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逝世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两种说法比较一下:
刘少奇在开封的最后日子
师振德（原解放军155医院工作人员）
　　1969年11月17日上午10点钟的时候，教导员通知让我跑步上院长办公楼。随后几个医生护士都过来了。院长说：军里给我们一个特殊任务，我们医院选派你们去接受任务，家里的事你们不要管，你们只带牙具、换洗衣服，其他什么都不准带，纸条也不能带。我们就回家拿了东西，一辆上海凤凰轿车把我们拉到西院。这时候叫我们上楼，我坐在西边的沙发上。当时军里王景春副政委问：你们都是党员吧？我说不是，石斌也说不是。他说不是没关系，以后争取。接下去他说：同志们没想到吧，刘少奇要来开封了，派我们去执行这次特别任务，也就是说，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保证他的生活，谁走漏消息，杀谁的头，党员开除党籍，你就是见着亲人，见着什么人都不准说；让张院长领着你们，可能是开封，也可能是别的很远的地方。然后他看看表，说你们吃饭吧，吃完饭就走。我们坐上车，转了转，一看就到了北土街这里。警卫连的战士正在打扫卫生。我们一来赶紧脱了衣服也参加打扫。晚上7点的时候，一切才算就绪。院长叫厨房开饭，吃完了回房里休息。
　　大概在9点钟之前，保卫处长张金贵通知我随他到机场接人。我坐上一辆救护车，他坐上一辆上海轿车，出新开门往南一直到开封机场。到机场仅3分钟，从北方来了架飞机。飞机上面有红灯。天空比较灰暗，阴沉沉的。这时候，从机场西边来了一辆轿车，灯光很亮，是一辆苏式伏尔加轿车，淡青色的，下来河南军区政委王新。飞机停下来，从上面走下一个人，就是专案组副组长老邢。他们在一块接头后，我们的张院长通知我说：振德，上去抬人。我就上去了。其他还有几个人，都不太认识。上去了以后，一看机舱里面，少奇同志在那里躺着，护送人员在给他换被子。他盖的是酱紫色的毛巾被，这时换上粉红色的棉被。在换被子的时候，我发现少奇同志没有穿衣服，鼻子里插一个鼻饲管。换了被子，我就在后面抬，因为当时我年轻力壮，我抬后面，旁边一些人抬前边。搁在救护车上放稳以后，我们和北京来的医护人员同车出了飞机场。下车的时候，我抬在前面，走小院门进屋。放好了以后，北京的医务人员和开封医疗组的刘医生，让我负责内务。又从医院调来常文秀等三个护士。北京来的同志一个姓曹，一个姓纪，他们向我们交代少奇同志的生活、治疗和饮食等方面的情况。
　　少奇当时是鼻饲，比如鸡蛋汤、鸡肉汤、豆浆、牛奶都是从鼻子灌食。还写了一个饮食单，每天按照这个，定量是五顿。三四天、四五天剪一次指甲，天天给他洗洗脚、梳梳头。
　　少奇同志到这以后，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们过来他眼睛瞅瞅就闭上，面容很自然。
　　治疗是由刘主任按照北京的治疗方案治疗，我们在这里又给他增加了一些抗菌素。他有肺炎，有糖尿病。这些病都按照病情治疗。
　　因为机舱温度高，少奇同志来这第二天就受凉感冒了，体温比较高，来这后就输液打针。北京的两位同志在这留了一个星期，我们的同志熟悉了以后才走。走了以后，从警卫连又挑选了六个战士参加监护。

　　少奇同志去世那天，我是早晨4点钟起的床，过来一看，很多人正在抢救。当时抢救我在是在，但来得晚，因为我不是搞护理医疗的。呼吸停止5分钟还不行就终止抢救了。院长请示回来说，你们清洁遗体吧。我和曹文秀在这清洁遗体，洗洗澡，净净面。然后在这照相，又在走廊照，是院长照的。
　　后来火化我也去了。出发是在夜间，很晚了。我和六个战士抬遗体。六个战士分两边，我在前面引导。当遗体抬到前院中间的时候，老邢命令停止，原地放下，交给我一块大三角巾，说把脸蒙着。我接过三角巾，把遗体移过来，把三角巾往上一搁。当时开来一辆大六九车。我上了车，战士把担架递给我，我把担架放稳。战士上来，我从前面车楼跳下来，转过来一看，少奇同志的腿稍微露出了一点，我拉上布盖好。前面引导车坐着老邢、李卫士长、我们的院长。

