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突然逝世之谜：重大事件使其大喜大悲(组图)

　　列宁晚年为国家和党的机关的膨胀和官僚主义困惑不已，建议对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他提出了一个重组党和国家机关的计划，要求加强对党自身的监督，但此时他却因病丧失了工作能力，赍志而没。本文运用新近解密的档案材料，还原了列宁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活动。
　　从1924年起，列宁每次发病前都有一些重大问题使他激动不安。列宁的突然逝世，和他的最后一次莫斯科之行有很大关系。
　　作者：郑异凡(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1922年3－4月，俄共召开第11次代表大会，会后中央全会选举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总书记是新设的职位，主要领导书记处，处理党的日常事务，不具有以后党的第一把手的地位。过去都说斯大林是列宁提名推荐的，这不符合事实，但至少列宁是同意的。当时有人对斯大林兼职过多有意见，列宁还特意替他辩护。应当说，这时候列宁对斯大林是信任的。
　　1922年列宁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越来越频繁地被迫中断工作去疗养。由于列宁不能视事，党和国家某些事务处理失当，引起列宁的不安。主要有三件事：一件是在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问题上，斯大林提出“自治化”方案，即让乌克兰等各共和国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列宁否定了这一方案，主张“再建一层新楼”，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各独立共和国一律加入新成立的联盟。第二件事也与“自治化”有关。当时几个主要共和国都对斯大林的方案持程度不同的反对态度，尤其是格鲁吉亚领导人坚决反对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为此受到斯大林等的打击迫害。列宁在了解情况之后，表示支持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批评斯大林的做法。第三件事是党内多数领导人主张放松外贸垄断，并且在十月中央全会上作出相应的决定。而列宁认为，放松垄断会造成猖狂的走私活动，不利于国家的经济。这三件事都直接涉及斯大林本人的态度和处理能力，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从9月底恢复工作之后，列宁集中全部注意力来妥善解决这些问题。
　　给代表大会的信和最后的文章
　　1922年12月中旬列宁再次中风，俄共中央全会责成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22日深夜，列宁健康进一步恶化，右臂右腿瘫痪，但头脑清楚，思维清晰，经过争取，从23日起口授了一批给党的应届代表大会的信。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这些信件是给党的第13次代表大会的，其实不然，是写给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的，后来通常叫做“列宁遗嘱”或者“列宁政治遗嘱”。
　　此后列宁经过认真的思考，对12月24日口授的信作了重要补充。12月24日的信是专门谈他的战友或接班人的，一共谈及3组人，即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既谈到他们的优点，也指出他们的缺点，但对任何一人都没有责备之意。关于斯大林，信中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列宁没有由此作出直接的结论。这以后的几天，列宁继续口授信件，议论了改革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民族问题等等。1923年1月4日，列宁对12月24日的信作了具体的补充，建议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信中写道：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列宁怕收信人对此掉以轻心，所以接着强调：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交代完党内事务之后，列宁开始口授文章。由于规定的医疗制度禁止列宁写文章，所以列宁把口授的东西叫做“日记”——因为没有禁止他写日记。这样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文章开头第一篇就叫做《日记摘录》。接着，口授了《论合作社》，评论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的《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些文章列宁都要求发表，但阻力重重。例如《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政治局讨论时就不同意发表，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古比雪夫甚至建议单独印一份刊有列宁此文的《真理报》，敷衍列宁。当然此计未能得逞。但是在刊载时还是对文章做了处理。文中说，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在当时发表的《真理报》上删去了涉及总书记的字样。以后《列宁全集》俄文第1、2、3、4版均按照《真理报》的文本处理，直到1964年出的俄文第5版才恢复原貌！列宁晚年为国家和党的机关的膨胀和官僚主义困惑不已，建议对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他提出了一个重组党和国家机关的计划，要求加强对党自身的监督，但此时他却因病丧失了工作能力，赍志而没。本文运用新近解密的档案材料，还原了列宁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活动。
　　从1924年起，列宁每次发病前都有一些重大问题使他激动不安。列宁的突然逝世，和他的最后一次莫斯科之行有很大关系。
　　作者：郑异凡(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1922年3－4月，俄共召开第11次代表大会，会后中央全会选举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总书记是新设的职位，主要领导书记处，处理党的日常事务，不具有以后党的第一把手的地位。过去都说斯大林是列宁提名推荐的，这不符合事实，但至少列宁是同意的。当时有人对斯大林兼职过多有意见，列宁还特意替他辩护。应当说，这时候列宁对斯大林是信任的。
　　1922年列宁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越来越频繁地被迫中断工作去疗养。由于列宁不能视事，党和国家某些事务处理失当，引起列宁的不安。主要有三件事：一件是在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问题上，斯大林提出“自治化”方案，即让乌克兰等各共和国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列宁否定了这一方案，主张“再建一层新楼”，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各独立共和国一律加入新成立的联盟。第二件事也与“自治化”有关。当时几个主要共和国都对斯大林的方案持程度不同的反对态度，尤其是格鲁吉亚领导人坚决反对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为此受到斯大林等的打击迫害。列宁在了解情况之后，表示支持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批评斯大林的做法。第三件事是党内多数领导人主张放松外贸垄断，并且在十月中央全会上作出相应的决定。而列宁认为，放松垄断会造成猖狂的走私活动，不利于国家的经济。这三件事都直接涉及斯大林本人的态度和处理能力，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从9月底恢复工作之后，列宁集中全部注意力来妥善解决这些问题。
　　给代表大会的信和最后的文章
　　1922年12月中旬列宁再次中风，俄共中央全会责成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22日深夜，列宁健康进一步恶化，右臂右腿瘫痪，但头脑清楚，思维清晰，经过争取，从23日起口授了一批给党的应届代表大会的信。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这些信件是给党的第13次代表大会的，其实不然，是写给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的，后来通常叫做“列宁遗嘱”或者“列宁政治遗嘱”。
　　此后列宁经过认真的思考，对12月24日口授的信作了重要补充。12月24日的信是专门谈他的战友或接班人的，一共谈及3组人，即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既谈到他们的优点，也指出他们的缺点，但对任何一人都没有责备之意。关于斯大林，信中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列宁没有由此作出直接的结论。这以后的几天，列宁继续口授信件，议论了改革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民族问题等等。1923年1月4日，列宁对12月24日的信作了具体的补充，建议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信中写道：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列宁怕收信人对此掉以轻心，所以接着强调：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交代完党内事务之后，列宁开始口授文章。由于规定的医疗制度禁止列宁写文章，所以列宁把口授的东西叫做“日记”——因为没有禁止他写日记。这样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文章开头第一篇就叫做《日记摘录》。接着，口授了《论合作社》，评论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的《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些文章列宁都要求发表，但阻力重重。例如《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政治局讨论时就不同意发表，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古比雪夫甚至建议单独印一份刊有列宁此文的《真理报》，敷衍列宁。当然此计未能得逞。但是在刊载时还是对文章做了处理。文中说，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在当时发表的《真理报》上删去了涉及总书记的字样。以后《列宁全集》俄文第1、2、3、4版均按照《真理报》的文本处理，直到1964年出的俄文第5版才恢复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