张，北宋在此时就会变成“南宋”、“蜀宋”了，但中国官场的“功狗定律”使然，他的下场很惨。弭兵息烽、边事的结束导致了内部的变化，这就是党争的开始，王钦若、曹利用和丁谓也纷纷鸣锣开戏。至于传统意义上的君子，富弼、范仲淹们也开始反思历史和现实.......  　　再有一个我就怀疑是《四郎探母》中“杨延辉”的张本了。咸平六年四月，辽军入侵定州望都，宋将知定州王继忠与王超、桑赞领兵前去迎敌，在望都附近的康村同辽军遭遇。王超、桑赞临阵畏缩，率师先退。王继忠虽与部下赴敌力战，但被俘后也向辽投降，娶了萧太后所赐的妻子，做了辽朝的官，改名耶律显忠，表示要“为辽尽力”。继忠本是真宗潜邸的旧人，真宗还以为他战死了，下诏赠官褒奖，令人啼笑皆非。  　　但是这是一块永远的疮疤，宋人不会忘记！不会忘记太宗的耻辱、太宗的惨败、太宗的驴车、太宗的箭伤，还有太宗的死，当然还有太祖的梦想。约在一百年之后，神宗在御库题自制诗，“五季失图，俨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 　    宋辽战争的双方，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层面，赵宋方为太宗炅和真宗恒，辽方为承天皇太后萧绰和圣宗耶律隆绪。作为中原人，我还是奉正朔，先表一表咱大宋天子。太宗赵炅，本名匡义，说老实话，我对他没甚么好印象，简单说就是“刻薄寡恩”。宋初，据说太祖、太宗的老妈杜太后借鉴前朝倾覆之鉴，搞出了个“金匮之盟”，老妈妈本着国赖长君的道理，遗命定下大位继承的顺序，兄弟叔侄，依次嬗进。匡胤而匡义，再传位魏王廷美，传位燕王德昭，天下复归于太祖的子孙。站且不说这是真是假，谁知赵匡义本盟，先是在开宝九年冬夜把老哥给“做”了，接着“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至于他的军事才能，这里只提对辽方面。我最崇敬的后周世宗早年真对南北局势提出过一个“先契丹后北汉”对辽军事斗争方略，盖辽朝当时的君主是大名鼎鼎的“睡王”穆宗耶律璟，基本就是“主昏于上，民怨于下”的态势。太宗避重就轻，颠倒主次，失掉了伐辽复地的极好良机。在消灭北汉再伐契丹，辽朝内部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景宗和萧后的改革，辽朝逐渐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此时，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和严密的军事部署是很难达到收复失地的目的的。消灭北汉后，太宗不顾诸将异议，仓卒发动对辽战争，结果是惨败而逃。我说他“刻薄寡恩”，还有一点就是太宗在伐辽之役前，没有实践自己对将士们赏太原之功的承诺。这也算是失败的一个原因吧？  　　再说赵宋真宗恒，我们说他简直就是一典型之阿Q式的皇帝。澶渊之盟之后他是完全丧失了对辽军事斗争的信心，“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试图通过造神活动掩盖澶渊之盟的耻辱，为粉饰太平，进而大搞迷信浪费活动提供有力的借口。在这个欺骗天下的活动中，宋真宗本人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是天书迷信活动的一手创造者。再看他用的人，“（王）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时谓之‘五鬼’。”这样的结果，导致了非常恶劣的后果，在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消极影响所及，一直延续到南宋甚至后世。对比伯父、老爸的勤俭，他不珍视民力的举措，开创北宋历史上不良先例。佞道造神，消磨了君臣意志，使进取精神化为乌有，更以自身撒谎而作《大中祥符》，迷信天下愚弄百姓，为极端坏榜样！  　　而辽方，萧燕燕“明达治道，闻善必从，故群臣咸竭其忠。习知军政，澶渊之役，亲御戎车，指麾三军，赏罚信明，将士用命。”燕燕十七岁为贵妃，寻册皇后，辅佐景宗十三年，辅佐圣宗廿七年，共计四十年。其间，以韩德让、耶律斜轸协理朝政，耶律休哥负责对外军事，妥善处理契丹、汉族臣僚关系，使文武听命，令行禁止。她能在母寡子弱和边防未靖的危难之中挺身而出，率领圣宗皇帝与文武百官亲历战阵，屡败宋朝君臣名将。大抵不愧是文治武功的女中豪杰了。我们翻检《辽史》之中共有20位后妃，除了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和世宗妃甄氏，剩下18个都姓萧，这也与这位“铁娘子”的影响不无关系。忘了介绍了，这位美女姓萧名绰，小字燕燕，乃辽国宰相萧思温之女。好像记得在那本书上看过，耶律阿保机曾自比刘邦，要他的大臣效法萧和而姓“萧”。不过这萧家，原是回鹘人的。  　　对于圣宗隆绪，脱脱的《辽史》中是这样评价的，“圣宗幼冲嗣位，政出慈闱。及宋人二道来攻，新御甲胄，一举而复燕、云，破信、彬，再举而躏河、朔，不亦伟欤！.....其践阼四十九年，理冤滞，举才行，察贪残，抑奢僭，录死事之子孙，振诸部之急乏，责迎合不忠之罪，却高丽文乐之归。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今名无穷，其唯圣宗乎！”出了“宋人二道来攻”不实外，基本公允。当是时也，东路曹彬、崔彦进，中路田重进，西路潘美、杨业，名将云集，三路大军会师幽州。而战场双方实力悬殊，结果我们都看到了。 　　孙子曰：“主孰有道？”高下贤愚，立判也，“吾以此知胜负矣。”       宋朝初期军事制度的定型，基本是在借鉴唐末五代藩镇之祸的基础上进行的军事制度改革。原因我们上文已经提及，改革的主要办法就是分权和集权。这个制度现在看来够超前的，但也不是无懈可击。譬如统御过严，机构层叠，造成有关部门之间，有关部门与统兵将帅，将帅之间，主将与副将之间，各部队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权责不明，令出多门，各自为政，不能很好的相互协调，缺乏统筹安排，其结果我们在战争结果中是看到了。真宗时代的名臣贾昌朝根据陕西四路的实际指出，“总管而下，钤辖、都监、巡检之属，悉参军政，谋之未成，事已先漏，甲可乙否，上行下戾，主将不专号令，故动则必败。”（宋史·贾昌朝传）日后陕西宋军屡败于西夏，这个是有原因的。   　　每一个王朝的开国之君都想革除前一个王朝的弊病，希望寻求一个完善的，能够使本朝长治久安的制度。每一个王朝都会在克服前朝弊政之后，产生自身难以克服的致命问题。没有一个王朝能达到目的。所以黄炎培先生才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如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圆周率的支配。”这就很像理想主义者的爱情，因为没有完美，所以最后只有失望。如果不想失望，只有继续这个恶性循环。王尔德（OSCAR·WILDE）说过一段话，我很欣赏，“In this world there are only two tragedies ,one isn't getting what one wants ,and the other is getting it!”

北宋皇陵的武士俑，左为永裕陵（宋神宗赵顼）西侧镇陵将军，右为永泰陵（宋哲宗赵煦）西侧的镇陵将军，基本向大家展示了宋代铠甲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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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贴作者党人碑， 文链接地址,http://sonicbbs.eastday.com/topicdisplay.asp?BoardID=16&Page=1&TopicID=266681  　　提起赵宋，一幅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让我们看够了“花花美景汴梁城”。每当此时此刻，我的耳边便会时常萦绕陈寅恪先生对赵宋的评论，“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亦为之感叹道，“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我们知道：《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典籍都诞于斯时，科学技术上的活字印刷术，农学上的《菊谱》、《桔录》、《荔枝谱》，天文学上的《统天历》，数学上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医学上的《政和本草》、《太平圣惠方》、《和济局方》，法医学上的《洗冤集录》，兵学上的《武经总要》也都竞相出现在这个伟大时代里。   　　对于今天的小资们来说，州桥夜市煎茶斗浆，相国寺内品果博鱼，金明池畔填词吟诗，白矾楼头宴饮听琴，一座汴梁城中，处处皆是“情调”。当然，高坐于东京樊楼之上，与那心仪的小娘子，焚上一钵兽香，相对坐调笙，看伊轻持了如水并刀，在一盏钧瓷的莲花盘里，纤纤玉指破新橙，则是每一个罗曼蒂克少年的不二选择了。宋代几无宵禁，娱乐场所众多，据说还不杀读书人，崇尚“自由”的小资们大概最喜欢。就连来到这里的犹太人，也不觉化身而为中华子民。今天环顾全球，大概只有他们这批犹太人真正融入了本地的人堆儿里面，再也挑不出来了。  　　心下不禁笑小资们的措大气！《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说，宋朝有五大名窑，“官汝哥定，器皆单色，而钧窑则众色参互，五彩缤纷”，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实为五大名瓷之首。这钧瓷独出于河南禹州神垕，手头恰有几件，你看它们胎质细腻，坚实致密，扣之有声，清脆动听，圆润悦耳，犹如金属，釉色莹润，五彩缤纷，古朴典雅，艳丽绝伦。尤以多种窑变为其他窑口所不及，釉色红里透紫，紫里藏青，青中寓白，白里泛红，色彩纷呈，争奇斗艳。每每赏玩之余便有“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高山云雾霞一朵，烟光空中星满天；峡谷飞瀑兔丝缕，夕阳紫翠忽成岚”的慨叹。而这钧瓷，我想正像赵宋。你看它美丽无比，外表坚实，可是你用衣袖轻轻一拂，随着“哗啦”一声响，摔得粉身碎骨，满地都是它的碎片.....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有个臭名昭著、不得人心的政策“攘外必先安内”。其实说这话的本是那读不通《论语》的赵普，宋代那就是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绝佳典范。我们看宋代的军事，他们有当时世界上有最好的装备、最多的士兵、最时髦的兵役制度、最全面的军事教育，可是“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惟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耳！”后来不幸遇到了金，“近闻索虏日相残，秋风抚剑泪丸澜。洛阳八陵那忍说，玉座尘昏松柏寒。”真是不幸，从辽到金，再到蒙元，如果再加上那个西夏的话，宋朝打胜仗真的很少，有时甚至连早先的手下败将南汉王国的属地交趾也搞不定。近日看《大河报》整天吹老范，我就不屑的紧。范仲淹刚作延州的市委书记，到职只一个月，就自己宣称，西夏已警告他们国人，“小范老子（范仲淹）胸中有数万甲兵，不似大范老子（范雍）可欺。”明年，宋军大败于六盘山下好水川，全军覆没。可不出数月，就又有人宣称，边区人民到处歌唱“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当然是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问题是，对内宣传只是一种拿肉麻当有趣的小动作，并不能解决任何现实的实际问题。又明年，双方再度会战于镇戎军，宋军再度大败，又是全军覆没。这便是这一时代军事上的缩影，杨业和岳飞的悲剧只能给京剧再找一些张本了。宋朝的辈份渐低，从称“臣”，到称“侄”，再到“侄孙”，“压岁钱”日涨，可这“岁供”，却是小辈敬献与长辈的。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让我这唯物主义者也暗自揣测胡适之所言“历史里面有鬼”，据说此言是胡适之打麻将得出来的顿悟。我们家的门风是绝不许打麻将雀牌，但每每被女菩萨欺凌，一百零一次遁入空门的境遇使我多少还是有些神秀“渐悟”遗风的。历史似乎喜欢捉弄人，我们看赵宋，似乎就是如此，“历史”，这个野蛮女友就狠狠捉弄了赵宋。不过车太贤被全智贤捉弄，屡屡掴耳光，结果终是迎得美人归，赵宋的代价却是亡国灭种。所以才有那首《I belive》，本人用“韩”语演唱： 　　“I believe哭单GIU太有几麻 　　一带路一表龙啊你卡球.......”        宋朝和他先前的王朝一样，是武夫开国，但黄仁宇先生把宋太祖赵匡胤看作是“职业军人”，说“只有宋太祖赵匡胤以军功起家，即创立朝代之日，仍是现役的高级将领。”其实赵匡胤的前辈，远的不说了，后周太祖郭威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翻回头去说宋太祖，在他的本纪中可以看到看到匡胤幸造船务、观制造战舰、观水矶、阅炮车、视察练习水战、亲授医官黜其艺之不精者，前后不绝。他自己也武艺高强，骑马射箭均是第一流能手，今日的“三十二势太祖长拳”便是他的杰作，故而宋人称之为“艺祖”。宋人有一块心头病，这便是“燕云十六州”了，终宋一代，自太祖始，深引为恨。   　　这“燕云十六州”，元人郝经有《白沟行》，诗云“石郎作帝从珂败，便割燕云十六州。世宗恰得关南死，点检陈桥作天子。汉儿不复见中原，当日祸基元在此。”（郝经后来做了灭宋的药引子，后面自会提及，此人有大学问。）这十六州的幽、蓟等七州在太行山北支的东南，称为“山前”，其余九州在太行西北，称为“山后”。今长城自居庸关以东向西南分出一支，绵亘于太行山脊，到朔州以西复与长城相合，这就是内长城。中原失“山后”，犹有内长城的雁门关寨可守，失“山前”则河北藩篱尽撤，契丹骑兵就可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后晋的石敬瑭为了自己做皇帝，借契丹兵灭了后唐，这燕云十六州就作了“利息”给了契丹。十六州之地是一个极其先进的农业区，它的农业、手工业和其他文化活动都远较契丹本部地区发达。在军事上又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契丹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有着足够的重视，他们把幽州升为南京，在此南京建立了南面官，视为腹地，俨然以大国的姿态屹立于宋朝对峙的北方。自这一时期开始，时人是看作“南北朝”的。   　　当年周世宗柴荣实在是辽朝的克星。在他手里收复了被辽朝占据的瀛、莫、易三州及益津、瓦桥、淤口三关，所谓“取瀛、莫、定三关，兵不血刃”。北宋初期，太宗曾两伐辽人，一次是在太平兴国四年间（西历979年），太宗挟灭北汉之余威，乘胜北伐辽国，企图一举收复幽云失地。其实宋军以伐汉之疲弱身躯再北上千里，粮储不继，且太宗前言之赏赐皆未到手，人人有厌战之心，却都不敢说出。最初也曾势如破竹，易、涿、顺、蓟等四州皆为宋军克复。在幽州城南，太宗亲率大军大败辽军，四面围攻幽州。可是紧要关头，人家的援军及时赶到，在高梁河大败宋军。第二次在雍熙三年（西历986年），太宗再度北伐，以图收复十六州。这次宋军兵分三路，名将云集，开始时又是进展神速，屡屡获胜。不到一个月西路军收复了云、应、寰、朔四州，中路军攻下了飞狐、灵丘、蔚州。可辽军在涿州西南四十里的歧沟关大败宋军主力东路军。曹彬部下死伤惨重，沙河为之阻隔。太宗得悉东路主力惨败，急令全线撤军。在撤退过程中，宋军又惨败于飞狐口和狼牙村，先前收复之地得而复失。“雍熙北伐”又以宋军的溃败而告终。大名鼎鼎的“杨无敌”杨业殁于此役。《辽史耶律斜珍》中更了我们一个另类的记载，“业为流矢所中，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据说，杨业没有守住晚节，是乞降的。辽朝境内也未此修了一座“杨无敌庙”，用来纪念。你想想赵宋君臣对待杨家的真实态度，这也未必是辽人的心理宣传战术。  　　从此，宋朝君臣再也不敢发动对辽的进攻了。       两次伐辽失败，产生了严重的恐辽情绪，接踵而来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李继迁联辽反宋，迫使宋太宗重新考虑其内外政策的调整。淳化二年太宗向大臣讲了这样一段话，“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是边事，都可以预先防备，只是奸邪难以觉察。若为内思，深为可怕，帝王合当用心于此”，这无疑标志着北宋王朝军政方面的一个重大转折，宋朝开始确立了“专守防卫”的政策。（哈哈！日本的“和平宪法”的张本？）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北宋对辽由攻到守，放弃以武力收复燕云，只在河北平原上疏浚沟通沿边河道，使西起沉运泊、东达泥沽海口的屈曲之地，遍布塘泊、筑堤贮水，沉远泊以西则依靠种植榆柳林，设置寨铺，派兵戍守，以与辽朝相对峙。在宋取守势后，辽朝对宋却展开攻势，可是辽朝也没有得到太多的便宜。大概最实惠的就是一个《澶渊之盟》了。   　　“澶渊之盟”其实是一个双赢模式。“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不管宋朝的经济如何发达，辽朝的军队如何善战（宋军数量的十分之一），双方谁也没有力量完全消灭对方，打破事实上的“南北朝”状态。如此互相折磨，还不如做个了断！“我们结婚吧？”辽朝开出的两个条件，一是宋每年要给银10万两、绢20万匹，为“岁币”；二是宋人要归还“侵占”的瀛莫二州（辽称“关南”之地）。前者，宋真宗真没想到。当日宋朝的年财政收入折算成银绢，在7000万两/匹之上。故最初真宗鉴于辽入侵对北方的破坏，准备承担“岁币”是百万之数。而现在的数字大大低于原先的估计，不到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花钱买平安”，此条件宋接受了；后者，谈判中被宋严辞拒绝，辽人也是强弩之末了，求和心切，也未坚持。可事实上瀛莫二州当时已被辽军完全控制。最后达成的条约为，宋年送辽“岁币”，契丹退出已占领的华北数十州之地，并在事实上承认瀛莫二州为宋朝领土。对宋而言，已是够本了。然后双方共同申明，永结同盟，由“大宋皇帝”赵桓和“大契丹皇帝”耶律隆绪签约。此后，宋辽120年未开战事。和平养万物，平等也好不平等也罢，双方边境和平稳定，关南关北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使契丹人民大量吸收汉族文化，为契丹民族最终融入汉族奠定了基础。其实很多时候，文化与和平的力量，反而大于军事力量。契丹在军事上没有被汉族征服，但却被汉文化所同化，并最终大多融入汉族。   　　这一把，寇老西儿赌对了！如果按了王钦若之流的主张，北宋在此时就会变成“南宋”、“蜀宋”了，但中国官场的“功狗定律”使然，他的下场很惨。弭兵息烽、边事的结束导致了内部的变化，这就是党争的开始，王钦若、曹利用和丁谓也纷纷鸣锣开戏。至于传统意义上的君子，富弼、范仲淹们也开始反思历史和现实.......  　　再有一个我就怀疑是《四郎探母》中“杨延辉”的张本了。咸平六年四月，辽军入侵定州望都，宋将知定州王继忠与王超、桑赞领兵前去迎敌，在望都附近的康村同辽军遭遇。王超、桑赞临阵畏缩，率师先退。王继忠虽与部下赴敌力战，但被俘后也向辽投降，娶了萧太后所赐的妻子，做了辽朝的官，改名耶律显忠，表示要“为辽尽力”。继忠本是真宗潜邸的旧人，真宗还以为他战死了，下诏赠官褒奖，令人啼笑皆非。  　　但是这是一块永远的疮疤，宋人不会忘记！不会忘记太宗的耻辱、太宗的惨败、太宗的驴车、太宗的箭伤，还有太宗的死，当然还有太祖的梦想。约在一百年之后，神宗在御库题自制诗，“五季失图，俨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 　    宋辽战争的双方，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层面，赵宋方为太宗炅和真宗恒，辽方为承天皇太后萧绰和圣宗耶律隆绪。作为中原人，我还是奉正朔，先表一表咱大宋天子。太宗赵炅，本名匡义，说老实话，我对他没甚么好印象，简单说就是“刻薄寡恩”。宋初，据说太祖、太宗的老妈杜太后借鉴前朝倾覆之鉴，搞出了个“金匮之盟”，老妈妈本着国赖长君的道理，遗命定下大位继承的顺序，兄弟叔侄，依次嬗进。匡胤而匡义，再传位魏王廷美，传位燕王德昭，天下复归于太祖的子孙。站且不说这是真是假，谁知赵匡义本盟，先是在开宝九年冬夜把老哥给“做”了，接着“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至于他的军事才能，这里只提对辽方面。我最崇敬的后周世宗早年真对南北局势提出过一个“先契丹后北汉”对辽军事斗争方略，盖辽朝当时的君主是大名鼎鼎的“睡王”穆宗耶律璟，基本就是“主昏于上，民怨于下”的态势。太宗避重就轻，颠倒主次，失掉了伐辽复地的极好良机。在消灭北汉再伐契丹，辽朝内部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景宗和萧后的改革，辽朝逐渐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此时，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和严密的军事部署是很难达到收复失地的目的的。消灭北汉后，太宗不顾诸将异议，仓卒发动对辽战争，结果是惨败而逃。我说他“刻薄寡恩”，还有一点就是太宗在伐辽之役前，没有实践自己对将士们赏太原之功的承诺。这也算是失败的一个原因吧？  　　再说赵宋真宗恒，我们说他简直就是一典型之阿Q式的皇帝。澶渊之盟之后他是完全丧失了对辽军事斗争的信心，“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试图通过造神活动掩盖澶渊之盟的耻辱，为粉饰太平，进而大搞迷信浪费活动提供有力的借口。在这个欺骗天下的活动中，宋真宗本人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是天书迷信活动的一手创造者。再看他用的人，“（王）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时谓之‘五鬼’。”这样的结果，导致了非常恶劣的后果，在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消极影响所及，一直延续到南宋甚至后世。对比伯父、老爸的勤俭，他不珍视民力的举措，开创北宋历史上不良先例。佞道造神，消磨了君臣意志，使进取精神化为乌有，更以自身撒谎而作《大中祥符》，迷信天下愚弄百姓，为极端坏榜样！  　　而辽方，萧燕燕“明达治道，闻善必从，故群臣咸竭其忠。习知军政，澶渊之役，亲御戎车，指麾三军，赏罚信明，将士用命。”燕燕十七岁为贵妃，寻册皇后，辅佐景宗十三年，辅佐圣宗廿七年，共计四十年。其间，以韩德让、耶律斜轸协理朝政，耶律休哥负责对外军事，妥善处理契丹、汉族臣僚关系，使文武听命，令行禁止。她能在母寡子弱和边防未靖的危难之中挺身而出，率领圣宗皇帝与文武百官亲历战阵，屡败宋朝君臣名将。大抵不愧是文治武功的女中豪杰了。我们翻检《辽史》之中共有20位后妃，除了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和世宗妃甄氏，剩下18个都姓萧，这也与这位“铁娘子”的影响不无关系。忘了介绍了，这位美女姓萧名绰，小字燕燕，乃辽国宰相萧思温之女。好像记得在那本书上看过，耶律阿保机曾自比刘邦，要他的大臣效法萧和而姓“萧”。不过这萧家，原是回鹘人的。  　　对于圣宗隆绪，脱脱的《辽史》中是这样评价的，“圣宗幼冲嗣位，政出慈闱。及宋人二道来攻，新御甲胄，一举而复燕、云，破信、彬，再举而躏河、朔，不亦伟欤！.....其践阼四十九年，理冤滞，举才行，察贪残，抑奢僭，录死事之子孙，振诸部之急乏，责迎合不忠之罪，却高丽文乐之归。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今名无穷，其唯圣宗乎！”出了“宋人二道来攻”不实外，基本公允。当是时也，东路曹彬、崔彦进，中路田重进，西路潘美、杨业，名将云集，三路大军会师幽州。而战场双方实力悬殊，结果我们都看到了。 　　孙子曰：“主孰有道？”高下贤愚，立判也，“吾以此知胜负矣。”       宋朝初期军事制度的定型，基本是在借鉴唐末五代藩镇之祸的基础上进行的军事制度改革。原因我们上文已经提及，改革的主要办法就是分权和集权。这个制度现在看来够超前的，但也不是无懈可击。譬如统御过严，机构层叠，造成有关部门之间，有关部门与统兵将帅，将帅之间，主将与副将之间，各部队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权责不明，令出多门，各自为政，不能很好的相互协调，缺乏统筹安排，其结果我们在战争结果中是看到了。真宗时代的名臣贾昌朝根据陕西四路的实际指出，“总管而下，钤辖、都监、巡检之属，悉参军政，谋之未成，事已先漏，甲可乙否，上行下戾，主将不专号令，故动则必败。”（宋史·贾昌朝传）日后陕西宋军屡败于西夏，这个是有原因的。   　　每一个王朝的开国之君都想革除前一个王朝的弊病，希望寻求一个完善的，能够使本朝长治久安的制度。每一个王朝都会在克服前朝弊政之后，产生自身难以克服的致命问题。没有一个王朝能达到目的。所以黄炎培先生才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如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圆周率的支配。”这就很像理想主义者的爱情，因为没有完美，所以最后只有失望。如果不想失望，只有继续这个恶性循环。王尔德（OSCAR·WILDE）说过一段话，我很欣赏，“In this world there are only two tragedies ,one isn't getting what one wants ,and the other is getting it!”