　　到了火葬场，我先下来等着。院长先办手续，办完手续一摆手，我就命令战士把遗体抬下来。抬遗体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在这喷洒药水，可能是我们院长派人喷洒的。我们把遗体抬到火化炉前。这时过来一个人，也就30多岁，把火化炉打开。我托着担架前面，六个战士拉着褥子托着，慢慢搁在传送车上。火化完了我们就回来了，大概是凌晨1点多。
思考姚文元之死
周瑞金（前人民日报副总编）
　　姚文元之死，是不是再一次提醒我们，认真及时地做好全面总结“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呢？

　　姚文元患糖尿病亡于2005年12月23日。戴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帽子去见“阎罗”，他是“四人帮”中最后的一个。早于他病亡的是张春桥，两人相隔八个月零二天。

　　同张春桥病亡后三周才公布消息不同的是，姚文元是在病亡后两周便宣布了消息，恰好是“四人帮”上台为“文革”呼风唤雨、制造动乱的40周年；也是他们垮台，身陷囹圄，结束“文革”的30周年。这不能不引人一番感慨！

　　感慨之一，以法治国，社会进步，政治清明，大罪犯也可安享人道；而以人治国，阶级斗争为纲，社会倒退，政治混乱，大功臣惨遭迫害，死难瞑目。

　　结束“文革”，进入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加强了..和法制建设，贯彻以法治国方针。尽管“四人帮”在“文革”中犯下滔天罪行，但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仍以法律为准绳，事实为依据，进行公开审判，按其罪行分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和有期徒刑。

　　他们在服刑期间，都得到人道主义待遇。张春桥的死刑缓行被减刑，得病后保外就医，享年88岁而撒手人寰。而姚文元被判20年有期徒刑，1996年刑满释放，被剥夺五年政治权利后，恢复了公民权利，患病后获得较好照顾和治疗，享年74岁。张姚两人都活到古稀之年，弥留之际都有亲人在旁抚慰，病亡后又都在全国媒体发布新闻。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进步、政治清明的生动体现。

　　与此相对照的是，同样罹患糖尿病逝世的刘少奇，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他身为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对革命对人民建功至伟。然而一夜之间被打成“中国赫鲁晓夫”、全国头号走资派，惨遭人身攻击、武斗批判。

　　他曾拿着共和国宪法申辩，但在那无法无天年代，堂堂国家大法弃之如蔽屣，又焉能救得了他的性命！他身患糖尿病后，得不到及时治疗，无人照顾，四周冷冰，独自一人苟延残喘。即使如此，也不得安生，于1969年冒严寒被逼赤裸身体裹一单被转移开封关押。27天后含恨辞世，化名“刘卫黄”，背着亲属子女，谎称“烈性传染病患者”，推到火葬场半夜悄然火化。

　　有一材料记述刘少奇主席当时情况说：“刘少奇赤裸的身体难以抵御飞行途中的严寒，到了开封感染了急性肺炎，没有人关心他的病。到开封后被当作一截木头似的推进了监狱。”“在监狱地下室，他已停止了呼吸。遗体上裹床白床单，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都变形了，下颔一片淤血”……

　　36年前的刘少奇之死，与36年后的姚文元之死，一为国家主席，一为“文革”主犯，一含奇冤惨不忍睹而逝，一获自由正常患病而亡，两相强烈对照，今天善良的人们难道不深深受到“人治”之罪恶与“法治”之人道的强烈震撼吗？

　　感慨之二，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的30周年，恰好是.主席逝世30周年。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逻辑之必然。当然，毛主席的功绩还是第一位的，我们不会忘记他创建共和国的彪炳功勋。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他老人家晚年发动“文革”的沉痛教训。这也不是他的个人问题，而是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

　　正如邓小平同志说过一段深刻的话：“‘文革’这样的事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工作.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如果不坚持改革现行.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个人崇拜、惟命是从的思想作风，高度集中、个人专断的权力运作，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等等，都是酿成“文革”十年浩劫的深层体制因素。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提出的“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问题时，立即毫不犹豫地明确回答：“这要从.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着手。”

　　2006年，是结束“文革”30周年。对“文革”进行全民族的整体反思，总结经验，以实践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从.方面解决问题”的重要精神，是其时矣！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鉴于不少中央委员对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总结不甚满意，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文革”刚结束不久，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总结，条件还不够。也许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再来总结，可能比较符合实际。

