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该不该公映？-超级军网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雪藏已久的姜文旧作《鬼子来了》(2000)仍然没有获准公映参与“献礼展映”，确实令人感到遗憾：事隔多年，哪怕在最适合这部“违禁片”重现天日的历史性时刻，等来的也只能是“一声叹息”？！
　　其实从张艺谋时代开始，“审查未获通过”以及“禁映”就成了国内电影审查机构给予另类影片的“最高荣誉”，而且，事实也证明这种苦肉计式的“认证”和“奖励”总比
一切宣传和炒作有利于影片的传播，最生动而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被公认为《红高粱》以来最好的张艺谋作品《活着》，绝大多数观众都是从非法渠道得到观看这部影片的机会。《鬼子来了》也一样，这部尚未以胶片形式进入影院发行放映的影片在影迷群体中有着绝佳的口碑，早在VCD时代，该片就是热门的抢手货。
　　虽然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夏威夷电影节Netpac奖、日本每日电影奖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国际荣誉，但作为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影片，《鬼子来了》在立意取向、价值观念方面与国产主旋律电影严重不合拍，所以仍被官方毫不留情地封杀了。该片让投资公司血本无归，导演姜文也吃了不少官司，不过，我们必须承认《鬼子来了》是所有反映“战争与人”主题的国产电影中最有突破性贡献的作品，随着时间推移，影片价值会被更多的后人所认知。至少截至目前，还没有哪个导演敢于像姜文那样勇闯“禁区”，拍出真正震撼人心的力作。
　　《鬼子来了》故事取材于作家尤凤伟的小说《生存》，拍成电影后改动较大，原著着重描写“军民奋勇抵抗侵略”，而影片则提炼“农民愚昧”、“战争荒诞”一面，笔锋直指国人弱点，将更多忧患意识注入影像化的故事中。尤凤伟打官司时曾指控“电影对原小说的创作主题、故事细节、人物性格等方面都作了扭曲窜改……这种行为破坏了原作完整性”，其实正因为姜文导演一番大刀阔斧的改动，影片才有了开掘人性的深度。
　　故事：抗日战争末期的河北某村，一位不速之客给村民马大三带来两个麻烦：被俘虏的日本兵和翻译官。马大三逆来顺受、苟且偷生，既不敢得罪来去无踪的抗日组织，更不敢惹骑在头上的日本人。他和村里人了商量一下，觉得比较稳妥的办法就是把两个俘虏藏起来……
　　影片最大胆之处是共产党部队以及领导者的缺席，这在以往抗日题材国产片中绝对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很明显，影片开始的大麻烦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送来的。党武装和党领导的消失使得无依无靠的农民们自己“当家作主”，从切身利益和小农意识的角度考虑问题并做出决策：村民议事会的首要原则就是“保护自己和全村人的性命”，村民代表们“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为人民谋利益”思想在熟悉突出党领导一切决定一切主旨的国产主旋律影片的观众看来并不陌生而且具有更加真实可信的人性内容：战争将给人类带来死亡，而人类的天性就是惧怕死亡，因此，农民们自私自利的选择从人性角度来说几乎无可非议：战争环境下，马大三等人只能靠村民自治组织排忧解难。
　　然而，战争产生的灾难本来就是不可抗逆的，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灾难性进程当中，人性的脆弱，暴露无遗，无论人们怎样选择，悲剧结局都是注定了的：日军俘虏花屋小三郎起初还有一些武士道精神，不畏一死，其实他也是庄稼人出身，和胆小怕事既不愿意杀敌也不准备牺牲、只想左右逢源苟且偷生的挂甲台农民一样，有很强烈的生存需要。半年之后，俘虏和村民达成一桩“以人换粮”的双赢交易。粮食送到村里那天，村民与日军共同联欢。村民们并没有意识到大祸即将临头。日军头目突然宣布天皇投降、日本战败的消息，联欢会马上变作杀戮场，村民全部被害。幸免于难的马大三闯进日军俘虏营砍杀日本兵，结果被国民党以破坏和平协议罪名判处死刑，而执刑者正是他一直小心保护的日军俘虏花屋小三郎！
　　姜文在这部影片中对“农民意愿”的尊重比第五代导演更彻底，对悲剧人群的怜悯和无奈也尤为强烈。实际上从《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开始，姜文就在作品中发出了完全不同于第五代、第六代电影的声音。或者说他的电影基本属于第五代和第六代的“中间物”，第五代导演的视觉造型意识与第六代导演直逼真实的精神在姜文作品中都有体现，而姜文电影这个“中间物”的出现恰好使第五代电影偏重宏大叙事人物过于符号化、第六代电影人性刻画够力形式探索不足的问题与弊病迎刃而解--执导两部电影就有开创新流派的气魄，在中国电影界，再无此例。