北宋皇陵的武士俑，左为永裕陵（宋神宗赵顼）西侧镇陵将军，右为永泰陵（宋哲宗赵煦）西侧的镇陵将军，基本向大家展示了宋代铠甲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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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明道元年（西历1032年），德明死，元昊嗣。宋辽两家都派来了人，辽朝兴宗耶律宗真凭着两代的婚娅关系，派出了宣徽南院使朔方节度使萧从顺、潘州观察使郑文囿，要封元昊为夏国王；宋朝则以天朝自居，派出以工部郎中杨告、礼宾副使朱允中为正副旌节官告使，要授封元昊为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爵西平王。显然两家都打错了算盘，小猫的儿子未必是小猫。元昊对宋、辽的封爵都不感兴趣，在接待宋朝使臣时，更加不以臣礼事宋，对宋仁宗封赐的诏书，遥立不跪拜。甚至搞起了鸿门宴，在帐外丁丁冬冬地锻造兵器，要给宋使制造点儿精神威慑。分明就是挑事儿，整个是不拿村长当干部的架式，看看宋朝的底牌是什么。 　 　　在这“太平”中，李家的统治区域已经“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包括夏、宥、银、会、绥、静、灵、盐、胜、威、定、永和甘、凉、瓜、沙、肃等州在内，方两万余里，今天大西北的广袤地区。建立党项国家的条件，已经成熟。要独立建国，就要改弦更张。元昊的主要支持者野利仁荣认为，西夏只能按照党项民族的具体情况确定立政策，国家才能兴盛，而盲目照搬照抄中原王朝唐宋的那一套办法。具体地说，应当根据当时西夏的国情民情，“尚武重法”。他的依据是“商鞅峻法而国霸，赵武胡服而兵强”。元昊似乎也洞穿了宋朝文明的弱点，他认为，“番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今天我们看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这位法国人认为专制国家由于行政的高效率，所以有利于在战争初期就将资源集中使用；而民主国家利于调动每个单位的积极性，所以能生产出更多的资源。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专制国家必须在短期内打败民主国家，否则必将失败。我们看宋朝在当时世界中，虽然本身也是封建政体，但相对于周边异族国家，无疑是相对民主的。宋人尚文，朝廷上下都是读书人，难免措大气的紧，于是就成了“缛节繁音”的渊薮。“文明反被文明误”，这就像赛跑，蛮族的爆发力强，文明种族的持久力好，前者适合短跑，后者适合长跑。在与辽、西夏，还有日后与金朝的马拉松赛中，不是宋朝的体格就一定健壮，不是宋朝善于分配体力，不是宋朝善于跑弯道，更不是他偷着服用了兴奋剂，只是宋朝的命硬，大家都没他拖得久。这是后话了。  　　我们看历史上的元昊，习惯称其为“李元昊”。盖其祖得唐朝的赐姓为“李”，其后已以这个“李”姓。汉姓，是这支党项人汉化的标志。自然也是元昊改革的第一步。我想如果“台独”分子玩儿火，真想独立建国的话，未必不会玩儿这招？李登辉铁定是要改成“岩里政男”的，这个没有悬念，阿扁许是要跟布什的姓的，我跟读者大人打上一毛钱的赌，我的河南老乡陈胡公一定是要生气的！元昊闹独立，便索性废掉唐宋两朝所赐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己更名曩霄，自称“邦泥定国兀卒”，意即“白上国青天子”。接着实行一系列强化民族意识的措施，下令恢复“秃发”风俗，创制记录党项语言的西夏文字，规定服饰，简化礼乐制度等。另一方面，则又尽力完善封建国家的各项措施。大宋明道二年，以避父讳改宋明道为显道，并积极准备称帝建国。次年开始建元“开运”（开运是后晋出帝石重贵亡国之前用过的“旧货”！），升兴州为兴庆府，仿宋朝官制设官、定朝仪、建蕃学。  　　在军事上，这位“青天子”改定了新的军制。以本族党项人为“族内兵”，以被俘汉人中挑选勇敢善战者编成的“撞令郎”为“族外兵”。又仿照宋朝“厢”、“军”的设置，以黄河为界，左厢神勇军司驻弥陀洞，祥祐军司驻石州，嘉宁军司驻宥州，静塞军司驻韦州，西寿保泰军司驻柔狼山北，卓啰和南军司驻黄河北岸；右厢朝顺军司驻克夷门，甘州甘肃军司驻甘州，瓜州西平军司驻瓜州，黑水镇燕军司驻兀剌海城，白马强镇军司驻盐州，黑山威福军司驻汉居延故城，全国共分为十二个监军司，分驻各地，而以党项人长官。还建置了新的兵种，“铁鹞子”是西夏最著名的重骑兵，战斗力极强，人数约有3000人，装备极其精良，乘善马、披重甲，作战时锁于马上，虽死不坠。除日常作近卫军仪仗外，战时更是冲锋陷阵的“前军”；“卫戍军”则是由党项贵胄子弟中挑选能骑善射者组成的轮番宿卫的军队，计5000人，号“御园内六班直”；此外，还有极少数“陟立旋风炮于骆驼鞍，纵石如拳”，作为炮兵部队使用的“泼喜军”；在就是负责在战争中专事俘掠驱口的十万“擒生军”了。形成了以步兵、骑兵为主，辅以炮兵、“擒生军”，侍卫亲军诸军，多兵种合成的虎狼之师。  　　西夏军队总数约在50万人上下，以7万精锐拱卫中心的兴庆府，10万大军分驻东南的西平府和西北的贺兰山。在河南盐州路驻军5万，防备宋朝的环州、庆州、原州、镇戎军；在左厢宥州路屯兵5万，防备宋朝的鄜、延、麟、府四州，这两地是专一防宋的。而在河北安北路则驻兵7万以防辽，右厢甘州路驻军3万人以防吐蕃、回鹘。由此可知，其兵力重点基本部署在以兴庆府为中心的贺兰山、灵州、兴庆府三角地带和四邻边界。这样既拱卫了首都，又加强了边防，可谓内外并重，布防合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绝对是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也适用于元昊和所有人。大宋宝元元年（西历1038年）十月十一日，元昊在兴庆府即帝位，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这位“青天子”自称世祖皇帝，是为西夏景宗。并改当年为“天授礼法延祚元年”，以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为都。大封文武，追尊祖父李继迁为“神武皇帝”，庙号太祖；父李德明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立子宁明为太子。 　　此时作为开国之君的元昊，一定会站在兴庆府城头环顾四野，思考良久。这个新兴国家，北有大辽，南有吐蕃、大理，西有高昌、于阗、龟兹，东有大宋。尤其是宋，他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军事和文化，在当时的世界均处于执牛耳。对于这些邻居，西夏怎么办？

按常理说，元昊称帝建国伊始，最稳妥的方式就该是像历代开国之君那样，对外搞“韬光养晦”，显示自己“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酷爱和平的样子，以安天下；对内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国内的社会经济上，经济建设搞上去了，社会基础稳定了，再行王霸也不迟，这样才有基础。这是一般规律。日后，徽州儒生朱升把它总结为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粱、缓称王”，送给当时还是吴国公的朱元璋。这九个字其实很不简单，巩固后方才能站稳脚跟，有所发展；抚慰百姓、奖励农桑、发展生产，才能足食足兵，有争霸天下的本钱；不去求一时虚名，顾头不顾腚地当出头椽子，才能避免成为众矢之的，才能潜心积蓄力量，才能不动声色地扩展自己的势力，避免树大招风，减少与强敌的正面交锋。朱元璋就是采纳了这一主张，方才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有了当皇帝的本钱。其后，朱元璋又采取刘基的意见，先吃掉陈友谅，再攻灭张士诚，继而逐个翦除方国珍、陈友定、明玉珍，最后将蒙元逐出漠北，至此“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但元昊没有这样做。   　　定难李家本就注意招揽重用自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书生，通过他们了解宋朝虚实。张浦是李继迁、李德明两朝的干臣，元昊更以张元、吴昊为谋主，还暗中派人潜入宋境，用重金购买被宋仁宗释放的宫人，养在自己宫中，以便从他们那里了解宋廷的“朝廷刑赏，宫闱阴事”。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了解对手。幼时读过《增广贤文》的朋友大概还会记得这句，“士者国之宝，儒为席上珍。”不要小瞧了这些读书人，尤其是不得志的。我们单单看宋朝这段历史，太祖兄弟得了那个半通不通的赵普，便得了天下；辽朝有韩德让，李继迁有张浦，就连那个没成事的“仁惠皇帝”侬智高，还有广州进士黄玮、黄师宓做帮手。   　　自隋朝以来中国盛行科举制度，迷信考试。而传统中国又是个“官本位”的社会。一旦做了官，名利、权势、荣耀、地位、金钱、美女、豪宅、名车......一切七情六欲所能想到的都会瞬间降临，连真理都会按品级分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引用过一位英国作者的话，“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而在中国做官，不用杀人越货、绑肉票、抢银行，官越大、权越重、报酬越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利润何止区区“300%”？做官比资本家划算多了！同时，这样一个社会，你如果想效法张横渠，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做官也是不行的。而做官便要考试，要科举出身。我们看，科举制度千年流弊，官本位社会更造就了一个“一条出路之社会”。再看今天动辄“全日制本科学历”，进而非硕士、博士不要，不一样是“科甲正途出身”的翻版吗？这样的社会没有不塞车的，人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顺风顺水才是个奇迹！这些不得志的读书人，如张元、吴昊，原本也像其他书生一样，本想十年面壁寒窗，一步一步地经过秀才、举人、进士等科举考试，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他们在科场上却一再碰壁，心中积满了怨气，“无以自伸”。除了复习再考的，一般的便是浔阳卖醉，借酒消愁，做几首酸诗，托兴吟咏一番，变相地骂骂娘，抒发一下“怀才不遇”的思想，这比如李白与杜甫；还有的便是暂时忘却科场失败的痛楚，却不甘心醉生梦死、幽游度日、老死林泉，去做做真正学问的，比如“秀才老师、举人学生”的康南海，再有一种就是最可怕的，“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彻底制度化之外了。张元、吴昊当时看到定难元昊图谋称帝建国，宋朝西北边防吃紧，起初也是要投笔从戎效法定远，在边关谋个一官半职来报效国家。可边帅哪里瞧得起他们？张吴二人见此情况，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径走西夏”。写《容斋随笔》的洪迈忿忿地写到，“西夏曩宵之叛，其谋皆出于华州士人张元与吴昊！” 　　我没志气，“捐班儿”出身的“万能候补道”，混得不济只好挂印读书。唐末五代有位李振的，恨恨的一句“此辈清流，宜投浊流”，食肉者能不为鉴乎？ 　　自即位以来，元昊整整用了六年时间，为他的大夏帝国的诞生做了充分准备。登上了皇帝宝座的那年，他也只有三十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岁。有张元、吴昊为谋主，有“嵬名守全、张陟、杨廓、徐敏宗、张文显辈主谋议，钟鼎臣典文书，成逋克、成赏都辈主兵马，野利仁荣主蕃学。”（《续资治通鉴》）更是如虎添翼。这头猛虎下一步要扑向谁呢？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宋了！

元昊当上了皇帝，宋朝的太平日子是到头儿了。忙完登基大典的次年，“青天子”就开始给“黄天子”进表章、上眼药，“伏望皇帝陛下”，“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宋史·夏国传》）”要求宋朝正式承认他的皇帝称号。   　　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章句上》）关起门来，赵宋历来是以天朝正统自居的，这是决不能含糊半分的法理问题。先前，跟契丹辽朝平起平坐，那已经是迫不得已的“奇耻大辱”了。现如今，哪还能容然出现第三个“太阳”？读书人爱玩儿各种各样的文字游戏，乐此不疲、传承至今的便是这个“正统”之争了。古往今来，这都是个大问题，关系到政权合法合理存在的依据。大抵相当于今天的《营业执照》，不过“正统”与否，是上天说了算，这个需要自我举证一下；后者则是需要有关部门审验考核、正式颁发的。反正两者没有，您的经营活动都够提心吊胆的。没有这个执照偏要满世界吆喝的，那便算是“非法经营活动”，有关部门可以随时叫你关门大吉，你也没屁可放。没有那张正统执照的，舆论和史册总要口头上或者笔头下叫它关门。谁是“正统”，奉谁“正朔”，这个问题搞不定，皇帝老倌儿随时都有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可能。君不见九十年代初期，新儒家的牟宗三先生不顾年老色衰，还要在台湾客串一把政治秀，“中华民国是‘正朔’之所在！”大宋那会儿子，正统所在是“君权天授”的，这个好办，本朝真宗皇帝办得最体面。但是，上天除了风雨雷电，从不向统治者授权什么，也绝少有政府实际符合所有民意所归。那怕天崩地裂，你也可以宣称那是上天在向万民示警，要你出山，再配上几个吹鼓手在一旁做痛哭流涕劝进状，完全是“三让徐州”的架式了；那怕支持你的人到最后只有40％不到，但你披上了“总统”绶带，你就能自吹代表“台湾人民之福祉”，正式给干爹舔沟子了。一旦披上“正统”的外衣，叫这些其中的无赖政府关门，便是件异常难做的事情。美国政府发明了一个“无赖国家”(rogue states)的伟大字眼，一有空儿就祭起来当“翻天印”用，逮谁砸谁。可它本身就是最大的“rogue states”。你敢让他关门歇菜，你便是国际恐怖主义，跟“global terrorists”沾边儿了！ 　　既然关系大宋的正统所在，那大宋朝廷的回应也就可想而知了。宋朝宣布，不承认元昊的帝位，下诏“削夺赐姓官爵”，停止边贸互市。并在宋夏边境张贴榜文，悬赏重金捉拿元昊，你要能献其首级，你就作定难节度使！元昊已然摸清了宋朝，便公开断绝了同宋朝的关系，搞了一份“嫚书”送了去，指责宋朝背信弃义，挖苦宋军腐败无能。意在激怒宋朝，把图谋对宋朝发动的战争的责任归于宋朝。宋夏战争终于不可避免了。  　　宋朝的嘴硬，可胆气并不壮。自真宗之后，北宋的积贫积弱之势已经形成。玩玩“大中祥符”的游戏，搞搞封禅大典，顺便公款旅游，楼堂馆所能盖起来的也都盖起来，这种虚假繁荣的表象必然要耗费大量的社会财富。如果说，太宗在歧沟关、君子馆之战把自太祖匡胤以来打天下的禁军精锐损失殆尽，库府积蓄从此渐竭的话。好在太宗本人还算“守以恭俭简易”，加之当时兵大爷、官大爷还不算多，总算又继续下些家底儿。可经过真宗朝短短二十多年，就不得不佩服真宗皇帝的能力，宋朝财政自此出现危机，可见其虚假繁荣的危害。天圣元年（1023年）春正月，盐铁判官俞献卿的奏章漏了大宋朝虚假繁荣的实底儿，“天下谷帛日益耗，物价日益高，人皆谓稻苗未立而和籴，桑叶未吐而和买，自荆湖、江、淮间，民愁无聊。转运使务刻剥以增其数，岁益一岁，又非时调率、营造，一切费用，皆出于民，是以物价益高，民力积困也。自天禧以来，日侈一日，又甚于前。巵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内，陛下宜与公卿大臣朝夕图议而救正之。”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搞虚假繁荣自我刺激、自我鼓励，更自此成为本朝，乃至后世中国国民一种常见的社会行为，并成为潜意识。更可怕的是这种“一国君臣如病狂然”的架式，消磨了进取心。到了到了仁宗、英宗之际，这种情况已经发展到了“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腐朽，城郭隳颓”的田地了。（范仲淹言，《续资治通鉴长编·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从表面上去看去，宋朝是个色厉内荏的庞然大物，而实际上却是外强中干、不堪一击。我倒想起了那头在贵州山间游荡的驴子。大战前夕，宋朝实际上已经处于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了。西夏元昊需要选择的只是，第一口咬在哪里的问题了。