　　现在，“文革”结束已经30周年了，我们已有条件从党和国家.层面上来冷静地作全面的深刻的历史反思和总结了。总结目的，在于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这对于切实落实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和谐谐社会，是及时和必要的；对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建设，也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姚文元之死，是不是再一次提醒我们，认真及时地做好全面总结“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呢？两种说法比较一下:
刘少奇在开封的最后日子
师振德（原解放军155医院工作人员）
　　1969年11月17日上午10点钟的时候，教导员通知让我跑步上院长办公楼。随后几个医生护士都过来了。院长说：军里给我们一个特殊任务，我们医院选派你们去接受任务，家里的事你们不要管，你们只带牙具、换洗衣服，其他什么都不准带，纸条也不能带。我们就回家拿了东西，一辆上海凤凰轿车把我们拉到西院。这时候叫我们上楼，我坐在西边的沙发上。当时军里王景春副政委问：你们都是党员吧？我说不是，石斌也说不是。他说不是没关系，以后争取。接下去他说：同志们没想到吧，刘少奇要来开封了，派我们去执行这次特别任务，也就是说，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保证他的生活，谁走漏消息，杀谁的头，党员开除党籍，你就是见着亲人，见着什么人都不准说；让张院长领着你们，可能是开封，也可能是别的很远的地方。然后他看看表，说你们吃饭吧，吃完饭就走。我们坐上车，转了转，一看就到了北土街这里。警卫连的战士正在打扫卫生。我们一来赶紧脱了衣服也参加打扫。晚上7点的时候，一切才算就绪。院长叫厨房开饭，吃完了回房里休息。
　　大概在9点钟之前，保卫处长张金贵通知我随他到机场接人。我坐上一辆救护车，他坐上一辆上海轿车，出新开门往南一直到开封机场。到机场仅3分钟，从北方来了架飞机。飞机上面有红灯。天空比较灰暗，阴沉沉的。这时候，从机场西边来了一辆轿车，灯光很亮，是一辆苏式伏尔加轿车，淡青色的，下来河南军区政委王新。飞机停下来，从上面走下一个人，就是专案组副组长老邢。他们在一块接头后，我们的张院长通知我说：振德，上去抬人。我就上去了。其他还有几个人，都不太认识。上去了以后，一看机舱里面，少奇同志在那里躺着，护送人员在给他换被子。他盖的是酱紫色的毛巾被，这时换上粉红色的棉被。在换被子的时候，我发现少奇同志没有穿衣服，鼻子里插一个鼻饲管。换了被子，我就在后面抬，因为当时我年轻力壮，我抬后面，旁边一些人抬前边。搁在救护车上放稳以后，我们和北京来的医护人员同车出了飞机场。下车的时候，我抬在前面，走小院门进屋。放好了以后，北京的医务人员和开封医疗组的刘医生，让我负责内务。又从医院调来常文秀等三个护士。北京来的同志一个姓曹，一个姓纪，他们向我们交代少奇同志的生活、治疗和饮食等方面的情况。
　　少奇当时是鼻饲，比如鸡蛋汤、鸡肉汤、豆浆、牛奶都是从鼻子灌食。还写了一个饮食单，每天按照这个，定量是五顿。三四天、四五天剪一次指甲，天天给他洗洗脚、梳梳头。
　　少奇同志到这以后，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们过来他眼睛瞅瞅就闭上，面容很自然。
　　治疗是由刘主任按照北京的治疗方案治疗，我们在这里又给他增加了一些抗菌素。他有肺炎，有糖尿病。这些病都按照病情治疗。
　　因为机舱温度高，少奇同志来这第二天就受凉感冒了，体温比较高，来这后就输液打针。北京的两位同志在这留了一个星期，我们的同志熟悉了以后才走。走了以后，从警卫连又挑选了六个战士参加监护。

　　少奇同志去世那天，我是早晨4点钟起的床，过来一看，很多人正在抢救。当时抢救我在是在，但来得晚，因为我不是搞护理医疗的。呼吸停止5分钟还不行就终止抢救了。院长请示回来说，你们清洁遗体吧。我和曹文秀在这清洁遗体，洗洗澡，净净面。然后在这照相，又在走廊照，是院长照的。
　　后来火化我也去了。出发是在夜间，很晚了。我和六个战士抬遗体。六个战士分两边，我在前面引导。当遗体抬到前院中间的时候，老邢命令停止，原地放下，交给我一块大三角巾，说把脸蒙着。我接过三角巾，把遗体移过来，把三角巾往上一搁。当时开来一辆大六九车。我上了车，战士把担架递给我，我把担架放稳。战士上来，我从前面车楼跳下来，转过来一看，少奇同志的腿稍微露出了一点，我拉上布盖好。前面引导车坐着老邢、李卫士长、我们的院长。