　　《鬼子来了》和《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样有个冲击力强大的开场，海阔天空的视野加流畅无比的剪辑简直成了姜文作品的标志，看得出导演喜欢炫耀镜头的力量并陶醉其中。黑白摄影赋予影片厚重的历史感，迅速升级的矛盾冲突以及密集分布的喜剧点令人应接不暇有笑有泪，一连串经典到家的电影叙事完全俘虏了观众，根本不给观众打瞌睡的机会！
　　……
　　惊喜并倍觉沉重之余，还被这样一个细节震撼了，在刑场看热闹的说书人突然说可以把马大三的结局编成精彩段子--还没有哪部国产电影能将“文化人”的嘴脸揭批的如此透彻，说书人所代表的混饭吃的“文化人”在本片中一直不是什么光彩角色，几个稍不留意就可能错过的细节表达了导演姜文的深深憎恶：在文化界、电影界里，确实有很多奴性十足厚颜无耻的“说书人”……他们嘴下“与时俱进”的“历史总结”，不是谎言，便是废话。
　　幸亏还有姜文这样有良知的“说书人”。
　　所以，必须看《鬼子来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0 20:22:37编辑过]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雪藏已久的姜文旧作《鬼子来了》(2000)仍然没有获准公映参与“献礼展映”，确实令人感到遗憾：事隔多年，哪怕在最适合这部“违禁片”重现天日的历史性时刻，等来的也只能是“一声叹息”？！
　　其实从张艺谋时代开始，“审查未获通过”以及“禁映”就成了国内电影审查机构给予另类影片的“最高荣誉”，而且，事实也证明这种苦肉计式的“认证”和“奖励”总比
一切宣传和炒作有利于影片的传播，最生动而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被公认为《红高粱》以来最好的张艺谋作品《活着》，绝大多数观众都是从非法渠道得到观看这部影片的机会。《鬼子来了》也一样，这部尚未以胶片形式进入影院发行放映的影片在影迷群体中有着绝佳的口碑，早在VCD时代，该片就是热门的抢手货。
　　虽然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夏威夷电影节Netpac奖、日本每日电影奖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国际荣誉，但作为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影片，《鬼子来了》在立意取向、价值观念方面与国产主旋律电影严重不合拍，所以仍被官方毫不留情地封杀了。该片让投资公司血本无归，导演姜文也吃了不少官司，不过，我们必须承认《鬼子来了》是所有反映“战争与人”主题的国产电影中最有突破性贡献的作品，随着时间推移，影片价值会被更多的后人所认知。至少截至目前，还没有哪个导演敢于像姜文那样勇闯“禁区”，拍出真正震撼人心的力作。
　　《鬼子来了》故事取材于作家尤凤伟的小说《生存》，拍成电影后改动较大，原著着重描写“军民奋勇抵抗侵略”，而影片则提炼“农民愚昧”、“战争荒诞”一面，笔锋直指国人弱点，将更多忧患意识注入影像化的故事中。尤凤伟打官司时曾指控“电影对原小说的创作主题、故事细节、人物性格等方面都作了扭曲窜改……这种行为破坏了原作完整性”，其实正因为姜文导演一番大刀阔斧的改动，影片才有了开掘人性的深度。
　　故事：抗日战争末期的河北某村，一位不速之客给村民马大三带来两个麻烦：被俘虏的日本兵和翻译官。马大三逆来顺受、苟且偷生，既不敢得罪来去无踪的抗日组织，更不敢惹骑在头上的日本人。他和村里人了商量一下，觉得比较稳妥的办法就是把两个俘虏藏起来……
　　影片最大胆之处是共产党部队以及领导者的缺席，这在以往抗日题材国产片中绝对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很明显，影片开始的大麻烦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送来的。党武装和党领导的消失使得无依无靠的农民们自己“当家作主”，从切身利益和小农意识的角度考虑问题并做出决策：村民议事会的首要原则就是“保护自己和全村人的性命”，村民代表们“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为人民谋利益”思想在熟悉突出党领导一切决定一切主旨的国产主旋律影片的观众看来并不陌生而且具有更加真实可信的人性内容：战争将给人类带来死亡，而人类的天性就是惧怕死亡，因此，农民们自私自利的选择从人性角度来说几乎无可非议：战争环境下，马大三等人只能靠村民自治组织排忧解难。