元昊此次大举侵宋的主攻方向就选在了延州。为什么要选择延州作为突破口呢？这就要从宋夏两国的“山界”说起。所谓“山界”，就是在西夏南疆与宋朝毗连相接之处，有一条横山山脉。这是一条自东北向西南方向延伸而去、波状起伏的黄土丘陵，横亘于今陕西省的北部。它高坂险要，间隔南北，横山以北为广漠无垠的毛乌素沙漠，以南是陕甘黄土高原，故而有踞高临下的地形优势，是阴山山脉以南隔绝东西的大山，也是历代王朝作为关中畿辅的屏障。再加以发源于横山南北两坡的河谷是行军之孔道，横山山区延袤千里，产良马，宜稼耕，山地人民又劲悍善战，且有盐铁之利，所以横山作为一条军事分界线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早在秦昭襄王时代，秦人就在此筑塞以阻遏匈奴南下的侵扰。对于宋夏来说，登横山则更可俯视兴、灵二州。定难变乱以来，不仅宋朝历任边防将帅把经营横山作为对西夏作战的基地，西夏也把横山视为王朝兴衰的生命线。在东到麟州、府州，西至原州、渭州两千余里的边境线上，形成了一条宋夏天然分界线，称为“山界”。宋夏两国，均沿此一线布防。元昊欲东侵宋朝，则必先越过横山。 　　“山界”以东的宋境在行政区划上，除河东路外，均属陕西路．宋仁宗庆历元年（西历1041年）为备西夏，把沿边州府分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神宗熙宁中，“三奇副使”王韶经略湟鄯，俘木征致阙下，乃再置熙河路，加上原先的永兴军路，共号称“陕西六路”。终北宋时代，宋夏百年战争的战场常在前面提到的陕西五路和西夏控制的银、夏、宥、盐等州内进行。西夏向北宋的出击方向是：东向河东路，渡黄河侧击麟、府二州；东南向鄜延、环庆两路，或南下泾原路。三个出击方向又形成了六条主要军事通道：一是窟野河一路，从夏州沿无定河向东至银州，再向东北直趋麟、府二州，威胁河东；或从银州继续沿无定河南下，绕过横山山脉，迂回包围延州；其二是盐州、夏州一路，从盐州向东南或从夏州向南，溯无定河支流西芦河向南，穿过横山分水岭沿延河南下，经芦关、塞门砦、金明砦到延州；三为长城岭一路，由夏州南下，沿无定河支流西芦河向南穿横山长城岭，沿洛河支流周河而下保安军，再东南至延州；四为车箱峡路，从盐州向南沿元城川、柔远川到庆州；五为灵州一路，由灵州向南溯苦水河经旱海越青岗峡，沿马莲河谷经环、庆二州，再向东南经邠州直逼关中；最后是萧关路，由灵州向南经鸣沙，溯六盘山与子午岭之间的清水河谷经萧关到镇戎军，再由东南静泾河谷经邠、乾二州闪击关中。除此六路外，还有不少河谷支流也是军队出设的孔道。早在宋宝元元年（西历1038年），元昊就密谋进攻河东路，以“表请供佛五台山”为名义，藉此窥探进兵沿途的山川道路。在得知河东已有防备之后，乃集各路首领会盟，相约先攻鄜延路，自德靖、塞门砦、赤城路三道并入。 　　在宋朝的西北边防线上，河东有黄河天险，且早有所防患。剩下可出入的便是陕西，我们先看环庆路一线的边防态势。所谓“环庆路”，便是环、庆二州，即今天甘肃的环县、庆阳县。其地南屏关陇，北御羌戎，山川险阻，下临三辅，有高屋建瓴之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故而遍布边砦堡垒，且有号称“诗书之将”的四厢都指挥使刘平和宿将刘谦、赵振等重兵把守，西夏很难由此东进；而泾原路上的泾州、原州，今天甘肃的泾川、固原，这里外控河朔，内当陇口，襟带秦凉，拥卫关辅，为“关陇锁钥”之地。尤其是原州，东望关陕，西眺河洮，南走秦州，北通宁朔，更是元昊东窥长安，做赫连勃勃的“大夏”大梦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不言而喻。自然更是壁垒坚固，屯兵甚多，尤其是戍守于这一带的蕃部弓箭手，“甲骑精强”，西夏军若想以此为突破口，也那有胜算。至于熙州、河州一带，有西夏人的世仇，并与宋朝结盟的吐蕃首领瞎毡率兵驻守。除此之外，那就只能是先前便被西夏看好的鄜延路了。特别是这里这里的延州，就是今天的陕西延安，更是当时北宋西北边防重镇。延安城地扼陕北高原南北交通要冲，三山鼎峙，二水环抱。更加东带黄河，西控灵夏，屏蔽关中，为“三秦锁钥”、“五路襟喉”之地。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宋朝的防御上却是“寨栅疏远，士兵至少，无宿将精卒，熟谙山川形势。加上知延州兼环庆路经略安抚使范雍范雍怯懦无谋，延州外围金明寨守将、号称“铁壁相公”的李士彬贪暴愚顽，部下怨声载道。相比之下，只有这里是元昊比较理想的突破口了。 　　孙子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选择这个突破口，西夏朝廷上下也是煞费苦心了。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宋康定元年、西历1040年）正月，元昊调集十万人马的优势兵力，由拔掉延州北面的重要外围军事据点金明砦开始，发动了著名的“三川口之战”。 　　金明砦为延州北面门户，地势险要，化州刺史、金明县都监李士彬率十万蕃兵在此镇守，周围更有保安、安运、塞门、永平等三十六寨互为依托，易守难攻。元昊伪和以痹范雍，乘机自土门大入，用声东击西之计明攻保安，调延州宋军主力出援。再遣间用谋，里应外合擒诛士彬父子，计赚金明。随后乘胜挥兵南下，进围延州。孤城之内只有延州钤辖内侍卢守勤所部数百将士，范雍岂能不慌？为守住这座危城，范雍忙飞檄传令，先是调鄜延副总管刘平、副都部署石元孙急救土门，又领二将回援延州。刘平军在前，石元孙军继后，两军不舍昼夜，倍道兼行。都监黄德和、巡检万俟政、郭遵亦奉令率军来援。五将合兵一处，步骑万余，不顾连日昼夜行军的疲乏，又东行五里至延川、宜川、洛川三条河流交汇处的“三川口”，至此已是极端的人困马乏了。孰料，元昊已侦知宋军动向，在此预设重兵埋伏，张网以待。刘平诸将虽率军奋力死战，然黄德和见西夏兵多势众，自乱后阵率部先遁，终使全军大溃。主将刘平败死，开国大将石守信的孙子石元孙被擒，援军损失殆尽，西夏军大获全胜。 　　元昊在取得围城打援的胜利之后，乘势集中西夏军主力，扫荡周遭三十六寨，围攻延州。知州范雍的乃祖名从龟，这下从龟的孙子真的做了缩头乌龟。举止失措、极尽绝望之中，范雍只好每日里求神拜佛。老天爷或许真得跟他有交情，夏军一连七日攻城不下，结果天气突变忽降大雪，朔风怒号，寒气袭人。夏军只求速战，军中未带御寒衣物，致军纪松驰，无心再战。而他路西夏军又迭遭败绩战败，宋将折继闵、王仲宝连败夏军，由河东侧击夏境。此时夏军已成强弩之末，元昊只得下令回师。延州之围遂解。

延州之败，败军之将范雍难辞其纠，自然免不了罢官左迁，被一纸诏书由振武节度使、知延州贬降吏部侍郎、知安州。他对西北边防的唯一贡献，大概就是从普通士兵中提拔起来了一代名将狄青。黄德和临阵逃脱，被处以腰斩，枭首于延州城下。对于三川口战役中的有功和阵亡将士，则封官赠爵。当然，这只是安定人心，必不可少的举措。更重要的还是换班子。以户部尚书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全面指挥、统筹边防；韩琦、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共同措置陕西军务，前者主持泾原路，后者负责鄜延路。也正是从这时起，宋廷上下方才真正认识到宋夏战争的严重性，开始积极备战，改弦易辙，安定西北。一方面增募兵员，搜刮驴马，在陕西境内普遍修筑城池。一方面遣使联系吐蕃族大首领唃厮罗，赠以金帛，授以官职，促其出兵助战，牵制西夏。  　　新上任的韩稚圭和范希文都是一代名臣，同出晏同叔的门下，交情很深。在赴任西北边防之前，又都有不俗的政绩。然而在对夏战略上，却是意见相左。终宋之时，宋朝从来没有中止过征服西夏的决心，意在恢复汉唐疆域，故而在西北一线并不像秦汉那样修筑长城。这是想效法汉唐，实行进攻性防御，想通过卫青、霍去式的集中优势兵力，深入敌方腑心地区寻机歼其主力，取得几次决定性胜利给敌方以沉重的打击，从而为和平奠定基础。这也造成宋夏一直没有固定的边界，宋军则长期处于被动的守势，边防战线过长，防御面过广，庞大的守军粮饷已是不堪承受的财政负担，而分兵防守更造成兵力分散，临战则以寡敌众，难免常败。韩琦就认为，宋朝在西北仅正规军就至少二十万，而西夏“精兵不出四五万”，只守不战必使士气沦丧、军费糜耗耗资，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寻找西夏主力进行决战，打速决战。而范仲俺则认为，宋军人数虽多，但缺乏强将精兵，战斗力差；西夏军人数虽相对较少，但兵精马劲，战斗力强，加上西夏境内山川险恶，沙漠广袤，其都城又远在黄河以北的兴庆府。如果贸然起兵深入，则会造成粮草辎重的补给线过长，，极易被西夏割断。倘粮饷不济，就必有被歼之虞，故而不宜贸然深入敌境、大举进攻。但是，夏国经济力量薄弱，粮食不足，多数战略及生活物资均须从外输入，这又是其致命弱点。只要宋军加强训练，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努力修固边城，伴以经济封锁，在元昊大举进攻时扼险坚守，这样西夏军必会无隙可乘，劳师无功。长此以往，西夏的穷兵黩武必然造成本国经济的严重危机，军队的战斗力也会逐渐消亡，宋朝就可不战而屈人兵。然后进取绥、宥，占领茶山、横山，完全控制这一战略要地，就能有效控制西北局势。根据以上分析，范仲俺提出了一整套以防守为主的军事战略。这是一个符合客观情况的战略决策，但在当时却被不少人认为是悲观怯懦的表现。   　　如果把宋朝看作是个病人的话，在他诸多的病痛中，西夏就像是久治不愈的牛皮癣。韩琦像西医，认为与遗传免疫和内分泌等因素有关，要立刻让人输液打针、用激素，认为这个来得快；范仲淹像中医，认为是风邪入侵，，邪气蕴积，气血瘀阻，外不能宣泄，内不能利导，气血不畅阻于肌表而生。他深信“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如果单纯求快，难免治标不治本，他要综合调理去除病根儿，可这个太慢。病人真不幸，找了两家大夫，开了两剂方子。踌躇不定之间，两个大夫又争得面红耳赤，把病人丢到了一旁。这下糟了，病人本就病得一塌糊涂，一看俩大夫掐来了，更没主意了！  　　有道是——“六月三伏好热天，京东有个张家湾，老两口儿坐那儿正吃饭，来了个苍蝇嫌，这个苍蝇叼走一个饭米粒儿，老头一怒追到四川，老婆儿在家等了仨月，书没捎来信没传，请了个算卦的算一算，按卦中段是：伤才惹气陪盘缠。”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庆历元年，西历1041年）二月，苍蝇嗡嗡嗡的活泼无比地在此飞来。元昊再次亲自率领十万大军进渭州，准备同韩琦的泾原路宋军主力进行决战。仓促之间，在高平（今宁夏固原北）巡边的韩琦，急忙赶到镇戎军，调集镇戎军守军二千余人，并召募勇士八千，合计万余人，命行营总管任福率领，又令泾原路驻泊都监桑怿，钤辖朱观、泾原都监武英、行营都监王硅各率所部，随同作战。韩琦召见任福面授机宜。他要求任福率军趋怀远城向西到德胜砦，向南到羊牧隆城，迂回敌后，以逸待劳据险伺机伏击，断其归路。元昊得到谍报后，率大军乘夜在宋军必经之地的六盘山下好水川摆好阵势，并把百余只鸽子分装在泥盒中，放到道路的旁边，只等待任福大军的到来。随后，宋夏两军初战张家堡，夏军弃马、羊、骆驼假装败北，引诱宋军追赶。任福不知是计，分兵两路，朱观军在北，任福军在南，沿好水川穷追不舍。一直进入了夏军的包围圈。宋军士兵自路旁拾得泥盒，任福命士兵一旦打开，百余只悬哨鸽子腾空而起，盘旋于宋军之上。元昊知宋军中计，命将军克成赏率领洪州所部五万人马包围朱观、武英等部宋军，自率亲军与马窦惟吉所率领的灵州部队包围任福、桑怿、刘肃等军，希冀以分割包围之策消灭宋军。任福等率军决一死战，自辰时交战到午时，宋军人困马乏，饥渴交迫，渐渐不支。宋军左冲右突，未能破围而出。眼见身边诸将阵亡，任福身负重伤被夏军团团围住，小校刘进劝他投诚自免，任福高呼，“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耳！”以手自扼咽喉而死。其子怀亮也战死。桑怿、刘肃、武英、王珪、赵津、耿傅均战死，宋军死伤万余，惟钤辖朱观手下千人保全。此战，宋军损失惨重，任福以下几十名将佐战死。噩耗传到东京，不但夏竦被撤了差使，韩琦也贬知秦州。同时，追赠任福为武胜军节度使兼侍中，王珪、赵津、武英、桑怿等皆赠官，以示褒奖。 　　战后，张元得意扬扬地奉命于界上寺壁题歪诗一首，“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诗的下面写着“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 　　大宋的颜面算是丢尽了！

当日“三川口之战”后，宋廷上下无不感到延州之役打得窝囊，不服气，皆有恢复之志。难免就有些心急气燥，想一战而敉定西夏叛乱。然而，主持西北军政的夏竦先是举棋不定，后来上峰督促得紧了，索性拿出攻守二策来搪塞糊弄当朝大佬，东京君臣和前线将帅之间互踢政治足球，展开积极对攻，上演帽子戏法。而最终，韩琦的速决战攻策正和官家的胃口，匆匆定下了基调之后，却又许可范仲淹应机乘变。本来小范就坚主守策，不主张急进，不大买夏、韩两将的帐，这下子有了圣旨作政策背书，他可以正大光明地不买所有人的帐了。即要筹划如此重大战役部署，实现如此重要战略目标，却不能使上下同心，将帅同意。既然决定用夏、韩之攻策，却不能使范仲淹听从指挥，放弃守策，约期出师。官僚政治一如此也。李元昊趁此机会一方面与范仲淹虚与委蛇，以坚其不出兵之心；一方面对夏竦展开和平攻势，使宋军边防战备为之懈怠。进而以预定战场、有备之兵，以待无备疲乏之师。《孙子兵法》有个说法，“敌之司命”。就是要把握战场主动权，让敌人尽落我彀中，打歼灭战。从三川口到好水川，夏军以其机动兵力，攻其不虞，把握战场先机，张网设伏，两次给于宋军严重打击。对于元昊来说，他可以不客气地讲，从东京的当今官家，满朝的衮衮诸公，到前线的夏竦、韩琦和范仲淹将帅，“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好水川战败后，韩琦立即下令撤军，军次中途，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持故衣纸钱为烈士招魂，号泣于稚圭马首之前，“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好水川之败，虽非稚圭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是难辞其咎的。此时，偏偏当地民众间流行一首《边地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咄咄怪事之中，实在是一种拿肉麻当有趣的小伎俩，让人疑心这是种对内的宣传手段了。至于那“一范”，迷信西夏和平诡计，盘旋不进，致使泾原宋军冒进失利。却还要说，“臣守边数年，羌人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坠入元昊之计，浑不觉也。  　　好水川之战后，宋朝方面，完全采取了守势。为了加强西北防务，在陕西正式划分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以管句秦凤路部署司事兼知秦州韩琦、管句泾原路部署司事兼知渭州王沿、管句环庆路部署司事兼知庆州范仲淹、管句鄜延路部署司事兼知延州庞籍，并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分区守防，各专其职，负责各路军事。而西夏方面，元昊攻略河东路麟、府二州失利后，将他的十万大军屯驻天都山下。此山位于宋夏边境西安州城西三十里处，扼喉固靖，襟带甘凉，进可攻退可守，有地利之便。夏军在此经过数月的休整补充之后，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西历1042年）闰九月，元昊尽率十万大军，倾巢出动，东西对进，分路合击，意图向南攻占泾原路上的镇戎军，然后直下渭州，底定关中，入主长安。西夏国相张元献计，“中国精骑并聚诸边，关中少备。若重兵围胁边城，使不得出战，可乘间深入，东阻潼关，隔绝两川贡赋，则长安在掌中矣。”大有“五丁仗剑决云霓，直取银河下帝畿”的意思，也许他这时想到了王猛。  　　在陕西新设的分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中，鄜延、环庆和秦凤，皆有险固之处可据险防御，独泾原路一路，自镇戎军至渭州之间，沿泾河大川就可直抵泾、邠二州。其间虽有城砦，却多居于平川。加之川平原阔，可供西夏军进兵的交通孔道重多，却无险可守，难以捍防，是易攻难守之地，为西北边防最薄弱之环节。故而，自好水川之战以来，元昊接连攻宋，必走泾原。新任渭州知州王沿，虽在河北转运使任上颇有政声，却是长于经济民政而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对西北边事并不熟悉。王沿闻西夏军大举来攻，遂命泾原路马步军副都总管葛怀敏率军据瓦亭砦阻击西夏军。按照王沿的原定部署，葛怀敏当在第背城安营扎寨，诱敌深入，伺机进击。而葛怀敏部在瓦亭砦未遇西夏军，便不遵将令，擅自进军养马城，与镇戎军统领曹英、镇戎军都监李岳，西路都巡检使赵璘、泾原路都监李知和、王保、王文等部会合。此时谍报西夏军已寇镇戎军界，葛怀敏不纳泾原路都监赵珣之谏，轻敌贪功，把军队调至边壕之外，兵分四路，冒进深入，准备四路并进，会师镇戎军西北定川砦。这样的军事部署，正坠元昊诱敌深入，张网待伏之计。西夏十万大军，已断版桥退路，复绝水泉之源，做好了一切准备，单等宋军主力的上勾了。葛怀敏率部入定川砦之时，已深陷西夏军重重包围之中。宋军遭到夏军四面围攻，葛怀敏率领部众奋力突围，出城途经长城濠时，又被西夏军围歼。结果，葛怀敏、曹英等16员将佐尽皆战死。宋军被俘士卒  9400余人，战马600余匹。元昊取得定川砦大捷之后，遂即率军直趋渭州，攻破栏马、平泉二城，幅员六七百里，一路上焚荡庐舍，屠掠居民，从容而归。 　　葛怀敏虽是边廷老将，被边帅陈执中、王沿辈所推崇，实是一刚愎自用，不通兵法之庸材，决非将才，不堪大用。只是此人“通时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材荐之；及用为将，而刚愎轻率，昧于应变，遂至覆军。 ”（《续资治通鉴》）最可惜的是西北名将赵振的哲嗣赵珣，他追随乃父转战西北边防，遍访陕西五路徼外山川邑居道里形胜利害，作《聚米图经》五卷，又钻研兵法得《五阵图》、《兵事》十馀篇。以右班殿直赴西北以来，屡有边功，多以少胜多，士皆叹服。是当时朝中的宰相吕夷简、参知政事宋庠都看好的后备将材，“用兵以来，策士之言以万数，无如珣者。”（同上）赵珣虽出身将门，勇猛善战，却性特好学，恂恂类儒生。定川既没，人多惜之。 　　日后以《岳阳楼记》留名千古，范希文的同年进士、好友滕子京此时正任泾州知州。为了安定人心，他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在佛寺亲自设醮祭祀定川砦阵亡将士，抚恤遗族，使人心得以安定。结果被指诉定性为“泾州过用公款案”，于是我们看到了“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他在岳州谪守三年，死在苏州任所。《宋史·滕宗谅传》评他，“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

从三川口，到好水川，再到定川砦。宋军三战皆北，西夏军三战皆胜。元昊指挥西夏军，每以设伏诱敌为惯用之计。“三大战役”中，西夏军无不是在首先了解战场敌我态势，把握战机，迅速占据有利地形之后，集中局部优势兵力，张网以待，掌握宋军贪功心切的心理，引诱其冒然进入口袋阵内。而后先以骑兵部队进行试探性冲击，目的在于打乱宋军阵脚，使其茫然不知所措。继则强弩如雨而下，再复以实施突然、迅猛的突击，一旦打开突破口，便迅速向纵深、翼侧机动，最后分割围歼。可谓组织协同周密。反观刘平、任福和葛怀敏三将，无不是贪功冒进，倍道趋利，致使部队疲于奔命，欲退不得，欲罢不能，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最后一旦遇伏，遭遇西夏军主力，便只能精疲力竭、仓促应战了。在对敌作战中，如果有利地形先为敌人所占领，我后于敌人而匆忙奔走去应战，那么，我便处于疲劳被动而易为敌人打败的不利态势。孙子曰，“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此三战证明，地形之利弊，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先敌占领有利地形，使自己处于以逸待劳的地位，无疑是争取主动，摆脱被动的重要一着。 　　再看整个战略层面，西夏充分利用广漠原野，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在运动战中充分消耗宋军战力，进而窥得良机，选择敌人薄弱或孤立的部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主动有次，先易后难。积极选择有利地形以深入，占据险要胜地以诱敌，打歼灭战，务求全歼。元昊又非常重视对宋情报工作，注意刺探军情，准确把握战场态势，作为指导对宋战争的依据。同时在外交方面，联辽制宋，利用宋辽之间的矛盾，从中牟利。而宋朝方面，除了处处被动，命将非人之外，更深层次地存在着自北宋开国以来在军事上的种种积弊。