　　到了火葬场，我先下来等着。院长先办手续，办完手续一摆手，我就命令战士把遗体抬下来。抬遗体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在这喷洒药水，可能是我们院长派人喷洒的。我们把遗体抬到火化炉前。这时过来一个人，也就30多岁，把火化炉打开。我托着担架前面，六个战士拉着褥子托着，慢慢搁在传送车上。火化完了我们就回来了，大概是凌晨1点多。
思考姚文元之死
周瑞金（前人民日报副总编）
　　姚文元之死，是不是再一次提醒我们，认真及时地做好全面总结“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呢？

　　姚文元患糖尿病亡于2005年12月23日。戴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帽子去见“阎罗”，他是“四人帮”中最后的一个。早于他病亡的是张春桥，两人相隔八个月零二天。

　　同张春桥病亡后三周才公布消息不同的是，姚文元是在病亡后两周便宣布了消息，恰好是“四人帮”上台为“文革”呼风唤雨、制造动乱的40周年；也是他们垮台，身陷囹圄，结束“文革”的30周年。这不能不引人一番感慨！

　　感慨之一，以法治国，社会进步，政治清明，大罪犯也可安享人道；而以人治国，阶级斗争为纲，社会倒退，政治混乱，大功臣惨遭迫害，死难瞑目。

　　结束“文革”，进入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加强了..和法制建设，贯彻以法治国方针。尽管“四人帮”在“文革”中犯下滔天罪行，但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仍以法律为准绳，事实为依据，进行公开审判，按其罪行分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和有期徒刑。

　　他们在服刑期间，都得到人道主义待遇。张春桥的死刑缓行被减刑，得病后保外就医，享年88岁而撒手人寰。而姚文元被判20年有期徒刑，1996年刑满释放，被剥夺五年政治权利后，恢复了公民权利，患病后获得较好照顾和治疗，享年74岁。张姚两人都活到古稀之年，弥留之际都有亲人在旁抚慰，病亡后又都在全国媒体发布新闻。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进步、政治清明的生动体现。

　　与此相对照的是，同样罹患糖尿病逝世的刘少奇，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他身为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对革命对人民建功至伟。然而一夜之间被打成“中国赫鲁晓夫”、全国头号走资派，惨遭人身攻击、武斗批判。

　　他曾拿着共和国宪法申辩，但在那无法无天年代，堂堂国家大法弃之如蔽屣，又焉能救得了他的性命！他身患糖尿病后，得不到及时治疗，无人照顾，四周冷冰，独自一人苟延残喘。即使如此，也不得安生，于1969年冒严寒被逼赤裸身体裹一单被转移开封关押。27天后含恨辞世，化名“刘卫黄”，背着亲属子女，谎称“烈性传染病患者”，推到火葬场半夜悄然火化。

　　有一材料记述刘少奇主席当时情况说：“刘少奇赤裸的身体难以抵御飞行途中的严寒，到了开封感染了急性肺炎，没有人关心他的病。到开封后被当作一截木头似的推进了监狱。”“在监狱地下室，他已停止了呼吸。遗体上裹床白床单，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都变形了，下颔一片淤血”……

　　36年前的刘少奇之死，与36年后的姚文元之死，一为国家主席，一为“文革”主犯，一含奇冤惨不忍睹而逝，一获自由正常患病而亡，两相强烈对照，今天善良的人们难道不深深受到“人治”之罪恶与“法治”之人道的强烈震撼吗？

　　感慨之二，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的30周年，恰好是.主席逝世30周年。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逻辑之必然。当然，毛主席的功绩还是第一位的，我们不会忘记他创建共和国的彪炳功勋。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他老人家晚年发动“文革”的沉痛教训。这也不是他的个人问题，而是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

　　正如邓小平同志说过一段深刻的话：“‘文革’这样的事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工作.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如果不坚持改革现行.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个人崇拜、惟命是从的思想作风，高度集中、个人专断的权力运作，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等等，都是酿成“文革”十年浩劫的深层体制因素。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提出的“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问题时，立即毫不犹豫地明确回答：“这要从.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着手。”

　　2006年，是结束“文革”30周年。对“文革”进行全民族的整体反思，总结经验，以实践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从.方面解决问题”的重要精神，是其时矣！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鉴于不少中央委员对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总结不甚满意，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文革”刚结束不久，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总结，条件还不够。也许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再来总结，可能比较符合实际。

　　现在，“文革”结束已经30周年了，我们已有条件从党和国家.层面上来冷静地作全面的深刻的历史反思和总结了。总结目的，在于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这对于切实落实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和谐谐社会，是及时和必要的；对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建设，也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姚文元之死，是不是再一次提醒我们，认真及时地做好全面总结“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呢？