　　然而，战争产生的灾难本来就是不可抗逆的，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灾难性进程当中，人性的脆弱，暴露无遗，无论人们怎样选择，悲剧结局都是注定了的：日军俘虏花屋小三郎起初还有一些武士道精神，不畏一死，其实他也是庄稼人出身，和胆小怕事既不愿意杀敌也不准备牺牲、只想左右逢源苟且偷生的挂甲台农民一样，有很强烈的生存需要。半年之后，俘虏和村民达成一桩“以人换粮”的双赢交易。粮食送到村里那天，村民与日军共同联欢。村民们并没有意识到大祸即将临头。日军头目突然宣布天皇投降、日本战败的消息，联欢会马上变作杀戮场，村民全部被害。幸免于难的马大三闯进日军俘虏营砍杀日本兵，结果被国民党以破坏和平协议罪名判处死刑，而执刑者正是他一直小心保护的日军俘虏花屋小三郎！
　　姜文在这部影片中对“农民意愿”的尊重比第五代导演更彻底，对悲剧人群的怜悯和无奈也尤为强烈。实际上从《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开始，姜文就在作品中发出了完全不同于第五代、第六代电影的声音。或者说他的电影基本属于第五代和第六代的“中间物”，第五代导演的视觉造型意识与第六代导演直逼真实的精神在姜文作品中都有体现，而姜文电影这个“中间物”的出现恰好使第五代电影偏重宏大叙事人物过于符号化、第六代电影人性刻画够力形式探索不足的问题与弊病迎刃而解--执导两部电影就有开创新流派的气魄，在中国电影界，再无此例。
　　《鬼子来了》和《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样有个冲击力强大的开场，海阔天空的视野加流畅无比的剪辑简直成了姜文作品的标志，看得出导演喜欢炫耀镜头的力量并陶醉其中。黑白摄影赋予影片厚重的历史感，迅速升级的矛盾冲突以及密集分布的喜剧点令人应接不暇有笑有泪，一连串经典到家的电影叙事完全俘虏了观众，根本不给观众打瞌睡的机会！
　　……
　　惊喜并倍觉沉重之余，还被这样一个细节震撼了，在刑场看热闹的说书人突然说可以把马大三的结局编成精彩段子--还没有哪部国产电影能将“文化人”的嘴脸揭批的如此透彻，说书人所代表的混饭吃的“文化人”在本片中一直不是什么光彩角色，几个稍不留意就可能错过的细节表达了导演姜文的深深憎恶：在文化界、电影界里，确实有很多奴性十足厚颜无耻的“说书人”……他们嘴下“与时俱进”的“历史总结”，不是谎言，便是废话。
　　幸亏还有姜文这样有良知的“说书人”。
　　所以，必须看《鬼子来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0 20:22:37编辑过]

姜文--我为什么要拍鬼子来了
1.我为什么要拍“鬼子戏”？ 　　　　 　　　　姜文说：这部电影不仅是再现日本军队当年的暴行，更是出于一种警世的责任。在这部影片里，日本军屠杀的是真正的中国老百姓、中国平民。而事实上，当年日本军也确实杀过很多中国老百姓。我的老家唐山就发生过这样的惨案。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日本观众：你们要真正面对这段历史，别想再否认。我也想以此告诫中国观众：面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地报以善良。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避免这种事再发生。 　　　　 2.我为什么对中日文化比较感兴趣？ 　　　　 　　　　姜文说：1982年我在中戏上学时，班上来了一拨儿日本留学生，和我们同龄，关系也特好，走的时候依依惜别，甚至有和我们班同学谈恋爱的。当时我就很奇怪，他们和我小时看的抗日电影中的松井之类的日本鬼子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怎么态度和人的精神面貌却和松井他们那么不一样？他们和松井他们也就是差一代人，二者形象却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从那时起，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听了很多亲历过抗日战争者的讲述，后来有机会去日本时也看了很多听了很多，看了许多如《菊花与刀》之 类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到现在，我渐渐地能把这两类日本人的形象重叠到一起了，他们其实就是一回事，只不过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这就令我毛骨悚然：一个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很容易变成一个我们印象中的日本兵。 　　　　 3.我为什么重视日本这个对手？ 　　　　 　　　　姜文说：日本善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优点的敌人。 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些优点而是将其模糊掉，不承认它，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与灾难。 　　　　 　　　　