当日太祖鉴于唐末五代藩镇之祸，乃用赵普之计，开尚文贱武政策之滥觞。认为武夫是绝对不可靠的，兵权要掌握在可靠的文臣手中，便是赵宋开国以来的祖宗家法。如此，国家又承平日久，尚文贱武，猜忌武臣、轻贱军人，遂使军乏良将，营阙锐卒。  　　太宗更矫枉过正，变本加厉，以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续资治通鉴长编》）”尚文，成了宋代的特征，以至于宋朝有“文宋”的别称。我们看一部《宋史》，有宋一代，上至宰相，下至知县，包括枢密院这样的主管军机事务的军事部门长官，多以文人充任。长此以往，以至于朝野上下，尚文贱武成了当时的社会风尚。不仅文官瞧不起武将，就连文官改授武职，也被人视为“贻羞阀阅”的事情（《渑水燕谈录》陈尧咨事）。狄青是北宋时代难得的将才，在定州做副总管时，却还要被知州兼安抚使都总管韩琦宴会上的歌妓来嘲笑！（王銍《默记》）出于统御的需要，皇帝每每喜欢任用平庸无才、地位低、无野心、易驾驭的将领担任军队统帅，即是如此还要对武臣百般猜忌、防范，就是为了不出乱子。听话是最重要的，至于能否建立军功，那是次要的。宋代还有个十分奇怪的“阵图”现象。每次战前，皇帝必要为出征的大将“授以阵图”，在千万里之外东京皇宫中遥控的皇帝们甚至要求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军，必须按照他们的指示，按照规定的阵图来作战，在某一日安营布阵，在某一日与敌交锋，而全然不管接敌情况如何变幻。没有了主动权和主动性，尤其是临战之际，前线将帅自然要把皇帝亲授的“阵图”视为圣物，不敢有稍许改变，担忧“万一不捷，则若之何？” 这样就宁愿打败仗，也不敢去擅改谕旨了。在他们看来，谨守皇帝的庙算，就是合格的统帅，其他皆非份内事也。长此以往，自然使为将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再者，国家承平日久，武将们也不是圣人，既然不能建功立业，不妨多捞些算了。聚敛钱财、贪污受贿、怠于政事、不亲军务，成了皇帝认可和鼓励的行为。这样的将军又如何能打胜仗呢？  　　由于不信任武将，则必然“以贼心防贼”，过分强调“分权”，而忘却一定情况下专权专责的必要。这就使得机构冗繁，官员庞杂，却人浮于事，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韩琦指责道，“沿边总管钤辖下指挥使臣甚众，每御敌皆临时分领兵马而不经训练服习，将未知士之勇怯，士未服将之威惠，以是数至败恤”（《安阳集》）。以“不经训练服习”之众，对训练有素、斗志旺盛的西夏精兵，无异以羊饲狼。兵法说，“卒不可用，以其将与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与敌也。”就是这个道理。   　　再看那些文职出身的统帅。我国历来欣赏所谓“儒帅”治军，读书人打胜仗的也不在少数。但这并等于说书本知识就能解决一切，书生掌兵靠看几本兵书就能包打天下。宋代教育昌明，虽开设有武举，并办有武学。可完全没有选拔出堪为国家干臣的将帅之材。而那些文人，多数除了好为党争而不负责任，不切实际故作清流，专以文章斗其议论，在军事上的成就乏善可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是做几篇《不阵而成功赋》、《登讲武台观习战论》那样的殿试文章就能搞定了的（太平兴国三年的殿试题目）。我们可以看到，历任西北边防的军政长官，夏竦、范雍输了换韩琦、范仲淹，韩琦、范仲淹输了换陈执中、王沿和庞籍........屡战屡败，十出九败，无一例外的都是书生掌兵。范雍是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碌之徒，他的继任夏竦，除了庸懦寡谋之外，还加上喜好声色和贪图享乐。至于那三战三将，更不足道哉了。只出了一个狄青，还被韩琦、文彦博所压迫，更被仁宗皇帝所猜忌。于是，“惊疑终日”，不久便“病作而卒”了。如此结果，必然造成武臣普遍不敢以国事、军事为重，严重地挫伤了国防军事力量。 　　再看士兵的待遇。在许多国家，从军都被认为是英雄之举，军人的地位很高。但在中国，长久以来却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为民间的一般共识。我们中国本是有“尚武”精神传统的，孔夫子的那个时代，驾战车、弯强弓算是“六艺”之中顶紧要的。而到了宋代，尚武精神几乎荡然无存了。吃粮当兵的，更要在经济上和人格上的遭受极端歧视。首先要在脸上刺字，这是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留下来的恶习，以前这是为了防止士兵逃亡，便于捉捕，但到了宋代这制度却一直没有废除。要知道脸上刺字那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侮辱，乃是出自上古五刑之中的“黥”。只有罪犯才会被在面额上刺字染墨，而为受刑人的终生标志。这种墨刑既是刻人肌肤的具体刑，又是使受刑人蒙受耻辱、使之区别于常人的一种耻辱刑。《水浒传》中无数好汉在犯了事之后都遭到过，但士兵并非罪犯，他们是保家卫国的勇士，如此侮辱，怎能让人有从军的勇气。除此之外，宋代军队因为可以从事商业活动（时谓之“回易”），所以许多贪婪的将领更经常役使士兵去做这些事情，挥来使去，令他们疲惫不堪。那时当兵真如同做牛做马一样，非但被当作无偿的奴隶来看待，而且更是受尽凌虐，最后连一份微薄的军饷都要被那些将军给盘剥。如此种种，叫人又如何能有从军当兵的愿望，即便被逼无奈当了兵，又怎能有意愿和战斗力来保卫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地主。终宋之世，士兵哗变不止便是例证。宋代军事的腐朽无能，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总根子了。 　　靠这样的军队，不仅恢复汉唐盛业的理想成为泡影，而且连保家卫国也几乎不能。宋与辽、夏、金的战争，往往是败多胜少，只有以“岁币”去换得屈辱的和平。结果，“岁币”又增加了财政困难，如此连锁反应便造成积贫积弱的积重难返。

赵宋固然在宋夏战争的镇痛中，诅咒战争。盖因三战皆在宋境，战争中西夏又对宋朝边民实行屠掠政策。用兵后的军费开支，更比用兵前大约增加了三分之二。如此众多的军费开支，除了少部分由当地供给外，大部分还是要由中央和其他地区调拨。由于数量太大，供不应求，国家积聚的财物有限，结果必然要造成国库空虚，民穷财尽，国家元气大伤。 　　可元昊的日子也不大好过。侵宋战争是“掠夺性战争”，虽然达到了掠夺宋朝财富，残破宋朝西北边防，迫使宋朝承认他所建立的大夏国家，并借机消灭内部诸如山遇惟亮等异己势力的目的，但战端一开，两国兴兵，宋朝自然要停止对西夏的大宗银、绢、钱“岁赐”，还要关闭边境榷场，禁止西夏所产的青白盐等特产入境贸易，使其不仅失去了直接的经济实惠，境内原本需要从宋朝大宗进口的粮食、绢帛、布匹、茶叶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奇缺，物价飞涨。必然加重西夏百姓的负担，破坏了他们的正常生产、生活，长此以往造成西夏经济雪上加霜，严重影响和制约了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连年战争更使西夏国贫民穷财尽力乏，人怨沸腾。连年用兵，连兵源也为之枯竭。毕竟它是个小国寡民的状态，人力、物力更加有限，故而“元昊虽数胜，然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宋史·夏国传》）”元昊也认识到战胜地广人众的宋朝绝非易事，再发动大规模战争已经力不从心。宋朝毕竟是大国，在战略上的优势是小小西夏所望尘莫及的。同时，由于西夏势力日益坐大，辽朝也感到有所威胁，兴宗看他的姐夫越发不爽；还意图利用夏宋对立，向宋朝讨巧，从宋夏战争中渔利。辽朝虽不得割山南十县之地，但却从宋朝那里每年多得银、绢各十万。那人家的手短，辽朝在得到这实惠后，反过头来自然要牺牲西夏利益，劝其停止对宋战争。这就引起了元昊对辽朝的不满，导致夏辽联盟开始出现裂痕，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在处境孤立之余，为免除两面受敌，西夏也必须同宋朝讲和了。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法子就是顺坡儿下驴。宋人好面子，也有的是钱，不如乘战胜之余威，以胜利者的姿态，向宋朝伸出缔结和约的橄榄枝，通过谈判，从中捞到更多经济上的好处。打仗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实现经济利益吗？这是拽文的，老话不是说了，“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元昊的和平姿态做得足足的，这本是有些家学渊源的，和战结合是他们的家法。范仲淹是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的“鸽派”，元昊早先是吃定他的了。但我们的文正公毕竟是读过大书的，天朝上邦的颜面是一定要维护的。恢复和平的条件是西夏必须取消皇帝称号，依旧向宋朝称臣纳贡。否则，嘻嘻！我们的文正公真有学问，威胁元昊“恐有噬脐之悔”（《续资治长编》卷130，庆历元年正月戊寅）。俺们共同的河南老乡元微之不是有诗曰，“悔为青云意，此意良噬脐。”文正公这个书袋吊的真古雅！可是天助西夏，人家元昊又接连取得好水川、定川砦的胜利，态度自然强硬。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宋庆历三年，西历1043年），元昊初步感到战争真是“狗娘养的”了，派六宅使伊州刺史贺从勖等到汴京与宋和谈，但西夏方面坚持元昊“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称臣”（《宋史·庞籍传》），这不是不给“天朝上邦”面子吗？天朝什么没见过，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连皇帝老倌儿的心底都没吃透，还谈什么“和”，须知道和平重要，但面子问题更重要！这是我过的传统，关乎正朔所在，自然不让。但私下里，根子毕竟比面子重要。且不说花钱死人，堂堂大宋朝几十年间搞不定一个蕞尔边鄙的小国，本身就够没面子的。于是，宋仁宗接着派邵良左，张士元、张子奭、王正伦前往西夏首都兴庆府商议，因元昊不肯让步，和谈未能取得进展。再接着，元昊又派如定、聿舍、张延寿、杨守素到汴京继续谈判。这样，双方你来我往，在“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称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等问题上（《宋史·夏国传》），经过一年多的讨价还价，最后求同存异，和约终于成立。 　　宋夏和约议定后，元昊于向宋进“誓表”，而宋仁宗也给元昊颁降了“誓诏”。大家细心揣摩这个“表”与“诏”的区别，宋朝的天朝颜面在热心“翻译”的生花妙笔下，得到了满足。同年十二月，宋朝派尚书祠部员外郎张子奭充册礼使，东头供奉官閤门祗候张士元为副使，前往西夏册封元昊为夏国主，赐“夏国主印”，至此，完成了宋夏和约的全过程。宋夏和约的主要内容，大体上可以归纳如下：夏主对仁宗称臣，奉正朔；仁宗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并承认西夏现有领土；宋朝岁赐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绵帛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于镇戎军的高平砦和保安军，设置榷场；双方以前所俘军民各不归还，今后如有边人逃亡，不得越界追逐；两国边境划中为界，界内听筑城堡。显然，宋朝为了面子，付出极大代价，而西夏却获得了最大的好处。但对于宋朝来说，这种代价有是“值得”的。因为那个昔日没有礼貌，时常对天朝动手动脚的“蕞尔小国”终于对宋称臣，奉正朔了。你看，天命在我，我们以德服人。不还是天朝上邦，当世界老大吗？ 　　而就是这点，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因为西夏虽然在名义上对宋称臣，但实际上不管是元昊还是他的后人照样称帝，国号大夏，设官建制，自立州县，一切同宋朝几乎没有丝毫差别。如果说宋朝从这场战争中有所得的话，我看是两点。其一，宋朝朝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积贫积弱的原因了；再者，“朝廷用韩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极力经营，而勇夫锐将亦因战阵稍稍而出，数年之间，人谋渐得，武备渐修，似可以枝梧矣。（《续资治长编》）”这就说明宋夏战争锻炼了沿边军民，陕西军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勇谋兼具战将、锐卒，也证实这支陕西军，日後深远的影响了两宋之间的政治军事之演进。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论持久战》）。所谓力量，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力量，最重要的是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心理等诸多力量。任何时代的战争，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战争，要想赢得胜利都不是简单的，这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因素，即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较量。综合国力不仅反映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自由行动和影响国际事务的综合能力，也代表一个国家盛衰与发展的程度，标志一个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水平。我们看宋夏战争中的两方：论国力，宋朝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教昌明，经济发展，绝对是东亚，乃至世界第一流的大国，而西夏不过是个小国寡民的蕞尔小邦，地瘠民贫，连日常生活用品尚需仰仗外贸获取；论兵力，仁宗时宋朝有军队125万，仅西北陕西边防一线就集结正规军常约三十余万，战斗力很强的蕃兵也有数万余，此外还有十四、五万的乡兵分驻沿边堡寨之中。而西夏军队仅有50余万。无论从版图、人力、物力及军队数量看，宋朝都占有绝对的、压倒性的优势。但战争的结果，却是夏胜宋败！面对这一窘境，怎么不能引起宋朝朝廷上下有识之士的反思呢？  　　庆历三年（西历1048），宋仁宗感于“时陕右师老兵顿，京东、西盗起”的忧患，“遂欲更天下弊事”（《续资治通鉴·庆历三年》）。将范仲淹调回东京，升任为参知政事，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在朝堂的召对中，仁宗给于对范仲淹、富弼等前所未有的特别礼遇，并曾多次催问改革主张。针对当时的时局，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所谓十事，即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是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建议，被仁宗采纳。并在是年十月至次年五月陆续以诏令形式颁行全国，这就是宋朝历史上的第一场改革运动的“庆历新政”了。  　　庆历新政中，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都认为改善吏治是改革根本，故而改善吏治就成为了此次改革的重点。其实终北宋一朝，三冗问题中的“冗官”也的确是症结所在。故而，范仲淹在此力度不小。据说在某次选拔各路的转运使的时候，范仲淹翻阅相关名册，凡庸碌贪鄙、不称职的都被他毫不客气地一笔勾去。富弼是旧式的厚道人，在一旁劝说，“公但知一笔勾，不知一家哭矣。”范仲淹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五朝名臣言行录》）”这一“路”，那是宋朝的一级行政区域，类似今天的“省”。一家之人于一路之人相比，自然是小节，维护一路人的利益当然是大节所在。所为“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也。大凡官吏贪赂，则盘剥地方以获利，包庇凶徒为羽翼，必然造成社会无序、百姓困穷；而百姓困穷，则必然民怨沸腾、遗祸国家。情既可恶，关系尤重，这还与其它不才误事者不同，所以说“治国先治吏”。对于这些家伙，怎么能姑息放纵而不加重惩治力度呢？据说清季胡文忠曾送给曾老九一副对联，“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把严慈之间的关系说得最是恰当。乱世当用重典，除暴才能安良，此治国不易之法。太史公做《史记》，其中就有《循吏列传》，范仲淹无疑是循吏。曾文正就认为，“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曾胡曾胡治兵语录》”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应该学习一些范仲淹的精神呢？这种精神就是以天下苍生为念，而不要以有钱有势者为念。要走近百姓身边，融入人民之中，要把屁股坐到草根阶层的板凳上，听取他们的辛苦；而不是坐在小资产阶级的“艺术沙龙”里，听着苏克(SUK)的降E大调弦乐小夜曲，咂着一杯82年的lafite，为美媚们编造粉红色的故事；更不是坐到食肉者的怀里面献媚、冒坏水，那样就连贾府门下的清客相公詹光、单聘仁都不如。 　　然而，以范仲淹的改革，虽然是尽可能照顾到官吏们的既得利益，只作了不太大的改革，却仍然遭到权贵们的攻击，指责支持改革的官员是“朋党”，夏竦更指使婢女学习石介的字体，伪造石介替富弼起草的诏书，说要废仁宗另立新皇帝，并传布流言，宋仁宗虽表示不信谣言，但范仲淹、富弼和韩琦等人已经不能自安于朝廷了。最终，找了个借口，大家都被派到地方上，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庆历新政”之所以产生于宋夏三大战役刚刚结束，并非偶然。它与新政的主持者范仲淹、韩琦等曾经领导过陕西之战，目击赵宋王朝由于长期因循守旧，不思更张而形成的种种积弊，在这次战争中暴露无遗，不无关系。这也算宋朝在战争中的所得吧？ 　　庆历新政失败了，但却开启了一个时代，一个改革的时代，成为了宋神宗熙丰变法的先声；激发了一种风尚，一种关心政治、以天下为己任的风尚，这种风尚使得那些有远见卓识，而有胸怀大志的人们更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庆历六年（西历1046年），降知邓州的范仲淹应友人滕宗谅之请，撰写了一篇气势非凡的《岳阳楼记》，内中有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名言。越明年，一位两浙路明州的地方小官鄞县知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以激奔竞之风，俾新陈相易，邑民便之(《宋史.王安石传》)”。于是他哓哓然曰，“我宰天下有余！” 　　这个人，就是王安石了......

历新政中，下诏颁行新政的是宋仁宗，下诏取消新政的还是宋仁宗。看似矛盾，其实这个矛盾是统一的。纵观中国历史，从齐桓公任用管仲变法到清季的所谓“新政”，历朝历代皇帝提倡改革与终止改革的着眼点都一样，那就是为了自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宋仁宗任用范仲淹等人进行改革的初衷，不外乎是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与军事危机，要富大宋之国、强大宋之兵。但是，如果以牺牲他们赵家的家天下的利益来实现富国强兵的话，专制制度下的专制帝王当然不会，也不可能答应。整个庆历新政中的种种举措，“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择官长”，无不是以裁汰不称职之官僚为目的的。赵宋开国半个世纪以后，整个官僚阶层已经完全成为暮气沉沉的腐朽政治集团。真要严格施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丢官。打个“新年特价优惠套餐”的折扣，也得让至少一半以上的官员下岗。这个大手术实在是太大了，对于赵宋王朝的病体来说无异是有较大风险的，搞不好大出血就惨了。需要开刀的还远不只此一处，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为了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也要随之减少。这样搞起来，普天下所有读书人，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利益，都要被这场改革动摇了。简单的说，就是要改变太祖、太宗恩养士大夫的祖制，向广大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开刀，打破他们的铁饭碗。这所触动的就不仅仅是少数人的利益了，而是整个从读书人到官僚集团大面积阶层的利益了。他们是赵宋统治的基础，由此足见改革的阻力之大。庆历新政，从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只是大家没有想到，结果来得如此之快罢了。 宋朝忙于改革，辽夏两家这边厢却忙于打架。 　　原说起来，契丹人和西夏人在对宋问题上是有相同利益的。这就像两个打家劫舍的强盗，总是要结成共同的利益集团。西夏从李继迁时代便与与辽朝结为姻亲，圣宗耶律隆绪把宗室义成公主嫁给了他；李德明又继续为儿子元昊向辽朝请婚，辽兴宗耶律宗真更把姐姐兴平公主嫁给了元昊，封元昊为驸马都尉，晋爵夏国王。政治婚姻这个东西，难得有幸福的。元昊同兴平公主也是一样，公主得了病，元昊也不从去探望，更不向辽朝皇室通报消息。兴平公主因忧伤过度，最终闷闷不乐而亡。当兴宗宗真得知此事后，大国的面子和姐弟的亲情使得他异常愤怒，对元昊十分不满。夏辽双方因为辽朝境内夹山一带的党项部族叛逃，使得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西夏势力的日益坐大，也使辽朝感到西部边防有所威胁。最终，在对宋关系问题上的分赃不均，造成最后的反目为仇。一场辽夏战争在所难免。 　　强盗的合伙，本就是如此，为利而合、为利而分，一小点儿的分赃不均就足以使强盗的股份公司为之解体。关键的前提就是劫得赃物的分配问题，可是赃物往往不是可以准确量化的，或者说每个强盗的量化标准不统一才出现这种分赃不均的问题。所以，让两个强盗商量分配方案是一定不可行的，只有一个人自己才能做决定，考虑如何进行分配。辽朝无疑是想作老大的，更像多分一份儿，南朝天子都不在话下，何况小小的夏国呢？ 　　辽重熙十三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西历1044年）十月，辽朝在做好讨伐西夏的一切准备工作之后，兴宗耶律宗真亲率骑兵10万，出金肃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以北院枢密使韩国王萧惠领骑兵6万出北路，皇太弟天齐王重元率领精锐骑兵7千出南路，南院枢密使东京留守赵王萧孝友率军为后应。辽朝的三路大军渡过黄河，一路未遇西夏军阻拦，长驱直入夏境四百里，在得胜寺之南壁、贺兰山之北的河曲地区，辽军主力与由元昊亲自率领的西夏左厢军严阵相对。兴宗命殿前副检点萧迭里同先锋获卫经宿直古迭纵兵掩击，辽军前锋锐不可挡，西夏军屡次抵挡不住，最终大溃，元昊兵败退守贺兰山中。辽朝大军俨然要直捣夏京兴州了。元昊自知不可力敌，乃向兴宗谢罪请和。并连续向后撤退三次，凡百余里。撤退中，西夏实行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元昊命令西夏军要完全烧毁后撤沿途的房屋和粮草。辽军没有草料，粮食也供给不上，遂因许和。但元昊有意拖延时日，意图陷辽军于危困饥饿之中，想像收拾宋军一样全歼辽军主力。但北朝不是南朝，辽军更不像宋军那样不堪，辽朝的枢密使萧惠更不是夏竦和葛怀敏之辈可比。当西夏军纵兵突袭辽营之时，不料辽军有备，反被萧惠掩杀钳击而溃。萧惠趁机亲率先锋随后追击，又命右翼军迅速包抄断其退路。正当西夏军处于危急之时，突然狂风骤起，飞尘蔽日，天昏地暗，辽军多被风沙迷目，萧孝友军阵脚先乱，自相践踏而死者不可胜计，西夏军乘乱掩袭大破之。元昊复率军猛攻辽主耶律宗真的御营，辽军再败而全军崩溃。驸马都尉萧胡覩及近臣数十人被俘，兴宗宗真仅以身免，其御用的器服车骑也成了元昊的战利品。 　　但元昊到此为止，见好就收。在取得同辽作战的胜利之后，立刻遣使同辽朝讲和，并归还部分战俘用于交换被扣的西夏使臣。同时又向宋朝献俘，不过宋朝是老滑头，有“如火纯清”的“外交艺术”，怎么能上这当？ 　　西夏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先求和以骄其师，再退兵以示之弱。以退为进，实行有步骤的清野焦土之策以挫辽军锋芒，然后乘其人困马乏、军心涣散之机，全力出击，一战而胜。此后，又乘其全胜之势，遂即作请和之举，使堂堂辽朝也不得不从。这与先前元昊对付宋朝的办法可谓如出一辙，南朝大宋、北朝大辽两个东亚一流强大国家被蕞尔小国玩弄于股掌之间。愈加显示出元昊的胸有成竹和随机应变，以及调度有方、指挥若定的非凡才力。可叹堂堂大辽，昔日屡败宋朝、贱视西夏，东亚霸主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威风煞气至此不复。宋朝承平日久，辽朝也好不到哪里去？对于长久以来不经战阵、缺乏临战经验的辽军来说，元昊所统帅的西夏军，因经过长期对宋战争的血腥洗礼，不仅士气旺盛，而且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绝不是高粱河畔的宋军可比。这就难怪欧阳修多少有些幸灾乐祸了，“北敌昨所以败于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骤战而逢劲敌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6，庆历五年闰五月癸丑）”不过，这次辽朝更加连宋朝也不如。先前宋夏讲和，宋朝尚有辽朝来制约一下西夏，多少有些外交筹码可以拿来耍宝；而如今的辽夏和谈，宋朝是绝对不能指望的，兴宗耶律宗真只能灰溜溜地“允”和了。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就是朴素辩证唯物主义了。中国人多少是有些唯物主义渊源的，俗语也有“乐极生悲”和“否极泰来”的说法。事物向着自身反对的方向发展，经过逐渐的加量，到了一定的时候，就突然变成与自身相反的事物。这术语叫做：量变引起质变。元昊在完成独立建国的历史使命后，难免对自己的文治武功心满意足，人性的弱点越发暴露出来。元昊的人性弱点便是暴虐和好色。据说野心和对性的贪婪是成正比的，大凡有政治抱负一般都有“寡人之疾”。（唯一例外的，估计也就是我。我是孔孟弟子，幼读诗书嘛！嘻嘻！）这就叫“海狗综合征”，所谓“海狗”，英文作“Northem fur seal ”，拉丁名曰“Callorhinus ursinus”，不是那款航海冒险游戏《Sea Dogs》。此物生活在北极寒带海洋中，属哺乳动物，一只雄性海狗至少占有上百只雌性海狗，而绝不许其他雄性海狗染指，且能在两个月内完成交配。海狗的这种“一夫百妻”现象，正好迎合了国人“吃啥补啥”的心理，于是那位饰演潘金莲的台湾女星王思懿就能向公众暧昧地推介此产品的功效了。   　　元昊无疑是头海狗。他虽然妻妾成群，却犹喜强夺他人之妻。连自己的儿媳、太子宁令哥的为婚妻没讹氏也被她搞到宫里做了“新皇后”。还将野利后的兄长、股肱重臣重臣，统率天都右厢之军的野利遇乞赐死，把他的妻子没藏氏送入尼庵而方便私通，后来没藏氏为其生子谅祚。没藏氏的兄长没藏讹庞因此得宠做了国相，元昊将国事委以讹庞，自己则声色犬马，不问朝政，再没有了当日英姿飒爽的明君气象。没藏氏兄妹遂策划除掉宁令哥，改立谅祚为太子。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西历1048年）正月里，没藏讹庞用借刀杀人之计唆使宁令哥刺杀元昊，又以弑君之罪捕杀了宁令哥及其母野利氏，遂即拥立谅祚为新君。元昊终年46岁，在位17年。 　　在元昊的身上，在元昊在位的17年里，看到一个民族的迅速兴起，看到一个全新国家从独立建国到雄据一方的全经过，这个过程是党项民族不断向优秀文明、先进文化努力学习、汲取养分的过程。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英雄的从诞生到陨落的全过程。1945年7月，黄炎培等人应毛主席之邀访问延安，在访问结束后，主席问他来延安考察有何感想，黄任老当时就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凡事业初起之时，面对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因此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一旦功成业就，难免就惰性发作，所以"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及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有卓越的人物担任领导，人民大众也肯付出血汗，则国家民族必然都会有所成就，一旦领导人骄傲自满、贪图享乐，上下形成一种风气了，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也就都会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元昊的一生，无异是个很好的注脚。     王羲之《兰亭集序》里的名言，“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今天的我们，不敢以轻率之态度而当以认真之态度对待历史教训，不敢以戏谑之态度而当以严谨之态度对待历史经验。反思过去，追念即往之余，我们更应当对一切创造历史而非戏弄历史的人们抱有深深的敬意。若干年后，我们也走将进历史、成为昔人，化作一抔黄土、数点苍苔，带给后来者应该是什么呢？

随着宋夏合约的签订，宋夏战争暂时告一段落，“国际”形势出现了和平的曙光。“麻烦制造者”的西夏，此时也忙于内务，新君李谅祚由自己的舅舅兼岳父、国相没藏讹庞拥立承嗣，君位未稳，国柄由人，各方势力做激烈的政治角力。大宋朝廷经济实力雄厚，花钱买和平的手笔也足够大。西北边防暂时安宁下来，大家又熙熙然过起了安稳日子。但又一个困扰帝国神经中枢的大问题，却接踵而来了。 　　这便是继承人问题了。 　　仁宗曾经有子三人，长子曰晴，次子曰听，三子曰喷，可惜都是很早就夭折了。他深爱过的女人，蒙怨受屈的郭后，陪他度过余年的张贵妃也先后离他而去，到了嘉祐元年，仁宗已经要“知天命”了，仍无子嗣来传承赵宋家业。更要命的是，官家的身体也大不如前了。这年春正月的一次朝会上，百官众目睽睽之下，“帝暴感风眩，冠冕欹侧”，只是“左右或以指抉帝口出涎，乃小愈”（《续资治通鉴·仁宗嘉祐元年》）。皇位到底由谁来继承，便成为朝野瞩目的重要议题。 　　按理说，谁来继承当今官家的皇位本是官家的家务事，外人不好插言，也不便插言。官家也顶忌讳这个。可儒家的先贤不早就说了，“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汉书·叔孙通传》）。这个就成为了关系到大宋江山能否保持连续性和能否稳定的大问题，家务事就不是家务事了，而是关乎王朝兴衰存亡的大事了。知谏院范镇率先上疏，希望仁宗“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族之尤贤者，优其礼秩，置之左右，与图天下事，以系亿兆人心”（《续资治通鉴·仁宗嘉祐元年》）。当时还是集贤校理通判并州的司马光更搬出了大道理，“储贰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则众心未安。夫细民之家，有百金之宝，犹择亲戚可信任者，使谨守之，况天下之大乎？”“司马牛”就是牛脾气，他还给范镇写信，“此大事，不言则已，言一出岂可复反顾！愿公以死争之。”范镇又向仁宗面陈，至于泣下，并且一口气连上十九疏侍命。朝野诸臣建言立储的奏章也渐多起来，连大名鼎鼎的御史中丞包拯也看不下去了。老包是向来不留情面的，铁了脸，直接就奏道，“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陛下持久不决，何也？”仁宗有些不高兴，反问，“卿欲谁立？”包拯说，“臣不才备位，乞豫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也。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无子，非邀福者。”仁宗这回也是“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了，只能敷衍“徐当议之。”（《宋史·包拯传》） 　　为什么仁宗有如此耐心来敷衍臣工呢？因为他还有足够的信心，认为自己完全有那个“能力”。这古今天下，哪个男人甘心否认自己没有那种“能力”呢？这是男人的大面子问题，何况贵为天子的男人？他赵祯还有能力，对这点，老赵自己是有信心的。他的父亲真宗赵恒当年不也很晚才有了亲生儿子。嘉佑五年(西历1060年)，新任宰相韩琦趁着换班子的当口儿，再次向仁宗建言。仁宗告诉他，后宫将有人分娩，姑且稍待。七月间，后宫贵人董氏分娩，又生一女，为仁宗第十三女。这下子可让韩琦抓住把柄了，搬出汉成帝无嗣立弟子的故事来，还把司马光、吕诲等人请立太子的奏疏也拿出来。丧失信心的仁宗只得把最后一张底牌亮出来了，对韩琦说，宫中尝养子二人，大者可也。韩琦请示名字，仁宗说就是宗实了。 　　宗实是太宗第四子元份的孙子，仁宗的堂侄。宗实的父亲允让就曾由仁宗的父亲真宗收养宫中，只是仁宗出生以后，方才送还府第。后来被封为汝南郡王，死后追封为濮安懿王，宗实是其第十三子。在四岁的时候，被仁宗收养宫中，由苗德妃抚育五年，送还王府。有这两辈的缘由，仁宗自然瞩意宗实，再加上韩琦的极力促成，嘉佑七年(西历1062年)八月，宗实被立为皇子，改名曙。此后半年，五十四岁的仁宗皇帝病死，遗诏皇子曙即位。是为宋英宗。  　　英宗的生父是仁宗的堂兄濮王允让。英宗继承的是仁宗的皇位，并且过继给了仁宗，可亲生父亲毕竟是更亲的，对生父濮王允让难免有些私心。同时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曹太后垂帘听政。太后思想守旧，亲近的又宦官不断向太后说英宗坏话，虽然有韩琦和欧阳最终调解了两宫矛盾，可两宫嫌隙已在，英宗难免不追思自己亲生父母的好处。“濮议”的问题自然也就浮出水面了。到底该如何称呼两位“父亲”呢？英宗自己是有点儿小糊涂了，这一糊涂却闹得满朝衮衮诸公“大糊涂”了。治平二年(西历1065年)四月，英宗诏命礼官及待制以上官员集议崇奉濮王典礼。韩琦认为亲生的就是亲生，主张尊礼濮王夫妇。而天章阁待制司马光却根据儒家学说，搬出汉宣帝和光武帝的故事，主张应该英宗应该管亲生父亲叫为伯父。因为儒家的经典《仪礼》就告诉大家，“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在传统的宗法制度下，英宗是“小宗”继“大宗”的，自然应该以大宗为主，对大宗“法定父亲”的堂兄，也当然称为伯父了。司马牛的牛脾气上来了，毫不客气地要求皇帝“为人后者为之子，不敢复顾私亲”（《宋史·司马光传》）。请依先朝封赠亲属事，王氏、韩氏、任氏三位濮王的夫人改封大国太夫人。起草制诰的翰林学士王珪即以司马光之议为据，又奏称濮王于仁宗为兄，宜称皇伯而不名。参知政事欧阳修上疏反驳司马光、王珪，说改称皇伯，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礼无加爵之道。于是司马光这一派的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再上疏，重申王珪等皇伯之议。司马光也又上言，赞同王珪。到了最后，吕诲看英宗总不买他的帐，干脆和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吕大防一起上奏，把韩琦和欧阳修统统纳入到传统的“小人”范畴，认为二者是“豺狼当路、奸邪在朝”。“小人”在“君子”看来，自然没有活的理由和资格，对待小人，只有把他们处斩以谢天下了。如果官家不这样做，那他们这些“君子”是绝不能够和“小人”们和平共存的，只有统统辞职。御史中丞贾黯临终前更弹起了“天命说”的老调调儿，把连绵不绝的大雨水和时事相联系，“简宗庙，逆天时，则水不润下。今二三执政，知陛下为先帝后，乃阿谀容说，违背经义，建两统贰父之说，故七庙神灵震怒，天降雨水，流杀人民”（《宋史·贾黯传》）。为了这个“濮议”，朝臣们按照思维习惯上的两分法，立刻势同水火，分为两派，两派人马意见不合，一时议论汹汹，大家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学细胞儿来相互攻讦。  　　最后，连皇太后都看不下去了，亲自下了手诏，“濮安懿王、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英宗的生母），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并称后”。英宗顺坡就下，也下了一道手诏，“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书如前。朕以方承大统，惧德不胜，称亲之礼，谨尊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即只称父母，不称帝后。又诏以濮王坟茔为园，即园立庙。濮王子宗朴封濮国公，奉祀。一场争议，遂告平息。吕诲和范纯仁、吕大防认为自己的建议皇帝不重视，“欺君负国“的”首议之臣”也没按他们的要求被除掉，便请辞御史台职，光荣地撂挑子，去做地方官了。而司马光，他的牛脾气还在兴头儿上，对英宗还是不依不饶。（《续资治通鉴·治平二、三年》） 　　我们知道，日後对于熙丰变法，不管是韩琦、欧阳修，还是司马光、吕诲和范纯仁、吕大防等，都是保守派。可在“濮议”问题上，韩琦和欧阳修只不过在父子至情上，多少流露出了一点儿灵性的闪光，就立刻受到其他士大夫们最凶暴的对待。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学说的儒学，流行了千年，到了赵宋这个文教昌明的时代，是不是变异了，是不是走入了死胡同？不大点儿的事，却被衮衮诸公们看作是一件天塌下来似的大事。比当时西北边防战事再起，李谅祚兴兵犯境还要严重万分。非此即彼，非我必异。一旦争论开始，众大臣立刻分成对立两派，纷争不已，大家也顿时迸发出无穷的斗志，人人做决不妥协的英雄状。纷争牵涉到旁的一切事情上，只要是对方一派之人所做的事，不论是对是错，总是要拿来做激烈攻击的靶子。赵宋时代，士大夫们有了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这本是好事。可他们只顾个人好恶，凭借细事，小题大作，以至无事生非。臣僚间相互攻击又相互报复，对真正的国家大事却置之不问，让朝政尽陷于昏乱之中。以党划人，党同伐异，必然导致龙蛇衍变，最终不免混入鱼虾，小人作祟其间。由是观之，他们已经没有了辨别轻重是非的能力，所决不缺乏的，只是勇于内斗的本事罢了。“濮议”之争，不过是日後残酷激烈的新旧党争的一次小小预演......

英宗四岁即被保育宫中，现在的皇太后、当时的曹皇后对他也算“拊鞠周尽”，等到赵曙被正式确立为皇位继承人，曹皇后亦是“赞策居多”的（《宋史·曹皇后传》）。但毕竟后妈不好当，过继过来的儿子也不好做。“濮议”，更在这道难以愈合的天然伤口上，狠狠撒了把“加碘盐”。 　　英宗的体质看来是比较虚弱的，即位之初他就得了一场暴病。因此，赵曙生病期间便由曹太后来垂帘听政。这位皇太后可不是一般的小门小户出身，没什么见识和主张的普通家常老太太，她乃是本朝第一位荣膺“使相”——这一臣子最高职称，谥封周武惠王的开国大将曹彬的孙女。几十年来，从娘家曹府耳闻目染的政坛斗争、到朝堂后宫惯看的相互倾轧，更由于曹太后自身具备的政治素质，使得她也成为一个有相当政治主张和政治手段的女政治家。但出身门阀世家的人，多数在政治取向上较为保守。年龄大的人，更难免僵化守旧。曹太后把这两点都结合起来了，故而在思想上守旧，政治上保守。老年人总看不惯年轻人，这是人性的一贯传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谓“一代不如一代”。偏偏，英宗赵曙又是个有见地、想作为的“佳子弟”，两人难免在施政理念上产生分歧。于是，一些居心不良的宦官便不断向曹太后说英宗的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作为两朝重臣，费了不少心血。某次，二人一道觐见曹太后。看到先朝老臣，想起最近宫中的事情，曹太后竟然哽咽流泪起来，伤心地诉说自己的委屈道，“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在一旁委婉地劝解。觐见已毕，二人见到英宗，英宗则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连忙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通过他们的耐心说服、居间调停，自此以后，两宫关系才渐渐缓和起来（《宋史·韩琦传》）。  　　英宗病愈，太后撤帘还政。新立的这位年轻皇帝，当时正值而立壮年，虽然身体条件不是很好，但的确是有些英武之气的，史书上说他“有性气，要改作”（《朱子语类》）。本朝承平已经七十余年，特别是前任仁宗皇帝以来，“三冗”弊症愈发彰显，各种危机更为加剧。国家财政被各类“冗费”拖扯得捉襟见肘，财政危机已经直接威胁到了朝廷安危；中央地方不少官员虚食重禄、素餐尸位，上不能匡主，下无以益民，更造成吏治败坏、风气衰颓；西夏和辽朝相互勾结，在边境索钱要地，蠢蠢欲动。英宗作为小宗承嗣的尴尬身份，也极想立刻有一番作为。鉴于仁宗以来的弊政，他向执政宰辅们提出了“积弊甚众，何以裁救”的问题（《长编》），广泛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还针对“岁月既深，吏员猥积”、“了倍者数矣”的现实情况，下诏将各品级官员的转迁年限加以延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冗官”现象，给朝廷财政造成的压力（《长编》）。为广纳人才、为国选贤，英宗命宰执大臣推荐才行之士以充馆职。他说十分诚恳地对大臣说，“先帝临御四十年，天下承平，得以无为。朕方属多事，岂敢自逸？”并让自己的亲信大臣王广渊把《洪范》抄录在内宫的屏风上，语重心长说，“朕遇臣下常务谦柔，听纳之间，则自以明断，此屏置之座右，岂特无逸之戒。”（《长编》）可见，英宗是一位志在有为的皇帝。 　　虽然英宗赵曙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可惜的是他的身体条件却过于孱弱，只做了短短四年皇帝便英年早逝，他的政治抱负更无从施展了。我们有理由假想一下，如果英宗不是过早驾崩的话，他一定不会让儿子专美于后，也许他身后那场伟大改革，我们要称之为“治平变法”了。大概，元人在修《宋史》的时候也有此番叹息，在《英宗本纪》最后部分的“赞”中，慨叹道：“昔人有言，天之所命，人不能违，信哉！”（《宋史·英宗本纪》） 　　不过，英宗为本朝贡献了一位仅次于艺祖的伟大君王，却也是足够伟厥其功的了，这便是他的长子仲鍼，后来的神宗赵顼。

神宗赵顼，继承皇位这一年，不过19岁，按中国人的固有传统也只有二十岁。这个年龄的青年人，如果有良心而爱国，能胸怀大志，又能认真读书，勇于任事的话，他完全可以已经具有了一番成熟而坚定的政治信念，而且绝不缺乏为之奋斗的决心和意志。我知道这世上存在着聪明人，很多人不用下大功夫去读书，也不用很早就被迫离开学堂在社会实践中领悟人生真谛，就能获得很多前两者很久才能获得的东西。也许他们这些人，是用来证明人类是伟大的，而我们这些蠢家伙，只是用来炖粉条的。   　　当今神宗皇帝，不管是在颍邸，还是登基之后，都算得上是个爱读书、会读书的佳子弟了。在他的天性中，似乎就很有读书的基因。他天性好学，常常为了读书而忘却吃饭，以至于他慈爱的父亲不得不多次派内侍去劝止他，让他抓紧时间吃饭，不要累坏了身体。他十分尊重自己的老师，侍讲王陶来为他讲经说史，当时还是太子的他，领着弟弟赵颢毕恭毕敬地拜见老师，毫无半点皇家子弟的桀骜不驯和颐指气使。据史料记载，他还是一个十分注重礼仪举止的青年。“正衣冠拱手，虽大暑未尝用扇”（《宋史·神宗本纪》）。如此看来，他应该是个儒家的虔诚信徒了。但是，颍邸时代的赵顼，显然没有把自己读书的范围，仅仅拘泥于儒学的狭小范围，他的涉猎极其广泛。比如，他还十分崇尚法家的学术思想。在法家之中，尤为推崇韩非子。曾拿出新抄录出来的《韩非子》，让府僚们来校对。侍读孙永，显然是个儒学的原教旨主义分子，他十分不屑地批评，“韩非险薄无足观！”赵顼便托辞说，“录此备藏书之数，非所好也。（《长编》）”儒学是国家学说，孔子是至圣先师，这个是大政方针，谁也不能有丝毫的离经叛道，特别是作为一位储君、皇位的未来继承人。不过，这显然只是个托辞罢了，不然他就何必认认真真、一笔一划地亲自抄录呢？练习书法吗？法帖不是更有实效吗？事实上，法家的学术思想对神宗的一生，也确有很大的影响。内中改革进取的精神与“法”、“术”、“势”相结合的加强君主专制的思想，对神宗的一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日后与诸臣僚谈论治国之道的时候，神宗常常能够把一些古代锐意变法的法家人物的事迹信手拈来。可见，对此他是下过一番真功夫的。  　　本朝太宗皇帝说过“开卷有益”，只要你能够有自己的见识，不尽信书，能够做到大部分消化吸收。读书。真是件受益终身的良事。读书使人眼界开阔，使人思维敏锐，使人迅速成熟。通过读书、任事，赵顼在登基之前，就已经完全掌握了一位优秀皇帝所应具有的各项素质。特别是他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非常强烈。他曾满怀感情地悲天悯人，“朕每思祖宗百战得天下，今以一州生灵，付一庸人，尝痛心疾首”，“国家承祖宗之业，升平如此，朕嗣守大器，日夜恐惧，以思为治之道。（《宋朝事实事类》”这也许还与他从小生长于宗室，她的母家和外祖母皆出将门，很有关系。他的母亲高氏，是真宗朝名将高琼的女儿；外祖母曹氏则是曹太后的姐姐，元戎曹彬的孙女。  　　他的忧患，完全是有理由的。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也的确是本朝内忧外患、财困兵弱的危机年代了。先说“三冗”，军队建设重量不重质，兵员数量达到了开国之初的六倍；而科举、荫补无度，也使得官员数量达到了开国之初的十倍。此外，天降瑞书——这类造神运动和各类名目众多的皇家度用的大肆挥霍，更使得整个国家财政状况雪上加霜。终于，在英宗治平二年（西历1065年），财政亏空达到了前所未有1572余万贯、石、两、匹（《宋史·食货志》）！为了弥补空前的财政赤字，各级政府加强了对百姓的剥削和压榨，加上本朝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使得农村土地向着大地主阶级高度集中，贫苦百姓几乎没有了立锥之地。由此，更造成了阶级矛盾的不断加剧。民反、兵变此起彼伏，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甚至到了 “白昼公行，擅开府库，其势日盛”的地步（《长编》），极大动摇了大宋王朝的统治秩序；对外，国家虽养兵百万，而不能恢复山前、河西。辽夏勾结、互为奥援，也严重威胁到了本朝的国家安全，由此产生的巨大的战争耗费、赔款与养兵之费，反过头来又极大地加重了朝廷的财政危机。欧阳修曾为之叹息道，“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欧阳修文集》）”这正是当时整个北宋社会矛盾的真实写照，也正是当时只有19岁的年轻皇帝，所要面对的严酷现实问题。   　　面对危局，大批有责任心、有见地的士大夫纷纷勇敢地站出来，向“祖宗之法”挑战，提出各类变革要求。庆历新政，便是这种思潮的集中表现。由于新政的不少措施，难免触及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因此遭遇到了很大阻力，不到一年便为之夭折了。庆历新政失败了，国家的各项危机却仍在加深。但是，由于范仲淹等人身体力行的楷模作用，积极参政的态度、忧国忧民的精神、革新振作的风尚，却已经悄悄而深远地影响到了士林风气。因此，“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陈亮集》）。寻求变革，已经成为当时社会士大夫阶层的公论，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符。这难免不会影响到那个同样胸怀壮志、奋发图强的年轻皇帝。  　　神宗即位，这位二十岁的年轻皇帝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即将崩盘的财政危机和巨大的国家财政赤字，“百年之积，惟存空薄”，又“四年之内，两遭大故……所费不可胜计。”可以这样说，本朝所面临的所有危机，都在迅速向财政方面转化，并以财政危机的形式集中表现出来。深感于此，朝中大臣们奔走疾呼，“财用不足，生民无以为命，国非其国也！”（《长编》卷209·治平四年正月庚申）年轻的神宗，不是时下热闹非常的愤青，他不能逞一时之快，去作屁股爱国主义者，不用脑子而是用屁股去思考问题。赵顼是个思维缜密、敬业爱岗的青年，他并不缺乏青年人固有的血气方刚、挥斥方遒，不缺乏热情似火、豪气冲天，不缺乏大干一场的胆识与魄力，他一样充满了建功立业的宏图大志和有所作为的雄心抱负。除此之外，他还特有一种年轻人中少见的稳健持重的秉质，而这正是极为难得的。这也许与他自小接受严格的儒学教育有关。孔子曰，“过犹不及”。偌大的大宋王朝就像一间瓷器店，店中美丽而精致的瓷器具皆身价不菲，然而不巧的是一段时期以来店里开始闹起了鼠灾。老鼠们肆意横行，污染环境倒在其次，大开嘉年华晚会之余毁坏无数价值连城的贵重货品，就让店主东忍无可忍了。怎么办？噼哩啪啦，把所有瓷器，无论罐瓶缸碗统统砸碎，这样老鼠们必然因为再无藏身之所，自会立即逃遁他乡。可是，几代店主东一点点辛苦积攒下来的祖业，也将随之毁坏殆尽了。最为稳妥的法子，还是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赵顼首先所要做的，便是冷静分析产生问题的肇端，找出各类问题的症结所在，进而有所针对性地、稳步渐进地解决问题，而不是把中兴祖业的雄心壮志，简单而不假思索地付之于具体技术操作中去。 　　这就是佳子弟的风格。研读历史、关注现实的朋友可不能小看这个东西。这些佳子弟出身士族高门，本身就是统治集团的后备力量。他们得天独厚的受教育程度最好、受家庭影响最为深远，洞悉当权派的内幕最深刻，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速度也最快。如果不流弊于吃喝玩乐、贪赃枉法的作“太子党”，而是能够真正读点儿书，自持紧一些，能够有志为民、有心为国，想真正为国家民族做一番事业的话，他们往往是传统社会里面最精彩的接班集团，或者是成为很了不起的改革进步人士，甚至敢于为了真理变更祖法，造老子的反。好的例子，我们众多的革命先烈不说了，譬如近日访问大陆，开辟和平之旅、破冰之旅的连战先生也是佳子弟中的翘楚，赵顼，无疑便是这样一个佳子弟，他要恢复中兴，他要变法图强，他要除历代之弊、振非常之功、雪数世之耻。 　　踌躇满志的神宗虽然望治心切、建功情急，但他深知数代积弊良久，变法之事绝非克日可竟。作为青年皇帝的他还只有二十岁，以他现在的执政能力和见识阅历来主持变法，这样关系本朝兴衰荣辱的大事，站在历史关头的赵顼难免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青年人需要历练，他是担负千斤重担的材料，可以开始就担上去这么重的压力，只能是拔苗助长、适得其反。这就像有十年机关工作经验、正在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我，虽然28岁了，在这个年龄我祖父已经是区委书记跟日本鬼子周旋了好几年了，搞个假设，让我到那个时候做个县委书记也许还行，可是领导全国抗战，单凭我现在的本事，再有年轻人的闯劲儿也未免太嫩！还是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变法，是中兴祖业、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搞不好，改革的步伐不顾及现实情况迈得太大、太快，就难免触及整个社会各个利益层面的切身利益而引发社会动荡，危及统治基础。庆历新政，殷鉴不远。范希文、韩稚圭、富彦国，此皆王佐之才、当世人龙。新政伊始，亦有仁宗支持。然而，阻力还是那么强大，事情还是那么难办，最终不了了之。若要变法，要先有一批才德堪用之臣，特别是必须有一位有决心、有能力、有胆魄、有见地，又足够坚韧的宰执重臣来襄佐变法、主持大局。