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场侵略战争就是明证。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认真思考 的问题，我觉得鲁迅思想的形成和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与他年轻时在日本呆过， 产生过比较有很大关系。我觉得一场灾难的发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灾难 过后我们不能深入地研究和总结这场灾难的根源。正是这种想法促使我一直想 拍一个中日间的故事。 　　　　 4.我为什么给《鬼子来了》选择刘星的音乐？ 　　　　 　　　　姜文说：《鬼子来了》的故事原本“隐藏”在我为拍电影而看过的众多小说之中，并没有清晰地凸现出来。而最终诱发灵感的是两张风格迥异的CD，一盘是日本军歌，另一盘是当代音乐隐士刘星的专辑《一意孤行》。前者激昂有力中带有霸道倾向，后者则尽得中国文化超脱与空灵的真谛。我从日本军歌中听出了民谣式的儿童歌曲的痕迹，其中有一种青春期的无法控制的疯狂和理想，这种疯狂如果被邪恶的力量所引导很容易做出意想不到的暴行。对于《一意孤行》的境界，我非常欣赏。但要想达到这种高境界，必须有“日本军歌”那样的实力做基础，否则只能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了。 　　　　 5.我为什么特别看重“翻译官”在影片中的作用？ 　　　　 　　　　姜文说：我曾经选了好几个关于中日战争的题材，其中有《生存》。我看中的就是《生存》中的这一点――一个本来没有介入战争的村庄，突然来了一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他们怎样互相面对？而由于这个翻译的作用，本来善良的老百姓不能正确地认识对面的敌人，以至于自大、膨胀，使用了错误的手段。这其中有残暴敌人的问题，更有翻译官因为私欲而误导的问题，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 向发展，故事的这个核是我非常看好的。 　　　　 6.我为什么对日本朋友抱有戒心？ 　　　　 　　　　姜文说：当年在中戏谈笑甚欢的日本留学生朋友，遇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一瞬间就会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这种两面性是很好地重叠在日本人身上的。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很熟悉的李玉和与鸠山，在满铁医院的时候就是“老朋友”嘛！但是这种朋友关系挡不住鸠山当了宪兵队队长，以后把李玉和弄来坐老虎凳。虽然不耽误请李玉和喝杯酒、谈谈佛教，但是密电码得拿出来。这种事太多了，朋友归朋友、原则归原则，日本人的原则性和国家利益的概念非常强。 　　　　 　7.我为什么不总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 　　　　 　　　　姜文说：爱国主义不需要唤起，只要一个人还知道自己是谁，对自己的人格有一定的尊重，他就会爱自己的祖国。鲁迅对自己民族与文化中某些问题进行讽刺与挖苦，这也是充满了爱的。他为什么不挖苦日本去呀？因为他是想让中国这“脖没了，比日本强了，这是最大的爱国。反过来个别人为了自己的私欲违心地故作赞扬歌颂状，而不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那就像我们片子中的翻译官董汉臣一样了。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 国”还大。我虽然达不到鲁迅那么高的境界，但我很崇拜和欣赏他。他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尖刻，但他看问题很准确。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人看不到问题、不愿意看到问题或者看到了也不愿意说。鲁迅这种高境界我理解就是“民族魂”。要是有那么几百个鲁迅，这个国家就会很了不起。 　　　　 8.我为什么不经常站出来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否认战争罪行之类的言行加以驳斥？ 　　　　 　　　　姜文说：因为拍了这部《鬼子来了》，近期有不少报纸请我就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发表看法。但是我认为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每次日本反华势力出招的时候我们就接招，而是需要从深层次上研究这个对手，光靠拉几个名人出来义愤填膺地过一把嘴瘾无济于事。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没有变过，只是我们没有深入地认识到这一层，所以才一会儿看着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一会儿看着又是军国主义的复活，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日本不断利用我们在群情激昂时说过的一些过嘴瘾的话来达到他们的某种目的，包括我们的一些电影都成了他们开脱罪责的例证。比如我们老拍游击队，他们就援引有关的国际战争法称游击队员被俘后不享受正规军的战俘待遇，为他们杀人找借口。再比如我们有一句著名的电影台词叫“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他们又非常险恶地把很多杀戮的罪行推卸到中国的伪军身上。 问题不在于最近日本又发出了什么不和谐的声音，我们该怎样回击，而是在于我们应该冷静地认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我们总说要走向世界，首先就得迈过日本这道门坎。迈过日本，自然就走向世界了。 　　　　 9.我为什么不在影片中让中国观众痛痛快快地“打”鬼子？ 　　　　 　　　　姜文说：拍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一些抗战题材的“老片”可能会给人，尤其是给日本观众造成的一些误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些片子都是很好的，确实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但这些电影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些老电影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去放，并以此教育日本的年轻人说：你们看，中国的老百姓哪一个不是间谍，他们哪个不是不穿军装的军人？既然他们“全民皆兵”，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全民歼灭”。于是，我们的这些老电影成了他们掩盖当年屠杀中国平民的把柄。但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全民皆兵”，那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而我们现在拍电影，就再不能给日本人这种口实了。我觉得通过拍一部电影过嘴瘾是容易的，而且往往能很急功近利地讨点好，但是事情过去之后既不起作用又不能使观众真正进行思考。我拍《鬼子来了》就是试图让观众明白，如果想避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除了过嘴瘾还有什么办法。我不敢说《鬼子来了》给出了这个结论，事实上我一个导演和一部影片也做不到，最高的理想也就是有个方向吧！ 　　　　 10.我为什么不相信日本人的“友好”？ 　　　　 　　　　姜文说：在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交往过程中我发现，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只不过在那里上蹿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等于没有正视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另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我们有些文艺作品经常替日本人向中国人谢罪。 　　　　 　　　　而事实上不肯谢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们为什么总要用那一小撮谢罪的日本人来麻醉和满足自己呢？《鬼子来了》这部影片中有几位日本演员，他们以前看过我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很想和我合作，报酬都好商量。但是看了剧本以后，他们有抵触情绪，拍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发生辩论。这批30岁左右的日本演员代表着日本的中坚力量，通过这部电影，我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一些比较极端的想法。我相信将来这部影片在日本上演时，观众也会像这批演员一样有所改变，至少对自己以往接受的看法有某种怀疑。