年轻皇帝赵顼首先想到了上次变法的领袖人物之一的富弼。熙宁元年（西历1068年），富弼徙判汝州（今河南汝州市），奉诏入觐。神宗对这位老臣特别礼遇，敕许肩舆至殿门，其子扶掖进见，不须参拜，坐下说语。言辞之间，神宗觉得这位富郑公不愧是三朝重臣，老成练达，久经政务，应该是一位可以依靠的老臣，就向他请教富国强兵的策略。谁知道，富弼只是老套地回答道：“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神宗又以边事相问，富弼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苏轼全集》）”二十年政坛的摸爬滚打、风风雨雨，竟然让一个人的变化如此巨大，巨大得令人诧异，这还是当年那个叱咤风云、雄姿英发的富弼吗？他显然老了，老得成了老江湖、老油条、老滑头。 　　政坛这个东西呀，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想挤进去，做公务员。可是他们不知道这里面有多么复杂，多么的消磨人性。大多数人跳进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只能沉到水底做了淤泥。年轻人有锐气和热情，真好！可能保持多久，就是个问题了。三年？五年？十年以后呢？能剩下来多少？难得的是冷静，因为冷静，你能真正的潜下心来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反思问题，作出正确的决断。更难得的是信念，是信仰。一个有信仰的人，什么也不能改变他。笔者少而失学十七岁便上班了，在机关里面从打杂干起，一直干到戴上金顶子的蚊子官儿，在宦海里面沉浮了足足十年，把我人生中最璀璨的青春时光都奉献给了共青团的事业，每每听到一首《光荣啊！中国共青团》，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做了十年，烦了，厌了，于是挂印读书去了。十年了，在机关里面，我经历了冷眼、沉浮了宦海、参与了沧桑，观察了斗争，但我还有信念，所以我能毅然决然的辞职，我能写写鲜少人看的长篇，作为十年行政的变相总结。问我这十年感触是什么？我只有苏子瞻的两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做官难，难做官，也许当初他们也是一样的忧国忧民，一样的雄姿英发，一样的想有番大作为。就像庆历新政时候的富弼。可是十年、二十年的宦海沉浮之后呢？也许只顾及自己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了，也许只会想到我应该分到平方米的房子、坐什么样的车子、有多大的面子，还能不能为了这些好处，在政治上再有些进步呢？这就需要人云亦云、完全按照领导意志办事，只问上级喜怒，却不问对错善恶；需要谨小慎微，处处不能随意放屁，不痛不痒、不麻不辣、诤言不说、直话不讲，报喜不报忧，只学喜鹊喳喳不做仗马之鸣；需要只对长官负责，不对人民负责，不对国家负责，浑浑噩噩、不冷不热，领导小事是大事，百姓大事是小事。至于年轻时的那些雄心壮志，初入宦海时的自我约束，都将被看作是政治不成熟的孟浪。不信吗？庆历新政二十年后的富弼，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富弼老于世故的回答，对于青年皇帝赵顼，无疑于一盆凉水劈头浇下。一个安于现状，一个要有所作为。显然，富老头子连汤带水的洛阳水席，不大合适神宗的浓重口味。于是，神宗把目光转到元老重臣之外，其他有才干特别是一样有雄心有抱负的官员当中。同时，青年皇帝赵顼也从中看到了改革即将遇到的阻力有多么巨大，他也在为变法的各项前期筹备工作，进行着积极的运作。 　　神宗不愧是佳子弟的风格，其变法中兴的胆识自毋庸质疑。但在登基之初酝酿变法的时候，他的各项工作的着眼点却无不落在一个“稳”字上，没有采取以往变法者那种首先急于在制度上进行大刀阔斧、改弦更张的办法，而是采取了一系列比较稳健而谨慎的举措。“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宋史·神宗本纪》）”特别是在人事工作中，“一朝天子一朝臣”，本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既定习惯。神宗却没有采取“大换血”的传统办法，对干部队伍进行清洗，而是选择了尽量稳定原有宰执班底，力争最大限度的缓解消化矛盾、争取各方面支持的新办法。首届内阁中的吴奎、韩琦、曾公亮、文彦博、宗谔、欧阳修、赵槩等人，基本还都是上届政府中的老班底，变化不大。

我们把熙宁元年（西历1068年），作为一个时间坐标点。朝野上下已经开锣亮嗓的，或者正游离于“出将”和“入相”上下台口之间的大佬们，按照传统的计岁习惯，其年龄大致如下： 　　赵槩：约七十三岁；曾公亮：七十岁；富弼：六十五岁；文彦博：六十三岁；欧阳修：六十二岁；韩琦：六十一岁；吴奎：五十九岁：唐介五十九岁。平均年龄为六十三岁，这个年龄在今天看来不算很大。但我们考虑一下古人的平均寿命，就能看出这基本是一个完全意义上高龄的“老人政府”了。既然是老人政府，就必然带来老人政治的弊端。他们经过几十年的宦海沉浮，可以说受过良好的行政训练，有着丰富的行政经验，老成持重是他们的长处。但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变革，也是他们的老年病。像总设计师那样，晚年仍能力排众议主持变法的，毕竟在中国历史上独此一位。官场这个地方，让人跌跌撞撞地亲密接触了政治之后，难免使人不得不保守。特别是，老人家们到这个位置之后，功名利禄已经名实俱归了。本朝健全的福利政策，比如那个荫封制度又使得他们的子子孙孙、亲朋故旧也划到了既得利益集团里面。大家美滋滋的小日子过着，何必没事儿找事儿地玩儿变法呢？搞不好，那就是一颗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爆炸的定时炸弹。把定时炸弹交给总喜欢追求新奇、又爱轻举妄动的年青人，无疑是极其危险的。定时炸弹是一定要爆炸的，年青人拿这个做玩具，鼓捣响了大家伙儿可就一起炸上了天。还是太平盛世稳定，至于里面潜伏的危机，老官僚们不管，也没有心劲儿去管，他们是得过且过、行将就木的一群。变法在他们看来，只会给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以及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带来不能预料的风险。于是，年轻的神宗皇帝，他的变法主张，在一开始就注定了会被过分持重的老人家们，看作是青春期里冲动孟浪的不慎重举措，而遭到老先生们吓唬青年人屡试不爽的法宝——“祖宗家法”，这方番天印的压盖。年轻有为、意在奋发图强的神宗皇帝，也显然明晰这点，进而对这群过分保守的白发阁僚们不大满意。 　　在这种情况下，神宗只能通过下诏求治的方式，倾听朝野上下各方面新的声音，试图努力寻找到对于革新变法有兴趣的、潜在的政治同盟者。诏书下达后，大臣们纷纷进言献策。其中以两位履新的翰林学士——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意见最为典型。因为，只有这两个人才是满朝之中仅有的，已经准备好公布自己全套政治纲领和改革理念的政治家。要知道，他们是地道的政治家，而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头衔，只不过是他们第一职业的一种衍生兼职罢了。 　　这里有必要首先为读者做一个背景材料的分析，相信通过这种分析，大家就能够洞窥到两人思想背后深层次的某些东西，而不至于对两人做纯粹戏剧脸谱式的认知。 　　还是在熙宁元年——这个时间坐标点上，司马光时年五十岁，王安石时年四十八岁，两人在年龄上几乎相当，完全是同一辈人，不存在任何代沟的问题。就出生和活动地域来看，司马光来自于北方抵御西夏的重要边防省份，永兴军的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夏县），黄河边上的这个县乡地瘠民贫，社会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各项经济增长指数历年来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王安石则来自于一个南方富庶的地区，江南西路的抚州临川县（今江西省抚州），临川为抚州首县，领有十七乡四镇，土地肥沃、民众富庶，唐宋经济重心南渡以来，这里的人口与经济增长指数发展显著。经济的发展，势必带动了文教的昌明，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官员，介甫要比君实的家乡多得多；虽然，司马光考取进士比王安石早了4年，但由于父母双亡而丁忧的缘故，他们都是在庆历二年（西历1042年）开始他们的仕途生涯的。首次出仕，也都是从八品的签书判官。但君实由于得到了庞籍的赏识和父亲的老关系，很快便到中央任职了。而介甫从淮南到鄞县，到舒州、楚州、浙南东路，再到江宁府，他虽然也为一代名臣欧阳修所赏识，有多次作京官的经历和机会，但介甫似乎更专注于到地方上去做些实事，多次辞去京官的任命。由此可以发现，两种非常不同的地方社会和经济状况，在他们的经历以及日后的政治见解中的影响。我们再看他们的社会背景和仕途经历。司马光和王安石都出身于士族地主家庭，从他们的祖父那辈起，便由于优异的科举成绩，家族因此而开始兴旺发达开来。虽然如此，差异还是显著存在的。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很早便是朝中的高官了，因此可以通过本朝福利政策的荫封制度，使得君实在通过科举考试前五年，十五岁的时候便已经获得了官位。而王安石的父亲王益，终其一生也不过在地方官的职位上徘徊。介甫是其家族中第一个职务高于州长官、进入中央政府任职的人。再就学术经历和哲学思想来看，两人虽然都是儒家的虔诚信徒，都声称在极力维护儒家传统。但司马光遵崇《春秋》正义，惟汉儒扬雄是瞻。而王安石则遵崇《周礼》学说，服膺孟子。他们都不是面目可憎的儒学原教旨主义者，对于释老之道也不乏兴趣，两人作为学者的视野是相当开阔的，都不局限于经学和历史学的藩篱，他们的文学造诣亦不算浅薄，各种体例的诗词、散文、政论足可观瞻。在这方面介甫明显比君实的造诣高得多。当然，两人对待非儒学的文化保有的态度差别，以及个人资质的迥异，介甫更显得是一种采取中庸之道而近乎于折衷主义的精神，而君实则显得有些泛道德主义，他倾向于反对任何折衷的调和主义路线。同时，由于家庭对人本身的影响，他们对于“道”与“性”这一哲学层面的看法也大不一样。司马光相信每个人都有一种固定的天性决定了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人无法改变现存的状态，所以每个人都必须乐于接受自己在这个社会中早已安排好的固定角色，任何试图改变的行为都是破坏秩序的愚蠢行为，会打破稳定的社会平衡状态，带来一系列不稳定因素，造成秩序的颠覆。而王安石则相信人是由社会坏境塑造的，所以个人必须通过改造社会的办法以改造自己和他人的生活状况。 　　也正基于以上的背景，同样时任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和王安石，为神宗提出了不同的改革建议。对于产生政府危机的总根源，他们都认为是财政收支的原故，司马光在认真分析了仁宗庆历二年（西历1042年）与现今神宗登基以来，各项政府支费的异同以后，进而总结概括出了造成政府财政赤字的五大时弊：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但是对于如何进行改革，确立怎样的改革总路线，实现什么样的改革目标，司马光和王安石却存在着极为深刻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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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进入白热化阶段，双方互不相让，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位执拗相公费尽口舌，既不能说服对方，也不能使得年轻的神宗皇帝有丝毫倾向性的表示。两人一时无语，正好喘一口气里，各自在一旁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招法。偌大的延和殿上，就这样死一般的静寂下来。静寂得好像“这里黎明静悄悄”的第171铁路会让站，哪么谁来做费多特•叶夫格拉维奇•瓦斯科夫准尉呢？自然有人，这个人就是王安石的同年、翰林院的负责人，翰林学士承旨王珪。这年他已经五十岁了，在担任这个翰林院资深职务之前，曾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任过开封府的知府。王禹玉有文采、善文翰，典内外制凡十八年，朝廷典策多出其手。他是位好好先生，好得乃至于有些滑头了。看到两位部属争得面红耳赤，特别是他的年弟王介甫稍显下风。大家这样干耗下去，腿脚僵硬倒在其次，关键是年轻皇帝不表态，再争论下去也毫无任何意义，徒费口舌、徒伤感情。于是，他出来做合适佬打个圆场，想让大家都能体面地找个台阶下来。官场上嘛，大家都是有身份、有面子的人，这样争来争去地打嘴炮成何体统？况且，作为翰林院的长官、一位资深翰林、也是两人的老朋友，他应该也有必要出来做个总结性发言。王珪和颜悦色地说：“司马光说省费要从贵近做起，这话说得对；王安石说赏费不多，恐伤国体，这话也说得对。”既然大家都对，也都说得合情合理，哪又该听谁的呢？他顺势一个漂亮的弧线球，把难题传给了年轻的神宗皇帝，他请皇帝乾纲独断，自行裁夺。 　　年轻的神宗显然对王珪突然传过来的这个弧线球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他还沉浸于刚才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激烈辩论之中，正在努力整理思维，在两个看似都完全正确的理论中，寻找跟自己变法思想暗和的那个政治同盟者。很明显，在这次辩论中，司马光那丰富的历史知识、清晰的逻辑思维、悦耳的北方官话，使得他占尽了上风。但青年皇帝心中，却似乎不大偏向这位赢家。赵顼需要的，不是哪里进风漏雨就把哪里修补一下的裱糊匠，而是能够在前人基础上再造辉煌工程的建筑家，是助他筹划主持变法大业的股肱重臣。“节流”，是历朝历代诸多君臣屡屡别弹的老调儿，严重缺乏新意，效果也堪忧。青年皇帝将要开拓的是一番建功立业、恢复中兴的亙古鲜见之伟业，这番事业需要极大的财力支援，一味的节流挖潜，也显然不足以支应大局。但目下，司马光的主张明显合情合理，也更得到了群臣们的支持。同时，神宗也认为司马光和王安石皆本朝英俊、人材难得，不愿两人为此构怨而影响团结。故而，他也走了一下调和主义路线，把矛盾暂时搁置开来。不置可否地说：“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宋史•司马光传》） 　　虽然延和殿辩论中，好像王安石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但种种迹象表明，年轻的神宗皇帝还是越发中意于这个拙于言辞的失败者。如果说肇端的话，这里就不能不提到韩维和曾公亮，在此间起到的重要作用。最早使神宗开始关注王安石的还应该算是韩维。韩维字持国，是仁宗朝名相韩亿的儿子、真宗朝名相王旦的外孙。在赵顼还在淮阳郡王和颍王潜邸的储君时代，皆为其记室参军，二人经常在一起评论天下政事，君臣私交甚厚。而此人恰恰又是王安石的好友，还是他虔诚的崇拜者，今天可以叫做“粉丝”（fans）的。据说，早在韩维做潜邸侍从之时，“每讲说见称，辄曰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他甚至要推荐王安石代替自己太子左庶子的职位。对此，“帝由是想见其人”（《宋史•王安石传》）。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就是通过韩维的渠道，年轻的赵顼开始废寝忘食地阅读王安石的一系列政论文章。《上仁宗万言书》，被近代大儒梁启超赞曰，“此文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其稍足方之者，惟汉贾生之《陈政事疏》而已”。千年之后的那场大变法的参与者梁任公，读后亦为之感慨三叹：“吾论公文，吾恨不能手书公全集也！”自封素王的康南海给这位爱徒起号“轶赐”，有超越端木子贡的意思。可梁任公读了这篇文章，也不能不顶礼膜拜。赵顼未必不是通过这篇文章，开始认可王安石这个同路人的。 　　而真正把王安石从“江湖之远”引入“庙堂之高”的关键人物，则是时任集贤殿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尚书左仆射的曾公亮。当时，曾公亮与韩琦并列为相。但是时年六十一岁，小他将近十岁的韩琦，却排名在他之前，任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魏国公、守司空兼侍中，明显压他一头。这让这位七十岁的老相国很不自在，充分感觉到韩琦实在是自己的一大威胁。恰好在这个时候，王安石出现了。神宗想向周围的辅弼大臣们征询一下意见，他也想在把王安石引入朝中倚为重用。而曾公亮急需一个没有什么党派背景、能站在自己一边，组成反韩同盟。王安石符合这个条件，而且他的才干也足以撼动韩琦。如果此时站出来抽小字辈儿的王安石一把，王介甫一定会对自己感恩戴德，日後必然会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于是，老相国对神宗讲，“王安石是辅弼人材，必不会欺君妄上。” 　　当然，不只是这两位，王安石的政声文名还得到了当时不少名人的赞赏。他的大同乡曾巩不说了，同为“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就很赞赏这位小老弟。六一居士曾有诗赠王介甫：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尊酒盍留连。” 　　王安石的吏治经历也更被看好，亲民州县（行政）、提点一路刑狱（司法），群牧判马（马政）、三司度支判官（财政），复为文学侍臣知制诰，并除翰林学士，其资历可谓完整无缺，可以说是受过良好的职业训练。但是更重要的，还是王安石的政治理念，与神宗的变法思想颇多契合。非如此，大概司马光更能得到一般皇帝的赏识。但赵顼是位青年才俊，更是位不同一般的改革皇帝。王安石时年四十八岁，足足大了神宗赵顼二十八岁。几次越次入对，青年皇帝求治心切的的志向报复，锐意进取的改革精神都深深地打动了介甫那颗良心。           言谈之间，“亦师亦友”的君臣知遇，也给了介甫畅所欲言的宽松环境。在多次召对中，王安石都深切地勉励青年皇帝，只要有决心去做，就一定能做得更好。他说，“今欲去百代之弊，复尧舜之功，如今正是大有为之时，机不可失！”针对神宗提出的，“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的深刻命题，王安石心情澎湃、言不尽意，经过深思熟虑，亲自撰写出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提交给神宗。文章中，介甫一方面用语持重，言多劝谏，意欲致神宗为大有为之君。一方面，他更认真总结了北宋开国百年来，在政治、军事、民政、赋税、理财等诸多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百年无事”的背后，那种因循疲沓、苟且度日的萎靡风气已经对朝廷肌体造成了何等程度的腐蚀危害。不管是在札子，还是前后的几次私人谈话中，王安石可谓是呕心沥血、大公无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他希望一步步训练这位青年皇帝，从坚实的学术基本入手，认真总结、汲取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体会得失，分析祸福，辨别人事，自求决断，不畏俗论，以定决策，才是变法图强之正途，不世英主之本色。在帝制时代，封建专制使然，在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体制中，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各种大权毫无例外地都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本朝尤其如此。随着国初“祖宗家法”的创制和实施，宋代君主专制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能够真正威胁皇权的因素在宋代基本上被消除，文武大臣仅仅是皇帝政治棋盘上的黑白子罢了。因人创立、人亡政息，是封建专制的必然。故而，皇帝身系一国安危，大计必自中出，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再英明神武、睿智有为的皇帝也会由于对权力欲望的顶礼膜拜，而被周遭宵小奸佞的花言巧语所惑，以致自乱阵脚、动摇根本。如果说有私心、有保留的话，介甫尤其担心这个。所以，他屡次希望青年皇帝，能把“宽仁恭俭忠恕”始终如一。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王安石虽然筹划周全，却还是不能改变封建专制的历史规律。日後，尽管他有“三不足”之说来做精神支柱，仍不免被流俗所困；而神宗日夕与介甫共处，亦不免被流言所惑。这是后话，容后再言。

政治同盟者找到了，主持变法的人有了，经过两年的酝酿和筹备，由青年皇帝神宗赵顼亲自领导的，旨在除弊革新、振作国事，中兴祖宗基业，恢复汉唐盛世的这场前无古人，后鲜来者的变法运动，至此，大幕徐徐拉开了。 　　熙宁二年（西历1069年）二月，王安石进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成为当时朝中五位执政大臣之一。参知政事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在本朝就是负责国家大政、参与政策决议的副宰相。新内阁的成员共计五人：两位宰相曾公亮和富弼，三位参知政事王安石和赵抃、唐介。但值得玩味的是，其他的那四位执政大臣，两位宰相曾公亮和富弼，两位副相赵抃、唐介却都或多或少地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究其原因，除了神宗皇帝贯彻权力制衡原则，采取了“掺沙子”的办法之外，大抵还在于王介甫的那张嘴，太得罪人了。在某次执政议事时，因为对变法的意见分歧严重，王安石便“怒目谓同列曰：‘公辈坐不读书耳!’”大家都是进士出身，这不是比当面骂娘还难听吗？大概本朝百年以来，执政大臣里面还真没有这个样子的，搞得其他几位真是下不了台，身为执政大臣，太有失身分了，倘人人如此说话，中书门下岂不成了市井瓦肆？“铁面御史”出身的赵抃，忍不住这口气，当面“折之曰：‘君言失矣，臬、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故而，时人评价这届内阁用了五个字，便概括五位执政大臣的各自特点：生、老、病、死、苦。 　　王安石占个“生”字：这年他四十九岁，圣眷正隆、君臣知遇，可谓春风得意、生机勃勃、干劲十足；曾公亮占了个“老”：老相国七十一岁了，已过古稀之年，老态龙钟、混噩糊涂，尚驽马恋栈而不思退隐，被人讽刺为“老凤池边蹲不去，饿鸟台上噤无声”。富弼则称了个“病”字：这位新任宰相履新以来，没有丝毫鼎新气象，对于风雨欲来的大变法，他明显有抵触情绪，但这个滑头至极的老官僚也不敢对皇帝的变法主张有些许微词，于是只好称病求退、以表消极；唐介无可奈何地“死”了：子方人如其名，耿介方正，昔年屡为言官，不避权贵，曾弹劾过文彦博和陈升之，而以直声动天下。他一直坚决反对任用王安石，二人同为参政却政见分歧严重，每日忧心忡忡，最终愤懑而卒；最后那个“苦”字，则说的是赵抃，他也是御史出身，一样的不避权贵、性格刚直，在赞成任用王安石变法的问题上也持反对意见。但无奈的是，神宗欣赏的偏偏就是这个王安石，自己无力回天，只能叫苦不迭。（《续资治通鉴》） 　　我们在这里，真的是不能不佩服这位实际年龄只有21岁的年轻皇帝的城府。一方面，他需要元老重臣以资顾问，也需要王安石来支持变法大局；一方面，祖宗家法使然，为避免权臣独大的危机出现，而且他对王安石也缺乏足够深刻的了解（这还需要时间），也需要这几位意见相左的内阁揆僚来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王安石与唐介、赵抃的相互攻讦，也是神宗乐于看到的。这个相互牵制的局面，必然有利于人主对群臣的控制，使得决策的最终决定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但是，神宗皇帝明显还是有倾向性的。唐介就看出来了，“陛下宣谕，某某事问安石以为可，即施行；某某事以为不可，未得施行。（《宋史•唐介传》）”但王安石却没看出来，他对这届内阁的班子组成，表露出相当的不满情绪。他还对神宗说：“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作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少善人君子，庸人则安常习故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于前，而无所知者和之于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遽。”其意心存幽怨，颇值玩味。意在求得神宗的完全信任和支持，既然要用他王安石，就要给他人事大权，让他能够按照自己的变法理念进行改革。神宗当然明白王安石的心思，他告诉王安石：“朕知卿久，非适今日。”青年皇帝是信任他的，既然信任他，就会给他一定的人事权利，让他在一定轨道内放手行事。 　　这改革的第一步，便是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大局、修订财政法令的机关。这个新设机构的主要任务筹划财经新政策、变通旧制、发布新法，并能自择僚属，有较大的实权，是变法初期最为重要的指挥机构。虽然在这个新机构的创立上，神宗皇帝是按照王安石的要求进行调整的，但是具体到有关人员的任命上，年轻皇帝却是有所保留的。“相互牵制”的“祖宗家法”，自觉不自觉地还是被运用于此。四位主要官员，王派人物和反王派人物各半。参知政事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旭）同领条例司事，吕惠卿和苏辙同为检详文字。时年四十九岁的王安石，三十八岁的吕惠卿；时年五十九岁的陈升之，三十一岁的苏辙，平均年龄43.5岁：45岁；王安石受过良好的职业训练，而陈升之也不乏丰富的行政经验，且“闽人狡险”（司马光如此评价陈升之和曾公亮，《续资治通鉴》），职务上也不让前者；吕惠卿曾历任州、军幕职官，后任三司检法官、集贤院校勘等职。他的才学，早在仁宗嘉祐年间，就为文坛领袖欧阳修所嘉许不已。王安石也非常欣赏他，曾在神宗皇帝面前为其大吹法螺，“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宋史•吕惠卿传》）”而对于王安石，吕惠卿也四处宣称，“惠卿读儒书，只知仲尼之可尊。读外典，只知佛之可贵。今之世，只知介甫之可师！”（《宋史•神宗本纪》）两人在变法思想上是较为一致的，这也是王安石大力推荐吕惠卿最为重要的原因；我们再看苏辙，大家都知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乃父苏洵和其兄苏轼不必多言了，年仅三十一岁的子由，能够从权大名府留守推官而得到皇帝的赏识超擢，他的才识学问也是得到神宗充分认可的。当然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王安石“尝论奏轼兄弟大抵以飞箝裨阖为事”（《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虽然评价得很恰当，但却道出了介甫和苏家兄弟政见不合，是两股道上的火车。但是，整个制置三司条例司机关内部的政治对比还是有所偏重的。虽然，神宗把陈升之和苏辙放在这个新设机构里制衡王派人物，但也同时任用了王安石推荐的，编修三司条例官章惇和检正中书五房曾布来赞襄变法。官职虽然不大，却是变法机关里面的实质要害位置。由此，实力对比呈现为5：2，王派占了绝对多数。 　　从机构虽小却关系重大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创立和人员构成上，我们不难看出：神宗的确开始为变法改革迈出了第一步，虽然是非常谨慎的一步，但却是极为难得一步。一方面，在机构设置上，神宗为了变法改革的开展推行，按照王安石的思路新设了机构。不要单单看是一个新机关的设立，几个新人的任命。这里面，年轻的神宗皇帝其实要承担不小的压力。新设机构，会受到反王派大臣们以“冗官增费”为名的强烈反弹；此外，为保证新机构按照新办法的正常运转，就要给与王安石“专断”之权，让其自择僚属，这种有违祖宗家法的举措，无疑更要惹得朝野上下，乃至两宫太后的议论批评。说他“谨慎”，时讲这里面有很大的“权术”，说白了就是政治私心。权力这个东西，谁一旦掌握了就绝对不会轻易放下。尤其是在那个专制的社会里面。因为，权力意味着一切。

在有宋一代，太祖和太宗，这两位祖宗，皆不愧是权谋政治家里面的九段高手和掌门人。杨亿在其《谈苑》中记录了太宗的一段体己话，“国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帝王合当用心于此。”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一旦皇纲不振，朝廷内部必然滋生奸邪，使得权臣坐大，从而危及国家存亡。故而，宋代的整个中央集权制度，大体上就是在校正前朝弊政的原则上建立起来的。朝廷之主要注意力便是集中于如何防范文武重臣的篡夺之祸，如何防止人事、财政、军政等大权旁落，如何禁制百官间凭藉种种因缘相互朋比为党，如何消除地方上已在或潜在的割据势力,以致构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离心力量,等等。在整个朝廷人事工作的层面上，处处“掺沙子，丢石头，挖墙角”；诸般行政施设中，贯彻文武相制、内外相危、上下相轧的原则，都分明体现出其“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的良苦用心（《续资治通鉴长编》）。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当时高端决策层理性行政及其经验哲学的结合与折衷，体现着宋朝皇帝们基于那个时代而产生的“政治智慧”。正是这种政治智慧的高度运用，终宋之世，特别是在北宋九朝，赵宋官家几乎很少被权臣、阉寺、后妃、宗室、外戚、藩镇——这些曾经深远危及前朝盛衰的各种势力的困扰。这无不源于太宗以降，对太祖开国致治十七年间所一以贯之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核心精神的较好继承（《续资治通鉴长编》）。     在这个个案中，王安石此时虽然只是参知政事，却实实在在有“独相”之尊。神宗皇帝看重他的能力，赋予他极大的权力，甚至是开国以来、赵普之后前所未有的相权。很多人都被这种君臣知遇的祥和气氛所迷惑了。以至于认为，在北宋的七十二位宰相之中，论其得君之专、信任之笃，几乎没有能够与王安石相比拟的。马永卿在其《元城语录》中记载了刘安世的一段话，“〔金陵〕得君之初，与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必面折之，反复诘难，使人主伏弱乃已。”朋友，独裁者是孤独的，他是不需要朋友的！独裁者需要的是奴才！这是历史通例。权力的魔法使然，君臣之间根本不可能建立起真正信任关系的“朋友”关系。而只能是且用且疑。历史上诸多元勋功臣，虽然当初都是恩宠无比、显赫一时，但善始善终、常保富贵者却寥寥无几。所以，所谓“兔死狗烹”、“伴君如伴虎”的俗语，真可谓冷心铁面、血迹斑斑的经验之谈。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冷酷的事实，历代才会出现那么多的优美文字，来慨叹君臣知遇之难。明君与贤臣的知遇，绝对是极少看到的个案。那怕是唐太宗与魏征这对儿活宝君臣，那样蹩脚的双簧也不多见。要知道，君臣之间由于这种不信任而产生的潜在紧张与对立关系，乃是专制制度的本质使然，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大家如果仔细看刘备和诸葛亮那段“如鱼得水”的千古佳话，其实刘备还是不信任诸葛亮的。         白帝城托孤，刘备临死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话背后的具体含义，读者朋友看后不知如何感觉。但笔者入仕以后，每每读到这段《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就会后脊梁沟儿冒出冷汗。刘先主不愧是枭雄级的政治人物，不但曹操佩服他的权谋，在这里，我也要表示一下我对他老人家的敬意。临终之时，竟然还能玩儿出这样的高深手段，彻底封杀曹丕那种无君无父的“第三条道路”，让诸葛武侯感激涕零，用余生心血去殚精竭虑地实现“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承诺。至于有清之时雍正一朝，世宗胤禛与李卫、田文镜、年羹尧的那种“千古君臣知遇榜样”，并不能丝毫“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倒是，“莫不如是，李绂、甘汝来头莫望在顶上！”（《雍正朱批谕旨》）才是率性而为的真正心底话。王安石毫不客气地对神宗“面折之”，“反复诘难”地让官家下不了台，“使人主伏弱”，颜面扫地。这不会不使人主心里别扭，产生孰君孰臣的疑问。神宗皇帝是年轻不假，但年轻不等于少不更事，更不等于没有尊严。要知道，年轻的赵顼毕竟是本朝皇帝，他不但有人主的尊严和面子，更有着与他那个年龄不太相符的较深的城府和心机。王安石的这种做法，不会不付出代价。但还不是现在。

神宗固然求治心切，而王安石的心头，未尝不被年轻皇帝那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所深深感染，而迸发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由王安石实际负责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在熙宁二年三月（西历1069年）成立之后，变法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始进行了。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广泛征求意见，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形成具体的变法措施。有关文献记载，条例司成立以后的第一份奏章，便是两位“同制置三司条例”一起奏请神宗下诏令天下人上书言财用利害。这份奏章表明，条例司在关于如何理财变法上，是诚心诚意要广泛征询天下“有知财用利害者”的意见，做到“合众智”以“尽天下之理”的，而不是仅仅根据王安石及其下属几名官员的想法即制定变法措施（《长编本末》）。显然，这是要让这场变法运动在一开始，就站到一个较高的起点上。这与目下诸多“三拍主义”的“改革家”，请令拍胸脯，决策拍脑袋，失败拍屁股，无异云泥。      神宗很快就批复了奏章，并颁诏天下：要求管理经济领域的“三司判官及发运、转运使副、判官及提举辇运、使籴、市舶、榷场、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臣僚”，必须在受诏后两个月之内，各自将所知本职及职外财用利害上奏。无官品的“诸色人”，亦鼓励言事。所有的上书，最终都交由条例司来参酌看详，有可采纳施行的意见即予施行。凡是被采纳的意见，根据事件大小，给予上书者一定的酬劳奖励（《宋会要》）。然而，这道诏令发布以后，应诏者却廖廖无几。即便是这些寥寥无几的言事书奏，其中的主张也“大抵皆毛举细故，未见有能条具本末，灼然可致实效者”，与王安石的变法改革初衷难以契合多少。之所以如此，在王安石等人看来，是由于徭役、农田等事“所在异宜，不可通以一法”，因此，“非按视省访不足以知其详”（《宋会要》。也就是说，不下大力度进行调查研究，基层的实际情况就无从掌握。而不建筑于对基层实际情况的真实把握之上的决策，只能是空中楼阁。不要看它怎样的美丽，这个美丽只是图纸上的完善而已。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也是需要地基的。朋友，当官容易，可当个实心办事的好官就不容易了。广开言路、察纳雅言，固然是个了解真实情况的好途径。但这还远远不够。工作要搞上去，干部必须“沉”下去！这是重要的领导方法，更是搞好工作的一般工作规律。听张其凡教授的讲座，他说陈援庵先生曾多次告诫学生，在历史学研究中，“勿信人言，人实骗汝！”的确如此。做学问，不要轻信人云亦云；做工作，更不要被基层报喜不报忧的“大好形势”所欺骗。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决策权。文山会海，似乎是中国官僚主义弊病的通症。开会多、发文多、评比多、报表多，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实际、解决困难的却少。这种浮在上面，坐而论道，不抓落实、效率低下的“四多一少”，便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行政化倾向的表现。只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是不能了解到基层实际情况的，不了解基层实际情况而想当然，或者言之凿凿的建筑于图表汇报之上的政策，是与基层实际情况脱钩的无用之物。害人害己害国！所以，我提倡“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方法。     四月二十一日，制置条例司正式派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等八人分赴地方，“沉”到基层，调查了解各路情形，察访农田水利、赋税、科率、徭役等利害，俟其返京后，综合意见，修正条例，为制定新法做准备。这是条例司第一次遣使出访。从制置条例司机构的设置，到派出第一批访察使，具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可见一斑。与本朝原本因袭成风的拖沓冗繁的行政效率，亦形成鲜明对比。当年九月，制置条例司又增派张复礼、李承之为相度利害官，调研各地财用利害。看来，条例司在变法理财的新法出台之前，确实是想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来做到有的放矢，切中本朝固有的理财体制之要害所在的。

随着两批使者的调研，制置条例司再于当年闰十一月，奏请差官四十一人奉行新法，分赴各路提举常平、广惠仓，监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三批使者，论关系，和王安石素无渊源瓜葛，全凭其个人才智而得赏拔超擢。其特质为年轻、气锐、负责，肯于苦干硬干、不计个人功利，但求成事。这也是王安石于各路置提举官的要求所在。本身守法廉洁，对事执行贯彻，不仅监督新法实施，亦访求州县官佐不法之事，这也正是这些差官为众所恶的由来。所幸，这些年轻人并未辜负王安石的期望，一来成绩斐然，二来少有贪墨。否则，必为当日强大的社会舆论和在野势力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众口所诛，且公私史料亦不绝书。但是，我们唯一能在今天看得到的异论文字，只是在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中的那句话，“使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苏轼文集》卷25）”不过这里面，我们更多的看到的只是酸酸的醋意和愤愤然的冲动。已经闻名天下，却“一肚子不合时宜”的愤青东坡，对“新贵”——王安石大剂量地引进这种没根基、没来由、没名气的小人物，是不由得不生气的。王安石变法和他大量起用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便成了苏轼挺身而出“颉颃”一票变法新贵的碴口儿。他非得发泄一下历史积怨（特别对王安石的学识不服、对王安石另一种形式的狂放不羁和毫不满足的“政治野心”的怀疑、蔑视）不可，并且东坡还要以其平生所学的政治学、历史学、行政管理学等方面得综合造诣为理论支撑，不顾人身安危地，由着性子对着干。这位在政治上永远专唱反调的愤青，自此陷身政治泥沼，日後之荣辱得失具伏笔于此。 　　苏轼对王安石心存怀疑、饱藏着伺机要与他比一比的潜意识。以东坡这种旷世难见的大才子，不时地拣出王安石诗文和学术上的失误，当不在话下。盖东坡的专业是文学，而文学只是半山的副产品，说一千道一万王安石还是政治家。由于苏轼血气方刚狂、豪放不羁近乎自负的习性，他很容易产生对王安石产生一种自信与妒忌混杂的轻蔑。“专唱反调”的苏轼，自然明白唱王安石的反调是极富挑战性的。但机遇往往与风险同行，风险越大，获得成功的机遇也越大。那么，挑战权威，也因此足可以成为价值百倍增长的乐事。与这位快要成为新贵权威者较量，并非是苏轼与其私交太差、实际中的利害冲突太多使然，而是由于苏轼的个性以及个性催化出的远大理想所使然。王安石是他任性地冲向人生理想顶点的栅栏障碍。不是王安石，换作是任何别的人，只要他文名颇高而错误百出，他身居要职而还想轰轰烈烈惊骇世俗有所作为，都将为苏轼所鄙视，并成为其“唱反调”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反王安石是必然的。 　　悲夫哉！读者朋友中有志做官的才子才女们当谨慎思考之。这个“运动员”，不是好当的。不信，看看熙丰变法前后的苏轼就是一个绝好的视角。 　　我想再说说上面的那些小人物。他们在《宋史》中立传的，除了刘彝、程颢、卢秉三人外，皆无本传。这些小人物，也许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但他们那种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苟利民族，不惧生死，苟利社稷，不避祸福的精神，岂不正是千百年来我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之所在？他们奉献出一己微末之光，引曳着照亮了国家民族的前途，自身却无声无息而黯然寂灭。他们古今同有，史不鲜见；他们无视史册毁荣，只求良心无愧于国家所托付之任务，其他则概非所计。 　　经过他们的努力，新法已经呼之欲出了。可他们的未来命运呢？宋代的史书没交代。

变法的序幕一旦拉开，宋朝的命运和许许多多自觉不自觉地或参与或被裹胁其间者的命运也随之改变。 　　熙宁二年七月十七日，制置三司条例司上奏神宗，正式颁行《均输法》，成为熙宁变法之先声。 　　所谓均输法，即是对汴京物资供应体制的改革。m　　有宋一代，东京开封府是大宋王朝的首都所在。开封地处中原，空旷平坦、略无丘阜，北通河北，西连关中，南控江淮，东接山东，且有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诸河渠之便，交通发达，实为天下通衢、水路都会。自石敬瑭在此建都以来，历经后晋、后汉、后周三朝经营，到了宋代，这里已经成为一个极为庞大的城市。仅人口便有20万户（《宋史·王安石传》），150万人左右，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在这座城市中，除了士农工商各阶层外，还有数量巨大的皇室成员、各级官僚和在京驻军，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消费性城市。纯消费性的人口远远大于生产性人口，城市的主要财富来自全国各地，而且主要用于消费。安史之乱以后，经济重心发生了转移，北方遭受多次浩劫，经济实力大不如东南地区。故而，汴京财赋物资，皆须仰仗东南诸路供给。为了满足巨大数额的消费需求，宋初以来，在较为富庶的东南地区，设置了淮南、两浙、江南东、江南西、荆湖北和荆湖南等六路发运使司。由发运使负责，每年按规定数目上供京城所需各项物资。 　　但专制集权下的这种封建计划经济体制，在其建立以来，就没有真正形成过制度化。发运使司时置时废、人亡政息，富商大贾勾结官府中的无良之辈趁机牟取暴利，而汴京的物资供应却难以为继。其症结所在在于：发运使司本身只是一个执行机关，虽有专掌漕运，兼管盐茶钱政之责，但却只是根据朝廷的硬性规定征收物资，手中并无多少权力。发运使又不愿多事。故而，就出现了以下弊端：其一，诸路上供数目种类过于死板，缺乏合理的计划性，不是根据汴京的实际需求，而是全凭每年的固定数额上供物资，丰岁不能增多，歉年不敢减少。其二、上供虽岁有定额，消费却多寡无常，朝廷消费量小时，为免霉烂变质不得不半价出售，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而需求量大时，则殆无留藏，不能保证及时足额供应。其三、向民间征敛赋税多行支移、折变，籴买时也不根据实际物产和供求状况，或多求诸不产，或贵买于非时，不仅成倍地加重了农民负担，而且为富商大贾操纵物价、牟取暴利提供了机会，平白增加官府财政开支。（《宋史·食货志》） 　　为了消除以上弊端，《均输法》提出了“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供应原则，改变以往固定不变地向各地征敛实物赋税的办法，在灾荒歉收物价高涨的地区折征钱币，再用所征钱币到丰收的地区贱价购买上供物资。假如有多个地区同时丰收物贱，就到距离较近、交通便利的地区购买。为了保证这一供应原则的实现，《均输法》还赋予了发运使司“从便变易蓄买”的职权，并建立起通畅的信息沟通体制，让发运使司再征收物资之前，预先知晓汴京各库的库藏状况，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安排物资采购。 　　良法还须良吏。正如宋神宗自己所讲的那样，“有一人败事，遂废所图。（《宋史纪事本末》）”《均输法》的意义重大，它是熙宁变法的第一项举措，其实施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汴京百万军民的日常用度，更关系到将来随之出台的一系列新法能否顺利推行。时任开封度支判官，权陕西转运副使、制置解盐的薛向，进入了神宗的眼界。薛向有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在经济方面亦多有建树，特别是对于河北籴法之弊的批评和在转运使司的八年任期里，他的特立独行与独到见解，无不给宋神宗和王安石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朝中舆论对其的一致评价是：“干局绝人，尤善商财，计算无遗策。”（《宋史·薛向传》）