理由很简单, 某些做官的喜欢做鸵鸟, 也要人人都做驼鸟. 这部片说出了为什麽那时日本人可以一个小队就可以占中国几百人的一条村, 为什麽那时中国人在外敌入侵时就是只顾自己逃难.[em06]

盗版碟多的是

要公映，反映现实。

《鬼子来了》在戛纳放映的时候，姜文一直注意着观众的反应。电影的前半部分很好玩，观众们笑着前仰后合；后半段，在村民遭到日本兵屠杀的时候，整个影院鸦雀无声。能够牢牢控制观众的情绪，“黑暗中的观察”的姜文心中有些得意。灯光大亮的时候，他看见“他们的眼睛放着光”。 　　一些观众认出了饰演农妇“鱼儿”的姜鸿波，他们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并且伸出手来抚慰，好像她的家人真的被日本杀光了似的。 　　很多外国观众对姜文说：“原来日本人比纳粹还残暴？！”姜文反问：“你们以为呢？”他们说：“我们不知道。”类似的问题太多了，欧美人对于日本侵华战争表现出的普遍的无知让姜文感到吃惊。“原来我曾经想到通地这个片子让外国人认识到日军的残暴，但没有想这么深。现在我觉得，反映这段历史的影片太应该拿到世界上放映了。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发挥的作用可能比官方的评论更直接，也更深刻。” 　　在场的日本人显得十分尴尬。承认暴行的，如饰演片中日本兵的日本演员，是第一次看到这部影片，看完之后大哭了一场。不承认的，就装作没看见。包括日本的电影发挥商，一方因为影片的艺术水准希望引进，另一方面要考虑日本国内的压力。他们的心态很微妙。 “如果这部影片恰恰不能在中国和日本放映的话，是最可悲的。”姜文说。 对于称影片中中国人形象太窝囊的说法，姜文坚决不同意。“我这样的人会拍出那样的片子吗？这个影片里的农民形象很善良，不傻、不笨，没有智商的问题。而且影片放映的时候那么多中国人在场，如果有这种感觉的话他们早就不干了。” 实际上，有人评价，《鬼子来了》一扫以前中国电影给人留下的灰暗、慢节奏、阴性色彩的印象。“电影开始30秒，观众就发现这是气势汹汹而来的一部黑白片。而且，我以往参加各种电影节，中国的片子除了字幕以外，有时还需要作解释，这部片子却不需要半个字的解释。”参加电影节颁奖，姜文觉得有意思的是那儿大家的心态。“先颁到谁，就表示大奖可能没有你的份了，因为前面颁发的都是些小奖，大家一听是别人就拼命鼓掌，又替别人高兴，又替自己庆幸，甚至有点幸灾东祸的味道。所以你得控制鼓掌的分寸。” 他说：“如果说激动，这个电影在中国放映的时候我会激动的。因为中国观众可以最直接地理解它，最充分地感受它的气息，不需要翻译。”

《鬼子来了》我一连看了两遍。马大三救了鬼子，最终仍旧死在鬼子刀下的结局让人看一回就心痛一回。也许有看过片子人会说：“如果马大三早一点砍下那两个‘王八操的’头，就不会落得自己身首异处的下场了。”可是马大三为什么就迟迟不能下手呢？ 　　应该说马大三是善良的，这“善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津津乐道的美德。因为善良，马大三怕“鬼子”撞死，宁可自己冻得咳了一夜而把所有的被褥都包裹在了“鬼子”身上；因为善良，马大三怕“鬼子”饿死，宁可“一还八”向八婶借白面，甚至把自己和鱼儿的隐私都告诉了八婶。不仅马大三，整个挂甲台的村民都是善良的。善良的族长会对慈爱地对“鬼子”说：“论岁数我是你们爷爷辈的，在我眼里你们还是孩子……”继而村民们会相信一纸协约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去猜测“鬼子”的心：“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不杀他，他能杀我们吗？”然而，所有善良的人全都想错了——即使是屠村幸免于难的马大三，最终也还是死在了曾被他和村民们救过、善待过的“鬼子”的刀下。 　　马大三杀不了鬼子，不仅仅因为善良，还因为由善良而衍生出的胆怯。“鬼子”们来到挂甲台已经八年了，这八年里让以马大三为代表的村民们最恐惧的就是死亡。由于死亡的威胁，马大三对这两个“被人用枪指着脑门子”送来的“东西”是爱不得恨不得，只盼着平平安安地把这个大麻烦送出去，管他是由谁来解决，只要不把自己牵涉进去就好。于是，他用棉被包“鬼子”，给“鬼子”吃白面，生怕鬼子死了没法向“我”交代。当大年三十过去，马大三更是在胆战心惊中度过了六个月，面对“鬼子”他无可奈何，只能希望“我不干那要你命的事儿，你也别干那要我命的事儿。”纵观全片，马大三曾两次说要来“狠”的，第一次是面对寻死的鬼子，他说要来个狠招，结果这“狠着”是用自己御寒的棉被包起了鬼子。第二次是面对逼他杀鬼子的乡亲，他狠狠地说：“再逼我，我啥都干得出来。”最后放出底牌来也不过是“再逼我，我就跑了。”至于“一手一个捏巴死俩”的念头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也许看到这里会有人骂马大三是懦夫，然而在一个没有英豪气概的土壤上，如何能成长出英雄来呢？不是只有马大三一个人不敢面对“鬼子”，如果当时“我”把鬼子放进二脖子或其他村民们家中又会怎样呢？