随即，薛向被任命为东南六路发运使，委以六路财赋大权，并兼管茶、酒、盐、矾诸项税收。 　　为了支持薛向的工作，神宗亲赐内藏钱500万缗、上供米300万石，作为发运司推行《均输法》的专项启动资金，用于市籴的本钱。犹恐不足，还允许发运司从东南上供的钱款内再截留了2、300百万贯以充实籴本。年轻的神宗考虑问题，越发深入细致。在赋予财税权的同时，神宗还打破常规，降手诏于中书门下，赋予了薛向增辟官吏、优先选拔人才的特权。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薛向的工作开始正常运转起来。 　　有了神宗的坚决支持和较为雄厚的启动资金，薛向又足为贤吏能臣，其手下张穆之、李文卿、张涣诸人也清廉能干，《均输法》在东南六路实施过程中颇为顺利，成效也非常明显。不但达到了“军储充足，国用富实”，还有所盈余。熙宁三年六月，神宗诏曰：“京师仓储已丰，比闻民间米价稍贵，可发淮南上供新米，令酌中估价，遣官分诣诸市，置场出粜，以平物价”（《长编》卷212，熙宁三年六月辛巳）。在保障朝廷各项供给的同时，还能有调节民间粮食市场不合理的供需状况。这样使库存过剩的物资得以物尽其用，也极大地减少了浪费，提高了物资的使用效率。对于百姓而言，转运司“丰熟以中价收籴，谷贱则官籴，不至伤农，饥歉则纳钱，民以为便。”一方面保证了物价的合理性，一方面也有效避免了谷贱伤农情况的发生。 　　但《均输法》作为国家垄断经济的办法，抑制商人垄断市场操纵物价之余，将原来落入商贾手中的转输之利重新收归国家手中，难免给人一种“与民争利”的印象。对此，朝中诸臣颇有微词。陈襄、李常、刘琦、钱顗、范纯仁和苏轼、苏辙兄弟都认为这是一种买贱卖贵的官营商业行为，实在是舍本逐末的小人之举。范纯仁指责均输法，是“用桑羊商贾之术，将笼诸路杂货，买贱卖贵，渔夺商人毫末之利。”大才子苏轼更是忍不住卖弄一回文采，说自从《均输法》实施以来，“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宋史·卷186·食货志》）两法虽都名“均输”。但新均输法的实际着眼点，显然跟桑弘羊的“均输法”有所不同。桑弘羊的均输，重于“卖”。是把各地应当上供的赋税贡物的小部分运往长安，而将大部分不需要的物品运到价格较贵的地区出售，所得钱财上缴大司农，属于追求贸易利润的官营商业；而新法的均输，则重于“买”。是从价廉近便之地收购上供的物品，属于以购买的方式满足政府的消费性需求。同名均输，其实异也。但既然同名“均输”，就难免使朝中本来就对“新近权贵”满怀义愤的衮衮诸公望文生义，而迅速将之与桑弘羊的均输联系起来。 　　年轻好胜的神宗自然不吃这一套，他也搬出来书本来教训反对者，说均输的涵义就是《禹贡》中“纳粟纳秸”之意。明显是在教训持反对意见的大臣，你们自己都没有搞明白什么是“均输”，混混噩噩的就来教训我？此后，宋神宗更非常不客气地将他们或贬或免，采取极度强硬的手法，来收拾局面。当然我们可以称赞这是快刀斩乱麻的办法，但实际这也为日后的进一步推行变法树立了拦路虎、埋下了重大隐患。

总算看完了，难得的好文章。作者是下了感情的。感谢楼主！

楼主也辛苦了,文章不错宋朝的积弱不是一时三刻的问题,历史的车轮不会因此而停止前进的

    宋朝最主要的二个大问题，就是：一，战略上没有拥有长城防线，使得宋朝所建立的农耕文明没有最基本的军事防御保障。所以无法防御拥有快速进攻和攻击能力的北方政权的入侵和袭扰。二，战略上没有拥有河套和额尔多斯草原，使得国家战马数量奇缺，无法和拥有大量马匹的北方各政权进行高机动的野地作战。完全处于军事被动的地位。

果然详细,楼主好知识!

樱花落尽阶前月，象床愁倚薰笼。 　　　　　　　　　　　　远似去年今日，恨还同。 　　　　　　　　　　　　双鬟不整云憔悴，泪沾红抹胸。 　　　　　　　　　　　　何处相思苦？纱窗醉梦中。 　　　　　　　　　　　　　　　　　　　　　　　——李煜《谢新恩》 　　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正月里的一个夜晚，寒风裹挟着满天的暴雪，袭击了温柔乡里的金陵城（今江苏南京）。近亥时之末，即晚上十一时许，漫天飞舞的大雪终于暂时停止了，蛰伏许久的风魔此时却似乎来了精神，夹带着透骨的寒意，肆无忌惮地咆哮着、怒号着、哀鸣着，似乎整座城都因此而战栗颤抖。而灯火通明的瑶光殿内，却似乎是另一番光景。殿内的门窗都用最好的高丽纸密封着，门桅上也挂着厚厚的缎被门帘，殿内的几个大火盆内红彤彤的香樟木炭正散发着热气和清香。南唐国主李煜独自一人，手持一管洞萧，望着案前的金屑檀槽琵琶，痴痴地出神。这把金屑檀槽琵琶的主人，就是去年刚刚仙逝的昭惠皇后周蔷，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周后”。  　　过去的一年，对于李煜来说，实在是糟糕透顶的一年。该年的十月，深受后主疼爱的幼子仲宣矢亡，年仅五岁（以下皆为虚岁）。仲宣是周蔷所生的第三个儿子，也是李煜最小的儿子。他聪明早慧，深受父母钟爱。由于他的夭亡，周蔷一并不起。偏偏这时，周后的胞妹入宫探病（她就是历史上更为著名的“小周后”）。情窦初开的十六岁小女生，那经得住这位‘“千古一帝”的成熟（后主时年二十九岁）魅力和旷世才情的诱惑；而寂寞难耐的风流天子，又何尝不需要这位伶俐娇媚的可爱小女生，作为一道特别的“心灵鸡汤”，来慰籍一下自己受伤的心灵呢？两人一见倾心，随即频繁相会，日渐生情。一阕《菩萨蛮》，写尽了这段“不伦之恋”的风流快活。   　　“花明月暗飞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晌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   　　薄雾轻笼、花月朦胧的夜晚，姐夫和小姨子偷偷幽会，脱鞋去袜，蹑足而行，帅哥靓女的心情既然紧张更兴奋。可惜，周蔷窥破此情之后，却无此感觉。有道是“但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千古一理如此。大周后病中再受此打击，病情顿时急转直下，终于香消玉殒，撒手尘寰。这年她刚刚三十岁。   　　多情未必真无情。李后主与大周后毕竟夫妻一场，回想当年两情缱绻之时，二人花晨月夕，朝夕相依，何等恩爱！如今人去屋空，眼望案前的这把金屑檀槽琵琶，人故琴在，睹物伤怀。回想显德元年（公元954年）两人成婚之时，自己只有十九岁，刚刚被父亲封为吴王，正是春风得意的日子。周蔷那时也不过二十岁，生得国色天香，冰肌玉骨。不仅容貌美丽，更兼通诗书，善歌舞，尤工琵琶。除琵琶外，周后对于采戏、弈靡之类的游戏，也样样精通。而如今流行世界的扑克纸牌，便是大周后所首创的“叶子格”。①婚后，这对小夫妻情深笃好，如鱼得水。后主嗣位，立周蔷为皇后。大周后深喑后主的心思，每每劝后主及时行乐，而自己也总是变着法子的设计新时装、创造新玩法逗后主开心。因此，大周后的专宠凡十年。念及于此，李煜的眼眶中不禁潮湿起来，泪眼模糊之间，他似乎再次梦到了伊人的“含颦发笑，擢秀腾芳”，看到了伊人的“鬓云留鉴，眼彩飞光”，听到了伊人的“情澜春媚，爱语风香”……   　　“峨皇，峨皇！”李煜深情地呼唤着周蔷的乳名，两行热泪已经染湿了他的袍袖。   　　“陛下，陛下，是我，我是女英！”清脆的女声还带有一丝少女的稚气，犹如动听的银铃般入耳甘甜。李煜无力地睁开眼睛，顿觉眼前一亮。面前的这个女孩，面如傅粉，腮似含花，柳叶黛眉，樱桃朱唇，酷像当年那晚初嫁时的娥皇。但她比那时的娥皇更加活泼、更加清丽、更加妩媚。面前这个天真无邪的可人儿，婀娜窈窕，犹如一朵含苞欲放的迎春花，娇艳诱人，明媚欲滴。玉面、粉颈、香肩上和发际、裙带间的清香，更早已随着声音扑面而来，勾引得李煜春心荡漾。这便是宫中的新宠，十六岁的娇小女生，大周后的小妹——周薇，小名“女英”，日后的“小周后”。看到小周后，李煜顿时便再也想不起尸骨未寒的大周后了。   　　李煜顺手一把，将周薇拉坐到自己的膝盖上。回想当年，大周初嫁，这小女英还是个扎着牛角辫儿的小娃娃。十年一瞬，光阴荏苒，转眼间当年的小女娃已经出落成了一个迎春花般含苞待放的青春少女了。说也奇怪，自打看到周薇的第一面起，李煜就被怀中的这个少女身上那种难以形容的美妙感觉所深深打动。只要一看到周薇，李煜便再没有任何忧愁，体内的雄性荷尔蒙也在肾上腺翻倍分泌，简而言之，一个男人心底深处的征服欲便呼之欲出。从周薇那低低的领口望去，大红牡丹花的锦缎抹胸，把小女生还未完全发育成熟的雪白乳房束缚得恰到好处，把胸部轮廓和曲线的美丽表现得淋漓尽致。此情此景，李煜不由想起赵鸾鸾的那首《酥乳诗》：“粉香汗湿瑶琴轸，春逗酥融绵雨膏。浴罢檀郎扪弄处，露华凉沁紫葡萄”不禁心中一热，伸手就将周薇搂在怀中肆意地亲吻。瑶光殿正是当年大周后的寝殿，在姐姐当年的寝殿中与妹妹“敦睦”一番，李煜的心中也多少觉得有些愧疚。但当他闭眼深深一嗅，一股少女特有体香却已经幽幽地陶醉了她那可愧疚的心。此时此刻，瑶光殿里只剩下李煜和周薇了……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细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李煜和周薇的美好日子，持续了十年。大宋开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公元976年1月1日），也是一个冬夜。西北风和着鹅毛大雪狂暴怒吼，犹如猛兽一般骇人。被围困数月的金陵城，在风雪中如随时引颈受戮的羔羊一样瑟瑟发抖。一片降幡再次竖立于金陵城头，南唐的城防军打开了城门，向昇州(今江苏南京)西南面行营都部署曹彬率领的十万宋军投降。委曲求全亦终不得苟且卧于睡榻之侧的南唐国主李煜，和宫中的后妃宫女一起被押解上了北去的漕舟。眼见家眷亲族、宫娥彩女归为臣虏，大包小包的金银财宝成为宋军的战利品，持刀握戟的看守横眉立目，船到江心，李煜最后望了望曾经给他无限快乐的金陵，想起了已经逝去的父母，还有给他温存体贴的大周后，心中百感交集，不禁潸然泪下。他也想起了，当年被自己祖父胁迫禅位、失国被幽的吴国后主杨溥。“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②在宋都汴梁，等待自己兄弟六人三百口的又是什么呢？   　　这一路，冰天雪地，风雪兼程。这一路，一走就是二十多天。抵达汴京时，已是开宝九年（公元976年）的正月初三了。来到汴京的第二天，宋太祖赵匡胤身穿吉服，英姿勃发地登上明德楼受降。李煜及南唐小朝廷的数十位大臣，一律白衣纱帽，匍匐跪拜于楼下请罪。赵匡胤不亏是开国之君、一代英主，虽然戏谑般地封李煜为违命侯，以警戒他的不肯听命。但也赐他为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右千牛卫上将军，这可是宋朝从二品官的阶级了。为了安顿李煜的生活，宋太祖还把宰相赵普的官邸整修一新，赏赐给他。连周薇也被封为郑国夫人。③   　　宋太祖对李煜总算是礼待有加，也许是看透了李煜不过是花花公子、一介书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索性显示一下胜利者的宽宏大量。但上演那出儿“烛光斧影”全武行的赵光义，却是个狠角。早在李煜一行刚刚来到汴京，赵光义的那双色迷迷的小眼睛就盯上了小周后。自从广德殿上的那次宴会开始，赵光义就成了“降王宅”里的常客。李煜夫妻又怎敢慢待这位御弟晋王千岁？可每次周薇为他倒酒的时候，他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那道红红的抹胸。难道他是嗜血的豺狼，对红色的物体有天生的兽性？抑或是大红牡丹花锦绣抹胸的后面，冰肌玉乳是对赵光义难耐的诱惑呢？   　　赵光义登基不久，本朝的制度基本是萧规曹随。每月朔望，内宫也要举行内朝，命妇循例入宫朝见皇后。可每每想起赵光义那双色迷迷而又狠毒异常的三角眼，李煜夫妻就不寒而栗。终于事情发生了。   　　又是一次内朝之后，周薇刚要回府。一个小黄门上前叫住了她，说皇后娘娘要单独召见。周薇虽封号“郑国夫人”，可实为臣虏，听到李皇后的召见，不禁心下忐忑不安，不知道皇后忽然召见她，是凶是吉？   　　小黄门把周薇领到了内宫的一间偏殿，就关上门退出去了。周薇一个人孤零零地读出殿内，坐立不安，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什么。是自己谨小慎微，博得了皇后娘娘的欢心，有什么赏赐？还是刚才的内朝有什么失仪，引得皇后娘娘娘不高兴，要给与什么责罚？还是，她忽然想起了当今天子、昔日晋王盯着自己的那双狼一般的眼睛。顿时惊得周薇毛骨悚然，她用力地摇头，喃喃自语着：“不会的！决不会！……”那种恐惧的感觉，一如即将被送上祭坛的待戮羔羊。 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殿外传来了一片纷杂的脚步声。紧接着，房门被推开了，有人含笑地低唤了一声，唤的正是她的乳名：“女英！”——在平时，只有李煜，才会这么叫她。可此时这个声音，确是如此的可怕！   　　她蓦然回头，一颗心顿时提到了喉咙口，当今天子赵炅（赵光义登基后改的新名字），一脸肥肉、满脸淫笑，已经站在她的面前。距离之近，已经能听到赵炅的胸前那咚咚的心跳声，犹如生番部落吃人大会上催餐的铜鼓。还没等周薇镇静下来有所反映，赵炅已经把她的一双嫩手牢牢地捉住了。那是一双武夫的手，孔武有力而粗糙蛮横。任凭周薇如何反抗，如何惊叫，如何哀求，都不可能甩开的手。赵炅顺势一把搂住了她的纤腰，紧迫得让周薇都几乎背过气去。   　　面前的这位一国之君，哪还有半点皇家威仪？哪还有半分人性？有的只是禽兽般的欲望。周薇在奋力地反抗中，愤怒战胜了恐惧，她忘了自己是低贱的亡国之妇，也忘了赵炅是尊贵的一国之君。她涨红着脸，一声一声地怒斥赵炅是禽兽。说赵炅是禽兽，实在太过于侮辱禽兽，在禽兽的生活圈里，它们只求温饱、保护后代、求偶等等，只要不去侵犯这些本能，它们不会去伤害其它生物，尤其是同类的禽兽。   　　赵炅的一生，似乎还没有他得不到的女人。为了女人，他可以和任何人翻脸，甚至是他的兄长。如果他得不到，那个女人就要死。比如后蜀后主孟昶的花蕊夫人。可面前的这个小女子，的确太可爱了，可爱得让他想立刻征服她。想到那件大红牡丹锦绣抹胸后面的冰肌玉乳，想起沁人心脾的袭人体香，想起这可人儿的香臀嫩肤、粉足玉骨，赵炅不禁狞笑起来。忽然，左手一痛，周薇竟然张口咬他，并企图夺门而逃。可弱女子怎么能敌得过蛮汉子呢？恼羞成怒的赵炅一把抓住周薇的腰带，左手一带，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把周薇抱在怀中。劈头就是两巴掌，赵炅那张冷峻而孤傲的脸上，此时更加狰狞恐怖。   　　“亡国之妇，贱若敝屣（xǐ，鞋）！竟敢不识抬举！来人啊！”随着赵炅的一声断喝，四五个粗壮的宫人应声而入。有人拽胳膊，有人抱腿。与此同时，赵炅撕开了周薇身上的粉红罗霞帔、真红罗背子，扯下了翠纱锦罗衫、团花绫纱裙，那件让赵炅魂牵梦绕多时的大红牡丹锦绣抹胸顿时露了出来。随着周薇的心跳，抹胸上下起伏，看得赵炅饥渴难耐。而周薇的眼中噙着的泪花，已经化作无限痛楚，一滴滴地洒落下来……   　　当月上柳梢头，清风带着梧桐花的香甜飘落在陇西郡公府的门前的时候。李煜终于等来了一早内朝便杳无音信的周薇。一乘宫中才有的四人肩舆，走下来簪钗零乱、衣冠不整、满面泪痕的周薇。李煜顿时什么都明白了。陇西郡王府的门前，薄雾轻笼、花月朦胧，一如十多年前“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的那晚。可如今，昇州作汴州，帝后为臣虏，香袜染污泥，金鞋渺无踪。两人惟有，清泪两行如旧。   　　此后，每逢朔望内朝，周薇必为宋太宗留侍数日。而此时，李煜则在府中纵酒狂醉，随手写尽离愁别恨。可即便如此，宋太宗也不放过他。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的七夕，正是李煜的生辰。为了长期合法地霸占周薇，宋太宗借祝贺李煜生日为名，赏赐给李煜一壶御酒。暗地里，把最毒的牵机药放在其中。所谓“牵机药”，其实就是中药马钱子，马钱子中含有吲哚类（Indoules）生物碱，其主要成分是番木鳖碱（strychine）和马钱子碱（rucine）。三厘克即可致人于死地。李煜死时极度难受，他的头部狂躁地向前抽搐，手脚也不停地使劲摆动，就像织布的梭子牵机一样，俯仰不止。最终，整个人头部和手脚拘搂相接，掰也掰不开，就像油焖的虾球。   　　一旁的周薇此时已经无泪了，不是没有夫妻感情，而是长久以来积蓄心头的屈辱、恐惧、仇恨、痛苦和悲伤已经让她眼泪留得干干净净。她一个人痴痴地走进李煜的卧室，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匹白练高高地掷上房梁。一阵悉悉索索的响动之后，接着就是咣噹一声，一件大红牡丹锦绣抹胸飘落在地，红红的抹胸就像周薇眼中的血，就像李煜嘴角的血……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风流，是先秦的狐裘冕服，是魏晋南朝的峨冠博带，是盛唐的胡风胡韵，是两宋的致命诱惑，是明清的精致之美，更是采桑的少女明眉皓齿，是南朝的宫娥嫣然一笑，是晋阳城下的浓妆淡抹，是望春楼头的无限风流，是曲水流觞的莲鞋行酒。古代美女们的“彩楼绣球”--文化内涵和历史精神。手握五彩线团，沿着古代诗歌、绘画和艺术的线索，构建一座富丽堂皇的怀旧宫殿。这座宫殿里有长袖善舞的美女，有风流潇洒的才子，更有缠绵的爱情，哀怨的相思，无尽的美丽。 　　《一千零一夜》中阿里巴巴打开宝库之门，珍宝迎面而来，几乎要没过膝盖。一种惊喜，就是这种感觉。卓文君流连在酒肆间的多情，冯小怜遗失在血腥中的妩媚，小周后徘徊在温柔乡里的婀娜，潘金莲辗转在粉俶内的香艳，从过去的暗地妖娆，一下子跳到了历史的最外层，没入我们的眼帘。与那些“公共舞台”史相比，她们暗香盈袖，鱼龙作舞，腻水洗去了历史的血腥之气。窥视历史上被遮蔽的日常生活、业余娱乐与私人空间。历史这个穿着厚厚冕服的艳装佳人，款衣解带，最终褪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她的香肩玉乳、红唇粉颈、冰肌莲足…… 　　就是在这一刻，逝去的风流以其丰盈的质感，让人在与细节相嬉戏的过程中，进入了一个别样的历史境地。其实这就是真正的历史，醉人的历史，异样的历史，妩媚的历史，值得品咂的历史，回味无穷的历史，沉醉春风的历史……

好贴,顶了[em05][em05]

落 日 余 霞——大宋帝国的兴衰荣辱

落　日　余　霞——大宋帝国的兴衰荣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