答案显而易见，仍是全村人面对鬼子无可奈何。这个答案不难从村里人几次开会中看出来。就拿村里决定由谁来动手杀鬼子的会议来说，村里年轻力壮的男人似乎都不怕杀鬼子，马大三说：“我不是怕杀人，但是……”二脖子说：“让我干也行，但你得说出个理来。”另一个村民说：“我怕啥，但话得说明白了……”说来说去，终究没人敢真正下手。只有那个年迈的狮子般病瘫在床上的老男人听得不耐烦，吼道：“我一手一个捏巴死俩，挖个坑埋了。”然而他的声音淹没在村民们七嘴八舌的争论中了。 　　最后过抓阄，马大三被选了出来。然而马大三不但没杀鬼子，还竟然把他们藏在了华夏民族抵御外敌侵略的长城里。做出这个决定，马大三显然是思索过的，他的顾虑“杀”了鬼子后村里人对他的态度就能看得出来:在挂甲台这片善良而胆怯的土壤上，人们对杀了鬼子的人的态度就是“见了大三跟见了鬼似的”，都躲得远远的。就连马大三心爱的女人——鱼儿也躲着他，甚至求他“看在肚里孩子的份上别碰我。”直到马大三向她说明自己真的没杀人时，鱼儿才重新接受了他。如果这时候有话外音，那一定是马大三的心里话：“这鬼子我幸亏没真杀啊！”虽然村民都在责备马大三不敢杀鬼子，可是在八婶与鱼儿一番唇枪舌箭之后，最终承认了村里没有人愿意“怀鬼胎”（通过看片子，似乎挂甲台有一个民俗：认为谁杀了人，家里的女人就会怀鬼胎）的现实。 　　于是马大三背起一袋豆子去请“外援”，企盼着能假人之手除去这个麻烦。进得城来，城内的一片“太平”景象，甚至有两个京韵大鼓的弹唱者还编了一段“中日友好”的弹词。马大三走在这样的街道上神态木然，显然，这种景象他早已见怪不怪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没有人能帮马大三解决“杀鬼子”的难题——原本想请的人不但拒绝了他的请求还骗去了他的豆子；被人吹得神乎其神的刘一刀一刀下去更是连鬼子的皮都没划破，堂皇的理由说了一堆，显然只有一个真正的原因——在全民麻木懦弱的情况下，面对鬼子，他根本就下不了手。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马大三就是杀不了“鬼子”。村民们也不得不面对自己杀不了鬼子，别人也杀不也鬼子的现实。于是村民们接受了鬼子以粮食换命的请求，于是有了所谓的军民大联欢，在这种狼与羊的联欢会上，善良的村民最终以全村人的性命换取了“东郭先生与狼”的教训。面对着被烈火焚烧的村庄，正用船载着鱼儿回村的马大三惊呆了。 　　终于，马大三手中的斧子砍向了鬼子。然而结局让人心痛不已——为全村人报仇的他竟被曾经救助过的鬼子砍下了头。只因国民政府的代表高将军挥了挥手说：战争结束了。似乎所有的仇恨，所有无辜的生命就因为天皇的一纸诏书化做轻烟了。在鬼子挥动屠刀的那一刻，马大三抬起了头，用他眼睛见证了他曾经的道德标准：“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不杀他，他能杀我们吗？”在鬼子的身上是根本行不通的。 　　随着马大三人头落地，黑白色的影片变成了彩色的画面。由黑白到彩色的转变似乎让人从历史回到了现实。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大半个世纪了，在日本军国主义依旧高涨的今天，我们似乎躺在和平的温床上忘记了伤痛，神经也因为安逸而日渐麻木。《鬼子来了》至今依旧不许公映，而“姜文去了靖国神社”却被某些媒体作为无聊的卖点而津津乐道……是不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了58年之后，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姜文影片中的马大三？

鬼子来了并未反应现实，不应该公映

为什么不放,得时刻提醒

大家有机会去看看，我觉得是不可多得的好片子。 
我觉得令人思考的地方，屠杀我们千万同胞的日本兵，在投降以后我们可以原谅并且把他们送回国，而作过日本兵翻译的汉奸，我么却要统统枪毙！我们可以原谅屠杀我们的敌人，但却不能原谅被判过我们的同胞！！！
影片中第二个地方是，只有日本军官和他亲手救过的小三郎知道马大三为什么要杀日本战俘，他们心里也是对马大三敬重和惭愧的，他们对马大三的死刑放弃了枪毙，而选择了砍头，而且让马大三的头被砍的时候达到了，砍头的最高境界。

楼上说这个我不能认同啊,说小三郎是还可以理解,那个军官嘛哼!典型调查的死不悔改的军国主义分子还是个杀人狂

我看这片子最突出的地方，就是把中国人遇到危险就拼命规避，而不是同心协力一起解决问题表现的很好；这是个民族的劣根性，不把这点抹去是无法强大的

我曾经看过一个美国人在南京大屠杀时写的日记，里面写道（大意）：一队中国的老百姓被十几个日本人囚禁在空地上，然后一个个的被日本人拖出来处死，而其他没被拖出来的人就麻木的看着自己的亲人朋友被拖出去，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被杀，居然也不知道联合起来一起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